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6: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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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個世紀以來,以分子生物學和細胞生物學為代表的生物學相關學科的發展突飛猛進,并向生物醫學多個學科進行廣泛滲透和交叉融合,對傳統的生物學和醫學科學均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極大地推動了人類健康領域的理論突破和技術創新。目前,分子與細胞的相關知識已經成為生命科學的共同語言。按照現代醫學對于人體認知的“社會–人體–系統–器官–組織–細胞–分子”這一逐級探索模式,分子與細胞是最為基本和最為核心的層次。因此,作為一名現代醫學生,掌握扎實的分子與細胞基本理論知識對于理解或闡明疾病的發病機制、理解/執行或創建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方案至關重要。近年來,國內外各高等醫學院校紛紛對已有的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課程,在器官系統層次上進行課程和知識整合,這已成為目前西方醫學教育的主流模式。國內多個醫學院校也紛紛學習、引進、改良和開展了“以器官系統為中心”的教學體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在分子與細胞層次上的相關課程整合,主要涉及《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和《醫學遺傳學》四門密切相關的生物學主干課程的整合。國內各醫學院校雖有探索,但基于國內外醫學教育在生物學相關課程教學上存在較大的差異(西方醫學生進入醫學院前學過較多的生物學課程,但國內醫學生則從高中直接入學),故而目前在上述四門課程的整合上尚無一個成熟的模式。根據筆者前期調研掌握的國內醫學院校的情況來看,中國醫科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對生物學學科相關課程整合進行了有益的探索,這兩所學校均將《生物化學》、《細胞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三門課程的內容進行重組整合,還分別出版了專門的教材《醫學分子細胞生物學》和《細胞的化學與生物學》[6-7]。此外,中國醫科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還嘗試將《醫學遺傳學》與《組織胚胎學》兩門課程進行整合[8]。通過調研和梳理,筆者發現,上述國內醫學院校的生物學相關課程整合中存在一個關鍵問題,即《醫學遺傳學》的相關內容在課程整合中沒有與相關生物課程進行較好的融合。眾所周知,《醫學遺傳學》在早期發展階段,與胚胎發育研究密切相關,但經過近年來的快速發展,其整體內容已迥異于傳統的經典遺傳學和胚胎發育研究,反而與《生物化學》、《細胞生物學》,尤其是《分子生物學》的聯系更為密切。因此,《醫學遺傳學》更應該與《生物化學》等生物學主干課程進行系統、合理的整合;而《組織胚胎學》則適合以器官系統為主線,與其他醫學類課程進行整合。然而,對包括《醫學遺傳學》在內的這四門密切相關的生物學主干課程進行系統整合的做法尚未見報道,很有必要進行嘗試和探索[6-9]。
2分子與細胞整合課程教學體系的構建
2.1整合思路與教學內容
2012年初,作為我校啟動的“以器官系統為中心”重大教學體系改革的一部分,我們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以分子和細胞為主線,將傳統以學科設置的《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和《醫學遺傳學》四門課程進行有機精簡整合,形成了一門新的整合課程《分子與細胞》[10-12]。如表1所示,整合后的新課程的教學內容包含“生物大分子結構與功能”等八個層層遞進的知識模塊,按照由“動”至“靜”,由“分子”至“細胞”,由“簡單”至“綜合”的原理進行設置。整合后的內容更為合理,更符合學習認知規律。結合教學實施,全部教學內容又分為兩大部分,依次分為兩個階段進行教學。第一階段,即《分子與細胞I》,為基礎階段:主要講解分子與細胞相關的基礎知識,該部分內容是將原有四門課程的核心基本知識進行重新精簡整合為生物大分子結構與功能、細胞的結構與功能、物質代謝及調控、遺傳信息傳遞及調控和細胞的運行機制五個密切關聯并層層遞進的模塊。本階段的主要教學目標是使學生掌握分子與細胞相關的基本理論知識,能夠在分子和細胞水平上理解生命活動的基本規律,并嘗試初步運用這些知識分析和理解相關的醫學問題。實驗教學方面,主要設置基本實驗,包括雙縮脲法測定血清蛋白質含量、血清蛋白的醋酸纖維薄膜電泳、胰酶對蛋白質的消化和影響酶作用的因素、丙二酸對琥珀酸脫氫酶的競爭性抑制作用、血糖濃度的測定、轉氨基作用(紙層析)、轉氨酶活性的測定、DNA/RNA的原位顯示及細胞膜通透性觀察、線粒體活體染色及細胞器的觀察、酸性蛋白/堿性蛋白及過氧化物酶的原位顯示共計10個實驗項目,以培養學生的基本實驗技能和思維能力。第二階段,即《分子與細胞II》,為提升階段,主要將原有四門課程中的前沿進展性內容、醫學相關內容如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學技術、基因診斷與基因治療、干細胞、細胞工程、醫學遺傳學等內容進行整合,分為分子與細胞操作專題、醫學遺傳學專題和專題綜合討論三部分。本階段的主要教學目標是,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使學生了解和掌握一些重要的分子細胞生物學技術及其應用、分子醫學研究前沿與進展,并重點培養學生初步具備運用分子與細胞相關知識分析和解決相關醫學問題的能力,為后續課程學習奠定堅實的基礎。實驗教學方面,包括人類皮膚紋理的觀察與分析、人類染色體非顯帶核型分析和人類染色體G顯帶核型分析三個經典驗證實驗,另外設置一個基因克隆綜合大實驗,以培養學生綜合性思考和解決問題能力。與原有的四門課程相比,新的整合課程重點解決了如下四個問題。首先,該整合課程很好地解決了前述的《醫學遺傳學》與其他三門生物學課程的系統整合問題。其次,該整合課程很好地解決和避免了原有四門課程中一些教學內容重復講授的問題,如細胞信號轉導、遺傳信息傳遞與調控、癌基因與抑癌基因等,新整合課程教學學時數也比原四門課程總學時數減少了12個學時。再次,該整合課程將原有四門課程中一些密切相關交叉內容進行有機融合,以專題形式講授。譬如,將原《醫學遺傳學》中的“腫瘤遺傳”、原《分子生物學》中的“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細胞生物學》中的“細胞周期與腫瘤”等內容進行整合,合并為分子腫瘤學專題討論式教學;還將原《醫學遺傳學》中的“生化遺傳病”與原《生物化學》中的代謝病、分子病等相關內容進行整合,合并為分子與疾病專題討論式教學。最后,該課程整合是在分子與細胞層次上,與所在單位的在器官系統層次上的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課程整合緊密配合,實現了整個醫學院校生物醫學課程的系統整合。譬如,將原有《生物化學》課程中的“肝的生物化學”和“血液生物化學”章節分別調整入后續器官系統整合課程中的“消化系統”和“血液系統”教學單元。針對上述整合后的教學內容,教學團隊編寫了教學大綱和一個簡明的教學講義。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教師和學生主要以自編的教學大綱和教學講義開展教學和學習,同時輔助參考整合前的三本教材《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醫學細胞生物學》和《醫學遺傳學》[10-12]。
2.2教學方法與手段
在教學模式上,由“以教師為中心”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除了采用常用的多媒體教學、網絡輔助教學等教學方法與手段外,我們重點采用小組討論式教學。在小組討論式教學具體實施過程中,我們確保每20個學時進行一次小組討論式教學。具體實施方案為:首先,教師提前根據教學內容設計病例討論(如糖尿病病例、鐮刀狀紅細胞貧血病例)或相關生物醫學討論主題與問題(如蛋白質分子結構與功能的辯證關系、基因突變對蛋白質結構與功能的影響等),將全班(35~40人)隨機分為5~8組(每組5~8人),布置討論任務;然后,學生以小組為單位,查找資料,相互討論分析,最后形成書面報告,并以PPT形式口頭匯報,口頭匯報時各組之間相互提問討論;最后,教師根據小組書面報告、口頭匯報和討論參與度等對學生打分,組內學生也根據貢獻、參與度等互相打分。與傳統的教師灌輸式講授教學相比,小組討論式教學可顯著提高學生的參與度和主動性,使學生由傳統的“被動式學習”轉變為“主動式學習”,也很好地培養了學生的合作交流溝通、查閱資料、口頭表達以及運用所學知識分析和解決相關醫學問題的能力。
2.3課程考核和成績評定
改變單一的期末集中一次性終結考試的方法,采取形成性評價與總結性評價相結合,加強全程性考核,將課程考核貫穿到課程教學的全過程,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堅持知識、素質和能力協調發展的原則,引導學生從以知識學習為主向知識、能力、素質并重的方向轉變,增強學生自主學習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具體實施中,考核分為形成性評價和總結性評價兩部分,總分為100分,形成性評價和總結性評價各占50%。綜合考慮形成性評價指標的合理性、客觀性和可操作性,經過多次修改調整后的評價方案參見表2。
2.4教學團隊與管理
在生物學一級學科層次上跨科室組建的教學團隊,主要由來自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教研室、細胞生物學與遺傳學教研室的資深和年輕優秀教師組成,實行多學科跨科室聯組教學。團隊管理采用課程負責人制,同時設立教學秘書,協助處理教學相關具體事務。在每學期開學前、期中和期末,均組織一次集體備課和教學討論會,通過集體備課討論的方式,對授課方案、授課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學期末考核具體方案、學期教學經驗總結等方面進行討論總結,從而保證教學質量。
3實施效果與存在問題
1.巴氏小體案例在遺傳學教學中的應用
2.下一代測序技術在表觀遺傳學研究中的重要應用及進展
3.遺傳學教學中在細胞與分子水平上理解等位基因的顯性與隱性
4.果蠅唾腺多線染色體研究進展及其在遺傳學教學中的應用
5.以人類血型為遺傳學案例教學的思考與實踐
6.表觀遺傳學藥物的研究進展
7.表遺傳學幾個重要問題的述評
8.構建優質教學體系,促進《遺傳學》精品教育
9.小鼠毛色遺傳的控制機制及其在遺傳學教學中的應用
10.肝癌發生的分子遺傳學和表遺傳學研究
11.景觀遺傳學原理及其在生境片斷化遺傳效應研究中的應用
12.以遺傳信息為主線的遺傳學教學架構及與其他課程的銜接
13.認知過程中的表觀遺傳學機制
14.我國高校遺傳學教材的出版與使用現狀的調查
15.表觀遺傳學:生物細胞非編碼RNA調控的研究進展
16.表觀遺傳學視角下運動干預阿爾茨海默病的機制分析
17.遺傳學與基因組學整合課程探討
18.表觀遺傳學研究進展
19.癲癇表觀遺傳學研究進展
20.不僅僅是遺傳多樣性:植物保護遺傳學進展
21.利用文獻精讀教學新模式優化遺傳學教學
22.2015年中國醫學遺傳學研究領域若干重要進展
23.發展行為遺傳學簡介
24.光遺傳學技術應用于動物行為學在神經回路中的研究進展
25.表遺傳學推動新一輪遺傳學的發展
26.生物教育專業《遺傳學》教學改革的探索
27.糖尿病腎病遺傳學研究進展
28.腫瘤表觀遺傳學研究熱點的聚類分析
29.淺談高校《遺傳學》課程教學改革與實踐
30.2015年中國微生物遺傳學研究領域若干重要進展
31.利用經典文獻優化《遺傳學》雙語教學
32.孟德爾豌豆基因克隆的研究進展及其在遺傳學教學中的應用
33.表觀遺傳學在肺癌診治中的研究進展
34.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的兩類取向
35.害蟲遺傳學控制策略與進展
36.表觀遺傳學及其應用研究進展
37.阿爾茲海默病的表觀遺傳學機制及相關藥物研究
38.胃癌遺傳學及表遺傳學研究進展
39.遺傳學在膽管細胞癌發展中的重要性
40.子癇前期表觀遺傳學研究進展
41.行為遺傳學:從宏觀到微觀的生命研究
42.遺傳學史在遺傳學教學中的作用
43.男性不育的遺傳學評估
44.表觀遺傳學與腫瘤干細胞
45.開放式教學在遺傳學實驗教學中的探索與實踐
46.表觀遺傳學調控與婦科腫瘤發生、演進及治療的研究進展
47.規律運動干預人類衰老過程的表觀遺傳學機制研究進展
48.表觀遺傳學及其在同卵雙生子研究中的新進展
49.分子群體遺傳學方法處理鯉形態學數據的適用性
50.番茄果重數量性狀基因的研究進展及在遺傳學教學中的應用
51.遺傳學教學中遺傳學史及科學方法論的教育
52.景觀遺傳學:概念與方法
53.孤獨癥的遺傳學和神經生物學研究進展
54.肺癌表觀遺傳學的研究進展
55.腫瘤的表觀遺傳學研究
56.遺傳學課程群的設置和思考
57.《遺傳學》課程的建設與優化
58.表觀遺傳學在中樞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中的研究進展
59.遺傳學實驗教學體系的改進
60.肝癌表觀遺傳學研究進展
61.保護生物學一新分支學科——保護遺傳學
62.表觀遺傳學在淋巴系統腫瘤研究中的新進展
63.大腸癌的表觀遺傳學研究進展
64.重視經典遺傳學知識體系構建和學生自學能力的培養
65.植物化學遺傳學:一種嶄新的植物遺傳學研究方法
66.關聯分析及其在植物遺傳學研究中的應用
67.表觀遺傳學及現代表觀遺傳生物醫藥技術的發展
68.三陰性乳腺癌與表觀遺傳學研究現狀
69.構建培養新型醫學人才的醫學遺傳學課程體系改革
70.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的遺傳學檢測研究進展
71.釘螺遺傳學及其生物學特性的研究進展
72.羞怯:來自行為遺傳學的觀點
73.遺傳學探究性實驗教學的思考及實踐
74.“教學、實踐、科研、臨床”四位一體的醫學遺傳學教學體系建設探索與實踐
75.國內高校遺傳學教材發展研究
76.男性生殖遺傳學檢查專家共識
77.腫瘤表遺傳學研究的進展
78.創新性遺傳學大實驗對提高大學生綜合能力的研究
79.白內障表觀遺傳學研究的現狀及進展
80.遺傳學研究性實驗教學模式探索與創新人才培養
81.表觀遺傳學在木本植物中的研究策略及應用
82.高通量測序技術結合正向遺傳學手段在基因定位研究中的應用
83.激發與培養學生學習遺傳學興趣的教學途徑
84.從表觀遺傳學開展復雜性疾病證候本質的研究
85.藍藻分子遺傳學十年研究進展
86.建設遺傳學課件體系 提高多媒體教學質量
87.表觀遺傳學與腫瘤
88.原發性肝癌的表觀遺傳學及其治療
89.青少年焦慮、抑郁與偏差行為的行為遺傳學研究
90.兒童孤獨癥的遺傳學研究進展
91.本科生遺傳學實驗教學的改革探討
92.與閉經有關的遺傳學問題
93.多媒體教學在遺傳學“三點測驗”教學中的實踐
94.一個實用的群體遺傳學分析軟件包——GENEPOP3.1版
95.論從“腎為先天之本”到“中醫遺傳學”
96.《遺傳學》多媒體教材的編寫與實踐
97.肺癌的表觀遺傳學研究進展
98.無創性產前遺傳學檢測研究進展
本文作者：彭仁海張國強陳瑞利作者單位：安陽工學院
2007級學生是用傳統教學方式的年級，共調查了56名學生，2008級和2009級學生是采用新的教學方式的年級，共調查了121名學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2007級24.8%的學生對傳統教學方式不滿意，認為傳統教學方法不能滿足學生知識量的需要，部分內容難以理解，教學內容及方法急需改進；25.0%的學生對傳統的教學方式基本滿意；有50.2%的學生對傳統的教學方式滿意。2008級和2009級學生，僅有1.6%的學生認為新的教學方法不太滿意；11.6%的學生對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基本滿意；而86.8%的學生對改革后的教學內容及方式非常滿意，對遺傳學知識特別感興趣。三個年級對于兩種教學方法的滿意程度差異顯著（χ2=343.114，p=0.000），見表1。從學生的考試成績方面看，2008級和2009級的及格率為100%，優秀率為80.2%（80分及80分以上為優秀）。而2007級的及格率為94.41%（60及60分以上為及格），優秀率為50.64%。2008級和2009級的及格率和優秀率與2007級差異顯著（χ2=67.036，p=0.000；χ2=212.840，p=0.000），見表2。
遺傳學這門課程知識內容較多，很多內容難以用傳統的教學手段進行充分地闡述，造成學生理解困難[3，4]，這就要求授課教師能夠熟練運用多種靈活有效的教育教學方法，要精心制作多媒體課件，增加一些影像、動畫等現代化教學手段。同時要關注學科發展動態，將最新研究成果引入教學內容中，使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掌握大量的知識信息，培養學生對生命科學學科學習和探索的積極性。比如用生動有趣的Flas演示生殖細胞的減數分裂過程，使抽象的內容直觀化，枯燥的知識趣味化，靜止的圖示動態化，較之用傳統的采用口述配合掛圖或教師在黑板上畫草圖等方式來講解其過程的教學方式，可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縱觀當前我國本科生的教育現狀[5-7]，以教師為中心的“填鴨式”教學在許多高校占據主導地位，這種傳統的教育方式雖然在部分學生中能夠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但是大多數學生的思維受到嚴重束縛，課堂氣氛呆板，學生學習興趣不高，學習的主動性沒有調動起來。因此，改革教學方法勢在必行。啟發式教學是在課堂教學中穿一些啟發性的問題，運用設問、聯想等方法刺激與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積極地進行思考與辯論，增強課堂的互動性[8-10]，變學生由被動聽講轉為主動探索，形成和諧共振的課堂氛圍。比如在我國婚姻法中明確規定禁止近親婚配，原因是什么？過去只是很朦朧的概念，帶著這個問題聽老師講解隱性遺傳病的基因在人群中的分布、遺傳規律和系譜特點，學生便豁然開朗，較容易地掌握隱性遺傳的特點等知識內容，不僅調動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而且鍛煉了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老師還可以布置一些任務給學生，讓他們將內容較易理解、有一定知識背景的內容采用讀書報告式的形式在課堂上匯報。不僅鍛煉了學生根據定制內容查閱相關文獻、寫出學習筆記的能力，而且鍛煉了學生做口頭報告等表達能力。這種教學方式使學生在閱讀能力、自學能力、口頭表達能力等方面受到實際鍛煉，達到培養高素質人才的目的。主題式教學是根據教學內容設計一個個相關的主題，提前安排給學生，讓他們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組成一個課題小組，通過在課外查閱相關資料或者進行一些實驗，將與這個主題有關的內容知識整理出來，然后做成報告在班級中進行匯報，或者開展全班討論會。老師對相關主題內容進行相應增補，并對學生的報告內容和形式進行點評，這樣不僅鍛煉學生查閱資料、凝練主題和深化知識認識的目的，還能夠鍛煉學生表達、組織協調等能力。
1.130個InDel位點在河南漢族人群中的檢測結果30個InDel位點檢測片段長度在70～205bp，其擴增片段長度為76～158bp。檢測到的峰形清晰且平衡性好。在293例河南漢族人群中HLD111的基因型1/1觀察數為3例、HLD118的基因型0/0觀察數為1例、HLD99的基因型0/0觀察數為5例、HLD81的基因型0/0觀察數為8例、HLD39的基因型1/1觀察數為6例。等位基因分型標準物見圖1，30個InDel位點的基本信息和在河南漢族人群中的等位基因頻率分布。
1.2群體遺傳學參數經Bonferroni校正，Hardy-Weinberg遺傳平衡檢驗結果顯示，30個InDel位點在河南漢族人群中均達到遺傳平衡（P>0.05）。連鎖不平衡分析結果顯示，在同一條染色體上的InDel位點互不連鎖。河南漢族人群30個InDel位點的群體遺傳學參數見表2。所檢測的30個InDel位點的平均H為0.4107，平均DP為0.5504，平均PIC為0.3212，平均PEduo為0.0906，平均PEtrio為0.1606。累積個體識別率（CDP）為0.999999999981143，二聯體累積非父排除率為0.943572008541687，三聯體累積非父排除率為0.994899357231589。
2討論
InDel作為新一代的法醫遺傳標記，兼具STR與SNP遺傳標記的優點，日益受到法醫學界的關注。由于單個InDel位點提供的信息有限，難以滿足法醫學檢驗鑒定要求，所以多個InDel位點的聯合使用，可以提高單次檢測的信息量和系統效能。本研究所使用的Investigator誖DIPplex試劑盒包含30個獨立的常染色體InDel[4]，分布在19條常染色體上，擴增片段在76～158bp。由表1~2可見，該試劑盒略低于國內InDel_typer30[5]的系統效能（CDP、CPE）和法醫學參數，也低于文獻[6]的CPE。本研究的HLD111、HLD118、HLD99、HLD64、HLD81、HLD39位點多態性不高，其最小等位基因頻率（minorallelefrequency，MAF）均小于0.2，應用于法醫遺傳學檢驗的價值有限。以上結果的差異，可能原因有：（1）人種不同，文獻[6]基于德國人群，而本研究則來源于中國河南漢族人群；（2）位點的選擇不同，文獻[5]中InDel_typer30位點針對中國人群的多態性而設計；（3）抽樣誤差，本研究樣本數為293例，加大樣本量可能會得到更準確的結論。
一
講“天人之際”首先必須講“天”，但“天”究竟是什么？歷來有爭議。在《易傳》中，明顯涉及到兩個方面的內容，“天”或者是神，或者是自然界。但是從《易傳》各篇的論述來看，答案似乎是明確的。
《易傳》用乾、坤二卦代表天、地，天、地便代表了自然界。如果天、地相對而言，天泛指地面以上的整個天空，如果再分而言之，大體上又有兩層意思。一是指當時人們所能觀察到的宇宙空間，似與天文學、宇宙學有關；一是指地球以上的大氣層，似與氣象學有關。這兩方面的內容在《易傳》中都有論述，前者如日、月、星、辰，后者如風、雷、雨、露，等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易傳》在談到“天”之諸象時，都與生命現象有關，如“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乾·彖傳》）、“天地變化，草木番”（《坤·文言》）。如果天、地合而言之，則常常以“天”代表天、地，亦即代表整個自然界。在《易傳》看來，天地間的萬物皆“統”之于天，地與天相輔相成，不可缺一，但地畢竟“順承天”，因此，天能夠代表天地自然界。以天為最高神的思想，在《易傳》中已經基本上沒有了。
地與天相對而言，指人類和一切生命生存于其上的大地，它是人類賴以存在的家園。沒有任何一種生命是能夠離開大地的，天空中飛鳥也不例外。天地乾坤如此重要，所以《易傳》稱之為“易之門”，“易之蘊”，從這個意義上講，“周易”就是講天地自然界的，天地自然界即是“易”之所蘊涵，這是一個分析的命題。正如《系辭上》所說：“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傳》不僅用天、地代表自然界(亦可稱為宇宙自然界)，而且看到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意義，這才是《易傳》“自然觀”的特點。它是從人的生命存在出發去理解自然界的。乾卦之《彖傳》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坤卦之《象傳》說：“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萬物的生命來源于天，生成于地，正因為如此，《說卦傳》將乾、坤二卦視為父母卦。“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這所謂“父母”，是指宇宙自然界這個大父母，不是指人類家庭中的父母，是講人與自然界的關系，不是講人類自身的血緣關系。當然，這里的父、母二字是從人類引伸而來的，因此有人說《易傳》對自然界的看法是一種“擬人化”、“移情說”，并進而歸結為原始神秘主義。
我們說，這種比擬確實具有某種“原始性”，因為它是從人類生命的最原始、最初始的根源而言的，但是如果把這說成是人與自然混而不分的神秘主義，則是有問題的。因為《易傳》不僅明確區分了人與天地，提出了著名的“三材”學說（下面還要討論），而且肯定了人的主體精神。《易傳》講天人關系，常常用比擬的方法，（“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比類”、“擬議”等等），這里有深刻的哲學道理，并非一般的自然哲學語言或認識淪的邏輯語言所能說明。因為它處處都關心生命問題，關心人的問題，講自然界也是從人與自然界的生命關系立論的，不是將自然界單純地看作一個“對象”。
在《易傳》看來，人與自然界本來是統一的，不能分離。人類離了自然界，還有什么生命？自然界離了人類，還有什么意義？乾、坤二卦是代表天、地的，天地本是以發育生長萬物為功能。天之大，具有無限性、永恒性，所謂“天地之道恒久不息”，就是形容其無限永恒之意義的。在現代宇宙學的發展中，有些學者提出宇宙是“有限”的，這種學說如果成立，那也是自然科學的問題，并不妨礙天對人而言具有無限性意義。所謂“萬物資始”，是說明萬物生命是由天而來的，天就是生命之源。地之厚，能夠“生物”，也能夠“載物”，是一切生命得以存在的基礎。所謂“萬物資生”，就是說明萬物的生命是由地而生成的。在這個意:上，并且僅僅在這個意義上《易傳》將天地比之為父母，并沒有其他任何神秘的意義。所謂“稱乎父”、“稱乎母”，只是說在發育生長萬物的意義上，天可“稱”之為父，地可“稱”之為母，父母只是個“稱呼”，并不是說天地是真父母。人們說，“大地是人類的母親”，這不只是文學語言，也是真正的哲學語言。可見，稱天地為父母，是有哲學意義的，人類生命確乎是由天地自然界經予的，人對自然界有一種崇敬之心，這是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人類從自然界獲得生命，反而傲視自然?暈約毫瞬黃稹?nbsp;
二
這樣看來，人作為天之所“始”，地之所“生”，不過是自然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但這一部分，確實與其他萬物不同，因為人是有理性的，在自然界有其特殊的地位與作用。這正是《易傳》所特別強調的，也是《易傳》哲學的特殊意義之所在。《系辭傳》與《說卦傳》都講到“三材之道”，將天、地、人并立起來，視為“三材”，并將人放在中心地位，這足以說明人的地位之重要。所謂“材”，不只是材質、材料，而且指才能。天有天之道，地有地之道，人有沒有人之道？天之道在“始萬物”，地之道在“生萬物”，那么，人之道又是什么？所有這些，都是《易傳》所要講座的問題。其結論就是，人不僅有人之道，而且人道的作用就在于“成萬物”。
《系辭下》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這是就卦象卦位而言的。“周易”是由卦組成的，每一卦都有六爻，每兩個爻組成一“材”，共有三材，即代表天、地、人。對“易”卦的這種解釋，意在說明，“周易”就是講天、地、人三材之道的，進而言之，是講人與天地自然界的關系問題的。這反映了《系辭》作者對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作用之極端重視，三材并列而人居其一，說明人的地位是很高的。
但是《系辭傳》雖提出了“三材”，卻沒有說明“三材之道”是什么，《說卦傳》回答了這個問題。(由此或可說明《系辭下》與《說卦傳》的先后問題，即先有《系辭下》而后有《說卦傳》；當然也不排除相反的可能性，即先有《說卦傳》說明“三材之道”，后來的《系辭下》不必再說了。這類問題只是順便說說，不在本文討論之列。)《說卦傳》說：“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說卦傳》指明“三材之道”的實際內容，不僅發揮了《易經》思想，而且概括了《易傳》各篇的基本精神。
天、地、人三者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對應、相互聯系的，這不僅是一種“同”關系，而且是一種內在的生成關系和實現原則，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則，人之道則是實現原則，二者缺一不可，在這一點上，天、地、人真正統一起來了。
陰陽作為天之道，是兩種普遍的要素或成分，同時又是兩種最基本的功能或作用。正是這兩種要素及其作用推動了自然界的一切變化，產生了一切生命。《莊子·天下篇》說，“易以道陰陽”，就是對陰陽普遍性意義的認識。在中國哲學中，陰陽可用來解釋一切現象，因此有人稱之為“陰陽模式”。但陰陽的根本意義是說明生命的，不是說明無生命的自然界的，是生成論的，不是機械論的，因此它和一般所說的正負還不完全一樣。柔剛顯然是同陰陽對應的，但陰陽是無形的，多以氣言之，故為天之道，柔剛則是有形的，多以形言之，故為地之道。大地上的萬物多是有形的，可以感覺到，觸摸到，故以柔剛概括之，有些則是就其性能而言的，即具有剛柔之性、現代科學與哲學所說的“剛性材料”與之也有相近的意思。石是剛的，土是柔的，火是剛的，水是柔的，但這些東西及其性能與生命并不是毫無關系，在《易傳》看來，它們恰恰是生命存在的條件或基礎。
仁義則是就人而言的，只有人才有仁義，也只有人才能盡其仁義而“成物”。所謂“順性命之理”，就是指人而言的，但“性命之理”，就其根源而言，又是與陰陽、剛柔有聯系的，這種聯系正是從生命的意義上說的。天地能生物，所生之物便有性命，便足以與天地并立而為三，這正是由人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這里有一種“進化”的無窮過程，這種過程具有道德目的性意義，就是說，自然界的生成變化是向著一個有秩化的目的進行的，人的仁義之性就是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對此《序卦傳》進行了系統說明。“有天地，然后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很清楚，自然界的萬物是由天地“生”出來的，這種生成是由低向高發展的，《序卦傳》還描述了這一過程的順序，即：“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措。”這可說是萬物生成與人類進化的一幅自然歷史圖畫。“萬物”是指一切存在物，包括有生命與無生命之物，而以無生命之物為主。“男女”則是指有生命之物，不只是指人類，雌雄、牝牡皆用“男女”代表。“男女”也就是“陰陽”。由此往后，才有夫婦、父子、君臣等家庭、社會關系，由此便有仁義之性，禮義之措。這里重要的是，人的仁義與天地之陰陽、柔剛是一種生命的“進化”關系，而不是簡單的橫向關系，它說明，人性是不能離開“自然性”的。這所謂“自然性”，不是純粹生物學上所說的生物性，而是具有生命的目的意義和道德意義，也就是說，對人而言，自然界不僅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源，而且是人的生命意義和價值的根源。人之所以能夠與天地并立而為三，固然是由于人具有一種特殊地位，但這種特殊地位追根到底是由自然界給予的，而且同時便負有一種使命。
古人顯然對當時的“天文”、“地理”和“人文”進行了仔細觀察，并從生命活動中體會到人與天地即自然的生命關系，而不是將自然界僅僅作為人之外的對象去觀察而已。《系辭下》說：“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八卦究竟是不是伏羲所作，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古之“圣人”作八卦，是在“仰觀俯察”與“近取諸身，選取諸物”的過程中作成的。這里所說的“近取諸身”，不僅僅是純觀察的觀察問題，而與人自身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動密切相關，不僅是客觀的觀察，而且是主觀的體驗，觀察和體驗是不能分開的，也就是說，在觀察中有生命體驗，在體驗中有客觀觀察。這樣作的結果，當然不只是創造出純客觀的“自然哲學”，而是人與自然合一的生命哲學。
這一點被某些人稱之為原始落后性與末開化性，即沒有將人從自然界真正分離出來，建立起人的獨立意識或人的主體性。但是，如前所說《易傳》并沒有將人與自然完全混一而是很重視人的地位與作用。那么，問題在哪里呢？問題在于，《易傳》己經自覺地意識到，人與自然之間，有一種內在的生命聯系，而不只是認識主體與認識對象之間的關系。當《乾·象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象傳》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時，就不僅僅是“法天”、“法地”，即效法天地之義，而是變成了人的內在需要，人的生命目的本身。當《乾·彖傳》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文言》說，“利貞者，性情也”時，這個意思就更加清楚了，“乾道”即天道，就內在于人而存在，就是人之“性命”，人之“性情”，具體而言，就是仁義。這就是《易傳》講“三材之道”的義蘊所在。
三
那么，“易”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呢？經過上面的分析就更加清楚了。歷來說“易”者，都認為“易”有三義，三個方面的意義合起來，就能代表“易”的全部精神。所謂三義就是，一者“變易”，即認為“易”是講變化之道的，也就是講“辯證法”的；這方面的內容確實很豐富，不必多舉。二者“簡易”，即認為“易”雖然包羅萬象，但有一個最簡化的公式或“模式”，有人稱之為“套子”，一切事物和現象都可以裝迸這個套子，都可以用這個“模式”來說明，甚至可以數字化、符號化。這方面確實也有很多例子。三者“不易”，即認為“易”雖講變化，但這變化之“道”卻是永恒不變的，這也可以說是“以不變應萬變”。這方面的內容《易傳》也講過。總而言之，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符合《易傳》的精神。但是，除此之外，“易”有沒有更重要更根本的精神？這正是今日研究易學者應當進一步追問的。其實，《易傳》早已作出了回答，這就是“生”，即它的生命意義。講“變易”也好，“簡易”也好，其核心是“生”即生命問題，這就是“易”的根本精神。也就是說，“周易”不是一般的講世界的辯證法，也不是一般的講宇宙“模式”，而是落在生命上，所謂乾坤、陰陽、變化等等，都要落在“萬物化生”（《系辭下》)上，最終落在人的“性情”、“性命”上。用《易傳》的話說，“生生之渭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系辭上》)，這才是“易”的根本意義之所在。
《系辭下》的“生生之謂易”，是對“易是什么”這一問題的最直接最明確的回答，也是對“易”的根本精神的最透徹的說明，也可以說是對“易”之何以為“易”的一個最明確的定義。“易”就是“生”，這也是一個分析命題。“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在中國哲學史上常被人們所引用的這些話，正是從“周易”而來的，也是最能反映中國哲學精神的。“生生”是連續不斷的生成過程，沒有一刻停息，它不是有一個“主宰者”創造生命，而是自然界本身不斷地生成，不斷地創造，天地本身就是這個樣子，以“生生”為基本的存在方式。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就在于“生”，所謂“變化”之理，“易簡”之理，說到底就是“生生”之理。
《易傳》進而提出天地以“生”為“德”，這就不只是講生成問題，而是賦予天地以某種道德意義。馮友蘭先生所說“天”之諸義中之一義，就有義理之天、道德之天，《易傳》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庶乎近之。但是仔細說來，天地雖以“生”為“大德”，但天還是那個自然之天，地還是那個自然之地，天地只是“生生不息”，并沒有某種人格化的道德目的道德意識，它既不是如同基督教的上帝那樣，以其自身的完美性創造世界，創造人類，也不是如同斯賓諾莎的“上帝”(即自然)或康德的“絕對命令”那樣，按照某種“必然性”或“先驗法則”創造秩序和人類道德。這些都是實體論的說法，無論“上帝”還是“物自身”，都是絕對實體，而《易傳》所說“天”(或“天地”)，并不是實體，而是“大化流行”的過程，以其“流行”表明其“存在”，以其“生生”表明其“本體”。
那么，天地以“生”為“德”又有什么意義呢？它說明了自然目的性這一意義，即自然界本身在其變化生成中有一種有序化的秩序，這種有序性包涵著生命的目的性，我們稱之為自然目的性。
所說“意義”，當然是對人而言的，離開人，便無“意義”，但這種對人而言的“意義”，卻又是自然界所具有的，不是人給它安上去的。何以能知道？由人的生命存在及其體驗而知。《易傳》論“天人之際”，其奧妙就在這里。這不僅是一個價值推論，而且是自然演化的事實。“意義”雖是由人創造的，“目的”也是人的目的，但是如果進一步追問，人的創造，人的目的，又是從何而來？答案只能有三種：一是由上帝或神給予的(自然神論包括在內)，或精神實體給予的，這是宗教神學或理性化的神學所主張的；二是由人自己創造的，這是人類中心論所主張的；三是由自然界給予的，這就是《易傳》哲學所主張的。《易傳》之所以崇尚自然，談到“天地”時總有一種崇敬感與使命感，原因就在這里。
自然界的生命意義在于“生生之德”，自然界的目的性在于“善”（《乾·文言》：“元者，善之長也。”）,“德”與“善”都是說明生命價值的，也是對人而言的，其實現則在于人。《易傳》言天必言人，言人則必言天，其用意也在于此。人之德性與目的，就其最初根源或“初始條件”而言是由天地即自然界給予的，但要真正變成人的“德性”，則只能靠人自己去實現。后來的中國哲學如玄學、佛學與宋明理學，有“本體論”之說，特別是宋明理學，提出一個道理本體與宇宙本體，作為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價值的最后根源，但這所謂“本體”，同西方哲學所說的本體(即實體)是不同的，這種不同與《易傳》哲學是直接有關的(理學家們都以《易傳》為其理論來源與基礎)，而《易傳》哲學雖然提出了“形而上者謂之道”以及“太極生兩儀”之說，但就其理論意義而言，則是講生命過程的，是講人在自然界的生生不已的過程中究竟居于何種地位，應起何種作用。所以，人的問題始終是它所關注的。《系辭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是《易傳》講天人之學的真正目的。
四
按照《易傳》的天人觀，人作為天地之所“生”，只是萬物中的一個成員，如果以“類”言之，人只是萬物中的“一類”成員。但人畢竟不同于萬物，人不僅有特殊地位，而且有特殊作用，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有“仁義”之性，有“性命”之理，這就決定了，人在天地萬物之中，負有一種神圣的使命。
所謂“天人之際”，不是只從“天”一方面來說的，也不是只從“人”一方面來說的，而是從天、人兩方面來說的，只有從人與自然兩方面著眼，才能說明二者的關系。從“天”方面說，“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系辭下》），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但是這并沒有完結，“萬物化生”之后，便有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就這一層說，又有兩方面。一是天對人而言，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即自然界使人各有其性命；一是人對天而言，便是“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即實現自然界賦予人的目的，完成人之所以為人之性。
《易經》乾卦卦辭有“元、亨、利、貞”四字，《文言傳》解釋說，元、亨、利、貞是天之“四德”，又稱之為仁、禮、義、正四德，這就真正變成人的德性了。天之“四德”之中，“元者，善之長也”，是說元是善的真正的生長點，但這還只是一種“向善”的自然過程，真正“繼”此而生者便是人，人繼此而為善，這才是自然目的的實現。人雖然“繼”之而有善，但能不能成為人之“性”，還有待人自身去完成，這卻是人自身的事，不是“繼”之而為善就算完事了。這說明“善”只是一種目的，并沒有完全實現出來，真正實現出來還要“成性”。
事實上〈易傳》所說的“元”，就是儒家所說的“仁”,“仁”即是愛，是一種道德情感。《系辭上》說：“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有敦厚的仁德，便能愛萬物。這應是人性的真正實現，也是仁的目的的實現。《坤·象辭》說：“君子以厚德載物。”這“厚德”也就是“敦仁”,“載物”也就是“愛物”。不愛，能有負載萬物的責任與氣量嗎？
“成性”是人自身的事情，但又不只是人自身的事，它關系到如何對待自然界的萬物這樣一個問題。對待自然界萬物的態度問題能不能解決，又關系到人能不能“成性”的問題。所謂“成性”，便蘊涵著對萬物的愛，對萬物有一種義務。“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系
辭上》）“存存”即存其所存，所存之“存”，就是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存其所存，就像出人門戶一樣，是人人應當實行的，這個“道義”就是道德義務，有沒有“道義”，就是能不能盡道德義務。可見《易傳》講“存在”哲學，是有道德意義的，是要追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的。這個價值就是普遍的道德情感與道德理性。
《易傳》雖講普遍的道德理性，但也不能歸結為泛道德主義。在人與自然的關系的問題上，它既講仁，同時也講知，是仁知并重、德業并進的。“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樂天知命，故不憂。”（《系辭上》）既要以知“周”天下，又要以道義“濟”天下。它還主張“窮神知化”，了解宇宙自然界的神妙變化之道，即生生之道，以此安排人類的生活。人的衣、食、住、行都要依靠自然界，取之于自然界，這是人類共同的需要，《易傳》也不例外，它對歷史上的技術與工具的發明創造是很尊重的，所謂“進德修業”（《乾·文言》)、“崇德廣業”、“盛德大業”（《系辭上》）之學，不僅從道德上樹立了人的主體性，以及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原則，而且從智性上確立了人的主體性，以及認識自然的必要性，“周易”之所以“廣大悉備”，由此亦可以得到說明。
“知周乎萬物”之知，無疑具有客觀認識的性質，“極深研幾”、“當名辨物”(《系辭上》)等等，都有認識論、邏輯學的意義。至于“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乾·文言》），則包涵著古代協同學的原則。觀察、推類等認識方法也都受到極大的重視。知對于德、業都很重要，尤其與功業、事業有直接聯系，而“業”是以“致用”為目的的。治理天下是業，創造發明也是業，安排經濟、生產活動更是業，其中當然包涵著對自然界的認識與研發。這些都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易傳》的“崇德廣業”之學，將德性與知性結合起來，統一起來，形成整體互動的聯系，而不是只朝著一個方向發展，更不是向知性一面發展。這正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德”不僅是個人的德性，而且要施之于萬物，如同自然界的雨露一樣，使萬物得到它的潤澤。只有這樣，才能稱之為“盛德”，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界的和諧相處。《易傳》的人文主義精神就是表現在這里。
“人文”一詞是《易傳》首先提出的，泛指人類文明。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文化成果以及人類所從事的實踐活動，都屬于“人文”。但是《易傳》認為，所有這一切都不能離開自然界，且只能在處理好人與自然關系的過程中去創造，去完成。這就是“人文化成”。《賁·彖
傳》說：“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包括“地文”)代表自然界的變化生生之道。按照《系辭》、《說卦》所說，天之道為陰陽，地之道為柔剛，但《賁·彖傳》卻以剛柔說明天文，可見，剛柔即是陰陽。剛柔交錯而生變化，變化而生生不已，如上所說，我們不能將《易傳》所說的“變化”簡單地理解為機械的物理變化(盡管它是最基本的)，也不能僅僅理解為生物學的自然進化，而應當理解為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連的生命流行，其中便有目的性和道德進化論的意義。這才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渭易”、“元者善之長，……”以及“復其見天地之心”(《復·彖傳》)的意義所在。萬物變化是在時間中進行的，生命流行是在時間中展開的，所以“時”的觀念非常重要。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就是“時變”，這種變化直接關系到人類的活動，因此，要“觀天文”而“察時變”，便人類活動與自然界的“時變”相適應、相諧調。只有在人與自然相適應、相諧調的情況下，才能創造出人類文明，推行“人文”以行之天下，從而出現“天下文明”的景象。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化成”固屬于“人文”，卻不離“天文”，不僅如此，“化成”本身即包涵著完成自然界的生命過程這一目的，即不僅要行之于“天下”（指社會)，而且要行之于“天地”（指自然)。這是人的責任與使命，用《易傳》的話說，就是“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泰·象傳》)。“裁成”決不是對自然界實行制裁、控制或任意改造，以滿足人的欲望，以顯示人的成功，而是裁度以成之，按照自然界的生生之道完成自然界的生命過程。“輔相”即是輔佐天地以完成其生長之“宜”。大要生存，當然需要向大自然索取，自然界提供了人類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但問題的關鍵是，人不能只“索取”而不“回報”，只享受其“權利”而不盡其“義務”。正好相反，人在獲得自然所提供的一切生存條件的同時，更要“裁成”、“輔佐”自然界完成其生命意義，從而也就完成了人的生命目的。《易傳》所說的“裁成”“輔相”與《中庸》所說的“參贊”“化育”具有相同的意義，都是指通過人的活動，實現自然界的生生之道。這既是人的責任和義務，也是人的“德性”所要求的，人類的知性活動應當在這一前提下進行。
五
《易傳》的最高理想，是實現“天人合一”境界。這里所說的“天”，具有超越義，但并不是實體，它無非是宇宙自然界的全稱，是一種哲學的概括。所謂“天人合一”境界，就是與宇宙自然界的生生之德完全合一的存在狀態，也可以說是一種“自由”。《易傳》所說的“大人”、“圣人”，就是實現了這種境界的人。“大人”之所以為“大”,“圣人”之所以為“圣”，就在于他們能與“天德”合一，充分實現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乾·文言》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這是對“天人合一”境界的一個全面的描述，它不僅包括“大人”的道德人格，而且包括“大人”的種種功業。“與天地合其德”之“德”，從天的方面說，就是“生生之德”,“元亨利貞”之德；從人的方面說，就是“性命”之德，“仁義禮正”之德。“生”始終是天德之根本義，由“生”而有仁義等等德性。既然如此，所謂“合德”，就是完成生命的意義，實現生命的目的，其中當然包涵著“裁成”“輔相”之功。
《易傳》還提出理、性、命三個范疇，成為后儒特別是宋明儒家建立其理學體系的重要來源。周敦頤在其《通書》中，專門設立“理性命”一章，進行了發揮，其他理學家也都視之為重要范疇。后來，理成為理學的最高范疇，性成為理學的核心范疇，命則成為溝通天人的關鍵范疇。這三個范疇就其關系而言是講“天人合一”的，其基本思路在《易傳》中已經形成了。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說卦傳》）就是這一思想的比較完整的表述。
1.1一般資料
選取于2011年至2012年在我院治療的60例老年哮喘病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其中有20例女性患者，40例男性患者；患者的年齡處于60歲至90歲之間，且其平均年齡為（74．8士3．2）歲。在這些患者中，有12例患者因勞累所致，有8例患者因精神因素所致，有3例患者的致病原因為過敏，還剩2例原因不明的患者，這些患者的病程處于5至30年之間。
1.2護理方法
對患者進行臨床治療時，應當既對其進行基礎護理，又對其采用機械通氣護理與心理護理的方法，將患者診治后是否出現藥物不良反應記錄下來。
2結果
在此研究中觀察的60例患者中，有2例患者放棄治療，剩余的58例患者治療后均為滿意，因此其護理的滿意度高達98．2％。
3討論
在所有的哮喘病患者之中，最為特殊的就是老年哮喘病患者，且其發病原因多為呼吸道感染。由于患者的呼吸道內分泌過多的分泌物，且不能及時將痰液排出體外，也使得氣道阻力的作用進一步加強。老年患者的發病狀況會隨著外界氣溫的改變而改變，所以說，就應當及時對患者利用臨床護理干預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幾點內容：
3.1基礎護理
患者的能夠直接影響其哮喘病的發生。當患者為仰臥姿勢的時候，會因氣流受阻而導致哮喘病的發生。醫護人員應當按照患者出現哮喘時的程度，使患者按照半坐位或者坐位進行調整，這樣可以降低患者膈肌，使其體內的消耗量有所降低，從而使其肺活量有所增加，致使其能夠調節均勻的呼吸。此外，醫護人員應當及時觀察患者的病癥，嚴格測量患者的血氧飽和程度、生命體征，當患者呼吸困難或者胸悶時，應當盡快的穩定患者的情緒，再對其進行醫療護理。利用干預法對患者進行治療，應當選擇氧氣濃度為25％至40％時，對患者進行吸氧治療。醫護人員應當對患者的吸氧程度進行觀察，根據患者的實際情況，條件氧氣的流量，進而保證患者能夠安全輸氧。除此之外，醫護人員應當及時對室內進行通風處理，保證室內環境的干凈整潔，避免花粉、粉塵等可能的過敏物質與患者接觸。同時，依據所有患者的實際情況，應當指引患者在室外進行鍛煉、減少煙酒的吸食量，并使其能夠擁有良好的生活習慣，使患者較少冷空氣的刺激，能夠減低老年患者哮喘病的發病概率。
3.2觀察藥物不良的反應
當老年患者哮喘病發時，為了減輕患者的病情，應當及時利用腎上腺皮制激素藥物對其進行診治。同時，患者可能會因為使用大量的藥物而出現程度不同的不良反應。在對患者治療時，應當利用超聲霧化吸人的方法，進而達到緩解患者哮喘癥狀，消炎祛痰、濕化氣道等目的。為防止患者出現腸胃道的吸入或者出現局部反應，應當在患者進行吸入霧化治療之后，立刻使其漱口。對于患有骨質疏松、肥胖、糖尿病的患者，應當仔細對其進行觀察。為了較少患者對于藥物的刺激，最好使其在飯后服用口服藥。
3.3心理護理干預
當患者的哮喘病發作時，可能會出現煩躁、恐懼、焦慮等情緒。因此，醫護人員應當根據老年哮喘病患者的實際情況，采用與之相對應的護理措施進行醫療護理工作。主要的護理工作包括：及時與患者交流，使患者的緊張感退卻，消除患者的情緒，使患者面對疾病的信心有所加強。除此之外，還要為患者增添家屬進行陪護，進而使得患者的緊張情緒有所消除，使其能夠配合醫護人員的治療。
3.4機械通氣護理
關鍵詞：傳統文論；目的；平等；理論資源；傳統文化
《中國的文學理論》是美籍華裔學者劉若愚先生在1975年出版的一本關于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的著作。不同于中國學界一般按照歷史分期來梳理中國傳統文論發展流變過程的寫法，劉若愚先生另辟蹊徑，在艾布拉姆斯《鏡與燈》中把相關要素分為作品、藝術家、宇宙、觀眾的基礎上，從文學本論的層次上將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分為形而上的理論、決定的理論、表現的理論、技巧的理論、審美的理論和實用的理論六部分。“這種做法突破了中國古典文論的研究方法，將零散的評論作綜合，排除表面上的雜亂無章，與西方文論更有可比性。”本文不打算就此書所取得的成就與具有的重大意義進行贅述，而是要對劉先生在導論中提出的寫本書的三個目的做進一步的探討。
中國傳統文論是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孕育發展起來的，是有別于西方文論與中國當代文論的一種獨特存在。但其材料分散在各個朝代的文學、哲學、史學作品甚至朋友書信、史傳碑志中，這種情況造成了中國傳統文論資料的雜糅性、分散性；同時中國人直觀感悟與直覺體驗的思維習慣也賦予了古代文論含蓄精煉、模糊多義的特點。這些特點曾經在很長時間內阻礙了學界對中國傳統文論的發現與研究。甚至，在“研究目的”這一基本問題上還存在爭議。筆者認為，明確建立中國的文學理論的意義何在，是進行中國文學理論一切研究的基礎。因此，從這個角度講，提出“建立中國的文學理論的意義”這一問題仍然具有當下的價值。
劉若愚先生在《中國的文學理論》的“導論”中寫到，“我寫這本書有三個目的。第一個也是終極的目的，在于通過描述各式各樣從源遠流長，而基本上是獨立發展的文學思想中派生出的文學理論。”第二個目的“是為學習中國文學和批評的人闡明中國的文學理論。”第三個目的是“為中西批評觀念較之目前更為充分的融合，鋪出一條道路。”從上面論述中可以看出，劉若愚寫這本書不僅是為了中國讀者，他的目的更多地在于使中國的文學理論走向世界，促進中西批評觀念的融合。四十多年過去了，劉先生當年提出的三個目的是否已經實現，這恐怕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在參考劉先生觀點的基礎上，我認椋建立中國的而文學理論，還必須包括以下幾個目的：
一、使中國傳統文論擺脫“失語”狀態，平等地與其他民族的文學理論進行交流與對話
“失語癥”是中國學者曹順慶及其弟子提出并使之發展的概念，他們認為，中國當代文論不是照搬俄蘇文論，就是被西方各種文學理論所淹沒，而偏偏沒有自己的理論，發不出自己的聲音。“其基本原因在于我們患上了嚴重的失語癥。……我們一旦離開了西方文論的話語，就幾乎沒有辦法說話，活生生一個學術‘啞巴’。”這樣一個文論啞巴當然是沒有辦法在世界文論界提出自己的觀點、占據一席之地的。曹先生的呼喊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中國古代文論在當代的尷尬處境，給中國學人敲響了一個警鐘，讓我們更理智地看待、更深入地思考這些問題。
中國古代文論作為世界文學理論體系中的一支，與印度文學理論、歐美文學理論相比，不但絲毫沒有遜色的地方，而且“根植于中國文化土壤之中，中國古代文論有自己的思維方法、認識方式、表達方式，有一整套較為完整的理論命題和范疇體系，是具有強烈民族個性和特色的文學理論。”由此可見，發現、整理、建立有效且獨特的中國傳統文論的話語體系，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必要的。因為越來越全球化的語境要求世界各國徹底消除閉塞的、狹隘的自然經濟狀態，從而走向更為開放、更為全面的交流和互補。中國若不有效利用自己特有的文論資源，又拿什么去和別國進行對話呢？即使引用、借鑒再多的“舶來品”，也只不過是鸚鵡學舌罷了。這樣下去，最終的結果只能是被他者的聲音淹沒，失掉自我立足的根基。這種悲哀的結果是有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與自尊心的中國人所無法接受的。所以，從這個角度講，走向世界、得到國際學界的認同，并與他們進行平等對話的前提是建立中國的文學理論體系。
二、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提供理論資源
由于歷史、政治環境的深刻影響，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經歷了由泛政治化批評到泛文化批評的階段，而唯獨忽略了文學本身的審美特質，偏離了文學批評的應有之義。
從“五四”到改革開放前的這段歷史時期，以“啟蒙”“救亡”“反封”等詞語為關鍵詞，文學批評成了眾位仁人志士改造社會、實現理想的工具，現實主義是其主題曲，更可悲的是，“不是批評家選擇了現實主義，而是現實主義選擇了批評家，而現實主義又成為社會政治的首選，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包括審美主義等，由于它們與現代性整體宏大敘事格格不入，自然也就紛紛落選了。”而到了80年代中期，中國文學批評結束了泛政治化之后又走向了泛文化化的道路：出于對前一階段批評主流的逆反心理與另辟蹊徑的考慮，批評家們開始在廣泛的世界與中國文化的聯系中批評文學，試圖從哲學的、美學的、倫理學的、社會學的角度來發現文學中的文化因素，引發了轟轟烈烈的“文化熱”。這些現象的出現，當然與政治歷史環境有關，與俄蘇文論、西方文論的沖擊有關，但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獨有的豐富的文論資源沒有被充分挖掘和利用。而零散的、經驗式的古代文論是完全不同于其它文論的一套話語模式，它蘊藉著傳統文化的精神與價值，滲透著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集體無意識，如果對其進行創造性地闡釋和生發，再運用到現代文學批評中，是不是更符合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情感體驗？是不是比所謂“舶來品”運用起來更加得心應手，更有活力和生命力？從這個角度講，建立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是中國當下文學批評尋找自己的傳統、自己的支撐的必經之路。
三、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題中之義
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一直以來都是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文論畢竟又是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的話語表征形態，她蘊藉著中國傳統文化意識和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之文化根性的符號象征。”可以說，在中國文學豐厚土壤中孕育產生的中國古代文論幾乎概括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注重從作者所在的歷史文化、時代背景及身世經歷著手來“評頭論足”，強調文學在社會政治與人格修養中的作用；注重文學創作和閱讀中心靈的虛靜，關注作品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這又是道家文化的虛靜觀的體現；再者，中國古代文化中出現頻率很高的“境界”“靈感”等詞語，本身就是佛家用語。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文論的概念、范疇、命題幾乎涉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因此，建立中國的文學理論，有利于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更加全面和透徹的了解，使傳統文化的價值更全面、更徹底地展現在世人面前，這也許是這項工作最直接也最現實的意義。
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研究者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各種版本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出現，研究專著、文章及學術會議逐年增多，越來越多的模糊之處得到澄清。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歷史語境的變遷，中國的傳統文學理論研究仍然面臨著許多問題與危機。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與時俱進地建立中國的傳統文學理論體系將是一個歷久不衰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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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傳統工藝美術源遠流長，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內涵。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制品風格樣式千變萬化，呈現出各自的意蘊。隨著產業結構轉型和生活方式的變遷，近年來被長期疏離于日常生活的傳統工藝美術逐漸回歸本體，如無錫地區傳統工藝美術惠山泥人、錫繡、宜興紫砂、紙馬、竹刻等善于發揮自身的優勢，功能與材料、技術與美感相互兼容，它們順應自然、就地取材、因材施藝的技術思想，把原材料和技術所具備的特質充分發揮出來而形成個性和特色。這些利用不同原材料和技術手段所制成的工藝美術品，由于創意理念和施藝方式各有特色而構成了自成一格的風骨和與自身審美取向相適應的本土形式語言。這種本土形式語言的探求和形成受大自然的啟示，以樸素而純真的思想去創作，表現出活躍性和自律性共存的特征。無錫傳統工藝美術在形成自己本土語言的過程中，還吸收了江南地區吳文化和其他藝術如青銅、玉器、漆器、編織工藝、中國繪畫與書法的表現手法，以新的形式轉化融入，豐富了自身形式語言的表現力。如宜興紫砂陶制作技藝與人們日常生活緊密相關，不僅要具有良好的實用功能，還具有鮮明的審美特征，為了使功能效用和形式美感相結合并體現在具體的造型中，必須按照創意去運用原材料和制作技術，以不同的方式“順其自然”地本著因地制宜、因勢利導、順天應人、順地應技的原則加以整合與思考，才能創造出既實用又美觀的作品。無錫惠山泥人造型風格受本土紙馬藝術和蘇州桃花塢年畫影響,大阿福的頭部、身體、四肢都統一在圓的造型之中和傳統吉祥圖案塑造上，不僅豐富了其內涵更與中國民間傳統觀念相吻合。無錫傳統工藝美術中的色彩觀念更是獨具江南水鄉特色，如惠山泥人繪彩工藝運用其傳統彩繪七法“拓、涂、勾、點、撣、暈、刷”，構成一個完整的色彩觀念，色彩對比富有激情而注重法度,彩繪筆法輕靈而不放縱,造型生動傳神而不呆板乏味；體現出“簡易而意全,巧密而精細”的特點,彩繪紋飾以江南水鄉所特有的花草為表現對象,繪質方法獨到,形成了一批技藝絕招。無錫惠山泥人繪彩工藝在長期的實踐中形成的獨特行話，如：“落筆如飛，厚薄均勻”、“直線要直曲線要活”、“亮而不艷,雅而不俗”等。在教學中將這些傳統本土語言與觀念進行滲透與融入，可引導學生正確認識傳統工藝美術的藝術價值，有助于學生審美意識、民族素養、創新精神的提升，有助于裝飾藝術設計本土化進程和文化內涵提升。同時也有助于傳統工藝美術融入當代生活，促進傳統工藝美術文化的傳承。
二、裝飾藝術設計教學對傳統工藝美術吸收與借鑒的路徑
高校裝飾藝術設計專業培養目標明確要求學生具有現代審美意識和掌握扎實的藝術造型能力和設計能力的同時要對祖國傳統工藝美術藝術知識有深入了解。對此裝飾藝術設計專業課程體系應當加強對傳統工藝美術元素的研究，尋找現代裝飾藝術設計與傳統工藝美術審美趨向的融合點，提煉其內涵并運用到教學實踐中。傳統工藝美術與現代裝飾藝術在形態語言方面保留了較多的相似點，可結合裝飾藝術設計專業核心課程《設計初步》、《設計色彩》、《圖形創意》、《裝飾工藝》、《軟裝飾品設計》、《裝飾材料與工藝》、《項目模擬訓練》、《項目綜合訓練》等進行形式多樣的專業教學。在此基礎上經過加工逐步在形態語言方面尋找新的結合點。在裝飾藝術設計專業具體課堂教學的第一階段教師可采取案例教學法，通過分析優秀案例，講解這些案例是如何借鑒傳統工藝美術形成獨特風格，通過對案例設計過程的剖析，使學生知道如何吸收傳統工藝美術元素中的精髓，借鑒其中的造型元素，使學生能夠了解整個傳統工藝美術制作流程，學習并掌握其中的方法。在《設計素描》、《圖形創意》、《裝飾工藝》等課程中，安排課堂練習繪制設計草圖，特別是針對典型人物、器皿進行造型元素提煉，研究其人物的神情表達和器皿的構成特點，吸取傳統工藝美術適度夸張的表現手法，利用嫁接、移植、拼合等設計元素與手段，表現具有象征意義和夸張的造型效果。在裝飾藝術設計專業具體課堂教學的第二階段可采取項目模擬訓練法，引入工藝美術企業真實的實踐項目，在真實的“工作情境”中按照項目需要，將學生分成若干個項目小組，每組完成一個項目。明確組員的分工，要求學生首先通過實地調研中國泥人博物館、中國宜興紫砂博物館、無錫非遺傳承與創新中心，借鑒其造型設計手法，提出創作方案和構想，最終確定創作方案。在《軟裝飾品設計》、《裝飾材料與工藝》、《項目模擬訓練》、《項目綜合實習》、《畢業設計》等課程中，鼓勵學生探索和嘗試多種不同的表現風格，指導學生設計出符合現代人審美趣味，有市場需求、有地方特色和有文化內涵的作品，改變當下本土裝飾藝術設計作品模仿外國、缺乏本土特色的局面。
三、裝飾藝術設計對傳統工藝美術本土語言吸收與借鑒的實踐與思考
目前裝飾藝術設計專業傳統的崗位分工已被靈活、整體化和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綜合任務所替代，對學生的職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別是工作中解決復雜問題的綜合能力，只能在真實的“工作情境”和整體化的“工作過程”中獲得，純學校教育模式無法獨立承擔，當下各地高校普遍采用的校企合作和現代學徒制的培養方法，對裝飾藝術設計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有極大幫助。2012年起無錫商業職業技術學院裝飾藝術設計專業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依托“兩基地一中心”：省級“創意設計技術實訓基地”和“無錫傳統工藝美術人才培養基地”、“無錫市非遺傳承與創新中心”，針對傳統工藝美術與裝飾藝術設計教學體系相互融合共同開展現代學徒制人才培養研究。在學校中選拔一批學生組建“現代學徒制非遺班”，聘請國家級和省級工藝美術大師擔任客座教授與本校專業教師共同組建研究和教學團隊，讓他們有目標、有計劃、手把手地傳授核心技藝。學校建設有專門用于傳統工藝美術研究和項目作品展示的大師工作室、惠山泥人技藝傳習所，配備了先進的多媒體演示和制作設備，同時與學校創意設計技術實訓基地實現設備共享，將《惠山泥人》和《錫繡工藝》等課程納入專業人才培養課程體系，完善專業技能教學指導大綱、考核標準、監控與保障體系，強化教學過程管理，使學生專業技能訓練的課時數、工位數、耗材數得到充分保證，提高專業教學內涵質量和實施效果。由于操作路徑清楚，可操作性強，學生在真實的“工作情境”和整體化的“工作過程”中獲得知識與技能，教學效果良好，受到社會關注與好評。事實證明高校裝飾藝術設計教學體系對傳統工藝美術本土語言的吸收與借鑒既能保證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又能夠對國家相關傳統工藝美術保護與傳承政策起到促進作用。但是由于傳統工藝美術產生的時代局限性，在社會結構、視覺文化以及生活習慣的改變與沖擊下，如何處理好與高校裝飾藝術設計專業教學體系深度融合、如何妥善處理好傳承與保護的關系、如何探究工藝美術的“再生產”還缺乏系統理論研究。因此探討裝飾藝術設計專業對傳統工藝美術本體語言吸收與借鑒的路徑，其核心是在吸收與借鑒過程中及時發現所面臨的問題及采取的解決問題的方法與途徑。高等院校裝飾藝術設計專業應不斷實踐和完善現代學徒制的培養方法，課程體系應以傳承、創新為教學原則，以立體、平面材料課程為教學重點，以綜合材料、工藝媒介在特定空間環境載體中的整合運用為發展方向，重視地區民間傳統工藝美術技術的傳承與創新。
實際上我們每天都在通過會話、作出指示、傳授知識、分享重要觀點等傳播行為創造著我們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并不斷地對它進行維系和修正，而卻不自知。就像麥克盧漢說的那樣:“就像魚并沒有意識到水的存在，媒介構成了我們的環境，并維持著這種環境的存在。”傳播通過語言和其他的符號形式，也構成了人類生存的周遭環境。
城市文化的傳播現狀
城市文化的內涵包括了三個層次:一是城市的物質文化，又稱表層的城市文化，它是通過物質形態表現出來的文化，由可感知的有形物質文化組成;二是城市的行為文化，又稱中間層文化，它是在法律規章、管理制度、城市形象、行為準則、典禮儀式、組織領導方式以及其他行為方式中所體現的精神因素;三是城市的精神文化，又稱深層的城市文化。
然而在城市化及現代化的發展中，許多城市都是以犧牲城市的文化功能為前提條件的。以武漢為例，武漢江漢路的百年老街就因為修建地鐵的原因走在了存亡的邊緣，這是城市物質文化層面的毀壞。然而，面對快速的城市化建設進程，整個文保系統都顯得有心無力，以武漢市為例，幾乎所有的古建筑在改革開放之前都沒有被列入到文物行列，而老房子歸當地房產局管理，1986年開始，武漢市文化局陸續將一批老建筑列入保護范圍，但二十年來也不過只公布了103處具有相當藝術和歷史價值的老建筑，仍有大部分不夠級別的老建筑散落城區，進而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被逐漸淹沒。更可怕的是，有許多掛牌的文保單位，也依然逃脫不了被拆除的命運，比如2004年市級文保單位武昌鄂園，曾經是來漢住過的地方，依然被拆除，沒有人問責。
高度城市化的現代城市也犧牲了城市文化的生態多樣性，也就是中層的城市文化。最初的古代城市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鄉村文化傳統仍延續在城市空間中，用芒福德的話來講就是“城市在聯合村莊、城堡、圣祠、市場的同時，還繼續依托了村莊的道德基礎:在日常的共同任務中愉快勞動、相互協作，以及在飲食、生育、祭祀供奉方面的共同習俗”。而現代城市則在很大程度上完全與鄉村社會隔離開來，使自身的精神要素與文化生產越來越單調和機械，這是現代大都市人的精神日益麻木、心靈日益空虛的重要原因之一。武漢的民眾樂園便是這種文化多樣化泯滅的最好注腳。隨著城市化的進程步伐加快，整個社會都變得浮躁和焦慮，當年民眾樂園中戲劇百業花團錦簇般的繁華已經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商業中心和寫字樓，而隨之消失的還有那許多代表著武漢城市文化的種種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和藝術形式。
城市文化物質層面和行為層面所遭到的破壞，直接影響到了城市的精神文化。城市中的浮躁和焦慮侵蝕了人們的心靈，讓人們變得功利和麻木，沒有人愿意靜下心來再去談論文化，正如德國學者喬治•齊美爾在《大都市與精神生活》中所說:“它(大都市)把所有的人格與品質都簡化成一個問題:‘值多少錢?’”可是，文化盡管不直接創造財富，但由于它直接關涉到人這個根本性的環節，因而不僅是人性最高與最后的目的，同時也是城市文化功能的終極意義所在。由此可知，現代城市的解體與危機，其根源就在于文化靈魂的隱匿;而要拯救當今正在沉溺的城市，真正地實現城市化的內涵，首先需要拯救的也是城市文化。
盡管媒體進入城市研究的領域時間不長，但是在文化研究中，大眾媒體從來都不曾缺席，甚至常常站在被眾多學者關注的位置。摒棄過去稍顯功利和機械的“傳遞觀”，用新的“儀式觀”來審視城市文化傳播的現狀，探索出一條行之有效的城市文化傳播方式，讓城市化為城市文化的傳播鋪路，讓城市文化的傳播對物化的城市化的進程進行補充和豐富，這是需要我們探討的內容。
用“儀式觀”看城市文化的傳播
城市文化研究學者劉易斯•芒福德曾說過，在經歷過各種變化之后，整個城市的環境獲得了生機活力:它把整個人類精神世界發展中的一系列重要階段都連成一氣，同時又不丟失城市的總體形式。
這實際上就是傳播的“儀式觀”所描述的傳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構建并維系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們行為的文化世界。居住在同一座城市中的人們，分享著相同的城市歷史，擁有帶著城市傳統烙印的多樣化行為方式，他們的腦海和心靈中根植著同樣的城市精神文化，而城市文化的傳播實質上就是一種通過符號來使現實得以生產、維系、修正和轉變的過程，是一種分享意義的文化儀式。受眾作為旁觀者，加入到了媒體所描述的城市文化的場景之中，這樣的描述能夠為整個城市生活提供整體的形式、秩序和調子，能夠保持城市的精神文化發展脈絡，不至于在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的浮躁氛圍中丟失了城市的總體形式、破壞了城市的生機和活力。
(一)鞏固城市對文化的貯存功能
人類進化要依靠文化積累，而文化手段則首推文字和城市。當我們的城市環境被日益破壞，當城市對歷史的延續被打斷，媒體，作為城市的記錄者，必須利用文字發揮出自己應有的作用，讓受眾不再和自己城市的歷史擦肩而過，而是營造出一種城市歷史縱深感，讓受眾們重新認識并置身于自己城市的歷史脈絡之中。
以武漢為例，媒體首先要致力于保護武漢的城市物質文化，如古建筑群，老街巷等，用文字、影像等對它們的歷史，也是整個城市演進的歷史進行記錄和講述;除此之外，媒體自身還必須轉變身份，提高自己的都市意識，從記錄者和介紹者變成組織者和參與者、從事后的問責變成事前的預警、從被動地記錄變成主動地保護，形成一種媒體和輿論的合力，并以此推動城市物質文化的保護。
比如為修地鐵拆除江漢路一事，武漢多家媒體都對此事進行了相關報道，引起了廣大武漢市民的高度重視，市民們在各種媒體的報道和講述中重新認識了身邊的這條百年老街，真正地融入了街道所代表的城市歷史之中，對這條街道，或者說是武漢的城市歷史文化產生了發自內心的認同感。也正是因為此，還建方案迫于壓力而作了修改，同意對部分有代表性的建筑物進行原址原貌還建。也許對于拆除整條江漢路來說，這一點點堅守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媒體和文字至少還是一種可以堅守的力量，是一個管道，一種希望。如果武漢的媒體多一些城市文化的意識，多挖掘武漢的文化底蘊和歷史遺跡，讓武漢市民對自己的城市有更多的了解并且為此而自豪，那么城市對文化的貯存就有了整個社會作為后盾。
(二)恢復城市對文化的流傳功能
全球經濟的一體化正在使得現代城市逐漸失去特色，成為鋼筋、水泥、大面積玻璃的龐大雜合物，城市之間的相似性越來越大，而市民的“家園”意識越來越小。商業廣告催生的消費主義，大眾媒體構建的流行文化，極大地破壞了城市文化的多樣性，磨平了不同行為方式之間的差別，城市化更是加快了日常生活和行為的“標準化”。
媒體要具有一定的親和力，去挖掘和關注武漢的人文風俗習慣，從武漢市民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語言方式、娛樂消遣方式等入手，將正在逐漸消失的民間藝術形式、民間習俗、老行當、老一輩的生活娛樂方式、飲食習慣等，重新展現在市民眼前，保護文化的多樣性，并且通過媒體的宣傳和挖掘，將他們傳承下去。比如武漢的“過早”、輪渡、那些老字號的店鋪以及方言等，這些都是構成武漢城市文化的支柱之所在，將他們在媒體上進行充分的挖掘和展現，不僅僅能幫助武漢在城市化的進程中保持文化形態和生活行為形態的多樣性，更重要的是能夠保持武漢自身的人文風俗特點，能夠讓武漢市民形成文化認同感，不至于在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失去前進的方向。
(三)培育充滿個性的城市文化，重塑城市文化靈魂
易中天在《讀城記》中提到:“武漢的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缺少自己的特色。北京有‘京派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南京、成都的文化特色也都十分明顯，廣州便更是特色鮮明，就連一些不怎么樣的小城鎮也不乏獨到之處。請問武漢文化有什么特色?似乎誰也說不出。它‘雅’不夠，‘俗’也不夠，既不新潮，也不古樸，似乎什么味道都有一點，卻又什么味道都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