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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李艷麗（2011）在研究人民幣與主要競爭對手匯率變化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影響，得出人民幣匯率對中國出口并無顯著影響。綜上所述，關于匯率變動對出口貿易影響的研究成果已十分豐碩，但目前鮮有文獻深入研究匯率變動對中國木質家具出口的影響，僅有少部分文獻研究人民幣升值對林產品貿易的影響（劉穎，2013；奉欽亮、覃凡丁，2012）。此外，現有關于匯率變動的研究，忽視了貿易伙伴國匯率變化對進口中國商品的作用。因此，本文以中國木質家具的出口為研究對象，建立一個簡單的分析模型，解析各國匯率變動對中國木質家具產品出口貿易的影響。
2中國木質家具出口及匯率變動分析
2002~2012年開始，中國木質家具出口額逐步升高，年均增長率高達21.1%，除2008年、2009年以外，各個年份增長水平相當。如圖1所示，2007~2009年，中國木質家具出口額雖然保持增長趨勢，但增長率有所下降。由于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我國出口貿易行業受到嚴重影響，木質家具的出口也不例外。據統計2008年木質家具增長率僅為近十年來年均增長率的1/7。隨著各國經濟刺激政策的實行，中國木質家具出口出現回暖，增長率從3.1%增長到34.2%。從圖1看，2002~2005年，美元兌人民幣大體保持在8.2元左右，但自2005年中央銀行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有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以來，人民幣一直呈上升趨勢。從2002年1美元兌換8.27人民幣到2012年1美元兌換6.31人民幣，人民幣升值明顯。從以上分析，政策變動、經濟波動對國際貿易活動都將產生極大影響，而人民幣匯率與國際貿易有著密切的聯系，在具體的條件下不同程度的影響中國木質家具的貿易流量。從匯率變動與中國木質家具貿易狀況分析看，2007~2008年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最大，變動0.7個單位。與此同時，木質家具從21.6%增長率下降到3.1%。而后2008~2010年，美元兌人民幣在6.7~6.9之間波動，幅度較小。隨著匯率的平穩，中國木制家具出口額年增長率逐步提高，2010年增長率達到最高值34.2%。2010~2012年，人民幣繼續升值，到2012年，1美元兌人民幣降到6.31元，相應的木質家具出口增長率也從34.2%降到7.1%。綜上所述，2002~2012年美元兌人民幣呈現“下降—平穩—下降”的趨勢，中國木質家具出口額年增長率呈現“下降—上升—下降”趨勢，可見，匯率波動與木質家具的出口貿易兩者之間具有密切聯系。
3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木質家具出口貿易影響實證分析
3.1模型選擇及指標選取
關于匯率波動對出口貿易影響的研究，本文根據殷德生、張家勝等學者已有的研究經驗，得出一國貿易水平與國家的生活水平與匯率變動情況有。由于人口規模與進口需求具有一定關系，人口越多，反映進口的消費需求越大。因此，本文將人口規模納入模型運算中。具體貿易國從中國進口木質家具的進口需求函數設置為：X=f(y,ner,p)（1）式（1）中，X表示一國的進口額，表示貿易伙伴國的人均GDP，p表示貿易伙伴國的人口數，ner則表示本國貨幣與其貿易對象的雙邊匯率，具體解釋變量的含義與說明如表1所示。上述式（1）是一個很簡單的模型，其實影響進出口貿易的因素很多，如本國的國民收入水平，進口國與出口國的距離等。但本文為了能夠準確地反映人民幣匯率與木質家具出口貿易的關系，以匯率為解釋變量，以人均GDP、人口數為控制變量，著重分析匯率變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為了消除數據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和降低數據的自相關性，對各自變量作對數處理，具體回歸方程：lnXi=β0+β1ln(nerji）+β2ln(GDPi/popi)+β3lnpopi（2）
3.2數據來源及說明
本文基于2002~2012年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印度尼西亞、巴拿馬、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沙特阿拉伯、泰國、英國、美國、歐盟（26個成員國）（雖然英國是歐盟的成員國，但沒有加入歐元區，因此本文將英國從歐盟成員國單獨列出來）等12個國家和歐盟從中國進口木質家具貿易流量數據進行面板分析。樣本容量共143個，時間選擇上主要考慮2點，一是考慮聯合國數據庫及12個國家歐盟數據的可獲得性，二是考慮到中國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在2002~2012年期間，也體現了2個重要的時間結點，一是2005年匯改，二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所以選擇以上幾個國家，主要源于上述國家是中國木質家具出口的主要貿易伙伴國，自2002開始，從中國進口的木質家具的比重持續上升，從49.29億美元上升到142.59億美元。2002~2012年樣本國家從中國進口的木制家具總產值的數據來自聯合國COMTRADE數據庫和EUROPEANUNION數據庫，人均GDP和人口POP則來源于世界銀行（）網站。木質家具按照其功能分為：木質辦公家具（HS940330），木質廚房家具（HS940340），木質臥室家具（HS940350），木質起居室/餐廳和商店家具（HS940360），帶軟墊的木質框架坐具（HS940161），其它木質框架坐具（HS940169）等6種產品。各國的木質家具進口額由這6種木質家具產品的進口額加總而成。
3.3實證研究
3.3.1平穩性檢驗為了保證數據的平穩性，更加準確地考察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木制家具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本文在建立回歸模型之前，必須對變量lnXi、ln(GDPi/popi)、ln(nerji)進行單位根檢驗，以防出現偽回歸，造成參數估計方法不當。因此，本文利用Eviews軟件進行LLC檢驗，具體檢驗結果見表2。檢驗結果顯示，在給定的5%的顯著水平，lnXi、ln(GDPi/popi)、ln(nerji)數列均拒絕原假設（H0：變量數列含有單位根），則認為各變量數列是一個平穩數列。根據單位根檢驗結果，發現變量之間是同階單整，可以進一步檢驗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本文采用Jahansen協整檢驗，具體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根據協整檢驗結果表明，第1行73.81>27.58，即在95%置信水平上拒絕原假設（拒絕了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假設），亦3個變量存在協整方程，同時也說明了3個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因此，本文可以在此基礎上對模型進行回歸。3.3.2模型回歸結果將2002~2012年從中國進口木質家具的主要貿易伙伴國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模型1僅加入1個控制變量人均GDP，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人口規模變量，根據R2和極大似然值，發現模型2的回歸結果更優良。在表4的模型1中，僅人民幣匯率和人均GDP作為解釋變量，由結果所得，人民幣匯率的顯著性為0.0621，相對顯著；從作用方向看，匯率與木質家具的進口額呈正比關系，即人民幣升值，則各國從中國進口家具的總額越大。在模型2中，加入進口國人口規模變量作為解釋變量，發現匯率變動的顯著性更高，但作用方向與模型1相反，表明人民幣升值，降低各國木質家具的進口額。在模型1和模型2中，匯率是影響木質家具進出口的一個顯著因素。根據模型2的回歸結果，如果人民幣升值則會導致貿易伙伴國從從我國進口木質家具產品的價格相對提高，降低國外市場對我國木質家具產品的需求，從而影響我國木質家具的國際競爭力。根據圖2可以看出，2002~2006年中國主要貿易伙伴國的木質家具進口額逐年增長，年均增長率達到29.2%，與此相應的1美元兌人民幣基本保持在8.27元。匯改以來至2009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21.2%，相應的各國進口中國木質家具總額的呈下降趨勢，從2007年的146.82億美元到2009年下降到114.42億美元，與上述模型回歸結果一致，即本幣升值，降低了他國進口中國木質家具的需求。2009年以來，中國為應對金融危機，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穩定，相應地他國進口中國木質家具的總額也逐步增長，恢復原先的增長水平。2005年中國人民幣匯率改革，人民幣升值。在短期階段對中國木質家具貿易具有顯著的影響，降低他國對中國木質家具的需求，這主要源于人民幣升值，提高其在國際貿易中的相對價格，削弱中國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但從2009年以后，人民幣升值后匯率穩定在一個合理期間，反而促進貿易的增長，可能源于匯率的變動并不改變出口商品的價值，短期市場波動主要通過匯率變動引起的市場價格競爭，在經過較長期的變化趨穩，會逐步降低匯率變化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4結論與對策建議
[論文摘要]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區域集團化的不斷加深，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和貿易交往也日益增加。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不能適應新時代的要求。需要一種更隱蔽，更高級的形式來代替，綠色壁壘就產生了。本文在分析綠色壁壘的含義、表現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出口貿易的現狀和綠色壁壘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揭示了綠色壁壘的貿易保護主義實質。
所謂綠色貿易壁壘，實質上是指進口國政府以保護生態環境為綱，以限制進口保護貿易為目的，通過頒布復雜多樣的環保法規、條例、建立嚴格的環境技術標準和產品包裝要求，建立繁瑣的檢驗認證和審批稅、實行環境構想制度，以及保證環境進口稅方式對進口產品設置的貿易障礙。綠色貿易壁壘通常分為兩類：一類是政府引導型的綠色壁壘，另一類是非政府引導型的綠色壁壘。綠色貿易壁壘的內容主要包括環境進口附加稅、綠色技術標準、綠色環境標準、綠色市場準入制度、消費者的綠色消費意識等方面的內容。將環保措施納入國際貿易的規則和目標，是環境保護發展的大趨勢。由于西方國家的公眾和政治家對環境的關注，環境保護逐漸成為服務于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一種武器，而且成為在國際貿易談判中討價還價的籌碼。
一、綠色貿易壁壘的表現形式
環境保護與貿易保護的契合決定著綠色壁壘的應用較為廣泛，涉及到的不僅包括制成品，還包括中間產品；不僅包括產品的質量，也包括產品的加工生產方法以及產品的設計和消費處理過程。綠色壁壘應用的廣泛性，使其表現形式多種多樣。
1.綠色關稅制度
發達國家對一些污染環境和影響生態，可能對環境造成威脅及破壞的產品征收進口附加稅，或者限制和禁止商品進口，甚至對其實行貿易制裁。但是，在標準的實行上常常內外有別，明顯帶有歧視性，可以說是以綠色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
2.綠色技術標準制度
通過立法手段，制定嚴格的強制性技術標準，限制國外商品進口。發達國家憑借自己的經濟技術優勢和壟斷地位，不考慮或很少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對進口產品不分國別一律采取非常嚴格的技術標準，事實上導致發展中國家產品被排斥在發達國家市場之外。
3.綠色環境標志制度
綠色環境標志又稱綠色標簽或環境標簽，是環保產品的證明性商標。發展中國家產品為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必須提出申請，經批準取得綠色環境標志。目前已有40多個國家和地區推行綠色環境標志制度，并趨向于協調一致，相互承認，對發展中國家產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形成了巨大障礙。
4.綠色包裝制度
發達國家制定的較高且比較完善的包裝材料標準，包括廢棄物的回收、復用和再生等制度，是為了防止包裝材料及其形成的包裝廢棄物給環境造成危害，結構不合理的包裝容器可能損害使用者的健康而采取的環境保護措施。但某些過于嚴格的綠色包裝措施，則可能事實上妨礙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引發貿易爭端。
5.綠色補貼制度
發達國家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內部采用比較寬松的環境標準，這些國家的產品就不必支付高昂的環境成本，與本國產品競爭時就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其實質是政府在對企業及其產品提供消極的環境補貼，所以進口國基于環境保護和本國的利益而有權征收反補貼稅。
6.綠色衛生檢疫制度
綠色衛生檢疫制度是指國家有關部門為了確保人類及動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劑等的影響，對產品實施全面的嚴格檢查，防止超標產品進入國內市場。綠色衛生檢疫制度影響最大的產品是藥品和食品，為保障食品安全，許多國家采取了嚴格的檢疫制度，有些國家通過立法建立了近似苛刻的檢疫標準和措施，形成了實質上的貿易保護。
二、綠色貿易壁壘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由于世界經濟的不平衡，發達國家對環保的標準和認識往往超過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運用綠色保護來實施其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限制和歧視行為，使發展中國家的產品被排斥在世界市場之外。我國處在發展階段，綠色保護對我國產品出口已經產生很大的影響。主要有：(1)縮小出口產品市場范圍；(2)增加出口產品成本；(3)引發出口貿易摩擦；(4)高污染產業的轉移。
三、應對發達國家綠色貿易壁壘的對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西方國家以環境保護為幌子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因其發展較早在環境方面的標準和措施遠遠超越了發展中國家。所謂的綠色壁壘對我國形成了歧視性，并嚴重限制了我國的出口貿易。1.正確認識綠色貿易壁壘
要對綠色貿易壁壘有一個客觀認識。綠色貿易壁壘存在著有利于市場發展和國際貿易一面，也有阻礙國際貿易發展一面。以保護環境為目的而采取的綠色壁壘措施，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嚴重危害生態環境產品的國際貿易與投資。另一方面也為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創造了新的發展空間，使這些產業成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新的增長點，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
2.加大對綠色產業資金投入
要使我國的環境問題得到有效控制，同時增強我國綠色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使綠色產品和技術走出國門，離不開財政金融部門的扶植。財政部門應給予綠色產業以優惠的鼓勵政策，加大對綠色產業的資金投放。金融部門應在信貸資金上給予大力支持。
3.實施出口貿易可持續發展戰略
可持續發展戰略已經成為我國國家的基本戰略，出口貿易也就必須服從于這個基本戰略，這就要求出口不僅要追求增長的數量，還要追求增長的質量，及其與生態環境保護、勞動條件和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
4.發展環保產業，推行綠色管理
以環保產業作為提升出口產業結構的重點。政府應制定財政、信貸、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支持和鼓勵環保產業的發展，把環保產業培育作為提升出口產業結構的重點和帶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新的經濟增長點；應設立綠色銀行和綠色產業基金，為環保產品的開發與出口提供專項貸款和信貸擔保基金。
對我國的出口企業而言，應積極推行綠色管理。綠色管理是指將環境保護的思想觀念融入企業的經營管理之中。這一思想可概括為“5R”原則，即研究(Research)，將環保納入企業的決策要素中，重視研究企業的環境對策；消減(Reduce)，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減少或消除有害廢棄物的排放；再開發(Reuse)，變傳統產品為環保產品，積極采取環保標志；循環(Recycle)，對廢舊產品進行回收處理，循環利用；保護(Rescue)，積極參與社區內的環境整潔活動，對員工和公眾進行環保宣傳，樹立環保企業形象。
參考文獻：
[1]海聞.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N].經濟研究，2004，(7).
[2]郭芳.環境成本內在化的必要性[J].晉陽學刊，2002，(6).
[3]王繼祖.近年西方新貿易理論淺探[J].南開經濟研究，2003，(5).
[4]李湘等.國際貿易教程[M].上海：上海技術文獻出版社，1999.
[5]黃立新.綠色壁壘及我國的應對策略[J].外向經濟，2000，(1).
[6]胡蓉.試論GATT/WTO貿易與環境保護條款[J].當代法學，2002，(5).
金融危機中,由于一些國家金融機構倒閉或被收購、接管,信用惡化和萎縮,貿易中的履約風險和結算風險增大,使國際貿易萎縮,加劇國際市場激烈競爭,全球范圍內各國貿易政策開始趨于保守,貿易保護主義威脅增大。在趨緊的貿易大環境中,我國出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以致于國內現在關于人民幣應該保持升值趨勢還是通過貶值來刺激出口的爭論再起。
2人民幣升值對國際收支變動的影響
2.1人民幣升值對經常項目帳戶收支變動的影響
至于貿易互補度方面,新疆國際商貿大通道的貿易定位,就是緣于我國與中亞國家間極強的貿易互補性存在,這是新疆邊貿發展的基礎。人民幣升值會否使貿易互補度下降從而降低貿易流量呢?應該不會,理由是:第一,中亞國家由于歷史原因,產業結構失衡造成國內對新疆出口的日用消費品和機電產品需求強烈。雖然新疆也面臨著其他國家如土耳其、韓國、日本、美國、俄羅斯以及一些西亞國家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但新疆出口商品物美價廉的競爭優勢短期內還不可動搖;第二,我國經濟快速發展,而國內能源供應增長較慢,使能源進口依存度不斷提高,2007年開始已經上升到50%以上。中亞作為世界上能源儲量排名第三位的地區,能夠通過陸路通道向我國供應油氣資源,對實現我國能源進口市場多元化和運輸方式多樣化,減少我國面臨的能源安全威脅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顯然,即使人民幣繼續升值,也不會因為其帶來貿易互補度降低,從而縮減貿易流量。總體來看,人民幣升值對擴大貿易規模是有利的,對新疆經常項目帳戶會產生收入增加效應。至于支出方面,升值使人民幣購買力增加,帶來的通常是進口成本下降,進口貿易流量顯著擴大。
2.2人民幣升值對資本和金融項目帳戶收支變動的影響
(1)人民幣升值對短期投機資本流動的影響。
如果人民幣長期升值趨勢確定,就會產生不斷繼續升值的心理預期,從而使人民幣升值投機將加重,短期資本流入增加。而且,短期資本還可能通過外貿套匯、假合資項目等渠道入境。入境的國際熱錢將選擇諸如房地產等受益于升值而產生明顯增值的市場進行投資,因為人民幣升值預期會增加國外機構的投資信心,也可能使他們獲得投資收益和升值收益的雙重利潤。
(2)人民幣升值對直接投資流動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看似會增加直接投資成本,降低直接投資熱情,其實未必。因為:第一,如果直接投資目的是為了發展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則存在人民幣升值使其出口制成品美元價格提高,削弱了價格國際競爭力,如不提高美元價格,則出口利潤減少的情況。但人民幣升值同樣會帶來進口原材料的美元價格下降的現象,兩者相抵后的結果是匯率升值對出口利潤影響沒有想象那么大。2008年我國沿海地區出現的大面積的加工貿易型企業倒閉和轉移風潮,關鍵因素并非人民幣升值,而是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業在我國到了轉型升級的轉折點;第二,如果是大型跨國公司的戰略投資,其并不在乎人民幣升值所增加的一點投資成本,而是看中了我國擁有巨大消費潛力的國內市場。而且其投資基本是長期投資,升值后其在我國存量資產反而能夠得到增值收益。
3人民幣升值對新疆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3.1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
不能否認,人民幣升值會使新疆出口商品美元價格提高,降低其在國際市場價格競爭力。但這從另外一個方面看,也為原先一味依靠廉價優勢,在國際市場打價格戰的出口企業敲響了警鐘,使其在關注比較優勢的同時,還必須提高對競爭優勢的關注程度,在國際市場的競爭手段也將逐漸從單一的價格競爭手段向各種非價格競爭手段轉變。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升值將有助于新疆外貿增長方式從粗放型轉向質量和效益型,促使新疆企業降低消耗和成本,加快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提高非價格競爭的能力,提高出口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3.2改善貿易條件,避免“貧困化增長”
“貧困化增長”往往是由貿易條件惡化導致的。其出現須具備的前提條件之一,就是出口商品是在國際市場占有較高市場份額,而且需求價格彈性較低。從新疆2008年出口商品結構來看,主要屬于消費剛性較強的服裝、鞋帽、箱包、紡織品、農產品等日用消費品,其也是我國傳統大宗出口商品,在中亞市場占據較高市場份額。顯然,新疆一定程度上具備出現“貧困化增長”的可能性。解決辦法只有提升出口價格水平,降低進口價格水平,改善貿易條件,而人民幣升值正好帶來了這種價格效應。
3.3降低資源進口成本,增加進口規模
新疆進出口貿易嚴重不平衡,比如2007年新疆出口額115億美元,而進口只有22億美元,貿易順差程度遠高于全國水平。這本身就意味著新疆外貿發展并不合理和健康。出口只是換匯手段和過程,進口才應該是最終目的。因為只有進口,才能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設備乃至經驗、文化等等,以及國內短缺的商品和物資。后者可以保障國內各部門發展的平衡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健康,前者可以幫助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的升級等,最終使經濟實現高效率、高質量的發展。人民幣升值使進口成本下降,一方面使中亞能源和資源等主要進口品在不考慮國際市場價格變化的前提下變的比以前廉價,從而為新疆大量增加能源、資源進口帶來良好機遇。目前進口規模有限,主要是因為能源、資源運輸通道的制約。隨著中哈輸油管道一期的竣工輸油,二期的開工建設,隨著中國—中亞輸氣管道在2010年的全面竣工使用等,新疆能源進口將面臨快速增長態勢。人民幣升值顯然可使進口節約更多成本;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使中亞國家資產價格變的更便宜,在我國積極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的背景下,新疆企業完全可以抓住升值的機遇,積極購買中亞國家的能源、礦產資源資產,為將來擴大能源、資源進口奠定堅實基礎。
4結論
(1)人民幣繼續升值對新疆國際收支的影響表現在:經常項目項下會帶來貿易規模的增加進而使國際收支額上升;在資本和金融帳戶下會產生短期投機資本的增加,但直接投資不會受明顯影響,所以該帳戶國際收支額也會相應上升。(2)人民幣升值對新疆出口貿易的影響,短期來看是不利的,長期來看,通過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和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貿易條件改善等等,有利于新疆外貿實現可持續發展。(3)對新疆進口貿易來說,升值意味著巨大的機遇,在新疆能源、資源運輸瓶頸解決后,如果升值,必將帶來新疆進口空前增長的井噴局面。
參考文獻
[1]易綱,張磊.國際金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33.
[2]曲鳳杰.人民幣匯率改革對資本流動的影響[J].國際金融研究,2005,(9).
[3]黃錦明.人民幣匯改和升值對我國外貿的影響[J].經濟與管理研究,2005,(9).
[4]石士鈞.人民幣匯率變動的貿易效應[J].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9).
一、出口退稅率調整對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影響如何看待這次調整所帶來的影響，應當說，既有利也有弊。我國出口企業作為外向型經濟發展的主體，它所受到的影響最能反映出，國家與出口企業之間利弊取舍的關系。因為，出口退稅率調整對不同行業、不同企業、不同貿易的影響程度也不同，所以，只有客觀地、綜合地去分析各個方面的因素，才能正確的做出評價。
（一）出口退稅率調整的正面影響。
一是防止國內資源流失，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良性發展。
此次出口退稅率的調整，一方面有利于引導企業減少“兩高一資”、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商品的出口，加大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商品的出口，擺正出口企業調整投資方向，避免盲目投資和產能過剩。另一方面，通過取消或降低出口商品退稅率，可以改觀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不良勢頭。據海關統計，此次調整的2831項出口商品約占海關稅則中全部商品總數的37%，是去年9月出口退稅率調整商品的2.04倍。以此看出，國家專心治理重拳出擊的態度十分明朗，它必將帶動產業結構和出口商品結構的協調發展，對改變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意義重大。
二是縮減貿易順差間隙，緩解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摩擦。
截止今年6月底，我國外匯儲備額已達到了1.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多，固然意味著國力的增強，但是當超過一定的適度區間，就不可避免降低資源使用效率，甚至給經濟發展帶來阻力。據海關統計，僅2007年1－5月份進出口總額就達到了8013億美元，同比增長23.7%.其中：出口總額4435億美元，同比增長27.8%，進口總額3578億美元，同比增長19.1%，出口增幅高于進口增幅8.7個百分點，累計順差857億美元，同比增長83.1%.可以看出，我國進出口數額反差過大，比例失調。因此，此次調整出口退稅率，是抑制外貿出口過快增長，緩解外貿順差過大，保持對外貿易穩定，減小國際貿易爭端與摩擦的最有效手段。
三是優化產業結構，改變外貿出口的增長方式。目前，我國出口商品還是以附加值較低、密集型為主。雖然，經過多次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也未“封殺”住居高不下，出口縮減的局勢。此次調整，把主線放在了主導型商品出口上，通過大幅下調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如：玻璃制品由13%下調到5%），促使企業優化產業結構調整，致力于提升產品科技含量，增加附加值，由簡單的數量競爭轉向質量競爭，實現優勝劣汰，擺脫我國部分出口商品低價競爭的局面，提高出口的整體效益。
四是國家稅收增長，減輕中央與地方財政負擔。從1994年最初的稅制改革開始，國家根據國際貿易變化的形勢曾多次調整出口退稅率，解決出口退稅指標不足，減緩財政壓力，促進稅收增長。今年的調整與以往不同的是，取消和下調退稅率的主導型商品具多，那么，相對的退稅會逐額減少，這樣一來，在一定程度上也減輕了中央與地方退稅超基數部分92.5：7.5比例分擔退稅的壓力。
（二）出口退稅率調整的負面影響。
一是出口退稅調整對經營利潤的影響。此次調整，除船舶及對外承包工程的出口企業在7月20日以前已備案的，仍按原退稅率執行以外，所有調整退稅率的出口商品不在執行三個月的“過渡期”退稅。出口企業不在擁有退稅率由高到低，有退到零調整變化三個月按原退稅率執行的準備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較以往要大。因為，許多出口企業為進軍國際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往往以成本價格或低于成本價格的商品去參與市場競爭，在毫無贏利的情況下，只靠出口商品的退稅來換取利潤的做法比較普遍。退稅率調整后，他們的優勢競爭將失去保障，再用低于成本的商品去創造市場贏利，以無法實現。但短期內他們想通過調整產業結構，改換貿易經營策略去應對出口退稅率的調整，為自己帶來一絲生機，一時間也很難奏效。
二是出口退稅率調整對企業稅負的影響。出口退稅率降低后，企業的征退稅率之差將會增大，而出口收入乘以征退稅率之差作為進項稅轉出，減少進項稅額，應納稅額將會增加，從不同程度上，征退稅率之差的增大導致增
值稅稅負相應增加。如果，對全部貨物出口或出口比重大的企業來講，當征退稅率之差變大時，進項稅額轉出就越多，在全部進項稅小于進項稅額轉出時，還會導致與出口退稅政策不相符的“倒交稅”現象，這與“出口貨物實行零稅率”政策相悖。
三是出口退稅率調整對不同企業的影響。出口退稅率下調對出口企業的負面影響不言而喻。但對不同類型出口企業而言，其影響程度存在著不同的差異。據企業反映，出口退稅率每降低1個百分點，出口成本就增加1%，也就意味著企業的利潤減少1%.1、國內上市公司業績受到影響。上半年股市漲漲停停的泡沫現象，牽動著全國上億人的心。6月19日以來，股市大盤幾度調整，滬指大幅下跌，個股股價也普遍出現下挫。特別是出口營業收入比重較大的上市公司，與出口退稅率調整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講，是造成了股市近期大幅波動的原因之一。2、出口主導型企業經營處于徘徊期。如：玻璃纖維出口退稅率由現在的13%降低到5%.出口退稅率下調8%，致使成本增加了8個百分點，等于減少利潤8個百分點。這些商品都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包括服裝、鞋帽及箱包、工藝品等輕紡在內的一系列商品，都下調了退稅率。出口企業面臨著是內銷還是外銷的重新選擇，處于“不確定”的徘徊期。3、外貿流通企業比生產企業受到的沖擊大。由于外貿流通企業的利潤率遠遠低于生產企業，以紡織業為例，生產企業平均凈利潤率幾乎是外貿企業的3-5倍，因此，外貿流通企業對退稅率下降的反應要敏感得多。
四是出口退稅率調整對各類行業的影響。此次，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稅率，對外銷比例大的行業影響極深，再加上由于沒有過渡期調整產品結構的準備時限，企業將處于兩難的境地。首先是部分涉及資源和能源高消耗的化工加工品，出口退稅取消涉及了385個品種，出口退稅下調到5％的有239個品種。出口退稅率如此大幅度的下調，無疑會對化工行業的經營業績帶來不利影響。其次是造紙、家具等行業，沖擊量也不可小估。再次是服裝、鞋帽、箱包、工藝品等輕紡行業，雖然，下調幅度不大但從出口利薄的角度看，也是困難重重。因此，短期內行業結構應適當、盡快調整，扭轉不利局面。
二、出口退稅率調整企業應對籌劃的建議雖然，短期內出口退稅率調整，對出口企業的影響是不利的，但立足長遠分析，它對改變企業經濟增長方式，改善國內環境設施，提升產業結構意義重大。出口企業應把不利影響降到最低，拋棄原有經營模式，尋求新的利潤點，盡快找出適應自我發展的途徑。
一是退稅率調整前后的測算分析。相對取消或降低出口退稅率的企業，在充分考慮政策調整和外貿出口增減等因素的基礎上，應自下而上地綜合分析出口退稅的增減實際，測算利潤的贏余空間，掌握謀求發展的第一手資料。只有這樣才是正確選擇經營方式、調整產業結構、應對退稅率變化的可行之道。
二是加強內購外銷的管理，逐步轉移退稅負擔成本。退稅率下調后，出口企業的征退稅率之差將會拉大，導致生產成本明顯增加，出口商品的價格戰更加激烈，國際競爭的優勢會逐步減弱。對此，出口企業需要調整其出口產品報價，也需要與國內購貨商、進口外商進行溝通，為減少出口退稅率降低造成的損失，可以考慮將以往從國外采購的原材料，改為在國內采購的辦法，控制原材料的成本；在與國內外原材料供應商交易時，盡量壓低采購價格，降低原材料采購成本，在自身適度負擔的前提下，有計劃實現轉嫁前移。
三是調整產業結構，提高商品技術含量。出口退稅率下調對出口企業來說是一次挑戰，要轉變原有思路，縮減低附加值、高耗能商品的生產，轉而開始研發和生產高附加值商品。例如，下調退稅率的服裝行業，在功能設計、外觀造型、包裝等方面有所創新，同時要以發展品牌為目標，培育自己的品牌，提高產品的品質和聲譽，從而增加產品的附加值。這些都是盡可能減少退稅率下調給企業帶來影響的上上之策。
四是改變貿易方式，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出口退稅率下調將直接影響出口企業利潤，但不同企業所受影響大小程度不一樣：出口收入占主營收入比重越大，且毛利率越低的企業，所受影響就越大。那么，通過延伸貿易鏈條，采取多種貿易方式同在的諸多措施又不失為一項良好的應對策略。其一以香港市場為依托，逐步向中東、東南亞、歐美市場延伸，克服出口地區過分集中和過分依賴中間商的被動局面；其二開展直接貿易，立足本企業商品，直接同外商簽訂合同、報關出口；其三開展委托加工貿易，根據客戶需求，將公司初加工產品向深加工成品出口，增加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和市場競爭力；其四開展來料加工貿易，壓縮資金的周轉，靠出口商品的數量與免稅來贏得利潤。例如，紡織行業可以衡量國內、外棉花的價格，在國內價格高于國外價格的情況下，以來料加工方式運作，以求降低出口成本。
五是加強企業內
1.1文獻回顧
國內學者范祚軍等［3］運用1994—2010年人民幣雙邊匯率、人均國民收入等年度數據，分別研究了人民幣匯率變動與中國對東盟10國貿易收支之間的關系，發現短期人民幣匯率貶值可以改善我國對其中7國的貿易收支。張慧等［4］的研究認為，人民幣匯率貶值有助于改善我國貿易收支。韓斌等［5］以1994—2011年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國的雙邊貿易季度數據為基礎，探究了人民幣匯率變動與我國對貿易伙伴國貿易收支的關系，指出人民幣匯率貶值使我國貿易收支得到改善。而以下學者的研究卻表明，匯率貶值不能改善貿易收支。Taufiq等［6］根據1974—1998年美國分別對日本、加拿大的貿易數據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匯率的波動對貿易收支會產生負面影響。張曉月等［7］認為人民幣匯率貶值總的凈效應為我國貿易順差的減少。何建奎等［8］研究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我國貿易收支的關系，發現貿易收支的匯率彈性為負。第二種觀點認為: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沒有顯著影響。Wilson［9］的分析表明，新加坡、馬來西亞貨幣的實際匯率變動與它們貿易收支之間的顯著影響關系不存在。SilvanaT［10］基于名義匯率的角度，探討了其與貿易收支的關系，發現名義匯率變動不引起貿易收支變化。Wilson［11］采用1970—2004年的年度數據，研究了韓國、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多邊貿易，得到實際匯率的變動不會顯著影響韓美和韓日之間的貿易收支的結論。曹永福［12］對我國進出口需求價格彈性進行了測算，算得兩者絕對值之和為0.3079(0.611)，小于馬歇爾—勒納條件臨界值，說明人民幣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很小。劉林［13］通過構建非線性MS-VAR模型，選擇1994—2010年的季度數據，實證研究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貶值與升值分別對一般貿易收支和加工貿易收支的影響，指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變動不會影響總的貿易收支。左曉慧等［14］以2005年1月至2012年8月的月度數據為研究樣本，實證分析了人民幣實際匯率與我國進出口額的關系，結果表明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對進出口額的影響不顯著，人民幣升值不能使我國貿易順差得到根本改變。馮宗憲等［15］構建了中美兩國TV-FAVAR模型，對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對中美貿易差額的影響進行了探析，認為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不是中美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
1.2文獻評述
既有研究對匯率變動與貿易收支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積極探索，但不難發現，國內外學者在研究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時由于研究方法、研究樣本、數據選取等的不同，尚未得出關于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影響的統一結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試圖通過理論推導出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收支影響的模型。鑒于人民幣名義匯率不能準確反映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故而運用人民幣實際匯率數據，實證分析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
2匯率變動對進出口貿易收支影響的機制分析
匯率變動主要通過價格競爭機制對貿易收支產生影響。由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可知，用不同貨幣計價的某種商品，折算成同一種貨幣后價格應相等，即:P=eP*。其中，P為一國某種商品的國內價格，P*為該國這種商品的國外價格，e是用直接標價法表示的匯率。在滿足不同地區該商品價格相同且同質的前提下，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影響的作用機制可表現為匯率變動首先引起進出口商品價格變動，進出口商品價格變化后使進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發生變化，而進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發生變化后又會使進出口商品的供給彈性和需求彈性發生變化，最終使貿易收支發生變化［16］。
3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收支影響的實證分析
3.1模型推導
首先根據不完全替論，建立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出口貿易影響的模型。該理論假定:作為研究對象的國家進出口的商品與國內生產的商品不具有完全替代性。不完全替論對于我國來說是適用的［17］。本文參照國內學者厲以寧等采用C-D函數的形式研究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即Xt=A(et)α(GNP*t)β。其中:t為時間，Xt表示我國歷年出口額，et表示歷年人民幣名義匯率，α是出口的匯率彈性，β是出口的收入彈性，GNP*t表示我國貿易伙伴國的國民收入水平。兩邊取自然對數后設定模型為lnXt=λ+αln(et)+βln(GNP*t)+μ(1)同理，研究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口貿易影響時也采用C-D函數形式，即Mt=A0(et)α0(GNPt)β0。其中，t為時間，Mt為我國歷年進口額，et為歷年人民幣名義匯率，α0為進口的匯率彈性，β0為進口的收入彈性，GNPt表示我國國民收入水平。兩邊取自然對數后設定模型為lnMt=λ0+α0ln(et)+β0ln(GNPt)+μ0。(2)式(1)－式(2)，并化簡得到貿易收支模型lnXt－lnMt=c+γln(et)+βln(GNP*t)+δln(GNPt)+μt，令lnTBt=lnXt－lnMt，分別用人民幣實際匯率RERt替代et、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1t替代GNPt、外國國內生產總值GDP2t替代GNP*t，上式變為lnTBt=c+γlnRERt+δlnGDP1t+βlnGDP2t+μt。(3)其中:μt為隨機擾動項，即為本文的貿易收支模型。
3.2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貿易收支(TB)。與大多數關于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影響的文獻不同，本文選取出口額與進口額比值(X/M)指標來衡量我國的貿易收支水平。實際匯率水平(RER)。考慮到人民幣名義匯率不能準確反映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故本文采用人民幣實際匯率。當人民幣匯率貶值時，即RER上升，我國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下降，國外對我國商品的需求增加，使該商品出口量上升;而以本幣表示的外國商品價格上升，從而抑制對國外商品的進口，貿易收支增加。因此，預期γ的符合為正。我國國民收入水平(GDP1)。有很多指標可以反映我國國民收入水平，例如國民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等。本文選取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以衡量我國國民收入水平。當我國國民收入水平提高時，即GDP1增加，我國居民對國外商品的需求增加，進口增加，貿易收支減少，預期δ的符號為負。外國國民收入水平(GDP2)。我國與美國的雙邊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中占很大的比重，故本文以美國國民收入水平代表外國國民收入水平。同上，選取美國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美國國民收入水平。當外國國民收入水平提高時，即GDP2增加，國外對我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增加，出口增加，貿易收支增加，預期β的符號為正。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取1994—2010年的年度數據。我國進出口貿易額、人民幣名義匯率、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美國國內生產總值、我國CPI、美國CPI原始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由于原始數據為名義數據，為了實證結果的可靠性，以1994年為基期(1994=100)，對我國CPI、美國CPI進行調整，由此算出我國實際進出口貿易額、人民幣實際匯率水平、我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美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為消除數據的異方差，對上述所有變量進行對數化處理，即lnX、lnM、lnRER、lnGDP1、lnGDP2。根據lnTB=lnX－lnM算出貿易收支的對數值。
3.3實證結果分析
3.3.1單位根檢驗時間序列數據要對其進行平穩性檢驗，否則會出現“偽回歸”。本文使用ADF檢驗法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按照ADF檢驗方法，運用Eviews6.0軟件對lnTB、lnRER、lnGDP1、lnGDP2的原始序列和一階差分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按照AIC和SC取值最小原則對滯后期進行選擇。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根據表1中各變量的ADF檢驗結果，可知各變量的原始序列即lnTB、lnRER、lnGDP1、lnGDP2均是非平穩序列。分別對它們的一階差分序列lnTB、lnRER、lnGDP1、lnGDP2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lnTB在5%的顯著水平是平穩序列，lnRER、lnGDP1、lnGDP2在1%的顯著水平都是平穩序列，則lnTB、lnRER、lnGDP1、lnGDP2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即I(1)。由于lnTB、lnRER、lnGDP1、lnGDP2是同階單整序列，可對它們進行協整檢驗。3.3.2協整檢驗協整檢驗用于檢驗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檢驗的方法主要有EG檢驗和JJ檢驗。EG檢驗主要是針對2個變量進行協整關系的檢驗，JJ檢驗則可以檢驗多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本文使用Eviews6.0軟件對lnTB、lnRER、lnGDP1、lnGDP2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如表2、表3所示。由表2和表3的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看出，我國貿易收支與人民幣實際匯率、我國國民收入即我國GDP、外國國民收入即美國GDP之間在5%顯著水平上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且僅存在一個協整方程。由Eviews6.0軟件，得到下面的協整方程:lnTB=1.908lnGDP2－0.415lnGDP1+1.099lnRER+15.480(0.383)(0.088)(0.140)(3.360)協整方程括號內數字為各變量系數估計值的標準誤差。根據協整方程可知，我國貿易收支與外國國民收入之間呈正相關關系，與我國國民收入之間呈負相關關系。外國國民收入增加1%，我國貿易收支增加1.908%;我國國民收入水平提高1%，導致我國貿易收支下降0.415%。而人民幣實際匯率貶值1%，我國貿易收支僅增加1.099%，這說明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會對我國貿易收支產生影響，但其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并不大。3.3．3Granger因果檢驗由前面的分析知，我國貿易收支與外國國民收入、我國國民收入及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以下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對lnGDP2、lnGDP1、lnRER與lnTB的因果關系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根據表4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不難看出，在10%顯著性水平上，lnGDP2是lnTB的格蘭杰原因，即外國國民收入的增加是我國貿易收支變化的格蘭杰原因。反之，則不成立。在5%顯著性水平上，lnGDP1是lnTB的格蘭杰原因，即我國國民收入的變動會引起我國貿易收支的變動。反之，也不成立。在10%顯著性水平上，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與我國貿易收支之間存在雙向Granger因果關系。
4結論與建議
4.1結論
第一，協整分析表明，我國貿易收支與外國國民收入、我國國民收入及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且外國國民收入的變化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較大。外國國民收入每增加1%，會引起我國貿易收支增加1.908%;而人民幣實際匯率貶值1%，只引起我國貿易收支增加1.099%，說明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大。因此，僅僅依靠對人民幣匯率的調節來維持我國對外貿易收支的平衡是不夠的。第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顯示，外國國民收入、我國國民收入的變化是我國貿易收支變化的單向格蘭杰原因，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與我國貿易收支變化互為格蘭杰因果關系。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隨著我國對外貿易額的不斷增大，我國貿易收支呈逐漸擴大的趨勢。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也越來越大，人民幣升值壓力越來越大，使人民幣兌美元實際匯率自2005年7月匯改以來一直保持穩定的升值態勢。人民幣在升值的同時，我國貿易收支也一直在發生變化。可以看出，我國貿易收支與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是相互影響的，盡管后者對前者的影響較小。
4.2建議
催生了大量的物流需求，推動物流業不斷提高服務能力和水平，同時，作為進出口貿易活動中的重要一環，物流業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進出口貿易發展的速度，兩者相互作用，共同發展。一方面，隨全球一體化呈爆炸式增長的進出口貿易對物流業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說，現代物流業健康、高速發展已經成為進出口貿易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另一方面，現代物流業的業務流程更加優化，服務水平較高，可以滿足進出口貿易品類不斷豐富、貿易量持續增長的要求，促進進出口貿易的飛速發展。具體來說，物流業的多樣化發展促進了進出口貿易的多品種、小批量發展；物流業的及時性和高效性也促進了進出口貿易的快速發展。綜上所述，物流業的高效發展可以促進進出口貿易的發展。
2物流業與進出口貿易關系分析
一般來說，物流業與進出口貿易存在正相關關系，基于以上認識，本文選取貨物周轉量指標代表華北地區物流業發展水平，進出口總額代表華北地區進出口貿易發展水平，并運用相關性分析和彈性分析兩種統計學分析方法，實證檢驗物流業對華北地區進出口貿易的發展是否有影響，以及影響程度。
3.1貨物周轉量和進出口總額的相關性分析對貨物周轉量和進出口總額進行相關性分析，其目的是驗證物流業對進出口貿易是否有積極的影響，如果有影響，影響程度的顯著性如何。華北地區2003-2012年間貨物周轉量和進出口總額的統計數據
3.2貨物周轉量和進出口總額的彈性分析以上研究通過相關性分析驗證了華北地區物流業發展對其進出口貿易具有正面的促進作用，但無法計算出影響程度有多大。本部分研究以經濟學原理中的彈性理論為依據，力求定量分析出華北地區物流業發展的變化引起進出口貿易變化的幅度有多大。
3結論現
1．1單位根檢驗由于宏觀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大多數是非平穩序列，直接對其運用普通回歸分析會產生“偽回歸”問題，為了處理此問題，首先檢驗序列的平穩性。檢驗序列平穩性的標準方法是單位根檢驗。由圖3、圖4可知，序列lnGDP、lnEX呈上升趨勢，變量的數據明顯隨時間遞增，初步判斷該數據不平穩。由表2可知，lnGDP、lnEX的ADF統計值均大于顯著性水平1%、5%和10%的臨界值，所以序列lnGDP、lnEX都存在單位根，是非平穩的。因此，應對序列lnGDP、lnEX的一階差分ΔlnGDP、ΔlnEX再進行單位根檢驗，ΔlnGDP和ΔlnEX的ADF統計值都小于顯著性水平5%的臨界值，所以序列ΔlnGDP、ΔlnEX都不存在單位根，是平穩的。
1．2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的協整分析為了進一步分析出口貿易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下面對出口貿易水平變量與國內生產總值變量進行協整分析。通過上面分析可知，兩變量序列lnGDP、lnEX均為一階單整I(1)，滿足協整檢驗前提，故可考慮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現用E－G兩步法對lnGDP、lnEX變量進行協整關系檢驗。第二步，檢驗上述模型的殘差項是否為平穩序列，即檢驗是否是I(0)序列。上述回歸方程估計殘差序列e的取值如圖5所示。由表4可知，ADF檢驗統計量－3.05795小于顯著性水平5%、10%時的臨界值，因此可認為估計殘差序列e為平穩序列，這表明lnGDP與lnEX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根據E－G兩步法原理，上述回歸方程不僅揭示了出口貿易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度，且表明它們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從回歸方程可看出，出口總額(EX)增加一個百分點，國內生產總值(GDP)增加0.837個百分點。因此，該協整回歸方程具有現實意義。
1．3格蘭杰因果檢驗從協整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出口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但這種均衡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還需進一步驗證。下面對出口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的檢驗結果見表5。從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10%的顯著檢驗水平下，只有出口額的檢驗結果拒絕了原假設。也就是說，安徽省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只存在單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即出口貿易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但沒發現經濟增長是出口貿易的Granger原因。綜上，本文通過對1992－2013年的數據運用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檢驗，對安徽省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得出:從長期來看，出口額與安徽省GDP的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關系。這表明，擴大出口是安徽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因素之一。因此，安徽省要想方設法擴大出口貿易，發揮出口貿易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2安徽省出口貿易面臨的問題分析
其一，企業競爭力不足，缺乏自主品牌。目前安徽省的企業規模較小，技術設備落后，加工行業的技術水平低，很少能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安徽省的低成本競爭優勢實質上依賴于低價競銷，產品附加值低，不利于企業培育核心競爭力，也不能充分發揮安徽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而且容易引發國外對我省產品反傾銷或保障措施的貿易壁壘。我國企業的很多核心技術都是在模仿國外企業的技術，安徽省的一些企業也是跟在外企后面模仿，缺乏自主品牌，得不到高額壟斷利潤，只是微利［10］。其二，出口體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出口服務。安徽省外貿體制不完善，還沒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體制。通常擁有進出口權的貿易公司收購或者事先簽訂訂單獲得貨源，然后經過進一步加工和包裝對外出口。生產與出口主體分離，造成主體利益的不一致，致使交易雙方掌握的信息不對稱。其次政府支持政策不完善，沒有出臺針對相關產品出口的促進措施，不能激發企業出口的動力。再則就是缺乏有效的出口服務，如信息服務。由于安徽省出口企業規模較小，進入國際市場的時間較短，所以還沒有建立起有效的國際市場信息渠道，缺乏信息收集、處理、分析的能力。其三，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低，缺乏技術創新。安徽省出口以農產品、茶葉、機電產品為主，農產品出口雖然在不斷增長，但是一些農產品生產成本高，缺乏價格優勢，而且結構不合理，出口層次低，創匯率不高;其次是安徽農產品技術含量低，創新產品少，基本上出口的都是傳統產品，所以在世界市場上可能會受到威脅和挑戰。其四，出口市場過分集中，使出口容易受到發達國家保護主義措施的沖擊。安徽省出口市場主要集中于亞洲、北美，而對中東、拉美、非洲等地區出口較少。這種集中的市場格局，容易受到發達國家對出口產品保護主義措施的沖擊。目前安徽省產品難以達到發達國家的要求，如嚴格的技術標準直接限制了產品出口;嚴格的環保標準削弱了農產品在出口貿易中的優勢。
3促進安徽省出口貿易的政策建議
中國2004年以前，對煉焦煤的出口政策為，出口關稅13%，出口退稅13%。2003年10月13日，國務院關于改革現行出口退稅機制的決定，對現行出口退稅機制進行改革。經國務院批準，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發出《關于調整出口貨物退稅率的通知》，對現行出口貨物增值稅退稅率進行調整。自2004年1月1日起，煉焦煤出口退稅率由13%調低到5%。經國務院同意，經商國家發改委通知：從2004年5月24日起，對出口商品代碼為270400lO的焦炭及半焦炭、出口商品代碼為27011210的煉焦煤，一律停止增值稅出口退稅。
二、煉焦煤進出口概況
在這一節中，我們首先列出中國近11年來煉焦煤的進出口概況，進行縱向的對比。澳大利亞、美國和加拿大可供煉焦的優質煙煤儲量豐富，2002年3國的煉焦煤總產量占世界貿易總量的81%。接著，本文就對這幾個世界上主要的幾個煉焦煤出口大國進行了概況分析，與中國進行橫向對比，及統計描述分析。
(一)中國煉焦煤近11年進出口概況
中國在2002年，煉焦煤的出口達到2308百萬美元。2002年至2004年，中國的煉焦煤出口從2308百萬美元上升到3520百萬美元，出口額增長了50%。至2005年，出口額小幅上升，只增長了8%。到2006年甚至開始出現了衰退。衰退的跡象一直持續到2007年。直到2008年，出口額才比2005年稍微升高。不僅嚴重倒退，并且持續低迷，從2009年開始，出口額甚至比2002年更低，到了2012年，已經跌破1000百萬，只有903百萬美元。出口的增長率從2006年開始為負值，只有2008年和2011年例外。增長率的趨勢大致是下降的，并且降幅很大。圖1還反映了進口額的上升。從2001至2008年，進口額緩慢爬升，從264百萬美元至1794萬美元，2009年開始突然飆升，高達7161百萬美元。隨后幾年仍然是飛速增長，從11711百萬美元飆升至18118百萬美元。
(二)各國近11年煉焦煤出口對比
中國、美國、加拿大在2002年的煉焦煤出口額都是相近的，甚至中國略占優勢。各國的出口額都呈現整體上升的趨勢，澳大利亞的上升趨勢最顯著，美國也較明顯，而中國卻有明顯下滑。在最初發展的3年里，中國的斜率是三個國家中最高的，發展的最快，而在2005年，中國、美國與加拿大的出口額相近，三個點有相交的趨勢，2006年達到了最接近點。此后，美國一路穩健上升，加拿大也沒有落下，只有中國逐步下降，甚至大幅下滑。政策對煉焦煤出口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對煉焦煤的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是2004年出臺的，但是由于滯后性，對煉焦煤出口的影響似乎是從2005年開始的。
三、計量分析
(一)國家虛擬變量
根據UN-COMTRADE數據庫得到的中國、美國、加拿大及澳大利亞的煉焦煤進出口額，對其進行回歸分析。根據圖表，我們發現出口額分別與年份和進口相關。根據先前的圖表，我們發現各國的出口之間雖然有趨勢相似，但是截距明顯不同。所以我考慮設立國家虛擬變量，來表示各國之間獨立的區別，如煤炭資源儲量、人口、生產結構等因素造成的綜合影響。國家的虛擬變量分別為china，usa，和canada。當國家為中國時，china等于1，usa和canada等于0。當國家為美國時，usa等于1，china和canada等于0。當國家為加拿大時，canada等于1，china和usa等于0。我們對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出臺設立虛擬變量tax1。tax1代表所有國家出口退稅的政策調整。回歸后的tax1的系數進行經濟檢驗，看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對出口額是否有影響。再通過回歸的t檢驗，看其統計意義是否顯著。中國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前，即2002年，2003年，2004年時的tax1等于0，調整后的年份時的tax1等于1。由于其他國家查閱資料似乎沒有對其進行出口退稅政策，所以tax1等于0。我們可以發現，擬合優度為77.96%，調整后的擬合優度為75.07%，稅收政策的t統計量在5%的水平上被拒絕了，其他變量可以在1%的水平下被拒絕，非常顯著。由此我們發現，出口與年份、國家和出口退稅政策有很大的關系。隨著年份的增加，出口增加，隨著煉焦煤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的出臺，出口減少。從這里，我們進一步的可以肯定在第三部分中的判斷，即中國煉焦煤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對中國煉焦煤出口的影響是十分顯著的。
(二)定量分析
在2004年以前，出口退稅額為13%，2005年后，出口退稅額為0%。因此，我們設立tax變量，代表出口退稅的額度。回歸后的tax的系數可以進行經濟意義檢驗，看出口退稅的額度對出口額的影響是否明顯。再通過回歸的t檢驗，看其統計意義是否顯著。當2004年及以前時，為0.13，當2005年及以后為0。我們建模為：，對其進行定量分析。我們發現，煉焦煤的出口隨著年份的增加而增加，隨著出口退稅的增加而增加。我們估計出口退稅每減少1%，每年的貿易量平均減少794百萬美元。由此可見，退稅稅率對煉焦煤出口貿易的影響十分顯著。
四、總結與問題
(一)總結及意義
根據上述的統計描述分析和計量經濟分析，我們都得出了一致的結論，即中國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不僅對煉焦煤有影響，并且影響十分顯著。因此，國家如果合理的制定出口退稅政策，通過該政策可以有效的控制煉焦煤出口的數量，從而有效的調節煉焦煤出口的結構。
(二)存在的問題
（一）出口貿易摩擦涉案數量多、比重大、增長迅速
據商務部的資料顯示，從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間，我國應對的國外貿易救濟措施的案件一共842起，涉及案件金額736億美元，其中涉及河北省的案件數量共計254起，占31.28%。2012年國外共對我國發起反傾銷、反補貼、雙反調查、保障措施、特保調查77起，案件涉及河北省的數量為42起，即54.55%的國外貿易救濟案件與河北省的出口貿易有關。從總體上來說，十年來河北省出口貿易摩擦的案件數量、企業數量、涉及的國家和地區及涉案金額也越來越多。從涉案的情況來看，2006年開始無論是涉案數量還是涉案企業，以及涉及到的國家、地區和金額，均呈現波動式增長增加的現象。2006年共有14個國家和地區對河北省出口產品實施貿易摩擦共有35起，同比增長288.89%，涉案企業為101家，同比增長90.57%；2008年共有11個國家和地區對河北省實施貿易救濟措施調查案件共40起，涉案企業33家；2011年雖然與上年持平，涉案企業465家，同比增長75.47%，但涉案金額則高達4.66億美元，同比增長約5倍，其涉案企業數量和涉案金額均創歷史最高紀錄。2012年是河北省遭遇貿易救濟案件最多的一年，達到了42起，比2011年又增長了50%。而且，2012年超千萬美元的較大案件多達8起，占當年全部案件涉案總金額的96.84%；而2013年上半年，國外對華涉及河北省的貿易救濟案件呈現新的特點，涉案金額同比大幅下降45.25%。
（二）反傾銷仍是出口貿易摩擦的主要形式
2002-2013年河北省遭遇到的國外貿易救濟案件中，貿易救濟形式多樣，包括反傾銷、反補貼、雙、保障措施等，但反傾銷依然是主要貿易摩擦形式，而且這種態勢還會繼續保持，但雙反案件和反補貼案件有上升趨勢。如2012年的42起貿易摩擦案件中，反傾銷調查21起，占50%；反補貼案件6起，占14.29%；“雙反”調查3起，占7.14%；保障措施調查3起，占7.14%；特別保障措施調查1起；反規避調查8起，占19.05%。2002-2013年河北出口的290起貿易摩擦案件中，反傾銷案件186起，占64.14%。從各年的數據來看，除了2009年反傾銷占當年的貿易摩擦案件的47.22%外，其余各年反傾銷案占當年貿易摩擦案件的50%以上。雙反案自2006年開始出現，共有43起，占14.83%，其中2009年有10起，占當年的27.78%，是歷年來河北省出口企業遭受雙反調查最多的一年。反補貼案2012年才被單獨使用，共計8起案件，占2.76%。另外，還有保障措施案共計21起，占7.24%。特保措施案共同計10起，占3.45%。其它案件共計22起，占7.59%。但值得關注的是，在反傾銷案實施后國外很多國家又針對出口產品采取的規避措施提起了反規避調查，2012年反規避案件增加到8起，其中歐盟占了5起，美國、墨西哥、土耳其各1起，比2001年至2011年入世后11年的總和還多1起。
（三）涉案行業不斷增加，鋼鐵、新能源行業成為貿易摩擦的重點
自2001年至今，河北省先后有白水泥、草甘膦、純堿、鑄鐵產品、冷凍草莓、陶瓷、緊固件、機涂層鋼板、鍍鋅板和鍍鋁板、棉及棉混紡織品、苯胺類產品、晶體硅光伏電池等多個產品和行業遭遇反傾銷等調查，涉及鋼鐵、化工、醫藥、能源、輕工等諸多行業，涉案產品相對集中，其中鋼鐵行業和新能源則成為貿易摩擦的重災區。如2010年的28起案件中，涉及鋼鐵產品的案件占比36%，輕紡產品占比29%，化工產品占比21%，此三類產品合計占案件總數的86%，其他案件占比不到14%。2011年，鋼鐵及鋼鐵產品案件與上年持平，但涉案企業同比增長41.98%，涉案金額更是急劇增長了2.5倍。2012年涉及鋼材及鋼鐵產品案件多達16起（其中鋼材產品11起，鋼鐵制品5起），比上年增加9起，同比增長128.57%。此外，新能源產業遭受國外貿易調查成為新的重點，2011年和2012年美國與歐盟先后對我國光伏產品提起的“雙反”調查，涉案企業多達31家。同時，金額占到涉案總金額的90%以上。河北省是我國光伏出口大省，擁有英利集團、晶龍集團、新奧集團等光伏巨頭，其中，英利綠色能源對歐洲的出口占其出口的一半以上。出口貿易摩擦對河北省的出口貿易及相關產業發展產生了極其不利的影響。
（四）新興市場成為發起貿易救濟的主要國家
入世后對我國發起貿易救濟的國家和地區不斷擴大，2008年之前，涉及河北省出口產品的貿易摩擦國家和地區主要為美國和歐盟等發達成員。而目前除了上述國家和地區外，隨著印度、加拿大、俄羅斯、土耳其、哥倫比亞、澳大利亞、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國家為保護本國家和地區企業的利益，紛紛對中國產品進行貿易救濟調查，其中有一些案件涉及到河北省的出口產品。從現在的案件數量來看，新興市場國家發起的貿易救濟案件不斷增多，已經成為案件的主要發起國，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國家。2010年河北省涉案的28起案件中有18起為新興市場國家發起，占案件總數的64.29%，發達國家發案數量只占35.71%；2011年14起，占比50%；2012年有22起，占52.38%；2013年上半年，新興市場國家發起的案件數量為5起，占比為55.56%，同時涉案金額也占到總金額的67.11%。
（五）國外貿易救濟的聯動效應增強
貿易救濟的聯動效應是一個國家的一種產品被某個國家發動貿易救濟調查，會接連有若干國家針對該國的該種產品提起貿易救濟調查，或者某個國家被一個國家發動貿易救濟調查，會引起其它國家針對該國提起貿易救濟調查。以光伏太陽能產品為例，近幾年國外針對我國光伏產品采取的“雙反”調查不斷，2011年美國對我光伏太陽能電池產品發起“雙反”調查后，接著在2012年歐盟和印度又分別對我光伏產品發起“雙反”調查和反補貼調查，2014年1月美國又對我國光伏產品提起了新一輪的“雙反”調查，同時對從中國臺灣地區進口的光伏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河北省的光伏產業不僅在全國具有重要地位，在河北省的經濟發展中也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歐美國家連續對光伏產品的“雙反”調查，對河北省的光伏產品的出口及光伏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打擊。
二、河北省出口貿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一）貿易保護主義升溫是國外的主要原因
2008年金融危機，2009年的歐債危機，導致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處于低迷狀態，經濟發展緩慢，引起出口下降，國內失業增長，內需不足等現象，這種影響不僅包括發達國家，也包括發展中國家。一方面各個國家將經濟復蘇建立在政府的政策刺激上；另一方面各國政府及各種利益集團為了保護本國市場和利益、緩解就業持續低迷誘發的國內社會和政治矛盾，利用貿易保護政策將矛盾焦點轉移到國外，加大了貿易保護手段的實施。而作為全球第一出口大國，中國產品自然會面臨貿易保護主義的空前打壓，河北涉案的產品自然不可避免。
（二）出口產品以高能耗高污染的產品為主
從河北省出口商品結構上看，出口結構比較單一，存在較多的“兩高一低”產品，即高物耗、高能耗及附加值低的產品，也就是說，出口產品主要以高能耗高污染的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在河北出口產品中，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一直處于增長趨勢，但增速放緩，而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近幾年均處于下降狀態。2011年鋼材、紡織服裝、醫藥化工、輕工等傳統產業出口占64.8%，比上年提高1.6%；2012年紡織品、服裝、家具、塑料制品、箱包、鞋類、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比上年增長8.3%，占21.5%；2013年上半年出口比上年增長8.5%。機電產品2011年出口占34.9%，同比下降2.1%，2012年出口微降0.5%，2013年上半年出口同比下降6.2%；高新技術產品2011年出口占13.3%，同比下降2.5%，2012年1～11月同比下降18%，2013年上半年同比下降14.3%。
（三）出口產品的高技術含量較低
河北省出口的產品包括機電產品、鋼材、服裝、紡織品等，主要是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產品比重低。河北省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的產品，不僅是發達國家緩解部分就業壓力的傳統優勢產業，也是發展中國家出口的比較優勢行業產品，國際市場競爭異常激烈，很容易招致貿易救濟調查，是反傾銷的多發領域。近幾年發展中國家頻繁對我國發動貿易救濟調查的原因，主要就是我國出口產品與當地國家的產品結構相似，導致競爭激烈而引起的。如2012年歐洲、南美、美國、澳大利亞等地區（國家）成為河北鋼鐵企業的主要出口市場，而上述主要出口市場頻頻對我國鋼鐵出口產品啟動貿易救濟調查，尤其是南美的巴西，針對鋼鐵產品就發起了5起反傾銷調查，在各國中居首，占35.7%；其次是泰國，為3起，占21.4%；澳大利亞、加拿大、馬來西亞、墨西哥、土耳其和中國臺灣，均為1起，各占比7.1%。
（四）出口企業應訴不利
從總體上來說，河北省出口企業的應訴在全國各地區中居于前列，據相關統計，2002～2010年，在我國遭遇的反傾銷調查中，有36起案件涉及河北企業應訴；在我國遭遇的反補貼調查中，有1起案件涉及河北企業應訴。在河北省企業應訴的36起反傾銷調查中，涉及化工的案件數最多，為10起；其次是冶金產品；再次是機械產品。但也有部分案件及部分企業在遭受國外發起的反傾銷調查或“雙反”調查時不應訴或應訴不利，尤其是中小企業，主要是基于以下幾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其生產規模及出口規模較小，本身缺乏反傾銷、反補貼的專業人員，缺乏應訴的能力與技巧；二是應訴成本過高，而中小企業缺乏足夠的資金；三是沒有充分認識積極應訴的意義，有“搭便車”的思想，享受其他企業積極應訴的成果。如南非對華無框鏡反傾銷調查案中，涉及4家河北企業，由于企業不應訴，最終南非國際貿易委員會決定對涉案產品征收40.22%的臨時反傾銷稅。
三、化解河北省出口貿易摩擦的有效途徑
（一）加快出口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為了進一步調整河北出口商品結構，加快河北省產業優化升級的步伐，應該加快建設河北省高新技術產業基地、高成長性特色產業基地，形成多個產業聚集區，促進產業聚集，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尤其要支持運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對鋼鐵、紡織等傳統產業的改造提升，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高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逐步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制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形成合理的產業布局。同時，要積極發展新能源和節能、環境保護等新產業，加強能源資源的綜合利用，降低能耗，大力發展循環經濟；進一步加大對重點產業、支柱產業，如裝備制造業、石油化工等產業的技術投入和關鍵技術的研發，解決產業發展中的一些瓶頸制約。
（二）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加強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注重新產品的開發，提高產品的質量，增加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出口企業應注重出口產品的品牌培育，提高產品的品牌知名度，更要重視并獲得各種國際認證。從發達國家當前貿易壁壘的實際來看，衛生檢驗檢疫、技術規范、質量標準、環境保護等方面要求越來越嚴，出口企業獲得相應的認證等于拿到了進入相關市場的通行證。另一方面，政府還要進一步出臺鼓勵出口企業創新的相關政策，以調動出口企業自主創新的積極性和內在動力；鼓勵企業與高等院校、科研結構的產學研聯合，激發各種力量參與企業的創新。還要從技術改造、國際市場開拓、通關便利、商品檢驗等方面給予政策扶持，包括建立高水平的質量評估體系，推動出口產品生產、質量管理與國際接軌，促進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
（三）加大對新興市場的出口
在鞏固傳統的美、歐、日市場的基礎上，應當大力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利用現有的區域合作機制，擴大與區域內新興市場的貿易往來，努力開拓東盟、中東、南美等地區的市場，以減少由于市場過于集中而導致的貿易摩擦問題。為此，應該積極鼓勵出口企業參加國際性商品會展，尤其是新興市場國舉辦的會展；同時有關部門應該有目的、有重點的組織對相關國家的市場調研，對新興市場的基本狀況，貿易政策，及當地市場的需求特點有所了解，降低企業進入的風險和成本。近幾年河北對歐美的出口下降，而對新興市場的出口則出現了增長。2011年，河北省對歐盟等十大市場出口占全省出口總值的比重為74.2%，下降1.4%，其中，對歐盟、美國、日本三大傳統市場出口占比下降3.0%，對東盟、韓國、俄羅斯聯邦、印度、澳大利亞等地出口占比提高1.9%。2012年河北對歐盟出口下降24.1%，對東盟出口則增長34.8%，對俄羅斯出口24.9億美元，增長18.3%。
（四）加強行（商）協會的調控管理
結合國內外經驗，行（商）協會在處置國際貿易摩擦中的作用日趨重要。表面看來企業是發起和應對國際貿易救濟措施的主體，實際上國際貿易摩擦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它往往不是不同國家（地區）的單個企業之間的較量，而是不同國家（地區）統一產業或行業之間的博弈和競爭。這就需要依靠行業組織的力量來聯合應對，行（商）協會在信息、協調、公共關系、人才技術、成本等方面具備單個企業所不具備的優勢。政府可以通過對行（商）協會實施稅收優惠政策，建立政府購買服務制度，提供資助或培訓等其他措施，培育和扶持行（商）協會加快發展，并為行（商）協會的發育成長提供必要的發展空間。
（五）建立科學高效的產業安全預警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