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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內而外的研究路徑:國家為中心
國際政治學是研究權力及其分布的學科。從歷史經驗來看,經濟因素(財富)是權力的重要來源,國家力量是國家富裕的必要條件。因此,把政治和經濟結合在一起研究的動力,是對權力來源和運用的分析。從本質上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考察的就是權力和財富之間的互動。
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羅伯特吉爾平認為,二者互動的內在機制可以歸納為回答三方面的問題1:首先是市場經濟增長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經濟變化和政治變化之間的關系;最后,國際市場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與吉爾平相似,英國學派的蘇珊斯特蘭奇也對權力的結構作出了解釋2。她認為,國際社會存在兩種權力: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聯系性權力是傳統權力政治的范疇,結構性權力由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四種結構組成。這是斯特蘭奇對財富與權力轉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論3包括:相互依存論、霸權穩定論和依附理論。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復合相互依存理論”4通過“敏感性”和“脆弱性”兩個概念,突破了純粹的經濟自由主義領域,把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聯系在一起,初步探討了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金德爾伯格5和吉爾平所主張的霸權穩定論,在嚴格意義上并沒有涉及財富與權力的轉換關系,但是這種理論作為早期IPE的探索,把經濟現象納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中,為政治與經濟在學科上的統一做出了努力。基歐漢的后霸權合作論引入了國際機制的研究視角,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轉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論研究市場經濟在國際范圍內發生的影響,則在政治學和經濟學之間搭建了橋梁。不過,依附論建立在一個相對比較靜態的理論模型上,對世界經濟體系中各國經濟地位的變更無法給出合理的答案;同樣,這一理論也無法讓人信服地理解財富和權力轉換的途徑和因果關系。
通過以上簡要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理論,主要目的是從政治和經濟互動的角度,研究國際關系中僅靠政治學無法解釋的現象。但是,由于傳統國際政治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學的痕跡,落入以國家為中心、由內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這一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把國家視為統一、抽象的變量。政治學研究對象中的國家,是國際政治中處于單元層次的變量6。無論是現實主義者或者自由主義者,都以國家利益為分析對象。他們假定,國家中不同階層和社會團體的成員,對國家利益的認同是一致的。因此,在傳統政治學的分析方法中,國家是統一的整體。即使是肯尼斯華爾茲本人,也無法要求研究者區分體系層次和單元層次的不同變量,更不可能繼續對國家內部的不同政治層次進行區分,
(2)國家是國內政治經濟變革的唯一決定者。傳統政治學認為,由于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國家間的關系幾乎完全由國家自行決定。受到這一思路的影響,學者們更多地把注重力依舊集中在國內政策、條件變化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影響上。
(3)世界經濟體系結構基本穩固,一個國家在這個體系中的國際分工決定了它在體系中的位置。各國政府通過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計劃,可以滿足本國選民的需求,并促進國內充分就業,同時無須放棄對穩定國際經濟所承擔的義務。國內經濟自主和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的準則之間協調一致,是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穩定的一個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紀60年代末,各國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治理政策7。
但是,國際關系發展的現實,極大地挑戰了這一時期的IPE理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各國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治理政策的情況受到了挑戰。商品、貨幣和資本頻繁的流動,使得國內和國際越來越難以截然分開,社會對政府要求提高,各國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開始下降,各國經濟的類似性不斷增加。“幾乎在每一個國家,公眾和私人的需求遠遠比國家滿足這些需求的經濟能力增長得快”8。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到來,本屬于各國內部的經濟治理事務,越來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研究范式,越來越受到國際范疇內新出現的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的挑戰。而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逐漸發現,即使是一個國家內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響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場上也存在著不同的層次。在此基礎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思路,開始出現了由外而內的逆轉。
二、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不能忽視國際經濟環境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彼得卡贊斯坦(PeterKatzenstein)在《國際關系和國內結構:工業發達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9中認為,國際關系的內部化和國內結構的外部化在對外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當數彼得古勒維奇(PeterGourevitch)。他提出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突破了傳統國際政治領域視國家為單一行為體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的中介環節,從而奠定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思路由外而內轉型的基礎。
不過,卡贊斯坦、古勒維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漸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最終在90年代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主流,并進而影響到國際關系其他領域的研究。如今的國際經濟學者認為:“假如不抓住國家經濟和世界經濟之間聯系的性質以及這些聯系的變化,我們不能理解國家內部的政治”10。
國際政治經濟學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廣泛的關注,是基于兩方面的因素:首先,盡管IPE的興起是為了把現實主義抽象掉的經濟變量和非國家行為體重新納入到國際關系領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國際關系的研究依然以現實主義為主導,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也不能例外,無論是吉爾平或是斯特蘭奇,都是現實主義學者。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注重力,依舊集中在解釋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上。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理論和依附理論,都以全球市場與民族國家處于緊張狀態為前提假設條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 66wenki@vcf6FFBJ2H3&G0gh
其次,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國際環境出現兩個重大的變化:一是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漸深入。全球運輸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貿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體化公共產品的建立,使得國際貿易的流動性大大增加,國際資本市場大幅度擴張,生產要素全球流動的可能性增強。這些變化,幾乎影響了每一個國家的政策選擇。有些影響比較明顯,比如出現關稅同盟,建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有些影響雖然不那么明顯,但在國內政治領域意義更為重大,如跨國行為體對國內政策的影響,利益群體同盟的瓦解與再結盟等。海倫米爾納和基歐漢認為,國際化通過三種途徑影響了國內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11。
論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兩種不同研究路徑：國際與國內來自免費
在此基礎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思考如何從理論上突破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國家范式,轉而從市場與國家互動的角度來理解當下的國際關系。從大的研究路徑而言,由外而內的IPE理論分為兩類:一類以國內結構作為變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國內結構對國際力量作出什么樣的不同反應;一類以國內行為體的經濟立場為變量,分析利益群體的政策偏好,采納和推行不同的貿易政策應對國際力量。總的來說,由外而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論:
1.“顛倒的第二種設想”12
在華爾茲關于戰爭根源的三種設想中,第二種強調的是國內政治體制差異對國際沖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維奇認為,將這種設想“顛倒”過來,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國際體系不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而是后者的原因。這種分析方法的特點是:首先,把國家內部的屬性視為一個隨時間而變化的變量;其次,把國際力量作為國家制訂政策的環境因素。
古勒維奇是在分析經濟危機對國家內部的政治結構、經濟政策的影響時提出這一假設的。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及之后的二戰期間,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在大蕭條之前,各國都從經典經濟學理論出發,通過供給和需求的曲線變動來制訂政策。因此,當1929年經濟危機發生時,各國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價,削減成本,減少投資,其結果是工人工資降低,抑制了購買力,并進而引起經濟發展的動力不足。在此情況下,各國開始探索不同的經濟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貿易的英國開始貶低英鎊的價值,對進口設置關稅壁壘,提高政府補貼,并對工業提供一定的補助。瑞典、德國和美國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們還開始應用經濟學理論探索新的政策,這就是現在為我們所熟悉的——拉動內需和宏觀經濟調控。
古勒維奇認為,國際經濟環境通過中介環節,影響國內政策選擇。“國際體系不僅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經濟聯系和軍事壓力限制了包括政治決策、政治形式在內的一系列國內行為。因此,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使得二者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而同時研究”13。
盡管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古勒維奇的探索并沒有形成嚴密的理論,但是他的假設對后來的政治經濟學者提供了這樣幾點啟示:(1)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在面對同樣的國際經濟環境時,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應;(2)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具有特定的規律;(3)國內利益群體與國際力量的結合,有可能產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結構。正是在“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的基礎上,奠定了20世紀9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轉型的方向。
2.國內政治聯盟與分裂的假說14
羅戈斯基(RONALDROGOWSKI)借助斯托爾普珀-薩繆爾森模型,把國內政治抽象出來,提出了國際貿易變化影響國內政治聯盟與分裂的假說。羅戈斯基認為,擴大貿易開放會增加國內豐富要素持有者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當國際貿易收縮時,獲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長正好相反。國際化降低了消費者對進口商品支付的價格,提高了出口商品生產者的價格,降低了進口競爭商品生產者的價格。前兩個群體因國際化而受益,最后一個群體因國際化而受害。因此,這些群體必然結成聯盟,支持或抵制國家進一步擴大國際化的政策。具體而言,國際貿易與國內政治聯盟的關系是:一個國家的某種(或某幾種)資源假如多于其他國家,它就具有競爭優勢,擴大的國際貿易能使得資源的擁有者獲利較多,因此,他們會在政治上組織起來支持自由貿易;反之,把握該資源的政治力量會傾向于貿易保護。
羅戈斯基提出了一個非常簡約的分析模型,令人信服地探討了國際體系層面的因素(國際貿易)與國內政治結構變化的關系。這一研究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轉型提出了理論依據。3.雙層博弈理論15羅伯特普特曼是一位比較政治學者,他認為,單從國內利益集團的政治運作,或國際體系的結構性壓力來理解國家政策選擇,都是不夠的。他以國際談判的情況來說明,在一個國家對外進行談判的同時,國內層面也在進行利益的博弈,因此談判是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時與國際層次和國內層次兩股力量進行博弈的結果。
普特曼建立了一個以國家談判者為核心,以獲勝集合為主要概念的理論框架。“在國家層次上,國內集團為了促使政府采納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對政府施壓以尋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則通過在這些集團中建立聯盟以保證權力。在國際層次上,一國政府會最大化自身滿足國內壓力的能力,同時最小化對外國發展的不利影響。只要國家是相互依靠并且是的,中心政策決策者就不能忽視這兩個層次博弈中的任何一個。”因此,國際經濟是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時與國際層次和國內層次兩股力量進行博弈的結果。
普特曼把國際協議的達成過程分為談判過程和批準過程,后者是國際協議進入國內政治的重要因素。他認為,三方面的因素決定了國內支持程度——國內層次上支持者的權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聯盟;國內政治制度;國際層次談判者的戰略。
總的來說,普特曼的雙層博弈理論初步確立了國內與國際交互聯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國際合作的國內政治經濟基礎思想。不過,這一理論所提供的只是簡單的分析,與貿易、經濟聯盟等IPE理論之間也缺乏直接可轉換的橋梁。
4.有關行為體作用的理論
這一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還包括對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的中介渠道——行為體的分析。國內行為體(agent),又被學者們稱為溝通行為體(linkagea2gent),是國際力量得以在國內進行傳遞的作用主體。按照羅斯瑙(Ja
mesRosenau)的定義16,溝通行為體是指那些為特定政治目標而溝通國際與國內的政治環境的群體,使得商品、服務、政策、價值規范等能在國際和國內之間流動。在全球化背景下,這些群體包括國際組織、跨國公司、政府內部涉及治理跨國關系的部門、具有影響力的國內政治聯盟等。
有關行為體的理論,到目前為止沒有建立起統一的模式和框架,而是散見在不同學者的不同研究著作中。如安德魯考太爾(AndrewP.Cortell)和詹姆斯戴維斯(JamesW.DavisJr.)利用行為體對國際制度的信仰、利益和國內政治結構來分析美國如何抵制日本半導體產業進入國內17。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的半導體產業逐漸侵蝕美國國內市場。盡管與GATT所倡導的自由貿易精神相違反,美國的半導體產業協會(SIA)還是成功地發起了301法案調查,最終于1986年簽署了美日半導體貿易協議,達成了SIA預期的經濟目標。考太爾和戴維斯認為,國內行為體有可能反對國際規則,其中的關鍵是既定的國內政治結構和法律程序。而杰弗里弗里登(JeffreyFriden)研究18發現,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完全取決于美國國內兩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國務院和美聯儲為代表的國際主義勢力及其背后的華爾街大金融集團和出口產業;另一股是以商務部和國會為代表的民族主義勢力及其背后遭到國際競爭威脅的制造業。前者要求擴大國際參與,承擔國際責任;后者要求國內利益有限,堅持孤立主義。弗里登認為,國內利益集團的沖突和合作,恰恰能解釋民族國家與國際經濟的對抗與合作。
總的來說,由外而內研究路徑的理論建立在三個假設上:(1)國際經濟環境(市場和機制)不僅是一國生存、發展的國際背景,而且能影響國家的政策選擇;(2)國際經濟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需要通過一定的中介環節。無論是羅戈斯基的貿易聯盟、普特曼的獲勝集合或者是安德魯考太爾和詹姆斯戴維斯的國內行為體,都充當了國際與國內之間的中介環節;(3)對不同的國家來說,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的方式和程度因國內結構、行為體力量分布的不同而產生差異。
不過,值得指出的是,盡管由外而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提出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并沒有出現系統理論。和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相比,這一研究路徑的理論無論從流派分類或是理論嚴密程度,都不如前者。其中的原因,部分在于這些理論彼此交叉,引用的成分太多,既沒有出現有嚴密邏輯、論證過程的完整理論,也沒有出現一個集大成者,各個理論之間有許多似是而非的共同點,變得難以區分。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少學者基于經濟學的背景,運用數理分析的模型,使得理論解釋過于艱澀而不輕易推廣。
此外,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還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也就是在分析了國內行為體受到國際力量影響作出政策選擇后,沒能進一步探討國內政策選擇的變動對國際體系的影響。也就是說,無論早期的由內而外研究路徑,或是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由外而內研究路徑,其研究視角始終是單項的。其中僅有的雙向視角是普特曼的雙層博弈理論,但是這一理論局限于國際談判領域,無法對國內政治進程作出合理的解釋。
盡管近年來國內有研究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IPE研究經歷了從國家政治經濟學、國際體系政治經濟學到國際-國內-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轉型18,但是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目前國內-國際這一環節的研究依舊相當薄弱,幾乎沒有出現專門的論著分析國內政策發生轉變后對國際體系的影響,大部分學者的注重力依舊集中在探討國內政治結構對國際經濟力量的“過濾”作用,以及國內行為體結盟與政策偏好的形成。
三、結語:呼喚內外結合的IPE研究方法
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跟隨著國際關系現實發展的步伐,從現實主義由內而外的研究路徑,逐漸過渡到20世紀90年代偏向于自由制度主義的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由內而外的研究路徑,建立在“國際經濟體系存在著穩固的結構”、“國家是國內政治經濟變革唯一決定者”、“國家是統一利益主體”這三個假設之下。而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則一一打破了前者的假設。首先,全球經濟一體化使得國際經濟體系出現巨大變動。其次,隨著全球化資本、技術和人員的流動,國際化削弱了國家宏觀政策的治理能力,并在國內引起政治辯論,改變對外經濟政策。第三,借助比較政治學的研究,不同學者打破了國家這個“黑匣子”,通過對國內行為體的分析,分析國內政策選擇得以改變的制度和社會因素。
理論總是因現實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假如說早期IPE以國家為中心的研究路徑反映了民族國家和國際市場的緊張關系的話,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則體現了民族國家與國際市場互動增強的現實。隨著21世紀全球化的繼續深入,國際市場的力量不斷與民族國家國內力量產生互動與互相作用。面對這一現實,學者們有必要對國際與國內雙向互動的IPE理論進行探索,建立國際-國內-國際的雙向互動理論模型。
雙向互動理論需要解決的問題包括:(1)雙向互動的途徑和變量,在由外而內的研究中,學者們已經作出一定的探索,那么在“第二次逆向”從國內到國際的過程中,是否存在相同的變量,還是兩套不同變量;(2)國際經濟力量與國內政治經濟力量的關系,也就是說,面對世界市場與民族國家的互動,國際政治的體系結構有必要重新作出界定;(3)面對著不同政治結構的國家,是否有可能探索一套普遍適用的國際國內雙向互動的理論。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的國際關系學界長期以來偏重于由內而外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路徑,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論和依附論都作為經典理論被介紹進入中國。而20世紀90年代起發生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研究,介紹得還相對比較少。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有著強烈的現實主義研究環境,學者們更傾向于接受以國家為研究范式的早期IPE理論;另一方面也在于,盡管國際力量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存在一個合法化的過程,但是在中國學者看來,“外來力量及其作用”一直是一個比較尷尬的話題,這也就使得由外而內的IPE理論進入中國面臨著一定的困難。而事實上,隨著中國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中國逐漸受到全球化的巨大影響,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一事實。有不少專家認為,中國國內規范體系在加入WTO談判過程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加入WTO將推動中國內外政策和制度與國際機制發生一定程度的趨同。此外,作為國內行為體的政治經濟精英的觀念變化
,直接起到了對中國改革和加入WTO決策的關鍵影響19。如何用IPE理論解釋中國的實際情況,成為國內學者不可忽視的課題。
因此,面對國際政治經濟學迅速發展的現狀,中國的IPE學者有必要加入到理論構建的行列中,探索同時具有“本土特色”和全球普遍適用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注釋：
1相關觀點參見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年。
2相關觀點參見蘇珊斯特蘭奇:《國家與市場》(第二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
3吉爾平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和樊勇明的《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歸納上,采用了基本接近的思想方法。
4前者用自由主義(經濟合作促進發展)、民族主義(經濟合作帶來競爭)、的分類,后者用新自由主義、新現實主義和新的分類,來介紹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因此,本文沿用這兩種基本思路,以相互依存論、霸權穩定論和依附論作為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理論。相關觀點參見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權力與相互依靠》,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5參見CharlesP.Kindleberger:PowerandMoney: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PoliticsandPoliticsofInternationalEconomics,NewYork:BasicBooks,1970。
6參見肯尼思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7羅伯特吉爾平(1989),第394頁。
8羅伯特吉爾平(1989),第395頁。
9PeterKatzenste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DomesticStructures:ForeignEconomicPoliciesofAdvancedIndustrialStat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0,1976,pp:1-45.
10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頁。
11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2003),第255頁。
12PeterGourevitch,“TheSecondImageReversed:TheInternationalSourcesofDomestic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2,No.4,Autumn1978,P.881-912.
13PeterGourevitch,(1978),P.881-912.
14RonaldRogowski:CommerceandCoalitions:HowTradeEffectsDomesticPolitical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Press,1989.
15RobertD.Putnam,“DiplomacyandDomesticPolitics:TheLogicofTwo-LevelGam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2,No.3,Summer1988,pp:427-460.
16JamesRosenau,“TowardtheStudyofNationa2InternationalLinkage”,inJamesRosenau,ed.,LinkagePolitics,NewYork:TheFreePress,1969,P45.
17AndrewP.Cortell,JamesW.DavisJr.,“HowDo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Matter?TheDomesticImpactofInternationalRulesandNorm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40,No.4,Dec.,1996,pp:451-478.
18JeffreyFriden,“SectoralConflictandU.S.ForeignEconomicPolicy,191421940”,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2,No.1,1988,pp:60-90.
【關鍵詞】俄羅斯 國際政治經濟學 國家風險
【作者簡介】黃河，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博士；Senko Mikhail,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2010級研究生。
【中圖分類法】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68-(2012)04-0049-60
自北歐小國冰島面臨“全國性破產風險”開始，在華爾街金融危機迅速發酵的過程中，“國家破產”一詞頻頻閃現于報端和電視。在“國家破產名冊”上，除首當其沖的冰島外，巴基斯坦和韓國等國陸續招致相同的“破產”可能。而通過全球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所的評級警告來看，身處“國家風險”的國家還遠不止這些，俄羅斯也未能幸免。國家風險是指在對外投資、貸款和貿易活動中，外國資產在東道國所面臨的危險程度，是源于因國別政治或經濟形勢變化而導致的外國暴露價值(Foreign expose)的變化。 2008年以來，受美國次貸危機、俄格沖突、國際油價下跌等多種因素影響，俄羅斯金融市場強烈震蕩，盧布迅速貶值、通貨膨脹加劇、股市下跌、資本流出和投資減少，嚴重影響了俄羅斯的對外償債能力。 筆者將綜合采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具體分析俄羅斯的國家風險。
一、國家風險分析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指標
國家風險（Country risk）的概念最初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國際銀行的跨境業務。當時，在某一國家金融機構提供貸款給另一個國家或本國的境外企業時，可能出現的海外信貸風險就稱為國家風險，或稱風險（Sovereign risk）。1978年，加拿大銀行學家納吉（P.Nagy）提出了一個后來被廣泛使用的國家風險定義：所謂國家風險是指“跨邊界貸款中導致損失的風險，這種損失是由某個特定國家發生的事件所引起，而與企業或個人無關”。 此后，以鄧肯?麥德姆（Duncan H. Meldrum）為代表的西方學者對國家風險的研究領域遠遠超出了國際債務問題，國家風險內涵得到擴展。在國際市場上，只要發生股票、債券、金融衍生品等方面的國際資本流動時，都面臨著因相關國家“不愿”或“不能”履行合同而產生違約的風險，這種國家風險可能會導致外國資產價值的損失。
與國家有關的外幣債務違約的案例在19世紀和20世紀40年代以前發生很頻繁，外幣債務違約率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十年間下降，當時跨國債務發行非常少。20世紀70—80年代的對政府融資的主要工具——銀行貸款的違約，在20世紀80年代初達到高峰。例如，1981年3月，波蘭政府宣布無力償付到期外債的本息，標志著債務危機的到來。1982年8月，墨西哥決定停止償還一切外債，接著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智利和玻利維亞等許多國家紛紛效仿，從而引發了一場全球性的債務危機。中止償債或正式重新安排償債期限所涉及的資金數額幾乎達到發展中國家和東歐國家外債總額的三分之二，到1982年底就有34個國家無法履行償債義務。
傳統的風險反映了一系列包括戰爭、革命、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外部經濟危機因素。今天，財政紀律松弛、債務管理壓力、生產的無效率、負債和脆弱的銀行系統使許多國家面臨經濟政策方面的挑戰。這些風險混合到一起，盡管在一段時間是可控的，但可能逐步惡化——過去的十年間發生在眾多新興市場的與風險有關的事件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一般認為，國家風險由政策風險、經濟風險和政治風險構成。借貸者通常希望自己的本幣借貸的信用聲譽是最高的。如果它們有印發本幣的權力，那么違約的問題則只是一個理論問題。由此，風險就轉化為一個國家會通過印發大量的貨幣來償還債務，即通過通貨膨脹腐蝕掉債務。當一個用外幣借款，由于借款者沒有印發外幣的權力，則產生違約的風險。此類違約的風險在計量上是困難的，因為即便是用最復雜的計量方法都會很難給出確定性，因為缺少相應的例子和數據。因此，對風險的判斷更多依賴于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而非計量方法，依靠對風險評估的一系列指標來對政策、對可貿易部門的狀況以及對政治風險的評價來判斷違約的可能性。
1體育的新世界秩序和無畏的希望
基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分析框架學界對資本主義的討論存在一個中心點，那就是首先承認資本主義的客觀存在，或承認資本主義有了新的表現形式。當前資本的流動性很強，這是為了找到最佳增值環境而積累更多資本。為了獲得更多利潤，商業體育繼續在世界各地尋覓發展機會，而不僅僅局限在當地的某個地區或國家。跨國公司的重要性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大特點，就其規模和實力而言，這些跨國公司可以抓住一切機會降低生產成本，尤其是通過把部分體育相關生產從富國轉移到相對貧窮的國家，抑或通過企業合并、收購或托管的形式。當代資本主義也在所謂的國際治理制度中得到體現，國際治理的目標是同時照顧到國家利益和跨國資本的需求。與此同時，經濟比政治更占優勢，企業對體育的需求比公共政策更占優勢，私有體育利益比公共體育利益更占優勢。很多情況下，體育就是資本主義結合這些優勢而取得成功的彰示物。有關體育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從不同方面暗示了政治的結束，其原因是作為資源分配者的市場的中心性和公共生活的馴服以及商品化的慣常做法。即使是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并把體育當作有用的輔助工具使用的跨國企業，也承認大體上企業的運營理念還是以獲利為中心的。跨國公司通常意識不到還存在其它可操作的一般體育框架存在。如果市場崩潰，即使是暫時的，又會出現什么情況呢？全球化只代表著加速走向體育界的資本化，而不接受這種類比就是不加辨別地承認推進全球化過程是變異的資本主義，是對公共生活的馴服和商品化的一貫做法。在某一價值層面上，依據新自由主義而留在公共部的服務項目不得不被迫以私有企業的身份自行運營，不同體育領域的作用僅僅是爭奪消費者而已。在另一層面上，新自由主義還提倡為貧困地區和發達地區的經濟融合掃清障礙，前提是貧困國家的政府嚴格遵守自由主義政策。雖然新自由主義是一套理性的復雜知識體系，包含各種各樣的觀點，但它的政治觀點是古樸而簡單的，這是因為政治在市場制定的條款之外就沒什么特殊意義了。接受這種邏輯就是要否認或弱化當代體育呈現出的實現社會改變和變革的諸多機會的重要性，而否認實現社會變革機會的觀點仍然存在，這反映出對當代資本主義身處十字路口這一狀況缺乏認識，全球政治的新標準和社會經濟合作普遍存在。換言之，緩解貧困的政策已經制定并執行，政治理念在日益增加的全球空間中或得到發展或逐漸消失，這個全球空間一方面體現為生態政治，另一方面體現為社會經濟。這兩個方面都是在體育中或通過體育實現社會改變的機會。很多情況下，自由被簡化為買賣的權利，并減少了和私有化的個人主義團結起來的機會。20國集團峰會也旨在成為新社會秩序建立的標志，一種更人性化的資本主義形式，以應對部分由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貧困危機。美國曾經的不受約束的全球化共識現已過時，現在需要的是用更均衡的方式來調節市場，而不是放任市場。在這一背景下，體育的潛力不能被視為存在于體育提倡的價值中或某種資本主義形式中。
2結語
資本主義運動通常和全球化同義，也是一個富有爭議的概念，有關資本主義的爭議體現在兩個理論維度，即解釋性和慣常性。在有關國際主義、反全球化、反資本主義、社會運動和歷史上與當今世界中的社會力量對體育的正功能保持沉默。足球經理們諸如阿森納的溫格和曼聯的弗格森，最近也開始考慮世界經濟面臨的信貸緊縮或許是足球重新獲得更好遠景的機會，這一遠景不只是依賴同一級別上的財富創造。雖然新自由主義已經式微，但和它有關的價值觀念仍具有影響力。
本文作者:董孔楣工作單位:江西農業大學軍體部
學界對資本主義的討論存在一個中心點，那就是首先承認資本主義的客觀存在，或承認資本主義有了新的表現形式。當前資本的流動性很強，這是為了找到最佳增值環境而積累更多資本。為了獲得更多利潤，商業體育繼續在世界各地尋覓發展機會，而不僅僅局限在當地的某個地區或國家。跨國公司的重要性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大特點，就其規模和實力而言，這些跨國公司可以抓住一切機會降低生產成本，尤其是通過把部分體育相關生產從富國轉移到相對貧窮的國家，抑或通過企業合并、收購或托管的形式。當代資本主義也在所謂的國際治理制度中得到體現，國際治理的目標是同時照顧到國家利益和跨國資本的需求。
與此同時，經濟比政治更占優勢，企業對體育的需求比公共政策更占優勢，私有體育利益比公共體育利益更占優勢。很多情況下，體育就是資本主義結合這些優勢而取得成功的彰示物。有關體育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從不同方面暗示了政治的結束，其原因是作為資源分配者的市場的中心性和公共生活的馴服以及商品化的慣常做法。即使是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并把體育當作有用的輔助工具使用的跨國企業，也承認大體上企業的運營理念還是以獲利為中心的。跨國公司通常意識不到還存在其它可操作的一般體育框架存在。如果市場崩潰，即使是暫時的，又會出現什么情況呢？全球化只代表著加速走向體育界的資本化，而不接受這種類比就是不加辨別地承認推進全球化過程是變異的資本主義，是對公共生活的馴服和商品化的一貫做法。
在某一價值層面上，依據新自由主義而留在公共部的服務項目不得不被迫以私有企業的身份自行運營，不同體育領域的作用僅僅是爭奪消費者而已。在另一層面上，新自由主義還提倡為貧困地區和發達地區的經濟融合掃清障礙，前提是貧困國家的政府嚴格遵守自由主義政策。雖然新自由主義是一套理性的復雜知識體系，包含各種各樣的觀點，但它的政治觀點是古樸而簡單的，這是因為政治在市場制定的條款之外就沒什么特殊意義了。接受這種邏輯就是要否認或弱化當代體育呈現出的實現社會改變和變革的諸多機會的重要性，而否認實現社會變革機會的觀點仍然存在，這反映出對當代資本主義身處十字路口這一狀況缺乏認識，全球政治的新標準和社會經濟合作普遍存在。換言之，緩解貧困的政策已經制定并執行，政治理念在日益增加的全球空間中或得到發展或逐漸消失，這個全球空間一方面體現為生態政治，另一方面體現為社會經濟。這兩個方面都是在體育中或通過體育實現社會改變的機會。
很多情況下，自由被簡化為買賣的權利，并減少了和私有化的個人主義團結起來的機會。20國集團峰會也旨在成為新社會秩序建立的標志，一種更人性化的資本主義形式，以應對部分由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貧困危機。美國曾經的不受約束的全球化共識現已過時，現在需要的是用更均衡的方式來調節市場，而不是放任市場。在這一背景下，體育的潛力不能被視為存在于體育提倡的價值中或某種資本主義形式中。
在20世紀7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成為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重要流派之一，斯特蘭在這時提出了結構性權利，將政治和經濟結合在一起來分析國際競爭經濟學結構，其他包括金融結果、知識結構、生產結構及安全結構，這些結構在非政治單位與主權國家中起到了相互影響的作用，也充分反映了現代社會具有代表性的結構特征，其實，很多學術界的學者之所有對國家政治經濟格局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因為他們對權利結構的不理解所導致。
一、結構性權利思想的形成
國際政治經濟在20世紀70年代不斷發展，國際政治經濟學就在發展的過程中相繼的出現了。以漢斯*摩根索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權力論在戰后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相繼脫穎而出理想主義國際治理論的辯論，其核心地位在國際政治研究中得到了確立。現實主義權利論對軍事實力和物質在國際政治中被過分強調，甚至把政治與經濟都不同程度的割裂開來進行探討。世界各國間經濟來往越來越頻繁，國際政治經濟中不再將經濟和政治分開來解決出現的許多重要問題。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蘇珊·斯特蘭，她以經濟學家的身份進入了國際政治研究領域，因為她十分不滿國際政治中政治與經濟相分離的現象，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新思想也是她不斷提出的，為國際政治理論注入了新活力，尤其是她的結構性權利更是在國際政治經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 結構性權利的內容和特點
四大結構
生產結構。自從在19世紀以來的200年來，生產結構發揮了兩種不同變化，第一種是出現了世界市場，本國市場服務生產結構逐漸被國際市場服務的生產結構而取代，使生產慢慢出現國際化的特征。第二種變化是西歐國家以市場為導向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化。世界市場銷售的全球戰略一直是中小企業和跨國公司的主導發展目標，但民族經濟不平衡的狀態因全球生產結構的變化有了十分明顯的突出表現，有些發展中國家十分不滿跨國公司的經濟權利和社會影響。
金融結構。金融體系和生產體系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雙方是互利共生的關系。雖然金融體系效率不高，其結構也不穩定。如果沒有金融體系，只會存在初級金融形式和次級金融形式，尤其是次級金融形式，其特點太過松散、單一及不穩定。國家也會成為只有商業關系，國家體系就不會存在了。國際社會的分工帶來了不少的收益，國際金融體系的發展也因社會分工所帶來的貿易有所促進。因此，國際金融體系可以使國際貿易變得更有效率，也是很重要的政治工具。所以，國際金融體系是十分有必要的。世界生產結構可以利用金融體系來重新分配成本和利益，風險和機會。
知識結構。人們最容易低估和忽視知識結構所衍生的力量。在國際關系和政治經濟研究中，知識結構受到了嚴重忽視，雖然有些技術專家知道知識的重要性，但很少很專家能夠監測、分析及理解知識結構。知識結構中包含政治、文化、社會和經濟各方面因素，還能影響生產結構和牽涉國際政治體系，使權利更加集中。科技改變的論點沒有出現到斯特蘭所強調的政治和經濟理論當中，技術(知識結構)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是處于很重要的地位，是不能夠被忽視的。傳統權利和加強其他權利支柱的保證也是來源于此。知識結構已經開始主導其他結構，權利結構也因技術變革而改變了。還改變了金融結構，而生產結構的改變是通過生產和貿易從政府轉移至公司，后續由發展了全新的技術。
安全結構。在政治經濟學中，某些人另一些人提高安全防務而形成的一種權利框架。提供安全的人可以獲得某種權利，而在運用這種權利時，在財富的生產或消費方面提供安全的人也為自身謀取了福利，并在社會關系方面擁有了特權。雖然安全結構在經濟社會中的作用不少很大，但它也不是隨便可以忽視的。安全結構在現代國際政治經濟中是圍繞國家體制而建立的。
三、結構性權利對現實經濟的影響
以大宗商品定價機制為例來分析結構性對權力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所謂商品定價機制，就是確定商品進出口貿易的交易價格模式。在大宗商品貿易中主要有兩種定價方式：一是對于成熟的期貨品種和發達的期貨市場的初級產品(如原油、大豆和天然橡膠)來說，其價格基本上是由最著名的期貨交易所標準期貨合同的價格決定;二是對于尚未得到廣泛認可的期貨品種和期貨市場的初級產品(如鐵礦石)來說，其價格由市場上的主要買方和賣方每年達成交易。近幾年來，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波動幅度已難以僅用商品供求關系的變化加以解釋，而表現出明顯的金融化特征。從結構性權力的角度來看，定價機制，不論是定價的規則協商還是基準價格的確定，都是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軟權力，是對在大宗商品市場上交易雙方選擇的一種限制。而這種限制又與諸多因素相聯系，定價規則的選擇與市場結構、生產結構和安全因素息息相關。市場基準價格的確定又牽涉金融和知識等諸多方面，受生產、金融和安全方面因素的限制，以下以鐵礦石為例，對全球大宗商品定價機制中的結構性權力進行具體分析：
基于結構性權力的視角，中國大宗商品定價權缺失的解決辦法亦可以從生產、金融、知識和安全四個維度予以分析：首先是金融角度，可以從期貨市場的建立和人民幣國際化兩方面入手，積極參與全球定價機制。期貨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是一國擁有國際定價權的前提，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期貨市場現已主導了大宗商品的定價權。中國要贏得國際市場的定價權，必須培育成熟有效的期貨市場，保障定價權的獲取。中國的期貨市場自恢復以來雖然已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例如大連成為芝加哥之外重要的玉米期貨市場，鄭州的小麥和棉花期貨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建構了“中國價格”，上海的銅價為全球認可，但距離定價權目標還有很長的距離。就人民幣國際化而言，美元霸權依然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國際格局產生深刻的影響，但是我們應該通過人民幣國際化，在可行的市場逐步建立人民幣結算機制，來規避美元波動給中國企業造成的損失，拒絕為美聯儲的寬松埋單。其次是知識;我們有必要建構中國在世界的話語體系，為中國的正常需求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不是放任外媒惡意炒作“中國需求”概念。同時，需要避免民族主義傾向，以積極的、建設性的客觀分析和理性論證來贏得世界主流媒體的認可，發出我國在大宗貿易領域自己的“聲音”，從而建立中國自身在大宗商品定價領域的話語權。第三安全;中國應該積極執行資源外交的戰略，努力制定包括外交、財政方面的政策，支持我國企業“走出去”，在海外開礦設廠，降低對個別國家的資源依賴，保障鐵礦石的國際航運安全，與航線周邊國家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防范海盜、臺風等各種自然和人為風險。最后是生產;中國的企業往往處于產業鏈低中端的加工生產環節，資源和原材料需要大宗進口，成為遭受國際企業和國際炒家兩頭夾擊的對象。
四、結語
綜上所述，通過對斯特蘭的結構性權利中的四大結構分析可得知，雖然作者對它們進行了劃分類別，但最終目的讓大家對復雜縱橫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有清晰性的了解，雖然斯特蘭的結構性權利思想和當今國際關系理論的要求并不相符，但她的結構性權利理論簡單直觀，對政治和經濟的緊密結合起著促進作用，從而形成一種全新的研究思想，可以說，斯特蘭的結構性權利理論在國家關系理論中仍占據特殊的位置。
作者簡介：
關鍵詞:國際政治經濟學;經驗實證主義;歷史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是一門古老的學科，其研究的對象是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系，即政治社會關系對經濟的影響，以及經濟運行與發展對社會政治的影響。
經濟活動不僅在國內具有政治意義，經濟活動一旦跨越國界也就有了國際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義。跨國的經濟活動要受到其他主權國家的政治結構以及由這種政治結構產生的經濟體制的影響，因為它影響到其他主權國家內社會力量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國際經濟的運行和利益分配還影響國家間的實力對比和權力關系，這種實力對比對主權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位勢產生重大影響，因為經濟聯系產生的權力關系限制了國家的自由性;反過來，國家間的權力關系也影響著世界經濟運行體制和國際經濟成果在國家間的分配(甚至包括國家內部的分配關系)。對這種國際間的政治經濟現象的系統研究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果更進一步的分析，世界經濟對各國的影響，不僅局限于國家關系層面，它對各民族內部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民族國家原有的經濟政治結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會產生強烈的抵觸、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響，或對其進行“揚長避短”。這實質是一種世界政治經濟現象。因此，近來人們把國際政治經濟學又稱為“全球政治經濟學”(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產生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上世紀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出現嚴重危機，國際貨幣危機頻繁發生，世界經濟出現停滯，保護主義再次在西方發達國家抬頭;許多學者開始擔憂，世界是否會再次出現類似20世紀30年代所發生的由于世界經濟秩序混亂，各國為爭奪市場，解決國內經濟危機而出現的國際政治沖突。國際政治與經濟互動關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一些西方學者希望通過研究國際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系，研究國際經濟的新變化，研究世界經濟史中由于經濟危機導致的政治沖突等諸方面問題，為國際制度建設與國際秩序的變革尋求政治上的答案。這些研究符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原則，而且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了國際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系上，是一種真正意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對于這些20世紀后期興起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如果從認識論的角度來劃分，它們大體可以分兩類:經驗實證主義/還原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②
一、經驗實證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經驗實證主義在哲學中是指應用歷史經驗來證明假定與理論的正確性和精確性。在社會科學的任何領域內，假定與理論都需要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到證明，都需要實證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經驗實證主義把歷史的經驗絕對化與教條化，并以此來推導和預測未來，把社會與歷史的發展還原為一種舊的歷史經驗與經歷。這種方法論下的理論往往帶有一定宿命論和歷史還原論的色彩。這種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當中，但一些具有傾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運用這種方法。
西方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體現在這兩種理論上:霸權穩定理論和自由制度主義理論。這兩種理論首先各自把國際政治的一些假定運用于國際經濟所依賴的政治關系的研究，然后運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如公共選擇理論、公共商品理論、博弈論來說明國際經濟運行規律，以及國際經濟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自由制度主義和霸權穩定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強調通過制度的設計和維護，國家仍可以維持經濟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權穩定理論強調國際權力結構是決定國際經濟合作是否導致政治沖突的關鍵。但這兩種理論共同特點是都帶有強烈的經驗實證主義。
1 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
霸權穩定論最初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首先提出的，后來經過吉爾平、斯蒂芬·克拉斯納等人的擴充與修改。③其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一個開放和自由世界經濟需要有一個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強國，霸權的衰落必然導致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削弱與瓦解。這種理論把國際政治的假定作為國際經濟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礎，認為國際經濟處于一種沖突的國際政治的環境之中，在這種環境下，要建立和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制，必須有一個信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霸權國存在。
霸權穩定論的作者的依據是現代經濟學中的“公共/集體商品”理論。所謂“公共/集體商品”就是一種人人都可以消費的商品，而且一個消費時不影響其他潛在的消費者消費。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費這種商品而無需付費，這種商品往往供應不足，除非經濟利益促使某個經濟主體愿意為這種商品承擔較大份額的費用，或者某個機構(如政府部門)迫使消費者為這種商品付費。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這個機構就是霸權國家。
霸權穩定論認為，開放自由的國際經濟體制(開放的國際貿易體制和穩定的國際貨幣體制)就是一種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納的話來說，它是在“特定的問題領域內，經濟行為體的期望所共同關注的那些原則、規章條例和決策程序”④。霸權國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和影響力建立這種國際經濟體制，以確定各國的行為規范，防止欺詐和損人利己，分攤成本，抑制經濟民族主義，從而達到限制沖突，維持秩序的目的。霸權國建立維持這種體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和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感召力。但是，霸權穩定論者相信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擴散財富的功能，或者說是經濟發展的后來者利用后發優勢以更快的速度發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費搭車的特點獲得更快發展，從而改變了原來的國際權力分配的格局。霸權國的實力衰落使得霸權國不再愿意維護這種“公共商品”，出于國際政治的現實考慮(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假定)而采用經濟民族主義的保護政策以保護自己的權力地位。因此，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終瓦解。國際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制的瓦解又導致各國間爭奪財富的政治沖突，甚至戰爭。
霸權穩定論者認為，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就是這種必然的霸權穩定與衰落的循環往復，不論技術水平的發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關系的強弱都不會改變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這種特點。因此，這種理論具有一種宿命論的成分。這種理論是建立在對19世紀以來英國霸權興衰的經驗基礎上的，并且結合美國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歷加以實證。不論是政治現實主義的各種假定，還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種假定都充斥著經驗實證主義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義理論
羅伯特·基歐漢是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首創者也是這一理論最有影響的學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權之后》一書中，基歐漢首次較系統地闡述了自由制度主義的思想。基歐漢認為，國際制度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體制是一個處于國際權力關系與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中間變量或干預變量，它可以由霸權國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獨立的功能，即可以促進世界經濟的有效運作，減少動蕩，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防止市場失靈和欺詐，因為國際體制中的規范、規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的行為施加影響，另外，國際體制的存在可以使國家從中預見到自己的利益實現的可能性和其他國家行為的可能性。基歐漢強調，即使國家是一個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沒有霸權的存在，由于國際體制的存在，它們也能進行合作。因為相比較一個沒有國際體制的秩序而言，盡管國際體制存在著一定的不足與缺陷，卻仍能相對促進國家利益。⑤
基歐漢在他的理論中沒有排斥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假定，如無政府的國際結構、國家是國際主要行為體、理性行為體。但是，基歐漢同時對其中的國家利益與理性的假定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強調國家利益應是具體的，如財富的絕對增加，淡化了國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強調相互依存對國家利益實現的作用;認為理性不應該是現實主義對利益的絕對追求，而是一種既定條件下的相對滿足。他認為，如果一個國際體制下具有促進各國福利的功能(增加絕對收益)，國家可以通過理性的比較選擇合作。因為沒有體制的世界經濟可能充斥著更大的不確定、動蕩和欺詐，建立新的體制可能成本過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歐漢的這種理論后來又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支持與補充，如阿瑟·斯坦、查爾斯·利普森、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海倫·米爾納、當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與現實主義的霸權理論的方法一致的，堅持了現實主義的主要假定基礎上，強調的是固定不變的人性、不變的思維理性，所選取的歷史資料也是歷史時期的某個片段，如戰后世界經濟的一個領域或階段，如貨幣領域和能源領域;并且把這種經驗絕對化，作為預測未來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準繩，認為國際體制在人們的這種工具理性的學習與選擇下仍然會繼續延續與發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權穩定理論一樣，在方法論仍是一種經驗實證主義的。但在歷史觀上它卻有某種進化主義色彩。但這種進化主義依以理性人的假設為基礎，認為理性的人通過利弊比較(或者說工具性學習)可以創造和維持一種促進合作的國際體制，只要這種體制可以促進各國的福利(或安全)，對所有人/國家都有利。這種進化主義帶有一種功能主義的色彩，以結果來解釋原因，仍然帶有強烈的“后此謬誤”(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這種進化主義沒有從根本上擺脫還原論，因為它的進化動因仍可以歸結為一種不變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體系論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是世界體系論最系統、最有影響的闡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現代世界體系》和《世界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未來的滅亡》是其世界體系理論經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認為，作為一種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16、17世紀自西北歐出現以來，逐步擴展到全球范圍，在這一過程中一直呈現出一種周期性的發展模式，盡管出現過霸權國家興衰(如荷蘭、英國、美國)和經濟中心地理變化(從原來只限西北歐轉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內的北半球)，但其內在的本質沒有發生變化，即這種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形成的生產分工體系(中心與外圍)、均勢的國家體系和意識形態是維持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
沃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就是一種整體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產者提供工業品，它的優勢在生產中以比較優勢體現出來的低成本，外圍生產者提供原材料，它的優勢是強迫勞動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中，多邊的國際政治均勢體系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上并構成支持資本主義世界生產關系的基本政治結構。在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區國家和準邊緣國家以及準外圍國家都在從世界經濟中謀求積累。這就形成了世界范圍內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競爭。各類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獲取經濟剩余取決于:國家的政治軍事實力和在世界競爭市場有效競爭的能力。通過這種市場交換與政治強制，核心國家比邊緣國家從世界經濟中獲取了更大的經濟積累，并決定了各類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與依附的關系。另外，多邊的均勢體系使得無一核心國家能以一個世界帝國形式獨占世界經濟的剩余利潤。因為中心國家之間(也包括各類國家之間)存在著為積累的爭奪，它們力圖通過各種政治經濟的戰略使自己成為利潤最大化的地區，促進資本向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動，這既為技術的全球擴散提供了新的機會，也防止了某一國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經濟，并從中獲取壟斷性的積累。這樣，中心國家間的均勢努力阻止了單一國家利用壓倒優勢的政治權威(世界帝國)來改變世界資本主義原有的生產和交換方式，這又維持和發展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沃勒斯坦看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還產生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不僅為不公正的資本主義辯護，而且塑造了這一體系內所有人的思維，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因此，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由于經濟分工、政治統治和文化影響功能不斷得到了維護與發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盡管運用了歷史唯物論來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但他的方法論中仍然存在著經驗實證主義的成分。因為他把16、17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絕對化了，并且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來否定資本主義內在變化的可能性。這使人在其理論中看到這樣一種邏輯:16、17世紀建立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盡管其中存在著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維護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一體系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無法撼動這一體系，反而客觀上起加強這一體系的作用;資本主義體系最終的滅亡只有等到它發展到最成熟時，其內在矛盾積累到最大時，由于突然的危機被一種“歷史的社會主義”取代。沃勒斯坦也談歷史的發展，但他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認識卻是一種經驗主義永恒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16、17世紀以后的變化、發展都是一種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初形態的還原，因而過分地關注維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對資本主義最終被社會主義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對人在創造世界中的主體性的分析。
二、歷史主義方法論下的理論
歷史主義方法論強調對事物、事件、現象的研究應根據其產生的歷史條件，從其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進行辯證地考查，歷史的變化與發展不是一種還原式的歷史循環，而是一種發展的進化論。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反對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變的因素(如不變的人性和固定的社會結構)來研究社會事物與現象，強調歷史發展的不可逆轉性和繼承性。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會時更多的是注重歷時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經驗實證主義那樣專注于共時性(synchronic)的因素。這種方法論在本體論上強調人是社會本體的塑造者，人對社會本體的塑造是歷史的具體的。這種理論一般對歷史的發展懷有某種不可知論的成分。認為，歷史是人的實踐的具體產物，歷史發展有趨勢性，但歷史發展的具體結果需要由后人的具體實踐來創造，前人無法事先預見。在西方國際經濟學中，羅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論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的歷史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他的《生產、權力與世界秩序》是這一方法論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與考克斯同一流派的還有斯蒂芬·基爾(StephenGill)和戴維·勞(DavidLaw)，基爾與勞所寫的《全球政治經濟學》(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這一方法論的著作。另外，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Strange)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這種方法論特征。
1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主要建立在這樣的論述上:不同的國際生產組織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社會生產關系體現著一定的社會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不僅塑造了不同的國家形態、國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時，也產生著經濟、政治與社會矛盾，人通過反思這些矛盾，創造著新社會生產組織方式、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
具體地說，考克斯提出影響人的行為三種力量是:物質能力、意識和制度;這三種力量構成的歷史結構決定著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在某種歷史結構下，“生產組織的變化產生了新的社會力量，它們反過來影響國家結構的變化;國家結構的整體性變化改變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權世界秩序又可以影響國家的形態，國家形態的變化影響國內的生產組織的變化。⑨考克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法，認為生產組織形式是社會力量(階級)產生的基礎，也是其他一些人類活動的基礎;生產產生的社會生產關系決定著國家的社會基礎;國家形式是由社會生產關系有機決定的，是社會生產關系形成的特定“歷史集團”的產物;但國家的形態還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后，國家的生產是與世界生產聯系在一起的，國家的社會生產關系處于世界性的等級式社會生產關系之中，國家的形態也受世界秩序的影響。這樣，國家的形態處于國內外社會生產關系的雙重歷史的、具體的建構之下。這樣，國家的利益和對外行為就被歷史具體地塑造了。這種塑造的基礎仍是特定的生產組織方式。世界秩序根據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體系。霸權的世界秩序是霸權國(如歷史上的英國與美國)把本國的生產組織形式推廣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認同的產物，也是其他國家的生產組織形式(通過國家這個中介)效法與服從這種生產組織形式的狀態。非霸權世界秩序是各大國為使自己的生產組織形式成為世界主要形式進行競爭的秩序(兩戰期間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從根本上說，也是生產組織形式的產物，是生產組織形式產生的權力的產物。⑩
這種世界政治經濟的分析是實踐本體論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研究中的具體體現。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實踐的產物，不存在外在的給定性。物質力量、意識與制度是決定生產、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歷史框架，這三種因素都是在人實踐過程中變化的。變化的動力來自于生產過程產生的矛盾。這種矛盾最終會導致生產、國家和世界秩序的變化。在考克斯看來，霸權秩序只是這種社會永恒發展下的暫時的社會平衡，它的社會交往模式和人類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原來的平衡會逐步打破。各階級會從矛盾與沖突中進行反思，創造出新制度(社會運行規則)。這又會導致國家形態和世界秩序的新變化。這種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維，而是一種建立在批判基礎上的創造性心智活動。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是一切社會變革的前提。通過有機知識分子的主觀創造(思想)來教育大眾形成一種普遍主觀共識是建構新的歷史結構的基礎。這里，考克斯繼承了葛蘭西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強調社會的變革不僅僅是經濟矛盾下的產物，物質關系的變化并不能導致社會秩序的變化，只有對人的主觀進行教化，改變人的主觀，形成一種集體的共同意識，才可能促進社會的變革。但這種變革不是宿命性，存在著多種可能性。
這樣，考克斯沒有用一種抽象不變的人性和結構來解釋世界政治經濟關系，更重要的是他關注世界的變化以及變化的動因，關注歷史在過去是如何變化，并通過分析歷史是如何變化的來觀察未來的變化。并且他對這種變化的分析不帶宿命論和目的論的成份，而是強調歷史變化的多種可能性，強調世界政治經濟的變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觀努力。
2 斯特蘭奇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英國學者斯特蘭奇建立了一種結構性權力框架的模式對市場與國家互動關系進行分析。她指出:結構性權力決定著世界經濟(生產、交換與分配)如何運行，而且在這種結構性權力下的世界經濟內在地體現著某種政治———“財富、秩序、自由和正義”四種價值的分配和“風險與收益”的分配，從而在世界經濟運行中“誰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類的政治問題有了結果。即權力結構決定著世界經濟，經濟體制中體現出政治。
斯特蘭奇認為，決定經濟體制的是權力，權力決定了各種國內和國際的經濟體制中四大價值觀的不同分配比例;權力決定市場運行和環境。但她強調，決定經濟體制的價值分配與成本、收益、機會和風險的分配的權力是一種結構性權力。這種結構性權力構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結構的權力，是決定辦事方法的權力，建構國家與國家、國家與人民、國家與企業關系框架的權力。結構性權力是通過對安全控制，對生產的控制，對信念的控制和對知識、信仰與思想的控制而獲得。斯特蘭奇把這四個文獻產生出來的權力綜合成決定國際經濟的結構性權力。 從對結構性權力構成的四個基礎的分析看，斯特蘭奇強調這四種結構是相互依賴的，彼此互為基礎(彼此并列，沒有一個處于優先的地位)，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才構成了結構性權力。
斯特蘭奇的這種結構性權力分析框架充滿著實踐本體論的色彩。在斯特蘭奇的理論中，正是掌握結構性權力的主體(人、階級、或國家)，把自己的利益訴求轉化為一種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種經濟體制，從而決定市場的成本、風險的分配，決定市場運作過程中各種價值的分配。因為結構性權力的主體可以通過強制的力量來維持穩定，可以通過控制生產的權力來決定生產的組織與分配，可以通過控制著信貸的創造與發放來抵制或促進經濟的發展，可以通過思想與知識控制和傳播加強強制力量，決定如何生產、生產什么，加強金融權力，誘導人們去認同現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國際政治經濟安排是人實踐的產物。
建立在實踐本體論基礎下的斯特蘭奇理論有歷史主義色彩。因為結構性權力主體歷史、具體地塑造的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或者說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是由社會歷史地、具體地建構，而不是可以還原的。但由于斯特蘭奇沒有深入探究四種結構之間內在的相互關系，盡管她也強調國際關系理論應該關注國際體系的變化，這導致她的理論沒有對國際體系變化的動因進行深入的解釋。雖然在后來斯特蘭奇把國家、市場和技術視為結構性權力變化以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變化的三個決定因素， 但同樣也沒有深入分析國家形態、市場和技術是怎樣變化與發展的，以及什么是動因促使它們的變化與發展，而只是說明了這三個因素如何共同影響與決定安全結構、生產結構、金融結構與知識結構的變化。這一點使得斯特蘭奇理論中的歷史主義方法論帶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蘭奇的理論說成是“似乎假設了一種社會永恒運動，但沒有找到向前推動的驅動力”的理論。 這一點上斯特蘭奇的理論不如考克斯的理論具有徹底的歷史主義性和實踐本體的特點。
三、結 語
以上以方法論標準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進行了概述，但這里必須強調，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方法論在上述西方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學者如吉爾平和斯特蘭奇強調他/她的理論是用一種折中的方法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或其中的一些問題。這說明，他們都認識到用某一種方法論來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都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它們只能適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兩種方法論彼此互補與折中，來更深入地研究國際/全球政治經濟關系。斯特蘭奇就說，“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規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與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間，無所謂正確與謬誤之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如同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樣，可以兼容這兩種方法”。 的確，在吉爾平這樣的現實主義霸權穩定理論中也能發現一些歷史主義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蘭奇的理論中也能找到經驗實證的成分，只是他們的理論在整體上更典型地體現出經驗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而已。
注 釋:
①這可以從美國學者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把他近來研究國際范圍的政治經濟學著作(2001年)取名為“全球政治經濟學”中體現出來，1987年吉爾平將其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著作命名為“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吉爾平的這兩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有另一種分類，即以意識形態來分類，分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從這一角度來概述國際政治經濟學可參見李濱、姚鴻《民族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流派、學術淵源與當代代表》，《歐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敘述霸權穩定論時主要依據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關內容。
④這一定義來自克拉斯納，見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這些人物的有關著述詳見大衛·鮑德溫《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肖歡容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關于基歐漢的新制度自由主義的這種進化主義及其特征的分析詳見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現代世界體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歷史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論闡述主要依據下列考克斯的論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14.“StructuredStrangely”，Christopher May，“StructuredStrangely:SusanStrange，StructuralPowerand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nTheorizing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temporaryTheoristsandTheirCritics，ed ，byS ChanandJ Wiener，Lewis ton:N Y ，TheEdwinMellenPress，1999，p 51
“窮則思變”，變革傳統政治經濟學逐漸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學者們的共識，“思變”是形勢所需，也是正確選擇，但問題的關鍵是“怎么變”、“向何處變”。實現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建立真正的中國政治經濟學，日益成為急需中國政治經濟學者解決的重大課題。
一、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困惑面對政治經濟學何去何從的困境，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國經濟學界就展開了激烈的交鋒與爭論，直到今天，人們還在提出“中國改革與發展究竟是以經濟學為指導，還是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21的問題。就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而言，大體上人們提出了兩條思路：一是無限西化，二是有限西化。
無限西化論者認為，政治經濟學既然已經滯后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現實，無法解釋和指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對許多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也無力進行闡釋與說明，證明它已經是過時的“無用之學”，而西方經濟學卻被證明為“經邦濟世之學”，是“有用之學”，經濟學作為一門現代社會科學，就是西方經濟學，因而要無限西化，用西方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完全按照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來指導中國的改革與發展。
有限西化論者則認為，中國傳統政治經濟學之所以滯后于中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現實，是因為它是源自前蘇聯的教條主義，因此，要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在此基礎上把政治經濟學和著眼于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的西方經濟學從不同層面融為一體，把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嫁接”到政治經濟學中，使之融合成適合中國國情的某種新的經濟理論，實現有限度的西化，這樣，就既能堅持政治經濟學的正統地位，又能充分利用西方經濟學的合理內容，從而指導好中國的改革與發展¨1。
毋庸置疑，西方經濟學作為人類創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它對市場經濟模式下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對我國經濟運行的有益有用之處，應該正確對待和借鑒。但無限f『ti化論的觀點肯定是不可取的。首先，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是建立在制度成熟的假設前提下對經濟運行規律的認識和解釋，“在南為橘，在北為枳”，在缺乏相宜的文化習慣和相適的成熟制度的情況下，不是借鑒其有用的成分，而只是不加區分地無限西化，注定是水土不服，只能治標不治本。其次，西方經濟學本身也存在著危機與變革H]，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客觀地評價說：“標準理論已日益數學化，雅致而又精確，同時，也Et益未能正視社會中的經濟現象。”出于對西方經濟學現狀的憂慮，他不無失望地說：
“經濟學向何處去并不明朗。”
相比較而言，有限西化論的想法是可行的，大方向也是對路的。中國政治經濟學應該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也應該吸收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有用之處，但中國不僅需要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更重要的是鞏固、或者更確切說是恢復政治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以及結合時代特點和中國特色，創新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簡單地把西方經濟學的一些管理辦法和政策措施等“嫁接”到政治經濟學之上，拼湊出某種新的經濟理論，主次不分而缺乏內生或內省，缺乏創新與發展，“根基不穩，何以纏藤?”其結果很可能只是拼湊成“四不像”，會因為缺乏底蘊或不兼容而“死機”。
可見，發展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不能是無限西化的“拿來主義”，也不能是有限兩化的“拼湊主義”，那么，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出路到底在嚶二、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必須考慮主體性和國度性在探究這個問題時，我們首先要考慮“什么是政治經濟學”。
最常見的回答是：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以人們的社會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它闡明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支配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的規律。人們常常引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的那句話——“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6J——來證明這一規定的正確性。
對政治經濟學作這樣的規定看似正確，實則不全面，它只回答了政治經濟學“研究什么”的問題，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問題。實際上，政治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有“誰來研究”的問題，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主體問題。最早在1615年出版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提出“政治經濟學”概念的法國重商主義者A．蒙克萊田代表的是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也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馬克思雖然在《資本論》中的那句話里只提到了研究對象，但《資本論》從頭到尾體現的都是無產階級的利益和意識的概括，早在1843年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中，它就將自己的立場定位于無產階級；而且從一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他就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把著眼點放在勞動上，由此展開自己的邏輯，他認為自己與舊的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就是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來批判資本統治的經濟社會制度H一。
所以，要全面回答“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就不能不規定“誰來研究”，即研究主體的問題。實際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本身也暗含著要全面規定“什么是政治經濟學”就有包括主體性問題的要求，因為生產關系本質上就是利益關系。由此而言，將政治經濟學規定為“特定階級對經濟矛盾的理論規定和階級利益的總體概括”¨’就更為準確、全面。
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必須考慮其主體性，即研究者是站在誰的立場上，代表哪一個階級的利益。因為經濟是人的經濟，經濟矛盾是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由于階級利益和意識的不同，對同一個經濟矛盾因立場和主體的差別，會得出不同的理論規定。經濟問題又往往涉及諸多利益主體，不同利益主體對同一經濟問題的看法是不同的，解決方法也是不同甚至對立的，經濟矛盾就是不同經濟主體利益關系的對立統一【9 J。
到這里，我們可以明確，考慮“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要考慮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性問題。這是一個立場問題，也是決定中國政治經濟學出路的先決條件。
西方經濟學有沒有主體性?西方經濟學總宣揚自己拋棄了階級性，是“純技術”、“純數理”的經濟學，研究的是“純粹的客觀規律”。但他們的研究總是建立在嚴酷的假設前提下，而這些假設前提的背后，隱藏的就是他們代表資本所有者利益的主體性，西方經濟學具有更強的主體性!卻不敢像馬克思公開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代言人一樣，宣稱自己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因而也就具有很強的迷惑性。
其次，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還要考慮“什么是中國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世界性的社會科學，但其世界性是體現于各國特殊性的政治經濟學當中。自人類社會出現階級以來，國家就是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國家不僅是一個政治范疇，也是一個經濟范疇，它不僅是經濟生活的一個重要單位，而且直接制約著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和部門，經濟生活也因此具有國度性，而經濟生活的國度性也就規定和制約了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事實上，從政治經濟學的初創期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時期，乃至政治經濟學以及列寧的經濟學，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未能超脫國度性。堅持和承認國度性，是政治經濟學的必要環節【l0】。
中國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其經濟矛盾的特殊性是明確的。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不僅因為中國有特殊的經濟矛盾，更在于我們是中國人，是從中國人的立場、利益、意識來進行研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還在于應具有主體性的觀念和方法，在借鑒外國經濟學成果的同時，形成自己對經濟矛盾系統的認識，并由此而專注于對中國經濟矛盾的揭示和論證‘8l。 ，、由此，可以規定，中國政治經濟學應該是中國人的思想成果，是中國的特定階級對中國經濟矛盾的理淪規定和特定階級利益的總體概括。考慮“什么是中國政治經濟學”也就是要考慮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問題，這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基礎和立足點。
三、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新思路變革與發展中國政治經濟學首先就要明確其主體性和國度性。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是中國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能成為中國經濟學的主體，而是生活于中國經濟矛盾中并要求解決這個矛盾的中國人，是為爭取自由發展而進行社會變革的勞動者，中國政治經濟學也就應該是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學，是站在勞動者的立場對中國經濟矛盾的理論規定和勞動者利益的總體概括。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則要求我們要立足于中國國情，運用中國人的智慧來揭示與論證中國的經濟矛盾。
明確了主體性和國度性時，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思路就不能是無限西化，也不僅是有限西化，而應該是內生外化，內生為主、外化為輔，即立足中國國情，從中國勞動者的立場、利益和意識來揭示與論證中國特殊的經濟矛盾。雖然也借鑒外國經濟學的成果，但不是簡單的“嫁接”或者機械拼湊，而是以主體性的觀念與方法，內生成自己對經濟矛盾系統的認識，這是它與有限西化論的根本區別。
它不是“拼湊主義”，更不是“拿來主義”，而是“內生主義”，即在國度性基礎上明確主體性，以勞動社會主義為導引，運用內生外化的辯證系統抽象法規范主干概念的運動與聯系，系統地揭示與論證中國經濟矛盾，進而探討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的實現和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的途徑哺j。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主觀”的，而非“客觀”的，由于經濟矛盾是不能自行表述其內容和規律的，只有經研究主體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對自己及所代表的群體利益和意識進行概括，形成其主體意識，總結上升為主義，并在一般性的主義引導下，實證抽象，揭示和論證經濟矛盾，才能“主觀”地對經濟矛盾作出理論規定。中國政治經濟學作為社會主義中國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決定了導引它的主義只能是勞動社會主義，即勞動者在爭取建立、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進程中的自由發展。
科學的方法論是科學政治經濟學產生的基礎，深入研究和科學界定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是完成政治經濟學變革的先決條件【11|。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當繼承中國傳統之內省外化系統思維，并借鑒吸收西方外在系統思維，根據現代中國勞動者的主體性，注重研究者本人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探索，形成與其主義相統一的方法論，這就是內生外化的辯證系統抽象，其兩個主要環節就是“內省”或對自己價值觀和利益、意識的內在規定，以及辯證的系統思維。
抽象思維的特點，就是形成并運動概念，以概念運動為核心，進行比較、分類、歸納、分析、綜合、論證等一系列的思維活動。范疇是對客體、對象層次及其內容的界定，這種界定是形成概念的基礎或第一個環節，它包含著規定特定對象范圍或矛盾層次的各概念。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并不是先驗的，也不是外國政治經濟學范疇的演繹或運用，而應該是代表中國勞動者這個主體，以其勞動社會主義所要求并體現的辯證系統抽象法，對中國經濟矛盾揭示和論證的概念運動關節點，是規定經濟矛盾各層次的主干概念。 ·政治經濟學是揭示與論證經濟矛盾的科學。經濟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基礎，其矛盾是現實存在的，是有意識在交往中結成一定社會關系的人，以勞動改造人類自身過程中表現的矛盾狀態。政治經濟學對經濟矛盾的研究，是代表一個社會群體表達其經濟利益和意識，并由此來規定經濟矛盾。對中國經濟矛盾系統的揭示與論證，自然就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內容。
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是中國為自由發展而進行社會變革的勞動者，因此，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目的，應該是探討中國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實現和素質技能提高的途徑，認知障礙變革的因素和勢力，克服這些勢力，解決它們與勞動者自由發展的矛盾，這也就構成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題。
關鍵詞：傳播政治經濟學；傳播；媒介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09-0015-03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丹·席勒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研究數字化技術融入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并分析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對社會關系與傳播資源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的相互構建的研究，并指出當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全球化領域蔓延、歷史研究擴散與新媒體轉向等五個趨勢[2]。
麥克切斯尼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基于分析媒介、傳播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系，強調經濟因素對政治和社會關系的重要作用，并強調結構性因素與勞動環節對傳播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影響[3]。具體問題，如趙月枝所言，“傳播與跨國媒介集團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中心地位；傳播資源的控制問題導致的沖突；勞工對愈加精細的國際傳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預和婦女及弱勢種族對全球傳播權力不平等的抗爭等等”[4]。
簡而言之，傳播政治經濟學主要關注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是分析政治經濟壓力與限制對傳播與文化實踐的影響，以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是如何左右傳播的內容與形式的；二是研究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上升地位。這種學術視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導的，避免了把傳播研究孤立于社會情境，而把傳播現象置放于具體化的社會歷史進程與歷史變遷之中，有利于探討結構力量如何影響傳播實踐[5]。總之，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審視傳播產業如何在社會關系影響下分配傳播資源與話語權的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傳播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路徑，為傳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圍內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自20世紀40年代后期至今，已經歷了60多年的發展，成為當前傳播學中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盡管被認為存在諸多的盲點和問題，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熱潮所產生的影響已經有目共睹。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逐漸進入中國大陸學者的視野，尤其自21世紀以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在大陸受到比較多的關注，但相關研究還是零散地分布幾個主要的幾所大學、幾位學者或幾所研究機構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并沒有像功能-經驗研究一樣占據主流位置。筆者關注的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如何在中國落腳并發展的？
那么，近年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在什么樣的社會——媒介情境中展開的？如何展開的？為什么這樣展開？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問題？為了有針對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問題，本研究將采用質化的文獻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為時間范圍，主要選擇國內核心雜志《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當代傳播》等為樣本，以他們的論文為考察對象，期望能以此管窺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現狀、核心內容與演進，并解讀其在批判視角、問題意識以及解決路徑等方面的啟示。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開始試行建立報業集團，傳媒經濟的增長問題引起了比較多的關注。然而，傳媒經濟的增長，也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如傳媒內容的庸俗化、娛樂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國面臨由傳媒大國向傳媒強國轉變的歷史使命，然而，對外傳播的弱勢和軟實力的缺憾成為中國傳媒業不得不面臨的突出問題。因此，面對世界傳播業的新形勢和中國大陸媒介商業化過程中的意識形態與市場力量的影響，大陸傳播研究者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中開始思考一些問題。例如，結合媒介文化市場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國際信息流動問題，關注傳播新技術的社會意義、傳播資源的分布、傳播的公正與平等。這些情況加速了大陸學者關注傳播政治經濟學，促進了大陸學者引進和介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如郭鎮之等人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積極介紹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為了更好的探視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發展的軌跡與脈絡，筆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
（一）引入期：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世紀之交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傳播學研究發展迅速，西方傳播理論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國，大陸出現了大量有關傳播學的譯著和論文等。但傳播研究發展的初期，主要還是以功能——經驗主義研究為主，西方傳播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流派——批判學派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并不被重視。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學派逐漸被大陸學者所重視，一批有關批判學派的譯著和介紹性論文相繼出現，如《文化民粹主義》、《文化研究讀本》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等被引介到中國。可以說，傳播政治經濟學被大陸學者所關注的時間，幾乎是整個批判學派被關注的時間，也就是20世紀90代中后期。在這一時期，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相繼引入中國，其中主要的譯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傳播政治經濟學》、阿芒·馬特拉著《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麥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體》等。
縱觀傳播政治經濟學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紹性文章和譯著為主。總體而言，對西方傳播政治學研究的思想脈絡還缺乏系統的認識，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立場、觀點和主要論題缺乏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還是以總體性、概括性與描述性為主，這一時期的研究相對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題和線索。盡管如此，這些研究還是對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有重要的啟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地形圖。但是，這一時期有關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探討哪些具體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明確。
在這一時期，一些引入和推動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發展的學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趙月枝、王怡紅、陳衛星、胡正榮等人，他們（她們）為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引入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別如加拿大華人傳播學者趙月枝，可以說是將傳播政治經濟學帶入中國的啟蒙性學者（盡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歸類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她關注意識形態力量和市場力量對中國媒介行業的雙重影響，以及媒介在中國民主化歷程中的角色，專注于中國傳播產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她在國際傳播領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經濟學”等理論具有較強的創造性，其成果被國際傳播學界和漢學界權威廣泛認可。還有如郭鎮之等人，在傳播政治經濟引入期，利用在國外進修的機會，考察了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撰寫了一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介紹性文章，對國內了解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長與反思期：21世紀初至今
傳播政治經濟學在成長發展過程中，不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會環境所限制，而且遇到來自功能——經驗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麥茲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情況時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視角，我相當的孤立。”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通過迅速發展的傳播產業，極大地加速了與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融合。隨著國內傳媒機制改革和傳媒產業的迅速發展，有的學者從跨文化的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考察了這場變革的根本特點，并討論了跨國資本和國內力量從結構上重塑中國傳播體系的具體方式，以及由此帶來有關傳播權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變化。甚至探討了這種融合的政治與社會意義，指出潛在的矛盾與沖突的來源以及中國正在形成的傳播秩序面臨的挑戰[6]。
有的研究者較系統地研究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北美傳統，指出北美流派有著鮮明的特色，認為該學術流派相對集中和緊湊，他們之間的學術傳承大多是父子、師生、同事、夫妻，體現了一個較為單純的譜系[7]。
有的研究者則用傳播政治經濟學框架分析了版權文化，指出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是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并且對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8]。有研究者則對廣告進行傳播政治經濟學分析，認為政治經濟學分析是廣告傳播研究的重要理論取向，并指出這種理論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而是批判的政治經濟學[9]。有研究者則以文化研究的理論發展為參照，探討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10]。后來有研究者則進一步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聯系與區別，認為以往的兩者關系研究，還停留在表層上，需從根源上把握兩者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的整合[11]。陳世華的后續研究則將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精髓概括為“我們不自由的傳播”，著重分析了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如何運用政治經濟的路徑分析傳播工業的“不自由”[12]。
最近重慶衛視的改革引起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濃烈興趣，如呂新雨針對重慶衛視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間、學界和政界之類二元對立的僵化立場，希望借此推動由此生發的一系列涉及中國電視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議題[13]。趙月枝則以重慶衛視的去商業化改革和“紅色文化”建設嘗試為契機，討論了社會主義媒體公共性和文化建設的問題[14]。2012年，政治化與社會轉型等話題引發部分學者的討論，如李彬和黃衛星等人探討了社會轉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話題，并結合趙月枝的傳播思想展開了分析論述[15]。
三、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脈絡反思
通過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目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還停留在初級階段。總體而言，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步較晚，發展受多重束縛，研究群體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與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層次還較低。
從研究種群來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引入與推進，主要得益于幾位女性學者，如趙月枝、郭鎮之、呂新雨和曹晉等人，特別是趙月枝的啟蒙和推介，較大程度上成了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風向標。從這些研究者的橫向聯系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她們大都保持比較好的私人聯系和友誼。目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傳承與發展大都基于這樣的基礎來進行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傳承呈現較單一的路徑，跨界和跨領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動與合作較大局限于“圈內”的同事或朋友。當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視，如陳世華、劉曉紅等人的相關研究，他們對傳播政治經濟學有較長時間的關注。
從研究者所屬機構來看，主要有兩支代表性力量，一支為北廣系（現為中國傳媒大學），如郭鎮之（后調入清華大學）、陳衛星等人；另一支為復旦系，如曹晉、呂新雨等人。深入分析這些力量的構成，我們會發現，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華人傳播學者趙月枝。趙月枝早年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后出國深造，已成為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傳承人，她常在大陸往來，推介傳播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傳媒大學、復旦大學等機構保持了密切的互動聯系。
從已有研究問題的深度與廣度來看，大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已經有一定的反思與問題意識，從早期的單純引介和翻譯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著作，步入反思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立場、主要觀點和主要學術脈絡的階段，甚至開始借助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資源，分析與探討中國本土的實際問題，如重慶衛視的改革風潮等。但是問題的深度與廣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約，有研究者自身的學術積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議題有待進一步敞開和深入。
回顧已有的相關文獻，大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在較長一段時間中關注西方傳播政治經濟的概念、歷史與主要學術脈絡，并在這方面有較多的引進與介紹。對本土問題的探究則主要集中在電視和廣告研究方面。然而，檢視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新聞與傳播的相關研究，如探討傳媒公共性、傳媒集團化與新聞改革等方面內容，其實已蘊含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與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徑與框架上并沒有突出傳播政治經濟的觀點罷了。追蹤至今，我們不難發現，任何時期傳播領域的變遷，不管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隨著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嵌入傳播活動的行進中，我們都不可忽視政治和經濟等因素滲入傳播過程的影響。因此，傳播政治經濟學無可避免地充當一種分析視角，在這種過程中扮演闡釋傳播與社會變遷的重要角色。
總之，回顧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已有的研究，可以發現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大陸的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雖已引起了諸多研究者的關注，但實際的發展受多重因素的影響。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資源需要進一步挖掘，本土的問題則更需具體的關懷。正如傳播學者潘忠黨（雖然他有一定的經驗主義取向）所言，“無論我們采納什么取向、運用什么方法，我們都得將分析的目光投向我們所身處的現實，都要考察對現實經過獨立思考后而提出的問題，都要就這些問題展開系統的經驗觀察，并且采取理論的資源——我們批判的武器——分析這些觀察，以期對所提問題作出解答，并同時都要對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開批判”[16]。對此，我們應該有所反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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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陳世華.“我們不自由的傳播”：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精髓[J].國際新聞界，2012（1）.
[13] 呂新雨.政府補貼、市場社會主義與中國電視的“公共性”——重慶衛視改革芻議[J].開放時代，2011（9）.
[14] 趙月枝.構建社會主義媒體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重慶衛視改革引發的思考[J].新聞大學（秋季號），2011.
［關鍵詞］流動性過剩 虛擬資本 信貸 經濟結構
2010年人民幣匯率機制重啟后，大量投機性資本流入境內，再加上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影響，人民幣面臨新一輪升值壓力，引發國際“熱錢”流入，加重對流動性管理的困難。同時，短期投機性資本的流動對利率、匯率等重要變量產生不利影響。在金融脫媒的背景下，流動性過剩對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產生巨大沖擊，導致信貸規模盲目擴張，同時推動資產價格飆升，催生大量資產泡沫。因此，流動性過剩帶來的負面效應不容忽視，必須從本質上探討其成因和發生機制，以提出行之有效的應對方案。
一、流動性過剩的內在本質和外在表象
從傳統經濟學角度來看，流動性（Liquidity）是指某種資產轉換為支持清償手段或變現的難易程度。流動性過剩（Excess Liquidity）的含義在《經濟與商業辭典》中被概括為：“當銀行持有的流動性資產超過穩健經營原則所要求的必要水平時，就發生了流動性過剩。”國內學者對于其含義的理解，一是從商業銀行的角度，流動性過剩指銀行流動性資產過剩，或是銀行運營資金過多，或是存款大于貸款出現巨額存貸差；二是從中央銀行角度，流通中的貨幣量過多，貨幣供給的增長速度大于整體經濟的增長速度，或是指流入銀行系統的現金持續高于中央銀行資金回籠規模的一種狀態。因而，流動性過剩的本質就在于，流動性較強的資產的規模超過了一定的標準。
流動性過剩的兩個判斷標準是：一是流動性較強的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一是流動資產與流動性負債的比值。而經濟中的流動性過剩的表現為：現金、銀行存款、居民儲蓄存款過多，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過多，外匯過多，有價證券市值過大，因此，虛擬資本的過度膨脹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流動性過剩的外在表現。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角度對流動性過剩成因的理論分析
首先，馬克思從資本的角度入手，揭示了資本的本質是“一種能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他認為，資本的本質就是尋求自身的增值，這是同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即生產剩余價值，追求剩余價值的最大化相吻合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到，虛擬資本是信用制度和貨幣資本化的產物，它不在直接生產過程中發生作用，是現實資本的紙質復本。虛擬資本的價格漲跌不是取決于它所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變動。其獨特的運動規律，使得虛擬資本同它所代表的現實資本發生背離，導致泡沫經濟的產生。
馬克思還從貨幣流通規律出發，認為由于紙幣只是價值符號，是代表金屬貨幣執行流通手段職能，所以紙幣的發行限于它代表的金或銀的實際流通的數量。價格的上漲不過是流通過程強制價值符號等于它代替流通的金量而產生的反應。因此，如果紙幣的發行量超過了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屬貨幣量，則紙幣會貶值，物價上漲，同時還會形成或進一步加劇人們的貶值預期，拋出手持貨幣，進一步增加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形成通貨膨脹。
社會信用制度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隨著信用制度的發展,銀行在日益增多地創造虛擬資本，使得社會經濟關系復雜化，引起整個經濟機體的矛盾運動和連鎖反應。在信用制度下，“相當一部分社會資本為社會資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使社會再生產過程強化到了極限，加速了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的矛盾的爆發。尤其是信用制度在經濟繁榮時期的巨大發展，對借貸資本需求在繁榮時期的巨大增加，在經濟運行中創造和產生了大量的流動性，孕育了經濟停止時期的信用緊迫和經濟危機。
三、我國流動性過剩的事實
從我國宏觀經濟整體運行的狀況來看，貨幣存量已經超過經濟增長所需，出現較為明顯的流動性過剩現象。
1.銀行體系的流動性過剩
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是指銀行整體的頭寸充裕程度，基礎貨幣投放量、存貸差、超額準本金率、市場性利率等都是評判的主要指標。
(1)基礎貨幣的增長情況
2010年年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72.6萬億元，同比增長19.7%，增速比上年末降低8個百分點。狹義貨幣供應量M1余額為26.7萬億元，同比增長21.2%，增速比上年降低11.2個百分點。流通中現金M0余額為4.5萬億元，同比增長16.7%，增速比上年末高4.9個百分點。全年現金凈投放6381億元，同比多投放2354億元。
(2)貨幣市場利率較低
商業銀行在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除具有增加信貸規模的舉動外，也會傾向于增加除貸款以外的其他資產，如國債、同業拆借以及央行發行的票據等等。而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利率和銀行間債券市場利率是反映銀行體系流動性的有效指標。
(3)金融機構存貸差的變動
儲蓄存款快速增長的深層次原因在于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以及居民對預期支出與收入的不確定性，導致預防性儲蓄動機強化。國內金融市場功能不盡完善，特別是資本市場的發展滯后間接導致銀行體系資金過剩。銀行體系積存著大量的儲蓄資金，在“寬貨幣寬信貸”的局面下，大量流動性涌入市場。
2.市場流動性過剩
市場流動性過剩，即金融市場流動性的供給大于經濟運行的實際需要。在經濟中具體表現為資產價格上漲和利率下降。
(1)資產價格居高不下
我國房屋銷售價格和土地交易價格居高持續保持高位，2004年同比增幅曾達到9.7%和10.1%。從2005年有所回落，但總體仍處于高位。而房屋租賃價格卻一直卻一直保持較低的水平，這表明房屋土地等作為投資品的需求旺盛，資本持續涌入，導致流動性過剩，資產價格被推至高位，下調困難。
(2)存款實際利率較低
近幾年，持續較低的存款利率使得實際利率為負值，市場流動性過剩與物價水平和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漲相伴，而實際利率較低，居民大量資金投放到房地產市場上，與流動性指標相對應。
四、我國資本流動性過剩的成因
1.外部經濟失衡
不合理的貿易結構以及貿易傾斜政策是我國貿易長期處于順差狀態。而較強的人民幣升值預期也吸引大量國際資本涌入。在我國現行外匯管理制度的形勢下，必然導致基礎貨幣的外匯投放比重增加，從而增加國內資本的流動性，導致流動性過剩。
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一方面有助于增強我國的宏觀調控能力，但同時，也會導致我國基礎貨幣供應總量的增長，從而加重通貨膨脹以及資本流動性過剩的壓力。
2.金融市場虛擬資本積累過多
正如前文所言，馬克思提出在真實資本之外，當經濟運行中以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形式存在的虛擬資本和它所代表的現實資本發生背離時，會導致泡沫經濟的產生。
虛擬經濟泡沫的做大必定會對整個經濟正常運行產生不利影響，如資產價格居高不下，股票市場風險積累程度增加。我國的高房價、高物價的現象都有虛擬資本被惡意炒作，受惡意投機者攻擊之嫌，應該及時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3.貨幣政策的不合理因素
長期的低利率政策加劇了流動性過剩的壓力。由于長期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在利率平價成立的基礎上，央行必定采取低利率的貨幣政策選擇。在低利率的市場環境中，商業銀行為了實現盈利的目標，必定會將擴張信貸規模作為實現短期盈利的有效手段，從而加劇了流動性過剩的壓力。同時，長期低利率政策會導致投資過多，經濟過熱，大量流動性容易流向高收益高風險的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因此，若人民幣升值預期不變，則低利率導致的經濟中流動性過剩的情況就難以扭轉。
4.國際流動性涌入
全球范圍內很早就出現了流動性過剩的現象，這主要是全球范圍持續的、超寬松的貨幣政策所致。國際流動性的增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經濟、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發展。馬克思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借助單邊渠道和通過多邊國際經濟組織對發展中國家施加金融與資本開放的壓力，導致資本的國際流動。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尤其是以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為代表的國際熱錢的趨利涌動，加大了新興國家資本市場的風險。
5.新型支付工具和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
電子商務、信用卡、電子借記卡的出現以及提前消費、刷卡消費的快速發展，對流動性產生重要影響。新型支付工具的出現和普及，極大提高貨幣流通速度，降低了居民持有現金量占儲蓄存款的比重，導致銀行存款數額增加，貨幣乘數增加，潛在貨幣供給量增加，最終導致經濟運行中的流動性增加。
五、緩解我國流動性過剩的手段
在流動性過剩的新形勢下，資產泡沫的隱患已經顯現。如果只是從傳統的銀行體系方面尋求解決措施，如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等貨幣政策來回籠流動性，則缺乏持續性和力度。要從根本上緩解流動性過剩，必須從經濟結構本身出發，尋求制度上的改進。
1.改善現有外匯管理制度，深化外匯管理體制的改革。
減少外匯以儲備形式保留在中央銀行資產項目中的份額，切斷外匯儲備增長與貨幣發行之間的連帶關系。 設立單獨的外匯管理機構，分擔貨幣當局持有的外匯儲備和管理的壓力。擴大居民、企業等持有外匯的數額，逐步建立健全外匯兌換制度。根據弗里德曼的貨幣數量說，將外匯看成是一種貨幣資產，則外匯流入也不會引起貨幣供給量的增加，相反地，居民用人民幣購買外匯還能起到回流基礎貨幣的反饋效應。
從人民幣角度而言，要實行市場供求為基礎，真實反映市場資金需求的外匯制度，消除人民幣升值的預期。
2.靈活調整的貨幣政策，優化信貸結構。
央行2011年第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公布的數據顯示，貨幣政策已由適度寬松向穩健方向調整，表明貨幣當局希望控制信貸規模，減少經濟波動，使經濟在保持穩定增長的情況下實現軟著陸。靈活的貨幣政策有利于對經濟運行狀況作出及時的反應，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
從信貸角度看，當銀行大量發放具有中長期性質的固定資產貸款時，容易導致貨幣供給的大量增加。所以，政府應當加強對固定資產尤其是房地產信貸規模的控制，這不僅會在短期內有利于解決流動性過剩，而且在長期中有利于整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投資方向的改善。
3.加快經濟結構的調整，推動國內需求增長
全國政協副主席厲無畏在2011中國投資年會上表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仍是一項艱巨任務，要逐漸調整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抓住“十二五”開局之年，盡快推出“一攬子”轉型規劃。政府需要制定系統的規劃，在信貸、財稅、投資等政策方面給予更多的支持。
馬克思在研究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時，認為生產資料的增長，歸根結底要依賴于消費資料的發展并受它的制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也表明，一切生產和社會投資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全體社會成員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所以，要調整優化需求結構，增強消費拉動力，促進經濟“三駕馬車”中消費拉動經濟的作用。通過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來促使人民群眾的收入與GDP的增長同步，降低居民過高的儲蓄率，從而化解表面過多的流動性。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