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0 16:22:33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公共政策分析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盡管目前對政策評估的研究很多，但對于政策評估的概念卻沒有一個統一的、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和普遍認同的定義。
陳振明認為，所謂公共政策評估，是指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的效益、效率及價值進行判斷的一種政治行為，目的在于取得有關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張世賢認為，政策評價是“有系統地應用各種社會研究程序，收集有關資訊，用以論斷政策概念與設計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實際執行情形、遭遇的困難，又無偏離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會干預政策的效用”。
以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別對政策評估進行界定，綜合各方觀點，本文傾向于這樣的界定：公共政策評估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過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眾回應加以判斷，評定并由此決定政策變遷的活動。
二、公共政策評估的標準
鄧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導論》中將評估標準分為六類：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應性和適宜性。我國臺灣學者林水波、張世賢在《公共政策》一書中認為評價標準由八個方面：投入工作量、績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適當性、執行力、社會發展總指標。張國慶在《現代公共政策學導論》中提出政策評估的首要標準和次要標準的概念。針對公共政策及其活動全過程的各個環節的結果的價值進行評估，評估的標準應該包括下列標準。
1.政策的目標標準
評價一項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就是看政策執行后能否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其所確定的目標。那么，在評估政策時，把制定公共政策時所要達到的標準或目標同在一定時間限度內執行政策所達到的目標相比較來進行評價。如果公共政策在預期時間內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標準一致，那么，很明顯這項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反之，沒有達到所希望達到的目標，說明這項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標準
一項政策從提出、列入議事日程、制定、執行等各個環節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各種資源。這個標準要衡量一項政策所投入的各種資源的質量和數量，其實質就是從資源投入的角度來衡量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評估的成本問題。因此，投入成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標準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據特定時期的目標，在有效增進與公平分配社會公共利益的過程中所制定的行為準則，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體現。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為了實現帕累托最優，就必須注意通過利益的再分配或補償等方式給予那些受損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補償，以體現和照顧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看是否體現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體現和維護了最大數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標準
經濟學上講究經濟效率即投入和產出的關系，經濟效率要求產出必須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標準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費的政策資源的數量，通常體現在政策投入與政策效果之間的比率和關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優劣和政策的執行狀況。
5.公民參與、回應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實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公民的參與與回應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參與和回應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一項公共政策不論關系到全體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對象認為滿足了自己的利益，就會對這種政策有著積極的回應。反之，政策的回應程度就低。這也是評價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
三、中國特色的評估標準
國內政策學者陳振明歸納出的政策評估的五個標準：生產力標準、效益標準、效率標準、公正標準和政策回應度。根據臺灣學者吳堯峰先生對生產力評估標準的綜合與整理，生產力標準的內涵體現了效率標準和績效標準的統一，在某種程度上也涵蓋了政策評估的妥當性和回應度標準，從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質功能上看，生產力標準是當今中國公共政策評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標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首先，生產力標準既是評價一個黨、國家戰略方針的根本標準，也是評估每一項政策的根本標準。一項政策的正確與錯誤、好與壞、進步與落后，歸根結底取決于它有無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其次，生產力標準最能體現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從公共政策的實質與功能上看，政府作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據的是社會公共利益，通過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評估，來進行利益選擇、利益綜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實，達到持續不斷的發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再次，從現代公共政策環境來看，公眾要求政府既是廉價的，又是有效的。為解決這一沖突，作為政府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主要手段的公共政策，它的首選價值就是提升政府機關的生產力，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回應公民社會對政府的需求，樹立政府在公眾之中的良好形象，這就決定了生產力標準在公共政策評估標準中的首要地位。
最后，生產力標準也涵蓋和統率了公共政策評估的其他標準，如績效標準，如何最有效達到預期政策目標；效率標準，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產出；回應度標準，是否滿足政策對象最迫切的需要。此外，生產力標準與公正標準也是統一的，公共政策越是符合公正標準，社會越是公平，每個人的貢獻與所得越是一致，每個人的勞動積極性便越高。從而越能促進政府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越符合生產力標準。
【摘要】公共政策的成敗要通過公共政策中的政策評估環節檢驗。公共政策評估要通過一定的標準進行，即公共政策評估標準。公共政策評估環節通過不同的評估標準判斷公共政策成效，依據成效來判斷公共政策的成敗。當今中國生產力評估標準是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政策評估標準。
【關鍵詞】公共政策政策評估標準生產力
參考文獻:
[1]嚴強，王強.公共政策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陳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林水波，張世賢.公共政策[M].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公司，1995.
[4]鄧恩.公共政策分析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1.影響農業競爭力的主要因素
農業競爭力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不同的因素對農業競爭力的影響方式和影響程度各不相同，并通過農產品生產成本、農產品的實際價格、農產品比較優勢變化、實際質量、市場營銷能力和市場占有份額綜合體現出來。
(1)農產品成本。一般來說，成本與競爭力呈負相關，即成本低，競爭力強；成本高，競爭力弱。而在農業經營中，除生產費用以外，農產品的經營規模、區域布局、生態環境、生產條件、加工條件、政策變化等諸多因素也都直接或間接地決定農產品成本水平。
(2)農產品的實際價格。一般來說，實際價格與競爭力呈負相關。即在質量相差無幾的情況下，實際價格越低，競爭力就越高；實際價格越高，競爭力就越低。而且，要通過降低農產品的實際價格來提高農產品競爭力，其難度相當大。
(3)農產品質量。一般來說，農產品質量與競爭力呈正相關。即質量越好，競爭力越強；質量越差，競爭力越弱。而且，隨著農產品國際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競爭形態已經從產品的價格競爭轉向質量競爭。農產品質量的高低，既決定了農產品在市場競爭中的地位，又決定了農產品市場競爭力的高低。
(4)營銷能力。一般來說，市場營銷能力如何，既決定了農產品在市場的地位和份額，又直接體現了農業競爭力的大小。積極開展充分的市場調研、恰當的市場細分和市場定位、正確的銷售策略、有效的促銷手段和良好的服務等一系列市場營銷活動，不僅是提高農產品市場占有率的關鍵，也是實現農產品市場競爭力的關鍵。
2.當前競爭農業的發展趨勢
今后的農業競爭，將日益趨于白熱化。競爭農業，也將成為推動農業發展的基本特征。其總體趨勢為：
(1)從局部性、區域性向全局性、全國性、全球性方向發展。今后，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農產品能否占領更多的市場份額，不僅要比較區域內的產業、產品優勢，還要從全國和全球的產業格局比較中尋求最低成本、最大效益。鄭州市必須站在全國和全球的制高點，認真審定本地區的農產品發展對策，指導產業結構調整，并采用現代化的營銷觀念拓展農產品貿易。
(2)從傳統的經驗指導向信息引導方向發展。要在競爭對手越多越強的條件下取得勝利，關鍵是要充分掌握國內外農業科技發展和農產品供求變化的最新“情報”——農業和農村經濟信息。加強信息網絡的建設，發展現代化的信息技術，更迅速、更準確地掌握影響農業發展的各方面信息，將是鄭州市必須盡快解決的一項重要任務。
(3)從低技術水平的開發利用向現代高新技術方向發展。只有加快發展現代農業科技,才能在強手如林的競爭中做到以多樣化取勝、以優取勝、以廉取勝。鄭州市必須審時度勢地搶占農業科技的制高點,集中力量組織對農業生物工程技術的攻關，推進產業化、規模化生產,以及滿足市場對農產品優質化、多樣化、無公害、營養保健和廉價方面的需求,作為參與全球化競爭的必要條件。
(4)從產后推銷向產前訂單農業、期貨交易方向發展。以產定銷這種被動營銷方式存在著很大的盲目性和無序性，不適應市場農業發展的需要。隨著農業市場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農產品產后市場勢必會被產前的訂單農業和期貨交易所替代。鄭州市必須將訂單農業、期貨交易等貿易方式，作為今后農產品營銷競爭的重要形式。
二、鄭州農業與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
鄭州市農業與發達國家農業的差距，既體現在資源稟賦、財政及物化投入、市場建設等“硬指標”上，又反映在諸如人員素質、經營機制、農民組織化程度、管理水平等“軟指標”上。
1.觀念上的差距
鄭州市基本上還是傳統的農業觀念，認為農村的主要功能是經濟功能，忽略了農業的生態功能和社會功能。而發達國家是現代農業觀念，強調在提高經濟功能的同時，著力發揮其生態功能與社會功能的作用。
2.發展階段上的差距
一般說來，農業分為古代農業、近代農業、現代農業等三個階段。目前，鄭州市差不多是三種類型并存，只有少部分地區進入現代農業階段。而發達國家已全面進入現代農業。3.農產品質量上的差距
以前，鄭州市農業片面追求農產品數量，忽視了質量，造成農產品質量水平總體較低，并已成為制約出口的隱患。而發達國家的質量農業早已走上了正規。
4.科技水平的差距
目前，鄭州市的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為40%左右，而發達國家為80%左右；鄭州市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30%～40%，而發達國家為60%～80%；鄭州市農業研究與發展經費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為0.2%左右，而發達國家是5%；鄭州市肥料利用率只有30%，而發達國家則達60%以上。
5.農業開放程度的差距
鄭州市農業的開放程度與其他行業相比有明顯的差距；而發達國家的農業基本上是與工業、服務業等“一視同仁”的。
三、從農業政策的重點內容上健全和完善提升鄭州農業競爭力的公共政策
1.把“三品”打造成我市安全優質農產品主導品牌的政策
“三品”是綠色食品、有機農產品、無公害農產品的簡稱。我市“三品”的發展要按照“三位一體，整體推進”的思路，加快發展，樹立我市農產品品牌形象。在發展“三品”時要以推進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為核心，提高農產品質量水平為主線，保證消費安全為出發點，樹立農產品品牌為基本目標，以標準化生產為主要手段，標志管理為突破口，監督檢查為保障措施，大力發展無公害農產品，加快發展綠色食品，因地制宜發展有機食品。
2.加速農業產業化進程，健全農業產業化政策
農業產業化將農業再生產過程的產前、產中、產后諸環節連接整合為一個完整的產業系統，通過區域規模化和專業化的農業資源綜合開發，以科技進步和系列化服務為手段，實現種養加、產供銷、農工貿一體化經營。通過龍頭企業、專業市場、中介組織，把分散的農戶經營與統一的大市場銜接起來；通過按市場需求組織農業生產，興辦加工和運銷企業，把農產品生產同國內外市場需求銜接起來了，提高了生產者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進而把農業納入了市場化軌道，也為農業現代化創造了條件。
3.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政策
一是以提高農業產品質量為重點，提高農產品品種品質結構，提高農產品的競爭力；二是大力發展畜牧業和園藝業，發展高效農業，提高農業的效益；三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地域格局，在更大范圍內進行區域結構調整，重組資源要素，提高農業的效率和效益；四是著眼于增加附加值，延長農業的產業鏈條，提高農產品加工業的水平；五是發展二三產業和小城鎮，拓寬農民的就業渠道，增加農民收入；六是實施退耕還林還草還湖，構建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格局。
4.構筑多元投入機制，完善農業投入政策措施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金的投向主要是由經濟效益決定的。而農業投資大多數具有周期長、風險大、比較利益低的特點。所以，政府不但自身要承擔一部分農業投資職能，而且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其他投資主體加強對農業的投資。根據我市近期的實際情況，加強農業投入的政策措施，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嚴格執行《農業法》。充分發揮中央財政對農業投入的引導和調控作用，明確地方政府在支持和保護農業方面的責任，調動地方財政支農的積極性；二是提高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占政府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比重；三是積極鼓勵和引導農村集體和個人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四是改革農村金融體制，發揮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作用，增加信貸資金對農業的投入；五是擴大農業利用外資的范圍和數量，吸引外商投資農業綜合開發。
5.建立健全農業保險制度，為農業生產提供風險保障
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設立專門的農業保險機構，為農業生產提供風險保障。農業保險要逐步對主要農作物進行全程全季自然災害保險和市場保險，改變小階段如小麥收獲時的防火保險的做法。對農作物和家禽家畜進行市場保險難度大，但這是農民最盼望的保險，也是保護農業、調動農民積極性的重要措施，應試行并推廣。還要開設農民最低收入保險，如農民的一年收入達不到一定的數額，保險公司給予適當補貼，保證農民所得，以此來保護農民的基本經濟利益，充分發揮他們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
關鍵詞：政策評估對策信息公開
關于政策評估的概念至今學術界未能達統一的共識，有的學者認為政策評估主要是對政策方案的評估[1]。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將政策評估視為一種分析過程，其目的在于分析、比較各種不同的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及其優缺點；也有的學者認為政策評估是對政策全過程的評估，既包括對政策方案的評估，也包括對政策執行、政策監控、政策終結以及政策結果的評估[2]。還有的學者認為政策評估的著眼點應是政策效果，政策評估的主要目的是鑒定人們所執行的政策在達成其目標上的效果，確認政策實施對于政策問題的解決程度和影響程度。筆者認為：政策評估就是依照一定的標準，運用特定的方法，對政策的科學性、可行性及其實施后的效果、效益或者效率所進行的綜合認定、分析。
一我國當前公共政策評估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政策評估主體單一，缺乏獨立性的政策評估組織。
現階段我國的公共政策評估主體以官方為主，缺乏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眾的參與，使得大多數政府在公共政策評估實踐過程中，只是根據總體安排或以部門為單位，或以系統為一體，通過自下而上的總結報告等形式對本部門或本系統工作進行匯總，在此基礎上，由行政機關對公共政策作出評估和評價，致使在公共政策評估過程中，只重視自身評價，忽視作為政府行為相對人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眾的評價，導致進行意愿表達以及利益訴求的公共政策評估主體單一化。
（二）缺少正確的評價標準和評價方法。
目前從事官方評估工作的人士絕大部分都非“內行人”，因此，他們在進行政策評估時不可避免地傾向于用價值判斷代替事實規范分析。這樣的政策評估與我國現實政治生活和傳統政治文化十分重視意識形態和道德建設的純潔性密不可分[3]。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隨著信息網絡化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人們的思想觀念將不可避免地發生深刻變化。意識形態觀念較之過去有所淡化，道德是非標準也會發生一定轉變，更為突出的是人們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強調自身的經濟利益。
從而必然引起公共政策評估標準和評價方法的改變。
二完善政策評估的幾個措施構想。
（一）建立多元評估主體。
針對目前評估主體單一化的現狀，公共政策評估可以參照國外的成功經驗，在目前官方績效評估的基礎上，實行政府、黨的組織、權力機關（人大）、專業評估組織（包括大專院校和研究機構）、社會組織和公眾特別是“受到影響的相關利益群體代表”參與等多元評估主體的結合，實現評估主體“多元化”。其中，要特別重視社會組織和公眾代表參與以及專業評估組織的作用。社會組織和公眾作為政府行為相對人，他們參與公共政策評估，能夠提高公共政策評估的客觀性和全面性，更能夠提高公共政策評估結論的公信力。專業評估組織（大專院校和研究機構）聚集了大批專門從事公共政策分析研究和實踐活動的人士，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評估的科學性，更重要的是專業評估組織成員作為“非官方人士”，其觀點和看法不受政府利益和本位主義影響，能更好地保證評估結論的客觀真實性。
（二）確保評估有關信息的公開和透明。
公共政策評估的過程就是一種信息處理過程。把公共政策制定、執行等各方面的情況作出全面、科學的描述并公布于眾，無疑有助于公眾了解并科學地評價公共政策。為消除公共政策評估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一方面需要建立一個完善的信息系統進行及時的信息收集、分析，以滿足公共政策評估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相應的信息公開機制，除了國家法律規定應該保密的信息之外，公共政策過程應做到公開透明。另外，還要依法構建相應的問詢制度，作為社會組織和公眾有權依法問詢根據有關法律法規不需要保密的所有信息，而被問詢的機構和成員必須依法根據有關制度和程序作出回應，并且也要對所公開的信息的真實性和完整性負責。信息是決策的前提和基礎，也是評估的依據。沒有真實、詳盡的資料和信息，政策評估的客觀性、科學性將無從談起。所以我國政府應該拓寬政策評估的信息渠道，建立起覆蓋全社會的信息網絡系統，最大限度地實現決策中心、評估組織和公眾之間的有效溝通，最大程度地避免信息的截留、失真，以保證政策評估組織能夠獲得真實、詳盡的信息。為此，我國各級政府和決策機構除了法律應予保密的信息之外，其他一切有關公共政策制定的背景、執行狀況、評估結論等情況應通過公告、網絡等各種形式及時向社會傳播，增強政府行政過程的透明度，杜絕“黑箱”操作。對于政策評估組織來說，將有利于其在節約成本的前提下盡可能多地獲取信息，降低評估成本，有利于評估方法和評估結論的傳播，便于及時了解政策效果。對于公眾來說，可以借助各種信息渠道，發表自己對有關政策的意見和建議，以促進決策的民主化
（三）完善政策評估的制度保障，實現政策評估的制度化、法制化。
制度是政策評估的保障。為實現我國政策評估的制度化，應朝以下方面進行努力：首先，實現政策評估工作的程序化。通過制度規定除象征性或符號性的公共政策外，各項政策在可能的情況下都應進行程度不同的評估。評估者應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力求評估系統、全面、公正。評估結束后應及時撰寫評估報告，并將評估結論公布于眾。其次，要建立評估基金。政策評估是一次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長期深入到實踐中去收集各方面的信息，需要耗費巨額資金。因此，必須建立政策評估基金，以免政策評估成為“空中樓閣”。最后，要重視評估結論，消化、吸收評估成果。任何一項公共政策都必然涉及到社會資源的分配，為防止決策者隨意決策，執行者，必須通過制度將評估結論與有關人員的獎懲直接聯系起來，真正實現政策過程的權、責、利相統一，使政策評估在我國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四）科學地運用政策評估的方法。
要選擇恰當的評估方法和技術，以提高評估結論的可信度。政策評估決不是一項輕而易舉的工作，要求評估者應熟練地掌握各種評估方法和技術。目前常見的評估方法有前后對比法、對象評定法、專家判斷法、自我評定法等；政策評估的技術主要有計劃評估技術、重要路徑法、成本利益分析、成本效能分析等等。這些方法的內涵、使用的方法、演算的程式、成本利益折扣的原則均須精練。應該說每種方法與技術都有其優缺點，都有其適用的范圍。因此，評估者要能夠根據具體的情況，靈活的加以選擇和運用，必要時可以綜合運用各種方法和技術，以提高評估結論的可信度。
注釋：
[1]詹國彬。我國公共政策評估的現狀、困難及對策[J].江西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6期
[2]高富鋒。公共政策評估主體的缺陷及對策分析[J].求實，2004.1
[3]雷潔。我國公共政策評估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J].沿海企業與科技，2006
參考文獻：
[1]陳慶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一、分析的前提和框架
本文對我國加工貿易政策的分析是基于以下前提和框架展開的。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下文簡稱《十五綱要》）。加工貿易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的組成部分，其發展方向以及實現的目標應服從于并有助于我國整體經濟發展戰略。我國政府已制定《十五綱要》，這是今后五年內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指導性綱領，因此，加工貿易的發展及政策調整也應以此為指南。本文將以《十五綱要》所提出的經濟發展的總體目標為指導，對現行加工貿易政策進行剖析，提出我國加工貿易發展及政策調整的原則，在此基礎上，對加工貿易政策調整作出建議。
2.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我國已經加入WTO，這將極大地改變我國經濟建設和發展的外部環境，其中，既有有利的改變，也有不利的改變。為最大限度地趨利避害，我們在制訂一切政策時要充分考慮到“入世”的影響。我們將主要就“入世”對加工貿易的中間品替代，對加工貿易的出口以及貿易磨擦公平解決等方面來討論我國加工貿易的發展及政策調整。
3.加工貿易的“進口——加工——出口”分析框架。在現實中，加工貿易就是對“兩頭在外，中間在內”這樣一種特殊的貿易方式的界定。我們對加工貿易的理解和研究著眼于兩個方面：一是“加工”，二是“貿易方式”。“加工”屬于“中間在內”環節。它是東道國投入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要素對進口投入要素進行加工生產的過程，它表現為國際分工。作為一種“貿易方式”，加工貿易的實質是“兩頭在外”。無論是“來料加工”，還是“進料加工”，主要原材料、零部件等由外商提供或從國際市場購入，加工制成品應全部出口。許多國家的政府為了利用“加工貿易”這一貿易方式，往往實行相關的政策措施，對原材料等中間品的進口以及加工成品的出口進行必要的管理，所實行的政策措施更多的是鼓勵性的，特別是確保加工成品的出口。之所以如此，在于加工貿易對本國的經濟、外貿發展有著其他貿易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對加工貿易的研究與對其相關的政策探討總是無法剝離的。因此，加工貿易是由“進口——加工——出口”三個環節構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缺少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不能成其為加工貿易。本文將按照這一框架，分別對相關政策進行分析。不可避免的是，這三個部分的政策劃分不可能是十分精確的，一項政策會影響三個環節。但就我們研究政策的目的而言，這種不精確并不十分緊要，因而我們在文中并未嚴格拘泥于這種劃分。而分三個環節分別進行論述的好處在于，有利于我們基于加工貿易的內在運行機理和各個環節的突出問題來討論相關政策，從而使政策剖析和建議更具有針對性。
二、我國加工貿易發展及政策調整的目標和原則
我們認為，我國加工貿易今后一段時期內的發展及政策調整的目標和原則的確立，應緊緊圍繞《十五綱要》制定的總體戰略目標來進行。根據加工貿易本身的特性及作用，《十五綱要》中所涉及的就業、產業結構調整和擴大出口等問題值得我們在考慮加工貿易政策時重點注意：
1.關于就業。大力發展和鼓勵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加工貿易，在我國仍然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目前，我國加工貿易從事的大多仍是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加工，應該說這符合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對于緩解就業壓力，創造就業機會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因此，要實現《十五綱要》提出的有關就業的目標，有必要大力發展加工貿易。因為，首先，就業問題的解決離不開出口貿易的擴大；其次，以我國目前的工業發展水平而言，尚不具備資本、技術、管理等方面的比較優勢，換言之，要擴大出口，我們所能依賴的，就是充分發揮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勞動密集程度較高的生產環節的加工貿易。
當然，這并不是說我們要永遠停留在為跨國公司當加工裝配車間的階段，相反，在發展加工貿易的過程中，我們要注意學習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建立營銷渠道，積累資本，努力將出口產業升級至更高的技術層次。但是，在完成這個過程之前，作為一種過渡，采取加工貿易的方式來緩解就業壓力，積累資金、技術包括經驗都是完全必要而且必須的。
2.關于結構調整。目前我國的加工貿易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不夠明顯，主要表現在加工程度低，加工鏈條短，原材料國產化率低，波及效應不強等等。這是否意味著發展加工貿易與我們優化工業結構，增強國際競爭力的目標互不相容呢？我們認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否定的。一方面，我們大力發展加工貿易為解決就業問題所必需；另一方面，加工貿易這種貿易方式本身固有的兩頭在外造成的產業關聯程度低，波及效應弱的弱點也不容諱避。這要求我們在政策制訂中努力興利抑弊，充分發揮其積極的作用，同時對其消極的一面要加以糾正克服。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具有與小國不同的特點。那些適合于韓國、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經驗并不能完全地照搬到我國來，而是要有選擇地加以學習吸收。在產業結構的優化這個問題上要堅持同樣的原則。大國的產業結構調整與產業升級往往毋需像小國那樣完全依賴外部的力量，因為一是國內的市場足夠大，可以讓新興產業達到足以
獲得規模經濟的規模；二是因大國進行產業升級所需的技術、資本等如果全部依賴外部引進，即使供給能力不成問題，代價恐怕亦難以承受。因而，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主要還是要依賴自身的技術研發，創新人才的培養，創新機制的建立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把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工業結構優化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外部，僅僅依靠引進技術或資金來完成，是不現實的。
這并不等于說個別處于特殊地理位置和具有特殊發展基礎的地區無法通過發展外向型經濟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相反，深圳市以加工貿易的方式吸引了大批國際知名跨國公司前往設廠，顯著地加速了深圳市高新技術產業的建立和現有產業技術升級。在國際分工進一步深化和生產全球化程度不斷提高的今天，加工貿易無疑是發展中國家了解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方式，盡快建立起自己的高新技術產業的一條重要途徑。
3.關于擴大出口。出口是推動一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從加工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中所占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來看，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這種貿易方式仍是我國對外貿易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當然，在促進加工貿易增長的同時，也要注重其質量的提高。加工貿易中存在著的出口商品結構和市場結構不合理，高科技產業加工貿易比重低，以及加工貿易增值率較低，管理中存在漏洞等問題都必須加以重視、解決。我們進行加工貿易政策設計和調整的目標，正如《十五綱要》第十七章第二節指出：“加強加工貿易管理，提高加工貿易增值率，擴大加工貿易出口。”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新的時期，加工貿易政策制訂所應遵循的原則和實現的目標是，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繼續發展加工貿易，發揮其利用我國的比較優勢，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而且，利用“入世”為我國加工貿易的大發展創造的良好外部環境努力擴大出口；同時，對加工貿易要用政策措施加以引導，注意增強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努力提高加工過程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揚長避短，以利于我國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培養新的比較優勢，增強國際競爭力，使加工貿易發揮促進外貿增長和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
三、對現行加工貿易進口環節的政策的評價
1.加工貿易中的利用外資政策。引進外資是我國對外開放的一項重要內容。《十五綱要》指出，十五期間，要積極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資，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作為利用外資的重點，完善利用外資政策，鼓勵外商特別是跨國公司參與國有企業的改組改造，投資高新技術產業和出口型產業，促進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水平的提高。
我國目前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外資從事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當然，我們不能否定這種方式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加工貿易還未得到充分發展時期，對于我國對外貿易額的增長和我國產品早日進入國際市場所具有的意義；但是，必須認識到，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的重要目的之一——引進先進技術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卻未能得到很好的實現。由于我國利用外資多采取加工貿易的方式，因而外資并未帶來多少先進技術；而且，由于外資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加工行業，導致了一定程度的惡性競爭和產品的過剩。從國內看，由于外商投資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的過分膨脹，引起產業結構不合理更加嚴重，激化了本來就存在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求矛盾。
在加工貿易發展過程中出現上述不盡如人意的情況，有違我們利用外資的初衷，在政策方面也有值得檢討之處。有些地區在發展加工貿易的過程中，片面追求外貿數量的增長，而不注重其質量的提高，對于外資的流向，既不加限制，又不予以引導。致使外資大量進入勞動密集型簡單加工行業，而未能發揮其對我國技術進步、產業升級的應有作用。
我國現行的加工貿易政策給予產品出口型外資企業相當多的特殊優惠，其目的是促進我國對外出口規模的擴大，緩解當時我國外匯短缺帶來的壓力，充分發揮對外貿易帶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但是，客觀上也鼓勵了外商將資金投入到“大進大出”型的加工貿易行業，利用我國的廉價勞動力，進行技術含量較低的加工工業品的生產。這在當前，已經不利于我國進一步提升產業結構，增強出口競爭力的需要。
1995年6月，國家計委，外經貿部聯合了《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和《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兩個文件，目的就在于正確引導外資產業投向，盡快改變目前外商投資集中于“短平快”項目的局面。但是兩個文件下達后并未產生預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是沒有配套的政策手段及缺乏規范的地方政府行為。
目前的加工貿易政策中，對于外資投向增值較高的生產環節和產業的鼓勵尚嫌不足。大量的外資從事附加值較低的最終裝配環節的簡單加工貿易，長此以往，對我國上游原材料和中間投入品產業的成長不利。
總的看來，現行的利用外資政策促進了我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積極作用不容置疑；但同時，由于情況的變化，現有政策對于外資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進步的鼓勵措施不足，將從事簡單加工貿易的外商投資企業和從事高附加值、高科技產品生產的外商投資企業不加區別地給予優惠，并不能很好體現國家的產業政策精神，也不利于我國的加工貿易向提高增值率和技術含量的方向發展。
2.加工貿易進口環節有關提高中間品本地化率的政策。現有加工貿易中間品本地化率不高是一個公認的事實，這種狀況既是我國原有產業結構不合理，技術水平落后從而中間投入品行業產品競爭力的劣勢所決定了的，又與加工貿易本身“兩頭在外”的特點有關。但這并不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不能在發展加工貿易過程中逐步提高投入品的本地化率，從而促進國內原材料行業的發展。不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表明，通過適當的政策引導，加工貿易投入品的本地化率會得以逐步提高，從而會更加充分地發揮加工貿易的波及效應。
我們不能硬性地規定加工貿易出口品使用的國產材料比重，因為目前我國的確還無法生產某些投入品或其產品的質量達不到加工企業的要求。況
且，那樣做也違背了WTO的國民待遇原則。政策所能做到而且應該做到的，就是為國產投入品和進口投入品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使已具競爭能力的國產投入品不致因為政策的歧視而失去競爭優勢。我國的加工貿易政策中的確存在這種不合理的對進口投入品的“超國民待遇”現象：加工貿易企業進口投入品可以免繳關稅、工商統一稅（增值稅和消費稅）；而如果從國內購買中間投入品則只能享受部分退稅（征17%，退19%）的待遇。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原本會使用國產料件的企業也轉而進口加工所需的投入品。我國加工貿易波及效應差，與此不無關系。
令人欣慰的是，我國加工貿易發展成就最為顯著的深圳市了《深圳市關于鼓勵來料加工業務使用國產料件的通知》，鼓勵外商委托加工單位向境內企業購買料、件（除國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原材料外）進行加工裝配，成品全部交還外商出口；允許以國內購料方式委托我方加工裝配的外商，根據需要委托加工單位向市經濟發展局提交國內購料申請表，申請國內購料。但就全國范圍來看，其它地區尚無類似規定。我們認為，此類鼓勵政策，與相應的產業指導政策相結合，有利于我國中間投入品行業的成長，促進加工貿易波及效應的發揮，最終將優化我國的工業結構，提高我國工業的國際競爭力。
另有學者認為，鼓勵加工貿易企業使用國產料件不必要采取給國產料件足額退稅的手段，而可以通過對進口料件征以相當于國產料件的稅賦來實現。這種論點無異于取消對加工貿易的優惠政策，使之與一般貿易處于同等的地位。我們認為這樣做可能造成加工貿易的衰退，從而影響我國擴大出口和增加就業目標的實現。由于對加工貿易實行免稅的優惠政策為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因而我國取消對加工貿易的優惠，必將使大量加工貿易轉移到與我國處于相似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其結果可能是進一步影響我國對外貿易國際地位和對外開放形象，得不償失。
綜上所述，我國目前加工貿易政策中，對中間投入品國產化的鼓勵不足；加工貿易雖然規模上不斷擴大，但對于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卻很有限。這種狀況，不利于實現我國提升產業競爭力的目標，因而，要予以適當的調整。
3.現行加工貿易的監管政策。我國現行加工貿易監管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就是由于采取了不合國情的開放式監管模式造成嚴重的走私。這已被證明是我國加工貿易政策中的一個失誤。由于我國加工貿易已經形成了分布區域廣，涉及行業面寬的格局，此時再試圖將其納入封閉式監管模式由于成本太高而根本不現實。
盡管如此，我國的加工貿易監管部門還是試圖在增量部分作出補救。2000年4月27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行設立出口加工區試點）的復函》批準在大連、天津、北京、煙臺、深圳、廣州等地設立出口加工區。同年5月24日，海關總署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對出口加工區監管暫行辦法》作為出口加工區監管的法律依據。出口加工區的設立實際上對區內加工貿易企業引入了封閉式的監管模式。《復函》中指出：“要按照優化存量、控制增量、規范管理，提高水平的方針，先把新增加的加工貿易企業引入出口加工區，逐步實現對加工貿易企業的集中規范管理。”以我國現有加工貿易的龐大規模，不可能一夜之間都由開放式監管轉變為封閉式監管，因此，在建立出口加工區容納新增加工貿易企業和一部分具備條件的現有加工貿易企業的同時，也要加大管理力度，嚴格審批手續，堅決打擊利用加工貿易進行走私的犯罪活動。在這方面，我國海關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如1989年《海關總署關于對來料加工進口料件收取保證金問題的規定》中明確指出：“對少數資信不好，管理混亂，或有走私違法前科的企業所經營的來料加工進口的料件，已批準的拆解舊汽車和廢舊家用電器來料加工合同進口的料件，以及需加強管理的特定的進口料件，先收取相當于進口稅款的保證金，加工成品出口經海關核銷后，退還保證金。”
我們相信，通過對存量加強監管力度和將增量納入封閉式監管的方法，將會較好地解決我國加工貿易中存在的走私嚴重的問題，促進我國加工貿易健康發展。
四、對現行加工貿易加工環節政策的評價
目前我國加工貿易加工環節的主要問題是增值率較低，造成這種狀況的直接原因有二：加工技術水平較低；加工鏈條短。其實這兩個問題是有聯系的，較低的技術水平決定了加工環節只能進行那些簡單加工裝配操作；只有在進一步提高技術水平后，才有可能延長加工鏈條，獲得較高的附加價值。但是從政策角度來考慮，這兩個問題要加以區分。
1.技術水平問題。加工貿易加工環節技術水平低，極少采用先進技術的狀況，與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以及加工貿易本身的特點是符合的。發展中國家（如我國）最大的比較優勢就是有大量廉價的非熟練勞動力，這一點吸引跨國公司將生產環節中需要大量使用非熟練勞動力的加工裝配環節轉移到我國來，進行加工貿易。可見，加工貿易實際上是國際分工的一種方式，在分工中發展中國家由于自身條件的約束，被局限在生產技術水平較低的加工裝配階段；而發達國家則利用其資本和技術的優勢，占據了生產的研發及技術含量高的生產環節。
了解了這一點，有助于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我國鼓勵加工貿易發展的目的。這個目的不是利用加工貿易來使我國生產技術得到實質性的進步，而是利用外國資本，增加就業，以及擴大對外經濟交流，取得外匯收入等。如果我們不切實際地期望通過加工貿易的發展，就可解決我國技術水平落后于發達國家的問題，結果必然會讓我們大失所望。但這是否意味著加工貿易的加工技術水平就不需要提高，或者發展中國家政策在這個問題上就無能為力了呢？都不是。技術進步固然不是發展加工貿易的主要目的，但它是利用外資的主要目的之一。現在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貿易，這種局面對于提升我國的生產技術水平無疑是不利的。從歷史經驗來看，一國勞動力成本的優勢僅可以保持有限的一段時間，如果在這段時間里該國生產技術水平還沒有實質性的提高，還未在其他生產環節上形成
新的比較優勢，則該國的加工貿易將會成為無根工業而萎縮。同時，國際競爭力出口也將受到影響。因此加工貿易解決就業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亦不容忽視。尤其是外資大量流向加工貿易對于技術水平的提高的不利影響必須予以重視。
很明顯，政策應在引導外資流向上有所作為，而且也能夠有所作為。發展中國家一般都對于流入的國外資本投入進行政策引導。如日本在20世紀50～60年代實行的引資政策，重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這體現于《外匯及外資法》和《外資法》的規定及其運用中。凡根據1950年日本政府的《外資法》規定所鑒定的外資項目，其外國技術的輸入，合同期限超過1年以上，費用以外匯支付的叫做甲種技術輸入，這種輸入方式需要經過外資審議會、大藏省等部門批準；另一種叫做乙種技術輸入，即根據《外匯及外資法》鑒定的合同，期限在1年以下，費用以外匯支付，如果期限超過1年，費用以日元支付而無權兌換外匯，這種輸入方式只需經過日本銀行的批準。
我國也規定了引導外資流向的政策，如1985年6月頒布的《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整體規定》，將“高新技術、先進技術、能夠改進產品性能、節約能源和原材料，提高企業技術經濟效益或者生產適應市場需求而國內生產能力不足的新設備、新材料”的項目列入鼓勵類外商投資項目，而將“屬于國家安全或者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項目列為禁止類外商投資項目等。應該說，現有利用投資政策的總體思路是利用外資提高我國的產業競爭力和技術水平，這是正確的。問題是，在鼓勵加工貿易發展的政策吸引下，大部分外商投資投向沒什么技術可言的低級加工工業中去，這在一定限度內可以緩解我國就業壓力，擴大我國出口創匯，但超出一定限度就有違我國利用外資的初衷，成為一種不良傾向。我國現行加工貿易政策，并未對外商投資企業進行加工貿易的技術水平進行甄別，因而即使是對提高我國生產技術水平無益的簡單加工，也能獲得給予加工貿易企業的一切優惠。這種政策可能擴大了我國利用外資的數量，但對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而言，則是需要改進的。
2.“轉廠”問題。現行的加工貿易政策對“轉廠”施加了種種限制，這對于延長加工貿易品在我國的增值鏈，提高增值率是不利的。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關于加工貿易保稅貨物跨國深加工結轉的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海關對保稅貨物深加工結轉采用計劃審批制度，轉出企業在申領《加工貿易登記手冊》后，即可憑《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加工貿易保稅貨物深加工結轉申請表》向海關申報結轉計劃。經轉入地海關同意后，可分批辦理結轉送貨手續。”對于按轉關運輸辦理貨物結轉的情況，轉出和轉入企業必須向所屬海關提出申請。企業在辦理結轉時常常受到限制，且所需時間長，有時難以如期結轉。轉出、轉入地海關對商品名稱、數量和價格等存有異議時，手續更難以辦理。轉關查詢實需耗時1至2個星期，嚴重影響了周轉速度和貿易效率。一些外資企業對轉關產品不得不采取先出口香港特別行政區復進口的做法，徒增經營成本。因此，我國在制訂有關加工貿易結轉深加工的政策時，尚須考慮企業實際情況，精簡手續，促進加工貿易國內增值鏈的延長，以提高增值率。
五、加工貿易出口環節的政策評價
目前我國加工貿易出口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出口貧困化增長及由于原產地規則而引起的貿易摩擦。出口環節是加工貿易最后一個環節，直接決定著加工貿易所帶來的收入能否實現以及效益的好壞。因此，認真對待出口方面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發展中國家利用自身勞動力，資源優勢發展對外貿易，存在著出口貧困化增長的可能，但是，這種貧困化增長并不一定發生。如果能夠不斷改善其出口商品結構，逐漸由初級制成品向含有更高技術含量的產品結構轉化，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出口貧困化增長的噩運。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就是這樣不斷由低級向高級地改變著。雖然在出口的很多高科技產品中，我國并未掌握核心技術，所進行的也只是簡單加工，但是從貿易條件的角度來看，這種轉變是可喜的。有關研究表明，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貿易條件并未如普雷維什等發展經濟學家所預言的那樣趨于惡化，其中很大原因就在于我國出口商品結構所發生的顯著變化。然而，要積累我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充足的外匯，我國可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必須依賴傳統初級產品、尤其是勞動密集型輕紡工業品的出口。有時，這與我們努力改善貿易條件的目標是有矛盾的，但是若我們能夠及時地利用積累的外匯來改進生產技術，提高生產效率，則我們就有可能實現外貿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
至于加工貿易出口的環節中的另一個問題即原產地規則問題。我們認為，目前原產地規則方面所存在弊端并不是僅憑我國之力就可以得到克服，而是有賴于參與國際貿易的各方進行多邊磋商，最終達成合理公正的原產地認定協議。
六、關于我國加工貿易政策調整的建議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筆者對我國加工貿易政策的建議。
1.應繼續奉行對加工貿易實行鼓勵的政策。加工貿易對于擴大出口、增加就業的好處顯而易見。“十五”期間，我國經濟發展將經歷重要的轉型階段，此時，保持出口快速增長和就業機會的增加是順利實現轉型的必要條件。通過鼓勵加工貿易的發展，我國將獲得更多的外匯收入，這有利于我國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增強國際競爭力。而且，加工貿易本身，也為中國產品打入外國市場準備了良好的條件，更有利于提高中國產品的國際知名度，培訓我國的非熟練勞動力為熟悉現代工業生產的熟練勞動力。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生產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融入國際分工中，成為跨國公司國際生產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學習別國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成為發展中國家利用后發優勢發展本國經濟的有效途徑。加工貿易正是生產全球化的重要體現，并為技術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提供了重要的機遇。
“入世”以后，我國將更加開放，逐步削減關稅和非關
稅的貿易壁壘，開放本國市場，目的就在于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潮，發展外向型經濟，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長期來看，對加工貿易實行鼓勵政策與我國“入世”后的外資政策調整方向是一致的，因而更無必要加以否定。當然，對加工貿易進行鼓勵并不是說任其自由發展，不加限制。由于我們在前文中提到的原因，現行加工貿易政策中尚存在諸多問題，需加以解決。
2.增強加工貿易的波及效應。若要使加工貿易在優化我國產業結構，增強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方面有所貢獻，就必須增強其產業關聯效應，即波及效應。
目前，這種效應未得到充分發揮，其原因既有非政策方面的，又有政策方面的，而后一個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必須著重考慮的。如何引導加工貿易向著更深層次，與國內產業發生更加緊密的聯系的方向發展，的確是一個對于發展中國家有著重大意義的課題。根據前文的分析，我們可大致地將這種引導分成兩個方面。第一，如何使加工貿易的本地化率得到逐步提高，以發揮加工貿易對東道國中間投入品行業的聯鎖效應；第二，如何延長加工貿易在東道國的加工鏈條，以提高加工貿易的增值率，并且發揮加工貿易對東道國相關深加工環節的聯鎖效應。
對于前一個問題，我們建議如下：(1)提高國產料件的質量和技術含量，力爭達到國際同類產品的標準。這應該是一條解決發展中國家中間投入品產業薄弱的根本途徑。具體的措施則可以采取引進技術改造現有生產方式；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以培養適應現代化生產需要的工人；對國產料件企業以稅收、用地等方面的優惠；增加對國產料件企業的R&D投入；對于投資中間品生產且具有先進技術的外資方給以政策優惠等等。(2)為國產料件提供與進口料件相競爭的公平合理的外部環境。目前，加工貿易企業實際上被鼓勵從國外進口中間投入品，即使是國內已具備生產能力的中間投入品往往也由國際市場進口，有時甚至是我國出口的產品經海外市場后再復進口。此種現象發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國內的料件生產企業由于國家稅收政策不當而遭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對待進口料件的“超國民待遇”狀況不加以改變，將會繼續對我國加工貿易生產料件的本地化率提高發生不利影響。政府需在加強國內原材料生產企業與加工貿易企業之間的溝通方面更多地發揮作用。比如建立加工貿易需求料件信息庫，給予本國料件生產企業以信貸支持，為本國料件生產企業在海外設立宣傳展覽等。
至于加強延長加工貿易的加工鏈，以提高增值率，增強其波及效應則主要體現于轉關深加工政策之中。現有的加工貿易轉關深加工辦法執行過程中存在手續繁冗，耗時較多的弊病，令一些加工貿易企業對“轉廠”望而卻步。鑒此應對加工貿易品“轉廠”的政策予以適度的簡化。從企業的實際情況出發，將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以促進加工貿易“轉廠”率的提高，從而增加加工深度和延長在我國的增值環節，以改變我國加工貿易效益低下的現狀。
3.以積極的政策促進加工貿易升級。促進加工貿易升級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使加工貿易產品的結構升級，逐步由勞動密集型的輕紡工業產品轉向科技含量較高的高新技術產品的加工；二是使加工貿易加工環節采用生產技術逐步升級，惟如此才能不斷提升加工貿易的技術水平，增加收入，并促進我國整體工業結構優化和國際競爭力的增強。
目前，我國給予低層次加工貿易和高新技術產品加工貿易及采用較先進生產技術的加工貿易幾乎是同等的政策，這導致了外資大部分投向簡單加工貿易，有違我國利用外資的初衷。因此我們建議對加工貿易，尤其是外資從事的加工貿易予以產業政策的引導，在鼓勵外資從事上述較高層次的加工貿易以外，取消對從事簡單加工貿易的外資企業的部分優惠，以此來刺激外資從技術層次較低的加工貿易領域撤出并投入到較高層次的加工貿易中去，從而發揮外資在技術、管理等方面對我國經濟發展促進作用。這也許會引發人們對加工貿易能否繼續如從前那樣快速增長的擔心。確實，實行上述政策可能使一部分外資因無力從事較高層次的加工貿易而退出我國，甚至會因此導致加工貿易創造就業機會的作用減弱。但也必須看到，就業和優化產業結構是魚和熊掌的關系。在兩者的取舍上，并不能厚此而薄彼。關鍵是政策上要把握適當的“度”，即使犧牲一部分加工貿易創造的就業機會，若能換來我國加工貿易的良性發展也是值得的。相反，若一味強調就業目標而忽視加工貿易的升級，這樣的加工貿易勢必會失去后勁，其創造的就業機會也不能長期保持。
4.對加工貿易的管理模式進行調整。我國目前對加工貿易的開放式監管模式不利于對加工貿易企業進行監督，加工貿易企業法律意識淡漠，因而現實中出現走私嚴重、管理成本高昂等問題。這些問題已經引起我國海關的重視。措施之一就是在大連等地設立出口加工區，對區內企業實施封閉式的監管。
對于區內的加工貿易企業，海關將改革加工貿易傳統的監管模式，簡化現行手續。實現加工區貨物在主管海關“一次報關，一次審單，一次查驗”的通關要求。具體做法有：(1)海關對加工區采取全封閉、卡口式24小時監管制度。卡口分別設立貨物和人員進出通道。(2)海關對加工區企業采用計算機管理模式。海關與區內企業實行計算機聯網，進行電子數據的傳輸和辦理通關手續；加工區海關與口岸海關實行計算機聯網。(3)對區內企業開展加工貿易業務不實行加工貿易銀行保證金臺帳制度，取消《登記手冊》，海關改用電子帳簿管理，實行半年一次的總量扣減核銷制度。(4)對區內與境外之間進、出的貨物，實行“備案制”管理，貨物進（出）口時，由企業填寫《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口（出口）貨物報關單》作貨物進（出）口申報。(5)加工區與口岸、加工區與加工區之間進（出）口的貨物、物品，采取直通式或轉關運輸的監管模式，一律在加工區主管海關報關并在卡口查驗放行。可以預料，隨著出口加工區模式的實行，加工貿易企業的管理將逐步規范化，從企業角度來說，減少了手續、提高了效率。從海關方面來說，這種方式更有利于實施有效監督，減少利用加工貿易進行走私的作為。
這種方式是我國加工貿易監管模式的發展方向。
但是在實施這些新措施時，必須注意出口加工區制度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我國加工貿易規模龐大，出口加工區難以容納。由于我國特殊國情和對外開放模式，加工貿易在我國外貿進出口中所占比重和總體規模遠高于一般國家，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點多而廣，只靠面積、功能都有限的出口加工區是難以負載的。第二，集中封閉管理，即使能遏制加工貿易走私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走私問題。應該看到，走私的根源是過高的關稅壁壘和眾多的驗關壁壘造成的進口商品國內市場價格的嚴重扭曲，這種價格量差形成了走私的暴利來源，是走私可以存在并且屢禁不絕的根本原因。利用加工貿易走私只是走私的一種適宜的管道而已，堵死了這管道，還會有新的管道出來，所以解決走私從根本上就是降低關稅壁壘和減少驗關壁壘。所以，只有配合加入WTO后國內市場的擴大開放和管理體制與管理方式的市場化改革，使我國經濟逐步與世界接軌，國內外價格漸趨一致，才能夠既最大限度遏制走私，又為加工貿易發展提供良好環境。
七、基本結論
1.今后我國加工貿易發展戰略及政策調整的目標和原則應是：繼續鼓勵加工貿易的發展，注意增強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努力提高加工過程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揚長避短，使加工貿易發揮促進外貿增長和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
2.通過引進先進技術改造我國中間品產業的現有生產方式，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增加對國產料件企業的R&D投入，給予投資中間品生產的外資企業以政策優惠等措施來提高國產料件的質量和技術含量，力爭達到國際同類產品的標準。并且，為國產料件提供與進口料件相競爭的公平合理的外部環境。
3.政府應對加工貿易品“轉廠”的政策予以適度的簡化，從企業的實際情況出發，將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以促進加工貿易“轉廠”率的提高，從而增加加工深度和延長在我國的增值環節，以改變我國加工貿易效益低下的現狀。
4.對加工貿易，尤其是外資經營的加工貿易予以產業政策的引導，在鼓勵外資從事較高層次的加工貿易以外，取消對從事簡單加工貿易的外資企業的部分優惠，以此來刺激外資從技術層次較低的加工貿易領域撤出并投入到較高層次的加工貿易中去，從而發揮外資在技術、管理等方面對我國經濟發展促進作用。
5.對加工貿易實行出口加工區管理是我國加工貿易監管模式的發展方向。但由于我國加工貿易規模龐大，不可能對現有的所有加工貿易企業都實行這種監管，只能將加工貿易增量部分移至設定的加工出口區內進行封閉式監管。對區內的加工貿易企業，海關改革傳統的監管模式，簡化現行手續，實現加工區貨物在主管海關“一次報關，一次審單，一次查驗”的通關要求。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N].人民日報，2001-03-18.
[2]郝原明.外商投資加工貿易法規實務概覽[M].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1.
[3]戚自科.論外商直接投資的加工貿易傾向[J].現代財經，1999.
[4]郝原明.外商投資加工貿易法規實務概覽[M].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0.
關鍵詞：市政工程基礎設施工程施工
引言
由于市政基礎設施工程易受行政干擾和地質情況及天氣等因素影響，施工場地狹窄、戰線長而工期要求緊，施工難度大。因此，市政基礎設施工程在施工階段的風險管理顯得尤為重要。
工程風險管理一般按照風險分析、預警、應對等過程進行，其中風險分析包括風險的識別、估計、評價過程，是風險管理中難點和重點。本文結合具體市政基礎設施工程案例簡單介紹在施工階段的風險分析方法。
一、風險的識別
風險識別指風險管理人員在收集資料和調查研究之后，運用各種方法對工程可能存在的各種風險進行全面判斷、系統歸類，科學鑒定風險性質的過程。
例如，某市政基礎設施工程包括如下分部工程，其中道路拓寬改造長度為1995.74m，規劃紅線寬度為70m，三層式瀝青混凝土路面，基層設計為32cm二灰碎石，底基層為30cm石灰土；新建雨水管路一條，分四段設置，共計1721.5m；新建污水管路一條，設計管長1838m；新建電纜溝兩條，沿道路兩側人行道下分別為1624m鋼筋混凝土防水地溝和1386m磚砌體防水地溝（1.2×1.5m）。
某施工企業組織相關技術人員對該工程進行調研后，分析該工程風險因素并進行識別，建立工程風險表。
二、風險分析與評估
風險分析是指應用各種風險分析技術，用定性、定量或兩者相結合的方式處理不確定性的過程。風險分析有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兩種方法。
本案例采用模糊綜合評價法進行定量分析評估。
在項目管理過程中，項目風險（R）不僅是風險事件發生的概率P的函數，而且是風險事件所產生影響程度C的函數，可用函數表示為R=f（p，c）。
根據前例風險分析，本項目進行風險評估。
2.1評估并計算風險發生的概率Pf
該工程分析因素集為X,對應上述工程分析因素集中風險編號，給出工程風險指標因素權重集W。X={X1,X2,X3,X4,X5,X6,X7,X8,X9}；W=｛0.050.150.150.20.150.050.050.050.15｝。根據風險影響高低確定評估集標準隸屬度μ={低,較低，中等，較高，高}，并賦值為μ={0.1，0.3，0.5，0.7，0.9}。該企業組織專家及管理、技術人員共7人對該工程風險進行評估：在此基礎上形成模糊評估矩陣R則B=R·μT＝｛0.50.50.58570.55710.38570.27140.18570.32860.6143｝。則U=W·B=0.4886即風險發生概率（測評總分）Pf為0.4886。
2.2計算事件發生影響程度大小Cf對風險引起的后果大小一般從進度、質量、成本、安全四個方面著手，均用金額損失進行度量。則損失因素集S={進度質量成本安全}={S1S2S3S4}
本項目分部分項工程費用為6944.60萬元，其中包括利潤及管理費156.08萬元。由于報價中已考慮材料市場風險因素，因此，按正常施工情況下，按156.08萬元為最大風險損失值。則風險損失評估集標準隸屬度μ={低,較低，中等，較高，高}，對應損失金額（單位：萬元）近似確定為{≤15,16～45，46～75，76～110，≥140}，并給出工程風險損失因素權重集W={0.250.350.200.20}在此基礎上形成模糊評估矩陣，并將各項估計值的平均值按最大風險損失值進行歸一后，得到評估矩陣B.計算U=W·B=0.1946。即風險損失（測評總分）Cf為0.1946。:
2.3計算本項目風險度Rf如果用Pf表示風險發生的概率，可由下式計算：Rf＝Pf+Cf-Pf·Cf其中Pf和Cf分別是風險發生概率與影響程度的模糊綜合隸屬度集的總綜合隸屬度。本項目風險度Rf＝＝0.59
三、結論
一般認為Rf大于0.7為高風險項目，小于0.3為低風險項目，介于二者之間的為中等風險項目。因此，根據計算，本項目應為中等風險項目。由于本工程存在場地狹窄、外部環境對施工干擾大、工程項目多、工期緊且跨冬雨季施工、施工人員多等不利因素，因此，將本項目評估為中等風險項目是合理的。企業應根據風險分析及評定結果，確定風險管理目標，建立相應風險管理計劃，建立工程風險應對措施，適時動態地進行有效風險管理，確保工程各項目標的順利完成。
參考文獻：
[關鍵詞]市場；外資速遞公司；競爭
1中國速遞市場中的外資速遞公司
經過20多年的努力，尤其是受中國加入WTO時所承諾的開放外資進入中國速遞市場的影響，以聯合包裹(UPS)、聯邦快遞(FedEx)、天地快運(TNT)以及中外運—敦豪(DHL)為代表的外資速遞公司迅速在中國市場站穩了腳跟，他們憑借各自擁有的強大的運營網絡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市場份額，這些國際速遞巨頭在中國市場的年增長率基本保持在20%以上，成為國有的郵政速遞公司及民營速遞公司的最強大的競爭者。據統計，四大國際速遞公司在中國的分支機構總數已超過250家，網絡覆蓋城市超過600個。
2外資速遞公司在中國市場中的競爭戰略
2.1清晰的市場戰略目標
在市場定位方面，以四大國際速遞巨頭為代表的外資速遞公司盡管風格各異，但均有明確而清晰的定位，如FedEx借助強大機隊力量，力圖實現“無所不包，全面發展”；UPS則宣布“我們將致力于全新的供應鏈解決方案”；TNT則要“在全球快遞、貨運、物流領域誕生一個新的權威”，其一方面倚重汽車物流市場，另一方面向企業物流市場進軍，推出“直復營銷”業務；而DHL希望能成為“世界范圍內郵件通信、包裹快遞、物流及郵政服務領域中的領頭羊”，目前其37%的中國市場占有率仍令對手們難以超越。
2.2差異化的產品競爭戰略
在清晰的定位下，外資速遞公司紛紛調整各自的業務結構。自2007年5月28日起，FedEx正式進軍國內快遞市場，在9個城市推出次日達限時業務和隔日送達服務；2008年1月，UPS面向國際發貨人推出無紙化發票和國際回郵兩項新業務，成為第一家在多達98個國家和地區向客戶提供國際無紙化運輸選擇和退件服務的包裹遞送公司；中外運—敦豪(DHL)面向中國市場推出了眾多獨具特色的領先快遞服務產品和解決方案，其中，DHL進口到付、DHL定時特派、DHL珍寶箱和小珍寶箱，以及DHL重寶箱等服務產品深受客戶的喜愛。
2.3發展戰略的適時轉變
為全力爭奪市場，以四大國際速遞巨頭為代表的外資速遞公司在中國的發展重點已經發生了三個顯著的轉變:一是業務重點由國際業務轉向國內業務；二是市場開發重點開始向二三級城市滲透；三是客戶開發重點由跨國公司向中小企業滲透。為此，國際速遞巨頭們以強大的品牌優勢來帶動市場開發，如UPS不僅成為奧運贊助商，還積極舉辦中小企業創新競賽；FedEx則進行國內限時遞的推廣與宣傳，并贊助國家羽毛球隊，為謀略中國市場，FedEx還退出日本中部市場，而加快在廣州、深圳、上海、北京、香港等地建設大型、國內航空轉運中心，加快“雙中心”步伐；DHL已成功收購金鷹貨運，另出資4600萬元收購中外運速遞，并將在浦東建北亞中心。所有這些表明，四大速遞巨頭正在通過適當的戰略措施以積極布局中國速遞市場。
3外資速遞公司參與市場競爭的成功經驗
3.1發達的服務網絡與集中戰略的實施
從進入中國市場到今天，聯合包裹(UPS)、聯邦快遞(FedEx)、天地快運(TNT)以及中外運—敦豪(DHL)等外資速遞公司一直致力于在中國的網絡建設。在中國速遞市場還沒有完全開放的情況下，他們首先選擇與中外運集團合資的形式，利用中外運的國內網絡，加上自身的優勢資源與郵政EMS等本土速遞公司展開競爭。其次，他們把市場競爭的重點放在業務量最為密集的地區(集中戰略)，即外商集中的沿海和中心城市，避免了不必要的損耗和成本，并都確立了清晰的市場角色。盡管外資速遞公司在中國的網絡發展仍受到來自地方的抵制和有關部門的限制，但近年來，DHL、UPS、FedEx、TNT等國際速遞巨頭的分公司和點已開始從沿海發達地區向中西部地區延伸，從一級城市向二級城市擴展，覆蓋的城市數大幅度增加。
【關鍵詞】教育福利政策功能價值分析
在我國，很少有學者或官方文件使用“教育福利政策”概念，與此相近的概念主要有教育資助政策、教育救助政策，等等。筆者以為，采用資助或救助的概念表述，強調的往往是經濟援助或某一方面的扶持措施，其背后邏輯更多體現為一種救濟施舍而非公共教育服務的責任擔當，這遠遠不足以涵蓋教育福利的核心要義。
福利經濟學派的開創者英國經濟學家庇古認為，福利由效用構成，效用就是滿足，人性的本質就是追求最大的滿足即最大的效用，也可以說是追求最大的福利。從經濟學視角看，教育本身具備正外部性效用的典型特征，因而與福利密切相關。所謂教育福利，是指以促進和保障教育權利公平為目標，通過各種途徑為扶持和發展教育事業所做出的努力，從而達到提高國民素質、推動個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的整體效用。
從功能主義觀點出發，有學者將社會福利分為“補救型”的社會福利和“制度型”的社會福利兩種類型[①]，前者的服務目標主要是針對“弱者”，后者則強調為全體社會成員服務。據此，作為社會福利重要組成的教育福利亦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普惠型”教育福利，強調所有社會成員都有權享有一定年限或某種類型的教育，并通過一定的制度設計維護其受教育權利或機會，如向適齡兒童提供“免費義務教育”；二是“選擇型”教育福利，基于事實上的教育不公平狀態和促進教育的整體效用考慮，傾斜性地為弱勢群體提供福利服務，保障其受教育權利落到實處。社會學理論一般認為，所謂弱勢群體是由于某些自身障礙或缺乏經濟、政治、社會機會而在社會上處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多指社會中需要給予特殊關愛和照顧的人群共同體[②]。
與社會政策旨在“解決社會問題以實現公正、福利等特定的社會目標”[③]的根本觀點相契合，所謂教育福利政策是指國家和社會針對具有普遍意義的教育公平問題，為調節和滿足社會或特定群體的教育需求，提升其教育福祉，通過一定的決策程序，制定并頒布實施的系列法律、條例、措施和辦法的總稱。從動態分析，教育福利政策涵蓋政策決策、執行、監督和評價的全部過程；從靜態分析，教育福利政策特指相關法律、條例和措施等具體表現形式。如前所述，基于政策指向的目標社會群體，教育福利政策可以分為“普惠型”教育福利政策和“選擇型”教育福利政策。采用何種教育福利政策，往往與一定的國家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特定結構以及社會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關。
一、教育福利政策的功能
教育福利政策的宗旨在于維護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權利，促進教育公平進而深刻影響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推動社會協調全面發展。總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曾強調指出：“教育是國家發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會公平。”
（一）政治功能：保障受教育權利，促進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教育福利政策的合法性基礎，教育福利政策是促進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教育公平包括入學機會公平、受教育過程公平和教育結果公平三個層面。與此相呼應需確立三項基本原則：機會均等原則，即不論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觀點、民族或社會出身、經濟條件或家庭背景，所有人均有相同的機會升入教育系統某個特定學習階段；過程公正原則，即學習者在大致相當的環境和條件下接受教育，并且基于公正的規則要求開展競爭；結果補償原則，即對處于相對弱勢的受教育群體予以必要支持，保障其平等參與學習和競爭，共享教育發展成果。誠如羅爾斯主張：“為了平等對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同等機會，社會必須更多注意那些天賦較低和出生于較不利的社會地位的人們”[④]。
“在現代社會，受教育已經是一個人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沒有受過教育的公民難以融入現代社會，其個性、尊嚴和基本需求也得不到充分的發展和實現”。[⑤]通過制定和落實教育福利政策，尤其是借助各種途徑對教育資源進行調節和再分配，為貧困學生、殘疾學生、流動人口、女性群體等常常處于教育困境的人們提供必要補償，可以有效地維系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權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教育公平問題變得更加復雜，比如隨著教育主體多元化，公立、私立學校以及不同等級學校之間在法律地位上存在微妙差異，在不同教育機構接受教育，往往會導致教育福利的待遇迥然，民辦學校學生助學貸款難即是一例。從更深層次分析，社會資本進入教育領域后，如何均衡資本逐利本性與教育公益屬性二者之間的摩擦和沖突，需要不斷完善教育福利政策來加以和統籌發展。
（二）經濟功能：提高個人收入水平，促進國民經濟增長
現代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推動經濟長期增長最主要的動力來自知識（人力資本），這些知識一方面可以轉化為新技術和新產品，直接推動經濟增長；一方面會通過溢出效應增加社會的知識總量，長期推動經濟增長。隨著我國勞動力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教育與人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之間的共變關系越來越密切。個人的受教育程度，將直接決定其工作機會的選擇和工作報酬的水平。
明瑟收益率是衡量教育與經濟收入相關度的重要指標，表示社會成員每多接受一年教育，在經濟收入上提高的百分比。北京大學岳昌軍教授基于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研究表明：簡單明瑟教育收益率從1991年的2.76%上升至2000年的8.21%。而且，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年均教育收益率呈現出明顯的遞進規律。相對接受小學教育者而言，初中、高中、中專、大學專科、大學本科的年均教育收益率依次為3.74%、5.24%、5.40%、6.24%和8.84%[⑥]。通過完善和落實教育福利政策，為人們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機會，有助于縮小社會教育差別，進而彌合日益拉大的社會收入差距。事實上，也惟有均衡發展教育，才能將我國龐大的人口資源轉換為人力資源，從而為國民經濟的永續發展注入不竭動力。“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共支出，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大大高于諸如資本品的其他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尤其是在知識經濟的形態下，這種趨勢更加明顯。”[⑦]
（三）社會功能：促進社會流動，建設和諧社會
社會階層結構是社會結構體系的核心內容。我國社會階層結構呈現出典型的“金字塔”特征：極少數位于塔尖的群體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并占據大部分社會資源；大部分群體居于塔基，他們缺乏必要的社會話語權，生活狀況常常處于貧困線和溫飽水平之間；介于二者之間的中間階層群體只占社會的少數。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與職業選擇高度相關。從事較高層次職業的人，往往具有較高的受教育水平；從事較低層次職業的人，往往受教育水平也較低；不同的職業選擇本身往往意味著不同的社會聲譽、社會地位和資源擁有程度。
社會流動是社會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源泉，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社會分層理論認為，形成合理的社會階層結構的前提是有開放的社會空間、合理的社會流動，尤其底層成員能夠有機會向上層流動。結構功能主義理論認為，學校教育的社會功能有二:一是社會化，二是社會選拔。柯林斯曾尖銳地指出：教育是限制經濟領域中具有優厚報酬職位的競爭者數量的篩選工具，幫助那些接受過較高層次教育的人占據這些職位。[⑧]在現代社會，教育對于社會分層的影響更加深遠和廣泛。在社會差別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如果能賦予處于社會底層而往往成為弱勢群體的人們以更多的教育機會和必要的救濟支持，他們就有可能通過自身的努力和奮斗，順利流動到經濟、政治、社會地位更高的階層，從而改善不合理的社會結構現狀。反之，若缺乏必要的教育福利，貧困家庭“缺乏知識和技能”的素質缺陷就會如同疾病基因一樣代際相傳，世代沉淪于社會的底層。（四）文化功能：消除“貧困文化”，促進社會融合
美國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奧斯卡·劉易斯提出的“貧困文化”觀念認為，長期生活于貧困之中的窮人，會逐漸脫離社會主流文化、不受主流文化的影響而形成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即特定的生活方式、行為規范、價值觀念等。這一“貧困文化”的形成和存續，會對周圍的人，特別是窮人的后代產生深遠影響并且代際相傳。處于“貧困文化”體系保護下的窮人群體，彼此之間維系著簡單的人際關系，以血緣、親緣、地緣為半徑而建立的社會關系網絡規模小，社會資本質量低。而且，由于“貧困文化”的阻隔，窮人與主流社會的接觸機會很少，無法通過社會關系網絡獲取更多的稀缺資源。“貧困文化”現象割裂了社會群體之間的融合，并極有可能造成彼此間的對立和沖突，與建設和諧文化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馳。
哈夫曼和沃爾夫認為，教育具有積極的外溢作用[⑨]：教育可以改善窮人的知識貧困狀態，改變觀念、行為、意識與精神面貌，增加與主流文化接觸的意愿和機會，增強社會參與能力，擴大其人際交往的范圍，從而提高窮人的社會資本存量，切斷貧困代際傳遞的紐帶；教育可以增加醫療衛生知識，改善配偶和家庭成員的健康狀況，降低因病致貧的風險；教育可以降低生育率，減輕家庭撫養子女的負擔，等等。誠如鄭杭生教授所主張：“要消滅貧困，首先必須改造貧困文化……而要擺脫貧困文化的束縛，就應當增加他們及其后代與主流文化接觸的機會及其被主流文化接納的技能。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于教育，即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⑩]
二、教育
福利政策的價值取向
任何時期的教育福利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價值取向。上世紀70年代，西方許多國家經濟發展下滑，一些所謂的“福利國家”開始更弦易轍，大力削減包括教育在內的龐大公共開支，一些學者也開始鼓吹“高福利的負面效應”和“市場機制的高效率”。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公共教育制度是一種政府的壟斷，缺乏必要的市場競爭將導致效率低下、資源浪費，無論從經濟從社會還是從教育上看都是失敗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場化的條件。哈耶克則認為片面強調社會正義會促使人們對市場秩序產生各種不切實際的期望，市場和競爭原則才是教育活動的基礎和依據，并主張國家對教育的投資規模完全應由教育投資的回報率來決定，而一個社會如果要從有限的教育投資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回報，就應該將投資集中于少數尖子的高等教育。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免費加助學金”的福利教育模式，與西方許多所謂“福利國家”在表面上具有某些共同性，由此在理論界和政策制定者當中產生深刻影響，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要避免福利化的觀點成為共識。基于這一邏輯假設，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我國政府一方面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另一方面則在包括教育福利在內的社會福利領域逐步退隱。“教育不是免費午餐”成為改革時代的流行語。直至上世紀末期，隨著社會公平引發的社會矛盾日益暴露，政府漸次認識到公共服務對于社會良性發展的重大意義，“責任政府”、“服務型政府”、“關注民生”等概念為越來越多的人們所認同，并引領政府職能轉變的努力方向。隨著政府角色轉型趨勢的日益顯著、迅捷，教育福利政策堅持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和演變趨勢更加清晰。
（一）從消極走向積極
傳統社會福利是以公民的各種權利為理論基礎，如社會權或公民權等，福利政策常常被看作是消極的再分配功能，是障礙經濟發展效率的因素。近年來，各國政府和社會政策研究者開始重新檢視社會福利和社會政策的作用。新福利主義理論認為，經濟全球化、勞動力的流動性、家庭生活的復雜化以及社會結構的變化迫切要求改變舊有的社會福利制度，增加教育福利的支出，因為只有用于人力資本的投資，才能增加個人參與經濟機會的可行性。
教育福利具有人力資本投資功能，通過提高受教育者的知識和技能，增強其社會生存和發展能力，從而減弱對一般性社會福利的依賴。教育福利政策不是簡單的社會再分配方案，而是變被動恩惠式福利為主動進取式福利，變事后補償利為事前預防利，是“授人以漁”而非“授人以魚”，這也有助于增強整體社會福利政策的可持續性，并推動教育福利政策的關注重點從扶助弱勢群體的“選擇型”福利逐步拓展到提供公共教育服務的“普惠型”福利。我國實施免費義務教育政策的漸進路程很好地闡釋了這一趨勢：由少數貧困地區到中西部農村地區，再到全國農村地區，直至2008年秋季在城市全面鋪開，最終實現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同在一片藍天下”。
（二）從濟貧走向發展
傳統的教育福利政策，關注的往往只是少數貧困特殊群體，以致人們似乎形成這樣一種思維定勢：教育福利是社會的善義之舉，僅與救濟經濟貧困學生相關。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人們逐步認識到貧困不只是物質和經濟的匱乏，更是一種“能力的剝奪”，“社會排斥”的概念由此開始納入對貧困的闡釋當中，教育福利政策更多地關注通過教育路徑促進社會的整合與可持續發展。教育福利的供給對象開始逐漸覆蓋貧困群體之外的其他社會群體，如女性群體、有殘障者、流動人口及其子女、少數民族群體，以及其他在接受教育方面處于劣勢的群體。就此而言，教育服務的性質已經具備更多的公共特征，即從基于救濟的目標向發展的目標逐步延伸。
教育福利本身即是社會公益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促進教育公平進而推動社會公平的實現是教育福利政策的題中應有之義。不論其身份、地位、家庭出身、財產背景如何，盡量滿足所有社會成員在接受教育方面的現實要求，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為此，一方面要營造積極的公平教育環境，實現教育權利面前人人平等；同時要采取必要的優惠政策和特別保護措施，以彌合現實中存在不同群體間的教育不平等鴻溝。事實上，通過必要的幫扶措施，幫助教育弱勢群體及個人走出困境，并使其有效地參與社會公共生活，共享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成果，正是暗合了“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全面發展的價值選擇。
（三）從單一走向多元
早期的西方國家，教育福利政策的決策主體和行為主體都是政府，尤其在“福利國家”流行時期，政府的角色得到空前強化。國家高度介入教育福利領域，以公共權力干預市場分配不公，使社會成員特別是弱勢群體成員的受教育權利得到充分保障。與此同時，教育服務質量欠佳、效率低下、嚴重、政府負擔過重等問題也沉疴日深，“教育市場化”呼聲鵲起，且愈演愈烈，“福利多元主義”日漸占據主流觀點：強調教育福利服務可由公共部門、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家庭與社區共同來負擔，政府角色逐漸轉變為福利服務的規范者、福利服務的購買者、物品管理與仲裁者，以及促使其他部門從事服務供給的角色。
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采用“國家─單位制”的模式，基本由政府包攬了所有的教育福利內容。伴隨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國退民進”的角色變遷過程在教育福利領域同步上演。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我國政府在教育福利多元化的過程中存在嚴重的角色缺位，一是忽視了政府的主導作用，“一退了之”；二是忽視了對教育福利的社會組織體系的培育；三是教育收費制度和準入制度政出多門，缺乏科學統一的規范；四是個人及其家庭負擔教育成本比例普遍超出其承受能力范圍。但無論如何，我國政府推進教育福利多元化的大方向是清晰的，由“福利國家”逐步演變成“福利社會”是促進教育福利事業發展的有效路徑。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政府的教育福利角色從過去的直接提供者變成主導者，但政府依然是教育福利政策中最重要的角色，包括政策的主導決策者、教育福利資金的提供者、教育服務質量的監控和評估者、教育福利社會組織的扶持者，等等。
參考文獻：
--------------------------------------------------------------------------------
[①]陸士楨，常晶晶．簡論兒童福利和兒童福利政策［J］．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3年（1）：1－2．
[②]李永生，高洪源．美國解決弱勢群體教育問題的政策與實踐［J］．基礎教育參考，2007年（3）：43．
[③]鄭杭生，李迎生．社會分化、弱勢群體與政策選擇［M］//鄭杭生．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發展研究報告（2002）——走向更加公正的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5．
[④]羅爾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96．
[⑤]張維平．維護教育的公益性［J］．求實，2005（14）：34．
[⑥]岳昌君．教育對個人收入差異的影響［J］．經濟學（季刊），2004年10月（第三卷增刊）：142－144．
[⑦]王超，羅然然．我國教育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J］．統計與信息論壇，2004（4）：77．
[⑧]Collins，Randall．FunctionalandConflictTheoriesofEducationalStratification.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J］，1971（36）：1002－1019．
[⑨]徐延輝，謝芳．“教育救助”在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中的作用——基于福建省漳州市軍溪村的個案調查．學習與實踐［J］，2006（10）：103．
[關鍵詞]非公有制經濟；財政政策；稅收；資金扶持
一、地區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現狀
作為一個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經濟基礎薄弱,各產業尚不發達的地區,非公有制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已成為財政、稅收收入的新的重要增長點。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得益于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民政府實施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比如,自治區黨委和人民政府于99年8月下發了《關于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強調“要把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作為加快全區經濟發展的一個新的重點,制定優惠政策,創造寬松環境,鼓勵放手發展。”
二、新形勢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有利條件
1.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不斷健全完善
后,黨對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不斷深化和發展。出臺了一系列適合非公有制經濟的法律規范,這些法律的實施和立法的逐步完善幫助人們消除了非公有制企業與公有制企業的“差別待遇”,在經濟領域實行了同權利、同義務、同處罰。非公有制經濟在受到法律保護的同時,其法律責任也不斷科學明確、具體可行。
2.西部大開發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帶來大好機遇
第一,國家對國有企業實行“抓大放小”允許并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企改革,通過轉讓、租賃、拍賣、兼并等多種形式對國有小企業、困難企業進行資產重組,為非公有制經濟低成本擴張和結構轉換升級創造了條件。第二,大力調整產業結構的機遇。農村結構調整的戰略為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另一種全新的思路和廣闊的空間,通過加盟參與市場開發與建設。第三,有緩解資金和人才瓶頸制約的機遇。西部大開發將導致人才和資金回流西部,可以緩解西部地區資金短缺的情況,另一方面國家已出臺解決非公有制經濟資金匱乏的措施。
3.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振興地方財政的客觀要求
財力十分有限,引進外資不易,國企振興也尚待時日,促進財政增長可謂任重而道遠。而非公有制經濟自發展以來,不要政府投資,沒有財政補貼,也不要政府承擔風險,由于其產權明晰,責、權、利一致的財產機制;自我投入、自我積累、自我擴張的資本聚集機制;短小精干、快捷靈活、互惠互利的營銷機制,使個體、私營企業保持旺盛的活力和競爭優勢,對地方經濟的發展和稅收增長做出了重大貢獻。
三、促進非公有制的財政對策
加快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要求各級財政部門要及時轉變理財觀念,積極發揮財政的職能作用,努力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創造條件。
1.在資金方面加大財政資金的扶持力度
財政部門加大對基礎設施、公共支出的投入,可以改變并完善城市的基本面貌,這是優化投資環境,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財政部門要積極探索增加對非公有制經濟投入的新途徑。如設立貸款擔保基金,吸引銀行資金投入,對符合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經營業績好、有發展前途、講信用的非公有制給予大力支持。對市場銷路好、經濟效益高的種植和養殖項目、畜產品深加工項目、農畜產品購銷的貿易流通項目及從事民營企業、開發性企業應適當運用財政資金加以扶持,通過貼息優惠等辦法,改變國家財政資金投入不涉足非公有制經濟的觀念,實行政策傾斜。
2.強化服務意識,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做好促進工作
財政部門應轉變職能在強化服務上下功夫,第一,做好信息咨詢服務,財政部門要發揮宏觀經濟部門的調控作用,及時收集、整理和區域內非公有制經濟所涉及的行業布局、數量前景預測等相關信息,引導他們發展。第二,做好管理服務,要幫助非公有制企業的企業主及財會人員提高業務素質和管理水平,對個體、私營企業財會人員的持證上崗、職稱申報評聘等工作要納入全區財務人員統一管理渠道。第三,抓好資產評估工作,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事務所要積極為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企改革做好服務工作,在評估過程中既要客觀公正,避免國有資產的流失,又要做到服務優質高效,積極促進企業的資產重組。
3.完善稅收征管措施,做到合理公平稅負
各級稅務機關主要施行“定期定額”,對少數有建賬能力、帳證齊備的私營企業采取“查賬征收”。在新形勢下,稅務部門要統一認識,重點做好以下工作,第一,要做好服務和咨詢工作,對國家出臺的稅收政策和鼓勵個體、私營企業發展的減、免稅政策要全部公開。第二,完善稅收征管辦法,各征收機關應積極探索新形勢下更簡潔、更實用、更能方便納稅人納稅的征收,努力形成適合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稅收征管方式。
4.加快市場體系建設,為非公有制經濟提供發展舞臺
財政部門在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要對市場建設進行投入,會同工商管理部門按照“多方集資、多方興建、統一管理、共同受益”和“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多渠道吸收資金,加快市場建設步伐。要鼓勵個體戶、私營企業投資聯建市場,對出資者應在場地、房租、管理等方面給予優惠照顧。管理部門應統一規劃市場,把現有條件較好的小商品、服裝、農副產品等專業性零售市場逐步發展為以批發為主、批零兼營的市場。把初具規模的專業市場發展為產、供、銷服務一條龍的功能齊全的市場。在拉薩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創辦各類具有一定特色的諸如民族服飾、傳統手工藝品等經濟小區,集中管理、連片開發,形成特色經濟群體。
綜上所述,非公有制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行扶持指導和規范。隨著各項財政政策的貫徹落實,必將迎來非公有制經濟大發展、大突破的春天。
參考文獻:
[1]黃萬綸:《概論》,人民出版社,1986年
[關鍵詞]招商引資；政府職能；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4）46-0017-02
招商引資是資源優化配置和社會擴大分工的必然產物，也是市場經濟深入發展、地方經濟擴大開放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以來，各級地方政府將招商引資視為推動經濟發展、擴大就業人數的重要方式，把招商引資當作完善產業體系、加快轉型升級的重要抓手。在具體工作中，地方政府積極發揮主導優勢，通過政策支持、資金扶持、資源傾斜、設施配套以及優化綜合環境等多種舉措，以行政資源換取經濟資源，加快當地發展步伐。從實際效果看，招商引資為地方經濟的啟動和繁榮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地方政府主導的招商引資也逐漸突顯出效應短板和效率不足。在市場對資源起“決定性”作用、政府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的大背景下，如何正視問題、創新思路，優化職能、改進措施，從而讓招商引資更好更快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是擺在各級政府面前的重要議題，需要認真思考和積極應對。
1地方政府職能在招商引資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政府主導招商引資，表現為政府對經濟行為的全面介入。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行政體制改革不斷深入的今天，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工作中存在一些急須改進的問題，具體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11越位問題
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引進、爭奪大型項目，競相出臺稅收、房租等多種優惠措施，降低土地、環保等硬性條件，甚至在項目征地、搬遷中強行介入、與民爭利，造成政府政策的扭曲和群眾利益的損害，打破企業、工人和公共利益應有的平衡，有違社會公平公正甚至法律正義。一些地方以主觀意志代替市場需求，以政府宣傳代替現實環境，容易造成投資的事倍功半和項目的水土不服，“開門迎商、關門損商、失信違約”現象也時有發生，給政府的公信力和地方形象帶來負面影響。
12缺位問題
一是服務的缺位，即沒能充分履行政府自身職責，擔當意識不強，服務意識不夠，工作方式方法滯后，未能真正站在企業角度實事求是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工作能動性和工作效能不高。二是監管的缺位，主要是缺乏對落地項目和企業運營的監管，特別是對一些外資企業的安全生產和職工權益存在監管盲區甚至法外之地，給社會的穩定和諧留下隱患。
13錯位問題
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職能未轉變，以管理代替服務，以審批代替指導，簡政放權沒有落實到位，甚至在具體工作中存在尋租行為，不僅妨礙市場機制的高效發揮，而且損害企業投資的熱情和信心。二是分工未明晰，各個職能部門存在重疊管理或空白管理現象，工作拖沓、效率低下，推諉扯皮時有發生，責任盲區易于形成。
2原因分析
21地方政府職能不清
在現代商品經濟中，市場和政府支配著資源的配置，而市場無疑是最佳配置方式，政府應是對市場配置資源的空白部分進行補充。然而在長期計劃經濟體制的慣性下，一些地方政府沒有擔當好“守夜人”的角色，沒有在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的前提下履行提供公共服務、維護市場秩序、發揮財政功能、進行制度創新等政府職能，仍然習慣大包大攬、全程主導。在招商引資中，這種模糊定位容易造成信息不對稱、利益不對稱、監督不充分、條塊矛盾等種種弊端，導致市場經濟秩序混亂。
22政績考核指標落后
一段時間以來，衡量政府作為和官員實績的主要指標就是當地經濟發展的總量和增量。在這種考核導向下，以招商引資獲得經濟快速發展成為很多地方政府的重要共識。個別部門將眼前利益視為至高利益，推行“來幫我們投資的是恩人，來投資我們的老板是親人，能打開招商局面的是能人，影響投資環境的是罪人”的過激招商理念，甚至賦予一些重要企業“超國民待遇”，這些現象和不科學、不合理的政績考核指標有著密切關聯。此外，一些地方存在重數量、輕質量的招商引資考核導向，更多關心項目的大小和多少，相對忽視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對當地產業培育、城市規劃等長遠目標更是疏于考慮，不利于當地經濟社會長遠發展。
23人員力量相對欠缺
一方面，政府的招商人員在組建、培訓、激勵以及工作方式方法上存在不足，專業招商人員難培養、留不住，單一的管理體制容易造成授權不當、決策不力以及管理方式經驗化、政策執行異化等負面后果。另一方面，當前國內招商引資的中介機構發育不完全，轉型期社會的“市民社會能力”即整個社會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發展能力還有待提升，相關社會中介組織沒能更好發揮應有作用，造成社會化招商專業人員數量不足、質量不高，未能給政府招商提供更多的咨詢指導和智力支持。
24監督機制尚未健全
當前地方政府的監督方式多為自我監督，而社會監督力量較為薄弱，造成對政府主導的招商引資工作缺乏必要的監督和限權。因此無論面對政府的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還是面對招商引資過程中的虛假承諾、惡性競爭、形式主義，相關企業、人員等都缺乏合理反饋渠道和解決途徑，容易造成項目的失察、失管和人員的違法違紀。
3規范招商引資中政府職能的對策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工作中存在的類似“諾斯悖論”的現象，即政府的存在是招商引資工作的關鍵，而政府又是招商引資瓶頸的根源。應當指出，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中都起著重要作用，但并不意味著一成不變地延續慣性思維繼續大包大攬下去。面對復雜的經濟環境和艱巨的發展任務，地方政府必須認真審視和積極反思，通過轉變職能、創新思路等多種方式，變主導為引導，變管理為服務，通過改進招商引資的策略與舉措，切實推動地方經濟社會健康發展。
31轉變職能，界定權限
地方政府應切實更新觀念、簡政放權，堅決摒棄“萬能政府”的思維慣性，真正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從主導型向引導型轉變，推動招商引資良性發展。應不斷增強服務意識，提高服務水平，真正把職能轉向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等領域，減少微觀經濟管理和冗余行政審批。具體到招商引資工作中，就是要從具體事務中抽身出來，把更多精力轉移到宏觀規劃、市場監管、政策把控、環境創建上來，強調依法決策、依法行政，真正維護商家企業和涉及群體的合法權益。
32優化考核，把握方向
中央已經明確對地方政府和官員的考核不再“唯GDP論英雄”，這是頂層設計方面的改革和轉變，對地方招商引資考核有重要參考價值和指導意義。具體在招商引資的考核指標上，要更加突出考核引進項目和資金的質量與效益，更加注重后續發展和服務跟進，并將生態環境、民生利益等多樣化因素納入考核指標統籌執行。同時應制定責任追究考核體系，對項目的引進要嚴格論證，對資金的質量要跟蹤復核，對企業的承諾要誠信兌現，杜絕弄虛作假、等行為。
33強化培訓，多方參與
招商引資專業性強、競爭性強，必須把更優秀、更適合的人才充實到招商一線。要按照職業化、專業化的標準加強隊伍建設，不斷優化培訓模式，大力推廣案例教學，提高綜合素質和實戰技能，加快建設一支綜合素質高、政策掌握好、業務能力強的招商隊伍。要創新招商人員的激勵機制，拓展招商人員的晉升平臺，讓招商人員不想走、不愿走。同時要注重在市場體系中培育建立中介組織，充分發揮與一些咨詢公司、中介結構的合作，構建投資融資對外交流新平臺，通過招商引資的市場化運作，不斷釋放多方參與招商引資活動的潛能和活力。
34細化監督，營造環境
針對招商引資過程中的優惠政策和工作程序，地方政府應按照要求加大公示力度，上級機構應按照規定加強督查審計，上下聯動預防懲處招商引資中的違法違規行為。在涉及民生或者影響較大的招商決策中，應充分聽取所涉企業和群眾的意見建議，真正兼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平衡統一。要通過提供投資環境評估監督報告等方式，進一步加大招商引資的透明化運作，督促地方政府在社會監督中不斷改善投資環境，促進招商引資工作和經濟社會環境良性互動、協同發展。
參考文獻：
[1]單文娟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研究[J].對外經貿，2012（4）：44-45
[2]王洛忠，劉金發招商引資過程中地方政府行為示范及其治理[J].中國行政管理，2007（2）：72-75
[3]周淑梅政府招商引資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黨政干部學刊，2010（4）：4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