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區塊鏈技術的利弊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第1篇

本文論述了從“代碼即法律”，即產生法律效果的代碼的傳統概念到“法律即代碼”，即將法律轉換為代碼的新興概念的轉變。“代碼即法律”是指隨著數字技術的出現，代碼逐漸成為規范互聯網用戶行為的主要方式。

代碼與法律相比可以更為有效地執行規則，然而因為法律規則具有模糊性和靈活性，有時很難將其轉化為代碼形式，代碼也有其局限性。不過長遠來看，隨著區塊鏈技術以及智能合約的發展，在規范互聯網用戶行為問題上代碼將會比法律發揮出更大作用。

楔子：法律與技術之間的耦合關系

法律與技術通過各種方式，相互產生影響。他們通過復雜的、彼此獨立又相互依賴的制度體系相互產生作用，因為兩者都或多或少地有助于規范個體的行為。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法律與技術之間的關系不斷演變經歷了4個不同階段。

第一階段，信息數字化過程，即將紙張和墨水變為計算機可讀信息，這一階段正在火熱進行中。

第二階段，決策自動化過程。世界各地政府機構和企業日益頻繁地將特定知識領域的規則轉化為計算機表達形式，以自動化或半自動化的方式實現決策程序。

第三階段，涉及兩個方面：一是法律規則逐漸代碼化，二是代碼監管的出現。軟件規定了特定的在線環境中的可為和不可為，相比法律，這樣的方式規定得更為具體細膩，而且通常也執行得更為高效。

第四階段，法律的代碼化。在這一階段中，代碼不僅廣泛應用于執行法律規則，而且還用于起草和闡述法律規則。

本文重點論述技術與法律關系發展的第三與第四階段。其中第一部分主要論述技術與法律關系的第三發展階段，包括代碼的特殊性，法律管制的利弊以及當前法律規范管理代碼的方式。第二部分主要研究技術與法律關系的第四發展階段，包括區塊鏈范式，區塊鏈代碼的特性以及區塊鏈作為一種互聯網監管技術的可行性以及存在的問題。

一、代碼即法律

早在現代信息技術出現之前，技術作為執行的工具作用就存在了。技術并不是中立的，往往帶有政治色彩。即使它們通常被定義為通用技術，其設計思路還是會決定應用的領域。

根據萊斯格的觀點，存在四種不同的力量或多或少地有助于規范個體的行為，而這些力量往往不受任何一個獨立個體的控制（Lessig，1999）。

法律通過法律規則和條例規范和限制個人的行為；社會規范通過朋輩壓力規范人們的社會行為；市場則通過供求機制鼓勵或阻礙特定的市場行為；科學規范則通過限制個體的行為類型實現對行為的約束。

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為規則的發展創造了空間，即便不是全部，也有大部分行為可以通過軟件得到調節。正如萊斯格在《代碼即法律》中明確指出的那樣，代碼是互聯網體系的基石，它有能力通過技術手段規范個人行為（Lessig，1999）。

就像任何技術一樣，這些代碼可能反映了某種政治利益，其設計方式可能對許多網民的在線體驗產生重要影響。無論這些影響是不是有意為之的結果，數字環境為私營企業開辟了新的管理方式，它們試圖通過將價值嵌入技術的方式彰顯自己的價值取向。

如果這些技術最終被人們所接受（Woolgar， Cooper，1999），它們將會對普羅大眾都會產生極大的影響。

（一）人工智能是一種特殊的代碼

代碼，特別是互聯網代碼所具有的特定功能與其他監管形式有著本質區別。

首先，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在于，物理產品需要原材料和購買生產設備進行生產，代碼僅僅通過計算機產生，并通過各種形式的儲存設備和網絡連接進行傳播。

其次，軟件制造商的準入門檻比很多傳統制造業都低得多。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信息傳播的成本接近于零。特別是在互聯網這種跨國網絡環境之下，代碼可以跨國傳播，在世界各地迅速地被復制或被篡改，即便是國家也難以阻止代碼的復制與傳播。

最后，代碼規則可以事先對個人行為加以限制，即代碼可以有效預防人們違反規則，預防作用甚至開始于在他們采取行動之前，這與傳統法律規則的事后救濟與執行恰恰相反。

（二）代碼可以規范和管理社會——以版權保護為例

法律與技術之間的聯系可謂錯綜復雜。一方面，國家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規范使用代碼的用戶行為，實現對互聯網的管理。另一方面，代碼逐漸廣泛地用于規范各行各業，與法律一起發揮出越來越大的作用。

其中，版權保護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代碼成為整合和執行現有法律條款的重要手段。在版權領域，互聯網的出現改變了版權保護協議發生作用的條件。

首先，在數字世界中，維護版權變得極其困難，因為數字作品極易被復制和傳播。其次，數字技術促使自由文化運動出現（Morell，2012），這一運動主張自由復制、傳播和重新合成作品的權利，但這些權利與著作權人的商業利益產生了沖突。

為了保護著作權人的經濟利益，許多發行平臺開始使用數字版權管理（DRM）系統和技術保護措施（TPM），希望通過一系列控制訪問和限制復制等機制，限制終端用戶對數字內容的使用（Samuelson，2003）。

數字版權管理系統的優勢在于，讓著作權人通過技術手段指定用戶訪問或消費作品的方式，從而保護了著作權人的利益。但這種做法也有弊端。事實上，許多法律條文因無法和技術結合而被技術系統所忽略，這往往對終端用戶不利。

例如，除防止侵權以外，許多DRM系統還會阻止用戶合法訪問或復制作品副本，因為代碼很難區分出用戶的不同類型和不同目的，例如用戶到底是終端用戶還是圖書館或者公司，他們是用于教學、非商業還是研究用途。無論是不是有意為之，這些技術手段都會極大地損害在線訪問和傳播信息權。

當然，人們也可以通過代碼規避DRM系統。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許多國家頒布了反規避規則，禁止人們在沒有得到相關著作權人授權時，利用技術手段規避技術保護措施，這些規定已經被納入1996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Besek，2003）。

作為一種解決數字領域中版權執法復雜性更有效的手段，代碼可以用來強化法律，法律可以用來確保代碼無法規避或篡改，達到保護代碼的作用。

最后，代碼可能會引入新的規則，這些規則與現行法律之間不存在直接聯系。例如，許多P2P文檔在代碼中嵌入了共享規則：用戶只有共享了文件才能下載更多內容，從而強化了用戶之間某種形式的合作。其實代碼對在線行為的規范作用要比這個大很多，例如在線服務提供商經常通過代碼或算法來改變或影響用戶的群體行為。

（三）法律可以規范和管理代碼

與早期網絡獨立的支持者所持觀點相反（Barlow，1996），完全獨立的互聯網空間其實并不存在。

在法律特定管轄范圍之內，在線運營商是合法的經營實體，無論是否愿意，軟件開發商和設備制造商都要受轄區法律的約束。而在線運營商的法律責任則是一套內容廣泛的法律責任制度，在該制度中，在線運營商不會因在其基礎設備上通過或存儲的內容而承擔任何形式的民事責任。

不過《美國千禧年數字版權法（1998）》、《歐盟電子商務指令（2000）》以及《歐盟信息社會版權指令（2001）》激發了一種趨勢，而且影響至今——在線運營商中間責任的限制越來越基于權利人主觀意愿的判斷。

二、法律即代碼——以區塊鏈為例的說明

代碼即法律，如今這種說法變得很時尚（Wu，2003）。這些年隨著互聯網日益普及，我們對數字技術的依賴日益加深，通過技術規則取代現行法律和法規的趨勢開始慢慢形成。

因為，法律法規只能通過國家干預進行事后救濟，而技術規則可以通過代碼進行事先預防。法律與代碼在互聯網社會下的功能和作用可謂高下立判。

然而，將法律規則轉化為技術規則的做法并非易事。法律規范是一種本質上模棱兩可、用語言書寫的一般規則；技術規范與法律規范相反，它只能通過代碼表達，也必然依賴算法形式和數字模型。

所以，代碼規范比其包含的法律條款更為具體，也比較“刻板”。

將法律規則納入技術規則是一個復雜而微妙的過程，不僅可能會對法律制度產生重要影響，而且可能實際影響到我們對法律的看法。

雖然在數字世界中，代碼越來越多地模擬甚至取代法律某些傳統職能，但是在過去的幾年里，特別自區塊鏈技術和智能合約出現以來，法律也逐漸顯示出代碼的一些特征。

（一）區塊鏈的興起與智能合約的發明

眾所周知，區塊鏈的興起源于比特幣的發明與引入。

區塊鏈是一個分散的數據庫，依賴于一組加密數據來確保記錄的完整性和真實性。存儲在區塊鏈中的數據不能被追溯修改，因此區塊鏈的狀態只能以用戶協商的方式進行，即得到超過50%網絡節點的許可才能更新。

從這個意義上說，區塊鏈是密碼性安全的附加數據庫，不需要任何中間商或清算組即可運行。與專門用于分散支付系統的比特幣區塊鏈相比，現代區塊鏈架構，如2014年以太坊（Ethereum）開發的新型區塊鏈平臺，引入了其他功能，它允許將小的代碼片段直接部署到區塊鏈上，由網絡中的每個節點分散執行。

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尼克·薩博（Nick Szabo）首先提出了智能合約概念。智能合約（Smart Contract， 簡稱SC）是一種計算機協議，它可以幫助人們通過區塊鏈上的簡單交易與其他人或機器建立合同關系。

根據薩博將代碼植入合同之中的設想，智能合約無需建立在交易雙方的信用基礎之上，從而實現一種自我執行，這樣就可以提高交易效率并消除傳統合同關系的不穩定性。

除了可以提高交易的速度和效率之外，智能合約用機器理解的計算機語言編寫，所以其內容比傳統合約更為準確。智能合約旨在模擬合約條款的邏輯，它能夠自動執行特定的協議條款，通過集成的執行機制提供無需相互信任的交易。

因此，智能合約可以支持合同履行，通過將法律義務變為自動執行的交易，從而減少談判、核實、執行成本。

（二）區塊鏈代碼即法律

與其他技術一樣，區塊鏈也不是完全中立的，作為一種具有特定架構的技術手段，不可避免地具有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

此外，盡管區塊鏈技術呈現出一系列區別于其他代碼的獨特特征，但它仍具有相通的代碼屬性。智能合約制造商的進入門檻較低，這為在未開發領域廣泛進行實驗奠定了基礎條件。就像任何其他軟件一樣，智能合約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和適應性，使人們能夠進行廣泛的版本測試和同一智能合約的改編。

區塊鏈跨越了國界，因為它們避開了對中央服務器的依賴與需求。智能合約在分布式節點網絡上分布和執行，這顯著降低了訴訟風險。

最后，智能合約能夠事先執行技術規則，從而加強了代碼監管的有效性，并可能帶來的相應法律影響。

然而，目前區塊鏈社區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這些影響。

目前討論主要集中在配置智能合約的技術方面以及如何讓其在特定框架內實施等問題之上。許多智能合約支持者聲稱，合同條款可以通過區塊鏈部分或全部自動執行，既具有自我強制力，也有外部強制力。

區塊鏈的主要重點放在效率和優化問題上，以提供優于傳統合同法的安全水平，并降低其他與合同相關的交易成本。

我們仍以版權保護為例。

版權法規定，在信息領域中，只有經過著作權人同意，才能對作品進行復制，這也被稱為 “人為稀缺”原則。

多年以來，內容提供商一直依靠技術手段，如DRM系統或其他技術保護措施來限制可以訪問的內容，還通過反復引用新的技術規則，以作為版權法的補充。

然而，大部分技術手段因為無法將兩個數字文件區分而受到限制。通過利用區塊鏈技術的透明度和不變性，我們可以把每個數字副本和區塊鏈上的特定標記連接起來，這不僅保持了數字作品的唯一性質而且也便于作品的傳播。

作者還可以將這些指令與其數字作品的特定權利相關聯，并與所持數字指令相同的對象進行交易。

區塊鏈技術借此可以在每個文件層面運行，并自動執行“人為稀缺”原則，這些功能都為數字領域中應用首次銷售原則（First Sale Doctrine）奠定了基礎，而且區塊鏈技術不需要依賴法律合同或手段就能自動實現。

（三）法律轉換成代碼存在的問題

在過去的幾年里，代碼監管的發展勢如破竹，因為越來越多的互動行為通過技術進行調節，代碼也表現出比法律更高效的規則執行力。我們正逐步將法律的解釋和適用與技術結合起來，并以此作為基本任務。

但是，正如我們在DRM系統中看到的那樣，將法律規則（Wet code）轉換為技術規則（Dry code）并不是那么容易。

前者語言表達模棱兩可，因而可以根據具體情形適用于無數可能無法準確預見的情況。后者具有嚴格的形式化語言特征，需要明確的類別，并且需要事先明確規定適用的方法和條件方可運行。

盡管這兩種規則類型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但將法律規則轉化為技術規則的現象變得越來越普遍，將法律寫入技術、硬件或軟件設備的做法也日益頻繁。

然而，隨著我們越來越依賴技術手段來執行法律規則，我們面臨著法律逐漸代碼化的風險，規則變得越來越格式化，因為這樣才能更好地與技術結合以便實施。

隨著區塊鏈技術的出現，這種風險已經成為現實，至少在合同領域已是如此。

長期以來，代碼中直接植入了合同條款，以促進其自動執行，如傳統DRM系統。 隨著時間的推移，技術作為執行合同條款的一種手段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同時交易也越來越不需要實際的法律合同予以支持。

此外，隨著智能合約的出現，代碼不僅可用于執行現有法律規定，而且還可以用于對適用對象進行初步判斷。

當智能合約與建立在區塊鏈基礎上的支付系統結合使用時，任何人都可以向相關權利人發送微交易，以便自動獲得許可，獲得關乎某項作品的相關權利。

集體管理組織也可以利用智能合約，以便作品在公共場所表演，演奏或展示時，自動收取版權人所應得的版權許可費。

因此版權許可費的分配可以通過更加透明和高效的方式實現，并向作者實時分發版權許可費。

更重要的是，法律甚至可以要求某些從業者通過智能合約完成他們所應盡到的關于物流或會計方面的義務，使法律要求的執行過程實現自動化。

鑒于此，如果在網絡空間中“代碼即法律”（Lessig，1999），那么隨著區塊鏈技術的出現，法律正在逐漸變成代碼。區塊鏈與其他技術不同的地方在于，智能合約實際上意味著取代法律合同。

它們不再被視為對現有法律規則的單純輔助或執行機制，相反，智能合約的代碼旨在將法律效果作為其主要功能。

因此，隨著越來越多的合同條款以智能合約的形式實施，區塊鏈逐步發揮了“監管技術”的效用——即可用于定義法律或合同條款并將他們納入代碼，予以強制執行，而不管是否存在優先的法律規則。

在通過技術視角重新反思法律的過程中，應當考慮許多重要問題。

首先，科技手段不能完全定義法律概念，法律概念也不能只通過科技這一種方式來定義，因為科技無法代替立法部門在立法程序中的民主討論過程。

其次，法律制度需要確保該規則具有公開性、透明性、明確性以及普遍適用性，否則其合法性就會很容易受到質疑。

然而，代碼的編程行為以私有性為主要特征，即由程序員通過代碼形式實現對規則的表達。在智能合約之下，執法通過技術框架完成，因此經營方可能繞過這些法律保障，就像DRM系統通常繞過版權合理使用條款一樣。技術合理的智能合約都將得到執行，無論它是不是合法有效的合同。

再次，雖然智能合約具有處理復雜交易邏輯的潛力，但許多交易最終必須與存在于物理世界中的人員或組織對接才能完成。正是在這些難以突破的問題上，法律體系對違約問題最具有解決力。

所以，在現實社會中智能合約也必須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才能達到與傳統法律合同比肩的效果。

最后，我們應當理解用代碼形式起草和詳細闡釋法律和合同條款的結果是什么，而非簡單地將兩者結合，這對我們來說十分重要。

許多法律規則的制定希望更具廣泛性與通用性以適應不同情況，因為許多現實情形在起草時無法預見。這就是法律規則需要由法官解釋和運用的原因，然后才能根據具體情況適用案件事實的原因。

鑒于法律規則所固有的含糊性和靈活性，如果不將這些規則正式化為更加規范的語言，以便機器處理和理解，那么就無法實現法律和合同條款的自動執行。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近年來法律條文的起草工作發生了重大轉變。 法律條款和合同條款都在逐步明確化，措辭表達逐步精確化，法律解釋也比過去更加中立。這樣一來，法條就會更加容易地并入代碼中，通過技術手段自動執行。

然而，這種日益形式化的發展趨勢卻違背了法律本應天生具有靈活性和模糊性的傳統法律理念。雖然司法制度必須以中立和公正為前提，但追求客觀的法治制度往往受到批評，因為法律的真諦必須要通過案件事實和法官解釋才能得到真正理解。

三、結論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通過代碼進行互聯網監督和管理已經蔚然成風。

不斷發展的數字技術已經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代碼如今已經以各種方式調節和約束我們的行為。特別是在互聯網上，代碼應用于不同權利和義務的實現（Benkler，2006），以及價值觀輸出，對我們產生了深遠影響。

而區塊鏈技術的出現是向更加廣泛應用的技術監管邁出重要的一步。雖然許多人認為區塊鏈只是一種曇花一現的“假大空炒作”，但是不可否認區塊鏈呈現出的新的可能性為實驗和創新提供了一個全新領域（Reber ，Feuerstein，2014）。

在金融領域，區塊鏈被許多金融從業者視為優化現有金融應用和支持新型金融技術服務，金融科技的理想技術；在物聯網領域，區塊鏈同樣也是一項非常實用的技術，因為它可以讓聯網設備在同一競爭環境下相互輕松地進行交流以及交易（Hajdarbegovic，2014）。

不得不說，探索區塊鏈技術的潛力令人非常興奮，但也存在著一些我們細思極恐的情形。

就目前而言，鑒于這種管理方式具有執行規則的能力，加上其技術規則缺乏靈活性，區塊鏈支持的設備還無法區分普通情形和可能需要特殊對待的例外情形。

法律本質上具有模糊性，這樣才能使其應用于各種不同的個案之中。各種法律縱橫交錯，如同一張法律之網，構建出一個堅實的框架體系。這個體系還設計了各種限制和例外情形，用以適應社會的復雜性、不可預測性。

與法律不同的是，代碼的執行非常嚴格，代碼也具有很強的侵入性。因此，如果設計不合理，那么通過代碼進行監管可能會事與愿違，損害個體權益。

迄今為止，法律已經找到了管理代碼的方法，從而可以限制其潛在的破壞力。然而，區塊鏈的分散性以及智能合約代碼屬性導致在法律責任和可規范性方面產生了新的難題。正如法律無法阻止生物病毒傳播一樣，法律也無法簡單地通過一紙法令就阻止軟件開發商的自主研發。

至少，我們應當謹慎審視自動化法律治理的前景，雖然它可能會開辟新的天地，但是我們還是無法完全預見它可能會帶來的惡果。更為重要的是，雖然通過自動化執行法律我們可能獲得更高的效率和提高公開透明度，但是也許我們最終可能會犧牲掉人類的自由和民主（Wright，De Filippi，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