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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F830.5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6-5024(2006)09-0138-03
[作者簡介] 賈春光,農行宜春市分行經濟師､廈門大學在職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信貸風險管理(江西 宜春 336000)
擔保作為一項重要的融資條件,在間接融資中一直被廣泛使用｡2004年6月正式公布的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以下簡稱新協議)對作為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的擔保提出了一系列具體規定｡盡管新協議中相當一部分具體規定對國內銀行目前并不適用,我國銀監會也已經明確表態暫不實行新協議文本,但是掌握和吸收新協議中具體規定背后先進的風險管理理念和方法,對于提高我國銀行業的風險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擔保在信貸風險控制中的主要作用
西方融資擔保理論研究認為,信貸擔保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部分解決借貸雙方因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委托問題｡處置成本的存在使得擔保對借款人的價值高于對貸款銀行的價值,因此擔保可以加大借款人的違約成本,抑制借款人可能存在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最終降低信貸風險;二是擔保質量是確定信貸定價的重要因素,并實現銀行對信貸客戶的篩選｡對銀行而言,擔保價值比借款人預期的項目收益更容易被客觀識別,因此銀行可將擔保和利率按相反的方向來設計一套信貸合約,低風險的借款人選擇低利率､高擔保合約,而高風險的借款人選擇高利率､低擔保合約,從而使銀行根據借款人的風險類型對其進行分離和篩選,良好的擔保可以降低借款人的借款利率水平;三是降低信貸風險處置時借貸雙方談判成本｡在沒有債務擔保的情況下,借款人一旦違約,其所對應的各債權人在協議分割借款人剩余資產的談判中將耗費很高的成本,而在債務擔保情況下,由于擔保條款事先已經決定了擔保資產的歸屬,這將不僅降低借貸雙方事后的談判成本,而且將剔除其他無擔保債權人的“免費搭車”問題;四是擔保質量是銀行進行信貸風險分類和計提貸款損失準備金的重要依據｡
二､新協議對擔保的相關要求
1.擔保的確認｡一是對擔保主體的原則性規定｡標準法規定,有資格的抵押品應該具有法律地位明確､能客觀估值或采取盯住市場價值､良好的流動性､價值波動較小､和交易對象的信用相關性較低等特征;保證人的風險評級必須高于借款人,否則不予認可｡二是認可的擔保主體的具體范圍｡標準法認可的抵押品包括現金類､黃金､債券類､股票類､證券和基金類等五類,全部為變現能力強的金融產品,而變現能力稍差的實物抵押品沒有得到認可;保證人為履約能力容易得到認可的實體,主要包括國家､公共部門實體､銀行和風險權重低于交易對象的證券公司､評級為A-以上的其他實體等,范圍非常有限｡
2.擔保的接收與管理｡銀行使用擔保作為風險緩釋工具的政策,包括對擔保的接收､管理和會計上處理的各項具體規定,都必須清晰一致并具有一定的延續性｡在接收擔保時,銀行必須采取所有必要的步驟履行法律要求,確保在借款人違約､無力償還或破產時銀行能夠及時處置擔保并獲得擔保權益而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礙;貸款發放后,銀行應該連續考察貸款的信用狀況;經常對擔保人重估;連續追蹤抵押品價值,經常盯住市場,對抵押品的種類､位置和質量進行考察;保守地估計抵押品的市場價值｡
3.擔保的處置｡銀行應該建立清晰和穩健的程序及時處置擔保,以保證能夠有效遵守違約條款的規定,一旦借款人違約迅速處置擔保;對擔保進行最終處置時,違約損失的估計應該建立在歷史清償率統計數據的基礎上,而不應該只建立在估計的抵押品市場價值基礎上｡為了建立合理的違約損失率模型,銀行應該建立健全的歷史數據積累機制,這種健全的歷史數據至少要覆蓋兩個以上的經濟周期,才能得出比較可靠的結論｡有專家認為,我國兩個經濟周期的年限通常在10年以上｡
三､我國信貸擔保存在的主要風險
新協議認為,盡管使用擔保等風險緩釋工具可降低或轉移信用風險,但它同時可能使銀行承擔其他的風險,這種情況在具有注重擔保傳統的我國銀行系統表現得非常明顯｡
1.擔保法律風險｡與新協議要求不同的是,我國金融實踐中采用的擔保主體更加多樣化;與此同時,目前我國涉及信貸權利保護的法律法規既龐雜又分散,導致銀行在現實操作中遇到了很多的麻煩｡以目前很多銀行辦理的各種收費權質押貸款為例,《擔保法》中所列明的權利質押中并沒有明確包括收費權質押,在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的擔保法司法解釋中第九十七條確認了“以公路橋梁､公路隧道或者公路渡口等不動產收益權”質押的地位,但是對于類似學校､醫院等收費權質押還是沒有涉及,也就是沒有明確承認其法律地位｡類似的情況還有關聯公司之間互相擔保或循環擔保､公司為股東提供擔保､借款人生活必須的居住房屋抵押貸款等,這些貸款一旦涉及擔保處置,很可能因為不符合法律規定而被法院判決為擔保無效,或者銀行即使勝訴也根本無法執行,最終造成信貸資金損失｡
2.擔保操作風險｡新協議對擔保作為風險緩釋工具在接收､管理與處置各環節有非常嚴格的要求,但是這些環節在銀行的實際運作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操作風險｡接收環節的操作風險主要表現為未核實擔保人對抵押品所有權及處分權的真實性､貸款合同及擔保合同等法律文件存在瑕疵､未履行法定擔保登記手續､相關擔保權屬憑證未轉移銀行占有､信貸檔案管理混亂導致重要法律文件缺失等;管理環節的操作風險主要表現為缺乏對抵押品保管狀況的后續監測､缺乏對保證人擔保能力和抵押品市場價值的重新評估､貸款展期重組時未征得擔保人同意并重新簽訂擔保合同并辦理登記手續等;處置環節的操作風險主要表現為擔保權訴訟時效維護不力､對擔保處置不及時以及處置方式不恰當､不注重對擔保處置成本及其效果的數據積累等｡
3.擔保價值風險｡一是擔保與借款人信用度相關,違背了保證人與債務人在法律人格上應當相互獨立､第二還款來源應具有補償性的擔保原理｡二是保證人保證能力不充分,如擔保人與借款人同屬一個行業,具有相同的行業風險,或者保證人的銀行內部信用評級低于借款人,這種不被認可的擔保卻往往成為銀行考慮的第二還款來源｡三是高估抵押品價值｡為了增加融資能力,有的借款人會通過對現有資產進行重新評估增加抵押品價值,如果銀行調查不到位或者抵押品價值認定政策存在偏差,將導致抵押品價值被高估｡
4.擔保流動性風險｡一旦發生借款人違約,擔保能否被及時處置變現就成為銀行降低信貸風險的重要因素｡《商業銀行法》要求銀行非自用不動產必須在一年之內處置完畢,各銀行同時進行大量抵押品處置導致市場成交價格大幅下跌,再加上我國市場發育程度不高,抵押品交易市場尚處于初級階段,交易秩序不夠規范､交易法規不夠完善､交易手續十分煩瑣而且交易費用偏高,因此大部分抵押品變現費時費力且損失慘重｡另外,外部是否存在一個高效､快速和透明的法制環境,也是決定擔保流動性高低的重要因素｡據調查,銀行執行擔保債權的司法費用平均占請求金額的4.7%,稅費占擔保物金額的17%,如果加上法庭費用,則整個司法費用基本要占到銀行訴訟標的金額的22%以上,有的金融機構此類案件的費用最高達到34%以上｡
四､加強我國信貸擔保管理的建議
1.樹立科學擔保理念｡銀行信貸人員長期以來一直都在爭論放款時是應該更多地注意借款人擔保的價值,還是關注整個借款人的財務實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擔保可以解決信貸業務中多種經濟問題,但是由于在估價和處置變現上存在諸多困難,其為銀行帶來的好處是很有限的｡在金融實踐中,擔保不能代替對借款人的全面評估,銀行必須將借款人自主還款能力(第一還款來源),特別是借款人未來產生穩定､足額現金流量的能力作為最主要的貸款條件,不應該過度依賴信貸擔保｡對銀行而言,通過法律手續處置擔保以彌補貸款損失的成本很高,事實上銀行已經在擔保處置上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因此,擔保作為對借款人違約的防備,最好是備而不用,一旦需要使用則必須確保擔保合法､足額､有效｡另外,我國近期的金融實踐表明,銀行對不同規模的貸款提出的擔保要求賦予了不同的功能,對較大規模貸款的擔保要求主要用以解決逆向選擇,降低信貸風險處置時的談判成本;而對小額貸款的擔保要求則主要用以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降低信貸運營成本｡
2.加強擔保相關法律法規研究｡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期間,新的法律法規不斷頒布,現有的法律法規不斷被修訂,這些變化可能對信貸擔保產生重大影響,因此銀行必須加強擔保相關法律法規的研究｡一是銀行各級信貸人員要加強法律法規學習,熟練掌握與信貸相關的法律知識以及與經濟活動密切相關的法律規定,并在信貸實踐中靈活運用｡二是銀行要提高法律風險意識,糾正政策法律無風險的錯誤觀念,把防范政策法規變動風險放在重要位置｡對國家涉及銀行貸款債務存在和處理的法律規定調整變化,要認真學習､及時把握,深入研究分析對貸款可能造成的影響,如可能造成貸款風險的,要及時研究對策,落實風險防范措施｡三是謹慎對待“另類擔保”｡我國實行的是成文法而非判例法,因此學校､醫院收費權質押等法律上沒有明確規定或司法實踐中存在較大爭議的擔保方式很可能無法得到法律的保護｡
3.規范擔保接收處置操作｡基于擔保的信貸業務必須符合現行法律法規相關規定,需要準備復雜的法律文件､公開登記等,實施過程中很容易犯一些操作錯誤,這些錯誤的成本極為昂貴,因此有必要對擔保接收處置操作進一步予以規范｡一是科學界定認可的擔保種類及對象,所確定的擔保種類和對象必須被現行法律法規明確認可,并具備與借款人信用相關性低､可客觀估值､價值穩定､流動性強等特點,盡量向新協議文本的要求靠攏,嚴格控制擔保準入關;二是合理確定抵押品的擔保價值｡銀行一般通過歷史成本價､市場評估價來確定抵押品的價值,這兩種方式確定的抵押品價值均存在一定的缺陷,實際操作中銀行必須在充分考慮抵押品價值市場波動､處置變現所需的估計成本費用的基礎上最終確定抵押品的擔保價值;三是嚴格規定擔保接收程序,擔保法律文件的簽訂､擔保法定登記應該有銀行法律部門(人員)的全程參與,相關檔案必須得到妥善保管;四是制定明確的擔保處置政策,一旦出現信貸違約,應該立即進行風險評估,符合擔保處置標準的應盡快選擇合理方式進行處置,處置的時間越長管理成本越高､處置難度越大,久拖不決將導致風險擴大｡
4.連續追蹤擔保市場價值｡擔保在接收時所確定的價值即使是準確的,也僅僅是當時的靜態價值,隨著時間的推移價值可能會發生波動,其風險緩釋的效能也會隨之發生變化,導致風險敞口擴大,因此銀行有必要對擔保的市場價值進行連續追蹤｡對保證人的價值追蹤主要包括保證人的重大發展戰略､經營狀況､凈資產價值､資產構成以及或有負債等方面的變化｡對抵押品價值的追蹤主要采用盯住市場的方式進行｡抵押品價值盯住市場,客觀上要求抵押品具備高度的流動性,每天能夠獲得市場交易的成交價格,但是由于我國目前還尚未形成完善的抵押品交易市場,盯住市場存在較大難度,頻繁價值重估則存在操作成本過高及評估結果可信度差的缺陷｡現實的解決方案是,跟蹤當地金融系統抵押品拍賣實例,以同類型抵押品拍賣成交價格剔除相關費用,如律師費､交易稅金､傭金､抵押品過戶費用等,作為本行抵押品的當前市場價值｡在追蹤市場價值時應該采用非常保守的方法并考慮抵押品折舊損耗的影響以及估價和處置中的各種限制｡
5.重視擔保歷史數據的積累｡目前各銀行對擔保的折扣率､處置的完全成本､對違約損失挽回率一直依靠歷史經驗主觀確定,管理方式原始､粗糙,與新資本協議的要求存在巨大的差距｡以抵押率的確定為例,由于未建立統一規范的評估市場,同一抵押品在不同機構的評估結果可能存在巨大的差異,因此既定的抵押品價值折扣率很難發揮作用｡銀行應該認識到擔保歷史數據的重要性,盡快建立擔保信息管理系統,進行歷史數據的積累,并在此基礎上開發合適的定量模型,分析擔保的不同特征,包括價值波動､變現難易程度､處置成本､違約損失挽回率等,為規范擔保管理､精確量化和控制信用風險提供決策依據｡據金融時報報導,最近工商銀行在擔保歷史數據積累方面取得了突破,該行抵押品價值評估管理系統2006年1月已經正式投產,標志著該行風險管控能力正在進一步向國際標準靠攏｡
6.將擔保質量作為信貸定價的重要依據｡風險和利率是銀行在發放貸款時首要關心的兩件事,每一筆貸款所確定的利率必須覆蓋其風險及成本,否則,銀行就難以控制其所面臨的各種風險,盈利性也無從談起｡擔保程度直接影響著信貸風險大小,風險大小影響了利率的高低,而風險水平又取決于借款人提供擔保的質量,因此擔保質量與信貸利率水平存在較高的相關性｡根據風險與收益配比的基本原則,銀行應該制定明確的信貸產品定價政策,將擔保質量作為信貸產品定價的重要因素,在可以承受的風險范圍內,對高質量的擔保提供優惠利率合約,而對低質量的擔保要求高利率合約｡將擔保質量與信貸產品定價直接掛鉤,一方面可以增強銀行的自主定價能力,提高信貸風險管理水平,提升信貸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可以引導借款人自主提高擔保質量｡
參考文獻:
[1]馬亞軍.西方融資擔保理論綜述[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5,(1).
[2]中國信貸人權利的法律保護報告[R].北京: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2005.
關鍵詞：新巴塞爾資本協議 三大支柱 風險監管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于1988年公布的資本協議，曾被認為是國際銀行業風險管理的“神圣條約。”然而在過去十幾年中，銀行防范風險的能力，監管部門的監管和市場的運作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該協議對發達國家已越來越不適用。1996年巴塞爾委員會提出了粗線條的新資本協議草案，2001年1月公布了詳細的新協議草案，各國商業銀行和監管當局對新協議草案提出許多的意見和建議，經過一年半時間，終于在2002年7月10日就許多重要達成一致意見，委員劃于2003年第四季度確定新資本協議以便各國于2006年底實施新協議。在2003年至2006年間，銀行和監管當局將根據新協議的各項標準，建立和調整各項體系和程序。新協議一旦問世，國際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及有關國際金融組織會把新協議視為新的銀行監管國際標準。從這個意義上說，家必須認真研究新協議的影響。另一方面，借鑒國際上先進的金融經驗加強金融監管是我國金融業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在形勢下，我國需要切實更新監管理念強化資本監管。本文擬通過對新資本協議的介紹從法律角度來初步探討其對我國銀行風險監管的影響。
一、新巴塞爾資本協議的主要內容
銀行業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20世紀80年代由于債務危機的影響，信用風險給國際銀行業帶來了相當大的損失，銀行普遍開始注重對信用風險的防范管理。巴塞爾委員會建立了一套國際通用的以加權方式衡量表內與表外風險的資本充足率標準，極大地影響了國際銀行監管與風險管理工作的進程。在近十幾年中，隨著巴塞爾委員會根據形勢變化推出相關標準，資本與風險緊密聯系的原則已成為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國際監管原則之一。正是在這一原則指導下，巴塞爾委員會建立了更加具有風險敏感性的新資本協議。新協議將風險擴大到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和利率風險，并提出“三個支柱”（最低資本規定、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要求資本監管更為準確的反映銀行經營的風險狀況，進一步提高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和穩健性。
1、第一支柱——最低資本規定
新協議在第一支柱中考慮了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1并為計量風險提供了幾種備選方案。關于信用風險的計量。新協議提出了兩種基本方法。第一種是標準法，第二種是內部評級法。內部評級法又分為初級法和高級法。對于風險管理水平較低一些的銀行，新協議建議其采用標準法來計量風險，銀行資本充足率。根據標準法的要求，銀行將采用外部信用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來確定各項資產的信用風險權利。當銀行的內部風險管理系統和信息披露達到一系列嚴格的標準后，銀行可采用內部評級法。內部評級法允許銀行使用自己測算的風險要素計算法定資本要求。其中，初級法僅允許銀行測算與每個借款人相關的違約概率，其他數值由監管部門提供，高級法則允許銀行測算其他必須的數值。類似的，在計量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方面，委員會也提供了不同層次的方案以備選擇。
關鍵詞:金融創新;管制放松;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監管重構
金融自由化(Financial liberalization)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R.J.Mckinnon)和愛德華肖(E.S.Show)在20世紀70年代，針對當時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場不完全、資本市場嚴重扭曲和患有政府對金融的“干預綜合癥”，影響經濟發展的狀況提出的。他們嚴密地論證了金融深化與儲蓄、就業與經濟增長的正向關系，深刻地指出“金融壓抑”(financial repression)的危害，認為應該減少政府干預，確立市場機制的基礎作用。金融自由化理論主張改革政府對金融的過度干預，放松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限制，增強國內的籌資功能以改變對外資的過度依賴，放松對利率和匯率的管制使之市場化，從而使利率能反映資金供求，匯率能反映外匯供求，促進國內儲蓄率的提高，最終達到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
金融自由化的主要方面——利率自由化、合業經營、業務范圍自由化、金融機構準入自由、資本自由流動——都有引發金融脆弱性的可能。如果一個國家解除了金融管制，即實現了國內利率完全市場化、銀行業進出完全自由、資本項目完全自由流動等，就可以說其已經基本實現了金融自由化。但是，截至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已經實現了完全意義上的金融自由化，即使像美國等發達國家，經過金融自由化改革后，反而加大了對資本賬戶管制的力度。就發展中國家來講，由于金融抑制的時間過長、程度太深，要想在短期內實現金融自由化幾乎不可能。
一、 金融管制的放松
在20世紀30年代華爾街股市大崩盤的背景下，美國國會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銀行法案》(Glass Steagall Act)，實施分業經營原則，禁止對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對定期存款也規定了最高利率上限(Q項條款)。之后一系列的《證券交易法》、《投資公司法》等，逐漸完善和強化了這一規則，形成了分割金融市場和金融分業經營制度框架。由于金融機構實行的是專業化經營，業務簡單而安全，在這一時期內各金融機構基本相安無事，也很少出現經營失敗，金融業處于長時期的繁榮之中，每年破產、關閉的銀行寥寥無幾。但是，隨著經濟的一體化，金融服務開始全球化。美國花旗銀行率先積極拓展國際市場業務，它發現，在海外開設分支機構不受國內法律的嚴格監管，不僅可以翻過分業經營的“防火墻”，繞過禁止跨州經營的“籬笆”，還可以突破利率管制的“天花板”。堡壘從外部開始攻破，花旗銀行的成功，使西方金融業的經營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切，都加快固定匯率制的解體步伐。
然而，隨后的浮動匯率制和資本自由流動使利率風險和匯率風險加大，為了達到轉移和分散風險的目的，各大金融機構開始尋求新的經營方式和經營策略，進行了多種多樣的金融創新。在這種情況下，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大公司都需要某種金融工具，使其以很小的代價鎖定自己的收益，衍生工具便應運而生。金融衍生工具最本質的特點，其實是它的風險轉嫁功能。作為衍生產品中的一種，住房低押貸款證券也是如此，它的目的，就是幫助貸款銀行分散風險、提高資產的流動性。然而，在羅納德麥金農等學者的金融自由化理論的支持下，借助計算機和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金融衍生工具的避險目的逐漸讓位給了投機套利。由于金融業受到較為嚴格的監管，換言之，誰能開發出規避政府監管法規的產品，誰就能率先拓展經營空間，獲得豐厚利潤。規避政府監管成為金融新行業的重要平臺。投機套利和規避監管，這些都為今天的金融危機埋下了伏筆。
在金融創新產品的沖擊和既得利益者的游說下，美國金融當局開始對金融法律法規進行了各種修改。1980年的《儲蓄機構取消管制和貨幣控制法案》取消了貸款利率上限，放松了儲蓄機構的業務范圍，直到1986年，美國徹底實現利率自由化。此后，金融機構以控股為名，爬過分業經營的障礙，解禁跨州經營，并購潮此起彼伏，到新世紀初，以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銀行法案》為代表的金融管制已經變得面目全非，金融自由化逐漸成為主流。1999年底，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均以壓倒性多數票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標志著美國實行了近70年的金融分業制度的終結。正如有人所言，從《格拉斯-斯蒂格爾銀行法案》到《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這是一場金融管制與放松管制之間的反復博弈，更有意思的是，現在，美國次級債危機的爆發，則讓人們再次以全新的眼光打量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管制。從本質上來看，美國的整個金融史就是一個“放松管制再放松重構管制”的過程。
金融自由化是一個風險極高的制度變遷過程，所以金融自由化的實施必須在有效的金融監管制度下按照嚴格的規則進行。然而，金融自由化雖然解除了利率管制和外匯管制等金融約束，為金融創新創造了充分的條件，但金融市場上有效的監督機制并未自發形成，金融自由化反而使國內金融機構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變得更加不平衡。在發達國家，以日本為例，隨著20世紀80年代金融自由化的急劇展開，日本的泡沫經濟逐漸膨脹。日本在金融自由化的同時，并未及時建立對金融機構的有效監管和風險防范機制，形成了只破不立的局面。比如，在泡沫經濟形成的過程中，由于管制的放松，日本許多銀行在提供貸款時既不認真審查貸款用途，也不考慮償還能力，許多銀行還通過各種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工具參與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投資，而大藏省和日本銀行則對此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態度，許多審查形同虛設。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這種激勵增強而約束軟化的狀態，使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充分暴露，進一步推動了泡沫經濟的膨脹。同樣，在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也并未取得很大的成功。在孟加拉國、津巴布韋、薩爾瓦多、厄瓜多爾等發展中國家，研究表明，其金融自由化的結果是極端失敗的:一方面，銀行資產被集中到少數精英分子手中，他們壟斷金融，熱衷于投機活動，將利率大幅提高，從而獲得巨額投機利潤，卻使生產性活動得不到投資，國家自主的工業化進程完全中斷，整個國民經濟萎縮;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令許多人選擇了短期行為，并將有限的資金用于非生產性活動以及以消費為目的的借貸行為。
二、美國之鑒:最少的監管就是最好的監管
金融自由化加劇了貨幣在各個虛擬經濟部門之前自由、快速地流動并投機、套利。毫無疑問，住房金融制度的改革和住房金融約束的放松，為大量貨幣流轉于房地產市場形成房地產泡沫提供了原材料。金融自由化使信貸約束放松，造成流入房地產市場的貨幣資金增加，也就是需求增加，在供給剛性的情況下，房地產價格的上漲，信貸約束的放松在很大程度上應該對房地產泡沫負責。美國這一次次貸危機，本質上是一種以資產價格泡沫破滅為特征的信用危機。房地產抵押貸款本來是一個信用產品。但是，由于金融自由化和近乎瘋狂的金融創新，由于管制的放松，由于法律的不到位、缺位或者刻意被規避，銀行的抵押貸款給了一群沒有信用的人。信用標準的降低，次級債款越來越多，使銀行的信貸資金過度流入到了房地產市場，制造出了一個巨大的資產泡沫。而且，在合業經營的情況下，商業銀行的業務與投資銀行、保險公司的業務交織在一起，房地產行業一旦出現問題，風險就會迅速傳播。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作為一種金融創新，按揭證券化在美國經歷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截止2007年末，美國按揭貸款市場規模已經接近11萬億美元，年增長速度甚至一度達到近16%。基于1.5萬億美元的信用泡沫，美國創造了超過2萬億的資產證券化產品(MBS)，為了這些證券的高評級，債券保險公司又產生2.4萬億擔保產品。眼花繚亂的產品泡沫以及伴隨的價格泡沫，創造了一個巨大的市值泡沫。在美國，與房地產有關的金融衍生產品的發展造就了一個倒置的金字塔，房地產虛擬資本的規模大大超過了房地產實體經濟的規模。房地產市場和證券市場以及商業銀行等整個金融市場通過抵押貸款證券化、擔保債務憑證(CDO)等金融衍生產品緊緊聯接在一起。在按揭項目不斷進行證券化的過程中，銀行及其它機構把原本一部分的借貸款及相對風險轉移給按揭證券的持有者。由于證券可以在市場自由流通，在貨幣循環流的作用下，更多人可以間接投資于房地產市場，按揭證券的資金來源也不再只局限于本地的存款金額，也可以來自證券市場。毫無疑問，這又變相增加了房地產及其衍生品市場的資金來源渠道，在擴大房地產市場的影響范圍的同時，也在放大房地產的泡沫，在房地產市場不景氣的時候，房地產泡沫就會通過這種具有“傳遞”性質的證券，將房地產領域內的風險轉嫁給固定收益市場。很容易理解，這是一整條的泡沫鏈:信用泡沫——產品泡沫——資金泡沫——價格泡沫——市值泡沫。
一般而言金融創新是能夠分散風險的，然而，伴隨衍生產品越來越多，金融創新和衍生工具的初衷不再是真正地為了防范風險和分散風險，而是演變成了一個投資性乃至投機性的產品。在美國次級債危機中，這種異化強烈表現在衍生產品的杠桿交易比例上。美國政府一直相信“最少的監管就是最好的監管”，相信市場主體的理性，可是，正如經濟學中的合成謬誤，集體行動的結果往往卻是非理性。就拿房屋抵押貸款證券化來說，一家金融機構將抵押貸款證券化，可以達到分散風險的目的，但如果全市場所有的金融機構都在創造這種資產證券化，甚至在資產證券化的基礎上，創造結構化，在結構化的基礎上，創造一系列的更高層次，更深層次的衍生產品，產品在全球范圍內的金融機構之間相互持有，風險也就會相互分散，最后，整體的市場由于繁多的創新衍生產品，變成一個全球性的系統風險和市場風險。
三、 《新巴塞爾資本協議》與管制重構
與金融創新相伴而生的，是金融管制的重構。“管制——創新——再管制——再創新”，這是金融法發展的一個重要規律。金融法緊跟金融市場的變幻和金融技術創新的步伐，而處于不斷的變化和發展之中，成為法律體系中市場導向性最強、變化最快的部門之一。以巴塞爾協議為例，作為國際銀行監管領域的一系列劃時代的文件群，最初的原型誕生于聯邦德國赫爾斯塔銀行和美國的富蘭克林國民銀行的倒閉。此后，一系列金融領域的變革以及危機均成為巴塞爾協議修改和完善的領先表征。在經過20世紀80年代一系列的金融自由化和衍生工具創新潮后，1988年7月通過的《關于統一國際銀行的資本計算和資本標準的報告》將銀行的資本劃分為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兩類，并在風險權重計算標準的基礎上確定了資本充足率，即資本與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必須達到8%(其中核心資本不低于4%)。1995年英國巴林銀行事件和日本大和銀行事件，則導致了《巴塞爾資本協議》的修訂和1996年《市場風險修正案》的問世。隨后，20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危機的蔓延所引發的金融動蕩，使得重新修訂現行的國際金融監管標準己刻不容緩。于是在1999年和2001年巴塞爾委員會兩次就新協議草案向各國政府和銀行公開征求意見，該新協議的正式文本于2003年底完成，2004年6月正式簽署，并于2006年底至2007年初正式生效。
然而，《新巴塞爾資本協議》正式實施的一年，也正是美國資級債危機爆發的一年。2008年3月，美國第五大投行、有著85年歷史的貝爾斯登崩潰。緊接著，美國兩大房地產低押貸款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陷入危機，雷曼破產。這一系列國際金融事件進一步凸現了加快推進新資本協議實施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美國次債危機的根源之一就是銀行業在評估信用風險時，過于依賴外部評級機構，放松了內部盡職調查和風險評估。據統計，2007年三大評級機構為75%以上的CDO(債務抵押債券，次級貸的衍生品)產品提供了AAA級評級，從而嚴重誤導了投資者，對危機爆發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新資本協議鼓勵銀行實施內部評級法，本身有助于改變金融機構過于依賴外部評級的狀況。此外，2001年以來，國際上許多銀行在監管套利動機的驅使下，大量發放MBS(抵押支持債券)、CDO等衍生工具，將表內資產轉移到表外，只不過是在金融體系內部轉來轉去，這大大減小了資產證券化的避險功能。舊資本協議對資產證券化并沒有作更詳盡的規定，這形成了一個明顯的盲區。而新資本協議則不但提出了資產證券化監管框架，還詳細規定了資產證券化的風險計量方法，這有利于加強資產證券化監管，也有利于防止資本套利行為。有人就認為，如果國際銀行業是在2003年就實施新協議，而不是等到2007年，那么也許本次金融危機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損失也會大大降低。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法律的滯后性也使得新資本協議未老先衰。這也告訴人們金融市場的管制重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與金融技術創新重復博弈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完善的過程。本次金融危機雖然凸顯了新資本協議實施的必要性，但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它的許多內在缺陷，這為下一步新資本協議的改進、修訂和升級指明了方向。中國光大銀行風險管理委員會主席武劍撰文指出，首先，應重新審視衍生工具帶來的衍生風險。一方面，金融衍生產品與基礎資產相分離，使交易者難以了解基礎資產狀況，一旦基礎資產質量發生問題，交易者更容易采取拒絕所有同類資產的方法自我保護，市場也更容易喪失流動性;另一方面，金融機構通過證券化將資產負債表風險轉移出去，然后又作為結構性產品投資者承擔這些產品新的風險，這些做法均未減少金融市場整體風險，甚至通過杠桿作用增加了風險。為此新資本協議應更加重視金融創新帶來的創新風險，制定新的計量標準和監管規則，將衍生工具產生的衍生風險一并納入金融監管視野。此外，還應進一步加強信息披露，提高對內部評級模型和風險參數的審慎性要求，改進風險計量的模型與方法。在這次危機中，大型金融機構風險信息的透明度不夠，誤導了市場參與者的判斷，加劇了市場波動。而且，本次金融危機也說明，基于先前良好經濟環境下歷史數據估計的風險參數可能低估了貸款組合的信用風險;基于市場繁榮時期抵押率發放的貸款，在經濟衰退時期風險上升的程度往往超過預期;按揭貸款及結構化貸款的違約概率和違約損失率之間存在強相關性。針對上述問題，監管當局應改進風險計量模型，使歷史數據更具有前瞻性國;檢驗銀行估計風險參數的方法，督促銀行更新風險參數以便及時反映違約率和損失率的上升;在評估借款人與信用風險緩釋工具之間的相關性時，應充分考慮系統性風險因子的影響。
四、 結論
金融自由化不是不切實際的金融創新，不是單純的放棄政府管制，而是改變政府管制的作用方式與政策工具;金融自由化所拋棄的僅僅是妨礙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金融抑制政策，而不是放棄所有正當而必需的金融體系游戲規則。事實上，要使得金融自由化導致真正的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必須有一整套完善有效的法律規范和市場規則，以此來支撐金融體系的自由化過程。此外，對于金融衍生工具，鑒于美國次級貸危機，出于審慎監管的考慮，應確立先嚴格規管、后有序發展的原則。在一項金融創新正式或者全面啟動前，必須先進行法制準備，這是確保衍生工具市場發揮正常功能及有序運作的前提。巴塞爾協議的發展歷程，其實，也暗合了國際金融風險監管的發展趨勢，即:從強調統一的外部監管標準轉向多樣化的外部監管與內部風險模型相結合，從強調定量指標轉向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相結合，從一國監管轉向國際合作監管，從合規導向轉向風險導向的監管思路。
2008年10月1日，我國銀監會了第一批新資本協議實施監管指引，包括《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內部評級體系監管指引》、《商業銀行銀行賬戶信用風險暴露分類指引》、《商業銀行專業貸款監管資本計量指引》、《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緩釋監管資本計量指引》和《商業銀行操作風險監管資本計量指引》。這5個監管指引是實施新資本協議系列監管規章中的一部分，今后銀監會還將陸續第二批、第三批相關監管規章，建立一整套以新資本協議為基礎的風險監管制度。應該說，這一系列監管指引將對我國金融市場產生重要影響。然而，由于金融市場變化多端和國際金融監管制度的不斷發展，我國在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過程中，也應該充分考慮到與時俱進的問題。此外，快餐可能很方便，但是慢火的烹制可能更好吃，以美國次級債危機為鑒，對于爆炸般的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產品，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采取更加審慎的態度，以便穩扎穩打地一步步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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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 資本計提 信用風險模型
中圖分類號: F83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770(2007)03-032-05
一、概述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以下簡稱新協議）的根本目的是要求銀行持有充足的經濟資源（包括：準備金、資本和核銷）來抵御銀行在經營活動中的風險和可能遇到的損失。其中，準備金用來覆蓋銀行的預期損失(Expected Loss, EL)，這是可以通過歷史的長期數據來估計的；而資本則被要求用來覆蓋非預期損失(Unexpected Loss, UL)，即實際損失超過預期損失的部分（見圖1）。由于銀行無法預先知道非預期損失發生的時間和大小，而且有些巨額損失的發生對于銀行經營和生存的影響是致命的，因此持有充足比例的資本來保證銀行的長期穩健經營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銀監會用于對中國銀行業資本監管的“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是按照1988年的巴塞爾資本協議第一版（以下簡稱老協議）制定的，該辦法要求商業銀行統一按照風險加權資產的8%來計提每筆敞口的資本要求，該方法簡便易行，但對于風險的區分能力和敏感度明顯不足。新協議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針對各國銀行業風險管理水平差異較大的狀況，增加了內部評級法，鼓勵有能力的銀行自行開發信用風險評估模型，計算相應的信用風險參數：違約概率（PD，初級法的要求）、違約損失率（LGD）和違約時的敞口（EAD，后兩者為高級法的要求），在此基礎上，巴塞爾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給出了覆蓋每一筆貸款非預期損失的資本計提公式，著重于將銀行資本無法覆蓋巨額損失的概率控制在監管當局能夠接受的水平內（公式中為0.1%），同時提高資本要求對于風險的敏感度和精確度。
計提資本的公式基于隨機信用組合模型的研究成果，公式設定了具體的分布狀態、貸款風險關聯度和統計精確度，并針對不同的資產類別設定了不同的權重參數。根據該公式，銀行對于每筆信貸資產所需的資本大小主要取決于客戶違約概率(PD)、違約損失率(LGD)、違約時的敞口(EAD)、敞口的期限、資產違約的相關性和資本覆蓋損失的置信水平等參數。對于實施高級法的銀行來說，不僅應該有能力按照新協議的要求估算PD、LGD、EAD等參數，輸入公式計算所需資本，還必須了解這些公式背后所蘊含的含義和委員會的真正用意。
筆者基于對新協議的研究，總結了新協議對于資本計提要求的三個原則，并通過對資本計提公式的理論基礎和公式含義的解讀和探討，以期讓讀者了解委員會在設計資本計提公式時所考慮的因素和用意，在此基礎上對國內銀行業使用新協議資本計提公式提出三點建議，希望對國內銀行風險管理人員實施新協議能有所幫助。
新協議中資本計提的具體公式詳見文章的第五部分。
二、資本計提的原則和理論基礎
根據筆者對于新協議的研究和理解，認為新協議資本計提公式最主要體現了三個風險管理原則：
1）資本計提要求的理論基礎應當盡可能在簡單和精確之間取得平衡，可操作性強，能夠為盡可能多的國家銀行業所接受；
2）銀行對于風險的計量應當基于謹慎保守的原則，充分考慮經濟蕭條等惡劣環境的影響，確保銀行在任何情況下的穩健經營；
3）不同信貸資產的風險特征和水平差異很大，銀行應當根據自身的風險偏好和承受能力選擇合適的業務發展方向，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風險和收益配比點。
基于以上原則，委員會在設計資本計提公式時遵循了“抓大放小”的思想，既考慮到關鍵的風險影響因素，保證計量結果的精確度，又盡可能使公式理論簡單、易操作，達到“精確――簡單”之間的平衡。委員會考慮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資產組合之間的相關性、經濟周期的影響、貸款的期限長短和資產價值的分布規律等。
針對資產相關性，委員會考慮過兩種不同的信用風險體系，一種體系在模型中考慮到資產組合之間的相關性，典型的如：J.P. Morgan的CreditMetrics模型，該模型有專門的模塊來計算資產組合的相關系數，并以此來計算整個組合的風險價值；另一種體系在模型中不考慮資產組合之間的相關性，因此只能通過別的途徑來對模型的結果進行調整，典型的如：瑞士信貸金融產品公司的CreditRisk+模型，該模型將保險精算技術引入信用風險評估，把客戶的違約事件看作被保險人的死亡，通過建立借款人違約“死亡表”來對信用風險進行預測，由于沒有關于違約原因的任何假設，因此該模型無法計算組合之間的違約相關性，解決的辦法是通過分析信用風險與宏觀經濟因素之間的相關性，估算出各項資產之間的違約相關性。
委員會最終采納了后一種體系的方法，因為前一類諸如CreditMetrics的高級信用風險模型雖然更符合實際情況，但是這種模型由于考慮了各組合之間的相關性，結構往往非常復雜，對于絕大多數的監管當局和銀行來說是難以實施的。委員會希望新協議框架能夠在盡可能多的國家和金融機構中被實施，因此新協議所采用的模型的理論框架應該盡可能的簡單、容易實施。
因此，委員會對模型作出了重要的限制：假設模型具有資產組合不相關性，即對于一筆特定貸款所需計提的資本應當僅依賴于該貸款本身的風險大小，而與該貸款所屬的貸款組合風險性質無關。也就是說，在這種方法的框架下，資本的計提僅僅與反映該筆貸款本身的風險因素EL和UL有關（也就是PD、LGD、EAD），這種滿足資產組合不相關性的資本分配方法也稱為是“基于評級的資本計提方法”。
當然，委員會也意識到“資產組合不相關性”的限制使得資產組合分散化的效果無法體現。因此，新協議框架以分散化程度較好的銀行作為基準，對模型的結果進行了校驗，確保模型的結果較好地體現組合分散化的效果，同時，新協議還在第二支柱中針對貸款集中度要求各國監管當局進行監督檢查，及時發現風險和問題。
數學上可以嚴格證明，只有一種叫做漸近單風險因素（ASRF）模型才是滿足“資產組合不相關性”假設要求的，該模型假設整個貸款組合是由許多相對較小額的暴露組成，每個單項暴露所特有的風險之間往往可以相互抵消，因此只有那些系統性風險（諸如行業和地區等風險因素）才會對整個組合的損失分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這樣一來，模型就能夠比較簡單地加總各貸款的EL和UL之和作為整個組合的EL和UL。但是，由于在ASRF模型框架中沒有考慮組合的分散化和集中度方面的信息，委員會采用了設置轉換函數的方法，將各銀行自行估計的反映在一個一般的經濟環境下的平均違約率PD轉換為能夠反映宏觀經濟較差時期的系統風險因素值下的條件違約概率CPD（對于LGD，新協議并沒有提供轉換函數，而是直接要求銀行基于保守原則，自行估計能夠反映經濟衰退情況下的LGD，后面將介紹委員會的具體考慮），從而將模型的結果校驗到組合分散化效果較好的水平上，同時也反映出經濟周期對于資本要求的影響作用。
針對貸款期限的影響，事實上，幾乎所有銀行的經驗和研究結果都表明，期限越長的貸款違約風險也越高，因此也就需要越多的資本，委員會也認可了這一觀點，在其資本計提公式中考慮了貸款期限的影響，對公式基于一年期貸款計算出的資本結果進行了修正。
另外，資本計提公式中還對資產價值的分布做了正態的假設。這實際上來源于Merton的信貸組合單資產模型。Merton(1973)將借款人的資產的市場價值看作為一個隨時間變化的隨機變量，并假設借款人的資產的市場價值服從正態分布，他將借款人的違約定義為其資產的市場價值低于其負債總額。Vasicek在2002年證明了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Merton的模型可以滿足“資產組合不相關性”的條件。因此，委員會采納了Merton和Vasicek的研究結果，決定采用正態分布的假設。
三、資本計提公式的解讀
我們以一般公司貸款的資本計提公式為例，來具體解讀體現以上原則和風險因素的資本計提公式的具體構成（其它貸款類型的公式類同）。
資本計提公式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體現圖1思想的UL計算公式（基于一年期貸款計算），第二部分是貸款期限的調整公式。
上述公式中，就是委員會提供的條件違約概率轉換函數。該轉換函數要求兩個輸入變量：一個就是要求銀行自行估計的平均違約概率PD，另一個是委員會確定的風險抵御置信水平99.9%。新協議采用正態分布函數的逆函數將平均違約概率PD和置信水平99.9%分別轉換為“違約臨界值”G(PD)和反映系統風險因素的保守估計值G(0.999)，并以資產相關系數R的函數為權重將兩者加權求和得到所謂的“條件違約臨界值”。隨后再用正態分布函數N(x)將這個“條件違約臨界值”轉化為條件違約概率CPD。因此，LGD×CPD就是前面圖1中的VaR，扣除預期損失PD×LGD，就得到了覆蓋非預期損失的資本要求（詳見圖2），這個資本要求總額能夠抵御給定的概率水平下（99.9%）整個組合的可能損失。
正如前一節所述，對于LGD，新協議并沒有提供類似于PD的轉換函數，而是直接要求銀行基于保守原則，自行估計能夠反映經濟衰退情況下的LGD（一般來說，這個LGD要比銀行基于整個經濟周期歷史數據估計的平均LGD來得高，詳見[1]，468段 -471段）。因為委員會意識到，各國監管當局和金融機構對于LGD的估計能力和水平總體來說不論是數據積累和建模方法，遠沒有達到開發PD那么成熟的地步。因此，簡單地給出一個轉換公式，并不是一個好辦法，因為轉換公式所需的輸入變量并不是每個金融機構都有能力準確估計的（例如：LGD、業務品種、抵押品類型和價值等），所以委員會最終決定要求銀行基于內部數據直接估計能夠反映經濟衰退時期下的LGD，所以最終在資本計提的公式里，LGD就不像計算PD那么的復雜，而直接選取銀行自行估計的LGD。
資本計提公式中，采用了資產相關系數R的函數作為和的加權權重，對于不同資產類別，相關系數R的計算公式有所差異，這體現了委員會的觀點：不同資產的相關性和分散化效果是不一樣的，因此需要做不同的校驗，以體現他們各自不同的風險特征，見圖3。
從圖3可以看出，高波動性的商用房地產敞口之間的相關性最高；公司、和金融同業敞口次之；中小企業和零售敞口之間的相關性最低。這種規律也是與我們的主觀經驗相吻合的，通常房地產之類的價值往往與整個市場的景氣有很大的關系，相互間的關聯性很強；大企業和、金融同業組合中的客戶數量往往較少，因此相關性也會比較高；而中小企業和零售之類的敞口往往數量很大，更多地取決于借款人本身的質量好壞，相互間的關聯性就比較弱。同時，相關系數R與PD是呈遞減關系的，即：當前違約概率越低的客戶，相互之間的違約相關性越高；對于那些當前已經是較差的客戶來說，其自身違約概率已經較高，因此相互間的違約關聯性就比較低了。
另外，中小企業的相關系數還與銷售額的大小有關，見圖4的三維圖。圖中，x軸是違約概率PD，y軸是銷售額，中小企業的相關系數就是PD和銷售額的二維函數關系。委員會用銷售額來衡量企業的規模，規模越小的企業，相互間的違約相關性也就越小。
值得注意的是，相對于老協議而言，新協議對零售信用資產的資本計提給與了優惠措施，結果是導致零售信用資產所需資本的下降，從而鼓勵銀行開發零售模型，發展優質零售信貸業務。
公式的第二部分是一個期限調整公式：[1+(M-2.5)×b(PD)/[1-1.5×b(PD)。該公式同時考慮了貸款期限和違約概率PD的雙重影響，這體現了委員會的兩個基本觀點：
1) 貸款的時間越長風險就越高，貸款的資本需求隨著貸款期限的增加而線性增加；
2) PD較低的借款人的貸款期限對于資本需求的影響程度要大于PD較高的借款人的貸款期限對于資本需求的影響（實際上這個觀點來源于KMV模型所做的違約概率遷移矩陣分析，因為長期的歷史數據表明，評級較好的公司，其降級的可能性往往較高；而那些評級較低的公司，其降級的可能性相對前者來說反而比較小，因為他們往往一年期的違約概率就已經比較高了，下降的空間有限）。
期限調整的基準定為2.5年（這樣可以和實施初級法的銀行保持一致，初級法中的貸款期限統一定為2.5年），最少一年（某些特殊的短期貸款可以例外），最高5年，318段-325段）。期限調整公式中的b(PD)=(0.11852-0.05478×ln(PD))2實際上就是基于2年期貸款和3年期貸款的遷移數據對2.5年的基準期限所做的平滑回歸估計。
四、資本計提公式在國內實施的若干建議
新資本協議是西方十國集團的監管當局制定的用于十國集團金融機構的風險監管綱領，其資本計提公式的分析基礎和數據來源也是基于十國集團金融業所積累的數據，這些國家的監管當局已經建立起自己的評級體系和歷史數據，他們用這些數據對資本計提公式進行校驗和測算，得到相應的權重系數，應該說這些數字是適合于十國集團的，特別是資產相關系數，非十國集團的國家與十國集團的標準差別會非常大，統一按照十國集團的標準實施對于新興市場的金融機構是有失公允的，因此建議我們的監管當局應當對這些參數進行調整和校驗。
1、盡快研究和探討建立國內銀行業統一數據庫的可能性，由監管當局匯總各家銀行數據，為監管當局校驗和調整新資本協議公式提供國內統一數據支持。筆者認為目前更可行有效的方法是監管當局提出需要修改的參數，由各家大銀行根據各自的數據測算這些參數值，上報監管當局；監管當局可以根據這些參數采取某種方法的加權平均，得到國內統一的參數值。
2、基于國內銀行業的數據，盡快研究和建立我們自己的違約概率遷移矩陣表，用于資本計提公式有關期限調整的校驗和修正。
3、對于資產相關系數R計算公式應當做適當調整，以反映國內的真實情況。資本計提公式中針對不同類型資產設定了不同的權重，比如：大企業的相關系數公式：
公式中權重系數分別是0.12和0.24，根據公式的含義，當PD=0（無風險資產）時，R=0.24；當PD=100%（違約客戶）時，R=0.12。因此，需要測算違約客戶和無風險資產的相關性，作為對資產相關系數公式權重的修正值。而對于像住房抵押貸款和合格循環零售貸款給定固定的相關系數R，就需要針對國內實際情況進行測算，并作調整。
另外，對于中小企業的相關系數R計算公式：
其中還考慮了企業銷售額S的影響因素（公式最后一部分），委員會基于十國集團所制定的標準是小于5000萬歐元年銷售額的企業稱為中小企業，并且設定了下限500萬歐元，小于這個規模的，統一按照500萬歐元來考慮，公式中對于銷售額S的調整是基于這個標準的，其中S的單位是百萬歐元，因此公式中的5代表500萬歐元，45其實代表了上限5000萬歐元和下限500萬歐元的差。建議監管當局制定適合中國情況的統一的中小企業劃分標準，在此基礎上對此公式作必要的修正（例如：香港金融管理局對此公式的調整是港幣5億到5000萬之間）。
五、新協議資本計提公式羅列
新協議中對于資本計提的公式區分不同的資產類別，針對各自不同的風險特征和相關性，給出不同的參數調整，具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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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銀行；風險承擔
［中圖分類號］F83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11)03-0045-06
［收稿日期］ 2011-03-18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已經成為各國銀行業監管的一個重要標準。在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中爭論最多的是資本充足率問題。與在1988年巴塞爾協議中廣義的風險分類不同，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預想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完全依賴于債務人的信用評級，無論是內部評級還是外部評級。然而信息披露的要求如此之高，只有少數銀行可提供必要的信息。因而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給銀行以選擇標準法和內部評級法的權利。但是，一方面引進內部評級法的固定成本很高，會阻止小銀行使用該方法；另一方面，缺乏足夠的歷史數據也使小銀行使用內部評級法不具有可行性。因此，小銀行也不會從相對安全的風險暴露而減少的資本充足率中獲益。［1-3］這種對大銀行和小銀行的不對稱對待會如何影響銀行的風險承擔、績效和經濟中的總風險？本文將作出理論回答。
如果有選擇兩種方法的權利，左邊表示存款利率均衡。在模式3和4中的邊界，實際上移向更低的競爭，與標準法相比，風險承擔由于監管而增加。在模式3和4中的邊界，小銀行偏好于提高利率。不同的是，曲線分開有無風險承擔的模式表現為單調遞減。因此，如果銀行允許在兩種方法中選擇，且大銀行使用內部評級法，該方法擴大了α的參數設置，小銀行承擔過度的風險。
即使在轉移到模式4的情況下，小銀行也受到束縛。考慮到在選擇內部評級法前，銀行僅僅只考慮在模式3和4的邊界中情況。β極小的增加有兩種效應：第一，導致銀行離散地增加存款利率，邊際利潤沒有任何變化；第二，增加了銀行存款利率，危害到小銀行。即使在模式轉換的情況下，小銀行也將會丟失利潤。從模式3和4邊界開始，一個β極小的增加有兩種效應：第一，由于臨界利率的增加，大銀行提高其利率；第二，為獲得市場份額，小銀行離散地提高利率。小銀行市場份額增加，大銀行利潤減少。因此，在由標準法轉換到內部評級法后，大銀行利潤也許下降。方法越復雜，固定成本越高，小銀行更可能不會愿意采用新方法。大銀行采用內部評級法的潛在利潤是巨大的。總的來說，與標準法比，內部評級法的引入也許引起小銀行承受更高的風險，從而轉化為總風險增加。因此，監管沒有達到它阻止銀行風險承擔的目標，表現出內部評級法的優勢被選擇的權利所破壞掉。［4］
五、結論
銀行可以采用很多辦法對新監管做出反應，而不被模型所捕捉到，尤其是小銀行之間或大銀行和小銀行之間的并購。被并購的銀行會選擇更安全的項目，資本利用效率更高，這樣也會提高福利水平。考慮到模型外因素后，該觀點并非令人滿意。具體而言，小銀行可以建立聯合評級系統，甚至可以將其風險管理委托給第三方機構，來應對新監管的規定并節約固定成本，仍然可以獨立運作從規模經濟中受益，提高福利，并避免兼并的不利影響。只有當監管者接受累積數據的激勵，允許小銀行克服缺乏歷史數據的問題，但法律約束（例如銀行保密法）仍可能阻止銀行與其他金融中介機構交換客戶的敏感性信息。如果中小企業更愿意找中小銀行借款，那么模型會預測到大銀行減少對中小企業貸款，且貸款會從安全項目移向風險項目。盡管最有效率項目的中小企業貸款注定損失最多，但通過內部評級法可以減輕該損失。但是，大銀行也可能沒有準備好在軟信息的基礎上擴展貸款。在此需要強調的是，大銀行和中小銀行的不公平對待可能是基于公平（權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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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次貸危機;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啟示
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以下簡稱新資本協議)從2007年起在全球范圍內開始實施,而美國次債危機也正是在這一年爆發,這一歷史性巧合使我們更加關注次貸危機對新資本協議的影響。在次債危機中,國際著名銀行花旗、瑞銀等風險管理水平領先的機構不僅未能幸免,反而蒙受巨大損失。這一事實讓大家對代表國際先進銀行風險管理最新成果總結的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開始了新的反思,甚至于對新資本協議提出了質疑。在各國積極出臺應對危機的措施后,如今次債危機對金融、經濟的影響正逐漸減弱。站在這個歷史階段,總結這一經濟現象,有利于我們更全面地認識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為我國即將開始的新資本協議實施提供理論上指導。本文正是基于次貸危機的成因這一新的視角,來探討我國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實際意義。
一、美國次貸危機的產生背景及成因分析
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危機,簡稱次貸危機。它起源于美國住房市場火爆時期,商業銀行發放了大量的次優抵押貸款。在追求房價上漲時次優抵押貸款帶來的收益時,也積累了房價下跌次優抵押貸款違約陡增的風險,這些大量的次優抵押貸款正成為后來危機爆發的風險隱患。在美國政府為擠掉住房市場泡沫改變前期寬松的貨幣政策操作思路相應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后,住宅市場明顯降溫,次優抵押貸款拖欠率不斷上升,商業銀行前期積累的風險開始顯現,次貸違約率上升導致了次貸放款機構遭受巨大損失。這就是次貸危機的起源。
按道理講,信用違約率大幅上升,只會導致次貸損失本身,也就是它的損失范圍在銀行系統內,并不足以演變成危機,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深刻的影響。但從事情隨后的發展來看,次貸危機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金融的影響卻遠遠超過了儲貸協會危機。通過深入分析,我們會發現,其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以次級抵押貸款為標的創造出的大量金融衍生品增加了市場的聯動性、風險的擴散性。次級貸款作為相關衍生品如CDS、CDO的基礎資產,它的損失會導致牽一發而動全身,不僅波及銀行系統,而且通過衍生品相關到證券系統、保險系統等整個金融系統。在這種過度信用創造的條件下,不斷暴露的資產損失動搖了整個金融市場信心,市場的連鎖反應使得風險進一步放大,繼而引發了全球性信貸緊縮和金融市場動蕩。
二、從次貸危機看新資本協議的制度合理性
新資本協議(Basel II),是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在總結最新風險管理實踐經驗和修改98年版舊資本協議的基礎上,于2004年6月公布的《統一資本計量和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修訂框架》(即新資本協議)。其主要變化是建立了有效資本監管的三大支柱,即最低資本要求、監管當局的監督檢查、信息披露。新資本協議代表了風險管理的發展方向,提高了資本監管的風險敏感度和靈活性,有助于商業銀行改進風險管理和推動業務創新。
站在次貸危機的角度來審視新資本協議,就是要在商業銀行風險管理范圍內,分析新資本協議的實踐能否起到防范次級貸款損失發生的作用。要探討這一問題,需要追溯商業銀行在次級貸款損失發生過程扮演的角色。其可以總結為三點:首先是商業銀行放寬了房貸授信標準,擴大了信用風險。其次是商業銀行過于依賴外部評級,不能及時與準確把握資產的風險。最后商業銀行證券證券化等表外業務在轉移信用風險的同時,由于創新衍生金融工具過程又創造了新的風險,使信用風險在銀行內循環回歸。針對這三點,我們來看實施新資本協議的有效性。
(一)實施新資本協議可以進一步完善對銀行業務的監管
舊資本協議的特點是靜態的、粗略的,缺乏對內部管理流程和風險標準的審查。舊資本協議只有“一大鐵律”:最低資本金要求。而新資本協議在繼承與發展舊資本協議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現代金融監管的三個支柱。實施新資本協議,可以通過三個支柱的聯合作用,從源頭上防止金融機構在未受監管狀態下肆意降低信貸標準,發放大量沒有償還能力保障的貸款。而事實上,這正是次貸損失的原因之一。
(二)實施新資本協議可以進一步提升銀行的風險管理能力
新資本協議鼓勵銀行實施內部評級法和高級計量法等風險計量方法。內部評分法應用在信用風險評估中,它是以銀行對重大風險要素的內部估計值作為計算資本的主要參數來度量信用風險,從而能極大的提高銀行對風險資產的敏感度。該方法的推進,有助于改變金融機構過于依賴外部評級的狀況。本次危機充分暴露了外部評級機構的弱點。美國次債危機的根源之一就是銀行業在評估信用風險時,過于依賴外部評級機構,放松了內部盡職調查和風險評估,從而使風險評估成為一個嚴重的風險隱患。
(三)實施新資本協議可以加強資產證券化監管,防止資本套利
2001年以來,國際上許多銀行大量發放以次貸為基礎資產的衍生工具來轉移表內資產,他們通過資產證券化方式快速回收現金,用于進一步的業務擴張,而金融機構的實質性風險并沒有得到有效的降低,只不過是在金融體系內部轉來轉去、不斷聚積,為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準備了條件。而新資本協議正針對舊協議的這一盲區,對資產證券化及表外實體提出了資本要求,擴大了資本覆蓋風險的范圍。
在這里要強調的是,從新資本協議制度的合理性上講,我們不能推定出新資本協議的提前實施就能夠避免本次金融危機發生,但我們至少可以說讓金融危機的損失大大降低。也就是說,新資本協議也并不是完美的。
三、次貸危機對我國推進新資本協議的啟示
在我國,銀監會于2007年4月出臺了《中國銀行業實施新資本協議指導意見》,意見要求銀行從2010年底起開始實施新資本協議,如果屆時不能達到銀監會規定的
最低要求,經批準可暫緩實施新資本協議,但不得遲于2013年底。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到,次貸危機的發生從側面表明了實施新資本協議的重要性與緊迫性。具體來講,在推進新資本協議加強銀行風險管理過程中,要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風險管理定性方法與定量方法的關系
與1998年的政策框架相比,新協議定量計算更為精細,這些措施有利于銀行提高對風險的敏感度。但是我們要看到模型本身的局限性以及運用風險管理過程帶來的風險,不能夸大模型的作用。風險的管理歸根結底是靠人來完成的,不是靠機器與模型,不應忽視定性分析的重要作用。正確的態度是在定量方法的運用中,注重內部評級結果和風險參數估計的審慎性。同時,要通過監管過程、銀行管理體制的要求和利用市場約束等定性的要求與定量有機的進行結合,來加強銀行風險管理,提升銀行抵御風險的能力。
(二)處理好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關系
次貸危機的教訓告訴我們,實施新資本協議過程中,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要同步發展。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新的金融產品的出現可以提高金融市場的運行效率,但若處理不當,用于防范金融風險的金融工具也有可能帶來新的金融風險。故必須通過金融市場的變化來加強金融監管動態調整,以適應金融創新提出新的監管水平要求。
(三)處理好金融發展實踐與金融制度建設的關系
新資本協議作為最新國際銀行風險管理的經驗總結,代表最新風險管理的發展方向。但這并不意味著新資本協議的完美性,也不意味著它運用到我國銀行業的實際會產生良好的效果。隨著經濟的發展、金融的深化,在金融領域會出現許多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從美國次貸危機中我們可以看到,沒有任何一種金融制度能夠一勞永逸來完美地規范金融實踐問題,金融制度的建設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需要不斷總結實踐經驗來加以完善。故我國在推行新資本協議時,應該緊密結合我國金融發展的實際,不能生硬照搬。同時要注意新資本協議對風險管理的實踐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完善的過程,以期更好地借鑒國際先進銀行治理成果,來提升我國銀行業的風險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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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全面風險管理；信用風險
[中圖分類號]F830.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09)02-0020-03
近日，銀監會在中國銀行業新資本協議實施高層指導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明確，新資本協議實施的制度將在2008年、2009年準備和測試，2010年起監管部門開始接受商業銀行的實施申請，銀行推行基于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全面風險管理理念正當其時。
一、巴塞爾新資本協議
1987年12月10日，國際清算銀行(BIS)在瑞士巴塞爾召開了包括美國、英國、法國、聯邦德國、意大利、日本、荷蘭、比利時、加拿大和瑞典(十國集團)以及里斯本和瑞士在內的12國中央銀行行長會議，其下的巴塞爾銀行監督委員會(the Basel Committee nnBanking Supervision)于1988年提出以規范信用風險為主的“統一計量資本和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對銀行的資本比率、資本結構、各類資產的風險權重等方面作了統一規定。然而，此協議存在著諸多不足，主要表現在粗線條的風險權重不能精確地把資本與銀行面臨的風險密切地結合在一起，未能從監管上為銀行改善自己的風險管理水平提供激勵；在計算資本充足率時，對所有的企業，無論其信用如何，風險權重均為100％；沒有充分認可風險緩解技術的作用，例如抵押和保證。有鑒于此，巴塞爾委員會不斷修改完善協議，于1999年6月，公布了“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征求意見稿)”(簡稱新協議)；其后，在廣泛征求各國銀行業和監管當局意見的基礎上，新協議又經過多次修改，于2004年6月公布正式稿，并計劃從2006年底開始在成員國推廣實施。
新協議由三大支柱組成，分別從資金管理者和風險管理者角度、監管者角度以及投資者角度對銀行風險的內涵、計量方法以及風險防范方式等做出了更加全面系統的闡述。
第一支柱：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資金管理者和風險管理者角度)。新協議將銀行風險的范圍確定為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三方面，并為計量風險提供了幾種備選方案。
關于信用風險的計量，新協議提出了兩種基本方法：第一種是標準法；第二種是內部評級法。內部評級法又分為初級法和高級法。對于風險管理水平較低的銀行，新協議建議其采用標準法來計量風險，計算銀行資本充足率；當銀行的內部風險管理系統和信息披露達到一系列嚴格的標準后，銀行可采用內部評級法。在計量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方面，委員會也提供了不同層次的方案以便銀行根據自身情況進行選擇。
第二支柱：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監管者角度)。這部分內容是第一次納入協議框架。新協議認為，為了促使銀行的資本狀況與總體風險相匹配，監管當局可以采用現場和非現場稽核等方法審核銀行的資本充足狀況。監管當局應該考慮銀行的風險化解情況、風險管理情況、所在市場的性質、收益的可靠性與有效性等因素，全面判斷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是否達到要求，在其資本水平較低時，監管當局要及時對銀行進行必要的干預。
第三支柱：市場約束(投資者角度)。它是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研究重大進展的體現，其作用在于進一步強化資本監管和促進銀行體系運作中的安全與穩健。新協議充分肯定了市場具有迫使銀行合理地分配資金及控制風險的作用，市場獎懲機制可以促使銀行保持充足的資本水平，支持監管當局更有效地工作。為了市場約束的有效實施，必須要建立和完善銀行信息披露制度。
新巴塞爾協議對風險考察更廣泛、全面、靈活。它摒棄舊協議“一刀切”式的監管框架，為銀行提供了更多的風險計量方式，銀行和監管當局可以根據業務的復雜程度、自身的風險管理水平等靈活地進行選擇。同時，新協議提供的衡量風險的方法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準確性，從而能夠更為有效地確保監管目標的實現。此外，新協議重點強調市場約束，這使銀行經營更加透明。隨著銀行一系列敏感信息被定期、強制地披露，公眾能夠更為準確地了解銀行的清償能力，充分發揮外部監管的作用，保證銀行經營的合法、高效、透明，同時也有效避免了由于信息不對稱給客戶造成的損失。為達到新協議的要求，銀行必須將構建自身全面風險管理體系作為今后的工作重點。
二、全面風險管理
通常情況下，風險管理是指銀行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所承擔的各類風險的全過程。其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20世紀80年代，由于信用風險導致金融機構大量倒閉，結果是產生了“巴塞爾協議”對資本充足性管理的理論與實踐。第二，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衍生金融工具及交易的迅猛發展，市場風險日益突顯，其結果是出現了市場風險測量新方法VAR(風險價值方法)。第三，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后，銀行風險管理理念、方法與模式需要重新設計，于是全面風險管理應運而生。
全面風險管理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其內在推動力主要有二：其一是金融風險機構面臨的風險因素多樣化，各銀行都會因風險控制措施不當而發生損失，有的案例損失金額巨大；其二是銀行風險管理模型和風險度量技術日趨成熟，尤其是信用風險和操作性風險量化取得了較大突破，全面風險管理具備可行性。
全面風險管理是指統一集中管理整個機構的各種風險。這是一種思想或理論，而不是具體的風險管理方法或技術，是基于風險一體化的基礎，采用一致的標準測量并加總這些風險。對于銀行而言，全面風險管理就是銀行為了達到經營目標，由董事會推動和參與，由具體業務和管理部門實施的風險管理程序。該程序貫徹于戰略制定和業務經營各個環節，覆蓋各風險類別和業務單元，目的在于將風險控制在可接受范圍內，并實現銀行利潤目標。其內涵包括：一要覆蓋全面的風險因素，這些因素來自不同風險種類(信用、市場、操作、流動性及其他風險)、不同地理區域、不同業務部門和不同的管理層面；二是強調從銀行整體的角度對這些風險因素進行全面的匯總和整合，但不是簡單羅列和匯總。
三、基于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
從2007年起，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將開始實施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因此有許多銀行已經開始全面風險管理的實踐。盡管全面風險管理不存在統一的模式，但由于其覆蓋面廣，技術復雜，整合程度高，信息傳遞頻繁，因此要求銀行合理設計組織架構，優化職能配置。具體而言，應該包括如下若干要素：
1 構建全員化的風險管理文化
風險管理文化決定銀行經營管理過程中的風險管理理念和經營模式，它影響著銀行業務的各個環節。要建立風險管理文化就是要倡導和強化風險意識，樹立囊括各個部門、各項業務、各種產品的全員化的風險管理理念。一些金融機構發展的歷史和經驗表明，風險管理文化是內部控制體系中的“軟因素”，在銀行經營管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落后的企業文化尤其是風險管理文化往往是金融業在風險管理上出現問題甚至失敗根源。因此，銀行應當針對“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建立學習型團隊，重點加強學習、提倡和培育風險管理文化、鼓勵銀行各部門對全面風險管理與新巴塞爾協議進行研究，逐漸形成一種全員化的全面風險管理理念。積極推行涵蓋事前預測、事中管理、事后處置的全過程風險管理行為，為防范金融風險打下良好基礎。
2 構建全面的風險管理體系
行為組織學告訴我們：組織結構是企業的“經脈”，是保證企業經營正常運轉的基礎性制度因素。為了提高風險管理的準確性和針對性，職能配置往往要與業務單元緊密結合；為了增強管理的有效性，又必須在整個銀行層面上進行快速整合，這就需要管理架構存在強大的綜合和集中能力，這種集中包括風險基礎數據的集中、風險報告的集中、限額管理的集中等等，因此就需要構建一套全面的風險管理體系。
結合我國銀行的風險管理實踐，全面風險管理組織體系應將高級管理層、首席風險官、風險管理部、風險管理團隊及風險經理等全面囊括進去，實現上下聯動，保證風險管理實施效果。具體組織模式不一而足，下面所示組織模式僅供參考。
3 應用先進的風險管理技術
新資本協議中包含了三種方法：標準法、初級內部評級法和高級內部評級法。
(1)標準法(Standard Approach)。新資本協議對不同的信用風險標的加以區分，主要有國家、銀行、公司風險等。同時按照不同信用等級，給予了不同的風險權重。例如，對公司風險不再一視同仁皆為100％的風險權重，而是依據信用評級機構給予的評級，分別賦予不同的權重。此外，新協議要求進行國家信用評級，并鼓勵采用外部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但在使用外部信用評級時，不允許使用者僅將信用評級結果納入風險權重的計算，而是要深入了解并復核外部評級的方法及結果。
(2)初級內部評級法(Foundation Internal Ratings Based Approach)。新資本協議規定銀行運用內部評級法估計借款人資產的信用風險時，要遵守嚴格的方法和計量標準；同時，針對不同的貸款種類要采用差別的分析架構，如公司貸款損失與消費性貸款損失等。使用初級評級法的銀行需評估借款人的違約概率(PD)，并將其結果轉換成未來可能發生損失的金額。如果銀行采用自己的評級體系來計量風險資產，必須由金融監管機構審查，并通過批準，而且應嚴格遵守財務披露的規定。在內部評級法下，銀行被允許按照監管標準，使用其內部評級法估算違約概率(PD)，而其他要素則由監管機構提供。
關鍵詞：評級方法論；時點評級法；跨周期評級法；新巴塞爾資本協議
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9)08-0071-04
一、引言
《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內部評級法(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IRB)要求銀行通過內部評級體系計算監管資本，進一步增強監管資本對于所面臨風險的敏感性。實施《新巴塞爾資本協議》的銀行首先要重新構建適合監管要的內部評級體系，包括評級等級的劃分、評級參數的估計、評級結果的使用以及評級體系驗證等一系列內容。評級方法論(Rating Philosophy)是對經濟周期的一種態度，反映了信用評級的本質，具體表現在評級使用何種信息、評級期限等方面，主要包括時點評級法(Point-In-Time，PIT)和跨周期評級法(Through-The-Cy，cle，TTC)。評級方法論是銀行構建評級體系之前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因為它直接影響到違約概率(Probability0f Default，PD)和違約損失率(LOSS Given Default，LGD)等風險參數的性質、評級穩定性等方面，但是銀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這一根本問題，本文從時點評級法和跨周期評級法的內涵與應用著手，分析了兩種評級方法對風險參數PD與LGD和監管資本要求的影響。并根據《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對評級方法進行了選擇，最后得出對我國銀行的啟示與建議。
二、時點評級和跨周期評級的內涵和應用
(一)時點評級法和跨周期評級法的內涵
實證研究表明，受經濟周期影響，信貸也呈現出明顯的周期性，雖然二者的周期并非同步。因而。就是否考慮經濟周期因素而言，信用評級就需要區分時點評級法和跨周期評級法。評級機構的評級方法受到的關注較多，相關理論和實證研究較充分。而銀行內部評級方法問題在20世紀末才開始受到重視。1998年，美聯儲的一份有關“美國大銀行信用風險評級”報告中提到了銀行在使用內部評級方法方面存在的差異性和不明確性。2000年左右，巴塞爾委員會在工作論文中正式區分時點評級法和跨周期評級法，但是并沒有給出時點評級法和跨周期評級法的準確定義。至今，理論界和業界對于兩種評級方法仍有不同的理解，尚未形成比較權威的、被廣泛接受的定義，尤其是在跨周期評級法的理解上爭論更多。
一般而言，國外學者或者巴塞爾委員會的工作論文是從兩個方面來定義和闡述時點評級法和跨周期評級法的。從評級所使用的信息角度去理解兩種評級方法，時點評級法使用有關企業的所有靜態和動態信息以及宏觀經濟信息，而跨周期評級僅使用企業的靜態信息和動態信息，不對周期性經濟變動做出反應。當然也有學者從違約概率性質角度定義兩種評級方法，時點評級法是基于現時條件下企業的狀況以及對未來的展望所做出的評級，時點評級與未經壓力的違約概率相對應；而跨周期評級是考慮整個經濟周期，根據企業可能出現的最壞狀況或者極端事件壓力測試下的承債能力所給予的評級，由此跨周期評級是與壓力狀態下的違約概率相對應的m。
兩種視角都體現出信用評級如何處理經濟周期因素的方法，進而區分時點評級法和跨周期評級法。從所使用的信息角度理解評級方法論對于建立合適的評級模型和選用恰當風險因子具有較大指導意義。從違約概率性質的角度理解評級方法論，能夠清晰反映出評級與違約概率的互動關系，更深入的刻畫出經濟周期對于銀行信用風險管理的影響。
(二)時點評級法和跨周期評級法的應用
時點評級法基于評級企業現時狀況考慮，評級期限較短，多為一年，也可能2-3年甚至更長時期，評級結果能夠精確反映企業的信用風險程度。跨周期評級是基于較長時期內的經濟周期出發，評級限期可能為3-5年，或者整個信貸周期，評級結果較之時點評級精度要低，具有順序評級特征。兩種評級方法的不同特征使得它們在銀行內部應用方面存在較大差別。時點評級法在銀行內部風險管理的應用范圍較廣，包括貸款定價、風險監測、經濟資本配置、限額管理、收益分析等方面，而跨周期評級主要應用于長期信貸決策、確定監管資本等方面。
三、評級方法對風險參數和監管資本要求的影響
(一)評級方法與違約概率
根據《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內部評級法要求，銀行要建立起內部評級體系，而且信用等級要與違約概率相對應。不同的信用評級方法將會直接影響到違約概率，時點評級法的等級會隨著企業和宏觀經濟的變化而變化，此種情況下企業的信用等級變動較頻繁，但是每一信用等級所對應的違約概率是不變的。也就是說，經濟衰退時，企業的違約概率將升高，其信用等級將被下調；而經濟繁榮時，企業的違約概率將下降，其信用級別相應上調。跨周期評級結果不隨經濟周期變動，只會對具有長期性的變動做出反應，企業的信用等級較穩定。但此種情況下，信用等級所對應的違約概率不是固定的違約概率是在一定范圍內浮動的，銀行應該設定浮動的范圍，當變動幅度過大時，就要調整企業的信用等級。
就資產池違約概率而言，Heiffield(2004)以及巴塞爾委員會報告(2005，NO，14)實證研究表明，在經濟周期內。雖然每個時點評級級別的未經壓力資產池違約概率保持穩定，但是壓力狀態下資產池違約概率卻發生了變化。每個時點評級級別壓力狀態的資產池違約概率與經濟周期是正相關的。同樣，在經濟周期內，每個跨周期評級級別的壓力狀態下資產池違約概率保持不變，而未經壓力資產池違約概率則與經濟周期是負相關的。因此，銀行不僅要區分其內部評級法方法，還要明確其違約概率性質，這樣才能正確理解信用風險報告的內涵。
(二)評級方法與違約損失率
反映信用風險的兩個主要參數是違約概率和違約損失率②。巴塞爾新資本協議要求銀行要建立客戶評級和債項評級的二維評級結構。對于實施高級法的銀行來說，要建立債項評級，并且每一個信用等級要與相應的違約損失率對應。實證研究表明，違約損失率與違約概率具有正相關關系，經濟衰退時，兩個風險參數都會出現下降，進而導致銀行的信用損失加大。
銀行違約損失率的估算都是基于銀行內部數據和擔保品的分類，影響違約損失率的因素主要為合同結構、經濟周期、行業、以及公司狀況等。根據Moody(2002)在其
違約損失率預測模型LossCalc的技術文件中披露的信息表明，合同設計對于違約損失率的貢獻度為37％，宏觀經濟環境因素對違約損失率貢獻度為26％左右。雖然現在學者對于違約損失率與評級方法的研究并不多，但是貸款合同變動較少，影響違約損失率主要因素多為靜態的，這就決定了違約損失率的穩定性。而且從銀行的做法來看，頻繁變動債項評級也不是一種常規做法。《巴賽爾新資本協議》中已經明確提到要采用較保守的方法估計違約損失率。因而，實施新資本協議的銀行建立的債項評級通常具有跨周期性質，違約損失率較穩定。
(三)評級方法與監管資本要求
不同評級方法影響到違約概率、違約損失率的穩定性，由于兩個風險參數是計算監管資本的重要輸入變量，進而評級方法將會對監管資本要求產生深刻的影響。從理論上講，時點評級法下評級等級的變化將會引起監管資本的變動。也就是說時點評級下監管資本隨著經濟周期變動而變動，即在經濟繁榮時期，所需的監管資本較少，但是在經濟衰退時期所需保有的監管資本較高，監管資本的變動性較大。同樣，在跨周期評級條件下，雖然信用等級不變，但是違約概率還是會浮動的，也會引起監管資本的變動。相比較而言，跨周期評級考慮了周期性因素，使得監管資本要求能夠保持較高的穩定性，但所要求的監管資本較高。并且，《新巴塞爾資本協議》高級法下監管資本要求的波動性要比初級法的高，因為在初級法下，違約損失率是由監管當局給出的，不需要銀行自己估算。
Frieda Rikkers及Andr6 Thibeauh(2008)利用標準普爾數據庫研究認為，壓力狀態下跨周期評級法所要求的監管資本比時點評級法高出76.4％，這與壓力水平有關。時點評級條件下，經濟衰退時所需監管資本要比平均水平高37％至76％，這也與資產組合的風險狀況有關。未經壓力跨周期評級法的資本成本要比時點評級法高9％。壓力狀態下的跨周期評級法所需資本成本則可能比時點評級高出75％。這說明，跨周期評級法可以降低監管資本的波動性，但是維持這種穩定性的代價是較高的。
實際上，評級方法論除了對違約概率、違約損失率、以及監管資本要求有顯著影響外，還會對銀行信息披露產生較大影響，原因在于時點評級下，所披露的信息更為真實，更能反映銀行的風險狀況；而跨周期評級法下，違約概率精確度不高，因而銀行披露的信息就會失真，不利于投資者以及公眾對于銀行的監督。評級方法論也將影響評級體系的驗證，這主要是因為不同評級方法的特征以及對于風險參數的影響，監管部門需要針對銀行所采用的評級方法選擇恰當的驗證工具。確保驗證的效率。當前各個銀行在評級方法選擇的多樣性為監管部門的驗證工作增加了困難。所以，《新巴塞爾資本協議》下評級方法論的影響具有廣泛性和深刻性，這就要求銀行和監管部門重視評級方法論的使用和研究。
四、時點評級體系和跨周期評級體系的選擇和建立
(一)銀行監管部門對于評級方法所做出的要求
《新巴塞爾資本協議》未就銀行評級方法論應用問題做出明確的要求，銀行可以選擇合適自身的評級方法，但是要求銀行要明確內部評級方法所屬的類型。一般認為，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中提到“要求使用長期數據估算違約概率”，進而推測新資本協議提倡使用跨周期評級方法。但是，這一推測理由是不充分的，因為使用長期數據估算違約概率是為了獲得更為穩定而準確的模型參數，不論是在時點評級法還是在跨周期評級法下估算違約概率時，都適用這一準則，也就不能由此得出以上結論了。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在其關于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要求中，指出“評級方法論是其監管的重要方面。銀行要明確所使用的評級方法論的類型，制定企業評級遷移的政策，明確評級等級變動對于監管資本的影響”。我國銀監會在《商業銀行信用風險內部評級體系監管指引》第四節第三十二條、三十三條中提到“商業銀行可以采取時點評級法、跨周期評級法以及介于兩者之間的評級方法估計債務人的違約概率”，“商業銀行的債務人評級應同時考慮影響債務人違約風險的非系統性因素和系統性因素。商業銀行應向監管部門說明所采取的評級方法如何考慮系統性風險因素的影響，并證明其合理性”。
時點評級法和跨周期評級法各有優劣，在沒有深入研究的情況下不能說哪個更好。因此。或許是出于謹慎的考慮，各國銀行監管部門與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保持了一致的口徑，允許銀行自行選擇評級方法。從監管角度看，確保金融系統的穩定和安全是第一目標。銀行所保有的資本波動性過大，尤其是在經濟下行時期，為補充監管資本要求必然壓縮信貸投放規模，也將會對實體經濟產生較大負面影響，甚至如果銀行沒有充足的流動性確保持有足夠的監管資本，將會產生系統性風險。所以，監管部門更偏好保持穩定而充足的監管資本，這就意味著不論是巴塞爾委員會。還是各國監管部門在評級方法的選擇上可能會更傾向于跨周期評級體系。
(二)國際商業銀行在評級方法上的選擇
根據Treaty及Carey(1998)和2000年巴塞爾委員會的調查報告顯示，國際商業銀行并沒有明確區分評級方法的使用。從實踐看，很少一部分銀行使用跨周期評級，還有部分銀行使用混合評級方法，大部分銀行選擇使用時點評級方法。這與外部評級機構形成很大反差，因為國際知名的信用評級機構都宣稱使用的是跨周期評級法。由此可見，國際活躍銀行在評級方法的使用上呈現多樣性，并且多數使用的是時點評級方法。造成這一現實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幾點。
1，出于成本收益的角度考慮。跨周期評級和時點評級是收益性與穩定性之間的權衡。跨周期評級所要求的監管資本較高，有利于金融穩定，但是其成本也是較大的。銀行是追逐利益的經濟部門，需要為股東增加價值。選擇時點評級可以降低監管資本需求量，雖然在經濟衰退時監管資本需求增加較多，但是通過經濟繁榮時期的大量放款來彌補，這樣就有利于提高經濟資本的使用效率，也有利于實現收益最大化的目標。
2，銀行多使用時點評級與違約概率模型有關。一般認為專家判斷的評級方法可能更傾向于跨周期評級法，而以市場信息為主的統計模型則偏向于時點評級法。有時候，時點評級法下企業信用等級變動較少，而被誤認為是跨周期評級法，這主要是由于評級模型的輸入變量變動性較小的緣故。以財務信息為主要輸入變量的評級模型就存在這樣的問題。銀行現今更多使用的違約概率模型為結構性模型諸如KMV模型，此類違約概率模型以市場信息作為主要輸入變量，并且隨著市場信息的波動而波動，從而形成了時點評級法。
3，銀行對于評級結果的多種使用目標。銀行在信用風險管理過程中需要不同評級方法的結果，因此導致了銀行在建立信用評級體系方面的不一致性和多樣性。
4，相比時，最評級體系，跨周期評級體系更難建立。時點評級體系較容易建立，而跨周期評級建立起來相對較難。時點評級可以利用企業的所有信息和宏觀經濟信息就可以建立起來，而建立跨周期評級體系需要將長期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相分離，確保違約概率模型所考慮的因素與系統因素沒有關聯性。這會增加建立跨周期評級體系的工作量，維護成本也較大，使得跨周期評級法的實際應用范圍不廣。
五、對我國銀行的啟示與建議
我國將于2010年開始正式實施《新巴塞爾資本協議》，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等大型國有商業銀行都開始已建立或整合內部評級體系，并聘請了外部咨詢機構，以適應監管需要。但從現有資料看，國內監管部門、業界專家以及學者都比較注重違約概率、違約損失率等風險參數的估計、評級驗證方面的研究，對于銀行內部評級方法論問題研究較少，甚至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這可能會導致銀行評級結果應用、信貸決策等方面的失誤。鑒于評級方法論的重要性，在實施內部評級法的過程中應注意把握如下。
關鍵詞：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內部評級法；違約概率
2004年6月巴塞爾委員會頒布的《統一資本計量和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修訂框架》(以下簡稱“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是當今國際銀行界最具影響力的風險監管指導文件。該協議繼承了1988年巴塞爾協議以資本安全為核心的監管思想，但是卻大大提高了對資本要求的敏感度。實現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是推進內部評級(IRB)法在銀行的實施，即使用銀行內部系統的風險度量作為資本計算的輸入參數。因此，了解、把握IRB法的框架、難點以及探討其在我國國內商業銀行的實施是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和解決的重大問題。
一、巴塞爾新資本協議IRB法的框架
(一)IRB法的框架思想
IRB法是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重大創新，它并非僅是一種先進的風險計量方法，而是確定信用風險最低資本要求，確保銀行資本充足的一整套標準和體系。它的主要思想是在資產組合層面處理信用風險，其中包含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假定，即假定單項資產的邊際監管資本要求僅僅取決于資產本身的風險特征，而不必考慮資產之間的相關性。因此，IRB法要求商業銀行按照相關定義將其賬戶分為具有不同潛在風險特征的五大資產類別：公司、、銀行、零售以及股權，每一大類又可細分為更多的子類。而只要將各類資產的邊際監管資本要求簡單相加就可以得出信用風險的整體監管資本要求。
各類資產的監管資本要求都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量：風險要素；風險權重函數，即風險要素轉換成風險加權資產及資本要求的方法；銀行對某類資產實施IRB法必須滿足的最低標準。對于后兩方面，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都有明確的規定，而對于前一方面，商業銀行必須使用IRB法度量。根據對風險要素的度量范圍不同，IRB法分為初級法和高級法兩種。
通過對風險要素的度量不僅可以計算出風險加權資產(RWA)和風險監管資本(RC)，而且還可以計算出預期損失(EL)和非預期損失(UL)等相關指標。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倡導的風險管理思想就是商業銀行通過提取壞賬準備來抵御預期損失，而通過經濟資本(EC)來抵御非預期損失。因此，這兩個指標可以作為信貸授權、額度授信、貸款定價、資產組合分析、準備金計提、經濟資本分配等各項工作的基本依據。由此可見，對風險要素的度量是IRB法的核心內容。
(二)IRB法的風險要素
經監管當局批準有資格采用IRB法的銀行度量的風險要素主要有：
1．違約概率(PD)，即未來一段時間內借款人發生違約的可能性。對于公司和銀行暴露，PD是借款人一年期違約概率和0.03％中的較大值。對于暴露，PD就是借款人內部評級一年期的違約概率。各個信用等級PD的確定必須是通過對歷史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和實證研究得到。無論是初級法還是高級法，商業銀行都需要自行估計PD。
2．違約損失率(LGD)，即違約損失占違約敞口(EAD)的百分比。此處的損失是經濟損失而非會計損失，包括折扣因素、融資成本以及在確定損失過程匯總發生的直接或間接成本。LGD與關鍵的交易特征有關，如是否有抵押品及其從屬(subordination)關系的影響。初級法下，公司、銀行和的無抵押高級債權以及全部次級債權的LGD分別為45％和75％；有抵押債權資產的LGD服從較復雜的監管公式，以合理反映抵押等風險緩釋技術對LGD的降低作用。高級法下，銀行自行確定每一違約敞口對應的LGD。
3．違約敞口(EAD)，即債務人違約所導致的可能承受風險的信貸業務的金額。EAD按扣除專項準備金后的凈值計算。對于表外項目(不包括外匯、利率、股票以及與商品相關的衍生產品)，EAD按照已承諾但未提取數量乘以信用風險轉化系數(CCF)來計算，而度量CCF有兩種方法：初級法和高級法。初級法下，證券回購的CCF為100％，短期自償性信用證為20％，而對于承諾(不論期限)、票據發行便利、循環認購工具為75％。高級法下，銀行可以使用內部模型估計不同產品的CCF。
4．有效期限(M)，即某一違約敞口的剩余經濟到期日。采用初級法的銀行，除了回購類型交易有效期限是6個月外，公司敞口的有效期限是2.5年；而在高級法及有明確期限標準的初級法中，銀行必須為每項EAD提供一個有效期限度量值。對于有確定現金流安排的工具，有效期限計算公式為：
其中，CFt代表合約上借款人在t時間段內可支付的現金流。而對于其他無法確定現金流安排的工具則采用一些更加保守的方法。
(三)IRB法的信用風險衡量步驟
與傳統的信用風險衡量方法一樣，IRB法也是從客戶和債項兩方面來度量信用風險的，其思路可以參見圖，而具體步驟包括：
第一步，篩選關鍵指標。這是IRB建模的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基本方法是：根據眾多備選指標(一般在100個以上)與事后違約頻率的非線性方程計算其敏感系數，主要采取決策樹技術、多元概率回歸技術和因素遞減技術，在此基礎上結合專家意見確定關鍵指標。
第二步，計算初步的PD。模型對包括凈資產收益率、資產負債率、經營性現金流比率等在內的若干財務指標，根據規模、行業和區域進行系統分類，并作過濾性檢驗，然后導入主模型做概率回歸、邏輯分析和對數分析等三種基本分析，最后經整合得到初步的PD。
第三步，調整PD。模型引入管理水平、技術實力、市場表現和法律環境等定性指標，權重根據層次分析法和數據包網絡技術加以確定，將專家定性分析結論轉化為定量指標值，據此對初步的PD進行調整。
第四步，確認客戶風險評級。按照映射關系，將調整后的PD值轉化為風險評級結果，提交風險管理委員會審定。通常，風險管理委員會對小客戶采取批量審核，而對重大客戶要逐一審定，并設立對模型評級的否定機制。風險評級結果一經審定，便成為業務決策的重要依據，進人并影響整個風險管理流程。
第五步，計算LGD。主要考慮資產擔保方式、期限結構和產品種類等因素。然后，通過計算每筆資產的預期損失率(PD×LGD)，按照預期損失率的分布區間，可以確定債項評級結果。
第六步，計算預期損失和非預期損失。前者是指事前估計到的或期望的違約損失，而后者則指由于波動而無法事前估計的損失，兩者的計算公式分別為：
其中，R為相關性系數，b為期限調整因子，K為資本要求系數，N(x)表示標準正態隨機變量的累積分布函數，G(x)表示標準正態隨機變量累積分布函數的反函數。最后，將各類資產的風險加權資產加總可得整體的風險加權資產，然后再乘以8％就可以得到整體的風險監管資本。
二、實施IRB法的難點
IRB法的核心內容是對風險要素的度量，而實施難點在于開發和選擇有效的風險要素度量技術，其
中主要是對PD和LGD的度量。
(一)PD的度量
國外對PD的度量研究開始較早，成果頗豐，主要包括以下兩類：
1．基于會計數據的PD度量研究。Beaver(1966)和Altman(1968)最早利用會計數據進行單變量與多變量線性區別分析來進行PD度量，Ahman等(1977)還以此發展出了著名的z―Score模型。但是線性區別模型將各個樣本區分成違約與不違約有些勉強，而其樣本符合多元正態分布的假設又過于嚴格，因此，以樣本發生違約的概率為研究對象的線性概率模型被發展起來。不過這一模型有兩個特點明顯不符合現實：一是條件概率并不一定處于0-1之間；二是條件概率與財務指標之間的關系是線性的。隨后發展的累計概率分布模型很好地克服了這兩點，如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Martin，1977；Ohlson，1980)。上述統計分析模型都是建立在若干假設之上，而實際資料是否符合假設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近年來，已經有不少學者致力于尋找毋需依賴變量分布以及其它假設的工具，由此發展出了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的幾種方法，如神經網絡(Tam，1991)、決策樹以及遺傳算法等。
2．基于市場數據的PD度量研究。基于會計數據的PD度量方法缺乏有力的理論基礎，容易產生預測的不穩定(zavgren，1983)，而且這種預測往往具有很強的滯后性。因此，人們開始轉向基于能夠更快速地捕捉借款人狀況變化的市場價格的PD研究。1993年，KMV公司利用布萊克一斯科爾斯一莫頓模型(BSM Model)提出了著名的CreditMonitor模型，經過Longstaff和Schwarz(1995)、Zhou(1997)等的進一步發展，現已成為當今世界最著名的信用風險度量模型之一。而對于不能獲得股票價格數據的非上市公司，KMV公司則使用非上市公司模型(PFM)。實踐中還有一些其它的高級度量方法，比如與Cred-itMonitor模型齊名的CreditRisk’、CreditMetrics以及CreditPorffolio View模型等。
(二)LGD的度量
LGD的度量研究明顯滯后于PD的度量研究，因而LGD的度量方法要少得多。目前，銀行業普遍應用的方法是歷史數據平均值法。它是根據回收率歷史數據進行加權平均算出某一類或組合資產的LGD歷史平均值，加權的方式有三種：貨幣加權、違約加權以及時間加權。這種方法因簡單易行受到歡迎。然而，它卻存在著嚴重的局限性，即貸款和債券的回收率的概率分布一般呈現出雙峰分布特征，因而使用平均數作為預測值可能產生誤導。
鑒于歷史數據平均值法的局限性，人們開始尋求其他方法來更加準確地度量LGD。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種：(1)歷史數據回歸分析法。這種方法實質就是根據違約資產的LGD歷史數據和理論因子模型應用統計回歸分析和模擬方法建立起LGD度量模型，比如著名的穆迪KMV公司的LossCalc模型。(2)市場數據隱含分析法。這種方法主要是從市場上尚未出現違約的正常債券或貸款的信用升水幅度中隱含的風險信息分析得出。這種方法需要復雜的資產定價模型和充足的數據，因而目前該方法主要應用于債券及信用衍生產品的定價，而在銀行貸款風險度量中應用較少。(3)清收數據貼現法。主要通過預測違約后的不良資產在清收過程的現金流，計算出其貼現值而得出LGD。這種方法不需要市場交易數據，比較適宜于度量銀行貸款的LGD。
三、國內商業銀行IRB法的實施建議
鑒于實施IRB法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國內已經有不少銀行開始著手實施前的準備工作。而巴塞爾新資本協議規定，實施IRB法必須要滿足包括評級體系設計運作、公司治理和監督、IRB使用、風險量化、內部估計值驗證以及信息披露等在內的12個方面的最低要求。顯然，國內商業銀行要真正實施IRB法尚需要一段艱巨而漫長的歷程，因此，我們主張分三階段逐步推進。
第一階段，數據清理與IRB模型的開發。主要工作包括：(1)強化對IRB數據的積累。一方面，對存量數據進行清洗、補錄與整合，提高其質量；另一方面，強化對新增數據的管理，比如制定嚴格的數據收集、錄入規則，及時對問題數據進行清理等。此外，還要擴大對數據積累的范圍，比如LGD數據，以及各種表外融資便利的風險特征，包括跟單信用證、備用信用證、承兌、履約保函、投標保函、回購協議以及貸款出售等信用衍生產品等。(2)開發適合銀行業務結構的IRB模型。目前IRB模型有很多，并不是國外最先進的模型就一定最好。比如，KMV CreditMonitor模型并不適合資本市場相對落后的我國，而神經網絡模型就曾在亞洲一些銀行遭受嚴重失敗。國內商業銀行可以首先開發出基于會計數據的PD統計模型，比如Logit或Probit模型，然后再開發出基于歷史數據回歸分析法的LGD模型，最后開發計算非預期損失的高級內部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