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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預測時間序列統計分析前移回歸分析
山西省的經濟發展自改革開放開始,經濟增長潛力呈逐漸加快的趨向。總結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規律,對正確認識未來的經濟運行變化,使經濟盡快進入新一輪的平穩發展周期,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本文僅分析1986—2008年資料較齊全的10項經濟指標,找出了一些統計特征,并進行2009—2010年的預測。
一、原始數據及其新型直觀展示圖
事物的發展都是相互影響,相互聯系的,通過有效的方法可以計算出事物的特征并預測它的發展趨勢。經濟事物是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相結合的結果,它的發展基于時間順序序列數據,而時間序列數據的發展往往是基于多項綜合屬性相互影響的,是可以預測的。根據《山西省統計年鑒(2008)》、山西省200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經濟信息網,將原始數據整理成表1,這實際上是時間序列多元數據。
由表1可看出山西省的經濟指標、數量都比較多,現使用近年新創的一種表格型數據直觀圖展示信息。相對于表1,可以把每個數據在每個格子內換成橢圓,數據大小即橢圓大小,見圖1。
由圖1可以看出,10項指標中,除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不規則波動和人口自然增長率呈漏斗形向下減小外,其余指標全部呈寶塔形串珠排列,表示逐年的遞增。
從每個串珠的上下變化速度看,各項指標還是比較協調的,但各個指標(或各項事業)的發展速度有所差異。貨物周轉量早期增大速度最快,表明貨物的流通走在各項事業的前列。接下來遞增較快的是旅客周轉量,它表明了國民經濟的人氣,山西省第一產業雖然起步較早,90年代末期略有回調,總的發展較快,但受耕地面積限制今后發展速度受到制約。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消費品銷售總額和人均GDP四項指標經歷了相似的漸增發展歷程,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呈現較協調和平穩的發展。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波動較大1988、1994兩年達到最高峰,和政策有著直接的關系。
由于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國民進入了育齡,1986—1994年人口自然增長率保持在11‰～15‰的高位。1995后人口自然增長率開始比較穩定的下降,2008降到5.31%,效果明顯,山西省計劃生育政策落實較好。
二、發展階段劃分
過去人們主要靠經驗和專業知識,作定性分類分析,而這種分析往往是帶有主觀性和任意性,不能揭示客觀事物的內在區別和聯系,現在人們廣泛采用聚類分析來研究事物的親疏程度,實踐證明這種方法是科學有效的。本文采用Q型聚類分析來研究山西省各年間的經濟發展相似程度,23年的發展,走過了不平常的道路。我們通過Q型聚類試探一下各年份間經濟特征的相似性,23年的譜系圖見圖2,相似性的度量指標采用夾角余弦。從直觀圖示(圖1)上也可以看出,大部分指標都呈現漸增趨勢,不存在周期性變化。
經濟信息是時間和經濟規律的函數,其資料或數據都按一定的時間順序排列(一般是由老到新)。為了探索事物發展的周期性或回旋性,并合理地劃分階段,就需要進行最優分割。分割的原理是用數學方法,使組內離差平方和最小、組間離差平方和最大,保證一組內有相似的特征,不同的組之間特征差異較大。本文進行最優5分割(計算過程從略),找出了4條界線,分別為I、II、III和IV。由于聚類譜系圖中年份的順序基本沒有打亂,故就把界線標注在圖2上,從系譜圖上看,分界線I、II、III在聚類分析的主要分界線上,界線IV不在聚類分析主要界線上故舍去。根據Q型聚類分析和最優分割的結果,可以把1986年以來山西省的經濟發展分為兩個時期。1986—1994年為第一時期,1995年至今為第二時期。
第一時期對應于系譜圖(圖2)上的第一類,根據系譜圖可以將第一類分成兩個小類,分別對應于圖上的第一階段(1986—1992)、第二階段(1993—1994)。第二時期也可分成兩個小類,分別對應于圖上的第三階段(1995—2003)、第四階段(2004—2008)。
根據Q型聚類分析和最優分割的結果,結合直觀圖及1986年以來山西的經濟發展情況,可以發現一些特點。
第一、第二階段的特點:一是第一產業增加值增長速度相對比較快。這主要是由農村經濟改革所推動,我國的經濟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但由于國有企業經營機制不活、管理水平不高等問題,第二、第三產業總體水平低,發展慢。二是固定資產投資值額較少,增幅也很小。三是旅客周轉量起步較早,但發展速度并不大。四是人口增長率居高不下。這是由于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們進入了育齡。
第三、第四階段的特點:一是大多數指標增長較快,總量也較大。二是第一產業增加值的增幅明顯減小,一些年份甚至出現回調,1999年達最低點。農村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移日漸明顯,2004年后農業增收趨于穩定,第二、三產業的增幅明顯加快。三是人口自然增長率有明顯的回落。人們的生育觀念有很大的轉變。
2002年中國加入WTO,隨著競爭的不斷加大,山西加緊了各項基礎設施的建設,加大固定資產投入,堅持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主要經濟指標都有了比較明顯的增長。
三、未來兩年人均GDP預測
時間序列數據是隨各項影響因素變化的,是多個影響因子(自變量)的函數,因此人們采用回歸分析法。相關變量之間的關系可以是線性的,也可以是非線性的。這里只采用線性回歸分析。事物的發展都是有聯系的,它必須是在一定的基礎之上發生的,所以它一定有端倪可查。某年的經濟各項指標值,反映了這一年為下一年各項事業打下的基礎,是下一年經濟指標的自變量。這種新的回歸分析思想是近幾年提出和開展應用的,采用這種思想的回歸分析稱為前移回歸分析。
對表1的數據進行前移回歸分析,來年人均GDP作為因變量y,其余指標按順序作為自變量x1、x2、…、x9。根據樣本和變量數以及預計要選入回歸方程的變量數選取引入變量和剔除變量的F值。經F檢驗只有一產增加值、二產增加值、消費品零食總額3個指標效果顯著,其余指標效果不顯著。獲得回歸系數如表2。
由此得到回歸方程:下年人GDP=254.0381+9.4351*上年一產增加值+8.1057*上年二產增加值-5.2732消費品零售總額。
將表1數據帶入方程即可得1986年至2008年的人均GDP,列于表3。由表3數據可以發現預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基本都在20%以下,有12年的相對誤差是小于5%的,其中1994年的相對誤差只有0.76%。從總體上看這種新型預測方法的平均誤差只有6.5%,統計效果很好。
現在是2009第二度,全年各項指標無法得到。但是根據方程預測的人均GDP為25257元,這有待于2010年初統計結果的檢驗。如果考慮6.5%的平均誤差,2009年人均GDP應當在25015元至25362元之間。
本文統計的自變量和因變量共10項指標,事物的發展是多項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實際上可以將其中任何一項作為因變量,其余作為自變量,預測出這項指標2009年的取值。若全部都輪流做一遍,則可以求得全部指標的預測值。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人口自然增長率每年變化不大,暫不預測。其余10項主要經濟指標的預測結果見表4。有了2009年的預測值,又可預測2010年的指標。不過,2010年的預測效果預計比2009年差,這需要2011年初結果出爐后證實。預測2010年的指標,最好有2009年的實際值參與建模。
以上數據是通過山西省23年經驗總結出的,但是今年問題存在很多,如金融危機、豬流感等,都影響著2009年的預測值,偏差應該會較大,預測值會大于實際值。
四、結論
改革開放以來,從山西省經濟發展10項指標的直觀圖可以看出,除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波動較大、人口自然增長率呈漏斗形狀外,其余各項指標全部逐年遞增,其發展也是比較協調的。1994年底為一個重要界線,把山西省經濟發展劃分為兩個時期。從直觀圖上看可以發現第一產業是山西最主要產業,但自從1995年以來,其增長的速度卻顯得有些緩慢,這是由于耕地面積所限,使得農業難以保持增長。前移回歸分析新方法在對山西省經濟的實際應用中,現有資料處理效果令人滿意。而對山西省2009和2010兩年人均GDP和其他9項指標的預測,有待于今后兩年的證實。人均GDP預測的回歸方程給予人們若干啟示。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山西應該抓住機遇迎接挑戰,要全面推動農村經濟發展,提高農業現代化程度;要以工業為主導,適當加大基礎建設投資;要擴大內需,引導居民積極消費;要落實科學發展觀,又好又快地發展山西經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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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傳統產業集群持續競爭優勢策略
傳統產業集群就是以傳統產業為主導的,由眾多關聯企業或機構在一定的空間范圍內聚集而形成的經濟群落。其參與競爭的基礎多是出于低成本、低價格,產品大多處在全球生產價值鏈的低端。盡管傳統產業集群一般在成長發展期會表現出強勁的競爭優勢,但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競爭的日趨激烈,它們只有提高自身的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樹立區域品牌,才能保持持續競爭優勢,實現集群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加大技術創新并促進產業升級
傳統產業集群的人力資源、知識資源等各種生產要素仍大多處于初級要素階段,而如何使產業集群擺脫初級生產要素的限制,往升級之路發展,技術創新是一條必走之路。這需要企業、集群和外部的共同努力。
(一)企業層面
傳統產業集群內存在著眾多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由于體制靈活及競爭壓力,創新意識較強,具有創新“行為優勢”,但卻由于過度競爭、薄弱的經濟技術基礎等缺陷使技術創新難以在一個合理的經濟規模內實現。而集群內的大企業具備較充足的創新資源,具有技術創新的“資源優勢”,能獲得較高的技術創新規模經濟效益,卻由于技術外溢等因素駐足觀望。如何才能解決這種矛盾使技術創新在集群內有實施的載體呢?
首先,鑒于傳統產業集群大量中小企業的存在,提出集群內中小企業合作創新的模式。中小企業進行合作創新既不會損失單個中小企業所具備的創新行為優勢,又可以獲得大企業才擁有的創新資源優勢,從而達到創新活力和創新規模經濟的有機結合。產業集群內大量的中小企業可以通過合約自由組合成創新主體,由于集群內大部分中小企業在產業分工上只承擔一部分,所以他們進行創新活動主要側重于半成品、零配件的創新,或采用新模具,或改變新外觀。而進行技術創新的關鍵是企業與科研、大專院校的產、學、研結合,這需要企業投入一定的科研經費,中小企業合作創新,每個企業拿出一部分科研資金共同開發有利于降低創新成本。
其次,集群內的大企業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資源優勢在管理創新和組織創新的基礎上進行自主創新,克服由壟斷地位和科層組織帶來的創新障礙,獲得創新活力。相對于其他的創新模式,自主創新對于集群的發展更有意義,但難度也較大,是中小企業難以承受的。集群內的龍頭企業,資金較為雄厚,有一定的技術基礎,在人才方面也具有一定優勢,因此可以在條件成熟時積極和大學、研究所等科研機構進行產學研合作,把科研結果迅速轉化為貼近市場的產品,推動產業發展。
(二)集群整體
集群作為一個創新型組織,有著自身獨有的創新文化和組織創新能力。“集群是一個介于市場和企業之間的開放系統,它向各種愿意與它聯系的單位開放,以吸收外部資源”,在集群網絡里企業、學校、科研機構、政府機構等行為主體通過交流而產生有價值的信息,如新知識、新思想、新成果等,交流越頻繁,創新機遇越多,創新能力越強。傳統集群內更多的是企業之間的交流,像行業協會、企業家協會盡管存在,但發揮的作用極為有限,特別是與大學、科研機構的交流更為欠缺。而在創新集群的網絡系統中,高校、科研機構是創新力量的重要支持者,因此應該加大企業與科研力量的合作力度。
(三)外部創新動力
在波特的競爭模型里,需求條件是第二個關鍵要素。“內行而挑剔的客戶是企業追求高質量、完美的產品造型和精致服務的壓力來源”,是集群創新的動力,而外部競爭者、合作者、中間者是創新的輔助系統,外部知識是集群創新的一個重要基礎。集群創新在宏觀方面主要體現在集群與外部組織的知識轉移和學習。由于供應商、制造商與客戶的空間距離的聯系緊密,使企業在較小的地理范圍內相互學習,及時交流經驗,能夠加快隱形知識向顯形知識的轉化。在競爭日益激烈,顧客越來越有主動權的新經濟環境下,企業的創新動力、壓力都來源于顧客,從顧客那兒企業會不時捕捉到創新靈感。
實施集群“大營銷”策略
若是區分某個區域內的一群生產者所用的標志,可稱之為區域品牌,也可以成為集群品牌,集群品牌對集群內的企業具有外部性。一個良好的集群品牌具有正外部性,有助于集群內企業成長和成功。因此,產業集群品牌的創建和使用關系到集群發展的連續性和持久性目標的實現。
(一)努力打造企業品牌,以此來提升集群品牌
產業集群的品牌建設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它涉及到一個重要參與群體就是企業,企業在集群品牌建設中發揮的作用大小直接影響集群品牌的建設效果。產業集群內有眾多的企業集聚而成,如果集群內有若干個較為成功的品牌,集群內所在的區域就會被烘托出來。同時集群品牌對企業品牌也有加強鞏固作用,更能加深消費者的印象。在一定區域條件下,企業通過集群提供獨特的產品服務,或者通過不斷的產品創新建立自己的競爭優勢,創造出名牌產品和服務。企業在創建自己品牌時,應擺脫狹隘的營銷理念,站在更高的角度來審視企業品牌和集群品牌的關系,樹立集群“大營銷”觀念。一方面在宣傳自身品牌時強調其所處的區域大環境,讓市場不僅了解企業,也了解整個產業集群;另一方面不為追逐短期利益損害集群品牌形象,加強品牌經營和管理,防止出現“檸檬市場”現象。
(二)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促進集群品牌建設
政府作為鉆石模型的一種間接生產要素,主要為集群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在集群品牌建設過程中,更應積極引導和支持。
1.營造良好的集群營銷環境。產業集群的營銷主體應該是地方政府和行業協會,他們是集群營銷戰略和策略的制定者和實施者。因此,地方政府或行業協會努力營造良好的營銷環境極為關鍵。營銷環境包括硬環境和軟環境,特別是軟環境的建設至關重要。軟環境包括社會文化、法規、政策等,地方政府和行業協會一方面應倡導和保護基于特定社會關系上的“信任”與“承諾”;另一方面應對集群內企業進行公正客觀的信譽評級,運用法律、行政手段對危及集群整體的敗德行為加以干預,對那些制假造假,以劣充優的經營者用法律、政策給以嚴懲,以免因個別企業行為損害集群形象。
2.制定集群發展規劃并組織實施集群營銷策略。一是制定一個集群品牌發展戰略。當地政府應加強對集群品牌的培育,制定品牌發展的具體策略,通過政府營銷,擴大集群的影響面,達到讓市場認可集群,從而認識群內企業、識別群內產品的目的。首先,要通過各種活動宣傳地方專業形象,在產品特色上作足文章。就像2001年溫州商品交易會期間,溫州龍港鎮由政府出面,加強宣傳“穿在溫州,印在龍港”的形象宣傳一樣。其次,通過各種媒體做廣告。電視、報紙、戶外廣告等都是可以利用的媒介。由于受益者為集群內的所有企業,廣告費用也應有群內所有企業承擔,政府只是一個營銷策劃活動的組織者。最后,由政府出面,創辦行業網站用快捷方便的互聯網為集群搭建了一個信息交流平臺和交易平臺,這也是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下集群接市場的又一個突破口。二是制定國際營銷戰略。邁克爾•波特認為,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要能持久,其內部產業必須國際化,因此,制定國際化營銷戰略是集群面對的又一重大課題。而各種形式的交易會就是世界認知集群的一扇窗戶。政府應該提供一個信息平臺,將市場新情況、新信息及時告知集群內的企業。同時,電子商務也是開拓國際市場的一個良好途徑,充分利用網絡無國界的特點擴大集群的國際業務,是集群走向世界的一個通道。
政府積極介入并創建集群持續發展大環境
政府是產業集群中的重要成員之一,產業集群的持續健康發展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支持。邁克爾•波特認為,作為鉆石體系的輔助要素,政府只是企業的外在環境,政府的目標是為集群創造一個適宜的環境。
(一)推進改善產業集群發展的環境
產業集群的持續發展有賴于完善的外部環境。首先,要改善產業群發展的制度環境。國際上的高端型產業集群無一例外都有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企業間能夠緊密合作,知識和技術外溢效益顯著,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才會得以淋漓盡致地體現。政府在推進產業集群發展戰略中,必須首先著眼于良好的制度環境的構建,打破條塊分割,建立區域間、部門間的協調機制,完善市場調節機制,通過制度創新,促進企業間的分工與合作。其次,優化產業集群發展的硬環境。政府是基礎設施的主要提供者,良好的基礎設施會對企業產生一定的吸引力。政府應結合當地資源稟賦的特點,加強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改善企業的發展環境,為企業提供更好的發展空間。
(二)加大地方政府對集群技術創新的扶持
持續創新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依靠本地企業與企業間和企業與支撐機構間集聚形成創新網絡,營造創新環境,為企業的技術創新服務。首先,地方政府要充分借助國家鼓勵研發的產業科技政策,積極引導大學、科研機構開展與集群產業相關的研發項目,尤其要專注于那些對當地企業集群核心競爭優勢形成相關聯的技術的研發和推廣,加強研究機構、大學與集群企業之間的信息交流和人才交流。其次,政府引入創新源。地方政府可以適時地引入本地集群發展所需的關鍵技術、設備,并以成本價轉讓給企業。也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引入一些科研機構,與企業一道共同組建技術創新中心,這不僅有利于降低集群內企業研發的成本,也進一步擴大了創新知識的外溢效應,促進了技術資源與信息的共享。
(三)建立健全社會化服務體系
健全的社會化服務體系是集群持續發展必不可少的。而這一工作應該由政府來完成。主要包括信息咨詢服務、融資服務等。首先要建立包括政策信息、技術信息、市場信息在內的信息網絡,提高企業獲取信息的能力和信息開發能力。融資難是中小企業發展的瓶頸問題。各級政府應為集群內中小企業貸款提供各種形式的幫助,包括:貸款貼息、政府直接的優惠貸款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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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缺乏市場主體性認識我國企業合同在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大部分是因為企業沒有清楚地認識到當今的經濟形勢，從而草率的訂立合同，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因合同引發的爭執，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在經濟發展中市場是公認的主體，不能因為一時的疏忽和怕麻煩就輕率地選擇非書面式的約定，這樣往往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到時候再后悔已經來不及了。我們不能忽視身處的這個市場競爭大環境，更不能對合同的管理掉以輕心，因為差之毫厘就可能謬以千里，危險往往存在于我們不注意的微小細節里。
2.合同管理人員的局限性通常在建立一份合同時都有專門的管理人員負責，但是對于一些發展規模不大的企業而言，它的管理人員的素質也許就沒有那么的規范化了，他們因為自身知識和經驗的局限性，造成了合同的不完整性或者不正式性，比如，在一些應該注意的重要條款的制定上存在疏忽，對一些普通條款不夠重視，造成其字句間存在很多法律漏洞，在雙方產生糾紛時對于自己公司這一方非常不利。
二、合同管理問題的演變
合同的制定在最開始的時候就是以簡單的口頭形式或者單純的一張證明形式而存在的，在這種證明上可能只是簡單的存在雙方的名字或者手印，很多都是不受法律保護的。發展到近代的時候，雖然人們的合同管理意識有所提高，但是，合同的管理依然沒有具體的規范可以遵循，因為傳統經濟模式的影響，在建立和執行合同時仍然不夠細致全面。基于這樣的發展歷史和人們普遍的行為習慣，使得當代的合同管理存在很多缺陷。
三、市場競爭下的合同管理改善方案
1.健全管理制度現代企業合同能夠體現企業在生產、管理、經營等方面的各種法律關系，由于合同的專業性和法律性很強，特別是一些對企業影響重大的合同，能否正確簽訂顯得十分重要，因此完善各項合同管理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如合同的審查、公正、專用章管理、歸檔等一系列的制度確立，這些都是合同管理活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有完善這些制度，才能使合同的合法性得到保障，將企業的風險降到最低。
2.提高企業專員素質如果說制度的完善是合同管理的關鍵，那么合同管理人員就是制度執行的關鍵。光有制度是遠遠不夠的，重要的是人與企業按照章程處理事務，落實到具體的日常工作中去才是關鍵。有了具體的制度就能夠對相關人員進行教學，企業可以定期的對員工進行相關方面的教導，確保每個員工都樹立嚴格制定企業合同的觀念。而且在招聘合同管理人員的時候，企業也可以對應試者的相關方面的知識進行重點考核，使相關崗位人員與所從事的管理工作對口，避免存在跨專業就業的現象，這樣就免去了企業二次教育的麻煩和成本損耗。
3.構建全套管理體系首先是合同的制定，確保每份合同的完整性，在這個基礎上檢查每項條款是否存在危害到企業利益的地方，同時保證每項條款都是依據法律規定而制定的。其次在制定完成后要進行細致的審核，也就是對合同進行的第二次核對，對發現的不合理的地方要進行及時的溝通和修改。最后就是進行規范的合同制作，嚴格按照規范文本進行制作是我們必須遵守的原則，無規矩不成方圓，我們要養成按章辦事的習慣，這樣才能體現合同制作的嚴謹性和不可違抗性。
四、結束語
一、精神權利的主體是否包括法人或非法人組織
從民法學的理論來看，精神權利屬人身權的范圍，即它是不直接體現為財產內容，但與人身緊密聯系的一種權利。自然人是著作權主體，享有精神權利，此乃各國立法之通例，毫無疑問。但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能否成為作者精神權利的主體，各國法律中則有不同的規定。面對兩種不同的立法例，我們認為，應從社會的現實需要出發，即從人類文化的積累和發展、社會的文明進步之角度，來討論法人或非法人團體應否成為作者精神權利的主體這一問題。
誠然，法人、非法人團體不同于自然人，無自然人的精神可言。盡管它們純屬一種沒有生命的組織體，但卻在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無論在社會的經濟生活中，還是意識形態領域里，它們都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正因為如此，在民法學理論中，法人或非法人組織（合伙）都是其極重要的內容。就現實生活中作品的創作而言，法人、非法人組織所起的作用亦非單個自然人所能及。如組織勘察設計、制作音像制品、創作大型歌舞等，通常都是在法人或非法人組織體的領導下才完成的。在這些作品中凝聚著每個自然人的心血，但由于是集體的創作，且是按照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的意志來進行的，因此，從整體意義上看，是不能將這類作品支解為每個自然人的作品，也就是說，作為一部完整的作品，它的著作權主體只能是聯結、組織每個自然人的那個團體或組織。該團體不僅應享有該作品的問世而帶來的經濟利益，同時也享有諸如署名、保護作品完整和發表的精神權利。一部反映特定團體的意志，在該團體組織下由眾多自然人全力完成的大型作品，其整體的著作權只能歸該團體或組織，任何自然人都不可能享有此類作品整體的精神權利和財產權利。再就作者精神權利的保護與行使來看，上述反映特定團體意志的作品，如果其整體受到侵犯，由于其按照團體意志參與創作的自然人眾多，以及其中部分參與創作的自然人的意志與該團體的意志有可能不一致等原因，因而各自然人難以完成保護及行使該整體作品精神權利的重任，因此，此重任只能由也必須由作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的組織者來承擔。可見，否認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的精神權利是不合實際的。
那么，法人或非法人團體是通過何種方式獲得作者精神權的呢？我們知道，法人作為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有自己的意志，此為各國法律所確認。在我國，盡管非法人組織還沒有被確認為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但作為一個有期限的組織體，理論上均認為存在一個體現該組織體整體成員的意志。如果缺乏這樣的意志，非法人組織也就無法存在了。因此，當不同的自然人被法人或非法人組織召集在一起從事創作時，只能按照該組織體的意志進行，而不是各自為政。在進行創作的過程中，雖然每個自然人可就各自承擔的部分進行構思和再創作，但這種構思和創作要受組織體意志的制約，這樣，在最終完成的整體作品中體現的自然是組織體的意志。組織體雖然不能象自然人那樣撰稿、表演，但由于每個自然人與組織體之間存在著委托、雇傭或行政隸屬關系，因此，從法律關系的角度看，自然人的行為就被視為組織體的行為。眾多自然人按照組織體的意志為完成整體作品所為的法律行為，其后果當然由組織體來承擔了。
以鄭成思先生為代表，否認法人或非法人組織是作者精神權利主體的學者其主要理由是：有關國家的立法中規定，版權中的精神權利僅能由自然人享有；另是從“作者精神權利的來源及版權制度保護它的目的”中推斷出。
誠然，世界上的確有一些國家的版權法沒有確認法人或非法人組織的精神權利，但這僅代表一種傾向，是它們根據本國的國情和習慣觀念作出的。與此相對立，有相當多國家的立法則主張法人及非法人組織的精神權利，如日本版權法等即是。相比較而言，承認法人或非法人團體是作者精神權利主體的立法比較普遍。
關于作者精神權利的來源，以鄭成思先生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在版權法中保護精神權利，是法國大革命時代從天賦人權理論出發而提出的”。而“這里講的‘人權’僅僅是指自然人之權”。由此，他們得出作者精神權利只能是自然人才享有的結論。我們認為，這樣推論有些牽強，因為作者精神權利在人們觀念中形成，雖然得力于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及“天賦人權”理論，但不能因此就表明作者僅為自然人，一旦作者精神權利從法律上被確認后，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的發展和需要，這個“作者”就不可能僅限于自然人了。另外，后世法律確立作者精神權利也不全是因為或基于“天賦人權”理論，否則，在否認“天賦人權”理論的社會主義國家就不可能承認作者精神權利了。況且，即便作者精神權利的確立與“天賦人權”理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天賦人權”理論創立時，還沒有法人等法律概念，因而當時的立法無法對此作出反映。所以，我們不能因“天賦人權”與作者精神權利有關，就否認法人和非法人組織的精神權利。
為論證作者精神權利僅限于自然人，上述學者提出：“法人意志會隨著法人代表更換，隨著法人破產、合并（或因其它情況的解體）而消失。在法人意志變更或消失后，那些真正執筆創作的自然人可能還活著，而且并未改變觀念。”我們認為這一理由也不充分。因為法人意志的變更與法人消失僅僅是法人在現實生活中發生了變化而已，這如同自然人的意志有時會因某種原因發生變化及自然人死亡一樣，我們既然不能因自然人意志變更和死亡的事實而否認自然人對自己曾經完成的作品享有精神權利，又怎么能斷然否認法人對其曾經制作過的作品享有精神權利呢？
為進一步說明其觀點，上述學者提出：“一般情況下，職務作品的著作權由作者享有，這里的作者是指公民作者”：“主要是利用法人或非法人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創作，并由法人承擔責任的工程設計、產品設計圖紙及其說明書等職務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權……。”（注：鄭成思主編：《知識產權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34頁、35頁。）顯然，這一意見也是偏頗的， 它否認了法人和非法人單位對該職務作品的整件應該享有的包括署名權在內的精神權利。事實上，我們主張法人及非法人組織對作品享有著作權，僅是就整件作品而言，至于每個自然人，則可就各自完成的部分享有著作權（注：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14、15、16、17條。），所以，承認法人及非法人組織對整件作品享有精神權利與保護自然人的權利與利益并不矛盾。這種“雙重承認”不僅能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真正實現著作權制度所具有的鼓勵創作和繁榮文化的作用，而且還表現出對精神產品的一種社會責任，相反，否認法人及非法人組織作為精神權利主體的地位對社會沒有任何好處。
二、作者精神權利與民法人身權的關系
探討作者精神權利與民法人身權的關系，關鍵應弄清作者精神權利的性質。從作者精神權利的內容來看，其最基本的權利是署名權。署名權說明作者在完成某一作品以后對作品所產生的具有身份性質的權利。這一權利的行使及具體物質表現形式就是作者有權決定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即作者有權在其作品上署本名、假名或者不署名，同時作者有權禁止別人在其作品上署名。至于發表和保護作品完整的權利，實際上都是基于確認作者身份權才得以存在，即只有署名的作者才有權決定其作品是否發表和是否作改動。可見，所謂作者的精神權利，實為民法人身權的一個部分。本質上屬身份權的范圍。
為說明作者精神權利的特殊性，鄭成思先生還系統地將作者精神權利與人身權作了一比較，指出它們間有重大區別。
鄭先生認為，作者精神權利與民法人身權的區別首先在于權利產生的依據不同。民法人身權要以權利主體的出生為依據，而作者精神權利則以主體所創作的作品為依據。這一見解把法律上的權利能力與主體具體享有的權利混為一談了。鄭先生所說的人身權，實際上是一種民事權利能力，（注：公民、法人的民事權利能力，是指法律賦予其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的資格。）而作者精神權利則為一種具體享有的權利，即通過作者自身的行為所獲得的一種權利。
人身權除了作權利能力理解外也可將其視為一種具體權利，但作為一種具體的權利，它必須有一定的法律事實的發生，人的出生是主體享有生命、健康等人格權的法律事實，而身份權卻不完全以人的出生為依據，如因婚姻、親子關系等發生的權利等則是主體在結婚、生育子女或為了收養等法律行為后才能擁有，這些與作者精神權利必須在作品完成這一法律事實產生后才為作者所實際擁有一樣。可見，上述學者把作為權利能力的人身權誤為一種具體享有的權利而同作者的精神權利進行比較是不妥的， 不足以說明作者精神權利與民法人身權有本質的差異。
既然具體權利的獲得需要一定法律事實的發生，因此上述學者舉列的第二種區別也就難以成立了。我們知道，人身權利并非“只與民法主體-‘人’相聯系”，在一定的情況下，它也會與一定的法律事實如結婚、委托等相聯系。但這里所稱的“聯系”決不能按以鄭成思先生為代表的學者所理解的那樣，是權利的附于關系，即所謂“與主體、客體同時聯系著的精神權利，在作者死亡后仍可附于作品上”。正確的理解應該是：對作者死后精神權利進行保護決不因為是作者精神權利附著于作品上，而是基于社會公正和善良風俗。這不僅體現在對死者精神權利的保護上，也體現在死者一般人格權如名譽榮譽等權利的保護上。這種保護應是國家的主動干預，而且應該是永久保護。否則，倘公民死亡后，別人對其人格大肆侮辱、侵犯，卻因公民死亡而得不到法律救濟，勢必不利于文化的積累和社會的文明進步。而國家的主動保護，正體現出國家對精神文明、社會秩序所予以的重視和擔負的責任。因此，對死者一般人格權的保護并非如上述學者所認為的那樣“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義”，相反，如同保護作者精神權利一樣，“可能永遠有實際意義”（注：我國《著作權法》第20條規定：“作者的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的保護期不受限制”。）
三、作者精神權利能否轉讓與繼承
民法中的人身權是以人身為其內容、與人的人身不可分離的權利。由于它是為維持主體生存與能力所必需的，故人身權又稱作是專屬權，即它是附屬權利主體不能移轉的權利（注：參見鄭玉波《民法概論》，臺灣開明書店印行，1979年版第21頁。）。既然人身權具有這樣的屬性，則作為人身權內容之一的作者精神權利也就同樣有了這樣的性質，即不能與著作權主體分離，或不可轉移。日本版權法第59條規定：“著作人精神權利屬著作人所有，不得轉讓。”我國著作權法第19條第1 款只規定了著作權中的財產權發生繼承，不承認其中的精神權利繼承問題。
但是，我們說著作權的精神權利不能移轉，并不否認為了一定的目的，經著作權人授權委托，由他人代其行使精神權利。如經著作權人同意，由第三人為其作必要的文字改動或編排等工作。但很顯然，這并非就是人們所認為的是一種權利的移轉，因為第三人行使精神權利是基于授權委托，正是由于這樣的法律關系，所以在公眾看來，這種權利的行使仍然被視作著作權人的行為，而不能理解是作者精神權利發生轉移。當然，如果第三人對原作者的作品進行改編、翻譯、注釋、整理等工作，則又產生另外一個著作權，即由改編、翻譯、整理、注釋人享有著作權，該著作權有自己的精神權利，只要不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該精神權利就是獨立合法的，與原作品精神權利無關。
作者精神權利不能與著作主體分離，因此，作者死亡后，其權利能力消滅，無任何權利可言，其精神權利也就歸于消滅，其生前的財產利益按照繼承程序發生移轉。如前所述。作者死亡后，其生前的精神權利仍應受到保護，不過，這種保護是國家的主動行為。死亡作者的繼承人、著作權行政管理機關及與之有關的任何人都可依照法律程序對侵犯死者精神權利的行為提起訴訟。當然，通常行使這一權利的人是死者的繼承人，因為他們與不法侵害行為有直接的利害關系。作者精神權利的侵犯會直接導致作品經濟利益的損失，這樣，繼承人在出現侵害行為以后，不僅可以提起追究侵害者行政責任甚至刑事責任的訴訟，也可提起賠償財產損失的訴訟（注：日本版權法第116條法第1款規定，對作者死后精神權利的侵犯，作者的親屬，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孫子女和兄弟姐妹都可提起賠償。）。如果因侵害作者精神權利導致繼承人精神不安，也可依法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訴訟。（注：我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20條規定：“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權中的署名權、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由作者繼承人或受遺贈人保護，著作權無人繼承又無人受遺贈的，其署名權、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由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保護。”）。盡管如此，上述這些保護仍不是作者精神權利發生轉移的結果，而是國家行使公權力，維護善良社會風俗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