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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征募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經濟學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F06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3-0029-05
一、引言
正如荷馬在《伊利亞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樣：人類會厭倦睡覺、厭倦愛情、厭倦唱歌、厭倦跳舞，但對戰爭卻樂此不疲。戰爭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幾乎伴隨著人類文明的整個進程。為了保障國家安全，避免在推行叢林法則的世界中成為獵物，各國都不遺余力地進行國防建設，然而在資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與黃油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矛盾，資源如何在國防與民用部門之間分配成為以研究資源稀缺性為己任的經濟學家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同時經濟學與國防具有統一性，經濟學家麥圭爾（McGuire，1995）曾通過列舉經濟（學）與國防四個層次的相互作用來說明兩者的依賴關系[1]。因此，國防與經濟學產生緊密的聯系是歷史的必然。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羅?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520）在《論戰爭藝術》（Dell'arte Della Guerra）中曾說：誰的荷包里錢越富裕，誰就能打勝仗。
國防經濟學的源頭是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1776），他是最早考慮國防開支對社會的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專辟一節“論國防費”。1914年，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編輯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戰爭的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全面總結了自己對戰爭與經濟、戰爭與財政、戰爭與工業的關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經濟學創始人、經濟學大師庇古（Pigou）出版了《戰時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也譯為《戰爭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以一戰英國經濟為基礎，研究戰爭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嚴重沖擊，揭示戰時經濟的一般規律，以及戰爭資源籌集的問題[3]。這兩本著作促成了國防經濟學進一步發展的可能。
對于現代國防經濟學的產生，以英國約克大學哈特利和美國依阿華州州立大學教授桑德勒（1995）在《國防經濟學手冊》（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中的說法認同度最高。希奇和麥基因（Hitch，1960）的《核時代的國防經濟學》（The Defense and Economics in Nuclear 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軍備與不安全：戰爭起源的數學研究》（Arms and Insecurity：a mathemat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war）和謝林（Schelling，1960）的《沖突的戰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三部專著的出版標志著現代國防經濟學的創立[4]，并成為經濟學中相對比較新的一個分支。1990年《國防與和平的經濟學》（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雜志創刊，經過歷代經濟學家如佩克（Peck）、謝勒（Scherer）、奧爾森（Olson）、澤克豪澤（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蓋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羅杰森（Rogerson）、沃納（Warner）、阿什（Asch）、利希騰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頓（Anderton）、麥圭爾（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羅斯曼（Grossman）、鄧恩（Dunne）、布拉登（Braddon）、豐塔內爾（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斷努力，國防經濟學逐漸成為西方影響深遠的成熟學科。
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認為其研究成果對于采辦理論、博弈論和人力計量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內容涵蓋國防開支需求理論、國防供給理論、軍事人力理論、低烈度的軍事活動理論、國防開支的外在影響理論、戰爭成本與損失理論六大部分。其中軍事人力的理論研究主要包括軍事人力的需求與供給、軍事人力的勞動生產率、軍人的新酬結構與補償、女軍人、少數民族的數量構成，預備役的使用，軍事經驗對民事生活的利益回報、對國防人力資源管理的動態過程進行經濟學闡釋等。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來看，一個組織的人力資源管理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包括招聘、培訓、使用、開發、辭退或離崗、退休等幾個階段。如果把軍隊也看成是一個生產戰斗力的組織，其人力資源的管理過程也大致經歷了征募、訓練、維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幾個階段。在軍事人力的理論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為引人注目，正如學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對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哲學等多個角度研究，從經濟學角度對征募制度進行研究一直以來是國防經濟學中軍事人力理論研究中的重點內容之一。所謂征募制度指的是一個國家運用何種方法吸納一定數量、質量和結構的軍人來滿足該國國防體系對于軍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歸結為兩種基本模式：義務兵役制（后文稱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稱募兵制AVF，All-Volunteer Force）。圍繞著征募制度，經濟學家們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并逐漸延伸擴展到整個軍事人力理論的研究，有力地推動了國防經濟學的發展。
二、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肇始與發展
征募制度和人類歷史一樣久遠，但最早從經濟學的角度論述兵員征募制度的經濟學家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專辟一節“論國防費”，他從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來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變遷的歷史，他認為生產方式和技術進步是成本―收益結構改變的原因，而這種改變影響到兵員征募制度的選擇和變遷。他認為，常備軍與多元化的社會是一致的，維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斷地施以軍事訓練，使兵士的職業脫離其他職業，而確然成為一種獨立的特殊職業，這種常備軍的費用來源于國家征收的兵役稅，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時他認為民眾的尚武精神和組織民兵，是常備軍的支柱，而這個“民兵”具有現代征兵制及預備役的特點。同時他認為“兵士的人數不能超過全體居民1％，過此，即不免負擔太重，危及國家經濟”[5]。今天看來，亞當?斯密的研究無疑是粗糙的，但畢竟是征募的經濟學研究的濫觴。之后，從經濟學角度對征募制度進行研究出現了長時間的空白。
20世紀中期以來隨著世界范圍內兵役制度的改革與發展，西方國家在推行軍隊職業化的過程中紛紛嘗試實行征募制度的轉換，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對軍事人力問題的高度重視和廣泛研究，他們對兵員征募過程中出現的形形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探討。經濟學家在美國從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轉換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這一時期是征募制度經濟學分析的黃金時期。從二戰結束到1973年7月，美國一直實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國國防部工作的經濟學家沃爾特?維（Walter 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內部報告，并在1967年連續公開發表了兩篇關于征兵制成本的論文。1966年，隨著越南戰爭的升級，美國國內關于廢除征兵制的呼聲開始逐漸高漲，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參與進來。芝家哥學派創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聞周刊》的專欄中寫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隊的真正耗費遠遠大于管理同樣規模的募兵制部隊，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認為參軍是最好的選擇的人構成的。后來他進一步認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與自由社會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貢獻的經濟學家還有阿爾特曼和菲希特（1967）[7]，漢森和薇絲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費舍爾（Fisher，1969）[10]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亞大學畢業生（包括經濟學家David Johnson，Matt Lindsay，Jim Miller，Mark Pauly，Robert Tollison，Tom Willett，and Joe Scolnick等人）撰寫了擁護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經濟學論文。征募制度改革的爭論在于回答反對募兵制的九條理由，包括：（1）募兵制費用過于昂貴；（2）募兵制在危機時期缺乏靈活性；（3）破壞愛國熱情，腐蝕了公民應該為國服務的道德信念；（4）威脅民主價值；（5）不具有種族代表性；（6）成為惟利是圖的部隊；（7）刺激敵對國家的軍事冒險；（8）戰斗力低下，因為只能吸引能力比較差的人服役；（9）擠占其他國防支出，侵蝕了國防的數量以及質量[12]。擁護募兵制的經濟學家認為，第一條理由是錯誤的，缺乏理論依據，其他八條理由缺乏實證基礎，因此斗爭的焦點主要是費用問題。為了專門研究這個問題，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專門機構――蓋茨委員會，該委員會包括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Friedman）羅切斯特大學校長艾倫?瓦里斯（W. Allen Wallis）羅切斯特大學商學院院長威廉?麥克林（William Mecliling）、后來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其他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如David Kassing， Walter Oi， Harry Gilman，Robert Barro，John White等），他們的努力為美國最終廢除征兵制鋪平了道路，也極大地豐富了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13]。
美國的募兵制經歷了多年的風雨，期間遇到很多困難，如何應用經濟學有效地對募兵制度進行管理成為該時期的主要任務。雖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見一直沒有停息，不少學者對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懷疑態度。李和麥肯錫（Lee＆ McKenzie，1992），羅絲（Ross，1994）[14]，沃納和阿什（Warner＆ Asch，1995），沃納（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總具有較低的社會成本，當部隊數量擴大的時候，部隊的工資總量就會增加，政府就必須通過增加稅收來支付。而稅收導致社會經濟的扭曲效應會造成較重的稅收成本，當這個數值達到一定范圍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選擇。布朗寧（Browning，1987）運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測算了美國稅收的邊際超額負擔，大約等于國家稅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學者仍然對于募兵制能否保證兵員質量、人力成本的高預算對軍事研究與裝備資金的擠占問題以及募兵制兵員能否代表社會各階層充滿擔心。沃納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發現目前軍事人力的成本在國民生產總值與軍事開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來一直呈下降趨勢，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戰時期這個數字最多曾達到2%[16]。西蒙和沃納（2007）通過分析美國1998年到2000年兵員來源的數據結果顯示，40%的兵員來自中產階級以上家庭，少數民族比例也沒有明顯變化。他們同時通過假設增加100 000名義務兵，計算其節約的成本，發現其節約的成本少于同等數量的募兵制兵員所節約的社會成本，戰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時由于個體戰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較少的人數維持較高的戰斗力，而節約的成本可以用于軍事研究與裝備更新[17]。經過激烈辯論，美國主流經濟學家仍然認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選擇。
圍繞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的命題，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個問題都與兵員征募制度密切相關，從此以后，經濟學家的視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開始擴展到軍事人力經濟學的研究。綜合而言，對于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作出突出貢獻的主要有沃爾特?維（Walter Y.Oi）、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貝絲?阿什（Beth Asch）以及約翰?沃納（John Warner）。
三、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主題
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主題主要圍繞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選擇進行，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結合，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的核心是通過經濟學研究回答征兵制與募兵制哪個制度更具有優勢，如何進行選擇。
首先在于對成本內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員更傾向于預算成本，而經濟學家則提出經濟成本的概念，該概念除了包括預算成本以外還包括其他隱性成本，如個人機會成本、兵役稅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堅持認為在做任何決定時必須考慮經濟成本而不是預算成本。[18]阿爾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據國防部的調查數據，通過選擇參軍選擇自由度比較高的群體作為樣本，克服了經典的“鑒別難題”（identification problem），描繪出實行募兵制情況下的軍事人力供給模型。他們發現在征兵制條件下，四個變量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分別是男性人口規模、失業率、征兵力度、季節因素。通過模型推導，他們發現募兵制的預算成本會高于征兵制，但經濟成本要低得多。他們進一步增加了變量，發現軍方的支付彈性為1.18，隨著應募者人數的增加而不斷下降[19]。但是由于數據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設不足，變量太少，他們的意見并未被重視。
同年，沃爾特?維（Walter Y.Oi）在阿爾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征兵制的經濟成本》（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經濟成本約為53.64億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圖1所表示：首先運用已有的數據計算出軍事人力供給曲線S，當實行征兵制時，軍人工資水平為G，人數為A，當征集人數增加到B，C，相應的工資總額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數從A增加到B所增加的軍方預算成本，DEB′是應募個人的機會成本損失，而HEGD是社會承擔的兵役稅，社會總成本為HE0B[20]。費舍爾（Fisher，1969）在《美國經濟評論》（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發表了《征兵制及結束征兵制的成本》（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提出了不考慮征兵制情況下的個體服役決策模型，他認為，個人是否服役決定于他在軍隊中以及民用部門之間凈收益的貼現值的比較，收益包括貨幣收益以及非貨幣收益。在短期收入變動都是單調遞增，可以不考慮貼現因素的情況下，問題就簡化為個體主要考慮不同部門收益（Wm為軍隊收益，Wc為民用部門收益）的比較。如果Wm＞Wc，個人就選擇服役。然后以征募率為因變量，以軍民部門工資比率以及修正的失業率作為自變量，構建了真正意義上的理論模型而不僅僅是簡化的統計模型。在此基礎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條件下美國軍方的人力供給函數，并在此基礎上估算了如果廢除征兵制，美國需要增加的55億~75億美元的成本[21]。這是經濟理論模型基礎上構造軍事人力供給函數的第一次嘗試[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廢除征兵制度實行募兵制度后，解決募兵制度出現的新問題成為經濟學家關心的問題，關于征募制度選擇的理論探討一直在持續。李和麥肯錫（1992）在《南方經濟雜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上發表了《重新審視征兵制與募兵制的相對效率》（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Draft and the All-Volunteer Army），第一次將稅收成本作為制度選擇考慮的因素，提出了李-麥模型。假設軍事人力邊際機會成本曲線為：MOCA=a+bn，a，b為常數，n為征募人數，N為社會適役總人數，那么在募兵制條件下征募n個人的機會成本為：an+1/2bn2，在征兵制條件下征募n個人的機會成本為：an+1/2bnN。如果國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參軍時，社會總機會成本一樣，但是一般情況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優于征兵制。如果在這個模型中加入稅收成本因素，則在募兵制條件下，軍事人力價格由市場供求均衡決定，那么征募n個軍人，軍方需要支付的工資總額為an+bn2，工資是由稅收支付的，稅收會產生超額負擔。假設每元稅收產生的差額負擔為一個正的常數?茁，那么，為了支付軍人工資會產生的稅收差額負擔就是：an?茁+bn2?茁。在募兵制條件下，社會總成本為：（an+2/2bn2）+an?茁+bn2?茁。征兵制條件下，假設軍方支付工資為W，那么為了支付軍人工資會產生的稅收差額負擔就是：W?茁N。在征兵制條件下，社會總成本為（an+1/2bnN）+W?茁n。求均衡解得到nE=4［（W－?琢）?茁+1/2bN］/b（1/2+?茁），也就是說當征募人數n=nE時，采用哪種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樣。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較低。同時，當軍事人力供給的機會成本曲線缺乏彈性時，軍人較高的工資增長引起的稅收成本就會抵消掉募兵制的優勢[23]。以上分析把兵員征募制度的社會成本界定服役的機會成本和軍人工資引起的稅收成本之和，這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其他成本（如訓練成本）沒有考慮進去，同時僅僅考慮了成本，沒有考慮社會收益。但是畢竟提供了一個理論的分析框架。
沃納和阿什（1995）在《軍事人力經濟學》（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一文中對李-麥模型進行了進一步修正，考慮了訓練成本，將單期服役模型擴展為兩期服役模型，考慮了收益問題，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據沃納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軍人服役的機會成本;（2）征募和訓練成本;（3）稅收成本。對于募兵制來說，前兩項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項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當軍隊的規模超過某個點時，就可能使募兵制喪失成本上的優勢，此時政府就應該采用征兵制[24]。
沃納和耐古魯薩（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礎上，在《逃避成本與征兵理論》（Evasion Costs and the Theory of Conscription）一文又加進了征兵制下個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為了打擊逃避兵役行為而付出的成本，在綜合權衡兩種兵員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訓練成本、維持成本、稅收超額負擔和逃避成本的基礎上，構造了兩種征募制度選擇的理論模型[25]。
以上分析是建立在兩種兵員征募制度下，相同規模軍隊的潛在生產率是相同的假設前提之下的。實際上募兵制軍隊的效率要遠遠高于征兵制軍隊的效率，如果考慮到效率因素，“當一個國家需要一支大規模軍隊時，是征兵制更優還是募兵制更優，依然是一個模棱兩可的問題”[26]（2001）。
四、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在中國的發展以及前景
相對西方的研究，國內的研究才剛剛起步，現代西方國防經濟學走進中國的標志性事件是：陳炳福（1992）譯自Schmidt主編的《軍費問題研究》是較系統介紹西方國防開支理論的著作；姜魯鳴（2001）等翻譯的《國防經濟學手冊》是現代西方國防經濟學進入中國的標志；杜為公、盧周來、姜魯鳴（2002）等國防經濟學者分別出版了系列介紹現代國防經濟學的著作；杜為公（2004）負責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現代西方國防經濟學最新發展研究”獲準立項，使“國防經濟學”這一名詞第一次出現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名稱中；2004年12月第四屆“中國經濟學年會”開始設立“國防經濟學專場”。
對于征募制度的研究，杜為公（1997）在《西方國防經濟學》一書中，通過明確的征兵制理論模型，描述了征兵制與志愿兵役制的成本差別。姚榮（2001）通過對自愿兵役制和義務兵役制在兵員吸納成本構成方面的比較，論證了自愿兵役制將成為軍事人力吸納的最佳方式。藺翠峰（2003）在《軍人職業化制度研究》一文中，對征兵制與募兵制的經濟成本進行了比較分析，最后結合了多項公式的計算結果，得出吸納成本與軍力規模的關系。楊罡、馬來宇（2006）以義務兵役制、志愿兵役制為對象，從兵役稅、軍隊預算成本等方面進行量化分析，比較兩者的征募成本，認為實行志愿兵役制成本顯然是要高于征兵制的成本，如果考慮兵役稅，那么征兵制的成本又高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羅梅（2006）運用制度經濟學以及歷史分析、動態分析等研究方法，對我國歷次兵役制度變遷過程進行理論概括，揭示出兵役制度變遷的比較優勢規律。上海財經大學嚴劍峰所著的《兵員征募制度的經濟學分析》（2007）是國內目前關于征募制度經濟學分析的唯一一部專著，對不同兵員征募制度造成的成本和收益進行了一般的、規范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礎上對兵員征募制度的選擇和變遷做了深入的實證分析[27]。侯永平（2007）對征募大學畢業生服役的成本收益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并從大學畢業生的角度出發，構建了一個模糊綜合評判模型，來探討大學畢業生的服役決策問題。2009年，萬璽負責的“軍人征募及退役改革研究”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立項，成為目前國內第一個有關征募制度經濟學分析的國家級項目。稍后，“軍事人力資源管理”這一名詞第一次出現在2010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指南中。
應該說，國內關于征募制度的經濟學分析雖然取得了一些進展，但還不夠深入，尤其是缺乏通過經濟學為國家征募制度改革進行實質性的政策建議。西方的征募制度的經濟學分析不一定完全適合中國的國情，因此，未來的研究必須結合中國的國情進行深入的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要綜合考慮影響征募制度成本與收益的各種因素。當然，要準確估算兩種兵員征募制度對軍方成本的影響是一件相當復雜的事情，它需要大量的數據支撐和假設。不過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重要的不僅是估計的準確性，而且在于方法的科學性上。一旦采集到真實數據，把這些真實數據代入到計算方法之中就可以比較征募制度的真實成本了，在此基礎上，提出國家征募制度改革的具體政策建議以及時間表，真正體現出經濟學作為工具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的價值。可以毫不諱言地說，中國的經濟學家在中國征募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將同美國當年的經濟學家的作用一樣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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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Study of Western Military Recruit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Wan Xi1,2
（1.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Managemet School,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UK BT9 1NN）
關鍵詞：“一帶一路”；中高鐵；國際化
一、前言
高速鐵路是在高新技術推動下的一種新型交通方式，它是社會和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當代高新技術的系統集成，它的建設和運營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科技實力，因而有“大國技術”之稱。中國高鐵起步較晚，但憑借后發優勢和強大的技術后盾作支撐，用了5年時間走完國際上40年高速鐵路發展歷程，一躍成為全球高鐵大國之列，其發展速度令世界震驚。特別是在新時期“一帶一路”背景下，為高速鐵路走向國際市場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遇，迎來了新的發展階段。
二、“一帶一路”政策與中國高速鐵路產業之間的關系
（一）“一帶一路”概念的內涵
“一帶一路”戰略是新一輪對外開放的最綜合戰略。 它是以經濟合作為核心的跨領域戰略，對亞歐大陸的眾多國家和地區實現貿易繁榮和經濟互補創造了條件，在這個過程中必然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一帶一路”理念包括眾多要素，涉及地域經濟發展、文化理念的碰撞，與地域間的政治、外交和國防等都有著密切的關系。從內涵上來看，“一帶一路”體現了“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五通的戰略方向，成為人類共同體和諧發展的共同理念。其中，政策溝通是基本手段，貿易暢通是核心目的，道路聯通是“一帶一路”得以實施的的基礎。要實現“道路聯通”，高速鐵路的發展會帶來強大的推動作用，是實施過程中的重要手段，為“一帶一路”政策的擴散和推動相關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二）高速鐵路的特征
作為一項新技術，高速鐵路與傳統的運輸方式相比，具有多方面的優勢。1. 運輸速度快。速度是其重要的特征，之所以被稱為高速鐵路與此有重要的關系，目前的實際運行速度可達300公里/小時；2. 運載能力強大。一次運行的運載能力可達公路運輸的數十倍；3. 外部因素影響小。高速鐵路在專用的線路上行駛，通過智能技術進行控制，氣候、外部條件等因素對運行幾乎沒有影響；4. 單位運載量的能耗低。與普通鐵路、公共汽車、飛機等傳統的運輸工具相比，每人每公里消耗能源極低，符合綠色節能的理念；5. 行駛過程中污染小。高速鐵路的運行不會產生粉塵、煤煙或其他形式的污染；6. 占地少。相對于強大的運能來講，高速鐵路的用地占地面積相對較小。
三、“一帶一路”政策對中國高速鐵路國際化發展帶來的機遇
中國政府首倡的“一帶一路”戰略，符合沿帶、沿路國家的共同需求，為區域的很多國家互通有無，促進貿易發展，引導經濟繁榮創造了機遇。同時也為我國高速鐵路的發展及向國際化邁進帶來的機遇。
（一）推動高速鐵路相關技術更加成熟
高速鐵路是一個系統的概念，涉及眾多技術層面的內涵。高速鐵路技術的起源來自國外，但是最近幾年我國在吸收國外技術和經驗的基礎上，已經取得多項核心技術的突破，逐漸達到國際領先的狀態。從技術層面來看，包括鐵軌鋪設、機車制造和系統管理等領域。其中列車是構成高速鐵路技術體系的核心，高速運行狀態下，對列車制造技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具有智能化、舒適度、安全性及優美的外型等方面的要素。這對列車研發和制造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因此列車制造能力和技術也能夠體現一國技術的高度。目前我國在此領域已經取得較大突破，國內眾多高校和科研機構充分發揮智力優勢和技術優勢，分工協作，在動車組總成和列車牽引控制等領域取得9項重大突破，相關技術日臻完善。在高速鐵路走向國際化的過程中，適應不同國家的需求，我們會不斷研究，促進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二）擴大了國內外的市場的需求
高鐵是在新技術推動下人們交通方式的一種創新性革命，它改變了人們的交通習慣，使遙遠距離的流動更加迅速和廉價，擴大了人們的活動半徑，促進了經濟的繁榮。在“一帶一路”的背景下，相關國家和地區要發展貿易必然要建立交通設施，因此市場需求將迅速擴大，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能夠使產業發展具有更大的市場份額，市場需求的擴大是產業發展的推動力，必將使國內的生產規模不斷擴大以滿足市場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使高鐵產業獲得更多的產業利潤，提高國際競爭力，中國高速鐵路大踏步地走向國際市場，未來的市場需求空間極為廣闊。
（三）對解決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具有推動作用
高速鐵路的發展能夠減少環境的污染，目前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重，污染的一個重要來源是交通運輸，特別是汽車在運行中大量消耗汽油，排出包括二氧化硫在內的污染物，形成空氣污染。高速鐵路的普及勢必減少汽車的使用量，從而對環境保護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
高速鐵路的產業帶動性的特點也表現非常突出。這是各類產業的的集成，促進了鋼鐵工業、加工制造業的發展，而且在流進社會流動性的基礎上，為經濟的繁榮、貿易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四、“一帶一路”政策下促進中國高鐵國際化發展的對策
中國高鐵走向國際市場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一帶一路”的理念對高鐵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盡管在過程中可能會面臨重重困難，但是國際化的發展趨勢不會有大的改變，為此大環境下，高鐵國際化路徑應當遵循理念。
（一）在政策層面實施“高鐵外交”
通過外交手段促進中國高鐵走出去。高速鐵路的建設給國家帶來強大經濟收益的同時，也具有十分深遠的戰略意義，高速鐵路可以把陸路上遙遠的距離接近，把國內眾多城市和生產基地與西亞、中亞、南亞甚至歐洲各國相連，擴大了市場空間，使我們的產品能夠在更加廣闊的范圍內尋找市場，也可以把海外廉價商品運輸的國內市場，使國際分工進一步擴大，提高了經濟的效率，為促進國內繁榮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在這個過程中也能夠增加我們在世界的影響力和競爭力。所以，對待高速鐵路應當以發展的眼光和戰略的眼光來看待，成立國家級的專門機構推動高鐵外交的發展，積極推動高鐵走向世界。
（二）積極參與高鐵領域國際標準的制定
在中國高鐵向海外進軍的過程中，應當促進技術層面的國際接軌，相關機構應當努力提升我國高鐵的國際聲譽，突破海外標準壁壘，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通過國際合作的方式，不斷細化技術標準規范，積極與發達國家合作，實現該領域技術層面的國際一致性，參與到各種國際標準的制定環節中，在這個過程中無形地使中國高鐵的品牌國際影響度得到提高。
（三）加大人才培養力度
高速鐵路是技術密集型產業，集中涉及了計算機控制、加工制造、調度與管理及市場推廣等各個領域，在發展過程中需要大量人才作為支撐。因此要加大人才培養力度，通過研發形成自主知識產權，形成核心競爭力。在高校和科研機構中應當加大相關培養的力度，形成大量高水平的專業人才，才能從根本上為我國高鐵的國際化發展創造條件。
（四）鼓勵民間資本投入到高速鐵路領域
高速鐵路從研發到生產，所需要資金強度大，所以在產業發展的初期，應當擴大資金供給來源，提高投入力度。從融資渠道上來看，應當采取各種手段，在政府投入的基礎上，擴大民間資本的投資方式，通過科學的制度設計，使民間資本的投入能夠得到合理的價值回報，從而調動投資的積極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通過BOT、PPP等手段，擴大資金供應渠道。
五、總結
“一帶一路”政策是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提出的宏觀發展戰略，這一戰略的實施必將給我國及相關的周邊其他國家經濟繁榮帶來新的機遇。特別是對我國具有國際領先的產業高速鐵路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在這個大好環境下，應當充分認識高速鐵路發展的新機遇，采取政策手段、技術手段和有效的融資手段，促進行業健康迅猛發展，通過占有國際市場來擴大發展空間。未來中國高速鐵路行業將占據世界領先地位，對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繁榮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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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中國經濟思想；西方經濟學；西方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0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66（2008）36（c）-0121-02
一、中西經濟思想的比較
古希臘思想家色諾芬、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在約公元前三世紀雖然發現了商業和手工業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論證了社會分工，但他們卻鄙視手工業和商業。中國也是一個中農輕商的國度，經商被人們視為“賤業”。中國古代有“士農工商”四大行業，“商”被排在了最后，甚至有時一提起商人，人們便會想到“無商不奸”、“為富不仁”等貶義詞。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和西方古代經濟思想中均有“重農輕商”的觀點。
亞里士多德認為，生財之道有兩種：一種是屬于家務管理的一部分，一種是“貨殖”，即無限制地追求貨幣增殖。前者是把大自然提供的生活資料安排好，積累對家庭具有使用價值的財富，取得這些財富是為滿足消費，這種財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貨幣，因而這種財富是無限的，也是違反自然的。而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寫道：“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它的意思是根據市上貨物的多與少，就知道是貴還是賤。貴的上漲到極度反而要賤了，賤的下跌到極度反而要貴了。貴了就要把它像大糞臟土一樣出掉，賤了就要把它像珍珠寶玉一樣取進。錢財一定要讓它活動、運轉、流通如同流水一樣。
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亞里士多德還是司馬遷都非常重視貨幣流通的作用。
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一書中從分工出發看到了分工、交換、貨幣和商人之間的關系。強調了社會分工的重要性。中國古代的范蠡早在公元前400多年就提出了“農末兼營”的經商思想。范蠡在齊國經商時，聘請了木工、絲工以及一些各具專長的男女女仆，并把他們分成各個不同工種的小組進行勞作。可見范蠡很早就意識到社會分工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并在自己的經營實踐中對工人進行分工勞動。
二、中國經濟在實踐中總結的觀點與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聯系
（一）關于“經濟人”假設與自由經濟主張。包括司馬遷在內的許多古代學者與巨商肯定人的經濟欲望本能，并主張自由經濟政策。他們認為，現實社會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討論現實社會的經濟，就要勇于承認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應把人的物質欲望當作已知條件來討論經濟。司馬遷對此有精辟的論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淪，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就是說，人的經濟欲望是自然的東西，它作為原動力，產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從而經濟活動也就活躍起來了。經濟政策順應人的經濟欲求，使經濟活動自由擴張，是最上者；運用權力予以壓抑和限制，繼而與民爭利，則是最下者。西方經濟學即研究人類經濟欲望與稀缺性的關系的學問。離開對人的經濟欲望和“經濟人”特征的肯定，經濟學難以確立。西方經濟學開山鼻祖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富論》中論述了市場經濟中一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這只手就是“價格”。他認為價格可以調節資源的合理流動與配置，同時主張政府采取放任的自由經濟政策。這也是基于經濟人假設的判斷而得出的結論。
（二）關于供求原理。生于戰國時代的商祖白圭晚年總結了他的經商理論。例如“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這句話的意思是：當貨物過剩，人們低價拋售時，他就收購；當貨物不足，人們高價索求時，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時，他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他買進絹帛棉絮，出售糧食。后世的呂不韋的《呂氏春秋》中說：“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余。”有句俗話可以用來加以注釋：物以稀為貴。白圭與呂不韋都深諳經濟學中的供求原理。
西方經濟學對此闡述是先通過分析需求定理，再分析供給定理的基礎上提出了市場的均衡價格。而均衡價格的變動是因為供給或需求曲線的移動引起的，也就是供求不平衡引起的。又因古代經商的環境基本上可以認為是自由經濟環境，在沒有壟斷存在的條件下，貨物的價格是由市場所決定的。
（三）關于信用的論述。現代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中國古代商人認為：以誠信作為人生的準則，這是對商人的根本要求，也是儒家先哲子貢所提倡的美德。誠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經商之本，是商業活動順利進行和企業穩步發展的必要前提和條件。在《論語?顏淵》篇中，子貢與孔子有這樣一段對話，叫做“子貢問政”，也就是子貢向孔子請教治理國家的辦法。子貢問政時，孔子說：“一個好政府應該有充足的糧食，充足的軍備和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子貢問道：“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項，三項中先去掉哪一項？”孔子說：“去掉軍備。”子貢又問：“如果迫不得已還是要去掉一項，兩項中先去掉哪一項？”孔子說：“去掉糧食。自古人都難逃一死，但如果沒有人民的信任，那就什么都談不上了。”在這段對話中，孔子強調了一個“信”字。“信”是本，沒有“信”，一個政府立不起來。再具體地說，沒有“信”，一個人也立不起來，那么一個企業無信自然也會沒有商家和他合作。把誠信二字分開來解釋，誠就是真誠、誠實、虔誠之意，信就是信用、信譽、守信之意。誠偏向于內在，偏向生命主體，而信則偏向于外在，偏向行為表現。誠為體，信為用，以誠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譽，方能言行一致，一諾千金。
在西方社會發展的歷程中，經歷了多種貨幣形態：實物貨幣、金屬貨幣、紙幣、信用紙幣。信用紙幣具有三個特點：一是由國家發行；二是國家強制使用；三是紙幣僅是貨幣符號，本身沒有價值。信用紙幣之所以能在經濟社會中充當一般等價物，完全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礎之上的。微觀經濟學的市場經濟理論對市場類型的論述有些基本假定。例如完全競爭市場存在的條件有：市場上有大量的賣者和買者；參與經濟活動的廠商出售的產品具有同質性；廠商可以無成本地進入或退出一個行業；參與市場活動的經濟主體具有完全信息。這些基本假定也都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礎上。沒有信用作為支撐，則這些基本假定都是空中樓閣，包括市場理論在內的許多微觀經濟學理論也就失去了假定基礎。
所以，中國古代經濟實踐以信用經濟為基礎；微觀經濟學的許多理論亦以信用為基礎。
三、中國古代經濟思想闡述方法與西方經濟學理論闡述方式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古代許多經濟思想很先進、很發達，完全可以與西方經濟理論相媲美。中國古代的經濟實踐也較西方社會更早、更豐富。但這些寶貴而豐富的經濟思想沒有形成象西方經濟學那樣系統的經濟理論。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其一、中國傳統思想的禁錮。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自漢“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封建統治者就對文化領域進行思想清洗，限制其他自由思想的發展。用道德、仁愛精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綱五常”等儒家思想來教化民眾、治理社會。在這樣的土壤中很難誕生“經濟人”假設這樣的經濟思想。中國傳統思想的禁錮還表現在近代社會對自然科學研究的缺乏，這使得中國古代對經濟學概念的表述很模糊。比如本末、奢儉、興利、除弊、富民、長技、商戰、輕重、子母等，都沒有明確的公認的定義。這說明經濟理論范疇和經濟概念的非確定性。非確定性就極大阻礙了經濟學理論的傳播、理解與創新。
其二、近代中國沒有經歷資本主義社會的實踐。經歷了漫長的封建社會后，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并沒有經歷資本主義這個社會形態。而西方經濟學理論經歷著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數百年實踐的洗禮。許多重要的假設、推斷、理論都在實踐中加以運用、檢驗、修正，故其系統性漸強。而中國自明代以來經濟社會一直在走下坡路，經濟觀點的實踐基礎和環境較弱。
其三、疏于理性思維。司馬遷以后，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許多優良傳統，例如，重視用數字、重量、尺度統計方法研究經濟問題，重視理論探討和充分說理的學風等，都沒有被繼承下來。中國歷代經濟思想家從來沒有想到通過深入研究、仔細觀察建立真正“以不變應萬變”的理論體系。兩漢以后，經濟思想的實用更加明顯，他們在理論上很少突破先秦經濟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學者甘乃光說：“我國經濟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漢以后的思想家實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漢后的經濟思想不過是延先秦的余緒罷了……漢后什么王莽、李覯、王安石，以至最近譚嗣同等實在無特別研究價值。”這個說法雖然過激、絕對、片面，但從理論成就上說，決不是毫無道理的。經濟思想的實用性，大大妨礙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導意義。
作者單位：南京鐵道職業技術學院蘇州校區工商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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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等教育；西方經濟學教學；教學方法；教學效果；研究式教學法；實驗教學法
[中圖分類號]F239.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2-8750（2012）02
一、引言：高等教育的新環境、新主體呼喚新方法
高等教育面臨國際化的新形勢，同時高等教育的受眾和主體也有新的變化，不僅包括“90后”的大學生受眾，而且還包括越來越多的新的教育工作者與教師隊伍（即“70后”、“80后”的加入），對西方經濟學教學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這就決定了西方經濟學在教學方式與手段上都要有所創新。
很多學者都認為經濟學教學改革十分必要。劉志彪等認為,盡管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經濟學教學模式經過多次更新，但由于其是脫胎于蘇聯的教學設計思想，因此仍存在若干影響教學效果的因素或問題[1]。方福前指出，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出現的兩大偏向：一是夸大西方經濟學的意識形態性，二是完全忽視西方經濟學中所蘊含的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內容，全盤地將西方經濟學作為方法論意義來對待。他認為要矯正這兩大偏向，必須進行教學理念、方法的改革[2]。逄錦聚從宏觀層面指出了經濟學教育教學所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主認為這些問題主要體現在教學理念有待轉變，高校結構、學科專業結構有待進一步合理化，人才培養目標、培養模式、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改革需要進一步深化等方面[3]。
也有一些學者在經濟學教學方法改革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探索。元惠萍從現代經濟學本身的分析方法入手，指出經濟學課程的教學適合從具體到抽象，然后再由抽象轉化到具體[4]。阮守武認為，像西方經濟學這類基礎課程的教學應該以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為中心，教師應該側重教會學生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問題，尤其是教會學生分析問題的基本方法[5]。于澤認為，實驗輔助教學是本科經濟學教學較為理想的選擇[6]。唐國華認為，教師應通過比較教學法使西方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課程取得相得益彰的教學效果[7]。
這些研究都為本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筆者主要結合近年來的教學實踐，嘗試提出西方經濟學課程教學幾種可能的“新方法”，包括換位思考教學法、批判式教學法、內容創新式教學法、研究式教學法、體系式教學法、啟發式教學法、實驗教學法等，以期引發中國高校西方經濟學教學方法的新探索。
二、我國高校西方經濟學教學方法的改革與創新
針對中國高等教育與經濟學教育宏觀環境的新變化，面對教師與學生的“新主體”，如何設計、開發與選擇西方經濟學教學上的新方法，是本部分的核心研究主題。筆者認為，“換位思考教學法”、“批判式與創新式教學法”、“研究式教學法”、“體系式教學法”、“啟發式教學法”、“興趣式教學法”、“實驗教學法”等，抑或以上這一系列方法的綜合運用可能構成西方經濟學教學新方法的備選子集。
（一）換位思考教學法
在理論研究層面，西方經濟學教學方法研究中有關換位思考法的研究較為鮮見；在實踐教學層面，這一方法也未得到廣泛運用。通過近年來的教學實踐與同行聽課，筆者發現，在西方經濟學課程開展的過程中，教師應該站在學生的角度，并促使學生站在教師的角度，實現雙向換位思考，尋求相互間的交集，這樣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教師應主動將自身定位為學生，把握以下內容：學生需要什么，喜歡什么樣的教方法，期望達到怎樣的效果。筆者在教學實踐中發現，教學方法對于西方經濟學的教學難點與教學重點的把握和解決具有重要意義。當老師從學生的視角來開展教學時，一方面，更容易了解學生對教學重點的掌握程度，另一方面，對教學難點的解決與根除功效更為顯著，更容易了解學生為何“卡”在某個問題上，找到問題的癥結。
例如，在微觀經濟學“替代效應、收入效應與總效應”的講解過程中，如若教師能實現學生身份的換位，就能夠很容易把握學生在理解這組概念的過程中的難點，這個難點在于對“補償預算線”的來緣和對替代效應的理解，即一種商品價格發生變動會對消費者產生兩種影響：其一，使消費者實際收入發生變化；其二，使商品相對價格發生變化。而我們界定替代效應時，卻提及“在實際收入水平不變的情況下，對于兩種商品而言，其中某種商品價格變動，引起二者相對價格發生變動，進而導致消費者對于該商品的需求量發生變動”，看似前后矛盾，而事實上，筆者認為，教學中的關鍵是讓學生明白分析某自變量對因變量影響時要剔除其他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由此，在西方經濟學基本概念的界定過程常常出現“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條件下”這一表述，這樣也容易讓學生了解西方經濟學的嚴謹與作為一門“科學”的顯性特征。
（二）批判式與內容創新式教學法
這里的批判式與創新式教學法均是相對教學內容而言，而非方式本身的創新。筆者認為，這一方法如果運用得當，將不僅使該部分內容取得較佳的傳授效果，還將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與獨立思考、創新的熱情。現在的大學生基本都是“90后”，是富有創意的一代，教師理應注重這一層面的培養與訓練。批判式與創新式教學法對教師主體有相對較高的要求，即不僅要求教師對教學內容非常熟悉，更要求教師對此有自己的獨到見解，進而形成對原有內容的批判與創新。也恰恰因為這一要求較高，這個方法在中國高校西方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并未得到廣泛應用。
例如，國內一些微觀經濟學教材往往傾向于將“需求”與“需求量”這一對基本概念相互混淆，進而使學生產生極大誤解，筆者曾在宏觀經濟學課堂上復習微觀經濟學內容時，問及“影響需求的首要因素”，95%以上的學生回答是價格，而且其理論根據均是來自于教材。
（三）研究式教學法
所謂研究式教學法，就是針對相關課程中的核心內容、重點內容、難點內容，在對基礎理論進行講授的基礎上，引導學生進行專題式的深入研究。研究式教學法不僅有利于調動學生對本課程學習的興趣與積極性，還有利于對課程重點與難點的把握。當然，這一方法的運用應根據差異化受眾主體有針對性地、適當地應用，比如綜合性大學可以嘗試將其作為主導性的教學方法，而普通財經高校和其他一般性高校則可將其貫穿于重點章節和重要知識點的教學過程之中。對重點和難點內容適當開展研究式教學，不僅不會讓學生覺得枯燥或難度高，而且相反能提高其學習積極性，掌握運用經濟學基本原理分析現實問題的方法，并能拓展其分析問題的思維和視野，提升其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具體運用這一方法時，教師可以考慮學生的具體情況，在他們時間允許、精力充分和能力較強的情況下，要求他們個人單獨完成，如若某些條件受限，可以采用分組開展，團隊協作的方式完成。
例如，教師講解微觀經濟學的彈性理論時，可以布置學生在此基礎上開展一定的應用研究，如“如何運用彈性理論看待葉圣陶的《多收三五斗》”，“運用彈性理論對超市日常與周末商品差異化定價進行經濟學分析”，“從供求理論與彈性理論看公園門票的定價問題”等。再如，在講解宏觀經濟學中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實踐時，教師可以讓學生對中國近年來采用的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進行思考并形成若干小論文，如“2008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為何提出保8而不是保7.6抑或9呢”，“家電下鄉政策的邏輯出發點、內在機制與效果”，等等。
（四）體系式教學法
截至目前，體系式教學法在西方經濟學教學方法的理論研究中較為鮮見，然而通過近年來的教學實踐，筆者逐步認識到該方法的必要性。這里的“體系”指的是西方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的課程體系，教師在講每一章、每一節甚至每一個知識點的過程中都應該注重其在整個西方經濟學知識體系中的坐標位置，即該知識點在整個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如若能做到這一點，章與章之間、節與節之間、具體的知識點與知識點之間的銜接與連貫自然是水到渠成。事實上，這一教學方法對教師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教師必須對整個西方經濟學的知識點和教學體系了然于心，否則就難以在教學過程中真正貫徹體系式教學法。
在教學實踐中，體系式教學[鑒于國內各高校的西方經濟學的教材有所差異，因此這里筆者基于國內目前較為普遍使用的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包括微觀部分與宏觀部分）進行闡述。]十分必要。如從對微觀經濟學整個體系的把握來看，教師可以分以下幾個步驟來引導學生對整個微觀經濟學知識體系進行把握：（1）對西方經濟學課程的全貌進行介紹以使學生對之有個概覽；（2）通過供求理論引出課程核心理論，即一只看不見的手“市場之手”，尤其要強調價格機制的調節作用，并將價格理論作為課程體系的主線；（3）進入微觀經濟學的兩大微觀主體之一（即居民或家庭的消費行為理論）的介紹；（4）從生產論、成本論開始介紹另一大微觀主體――企業的供給行為決策過程；（5）引導學生思考連接兩大微觀主體的紐帶，這個紐帶顯然是市場（包括商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6）圍繞完全競爭、完全壟斷、壟斷競爭和寡頭壟斷四種市場類型展開對市場行為的介紹；（7）在上述講述的基礎上可引入一般均衡研究方法，主要探討在市場體系中是否存在一般均衡，如若存在，是否存在經濟效率，后一問題可引導學生進入福利經濟學的學習范疇；（8）指出市場不是萬能的，由此引出對微觀經濟干預的介紹。
在宏觀經濟學課程中，教師可以主要以國民收入或總產出為分析框架展開教學：第一，從國民收入的概念界定入手，介紹國民收入的核算方法；第二，在國民收入內涵與核算基礎上，討論均衡國民收入的決定；第三，利用IS―LM分析工具分析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一般均衡，仍然是探討均衡國民收入的決定，與此同時對均衡利率的決定進行分析；第四，從政策理論與政策實踐兩個層面，仍借用IS―LM模型，論證財政或貨幣政策的運用組合方式以及政策效果，落腳點同樣在國民收入；第五，借用另一種分析框架或工具，即AD―AS模型，放松在IS―LM分析中價格P不變的假定，使得分析更為接近經濟現實，探討均衡國民收入的決定；第六，表面上探討失業與通貨膨脹間的內在關系，實質上仍圍繞總產出為中間變量開展論證；第七，放松IS―LM、AD―AS模型中國際匯率E固定不變的假定，基于全球視角將匯率內生化進行考察，利用IS―LM―BP模型探討國內外均衡國民收入的決定；第八，從長期視角分析國民收入增長的趨勢問題以及周期性波動問題。顯然，國民收入構成其整個分析過程的核心主線。
這一方法的運用成功與否，關鍵在于教師在全程教學過程能否做到認真對待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每一門分課程、認真對待每一節課、認真對待每一個細節、認真對待每一個知識點。
（五）啟發式教學法
我國古代教育家孔子最先提出了啟發式教學法，然而在西方經濟學教學方法的研究中并沒能具體細化，也不具可操作性。事實上，這種方法不僅可以應用于教學的初始階段，而且還可應用于教學的全過程。教師不僅可以利用教學內容之外的經典寓言、人生哲理、世界觀與價值觀等方式來開展教學，還可以利用西方經濟學課程自身內容進行啟發。
教學過程中的啟發非常重要，它能引起學生對本課程的興趣。教師在授課過程中可以結合經濟生活的現實，提出一些問題啟發學生進行思考。例如：在日常生活中，企業微觀經濟主體是如何定價的？該考慮和權衡哪些變量和因素？如若定價不當會引起什么樣的后果？現實當中又有哪些成功案例和慘敗的經驗教訓？這一系列問題對學生的啟發足以引起學生對微觀經濟學的興趣。再比如，在宏觀經濟學課程中，如何判定與認識宏觀經濟形勢與趨勢?宏觀經濟政策該如何制定？政策力度該如何把握與決策？政策效果當如何評價？這一系列貼近現實的問題必然能激發學生對西方經濟學課程的學習熱情與積極性。
（六）興趣式教學法
興趣教學法對于任何一門課程都非常重要，然而在西方經濟學教學方法研究中，筆者之所以撐起為“新方法”，是因為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興趣式教學法的核心在于從根本上激發教師“教”的熱情與學生“學”的興趣。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如何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理應成為授課教師思考的重要問題。當學生興趣被調動時，教師就在一定程度上駕馭了整個課堂，教學效果的提升也就完成了一半。至于學生的興趣如何激發，其實上述每一種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學生興趣的調動，將學生導向有意義的學習，促進其知識的長期保持，并為其進一步的深入學習與探究提供了動機。從宏觀層面來講，校園的教風與學風、良好的校園文化塑造、學生整體的精神面貌等都會對其有較為深刻的影響；從微觀層面來看，教師的人格魅力、具體的課堂傳授方式等的影響更為直接。
從某種意義上說，調動學生對課程的學習興趣是一門藝術，它并沒有標準劃一的方法或模式。對于具體的課程內容而言，教師可以舉一些生活中的例子，比如常見的生活案例，“假定今天早晨你的口袋中只有3元錢，你如何安排你的早餐？”“假若只有饅頭和油條，你又會如何選擇你的消費組合？”這會讓學生對“消費者行為理論”產生濃厚的興趣。這樣的興趣激發式教學會讓學生在課堂內外的學習產生意猶未盡之感。
（七）實驗教學法
盡管實驗教學法在眾多課程（如物理、化學等）的教學中被廣泛應用，然而事實上，這一方法目前在國內經濟學理論研究和教學實踐中并未得到足夠重視。盡管實驗經濟學這門課程近年來已逐漸被引入到我國，并重點采用實驗方法進行教學，但截至目前，它在我國高校的西方經濟學課程教學中應用仍較為鮮見。
實驗教學法的應用，不僅可以充分調動學生對本課程的學習興趣，實現學生對課程教學內容的理解，還可以激發學生的創新動力與熱情，進而轉向研究式學習的境界。因此，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教師應適當地運用這一方法。事實上，很多教師會有疑問：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中如何去設計實驗？換句話說，設計實驗很難。事實上，現有研究已為教師提供了很多良好的素材，教師主體在這一領域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經濟學家張伯倫（E.Chambelin）曾在哈佛大學創造了第一個課堂市場實驗，用以研究市場的不完全性。盡管由于眾多原因他當時未能取得成功，但這卻為實驗方法的應用與拓展提供了重要思路。隨后，當時還是哈佛大學研究生的史密斯（V.L.Smith）開始深入思考經濟學研究的實驗方法，并倡導經濟學實驗方法，促成了實驗經濟學的產生。借鑒史密斯有關市場機理方面的研究，筆者認為同樣可以設定由某班全班同學進行經濟學實驗，具體的做法是：將該班同學隨機分成市場上的購買者和銷售者兩組，然后由這兩組模擬市場進行自發交易，最后通過實驗中的供需情況，來觀察市場上的均衡價格是如何實現的。這樣可以讓學生充分體會供求理論以及均衡價格的決定過程，進而也使其能夠通過實驗實現對理論的驗證。
三、評價與建議
以上論述了筆者在西方經濟學教學實踐中探索的一些可行的新方法。事實上，以上方法的運用，教學效果也較為顯著。學生課堂學習與課外學習和討論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得到充分調動，他們從事學術研究與創新的內在潛力也得到挖掘，不僅表現在課程成績和成果方面，還表現在理論的升華、分析問題的視角拓展與能力的提升、實踐應用等諸多方面，學生的創新實踐立項、獲獎、等比率均表現出不斷攀升的態勢。
需要說明的是，文中所述教學方法的先后順序并不意味對其重要性的主觀價值判斷。事實上，在教學實踐過程中，我們也很難量化每一種方法的具體效果。這一系列的“新”方法，與傳統的高等教育學中所提及的一般教學方法相比，結合了經濟學專業的學科特點和西方經濟學課程的自身特征，顯得更為具體、更為專業，因此更具有針對性。在教學實踐過程中，教師還應注意以下幾點：
首先，筆者建議在西方經濟學課程教學實踐中，對以上教學新方法進行綜合運用，而不是單一方法或單純幾種方法的組合運用。
其次，鑒于專業之間的差異，比如經濟學專業與其他經濟管理類專業之間的不同，教師也需要在教學方法的具體應用上有所側重。
最后，教學方法的內涵界定上通常不僅包括教師“教”的方法，而且包括學生“學”的方法，本文這里論及的“新”的教學方法，事實上更凸顯了這一方法論上的內涵特征，即不僅對西方經濟學教師在“如何教”方面具有借鑒意義，而且對學生在“如何學”（包括批判式學習、創新式學習、研究式學習、體系式的系統學習、實驗中學習等）方面具有重要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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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Western Economics in China
Fan Shide
關鍵詞：國際貿易理論；國際分工；世界市場；中國市場經濟
一、引言
馬克思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是在西方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上進行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國際貿易理論通過研究國際貿易、世界市場和國際分工三者的關系，對國際貿易現象的產生提出了深層次的原因，闡明了資本主義國際貿易的動力、利益的來源等。而西方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主要是更好地為資產階級的利益而服務，為了追尋超額利潤而推動國際貿易，為了更好地促進貿易發展而提供理論指導。兩者在研究方法上、側重點、內容和對象上各有不同。通過對兩者的比較研究，可以更好地為我國參與國際貿易進程提供良好的借鑒，從而促進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的提高。
二、政治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
馬克思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是在西方經濟學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之后提出來的，應該說，馬克思國際貿易理論是對西方經濟學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借鑒與批判。馬克思國際貿易理論較為籠統地圍繞著國際貿易、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這三者展開。在西方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上，來科學地揭示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規律。因此，馬克思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主要是由國際分工理論、國際價值理論和世界市場理論組成，在國際貿易發展的背后，來統一地揭示這一現象的產生。可以說，馬克思國際貿易理論是源于它對資產階級國際貿易實踐的探究，不是簡簡單單地解釋表面現象。通過對現象的觀察，得出一個總體的規律。馬克思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出現，是由于資產階級追求超額利潤而產生的。對馬克思國際貿易進行研究，能更好地幫助我們參與國際貿易的進程。國際貿易的發展主要圍繞著國際分工，通過國際分工，可以使參與國際貿易的各國提高工作效率，從而獲得利潤。這也是西方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中心思想。國際分工是國際貿易的基礎，國際分工的發展推動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馬克思認為，科技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推動了各國的國際分工，再加上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的不斷進步，這使得國際貿易迅速發展。要真正地了解國際貿易，就要更好地了解國際分工。
國際分工的出現，促進了各國的生產效率，使得各國的勞動力資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國際分工超越了社會分工的界限，如果沒有了國際分工，就不會有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的出現。一直到今天，國際分工在國際貿易中也起到巨大的作用。通過國際分工，使一種商品可以在各國利用各國的優勢，比如技術、勞動力、土地、資源等，從而使成本較低，獲取更大的利益。雖然國際分工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國際貿易的發展，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有些落后的國家參與國際分工是被迫的，資產階級為了取得利潤，通過戰爭等方式攫取落后國家的資源和勞動力，迫使落后國家參與國際分工。而這一現象，也是不合理的國際分工，這一點，西方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卻忽視了社會和歷史原因，只停留在經濟手段上。除了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的發展還與國際價值與國內價值有關。國際價值與國內價值的差異也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又一重要原因。馬克思認為，價值是商品交換的依據，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該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一原理，可以體現在國內市場，也可以體現在國際市場。在國際市場上交換的商品，其價值，就是要通過國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體現。國際價值與國內價值的不同，使得資產階級國家通過開展國際貿易來獲得差額。資產階級通過國際分工產生的成本較小的商品，因為國際價值與國內價值的不同，將商品放在國際市場上售賣，所取得的利潤，要遠遠大于國內取得的利潤。在國際經濟關系中，或者是由于商品的獨特性，使其擁有國獲得商品的壟斷權，競爭規律受到限制，壟斷價格取決于國際市場的需求量，這使得擁有國大大受益。因此，國際價值也是推動國際貿易發展的因素之一。國際經濟的發展，需要一個巨大的舞臺。而這個舞臺，就是世界市場。
西方的資本主義，以殖民擴張的形式，將東西方國家聯結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使西方的經濟可以不僅在國內發展，還可以在世界范圍內更大程度地獲益。因此，可以說，世界市場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和關鍵，世界市場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養分。只擴大市場，這對資本家的生產和銷售都是不可或缺的。世界市場的聯結，可以將國內分工擴大到國際分工，可以提高商品的國際價值。而在馬克思世界市場理論中，需要提到的理論家是盧森堡，她首創了世界體系論，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世界體系。她在世界體系方法論的指導下，提出了內部市場和外部市場。這一理論拋棄了傳統的國際政治領域，而是把市場延伸到不同性質的經濟成分間的交換。資本主義間的交換，只屬于內部市場的交換。而資本主義和被其剝削的非資本主義經濟體之間的經濟交換，就屬于外部市場的交換，這屬于不同經濟成分之間的資本輸出，這對馬克思世界市場理論作了更深入地展開和論證。因此，從盧森堡的理論中我們可以得出，資本主義是不能獨自存在的經濟成分，資本主義如果沒有同非資本主義交換，就不能生存。也可以說，國際貿易，是資本主義得以發展的首要條件。通過這一系列的研究，可以說，國際貿易在社會生產下的作用，既是有利的，也是有弊的。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通過國際貿易，可以實現各國的勞動力、資源、技術等要素的國際交換和合理配置，從而提高了生產效率，降低了成本，促進了一國的國民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福利的擴大，促進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調整。但是，從社會的角度來說，國際貿易的產生，并不是一個自愿和不流血的過程，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獲得超額利潤，擴大世界市場，必然要迫使落后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另一方面，如果生產的無限擴大和需求的有限減少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產生矛盾，這必然會產生經濟危機，這在歷史上也已經證明了。
三、西方經濟學中國際貿易理論
西方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從重商主義開始，經過各個時代經濟學家的補充，直到現在，已經大概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西方國際貿易理論主要可以提及的是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和新國際貿易理論。西方經濟學在國際貿易中，雖然提及的是自由貿易，但是在這些理論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發現，都是由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聯結在一起的。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和新國際貿易理論雖然有一定的保護主義，但主要著重的是自由貿易。而比較著重保護主義的有漢密爾頓的保護關稅論、李斯特的幼稚工業保護論和凱恩斯的對外貿易乘數理論等等。西方經濟學從早期的重商主義開始，這是資本主義早期的國際貿易理論，呈現出國際貿易理論的萌芽，但不可避免地在實踐中暴露出很多問題，接著亞當•斯密提出的絕對優勢和大衛•李嘉圖提出的比較優勢對此進行完善，要素稟賦理論是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完成的，是現代國際貿易理論的新開端。隨著時代的進步，傳統國際貿易理論越來越無法滿足新的國際貿易的需要，在此基礎上，又產生了新國際貿易理論，主要有規模報酬遞增理論、產業內貿易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等，這些理論可以解釋當代國際貿易發展產生的新情況和新問題，但相對的每個理論都有其弊病，而需要應對新問題，需要多者統一起來討論。隨著科技的發展，各國的距離已經無法阻擋國際貿易的發展，一些發展中國家也漸漸地融入國際貿易的潮流，而面對這一情況，西方經濟學也相對應地提出了保護貿易理論，如普雷維什的中心－論。從而更好地為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貿易的實踐提供了理論指導。西方經濟學的國際貿易理論，從重商主義開始，都是圍繞著資產階級的利益這一中心來思考和研究的。如何在國際貿易這一浪潮中獲取更大的利潤，通過世界市場和國際分工來更方便地為資產階級提高效率，這是西方經濟學永恒不變的主題。從早期的重商主義貿易學說開始，其主張認為一國積攢財富的手段，就是要增加貴金屬貨幣財富，而為了獲取貨幣，需要發展對外貿易，促進本國商品輸出，實現本國貿易順差。早期的西方國際貿易理論已經有了貿易順差的意識，擴大一國的出口，可以增加一國的財富，這為以后的國際貿易實踐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然而早期的重商主義存在著較大的局限，資本主義只是把眼光局限于貨幣上，而沒有注意到國際分工和貿易的發展可以帶來多大的財富。基于這一思想，絕對優勢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就把國際貿易注重在國際分工上，各國參與國際分工，可以通過各自的優勢，而提高經濟效益，從而實現雙贏。之后，相互需求論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又提出了新的貿易分析模式，它提出了國際貿易是建立在兩國的需求強度上，需求強度如果發生變化，則貿易條件也會隨著發生變化。
綜合以上的理論，在20世紀30年代，瑞典科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了要素稟賦理論，認為不同國家商品的相對價格的差異決定了比較優勢和貿易模式。這一理論，也為日后的新貿易理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二戰之后，新形勢下，國際貿易出現了新的特點，如何來解釋這些變化，新國際貿易理論試圖用多方面多理論來研究，比如規模報酬遞增理論，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單位成本的遞減而取得成本優勢，以規模報酬遞增為基礎的貿易分工可以使一國擴大產業規模而獲利，從而更好地參與國際貿易。與規模遞增從而成本遞減不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通過技術的創新和擴散，來解釋新形勢下的國際貿易。新技術的創新，可以使一國在參與國際貿易中率先獲利，但是隨著模仿時滯的克服，新技術傳播到各國，一些落后國家也擁有了該項技術。這一理論也符合當代國際貿易的新形勢。這些理論都為國際貿易的發展提供了指導意義，但是都具有片面性，無法解釋全部的新特點。因此，新國際貿易理論只能解釋表面現象，卻不能挖掘國際貿易新形勢更深層次的原因。在參與國際貿易的進程中，總有率先崛起的大國，也有落后的國家。
如何讓這些稍顯落后的國家，如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德國在國際貿易中獲得利潤，西方國際貿易理論還相對應地提出了保護貿易理論，其主要的論點有漢密爾頓的保護關稅論，李斯特的幼稚工業保護論，凱恩斯的對外乘數理論，這些貿易理論為一個稍顯落后的國家如何在國際貿易中獲利提供了理論支持，但是各個主張仍有其局限性，例如在幼稚工業保護論中，在具體操作上對保護對象的選擇并沒有做深層次的分析。如果保護手段選錯，也難以達到預想的效果。而對于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經濟進程，中心－論提供了新的方向，發展中國家應該擺脫發達國家控制的體系，但其發展并不理想，中心－論拋棄了市場機制，想要爭取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但是對于現在的經濟狀況來說，是很難做到的。西方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雖然組成的理論龐大，但是各個理論都有其優勢和不足，各有其側重點，不能一概而論。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主要是對國際貿易理論的主體和分工上進行綜合的研究，新國際貿易理論又是在新的形勢下產生的新問題和新特點的不同解釋，每一個理論雖然不同，但都有相關的關系。一個現象，可能是由多個理論來解釋的。西方國際貿易理論并沒有對背后的經濟現象作深層次的研究，只將研究的重點集中在如何通過國際貿易取得利潤，這與馬克思國際貿易理論研究的重點不同。但是，西方國際貿易理論又值得我們好好研究深思，它為各國參與國際貿易提供了理論指導，每個國家的國際貿易實踐或多或少都借鑒了西方經濟學，它對我們的影響重大。
四、比較與評價
馬克思國際貿易理論是在西方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之后誕生的。馬克思國際貿易理論在深刻地研究了西方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了其國際貿易理論。兩者的相通之處都看到了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國際分工是國際貿易發展的主動力，國際分工發展較快時，國際貿易發展也較快，國際分工還影響著國際貿易的利益分配，在傳統的國際分工中，資本主義國家和落后的國家的分工是不平等的，資本主義國家剝削落后的國家。馬克思國際貿易理論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在西方國際貿易理論中，并沒有把社會差異和歷史范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而只是假設于參與國之間貿易位置的平等，通過這一方面來推導理論公式。可以說，在國際分工上，兩者都注意到了，可是側重點卻有所不同。除此之外，在國際價值上，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因此，商品在國際市場上是由國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可以獲得的利潤更大，因此商品就更青睞于放到國際市場上去賣，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這一思想，又與西方國際貿易理論中的要素稟賦理論類似。要素稟賦理論的一般均衡框架為不同國家相對價格的差異決定了比較優勢和貿易模式。兩者互相類似卻又不完全相同。馬克思揭示的是國際貿易商品交易的一般規律，是為了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要素稟賦則是通過了解各國商品相對差異，來更好地為國際貿易服務，出口該國相對富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商品，進口該國相對稀缺而昂貴的要素密集型商品。可以這么來說，馬克思國際貿易理論和西方國際貿易理論都有其可以借鑒的地方。兩者相互關聯，西方國際貿易理論的提出為西方的國際貿易實踐提供了理論支持，并且在時代的進步中不斷完善，而馬克思通過研究這些西方的具體實踐和相對應的技術，更概括地揭示了資本主義參與國際貿易的基本矛盾和一般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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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為全面了解國際經濟學課程教學的實際情況,采用問卷調查法,研究了學生對該課程的總體評價、學習態度、理解能力、對教學方法及教學形式的期望等方面。在此基礎上,提出要分級分專業教學,彌補教材的不足,推動互動式教學,以及要積極備戰雙語教學,以便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
關鍵詞:國際經濟學;教學效果;教學方法;雙語教學;調查分析
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部分高等院校開設了國際經濟學課程,隨后,該課程在全國迅速普遍,目前已經成為經濟學類專業的一門主干課程。國際經濟學是涉及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西方經濟學等的綜合叉學科,他主要運用微觀、宏觀經濟分析中的一些分析工具和模型,來研究世界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和利用問題。在經濟國際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經濟學課程越來越受到各高校的重視。目前,國際經濟學的課程教學還存在著不少問題,筆者做了一次國際經濟學課程教學調查,利用調查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并結合學生實際情況,提出了改進該課程教學的建議與方法。
一、樣本與數據說明
本次調查以河北農業大學經濟貿易學院和現代科技學院的經濟類專業的本科學生為調查對象,主要涉及國際經濟與貿易、經濟學和市場營銷3個專業。為了數據真實有效,問卷采用匿名填寫,共發放200份問卷,收回198份均為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9%,有效率為100%。本次調查內容較為詳實,樣本涉及不同學院、不同專業,具有較強的代表性。
二、國際經濟學教學現狀分析
為了全面了解國際經濟學課程教學的實際情況,①收稿日期:2009-04-15作者簡介:劉妍(1981-),女,河北保定人,碩士,助教,主要從事國際經濟學的教學與科研工作。第11卷第2期2009年6月河北農業大學學報(農林教育版)JournalofAgriculturalUniversityofHebei(Agriculture&ForestryEducation)本次調查主要從學生對該課的總體評價、學生的學習態度、理解能力、對教學方法及教學形式的期望等幾個方面展開。
(一)總體評價調查顯示,有107名學生對國際經濟學表示很感興趣,占總回答人數的54·04%;38·38%的學生持有一般興趣;另有7·58%的學生不感興趣。可見,大多數學生都比較喜歡學習國際經濟學,這表明該課程具有一定的吸引力,這與國際經濟學本身具有的現實指導意義有一定關系。不過,學生普遍反映該課有點偏難。調查中有8·08%的學生認為它是最難的課程之一,39·39%的學生感覺比較有難度,另有46·47%的學生認為難易程度一般,僅有6·06%的學生覺得比較容易。在學習的困難方面,38·46%的學生認為圖形解釋難度最大,29·23%的學生認為難以把握經濟學思想,16·92%的學生認為數學基礎薄弱是學習的障礙,另有15·39%的學生認為該課知識量太大,無法全面掌握。可見,該課程對大多數學生來說還是有一定難度的,但前面表明,仍有多數學生對其很感興趣,并沒有因為其難而失去學習的信心。一方面,這表明學生能夠認識到國際經濟學的有用性,挑戰難度也是對自身能力的一個考驗;另一方面,作為教師,更應該透徹掌握該課程的精髓,抓住教學任務的重點,努力為學生排疑解難,以進一步增強學生學習的積極性。21寫作秘書網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1.086
1研究背景
西方經濟學是經濟和管理專業的核心課程。在現代社會，資源配置的手段主要有兩種，即市場和政府。而西方經濟學主要是探究在現代經濟制度下如何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其中微觀部分主要分析市場如何配置資源，宏觀部分主要分析政府如何配置資源。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政府資源配置的方式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自政府明確提出構建公共性政府（服務型政府）以來，政府的資源配置已經基本完成了從競爭性領域的撤出，資源愈來愈從生產領域轉向公共領域，亦即黨的文件中所提到的“有所為，有所不為”。政府資源分配重點日益與從國計走向民生，越來越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連，如基本醫療保障，養老保險、住房補助、教育扶持等。而微觀領域的資源配置主要由市場進行，理論和實踐也印證了市場能實現微觀領域資源配置的最優。所以在教學中體現這種轉型，讓學生在掌握西方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基礎上，領會到我國經濟體制轉型的必要性，及我國公共型政府構建的歷程和內容，使學生做到理論聯系實際，畢業后走向工作崗位能熟悉我國經濟的基本狀況。因此，在新時期，西方經濟學課程顯得尤為重要。
2西方經濟學教學現狀分析
由于國內外在經濟發展水平、教育體制和教育資源等方面存在著差異，國內外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方式上有所不同。
2.1國外教學方式
國外多數大學在基礎課教師配備方面建立了嚴格的輪換上課制度。例如美國一些大學十分重視通過網絡資源來強化經濟學的課程教育。學生可以通過網絡來完老師布置的作業，通過電子郵件回答任課教師提的問題。教師可以通過互聯網安排考試、答疑、批作業等。教師在個人主頁向學生公布本人教課程的內容介紹、教學進度、參考書目以及學習求，甚至把本人發表過的論文以及工作論文等材公布到網上，給學生提供參考。這些手段的運用培養了學生高度的獨立和自主能力，加強了教師與生之間互動和溝通（劉志彪，1999）。
2.2國內傳統教學方式
在我國，西方經濟學作為一門介紹西方經濟理論的學科，具有概念眾多、原理抽象等特點，對學生們來說晦澀難懂，并且傳統課堂教學模式所沿用的是一種教師講、學生聽，靠教師向學生灌輸的應試教學模式。這樣的教學模式使這門課程成了空洞的理論，嚴重影響到學生溝通能力、創新能力的培養和提高。其次據黑龍江省教育“十一五”教育科學規劃課題“新時期高校學生培育工作創新研究”課題組調查發現，有50%左右的學生課后不溫習和課前不預習功課，由此產生教學效果不佳的問題。另外，西方經濟學還存在教學內容設置、課時配置比例不盡合理，以及重理論教學、輕實踐教學，更輕探究型教學的問題，這對西方經濟學知識的理解和今后的工作十分不利，為此，對西方經濟學的教學進行創新，探索一條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提高教學質量已顯得十分必要。
2.3國內教學方式的改進
針對西方經濟學理論教學的枯燥性以及傳統教學方式的弊端，眾多教學者紛紛提出多種改革方案或者建議，主要的觀點集中在案例教學、研究性教學幾個方面：
比較早的討論主張將工商管理類課程案例教學中的成功經驗移植到《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案例教育法由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朗戴爾教授1871年首創，至20世紀初，被美國所有法學院接受，隨后被經管類課程教學所接受。由于這種方法有助于幫助學生掌握復雜抽象的理論、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被國內眾多西方經濟學教師所青睞（鄭凌燕，2008；宋寶莉，2011）。
文良等人為了調動課堂氣氛，提升學習效果，提倡采用辯論式教學法。主要內容是針對一些不同的觀點或者為了加深某些理論的認識，開展一些“競爭好還是壟斷好？”、“失業好還是通貨膨脹好”等諸如此類的辯論賽。為了展開辯論，學生們必須查閱大量的資料，在此基礎上掌握相關的理論知識，因此能調動學生的學習熱情，?Ф?課堂氣氛，鞏固學習效果（文良，2012）。
近年來一些學者提倡研究性教學。該方法主張在教學中將“教學”與“研究”結合起來，教師把研究的思想、方法和新進展介紹給學生、以研究的方式組織課堂活動，學生則在研究中學習和成長，形成獨立思考的氣質和批判精神（曾祥炎，2014）。與這一提法強調以教師為主導不同，董大朋等人主張要以學生為主體，教學過程中要突出學生的主體性和參與性（董大朋等，2016）。另有學者提出以教學團隊形式和教師的科研來推動實施效果會更佳。教學團隊通過指導學生掌握研究經濟問題的方法，引導學生學會觀察問題并解決問題（成新華，2008）。
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近年來一些學者建議采用較新的教學方式。主要分為四小類。首先是網絡課程（幕課、微課）方式（楊繼波，2013；韋忠娟，2014；施淑蓉，2015；）。通過網絡課程或微型課程的方式，使學生達到可以隨時隨地、利用零散時間學習的目的。其次是多媒體教學法。唐秀偉等人建議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優化整合案例資源（唐秀偉、李偉，2012）。還有學者將“翻轉課堂”的教學方式引入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當中。“翻轉課堂”教學方式源于2007年的美國。“翻轉”意味著將課堂講授、課后鞏固和課下作業這一套傳統的教學方式顛倒過來：學生先在課下看教師提供的教學視頻進行學習，在課堂上就不清楚的問題向教師請教或與教師進行交流（施淑蓉，2015；戰岐林，2016）。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建議使用微信、微博、博客和校園論壇等互動媒體對課堂教學進行補充（陳麗，2016；楊祖義，2016）。這些新型信息手段的利用，方便了師生，豐富了教學內容，拓展了西方經濟學教學的地理空間，將有形教室和無性教師結合得天衣無縫。
3建議：將探索性教學引入西方經濟學教學
綜上可知，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方法的改革中，學者們要么集中在教學內容的深化或延伸上，例如案例教學法是對經典案例的充實或者加入中國的具體案例、教研結合法是將教學和研究進行連接和延伸；要么集中在教學手段上，例如辯論教學法利用了辯論賽的特點、幕課和微課等利用了各種新型的電子信息手段；要么干脆將傳統的教學方式倒了個個，例如“翻轉課堂”法。這些對西方經濟學課程教學方法的改革反映了學者們對改進傳統教學方式的努力，在西方經濟學教學改革進程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但是，學者們很少用到“探究式教學”方式。探究性教學概念自美國生物學家施瓦布于1961年提出以來得到了教育界的充分肯定。這種方法突破了過去填鴨式的教學方式，把教師的“備課”變為“設計”，從課堂上的“獨白”走向“對話”，從知識點走向問題域（郝志軍，2005），是一種教學方式的重大變革。然而，我國目前“探究性教學”在師范類專業使用比較多，而在普通高校的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很少使用。
（一）二元論的研究方法
國際法學界一致公認國際法學起源于荷蘭人胡霍·格老秀斯。他把國際法歸入兩個不同的淵源：自然國際法的淵源是理性，實在國際法的淵源是締約國的意志；自然國際法與實在國際法處于兩個不同的體系，它們通過自然法中要求國家遵守條約的唯一橋梁聯系在一起。格老秀斯在國際法研究路徑方面是二元論的研究方法，形成格老秀斯二元論的學派（費德羅斯，1981）。
（二）自然法學派的研究方法
格老秀斯以后國際法學分為純粹的自然法學派和純粹的實在法學派。穆埃爾·普芬道夫是純粹自然法學派的創始人和代表人物。普芬道夫采納了霍布斯的理性自然法學說。他們認為國際法不是實在法，而是自然法，由純粹的理性原則構成，否定條約和國際習慣的效力（費德羅斯，1981）。在法學方法論上自然法學派采取價值判斷的方法和演繹的方法，即從道德、理性、法律良知、自然法則的基礎上推演出整個國際法的體系、規則。自然法學派構建整個國際法體系時運用的是唯心主義先驗的演繹方法和路徑，其致命弱點是整個法學體系的基礎是不可靠、不清晰的。在這種研究方法中，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其想證明的國際法原則和規則。
（三）實在法學派的研究方法
實在國際法學派與自然法學派的理論完全相反，在批評自然法學派的國際法理論的不確定、含糊不清的懷疑聲中，實證主義國際法路徑、方法適應了國際社會發展的需要，逐步取代自然法學派。實在國際法學派繼承了英國學者蘇支的觀點，習慣國際法是國際法中最重要的淵源，它否認自然國際法本身的存在(勞特派特,1989)。實在國際法學派將意志作為國際法理論的基礎，將國際法建立在國際法主體的國家同意的基礎上；它把聯合國《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的規定確定為國際法的淵源，以此徹底與自然法學派劃清界限。各國明示承認的一般或特別國際條約、各國默示承認為法律的國際習慣、各國公認的一般法律原則才能成為國際法原則、規則和規范，實在國際法已經將各國在法律上的確信作為國際法的基本前提；而法學家的理論學說、國際法庭或國內法庭確定的某項規則的司法判例未獲得各國的確信，因此不是國際法的淵源，至多是解釋國際法規則的輔助資料。
（四）第三世界國際法方法
根據占統治地位的實在國際法學派的方法論，發達國家只要堅守以同意和確信為基礎的實在國際法，就可以維持原來的國際法體系，發展中國家提出國際法的新建議，發達國家只要不同意，就沒有新規則產生。為了打破這種不公平、不合理的國際體系和秩序，建立新的國際體系和秩序，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法學者提出了發展和研究國際法的第三世界路徑和方法。國際法第三世界方法側重于對現代國際法的歐洲中心論進行研究，對其不公平性進行批判，并試圖構建公正、公平的國際法律秩序。國際法第三世界方法是國際法學界的一種新的研究路徑和方法，同時它也是國際法律制度中的一種思想政治運動(李洪峰，2011)，其主要特征是它的批判主義方法論。
（五）國際法研究的其他新方法
1.法律的經濟分析方法
法律的經濟分析方法是二戰后法學家將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引入法學而產生的，它以效率為中心，分析法律制度的交易成本，論證法律制度的性質、必要性、合理性，將一切法律制度和法律活動納入資源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的價值判斷標準之下，以達到效率最大化的目的（錢弘道，2006）。國際法學者將經濟分析的方法引入國際法的領域（DunoffandTrachtman，1999），使用成本收益分析等經濟學研究方法，使得國際法研究得到技術規范的支持，考慮國際法規則在合理化選擇時，法律經濟分析方法可以集中在相應變量上，提出假設，然后對假設進行合理性論證，這樣使得經濟分析方法可以成為締結條約與國際組織、確定國際權利與義務的互動性的工具。當然，經濟分析方法仍然存在著很多缺陷，這種方法的應用研究尚待深入，但是在國際司法權設置、國際環境保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方面適用經濟分析方法出現難以量化的困境（潘德勇，2010）。
2.建構主義方法
建構主義是當今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3個主流學派和主要方法之一。建構主義學派認為：國際結構和國際體系是由一系列的身份和利益的要素組成，如身份、知識、規范、觀念、意識、文化等等，其功能的發揮需要從行為體身份和文化的要素中推導出其“機制”；國際結構（國際體系）就是社會結構、文化結構（劉志云，2009）；國際法是一種社會規范，是國際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國際法學派認為，國際法的約束性和合法性來源于自身，來源于道德、理性、人類良知。實在國際法學派認為，國際法的約束性和合法性來自于國際社會成員的認同與確信，來源于制裁。國際法的制裁是非常軟弱的，因此，實在國際法學派有時懷疑國際法是否是法律。自然國際法學派的觀點是先驗主義、形而上學的，缺乏客觀的依據。而實在國際法學派走上了另一個極端，一個國家不能采取功利主義的立場區別對待國際法規則的確信問題。建構主義主張國際結構機制需要從文化要素中推導出來，它有一定的缺陷：正如它的反對者提出的那樣，任何人都能虛構合意的原則和美好的未來，關鍵在于國家如何確信國際法具有法律約束力。建構主義認為國際法的約束力產生于一系列文化要素，如果這些文化的要素，比如羅爾斯的“社會公正”、資源優化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等規范，能夠被各國所認同，受其約束，那么國際法規則的產生、遵守就不會產生問題。建構主義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它的整體主義的方法，即國際社會整體高于個體。建構主義學派認為，作為“國際機制”的國際法不僅僅規定了國家原則，還規定了國家作為國際行為體的身份，為其設置了國際體系中處理與成員關系的行為規范、判斷標準，提供了外交語言。二是國際法的社會功能（劉志云，2009）。作為“國際機制”的國際法由文化要素推演產生，這個過程需要經過價值判斷和文化比較學習。當今世界是一個由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形成的社會，多元文化與多元價值觀是平等的，應當相互學習、相互借鑒，以達成共建和諧世界的目標。建構主義學派的整體方法和社會功能對于普遍國際法原則、規則、規范的建立和實施有著積極的意義。
二、國際經濟法的研究方法
經濟的全球化使得國際關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國際經濟關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成為國際關系中的重要方面，國際競爭逐步成為經濟的競爭和科技的競爭。而國際經濟交往活動主要通過自然人和法人開展，法律對國際經濟關系的調整出現了很多新情況，因此在國際經濟法領域出現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
1.國外關于國際經濟法的研究方法
國際經濟法是法學領域的一個新的法律部門，突破了國際法主體只是國家和國際組織的范圍，因此出現了經濟的國際法和跨國經濟法的區別。以斯瓦增伯格為代表的經濟的國際法學派，即國際經濟法“狹義說”學派，屬于實在國際法學派，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實證主義的方法，是歸納方法。20世紀50年代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杰塞普提出了跨國法的新概念。國際經濟法的“跨國說”學派采用經驗主義、實用主義、現實主義、比較法等研究方法，突破國際法與國內法的界限，以跨國法或第三法律秩序的概念概括國際經濟法的研究范圍。
2.主流中國國際經濟法的研究方法
中國國際經濟法的“狹義說”學派秉承國際法規范研究的傳統，在20世紀國際法領域將經濟方面的原則、規則、規范納入傳統的國際法體系，將國際經濟法概括為經濟的國際法。中國國際經濟法學主流學派持“廣義說”，盡管其主張的研究范圍超過“狹義說”，但是中國國際經濟法學，不管是“狹義說”還是“廣義說”，主要采取國際法第三世界批判方法和路徑對國際經濟法律關系進行研究。中國國際經濟法的“狹義說”和“廣義說”均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確立的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特征的國際經濟秩序是不公正、不公平、不合理的，它建立了以美元為世界通用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以世界銀行向成員國提供貸款的國際金融體系，以及以無條件、無差別的最惠國待遇和互惠待遇的自由貿易體系；該體系雖然結束了國際經濟的無法律狀態，但是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在絕大多數亞非國家未參加的情況下建立的，未考慮大部分殖民地、附屬國人民的利益（王鐵崖，1981）；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美元享有國際貨幣的霸權，對發展中國家緩解國際收支逆差的貸款申請提出苛刻的條件限制，美歐國家通過加權表決制操縱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決策權，市場出現以富欺貧的現象，以無條件互惠、大幅削減關稅的自由貿易體制對于經濟發展水平懸殊的發展中國家顯失公平，往往導致發展中國家國內市場的丟失、民族工業的受害和對外貿易的萎縮，長期殖民主義形成的不合理的國際生產分工體系，使得新獨立的國家仍是畸形經濟的原材料產地，極不公平的國際交換體系使得它們繼續遭受發達國家“賤買貴賣”的掠奪（陳安，1998）。這樣建立的屬于舊的國際經濟秩序是和殖民主義經濟體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嚴重地妨礙著發展中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它應當為新的國際經濟秩序所替代。因此中國國際經濟法界，包括“狹義說”和“廣義說”均主張主要通過聯合國大會一系列決議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汪暄，1982）。由于“狹義說”試圖建立的國際經濟法體系存在法律淵源的問題，①同時也由于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實力尚不足以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因此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仍然停留在文字上，并沒有得到期望的結果。
3.中國國際經濟法研究需要新的路徑和方法
國際法著名學者斯瓦曾伯格在談到國際法的研究方法時說：方法只不過是一些工具，而工具則應該考慮到它們所應用領域的特殊性而采用；考慮不同的研究任務，應考慮對不同的研究任務采用不同的方法。斯瓦曾伯格研究國際法學科的思路在今天對我們研究國際經濟法學仍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20世紀60年代以來，77國集團在聯合國大會、貿發會議等范圍內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與美歐發達國家發生了長期的對峙，國際社會已經出現了南北關系的高度分裂。雖然美國次貸危機、歐債危機之后，西方發達國家維持原有國際經濟體系已經力不從心，權利逐步從7國集團轉向20國集團，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三駕馬車的舊的國際經濟體系依然占據統治地位，金磚五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實力還不足以撼動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國際經濟格局和國際經濟實力對比的現實需要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采取合作博弈的新路徑，改造現有國際經濟體系和秩序。中國國際經濟法學不能一味地采取批判主義立場，這種方法不能有效地解決現有國際經濟體系中存在的南北嚴重對立，美國和西方國家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中國不僅僅要批評，更重要的是正面提出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觀點、體制和方案，以及提出適當的策略、路徑和行動方案，主導國際經濟體制和秩序的發展方向。當代國際法的產生有3條路徑，其一由締結國際條約的方式產生，其二由國際習慣的方式產生，其三由公認的一般法律原則而產生。在當前國際經濟關系面臨南北觀點嚴重對立、國際社會嚴重分化的情勢下，通過國際條約和國際慣例產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均能接受的新的國際經濟法規則是不可能的。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應當運用西方國家慣用的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國際經濟倫理，占領國際倫理道德的制高點，然后在此基礎上提出公平、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體系的建設性方案，走一條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新路徑——建構主義的道路。這條建構主義道路就是依據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國際經濟倫理、各文明國家普遍承認的一般法律原則，建立新的、普適性的國際經濟法規則。
三、中國國際經濟法學的建構主義道路
只要國際經濟法以同意作為唯一的國際法產生的基礎和依據，發展中國家倡導的國際經濟法新體系和新秩序就不可能產生，而原有的國際經濟體系依照一般國際法規則還要繼續適用。建構主義的方法論也許能夠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一條解決以上難題的路徑和方法。建構主義方法論并不否認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有效性，同意和確信應當是當今國際經濟法的基礎，它是物質的、客觀的；建構主義方法論從行為體身份和文化的要素中推導出其“機制”，它是思想意識的、主觀的，但是它能夠構成國際社會普遍同意的思想基礎，在國際社會存在高度分歧的情形下，是國際社會進行溝通的最佳方法和路徑；建構主義不同于自然法學派，其演繹和推理基礎不是虛構的道德、理性、法律良知、自然法則，而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國際經濟倫理；建構主義方法論不同于批評主義方法論，不是一味地批評，不是破壞者，而是合作博弈者，是建設者。
（一）用共同價值觀和國際經濟倫理作為先導占領道德高地
1.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構建中國國際經濟學的最基本的評價標準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不僅僅是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價值取向，而且它應當成為國際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價值取向。國際經濟規則應當分為兩類，一類是權利界定規則，另一類是交易規則。國際經濟法的權利界定規則已經基本確定：國際社會各國家是平等的、獨立的，它們擁有國家經濟，擁有航行自由、交易自由，擁有平等參與制定國際交易規則的權利。各國開放門戶、自由貿易及自由投資政策、國際貨幣體制等都是交易規則，各國家可以自由選擇參加或不參加。各國參加國際經濟體制，取得經濟利益最大化是主要動機,因此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應當是構建國際經濟體系和秩序的基石。在國際范圍內，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會產生效益，但是由于各國生產要素的分布不平衡，自然稟賦不同，各國在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過程中取得的利益不盡相同，甚至在極端情況下還可能存在不利益的情形，所以，自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應當是一般原則，但是還是有必要對個別情況進行調整。按照自由貿易與自由投資的規則，在生產要素和自然稟賦方面具有優勢的國家占領了國際市場，在國際市場交換中取得了較大的收益，而發達國家的政府則通過征收本國企業海外貿易和投資的稅賦獲得巨大收益。但是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對于一般勞務輸出和一般自然人流動是例外，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沒有權利到發達國家就業，沒有資格享受發達國家的高福利，同時發展中國家政府從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征稅取得的收益也十分有限。由于國際社會沒有一個世界政府，不能通過稅收的二次分配機制對國際收益公平分配進行調解，因此國際社會的第一次分配以市場為原則，實行效率優先，而第二次分配就需要以公平來調節。這就是聯合國大會多次通過決議要求發達國家將其國民收入的0.7％援助發展中國家的法理依據。這也是世界貿易組織呼吁其成員在提高產品環保標準、服務貿易等方面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援助和技術支持的法理依據。這就是著名倫理學家羅爾斯的人類社會正義的理論必然的邏輯結論。為了修正國際社會的上述“不公正”，各個國家不能將所有的交易機會交給國際市場，它們需要有所保留，需要在開放市場方面進行利益的平衡。各國遵循“靜態比較優勢”的國際貿易理論，以優勢產業建立國際分工，同時又根據“動態比較優勢”的國際貿易理論，實行保護國內幼稚產業和產業扶持政策，開展國際競爭。各國貿易與投資的市場開放與國民經濟穩定有序發展之間的合作博弈，需要價值倫理標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應當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在貿易談判中立場正義性的評判標準。
2.國際經濟倫理是構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體制的理論先導
國際經濟倫理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觀，是判定跨國經濟活動和國際經濟體制道德價值和正當性的標準，是協調各國參與國際經濟活動行為和國際機制正當性的依據。正當的國際經濟體制和機制應當符合以下的國際倫理標準：（1）平等、不歧視平等原則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原則，同樣的原則、同樣的標準必須適用于任何一個國際社會的成員，必須一視同仁。美國要求中國人民幣利率市場化，那么貨幣市場化就應當貫徹到底，其貨幣發行利率也須市場化。各國匯率市場化而貨幣發行和利率無須市場化原則的實質是：美國倚仗美元的實力，通過自由發行美元、控制利率以及強制各國匯率市場化，就可以綁架和操縱國際貨幣體系，違反國際通行的平等和不歧視規則。另外，美國要求其他國家開放市場，卻頻頻向外國企業市場準入痛下“國家安全”封殺令，這種只要本國國家安全、不要他國安全的做法是典型的歧視政策。（2）合作博弈當今世界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各國都可以有其合理的訴求，都可以參加國際公平的競爭；各國通過國際分工形成規模經濟而取得競爭優勢，通過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實現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取得比較利益（周鐘，2002）。按照“帕累托最優”和“帕累托次優”的原則，各國展開合作博弈，包括跨國經濟活動和國際規則制定的合作博弈。按照“帕累托次優”的原則，市場主體在尋求利益最大化時可以損人利己，但是不能損人不利己。按照“帕累托最優”的原則，在制定國際規則時，反對國際合作的行為應當受到譴責。（3）投資貿易自由化貿易投資自由化、市場準入是經濟全球化的基本要求，是在世界范圍內實現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是全世界利益最大化的明智選擇。這個原則不能由于某些國家市場競爭力強時就要全面實施“自由貿易”規則，而某些國家市場競爭能力減弱的領域就要改弦更張，實施所謂“公平貿易”。“貿易投資的自由化”不能為發達國家量身定做。（4）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在國際經濟關系中，市場交換是國際經濟交往主要方式。在自由貿易投資的國際環境中，競爭力較強的國家在跨國經濟活動中取得的比較利益將大于競爭力弱的國家。按照羅爾斯正義論的觀點，競爭力弱的發展中國家同意采納的自由貿易體制為發達國家競爭優勢的企業和產品提供了市場，提供了機會，否則沒有這樣的機會，發達國家就不能從跨國經濟活動中取得巨大的效益和利益，因此發達國家有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經濟技術援助，國際經濟體制和機制的建立，必須重視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周鐘，2002）。（5）公平競爭自由的國際市場競爭可能產生壟斷，同時市場主體也可能通過卡特爾協議合謀形成壟斷，從而妨礙和消除競爭，阻礙科技進步和損害消費者利益，造成壟斷企業的利益最大化、國際社會利益的最小化；市場主體也可能通過不公平競爭的手段擾亂國際市場秩序。國際社會必須超越個別大國利益，實行全面的公平競爭的秩序，制定國際競爭規則。
（二）中國關于改革國際經濟體制和建立公正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立場和策略
1.改良現有的國際經濟體系或國際經濟秩序
現有的國際經濟體系有重大的歷史進步性，雖然它還存在一系列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還不具備建立國際經濟新體系和新秩序的實力，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還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中國的立場不是選擇建立國際經濟新體系、新秩序，而是團結其他金磚國家、其他發展中國家對布雷頓森林體系進行改良。中國可供選擇的目標是：（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當擴大金磚五國和發展中國家的份額，美國和發達國家應當縮小其份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發展中國家救援制定優惠待遇，如果中國的訴求沒有得到滿足，中國可以與其他金磚國家協商成立金磚國家基金，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作為的合理補充；同時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量化寬松政策以及利率政策應當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監督；如果美國同意美元接受國際監督，中國可以同意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如果美國不同意，中國則可以團結其他金磚國家或其他發展中國家伺機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議將特別提款權提升成為真正的國際貨幣。（2）世界銀行應當增加資本金，擴大發展中國家份額；發達國家不同意的話，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有理由成立亞洲開發銀行和金磚銀行。（3）世界貿易組織應當進行改革，不僅把紡織品納入自由貿易的行列，而且農產品、一般勞務輸出、一般自然人流動都應當納入自由貿易、自由流動的行列；對高技術產品不能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自由貿易，否則發展中國家有權將能源、資源、金融、信息產業列入國家安全考慮的范圍；世界貿易組織應當確定一個全體成員都能適用的市場經濟的定義，不能為發達國家量身定做。
2.支持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
中國支持貿易自由化，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國家安全不能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應當將其納入法律約束的范圍；“非市場經濟”的認定不能作為濫用“反傾銷”手段的工具；知識產權保護應當與人類科學技術進步相適應，反對過度保護；支持投資自由化，反對以任意的“國家安全”為借口拒絕外國投資。
3.公正、合理地分配人類的共同財產
在國際經濟法的領域內，我們主張制定交易規則，應當適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而在權利界定方面，則應當適用公平優先的原則。不屬于任何國家所有的海洋（包括北冰洋）、空氣空間（包括溫室氣體排放）、陸地（南極）、外層空間（包括月球、空間軌道）等應當界定為全人類的共同財產，任何國家不能占為己有。人類應當以公平為主兼顧效率的方式予以分配。分配應當“以人為本”，不論膚色、種族、宗教、性別，應一視同仁。國際海底資源、溫室氣體排放額度等方面的分配，應當按照世界人口人均分配。對于地球同步軌道等稀缺資源，應當為后起的發展中國家預留發展的空間。
4.一視同仁行為準則，反對雙重標準
面對飛速發展的經濟，中國經濟學家是否應當發掘經濟學理論的新的生長點？新世紀中國經濟學走向何方？ 伴隨著千禧年的臨近，人們對于下個世紀的中國經濟的發展進行了種種預測。中國 經濟難該頭展，對于中國經濟學提出了一系列新課題，同時，為中國經濟學家提 供了難得的機遇。站在世紀之交，中國的經濟學究竟該走向何方，中國經濟學家能否實 現諾貝爾獎“零的突破”？
沖擊諾貝爾獎是時候嗎?
作為正在走向經濟現代化的發展中大國，中國沒有理由拒絕吸收人類經濟思想的精華 。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學術研究，迫切需要學習和借鑒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們的學術思 想。正因為如此，在1999年諾貝爾獎宣布結果前，中國眾多著名科學家聯合呼吁：“中 國科學家沖擊諾貝爾獎是時候了！”六位著名大學校長認為諾貝爾獎相當于體育上的奧 林匹克金牌，中國科學家應該有志氣、有責任實現諾貝爾獎“零的突破”。
應該承認，無論是哪一個國家，無論是哪種社會制度，真正的經濟學家都是政府決 策和社會經濟管理所依賴的力量。在中國社會經濟日益發展的今天，我們越來越需要經 濟學家的智慧，需要他們為解決社會經濟問題提供理論、方法及模型。中國改革開放二 十年的歷程已經凝聚著一批經濟學家的心血，他們的思想、學術及觀點，已經或正在不 斷地由“精神變物質”。
但稍加審視也不難發現，中國經濟學家一直被經濟學基礎理論的缺位而困擾，這個 問題已經引起了中國經濟學界的廣泛關注。改革開放以前，前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 書（社會主義部分）》作為“經濟學社會主義版”被接受下來，成為中國經 濟建設中必須遵循的理論范式。這個時期由于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中國經濟學界大都 對西方經濟學的新進展知之甚少，對新古典經濟學也總是在當做批判對象時才提及。
二十年來的改革開放，處于過渡轉型期的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相 應地引發中國經濟研究的空前比倬面。中國經濟學家的努力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長足的 進展，但理論落后于實踐的問題并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一方面，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 展在相當程度上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理論研究相對于實踐總是處于被動求解的 局面，對中國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問題難以作出令人信服的、系統的經濟學解釋；另一 方面，對西方經濟學的學習和借鑒總體上還處于引進和介紹階段。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 ，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已經給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提出了難解之“ 謎”，向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提出了挑戰，這實際上也是給中國經濟學家提供了經濟學 理論創新和重建中國經濟學的歷史性機遇。只要眾多的有志于此的經濟學家共同努力， 中國經濟學家在理論上取得重大建樹，并立足于世界先進行列是可以期待的。中國經濟 學家應該把爭取諾貝爾獎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
經濟學：變還是不變
從經濟學本身的發展邏輯看，社會實踐的需要、經濟運行與發展進程之間內在矛 盾暴露的程度、理論積累的深度，是經濟學實現變革的三個客觀的基本要素。中國經濟 學研究落后于發展實踐的現實，意味著經濟學在中國將要實現理論體系和內容上的大變 革。但市場經濟的實踐在中國才剛剛全面展開，市場經濟運行和發展進程中的許多矛盾 尚未完全暴露，新舊體制之間的沖突還交織在一起。對此，中國經濟學家大致有兩種意 見：
一是主張在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框架內糅進有關市場經濟理論。我們認為這種努力 有可能在現有的狀態下取得某些進展，但從基礎理論本身的構建看，卻難以取得理論體 系上的突破。
二是主張以現行的西方經濟學作為基礎理論。我們同意西方經濟學應當成為研究 中國市場經濟的重要理論來源之一，但中國的經濟結構和歷史沉淀，使西方經濟學理論 難以完全與中國經濟運行的現實直接銜接，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不斷深化的現實已經給 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提出一系列難以回答的問題，因而試圖簡單地直接利用西方經濟學 推導出政策性結論，也勢必在現實中碰壁。
長期以來，經濟學對于中國都是一種外來的科學，無論是經濟學還是 西方經濟學，都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經濟學。然而，經濟學的發展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 程，科學的外來性并不妨礙我們在吸收的基礎上參與創造。我們不能重復那種照搬照抄 外國經濟學的錯誤。有的學者批判了過去照抄“蘇聯范式”的做法，卻又傾向于模仿西 方的經濟理論。中國經濟學也曾經歷過這個時期，現在這個時期該結束了。當前，與國 際經濟學的“接軌”的提法很時髦。有些人所謂“接軌”，實際上就是簡單地把西方經 濟學一套現成體系搬過來。市場經濟體制要接軌，關于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是否也要接 軌，以及如何接軌，值得商榷。 我們的看法是，在目前條件下，中國經濟學家應當加強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將 注意力集中在對中國市場經濟運行的若干重大問題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上，注意新的理 論生長點的發掘，不斷研究新問題、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提出新觀點、形成新的 理論思路。只有在理論上經過相當的積累，才是獲得突破性進展的有效途徑，這也是中 國經濟學家能否為現代經濟學發展作出貢獻的關鍵所在。為此，除了對制度進行定位和 進行經濟學分析外，重要的是應把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置于突出位置。在這里，現代經 濟學，特別是發展經濟學所總結出來的市場運行和發展的一般規律都是可以借鑒的，前 提是要恰如其分地把它應用于對中國經濟的特殊分析中。
發展經濟學：中國經濟學家的首選
有必要強調的是，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是二戰后國際經濟學界關注的重 點。劉易斯、阿馬蒂亞·森等人都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著名發展經濟學家。中國發 展經濟學最偉大的貢獻是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論證了市場經濟可以與社會主義基本 制度相結合。為此，中國有必要將“發展經濟學”列為國家重點學科，建立“中國發展 經濟學”研究基地，吸收全國有關人士進行研究和討論，加強和加快研究成果的出版、 發行、翻譯和外銷工作。特別應當注意加強由國家派出中國發展經濟學家代表團赴歐美 一些國家訪問和講學，重點應該訪問美國科學院和有諾貝爾獎得主的大學和科研機構， 千方百計地將研究成果英譯本轉送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甚至有必要每年出面邀 請90年代以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來華講學。
國別的經濟學理論
原則上說，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是無國界的。如果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特殊的經濟學 ，世界上可能會出現100多種經濟學。如果經濟學有國界之分，在本國適用的經濟學理 論，一旦越出國界，在別國就不再適用。那么，這樣的經濟學是否具有科學性就值得懷 疑了。經濟學之所以無國界之分，一方面是由于各個不同國家的經濟學研究對象是共同 的，即都定位于研究市場經濟的運行和發展規律；另一方面，由于經濟學采用抽象法研 究經濟關系，抽象層次比較高，把經濟關系的國別特征舍棄掉，揭示經濟關系內在的本 質聯系和普遍規律性。當然，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資料是具體的、現實的、具有國別特征 的，但這些研究資料經過經濟學家的思維便不再具有國別特征。經濟學理論除了分析分 工、貨幣、價值等這些最一般的經濟關系外，也會從“這些簡單的東西上升到國家、國 際交換和世界市場（《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3頁）”這些具體的經濟關系。無 論前者還是后者，都已不是作為研究起點的那種現實的、具體的經濟關系，因而已不可 能具有國別特征。
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來看，他們獲獎的理由，或是因為建立了一種新的分 析方法，或是提出了一種新的理論，或是開辟了一種新的研究領域，但都程度不同、角 度各異地為當代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獨創性或奠基性的貢獻。他們研究的范圍從橫的方 面覆蓋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國際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四大部分；從縱向上包括 了經濟理論、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三個層面；從流派上涉及劍橋學派、奧地利學派 、瑞典學派、芝加哥學派、新古典綜合派等歐美經濟學眾家之說。因此，“中國經濟學 ”這一概念對于中國經濟學家明確經濟學對中國的改革方向有一定意義，但不應使其成 為拉大與西方經濟學距離的一個術語，必須避免其副作用。
經濟學家要學會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