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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隨著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對能源的需求不斷上升,大量化石能源的開發和使用,人為地增加了大自然的二氧化碳濃度,打亂了地球生態系統的平衡,導致全球變暖的溫室現象。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會的第四份氣候變化評估報告,在過去的100年(1906年~2005年)中,全球平均氣溫升高0.56℃~0.92℃,由于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等溫室氣體(ghg)造成的溫室效應使全球平均地表氣溫上升了0.3℃~0.6℃;預計21世紀末,全球平均氣溫(與1980年~1999年相比)將繼續升高l.8℃~4.0℃,平均地面溫度可能會升高1.1℃~6.4℃(ipcc,2007),這種全球的氣候變化將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一系列問題,包括冰川融化導致海平面的上升,干旱、洪水、颶風等極端氣候現象和自然災害頻發,生態系統退化等。
由于人們無節制地排放所引起的氣候變化引起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1979年,第一次世界氣候大會上,氣候變化首次作為一個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1988年,聯合國建立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監測和報告全球氣候變化。1997年,在日本京都由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制定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明確提出:“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的水平,進而防止劇烈的氣候改變對人類造成傷害”的目標。2007 年,制定了《巴厘島路線圖》。各國政府就碳排放問題制定了一系列的戰略政策,并推進碳交易市場的發展。因此,本文認為有必要對低碳經濟的一些經濟學問題進行分析研究,為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經濟學理論基礎。
二、 低碳經濟中的外部性(externality)及公共品性質
外部性往往是在缺乏相關交易的情況下,當社會成員(包括組織或個人)在從事經濟活動時,其經濟行為影響了他人的福利,卻沒得到相應補償或承擔相應義務的經濟行為。sidgwick(1883)在研究燈塔問題時首次提出這個概念,燈塔之光可以為路過的船只提供方便,卻很難向這些過路船只收費。低碳經濟中存在著外部性,當一個國家積極植樹造林,增加碳匯時,這就是正外部性(即外部經濟);另一方面也存在著負的外部性,可以明顯地表現為消費者或生產廠商向空氣中排放溫室效應氣體(ghg)時,所產生的溫室效應降低了整個社會的福利。英國的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nicolas stern曾指出:“不斷加劇的溫室效應將會嚴重影響全球經濟發展,其嚴重程度不亞于世界大戰和經濟大蕭條。要求世界各國必須從國內生產總值中撥出 1%,約合1 840億英鎊對抗全球變暖,否則全球經濟將付出比治理這一問題高5倍~20倍的代價。世界每排放1噸二氧化碳,會造成至少85美元的破壞”(nicolas stern,2006)。這就是溫室氣體的排放所帶來外部性的經濟損失,就構成了社會總成本的一部分。
低碳經濟中的外部性同樣存在一些特性:首先,在低碳經濟外部性產生前,是無法產生任何交易行為的。例如,企業排放溫室氣體前不會與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受害者進行討論還價,以確定這種行為的產權形式或者交易方式,對于外部性的范圍和補償支付,雙方當事人也沒有在事前進行任何的談判。第二,低碳經濟中外部性存在產權的缺失,使事后的補償和談判存在困難。在外部性的情況下,每個人對自己的權利和責任的邊界的界定是模糊或者至少不明確的(張維迎,2005),環境資源具有某種不可分割性,即任何個人都不可能排他地消費、生產環境資源以及附屬污染物(marshall,1890)。因此,當企業將未經嚴格處理的廢氣排入空氣時,企業所污染的空氣是很難定義其產權,而這種產權的缺失卻使排污者過度使用這些物品,不考慮其他人的公共權利。第三,存在個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不一致,或者是個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的不一致。產生負外部性的產業的產量,比社會最優狀態下要高,而產生正外部性的產業的產量,比社會最優狀態下要低(pigou,1920)。當存在外部經濟時,邊際社會收益高于邊際個人收益,社會是最優產量高于產業最優產量,當植樹造林產生的碳匯,所產生的社會收益會高于邊際個人收益。在外部不經濟時,存在邊際社會成本高于邊際私人成本,社會的最優產量低于產業的最優產量。低碳經濟中存在的是外部的不經濟,當汽車排出的廢氣污染了空氣,這種危害形成的成本加上企業的成本就構成社會總成本,環境污染的邊際社會成本將高于碳排放企業的邊際個人成本。
低碳經濟中的外部性屬于多邊的不可耗竭的外部性,這種不可耗竭的多邊外部性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公共物品是相對于私人物品而言,在消費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低碳經濟中的碳排放、碳匯、能源安全等都具有公共品的特性:第一,非排他性。在競爭性市場中,商品的使用具有競爭性,當一個經濟主體對某種物品使用時會限制其他經濟主體對該物品的使用,例如消費者購買了某件牙膏、衣服,其他消費者就不能使用其購買的物品。但是在低碳經濟中溫室氣體的排放,植樹造林產生的碳匯、能源安全都具有非排他性,即就是一個經濟主體增加或減少對該物品的消費和使用不影響其他人對該物品的消費和使用,也不會使它的供給成本增加,第二,非競爭性。在競爭者性市場中,每增加一單位該商品的使用,將會增加其供給成本,無論消費購買的是衣服還是食品都會增加廠商的成本,邊際成本不會是零。對于公共品在給定的生產水平下,提供額外產品的邊際成本為零。例如,每增加一個人使用燈塔,不會再增加成本。清凈的空氣和能源的安全都具有非競爭性的特性。
由于公共品具有消費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可以認為公共品是外部性的一種特殊形式(baumol,1977),公共品不能僅僅依靠市場力量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非競爭性使配置資源的價格機制失去作用,例如,由于公共資源和環境的非排他性,任何人都可能會過度地使用公共的資源和清潔的環境,這就產生了“公地悲劇”(hardin,1968)。公共品也會使消費者產生“搭便車”的動機和行為,消費者的“搭便車”動機,即理性的個人有降低或隱瞞自己對集體消費品的偏好的動機,依靠分散決策的價格機制無法使集體消費品(公共品)的數量保持在最優水平,以價格為核心的市場機制無法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出現了“失靈”(薩繆爾森,1954)。因此,由于低碳經濟中存在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這就很容易從經濟學的角度解釋為什么進入工業化社會以來,化石能源的排放引致了氣候的變化這樣的“公地悲劇”,而且由于“搭便車”動機存在,使減排的國際談判往往陷入僵局,難以形成一致意見。要解決低碳經濟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所帶來的不利后果,目前做法主要有政府的干預和產權交易。
在《斯特恩報告:氣候變化的經濟學》中提出應當把目標設定為將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450ppm～550ppm二氧化碳當量的范圍之內,如果目標高于上述范圍,就會大幅度地增加帶來嚴重危害的風險,當前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水平或存量相當于大約430ppm二氧化碳(nicholas stern,2006)。純粹以市場的方式,不會產生社會的最優解,而且由于外部性的公共特性,對于每個消費者可能存在負效用,在任何一個討價還討解中,會存在免費搭便車的問題。因此,當前國際社會已普遍考慮碳交易和政府干預的混合解決辦法,同時加強國際的合作與協調也是低碳經濟中重要工作。
三、 低碳經濟中的政府規制政策
政府管制是一種制度安排,是政府對經濟行為的管理和干預。規制往往發生于以下情況,產生缺乏公平競爭、環境污染、消費者權益受到損害、投資者被期騙等一些不良產業行為,而且這樣的不良產業行為不能被市場機制調整,即就是不能在市場的調整下實現帕累托的改進,當出現這些市場失靈現象時,政府就通過行政干預矯正這些行為,通過政策法規的執行,重新進行制度的安排。規制的過程也可以看作是消費者和廠商對規制政策及其后果所進行的討價還價的博弈過程,政府這種對市場配置機制的干預會改變商品和服務的生產、消費和分配行為,甚至會影響市場供給與需求的圴衡,影響交易的特征和買賣雙方的契約關系的條件。
由于低碳經濟中存在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使得人們無節制地排放溫室氣體,導致的溫室效應,這是一種市場失靈現象。而且這一現象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管制已不僅僅只是局限于一個國家內部各利益集團的博弈,而是全球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各國利益之間的博弈。當前政府的經濟與干預主要包括:一是政府管制。政府管制大都包括一些激勵性的規制政府:規定限額、技術標準、轉移支付的補貼等,其也還有處罰、命令等一些強制性的規制方法。例如,歐盟在能源、水泥、造紙、鋼鐵、電力等行業執行二氧化碳的限排制度,規定這些行業二氧化碳的排放限額,超過限額的企業進行罰款,英國還實施可再生能源配額證策;美國針對供電商實行可再生能源發電配額制(rps);日本對高耗能企業制定嚴格的能耗標準。我國目前的減排政策也主要集中在政府管制政策,包括自20世紀70年代未以來不斷實施和完善的三同時:排污收費、環境影響評價、環保設施與主體工程“三同時”,以及目前的各項環保制度: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排污申報登記與排污許可證制度、污染限期治理制度等。二是征稅。征收各種與能源環境有關的稅收。歐盟是最先采用稅收手段控制溫室氣體的區域,1990年芬蘭征收碳稅,1999年法國征收生態稅,2001年英國征收氣候變化稅,其他挪威、荷蘭、瑞典和丹麥也相繼征收了與碳有關的稅收。2007年日本也就對能源產品中的碳儲量征收環境稅。三是金融手段。也有許多國家采用金融手段,如英國的碳基金,其來源中英國的氣候變化稅,該基金用于促進研究與開發,加速技術商業化和投資孵化器。總之,無論政府采用那種規制方式,社會最優的排碳水平是很容易在政府規制的情況下達到,如果情況不是這樣,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的情況時,低碳經濟中各個經濟單位會就排碳的問題進行博弈,經過討價還價,最終達到次優的碳排放水平。
四、 碳交易中的產權分析
除了政府干預以外,解決外部性問題另一個解決方式是產權交易,使涉及外部性問題的各方就外部性的水平達成一個最優的協議。科斯(coarse,1960)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在法律權力得到某種安排后,當事人之間都可以通過市場交易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在交易費用為正的情況下,不同的權利配置界定會帶來不同效率的資源配置,所以產權制度的設置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基礎。同時,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況下,由于考慮到政府干預的成本可能會低于社會交易成本,因此,政府選擇某個最優的初始產權安排,就可能使福利在原有的基礎上得以改善;并且這種改善可能優于其他初始權利安排下通過交易所實現的福利改善。在低碳經濟中,如果我們能明確碳排放的產權,是可以通過碳交易實現社會福利的優化。碳交易就是對溫室氣體排放權的交易,可以在約定或規定一個國家或企業排放限額的基礎上通過購買合同或者碳減排購買協議(erpas),排放超過限額的需求方通過交易購買排放低于限額的供給方,獲得溫室氣體的排放額度。早在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中就明確環境合理容量是有限的,碳的排放權和減排量額度(信用)是稀缺資源,導致碳資產成為有價資產。
目前,碳交易中存在三種減排機制: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聯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和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et),根據這三種機制存在兩種型態的碳交易,一是配額型交易(allowance-based transactions),是指在規定的配額總量管制下所產生的對超額減排量的交易,是一種現貨交易,可以由管制者制定、分配和拍賣減排配額,例如,歐盟排放貿易系統(euets)的“歐盟排放配額”(european union allowances,euas)、《京都議定書》中的分配額度(aau)。二是項目型交易(project-based transactions),是指因進行減排項目所產生的減排單位的交易,通常以期貨方式預先買賣,例如,清潔發展機制(cdm)下的“排放減量權證”、聯合履行機制(ji)下的“排放減量單位”,主要是通過發達國家與發展
五、 結論
低碳經濟中存在著多邊外部性,解決這些外部性問題的辦法一是政府干預,二是碳交易。在信息完全的假設前提下,無論政府采用哪種規制方式,都可以達到社會最優的排碳水平。而在碳交易中,無論產權如何界定,通過相應的機制設計,碳交易也可以達到低碳經濟的福利最優。因此,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只要有合理的制度安排,碳排放是可以通過政府干預或者碳交易的市場機制達到帕累托最優。
但是,在現實世界中的低碳經濟發展涉及的問題非常復雜,各個經濟單位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國際上國與國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復雜多變,國內各種利益集團的利益分配和博弈也是很難協調,我們可以進一步用不完全信息或者不完全合同的理論來研究低碳經濟中排碳量的次優解。由于上述情況的存在也會加大低碳經濟的交易成本,產權界定更加困難,因此低碳經濟中存在政府直接干預和產權交易兩種機制并存的混合形式。科斯(coarse,1960)也指出,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況下,由于考慮到政府干預的成本可能會低于社會交易成本,因此,政府選擇某個最優的初始產權安排,就可能使福利在原有的基礎上得以改善;并且這種改善可能優于其他初始權利安排下通過交易所實現的福利改善,“在某種意義上,政府是一個超級企業(但不是一種非常特殊的企業),因為它能通過行政決定影響生產要素的使用”。因此,隨著低碳經濟的發展,國與國之交流與協調加深,碳規制政策與戰略構想也將會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建立一個信息透明的碳交易國際市場將是今后發展的重要趨勢。
參考文獻:
1. alfred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volume,1890.
2. baumol,w.j, on the proper cost tests for n- atural monopoly in a multiproduct indust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67(12):809-822.
3. coase, r.h,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 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
4. garret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1968,162(3859).
5. nieholas stern. the economies of climate c- han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 proc- eedings,2008,98(2):1-37.
6. nicolas stern. the stern review on the ec- 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2006.
關鍵詞 低碳經濟；錦標機制；激勵機制；委托
中圖分類號 F06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2-0147-06
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被人類大量消耗，導致全球氣候不斷變暖，人類生存的環境受到溫室氣體的嚴峻威脅，而溫室氣體中二氧化碳排放占80%，可見二氧化碳對于氣候變暖的影響巨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逐漸認識到發展低碳經濟是解決氣候變化與經濟發展矛盾的最終方案。但是長期以來，我國企業追求的目標通常都集中在降低成本、提高產量或獲取最大利潤上，很少考慮制造業的生產活動對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以及資源的有效利用問題，企業經常采用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傳統發展模式，致使制造業長期處于“兩高”（高污染、高能耗）和“兩低”（低技術密集度、低附加值）的發展狀態，導致嚴重的資源能源浪費和環境污染。環境與人類的矛盾要求企業發展遵循“與環境相容”的原則［1-2］，低碳經濟發展無疑是企業的最佳選擇。低碳經濟是綜合考慮環境影響和資源效率的現代經濟發展模式，它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基本特征，以應對碳基能源對于氣候變暖影響為基本要求，以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基本目的。當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文獻大多集中在低碳經濟的內涵和發展路徑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發展經濟等內容，靳志勇（2003）對英國當年實行的低碳經濟能源政策進行了全面介紹［3］。張秋明(2005)分析了英國政府為將生物燃料和氫確定為未來低碳運輸燃料最有前景的備用燃料，實施的一整套生物燃料鼓勵政策，包括燃料稅、投入稅收、資本補助金、資本減稅及可再生運輸燃料義務［4］。安培浚（2005）介紹了美國氣候變化技術戰略規劃的任務、目標、方法，并論述了其對我國氣候變化技術發展的啟示［5］。任小波等（2006）對英國斯特恩報告關鍵內容進行了解讀，從科學基礎、氣候變化中的經濟學問題、減排行動的政策與經濟因素、適應行動的效益分析以及全球合作應對氣候的意義等五個方面對報告的主要內容、立場和結論進行了介紹［6］。王志軒（2007）認為中國低碳經濟發展一定要在法制的框架下進行，一定要科學估計中國節能減排的潛力，一定要通過政策、價格來引導、通過市場的手段來推進［7］。鄒驥（2007）指出中國從傳統的發展路徑向一個創新性的發展路徑轉變需要三方面的個因素：一是需要研發技術、引進技術需要體制的改革，正確的政策，人力資源和資金；二是要把市場上已經存在的低碳技術迅速加以推廣；三是戰略層面、政策層面、技術層面的合理規劃也非常重要四是要形成互利雙贏的國際合作，聯合進行開發、設計等［7］。徐冬青（2009）介紹了發達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做法與經驗借鑒［8］。杜明軍（2009）指出中國在今后的發展中,應致力于構建由低碳經濟發展意識培養機制,政府、企業和公民間的低碳經濟利益“三角”均衡機制,低碳產業發展政策導向機制,低碳經濟發展財政稅收激勵機制,低碳產品稅(預備)機制,低碳產品認證和標志(預備)機制,低碳環境和能源技術創新機制,社會公害應對和社會廢物處理機制,低碳環境監測機制,低碳生態城市建設誘導機制等十項機制構成的低碳經濟發展耦合機制體系,以保證低碳經濟的轉型成功［9］。吳昌華(2009)指出低碳經濟涉及政府、企業和公眾等相關利益群體，是政策、制度安排、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的大變革和結構重構［10］。周宏春(2009)認為發展低碳經濟需要優化產業結構，發展低碳農業，建設低碳城市和基礎設施［11］；任力(2009)認為發展低碳經濟的措施：如實施低碳發展戰略，調整產業與能源結構，加強低碳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建立碳交易市場，促使企業承擔低碳社會責任等［12］。趙卓等（2010)等認為技術創新是低碳經濟發展的的動力和核心，能否順利實現低碳經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低碳技術創新，并對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技術創新困境提出相應的對策［13］。高為(2010)認為未來我國要在不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前提下實現低碳發展，其可能途徑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創新與實踐結合，發展低碳經濟；二是法律與政策指導，實現低碳經濟：三是激勵扶持機制，進入低碳經濟；四是再生能源循環，促成低碳經經［14］。但是當前關于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激勵研究還相當不足，基本上對激勵措施的研究文獻也是局限在政府給出一定的固定費用對企業的低碳經濟行為予以獎勵，如劉衛國等（2010）運用多任務委托模型研究了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最優激勵機制，認為企業在發展低碳經濟時需要考慮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三項任務，并設計出當三項任務努力的激勵成本相互獨立和相互依存條件下政府對企業的激勵契約［15］。鑒于當前企業發展低碳經濟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本文在希望借鑒激勵理論中的委托――理論基礎上，搭建我國企業發展低碳經濟激勵機制框架，通過設立“錦標機制”構建企業發展低碳經濟激勵機制模型，為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相應的理論依據。
劉衛國等：錦標機制理論下企業低碳經濟發展激勵機制研究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1年 第2期1 企業發展低碳經濟激勵機制建模
委托理論中，有一種通過比較相對業績對人進行激勵的方法――“錦標制度”（rank order tournaments），他是從競賽的角度出發，對委托理論的解釋。在錦標機制中，每個人的所得只與他在所有人中的排序有關，與他的絕對努力程度不直接相關。m個人有m個獎品wi,i=1,2,Λm，其中w1≥w2≥Λ≥wm，業績最好的人得到w1，第二名得到w2，最后一名得到wm，如此等等。Lazear and Rosen曾證明：如果人的業績之間不相關（人不受共同的不確定性因素影響），錦標機制要比每個人的報酬僅依賴于他的絕對業績水平的機制差，因為它在不增加有關人努力水平的信息量的情況下，增大了相互競爭中的每個人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從而弱化激勵機制；但是，如果人的業績之間存在相關性（人受到共同的不確定性因素影響），通過錦標機制可以剔除更多的不確定因素，從而使委托人對人努力水平有更為準確的判斷，即降低風險成本，又強化激勵機制。此時，錦標機制是有價值的［16］。下面筆者就在明確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委托關系的基礎上，基于錦標機制原理，建立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激勵機制模型。
1.1 企業發展低碳經濟激勵的委托關系
委托關系是指一個人或一些人(委托人)委托其他人(人)代表他們去完成一些工作，并相應地授予人某些決策權的契約關系。委托人是授權方，人是行動方。但是在委托關系中，由于委托人方也存在不兌現合約中的承諾的可能，這使得委托人也存在一種“道德風險”。這種道德風險可能是源于委托人否認所觀測到的業績，且人也無法向委托人證實其業績。甚至，這種信息在法庭上也無法證實。這就導致委托人在事實上觀測到高產出的時候也謊稱產出不高而逃避履約的責任。這種道德風險在合約規定需要向人支付的數額很大的情形是很可能發生的，因為存在委托人不履行合約的激勵。當人事先就明白這一道理時，他就很可能不努力工作。但是，倘若存在一種錦標機制，它規定一定比例的人必將獲得較高的報酬，那么，委托人的占優的選擇是將較高所得支付給業績較高的人，因為這樣可以激勵人努力工作。人的占優戰略也是選擇努力工作，從而強化激勵機制。在制造業低碳經濟發展激勵問題上，行業管理者(一般認為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以下簡稱政府) 作為集體利益的代表，意識到低碳經濟發展能為整個社會帶來好處,因此會采取一些手段激勵(委托) 企業進行低碳經濟發展，比如采取財政支持、稅收優惠、政府采購等方式補償企業低碳經濟發展帶來的損失；但是企業從自身利益考慮，一般情況下不愿意改變現行的發展模式，不愿意主動進行節能減排，再加上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性，企業有可能在低碳經濟發展中出現機會主義行為，導致達不到政府所要求的節能減排指標。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和企業就形成一種低碳經濟發展的委托關系。顯然人是發展低碳經濟的激勵對象，即企業。委托人是發展低碳經濟的激勵主體，即政府。
1.2 企業發展低碳經濟激勵模型的構建
根據Malcomson模型的研究方法［17］,構建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激勵機制模型。
(1)模型的假設條件
①某個區域內存在許多同類型企業，區域范圍可以是省級（直轄市、自治區）范圍，也可以是地級市范圍或縣（區）范圍，還可以是開發區范圍。
②所有企業除了在節能減排方法上存在差別外，其它一切都是相同的。
③企業數量足夠多，以至于某個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決策不會受到其它企業決策行為的影響，即企業之間沒有博弈。
④每個企業在一定時間內，都會得到當地政府對于其發展低碳經濟的補貼政策，時間分為前后兩個階段，用t=1,2表示。
⑤每個企業發展低碳經濟所產生的效用函數為U(a1,w1,a2,w2)，其中的at表示t時期的致力于發展低碳經濟的努力水平，wt表示第t時期時，政府根據企業的努力效果給予的政策或資金支持。自然有假定Ua=Ua＜0，Uw=Uw＞0，2Ua2=Uaa＜0，2Uw2=Uww≤0。每個企業的留效用為U。
⑥設政府觀察到的區域內每個企業在t時期發展低碳經濟的產出水平的效用函數為：
πt=at+εt，t=1,2（1）
其中:πt為政府觀察到的每個企業的發展低碳經濟所帶來的產出，可以使用碳減排幅度（量）等指標衡量，εt是均值為零的隨機擾動項，可將其解釋為政府對企業在碳減排努力水平的觀測誤差，at為每個企業發展低碳經濟時的碳減排努力水平，這說明每個企業的低碳經濟發展所產生的“業績”受共同的不確定因素影響，符合錦標機制的前提條件。
⑦設F(εt)和f(εt)分別是εt的分布函數和密度函數，故給定at下πt的分布函數和密度函數就分別為F(πt-at)和f(πt-at)，假定區域內企業無論能否得到政府支持或補貼，都存在一個最小的發展低碳經濟努力水平a0，設政府規定企業的最低發展低碳經濟努力水平為a＞a0，否則將不能享受激勵機制的優惠政策支持。
（2）模型構建
如果企業不能證實發展低碳經濟的產出效果πt，政府根據πt對企業支付低碳經濟補貼wt的激勵合約是不可行的。由于Ua＜0，故一成不變的固定補貼不能激勵企業選擇大于a的努力水平。下面，我們給出基于相對業績的錦標機制，通過它來激勵區域內企業進行低碳經濟發展。
①1―階段合約設計
當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努力水平a≥a，企業得到的當地政府的支持或補貼為wL或wH，其中wL＜wH；且獲得wH支持或補貼的企業比例為P。只要實際得到wH的企業比例P是可證實的，這樣的合約就是可執行的。
由于πt與at是正相關的，只要得到wH的企業是被觀察到發展低碳經濟努力大的企業，這種合約就可以激勵企業努力發展低碳經濟。這是因為政府支持區域內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預算和政策是固定不變的，區域內每個企業期望得到的平均支持或補貼等于PwH+(1-P)wL，政府支付的資金支持總額為nPwH+n(1-P)wL=n［PwH+(1-P)wL］，其中n為區域內參與發展低碳經濟的企業總數，所以，政府的占優戰略是將高補貼付給發展低碳經濟效果較好的企業。
設政府在吸引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競賽前，制定一個“較高業績”的標準π*，當πt≥π*時，政府給予企業高的支持或補貼wH，其他的企業只獲得低支持或補貼wL。對于發展低碳經濟努力水平為at的企業，其業績πt≥π*的概率為1-F(π*-at)。當n充分大時，有
P=1-F(π*-at)（2）
即當參與低碳經濟發展的企業規模足夠大時，為了使合約有實際的激勵作用，應有0＜P＜1。因為若P＝0，則沒有企業會獲得政府的高支持或補貼，P=1時所有企業都獲得政
②2―階段合約
在2―階段合約中，第一階段所有企業得到相同的支持或補貼w1；第二階段，有P比例的企業得到高支持或補貼wH，剩下的企業得到低支持或補貼wL。那么2―階段合約是如何激勵企業在第一階段的努力水平a1的呢？根據參與約束，只有當期望效用不小于保留效用U時，企業才會接受合約。當企業接受合約，它在階段1是為w1工作。如果政府觀測到其努力帶來的產出π1≥π*，他將被重點照顧，時期2獲得支持或補貼wL，否則不被重點照顧，時期2獲得支持或補貼wL。
設w為企業不參與發展低碳經濟競賽的政府保留支持，令w*2=max{wL,w}。則企業在決定階段1的發展低碳經濟努力水平a1時，將假定如果他不能被重點照顧的話，他在階段2將獲得支持或補貼為w*2。自然假定wH＞w*2，否則重點照顧是無意義的。
假定階段2后不再有重點照顧的現象發生，則a2=a。企業的期望效用為
V(a1,w1,w*2,wH,π*)=F(π*-a1)U(a1,w1,a,w*2)
+［1-F(π*-a1)］U(a1,w1,a,wH)（3）
公式（3）右端第一項對應企業未被重點照顧時的情形，第二項對應企業被重點照顧時的情形。企業在第一階段選擇最大化公式（3）的a1，約束條件是a1≥a。當存在內點解時，一階條件為：
Va1=-f(π*-a1)U(a1,w1,a,w*2)
+F(π*-a1)•Ua1(a1,w1,a,w*2)
+f(π*-a1)U(a1,w1,a,wH)
+［1-F(π*-a1)］•Ua1(a1,w1,a,wH)
=f(π*-a1)［U(a1,w1,a,wH)-U(a1,w1,a,w*2)］
+F(π*-a1)Ua1(a1,w1,a,w*2)
+［1-F(π*-a1)］Ua1(a1,w1,a,wH)
=0（4）
當這樣的解惟一時，則令其為a*1=r(w1,w*2,a,wH)，則有
a1=max{a*1,a}（5）
公式（5）給出的a1是企業在第一階段選擇的節能減排努力水平。下面我們來分析w1，w*2，wH和π*怎樣影響最優選擇的a1。
在公式（2）中，合約并不直接給定π*而是規定P，通過該式決定π*。即假定該區域內有足夠多的企業，即n足夠大，以至于單個企業不考慮自己的發展低碳經濟努力水平選擇對π*的影響，他在選擇a1時將π*視為給定的。從而P通過公式（2）繼而影響企業的低碳經濟發展的努力程度；其他變量w1 、w1和wH也類似。
假設效用函數U是時間可加可分離性的，即
U(a1,w1,a,wH)=U′(a1,w1)+U2(a,wH)（6）
由公式（4）知a*1滿足
V1=v(a1,w1,w*2,wH,π*)a1=0（7）
根據隱函數定理及公式（7）有a*1x=-v1xv1a1，其中x可能是w1，w*2,wH和π*中的任一個變量，將π*用P來替換。因Ua1=U1a1，Uw1=U1w1，根據公式（4）和公式（7）可知
V1=f(π*-a1)［U2(a,wH)-U2(a,w*2)］
+F(π*-a1)U′a1+［1-F(π*-a1)］U′a1
=f(π*-a1)［U2(a,wH)-U2(a,w*2)］
+U′a1(a1,w1)
=f(h(P))［U2(a,wH)-U2(a,w*2)］
+U′a1(a1,w1)（8）
根據公式（2）、（4）和（8），可以得到
a*1w1=rw1=-V1w1V1a1=-U′w1U′a1
=-U12U11≥0 U12≥0
＜0 U12＜0（9）
同理：
a*1w*2=rw*2=-V1w2V1a1=+f(a*-a1)U4U11＜0，U4在w*2取值。（10）
a*1wH=rwH=-f(π*-a1)U4U11＞0，U4在wH取值。（11）
a*1P=rπ*dπ*dP
=-f(π*-a1)dπ*-da1dP［U2(a,wH)-U2(a,w*2)］U11
=f[KG*9]′(π*-a1)［U(a1,w1,a,wH)-U(a1,w1,a,w*2)］f(π*-a1)
≥0, f[KG*9]′(π*-a1)≤0
＜0, f[KG*9]′(π*-a1)＞0（12）
這里假定了wH＞w*2，若wH=w*2，則a*1P=0。
2 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的激勵機制模型分析
2.1 激勵機制模型分析
公式（9）表示，當效用函數對發展低碳經濟效果和努力水平是可加的，則U12=0，則a*1w1=0，所以最優發展低碳經濟努力水平a*1與第1階段的政府支持或補貼w1無關。顯然a*1不影響w1。
公式（9）a*1w*2＜0表示，政府保留支持、補貼w或第2階段的低水平支持或補貼wL的上升將導致最優發展低碳經濟努力水平下降。這是因為w*2愈高，被重點照顧的好處就愈小，企業也就愈不害怕不被重點照顧。
公式（10）a*1wH＞0表示，被重點照顧后的支持或補貼wH愈高，企業就愈努力從事發展低碳經濟工作，因為被重點照顧的好處愈大。
公式（11）表示，企業對被政府重點照顧與支持的比例P的反應不是單調的。當重點照顧和支持的比例使f[KG*9]′(π*-a1)＜0，a*1隨P的上升而上升，意味著受到政府重點照顧和支持的可能性愈大，企業從事發展低碳經濟活動就愈努力。但當重點照顧和支持的比例超過某下滑界點后，由公式（2）知π*-a1充分小，此時f[KG*9]′(π*-a1)一般會大于零，故a*1隨P的上升而下降。譬如，若εt是正態分布（均值為零），則當P＜1/2時，f[KG*9]′(π*-a1)＜0，當P＞1/2時，f[KG*9]′(π*-a1)＞0。此時P=1/2就是一個臨界點。其意為：獎勵面過大并不利于調動企業的積極性；當P太小時，滿足一階條件公式（4）的a*1會小于a，企業也不會有積極性努力從事低碳經濟發展。
2.2 企業發展低碳經濟對政府（社會）收益的影響
政府在調控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不能單純考慮經濟效益，還要綜合考慮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如果區域內每個企業都致力于發展低碳經濟，一方面可以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取得良好的環境效益；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提高生產效率，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由于企業發展低碳經濟可以使整個區域內收入水平增加，比如以環境效益和稅收的形式體現出來。因此，我們這里所指的政府收益，是指企業發展低碳經濟給整個區域帶來的收益（包括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減去政府補貼后的余額。則政府從每個企業獲得的期望收益為：
π(w1,wL,wH,P)
=h(w1,wL,wH,P)-w1+β(a-PwH-(1-P)wL),wL≥w
h(w1,w,wH,P)-w1+βP(a-wH),wL＜w（13）
其中a*1=h(w1,wL,wH,P)，β是企業的貼現因子。政府的問題就變成選擇(w1,wL,wH,P)，使期望利潤π(w1,wL,wH,P)最大化，并滿足U≥U和0≤P≤1。在現實生活中，政府是區域整體利益的代表，只要能夠保持收支平衡（環境效益可以轉化為經濟效益），錦標機制就可以持續使用。因此，當選擇w1,wL,wH,P使得π(w1,wL,wH,P)≥0，政府就可以實施錦標機制。
當然政府也可以選擇1―階段固定補貼合約。此時，區域內企業在二個階段發展低碳經濟的努力水平均為a，政府期望利潤為：
π(w1,w2)=a-w1+β(a-w2),w2≥w
a-w1, w2＜w（14）
這個合約等價于2―階段合約中P=0的情形。因此，2―階段合約一定要優于該合約。當選擇0＜P＜1時的期望收益大于P=0時的期望收益，最優的2―階段合約就嚴格優于固定支持或補貼合約。只要企業第二階段發展低碳經濟取得收入的邊際效用U4大于第一階段發展低碳經濟努力的邊際效用的變化率U11，2―階段合約的期望收益就嚴格大于固定支持或補貼合約（滿足0＜P＜1，wH＞w*2）。也就是說，從企業的最優化行為的比較靜態分析看，對于任何給定的0＜P＜1，-U4/U11決定a1如何隨wH上升而上升；若-U4/U11足夠大，增加的a1（從而π1）就能彌補政府要對企業進行額外支持或補貼的成本wH-w*2且還有余。
3 結 論
根據對企業發展低碳經濟激勵機制模型進行構建和分析，可以推導出區域政府在制定本地區發展低碳經濟激勵政策時需要注意的幾點事項：
(1)中央政府要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支持地方發展低碳經濟。一方面通過加大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力度來彌補地方政府財力的不足，滿足地方政府行使基本職能的需要；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單獨安排專項資金用于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并加強監管，結合預算績效考評，確保資金的用途，提高資金使用效率，避免挪用。
(2)地方政府要設立專門的低碳經濟發展激勵基金，并納入財政預算管理，地區財政預算收支科目中設立環境保護類級科目，專項列支，用于支持區域內企業進行低碳技術創新、節能減排、使用可再生能源等，從而促使企業更好發展低碳經濟；同時政府還要明確激勵基金的額度和增長幅度，建立財政預算支持低碳經濟的長效機制。
(3)地方政府在激勵企業發展低碳經濟時，要有層次、有針對的對企業給予政策支持或財政補貼，形成階梯式的支持結構，而且要重點支持區域內少數發展低碳經濟效果較好的企業，并對其提供更為有利的激勵政策，使激勵低碳經濟發展的有限財政資金得到合理配置。
(4)地方政府應該以區域內企業實施低碳經濟活動的努力水平為評判標準而不是按照區域內企業的經營規模、盈利水平和企業資質為標準對企業進行激勵。即發展低碳經濟有成效的企業，不論其經營規模大小，盈利能力強弱和資質的好壞，只要其愿意并主動與區域內其他企業學習、交流低碳經濟的發展經驗，并在競賽活動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地方政府就應該在財政、稅收、采購、信貸等政策方面給予其階段性的重點支持和照顧。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MartinVega L A, Dmi I I.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erspectives［R］. Key Report 1999 NAF Desing & Manufacturing Grantees Conference. Los Angeles, USA,1999.1-46.
［2］Melngk S A, Smith R T. Green Manufacturing［M］.Dearborn, USA: Society of Manufacturing Engineers,1996.
［3］靳志勇.英國實行低碳經濟能源政策［J］.全球科技經濟望，2003,(10):23-27.［Jin Zhiyong. Energy Policy on Implemen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 in UK［J］.Qlobal Technology and Economy Outlook, 2003,(10):23-27.］
［4］張秋明.英國政府的公路運輸生物燃料戰略［J］.國土資源情報，2005,(9):11-15.［Zhang Qiuming. British Government’s Biofuels Strategy on Road Transport［J］. Land and Resources Informatlon, 2005,(9):11-15.］
［5］安培浚，等.美國氣候變化技術計劃(CCTP)新戰略規劃及其對我國的啟示［J］.世界科技研究與發展，2006,(12):95-100.［An Peijun, et al . An Induction of New Strategic of U.S. Climate Change Technology Program and the Implications ［J］. World Scitech R & D，2006,(12):95-100.］
［6］任小波，曲建升，張志強.氣候變化及其適應與減緩行動的經濟學評估――英國斯特恩報告關鍵內容解析［J］.地球科學進展，2007(7):14-16.［Ren Xiaobo,Qu Jiansheng, Zhang Zhiqiang. Economic Assessment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 and Its Adaptation―An Introduction to “Stern Review: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J］.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07,(7):14-16.］
［7］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低碳經濟和中國能源與環境政策研討會會議概要［Z］.內部材料，2007,5.［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The Summary on LowCarbon Economy and China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Seminar ［Z］. Internal Information,2007,5.］
［8］徐冬青.發達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做法與經驗借鑒［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9,(6):112-116.［ Xu Dongqing. Low Carbon Economy: Approach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ferences for China［J］. Forum of World Economy & Politics, 2009,(6):112-116.］
［9］杜明軍.構建低碳經濟發展耦合機制體系的戰略思考［J］.中州學刊,2009,(11):54-59.［ Du Mingjun. My Strategical Thinking of Constructing Lowcarbon Economy Development Coupling Mechanism System［J］.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09,(11):54-59 ］
［10］吳昌華城市引領中國低碳經濟轉型［J］中國投資，2009（2）：116［Wu Changhua. Lowcarbon Economy Transformation Led by Ueban in China［J］.China Investment,2009(2):116.］
［11］周宏春中國低碳經濟的發展重心［J］綠葉，2009（1）：65-68.［Zhou Hongchun.The gravity of Developing the Low Carbon Economy in China［J］.Green Leaf,2009(1):65-68］
［12］任力低碳經濟與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J］社會科學家，2009（2）：47-50［Ren Li.Low Carbon Econom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J］.Social Scientist,2009(2):47-50］
［13］趙卓，肖利平發展低碳經濟的技術創新瓶頸與對策［J］中國科技論壇，2010（6）：41-46.［Zhao Zhuo,Xiao Liping. Bottleneck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Developing the Low Carbon Economy［J］.Forum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2010(6):41-46.］
［14］高為發展低碳經濟的途徑與潛力［J］環境保護，2010（14）：38-39.［Gao Wei.The Ways and Potential of Developing the Low Carbon Economy［J］.Environmental Protection,2010(14):38-39.］
［15］劉衛國，儲祥俊，鄭垂勇多任務委托―模型下企業低碳經濟發展激勵問題研究［J］.水利經濟，2010,28(5):1-6.［Liu Weiguo,Chu Xiangjun,Zheng Chuiyong.Study on Incentive Issue for 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Based on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Model［J］.Journal of Economics of Water Resources,2010,28(5):1-6］
［16］Lazear E P, Rosen S.Rankorder Tournaments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1, 89, 841-864.
［17］Malcomson J M. Work Incentives, Hierarchy and Internal Labor Markets［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4,92 (3):486-507.
Research on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Enterprise’s Lowcarbon
Economy Development Based on Rank Order Tournaments
LIU Weiguo LI Qianwen
（School of Mangement,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1815,China）
關鍵詞 低碳城市；系統模型；發展模式
中圖分類號 F2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0）12-0067-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2.014
2007年來國際環境組織、各地政府與學術界開始關注低碳城市的理論與概念［1］。 我國多位學者對低碳城市從多個視角進行了定義：夏?堡 認為低碳城市就是在低碳消費，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一個良性的可持續 的能源生態體系［2］；付 允等學者認為低碳城市應當以清潔發展、高效發展、低碳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發展低 碳經濟，改變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和大量廢棄的社會經濟運行模式，同時改變生活方式、優 化能源結構、節能減排、循環利用，最大限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3］；莊貴陽定義 的低碳城市是“城市經濟以低碳產業和低碳化生產為主導模式，市民以低碳生活為理念和行 為特征、政府以低碳社會為建設藍圖的城市。低碳城市發展旨在通過經濟發展模式、消費理 念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在保證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的前提下，實現有助于減少碳排放的城市建 設模式和社會發展方式［4］”。以上學者的定義多偏重于理論，筆者從理論結合實 踐的視角認為低碳城市是指以低碳經濟為發展戰略，企業堅持低碳生產方式、公民堅持低碳 生活方式、政府堅持推出以低碳社會為理念的城市建設的政策，能源技術與結構是低碳城市 建設基礎、低碳交通與低碳建筑是低碳城市建設的當前基本內容、低碳技術創新是低碳城市 建設的支持，全體市民低碳思維是低碳城市建設的關鍵。
本研究在低碳城市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構建低碳城市系統，低碳城市系統的提出可 以從宏觀上把握建設可持續發展城市的方向，從中觀上把握各個低碳子系統環節的運行機制 ，從微觀上探索可持續發展城市各個低碳細節實現的方法。
1 低碳城市的研究分類
國內外學者對低碳城市理論的 內涵與外延做了積極有效用的探索研究，取得了多視角的成果：
1.1 已涉及的視角
（1）低碳經濟視角。吳正德提出建設低碳城市是發展低碳經濟的重中之重 ［5］；辛章平等認為我國先發展起來的城市有能力、有責任也有必要采取行動 轉軌到低碳經濟這種新的經濟運行模式上去，率新建成低碳城市，給后進的城市提供示范 和方向［6］；黃滔認為低碳城市是循環經濟的重要空間載體，發展循環經濟最終也 是要實現城市的清潔發展、高校發展、低碳發展和可持續發展［7］；馮會會等研究 者認為低碳城市在我國還處于實踐階段，而循環經濟已經趨于成熟，二者的目標是一致的， 循環經濟有助于實現碳減排，是實現低碳城市建設的主要手段和重要路徑［8］。（2）能源視角。能源是城市系統生存發展的命脈，是城市系統的輸入，只有能源低碳化， 低碳城市發展戰略才成為可能。龍惟定等認為中國人口眾多、土地資源稀缺,低碳城市形態必然是緊湊型的高密度 、高容積率和高層的模式,而適應這種城市形態的城市能源系統必然是使用低碳能源、分散 產能和減少需求的模式,并分別在城市、社區和終端用戶3 個層面實現［9］；張維功等 從低碳城市系統熱能源視角認為供熱熱源規劃應符合低碳城市的發展要求, 熱源規劃 的主要原則是大力發展綠色能源和清潔能源, 改善供熱能源結構, 提升城市能源和供熱領域 可持續發展水平［10］;馬學祿認為在低碳城市建設在能源方面 要大力發展清潔可再生能源產業，大力發展清潔技術，倡導各種可再生能源［11］; 劉怡君等認為快速城市化必然帶動城市能源消費量的增加，城市的未來應以低 碳 模式為發展方向，將國家能源消費結構的變化與城市燃料供應的改善緊密結合起來，最大限 度地提高各類城市的氣化水平和高質量燃料供應，注重新一代纖維素乙醇和氫燃料等車用燃 料生產技術，清潔煤、核能、太陽能和風能等先進發電技術，先進節能技術，碳捕獲和封存 ，可再生能源等新技術的研究與開發［12］。
（3）城市規劃視角。趙剛認為低碳建設須規劃先行，要將低碳發展的理念融入產業和民 生之中，要將低碳城市納入“十二五”規劃，成為推動經濟轉型和社會發展的重要載體［13］；候波等認為為實現溫室氣候排放目標，建立低碳城市規劃體系將成為這一新 理念的標志，也將是發展低碳城市，實現減排目標的必由之路，低碳城市規劃是發展低碳城 市的基本戰略、有效策略和可靠保障［14］；葉祖達認為城市規劃在建設低碳經濟中 有重要的角色，作為可以影響城市發展的土地、資源、建筑、交通等范疇的專業，對城市化 過程中合理資源分配和使用都有協調和調整的能力，應對氣候變化，城市規劃必需有兩大城 市規劃策略：“減緩”和“適應”［15］；張泉等對國內外低碳城市 的理論研究和規劃建設實踐進行了回顧和總結，提出低碳城市規劃主要應關注城市形態、土 地利用、產業發展、能源利用、交通模式、城市建筑等方面，并針對低碳城市與生態城市的 關系、低碳城市規劃的定位、理論基礎以及低碳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等方面進行了初步探討［16］；顧朝林認為低碳城市規劃理論與方法主要在于：構建適合中國國情的低碳城市 規劃研究的理論框架，揭示中國低碳城市規劃建設、低碳城市生活方式、低碳城市運行系統 之間的耦合關系，解釋低碳城市、低碳社會與全球氣候變化之間的科學問題聯接［17］ ；陳群元等認為低碳城市建設可通過規劃手段降低能源消耗、優化能源結構、增強 碳匯能力［18］。
（4）低碳交通視角。交通系統是低碳城市的運營速度的體現，頻繁交通堵塞會造成極大的 能源浪費。陳潔行等針對杭州的低碳 城市交通發展從公交優先，健康出行，環保交通工具與新能源動力應用，政治高污染黃標車 與交通對城市空氣污染等五個方面進行了研究，給出了相對性的策略［19］；余凌曲 等從軌道交通視角提出發展城市軌道交通將大幅降低城市排放強度，將有效提升城市 交通效率，將促進城市低碳經濟發展［20］；崔耀杰從快速公交視角提出從城市的交 通出發，從交通模式上徹底改變以小汽車為主的交通模式，提倡快速公共交通，是城市在低 排放的快速公共交通模式下發展，形成新的低碳城市發展模式［21］。
（5）其他低碳視角。李靖等在低碳技術視角認為推廣低碳城市應用技 術, 其節能減排效果顯著，重點著眼于中長期戰略技術的儲備, 整合市場現有的低碳技術 , 加以迅速推廣和應用。蔣有緒等從碳匯視角認為增加城市 的森林碳匯是城市減排的重要補充，發展城市森林或者創建森林城市應是發展低碳城市的重 要組成部分，也是可以先行的重要一步［23］；趙宏宇等從研究“碳 足跡”的計量方法和影響因素出發，確定低碳城市規劃的工作重點應放在城市用地與交通間 的聯系上，以此來培養城市人的低碳出行習慣和生活方式，從而有效減少城市生活中的“碳 足跡”［24］；戴星翼從低碳建筑視角認為城市系統建設大拆大建通常是高碳的，豆 腐渣工程必定是高碳的，重復開挖的道路必然是高碳的,只有消除了此類現象的城市建筑， 才有資格進入低碳城市的行列 ［25］。
1.2 需補充的視角
國內外學者分別從經濟、能源、城市規劃、城市交通、技術、碳足跡、碳匯與城市建筑等多 視角來研究低碳城市系統，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成果存在多個視角上一定的不足 ，這些視角是低碳城市建設不可缺少的部分。
（1）低碳生產視角。企業生產方式經歷傳統生產方式、末端治理生產方式與精益生產方式 ，以往生產方式的進化都是為了幫助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但是低碳城市系統發展方式要求 企業生產必須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與社會和自然和諧共生發展，以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為了實現此目標，筆者從供應流視角提出了低碳生產方式，把某條供應流采中用低碳生產方 式的企業群作為一個系統來研究，低碳生產方式要求低碳生產系統內的各企業不僅要求企業 內部生產制造運營低碳化，而且要求企業參與供應流企業群的低碳化運作。
（2）低碳生活視角。從超市開始收取塑料袋的費用開始，低碳生活概念開始進入市民的視 線，但是這個只是低碳生活的冰山一角。在現實市民生活中，非低碳生活方式幾乎沒有撼動 ，要推動市民生活系統低碳化，在未來的研究中，首先應該在低碳思想教化上下足功夫，運 用立體媒體等信息傳導工具，把低碳的理念真正植入每位市民的思維中，落實在市民生活方 式上；其次借鑒市場機制制定政策，使得市民生活采用低碳方式，能夠直接收到經濟效益回 報，從經濟上調動市民主動性與推動市民生活低碳化；最后要多學習國外先進的低碳生活理 念與方式，根據中國民族性特點加以吸收改良后推廣到全國。
（3）低碳建筑視角。城市建筑是在碳排放中占50%以上的份額，遠遠高于交通、工業生產與 市民生活，在低碳城市系統中重視程度權重僅僅次于低碳能源，但是目前相關的科研較少， 筆者認為從未來的研究趨勢有以下幾點：低碳建筑設計技術的研發與設計思維的推廣，首先 相關建筑產業要有危機感，傳統高碳技術已經與低碳城市發展背道而馳了，要在建筑思維上 嵌入低碳的概念，把低碳落實到建筑的全部細節；低碳建筑的材料創新，每單位的建筑體都 是由若干單位的建筑材料組合而成，建筑材料的低碳化推進低碳建筑系統的低碳，建筑材料 不僅要低碳化，而且還要向著改善環境幫助自然自我凈化的方向發展；建筑勞動力的低碳規 范施工，過去與現在的建筑建造的過程中往往充滿高碳的野蠻施工，造成極大的浪費，使得 人力、物力與資源的無功效消耗；現有建筑體的低碳化升級，現有的建筑大多隔熱功能欠缺 ，可以采用自然資源有如稻草與木材等合成新型材料去返修現有的建筑，將有效控制升級后 的建筑減少對熱與能源的需求。
2 低碳城市系統模型研究
2.1 低碳城市系統模型構建
筆者認同經濟學家唐方方教授的觀點：低碳城市建設是系統工程，城市的低碳化不只是節能 減排及循環經濟這么簡單［26］。低碳城市研究與規劃必須采用系統論的思想，低碳 城市系統研究是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在此試圖在此視角上做拓展性研究。以達到提高城市 競爭力、提高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保證城市健康、快速發展的條件下最大限度減少溫室氣 體的排放的目的。
低碳城市系統（LCS，LowCarbon City System）是指LCS內各個子系統與要素按照人工設 計的、預先規劃的規則或設計好的方向運作，以實現或完成LCS內各個子系統與要素單獨不 能完成的以城市為單位的人類群體采用低碳的生存方式與經濟、社會、自然和諧可持續發展 的目標。低碳城市系統建設，重點是低碳，目的是發展，低碳約束將制約城市發展方向的選 擇，決定城市向低溫室氣體排放的方向發展。
從系統的特征研究低碳城市系統是把某一個城市作為一個復雜系統，低碳能源系統是LCS的 輸入，低碳排放系統是LCS的輸出，LCS內的子系統群之間兩兩耦合，低碳技術系統和低碳政 策系統能對LCS的輸入輸出起到正反饋作用，通過低碳城市系統實現以城市為單位的人類群 體采用低碳的生存方式與經濟、社會與自然和諧可持續發展與延續。
前一節分析了低碳城市的經濟、能源、城市規劃、城市交通、技術創新、城市建筑、低碳生 產與低碳生活等視角。這些構成了低碳城市系統的子系統與要素，根據這些子系統構建了低 碳城市系統模型圖見圖1所示：
圖1 低碳城市系統模型圖
Fig.1 Model of lowcarbon city system
如低碳城市系統模型圖1所示，LCS有一定的結構，是由許 多子系統所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體。這些子系統相互關聯、相互作用與相互 制約，他們之間有著相對穩定 的耦合方式、組織秩序以及失控關系的內在表現形式。低碳城市系統是一類非線性反饋系統 、具有開放性和多樣性的特征，低碳城市系統的發展過程是自然生態系統的演替和城市有組 織的經濟、能源、城市規劃、城市交通、技術創新、城市建筑、生產與生活等子系統活動的 相互耦合過程，其中任何一個子系統發生變化都可能對其它子系統產生短期或長期的影響。 低碳城市系統演化的一般規律，具有動態性、突變性和不可逆性，其結構具有分形特征。
2.2 低碳城市系統模型構建的必要性
低碳城市系統是城市發展的必由之路。雖然各個城市發展的特征不同，但是在環境的大背景 下，任何城市發展都無可忽視環境惡化，都可以抽象為如圖1所示的城市功能子系統模塊。 那么，將低碳理念對我國城市系統建設進行指導，走集約化道路，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是處于高速城市化發展的內在需求。
低碳城市系統是指導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發展模式。面對我國城市的建設存在一定程度不 足的現狀，需要多元化的理論指導和實踐經驗借鑒，而低碳發展理念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它 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城市增長的控制、資源利用、城市生產、城市交通、城市建筑、 技術水平、居民生活等。低碳理念對城市建設有著非常直觀的指導和借鑒作用。通過對國內 外建設低碳城市經驗的總結，結合中國城市實際而構建的低碳城市系統，以嘗試適合中國的 低碳城市發展模式。
3 低碳城市系統的發展建議
低碳城市系統是一個復雜巨系統，有著系統運作的一切規律，了解低碳城市系統的碳流的方 向、規模以及系統內部機理與影響因素，采取切實有效的低碳政策措施，減少碳排放，促進 低碳發展，對實現人類與自然和諧可持續發展、減緩全球極端氣候具有重要意義。
（1）低碳城市系統的戰略思維建立。“低碳”的詞匯已遍布城市系統的大街小巷，如何將低碳 從一個詞匯落到實處，成了低碳城市發展科研的關鍵。這就要求低碳城市系統在治理城市時 ，必須通過多種媒體的有效宣傳，制定符合城市系統實際情況的促進政策，使得全體市民形 成低碳共識并與市民的收入支出鏈接：低碳行為是精神文明，根式物質文明。
（2）系統觀視角規劃低碳城市系統建設。單一視角研究低碳城市系統只能解決某一個子系 統的良性發展，但是子系統群之間是一個競合的整體，其中任何一個子系統發生變化都可能 對其它子系統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低碳城市系統是一個有機整體，所以子系統或要素必 須協調發展，才能使得整個系統良性運作，就必須以一個整體系統的視角來研究規劃低碳城 市系統建設，使得子系統或要素群與整個系統方向一致，合力最大化。
（3）方式結構低碳子系統群的耦合策略。低碳城市系統的子系統或要素群之間的競合關系 是系統的特性，不能規避，在低碳城市系統治理中，必須根據國家政策與發展規劃進行碳耗 總量控制，借助市場機制在區域范圍內有效競合配置，加大技術創新投入，增加新技術產業 革新，使得碳耗持續下降。
（4）加大低碳技術創新投入，促進低碳資源的多樣性與“良性排放”。從低碳城市系統模 型可以直觀的看出，低碳技術系統會對基礎低碳、支撐低碳與方式結構低碳形成作用力：加 大技術創新可以促進傳統化石能源的使用效用與替代能源的進一步使用與推廣；加大技術創 新可以改變排放方式與排放污染負效用，使得排放不但不污染環境而且還會促進自然的自我 凈化能力；加大技術創新可以促進方式結構低碳領域內的各個子系統的碳耗與競合方式，使 得子系統群高校友好發展，整體碳耗最小化。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戴亦欣．中國低碳城市發展的必要性和治理模式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 ，19(3)：12-18．［Dai Yixin. The Necessity and Governance Model of Developing Lo w Carbon City in China［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9，1 9(3)：12-18．］
［2］夏?堡 發展低碳經濟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J］．環境保護,2008，(2A)：33-35．［ Xia Fangbao.Developing LowCarbon Economy is the Way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City［J］.Environmental Protection,2008，(2A)：33-35．］
［3］付允，汪云林，李丁．低碳城市的發展路徑研究［J］．科學對社會的影響，2008， ( 2)：5-10．［Fu Yun, Wang Yunlin, Li Ding.Study on the Developing of Lowcarbon
City［J］. 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2008, (2)：5-10．］
［4］莊貴陽．低碳經濟引領世界經濟發展方向［J］．世界環境，2008，(2)：34-36．［Zh uang Guiyang.Low Carbon Economy Is Guid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World Economic D evelopment［J］. World Environment, 2008，(2)：34-36．］
［5］陶永亮．低碳城市是發展低碳經濟的重中之重［N］．中國建設報，2010-03-18（5） ．［Tao Yongliang. Lowcarbon C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Affair in Developing L owcarbon Economy［N］. China Construction，2010-03-18（5）．］
［6］辛章平，張銀太．低碳經濟與低碳城市［J］．城市發展研究,2008，15(4):98-102． ［Xin Zhangping, Zhang Taiyin. Low Carbon Economy and Low Carbon City［J］. Urba n Studies,2008，15(4):98-102．］
［7］黃滔．發展循環經濟 建設低碳城市［J］．中國經貿導刊，2010，(6): 36-37．［Hua ng Tao.Developing Recycle Economy and Constructing Low Carbon City［J］. China E conomic & Trade Herald,2010，(6): 36-37．］
［8］馮會會，苗紅，薛冰，等．循環經濟：低碳城市建設的路徑與手段［J］．再生資源與 循環經濟，2009，11(2):17-20．［Feng Huihui ，Miao Hong ，Xue Bing ， et al.Circu lar Economy：Path and Means to Lowcarbon City［J］. Renewable Resources and Re cycling Economy. 2009，11(2):17-20．］
［9］龍惟定，白瑋，梁浩，等．低碳城市的城市形態和能源愿景［J］．建筑科學，2010， (2):13-18．［Long Weiding, Bai Wei, Liang Hao,et al.Urban Form and Energy Vision
in Lowcarbon Cities［J］. Building Science，2010，(2):13-18．］
［10］張維功，焦磊．低碳城市與供熱熱源規劃［C］．2009城市發展與規劃國 際論壇文集，2009：253-255．［Zhang Weigong, Jiao Lei. Lowcarbon City and Energy Supp ly［C］. 2009 International Forum on Urban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Collection， 2009：253-255．］
［11］馬學祿．低碳城市建設的能源戰略［J］．城市住宅，2009，(12):74-75．［Ma
Xuel u. The Energy Strategies of Lowcarbon City Construction［J］. Urban Building,
2009，(12):74-75．］
［12］劉怡君，付允，汪云林．國家低碳城市發展戰略問題［J］．建設科技,2009，（8） ：44-45．［Liu Yijun, Fu Yun, Wang Yunlin. The Strategies of Lowcarbon City De velopment［J］. Construction Science,2009，（8）：44-45．］
［13］趙剛．低碳城市建設須規劃先行［J］．經濟，2010，66(6):41-43．［Zhao Gang. P lanning is the First Step in the Lowcarbon City Construction［J］. Economy，20 10，66(6):41-43．］
［14］候波，焦琰．淺析建立低碳城市規劃體系的意義［J］．價值工程，2010，(4):185． ［Hou Bo, Jiao Da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owcarbon
Urban Planning System［J］. Value Engineering，2010，(4):185．］
［15］葉祖達．發展低碳城市之：反思規劃決策流程［J］．生態城市規劃，2009，176(7): 6-10．［Ye Zuda. Considering the Flow of Lowcarbon City Plan System［J］.Value
Engineering，2009，176(7):6-10．］
［16］張泉，葉興平，陳國偉．低碳城市規劃：一個新的視野［J］．城市規劃，2010，34( 2):13-18．［Zhang Quan,Ye Xingping,Chen Guowei. Lowcarbon Urban Planning：A Ne w Vision［J］. City Plan，2010，34(2):13-18．］
［17］顧朝林．低碳城市規劃發展模式［J］．城鄉建設，2009，(11):71-72．［Gu Zhaoli n. Development Model of Lowcarbon Urban Planning［J］. Urban and Rural Develop ment，2009，(11):71-72．］
［18］陳群元，喻定權．我國建設低碳城市的規劃構想［J］．現代城市研究，2009，（11 ）:17-19．［Chen Qunyuan, Yu Dingquan. Planning Idea of Constructing Low Carbon
Cities in China［J］. Modern Urban Research，2009，（11）:17-19．］
［19］陳潔行，沈悅林，龔勤，等．杭州的低碳城市交通實踐與發展對策［J］．城市發展 研究，2009，16(12):19-22．［Chen Jiexing, Shen Yuelin, Gong Qin, et al.Lowcarb on City of Hangzhou:Transportation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J］. Urban Development Reserch, 2009，16(12):19-22．］
［20］余凌曲，張建森．軌道交通對低碳城市建設的作用［J］．開放導報,2009，（10）:2 6-30．［Yu Lingqu, Zhang Jiansen. On Rail Transits Role in Low Carbon Urbaniza tion ［J］.China Opening Herald,2009，（10）:26-30．］
［21］崔耀杰．基于快速公共交通發展下的低碳城市發展模式研究［J］．中國人口，2009, 19:11-16．［Cui Yaojie. Study on the Lowcarbon City Development Mode Based on
Fast Public Traffic［J］. China Population，2009,19:11-16.］
［22］李靖， 戴慎志．低碳城市技術在城市規劃中應用初探［C］．2009城市發展與規劃國 際論壇文集，2009：367-369．［Li Jing, Dai Shenzhi. Study on the Technology in Lowcar bon City Planning［C］. 2009 International Forum on Urban Development and Planni ng Collection，2009：367-369．］
［23］蔣有緒，張煒銀．談談森林城市和低碳城市［J］．中國城市林業，2010，(8):4-7． ［Jiang Youxu, Zhang Weiyin.On Forest City and Lowcarbon City［J］.Journal of
Chinese Urban Forestry，2010，(8):4-7．］
［24］趙宏宇，郭湘閩，褚筠．“碳足跡”視角下的低碳城市規劃［J］．規劃師論壇，201 0，26(5):9-15．［Zhao Hongyu, Guo Xiangzhu, Zhu Jun. LowCarbon Urban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rbon Footprint”［J］.Planner,2010，26(5):9-15．］
［25］戴星翼．誰有資格進入低碳城市行列［EB/OL］．［2010/7/31］． http:/ /finance.省略/roll/20100720/.shtml．［Dai Xingyi. Who is Eligible
to Enter the Ranks of Lowcarbon Cities.［EB/OL］．［2010/7/31］． fina nce.省略/roll/20100720/.shtml．］
［26］唐方方．應當在低碳與發展之間找到平衡［EB/OL］．［2010/8/9］．financ e.省略/hy/20100606/09348068118.shtml．［Tang Fangfang. Finding the Balanc e between Lowcarbon and Development. ［EB/OL］．［2010/8/9］．finance.省略/hy/20100606/09348068118.shtml．］
Lowcarbon City System Model
LI Jinbing1,2 TANG Fangfang1,3
(1.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2.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China;3. Experiments Economics Laboratory,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Chengdu Sichuan 610074,China)
關鍵詞：產業結構升級；創新驅動；新興產業
作者簡介：洪銀興，男，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宏觀經濟研究。
中圖分類號：F06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4）01-0057-06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階段。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攻方向。其中產業結構調整是經濟結構調整的中心任務。市場和創新將成為現階段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兩大杠桿。
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新起點
在當前階段研究中國的經濟發展需要明確經濟發展的新起點。中國GDP的總量達到世界第二。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由經濟總量轉向經濟結構，尤其是產業結構。在這個新起點上，經濟發展的著力點需要由速度轉向結構。從現在起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將結束持續多年的10%左右的高速增長期，轉向8%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期。增長速度減緩固然有外部市場的原因，但更應看作是主動調整。這是產業結構調整給長期的穩增長提供的機會。
過去人們特別重視企業競爭力，這是需要通過改革和企業制度創新來解決的問題。發展的實踐證明，產業競爭力比企業競爭力更重要。就如波特所說的，競爭力以產業為度量單位。對企業來說，產業的機會與威脅決定了競爭環境。這種環境既伴隨著風險，又隱含著回報。一個企業的競爭戰略目標在于使公司在產業內部處于最佳定位。對國家來說，國家的競爭力在于其產業創新與升級的能力。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競爭優勢，最為重要的是發展該時代處于領先地位的新興產業，特別是主導產業的更新，形成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現代產業體系。[1]
國內經濟環境的變化直接決定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方向。第一，在我國GDP總量達到世界第二的同時，我國的人均GDP 2011年達35083元（約5432美元），標志著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這意味著我國的產業結構應該由原來的低收入國家水平向中等收入國家發展水平提升。第二，2011年，我國的農業比重降到10.1%；工業比重達46.8%；與此同時，城市化率達到51.27%。這意味著中國已經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并且進入城市化中期。這意味著我國的產業結構具有了新興工業國的產業結構特征，進一步的發展就是建立以城市為主導的產業結構轉型，服務業的作用相應凸顯。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調整產業結構需要有全球視野。就像過去把世界分為三個世界一樣，全球經濟格局就產業結構特征也可分為三種類型國家：一類是消費和服務主導型國家，以美國為代表，這類國家又富又強，但面臨就業壓力；一類是制造業和出口主導型國家，這類國家經濟體大，就業充分，但不富不強；一類是資源型國家，其中有的是石油輸出國，富而不強，有的國家則十分貧困。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格局都發生轉型：消費和服務型國家針對就業問題，趨向發展制造業和出口。特別說一下美國的產業轉型。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為了解決其就業壓力先后推出三大舉施：一是要求出口5年翻一番，目標是創造200萬個就業崗位，主要措施有：逼貿易剩余國提高匯率，為其出口騰出市場；放松對高科技產品的出口管制。二是再工業化。過去美國為了降低成本實施去工業化。現在提出再工業化，依靠制造業來吸納就業人口，主要措施有：大力發展自動化和精細化，以節約勞動成本，通過技術突破（如頁巖氣）降低燃料和原材料價格，支持國內制造業朝高科技方向發展，吸引高科技企業回流。三是發展綠色經濟，開發新能源，使綠色產業成為支柱產業。制造業和出口型國家針對大而不富問題，趨向消費拉動和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金融）；資源型國家減輕對外國的依賴性，傾向發展制造業。
很顯然，世界經濟結構轉型共同的取向是發展制造業和擴大出口。這種結構轉型對我國這樣的制造業和出口主導型國家的影響是巨大的。首先，國際市場競爭壓力加大，制造業產品的國際產能過剩也在進一步凸現，更不用說發達國家出口的制造業產品科技含量更高、附加值更大了。其次是制造業的國際資源供給環境進一步惡化。各個國家都在發展制造業，國際資源供給不僅不足而且價格飆升，這對制造業大國的影響巨大，同時也在倒逼中國產業結構的轉型。
長期以來一國的產業結構安排有比較利益之說，也就是按照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安排產業結構。按此學說，我國基本上是發展勞動密集和土地、環境資源密集的產業，即使是利用外資的高科技產業也是主要利用我國勞動、土地和環境資源的環節。這種產業分工雖然能夠在國際貿易中獲取一定的貿易利益，但凍結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當我國進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發展水平后，產業結構定位就要由比較優勢轉向競爭優勢，需要通過產業創新培育產業的競爭優勢。其目標就是波特所強調的“一國產業是否擁有可與世界級競爭對手較勁的競爭優勢”（波特，1996）。如果還要使用比較優勢的概念，決不是指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而是比較競爭優勢。按此要求，我國的經濟開放不是單純要求參與國際分工，而是服從于提升自己的產業競爭優勢利用國際資源，把技術進步和創新作為思考的重點。
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戰略重點
根據十的部署，我國當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方向涉及三個方面：一是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健康發展；二是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三是推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壯大。對其必要性，可分服務業和制造業兩個方面來說明。
我國服務業的問題主要有三個：一是服務業比重太低，2011年三次產業構成比重分別是：第一產業10.1%，第二產業46.8%，第三產業43.1%。這種產業結構有明顯的低收入國家特征。主要表現是服務業比重明顯低于中等收入國家水平（50%），更低于高收入國家水平（70%），連我國臺灣地區都達到了68.5%。二是服務業結構具有低收入國家特征，表現為生產業太落后。三是國際服務貿易比重太低。
制造業的結構性問題主要有以下三個：
一是產能過剩嚴重。這是長期追求GDP的發展方式所導致的。尤其是在水泥、鋼材、玻璃等傳統制造業領域。產能過剩造成競爭費用太高，資源的浪費嚴重。再加上能源原材料成本不斷上升，造成了高產值低收入的產業結構。
二是制造業水平低。盡管我們的制造業產量名列世界前茅，有的處于第一位，有的處于第二位，但是國際競爭力不強。第一，科技含量和檔次低，美國在飛機制造、特種工業材料、醫療設備、生物技術等高科技領域占有更大份額，而我們是在紡織、服裝、化工、家用電器等低科技領域占有更大份額。第二，制造業產品中，“中國創造”部分少，品牌也是用外國的多，這意味著中國制造業處于價值鏈的低端，附加價值不高。
三是高耗能、高污染。能源、資源、環境供給不夠持續，增長效益低。據2009年數據，GDP占世界比重，我國為8.6%，美國為24.3%，日本為8.7%；消耗的世界煤炭，我國為46.9%，美國為15.2%，日本為3.3%；消耗的世界石油，我國為10.4%，美國為21.7%，日本為5.1%。就國內資源來說，人均耕地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淡水資源占有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5%，人均石油、天然氣可采儲量為世界平均水平的7%。這一方面說明，我們的人均供地水平、人均淡水資源、人均石油天然氣開采量等都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國內資源也無力支撐高資源占用和消耗的制造業。另一方面從統計數據可以看到，我們的GDP占世界比重并不很高，但我們消耗的煤炭、石油占的份額卻很大，按照我國目前的能源消耗水平，我國的GDP如果要達到美國水平，全世界的石油和煤炭都給我國消耗都不夠。或者說，如果按照目前的這種模式發展的話，全世界的資源都給中國都不夠用。
過去，我國以制造業為主的結構之所以能夠支撐較長時期的發展，主要靠的是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現在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競爭力明顯下降，世界性危機和產業轉型又導致國際市場產能過剩，國際市場競爭過度又導致保護主義越來越嚴重，中國制造品頻繁遇到各種方式的打壓和懲罰，資源和環境的壓力也造成了制造業增長的極限。這意味著，在當前的國際經濟背景下，我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引擎由外轉內，也就是擴大內需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基點。與此相應，我國的產業結構也應該由外需型結構轉為內需型結構。外需型結構指的是以參與國際分工為目標的結構，內需型結構指的是以國內發展為目標的結構。這種產業結構真正建立在質量和效益的基礎上，更有競爭力，更可持續。具體表現是經濟發展更多地依靠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帶動。這種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反映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入中期階段后，內需型產業結構的重要特征是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的快速增長。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客觀規律是在工業化進入中后期時，服務業增長更快，服務貿易較產品貿易增長更快。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潛力和增值空間大于制造業。“微笑曲線”也表明，服務環節的附加值明顯高于制造環節的附加值。其次，經濟發展由投資拉動轉向消費拉動依托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與制造業的明顯區別是：制造業的生產地點可以與其市場也就是與消費地點分開；服務業則不同，其服務與消費在地點上不可分離。哪里的消費需求旺，服務網點就到哪里去；反過來，服務網絡到哪里，哪里的消費就會熱起來。最為明顯的是當前的信息消費熱就是同信息服務熱相互促進的。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現代化指標，現代化的許多社會發展目標的實現都要依靠服務業的發展。
服務業本身也有個轉型升級的問題。相對于傳統服務業，現代服務業是適應現代人和現代城市發展的需求，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具有高技術含量和高文化含量的服務業。金融服務、科技服務、文化服務、國際商務、信息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對當前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越來越明顯。服務業的技術手段也在升級，突出表現是電商對傳統服務業的挑戰。電子商務已占零售總額的20%～30%，在年輕人中占50%，而且，電子商務也正在以“支付寶”之類的方式進入金融領域。
當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戰略重點與生態文明建設相關。面對工業化初中期階段產生的生態和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的現狀，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的前提是在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源頭就是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其中產業結構最為突出。根據生態文明建設調整產業結構就需要創新綠色產業，淘汰高耗能、高排放產業。創新的綠色產業，不僅是指節能環保產業，還包括替代化石能源的新能源產業、新材料產業等，這些都屬于現階段世界各國都在創新和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
面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戰略方向，現階段調整產業結構不能走傳統的調整投資結構的計劃方式。創新和市場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兩個杠桿。其中市場調節特別重要。從理論上講，結構調整的市場作用機制主要是兩個：一是市場選擇，二是優勝劣汰。只要政府不干預市場的這兩個作用，只要政府不保護落后，我國長期存在的過剩產能就能被市場所淘汰。
三、創新驅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依賴于產業創新。人們對這場世界性危機以后即將迎來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已經形成共識，但對這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屬于第幾次有不同的表述，有的認為是第六次，有的認為是第四次。產生分歧的原因在于歷史上發生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時間和次數并不總是重合的，科技革命的次數多于產業革命的次數。但不管怎么說，正在進行和即將到來的科技和產業革命一定是結合在一起的。
如果說前幾次科技和產業革命分別著力于解決機器代替人手，電腦代替人腦的話，那這次科技和產業革命則是破解人類持續發展與自然資源供給及生態環境承載之間的激烈矛盾，解決人類自身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問題，涉及能源、生命科學和技術問題。就如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獲得者閔乃本院士所描述的：以電流為信息載體的集成電路將于2016年達到技術極限，2019年達到物理極限，人類必須發展新一代信息載體和信息產業；人類生產和生活所依賴的化石能源已面臨枯竭，溫室氣體大量排放危及人類自身安全。人類必須發展為生產生活提供廉價電力的新能源，提供代替石油的新一代燃料和高密度儲能的材料、器件和技術。[2]人類必須發展生物技術與產業，以確保人類的溫飽、健康與生存。與此相關的新興產業就涉及：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節能環保、新材料、生物技術、生物醫藥等。
在現實中，自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都在著力推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據有關資料統計，美國著力發展新能源、生物醫藥（干細胞）、航天航空和寬帶網絡技術。日本著力發展新能源、新型汽車、低碳技術、醫療技術和信息技術。歐盟國家著力發展綠色技術、低碳技術和新能源汽車技術。巴西、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著力發展新能源和綠色環保技術。
可見，新科技和產業革命以創新知識密集產業和綠色技術產業為標志。由此催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新興科技和新興產業的深度融合，既代表著科技創新的方向，也代表著產業發展的方向。我國過去幾次科技和產業革命都沒有能夠趕上，失去了機會。這次再也不能與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戰略性新興產業基本上都是制造業。這對我國這樣的制造業大國有特別的意義。過去中國的制造業由于科技水平的原因，在世界上只能在價值鏈的低端跟著走，即使是技術創新也只能是以引進和模仿的方式進行跟隨創新。現在我們的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制造業規模也在世界上領先了。這個時候就要領著走了，需要在世界范圍內由跟隨轉向領跑，要領著走就要創新，靠研發來進入價值鏈的高端，也就是需要提高高科技產品和創新產品的全球份額，增加具有國際品牌的“中國創造”產品和技術的數量。尤其是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有中國創造的份額，甚至在某些領域占領世界科技和產業制高點。
在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時代，我們國家同發達國家已經站在同一個創新起跑線上，現在的關鍵就是要看產業創新，美國、日本、歐洲這些國家所發展的產業，同樣也是我們所要發展的產業，你在搞新能源，我也搞新能源，你搞生物醫藥，我也搞生物醫藥，大家都在同一個創新起跑線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庫茲涅茨講了一個觀點：“科技和產業的時代劃分是以許多國家所共有的創造發明為依據的，這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一條特殊真理。”前段時間，全世界都在搞信息化，現在全世界都在搞生物醫藥、生物技術、新能源，這都是我們要做的。
我國前不久確定的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包括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這些同世界科技和產業革命的發展方向是一致的。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世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我國科技創新的謀劃和創新的速度要緊緊跟上。就如近年來創新的3D打印技術對中國制造業大國是新的挑戰。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優勢主要在于勞動力資源豐富并相對便宜。3D打印技術的產生就使制造業技術從設計到模具，到車、鉗、刨等工序都被替代，而且更加精細。這樣一來，我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優勢將消失。這意味著我國的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將更為緊迫。
產業創新實際上是培育國際競爭中的產業優勢。所謂產業競爭優勢，是指“一國產業是否擁有可與世界級競爭對手較勁的競爭優勢” （波特，1996）。這就明確了科技創新的方向和著力點。一方面，科技創新要與產業創新結合，瞄準現時代產業發展方向尤其是戰略性新興產業進行科技創新，加快高科技產業化的進程。另一方面，科技界與產業界結合，產學研協同，解決好創新產業的重大科學問題。再一方面，以科學研究的國際化實現開放式創新。創新沒有國界。創新的產業進入國際前沿的前提是科學研究進入國際前沿。科技人才的國際流動、信息通過互聯網的流動、科學研究的國際合作，可以沖破各種技術流動的壁壘，使產業創新得到國際最新科技成果的支持。
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創新的成果，其成長不可能一帆風順，需要不間斷的創新。這也是新興產業成為主導產業的關鍵性問題。我國光伏產業發展遇到的“滑鐵盧”就說明了這一點。一般說來，戰略性新興產業成長的生態環境涉及三大需求：一是科技需求，掌握當今世界最為高端的科學技術；二是市場需求，其產品為市場所接受，實現其價值；三是財務需求，其投入、成本和規模等因素影響財務和利潤的核算。目前阻礙戰略性新興產業成長的因素或者說支持其成長的路徑主要有以下三個。
一是新產業的規模經濟問題。一個新產業一被重視便一哄而上，重復建設，重復投資，在市場上就是過度競爭。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就是在制度安排和計劃安排上克服重復、分散投資，實現優勢集中，并且從研發到制造再到采用形成產業鏈，達到范圍經濟。這是產業組織創新。
二是新產業的市場問題。新產業的生命在市場，尤其是其初期階段。光伏等產業一開始就把市場定位在國外，95%以上的市場在國外，受制于人。其受保護主義打擊是必然的。因此，對新興的戰略性產業，其內需市場是首要的，不能只是依靠外需。政府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扶持首先是市場扶持，也就是消費拉動。這是市場創新。
三是新產業的成本控制問題。[3]新產業成長的初期階段普遍遇到的問題是成本太高，價格處于高位，市場一時難以接受。由此產生的財務壓力會使新產業半途而廢。降低新產業成本的路徑主要在兩方面：一是進一步推進創新，發現和創新降低成本的新技術、新材料。二是政府對新產業的技術研發給予必要的補償和投入，同時也要對新產業產品使用者所產生的沉沒成本給予必要的補償。例如原先使用化石能源的企業現在使用新能源，其與化石能源相關的設備不能再使用了，這就是沉沒成本。
對于面廣量大的傳統制造業來說，也有個在創新中提升的問題。根據熊彼特的界定，創新就是創造性毀滅。傳統制造業不創新就要被毀滅，因此其創新更為緊迫。其創新路徑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傳統制造業向新興產業轉型。目前大部分新興產業不是在傳統制造業企業中產生的，也就是另起爐灶的。有的是科技創新所孵化的科技企業發展而成的，有的是依靠新投資發展起來的。傳統產業企業有技術改造動力，但沒有創新新產業的動力。例如新能源產業不是在現有的化石能源企業中產生的。究其原因，除了創新產業成本和風險大外，主要是傳統制造業企業阻礙對自身的替代性競爭，產生替代性新產業后形成的沉沒成本，成為其產業創新的阻力。實際上，傳統產業創新產業是最為有效的。一方面技術上相通，技術上轉型方便。另一方面市場渠道已經存在，市場轉型的阻力小。因此傳統制造業向新興產業轉型的總體財務成本小，市場風險小。IBM從電子信息產業向軟件服務業升級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關鍵是傳統制造業真正感受到市場競爭的壓力。
其次是傳統制造業的技術創新。依靠研發和采用新技術，一方面實現產品升級，例如重化工業向生產新能源、新材料產品升級；另一方面進入新產業的產業鏈，如裝備制造業轉向新能源的裝備制造；再一方面與信息化深度融合，采用新產業技術，實現高端（高科技）、高效（高附加值）、低碳、低能源消耗。這樣，傳統制造業就能在創新中得到生存和發展。
最后講一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組織問題。結構調整本來就是市場要做的事，市場能做的事要盡可能交給市場，政府不要包下來，市場的作用就是優勝劣汰、市場選擇。尤其是依靠市場淘汰落后產能，依靠市場形成創新的壓力。當然，產業結構調整不能只丟給市場，政府還是要發揮作用，政府的作用是什么？是支持創新，尤其是更多地支持產業創新，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
參 考 文 獻
[1] 洪銀興：《產業創新與新增長周期》，載《經濟學動態》2009年第10期.
[2] 洪銀興，蔡昉，劉偉，楊瑞龍：《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專家演講稿（二）》，載《當代財經》2010年第2期.
[3] 洪銀興：《迎接新增長周期：發展創新型經濟》，載《學術月刊》2010年第1期.
Direction and Impetu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ONG Yin-xing
（Business Colleg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按照西方對會計學邊界的定義，通常認為企業會計是由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組成的。相對于財務會計的發展，管理會計的起步較晚，是會計學中的一門年輕分支學科。自上世紀80年代管理會計引入中國以來，管理會計一度發展迅速，但到了90年代末，中國的管理會計研究開始走下坡路，其典型的反映是管理會計的研究文獻（論文與專著等）明顯減少。現階段，相較于以會計準則為核心的財務會計的旺盛狀況，管理會計學科建設明顯滯后了。這種跡象不僅在中國，在歐美及日本等國家也有同樣的反映。究其原因，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經濟環境所致。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資本市場得到迅速發展，企業通過“資本運作”進行融資等活動已成為一種趨勢，強化公認會計準則規范成了企業最現實的需求。從政府層面看，沿著“會計準則國際化路線圖”，加快我國會計準則的國際化進程，需要在財務會計準則的規范方面投入極大的精力，這對管理會計發展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擠出效應”。
二是來自競爭的壓力。首先，表現在就業需求對會計知識結構的影響。近年來，國內大學生面臨著沉重的就業壓力。從管理會計專門人才的角度來講，隨著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精簡編制，大型國企進行人員的內部結構調整與配置（如實施內部整合，人員錄取實行集中管理等），新增人員的數量明顯減少。以往，這些部門或單位對管理會計專門人才需求相對較高，現在隨著其對管理會計專門人才就職量的縮減；加之民營企業資金饑渴并期盼上市，對熟知以財務會計為核心的具有注冊會計師（CPA）資格證書的會計人員更加青睞，這就使得大學生更加關注財務會計。其次，是適應經濟全球化形勢的需要。隨著跨國公司向全球公司的轉化，會計準則國際化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與財務會計方面相關的新規定、新知識必然會更加關注。再次，學者們為了學術成果的發表，也樂意從事政府著力倡導的財務會計研究。然而，從企業發展的戰略視角分析，管理會計對于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是極為重要的；管理會計中的管理技術，如標準成本制度、預算管理、內部控制、平衡計分卡、經濟增加值，以及管理會計的其他理論基礎，如權變理論、管理控制系統理論、理論等對指導企業價值管理實踐是不可或缺的。
面對挑戰，正確認識管理會計為企業創造價值的功能，提高管理會計信息支持系統和控制系統適應實踐的相關性，成為管理會計研究難以回避的一項重要課題。值得慶幸的是，2014年1月，財政部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全面推進管理會計體系建設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標志著我國會計管理當局開始將主要精力轉向管理會計，并力爭用5-10年時間將我國管理會計推向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高水平、本土化研究的道路之中，努力構建全面的管理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
二、管理會計的相關性
提起“管理會計的相關性”，不能不提美國的兩位教授，即約翰遜與卡普蘭教授，其于1987年在《相關性消失了――管理會計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了“管理會計相關性消失了”這一觀點。該書在開篇寫道：“如今的管理會計信息受企業財務報告系統程序和周期的驅動，提供得太晚、太不具體，已經扭曲得與管理者的計劃和控制決策完全不相關了”……“運用原有的會計方法可能破壞20世紀80年代美國制造業適應迅速變化的競爭環境的努力”。概括來講，相關性消失的原因主要有：管理會計理論與實務脫節；管理會計實踐的發展相對滯后；管理會計的研究方法過于“精致”。這方面可引用卡普蘭的觀點，他認為：“1950年以后的管理會計研究，絕大部分是大學等的研究人員依據極為單純的方式對企業開展單純的模型構建，沒有為實務界所認同。這樣就使得學問的深入偏離了管理會計實務的基礎”……“實務界對管理會計研究的創新失去了興趣。許多實務部門人士即使有了管理會計的創新，往往也只是作為秘密來保存。管理會計實務持續著利用錯誤的信息進行決策”。筆者認為，管理會計相關性的消失可以劃分為兩次，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末，即1987年《相關性消失了――管理會計的興衰》一書提出到上世紀末；另一次是本世紀初，即人們對新工具的重新認識而產生的思考。
（一）第一次“相關性消失” 即上世紀80年代末，即1987年《相關性消失了――管理會計的興衰》一書提出到上世紀末。其特點是，針對當時間接費用分配不合理，僅關注財務方面的信息，以及成本的市場導向意識淡薄等而提出的一系列改革與創新。這一時期出現的代表性新工具主要有：（1）作業成本/管理（ABC/ABM），強調作業分配基準與作業管理；（2）平衡計分卡（BSC），強調財務與非財務統一，戰略與戰術統一，以及長期與短期相銜接，化戰略為行動等；（3）目標成本規劃，即成本企畫，注重成本管理的市場導向，其樸素的理論內涵是“收入-利潤=目標成本”，即提出了倒逼成本的理念。
為了說明管理會計范式的轉變情況，可以用美國的管理會計教科書作一比較研究。以1987年《相關性消失了――管理會計的興衰》一書的提出為界限，先來分析該書作者之一的卡普蘭的觀點變化。通過分析卡普蘭1982年出版的《高級管理會計》一書，并與1989年的第二版及1998年第三版相對比。筆者以“相關性消失了”一書出版的1987年為分界點，對1982年版與1998年版作一比較，具體見表1。正如1998年版的導論中所強調的那樣，隨著經營環境的變化，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管理會計人員不再是簡單的對過去業績的記錄，作為經營團隊的重要成員，必須要提供價值創造的信息，為戰略決策與實施提供積極的作用。因此，一些創新企業管理的方法，如ABC、成本企畫、BSC等管理會計工具被寫入了1998年版的教材之中。
另一位在美國管理會計界知名度較高的學者霍恩格倫（Horngren，C. T.）的管理會計教材的變化也具有一定的說服力。美國典型的管理會計教材是霍恩格倫的《管理會計入門》（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Accounting）。筆者將其1981年版與1999年版作一比較，見表2。
在《管理會計入門》1999年版中，作者增補了ABM、價值鏈分析、成本企畫、BSC、EVA等新的課程內容。ABM在第4章中，價值鏈分析在第1章中，成本企畫在第5章中，BSC在第9章中，EVA在第10章（書中是將EVA作為剩余收益的一種來加以闡述的）。這些內容沒有在每章的目錄直接加以反映。值得關注的是，該書中的ABC方法除了在第4章的決策會計領域闡述外，還在第12章中進行了論述。這表明，產品成本計算決不僅僅只是財務會計中的成本計算。以前，管理會計體系分為決策管理會計與業績管理會計兩個組成部分，而在書中則將產品成本計算作為并列的一個部分加以闡述。即，霍恩格倫認為管理會計包括決策管理會計、業績管理會計以及產品成本計算管理會計等三個部分。此外，作為決策管理會計，霍恩格倫將資本預算的內容限定為用于短期業務活動過程中經營決策。
（二）第二次“相關性消失” 即進入本世紀后，圍繞對新工具的應用而開展的再認識與再討論。這方面的探討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現代意義上的管理會計工具，如作業成本與平衡計分卡的相關性喪失；二是傳統意義上的管理會計工具，如預算管理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等。有關ABC/ABM，普遍認為的主要問題包括：難以預料資源的浪費；成本計入太多；成本信息缺乏配比性；資源配置的靈活性不足；成本攤銷偏低；成本風險難以把握；業績評價不準等。有關BSC，普遍認為的問題包括：因果關系的內涵模糊不清；在動態的組織結構下，BSC的定位往往不準確。以因果關系為例，依據標準成本法計算的傳統成本管理與過剩存貨之間或許存在因果關系，但在公允價值計算模式下，對于當前投資項目較資本成本具有更大的收益率這種情況而言，在邏輯上就不具有因果關系。如，我國一些大型公司圍繞平衡計分卡（BSC）等管理會計工具的應用，往往會有一種“不相關”的感覺。這些問題表現在，BSC的指標等設置是固定的，而團隊或產品種類的推進又經常是變化的、動態發展的。據此對企業內部的團隊進行評價就會存在一定的偏差，使其內部員工感到“不公平”。再從傳統意義上的管理會計來看，以預算管理為例，存在的不相關性表現為：外延過寬、內涵陳舊、以及缺乏靈活性等，歐洲國家提出的超越預算，就是對此進行改革的一種嘗試。
針對人們對ABC/ABM等的質疑，卡普蘭和安德森沒有回避。以作業成本為例，他們認為之所以作業成本面臨“相關性再次消失”的現象，關鍵在于人們的認識與具體應用的局限性。即，屬于“新方法與老基礎”的矛盾問題，換言之，是由于人們構建成本模型所采用的傳統方法導致的。傳統方法最初推出時，通常用于分析單個的部門、工廠以及區域的成本情況，在這種簡單的環境中，其效果特別顯著。但當大范圍推行這種方法，并希望它持續不斷地發揮作用時，就會遇到困難。針對上述問題，卡普蘭在《哈佛商業評論》（美國版）2004年第12期撰文，提出一種改進的思路，即“時間驅動作業成本法（time-driver ABC）”，即以時間驅動為要素來改進原來的作業成本法。同時，這一時期還產生了另一種改進思路，即“以資源為導向對作業成本法改進法：資源消耗會計（RCA）”。RCA的好處包括：認別產能，有效利用資源；有助于業務外包決策；提高預算編制的準確性與適應性；促進了成本創新；能夠有效地防范成本風險等。
三、管理會計的創新與發展
管理會計有兩大研究范式，一是以概念為中心的范式，二是以案例為中心的范式。這兩種范式共同的理論基礎主要有三種框架，即：（1）權變理論框架（Contingency theory framework）；（2）經濟組織架構框架（Economics-based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architecture）；（3）價值管理的框架（Value-based management accounting framework）。經驗與實證的范式，主要考慮的是管理會計的影響因素，其基本模式是“影響因素-管理會計-經濟后果”，具體如圖1所示：
對管理會計學科發展而言，管理會計創新至少有三層涵義：一是改革現有的管理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通過優化機制建設來推動和配合其他方面的會計改革，進而促進企業管理的發展。二是改革現行的會計管理體制來適應新的情況，消化制度變遷給管理會計機制產生的壓力，實現管理會計自身的可持續發展。三是通過管理會計工具的創新來建立新型的管理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為此，可進一步從理論與實踐兩個視角加以展開。
（一）理論上的要求：積極構建管理會計的概念體系 一門學科的創新往往是從概念開始的。為了全面地反映管理會計的理論與方法體系，同時提升管理會計服務于企業實踐的相關性，筆者認為，管理會計的概念體系應當具有層次性，并且包容性要強，具有廣闊的延展性等特征。詳見表3所示。表3表明，管理會計的概念體系由四層次構成，按成本性態對成本進行分類是管理會計學科區別于其他學科最根本的特點，因此其居于核心層。目前，理論與實務界對管理會計相關性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對應用層與發展層概念的認識存在差異所致。實際上，管理會計是一門包容性非常強的學科，因為其本身是一門邊緣學科，它需要從相關的學科中吸取營養。人們對管理會計相關性的認識，應當從動態變化中加以感受。管理會計的創新是在不動搖其核心層的前提下，將研究層的內容向發展層與應用層推進，如近年來逐漸成熟的資源消耗會計、物料流量會計等已進入發展層的管理會計學科內容之中。管理會計的發展，一方面以學科創新為基礎，另一方面不斷修正與完善應用層與發展層的內容體系。
（二）實踐上的要求：重視管理會計的“管理活動”能力長期以來，我國管理會計界對管理會計的管理功能十分重視，“管理活動論”或“管理工具論”一直指導著管理會計的創新與發展，并使會計人員的地位與作用得到了極大提高。當前，管理會計的創新與發展仍然應以“管理活動論”為導向。管理會計不否認提供信息，而其提供信息的根本目的是參與管理。這方面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某總經理上任三年來著重抓銷售、抓內控與管理，企業銷售額逐年提升，盡管從傳統的財務會計利潤表的信息來看，三年來凈利潤是逐年遞減的，但從管理會計視角重新編制利潤表（以變動成本為基礎），則明顯揭示出其上任三年來的凈利潤數是逐年遞增的。如果沒有“管理活動論”為指導，這種管理會計的利潤表很難有效應用于董事會的決策之中。堅持以“管理活動論”為導向，還與管理會計系統自身有關，從一家上市公司來看，管理會計需要提供的信息主要有：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收益保障信息；CEO業績責任的制定依據；企業經營業務的質量判斷；董事會的業績考核標準；企業組織結構與業務流程的優化狀況；企業的價值觀和文化建設情況；各個管理層次的業績評價和激勵補償系統設計（包括針對高層管理人員的獎勵與補償合同的制定）等。上述這些信息除了價值信息外，還包含非價值信息。如果只將管理會計視為“信息系統”的話，管理會計創新可能會受到限制，管理會計的發展就會失去動力。以“管理活動論”為導向，更加符合管理會計是一門邊緣性學科的特性，也有助于管理會計在與其他學科的交融中得到發展，從而進一步推動管理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的完善、創新與發展。當前，國內一些學者提出的管理會計與財務會計“內外兼顧論”及“關聯機制論”是一種比較好的選擇（李心合，2012）。
在“管理活動論”的指導下，管理會計與財務會計的融合度在提升，有時傳統的管理會計內容轉化為了財務會計的核算內容；而有時，一些管理會計的創新內容卻是從財務會計的實踐中萌生出來的。如：適應報告企業社會責任的需要，增值會計有可能轉化為財務會計的核算內容；適應預測企業未來業績和財務狀況的要求，原來屬于管理會計的預測決策會計可能轉化為對外報告會計的一個組成部分；適應表外信息披露的需求，財務分析將成為財務會計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企業集群、物流產業，以及環保產業的發展，財務會計對供應鏈會計、碳會計等提出了進一步控制與監督的需求，進而為管理會計的創新提供了新的研究范疇，等等（馮巧根，2011）。
另外一個重要的實踐問題是如何處理管理會計與成本會計的關系。有關“成本會計”的存廢問題，學術界主要有三種觀點：一種認為，成本會計學應該繼續保留，并進一步體現其單獨成科的特性。原因在于，成本會計是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之間的橋梁，其關系就如同大海與陸地之間的“濕地”。第二種觀點認為，成本會計應該取消。具體思路是，將成本會計學中嚴格執行《企業會計準則》的部分內容歸入財務會計學，而將那些延伸出來的成本會計內容并入管理會計學。第三種觀點代表的是一種中庸的思想。即，促使成本會計與管理會計相互融合，構建一門“成本管理會計學”。其理由是，管理會計原本就是從成本會計中發展起來的，兩者融合好處明顯：有利于管理會計的發展，可減少教學工作量。表面上看，這是一種較為合理的方法，但在實際教學中問題卻比較突出。從學科理論上講，它不利于會計學的發展。如，在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之間相互博弈的過程中，因為缺少了“成本會計”這個中間變量，會使會計學科自身的發展動力被大大削弱。從教學實踐來看，這種做法事實上影響了學生知識面的擴展，也更不利于學生對成本會計與管理會計的理解和對未來會計學科發展的把握。在教師教學中也會引發一些問題，尤其是兩位老師（如成本會計老師與管理會計老師合作）教學時，誰先上課，課時量各自如何安排？是照顧教師的教學需要，還是顧及學生的理解要求，等等。這些問題在實際教學中很難協調。總之，成本會計學單獨成科不僅必要，且會一直延續下去，這是會計學科發展內在規律的客觀體現。
（三）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要求：創建高水平、本土化的管理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 一般認為，管理會計研究存在三大理論流派，即咨詢研究、基礎研究和批判研究。然而，無論作為哪個學派，我國的管理會計學者只有圍繞我國的情境開展高水平的本土研究，才能對全球管理會計知識的傳播與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高水平管理會計研究，就是要取得為全球管理會計發展作出貢獻的成果。本土化的特征是指，在這些研究中，情境因素無論作為自變量還是調節變量已經明顯成為理論構建的因素之一。中國已具備構建高水平本土化管理會計研究的條件（王軍，2005）：（1）從世界經濟學發展史看，世界經濟中心向哪里轉移，世界級的經濟大師和重大的經濟學研究成果就更多地出現在哪里，這已被公認為一個普遍規律；（2）中國獨特而成功的經濟發展道路已成為世界經濟學關注和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具有明顯的“身在其中”的比較優勢；（3）會計理論是用來解釋會計和經濟現象的，會計理論的重要性取決于該理論所要解釋的經濟現象的重要性。
中國的本土管理會計研究，其本質就是在開展學術研究中考慮到中國的情境，從而拓展已有的理論甚至建立新的理論。社會科學是一個整體，各類學科并非天然而成，學科的不斷分類，從一定意義上說，只是為了人為研究的便利。會計學是管理學的分支學科，自然要服務于管理學這一母體學科，進而服務于經濟學與社會學。如果把會計學與其他學科關聯起來進行跨學科研究，讓會計學更多地影響會計以外的其他學科和領域，這將會進一步推動管理會計研究的深入與發展。
進行高水平本土研究，必須符合以下幾個指導思想：（1）以現有的知識或理論為基礎，但不受已有理論框架的局限，認真考察和思考所要研究的對象；（2）高水平的本土研究不是用來證明用歐美以外的樣本進行研究的正確性或合理性，它應該關注這些樣本的獨特之處，以及這些特征對所研究現象的影響；（3）本土研究不是現有計量的簡單翻版，研究者可以把已有的計量方法當作起點，但必須保證那些指標在新情境下同樣適用；（4）高水平的本土研究不是比較研究或跨文化研究（徐淑英等，2005）。
倡導案例研究，對一種特定情境中的某些現象進行眾案或個案分析，需要通過本土化研究加以解釋或提煉。現階段，建立全球管理會計知識體系急需高水平地針對單個國家的本土研究。正如歐美和日本的這種本土研究構筑了今天主流的管理會計知識大廈一樣。全球管理會計知識的三類理論模式分別是：（1）與情境無關的理論，適用于任何社會、文化或政治情境；（2）受情境制約的理論，適用于部分而非全部情境；（3）針對具體情境的理論，只在某種特定情境下有效。詳細圖2。
管理會計的創新取決于其制度基礎的建設。從制度經濟學的視角考察管理會計創新路徑有助于企業在利益博弈中選擇最利于自身的會計政策安排。有效的管理會計工具或方法是實現管理會計發展戰略的重要手段，高水平、本土化的管理會計研究成果是管理會計實踐的深切呼喚。
四、管理會計反映實踐的需要
管理會計要能夠有效地指導實踐，其理論本身應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并能形成自身的理論體系。從現行的管理會計教材及相關書箱看，書中闡述的許多內容還僅僅局限于商品經營時期的需求，體現的主要是規模經濟條件下制造業管理會計方面的實踐要求。近年來，隨著國家引導的產業升級推進以及企業自身的科技創新發展，管理會計理論對于企業實踐已經缺失了相關性，必須加以改革。
（一）強化經營活動中的“輕資產”管理 管理會計的變遷或多或少體現在現行的管理會計教材之中，在涉及經營決策的部分，已經包含了部分“輕資產”的內容，如企業固定資產是購買還是租賃的決策等。然而，這一部分的內容沒能突出“輕資產”的理念，應當對輕資產的概念與方法等加以明確。傳統的“輕資產”管理，主要指企業實際購買的實物資產數量要盡可能少，體現“少占用，多租用”等的思想。“輕資產”可以從廣義與狹義兩個視角來加以觀察。狹義的“輕資產”，主要針對實體資產而言的，即對資產實施“使用而不占有”的策略，如用汽車租賃來替代買車等。廣義的“輕資產”進一步將以無形資產為載體的“軟資產”包含在內，并且成為目前的主流觀點。就一個企業或一項投資而言，廠房、設備、原材料等的形成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并形成具體的實物資產，這種資產屬于“重資產”。這種重資產公司一旦達到產能限制，而市場需求仍然增長，企業欲獲得更高利潤，就需要追加投資，從而消耗大量的資金和時間，如果投產過慢，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有可能會喪失獲利機會。輕資產運營（Asset-light strategy）是以價值創新為導向實施的經營戰略，是新經濟時代企業戰略發展體現出的新理念。這種運營思想很好地將管理會計的兩種觀點進行了融合。自上個世紀末以來，對21世紀管理會計的發展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管理會計的發展應以核心競爭力的培植為特征，將企業非核心的業務外包給外部的專業公司，而企業專注于自己有競爭力的業務。這種認識是基于管理學派的能力理論而延展的。另一種觀點認為，管理會計的發展應以價值創新為主題，通過不斷擴展自身的產業鏈來實施企業間的競爭。這種認識是基于管理學中的創新學派而形成和確立的。輕資產運營的理念正是在這兩種觀點的爭論中逐步統一而形成的一套理論與方法體系。它以價值創新為核心，同時倡導核心競爭力的培植。
為了便于人們對重資產與輕資產的認識，學者們經常以國內兩家大型乳品企業伊利與光明作比較，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為中國上市公司中的兩家大型乳品企業，伊利股份位于內蒙古草原，產業鏈相對完整，其價值鏈整合的欲望不強（其還要考慮一定的社會責任，如牧民的生產與生活等）。而光明乳業則位于“長三角”，不但沒有天然的大牧場，其生產加工環節也相對松散，環境條件迫使光明乳業將自己的核心專長定位在研發和營銷方面，而不是所有的環節。兩者的比較見圖3所示。
學術界通常將輕資產公司劃分為如下四種情形：（1）“類金融公司”，典型的有沃爾瑪和阿里巴巴。由于這類公司具有優質的“渠道”、品牌，以及信息化管理等輕資產，其本身不需要花費大量現金資源，大量的資金是由供應商或用戶墊付的。這類公司因為現金流強大，具有很強的復制能力，同時可以利用這些資金去投資一些高利潤的行業，如地產業等。（2）“知識產權型公司”，典型企業如微軟和同仁堂。通過特許經營權等輕資產，構筑了競爭者難以逾越的門檻，而且本小利大，企業資產成倍增長。（3）“增值型基礎網絡公司”，典型的如中國移動等。表面上看，中國移動疑似重資產公司，但未來移動電訊增值業務發展的空間很大，運營商可以整合各種應用于一個平臺之中。（4）“品牌型輕資產公司”，典型的如耐克公司。這種公司不僅是專注品牌和研發，生產外包給外部專業公司，而且其精髓的部分在于經營的全球化。（5）“互聯網及軟件公司”，典型的有戴爾、騰訊等。這類公司不需要大量的生產車間，往往就是幾十、上百人的團隊，知識資產可能就儲存在U盤等知識資產之中。這類公司都有一流的供應鏈管理能力，而且注重向消費者傳輸自身的品牌形象。
（二）管理會計中體現資本經營的動態要求：并非“低成本”獲勝 基于商品經營的管理會計指標主要應用的是“邊際貢獻”，它是對財務管理中低成本戰略的一種延伸，或者說是一種特殊情況下的低成本戰略；并將這種方法應用于規模經濟下的企業經營決策與投資決策。但其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沒能考慮資本經營對成本管理的要求，缺乏速度經濟等的動態思維。現行的管理會計內容仍然停留在商品經營時代的意識形態，沒能將資本經營等創新經營方式包含在內。涉及管理會計核心內容的經營決策與投資決策，沒能體現資本經營對成本管理與控制提出的內在要求。
資本經營是指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后，依托資本市場，通過并購、分拆、重組等方式對企業資源進行優化配置，從而提高企業競爭力和盈利能力，促進企業發展戰略目標實現的經營活動。資本經營的成本管理與商品經營的成本管理有明顯區別。資本經營活動中的成本效益比較一般采用的是差量分析法，并非低成本就是最優方案。可以考慮在今后的管理會計教材或教學過程中，對“經營決策”部分增加資本經營的管理會計理念。傳統基于商品經營的管理會計，注重從企業內部降低成本，方法具有單一性，不能重復使用，成本降低的空間是有限的，內部成本的消減具有不可持續性和短期性。尤其是采用貢獻毛益進行的成本分析，其短期性特征更具顯性化。在“經營決策”部分增加資本經營的管理會計理念，就是要從動態的思維出發轉變人們觀念。企業經營決策要融入社會環境，應從經營社會的視角經營企業，即從成本經營轉向經營成本，實現成本管理的持續創新。傳統管理會計中的“貢獻毛益”表明的是，企業的生產是通過可變成本的投入來逐漸抵消固定成本的，這樣即使企業沒有利潤，但只要產品價格高于可變成本就可以進行生產，目的就是為了抵償企業的固定成本投資。當前，受外部生產能力過剩以及技術進步的速度加快等因素的影響，固定成本（如固定資產）的大量投資已經成為企業成長的障礙。企業要充分應用新經濟的網絡資源與知識資源，將企業內部的固定成本轉換為外部的可變成本。為提高資本經營的可持續性和動態有效性，企業必須將有限的資源與外部無限的資源進行對接。如，將那些成本高、附加值低的生產環節外包給社會的企業來經營。這樣，不僅可以縮短產品與消費者的距離，還可以節省大量的運輸成本。
資本經營的動態成本思維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盡可能將固定成本轉換為可變成本。即靈活地整合外部生產能力。其原因在于，可變成本的資源配置效率要高于固定成本，而可變成本的資產專用性低于固定成本的資產專用性；二是用別人的可變成本替代自己的可變成本，置換出自己的可變成本并集中于核心業務的經營上。這些思想也體現了“輕資產”管理的內在要求。可以通過與外部科研院所合作，達到既降低研發成本，又提高企業知名度、美譽度和影響力，進而利用外部資源整合內部環節，反過來降低企業內部成本。筆者認為，可以在管理會計教材的“投資決策”部分加入資本經營的成本管理內容。如增加諸如“自己投資設廠與購并發展的決策”，“資產重組與并購時機選擇的決策”等內容。在這些決策過程中，不能僅僅考慮成本的高低，而是要經過綜合分析（包括市場、企業文化、成本等多種因素），計算差量收益凈額。此外，也可以考慮將“股權重組與并購時機選擇的決策”放入投資決策的內容之中，股權重組涉及企業股權結構的變化，通過換股、股權轉讓、擴股或回購等完成戰略調整。股權重組的目的是實現資產的重組與整合，最大限度發展資產的效能。在股權并購過程中，可能目前的成本稍高于企業價值，但通過科學的預測，若未來能夠帶來較高的價值增值，即未來的差量收益為正，這個方案還是可行的。再如，在資本市場上，若股票價格雖然已經高于企業最初的發行價，但若企業前景可期，能夠帶來增值收益的可能，則買入仍然是可行的。
（三）存貨管理中引入“期權”等思想 現行管理會計教材在涉及存貨管理的內容方面，仍然采用的是“最佳訂貨批量法”。這種與大批量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存貨管理已經很難適應當前多品種少批量的生產模式。必須實施管理會計工具創新，增加新方法。引入“期權”來整合存貨管理工具是一種有益的嘗試。實物期權的本質是一種思維方式，即將金融市場的規律引入企業內部戰略決策之中。實物期權可以進一步劃分為分階段的投資期權、延遲投資期權、擴張期權等。實物期權方法把未來的不確定性價值納入到存貨投資的預測價值中，使之更符合現實的情況。引入實物期權方法后，在評估存貨投資時，不只是僅僅計算存貨的凈現值價值，還要計算隱含在存貨中的實物期權價值。一個項目的真正價值應該包括傳統意義上的凈現值與靈活性選擇的價值之和。即“項目價值=NPV+靈活性價值”。項目投資決策的期權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投資機會的延遲。決策者可以在投資的時間上進行選擇，以選擇最有利的投資時機。（2）追加投資的機會。項目投資后，決策者也可以根據市場的具體條件對其進行調整。如果市場條件有利，決策者可以追加投資，擴大項目規模，提高生產能力，從而獲得比原來預期更大的凈現值。（3）轉作他用的機會。在項目進行時，如果出現市場條件不利，而項目本身具有可以轉產的靈活性，那么決策者則可以將投資項目轉作他用，以避免可能的進一步損失。在不確定性的現實環境下，管理的靈活性可以增加存貨管理的價值，這一點恰恰被傳統的存貨管理所忽略了。管理的靈活性和戰略的適應性是來源于存貨本身所包含的實物期權，其特性是自然形成的，是固有的，因此可以使用實物期權的方法來確定存貨數量及批次。
（四）戰略管理會計中增加權變性理念 所謂權變性就是通常所講的靈活性。一般認為系統管理學派和經驗管理學派是權變理論的兩大淵源。哈羅德?孔茨于1980年在《管理學會評論》上發表的《再論管理理論的叢林》，提出管理學派異彩紛呈的“管理理論叢林”至少產生了11個學派，權變理論就是其中之一。權變理論認為，在企業管理中必須依據環境和內外條件的變化隨機作出反應，靈活地采取相應的、適當的管理措施或方法，不存在一成不變的、普遍適用的，所謂“最好的”管理理論和方法，也不存在普遍不適用的“不好的”管理理論和方法。權變理論的內容主要包括：組織結構的權變理論；人性的權變理論；領導的權變理論。權變理論強調在管理中要根據企業所處的內外部條件隨機應變，針對不同的具體情境尋求不同的最合適的管理模式、方案或方法。將權變理論嵌入戰略管理會計之中，就是要在每一個環節都注意到權變的因素，使決策和管理留有權變的空間，使企業的經營與管理更具主動性，在每一個環節都能充分發揮出來。其積極意義在于，它有助于克服以往管理會計存在的彈性不足、缺乏靈活性等企業內部問題，使現代管理會計在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各種復雜因素中相互交融地展開戰略分析與價值創新。
（五）管理會計中充分考慮企業文化的特征 企業文化是連結社會與組織運行的橋梁，Waweru和Uliana（2008）研究發現，企業組織的學習能力越強，企業內部的競爭氣息越濃厚，企業越有可能實施管理會計系統的變革。管理會計的企業文化功能主要體現在：企業文化對管理會計的促進作用；管理會計對企業文化的反作用。企業文化對管理會計的促進作用表現在，通過企業文化對員工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行為方式、思維方式等影響來促進管理會計的制度安排、演進機制等，借助于效率和創新而影響企業的成本結構和總量（波特等，2002）。管理會計對企業文化的反作用表現在：（1）通過管理會計控制系統作用于企業文化，這是一種間接作用。如，預算管理、標準成本制度等，一旦靈活地投入運用，就能夠在目標的實現及業績的考評等方面產生明顯的效果。（2）通過管理會計手段，如成本企畫、會計溝通（Accounting Talk）等對企業文化產生直接的貢獻。（3）通過直接與間接的融合――提升知識管理。將控制系統的間接貢獻和作為知識創造手段的直接貢獻，在互補的方式下融合起來。
（六）組織結構變革，加強項目管理會計的研究 為了提高管理會計為企業創造價值的功效，必須改革現行的管理會計體系。當前一個重要選擇是，增加項目管理會計的理論和方法體系。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企業注冊的條件進行了大幅度改革，大量項目公司應運而生。以往的管理會計適應的是以層級式職能制為經營主流的管理方式，而這種傳統組織形式對企業創造價值產生出了較大的阻力，主要包括：對顧客響應的速度不及時；組織環境無法應對項目經營等環境的變化；在業績評價上，注重職能組織的貢獻，無法合理體現項目活動產生的業績狀況。因此，以顧客為導向的項目經營模式已成為現階段一種新的經營范式。在這種經營模式下，組織、環節以及體系不過是經營活動的工具，如果項目不能創造價值將被自動淘汰。這種組織活動的核心是為顧客創造價值。
項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簡稱PM）產生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目前美、日兩國對此有較為具體的研究。美國項目管理協會（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的項目標準有以下三種：（1）PMBOK（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形成PM的基礎知識體系，它是該協會在1996年版和2000年版的文本中提出來的，2004年末第3版再版。（2）OPM3TM（Organiz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Maturity Model），是明確與PM相關的組織成熟度的模型，它因2003年再次提出而得到確認。這項工作初始探討于1998年，經過3萬人以上的專業性的實地調查最終完成該項標準。（3）PMCD（Project Management Competency Development）：是有關項目管理的語言能力的開發模型，于2002年10月完成。日本（財）工程師聯合振興協會在美國項目管理協會的基礎上制定了P2M（Project & Program Management for Enterprise Innovation），兩者在基本用語的定義、經營環節，以及基于組織的PM的成熟化方面有所區別。通過表4可以大致對兩者的區別作一了解。
在我國現有的管理會計體系中增加項目管理會計的內容，可以提高管理會計適應經營業務發展的主動性和能動性，更好地服務于企業實踐。管理會計改革之所以必要，是因為這項工作具有持續性和長期的可行性。因此，要引導人們從動態的視角去認識管理會計的相關性，客觀評價管理會計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七）管理會計中充分考慮技術進步等的影響上世紀末，對管理會計學影響最直接的技術因素是適時制（Just-In-Time）和計算機集成制造系統（SIMS）。本世紀對管理會計影響最直接的將是由智力資本所表現的技術因素，如品牌、技術標準等。以成本管理為例，技術進步對成本控制的沖擊體現在：（1）成本結構將發生變化（機器折舊與研發費用增加）；（2）成本控制方法有所改變（如各責任中心變為跨部門的作業小組，標準成本差異控制成本的效果減弱，從而使傳統的業績評價標準失效等）；（3）成本核算方法具有了變革的動力（如傳統人工小時分配已失去相關性，資源消費成本管理、物料流量成本管理等得到應用）；（4）計算機智能推動了企業成本管理的創新（如產品設計的優化等）。
五、結論
欲提高管理會計的相關性，必須加強管理會計范式的轉變，管理會計理論工作者不能僅僅停留在概念范式的研究過程之中，要盡可能地向案例研究的范式轉變，或者將兩者有機地予以結合。管理會計研究課題的選擇與相關性具有緊密的聯系。從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角度考察， 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以下一些課題值得深入研究。
（一）圍繞價值鏈經營向供應鏈、企業群經營轉移產生的若干課題 這些管理會計新課題主要有：（1）供應鏈與企業群的管理會計研究；（2）企業間成本管理研究的現狀及未來趨勢；（3）企業群產業升級與成本管理優化研究；以及基于風險防范的供應鏈關系管理研究，等等。
（二）全球化經營產生的若干課題 隨著全球化經營的深入推進，如何構建國際化的管理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變得十分重要。產生的新課題主要有：國際管理會計標準的制定與推廣問題研究，全球化經營背景下管理會計競爭優勢研究，等等。全球化增加了成功的機會，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新的風險。全球化的根本問題在于游戲規則由發達國家按照自身的利益制定，更準確地說，是為了確保金融寡頭和大公司的特殊利益（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2010）。這一背景是開展基于新時期全球化經營管理會計研究的前提。
（三）企業價值創造經營轉向基于利益相關者的股東價值創造經營的若干課題 產生的新課題主要有：基于社會責任的管理會計研究； 嵌入利益相關者的公司治理與管理層激勵研究，等等。
（四）個別企業經營轉向企業集團經營的若干課題 這方面涉及的內容主要包括如何安排資金管理權限，如何實施資本經營等問題。產生的新課題主要有：（1）集團管理會計研究；（2）基于集團管理的管理會計工具創新研究；（3）集團化經營中的財務資源配置研究，等等。 吳敬璉（2012）提出：在目前的中國，各級政府在配置土地、資金等資源方面擁有的權力過大，對政府活動的邊界限定又往往不夠明確，這樣就使官員掌握了過大的自由裁量權和尋租機會。他還提出：由于司法體系極不完善，“司法地方化”成為合同執行的一個嚴重問題，在這樣的環境下，企業家不能依靠正當途徑保護自己的權益。他們中的一些人往往采用不正當的手段與相關政府官員相勾結，以便獲取權力對自己的蔭庇和保障自己的競爭優勢。這些論斷表明，管理會計的研究還需要注意考慮宏觀層面的各種影響因素。
（五）環境破壞經營向環境保護經營轉變方面的若干課題 低碳、清潔生產等對環境管理會計提出了新的要求，相關的研究課題有：環境管理會計體系的創新研究；碳成本管理的結構動因研究，供應鏈的環境成本管理研究，等等。
（六）民族精神的復興向文化產業的拓展轉變所引伸出的若干課題 一方面企業經營模式正在發生變化，另一方面戰略管理會計中的文化因素逐漸提上日程。這方面的新課題有：文化創新為導向的戰略管理會計研究；企業文化、戰略管理與成本管理創新研究，等等。
（七）產品導向經營轉向顧客導向經營等經營模式創新的若干課題 21世紀是企業經營模式之間的競爭，如何在為顧客創造價值的同時實現企業價值的增值已經成為管理會計的核心內容。具體的研究課題有：（1）不同模式下管理會計的特征要求研究；（2）基于顧客價值創造的核心競爭力管理會計研究；（3）EVA、資本結構與顧客價值的相關性研究，等等。
（八）從經營企業向經營社會轉變方面的若干課題 圍繞“第三次利潤分配”，提升企業價值與效率的融合，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與組織效益的統一。具體的研究課題有：（1）防災賑災管理會計研究；（2）基于分配環節體制變遷的管理會計研究；（3）行為優化與管理會計價值模式構建的研究，等等。吳敬璉（2012）提出：“培育公民社會，提升社會的自組織能力”，這是對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一種內在要求。公共事務不能僅僅靠黨政機關和行政官員來處理，還要發展民間社會，廣泛實行各種社群的自治，提高民間社會的自組織能力，放手讓社群組織自行處理各種各樣的公共事務。這對管理會計研究而言， 內涵與外延均得到了更進一步的提高。
（九）企業模式從規模經濟向速度經濟轉型中的若干課題 主要有：管理會計的時間價值管理研究；模式創新導向下的管理會計研究，等等。
管理會計相關性的提高是一項長期的任務，2014年財政部辦公廳印發的《財政部關于全面推進管理會計體系建設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為我國管理會計理論與實務的發展，以及進一步提高管理會計的相關性指明了方向。
參考文獻：
［1］馮巧根：《高級管理會計》，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2］李心合：《喪失相關性的會計與會計的持續性改革》，《會計研究》2012年第10期。
［3］潘飛等：《中國企業管理會計研究框架》，《會計研究》2010年第10期。
［4］王軍：《振奮精神、潛心研究，大力推進會計理論研究的繁榮與發展》，《會計研究》2005年第7期。
［5］余緒纓：《管理特性的轉變歷程與知識經濟條件下管理會計的人文化趨向》，《財會通訊》2001年第10期。
［6］徐淑英、張志學：《管理問題與理論建立：開展中國本土管理研究的策略》，《南大商學論壇》2005年第7期。
［7］Joan Luft，Michael D．Shields. Mapping Management Accounting：Graphics and Guidelines for Theory-Consistent Empirical Research，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003. vo1．28：169-249．
［8］Kaplan，R. S.， and D. P. Norton. The Balanced Scorecard： Measures that Drive Performance，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2.J. Vol. 70，No. 1，pp. 71-79.
［9］Ittner，C. D.，and Larcker，D. F. Are Nofinancial Measures Leading Indicators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 Analysis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8 . Vol. 36 Supplement，pp. 1-34.
［10］Johnson H. T.，R. S. Kaplan. Relevance Lost：The Rise and Fall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87.
［11］Burns，J. and R. W. Scapens. Conceptualizing Management Accounting Change：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2000. Vol. 11，pp. 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