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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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對專業實習的動機不足，態度不夠端正
根據訪談了解很多同學尤其是校外實習生認為專業實習相當于放假，是放松休閑的好機會，沒有意識到專業實習對他們專業提高的重要性，對于實習持有無所謂的態度，不能認真對待實習中安排的留學生教學和管理任務，總是被動的完成，不能積極主動的去對外各項教學管理工作。
2、對留學生教育的認知差異
對外漢語專業是針對留學生漢語教育設置的專業，為了培養漢語傳播和中華文化交流的多功能人才，不僅要進行留學生教學還要進行留學生管理。對于一些實習生他們認為聽聽課就可以做好留學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可卻忽視了留學生的特殊性。新疆各高校的留學生大多以中亞國家為主，他們有不同的風俗習慣、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語言背景、不同的文化等，很多同學沒有意識到留學生教育的特殊性和復雜性。
3、在留學生教育中缺乏責任心和自信心
在對外漢語專業實習中除了提高中國學生的留學生教學和管理能力，很重要的一點是讓他們在實習中感受留學生教育管理的特點、氛圍及存在問題。有些同學在實習中缺少對工作認真負責的態度，沒有真正融入留學生的大家庭。由于認為自己準備不充分，能力不足，不敢站在講臺面對留學生，缺少能夠征服學生的信心。
4、專業實習評價管理體系不夠完善
專業實習實行師生互評的管理體系，利用評價考核體系加強實習期間的學生管理，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并不夠完善。一是對實習生實習成績的評定沒有形成規范、合理的體系。主要通過實習指導教師的評價去評定學生的成績，缺少對學生實習評定的說服力，沒有系統的考核標準，為評定優秀實習生形成了一定的困擾。二是對實習指導老師的評定不夠全面，從學院、教研室及學生組長角度去評定有一定的片面性，應該更多的綜合學生的意見。
二、新疆高校對外漢語專業實習思想教育管理問題的解決對策
1、加強領導重視，狠抓落實
新疆各高校將對外漢語專業實習思想教育管理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應研究探討專業實力思想教育方案、管理舉措，部署思想教育管理工作，針對新疆情況制定保證學生思想教育管理的相關體系，認真貫徹實施，建立更系統、全面的專業實習工作考評機制，并要求各指導老師進行思想教育引導，有針對性地開展思想教育管理工作，將思想教育管理工作明確責任、落實到每一名實習生。實行指導教師實行崗位責任制。在實習全過程中，指導教師必須始終堅守崗位，與實習學校密切配合對實習的每個階段嚴格把關，認真實施我院專業實習中所規定的各項任務。各實習點是實習的基本單位，其指導老師在抓教學和班主任實習工作外，關心、負責實習生的思想、生活和團結等情況，及時了解學生的思想動態，加強民族團結教育，幫助解決實習中遇到的困難。
2、明確專業實習目標，加強實習指導和思想教育管理
在組織對外漢語專業實習中要引導學生明確對外漢語專業的根本目標是為我國培養優秀的對外漢語教師，為漢語的國際化傳播，為國家培養跨語言跨文化的人才做出貢獻。學校應在新生入學期間加強對外漢語專業特點和目標教育，通過對外漢語教學經驗交流會、疑問解答座談會、實習指導專題講座等多種形式進行對外漢語專業認識和實習目標認知以及思想教育管理的重要性教育。同時加強了在留學生教育管理技巧和實習觀念等方面的指導，幫助實習生及時了解實習特點和要求，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實習觀念，提高實習動機，端正態度。
3、加強綜合能力培養，提高學生的自信心和責任感
對外漢語專業主要以培養對外漢語教師為目標，堅持“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和”以個性發展“的教育目標，對學生進行專業性培養，提高其綜合能力，從而提高其自信心，并加強責任心培養。一是加強基礎理論課程教學，保障教學質量和效果，并且突出俄語能力培養，從而提高中國文化交流與傳播能力；二是加強中華才藝技能的培養，設置豐富多彩的中國傳統文化特色課程，加強學生中華才藝的培養；三是加強涉外素養的培養，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重點突出涉外能力、外交禮儀、政治素養等方面；四是加強學生的德育培養，安排自信心、責任感、感恩等主題教育活動，幫助學生克服缺乏信心的膽怯心態和盲目樂觀的輕視態度，幫助學生樹立信心，做到認認真真備課，輕輕松松上臺講課；五是在專業實習期間加強對留學生教育的認知教育，讓他們感到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自豪和驕傲，同時，深深地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偉大。
4、完善專業實習工作的評價管理體系，加強思想教育管理的多元化和信息化建設。
論文摘要:蘇聯解體后復興的歐亞主義具有文化特征和理論意義，對當代俄羅斯外交具有重大影響。俄羅斯歐亞主義是俄羅斯自身文化因素的產物，研究具有鮮明俄羅斯文化特征的歐亞主義，可以更好地審視當今俄羅斯外交政策。
一、前言
歐亞主義思想產生于20世紀20年代的俄羅斯國外僑民知識界中間，為一些著名俄僑學者所提出。隨著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當時的歐亞主義思想漸漸失去了其存在的社會空間及影響，但蘇聯解體后在俄羅斯大地上歐亞主義思想得到復興，即使在今天，在俄羅斯歐亞主義思想依然方興未艾。歐亞主義認為俄羅斯的大部分領土在亞洲，俄羅斯在繼續關注歐洲方向的同時，應加大對亞洲方向的關注度，確保歐亞政策的“雙向”平衡。同時，歐亞主義者認為俄羅斯自身具有特殊的發展特點和空間，比較強調國家的作用，他們主張保留俄羅斯民族傳統的積極因素，在反對俄羅斯拋棄自己文化的同時，堅持反對完全走西方道路，強調應兼收并蓄東西方文明中的積極因素。
有學者認為，歐亞主義在俄羅斯復興的原因在于。俄羅斯社會長期陷入危機和混亂狀態，人們對“歐洲—大西洋主義”越來越感到失望，同時又擔心“民族—愛國主義”特別是極端民族主義可能帶來的風險和代價太大。俄羅斯歐亞主義復興固然與蘇聯解體后本來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體系、意識形態結構的瓦解有關系，但是其內在原因究竟何在?為回答這一問題，我們不妨從文化角度對其進行分析和考察，不了解俄羅斯文化特征也就難以客觀正確審視俄羅斯歐亞主義復興。
二、歐亞主義產生的文化根源
東方化和西方化之爭，一直伴隨著俄羅斯文化的整個歷史發展歷程。俄羅斯哲學家別爾嘉耶夫在其著名的《俄羅斯思想》一書中指出:“東方和西方兩股世界之流在俄羅斯發生碰撞，俄羅斯處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羅斯民族不是純粹的歐洲民族，也不是純粹的亞洲民族。俄羅斯是世界的一個完整部分，是一個巨大的東西方，它將兩個世界結合在一起。在俄羅斯精神中，東方和西方兩種因素永遠在相互角力。”可以這樣說，別爾嘉耶夫的這段廣為引用的論述是對俄羅斯文化特征的最好概括和總結，這種雙重文化性是俄羅斯歷史文化傳統的一大特色。俄羅斯的獨特之處在于具有深刻歷史淵源和重要現實意義的地緣政治因素:橫跨歐亞兩大洲，兼有東西方特點，在此，我們簡要回顧一下俄羅斯文化發展史，就更能有力地說明這一點。
俄羅斯文化發展史可謂是東西方向搖擺不定。從公元988年接受拜占庭東正教的“羅斯洗禮”開始，東正教作為俄羅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對俄羅斯國家的發展產生著重要的精神作用;自蒙古人人侵及長達近250年的統治，不僅向俄羅斯灌輸了東方的制度規范，而且也潛移默化地改造了俄羅斯人的靈魂世界，“沒有韃靼人的統治就沒有俄羅斯”;在伊凡雷帝統治時期，俄羅斯繼承了亞洲的傳統，在中央集權基礎上建立了沙皇封建專制統治;從17世紀開始向西方靠近，彼得大帝改革則是具有決定意義的西化，葉卡捷琳娜二世對西歐文化的大量引進加速了俄羅斯的西方化進程。出現于19世紀30~40年代的“西方派與斯拉夫派”之爭，可以很好地說明當時在俄羅斯社會意識及理論研究中就存在著歐亞主義思想萌芽。俄羅斯文化的二元結構以及俄羅斯文明和它們彼此的相互關系在俄羅斯歷史的每一個極其重大或者危機時刻都可以引發爭論、論戰和關于非常重要的切身話題的對話。
如前所述，20世紀初期歐亞主義思想文化流派已在俄僑知識界中廣泛出現。即使在蘇聯時代，歐亞主義思想雖被封閉限制，但在俄僑中繼續產生著影響;在蘇聯解體之后，社會轉型帶來的社會價值和思維體系的迷茫，使俄羅斯人開始了從自己祖國精神文化遺產中苦苦找尋擺脫自身民族危機途徑的進程，在與西方化的較量過程中，歐亞主義在俄羅斯開始復興。毫無疑問，歐亞主義的復興是隨著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瓦解和蘇聯的解體而發生的，俄羅斯千年發展史的文化積淀在一定程度上是直接促使俄羅斯歐亞主義再度興起的原動力。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俄羅斯歐亞主義具有俄羅斯文化發展史的顯著特征，強調可兼收并蓄東西方文明中的積極因素的主張是其理論獨特之處。這里，須強調的是，從俄羅斯文化發展史角度固然可以認識俄羅斯歐亞主義的文化特征，但還應該把其理論內涵作為另一切入點進一步探究。
三、俄羅斯歐亞主義理論分析
歐亞主義者認為，從地緣政治學角度來講，俄羅斯地緣政治分布在東西兩大文明中心之間，是連接歐亞兩大洲的橋梁，其地理空間在俄羅斯的地理環境與其對外政策的相互關系中起了決定性作用，是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體系，是一種特有的歐亞現象。歐亞主義者認為俄羅斯文化雖在東西方文化中占據中間地位，但既不屬于東方文明，也不屬于西方文明;他們認為俄羅斯應在繼續關注歐洲方向的同時，加大對亞洲方向的關注度，確保歐亞政策的“雙向”平衡。歐亞主義不同于斯拉夫主義，它不排斥俄羅斯文化與俄羅斯以外的文化進行合作的思想意識。
一些歐亞主義者關心的另一焦點是俄羅斯歷史意義以及俄羅斯獨特文化。歐亞主義認為東正教思想是俄羅斯精神的基礎，在俄羅斯民眾中的地位不可低估，具有凝聚作用，是俄羅斯能夠實現統一的保證，千年東正教思想意識的影響一直存在于俄羅斯人民的心中;蘇聯解體至今十幾年來，東正教在俄羅斯日趨興盛，各地東正教教堂重建現象十分普遍，俄羅斯人民對東正教的信仰熱情有增無減，東正教思想是有利于把獨聯體國家各個階層的居民同世界文明聯系起來的精神紐帶。
歐亞主義者認為俄羅斯具有特殊的地位，強調國家的作用，反對俄羅斯拋棄自己的文化，完全走西方道路;他們主張保留俄羅斯民族傳統，尋求俄羅斯走向現代化的中間道路。同時，歐亞主義認為俄羅斯具有特殊的發展特點和空間，主張保留俄羅斯民族傳統的積極因素，在反對俄羅斯拋棄自己文化的同時，堅持反對完全走西方道路，強調應兼收并蓄東西方文明中的積極因素。復興的歐亞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各種文明之間關系的交互性”，應當“培植居住在俄羅斯的全體人民，所有民族之間互相深深尊重，實行平等互利的合作，并聯合起他們的力量以實現并達到代表共同利益的目標”。
建立統一的歐亞文明是歐亞主義者的一貫追求，其思想方案之一是俄羅斯的雙重社會文化戰略。該戰略方案認為，因俄羅斯所處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千年文化傳統決定了它只能采取“有選擇的社會文化保護主義策略”。歐亞主義者認為。相對于西方來說，俄羅斯自己是落后的社會，俄羅斯應該堅持歐亞政策，強調俄羅斯文明的特殊性，借助特殊社會文化捍衛自己的國家地位。相反，俄羅斯相對于東方而言，是先進的社會，而且對它負 有傳統的歷史責任。
從以上論述可看出:強調國家作用，強調俄羅斯獨特性，確保歐亞“雙向”平衡及提倡兼收并蓄東西方文明中積極因素，是俄羅斯歐亞主義理論精髓。讓我們來看看蘇聯解體后至今俄羅斯外交政策進程，不難找到復興歐亞主義的痕跡，也就是說，復興的歐亞主義思想顯現于俄羅斯外交中。
四、俄外交中的歐亞主義思想
蘇聯解體宣告了“冷戰”和兩極世界格局的最終結束。俄羅斯成為蘇聯的直接繼承者。然而，它已不再擁有昔日超級大國的實力和國際地位，不得不隨著世界形勢的總體變化而在外交策略上作大幅度調整。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尤其在科濟列夫任外長期間，奉行親西方外交政策，竭力爭取西方經濟援助和政治支持，以盡快擺脫國內危機。這種向西方“一邊倒”的外交并沒有改善俄羅斯低迷的經濟境況，反使俄羅斯在世界外交舞臺上的處境變得更加窘迫。隨著歐亞主義思潮日益高漲，一些學者認為應使歐亞主義思想成為俄羅斯全國團結一致的思想意識，以便解決國家的經濟增長及恢復俄羅斯的世界大國地位問題。這些學者大體上從地緣政治和文明兩個角度對歐亞主義進行研究和介紹，進而使歐亞主義的影響波及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包括很多在俄羅斯政界身居要職的人，使歐亞主義成為影響俄羅斯社會的主流思想，加快了俄羅斯外交政策的轉變進程。
談到外交政策中的歐亞主義思想，不能不提到普里馬科夫。具有歐亞主義思想傾向的普里馬科夫出任外長一職，改變了過去“一邊倒”親西方外交政策，加大了全方位外交力度，對西方國家及對亞太地區和獨聯體的外交，為俄羅斯開展雙邊和多邊合作創造了機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東方”外交取得很大成效。可以這樣說，普里馬科夫的任職標志著俄羅斯外交政策基本完成了由西方化到歐亞主義的轉變。讓我們再看看普京時期的俄羅斯外交。普京正式出任俄羅斯總統后，優先考慮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普京繼承了前任葉利欽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所推行的東西平衡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以實現國富民強為目標，對俄外交進行了適時的調整。他強調俄羅斯是一個歐亞國家，提出了“歐洲方向”和“亞洲方向”的思想。普京的外交政策明顯注重以國家利益為基礎，在其外交思想中更多展示出來的是實用主義，強調同西方搞好關系、融入歐洲的重要意義。自美國“九一一”事件以來，更是全方位展開以經濟利益為中心的外交。在反恐問題上積極與歐美國家進行合作，甚至有時放棄自己以往的勢力范圍和戰略空間，力求最大程度爭取經濟實惠;在處理伊拉克問題上，尋求一切機會盡力修補俄美關系以維護自身利益。與此同時，俄羅斯加強同中國、印度和其他亞洲國家的關系，通過與它們建立“戰略伙伴關系”，推進世界多極化，以制約美國的單極化圖謀，并借此提升俄羅斯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事實證明:普京的外交政策確實為俄羅斯爭取了最大的經濟利益。普京的外交政策完全是一種以國家利益為取向的多邊實用主義外交，與歐亞主義所主張的歐亞并重的思想不謀而合。
普京外交與西方主義者“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有著根本的不同。普京政府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再追求與西方同步一致，堅決捍衛自己的國家利益。美國國務卿賴斯說過:“俄羅斯提出了一種不同的挑戰。俄羅斯仍然具有大國屬性。俄羅斯決心在世界上顯示其權利并經常以任意的、威脅美國利益的方式行事。”近些年來，歐盟內部的大西洋主義思潮，歐盟支持鼓勵俄羅斯周邊國家的所謂民主轉型，對俄構成了一定的地緣政治壓力;美國推動的北約東擴、“”及建立反導系統等，已嚴重削弱俄羅斯與西方的互信基礎。2007年初，美國欲在波蘭和捷克建立導彈防御基地，這引起了俄羅斯的強烈不滿，威脅要停止履行《歐洲常規力量條約》。基于當前俄羅斯面臨的國內、國際形勢，基于俄羅斯地緣政治利益考慮，俄羅斯已不可能回到親西方“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上去。在俄羅斯對外戰略構想中，在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俄羅斯將一如既往地采取歐亞大陸權利均衡原則。
【依托項目】該論文也是安徽省質量工程項目“英語專業綜合改革試點”（項目編號：2013zy08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H3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6）06-0105-01
一、外語教學中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的必要性
隨著科技、經濟和多元文化的發展，跨文化交際能力越來越受到教育界的重視，不論是哪種類型或層次的外語教育，培養學生跨文化意識和跨文化交際能力都是至關重要的教學目標。趙芳分別對河南大學、鄭州師范學院和瓊州學院的學生展開問卷調查，調查發現，學生的國外文化知識主要來自于外語教學，其中50%的學生表示也經常通過媒體了解外國文化，19%的學生表示經常和學校的外交接觸，17%的學生偶爾參加文化活動或培訓，8%的學生偶爾參加駐華外國機構的活動，3%的學生與學校外交以外的其他外國人接觸。97%的學生從未去國外旅游、探親或游學。外語教育責無旁貸地承擔著國家未來跨文化人力資本的語言與文化教育的重要任務。課程是教學的內核，鑒于此，本論文聚焦于“大學英語精讀”和“美國文學” 兩門必修課程，從微觀層面探討跨文化交際能力“滲透式”培養模式的具體應用。
二、“精讀”和“美國文學”中的文化滲透
跨文化交際能力框架由意識、知識、能力、態度和素養五部分組成。“滲透式”模式是將跨文化能力培養主線貫穿每一個教學環節，滲透到學生的個體發展中，形成完整的跨文化能力培養體系。
“大學英語精讀” 課程是專業基礎模塊的第一門課程，總學時最多，貫穿整個第一學年和第二學年，因此抓好這門課程文化教學的合理滲透對整個專業建設至關重要。我們分別整理出各單元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內容，將其與該單元語言點緊密融合進行教學。這些內容具體包括中美教育中的交流與獨立、中美談話方式的差異、中美銀行發展及特點、說說中美偵探小說和間諜形象、中美思想文化淵源、說說“天人合一”、 自然對人的精神與性格的作用（中美對比）、說說儒教和基督教對“人性”的理解、犬儒主義與老莊思想、認識及中美對犯罪的懲治、希臘神話故事和中國神話故事、中國俠士與西方騎士、透視中國民族政策與西方種族政策、美國的獨立革命與中國的、文明與欲望等。
“美國文學”在我校是第四學年第一學期開設的一門專業必修課程。該門課程以陶潔主編的《美國文學選讀》（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為教材，我們精心設置第一文化課堂和第二文化課堂，構建跨文化語境，提供文化信息和開展文化體驗。第一文化課堂每個單元結合文學文本進行一定程度的中美文學、文化比較，包括富蘭克林道德倫理觀的中國淵源、愛倫?坡與魯迅小說創作之比較、愛默生與中國當代文學、陳小青與《霍桑探案集》、《白鯨》中的辯證法、梭羅與海子、葦岸、朗費羅詩歌對中國新詩的影響、馬克?吐溫的中國情節、從《海上扁舟》反思人文主義、舍伍德?安德森作品中的老莊思想、村上春樹對菲茨杰拉德的繼承與創新、福克納與莫言作品比較、白先勇與田納西?威廉斯、阿瑟?米勒對當代中國戲劇的意義等。第二文化課堂包括學習匯報表演（以辯論賽、詩歌朗誦、演講、戲劇形式）、“我說名著”讀書報告會、自習古希臘古羅馬神話故事和圣經故事（制作PPT展示）等。
論文關鍵詞：網絡外交；中國網絡外交戰略；中國網絡外交政策
一、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與調整
（一）網絡外交決策與內外環境
互聯網的興起和普及改變了信息傳遞的基本方式，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渠道，也引發了外交領域的重要變革。自互聯網產生以來，伴隨傳播技術的進步與現代國際體系的形成，民族國家除借助武力謀求自身利益之外，也在利用網絡的國際化傳播來謀求國家利益，于是網絡外交和國際關系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行為的一部分。政策是黨和國家的生命，體現人文價值觀，關乎國家生存與發展，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是國家外交戰略和政策系統的重要部分，他們的制定與調整必須結合國內外環境狀況，包括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客觀實際情況，只有如此，才能保證國家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制定的科學化與合理化。
（二）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概念
國家的外交戰略結構，或稱國際戰略或對外戰略，是一個國家對一個相對較長時期關于對外關系的全局謀劃，它涉及國家對外目標的制定、實施對外目標的手段、國家對國際形勢、國際格局的認識與判斷，對本國利益與國際地位的追求，對大國關系、國際人文環境的認識。由此，可以對網絡外交戰略作出以下理解，網絡外交戰略，是一個國家對國際、國內網絡發展與運行環境認識和判斷的基礎上，結合國家自身的總體外交目標，對本國長期的網絡對外關系的全局謀劃。外交政策是外交戰略的組成部分，由國家的外交戰略所決定。它指一國處理國際問題和對外關系問題、進行外交活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和行動方針。由此，可以對網絡外交政策作如下定義，網絡外交政策是指一個國家在明確對網絡外交目標的基礎上，結合國家自身的網絡發展與運行狀況，所指定的一系列處理國家網絡對外關系問題的基本原則和行動方針。
（三）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調整
網絡外交決策首先具有現實性，同國際形勢密切相關；其次具有針對性，既有目的的針對國際問題和國家內外環境；第三具有明確性，即充分利用互聯網這一平臺，對外本國明確的立場與態度；第四，具有相對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破壞本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誠信信譽形象；最后，是追求有效性，適應國際形勢，能夠實現國家制定的目標，使目標和效果達到最好的結合。
由中國學者歸納，中國的外交決策有三種類型：神經末梢觸動型，就是自下而上的決策過程；神經中樞刺激型是自中而上的決策過程；最高決策發動型是最高決策層為主發動的決策過程。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的網絡外交決策大權在最高機構，外交部及其下屬機構在網絡外交決策中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互聯網絡傳播具有廉價、實時、共享和高度擴張的特點，因此能夠及時全面的掌握信息，并對信息的選擇更靈活，方便了參與外交的行為體及時溝通和交流，并在網絡平臺上形成輿論傾向，從而對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形成了深刻的影響。
（四）網絡外交決策的程序
網絡外交政策制定的程序主要包括：調查研究、制定方案、比較研究，最后上報，由中央決斷的工作程序。其中，信息的采集和傳播、議題的設置、制造公眾情緒和公眾壓力最終形成公眾輿論在外交決策程序中尤為重要。
1、信息的采集和傳播
網絡是外交信息的重要傳遞者，同時也是外交信息的最靈通者。所以，通過互聯網等各種途徑大量的收集情報，在進行調查研究網絡外交政策制定中尤為重要。
2、網絡外交政策中的議題設置
網絡能按照自己的選擇來突出和強調或隱瞞或者暴露某些事實，從而影響公眾對國際事務或外交政策的看法，形成強大的輿論導向，給外交決策帶來正面或反面的推動力。
3、制造公眾情緒和公眾壓力，形成公眾輿論
公眾的情緒是一種客觀存在，隨現實環境的變化和受刺激的不同而變化。善于遵從、引導、影響和控制公眾情緒已成為國家發展網絡外交的重要領域，對國家發展對外關系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二、網絡外交與中國和平發展的大戰略
（一）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輿情分析
“國際輿論環境就是國際社會對一個國家的評論，大多數媒體的報道和評論形成對該國的輿論并產生影響。”冷靜客觀地看，由于意識形態的差異，國際上很多人仍然不了解甚至敵視中國。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國的對外宣傳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但從國際輿論環境的總體態勢看，加強和改進對外宣傳依然是長期而又艱巨的工作。歷史的發展和現實的思考要求中國必須把網絡外交戰略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與外交戰略的重要位置，通過政府推動下的思想與信息的交流，以豐富多彩的形式向世界說明中國，把客觀、真實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傳遞給世界。
（二）中國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制定與實施的必要性
信息革命正在迅疾地改變著世界“正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esBacon）在400年前寫道的，信息就是權力。”。傳統官僚機構的壟斷地位在信息的跨國大流通中被削弱，“對于自身社會有關的信息，政府已經失去了某些控制”，全球化的發展使世界各國公眾越發深切地感受到個人與世界的聯系日益緊密。全球意識的增強和利益相關性的切身感受，使世界各國公眾對國際關系、世界事務給予更高的關注。表達見解、參與國際事務的要求更加強烈，這對各國政府的對外政策產生日益重大的影響。“維持一致的、由精英把持的外交政策等級秩序越來越困難。”在這樣的世界性潮流中，世界輿論日益成為世界政治中的一個關鍵要素，軟權力則越來越成為世界各國致力于表達和運用的力量。網絡外交這一具有軟權力性質的非傳統性外交形式也越來越為各國政府所關注和倚重，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事也就尤為重要了。
三、中國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現實構建
嶄新的外交理念呼喚全新的外交實踐。中國網絡外交戰略的構建與網絡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是一項系統工程，把網絡外交融入中國總體外交框架更需要經受外交實踐的考驗。
（一）中國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的思維與理念
網絡外交戰略與網絡外交政策作為中國國家外交戰略與政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與實施，必須遵守國家外交戰略與外交政策中的一系列最基本的原則與慣例。具體來說，要構建中國的網絡外交戰略、制定和實施中國的網絡外交政策，要遵循以下幾點理念：
1、要勇于承擔責任，在參與中提升自己。作為一個有著世界性影響的大國，我們要繼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勇于承擔國際責任，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事業做出貢獻。
2、要重視政策說明與辯護。外交事務雖然涉及到國家安全等復雜的戰略性問題，但是，“政策制定者必須記住這樣一句話：一項沒有解釋清楚的政策是不會得到大家支持的。”
3、要重視政治文化與外交理念的傳輸。
4、信息提供要具有連續性與客觀性。在互聯網的時代，人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網絡上的信息淹沒。保證信息的連續提供，并對信息的客觀性負責，唯此才能真正發揮網絡外交的作用。最后，要堅持戰略和政策的原則性，國家性質和國家利益決定一國的外交政策。
（二）中國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外維建構
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外維建構是中國網絡外交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在互聯網絡平臺之上，中國對自己的認識與世界對中國的認識之間的差距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從運作的層次上看，中國的網絡外交戰略應該分為全球層次、區域層次和國別層次，依次推進，在序列優化中尋求高效能。
1、全球層次。全球層次是中國網絡外交戰略運行的最廣義層面，它從一個最宏觀的層面向世界說明中國，在全球互聯網輿論中給中國國際形象和國際信譽一個清晰的、有力的定位，在不涉及國際權力和利益的具體博弈中通過互聯網給世界各國公眾一個良好的感性印象。
2、區域層次。區域層次的網絡外交對象是世界范圍內廣泛存在的，尤其是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互聯網使用區域，如西歐、東北亞、東南亞和阿拉伯世界等地區的國家。作為一個區域性大國，中國網絡外交的核心首推東北亞和東南亞地區國家，其次為世界其他地區。
3、國別層次。國別層次也是網絡外交最基本最具體的層次，其主要對象是世界大國和中國外交政策所涉及的核心地區國家的互聯網使用主體。
（三）中國網絡外交戰略和網絡外交政策的內維建構
從內向性維度審視，中國網絡外交戰略和政策應本著把社會輿論的關注點作為網絡外交的出發點這一精神，及時回應國內互聯網平臺上的民眾，對我國外交事務的各類問題，特別是對于國際熱點問題，要加大分析和解釋的力度，而不只是對我國具體外交行為作原則性的解釋。
1、要適當加大中國網絡外交的透明度，拓寬公眾對中國外交問題了解的渠道，增加公眾與職業外交官在互聯網絡上對話的機會。
2、加強網絡技術研究和信息資源的收集整理工作。力爭在影響到未來網絡發展走向的網絡技術上取得一些關鍵點的突破，以便在未來新的全球網絡規則中取得一定的發言權，避免完全被動的局面。
3、要加強與國外網絡媒體的對話、改變國內網絡管理思路與體制，爭取網絡外交信譽。政府要盡可能地加快發展民間網絡外交力量，努力建構和諧網絡社會。根據網絡外交本身的特點，量身打造符合其自身發展規律的管理模式，少行政命令，多柔性引導。
關鍵詞：張之洞；條約；外交；
中圖分類號：K2.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111(2009)03－100－04
張之洞一清朝末年有名的督撫，以著《勸學篇》和修漢陽鐵廠而聞名于當世。晚清督撫權重，作為晚清重要權臣之一，他對晚清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都頗有影響。就張之洞在外交方面的影響而言，身為封疆大吏的張之洞雖未能頻繁地直接參與到外交事務中，但他的言論對當權者不能不產生影響。在中俄伊犁交涉中身為一屆清流的張之洞曾以兩本《熟權俄約利害折》和《詳籌邊計折》名震朝野，在外交事務中嶄露頭角。接著他又在兩廣總督任內在外交事務上鋒芒畢露，對國家多有維護。他頻頻地向朝廷獻言獻策，許多都被采納。從成為清流健將到卸任兩廣總督這一時期，他主張御侮自強，主張以夷制夷，主張進行積極的外交，此后在湖廣和兩江任內由于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洋務事業中，他的外交思想沒有得到多大發展。在后，其外交思想更是漸趨消極。因此本文把探討的重點放在19世紀80年代。
由于清王朝的國力衰弱清朝政府在與西方列強的交涉中明顯處于下風，清朝官員在外交過程當中所能采取維護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而運用中外雙方簽定的條約來維護國家成為有識之士的共同選擇。張之洞在外交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條約為章程”的外交思想。
國內關于張之洞外交思想的研究還不夠充分，對其重視條約的外交思想來說尤其如此。國內僅有少數研究者曾在其研究著述中約略提及張之洞的這一思想。寧寧在《論張之洞的外交思想》的碩士論文中曾經說到：張之洞注重對中外條約加以運用。不僅重視中外條約，而且更強調對萬國公法的采用。張之洞認為只有學習“公法諸端”，才能真正融入國際社會。二是他尤其強調利用萬國公法來保護中國權益。在其之后發表的論文《張之洞早期外交思想述論一以伊犁事件為中心的考察》(安慶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也曾約略地提到這一思想。
縱觀國內對中國近代條約公法的研究，長期以來，人們認為近代條約、公法只是列強強權的產物，對積弱積貧的近代中國而言更多情況下無異于一紙空文，對信守條約的大臣也指斥為迂腐和不切實際。實際上這種說法未免偏頗。對近代條約、公法研究頗多的李育新在《論清政府的信守條約方針及其變化》一文中指出：“如果當時不采取信守條約的方針，清政府是否還有別的良策?中國貧弱落后，難以與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抗衡，如果違約，就可能受到更大的打擊，甚而走向戰爭，而戰爭的結果總是導致一個更加苛刻的不平等條約”“清政府需要運用近代國際關系準則和國際法，維護國家權益，進而與列強建立一種真正平等的條約關系。當然，僅僅依靠國際法是不可能實現這個目標，還需要其他條件，但它可以為此提供必不可少的理論武器。而且通過和平手段達到此目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日本在明治維新后改變了與西方列強之間不平等的條約關系，便是一個例子。實際上，張之洞重視條約的思想和實踐在當時是具有積極作用的。
一、張之洞的“以條約為章程”的思想的基礎、來源
(一)其思想基礎在于條約制度的形成這一現實。1840年爆發，英國人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伴隨著一系列條約的簽訂，中國近代史上的“條約制度”逐步形成。美國學者費正清說：“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這二十年構成了中國對外關系新秩序的第一階段。從西方的觀點看來，那是這種條約制度結構得以逐步形成的初創階段，后來的幾個階段是使條約制度在中國的政治和社會中變為越來越重要的因素”(費正清將1860―1950這90年依次分為三個三十年，即三個階段，外國人的影響在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這三十年間達到了高峰)。在1840年至1860年間，隨著《》、《》、《》以及《》、《》的簽訂，中西雙方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權利義務關系得到確認并以載入條約的方式確定下來。在中西雙方遵守條約的前提下，條約制度得以形成。
(二)其思想來源在于：清朝官員開始懂得用條約限制洋人。在與西方人交涉過程中，中國人開始逐漸接受條約制度，并學會以條約為據限制對方。
在條約制度體系下，公法、條約越來越受到中國人的重視。清朝的封建統治階級逐漸認識到：在中外交涉中，如果行事不以公法、條約為依據，中外之間就很容易發生矛盾和沖突，引起更大的麻煩。曾經蔑視條約，嚴令桂良、何桂清等人修改《》的咸豐皇帝在戰后不得不在《》訂立之后即立刻明降諭旨，“其和約內應行各事宜即著通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并令奕新將該諭旨宣示該夷“示之以信，使之不疑”。奕新提出的當時的外交方針是：“按照條約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兩江總督何桂清也說：“中外交涉事件，有不能憑律例以決斷者，全恃條約以為范圍”。又如利用條約收回部分利權，洋人在內地游歷可用嚴定章程的辦法來約束等等做法“凡此皆所以尊崇國體而藉條約以維系之也”。清朝的統治階級意識到：條約在必須遵守的同時，也可以作為約束對方、維我的手段，作為扼制列強條約外侵漁的工具。承認和維護條約，這一政策不僅避免了列強的合理抱怨一這種抱怨有可能成為西方國家采取懲罰性行動的借口，同時它也可以使清朝藉此限定外國人按條約行事。
二、張之洞“以條約為章程”的外交思想的內容
1882-1884年張之洞出任山西巡撫。1883在山西巡撫任內時期，張之洞在《延訪洋務人才啟》中提到外交之道，他說：“查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務為體，以兵戰為用，以條約為章程，以周知各國物產、商情、疆域、政令、學術兵械、公法律例為根柢，以通曉各國語言為入門”。張之洞在《延訪洋務人才啟》中提到中外交涉之道要“以條約為章程”。綜觀張之洞的言行，“以條約為章程”的含義可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方面是指在對外交涉中我方官員對條約“必須熟考詳酌緩急”，以求辦事符合條約，并利用條約，在條約范圍內爭取我方最大權益；另一方面，對于洋人，則以條約為必要手段，限制束縛對方，使之“就我范圍”，對于條約外的不合理要求一律駁斥之；對于其不遵守條約的行為，則責以公 法，申明條約，據理以折之。張之洞這個思想的側重點在于后者，因為在與洋人交涉中，彼強我弱，對方常常恃強凌弱，在外交中我方常處于被動地位，因此以條約為斗爭武器是有必要的。
(一)就前者而言，張之洞認為官員對于條約，平時宜詳加體察，這樣遇事時方能辦理得宜，才能在處理洋務的過程當中不至于使我方權益受損。
1886年張之洞鑒于“廣東遠控南洋，距各國洋界最近，交涉事件尤為緊要”，“且條約本極細密，洋情又極變幻，必須熟考詳酌緩急，操縱方能合宜”的現狀，憂于官員“引約章則多舛，援成案則多歧……”。“各衙門多諉為無關職任，不加深求約章，全不究心成案，直未寓目以致隔膜無當”的情形，特設立辦理洋務處。洋務處“薈集條約檔案中外圖籍以便查核”。洋務處除運司主管外“兼派在省四司道督同大小官員籌辦”。此舉之目的在于“督飭各衙門講求洋務”，“兼以練習人才，俾資器使”。
張之洞自己在辦理洋務時也力求與條約規定相契合。期間，廣東“民情洶洶，張之洞深恐發生，立飭地方官出示，“將法國教堂概行封禁，諭以法人開釁，擾害地方，所有法國教堂物業均應查封備抵……凡法國教士出境，密飭地方官妥為保護”。張之洞“再四通飭曉諭聲明：法國官商教士不因爭戰而來，本與法兵有別，嚴飭諸將約束各營，明示密防，費盡心力”。由于辦理得宜，合乎公法，清廷在日后外交中取得了主動。
(二)張之洞在自身守約的同時也要求對方守約。在與洋人交涉中，張之洞以條約為據駁斥對方無理要求及非分言行；以條約為手段為己方爭取最大權益。
在中法會勘中越邊界時，法軍強占江平等地并驅逐虐待當地華民，張之洞引條約為據，嚴詞駁斥：“且查津約第一款云：中國僑居人民及散勇在越南安分守業者，無論農工商賈其身家產業均得安穩等語，是確為越地于僑民華民尚應優待，況此未勘未定之界，不匪不勇之民乎?”。張之洞的駁斥一針見血，讓英國人辯無可辯。
在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期間，英人法德嘉在華走私被抓，英領事請求會審，張之洞據理駁斥：“交涉案如被告系英人，只準英員觀審，煙臺約已載明，英領事請會審，已據此駁之”。英人的企圖終未得逞。
期間，法國企圖在澳門購買軍需、招兵屯兵，葡萄牙人想據此與法國交易。張之洞聞之，立即照會澳門葡萄牙主管羅大臣：“查《萬國公法》內載，凡屬局外之國均不得在境內準交戰之國招募兵勇，置辦戰具并不準戰船入口及借地屯兵等事，例禁綦嚴，萬國遵守……如法人果有是謀，本部堂深知貴大臣必援公法自守局外之義，堅持不許。”并指出：“貴國人之居于此者實與中國休戚相關，內地安則澳門安，內地有事則澳門不能無事”司。張之洞義正詞嚴的立場使得澳門主管大臣對自己的行為不得不采取審慎的態度。
張之洞引公法之義最正，斗爭立場最堅，斗爭效果最明顯之舉莫過于他嚴拒法領事之妄索的壯舉了。
后，法國駐廣州領事師克勤回赴本任，欲向中國索賠戰時教堂教民損失，照會中說道：“應請貴部堂命令地方官立將占霸教士房屋之人全行逐出并委員會同主教所差之人查明所占何地，所毀何屋，所缺何物，詳細查明秉公辦理”。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收到照會據理駁斥：“查自去年七月初間，中法已成敵國而粵東仍肯衛送貴國教士，使之行止自由；封守貴國教堂，使之稽察易及……來文乃以衛送為驅逐，封守為霸占，豈尚欲追論失和時事乎?況貴國首開釁端，兵禍連結，荼毒人民不可勝計，即使驅逐教士，產業入官，在當時并不為過舉，況實系護送，實系封守乎?本部堂以為前此教士無論是驅逐是衛送，教堂無論是封守是霸占，事在開戰以后議和以前，此時皆不當復問，況自和議定后粵東各處教堂先經本部堂拆封交還，教士入境者亦飭按約保護，原不待貴領事官之請而后行”。在照會中張之洞闡明了我行之當和彼行之非，駁斥了其無理要求。
張之洞拒絕與囂張跋扈的師克勤會面，法國政府只得將師克勤調離廣州赴越勘界，另派法蘭亭繼任法國駐廣州口岸領事。孰料法蘭亭更有甚于前者。1886年初在給兩廣總督衙門的照會中他認為：期間“因各地方官未能實力保護……是以各處百姓將教士教民任意欺凌，無可安生，此次被擾被害又失巨款，深為可憫”。開出失單33張，聲稱共計失銀三十八萬余元，要求“速為將案辦結”。
為此，張之洞于5月11日照覆法領事。在照會開頭他對法蘭亭的不合公法之舉進行了譏諷：“貴領事官素來深明公平道理，備悉各國交涉章程，不應又生波瀾，為此不合情理之請”。接著，張之洞在照會中對法領事的照會逐項進行批駁，就法領事所陳細與辯論，共分三端。關于教堂“有事時則官府代為封固看守，事平后則點明交還，保護之道，不過如此。此教堂無可議辦者也”；關于教士，“教士出境則送之，留粵則衛之，保護之道亦不過如此，此教士之無可議辦者也”：“至于教民一項，其人雖習法教，仍系中國子民，領事官離粵期間粵省教民之事，豈能復行追問?如欲追問，是不啻干預中國保護子民之權矣!此尤教民之無可議辦者也”。在照會最后，張之洞又利用公法對法蘭亭的無理要求進行了強有力的駁斥。他認為如計損失“即專以廣東一省而論，擄廣海之渡船，封北海之商口，省潮廉瓊道路梗阻，貨物停銷，商工船漁俱受虧損。統計廣東省各口損耗銀數約計三百八十余萬兩，按照《萬國公法》自應以舉兵至人之國生釁者認其咎，貴領事官須先言明將此項銀三百八十萬兩若何查辦，若何歸結，籌有妥善切實辦法，與本部堂議明辦妥再為查辦教堂損失零星物件可也”。
由于張之洞義正詞嚴的駁斥，法國無奈，只得將法蘭亭調往福建任職，另派白藻泰任法國駐廣州領事，以示修好。
在這件事情上，張之洞一方面遵守國際公法與慣例，將法國在粵之教堂教士妥為保護，使洋人無可指摘；另一方面，對法國領事的訛詐妄索則據公法明駁力拒，使對方駁無可駁，堅決維護了國家和民族利益。在這場斗爭中，張之洞有理有節，力折法國侵略者的囂張氣焰，使之最終放棄了藉口教案妄索之舉。
對于既成公法條約，張之洞能夠做到知悉、遵守并引以為據駁斥對方無理要求以維我。而對于未定之條約，張之洞主張：在其簽定的過程中要深察細究，辨明得失利弊，恃理辯議，審慎進行。于條約草簽之后，如發現果有損我之處，應力圖挽救，否則貽害無窮。總之，他主張最大限度地限制束縛對方，而在最大程度上維護我方。
在《》簽定前，張之洞屢屢上書，苦爭詳約。在1885年的一份電奏中說：“惟緊要數端必應早議：一、我雖撤兵，彼亦不得進兵，宜扎原處……一、雞籠，澎湖宜令即退，以為和好實據。一、津約但言于法商務極有益，宣增為中法商務彼此均有益，以昭平允……一、自去年開仗以后停戰以前，中國毀傷法人物業應勿庸議……”。張之洞的這些主張正是欲以條約為依據限制束縛對方行為，使之活動“就我范圍”。中法停戰后，張之洞前后電奏22次，三爭撤兵，余爭條約、地界、 商務、劉軍、義民。然而“公迭次電奏請，無可挽回，惟于約內增‘不礙中國體面’一語而已”。
在勘定中越邊界訂立勘界條約之時，張之洞力爭領土。張之洞派員赴各地履勘，并搜羅圖文舊載，窮舉十處以證明部分疆界之我屬。又在勘界圖上繪出四線以分出議界的順序與層次，使勘界較易下手而不失。張這洞此舉之目的在于：“正以西例最重在證，故欲專持證據辯論，以四線相機操縱”。
張之洞在條約簽定過程中，堅決維護國家，在勘界談判過程中，“總署意在速了，惟以各請現界為主，請旨電飭不必強爭，然公與欽使猶堅持力辯。法使知我不可奪，率以嘉隆八莊歸華”。
勘界條約草簽之后張之洞力爭，極力辯明白龍尾等地確屬華地，法不應占。“白龍尾系龍門協水師訊地，洞前奏圖上填作黃色，尚可覆按”，“請電飭鄧大臣將約內白龍尾一處抽出，萬萬不可許其駐兵。我疆我土，即法國其將何詞?”，“對約內‘法兵照現在情形中國且不置議’一語，萬不得已亦宜于“照”字、“不”字之上均添入“暫”字，或可留為后圖”。
由此可以看出，張之洞對條約力爭的態度是堅決的，他能夠做到不懼洋人，不畏權貴。張之洞“力爭條約”的方法也是多樣的。比如，他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來進行談判：通過條約文字上的增刪變動使不利于我方的問題懸置而不至成為定案。
三、張之洞的“以條約為章程”的思想的意義
這一思想的意義在于：這種外交策略是抵御西方列強侵略的有效策略。‘由于訴諸條約，走私和非法的海上的貿易得到了制止。苦力貿易在一定范圍內也得到了控制。外國人開始哀嘆：中國人正在用他們所承認的那些依據來對抗他們。應該看到，在處理外交事務中，條約作為“國家及其它國際法主體間所締結而以國際法為準并確定其相互關系中的權利和義務的一種國際書面協議”，在協調中外關系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在中外交涉中依據條約所定條款來作為處理中外紛爭的依據，在一定程度上對列強條約外的侵略欲求也能產生一定的制約作用。
張之洞很好地運用了這一策略，很好地掌握了近代外交的原則和規范，他利用《萬國公法》以及相關條約駁斥了洋人條約外的無理要求，維護了國家。
張之洞這一思想的獨特及難能可貴之處在于：他對條約內容利弊得失的深刻洞察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對國家的力爭。
清朝末年，盡管清王朝掀起了，但地方官吏中不愿講習洋務者很多。他們或將公法條約束之高閣，或者在刊布條約的時候將其首尾倒置，胡亂粘貼，這也是清廷屢次刊印條約頒諭各省府縣而收效甚微的一個原因，也是各地教案頻發的一個原因。既然不愿講習洋務，自然對條約無可置喙。在清朝的封疆大吏當中，對條約中有損國家的條款敢于力爭者間或有人如左宗棠、劉坤一等人，但他們對條約內容的分析很難像張之洞一樣鞭辟入里，一針見血。
張之洞對條約內容的利弊有比較精當的分析。他曾就中葡條約一事提出“七可慮”、“八條理由”和五條挽救措施。曾就末期撤兵、議約等事屢電總署，力爭利權。推及以往，也曾就中俄伊犁條約剖明其“十不可許”之處，指出：“必改此議不能無事，不改此議不可為國?”。
盡管張之洞常常對條約發出精辟入理的議論，提出比較適宜的建議，但這些對懼怕洋務枝節叢生，情愿交涉盡快了結的清朝統治者來說，并無多大實際意義。他們常常將張之洞的建議視為節外生枝，因而常常對其置之不理。
清朝末年，由于西強東弱，我國在外交中常常處于被動地位，又由于清廷一再曉諭各地官吏，要“恪守條約”，結果形成“官怕洋人”的局面。薛福成說：“邇來當事，愿生事者較少，而習畏事者較多，故失之剛者常少，而失之柔者常多”嘲。如此，對條約敢于力爭者少之又少。
論文摘 要：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國家軟實力成為大國競相角逐的對象，國家文化利益成為各國外交工作的重要宗旨和目標。作為中國軟實力核心的文化外交發揮著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手段難以達到的獨特作用。孔子學院是體現中國“軟實力”的最亮品牌，極大的促進了中國的文化外交，孔子學院對中國的文化外交具有重要意義。
一、孔子學院誕生的背景
世界文化是豐富多彩的，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學習和借鑒是促進文化自身和世界多元文化發展的必然要求，而語言作為人類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和文化載體，成為各國人民之間增進了解和友誼的紐帶，對加強各國之間的學習和借鑒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隨著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交往日益廣泛和深入，漢語的文化價值和使用價值也在提升，漢語學習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和民眾的重視。為發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關系，增進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為各國漢語學習者提供方便、優良的學習條件，2003年作為文化外交的一部分，中國政府宣布了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學院的計劃。中國國家漢辦將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條件的若干國家建設以開展漢語教學、傳播中國民族文化為主要活動內容的“孔子學院”，并在北京設立了“孔子學院總部”。
可以說，在海外建設孔子學院是中國國家積極推動的項目，也是21世紀初中國外交的一個戰略。“孔子學院“的英文名稱是”Confucious Institute”，孔子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其學說在世界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對于中國人來說，孔子是中華文化的首要記憶；對世界來說，孔子是中華文化的標志性符號。因此，該名稱體現了中國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語言文化底蘊，也體現了新世紀中國文化將逐步融入世界的發展趨勢。
自2004年11月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開辦以來，從尼羅河畔到乞力馬扎羅山，從富士山下到伊洛瓦底江邊，從五大湖區到西伯利亞田野……在世界五大洲的78個國家和地區，已設立了249所孔子學院和56所孔子課堂。短短4年，孔子學院花開全球，其發展速度非常驚人。孔子學院的迅猛發展，得益于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得益于世界迫切了解中國的需要。“孔子學院”是世界各國人民學習漢語和了解中國文化的園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臺，是加強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友誼合作的橋梁。毫無疑問，孔子學院的誕生、建設和發展勢頭對中國塑造和提高自己在國際社會的良好國家形象和構建和諧世界的外交理念，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為中國文化外交提供了重要的平臺。
二、文化外交的獨特價值
文化外交指的是主權國家以維護本國文化利益及實現國家對外戰略目標為目的，在一定的對外文化政策指導下，借助包括文化手段在內一切和平手段所開展的外交活動。文化外交的獨特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優化一國的國際形象。
建構主義認為，通過文化信息和價值觀念的對外放射，國家將產生文化影響力，從而建構其廣泛受到國際認同的一國的國際形象。對中國而言，建立起負責任大國形象是國家形象設計的戰略目標。這就要求中國以國家自身的和諧發展為基礎，積極推動世界的和諧化進程，積極發揮文化外交在塑造和提升國家形象中的作用，從而逐漸塑造起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孔子學院具有文化外交乃至公共外交的屬性，其目標就是要推廣漢語和中華文化在世界的傳播，讓外國人民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文化、了解中國的價值觀念，做到“潤物細無聲”，在提升中國國際形象的同時，增進友誼，共創和諧世界。傳播文化最好的載體是語言，孔子學院在傳播漢語的同時推廣中國文化，成了既便于操作也很有需求的文化外交行為。陳至立在第二屆孔子學院大會上演講時說，孔子學院要成為“海外漢語推廣的基地，外國朋友了解中國的窗口，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交流、合作的平臺。
2.鑄就強勢文化，提升一國的文化競爭力及綜合國力。
一國的文化交流狀況基本與國家綜合國力成正比，經濟水平高、綜合國力強的國家，文化外交的水平相對就高，也就容易成功實現對外戰略目標。
正如漢斯摩根索所言，“較之軍事、經濟等因素，文化如果運用得當，將能征服人們的頭腦，產生持久、穩定的戰略效果”。在文化多樣化發展的當今世界，能否占據文化主角地位，即是否具有強勢文化，將對一國的發展起重要作用。從傳播學角度看，在文化傳播過程中，對強勢文化的擁有者而言，在政治上、經濟上對受眾在吸引力方面處于相對優勢地位。
當今世界上一些國家的強勢文化正深刻地影響著其它國家的文化傳統。中國文化在國際上依然缺乏應有的影響力和認同度，中國外交在國際機制和國際事務中的實際參與度和話語權依然有待加強。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各國對漢語與中華文化的學習熱情空前高漲，而孔子學院正是以傳播漢語和傳播中國文化為宗旨，孔子學院在海外迅速走俏并加速了“中國熱”的升溫，為中國的文化外交帶來不少福音。
三、孔子學院對中國文化外交的重要意義
1.加快中國文化的傳播，擴大中國文化的影響力。語言和文化之間有著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關系，語言的推廣對文化傳播有巨大的推進作用。“孔子學院”以漢語教學為渠道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讓世界各國人民更直接地接觸中華文化，更有效地了解中華文化。有了漢語作載體，中國的書刊、雜志、影視、網絡信息等流傳于國門之外將不再舉步維艱。
漢語是維系中華民族的共同感情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紐帶，在漢語的國際推廣過程中必然會伴隨著中國文化的傳播，加快京劇、影視劇、文學作品等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滿足國外對中國文化的向往，使中國文化成為吸引亞洲乃至世界的文化磁石；同時這也將增強海外華人、華僑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
2.促進中國的文化外交、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力。
本國語言的國際化是國家之間軟實力競爭的重要內容和象征。近代以來，中國人走出去傳播漢語言文化已有100多年的歷史，但長期僅限于對外漢語教學工作領域。2002年，中國開始醞釀在海外設立語言推廣機構。孔子學院是海外漢語教學推廣基地，同時也是外國朋友了解中國的窗口，是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交流合作的平臺，也為中國的文化外交提供了良好的平臺。從傳播學視角看，“孔子學院”的文化國際傳播應該是搭建雙向的橋梁：一方向是中國輸出其語言、文化以及塑造本國的國際形象；另一方向是從與國外進行交流活動過程中吸取其優秀成分，以服務于中國文化及與國際先進的發展水平接軌的事業。正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問題專家理查德?鮑姆所說，“中國政府通過孔子學院提升國家形象，正在向世界展示一張柔和的孔子的臉”。〔〕〔8〕孔子學院正是中國文化外交的一項創新舉措，極大的促進了中國的文化外交，提升了中國的文化軟實力。轉貼于 3. 有助于化解“中國“，優化中國國際形象。
目前，中國的國際形象，特別在西方，基本上是由以美國為首的全球信息傳播體系塑造的，其向世界散布的“中國“，使中國國際形象極大受損。美前日本防衛所言舊俗史部長星島九夫發表文章指出:“最近，‘中國’的論調甚囂塵上，我長期以來一直作為美國戰略、美國國防和戰略安全保障問題的專門研究人員，對中國進行觀察，得不出這種結論。成為威脅的該是別國，而不是中國。”韓國學者李映周也系統批駁了“中國”，他指出“ 認為中國在21世紀強大起來必然構成對外擴張 ，威脅別國的觀點是荒謬的” 。但是 ，化解“中國” ，關鍵靠我們自己去澄清。“ 孔子學院 ” 的發展正是向世界大聲發出自己的聲音 ，向世界說明中國 ，辯解是非曲直。
2008年8月，中國成功舉辦了第29屆奧運會。在開幕式上“四海之內皆兄弟”、“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等《論語》中的名句，通過一幅幅緩緩展開的巨大畫卷中凹凸起伏的方塊漢字展示給全球幾十億人面前，我們看到的是受儒家影響的大國風范和禮儀；奧運會開幕式正是頌揚了中國的儒學價值觀。中國用活字印刷版不斷變換的“和”字，通過奧運會這個平臺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人民熱愛和平的情懷，和要與世界人們共同締造和諧世界的美好愿望。
各地孔子學院正趕上了這個好時機，做到了讓世界人民對中國、對“和文化”價值觀的尊敬、理解和贊同。孔子學院通過平和、 吸引、 寓教于樂的方式營造理解 ，釋放善意，以此打破隔閡、誤解，使不同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加深對中國國情以及中華文明的了解，從而有助于化解中國、優化中國國際形象；有助于展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無窮魅力；有助于展示中國文化外交的獨特魅力。
四、結語
21世紀是各國軟實力較量的時代，也就是以文化力量為中心的時代。中國作為一個對世界產生過深遠影響的、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尤其是在經濟崛起、國力大增之時，更應該注重挖掘文化的潛力，孔子學院是中國文化外交當中一項創新的舉措，是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最鮮亮品牌。孔子學院的事業才剛剛開始，雖然它在興建中存在一些潛在問題，有待解決和完善，但從長遠來看，孔子學院對中國的文化外交的促進和中國軟實力的提升是非常有意義的。它實現了“讓中國走進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的文化外交戰略目標，搭建了文化國際傳播的雙向橋梁，在這種雙向文化傳播中，通過自身的發展、與外來文化的不斷碰撞中不斷走向成長和成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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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中華民族傳統音樂的歷史源遠流長，各民族豐富多采的傳統音樂呈現出各自獨特的風格、形式和特點，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絢麗多彩的音樂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也享有盛譽。但是，改革開放后，外來的音樂文化對我國傳統音樂形成了巨大沖擊，使人們的觀念發生了一定變化，這一時期的音樂創作出現了多元化發展傾向。這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一種文化現象，值得我們進行思考和總結。
音樂不僅是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更加便利于各國、各民族之間進行交流的共同語言。音樂可以更加直觀形象地展現出人民的生活和情感狀態，在特定的情況下，要比用語言更容易讓別人理解和接受，更有說服力和感染力。它還有一個特別的有利條件，就是樂譜是通用的，不管是哪個國家或哪個民族的音樂，通過五線譜，相互都能演奏，這就更加便利于相互交流。同時音樂也是現實的反映，對生活的批判。世界各國、各個民族因為其內在的遺傳基因和外在的自然條件不同，形成了一些有特殊性的現實生活,由這些有特殊性的現實生活產生出各種有特殊性的意識形態,音樂就是其中的一種。遠古時期，鑒于自然、社會環境的迥異，造成了中國各地區音樂發展的不平衡。
我國是具有五千年悠久文化的文明古國，對世界文化有著巨大的貢獻。尤其對日本、朝鮮等遠東國家和南亞、東南亞各國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四千多年前，經濟、文化發達的中原地區成為中國音樂文化的中心，秦兼并六國之后出現了二百年統一強盛的西漢帝國，這時中國古代音樂文化的發展進入第一個高峰時期。公元前二世紀，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首次使中國和中國以西的文明形成聯系。
我們從中國文學史、中國音樂史上可以知道，秦漢的樂論辭賦、六朝的講唱變文、唐宋的傳奇戲劇、明清的話本小說及歷代流傳的民間歌曲乃至宗教音樂，都曾對整個文化和人們的思想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不同的文化，反映著不同的社會習俗和生產方式。人類文化的多元化，是客觀的存在，盡管現代高科技的發展將世界愈來愈緊密地聯系了起來，但世界多元化的音樂文化不會由此而“一體化”。因此，我們應該使不同民族、地域、國家的傳統音樂文化在差別中得到發展，在全球意識下求得繁榮。所以，既要消除歐洲文化中心論的影響，也要去除唯東方文化中心論的狹隘想法，使世界音樂文化在平等“對話”中相互吸收，共同發展。
音樂不僅能表現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傳統，也能展現一個國家或民族新的形象。音樂的表現手段，有別于其他一些藝術形式，它更加直接，也更加直觀。文學需要專門的翻譯家進行翻譯，而繪畫展現的大多是一些有具體形象的東西，音樂卻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能有力地展現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社會的整體風貌，音樂能夠表現不同的民族性，因此它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展示自我的名片。正是由于音樂可以展示民族形象，所以它經常被當成重要的交流手段。商務談判，需要音樂；婚喪嫁娶，也需要音樂。音樂不僅是民間交流的手段，更是國家交流的手段。
音樂用于外交，古已有之。我國春秋時期，諸侯國外交中音樂是必不可少的禮儀之一，無論覲見天子、國君相見，以及諸侯國君接見其他國家的使臣，都需要音樂。可以說，沒有音樂，就沒有外交。
進入當代社會，音樂更廣泛地應用于外交。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各國之間的聯系越來密切了。這種聯系，已經不僅限于經濟交往，還要建立在一個更廣闊的經濟和思想藝術的基礎上，這其中就包括文化交往，且音樂是其中的重頭戲。因為音樂表現的情緒是直接的，雖然世界各國的民間習俗不同，但其心理機制卻大同小異，對情緒的感覺大體是相同的，因此人們欣賞樂曲的時候，就會不由自主被其中所暗含的情緒所左右。音樂的情感性，與它所展現出來的對美的追求，可以超越于人的社會與政治屬性，當音樂用于交往的時候，它可以將音樂的某些功能和特性展示的淋漓盡致。
人們在結交朋友，增進友誼的時候，有相當一部分，特別是年輕一代，都選擇去歌城、ktv一展歌喉；畢業生，特別是大學畢業生在畢業時，不管是不是與音樂藝術相關的專業的畢業生都會精心準備一臺歌舞晚會去感謝師恩，傳達同學之間依依不舍的心情以及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做早操、眼保健操、課間操等有益的課外運動時，也都會播放舒緩且有節奏韻律的音樂進行伴奏，讓這些運動變得更加有魅力。
結語：中華民族傳統音樂的歷史源遠流長，各民族豐富多采的傳統音樂呈現出各自獨特的風格、形式和特點，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絢麗多彩的音樂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也享有盛譽。中國音樂的多元化是中國音樂史不可回避也不可逆轉的趨勢，隨著改革開放的繼續深入，這種多元化的表現方式會更加的豐富多彩。
參考文獻：
[1]劉婷婷.試論跨文化音樂交流：1949年以來德奧古典音樂在中國的交流與接受[d].北京外國語大學，2007.11
攻讀博士學位的三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縱深發展、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合作的令人振奮的時期。當前階段，國家基礎建設蓬勃發展如日中天，所學的土木專業正可謂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在此大環境下，經過三年的努力，在思想、專業理論知識、生產實踐經驗，以及個人品德志向等方面，取得長足發展和巨大收獲。
思想上，再一次堅定立足中國、面向全球，服務國家建設，服務全球建設的信念；依據個人對國家發展歷史、現狀與趨勢的認識、以及對全球需求的認識，確定了個人的立足點和職業方向；堅定擁護國家和平發展道路與獨自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信人們的生活會更加美好。
專業上，勤奮學習并提高專業理論知識，爭取更多地了解學科前沿課題和發展方向，同時涉獵人文歷史、組織管理等方面知識，爭做有所專長的知識面寬廣的復合型人才；結合導師的科研項目與工程項目，掌握了從事科學研究的方法，訓練了科技論文寫作能力，并將專業知識與生產實踐相結合，寓學于實踐。
品德修養和組織協調能力上，具有強烈的集體觀念和為實現集體目標努力工作的愿望；與人相處豁達大度、公正開明、不計小利、主動溝通、倡導協作共贏；具有獨立負責、組織協調工作的初步能力。
相信自己能夠從事科學研究、教學工作或獨立擔負本專業技術工作能力，能結合與本學科有關的實際問題進行有創新的研究，能夠組織一些資金和人員積極地服務區域、國家和全球基礎建設。
攻讀博士學位的三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縱深發展、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合作的令人振奮的時期。當前階段，國家基礎建設蓬勃發展如日中天，所學的土木專業正可謂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在此大環境下，經過三年的努力，在思想、專業理論知識、生產實踐經驗，以及個人品德志向等方面，取得長足發展和巨大收獲。
專業上，勤奮學習并提高專業理論知識，爭取更多地了解學科前沿課題和發展方向，同時涉獵人文歷史、組織管理等方面知識，爭做有所專長的知識面寬廣的復合型人才；結合導師的科研項目與工程項目，掌握了從事科學研究的方法，訓練了科技論文寫作能力，并將專業知識與生產實踐相結合，寓學于實踐。
思想上，再一次堅定立足中國、面向全球，服務國家建設，服務全球建設的信念；依據個人對國家發展歷史、現狀與趨勢的認識、以及對全球需求的認識，確定了個人的立足點和職業方向；堅定擁護國家和平發展道路與獨自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信人們的生活會更加美好。
品德修養和組織協調能力上，具有強烈的集體觀念和為實現集體目標努力工作的愿望；與人相處豁達大度、公正開明、不計小利、主動溝通、倡導協作共贏；具有獨立負責、組織協調工作的初步能力。
相信自己能夠從事科學研究、教學工作或獨立擔負本專業技術工作能力，能結合與本學科有關的實際問題進行有創新的研究，能夠組織一些資金和人員積極地服務區域、國家和全球基礎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