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07 08: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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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金融創新 知識產權法律 立法
一、知識產權視角下的金融創新基本理論
1.金融創新的一般理論
(1)金融創新的概念。廣義的金融創新指根據市場經濟發展在金融市場、金融商品、金融制度、金融機構、金融工具、金融手段、金融服務方式等方面的領域創新、產品創新、體制創新、手段創新、服務創新等(P70),狹義的金融創新指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創新。本文中的金融創新僅指狹義上的概念。
(2)金融創新的基本內容。首先，金融產品創新即指為適應金融新形勢的發展，金融機構運用新技術、新手段而創設出的具有先進性的金融產品。其次，金融服務創新即指金融機構在服務策略、服務模式、服務技術及其手段、方式等方面的創新。
(3)金融創新的作用。從宏觀看, 金融創新是金融業發展的動力源泉，促進金融業的徹底變革。在另一方面，金融創新在整體上促進了金融市場自由化，增強了市場活力，推動了國際金融市場融資證券化。
從微觀看, 金融創新是獲取利潤的工具，使金融機構在競爭中獲得較多收益。而且，金融創新也對金融機構規避風險能力的提高具有促進、增強的作用。
2.知識產權法在金融創新方面的調控功能
一是促進功能。挖掘創造主體的潛能，鼓勵知識產權的價值轉換過程中有更多突破。二是規制功能。由于受知識產權保護的金融創新所引起金融制度創新大多為涉及產生金融泡沫的宏觀因素(P50)，從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方面進行規制是必要的。
1.國外有關金融創新的知識產權立法
(1)美國有關金融創新的知識產權立法。在美國法中，有關金融創新的知識產權判例有解釋和創制法律作用。美國知識產權法律在制度建構上也有科學、縝密的特點(P52)，比如早期公開制度。
美國有關金融金融創新的知識產權法律在立法中賦予了聯邦法院體系中的巡回上訴法院司法權；同時，還通過立法構建相關的行政機制來貫徹調控職能。
(2)法國有關金融創新的知識產權立法。法國現行知識產權法典基于金融創新的種類繁多、區分較為復雜，規定具體法律來避免法典內部門法的沖突。法國在為了應對金融創新新形勢而在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方面采取了新措施。
2.我國有關金融創新的知識產權立法
(1)我國金融創新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現狀。
①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在遵循國際協定的基礎上作出重大修訂，為我國金融創新創造了良好的法律氛圍。②在現有行政體系基礎上，我國于2004年成立了保護知識產權工作組，負責統一領導和協調全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相關的司法權保護主要表現在設立了知識產權審判廳，并加強了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刑事處罰。
(2)現行金融創新知識產權法律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法律缺乏整體性和協調性；立法層次多，法律效力的差別與弱化并存；具體制度缺乏可操作性；與最新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尚存在差距且與國際條約或協定的銜接需完善。
三、完善我國金融創新知識產權法律制度體系的思考
1.制定知識產權法典
(1)考慮我國現實國情，應采總分則式，將各部立法具有的共同內容以總則形式規定，其他的則以分則形式規定，以體現法典嚴密的邏輯結構和完整的體系內容。同時，立法應最大限度地反映有關金融創新的知識產權理論研究與立法的最新成果。
(2)完善知識產權立法體系,構建科學、合理、有效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同時參考其他有關的國際公約、歐盟知識產權立法及已有的知識產權法典，擴大知識產權保護的范圍，將一些規章上升為法律，真正體現知識產權法所規范的內容。
2.建立統一、權威、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機構體制
(1)建立統一、有力的知識產權綜合協調的行政機關，理順和健全知識產權管理體制。加強行政管理體制機構建設，還要著力提高行政管理和行政保護，要著力提高執法人員的業務素質和執法水平，確保依法行政。
(2)以國家知識產權局為中心建立統一權威的保護機構機制是時展的要求，符合我國國情。作為知識產權保護的主體機構，國家知識產權局具有專業性、權威性的特點；以此為中心建立統一權威的保護機構機制是時展的要求，分離、整合其他部門所屬的知識產權職責更加有力切實保護的實施。
3.加強知識產權法律的國際合作
(1)法律須與國際公約、國際慣例保持一致。我國主要的三部知識產權法雖然在入世前夕剛剛修改,但在其中仍有與TR IPS不相符合的地方,這就需要進行修改。同時，我國知識產權還必須與保護工業產權的巴黎公約、保護文學作品等其他知識產權的伯爾尼公約以及其他有關知識產權的國際公約相一致。
(2)借鑒國際立法先進經驗來彌補缺陷。與國外先進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相關的法律體系是處于落后、簡陋的地步。在國際經濟合作之中，必須不斷提高我國的立法水平來切實保護我國當事人與國家利益；借鑒發達國家經驗是可行途徑之一，也是應對國際挑戰、反對知識產權霸權的有力武器之一。
(3)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管理機構間的國際合作。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管理機構發展時間短，機構設置不健全，而且人員素質尚待提高等問題一直是實施有效保護的不利因素。在國際知識產權保護中，其缺陷的不利影響表露無遺；因此，加強與其他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管理機構的合作是現實性解決方法之一。
對金融創新進行在知識產權法意義上的研究將有利于保護金融創新當事人的合理權益并促進金融創新健康、快速的發展。
【關鍵詞】知識產權戰略;中部地區;法治環境
【abstract】middle rises the strategy is a national important strategy, the implement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trategy is the key which middle rises, but middle implement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trategy the government by law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to wait for strengthening. therefore, the middle area must raise the legal awareness, the consummation middle are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egal system system, increases th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nd cooperation law enforcement dynamics, the establishment middle are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uygur power system.
【key words】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trategy; middle area; government by law environment
2008年是迎接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全面實施的一年,知識產權戰略重點涉及優化知識產權制度資源配置、促進知識產權的創造和運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規制知識產權濫用、培育知識產權文化等五個方面。[1]
國務院的《實施〈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中指出,我國出臺五項政策,加大創造和保護知識產權的力度,以進一步完善國家知識產權制度,營造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法治環境,其中之一是:切實保護知識產權,建立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執法力度,營造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法治環境。我國中部經濟的發展,實施知識產權戰略是關鍵。中部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就是指中部地區在考慮到中部六省(湖南、湖北、江西、山西、河南、安徽)地域特征、資源優勢和知識產權現狀的基礎上,為了響應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科教興國戰略和中部崛起戰略,通過充分利用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和知識產權資源,專門針對中部地區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帶有全局性的重大知識產權問題(如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人才等問題)而制定、實施的知識產權戰略。[2]
1 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法治環境內涵
法治(rule of law),是指“法的統治”,即法居于國家與社會的統治地位,而不只是國家用法來治(rule by law),更不能說只是國家用法制來統治社會與人民。[3] 環境是一個空間概念,指的是一定范圍內的情況和條件。法治環境個什么概念?“真正的法治國家與法治社會,國家機器本身也是受法的統治,即受法的制約與監督的,而人民作為主權者是法治的最高主體。社會也不只是處于受治的地位,而且也可以是法治的主體”[4]。法治環境,一般而言是指一定范圍,主要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實施法治的情況和條件。即在一定范圍內是奉行法律之上還是權利之上。有學者認為在現代社會中構成法治環境的要素至少有四個方面:善法、惡法價值標準的確立、法律之上地位的認同、法的統治觀念的養成、權利文化人文基礎的建立。[5]在當今社會,法治環境的要素應當包括執法情況。
法治環境是關系到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人們安居樂業的重要因素。同樣,法治環境關系著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進程。
涉及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法治環境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公民法治觀念的強弱;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條文科學性、合理性;主管人員對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條文的理解程度,解釋合理性;政策的穩定程度,影響到法律的執行;有關知識產權方面的執法人員的素質高低,影響公正性;對有關知識產權的國家慣例、國際公約等了解程度;知識產權的法律知識的認知程度;知識產權行政執法的效率;知識產權維權體系的建立等。
2 中部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法治環境現狀分析
知識產權戰略從層次上看,可以分為國家層次、區域層次、產業層次或行業層次和企業層次。無論哪個層次,知識產權戰略的實施需要良好的法治環境。
中部的知識產權戰略的性質特點上與國家層次的知識產權戰略有相似之處,但要受到國家層次知識產權戰略的制約。在我國現行的體制下,區域層次的知識產權戰略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在我國現行的知識產權制度體系中,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因而地方行政部門也是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力量,對地方知識產權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其二,隨著我國的行政分權化改革和市場化的深入,已經成為獲取區域競爭優勢的重要手段。其三,我國地區之間的差距十分明顯,因而,根據區域的具體實際制定實施符合區域自身發展特點的知識產權戰略是必要的。
2.1 中部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法治環境建設的成績。
近幾年來,隨著國家法治建設的進程的不斷加快,中部經濟建設的法治環境建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僅中部的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法治環境而言,有以下成績:
2.1.1 人們對知識產權的法律知識的認知程度在不斷提高。
注:該表的數字來源于調查結果。
2.1.2 實施中部知識產權戰略的軟硬件環境基本具備。
首先,近年來,我國先后制定了《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等一系列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中部六省政府也都出臺了一系列保護知識產權的政策法規,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體系已經基本建立。其次,國家政府部門對知識產權的日益重視和宣傳教育以及中部六省各部門積極采取的各種措施和行動,均加強了人們知識產權的意識,重視和珍重知識產權的氛圍正日益形成。
2.1.3 中部地區知識產權服務體系正在形成。通過多年的建設,專利服務機構、中介服務機構等組織不斷發展,他們為保護知識產權提供了技術服務支持,豐富了知識產權服務的內容和形式。另外,中部地區各級政府部門特別是知識產權局都建立了自己的網站,并將有關知識產權的知識要聞、統計信息、專利查詢、申請程序、有關鏈接等內容公布在網站上,網絡平臺基本搭建,政務公開已經啟動。
2.2 中部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法治環境的有待改進的方面。
2.2.1 中部實施知識產權戰略的法律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
中部地區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雖已建立,但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和健全,知識產權的維權體系還沒真正建立。主要表現有:①法律體系不夠明晰,各法之間或各級法規之間存在交叉和彼此矛盾的地方,從而導致對于同一知識產權違法行為可能出現不同的審判結果;②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情況時有發生,知識產權具體政策落實不到位,知識產權法律監督體系的建設還很不完善;③中部六省狹隘的地方保護主義沒被徹底打破,對待省內、省外知識產權的違法、違規行為采取雙重標準,甚至放縱、包庇本省企業;④知識產權管理隊伍整體水平有待提高,知識產權各主管部門之間的協作水平不高;⑤知識產權維權特別是跨省跨地區的維權,成本過高,周期過長,致使一些侵權行為往往不了了之;⑥社會各界對建立知識產權維權體系的參與興趣不大,政府應對國外知識產權糾紛的支持力度不夠等。
2.2.2 中部地區多數企業內部的制度建設有待加強。
專利技術、商標必須經過法律的授權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才能形成企業的無形資產。企業內部完善的制度建設有利于促進知識產權的創造和保護。一些優秀的企業已經建立起一套有關知識產權的制度、規章,但這樣的企業在中部還相當少,大多數企業在知識產權制度建設方面還是空白,知識產權沒有一個良好的內部運作環境。
2.2.3 人們對知識產權的重要性和法律意識雖然逐步提高,但整體知識產權意識還有待快速普及與加強。特別是科技創新中的知識產權意識普遍較弱。
2.2.4 從事知識產權司法工作的專業人員較為匱乏。
目前,中部地區對于知識產權的案件,有管轄權的中級法院的知識產權審判庭,知識產權專業畢業的人員所占的比例不足2%。這雖然由于我國知識產權專業教育的起步晚、規模小等,造成我國知識產權人才缺口很大。[6]
3 中部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創建良好法治環境的建議和思考
3.1 正確的法律意識是實施知識產權戰略的前提。
法律意識是人們關于法律的觀點、思想的總稱,是法律文化的組成部分。在現實社會中,不論是法律的制定,還是法律的執行和遵守,乃至違法和犯罪一切涉及法律生活的行為,都要受到一定的法律意識支配。有沒有一個良好的法律意識將會影響法律制度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發揮。因此,加大力度增強公民的法律意識,尤其是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意識。
3.2 加強法制建設,完善中部地區知識產權法制體系,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
良好的地方立法是中部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創建良好法治環境基礎。一國的法律環境是所有主體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決定因素,尤其是國家用以調整市場主體行為方式的重要手段。許多國家的實踐經驗說明,實施知識產權戰略首先應當通過立法,確認并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應有的權利。只有權利得到法律保護的認可和保障,企業或個人才有動力去創新,并申請知識產權保護。
為了適應世界貿易和國內市場經濟建設的需要,我國對知識產權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進行了全面的修改,在立法宗旨、權利內容、保護標準、法律救濟等方面更加突出了知識產權制度促進科技進步與鼓勵自主創新的作用。必須認識到法律不僅是用來懲戒違法者的,更是用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創造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社會風氣的重要手段。
中部地區各省的地方立法工作經過2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引導、規范、促進和保障作用。但同時,還存在著立法選項不準確,有些經濟發展急需的法規未能出臺;在知識產權戰略方面,保護弱勢群體利益的立法還比較薄弱;為實現河南在中部崛起的戰略服務還不自覺。這些問題需要我們認真研究解決。
中部地區應該充分借鑒國內外先進做法,適時制定和完善與國家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相銜接、與中部地區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發展需要相適應的知識產權地方性法規與政策,盡快建立、完善中部地區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具體而言,在法律內容方面,需要進一步按照國際準則完善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建設,統一、規范有關知識產權法律問題的描述、鑒定和獎罰等;在法律層次結構方面,需要積極推進各級政府的地方性知識產權立法工作。
3.3 加強知識產權司法工作隊伍建設。
目前,中部地區迫切需要培養一批高學歷、高水平并具有專業基礎的審判人員。通過開展執法專項實踐活動培養、鍛煉一支訓練有素的執法隊伍;鼓勵執法人員以及管理人員加強政策制度以及業務理論的學習,提高其針對新形勢下的新執法環境的適應能力;積極提供知識產權執法中的經費保證、人員保障、工具保障與環境保障,強化執法機關的執法手段,提高執法水平并減少知識產權執法的難度與成本;出臺《知識產權局行政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度》,對知識產權執法的相關工作與行為規范化,并形成對執法人員的有效監督等。
3.4 協調知識產權行政執法。
僅僅建立中部地區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是遠遠不夠的,要加大行政執法的力度,提高行政執法的水平,加強行政與執法的協調配合,提高跨省跨地區行政執法的效率。
知識產權行政執法擔負著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和有關當事人合法權益的重要任務,發揮著規范和整頓市場秩序,改善引進外資環境,提高引進外資質量和建立誠信社會的重要功能。為此,必須建立跨地區知識產權聯合執法機制,為中部地區經濟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
協調中部地區知識產權執法體系主要包括:建立中部地區聯合對專利違法行為的打擊和防范機制。對各省已經處罰或處理并發生法律效力的處罰或處理決定,應同時通報相關各省,有關省市要在管轄區域內的流通領域中予以清除,或防止進入流通領域,避免假冒和侵權行為的蔓延。建立案件受理接收與轉移制度,請求外省市知識產權管理部門處理專利案件的請求人,可以先向本地知識產權局遞交請求書及相關證據材料,并由本地知識產權局初步審查請求內容和材料,對符合受案條件的請求書,再由本地知識產權局向外省有管轄權的知識產權局轉交。兩地專利行政管理部門在案件處理過程中要加強必要的溝通,對案件處理的結果也要報送移送局備案,從而互相監督,增加案件透明度,最大限度避免地方保護及減少當事人維權成本。
3.5 建立中部地區知識產權維權體系。
3.5.1 要求中部地區各級政府和司法機關能夠始終堅持“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公平對待,不搞地方保護主義”的執法方針,不斷提高辦案能力與辦案水平。執法過程中要堅持“打擊與防范相結合”,“日常執法與專項整治、重點打擊相結合” 的原則,重點抓好科學研究、商品流通、技術貿易、作品創作傳播等過程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對大案、要案和典型案件,要重拳出擊,深入調查,力圖從根源上徹底鏟除,對構成犯罪行為的,要依法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
3.5.2 中部地區知識產權維權體系的建設要求加強協作執法的力度。這里的協作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指行政部門與司法機關的協作,他們之間只有加強溝通,通力協作,互相配合,才能更好地打擊知識產權違法行為,具體可以成立如聯合執法小組和專案調查小組等形式。另一方面,就是中部六省各政府部門之間的協作,中部六省在知識產權執法方面加強合作,不但可以提高辦案的效率和效果,而且可以大大節省彼此的資源,顯著提高中部地區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實現多方共贏。
3.5.3 中部地區知識產權維權體系的建立,還得依靠知識產權侵權數據庫與網站的建設,通過這一數據庫,對于知識產權侵權記錄的信息就有了記載,根據記載就可以進一步建立知識產權保護的跟蹤體系和預警機制,做到重點盯防與事前控制。同時,如果將知識產權侵權記錄數據庫納入到社會誠信體系之中,就更能起到預防知識產權侵權的作用。
3.5.4 中部地區知識產權維權體系的建立還包括加強對出入境商品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對于政府行政部門應該加強對這一問題的重視與支持力度,積極引導、支持和聯合企事業單位解決好涉外知識產權糾紛問題。同時企業單位也要加強對涉外知識產權的重視和了解,在遵循國際準則的基礎上運用好知識產權這一利器,保護好自身的利益。[7]
參考文獻
[1]李立.《2008年,迎接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全面實施》,《法制日報》2008年1月31日第3版
[2]劉小仆,鄢志波.《中部六省共探知識產權戰略與經濟發展》,《知識產權報》2005-12-20日
[3]郭道暉.《法治國家與法治社會》.《政治與法律》,1995年第1期,第45頁
[4]郭道暉.《法的時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99頁
[5]賈蓉治.《淺析中國的法治環境建設》,《理論月刊》2004年第6期
【摘要】中部崛起戰略是國家的一項重要戰略,實施知識產權戰略是中部崛起的關鍵,但是中部實施知識產權戰略的法治環境建設有待加強。為此,中部地區必須提高法律意識,完善中部地區知識產權法制體系,加大行政執法與協作執法力度,建立中部地區知識產權維權體系。
【關鍵詞】知識產權戰略;中部地區;法治環境
2008年是迎接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全面實施的一年,知識產權戰略重點涉及優化知識產權制度資源配置、促進知識產權的創造和運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規制知識產權濫用、培育知識產權文化等五個方面。[1]
國務院的《實施〈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中指出,我國出臺五項政策,加大創造和保護知識產權的力度,以進一步完善國家知識產權制度,營造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法治環境,其中之一是:切實保護知識產權,建立健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執法力度,營造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法治環境。我國中部經濟的發展,實施知識產權戰略是關鍵。中部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就是指中部地區在考慮到中部六省(湖南、湖北、江西、山西、河南、安徽)地域特征、資源優勢和知識產權現狀的基礎上,為了響應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科教興國戰略和中部崛起戰略,通過充分利用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和知識產權資源,專門針對中部地區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帶有全局性的重大知識產權問題(如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人才等問題)而制定、實施的知識產權戰略。
1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法治環境內涵
法治(Ruleoflaw),是指“法的統治”,即法居于國家與社會的統治地位,而不只是國家用法來治(Rulebylaw),更不能說只是國家用法制來統治社會與人民。[3]環境是一個空間概念,指的是一定范圍內的情況和條件。法治環境個什么概念?“真正的法治國家與法治社會,國家機器本身也是受法的統治,即受法的制約與監督的,而人民作為者是法治的最高主體。社會也不只是處于受治的地位,而且也可以是法治的主體”[4]。法治環境,一般而言是指一定范圍,主要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實施法治的情況和條件。即在一定范圍內是奉行法律之上還是權利之上。有學者認為在現代社會中構成法治環境的要素至少有四個方面:善法、惡法價值標準的確立、法律之上地位的認同、法的統治觀念的養成、權利文化人文基礎的建立。[5]在當今社會,法治環境的要素應當包括執法情況。
法治環境是關系到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人們安居樂業的重要因素。同樣,法治環境關系著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進程。
涉及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法治環境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公民法治觀念的強弱;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條文科學性、合理性;主管人員對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條文的理解程度,解釋合理性;政策的穩定程度,影響到法律的執行;有關知識產權方面的執法人員的素質高低,影響公正性;對有關知識產權的國家慣例、國際公約等了解程度;知識產權的法律知識的認知程度;知識產權行政執法的效率;知識產權維權體系的建立等。
2中部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法治環境現狀分析
知識產權戰略從層次上看,可以分為國家層次、區域層次、產業層次或行業層次和企業層次。無論哪個層次,知識產權戰略的實施需要良好的法治環境。
中部的知識產權戰略的性質特點上與國家層次的知識產權戰略有相似之處,但要受到國家層次知識產權戰略的制約。在我國現行的體制下,區域層次的知識產權戰略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在我國現行的知識產權制度體系中,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因而地方行政部門也是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力量,對地方知識產權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其二,隨著我國的行政分權化改革和市場化的深入,已經成為獲取區域競爭優勢的重要手段。其三,我國地區之間的差距十分明顯,因而,根據區域的具體實際制定實施符合區域自身發展特點的知識產權戰略是必要的。
2.1中部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法治環境建設的成績。
近幾年來,隨著國家法治建設的進程的不斷加快,中部經濟建設的法治環境建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僅中部的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法治環境而言,有以下成績:
2.1.1人們對知識產權的法律知識的認知程度在不斷提高。
注:該表的數字來源于調查結果。
2.1.2實施中部知識產權戰略的軟硬件環境基本具備。
首先,近年來,我國先后制定了《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等一系列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中部六省政府也都出臺了一系列保護知識產權的政策法規,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體系已經基本建立。其次,國家政府部門對知識產權的日益重視和宣傳教育以及中部六省各部門積極采取的各種措施和行動,均加強了人們知識產權的意識,重視和珍重知識產權的氛圍正日益形成。
2.1.3中部地區知識產權服務體系正在形成。通過多年的建設,專利服務機構、中介服務機構等組織不斷發展,他們為保護知識產權提供了技術服務支持,豐富了知識產權服務的內容和形式。另外,中部地區各級政府部門特別是知識產權局都建立了自己的網站,并將有關知識產權的知識要聞、統計信息、專利查詢、申請程序、有關鏈接等內容公布在網站上,網絡平臺基本搭建,政務公開已經啟動。
2.2中部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法治環境的有待改進的方面。
2.2.1中部實施知識產權戰略的法律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
中部地區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雖已建立,但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和健全,知識產權的維權體系還沒真正建立。主要表現有:①法律體系不夠明晰,各法之間或各級法規之間存在交叉和彼此矛盾的地方,從而導致對于同一知識產權違法行為可能出現不同的審判結果;②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情況時有發生,知識產權具體政策落實不到位,知識產權法律監督體系的建設還很不完善;③中部六省狹隘的地方保護主義沒被徹底打破,對待省內、省外知識產權的違法、違規行為采取雙重標準,甚至放縱、包庇本省企業;④知識產權管理隊伍整體水平有待提高,知識產權各主管部門之間的協作水平不高;⑤知識產權維權特別是跨省跨地區的維權,成本過高,周期過長,致使一些侵權行為往往不了了之;⑥社會各界對建立知識產權維權體系的參與興趣不大,政府應對國外知識產權糾紛的支持力度不夠等。
2.2.2中部地區多數企業內部的制度建設有待加強。
專利技術、商標必須經過法律的授權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才能形成企業的無形資產。企業內部完善的制度建設有利于促進知識產權的創造和保護。一些優秀的企業已經建立起一套有關知識產權的制度、規章,但這樣的企業在中部還相當少,大多數企業在知識產權制度建設方面還是空白,知識產權沒有一個良好的內部運作環境。
2.2.3人們對知識產權的重要性和法律意識雖然逐步提高,但整體知識產權意識還有待快速普及與加強。特別是科技創新中的知識產權意識普遍較弱。
2.2.4從事知識產權司法工作的專業人員較為匱乏。
目前,中部地區對于知識產權的案件,有管轄權的中級法院的知識產權審判庭,知識產權專業畢業的人員所占的比例不足2%。這雖然由于我國知識產權專業教育的起步晚、規模小等,造成我國知識產權人才缺口很大。
3中部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創建良好法治環境的建議和思考
3.1正確的法律意識是實施知識產權戰略的前提。
法律意識是人們關于法律的觀點、思想的總稱,是法律文化的組成部分。在現實社會中,不論是法律的制定,還是法律的執行和遵守,乃至違法和犯罪一切涉及法律生活的行為,都要受到一定的法律意識支配。有沒有一個良好的法律意識將會影響法律制度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發揮。因此,加大力度增強公民的法律意識,尤其是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意識。
3.2加強法制建設,完善中部地區知識產權法制體系,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
良好的地方立法是中部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創建良好法治環境基礎。一國的法律環境是所有主體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決定因素,尤其是國家用以調整市場主體行為方式的重要手段。許多國家的實踐經驗說明,實施知識產權戰略首先應當通過立法,確認并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應有的權利。只有權利得到法律保護的認可和保障,企業或個人才有動力去創新,并申請知識產權保護。
為了適應世界貿易和國內市場經濟建設的需要,我國對知識產權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進行了全面的修改,在立法宗旨、權利內容、保護標準、法律救濟等方面更加突出了知識產權制度促進科技進步與鼓勵自主創新的作用。必須認識到法律不僅是用來懲戒違法者的,更是用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創造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的社會風氣的重要手段。
中部地區各省的地方立法工作經過2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引導、規范、促進和保障作用。但同時,還存在著立法選項不準確,有些經濟發展急需的法規未能出臺;在知識產權戰略方面,保護弱勢群體利益的立法還比較薄弱;為實現河南在中部崛起的戰略服務還不自覺。這些問題需要我們認真研究解決。
中部地區應該充分借鑒國內外先進做法,適時制定和完善與國家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相銜接、與中部地區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發展需要相適應的知識產權地方性法規與政策,盡快建立、完善中部地區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具體而言,在法律內容方面,需要進一步按照國際準則完善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建設,統一、規范有關知識產權法律問題的描述、鑒定和獎罰等;在法律層次結構方面,需要積極推進各級政府的地方性知識產權立法工作。
3.3加強知識產權司法工作隊伍建設。
目前,中部地區迫切需要培養一批高學歷、高水平并具有專業基礎的審判人員。通過開展執法專項實踐活動培養、鍛煉一支訓練有素的執法隊伍;鼓勵執法人員以及管理人員加強政策制度以及業務理論的學習,提高其針對新形勢下的新執法環境的適應能力;積極提供知識產權執法中的經費保證、人員保障、工具保障與環境保障,強化執法機關的執法手段,提高執法水平并減少知識產權執法的難度與成本;出臺《知識產權局行政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度》,對知識產權執法的相關工作與行為規范化,并形成對執法人員的有效監督等。
3.4協調知識產權行政執法。
僅僅建立中部地區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是遠遠不夠的,要加大行政執法的力度,提高行政執法的水平,加強行政與執法的協調配合,提高跨省跨地區行政執法的效率。
知識產權行政執法擔負著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和有關當事人合法權益的重要任務,發揮著規范和整頓市場秩序,改善引進外資環境,提高引進外資質量和建立誠信社會的重要功能。為此,必須建立跨地區知識產權聯合執法機制,為中部地區經濟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
協調中部地區知識產權執法體系主要包括:建立中部地區聯合對專利違法行為的打擊和防范機制。對各省已經處罰或處理并發生法律效力的處罰或處理決定,應同時通報相關各省,有關省市要在管轄區域內的流通領域中予以清除,或防止進入流通領域,避免假冒和侵權行為的蔓延。建立案件受理接收與轉移制度,請求外省市知識產權管理部門處理專利案件的請求人,可以先向本地知識產權局遞交請求書及相關證據材料,并由本地知識產權局初步審查請求內容和材料,對符合受案條件的請求書,再由本地知識產權局向外省有管轄權的知識產權局轉交。兩地專利行政管理部門在案件處理過程中要加強必要的溝通,對案件處理的結果也要報送移送局備案,從而互相監督,增加案件透明度,最大限度避免地方保護及減少當事人維權成本。
3.5建立中部地區知識產權維權體系。
3.5.1要求中部地區各級政府和司法機關能夠始終堅持“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公平對待,不搞地方保護主義”的執法方針,不斷提高辦案能力與辦案水平。執法過程中要堅持“打擊與防范相結合”,“日常執法與專項整治、重點打擊相結合”的原則,重點抓好科學研究、商品流通、技術貿易、作品創作傳播等過程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對大案、要案和典型案件,要重拳出擊,深入調查,力圖從根源上徹底鏟除,對構成犯罪行為的,要依法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
3.5.2中部地區知識產權維權體系的建設要求加強協作執法的力度。這里的協作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指行政部門與司法機關的協作,他們之間只有加強溝通,通力協作,互相配合,才能更好地打擊知識產權違法行為,具體可以成立如聯合執法小組和專案調查小組等形式。另一方面,就是中部六省各政府部門之間的協作,中部六省在知識產權執法方面加強合作,不但可以提高辦案的效率和效果,而且可以大大節省彼此的資源,顯著提高中部地區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實現多方共贏。
關鍵詞：知識產權；保護；國際貿易
在中國加快融入全球經濟的時候，知識產權保護同樣也給中國的發展亮起了紅燈。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及中國產品在全球市場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時候，知識產權危機給這一全球化進程蒙上了一層陰影，因此，在激烈的國際經貿競爭和深層的知識產權壁壘面前，努力為開發和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創造有利的環境，不斷提高企業運用知識產權的能力和水平顯得尤其重要。
一、目前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發展現狀
1.自20世紀80年代中國便開始了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制建設。目前，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主要由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這三個部分組成，建立了相對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得到了世界各國及國際組織的普遍認可。另外，中國還在積極研究并制定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新法律和法規。
2.參加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公約的情況：中國在不斷健全和完善國內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體系建設的同時，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相繼參加了一些主要的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條約及有關的協定。從1980年中國加入《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起至今，已經加入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商品和服務國際分類尼斯協定》等各種關于知識產權保護的協議或條約。此外，中國還積極研究加入其他關于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條約。
3.開展提高知識產權意識宣傳活動情況：當前，中國政府圍繞著嚴厲打擊假冒偽劣產品和侵權盜版，采取了一系列宣傳措施，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通過采訪、電視廣播、定期舉辦研討會等方式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法律的宣傳，特別是對新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進行了相對廣泛宣傳和教育。二是將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的教育納入到全國法制宣傳教育中，并通過強化輿論監督、新聞媒體的宣傳報道，對一些典型案例進行了公共曝光，意在起到震懾犯罪、警示違規的效果。
4.知識產權的執法情況：中國知識產權執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用政府的行政手段來保護知識產權。一方面，根據專利法相關方面的規定，中國政府有關主管部門或地方政府可以設立專利管理機關；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為有效實施著作權法，專門成立國家版權局，各省市也相應地建立了版權行政管理部門。到目前為止已經形成了以《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為主體，輔之以各項保護條例。另外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已從只重視行政保護轉為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并重，相關的法律法規和行政法規均由人民法院最終執行，同時也加大了執法力度。與此同時，企業也開始認識到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性，提高了企業自身的防范能力和保護意識。
二、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存在的問題
1.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淡薄：自1982年《商標法》制定以來，雖然中國已經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法規制度，但中國許多企業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仍然不強，不能及時地將自己的研發結果轉化為知識產權，特別是在國外申請知識產權的意識嚴重不夠，致使很多科研成果得不到有關國家和地區相關法律法規的保護，甚至使得一些國有品牌在國外許多地方被惡意搶注；即使一些企業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但是當他們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能及時運用法律武器來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導致失敗。
2.知識產權管理機構不強和專業人才不足：有關部門在大力支持成立各種保護知識產權的行業協會方面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差異。由于知識產權管理部門與國內企業之間缺少必要的溝通渠道，信息并不十分流暢，從而出現了企業遇到問題不知該找誰的現象。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專業人才比較稀缺。一方面，目前中國具有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知識的專業人才十分緊缺，國內也沒比較成熟的培訓課程以及相應的師資力量。另一方面，中國缺少一大批懂法律和技術的專業司法人才。
3.專利保護結構不合理：當前，中國現行的專利申請包括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三個類別，這其中以發明最能夠代表專利的水平和質量。然而在專利申請的數量中，所占的比例最高的卻是外觀設計方面的專利，發明僅占27%。一些發達國家的專利保護結構中，所占比例最多的是發明創造，最少的則是實用新型方面的專利，所占比例不到2%。
4.國家和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及研發投入不夠：研發活動是一個國家、地區和企業獲得和擁有知識產權的源頭和基礎。但是由于國家和企業對科技投入的力度不夠，用于研究和開發的經費開支過小，致使中國企業對新技術的吸收和消化能力、特別是自主開發新技術的能力普遍偏低，很多企業走的是一條“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道路，這使得中國產業結構和對外貿易的結構很難迅速升級換代，在關鍵技術上主要依賴進口，受制于人。
5.中國知識產權立法與國際知識產權體系不相符：中國的立法體系雖然用比發達國家更短的時間就建立起來了，但是中國的立法體系中沒有關于反壟斷的法律，而與反壟斷互為補充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只是側重于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卻沒有確立限制知識產權的立法思想。到目前為止，中國現有的法律法規雖然在不同程度上適用于專利權的壟斷行為，但是主要集中調整專利許可行為，對其他濫用專利權的行為尚無明確的規定，調整范圍還不夠完整。與此同時，中國沒有建立完整的標準體系。中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在國際標準的參與程度和占據關鍵職位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
三、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對中國的啟示及建議
1.轉變觀念并加強學習：中國是WTO 成員，企業在進行國際貿易時應該注意WTO、TRIPS 對中國知識產權的規定，同時對主要貿易國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實踐也應有所了解，掌握其主要法律規定、立法趨勢及法院的判例，方可更大限度的避免撞入知識產權保護的陷阱。第一，轉變觀念積極應對知識產權訴訟案。改變以往消極應對知識產權訴訟案的態度，積極應訴。有不少中國企業本身并不存在侵權行為，但由于害怕訴訟會影響到企業的發展而常常放棄應訴的機會，白白的丟失了維護自身權利的機會；同時，中國企業界應完善商會的建立和使用，形成一個組織有效、協調一致、參與廣泛的企業聯盟，這樣有利于增強各方面力量的幫助和支持。第二，加快對人才的培養和管理。科技以人為本。開發、擁有和運用企業自主知識產權，首先，要重視知識資本的作用，而知識資本最集中地體現就是在人的才能和價值上。目前，企業間甚至是國家間的競爭實際上就是人才的競爭，誰占有的人才多，誰就能夠在競爭中獲得優勢。近年來，跨國公司已經加大了對中國的人才掠奪，中國企業如果還不加強對人才的重視，將會失去企業未來發展的動力源泉；其次，企業還應該加快深化自身的人才制度和結構的變革，建立和健全完善的激勵機制和獎勵機制，培養自己的人才隊伍。加強學習，盡快熟悉和掌握知識產權方面的各種知識和規則，強化全民學習的氛圍，使全社會人民都懂得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性。
2.加強知識產權的執法力度：采取走出去和引進來措施，選拔一批優秀的青年執法者，并通過赴知識產權保護先進國家留學或者去國內知名高校進修相關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知識，或者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對執法工作者傳授有關理論知識等方法。通過加強對知識產權相關執法人員的教育和培訓，從而擴大知識產權保護執法隊伍的綜合素質。加強宣傳力度，提高企業和公眾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同時，使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意識到知識產權保護有助于外資的進入和當地經濟的發展，進而有利于打破在執法過程中的地方保護主義。
3.將知識產權保護策略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中國是知識產權數量大國，但非知識產權強國，尤其是加入WTO 后，市場的開放使中國面臨激烈的國際競爭，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專利方面構成了威脅。我們只有將知識產權問題作為國家的重大戰略加以重視，才能實現將知識產權危機轉變為科技發展良機，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制約貿易發展的障礙。（1）政策傾斜，資金扶持。政策上要從籠統扶持轉到重點支持專利項目上來，特別是那些高科技專利項目。在資金上，各級政府都應建立專利基金，以財政、企業為主體，廣開資金來源，多渠道、多形式籌集資金。重點支持那些有廣泛的市場前景、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專利技術。（2）加強立法，完善法律。進一步形成既與國際接軌又符合中國國情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抓緊修訂和完善《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以及民間文學藝術作品、遺傳資源、傳統知識等的立法。同時，進一步完善行政執法程序，依法公正、高效地解決好知識產權糾紛。（3）突出特色，借鑒經驗。發展經濟有特色，保護知識產權也應該有自己的特色。要有符合本國特色的知識產權保護戰略。
參考文獻
[1]葉慧霖.入世與知識產權保護[M].上海：上海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7.
[2]顧紅文，談中國對外貿易競爭力的提高[J].西安郵電學院學報，2007，(9).
[3]夏先良.出口與國際專利：中國知識產權的差距與對策[J].開發導報，2007，(10).
[4]王江.從“DVD 專利事件”看企業核心技術的重要性[J].東北大學學報，2008，(1).
[5]董勤.外經貿工作中的專利問題對策[J].對外經貿實務，2007，(6).
關鍵詞：知識產權；保護；國際貿易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6-0150-02
在中國加快融入全球經濟的時候，知識產權保護同樣也給中國的發展亮起了紅燈。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及中國產品在全球市場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時候，知識產權危機給這一全球化進程蒙上了一層陰影，因此，在激烈的國際經貿競爭和深層的知識產權壁壘面前，努力為開發和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創造有利的環境，不斷提高企業運用知識產權的能力和水平顯得尤其重要。
一、目前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發展現狀
1.自20世紀80年代中國便開始了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制建設。目前，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主要由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這三個部分組成，建立了相對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得到了世界各國及國際組織的普遍認可。另外，中國還在積極研究并制定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新法律和法規。
2.參加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公約的情況：中國在不斷健全和完善國內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體系建設的同時，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相繼參加了一些主要的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條約及有關的協定。從1980年中國加入《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起至今，已經加入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商品和服務國際分類尼斯協定》等各種關于知識產權保護的協議或條約。此外，中國還積極研究加入其他關于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條約。
3.開展提高知識產權意識宣傳活動情況：當前，中國政府圍繞著嚴厲打擊假冒偽劣產品和侵權盜版，采取了一系列宣傳措施，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通過采訪、電視廣播、定期舉辦研討會等方式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法律的宣傳，特別是對新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進行了相對廣泛宣傳和教育。二是將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的教育納入到全國法制宣傳教育中，并通過強化輿論監督、新聞媒體的宣傳報道，對一些典型案例進行了公共曝光，意在起到震懾犯罪、警示違規的效果。
4.知識產權的執法情況：中國知識產權執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用政府的行政手段來保護知識產權。一方面，根據專利法相關方面的規定，中國政府有關主管部門或地方政府可以設立專利管理機關；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為有效實施著作權法，專門成立國家版權局，各省市也相應地建立了版權行政管理部門。到目前為止已經形成了以《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為主體，輔之以各項保護條例。另外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已從只重視行政保護轉為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并重，相關的法律法規和行政法規均由人民法院最終執行，同時也加大了執法力度。與此同時，企業也開始認識到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性，提高了企業自身的防范能力和保護意識。
二、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存在的問題
1.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淡薄：自1982年《商標法》制定以來，雖然中國已經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法規制度，但中國許多企業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仍然不強，不能及時地將自己的研發結果轉化為知識產權，特別是在國外申請知識產權的意識嚴重不夠，致使很多科研成果得不到有關國家和地區相關法律法規的保護，甚至使得一些國有品牌在國外許多地方被惡意搶注；即使一些企業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但是當他們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能及時運用法律武器來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導致失敗。
2.知識產權管理機構不強和專業人才不足：有關部門在大力支持成立各種保護知識產權的行業協會方面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差異。由于知識產權管理部門與國內企業之間缺少必要的溝通渠道，信息并不十分流暢，從而出現了企業遇到問題不知該找誰的現象。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專業人才比較稀缺。一方面，目前中國具有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知識的專業人才十分緊缺，國內也沒比較成熟的培訓課程以及相應的師資力量。另一方面，中國缺少一大批懂法律和技術的專業司法人才。
3.專利保護結構不合理：當前，中國現行的專利申請包括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三個類別，這其中以發明最能夠代表專利的水平和質量。然而在專利申請的數量中，所占的比例最高的卻是外觀設計方面的專利，發明僅占27%。一些發達國家的專利保護結構中，所占比例最多的是發明創造，最少的則是實用新型方面的專利，所占比例不到2%。
4.國家和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及研發投入不夠：研發活動是一個國家、地區和企業獲得和擁有知識產權的源頭和基礎。但是由于國家和企業對科技投入的力度不夠，用于研究和開發的經費開支過小，致使中國企業對新技術的吸收和消化能力、特別是自主開發新技術的能力普遍偏低，很多企業走的是一條“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道路，這使得中國產業結構和對外貿易的結構很難迅速升級換代，在關鍵技術上主要依賴進口，受制于人。
5.中國知識產權立法與國際知識產權體系不相符：中國的立法體系雖然用比發達國家更短的時間就建立起來了，但是中國的立法體系中沒有關于反壟斷的法律，而與反壟斷互為補充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只是側重于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卻沒有確立限制知識產權的立法思想。到目前為止，中國現有的法律法規雖然在不同程度上適用于專利權的壟斷行為，但是主要集中調整專利許可行為，對其他濫用專利權的行為尚無明確的規定，調整范圍還不夠完整。與此同時，中國沒有建立完整的標準體系。中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在國際標準的參與程度和占據關鍵職位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
三、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對中國的啟示及建議
1.轉變觀念并加強學習：中國是WTO 成員，企業在進行國際貿易時應該注意WTO、TRIPS 對中國知識產權的規定，同時對主要貿易國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實踐也應有所了解，掌握其主要法律規定、立法趨勢及法院的判例，方可更大限度的避免撞入知識產權保護的陷阱。第一，轉變觀念積極應對知識產權訴訟案。改變以往消極應對知識產權訴訟案的態度，積極應訴。有不少中國企業本身并不存在侵權行為，但由于害怕訴訟會影響到企業的發展而常常放棄應訴的機會，白白的丟失了維護自身權利的機會；同時，中國企業界應完善商會的建立和使用，形成一個組織有效、協調一致、參與廣泛的企業聯盟，這樣有利于增強各方面力量的幫助和支持。第二，加快對人才的培養和管理。科技以人為本。開發、擁有和運用企業自主知識產權，首先，要重視知識資本的作用，而知識資本最集中地體現就是在人的才能和價值上。目前，企業間甚至是國家間的競爭實際上就是人才的競爭，誰占有的人才多，誰就能夠在競爭中獲得優勢。近年來，跨國公司已經加大了對中國的人才掠奪，中國企業如果還不加強對人才的重視，將會失去企業未來發展的動力源泉；其次，企業還應該加快深化自身的人才制度和結構的變革，建立和健全完善的激勵機制和獎勵機制，培養自己的人才隊伍。加強學習，盡快熟悉和掌握知識產權方面的各種知識和規則，強化全民學習的氛圍，使全社會人民都懂得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性。
2.加強知識產權的執法力度：采取走出去和引進來措施，選拔一批優秀的青年執法者，并通過赴知識產權保護先進國家留學或者去國內知名高校進修相關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知識，或者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對執法工作者傳授有關理論知識等方法。通過加強對知識產權相關執法人員的教育和培訓，從而擴大知識產權保護執法隊伍的綜合素質。加強宣傳力度，提高企業和公眾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同時，使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意識到知識產權保護有助于外資的進入和當地經濟的發展，進而有利于打破在執法過程中的地方保護主義。
3.將知識產權保護策略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中國是知識產權數量大國，但非知識產權強國，尤其是加入WTO 后，市場的開放使中國面臨激烈的國際競爭，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專利方面構成了威脅。我們只有將知識產權問題作為國家的重大戰略加以重視，才能實現將知識產權危機轉變為科技發展良機，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制約貿易發展的障礙。（1）政策傾斜，資金扶持。政策上要從籠統扶持轉到重點支持專利項目上來，特別是那些高科技專利項目。在資金上，各級政府都應建立專利基金，以財政、企業為主體，廣開資金來源，多渠道、多形式籌集資金。重點支持那些有廣泛的市場前景、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專利技術。（2）加強立法，完善法律。進一步形成既與國際接軌又符合中國國情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抓緊修訂和完善《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以及民間文學藝術作品、遺傳資源、傳統知識等的立法。同時，進一步完善行政執法程序，依法公正、高效地解決好知識產權糾紛。（3）突出特色，借鑒經驗。發展經濟有特色，保護知識產權也應該有自己的特色。要有符合本國特色的知識產權保護戰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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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顧紅文，談中國對外貿易競爭力的提高[J].西安郵電學院學報，2007，(9).
[3]夏先良.出口與國際專利：中國知識產權的差距與對策[J].開發導報，2007，(10).
[4]王江.從“DVD 專利事件”看企業核心技術的重要性[J].東北大學學報，2008，(1).
[5]董勤.外經貿工作中的專利問題對策[J].對外經貿實務，2007，(6).
論文關鍵詞:知識產權,保護,啟示
中國在加快融入全球經濟的時候,知識產權保護同樣也給我國的發展亮起了紅燈。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以及中國產品在全球市場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時候,知識產權危機給這一全球化進程蒙上了一層陰影,因此,在激烈的國際經貿競爭和深層的知識產權壁壘面前,努力為開發和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創造有利的環境,不斷提高有關企業運用知識產權的能力和水平顯得尤其重要。
一、目前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發展現狀
1、自20世紀80年代,中國便開始了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制建設。根據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并通過借鑒國際公約、條約規定和其他發達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立法方面的現金經驗,不斷建立和完善了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體系。目前,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主要由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這三個部分組成,建立了相對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得到了世界各國及及國際組織的普遍認可。另外,中國還在積極研究并制定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新法律和法規。
2、參加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公約的情況中國在不斷健全和完善國內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體系建設的同時,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相繼參加了一些主要的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條約及有關的協定。從1980年中國加入《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起至今,已經先后加入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商品和服務國際分類尼斯協定》等各種關于知識產權保護的協議或條約。此外,中國還積極研究加入其他關于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條約。
3、開展提高知識產權意識宣傳活動情況當前,中國政府圍繞著嚴厲打擊假冒偽劣產品和侵權盜版,采取了一系列宣傳措施,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方面通過采訪、電視廣播、定期舉辦研討會等方式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法律的宣傳,特別是對新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進行了相對廣泛宣傳和教育。另一方面將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的教育納入到全國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并通過強化輿論監督、新聞媒體的宣傳報道,對一些典型案例進行了公共課曝光,意在起到震懾犯罪、警示違規的效果。
4、知識產權的執法情況中國知識產權執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用政府用行政手段來保護知識產權。一方面,根據專利法相關方面的規定,中國政府有關主管部門或地方政府可以設立專利管理機關;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為有效實施著作權法,專門成立國家版權局,各省市也相應地建立了版權行政管理部門。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框架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經基本確定,到目前為止已經形成了以《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為主體,輔之以各項保護條例,如《植物新品種保條例》、《集成電路布圖保護條例》以及《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修訂草案)》。我國知識產權立法的成就還可以表現在《民法》、《刑法》中的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專門條款上,以及新修訂的《對外貿易法》中有專章保護知識產權的內容。另外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已經從只重視行政保護轉為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并重,相關的法律法規和行政法規均由人民法院最終執行,同時也加大了執法力度。與此同時,企業也開始認識到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性,提高了企業自身的防范能力和保護意識。
二、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存在的問題
1、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淡薄自1982你那《商標法》制定以來,雖然中國已經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法規制度,中國許多企業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仍然不強,不能及時地自己的研發結果轉化為知識產權,特別是在國外申請知識產權的意識嚴重不夠,致使很多科研成果得不到有關國家和地區相關法律法規的保護,甚至使得一些國有品牌在國外許多地方被惡意搶注;即使一些企業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但是當他們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不能及時的運用法律武器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導致失敗。
2、懲罰力度不夠及地方保護主義現象普遍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相關法律規定的賠償額較低,難以對企業和個人起到威懾作用。隨著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逐漸被接受和國內經濟的不斷成熟,地方保護主義問題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已經逐步得到抑制,然而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或者信息落后的地區,模仿、盜用那些經濟發達地區的知名品牌,制造
伴隨著以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為基礎的經濟——知識經濟在當代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日益提升,作為國際競爭的制高點和殺手锏的“知識產權”在各國得到了空前的重視。我國也不例外,從三十年多前的聞所未聞,到如今的耳熟能詳,“知識產權”已成為時下的時髦詞匯。
然而,“知識產權”是什么?這一問題人們似乎并不能給出一個準確的答案。實質上,漢語“知識產權”一語系舶來品,是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的意譯。“知識產權”是20世紀后半葉以來在國際上廣泛使用的一個法律概念,最早源于17世紀法國大革命時代,主要倡導者是法國的社會學家卡普佐夫,后來經過比利時法學家皮卡第等人的論證和發展。但從“知識產權”這一概念誕生至今,不僅在“知識產權”這一概念的稱謂上存在著諸多差異,而且有關知識產權概念的內涵也可以說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從世界范圍來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幾種觀點的是:英國著名的知識產權法學者柯尼斯(W.R.Cornish)認為,知識產權是保護人類成果的某些優秀表現形式(finer manifestations)的一個法律分支。日本學者中山信弘認為,知識產權是指禁止不正當模仿所保護的信息。具體說來,是人的智力、精神上創作成果的創作物(例如發明與作品)和表現經營上信譽的經營標識(例如商標與商號)的總稱。澳大利亞學者達沃豪斯(Drahos)認為,知識產權是“訴訟上的財產權”,即可依法在訴訟中贏得占有而實際尚未占有的財產。我國已故的著名知識產權法學者鄭成思教授認為,知識產權指的是人們可以就其智力創造的成果所依法享有的專有權利。我國另一位著名的知識產權法學者吳漢東教授則認為,知識產權是人們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而依法享有的權利。他認為知識產權又有廣義和狹義的劃分方法,狹義的知識產權僅包括工業產權(Industrial Property)和文學產權(Literature Property),等等。
與學者們的概括式定義不同,國際條約和多數國家立法則采用列舉的方式在闡述什么是知識產權。例如1967年7月14日締結于斯德哥爾摩的《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第2條第8款對知識產權的定義是:知識產權主要包括以下權利:(1)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有關的權利;(2)與表演藝術家的表演活動、與錄音制品及廣播有關的權利;(3)與人類創造性活動的一切領域中的發明有關的權利;(4)與科學發現有關的權利;(5)與工業品外觀設計有關的權利;(6)與商品商標、服務標記、商號及其他商業標志有關的權利;(7)與防止不正當競爭有關的權利;(8)一切其他來自工業、科學及文學藝術領域的智力活動所產生的權利。再如1994年4月締結于馬拉加什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即TRIPS)第一部分第1條也是采用列舉的方式勾勒出了知識產權的范圍,根據該協議,知識產權主要包括以下權利:(1)版權與鄰接權;(2)商標權;(3)地理標記權;(4)工業品外觀設計權;(5)專利權;(6)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拓撲圖)權;(7)未披露過的信息專有權。
由此可見,關于知識產權的概念,學者們的認識并不一致,而國際條約和多數國家立法卻也以劃定范圍的方式來避開直接對知識產權下定義。事實上,正如鄭成思教授所言,“曾有人打算跳出這個圈子(國際條約劃定的知識產權范圍),另辟‘新’路去下定義,結果是最終又回到這個圈子里,改變方式重復了前人所劃的范圍,只是生造了個別不為人們所接受的‘新概念’,實際上并未辟出任何‘新’路”。筆者認為,這恰好反映了知識產權問題的復雜性。誠然,作為傳播技術和工商業產生和發展的產物的知識產權制度,它與其他的權利制度不同,具有較強的專業技術性,加上它保護的客體之無形性和開放性,使得人們更難以對其作出相對穩定、準確的定義。然而,對此我們無需多慮,因為“法律概念的‘不確定性’(Unbestimmtheit)是預料之中的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能夠為相應的法律規則確立比較大的適用范圍和裁量空間,法律也因此具備了靈活性。而借助于法律概念的這種開放性和不確定性,既可以將法律適用于新的事實,又可以適用于新的社會與政治的價值觀。”
因此,我們沒有必要過于嚴謹地給知識產權下定義,事實上也是很難做到的,但是基于研究需要,我們應該對知識產權的客體或權利對象有個基本的認識。知識產權的客體是智力創造活動形成的成果和工商業領域中具有識別性的標記或成果。知識產權即是基于智力創造活動形成的成果和工商業領域中具有識別性的標記或成果而形成的法定權利。需要指出的是,知識產權實際上是個權利集合,它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知識產權主要是指國際條約所涉及到的各項權利(當然各自的范圍有所差異);而狹義的知識產權則是指工(商)業產權和著作權(版權),其中,工業產權主要包括專利權、商標權、與防止不正當競爭有關的權利等,著作權則包括作者權和傳播者權(鄰接權)等。但不管哪一種劃分,著作權、專利權和商標權是知識產權的支柱與核心,在這一點上,各國的認識是比較一致的。
二、知識產權特征之重構
知識產權作為一種民事權利,對其特征,學者們有諸多論述,有的學者認為知識產權的唯一特性是客體的無形性;有的學者將知識產權的特征概括為專有性、地域性、時間性和客體的非物質性;還有的學者認為知識產權的特征是權利的無形性、專有性、地域性、時間性和可復制性等等豘,其中多數學者主要是從與物權比較的角度來論述知識產權特征的,有一定的局限性。要全面認識知識產權的特征,除了立足上述角度外,還應全面考究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立法宗旨、演變歷史及發展趨勢,以下簡論之。
(一)知識產權客體之無形性
知識產權之無形性特征,是指其權利客體之無形性,而非知識產權本身之無形性,因為任何權利都是無形的,也非載體之無形性,我們討論“有形”與“無形”是針對權利客體而言的。所謂權利客體,又稱法律關系的客體,“是指法律關系主體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所共同指向的對象”豙,也可以理解為由法律所確認的,具有滿足人們之需求特征的,可由權利主體支配的對象。客體之無形性是知識產權區別于動產、不動產等財產權利的一個顯著特征。動產、不動產等財產權利的客體是物,大陸法系國家一般認為,“作為物權客體的物原則為有體物”豛,而且物權的客體與客體的載體是重合的,所以人們可以直接感知,即看得見、摸得著;而知識產權的客體是無形的,譬如對于一部文學作品——金庸的小說而言,該作品知識產權的客體是金庸借助于文字而表達出來的其內在的具有獨創性的思想感情,而非人們看得見、摸得著的、能夠直接感知的是幾百頁紙張以及由
鉛、墨等構成的文字,這些只是知識產權客體——作品的載體。誠然,知識產權的客體往往需要借助于有體物之載體來體現,但是又不依賴有體物之載體,因為金庸的同一部小說,可以借助于紙張和鉛、墨等載體,也可以刻在石壁上,即不因為載體的不同而影響其作品著作權的存在。又如,愛迪生發明了電燈,但受到知識產權法保護的并不是看得見、摸得著的電燈泡,而是遵循和利用自然規律并凝聚愛迪生智力創造勞動的關于制造電燈的技術方案。 知識產權客體之無形性特征必然導致兩方面的問題:一是知識產權權利人無法像財產所有權人那樣實際地管領和控制權利的客體。例如作者將自己的作品發表后,即便是作者能夠控制作品的載體,也無法實際地控制他人對作品的利用,使得知識產權更加容易地被侵犯。二是知識產權客體之無形性也導致了知識產權侵權的認定變得更加困難、復雜。例如一臺筆記本電腦,對于其所有權的侵犯相對容易認定,只要考察該筆記本是否非基于所有人的意思而脫離了權利人的占有、其完好程度等方面就可以判斷有沒有受到侵害以及侵害的程度;而對于知識產權的客體——電腦芯片之專利技術侵害的認定則不是那么容易,因為電腦芯片專利技術是無形的,權利人自己都無法實際掌控,更別談侵權人,也正因如此,他人擅自使用專利權人的技術,知識產權人往往是無法很直觀地察覺到的,即侵害的無形性、隱蔽性。同時,由于專利權的保護范圍主要是依據專利申請文件中權利要求書的內容來確定,并需要借助于相關技術特征來判斷,所以,他人對專利權人的知識產權是否構成侵犯以及侵害程度的認定就變得相對復雜。是故,法律對于有形財產只需要確定所有權的歸屬和保護方式,而無需對權利的具體內容作明確的規定,因為權利人可以通過占有等方式公示,但是對于知識產權則不僅需要確定權利的種類、權利的歸屬,還需要明確知識產權的具體權利內容,只有這樣才能起到公示作用并有力地保護知識產權。
(二)知識產權權利之專有性
[關鍵詞]知識產權 法典化 民法典
一、知識產權法典化的模式之一
將知識產權制度納入民法典是二十世紀制定的一些民法典的獨創，如《意大利民法典》、《越南民法典》、前《蘇聯民法典》等民法典中分別規定有知識產權制度。而在傳統民法典如《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等法典中均未將知識產權制度納入其中。那么，意大利、越南等國的做法是否獲得成功了呢？我們不妨從其具體規定展開討論。《意大利民法典》于1942年頒布，它在第五編《勞動》一編中將《智力作品權和工業發明權》與企業勞動、公司、入股、企業、競爭、合作社等制度相并列。《智力作品權和工業發明權》一章中規定了著作權、工業發明專利權、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權三節。在上述三節中，該法僅用了20個條文極其簡略地列舉了上述權利的客體、權利的取得方式、權利的內容、權利的使用等內容。由于內容過于簡略，該法不得不用3個條文分別規定，有關上述權利的財產權行使、存續及取得方式適用特別法的規定。為此，意大利又分別頒布了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商業秘密法、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法等專門法律，上述法律條文眾多，內容復雜，如意大利1981年著作權法的條文就達206條之多，其內容涉及著作權制度的方方面面。對于《意大利民法典》的這一體例，其立法者解釋說：“就商號、標識與商標、智力作品權與工業發明權、競爭等內容而言，它們無疑是具有智力勞動的性質，是勞動法律關系的重要部分，自然要置于勞動編之中。”[1]
對于《意大利民法典》的立法例，筆者認為它存在明顯的缺陷。第一，知識產權的產生過程并不必然是勞動過程。例如，某人將自己的姓名作為商標（如“張小泉”牌剪刀）使用，這種商標的產生很難說是一種勞動；其次，該制度所協調的關系并不必然是勞動關系。它所要解決的主要是民事主體如何取得知識產權及其如何行使該權利的問題，并非解決知識產品的創造者與其所屬單位之間的勞動關系問題，何況在多數情況下知識產品的創作僅僅是個人的行為而非企業的行為，因此將該關系解釋為勞動法律關系無疑是牽強附會。第二，該法典的立法模式與效率價值不符。首先，該法典有關知識產權制度的規范不具有可操作性。例如，該法典第2577條第1款規定，“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和確定的效力內（參閱第2581條），作者享有以各種形式和方式發表作品并對其進行經濟性利用的排他權。”那么，作者究竟享有哪些權利呢？該法典并未規定，因此在實踐中當事人及司法者不得不去查閱著作權法來了解上述權項，那么這種立法模式對當事人和司法者而言幾乎毫無利用的價值。其次，既然該國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等法律用了極為詳盡的條文來規范知識產權制度，那么該民法典又重復作出規定，豈不是多此一舉？這不僅產生了重復立法的問題，而且造成了立法資源及司法資源的浪費。再次，這種設計是否真的解決了知識產權的司法問題呢？顯然沒有，因為其內容極其有限，而知識產權的法律規范又極為廣泛，民法典顯然不可能包羅萬象，對此，意大利的學者們也產生了同感，認為這部法典正“面臨著一定程度的危機，它那井井有條的體系有時似乎不再能成為大量新法律的、組織上的參照系。”[2]綜上所述，該法典有關知識產權編的設計并不成熟。
越南是另一個在民法典中規定知識產權篇的典范，其民法典中單獨設立了《知識產權和技術轉讓權》一編，其知識產權編規定了著作權、工業所有權及技術轉讓三節，共計81條。有關著作權的規定比較詳細，有關工業產權的規定則比較簡略。另外，自該法典頒布后，該國于1989年頒布的《工業所有權保護法》及1994年頒布的《著作權保護法》自1996年廢止。那么，這種立法例是否成功了呢？從立法技術而言，筆者認為它的設計依然是無效率的。首先，由于廢除了《工業所有權保護法》及《著作權保護法》，所以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規范僅能適用民法典中的相關規定。然而，民法典中有關著作權制度的規定有35條，主要規定了著作權保護的客體、內容、主體、鄰接權等制度，基本能滿足實踐的需要。但是，工業所有權部分僅有25條，卻要對專利權、商標權、原產地標志權、商業秘密權等權利進行規范，實在是力所不及，所以其條文過于簡略而無可操作性。由于這些缺陷的存在，該法典不得不在第788條另行規定：“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商標、注明商品產地等權利由國家主管部門頒發保護文本予以確立。其它工業產權也可根據法律的規定確立。”可見，工業產權的確立還必須遵循國家主管部門頒發的保護文本的規定。所以，民法典不是一個能包羅萬象的法律，其有限的容量不可能對知識產權制度做出面面俱到的規定。如果說該法典有關知識產權編的設計是失敗的，絲毫也不夸張。
除上述國家之外，俄羅斯、荷蘭等國也都嘗試了類似的做法，但尚未見成功。
筆者認為，我國在解決該問題之時，既應考慮到我國已有的知識產權立法現狀及國外的相關立法經驗，同時也應考慮到知識產權制度自身的特殊性，注意協調好知識產權制度與民法典之間的關系問題。
從現行立法來看，我國于1986年公布的《民法通則》在第5章《民事權利》中將知識產權與物權、債權和人身權并列。“知識產權”一節用了4個條文在原則上規定著作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發現權、發明權應受到法律的保護。其優點是概括性強，但未將一些新產生的知識產權如植物新品種保護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等權利納入其中。另一方面，我國知識產權的專門立法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十分迅猛，目前已頒布了多部單行法，內容廣泛，涉及各個領域，其條文也十分詳盡，可操作性較強。近年來，由于社會經濟、科技的迅猛發展，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經常發生變化，其內容頻頻修訂。例如，著作權法于1990年頒布，在實施不到十年的時間又進行了修正；商標法1982年頒布，1993年即作了修正，2001年又作了修正；專利法1984年頒布，1992年修正，2000年第二次修正。
結合知識產權制度的特點，筆者認為，我國未來在設計民法典時不應將知識產權制度單獨設為一編。其理由如下：第一，知識產權制度的法律規范具有其特殊性，不同于傳統的民事制度，很難用普通的民事規范予以調整。其次，知識產權法的調整規范比較特殊，其制度不僅包括諸多的民事規范，而且包括為數眾多的行政法規范和刑事規范，因此其法律規范的性質十分特殊。在民法典中規定了一些保護知識產權的行政規范和刑事規范，將會影響民法典的體系美。第二，知識產權制度具有開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點，其法律又常常修訂。較之有形財產制度的規范性、系統性而言，知識產權立法可謂是“成熟一個，制定一個”，舊的法律頻繁修訂，新的法律次第產生，難以形成系統的完整的體系。與此同時，一些為有形財產法律制度所不能調整的權利逐步進入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視野并成為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此而言，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具有開放性，其范圍也不斷擴大。例如，計算機域名是最近幾年才產生的新鮮事物，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已在考慮如何來保護域名注冊人的利益，因此域名權有可能被作為一項新型的知識產權而得到保護。此外，知識產權的標的多為創造性智力成果、識別性標記或資信，它們極易受到社會經濟發展及新技術更新的沖擊，極易受到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因而知識產權的法律制度不斷修訂更迭，處于極不穩定和“支離破碎”的狀態之中。[3]例如，法國在1793年頒布了《作者權法》，1957年為了與《伯爾尼公約》相協調，遂對原法作了修訂，1985年在著作權法中又增加了有關鄰接權保護的規定，1992年為了適應新技術發展的需要，法國再次對原著作權法作了修訂，增加了有關計算機軟件方面的規定。如果將這樣一個頻頻變動的法律置于相對穩定、系統化的民法典中，無疑會極大地損害民法典的穩定性和權威性。第三，從目前國外的立法實踐來看，盡管有一些國家試圖在民法典中規定知識產權制度，但不是無功而返就是事倍功半，這種失敗的立法例不值得我們借鑒。第四，從我國的現實立法來看，我國目前已制定有相當完善的知識產權單行法律法規，它們在解決知識產權糾紛時已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們沒必要放棄這些相對成熟的法律而去另起爐灶。如果在民法典中另立知識產權編，無疑是立法資源的極大浪費。或者，即使我們草率地將現行的知識產權單行法規不加修改地納入民法典而作為知識產權一編，也不能解決問題，因為這一方面會造成單行法規與民法典內容的重復，另一方面也會使民法典的內容顯得過于龐雜零亂，破壞了民法典的體系的穩定與和諧。
二、知識產權法典化的模式之二
既然將知識產權制度納入民法典中未獲得立法者所期望的成功，那么，人們為什么仍然要孜孜不倦地嘗試知識產權的法典化呢？
首先，知識產權制度的法典化是法律系統化、體系化的要求。羅馬皇帝優士丁尼在解釋其編纂《學說匯纂》的動機和理由時曾經指出，“我們發覺我們全部的法規，好象是從羅馬城建立以來，從羅慕洛斯時代以來的法規都傳給了我們，這所有的法規的如此的混亂，這種狀態漫無邊際，已經超出了人的能力范圍。”[4]所以，法律法典化后可以使法律系統化，使其“結構嚴謹并富有表達力。”[5]在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中，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已不下十余件，這些法律、法規的內容十分龐雜、零亂，其規范有進一步修改的必要。例如，我國目前盡管已頒布了《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條例》、《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等法規，但這些法規僅為行政規范，其權威性不及法律，且其內容也需要進一步完善。還有，盡管我國早在1990年頒布的《著作權法》第6條就指出，“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保護辦法由國務院另行規定。”但時隔多年，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保護辦法仍未制定出來，所以，在知識產權法典化的過程中對法律的不足進行適當的修改，正是一個不錯的時機。
其次，知識產權的制度的法典化是解決現有知識產權制度內在矛盾的一種理性選擇。近年來，有關知識產權權利沖突的案件頻頻發生，如有人將他人的商號作為商標予以注冊，而商號的管理機構與商標的管理機構并不相同，且商號的保護范圍與注冊商標的保護范圍又相差甚遠，因此二者之間常常發生權利的沖突。還有一些知識產品如外觀設計既可能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又有可能取得外觀設計專利權而受到專利法的保護，還有可能注冊為圖形商標而受到商標法的保護，但各部法律所規定的保護標準又不相同，因而會造成保護上的差異。[6]
因此，在知識產權法典化的進程中，人們可以采取適當的措施來解決上述矛盾，如將商號的管理機構與商標的管理機構相統一，制定合理的規范來解決知識產品的重疊保護問題。
那么，除了將知識產權納入民法典之外，還可通過制定單獨的知識產權法典的辦法來實現法典化的目標。在這方面，1992年法國頒布的《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是一個成功的先例。法國于1992年7月1日頒發92-597號法律將當時23個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單行立法匯編成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法律部分），從而形成了世界知識產權領域的第一個法典。在該法典頒布后的6年間，法國又先后12次對法典進行了修改和增補，使其知識產權立法始終處于世界各國的前列。其翻譯者指出，盡管在法典頒布前法國經過200多年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已形成了門類齊全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但是法典的制定使上述相對獨立和零散的知識產權各部門立法“匯集成了一個內容豐富的有機整體，充分體現了法典這種立法形式結構清晰、邏輯嚴密的優點。”[7]該法典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文學和藝術產權，包括著作權、鄰接權、數據庫制作者權；第二部分為工業產權，包括行政及職業組織、工業品外觀設計、發明及技術知識的保護、商標及其他顯著性標記的保護等內容；第三部分為在海外領地及馬約爾屬地的適用。其中，第六卷的技術知識的保護是指制造秘密、半導體布圖設計和植物新品種的保護，第七卷的其它顯著性標記是指原產地名稱。該法典共計17編51章441條，它幾乎囊括了所有的知識產權制度。
《法國知識產權法典》的頒布得到了學者們的高度評價，其優點可概況如下：一是它的體系和諧，系統性好，法典較好地處理了知識產權內部各部門立法之間的關系。由于知識產權的保護對象種類多，容易交叉，法典十分注意劃分各個保護對象的界限，避免產生內部的沖突，如法典第L。511-3條規定，同一保護對象同時被視為新外觀設計和可授予專利的發明，且外觀設計的新穎性的組成要素與發明的相同要素不可分的，該保護對象只能依有關發明專利的規定進行保護；法典第L。511-1條規定，侵犯他人公司名稱或企業名稱，全國范圍內知名的廠商名稱或牌匾、受保護的原產地名稱、著作權、受保護的工業品外觀設計權、第三人的人身權、尤其是姓氏、假名或肖像權、地方行政單位的名稱、形象或聲譽等在先權利的標記不得作為商標使用和注冊。但法典從藝術的統一性出發，同時又承認同一作品可以享受著作權和外觀設計的重疊保護。二是該法典能夠較好地處理知識產權法中的特別規范與一般民事規范之間的關系。由于知識產權屬于無形財產權，《法國民法典》的很多規定不能直接適用于此，因此該法典便規定了大量的特別規范來解決上述問題。例如，為保護作者權益免受侵害，《法國知識產權法典》第L。131-1條對契約自由作了大量的限制，規定全部轉讓未來作品的合同無效；為了維護交易的安全，該法典第L。512-4條、L。613-9條、L。714-7條規定工業品外觀設計、專利及商標權利的移轉或變更不能像有形財產那樣通過交付而發生所有權的移轉，其移轉時非經在注冊簿上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另一方面，除了例外規定外，一般法的普遍原則在知識產權制度中通常適用。三是該法典的規定可以較好地解決民法典的穩定性與知識產權制度的易變性之間的矛盾。由于將知識產權制度置于民法典之外，因而知識產權制度的特殊性、知識產權法規的修訂及知識產權內容的更迭僅會對知識產權法典產生影響，而對民法典影響不大，所以這種處理方法的優點十分明顯。
我國目前正步入民法典制定的關鍵時期，如何協調知識產權制度與民法典之間的關系問題是多數學者所關注的主要議題之一。既然將知識產權制度納入民法典在多數國家已被證明為是一種失敗的決策，我們沒有必要重蹈覆轍。從目前的一些立法例來看，筆者認為《法國知識產權法典》的這種做法仍然是一種不錯的選擇，對我國未來極具參考價值，我國未來在立法時可采取該立法模式。不過，《法國知識產權法典》的立法例并非是完美無缺的，已有學者指出，“1992年頒布法典時基本上只是將當時的知識產權各部門法規匯集到一起，體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獨立。”[8]所以這一法典與普通民法典、刑法典的根據區別在于其缺乏一個適用于具體制度的普遍規范。對此，我國已有學者提出，可以在知識產權法典中設立一般性規定[9]，筆者也認為這種規定頗有必要，因為它可以統攝整個知識產權制度，使之成為一個相對統一的、和諧的整體，而不致于僅僅像《法國知識產權法典》那樣僅是一個法規的匯編，且這樣做可以增強法典的內在凝聚力。至于法典的結構，筆者認為可分為一般規定與具體制度兩大部分，在一般規定中應當規定知識產權的概念、范圍、主體、客體、侵犯知識產權的歸責原則等條款，在具體制度中應當在對現行單行法律法規進行修訂的基礎上規定各類知識產權的保護制度。
注釋：
[1]費安玲：《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之探討》[J]，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頁。
[2]費安玲、丁玫譯：《意大利民法典》[C]的《前言》，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頁。
[3]參見Philippe Malauie et Laurent，Cour de Droit civil，Les biens，CUJAS，1992，Paris，P56，轉引自尹田：《法國物權法》[M]，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頁。
[4]C.Deo Auctore，1.轉引自[美]艾倫。沃森著，李靜冰、姚新華譯：《民法法系的演變及形成》[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頁。
[5][美]艾倫。沃森著，李靜冰、姚新華譯：《民法法系的演變及形成》[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頁。
[6]李明德：《外觀設計的法律保護》[J]，載《鄭州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年第5期。
[7]黃暉譯：《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法律部分）[C]，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8頁。
[8]黃暉譯：《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法律部分）[C]，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5頁。
一、目前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發展現狀
1.自20世紀80年代中國便開始了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制建設。目前，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主要由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這三個部分組成，建立了相對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得到了世界各國及國際組織的普遍認可。另外，中國還在積極研究并制定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新法律和法規。
2.參加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公約的情況：中國在不斷健全和完善國內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體系建設的同時，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相繼參加了一些主要的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公約、條約及有關的協定。從1980年中國加入《建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起至今，已經加入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商品和服務國際分類尼斯協定》等各種關于知識產權保護的協議或條約。此外，中國還積極研究加入其他關于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條約。
3.開展提高知識產權意識宣傳活動情況：當前，中國政府圍繞著嚴厲打擊假冒偽劣產品和侵權盜版，采取了一系列宣傳措施，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通過采訪、電視廣播、定期舉辦研討會等方式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法律的宣傳，特別是對新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進行了相對廣泛宣傳和教育。二是將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的教育納入到全國法制宣傳教育中，并通過強化輿論監督、新聞媒體的宣傳報道，對一些典型案例進行了公共曝光，意在起到震懾犯罪、警示違規的效果。
4.知識產權的執法情況：中國知識產權執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用政府的行政手段來保護知識產權。一方面，根據專利法相關方面的規定，中國政府有關主管部門或地方政府可以設立專利管理機關；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為有效實施著作權法，專門成立國家版權局，各省市也相應地建立了版權行政管理部門。到目前為止已經形成了以《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為主體，輔之以各項保護條例。另外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已從只重視行政保護轉為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并重，相關的法律法規和行政法規均由人民法院最終執行，同時也加大了執法力度。與此同時，企業也開始認識到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性，提高了企業自身的防范能力和保護意識。
二、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存在的問題
1.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淡薄：自1982年《商標法》制定以來，雖然中國已經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法規制度，但中國許多企業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仍然不強，不能及時地將自己的研發結果轉化為知識產權，特別是在國外申請知識產權的意識嚴重不夠，致使很多科研成果得不到有關國家和地區相關法律法規的保護，甚至使得一些國有品牌在國外許多地方被惡意搶注；即使一些企業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但是當他們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能及時運用法律武器來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導致失敗。
2.知識產權管理機構不強和專業人才不足：有關部門在大力支持成立各種保護知識產權的行業協會方面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差異。由于知識產權管理部門與國內企業之間缺少必要的溝通渠道，信息并不十分流暢，從而出現了企業遇到問題不知該找誰的現象。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專業人才比較稀缺。一方面，目前中國具有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知識的專業人才十分緊缺，國內也沒比較成熟的培訓課程以及相應的師資力量。另一方面，中國缺少一大批懂法律和技術的專業司法人才。
3.專利保護結構不合理：當前，中國現行的專利申請包括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三個類別，這其中以發明最能夠代表專利的水平和質量。然而在專利申請的數量中，所占的比例最高的卻是外觀設計方面的專利，發明僅占27%。一些發達國家的專利保護結構中，所占比例最多的是發明創造，最少的則是實用新型方面的專利，所占比例不到2%。
4.國家和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及研發投入不夠：研發活動是一個國家、地區和企業獲得和擁有知識產權的源頭和基礎。但是由于國家和企業對科技投入的力度不夠，用于研究和開發的經費開支過小，致使中國企業對新技術的吸收和消化能力、特別是自主開發新技術的能力普遍偏低，很多企業走的是一條“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道路，這使得中國產業結構和對外貿易的結構很難迅速升級換代，在關鍵技術上主要依賴進口，受制于人。
5.中國知識產權立法與國際知識產權體系不相符：中國的立法體系雖然用比發達國家更短的時間就建立起來了，但是中國的立法體系中沒有關于反壟斷的法律，而與反壟斷互為補充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只是側重于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卻沒有確立限制知識產權的立法思想。到目前為止，中國現有的法律法規雖然在不同程度上適用于專利權的壟斷行為，但是主要集中調整專利許可行為，對其他濫用專利權的行為尚無明確的規定，調整范圍還不夠完整。與此同時，中國沒有建立完整的標準體系。中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在國際標準的參與程度和占據關鍵職位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
三、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對中國的啟示及建議
1.轉變觀念并加強學習：中國是WTO成員，企業在進行國際貿易時應該注意WTO、TRIPS對中國知識產權的規定，同時對主要貿易國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實踐也應有所了解，掌握其主要法律規定、立法趨勢及法院的判例，方可更大限度的避免撞入知識產權保護的陷阱。第一，轉變觀念積極應對知識產權訴訟案。改變以往消極應對知識產權訴訟案的態度，積極應訴。有不少中國企業本身并不存在侵權行為，但由于害怕訴訟會影響到企業的發展而常常放棄應訴的機會，白白的丟失了維護自身權利的機會；同時，中國企業界應完善商會的建立和使用，形成一個組織有效、協調一致、參與廣泛的企業聯盟，這樣有利于增強各方面力量的幫助和支持。第二，加快對人才的培養和管理。科技以人為本。開發、擁有和運用企業自主知識產權，首先，要重視知識資本的作用，而知識資本最集中地體現就是在人的才能和價值上。目前，企業間甚至是國家間的競爭實際上就是人才的競爭，誰占有的人才多，誰就能夠在競爭中獲得優勢。近年來，跨國公司已經加大了對中國的人才掠奪，中國企業如果還不加強對人才的重視，將會失去企業未來發展的動力源泉；其次，企業還應該加快深化自身的人才制度和結構的變革，建立和健全完善的激勵機制和獎勵機制，培養自己的人才隊伍。加強學習，盡快熟悉和掌握知識產權方面的各種知識和規則，強化全民學習的氛圍，使全社會人民都懂得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