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8 09:21:12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培育法治思維的前提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一、碩士研究生法律信仰培育的現實意義
（一）實現依法治國的內在驅動力
伴隨著黨的“十五大”確立了“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一系列法律法規出臺、司法改革法治等“硬件”無疑是重要的，但是，我們所追求的對法律的情感和信仰等“軟件”，從一定意義上講更重要。法律信仰是依法治國的基礎和前提。當今的碩士研究生，是當代青年中優秀群體的代表，是依法治國進程中的主體，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主力。因此，加強碩士研究生法律信仰的培育，可以有效地為公眾普遍對法律信仰作出榜樣，是實現依法治國的內在驅動力。
（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促進和保障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建立在社會主義法制基礎上，市場經濟必然是法制經濟。因此一批具有良好法律素質、信仰法律的現代化人才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需的。碩士研究生踏入工作崗位后會成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堅力量，因此加強碩士研究生法律信仰的培育，讓廣大研究生樹立誠實信用觀念、主體平等觀念、法律責任觀念等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促進和保障。
（三）自身成長成才的重要途徑
法律本身具有指引、調控和教育等功能，掌握法律知識、具備法制觀念、樹立法律信仰，是積極的守法、護法和崇法的前提。如果不掌握法律知識、缺乏法律信仰，會導致不能依法辦事甚至走向違法犯罪。碩士研究生是當代青年的優秀群體，要想適應當今社會飛速發展下對人才提出更高的要求，就需要努力學習法律知識，提升法律素質，樹立法律信仰。因此，加強碩士研究生法律信仰的培育，是自身成長成才的重要途徑。
二、碩士研究生法律信仰培育的可行性分析
（一）碩士研究生綜合素質高
法律規則對公眾來說很乏味，普通人根本不能了解，更別說去信仰。相對而言碩士研究生本身的綜合素質高，所以對法律的理解、接受、信任比普通公眾更容易一些，他們可以更容易看懂、了解法律、從而去信仰它。在法律信仰的培育的過程中，碩士研究生可以給普通公眾樹立一個良好的榜樣。
（二）學生比較簡單，可塑性強
其實大學校園也是一個社會，但這個社會和真實的社會比較，更簡單和純粹。學生社會經驗不豐富，理論思維是尚未成熟，同時還沒有真正建立一個成熟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然而，碩士研究生對知識的渴望更強烈，接受新知識、新觀念更加容易，法律信仰的可塑性更強。高校和社會如果作出長期正確的引導，可以很容易地促進碩士研究生法律信仰的形成。
三、碩士研究生法律信仰培養的途徑
（一）營造良好社會環境，保障碩士研究生法律信仰的培育
優化法治環境，樹立法制觀念。法律是否能夠給人們帶來利益，決定了法律能否被人們所信仰。因此，我們的法律要真實反映公眾的期望，這樣的法律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同時我們需要優化網絡環境。當今社會是網絡時代，而碩士研究生又是青年中的優秀群體，受網絡的影響更大。網絡具有高效快捷的特點，可以使學生隨時關注我國的法制進程，在網絡通過正面引導的方式可以加強我國的普法教育。
（二）加強學校法治教育，推動碩士研究生法律信仰的培育
高校其實也是一個小社會，是真實社會的一個縮影。要想培育法律信仰，高校應加強法治教育，營造良好校園法治氛圍。法律基礎課程質量的高低則直接影響著學生的法律素質。因此，學校要在思想上提高碩士研究生們對這一課程重要性的認識，提升研究生的法律素質，為法律信仰的培育提供知識保障。有了理論知識的同時還需要建立法律實踐平臺，學校要充分利用校內外資源設立比較穩定的實踐基地，為同學開展法制文化活動提供方便。
【關鍵詞】法治思維；平安銅仁；分析研究
平安，民之所需，國之所系。2013新年伊始，在關于做好新形勢下政法工作重要指示中明確要求，“順應人民群眾對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權益保障的新期待，全力推進平安中國、法治中國、過硬隊伍建設”。2013年5月31日，深化平安中國建設工作會議在江蘇召開，對會議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發展的基本前提”。由此可知建設平安中國是新時期的重要任務，也是中國夢的重要篇章。而法治是創造平安、實現平安、維護和發展平安的根本手段。同樣“平安銅仁”的建設也需要法治作為保障，需要人們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去建設，現從法治思維角度對“平安銅仁”建設作以下分析。
一、現狀剖析：“平安銅仁”建設面臨的困境
（一）經濟發展落后是銅仁市運用法治思維建設“平安銅仁”的物質障礙。銅仁位于貴州省東北，地處武陵山脈中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較低，經濟發展總體落后，人們過著較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生活，對法律需求不高，對法律調節社會生活的要求不高。低收入促使人們對糾紛的解決途徑往往普遍選擇調解或和解的方式，對訴訟望而卻步，同時“人情案”、“金錢案”、“創收案”的出現，嚴重損害司法機關的形象，影響人們對法律權威的敬畏。為了打好物質基礎，必須發展經濟，銅仁市政府應該以引導、國家幫扶的方式，通過開發旅游業、發展畜牧業、使群眾提高生活水平，同時政府還可減少行政干預和行政審批，推動公民對法治的期望和需求，彰顯憲法精神。人民生活富裕了，才會相信國家法治，從而去遵守法律、運用法律。
（二）人們的法律意識薄弱、法律知識缺乏影響“平安銅仁”的建設。這集中表現在人們對權力的崇拜、權利義務的模糊、主體意識的淡漠和法律知識的缺乏等。當其自身權利被侵害時，要么渾然不知，以“法盲”形態展現于社會；要么屈從于權威，忍氣吞聲；要么置法律規定而不顧，“以暴制暴”。人們法律知識的缺乏不僅影響其法律意識的增強，而且嚴重影響其行為。他們很少知道自己的權利，很少有人借助法律制度維護自己權利，實現自己利益的能力。因此我們要將“書本的死法”變成“現實中的活法”，要在現實中很好地運用法律。一個人法律法律意識淡薄導致的漠視法律，法律知識缺乏導致的無視法律，法律實踐的缺乏導致害怕法律，所有這一切使我們用法律思維建設“平安銅仁”加大了難度。
（三）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執法犯法、權大于法等腐敗現象的存在，影響人們法律信仰的樹立，阻礙“平安銅仁”的建設。有的人明知違法違紀的人和事，卻因為是自己的親朋好友、老關系，就不立案、不偵查，暗里私了。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該判刑的不判刑，該重判的輕判。或明知其違法違紀，卻姑息遷就，包庇縱容，不舉報，不追究，不處理。行政執法人員、公安、審判和檢察機關的干警在執行和司法過程中，為了謀取私利，不依法律的規定，徇私枉法，受賄枉法，踐踏法律。由于這些違法腐敗現象的出現，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素產生，讓我們“平安銅仁”建設遇到了麻煩，所以必須積極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保障“平安銅仁”的建設。
二、路徑選擇：“平安銅仁”建設的解決方略
法治思維，就是以法為價值之要，以法為行為之規，以法為治理之本的思想模式。法治思維是法治建設的系統工程和歷史性任務。在平安中國的建設過程中更應以法律思維去構建穩定和諧的社會。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在新的歷史時期，要堅持把群眾路線與法治思維結合，要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為了加快建設“平安銅仁”，我們必須用足、用好法治思維這一思想利器，以法治的精神和法治的力量為“平安銅仁”建設注力引航。
（一）加快經濟發展，掃除運用法治思維建設“平安銅仁”的物質障礙。打造“平安銅仁”必須堅持有利于法治思維養成的經濟取向，因為沒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不會有市場經濟所提倡的平等、公平、效率和公序良俗等精神成為人民群眾養成法治思維的養分。中國的經濟就不會有飛速的發展，也不能保障和發展民生，更不會讓人們共享平安建設的成果。要切實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工作，努力消除城鄉差別，增加農民的經濟收入。經濟發展了，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會帶動社會民主、精神文明等共同發展和進步，才會促進社會平等。只有通過發展經濟，努力織就一張覆蓋全市人民，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網，這樣才能夯實社會和諧穩定的根基，“平安銅仁”建設也才可能得以實現。
（二）加強法制宣傳和普及教育，培育全民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風尚。法制宣傳和普及教育是提升全民法律素質，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一項重要基礎性工作，在建設“平安銅仁”的過程中更是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首先法制教育要堅持以憲法教育為核心，實現各類法律知識“全方位”普及，把憲法作為領導干部、公務員培訓的必修課程，通過專家授課、座談討論等方式增強其憲法意識。同時抓住社會熱點焦點和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開展有針對性的法制宣傳活動，增強公民的基本法律素養，廣泛開展與經濟社會發展及人民群眾工作生活密切相關的常用法律法規的宣傳工作。再次動員法律專業人士和社會各界人士參與法制宣傳，讓法律知識走進校園、走入鄉鎮、進到農村，去幫助人們解讀法律咨詢和法律困惑，讓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從而強化公眾的法治精神、法治信念和法治信仰，使人們的思維和行動注入法治模式、導入法治框架。最后完善網絡法制教育宣傳，可以依托媒體，通過電臺、電子屏、報刊、網絡全方位、立體式的宣傳法律知識、講解本土案件，將普法教育引入規范化、常態化、制度化軌道，從而達到傳遞法治“正能量”和普法“好聲音”的作用。普法工作任重道遠，非一朝一夕之功，需常抓不懈，持之以恒。要樹立“打持久戰”的思想，不斷深入持久的推動普法教育的開展。這樣，人們的法律知識增強了，法律素養提高了，他們就會自覺維護法律的權威和尊嚴，懂得了法律才不會去做違法犯罪的事情，這就為我們建設“平安銅仁”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培育法律信仰，使人們樹立權利意識。要培育公民的法律信仰，就要提高公民的權利意識。公正的法治應有利于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而法律信仰的形成，就個體而言，其本質就是將法律內化為人的本能的需求。公民權利意識的強弱是法律信仰能否生成的關鍵性因素。從主體層面看，對法律的信仰，以人們的權利意識的覺醒為邏輯起點，以自覺運用法律維護自身權利為外在表現，以積極服從法律為最終目標。切實改變群眾“不信法、信上不信下”和“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偏執觀念和錯誤做法。所以，要培養公民的法律信仰，必須培養公民的權利意識。首先，要喚醒公民的權利意識。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無緣無故的，權利意識也不例外。權利是法律的核心要素之一，沒有對權力的要求，也就無從產生對法的渴望與追求，對自身權利的維護也就無從談起，更不會產生自覺守法來保障別人權利的意識。當然，權利意識不會自覺覺醒，要喚醒公民的權利意識，就必須對其進行法治教育，使他們對自己的法定權利全面知悉并充分理解。只有如此，公民才能依法維護和保障自己的權利，進而增強權利意識和守法意識（維護別人法律權利的意識），形成對法的信仰。其次，進行大規模的普法教育，破除“畏訟”和“訟累”觀念。消除清官情結，樹立法律的權威。只有減少執法違法、司法腐敗現象的發生，才會增強法律的公信力；只有司法公正、執法必嚴，才能讓公民積極守法的觀念逐步形成；只有當法律真正代表了正義和公平，所有邪惡均受到法律的應有懲罰時，積極守法才成為可能。也只有這樣，公民對法律的信仰才會成為可能。法律信仰是無形的，卻是在真正地發揮作用的深層次問題，法律不僅是一種制度、一種秩序和一種統治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法律本身隱藏著一種公正的價值，代表了一種理想信念和文化力量。只有人們從內心敬重法律、信仰法律時，法律才會真正發揮作用。通過培育法律信仰，真正敬畏法律、信服法律，才會通過法律思維和法律方式去做事情、想問題，這樣我們運用法治思維建設“平安銅仁”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平安建設的能力和水平集中體現在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法解決問題。我們要善于運用法治思維謀劃、推進“平安銅仁”建設各項工作，努力把“平安銅仁”建設納入法治化軌道，嚴格執法、公正司法、讓人們群眾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運用法治思維規范社會秩序、維護社會穩定，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對平安建設的重要指示和深化平安中國建設工作會議精神，把握規律，改革創新，銳意進取，扎實工作，努力建設更好的“平安銅仁”，托舉起平安銅仁的時代夢想。
參考文獻
一、依法治校的概念與意義
首先，依法治校是建設現代學校制度，構建新型政校關系的根本保證。一方面，政府、學校、家長、學生等不同主體在現實關系中的權責，需要法制來規范明確。這是建立現代學校制度的前提和基礎，也是教育治理現代化的法律基礎。另一方面，傳統的學校管理是以命令、服從為基本內容的縱向型框架，而當前的法制管理則是以協商、平衡為主要內容的橫向型結構。因此，學校的政策應該由教代會經過科學、民主論證后制訂，減少行政干預，提高學校民主性。
其次，依法治校是提高校長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管理學校能力的迫切要求。隨著學校辦學自的擴大，學校管理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越來越復雜化、多樣化，這都要校長依靠法制思維和法制方式來加強管理。但是，在實踐過程中校長的法制意識比較欠缺，許多校長仍然采用傳統的“人治”思維和行政命令式的方式來管理學校，這顯然已經不適應現代教育發展的需要。在新形勢下，校長需要進一步轉變觀念，由個人治理轉變為共同治理，積極探索“人人參與，人人治理”的法制管理方式。
最后，依法治校是建設和諧平安校園，維護學校及師生合法權益的基礎。校園安全穩定是建設和諧校園的基礎。隨著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入，學校與社會、學校內部之間的各種利益沖突不斷增多，依法治校可以維護學校和師生的合法利益，維護校園的安全和諧。具體來說，一是對內明確法律關系，規范各方行為，減少校園暴力事件的發生。二是對外當學校及師生的合法權益受到不法侵害時，可以尋求法律保護，嚴懲不法之徒，保障師生安全。
二、部分校長的角色定位偏差及原因
目前有些校長把自己塑造成“一言堂”的權力中心，校長權力結構失衡，決策權與執行權集中在一人身上。校長缺少服務意識，隨意使用手中的權力，導致在學校管理中出現許多問題。造成校長角色定位偏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是校長法制觀念淡薄，依法治校還沒有成為學校的自覺行為。
二是監督機制不完善，監督主體不明確；監督程序不清晰，學校教代會雖然有監督的權力，但沒有具體的關于監督程序的規定；監督內容不全面。這些都使得校長的權力處于監督不到位的情況。
三、依法治校中校長的角色塑造
在依法治校過程中，校長辦學理念的實現以及管理活動中主導作用的發揮，不僅取決于校長的地位、權力和能力，而且還取決于校長自身所具有的品質、學識、才能等這些非權力因素。因此，校長應明晰管理責任與管理目標，強化三種意識，突出三種能力。
1.要強化三種意識
一要增強法制意識。作為學校的管理者，校長要養成從法律的角度進行思考的習慣，加強對《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教育法》等的學習，增強法制理念，學法、知法、守法、用法，不斷提高依法治校的能力。同時，校長要認真學習、吃透教育法規，掌握其精神實質，并內化為個人的教育理念，將其貫徹到學校管理中去。
二要增強開放意識。學校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在學校管理主體多元化和市場激烈競爭的形勢下，校長要有強烈的生存與發展意識，要充分認識到新形勢下學校教育面臨的新機遇和新挑戰。因此，校長要根據社會和市場的需求來培養人才，以學校的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不斷地推進學校的教育教學改革。
三要增強民主服務意識。現代管理思想強調民主服務意識。學校管理應“以人為本”，遵循“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原則，制定決策應公開、透明、民主化。比如，要向教職工公開學校財務收支情況、教職工的福利待遇以及涉及教職工權益的其他事項等。同時，校長要不斷完善師生權益保護機制，健全和規范申訴渠道，及時處理教師和學生申訴案件，依法保護師生的合法權益。
2.突出培養三種能力
一是組織變革的推動力。在學校組織變革中，校長需要扮演好變革的發起者、促進者和阻力克服者的角色。校長需要在內心明了變革的價值取向，從組織機構的再造人手，重構學校的管理機制，創建現代化法治型學校。
校長要有自己的辦學思想，在遵循國家教育教學方針的前提下，根據學校自身的特色，在廣泛聽取各方面（包括教師、家長、學生、社區）的建議和意見的基礎上，高瞻遠矚地設定學校的發展目標。
同時，校長要深入研究教育教學規律和人才培養規律，根據學校的實際情況進行改革，不斷完善培養目標，變革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形成自己的辦學特色，建設現代學校制度。
二是法治管理的執行力。校長要在國家教育行政部門方針政策的大框架下，根據學校實際情況，大膽創新，銳意改革，充分發揮自主辦學的積極性、主動性，不斷完善學校的各項規章制度，確保學校管理有法可依。
同時，校長要積極推進校務公開，完善民主監督機制，探索民主監督的有效方式。加強民主管理，嚴格落實教代會制度，充分發揮家長委員會等社會力量對校務的民主管理與監督作用，促進學校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另外，現代校長還要提倡科學管理，建立科學、規范的規章制度，努力改進學校管理手段，善于把最新的科研成果應用到管理領域中來，增強學校管理的科學性、法制性、高效性，并引入合理的競爭機制，實現學校內部結構及育人過程的優化。
三是法制文化的培育力。校長應重視并積極推進學校的法制教育，培育法制文化。
學校要將法制教育納入中小學教學計劃中，研究、編寫法制教材，實現法制教育課堂化。同時還要將法制教育有機滲透在各個環節各個方面。采取多種形式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活動，如班會課主題演講、邀請校外法律人士作報告、法律知識競賽等，營造良好的法制教育環境，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感受法制精神，提高法律素質。
關鍵詞：縣域法治、嚴格執法、法律援助、司法權威、法治文化
縣級是國家政權功能齊全的最底層，是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的具體執行和操作層級，是法治運行依托地、根基層，是法治建設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沒有縣域法治，法治中國就無從談起。縣域法治建設如何推進，著力點在哪些方面，筆者結合自身感受和體會，談點個人的膚淺認識。
目前，盡管我國在惠民或民生領域仍有諸多依靠政策解決群眾訴求、服務群眾、治理社會（把諸多成熟的政策急需上升為法律，這是上層法治建設的當務之急），也有很多法律法規亟待修訂完善。但是，依靠法律法規管理社會、治理國家仍然是我們的主旋律，基本達到了有法可依；依靠法律法規維護著社會秩序，保持著社會穩定，促進著社會繁榮和發展，這是不爭事實。針對現段“不信法”、“以鬧以到省進京訪”來要挾黨委政府而實現無理訴求的一些無序非法現象和“大鬧大解決”、“法不責眾”、“大事小事找領導”等心理怪胎和人情味極濃、遇事托關系的社會土壤，要更加注重嚴格執法，更加注重以嚴格執法來引領社會風尚、營造法治氛圍，更加注重以嚴格執法來維護社會穩定、化解社會矛盾，最終實現以嚴格執法引領法治建設、推動社會發展。
一要強化執法責任查究，倒逼嚴格執法。當前，縣級政府正在實施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制定職責權限清單和不可為的負面清單，樹立“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職權與執法理念，協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強化事中事后監管的執法責任。目前，解決行政執法領域的不公不嚴、夾雜私情私利、不作為亂作為等問題，必須依靠嚴格的責任查究，依靠嚴格的執法執紀；要注重從安全事故、治安災害、、合理訴求、輿論熱點、執法不公等問題入手，實行嚴格的黨紀政紀問責，著力解決監管不到位、執法不規范等問題，以及辦關系案、金錢案、人情案和吃拿卡要等腐敗現象。同時，在政策執行落實方面，黨委政府應注重操作運行機制制度建設，最大限度減少執行政策的隨意性，以規范操作運行機制來培育公職人員的法治程序意識。
二要謹防有損法治的言行，黨政領導是關鍵。黨政領導干部要按照十以來和系列講話精神要求，“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具體到實際工作中，定規劃、做決策事事要有法律法規或制度依據和程序約束意識，注重論證會商過程，要時刻謹防有損法治思維、不符合法治方式、不利于法治建設的行政舉措和言行。就我個人感受而言，有這么幾方面現象或問題要得到切實糾正。
一是不要把法治作為“工具”論，過多過重強調服務于重點項目、重點工作，這不符合法治“平等”的基本精神，也不利于樹立法律權威；二是不要過度依賴發文件、開大會等行政手段來推動指標任務、重點工作的落實和進度，而應依靠制度機制的運行；三是責任查究或檢查工作效果，不能只看結果，而應注重過程；四是上級已有、且具有管束下級的規章制度或辦法，盡量不要重復制定，而應照章執行。比如，我縣的《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細則》下發后，有的鎮和部門跟著出臺了《辦法》以及領導機構，結果卻是應評而沒有評估，受督促或指定后，又不知如何操作。
上述方面的問題，往往形成下級以形式主義應付上級官僚作風，還會帶來文山會海，或者是不計長遠、不考慮整體而為一己之利、完成一時的工作任務。同時，也顯得帶有“人治”管理氣息，在公職人員中蠶食或銷蝕著法治興盛，阻礙著法治思維滋長和培育。
三要把嚴格執法常態化。嚴格執法不是運動式的、急風暴雨式的執法，也不是集中整治式的執法，更不能把嚴格執法等同“頂格處罰”。
運動式的、急風暴雨式的執法活動，可能會有一時的社會效果，但從長遠看，是對法治建設的最大破壞。“頂格處罰”——非法定情形的從重處罰行為，只能扭曲社會的公平正義。時緊時松的執法活動，必然造成選擇性執法，帶來關系案、人情案，甚至徇私枉法、權錢交易等多種社會病灶；若不及時糾正，執法權自然滑向肆意妄為的深淵。嚴格執法應該是一個勻衡常態一貫式的，首先要體現在執法的及時有效性上。違法行為一發生或者一經發現，立即受到公權力查處，發生一件、查處一件，不讓違法行為在社會上有任何不良發酵，杜絕僥幸違法和從眾違法心理。這是保證嚴格執法的前提，也是讓民眾體驗和感悟法治公平正義的首要前提。其次要體現在執法的嚴謹性上。執法人員以嚴謹工作作風和技能及時收集固定證據，執法留痕，不出現任何工作紕漏，有效排出其它可能性；執法過程公開透明，認事不認人，所認定事實經得起方方面面的盤詰和敲打，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檢驗。這有助于讓民眾認可，執法權在法律軌道上運行。第三要體現在處罰的適當性公平性上。處罰違法行為，是彰顯法治公平正義之精神，是法律的指引、評價、預測、教育等功能的著力點。在法律條款幅度內，最大限度地反映立法原意和精神、展現執法目的性，充分推論、比照實踐中的各類情形，以達到最適當格次，盡力剔除處罰作操中的隨意性，使民眾最終認同法治。第四要體現在依法及時回復上。公民訴求一經反映，職能部門或責任主體立即受理，及時依法辦理或答復或告知，展現法治應有的預期效應。即使無理訴求，通過回復，也要及時斷絕他們的心理期待，防止久拖不決或不理衍生其它糾紛矛盾。及時兌現法律的預期效應，是對公民學法、用法的回應。這四個方面，組成渾然一體的嚴格執法，并將其始終保持在均衡一致水平線上，持之以恒、久久為功，必將引領社會風尚，推進法治建設；常態化的嚴格執法，必將形成守法者感覺不到政府執法的存在，而違法者感覺政府執法無所不在。
我們縣級基
層法庭受理的民商糾紛案，法官為“案結事了”，是跑斷腿、磨破嘴，費盡心思搞調解，原因之一就是當事人沒有能力收集或提交證據、更不能把理由和事實用證據形式擺在法庭上、說在法庭上，往往以自認為有理而行蠻行橫；在文化落后的山區鄉村，民事糾紛調解結案占70%以上，這其中就有部分案件是“判下去”的、甚至是無法開庭審理的。這一現實，告訴我們，必須加強法律服務隊伍建設，擴大法律援助范圍，提高法律服務和援助質量及深度。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擴大法律援助范圍，是縣域法治建設重要任務，把家庭不富裕、聘請訴訟有困難，又無文化或文化低的弱勢對象納入法律援助范圍。通過法律工作者的援助與服務，讓他們親身體驗證據收集、保管和提交以及法庭調查等活動過程，使他們切身感受在法治社會里，“正義不僅應當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現”。這無疑是最好的法治教學。這也是新形勢下推進法治建設，落實黨的群眾路線、服務群眾的切入點和必然要求。當前最為緊迫的是法律服務工作者及律師隊伍建設。首先，對行政或事業法律服務機構實行增編計劃，要有充足的人力來滿足法律服務和援助的需求。司法行政機構要把法律服務和援助工作作為主要業務來開展，在一萬人口左右的鄉鎮綜合治理辦公室，要有一兩名能承擔法律援助業務的兼職人員；其次是素質建設，不僅要有業務能力，而且更重要的要有為群眾排憂解難的政治品行和職業道德；第三是規范有償服務的范圍和標準，堅決防止過高收費和濫收費；第四是強化行業監管，及時清除害群之馬。總之，“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擴大援助范圍，保證人民群眾在遇到法律問題或者權利受到侵害時獲得及時有效法律幫助”，是縣域法治建設中的重中之重；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是縣域法治建設的擎天之柱。另外，為緩解基層法庭受案壓力，應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立訴調對接機制，應加強人民調解組織和各類專業調委會建設以及人員培訓。對此，政府應進一步加大經費保障力度。
政府在職能轉變中，各縣都在建立高規格的“政務服務中心”。通過一個窗口展現政府各部門依法依規受理服務職能及辦事流程，尤其是民生領域。這應當是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有機組成，具有法治內涵。進駐中心的公職人員，都應當具有一定的法律素養和實務辦理操作能力，能熟練掌握運用本部門的行業法規或政策。
樹立法律的至上權威是我國依法治國進程中所要實現的目標之一，然而法律權威的樹立是一項系統而復雜的工程，首先需要司法權威和法治文化作為其核心要素和土壤根基。法律通過“最后一道防線”的司法適用而展示法律的生命和權威；人們通過法治文化的熏陶和滲透來影響人們的思維意識，法律才有樹立權威的土壤。
樹立司法權威，當然要精心打造一支值得人們信賴的司法隊伍，按照《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實施系列司法體制改革，但也需要我們黨委政府及其領導要有樹立司法權威方面的思維意識，把它作為份內本職工作來抓，作為法治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來對待，堅決防止有損司法權威的言行、甚至“紅頭文件”的發生；對司法活動的監督或者解決司法領域的問題，必須按法定程序來操作。具體講，一要采取行政手段，保障生效的法律文書、尤其是裁判文書及時有效得到執行；二要教育黨員干部和廣大群眾尊重和支持司法活動，嚴禁干擾阻礙司法活動；三要為司法機關及其人員大膽履行職責創造良好條件，及時排除、直至打擊妨礙或干擾司法活動的事和人；四要把樹立司法權威納入“三位一體”目標考評視野。
當然，司法機關是樹立司法權威的主體，重大事項要主動向黨委請示匯報，接受人大和政協監督，爭取政府支持和有關部門配合，同時要不斷增強司法工作的透明度、擴大司法公開性、增強司法說理性，以贏得公眾認可和信服。今年，在__縣委、縣政府支持下，縣法院將失信人被執行人名單及頭像在中心廣場大屏幕流動播放，震撼了人心，收到極佳效果。近幾年來，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執法司法辦案公開度，強化案件評查和法律文書的說理性，大幅提升了服判率，涉訴問題顯著下降，沒有形成一件案或久拖不決問題。
法治文化是法治社會的精神要素和文化土壤，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支柱。《決定》指出，“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
法治文化建設作為一項長期系統工程，必須強化領導、完善機制，多措并舉、持之以恒。縣級黨委政府，在執行《決定》中，要注重以下幾方面工作。
政府要加大法治文化建設的購買力。現代法治精神的啟蒙及成熟于西歐的文藝復興運動；西歐文藝復興催生了培根、孟德斯鳩、黑格爾等影響至今的思想家、哲學家、法學家，他們的名言警句和經典名著成為幾百年來政府遵循、人們信仰思想根基，引領了社會治理“技術”方向。
我國政治體制和政治制度更有利于整合和調動各方面力量和積極性，讓法治小說、散文、詩歌等文學作品，以及法治影視劇、小品、歌曲等文藝節目，成
為這個時代的最強音，成為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成為推動法治建設不可或缺的動力。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明確指出：“用法律的權威來增強人們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自覺性”，并要求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搭建群眾便于參與的平臺，開辟群眾樂于參與的渠道，積極推進理念創新、手段創新和基層工作創新，增強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就我們縣級而言，應著力推動縣、鄉鎮及社區三級的群眾法治文藝活動，給予一定的資金保障，鼓勵獎賞群眾親力親為、重在參與，活躍鄉土文藝，來推動法治文化的覆蓋率和影響力；調動政法干警積極參與法治文化文藝活動，把法治實踐中豐富素材，加工上升為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節目，感染心理、陶冶情操，豐富生活、充實精神，浸潤心靈、提升素養，形成基層組織搭臺、群眾唱戲、政府買單的格局，既營造整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氛圍，又增強了基層組織凝聚力、號召力，推進基層民主法治建設。這項工作，應當作為縣級綜合目標考核內容，作為社會綜合治理的重要指標。
黨委政法委要建立以案析理說法運行機制。法律只有與現實生活相聯系，才能更具說服力和感染力。單純的法律法規宣傳說教，必定是枯燥無味，喚不起心理共鳴。黨委政法委完全有能力組織精選本地精品案例、特別是裁判案例，編制成能夠明晰責任來源和義務分擔、權利和利益維護，又賦有懸念、帶有故事性的宣傳資料，一方面給群眾發放，作為閑暇自行閱讀素材，同時又作為以案析理說法的法治教材，達到既增強法律知識，又增強防范意識和理性處置問題能力。建立這一制度和運行機制應當是可行的。
法律的高效實現必須以民眾法律意識的普遍提高為前提，公民法律意識的普遍提高又需要以法律的高效實現為基礎。想要打破這一悖論，必須消除前述阻滯法律意識社會功能實現的障礙，也就是說必須確立法律的至上權威，客觀、理性地對待西方法律文化，并促使中國傳統法律意識盡快完成現代轉型。所以達到上述目標的惟一途徑是進行法律意識的社會培育。
1.公民法律意識社會培育的意義
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為我國公民法律意識現代化注入了強大的動力，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發展，中國公民的法律意識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與社會經濟轉型、政治改革相比，法律意識的發展呈現出矛盾性和滯后性，還不能適應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要求，有時甚至成為經濟和政治改革的阻本文由收集整理滯因素，影響甚至延緩了國家的法治化進程。因此，要實現“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必須大力培育社會主體的現代法律意識，實現法律意識由傳統到現代的徹底轉型。
2.公民法律意識社會培育的內容
從法律意識的結構出發，結合中國公民法律意識現狀，本文認為，當前中國公民法律意識的培育應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
2.1普及法律知識
法律知識是法律意識的知識基礎，普及法律知識是培育法律意識的必然前提。在公民法律意識培育過程中，要普及兩方面的法律知識：一是現行法律的規定，即現行實在法知識；二是關于法的一般理論，如法律的本質、價值、功能等方面的知識和觀點，法律運行過程如立法、執法、守法、法律監督等方面的知識，甚至有關的法治理論知識。此外，法律知識是一個不斷變化更新的體系，隨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法學理論在不斷進步，現行法律的立、改、廢使得法律的內容在不斷發生變化，新的法律調整領域也在不斷產生，因此法律知識的學習不可能一勞永逸，是法律意識培育中不可或缺的內容。
2.2培養法律情感
法律情感是法律意識的情感因素和心理動力，是所有法律意識的心理基礎。耶林認為：“在對外保有威信，對內堅如磐石的國家，再也沒有比國民法情感更寶貴、更需要培育、獎掖的財產了。”法律情感決定著國家法律是不是能為廣大人民所接受，是一個民族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直觀的感性認識和情緒有關，又與一個民族千百年來法律文化傳統積淀相連。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以刑為主的特征，使法律具有專制、壓迫的性質，普通民眾對法律懷有一種懼怕心理，或者冷漠麻木，或者敬（畏）而遠之。在這樣一種法律心理的歷史基礎上培養公民的法律情感，關鍵是要改造傳統法律文化中的消極成分，實現從對法律的否定性情感向肯定性情感的轉變，從對法律的懷疑、麻木、怨恨和不信任轉向熱愛、依戀和信賴。
2.3轉變法律觀念
國家通過宣傳、傳播、倡導先進的與現代法律精神一致的法律觀念，批判、改造落后的與現代法律精神不相適應的法律觀念，使公民法律觀念完成由傳統向現代的歷史轉型。具體而言就是要變人治觀念為法治觀念，變專制、集權觀念為民主、自由觀念，變特權、等級觀念為平等觀念，變義務本位觀念為權利與義務相統一觀念等等。法律形式觀也是法律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法律形式合理化特質和內容的把握程度，也是社會主體現代法律意識的重要方面。法律形式觀的最重要內容之一是法律程序觀念。現代社會，一個國家公民法律程序觀念的成熟程度也是衡量其法律意識水平的重要標準之一。
2.4樹立法律信仰
“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現代法律信仰的
形成是公民法律意識培育的根本任務和最終目標。這種信仰基于人們對法律的價值理想的高度認同，對自由、公平、正義等的理性認識和情感體驗，以及對法律作為社會關系的調整體系能夠保障人的權利和利益，實現人類最大幸福的信心。法律信仰的確立是一個艱難、漫長的過程，是法律意識培育中最難達到的境界。作為法律意識培育的最高層次和歸宿，社會普遍的法律信仰必然要在現實和理想的撞擊中，經歷相當長的時間才能達成。
3.法律意識社會培育的途徑
社會主體法律意識的形成途徑具有多樣性，人們既可以直接根據社會物質條件特別是經濟結構認知法律，也可以在具體的社會法律實踐中體驗法律。但是，主體的這種自發認知和體驗過程是非常緩慢的，并受到主體認知能力和判斷能力的局限，所形成的法意識缺乏系統性和邏輯性。通過系統的知識傳授和觀念倡導，使人們從理性上認識法律，培養起科學的法律思維方式和法律情感，促進科學的和現代的法律觀念的形成，堅強法律意志，堅定法律信念。在我國，法律意識社會培育的途徑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
3.1法學教育
所謂法學教育是指正規的，以培養法律職業者為主要目的的專業法律教育。法學教育雖然不是公民法律意識培育的直接途徑，但法學教育與公民法律意識的培育密切相關。在我國，法學教育承擔著為國家培養合格的法律工作者、法律職業者的任務，這就決定了法學教育對整個國家法制系統具有巨大影響。在現代法治社會，幾乎一切公共權力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同時也是法律職業機關和法律職業者，這些法律職業者是法律組織機構的活動主體，是法律制度得以正常、有序、有效運轉的重要保證。法律職業者對整個社會的法意識狀況和法治實現負有特殊的使命。
3.2公民普法教育
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像對待法律職業者那樣對社會所有成員進行專門的法學教育，公民法律意識的形成和發展主要是通過大眾化、普及化、社會化的形式和手段進行的。普法對全體公民進行了以憲法為中心的主要法律部門和主要法律法規教育，從而為公民評價法律、遵守法律、運用法律創造了條件，奠定了基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民的法律意識水平。然而，普法也還存在一些問題，如何進一步明確普法教育的目的，推動普法教育的進一步改革和發展，需要認真地研究和探討。
（中國礦業大學文法學院 江蘇徐州 221008）
〖內容提要〗 文章認為，為何要培養法律信仰的原因是從歷史的角度看其有應然性和重要性，以及其是法治本身的需要；還認為，法律信仰的培養所面臨的障礙是中國傳統文化和舊的法律觀念的影響、立法的膨脹、司法體制弊端的存在、法律效益的低下以及法律工具主義思想的存在等因素的結合，因此，要將法治精神的建設同市場經濟建設結合起來，增強社會公眾的權利意識，消融國家優位的理念，樹立起社會優位的理念，加強對國家公職人員的教育和管理，增強國家公職人員的守法觀念。
〖關鍵詞〗 法律信仰 信仰 培養 法治 法治精神
依法論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黨和國家提出的，得到人民群眾廣泛支持，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際的治國方略和價值選擇。像任何一個國家步入法治化一樣，中國政府要步入法治化軌道，要建成法治國家，應具備以下兩方面的條件：一方面是要有一套反映社會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法制制度體系；另一方面是要有社會公眾對法律秩序所內含的倫理價值的信仰，即社會公眾對法律忠誠的信仰。如果說前者是法治得以實現的前提和基礎，那么后者就是法治得以實現的關鍵和法治精神得以形成的關鍵。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了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無法促成一個國家法治精神的形成，那么要建成法治社會和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種空想。本文試就法律信仰的培養，推進法的精神形成的問題作以下幾點探討。
一、 培養法律信仰的原因分析
1． 從歷史角度看，培養法律信仰具有應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產生并非是現代才興起的產物，早在古希臘羅馬的時期，就有了這一概念的雛形，隨后經歷了西方的各種宏揚法的正義的精神文化建設將其定形，如十二世紀中葉的羅馬法復興運動以及后來的人文主義者、自然法學派和啟蒙思想家的進一步繼承和發展羅馬法基本精神的運動。應該說在這段漫長的歷史時期，不管是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法學家們，還是西方人文主義者、自然法學家和啟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養社會公眾對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視“信仰”的權威。然而，培養對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對此，筆者將結合歷史作如下的闡述：
第一，在古希臘羅馬的時期，思維敏捷的法學家把法律提到倫理性的高度加以贊揚，認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藝術”；同時，他們十分重視從社會文化倫理角度解讀法的精神本質，將其看成是深藏在實定法之后的最高價值主體，從而確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護了當時城邦自由民從事商品經濟的活動。不容置疑，法學家們對法律的崇高追求并達到適應當時經濟狀況的需要，很大程度激發了當時城邦人民對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對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這種信仰的產生，無疑促成了當時城邦社會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羅馬城邦國家告別原始共同體的人治模式，進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歷史進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羅馬法復興運動到后來的人文主義者、自然法學派和啟蒙思想家所發起的許多運動中，以各種形式來（絕大多數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倡個性自由和解放、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反對和廢除封建等級和特權觀念等等，這一切無疑為后來的資產階級的法治國理論奠定了基礎。即使是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等發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條的宗教改革運動，培育和傳播了馬克斯·韋伯稱之為“資本主義精神”的新教倫理精神，這一精神高揚了“信仰”的權威和價值，因而這一信仰理念，又使廣大宗教徒從等級森嚴的教會制度的統治中解脫出來，而自愿在當時已成為社會權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即在信仰法律的觀念的支配下積極投身于政治經濟活動，這促成了西方國家法治精神的形成，從而進一步為近現代的資本主義法治戰略的實施和實現提供強有力的精神動力。
總之，縱觀古希臘羅馬和西方國家的法治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公眾的法律信仰的培養對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養社會公眾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國法治精神的形成，從而達到一國法治化狀態的確立。現在，我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斷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從其他法治國家中吸取經驗。而上述的古希臘羅馬和西方對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們所可以借鑒的，這對于我國法治國家的構筑是不無裨益的。
2．培養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內在需要。
“法治應當優于人治”①.，這已成為定論，尤其是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更需要法治。前面我們已經提到了一個國家法治應具備兩方面的條件，其中社會公眾對法律的忠誠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實現的關鍵，因而，僅從這一點我們就可以肯定培養社會公眾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種內在需要。
首先，我們講一個國家要實現法治化，就必須有足夠的社會公眾對法律的尊重、認可和接受，沒有社會公眾的尊重、認可和接受，即沒有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仰，法律就會喪失穩定性，法律就會沒有權威，猶如一紙空文，那么法治就會論為人治了。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講，“法律能見成效，全靠民眾的服從”， “邦國雖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其次,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證，或者說是法治的“軟件”系統設立的基礎，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內在意蘊、精神氣質；反過來說，法治的這種內在意蘊、精神氣質又是整個社會的精神、情感和意識的反映和表達，而構成整個社會的精神、情感和意識的，無疑是那生活干社會之中的全體社會公眾對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認識，即對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從這一意義上講，培養社會公眾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個社會法治的精神的形成，從而有利于法治社會的構建。最后，從法治本身的內涵來講，法治所要表達的意義是：法治是社會公眾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種精神和信仰、意識和觀念，是一種典型的社會心態；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頒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應當被全社會尊為至上的行為規則。然而，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條件是社會成員對法律的信仰，沒有社會成員對法律的信仰，這一切只能成為“空中樓閣”。誠如伯爾曼所講，“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僅要求我們在理智上承認——社會所倡導的社會美德，而且要求我們以我們的全部生命獻身于它們，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飛躍，我們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則具有普遍性。”①
二．培養法律信仰，推進法治精神形成所面臨的障礙分析
首先，受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舊的法律觀念的影響，封建帝制的皇權至上，宗法、特權觀念、專制觀念、權力至上等與現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產物，即長久的封建人治傳統的中國所構造的法律觀念，潛移默化地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在人們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國這種傳統法律文化以皇權至上為特征的權力本位的價值體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確認并全力維護專制王權的絕對至上性。”②這種權力本位的傳統法律文化深深地影響著現代人，人們在權力和法律面前總會出現權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認識，從而對法律失去信心和認同感，便不會自覺地尋找法律的保護，也更談不上對法律的尊重和信賴了，法律就如一紙空文。伯爾曼也曾說過：“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③毋庸諱言，若真的如此的話，那不僅將對法律的培養造成障礙，同時也將給中國法治現代化建設造成極大的障礙，使中國法治面臨被拋棄的危機。 再次，司法體制存在著弊端，法律效益低下，難以滿足社會成員和組織的法律期望值。在我國司法體制中，公安制度、檢察制度、審判制度等許多方面還不完善，法院的獨立審判權難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貪污受賄、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辦關系案、辦人情案等腐敗現象依然大量地存在。在司法實踐中，訴訟缺乏其公正性，打官司褪變演化成了打關系，打官司成了完全是金錢、關系和人情的較量。一個同樣的案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卻得出了不同的結果；還有，有的當事人即使打贏了官司，其訴訟也難以得到實現，訴訟價值也難以得到實現，審判結果成了“法律白條”、“一紙空文”。這帶給社會公眾將是對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這樣就會使他們萌發出“有法無法一個樣”的心理模式。萬一這一心理模式成為定勢，那法律信仰的培養，法治精神的培育只能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構思。
最后，法治理論中法律工具主義思想的存在，冷卻了社會公眾心中熾熱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義論者認為法律只是統治者手中用于對社會進行有效而強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大家都知道，工具是一種沒任何思維和良知的東西而已，它是一種靜的沒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說法律是一種工具的話，法律將失去其內在的價值和活力，失去其靈魂和良知，成為倫理價值缺失的殘疾之物。當人們服從法律僅僅是因為害怕國家強制力制裁的話，那法律就無法成為人們信仰的對象。“一個法律制度之實效的首要保障必須是它能為社會所接受，而強制性的制裁只能作為次要的和輔的保障。”①
三、培養法律信仰、推進法治精神形成的對策分析
法律信仰作為現代法治精神的內核，其形成和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過程，同時又是人們有意識地選擇和培育的結果。然而，大量的社會現實告訴我們現行的法律沒有能夠真正成為社會公眾所信仰的對象，從而決定了培養社會公眾崇尚法律的情感的艱難程度。可是中國要走向法治化，要建立成法治社會，就不得不對社會公眾法律情感的培養，激發起他們對法律高度認同的熱情，也不得不將法律作為整個社會所信仰的對象，從而以社會公眾內心的原動力支撐起法治大廈的精神層面。為此，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1．增強社會公眾的權利意識，重視社會主體的自我意識，這是培養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條件。社會公眾的權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一部沒有權利內容的法律就激發不了公眾對它的渴望。應該說公眾的權利意識和法律信仰是一種互相推動的關系，權利意識的增強必然會導致社會公眾對法律的認同及法律所含的價值的褒揚，從而萌發了信仰的雛形；同樣，采取對法律信仰的認同和鼓勵也會引發起社會公眾對權利意識的重視。我們說權利意識的培養主要在于主體——社會公眾的自我意識的蘇醒。然而，在現代社會實踐中，立法者一直崇拜和迷信國家政權的強制與威懾，而忽視了作為社會主體的社會公眾的主體性與自我意識。社會公眾在國家的強制和威懾下，無可奈何地被動服從法律，逐漸麻木了其自主判斷的思維，也逐漸泯沒了其參與的熱情，這樣其獨立的人格喪失了，而順從的、充滿奴性的依附人格便長成了，權利意識在其心中就蕩然無存，那么我們所倡導的法律信仰就無從談起。
2．把法治精神的建設同社會化、專業化、現代化的市場經濟建設緊密結合起來，這是培養社會公眾法律信仰觀念的重要基礎。我們“必須看到，法治和經濟并非是絕對的因果關系，而是一種結構上的功能互動的關系。法治為經濟的發展創造提供一種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環境，經濟為法治提供某種基礎。”①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對古希臘羅馬法治精神起源的考察之后，認為生產要素的流動特別是勞動力的流動帶來得最顯著的政治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級和特權為基礎的社會關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約的新的格局，從而孕育了和催化了人們對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現在，我國正處于市場經濟的狀態之下，而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一種法治經濟。市場經濟所倡導的是公平、自由的競爭，隨之產生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制度防止社會各種弊端的滋生，從而最大程度地保護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這樣，就會使社會公眾普遍形成一種嶄新的法律態度，普遍對法律產生一種高度的認同，認識到法律不是自己生活的障礙，反而是與自己生活密切貼近的必備條件了。社會公眾沒有了對法律那明顯的敬畏和距離感，有的只是對法律所產生的歸屬感與依戀感，從而激發了他們對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這種社會公眾的法律情感成為了構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現代法治精神的沃土。
3．現代法治理論要消融國家優位理念，樹立起社會優位理念。這種生活優位理念應包含以下觀念：國家是為社會服務的，而不是社會為國家服務的；社會是目的，國家是為公眾服務的工具。潘恩曾說：“政府不過是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其目的在于為全體國民——個人的集體的——造福。”②這正說明了社會優位這一理念。現實中，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各項法律是所有社會公眾意志的體現，它們是面向整個社會的，其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公眾的利益和社會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國家單方面的命令和國家手中依靠強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臺是國家單方面的命令，這就會使社會公眾喪失對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極服從，從而弱化了他們內心的法律情感。那“沒有了神圣的淵源，也就沒有了永恒的有效性。”③正如伯爾曼所說：“正如心理學研究已經證明的那樣，確保遵從規則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歸屬感，運較強制力更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強制力制裁的時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統治者無須處處都是警察。”④社會的主體是廣大的社會公眾，那么樹立起社會優位的理念也正是國家為社會、為廣大的社會公眾服務的理念，這樣的一種理念是培養法律信仰、促成現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條件。
4．加強對國家公職人員特別是執法、司法人員的教育和管理，增強他們的法律觀念，是培養國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證，也是培育現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環節。由于國家公職人員作為由人民委托執掌一定權力的代表和法律的衛士，是法律的具體執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①假使執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執法又犯法，就會“違背全國人民的意志，違背黨的領導，也會損害全國人民的利益。”②這樣的話，就會眾叛親離，甚至會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喪失殆盡。這并非是危言聳聽。這也誠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決比多次不平的舉動尤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決則把水源敗壞了。”③因而，為了法律信仰的培養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實加強對公職人員的法素質教育，增強其形象意識和責任意識；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健全民主監督、民主考核評估等各種制度，扶正祛邪。
四、簡短的小結
實行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就要喚起社會公眾的主體意識、公民意識和權利意識，就是要使社會公眾重視自身的獨立人格、自由和利益，就是要使權利本位在他們的法律觀念中占中心位置，從而激發起他們內心對法律信賴、信任和尊重的灼熱的情感，并進一步在無形中培養了他們對法律的忠誠的信仰，并且是類似于宗教那虔誠的信仰。這種虔誠的信仰會促成現代法治精神的形成，即將法律內化為一種民族的精神，從而加速完成建立法治社會的歷史使命。
（作者單位：中國礦業大學文學與法政學院法學系）
①亞里士多德著：《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99頁。
② 亞里士多德著：《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81，199頁。
①「美伯爾曼著：《法律和宗教》，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54頁。
② 張文顯著：《法理學》，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頁。
③ 同①，第8頁。①「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頁。②馬清槐等譯：《潘恩選集》，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264頁。 ④同上，第43頁。
【關鍵詞】法學教育；實踐；模式
隨著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不斷深入，我國要培養具有專業能力和思想素質的法學人才，要注重法學教育的實踐性和開放性，將法學理論教學與實踐教育充分融合，探索法學教育實踐的基本模式和方法，培養法學教育專業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基本技能，并通過法學教育實踐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成為國家所需要的“厚基礎、寬口徑、高素質”的法學專業應用型人才。
一、中國法學教育的實踐教育研究背景分析
（一）依法治國的現實需求
在我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階段，改革進入到了艱難的攻堅深水區，為了更好地引領中國的改革開放，達成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愿望，我們要在依法治國的方略引領之下，建立法學的價值標準，使中國社會處于合理的配置狀態之下。在這個依法治國的基本治國方略背景下，要普及中國的法律意識，依照法治精神塑造法律職業共同體，要以法律的正義為信仰，培育具有強烈法律職業認同感的法科專業人才。
（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現實需求
中國在改革開放總方針的指引下，推行和實施了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這個市場化的過程也即權力經濟向權利經濟轉型的過程，這一過程尤其體現在我國的行政執法領域，體現出市場經濟與依法治國的關聯性。法學教育要充分認識到法學學科的自身特點，以法治觀念和法治精神為引領，熟練應用法律規則和技術在實踐中的具體應用，并對市場經濟中存在的現實問題進行分析和解決，從而促進規范化、完全化的市場經濟發展形態，推動我國市場經濟的成熟。
（三）加入國際世貿組織的現實需求
世界貿易組織的宗旨在于推進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要求市場經濟與法制經濟的統一，也即意味著要以法制政府作為自由市場經濟的堅實后盾，可見，中國加入國際世貿組織的現實需求，不僅要實行開放的市場經濟，而且還要建設法制的政府管理職能和形態。
我國的法學教育也當融入到全球化的發展領域之中，要培育與全球一體化相契合的法學專業人才，培養復合型、交叉型的法學職業人才，并在法學教育中與實踐相融合，不斷磨礪法學教育專業人才的實踐能力，以適應現代經濟全球一體化的需求。
（四）人權進步的民主需求
在尊重國家和保障人權的體系之下，我國的人權進入到了制度化的時代，這也意味著人民利益追求和權利主張的自由表達，要以權利秩序和人權保障為核心，建構國家權力制度。在這個背景下，要以人權保障為我國法治建設的根本目的，并在法學教育中致力于深化人權觀念，強調法學專業學生的高尚的法律道德觀念，不僅要培養法學專業學生的法學基本理論知識和實踐知識，還要強化對法學專業學生的人權教育，要在法學實踐教育的過程中追求公平、正義、秩序和效率。
二、中國法學教育實踐的模式探索與建構
中國法學教育實踐模式要與中國國情相契合，借鑒西方法學實踐教學的優點，采用漸進式的、可操作的“三層次”法學實踐教學模式。具體為：第一層次，在法學實踐教學的一、二年級，主要采用案例教學的方法，并輔以法庭旁聽、見習等手段，培育學生的法律理論知識，獲得對法律知識的感性認知。第二層次，在法學實踐教育的二、三年級，主要采用模擬法庭、法律診所的教學手段，開展實驗法學教學，以提升學生的法律職業能力。第三層次，在法學實踐教學的三、四年級，可以采用假期實習、法律援助活動等方式，增強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培育學生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一）法學實踐教學的課程體系建構
要建構與時代相適應的模塊式課程結構和彈性學制，建構以學生自我設計和學習的跨學科實驗教學課程體系，引領學生實現對法學理論知識和實務操作的融會貫通。要將法學實踐課程納入到法學教育的課程體系之中，強化學生對法律的實踐操作技能，掌握法律理論知識實踐的操作技巧。
（二）法學實踐教學的組織體系建構
在法學教育的實踐教學工作中，要完善其組織體系，要成立專門的實踐教學科研機構，負責對法學教學實踐的規劃、督促和聯絡。還可以成立校外教學實踐基地，由專門的教師負責學生的實習；成立以學生為主體的大學生法律援助中心，實現學生的自我管理，教師則給予適當的法律專業指導和輔助；在模擬法庭和法律診所課程中，教師則要成為教學的主導，引領和幫助學生提升能力。
（三）法學實踐教學的師資體系建構
在法學教育實踐的教學過程中，要通過政策的引導作用，聘請專業、富于實戰經驗的法官和律師，擔任法學教學實踐的指導教師，充實高校的法學教育師資隊伍，使學生接觸和感受到真實的法律實踐，產生對法學知識和實踐的深厚興趣。同時，還可以采用“走出去”的策略，鼓勵法學院的教師參與到社會法律實踐之中，可以讓學院的教師參與法律實務操作、負責對案件的、擔任法律顧問等，提升將法學理論與實踐相聯系的能力。
三、中國法學教育實踐教學的運行體系探索
（一）模擬法庭
這是在法學教育中普遍采用的一種方式，通過對案件的重演，可以使學生真切地感受到司法審判的實際流程和程序，并依照相關的實體法和程序法，鍛煉學生分析法律問題、解決法律問題的能力。在這個模擬法庭的教學之中，由于需要學生進行法庭陳述和辯論，這就不僅需要學生掌握訴訟、證據等相關知識，還要掌握心理學相關知識，熟悉和了解相關背景。
學生可以選擇不同的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等，通過模擬法庭的訓練，可以掌握法庭庭審的基本流程和程序，在教師的啟發式指導之下，對案件過程進行設計，并且還可以運用證據和法庭規則，實施積極的抗辯，從而增強學生的組織能力、論辯能力和應變能力。
（二）假期實習
假期實習可以使學生深入到公檢法等部門，了解到公檢法機關的案件處理程序、方法和流程，了解我國法治進程中的基本素質要求，并在假期實習中加深對法律條文的深刻理解和認知，提升學生的司法實踐能力，并在實踐中進一步培育學生的創新精神和能力。
在具體的假期見習過程中，學校要建立實踐教學基地，并靈活地安排學生的假期見習時間，可以讓學生分階段參加實習，并且還可以吸納社會力量的參與，調動社會的積極因素，充分發揮出社會的潛在能量，建構支持法學教育的社會運行機制，使學生的假期見習有章可循。同時，還要建構科學合理的測評體系，由于學生的假期見習是分散進行的，因而，有必要加強對法學專業學生的見習管理和評價，要添加對學生的實習申請審核程序，實現對學生實習期間的不定期監督，要求學生填寫實習日志和活動日志，并在科學合理的測評體系之下，考核學生在假期見習期間的態度、紀律、法學知識實踐情況、實習報告等內容，還可以開通網上實習平臺，實施學生與教師的雙向、多維的交流與鏈接，從而最終對學生的假期見習加以成績評定。
（三）法庭旁聽
這是一項法學教育實踐教學中的開放性實踐活動，是為學生提供的一種真實、系統的法律實戰訓練，教師可以組織學生到法院旁聽，領略和感受真實的庭審流程和程序，通過仔細聆聽法官、公訴人、犯罪嫌疑人、辯護人的問訊及陳述，觀察法院庭審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和步驟，從而獲得對司法訴訟的感性認知，增強學生的理論分析能力、心理觀察辨析能力，增強學生的庭審自信心。
在法庭旁聽的教學實踐訓練中，可以由學生自主選擇自己感興趣的案件，并在參與實踐訓練的過程中，遵守旁聽的相關規定，為了增強對學生的感性刺激，需要ρ生的法庭旁聽增加到五次以上，并且要求學生清晰準確地書寫法庭旁聽報告，梳理法庭旁聽案件的焦點，自主進行分析，還可以對法庭審判的流程和程序提出自己的個人理解和意見。
（四）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我國為了保障經濟困難的公民，而提供的一種法律服務制度，它也是中國法律文明和社會進步的重要體現。尤其是我國的貧弱殘疾者弱勢群體，需要獲得國家法律援助體系的支撐，以及早發現引發社會矛盾和影響社會安定的因素。
目前，我國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供需矛盾仍舊十分突出，經費也成為了重要的制約性問題。高校作為我國法律援助事業的一個重要力量，可以為社會提供鼓勵和支持，因而，需要培養法學專業學生的法律意識，通過法律援助的積極參與，使學生直面社會現實形態，從法律的層面理智地考慮和分析問題，以實現為社會伸張正義的價值。并且，還可以通過法律援助，鍛煉學生的實踐能力，培養學生的職業道德精神。
（五）法律診所
這主要是將法學理論教學與實踐相結合，讓學生置身于真實的案件環境之中，學生親自參與接案、調查、出庭、結案的全過程，這是對傳統法學教育方法和模式的顛覆性變革。在法律診所的教學過程中，要以真實的案件背景和真實的當事人為前提，學生要真實地接觸案件以及當事人，詢問和談判、尋求證據等，并進行法律的實務操作，由此訓練學生批判性的思維能力，強化對法律條文和知識的理解。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中國法學教育是理論性和實踐性極強的學科課程，它承載了依法治國的理念，具有素質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雙重使命，在法學教育的實踐教學探索中，要準確法學教育的目標定位，針對我國法學實踐教育的不均衡發展現狀，創設三層次的法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通過法庭旁聽、假期見習、模擬法庭、法律援助、法律診所等方式，全方位地培養法學專業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創新性思維能力，并且在健全的法學實踐教育制度體系之下，更好地提升我國法學教育的實效性。
參考文獻：
[1] 汪倩. 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關聯性的比較法思考[D]. 廣西師范大學 2010
[2] 王妍. 論司法考試與法學教育和法律職業的關系[D]. 華東政法大學 2010
[3] 王坤. 論司法考試與法學教育的關系及其改革[D]. 山東大學 2010
[4] 羅子棋. 中國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銜接問題研究[D]. 吉林大學 2012
關鍵詞：高等教育 行政程序 程序正當 育人功能
教育行政的基本理論分析
（一）行政法學視域中高校與學生的關系
厘清高校與學生之間關系是探討高等教育行政性質及特征的邏輯前提。關于高校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可謂見仁見智，未成通說。一般學界普遍認為高校與學生之間是具有特別權力因素的公法關系，主要由教育行政法律、法規、規章等規范性文件來調整。高校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既不是普通的民事關系，也不是一般的行政關系，而是具有特別權力因素的公法關系。學界普遍認為，隸屬型行政法律關系，即法律關系主體雙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性是其最主要的特點。即使在高校與學生的平權型法律關系中，仍然不同于普通的民事關系，學生依然承擔認可和服從學校管束的義務。筆者贊同這一觀點。在這種法律關系中，主體雙方的權利義務不完全對等。高校作為履行特定職能的特定主體，依法享有在其特定職能范圍內自主判斷、自定規章、自主管理的特別權力。高校有權根據自行制定的規則，限制甚至剝奪學生的知情權、參與權、公正評價權等相關權利。在有的情況里，學生的受教育權會受到極其深刻的不利影響。所以，為了更好地保護學生的合法權益，適當約束和科學規范高校教育行政權，是推行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題中應有之義。
（二）高校教育管理的價值取向
“以生為本”、“育人為先”應是高校對學生進行教育管理的基本價值取向。這里筆者所言的價值取向是指高校教育管理者對學生進行管理服務時所堅持的工作原則與服務理念，以及在管理服務中對待學生的態度與情感是什么的問題。這一問題的提出，將是對高校管理能否做到育人、助人、愛護人的深刻考驗。隨著高校自主管理權的不斷擴大，學生的權利受到不利影響和限制的情況時有發生，尤其是高校在行使自主管理權時與學生依法享有的權利相沖突而對簿公堂的現象屢見報端。這是因為在高校里人們一般習慣地認為，高校對學生的獎懲（包括依校規開除學生學籍）是高校當然的權力而無可厚非，人們不應該指責學校的行為，我們反而要經常檢討、反省學生的行為的合理性和恰當性。這樣的觀念，還是很有市場的。隨著我國法治實踐的發展，人們法律觀念的更新，在行政法理論界已逐步摒棄特別權力關系排除司法審查與救濟的傳統觀念，對原有的特別權力關系理論加以揚棄和改造，使之符合現代法治精神。
行政程序的功能簡析
行政程序的功能就是指行政程序的價值，即行政程序的效用性。行政程序，是由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的步驟、方式和時間、順序構成的行為過程，步驟，是實現某一程序的若干必經階段；方式，是實施行為的方法和形式，兩者構成程序的空間表現形式。根據行政法學理論通說，行政程序主要有以下三大功能：
（一）提高行政效率
低成本、高效率是經濟管理學基本理論范疇，也是行政行為所追求的目標。行政程序在行政行為中是無處不在的，實體法不通過一定程序就不可能得以實現。“行政程序可以避免傳統實體控權機制的僵硬、死板，用行政程序規范行政權的行使既可不過于束縛政府行為的手腳，又可以防止政府實施行政行為的恣意、濫權”（姜明安，2006）。可以說，程序法的作用，既能保護公民權益的程序法律化、制度化，又免去不必要的程序或簡化繁瑣的程序，從而大大提高行政效率。這一功能在高校管理中表現得也很明顯，高考擴招帶來的在校學生人數急劇膨脹，給本不是很寬裕的高等教育資源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高校只有在保證教育公平的前提下，切實提高教育、教學管理的效率，才能克服各種困難和挑戰，實現自身的健康、和諧與可持續發展。
（二）制約規范公權力
“無規矩不成方圓”，無約束的權力極易膨脹、腐敗。這是至理名言。所謂制約作用，是指行政程序能夠在程序上對行政機關起制約作用，防止其失職、越權和，確保行政權在法律的軌道上運行。這正如孟德斯鳩所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高校教育管理也應如此，在實施教育管理時，要有明確的法律、法規、規章為依據，行使權力時要在法律法規所規定的權限范圍內不越權、不濫權，防止教育管理行為的隨意性和非規范化。
（三）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保護好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是設定行政程序的宗旨。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不僅要靠行政實體法予以規定，還要靠程序法予以保障。在高校教育管理中，管理者手中掌握著大量的教育資源，具有行政優益性，學生所掌握的教育資源相對較少，無法與管理者對等，這種不對等性在教育活動中，極易導致學生的權利受到校方侵害。教育行政程序的公開、公正、公平，將有助于縮減他們掌握教育信息的不對稱性，禰補學生的弱勢群體地位，維護學生的合法權益。
高等教育行政程序的育人功能
（一）告知程序的育人功能
告知程序，是指高校在實施教育管理行為的過程中，告訴學生相應教育行政行為的主要內容、理由和根據，學生參與相應行政行為的權利和途徑，以及其對教育行政行為不服，而表示異議和尋求救濟的途徑、時限等一系列的步驟、次序。告知程序的本質在于確保學生對教育行政行為的參與，只有通過學生對教育行政行為的充分參與、了解，才能提高學生對高校教育管理行為的接受程度。同時，行政參與通過充分的、平等的發言機會，疏導不滿情緒和矛盾，避免學生采取激烈的手段來壓抑對抗傾向，“且參加者的角色分擔具有規則機制，可以強化參與人（學生）服從（高校）決定的義務感”（季衛東，1999）。“（學生）參與也是程序公正的一項重要因素，如果人們（學生）被允許參與決定，人們（學生）就會覺得受到了比較公正的對待”（宋冰，1998）。由此可見，公正、公開的告知程序，有利于學生權利、義務意識的重塑，引導學生正確行使自己的權利，積極履行應盡的義務，這也有利于增強高校教育行政行為的實效性，提高教育管理的效率。如高校告知學生有申請助學貸款的權利等。
（二）信息公開程序的育人功能
信息公開程序，是指有關與高校行使職權的一切信息，包括法律、法規、規章和高校具體管理部門的辦公地點、辦公方式等，通過一定途徑、形式，讓學生知曉所應遵循的步驟、次序。如果保障學生參與教育行政管理權利的實現，就必須以高校管理的信息公開為前提，就要為學生提供獲取各種教育信息的便利條件，提高高校管理的透明度，防止高校權力的隱蔽性，從而減少因教育行政權力暗箱操作所產生的腐敗現象。由此有利于形成公平競爭，平等保護的育人氛圍，學生可在這樣的氛圍中，養成誠實守信、公平競爭、自由發展的良好品質，促進學生全面發展。
（三）聽證程序的育人功能
聽證程序，是指高校在制定影響學生合法權益的規章制度，以及作出處罰決定之前，由高校告知學生擬作出決定的主要內容、理由、主要依據及救濟途徑等，所應遵循的步驟、次序。聽證程序的設定，確保高校行政權的正確行使，防止偏私，消除學生與高校之間的爭議、矛盾，因為“學生的知識、地位決定他們有強烈的自尊心，希望社會、他人尊重自己，滿足自己的愿望（楊德廣，2002）”，通過雙方當事人平心靜氣地發表意見和反饋意見的交流機制，使得學生的不滿情緒得到及時的表達、發泄，避免使矛盾激化，有助于建立起民主合作式的和諧高校與學生關系。聽證程序體現出高校對學生人格的尊重和對學生的理解，更大程度地保護學生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有利于形成民主、和諧的育人氛圍。
程序正當的育人功能對高校教育管理的啟示
（一） 高校教育管理規范化水平的表征
高等教育行政的程序正當、程序和諧，促進高校自身教育管理水平的提升。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的價值導向，過去主要是著眼于有效的規范和維護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而對于如何“維護人的權益”重視不夠，對教育行政程序育人功能的研究更是不足。伴隨著我國的法治進程，高校管理的傳統理念正在面臨挑戰。在教育管理中，只有遵守教育法律法規，尊重教育、教學規律，切實維護好大學生的合法權益，高校才會和諧發展、科學發展、健康發展，才能為創建“平安校園、和諧校園、民主校園”營造良好氛圍，提供制度支撐。
（二） 高校教育管理者育人理念的更新
高校教育管理者依法治校的水平，在某種意義上，也體現在堅持教育行政程序正當的程度上。切實提高高校教育管理者的依法管理意識，拋棄在高校內部管理上的重人治、輕法治，重政策、輕法律，重實體、輕程序思維，做到有法必依、有章可循。因為“高校教師面對的是成人化的學生，民主的管理方式對高校教師的管理更為重要”（楊德廣，2002）。作為高校管理者，要轉變過去管理主要依靠政策的思維，把法律當作高效管理的主要依據，堅持依法治校。努力建設一支知法懂法的高素質管理隊伍，提高管理水平。要經常組織高校管理人員學習法律知識，特別是要組織高校管理人員重點學習與高校管理有關的法律，培養法律意識，自覺地用法律規范高校的管理行為。
（三）高校教育管理的方式轉變
樹立“程序與實體并重”的觀念，是實現高校行政程序全過程育人的根本前提。從法理上說，程序法治是實體法治實現的基本保障。實體權利固然重要，但沒有程序規則，實體權利不能自動實現。程序是法的內在生命，只有程序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實體真實，從而實現法律的公正價值。高等教育法的程序規范應當既包括教育權行使的程序，也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權利行使的程序。程序規范的設定要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效益的法治原則。高校內部的自治規則也必須貫徹和體現法治精神，當制定的規則對學生的權利義務有不利影響時，應當規定相應的程序，保障學生有充分的被告知權、知情權、申辯權和申訴權。
（四）高校教育管理的價值歸宿
高校在教育管理時，只有始終樹立并體現法治精神和對學生的尊重與關懷，才能保障好、維護好學生的受教育權及其相關的各種正當權益。高校管理的價值取向，必須高揚教育的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必須服務于教育的宗旨和歸宿。因此，構建和諧校園，高校管理者不得不養成良好的法治意識和理念，不得不形成科學、民主的維權觀念。在管理中體現育人的價值，以程序化、合法化的管理教育人、鼓舞人、幫助人，尊重學生的人格，促進學生全面發展。
高校教育管理應倡導法治精神、程序正當意識和民利觀念，尊重學生成長成才的特殊性和教育教學的客觀規律，以學生為本，在潛移默化中教育引導學生，在潤物無聲中尊重激勵學生。這既有利于營造體現法治精神與人文關懷的育人環境，同時對提高大學生法律素質、培育法律信仰必將產生深刻地影響，以此推動我國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和民主法治進程不斷取得新進步。
參考文獻：
1.王學輝.行政程序法精要.群眾出版社，2001
2.姜明安.行政程序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3.孟德斯鳩.張雁深譯.論法的精神(上冊)[M].商務印書館，1997
4.[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5.季衛東.法治秩序的建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6.宋冰.程序、正義與現代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論文關鍵詞：大學生；法律信仰；培育
伯爾曼指出，“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作為高校法制課教師，筆者深切感受到：長期以來一些高校的法制課教學停留在法律知識教育階段，走不出“法律僅僅是工具”的認識誤區，使得廣大學生難以真正體驗法律的精神意蘊和豐富價值。現在，不少大學生依從法律多半出于畏懼法律的心理，很少有人主動地、自愿地依從法律；一些大學生出現違法犯罪行為往往并不是欠缺法律知識，相反有不少大學生法律知識很豐富但卻常常規避法律甚至違法犯罪。因此，我們需重新審視高校法制課教學，切實提高該課教學水平。
一、加強大學生法律信仰的培育勢在必行
法律信仰，就是人們對法律的全身心認同。它體現的是人們對法律的態度。一旦某個人對法律產生信仰，他就會積極主動地學習和實踐法律。這時，學法、用法、守法乃至護法就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強大精神動力。可見，法律信仰比具體的法制觀念更具感召力、統攝性，它對人的法律素質的提高起著決定性作用。可以說，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識的最高境界，是法律素質的靈魂。因此，在大學生法律意識或法律素質的的培育過程中，我們應把大學生法律信仰的培育作為至為重要的乃至終極的培養目標來看待。
可喜的是，目前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材在第七章明確提出了大學生要樹立法律信仰這一要求，并且圍繞這一主旨在教材內容體系上作了特意安排。表現在：第一，教材第五、六章介紹了公共生活、職業生活、家庭生活領域與大學生關系密切的一些法律。這使大學生能充分認識到社會生活各方面需要而且必須有法律規則，自己的身邊處處有法律規則存在。第二，教材第七章探討了“增強法律意識，弘揚法治精神”問題，其中涉及“領會法律精神”、“樹立法治觀念（含民主與法制觀念、法律權利與義務觀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觀念）”、“加強法律修養（含培養法律思維方式、樹立和維護法律權威）”等主要內容，這些內容與法律信仰的形成息息相關。第三，教材第八章不再過分強調法律條文的介紹，而是注重大學生對我國法律制度的總體把握和概括了解，其用意在于使大學生認同我國的法律制度。這種編寫思路顯然是與以往《法律基礎》教材過于注重法規知識介紹而忽視大學生對法律價值的體驗，和法學教材編寫思路雷同等特點很不一樣。
然而，筆者發現仍有一些教師沒有對大學生法律信仰的培育問題給予足夠重視。表現在：一些教師認為高校法制教育就是要讓大學生懂得更多的法律知識，為此追求傳授法律知識的深度與廣度，但因學時少、內容多，于是就在課堂上搞“滿堂灌”，爭分奪秒講解法律條文，力求最大限度滿足學生對實用法律知識的需求。如果把高校法制課等同于法律常識課，強調其知識性而忽略其思想教育性，這就改變了該課的德育性質。現在有些高校把法制課講成了法學概論課，內容的取舍隨意性較大，對學生的考核片面追求法律知識的掌握，顯然違背了法制課的教學宗旨。由于教學指導思想有偏差，教學內容設置、師資配備、教學方式、教學評價體系等方面存在問題也就在所難免。難怪據陳大文先生的調查顯示，現在大學生對高校法制教育性質的認識，判斷為智育（法律知識教育）的竟然占32.7%。筆者認為，盡管大學生知悉法律很重要，是一項基礎性工作，但知法者不一定是守法者，知法是前提和手段，守法、用法和護法才是法制教育的目的。
二、大學生法律信仰培育的目標要求
大學生法律信仰培育的目標就是使大學生絕對認同我國的法律，真正做到依法辦事。具體來講，有四個方面的細化目標：
第一，大學生要對法律的價值絕對認同。大學生不能將法律僅僅作為一種工具來看待。當法律只是被當作維護階級統治或維護自身權利的實用工具，特別是被當作一種可以被一部分人隨意玩弄、缺少靈魂和良知的東西時，當人們服從法律僅僅是因為害怕國家暴力機關的制裁時，法律就難以成為人們信仰的對象。因此，大學生應當對法律所蘊涵的自由、正義、公平、秩序等價值有切實的體驗，真正感受到法律表達了他們的要求，法律是為了他們而存在的，他們才珍視法律，絕對認同法律。
第二，大學生應確立“法律至上意識”。大學生應感知到法律在他們的生活中無時無處不在。他們應認識到自己的每一個行為都處在身邊法律之網的籠罩下。此外，大學生還應把法律置于至上的戰略地位來看待。如果在他的生活中有其他行為規范（如道德、紀律、政策）和法律產生沖突，則必須舍其他而求法律，也就是說要以法律作為衡量其他行為是否規范有效的前提和準繩。在法律的效力方面，大學生還要認識到未失效的“惡法”也是法律，必須得到遵循。
第三，大學生應具有積極守法的精神。大學生們應將守法看成道德義務而自愿守法。如果他們是基于法律的強制力而不是自己的內在需求而守法，則表明其對法律并沒有信仰，法律仍然是外在于他們的。如果大學生不是因強力而是憑良心守法，不是因他律而是因自律乃至自由守法，并把守法行為視為自己承擔的義務和對于自身人格的基本肯定，那就表明他們具有了法律信仰。積極守法精神還要求大學生在有法律規范的情形下，嚴格遵循法律規范；在沒有明確的法律規范時，他們也同樣應當遵從法律的精神，自覺地規范自己的行為，使之符合法律的本意。
第四，大學生應具有強烈的法律參與意識。這表現為：一是大學生要認識到權利是義務之母，要具有權利本位意識。除了具有權利保護意識外，還應當積極要求法律規定新權利。二是大學生還應當促進現有法律不斷完善。大學生在學習法律的過程中，要有對現有法律的質疑精神。三是大學生應積極打擊破壞法律的行為，比如采取見義勇為等各種方式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也就是說要有維護法律尊嚴的意識。
三、在“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教學中切實改進法律信仰培育工作
1.改進教學內容
從法律信仰形成的角度審視“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的教學內容，應注意抓好如下幾方面的教育：一是應將法律工具的優越性、社會主義法律的超工具價值（如正義性、民主性等）、大學生的主體意識作為重點內容進行宣講。只有將法律不僅僅看成工具，將學生不看成工具而是看成具有自身價值追求的主體，法律才能真正被大學生認同。二是深刻分析傳統政治文化、傳統法律文化中對法律信仰形成具有消極影響的因素，大力批判，并且幫助大學生正確看待現實社會法治運作狀況，既不能說得一團漆黑，也不能粉飾太平，幫助大學生調整對法律的心態。三是加強現代法制觀念教育。在各個部門法中都有一些法治觀念，它們通過立法宗旨、法律基本原則等體現出來。在法制課教學中絕不可忽視這方面的教育。四是通過法律基本知識和理論的教學，使大學生養成用法律進行思維的習慣。如果仍立足于純粹法律知識的傳播，高校法制課就是失敗的。如果能把培養學生法律信仰作為這門課的主要任務，傳播人權、平等、自由、理性、秩序等法的基本價值觀，把具體的法律知識精心設計為培育法律信仰的載體，教師的教學就會符合高校設置該課的初衷。
與教學內容改革相伴隨的是要改革法制教育評價方法。目前，各高校法制教育考核的內容仍集中于法律知識，學生追求的僅僅是該課程的卷面分數，學完后并未真正養成依法辦事的自覺性。法制教育關鍵要看學生的行為實踐。法制教育評價應實行卷面考試和行為考察相結合，強調學生的“知”、“行”統一。讓學生感到不是為了考試成績而是為了增強自己的法律意識而學法。
2.改進教學方法
在這方面，關鍵是要運用“主體性德育”的教育理念來開展教學。主體性德育就是把學生作為教育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按照其思想品德形成規律來開展教育，而不是“目中無人”的教育。這體現了教育的針對性。自覺地把這一教育理念落實到法制課教學過程中，能加快大學生法律信仰的形成。在此，我們需要格外注意的是要強化大學生對法律價值的體驗。大學生只有經過法律價值體驗過程，他們才有可能對法律價值產生認同心理。只有對法律價值的認同達到足夠的程度，才能對法律產生信仰。可見，大學生法律信仰形成過程就是大學生對法律進行科學的、充分體驗的過程。離開了這個過程，不論法制教育多么賣力，教育手段多么先進，法律始終不能內化為大學生的價值追求。因此，首先要讓大學生感受法律的存在，特別是聯系自身利益需要來感受法律的優越性。在對法律感受的基礎上，對法律所具有的價值要上升到理性層面來認識，這就需要大學生認真分析法律的價值屬性與自身價值追求是否一致。只有經過法律價值體認，大學生才有可能對現有法律體現的價值表示認同。大學生對法律的認同感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從最初對法律產生信任，到產生法律信賴、法律信念，直至形成法律信仰，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教師不懈的努力。
而且，讓大學生對法律產生信仰，還需要教師在法律認知教育、法律情感教育、法律意志教育和法律行為教育諸多方面下功夫。
就法律認知而言，大學生要對法律有個概括的總體認識，特別是要了解法律的基本理論、原則、宗旨等法律精神。現在，一些教師在法律認知教育方面停留在具體法律條文的講解上，甚至以為學生掌握的法律條文越多越好，這是片面的。法律認知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大學生建構起法律知識結構，理解法律的價值，學會從法律角度觀察思考社會現象，養成法律思維的習慣。要達到這種目的，就必須注重法律觀念的培育。法律觀念是在對法律具體知識學習的基礎上形成的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價值追求為依歸的理性的、系統的法律思想觀點，它具有強烈的價值指向性。可見，對法律的認知不能停留在對法律細枝末節的把握上，而是要從總體上把握其精神實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