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8 15:34:43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兩會心得體會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溫總理周末在線聊天，網友的大多數問題都很好很強大。其中，房地產問題遠比一些提案議案要更貼近民生。當然，總理的回答也令性情中人動容，不僅表示他也深知“所謂‘蝸居’的滋味”，更誓言“有決心在任期內管好房市，保持合理房價”。
作為最近五年最牽動人心的民生話題，房價問題已成眾矢之的。在群眾，往往是干著急沒辦法；在中央政府，則既要顧及民生，又要顧及增長；在有些地方政府，則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在開發企業，則是樂得水漲船高，國企無責任，民企無義務。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強力持續的政策意志，沒有足夠明朗清晰的政策宣示，僅靠“增加保障性用房”、“加快建設廉租房和普通租賃房”、“抑制投機性和投資性的住房”以及“依法對那些圈地不用、捂盤惜售、哄抬房價的違法違規行為進行懲處”等傳統手段，恐怕是很難打破以往“房價越管越漲”的現象，更遑論在“本屆政府任期內”要實現“合理房價”。房價問題并非一個孤立問題，不可能以機會主義的態度、急用先學的手段，見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房地產市場的亂象和宏觀經濟的根本矛盾緊密聯系———房價暴漲與制造業產品的低成本、低毛利率一脈相承；資金熱衷投機樓市，反映了其他投資領域的高風險、低收益……一言以蔽之，樓市的亂是經濟痼疾的反映，不可能脫離經濟結構調整去談樓市正本清源。但迄今為止，中央層面的經濟結構調整意圖到了部門和地方，或被解釋為產業結構調整，或被解釋為企業產能整合，仍缺乏足夠清晰一致的共識。
綜上可見，自上而下，對房價問題，如果既無新手段，也缺乏比照標準，不能觸動問題根源，又讓我們拿什么去建構信心呢？
首先，關于中國農民的未來發展問題，近日，出差到了中國一個小城鎮，城鎮周邊的田地引起了我的思考。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實行了“”，應該說在歷史的特定時間段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僅解決了農民的激勵問題，而且也保持了產權的一致性，并且將大量的農民限制在土地上，有利于在共和國的發展時期國家的繁榮與穩定，但到了今天，當我們看到農民還在小塊兒的土地上耕作，而每畝地最多也只有年上千元的收入時，我們不禁要為農民未來的出路而憂慮。
那么，我們到底有什么樣的思路來解決這個問題呢？筆者以為，第一，循序漸進地提高農產品價格，使其價格與其價值逐步等量；第二，逐步解決農民的自由流動問題；第三，逐步縮小“二元制”社會給農民的種種禁錮；第四，逐步改變目前的土地使用方式，采用效率更高的集約化方式，可以采用“農民入股”或者“承包費”的方式來解決“使用權”的交易。
通過以上方式，來逐步引導更多的農民進入非農領域，同時，大力提高我國的農業的發展水平。當然，以上各種方式要密切注意平衡問題，即要注重效率，又要考慮實際承受能力。
其次，改革開放三十年了，中國的改革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但我們的民主改革進程好像速度總是很慢，目前實行的唯一直選是在農村范圍內---村民選取村里的行政長官。
國家開始實行這樣的民主嘗試，我們應該是舉雙手贊成的，而且，其中所帶來的民主新風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民主和素質應該是相輔相成的，換句話所，民主的結果質量與民主的承擔主體的本身素質密不可分，由于中國的歷史發展的特殊原因，農民的整體素質還有待提高，那么，在整個中國多元化的層面中，首先開始基層民主可以避免更大的試錯成本的同時所帶來的素質風險，就顯得特別高，而目前在很多農村所存在的“拿錢買票”的現象，屢屢被媒體關注，也足以說明這樣的問題。
理念之一:政府轉型的基本趨勢是公共服務職能不斷發展并成為核心職能 從市場經濟國家政府轉型的簡要描述中可以看出，政府轉型的基本趨勢是公共服務職能不斷發展并成為核心職能。而政府轉型的核心是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政府和市場能夠有效克服自身的缺陷，發揮彼此不能或難以相互替代的功能，實現政府與市場功能的良性互動。這是現代公共服務體系賴以形成的基本前提和制度基礎。
與市場經濟國家政府轉型的過程相比，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國家的政府轉型盡管在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表現出共性，但轉型的起點和走向則呈現出不同的軌跡。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全面控制經濟運行，政府轉型所面臨的初始問題是“政府失靈”而不是“市場失靈”問題。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轉型是由不干預市場運行，到通過擴大公共服務來調整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而計劃經濟國家的政府轉型則是通過縮小政府干預經濟的范圍，在培育和發展市場的同時，向主要提供公共服務轉變。這樣，在政府轉型過程中往往會出現不同的“矯枉過正”情形，市場經濟國家更有可能發生政府“干預過度”的問題，計劃經濟國家可能產生“市場扭曲”的問題。
就我國的情況來說，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盡管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形成，但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政府職能的“越位”、“缺位”、“錯位”現象依然存在。從政府的公共支出結構看，經濟建設仍然占有主導性地位，成為制約公共服務供給的重要因素。從經濟運行狀況看，行政性壟斷的廣泛存在，既導致了不公平競爭，也抑制了市場活力，增加了社會公共服務成本。從體制方面看，政府在許多領域依然承擔著決策者、生產者、監控者等多種角色，集裁判員與運動員于一身，制約了政府職能向公共服務轉型的進程。理念之二:必須把維護公平正義作為基本價值取向
公平正義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基本價值取向，是堅持“以人為本”發展觀的重要體現。因此，在建設公共服務體系和和諧社會過程中，政府轉型必須把維護公平正義作為基本價值取向。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國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曾經被作為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則提出，近年來開始受到不少質疑。對此應該作具體分析。一是要考慮到改革的初始背景是分配領域中的平均主義窒息了社會活力，而且平均主義只強調結果均等，否認不同個人、群體的貢獻，實際上是不公平的。二是當時提出的效率與公平具有不同指向，效率是與市場資源配置機制相聯系的，選擇了市場也就選擇了效率；而“兼顧公平”主要是為避免因市場效率引致分配結果差距過大，其內涵與今天我們一般說的社會公平正義有很大不同。三是當時改革主要是在經濟領域，政府轉型主要在微觀“搞活”經濟方面，分配差距過大以及其他社會公平缺失問題還沒有充分顯現。因此，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與當初的改革原則本身沒有必然聯系，但由于政府轉型相對滯后以及實踐中存在對改革原則的扭曲或片面理解，致使人們在公平與效率問題上產生了較大的分歧。
根據改革進程的深化與社會認識水平的提高，應該說，社會發展中的公平與效率問題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問題，選擇的側重只是隨著主要矛盾的變化才出現的，最終則是要實現二者的平衡，從而推動社會進步與和諧。十七大報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反映了黨在公平與效率關系上認識的深化。需要明確的是，政府與市場的功能是不同的。市場運行必然以效率為取向，這是市場機制的本質屬性；市場運行也要求公平(競爭規則、秩序的公平)，但市場本身并不能完全提供這種公平。政府雖然在促進社會經濟效率方面有重要作用，但這種作用主要是通過市場環境的改善而間接實現的，不是政府直接追求微觀效率。政府在價值取向上必須堅持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這是政府作為公共權力受托者的本質屬性。30年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不是源于政府堅持了“效率”原則，而是在于政府放棄了直接追求效率，把效率機制交給了市場，逐步把工作重心轉移到改善市場環境、促進公平競爭等方面。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市場提供效率，政府維護公平正義，應該是我國市場深化改革和政府轉型的基本價值取向。理念之三: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社會管理型政府轉變 傳統計劃經濟的基本理念是將公共利益、公共所有、公共管理等同起來，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控制經濟社會的唯一主體；同時，由于否定市場，市場也就不在公共利益的考慮之中。雖然我國目前已經基本形成了市場經濟體制，但傳統體制及其理念的慣性依然存在，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政府功能的科學定位。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利益是政府、社會公眾和市場的共同需求，也是各類主體通過分工與合作共同來維護的；財產的公共所有不再是實現公共利益的唯一選擇，非公有產權在基本制度規范下同樣可以實現公共利益；公共管理無論在范圍上還是在參與主體方面都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在這個意義上，政(學生無憂網整理)府轉型不僅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而且要處理好政府與社會、公有產權和非公有產權的關系。這就必然要求我們高度重視政府功能的科學定位問題。
政府功能的科學定位首先取決于政府轉型的方向。在經濟社會轉型期的不同階段，我們先后提出過，政府從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轉變，政府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政府要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社會管理型政府轉變。這種情況表明，在政府轉型的方向上，社會存在廣泛的共識，并且這種共識在不斷深化。問題在于，如何將這種共識貫徹到政府功能定位之中。例如，政府直接控制企業究竟是以公共服務功能為主還是以“保值、增值”為主？政府的公共投資是以政府“經營”為主還是以政府監控下社會經營為主？公共服務是“政府提供什么，社會就消費什么”，還是應充分反映社會需求、接受社會評價與監督？等等。這些認識問題不解決，政府轉型就會停留在抽象的口號上，目前政府職能存在的“錯位”、“缺位”和“越位”的現象就難以消除。
舉世矚目的“兩會”在春暖花開的3月在北京隆重舉行，這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實施“十二五”規劃承前啟后的重要一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精神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溫總結代表本屆全國政府做了最后任內的最后一次報告，盡管與往年相比，議程較多，但根據黨節儉開會的原則，會期并沒有比原來長，沒有安排休息日，但代表們始終以飽滿的政治熱情盡職盡責，認真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利。
報告對過去五年工作進行了回顧，總結了過去五年來的主要工作及特點：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抓好“三農”工作，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支撐能力；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活力；擴大對外開放，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加強政府自身建設，進一步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了贊嘆的成績。
同時也提出了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要求、主要預期目標和宏觀經濟政策，針對經濟增長目標、物價總水平和通貨膨脹壓力、居民消費等問題，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把握好促進經濟增長、穩定物價和防范金融風險之間的平衡也對今后工作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建議：
（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二）強化農業農村發展基礎，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
（三）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全面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
（四）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入推進改革開放。
兩會期間，常被提及的一個關鍵詞莫過于“幸福感”，這讓我想到了近幾年來出現的“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幸福指數”等字眼。然而，這些所謂的“幸福城市”的衡量標準是什么？居民是否切身體會到“幸福感”？這些問題恐怕有待斟酌。 政協委員陳勛儒指出，某些城市的榮譽竟多達三四十項，雖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城市發展業績，但過多的標榜被網民及群眾嘲笑為“作秀”和“最能吹牛城市”，地方高調宣傳“最具幸福感城市”，群眾卻為“被幸福”起哄抱怨。的確，某些地方政府為彰顯地方發展業績，虛報政績，盲目夸大GDP數據和幸福指數，于是民眾“被幸福”了。
如今，我國失地農民數量龐大，農民生活得不到保障，失地農民對未來生活產生擔憂；城市職工精神壓力大，生活不規律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無疑會使人民的“幸福感”大打折扣。面對諸多困境，我們該如何界定“幸福”的內涵？如何從數字衡量的物質財富過渡到民心衡量的生活幸福？
“幸福”發源于社會的和諧，它涉及個人和社會的方方面面，必須從細節抓起，也要考慮“三間分布”：一、不同人群間的“幸福感”。學生，保障校園安全、快樂輕松的學習氛圍等；青年人，較好的創業機會、多渠道的就業路子、較好的員工福利、合理的工作時間安排、蓬勃朝氣的社會風氣等；中老年人，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豐富的社區活動等。二、不同地區間的“幸福感”。農村地區，擴大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新農合”政策、提高農民收入等；城市地區，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完善城市道路建設、改善環境等。三、不同時間的“幸福感”。“幸福感”的衡量標準要因時制宜，GDP不能被忽視，但經濟發展必須與社會成員的幸福感同步增長，經濟社會的合理發展，最終目的是讓老百姓生活越來越好。
總之，民眾幸福感的標準應因時、因地、因人而不同，不片面地把幸福與物質享受聯系在一起，不超越自己的實際情況去盲目攀比。此外，除了追求衣食住行的滿足和情感方面的滿足，人們更需要追求精神層面的幸福。而政府方面，追求幸福就要改善民生，讓人們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對未來有信心。
2009年“就業”一度關注的話題在“兩會”上再次升溫，成為很多“兩會”代表們的提案、議案主題。以前，總是感覺中央的號召離我們很遠，就像一個個沒有分解的目標一樣，總是沒有切入點。在老百姓看來，政府都是在畫“大餅”。而此次“兩會”上會把農民工的就業問題看得如此重視，確實體現了政府不管都不行的地步。
在央視新聞頻道“小催會客”欄目中，還邀請了很多省委書記、省長、市委書記、市長以及人大代表們做客，在電視上讓老百姓確實聽到（看到）了很多貼近民生的優惠政策，至少有些地方政府已經在實施了，如農民工在家創業短期內可以免交相關稅收、以及可以申請免息的小額貸款等；外出的農民工可以獲得政府發放的“免費就業培訓券”進行相關的工作技能培訓等等，這些優惠政策都在樹立農民工（老百姓）的信心，不知道我老家的地方政府是否也有類似的優惠政策。
還有一條農民工優惠政策，“社保改革”。在兩會之前，看相關報道說，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就已經會同有關部門在深入調研、反復論證的基礎上，擬定了《農民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辦法》和《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暫行辦法》，并將主要政策措施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在全國熱議社保改革的大潮中，農民工到底該如何養老？以及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如何進行異地轉移？將成為議論的焦點。也許像我這樣觀望的老百姓無法提報什么意見或提案。但是在熱議主管部門和提案代表們的聲音中，使我們看到了部分改革的條款即將定錘。這也將是農民工的一道生活保障，至少讓游走的農民工不再因為找不到接收地的保險關系而中斷，針對企業已經為農民工辦理社保的部分。
確實，對于部分農民工來說，有了政策的拉動，也可以從另外的方向發展和生活得到一些保障。對于繼續選擇外出就業的農民工來說，參加技能培訓也是可以提升就業的機會，只是政府的拉動不一定全部可以緩解市場的危機，對于目前就業形式過于嚴峻的情況看。但是我個人覺得，這些都是政府臨時性的“救市”。在公平競爭的就業（創業）市場，還是要依靠自身的努力和拼搏。
3月是我國一個極不尋常的月份，全國各地各行各業的“兩會”代表齊聚北京，代表們把有關人們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和一些社會問題提交“兩會”討論。作為當代大學生，同時作為一名預備黨員，在努力平衡學習與生活的同時，我也在關注著這個最近大家津津樂道的話題“兩會” 。對于兩會，由于專業以及學生身份這兩層原因，我更多的是關注兩會中提到的醫療和教育問題，下面我就談一下我對于兩會中提到的農村教育方面的一些感想。
自兩會召開以來一直備受關注，無論是政治、經濟、民生還是教育。而其中，作為一名大學生，教育便是與我自己息息相關的很重要的話題。
在全國政協委員無黨派聯組的分組討論上，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中華民族博物館館長王平提出“不應該鼓勵農村的孩子去上大學”觀點，此觀點一經曝光，無異于平地一聲驚雷，點燃了輿論的沸點，指責與詬病接踵而至，將政協委員推至輿論審判的法庭上，轟動效應不言而喻。很多人表示這無疑是對農村孩子的不公平的行為。
然而在批評這個觀點的同時，我們的視線也應該轉移到她所表述的深刻現實。就現實情況而言，教育資源越來越向城鎮集中，農村的教育硬件以及師資水平都不是很高，所以說農村娃考上一所好大學并不容易。其次對于一個農村家庭來講，對教育的投入對家庭收入而言占了很大的比重，甚至有家庭因此而返貧。而現在大學生就業壓力大，好多農村娃辛苦念出來，找工作難，就是找到工作工資還不如普通農民工，投入與收益嚴重不成比例。最后就算在城市落腳了，融入城市也是個問題，房價居高不下，有一個屬于自己的窩也是難上加難。家庭指望不上，靠自己需要多少年還是個未知數。
農村娃到底上不上大學？我認為，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決策權是在自己的手里，把握每一個機會，通過自身的努力才能到達成功的彼岸！對于我們中國的一些孩子來說，特別是農村的孩子來說，也許考上好大學是他們改變自己命運唯一的一條道路……希望我們國家的教育能以更加好的形勢培養出更能為我們這個社會創造價值的人才。
這一次的學習兩會活動，對于我們，不管是自學還是大家一起分享，都是很有意義的。2008年的兩會，站在新的歷史方位，我們有著深刻而又清醒的認識：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時代，要讓中國這艘巨輪沿著又好又快、科學發展的航道前進，持之以恒的改革創新是推動巨輪前行的不竭動力。
身為黨支部中的一員，經過一次的學習活動是遠遠不夠的，我們不只是在這一次的活動中去積極地感受與參與，更重要應該是學會在平時的每一天，自主的去關注國家的方針政策，提高自身的理論水平和政治素質。現在的我們如果不說到為祖國為人民服務這樣的大方面，但至少應學會主動的去了解當前的時事，學習關注黨的各種精神與各階段新的方針政策，這完全是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必須做的，至少應該做到的，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把自己真正的融入這樣一個組織中，真正的與其一起成長。
這次活動，我覺得我們以一個很好的角度，從住房、醫療、物價、就業這四方面進行了分組討論，不僅切合我們大學生關注的焦點，另外也給予了大家一次相互交流與展示自己的機會。在這次的小組合作中，不僅與黨支部的成員更熟悉了，也讓我發現了黨支部里真是人才輩出，各個小組形式多樣，各顯特色，有豐富多彩的話劇，有新穎的模擬采訪，學習的過程變得輕松與活潑。對于我們醫療小組的表現，也許形式有些簡陋，內容似乎有些單調，但總的來說，簡陋的形式卻也表現出豐富的內涵，單調的內容卻也層次分明，我們也是有我們的特色的！更重要的是，雖然前期的學習中我們沒能得到大家較高的評價，只得了個第三名，但后期的懲罰，因我們的一時誤解，特別的精心準備了一個小節目，最后也是贏得了不少的掌聲的。
另外在整個活動中，我們為四川地震中的死難者默哀，也為更多可能的希望祈禱，第一次，在那一刻我們站在了一起，一起為中國加油，為四川加油！一切都會過去，只希望逝者一路走好，幸存者勇敢的繼續腳下的路，面對艱難，不屈不撓，重建家園！
在金融危機的國際大環境下，中國的兩會在北京隆重召開。兩會的召開，不僅寄托了中國人對未來的厚望，而且也吸引了全世界關注的目光，特別是關于如何對待全球金融危機的策略問題，世人更是盼望能得到更多的好的辦法。當然，我們中國對付金融危機的國策世人非常清楚，四萬億的巨額資金將在未來數年內拉動中國的內需，激活中國的經濟，甚至帶動全世界的經濟復蘇，關于這些令世人興奮不已。但是，我們在擴大內需的時候，有人錯誤地理解了我們刺激消費政策，而把刺激消費理解為是鼓勵浪費，這就是一個最大錯誤。
中國關于四萬億投資的消息一出，全國沸騰。但是，不可諱言，國人對四萬億資金的期望和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人們懷著不同的心態期望著四萬億這個大餡餅從天而降。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各地官員聞風而動，東奔西跑到處找門路弄錢。有的掛著投資之名，行的是中飽私囊之實。我們不妨可以做一個社會調查，從這些寶貴的四萬億資金中，巧立名目為自己購買轎車的人有多少，為本單位變相做福利的情況有多少，以投資為名進行奢侈消費的官員有多少，甚至那些得民心的工程上，人們有意無意的浪費又有多少。這樣算來算去，四萬億這個大蛋糕真正能起到抵制金融危機的作用還有多大呢？為國家的未來發展又能又能積蓄起來多少有益的底子呢？各種名目的惠民工程又能多大程度上給老百姓優惠呢？
今天我聽到有的政協委員還在發言中建言要增加投資。其實投資是一個很含糊的概念，但實質只有一個，就是這個錢要花在什么地方，能不能惠及老百姓。如果我們把錢都花在小集團的利益上，為官員自己和小集團謀取更多更大的利益，諸如購買小轎車和奢侈消費品，或者以國家建設為名，以惠民為名套取國家的寶貴資金中飽私囊。我們應該在四萬億的投資的過程當中，進行有效的監管，讓國家的每一分錢都起到抗擊金融風暴和惠及民生上面。
兩會扔在熱烈地進行，我們強烈建議代表們就這個問題進行廣泛的討論，讓國家有限的資金發揮最大的社會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