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1 17:12:38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經濟研究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提出“破窗理論”即人為的打破了一個建筑物的玻璃窗戶，而這扇窗戶又得不到及時維修，別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玻璃，最后造成一種無序的局面。近年來，“破窗理論”在我國作用的效果越來越明顯。由于信用破壞者沒有得到及時適度的懲罰，搭失信便車的事屢見不鮮：經濟糾紛和債權糾紛案件逐年增多；不斷翻新的假貨迫使百姓選擇超前儲蓄放棄即期消費，由逃廢債務、合同欺詐、劣質假冒等失信行為導致的直接經濟損失直接影響到國民經濟增長率。
從整個社會看，計劃經濟時代的信用僅為資源配置中的輔助手段，造成信用制度基礎薄弱；經濟轉軌初期的信用微觀主體在法律上沒有實現真正的人格化；在信用體系建設的各種法律法規及市場經濟新的道德規范不夠健全的情況下，買賣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和契約的不完全性直接誘導失信行為頻繁發生。例如市場經濟中揭出的大案、股市中現出的黑幕、安然公司的破產等無疑都與信用問題直接有關。
從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看，構筑信用經濟關乎市場經濟的成敗。隨著改革的深入，粗放增長方式帶來的邊際效應進入加速遞減階段，集約式增長方式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政府已經能夠承擔起解決信用問題可能付出的高成本。因此，政府不能再忽視社會生活中日益嚴重且影響市場經濟縱深發展的信用缺失問題，應該采取理性的決策，同時誘導其他相關因素改變博奕結果。
二、市場經濟中的信用問題
第一，個人信用制度不健全。在歐美國家，信用已成為人們社會生活中的第二身份證，發達國家中完善的個人信用制度為銀行的大量富余資金提供了最佳投向，同時對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由于長期對個人信用的漠視，我國雖然從1999年起在上海開展了個人信用聯合征信業務，但很多地區公民的信用記錄仍為零，滯后的個人信用制度成為制約消費貸款的“瓶頸”。
第二，企業信用狀況不佳。一是向社會提供劣質假冒商品，拒不履行合同承諾，侵犯他人商標權。二是利用變更法人代表、資不抵債、兼并、解散、破產、多頭開戶等手段套取銀行貸款、逃廢銀行債務。三是在破產時采取“大船擱淺，艦板逃生”先分后破；否認抵押貸款中“抵押”的法律效力；借清算組接管破產企業前的“真空時空”，隱蔽、私分或轉移財產；資產評估不實，職工安置費用高，破產費用開支大；拍賣不規范，低于評估價出售破產財產的方法，肆意逃廢銀行債務。
第三，銀行信用監控及評價體系不完善。一方面，由于銀行業不斷的進行金融創新，使傳統的貨幣概念和測量口徑趨于失效，增加了金融監管的難度，削弱了金融監管當局的監控能力；另一方面，我國銀行業的客戶信用評價體系存在評價工作的專業性與權威性不足、指標數據來源有缺陷及評價指標的設置不夠健全的問題，直接影響銀行貸款質量下降。
第四，體制改革中信用問題突現。隨著鄉鎮機構的撤并、人員精簡等體制改革的逐步落實，旗縣區銀行在金融債權管理方面存在清收難、轉化難、保全難的問題。其一，基層機構撤并后承貸主體發生變化，原借款憑證失去原有法律效力，致使金融部門討債無門。
第五，信用缺失阻礙電子商務發展。
電子商務是企業、消費者和政府相關利益主體不可回避的一個商業命題，由于缺乏與信息產業相適應的信用環境致使網上金融發展緩慢。就信用卡而言，其業務在制度法規、核算手續、監督管理等方面不健全，而且信用卡作案的頻頻發生使人們懷疑其“信用”程度。在社會信用體系不完備的情況下，安全性決定了消費者選擇傳統結算方式。與實體經濟一樣，離開信用這一基礎，會使電子商務的交易額縮減、交易成本增加、發展難以為繼。電子商務系統的特性表現出虛擬經濟對信用的需求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三、構建信用管理體系的思路
（一）發揮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作用，引導社會信用。首先，要加強自身信用體系建設。制定的政策法規要有連續性和穩定性，不能因領導變更而推卸政府承諾，要切實有效的維護產權。其次，要明確與信用管理有關的政府部門在整個社會信用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及相應的管理目標和內容；減少政府對市場主體的管制范圍和程度，引導市場主體進行制度選擇與創新。第三，以市場經濟為中心建立相應的道德價值秩序。加大誠實守信的社會道德教育。第四，應協調并整合企業信息資源，建立相對完整的資信數據庫和有效的信息傳遞機制，推動和保障行業信用體系建設，維護網絡交易的安全與信用，并通過立法的方式為網絡經濟提供剛性的信用規則，推動互聯網行業的穩步發展。第五，增強在信用制度建設中的監督與服務功能，建立企業和個人信用檔案，并將其與失信檔案共同納入法律管理辦法。第六，要以誠信為基礎建立高效率的城市市場，創造誠信的投資環境以提升城市競爭力。
（二）健全信用法制，確保政府、銀行、企業多方共贏發展。我國應在信用立法方面借鑒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改變現有的維護信用的法律條款在多部法律中被涉及的現狀，制定信用方面的專門立法，建立有效的制約和懲罰失信行為的法律機制，加快信用立法步伐，同時借鑒國際銀行業成熟、有效的評級方法，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客戶信用評價體系，使政府、銀行、企業多方在開放寬松的社會經濟環境中公平的享有和使用信息資源，從而達到多方共贏發展的目標。
（三）強化企業自身素質，建設企業信用管理體系。首先，現代企業要以誠信為重要的經營理念，認識到現代市場經濟中這種新型資本的重要性。其次，在建設企業信用管理體系時，把信用貫徹到內部管理、客戶服務、員工教育、同業競爭中，形成強大的信用約束機制，建立失信懲戒機制和信用監督機制，建立健全財務制度和有注冊會計師認可的財務報表，加大企業信息的透明度。第三，建立“3+1”企業信用管理模式。“3”指企業內部三個不可分割的信用管理機制即前期信用管理階段的資信調查與評估機制、中期信用管理階段的債權保障機制以及后期信用管理階段的應收賬款管理和追收機制；“1”指企業內部建立一個獨立的信用管理機構（人員），全面管理企業信用賒銷的各個環節。
（四）建立健全信用中介組織。一方面要發揮中介組織評審、仲裁、公證等作用，把規范行業行為、監督執行行規行約的行業自律職能落到實處；另一方面，健全信用中介服務中從事征信、信用評級、商賬追收、信用管理等業務的機構。
（五）以先進的科學技術建立電子商務信用系統。一是利用高科技建立專業化的資信信息機構和組織系統，客觀、公正、獨立地為企業和個人傳導信息。二是采取會員制解決信用問題，可借鑒環球金屬網的會員制操作方法：在硬件上構建CA認證系統，采用IBM公司的防火墻技術確保網站安全；制定整套網上交易規則和會員章程以確保交易的有序性和可信度。三是實行IC卡式的數字身份證，打擊網絡欺詐行為。四是建立高科技平臺上的電子化監管系統。
一
首先從自然經濟說起。
什么是自然經濟，并沒有統一的定義。人們對它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和表述。是從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所反映的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的關系出發，從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對立出發，來考察自然經濟的。凡生產是直接用于滿足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換的經濟，不論它在人類歷史上以何種形式存在，都可以認為它是自然經濟。物質生產的自給自足，就是這種經濟的本質特征。我國學術界通行的這種理解和表述，體現著自然經濟一般。
自然經濟是一個歷史范疇。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曾經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存在。在這幾個不同的社會形態中，自然經濟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質變。探討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討這個經濟范疇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
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個體農民以至個體手工業者，都經營有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如在中國，封建國家經營有滿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業，封建地主經營有“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以贍衣食”的自給性生產等等。然而個體農民(包括自耕農和佃農)是社會的主要生產者，農民家庭是社會基本生產單位，小農經濟是社會經濟的主體。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都集中通過小農經濟的發展變化而表現出來。
當時的社會經濟中，自然經濟已是與商品經濟相聯系而存在。從農民來看，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民足以把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結合于家庭內部。農民為了直接取得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特別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資料，就要進行自給性生產。他們既從事農業，又從事手工業，并形成通常所說的“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結構。
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發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日益多樣化。由家庭經營和個體勞動所局限，任何一個農民家庭都不可能滿足自己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要。小農的這種特點，就迫使他們卷入市場交換，從事商品性生產，與其他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產品，取得自己不能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持續自己的生產，維持一家的溫飽。生產使用價值的自給性生產，與生產交換價值的商品性生產，就相輔相成地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也就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
當時，自然經濟又與封建剝削制度相聯系。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通過繳納封建賦稅或封建地租，養活封建主階級。繳納封建租賦，是農民獲得小塊土地進行生產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必須把封建租賦同自己直接消費的產品一樣，擺在自給性生產范圍之內，當作使用價值生產出來。自然經濟成為農民既為自己消費需要，又為封建地主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就體現著自然經濟與封建經濟的本質聯系。
盡管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內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但是，由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極大的廣泛性，整個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和手工業者所經營的自給性生產所不可比擬的巨大規模，自然經濟就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存在于封建社會之中。
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而存在的條件下，自然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形式，仍然會同其他任何經濟形式一樣，具有體現自己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我曾經在《論清代前期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會中，由于自然條件和農民自身生產條件的差異，農民啟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的結合程度，是會各不相同的。在整個小農經濟中會形成一個多層次的商品生產結構。這個結構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也就是自給性生產的多層次結構，即農民自然經濟保持程度的多層次結構，其具體構成如下。
第一，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絕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產品投入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這里所說的總產品，是指農民所生產的包括農產品、手工業品和其他副業產品在內的全部產品。自用有余的產品，可能是屬于其中的這種或那種產品。
這種農民的生產，不但自給性生產占有顯然的優勢，而且其出售的產品，本來是為了自用而生產的，即不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換，才具有商品的性質。這是一種具有自然經濟痕跡的、在流通領域里形成的商品，還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
這種農民少量產品的出售，只能補償少量的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不可能更新生產過程的各種要素，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主要還是自己生產的，即經濟條件的“絕大部分，還是在本經濟單位中生產的，并直接從本經濟單位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2]。盡管已經有了商品交換，但生產循環仍然是一種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馬克思把這種農民直接消費其產品的絕大部分，只有少部分進入流通過程的生產，叫做“真正的自然經濟”[3]。
第二，半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同時又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換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會中，特別是在封建社會前期，這部分商品還會包括一些是自然生產物的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盡管它們的再生產過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實現的，但一經由“任土作貢”的方物，轉化為商人販運貿易的商品，農民的狩獵，采集、捕撈等活動，也就帶有商品生產的性質；這種農民出售的產品，都是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這是他們與上廣種農民的區別所在。
這種農民已經有了部分商品性生產，他們的生產也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生產分工的體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給性生產比重大，商品性生產比重小，其生產要素通過市場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替換的部分，并沒有超過自己生產的部分。因此，從整體來看，這種農民的生產，還基本上不是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恩格斯說，這是商品生產“還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換型生產。這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有些農民，其總產品除了繳納封建租賦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費，大部分用于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用品。他們從事商品生產，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以維持一家的溫飽。這是一種在交換價值形式下的使用價值生產，還沒有脫離自給的內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為買而賣”。由于商品性生產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給性生產已退居次要地位。這類農民已成為或基本上成為小商品生產者。
交換型生產的另一類是，農民商品性生產的比重更大，自給性生產比重更小，甚至已無足輕重。他們從事商品生產，已不僅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潤，即交換價值增值，以發財致富。其商品流通是“為賣而買”。這種農民已屬于從小商品生產者向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者的過渡形態。
上述這四種類型的生產，以具有部分質的差異相區別，存在于整個封建社會階段。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任何事物不僅有質的規定性，而且有量的規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著多種運動形態和多種矛盾的統一體，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質。在這種情況下，事物的性質就是由其主要的質所規定的。當其次要的質的量變沒有達到一定的數量界限，它仍然會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質，而不會轉化為另一事物。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的自給性生產，超過或大大超過其商品性生產，自然經濟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質，商品經濟僅是其次要的質。因此，它們就應當屬于或基本屬于自然經濟范疇，成為封建社會中體現自然經濟關系，即自給自足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是自然經濟單位在封建社會中存在的具體形式。
自給自足是對自然經濟本質的一種通俗概括。現象總是以豐富多變的形式表現本質，特別是在事物具有多種質的條件下，現象與本質之間更會出現差別和矛盾。所以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會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對地存在于社會經濟生活之中。在事物質變和量變錯綜復雜的運動過程中，如果不區分主要的質和次要的質，如果不把握住決定事物性質的數量界限，而是機械地把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作為衡量小農家庭是否是自然經濟的絕對尺度，必將導致對自然經濟過多過早的否定，這無疑是不適當的。
封建社會的農民，已是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并具有自有經濟和一定獨立性的生產者，他們比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的生產者，具有更高的生產積極性，具有更優越的生產條件，和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封建社會與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相比較，生產者產品自給的品種、數量和質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綜上所述，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以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的小生產方式為生產條件，這就是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它體現著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二
在封建社會中，自然經濟具有強大的地位。但隨著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自然經濟會逐漸削弱，并隨著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會最終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所代替。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和封建主都經營有使用徭役勞動、奴婢勞動或雇傭勞動的商品生產，還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商品生產，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農業和手工業中，以生產資料個體私有制和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小商品生產。因此，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可以說主要是小商品經濟。列寧指出，“在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中有兩個重要關鍵：（1）直接生產者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2）商品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5]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主要是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過程。這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在封建社會初期，生產力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下，作為一切生產首要條件的糧食生產，還不能在農民滿足自己消費之后，有更多的剩余，從而為從事農業的人和從事手工業的人，為從事食物生產的農民和從事原料生產的農民，提供實行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給型農戶這時就必然占有大多數，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還只是居于少數。
這時在市場上，特別是在農村市場上交換的產品，既有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和手工業者商品性生產的產品，又有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這時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已不是偶然的、間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斷反復出現的剩余品。廣大自給型農戶把這種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使它在整個市場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經說過，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不是基于社會分工而生產的。生產的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因此，這時的商品經濟還不具有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歐洲的封建社會就有過這樣的階段，馬克思說過，“曾經有這樣一個時期，例如中世紀，當時交換的只是剩余品，即生產超過消費的過剩品”[6]，（馬克思所說的中世紀，一般是指歐洲的9-14世紀）在中國，《孟子》所說的，農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的階段，是否屬于這樣的時期，有待于經濟史學者的考證。
盡管剩余品的生產還不是交換價值的生產，但是，農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種以流通、以設定交換價值為目的的趨勢”[7]，經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促進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并且促使它們朝著交換價值生產的方向發展，推動自給型農戶逐漸轉化為半自給型農戶和交換型農戶，從而使整個市場逐步從以使用價值生產為基礎，轉向以交換價值生產為基礎。這是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長期趨勢。
半自給型農戶由于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它們的生產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分工體系之中。在封建社會的某一個階段中，如果半自給型農戶在整個農戶中占有多數，它們投入交換的商品，在整個市場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這時商品經濟的社會分工的基礎，也就是交換價值生產的基礎，就會進一步完備。
在封建社會中，各種生產力因素經過長期積累，會出現一系列發展變化。勞動人口和耕地面積的不斷增加，擴大了農業的生產規模；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系列化，提高了農業勞動的效率；水利設施、陸路和水路交通的發展，改善了農業生產的勞動條件；自然資源的開發，豐富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對象；耕作技術和生產經驗的積累，提高了農業勞動者的素質。到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會加快自己的發展步伐，為商品生產的發展，提供比較充分的農業基礎。
在上述條件之下，商品生產就會得到較快的發展。通過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逐漸向交換型農戶轉化，會出現大量主要生產糧食和其他食物的農民，主要生產原料作物的農民，和“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8]的農民。通過農民家庭手工業以一定規模與農業分離，會使許多農民轉化為手工業者，并逐漸形成從事各種原料加工的獨立手工業部門。
這種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不同，他們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產品，必須在市場上補償他們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產要素，甚至包括種子和口糧。他們的生產已經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礎之上，成為“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也就是，以產品的出售，以產品轉化為貨幣和再由貨幣轉化為產品的生產要素為媒介的再生產。”[9]他們的這種商品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就具有質的差異。
封建社會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賦之外，還能“生產出一個超過必要生活資料的余額”[10]，也就是在封建租賦以外的剩余產品。這是一個變量，在封建租賦既定的條件下，就決定于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成果的大小。交換型農戶和獨立手工業者是最有能力生產這種剩余產品的個體生產者。這種剩余產品都是要投入交換的，因此，這種農民和手工業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個體生產者。
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如果不從事自給性生產，“生產專業化即社會分工的完成”[11]，他們就已經成為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列寧在討論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時候，就是以這種小商品生產者為準繩的。他說，“單獨的個別的生產者專門從事一種生產部門的生產”，“是商品經濟的必備條件”[12]。這種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確實是存在的，如城市獨立手工業者。列寧在此加以強調，是理論徹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現象的統一是一個本質上無止境的過程”[13]，在封建社會的實際經濟生活中，特別是在商品經濟剛在發展的時候，大量出現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而是不完全脫離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即具有一定程度專業分工的小商品生產者。
出現這種情況，有各種各樣的具體原因。在封建社會中，最大量的是生產糧食的農民。他們的商品性生產不論如何發展，也不會脫離糧食的自給性生產，這是毫無疑義的。
農民的商品性生產從一開始出現，就“已經包含著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萌芽”[14]。在交換型農戶中，商品性生產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場條件發生變動，它的產品的價值不能實現，其生產和生活就會出現危機。保留一定的自給性生產，特別是糧食的自給性生產，就可以緩解危機，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論是生產原料的交換型農戶，還是生產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糧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給性生產。
特別值得提出的農村手工業者。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農業生產和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廣大農民的需求增多，會引起農村手工業一定程度的發展。西方學者把西歐各國出現的這種發展叫做前工業化階段。這種農村手工業產品的銷售對象，主要不是封建剝削者，而主要是廣大勞動群眾，就必然要求成本低，價格廉，生產就必須接近原料產地。這種大眾化的產品，質量不必精細，生產技術容易掌握，因之這種手工業必然首先從農村中發展起來。農民從農業轉向手工業只能是逐步進行的，在這個轉軌過程中，必然有許多農民保持著一定的糧食和原料作物的生產。就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后，基于上述應付市場變動的原因，農村手工業者也會自然地保有一定糧食或者原料的自給性生產。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農業生產力的不夠發展，沒有充足的穩定的糧食供應，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也無法切斷自己的自然經濟臍帶。
這種保留有一定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戶，同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一樣，都已屬于商品經濟范疇，都同樣是封建社會中體現商品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與屬于自然經濟范疇的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是不相同的。所以馬克思把“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的農民，叫做“新的小農階級”[15]。根據這一原則，那些生產糧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也同樣可以視為新的小農階級。
自然經濟既是歷史范疇，又是地域范疇。在封建社會的一定歷史階段，自然經濟不會在全國各個地區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經濟也不會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發展。它們的發展變化，同任何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一樣，總是在不平衡的運動中實現的。各個地區由于氣候、交通、土壤和資源等自然條件的差異，經過人們長期開發，又會出現社會分工發展程度的差異，即出現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從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經濟強大、比較強大和比較薄弱的各類地區，也就是商品經濟不發達、比較發達和發達的各類地區。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中，還會形成具有不同專業分工的地區，有的是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自給性生產，成為糧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專業性生產地區；或者是手工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成為手工業品專業生產地區。因此，在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由于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的大量出現，由于各種專業分工地區的形成，商品經濟就會具有更為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總之，任何封建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內，都會通過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通過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著不同的自然經濟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經濟水平。在任何一個封建國家中，我們都不可能獲得各種類型農戶比例配置的數據，也不可能獲得自給性生產產值和商品性生產產值的精確數據，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推斷，在封建社會一定的歷史時期中，自給性生產具有強大的地位，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商品性生產的產值則可能大于自給性生產的產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以至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發達地區，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無論多么發展，也不會導致自然經濟的消失。這種歷史連續性甚至可以延至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的時代。在十九世紀后半期，德國的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許多雇傭工人或者是自己擁有土地和菜園，或者是通過租佃擁有土地和菜園，以從事自給性生產。他們的這種“園藝業和耕作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曾經是保證工人階級物質狀況可以過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過得相當不錯的基礎”[16]。
為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終封建社會之世，自然經濟還會始終存在，商品經濟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發展。這都有待于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把一切以生產者本人勞動為基礎或只把多余產品當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產形式盡行破壞。它首先使商品生產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產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17]。因為“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18]這是馬克思總結西歐歷史發展所得到的結論。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相對純粹的自然經濟，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在對立統一中消長，然后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相對純粹的商品經濟，這正是歷史辯證法的生動體現。三
商品經濟同自然經濟一樣，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以至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其性質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在總的量變過程中，也會出現階斷性的部分質變。
在封建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由各種類型農戶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經濟，既會具有不同的社會分工發展水平，又會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經濟痕跡，因而呈現出部分質的差異。試以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作點粗略比較。
首先，從農村市場看。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農民生產的自給性水平還很高，農民和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種生產者自用有余產品余缺調劑的交換，那種生產者必要產品同特殊需要發生關系時品種調劑的交換，會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這兩種交換都具有使用價值生產的自然經濟痕跡。因之，農村市場主要是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直接交換，假手于商人的情況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場交易量要分散在廣大農村，市場因之是狹小的，一般不能擺脫小范圍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廣大農村形成以墟集貿易為主體，以市鎮貿易為補充的“地方小市場的網”。[19]這種農村市場一般只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對于農民來說，就是能滿足他們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銷售農副產品和家庭手工業品的需要。
通過商品交換，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不但是個體農民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一定地區，如一縣一州，必需有自己的產品，能與其他地區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會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這就會形成一定的地區間的販運貿易。因此，某些農村市鎮，特別是商品生產比較發達地區的農村市鎮，除了具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之外，又會具有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使它成為農村外銷商品販運貿易的起點，農村輸入商品販運貿易的終點。在這種農村市場上，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互通有無的直接交換就會縮小，而以商人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會擴大。
到封建社會后期，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大體還會保持封建社會前期農村市場的那種狀況。但在其他地區，由于糧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業品的商品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農村市場就會發生變化。如果說在封建社會前期，商業資本主要是以自己的運動，使農民的產品發展為商品；在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特別是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卻是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無法自己在當地銷售全部產品，也無法互相提供足夠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只能要求商業資本為他們的產品實現價值，并為他們的再生產實現各種生產要素的補償。因之，這里的農村市場已由主要是生產者之間的直接交換，轉變為主要以商人為媒介的交換。并且會突破地方小市場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業市鎮和手工業市鎮，建立起長途運轉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區以至跨越國界的市場網絡。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還會在生活資料市場之外，形成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在生產分工發展的基礎上，形成雇工市場；在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借貸增多的基礎上，從傳統的高利貸資本中出現金融市場，從而構成以商品市場為主體的農村市場體系[20]。這種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證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的、以市鎮貿易為主體、以墟集貿易為補充的農村市場，就為農民擴大再生產、發展商品生產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但是，生產者之間余缺調劑、品種調劑的交換仍然會存在，甚至會有一個較大的絕對值。只是在商品成交總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縮小了。
其次，從販運貿易看。在封建社會中，通常存在著從農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剝削階級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費的，以農副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為主要內容的販運貿易。同時，由于農民和手工業者需求的多樣性，他們也必需與外地區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互通有無，也會形成一定規模的販運貿易。因此，販運貿易就成為當時的重要商業活動。
在封建社會前期，販運貿易的商品，除了手工業者的產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所提供的。它們每家每戶投入交換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萬戶的投入，也會成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可以形成繁榮的販運貿易。它們出售一些農產品或者家庭手工業品，雖然標志著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自然經濟結構開始分解，但它們還主要從事農業，它們的手工業和其他副業還從屬于農業，基本上沒有專業分工。沒有生產的專業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區分工。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和由它所帶來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是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這種地區的販運貿易，更多地是建立在這種具有自然分工性質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比如糧食這種重要的販運貿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豐歉，或糴之使來，或糶之使去”的地區間豐歉調劑市場。這種地區間糴來糶出的市場，就不是由地區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經濟正是這樣的販運貿易中保留著自己的痕跡。
在封建社會后期，農產品和農村手工業品流向城市的販運貿易，在繼續發展的同時，地區間特別是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與手工業品產區之間的販運貿易，會有明顯的發展。如果說，前者是地區間的一種縱向聯系，后者則是地區間的一種橫向聯系。前者主要是體現農民、手工業者和封建剝削階級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資料，后者則主要體現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資料，又有生產資料，說明它已大體是建立在一定的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和手工業品產區之間出現大規模、長距離的販運貿易，正是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的重要發展。
再次，從城市市場看，在封建社會中，城市市場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從、軍隊等以自己的收入，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他們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賦的轉化形態，即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剩余產品。數量巨大的剩余產品集中在數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換，就會出現繁榮的城市市場。封建賦稅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實物形式。它們是由農民和手工業者作為使用價值生產出來的，只是因為投入交換才成為商品。這種商品可以說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沒有商品的生產方式。這就使城市市場既建立在交換價值生產之上，又建立在使用價值生產之上。因之城市市場并不具備完全的商品生產的基礎，也就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經濟。盡管實物租賦會逐漸向貨幣租賦轉化，使城市市場的商品生產的基礎有所發展，但這種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商品生產基礎的不夠完全，是封建社會城市市場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城鄉商品生產不夠發展，城鄉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就不夠發達。盡管城市中有比較發達的手工業，但其產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費，并不流向農村，與農民的產品相交換。因此，城市市場規模的大小，主要決定于投入市場的封建租賦價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場保有較多的自然經濟痕跡。
到封建社會后期，由于地區間販運貿易的發展，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具有販運貿易的中轉市場，或者形成新的中轉貿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業在發展中逐漸向城市轉移，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手工業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業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隨著城市經濟功能的發展，在這些城市市場的商品成交總量中，封建剝削者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會縮小。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商品交換所形成交易量（包括體現在販運貿易中中轉的部分），其比重必然會擴大，后者甚至可以超過前者。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無疑已大大下降。當然，封建租賦投入這種城市市場還會有一定的數量，加以還會有許多消費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視的。總之，在城市市場，以至在整個國內市場上，封建租賦所形成的市場交易量，在封建社會前期和后期，是會各不相同的。它在整個市場交易中所占比重較大，市場促進生產和分解自然經濟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會中，由于各個時期的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商品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許多經濟現象總是交錯地存在，難以劃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種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相比較，已具有不同的生產基礎，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場結構），不同的流通規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結構），不同的社會作用。特別是商品經濟發達地區的形成，不但會為本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開辟道路，而且會通過與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系，擴大和深化社會分工，推動其他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生發展提供歷史前提。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正是通過這種不同層次的發展，即部分質的變化，逐步排除自然經濟的制約和痕跡，逐步趨向完善。
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表明，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以怎樣的廣度和深度相結合，會反映出自然經濟歷史地位變化的階段性，會反映出商品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也會反映出封建經濟的成熟和發展。生產對于任何社會經濟都具有基礎的作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變化，都是基于其生產基礎的具體變動而來，考察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及其歷史地位，考察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及其發展水平，首先應當對它們生產基礎的發展變化，作出正確的估量。不論在什么生產基礎上生產出來的商品，一經在市場上出現，都不會改變它作為商品的性質，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決不能因此而忽視對它們不同的生產基礎作具體的分析。否則，就容易夸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把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同等起來，把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與不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等同起來，從而模糊對自然經濟歷史地位的認識。這就不能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研究中，更好地貫徹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四
商品經濟所以能適應生產力的不同發展水平，在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產生的基礎是社會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分工的發展又會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在封建社會中，社會生產力總是在不斷發展的。商品經濟既是封建經濟（包括領主制經濟和地主制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而封建經濟又可以容納小商品經濟有較高程度的發展，甚至可以容納以工場手工業為代表的商品經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因之，在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領主制下，在統一的封建國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國家中，還會得到更多的發展。
廣大農民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就把市場機制引入千家萬戶的生產領域，擴大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范圍，推動他們改善工具，提高技術，較好地發揮人力、物力和土地資源的經濟效益，這對于發揮各個地區自然條件的優勢，擴大農業基礎，調整農業結構，增加社會積累，都會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條件下，不但農民商品經濟的個體比自然經濟的個體，具有較高的發展生產的活力和能量，也會使整個社會經濟含有市場機制，可以較靈活地較有效率地進行，從而有利于滿足消費，促進生產，加強地區間、民族間的經濟聯系，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對于封建大國說來，也會為封建國家處理集中的政治與分散的經濟的矛盾，為征收賦稅、加強國民經濟管理，提供有利的條件。在封建社會中，只要有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會有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會有社會生活水平的相對提高。總之，封建生產方式如果能允許商品經濟發展，就說明它還具有生命力，還沒有達到它的歷史終點。這是判斷封建生產方式價值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封建社會中，對立統一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是互相制約、互相排斥的。自然經濟天然地排斥社會分工，排斥商品經濟，從而限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不管自然經濟多么強大，商品經濟卻具有導向性，具有主導作用，它總是通過不斷分解自然經濟，引導社會經濟向前發展。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無庸贅述。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下，它們又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對立物相互補充的這種深刻的辯證關系，充分地體現在社會經濟過程之中。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既與商品經濟相聯系，又與自然經濟相聯系。他們總是通過二者的相互補充，使自己的生產得以完全。在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中，是商品交換對于自給性生產起補充作用；在交換型農戶中，是自給性生產對于商品性生產起補充作用。二者相互補充，就使小農家庭的再生產得以順利地運行，使小農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得以順利地實現。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和手工業者既都是互相分離、互相獨立的，各自通過自身的循環持續自己的生產。但是，他們又是互相聯系，互相依存的，因為他們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供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又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購買他們的產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產單位，而更多的是消費單位。作為生產單位，它必須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就是作為消費單位，也必須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消費品。因此，在封建社會中，就必須以商品交換為紐帶，把農民、手工業者和地主家庭聯系起來，才能形成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使整個封建經濟成為一種一定程度的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
要使這種復雜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得以順利實現，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和各個生產部門之間就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在封建社會，社會生產的技術構成低，不論是進行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主要是靠投入勞動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產資料。而且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不經過交換無償地養活封建剝削者，因此，第二部類生活資料的生產必然要大于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而擴大再生產更需要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優先增長。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這種比例關系，主要是由農民的自然經濟來保證的。
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如前所述，是農民既要為自己的消費需要，又要為封建地主的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因而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擺在優先的地位，以安排好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的關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種植各種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災害時，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謂“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在糧食總供給不足與總需求發生矛盾時，農民就會去開墾荒地，開發山區，以至圍湖圍海造田，以解決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會中，糧食盡管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商品，卻又總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農作物。
農民的這種遵循自給自足目標運行的經濟活動，就會使全社會勞動力與土地這兩種最重要的資源的分配，首先保證了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保證了封建經濟順利運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關系。如果說，封建經濟因為有了商品經濟，可以更靈活地運轉，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為有了自然經濟，才能保證它順利進行，保證它可以穩定地發展。
自然經濟這種基于人類生存本能需要的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保證了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繁衍，保證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分工，從而促進了封建國家、法律和文化藝術的發展。盡管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農民和手工業者在封建租賦之外，還可以生產出另外的剩余產品，擴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藝術發展的物質基礎，但是，從整個封建社會來看，強大的封建國家和繁榮的文化藝術，始終主要是建立在作為使用價值生產的封建租賦基礎之上的。
但是，自然經濟的這種基本歷史作用，又必須依靠商品經濟才能得以充分實現。在封建社會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獲取大量實物封建租賦之后，除了直接消費一部分之外，他們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賴于出售這種剩余產品。同時，他們又必須把大量的封建租賦，通過商業渠道轉化為商品，轉化為各級官吏，文人學士、仆役和軍隊的收入，并且進一步轉化為多種多樣的消費品和奢侈品，通過市場以實現社會總產品的最終分配，從而保證封建政治和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
總之，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補充。如果我們只強調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自然經濟，就是一種片面性；如果只強調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商品經濟，就會是另一種片面性。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資本論》第3卷，第896頁。
[3]《資本論》第3卷，第886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3頁。
[5]《列寧全集》第1卷，第77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頁。
[8]《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9]《資本論》第2卷，第226頁。
[10]《資本論》第3卷，第893頁。
[11]《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2]《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17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41頁。
[15]《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64頁。
[17]《資本論》第2卷，第43-44頁。
[18]《資本論》第1卷，第644頁。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來說，存在就業矛盾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從上世紀70年代未知青返城，到農村經濟改革帶來勞動力剩余，再到9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導致的職工下崗，就業問題貫穿了改革開放的全過程。正當連續5年的高增長即將沖淡人們對于這些問題的擔憂時，一場突如其來的寒流再一次籠罩了就業市場。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次，昔日被稱作“天之驕子”的大學生，與農民工一起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一、2009：就業形勢嚴峻
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傳遞的信息和各級媒體對就業市場的頻繁關注中，我們不難感覺到，就業問題已經成為2009年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據有關部門統計，今年包括高校畢業生在內的城鎮新增就業人數超過1300萬人，全年城鎮需要就業的總人數達2400萬人，這組龐大的數字顯示出了2009年就業形勢的嚴峻性。而其中，最引人關注的兩個群體就是大學生和農民工。
二、大學生：畢業失業
據統計，今年全國新增大學畢業生將達到610萬，與往年未能就業的150萬大學生疊加，一支龐大的待業隊伍立刻呈現在人們眼前。即使在經濟發展正常年份，消化這樣一支高學歷的勞動力大軍也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何況在就業市場遭遇寒冬的2009年呢?“畢業也就意味著失業”，這樣一句以往聽起來令人難以置信的調侃，在2009年變成高校畢業生的真實寫照。近日，中國社會調查所在北京、上海、深圳、石家莊、鄭州、成都、沈陽、武漢、廈門、哈爾濱、西安等地的抽樣調查顯示，到2009年2月底，應屆畢業生整體就業率僅為35．6％，這與社會保障部期望的70％的就業率還有很大差距。而往年就業率較高的幾個大省市，今年畢業生的就業市場更加不容樂觀。據悉，截至今年1月底，天津市2009屆高校畢業生簽約率不到10％，比上年同期下降18個百分點；而截止1月中旬，廣東全省本科生就業簽約率則只有2．2％。
三、農民工：回家≠過年
2008年春節，數十萬農民工因為雨雪災害被阻隔在廣州火車站無法回家；2009年春節，風和日麗，卻仍然有數十萬農民工在廣州火車站徘徊，今年，他們則是因為遭遇了就業市場的寒流而不得不回家過年。同樣是回家，心情卻迥然不同，新年的快樂與期望被失業的無奈和迷茫沖刷得無無蹤。
據統計，2009年春節前，約60％左右的農村外出務工人員返鄉過年，而根據人保部的抽樣調查顯示其中的5．4％是因為失業。以我國務輸出大省四川為例，至2009年1底，四川省共有212萬農民工失業返鄉，占外輸勞務總量的17．8％。200年春節后，全國需要新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在2000萬人以上。而與往年相比，今年的用工需求卻一降再降。作為解決了全國1／6就業崗位的廣東省自2008年以來，全省用工需求一直呈下降趨勢，由第一季度的228．7萬人下降到第三季度的211萬人。另據預測，今年第一季度全省人力資源市場需求約為190萬人次，比上季度下降約4．99％。短短十幾個月時間，“工荒”戲劇性地轉化為“民工過剩”2009年就業形勢的緊張程度可見一斑。
四、誰該為“就業寒冬”買單
就業問題一直是一個廣受社會關注的話題，但百分之百的就業即使在理論上也是很難實現的。一定規模的失業率是經濟發展所能承受的，發達國家平均年登記失業率也在5％以上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鎮登記失業率逐年降低，2007年已降至4％。而2008年下半年來，就業矛盾卻突顯日益尖銳之勢。究竟原因何在，可謂眾說紛紜。都是金融危機惹的禍盡管造成就業困境的原因很多，但從影響力上來看，金融危機以絕對多數票被指認為罪魁禍首。2008年以來，金融危機對國內實體經濟的影響逐漸顯現，一方面，大量沿海加工貿易企業因為人民幣升值和國外需求減少的雙重打擊而接連倒閉；另一方面，國內上游企業因遭受牽連而舉步維艱。國內經濟在金融危機和經濟下行周期的共同作用下，呈現出明顯的下滑跡象。在這種情況下，除企業倒閉造成大量工人失業外，剩余企業招聘計劃也紛紛被凍結或縮水。
往年風光無比的投資銀行、證券公司、保險等金融機構，幾乎都大幅削減甚至取消了校園招聘計劃，而近年來發展勢頭迅猛的外資銀行也放緩了發展步伐。同時，吸納就業人數眾多的地產、汽車、廣告、石油石化、能源、物流行業，也因前景不明而無法給就業市場緩解壓力。
五、高等教育的反思
從零工資就業、名校生養豬，到考研熱、公務員熱，知識型勞動力市場的“緊張局勢”使人們反思高等教育的呼聲日益升高。各方輿論認為，大學生就業難，1999年以來的大學瘋狂擴招難辭其咎。1999年，國務院立足于現代化建設的全局、科技和社會發展形勢的變化，做出了“擴大高等教育規模”的重大決策。9年來，全國普通高校招生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2％。據統計，2005年，全國各種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學人數達2300萬人，規模居世界第一。與此相對應，高等學校畢業生人數逐年增加，政府數據顯示，2006年的高校畢業生達413萬人，而在2007年，高校畢業生已達到495萬人，今年更猛增至611萬人。國內人力資源市場“青黃不接”的狀況早已完全改善，并且日益飽和，即使沒有金融危機，大學生就業狀況也不容樂觀。
另外，有關專家指出，所謂大學生就業難，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不確定性的心理感受。國內教育的傾向使得不少大學生習慣將自己就讀的學校、專業等與薪資待遇掛上鉤。這種片面的理解往往使他們高不成、低不就，失去不少機會。
六、經濟轉型的必然之痛
經濟轉型是引起失業率短期上升的一個重要因素，只是在金融危機的放大作用下，人們已經忽略了它本身的影響。經過30年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到了轉型期，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已是時勢所趨。事實上，沿海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起始于金融危機來襲之前。也就是說，即使不存在金融危機，產業結構調整也會帶來大量剩余勞動力。
這是每個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都必須經歷的陣痛。但是，它最終會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更高階段而自行解決。
七、就業與社會經濟發展
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充分就業被認為是宏觀經濟調控的首要目標。這不僅是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的重要基礎，而且是社會穩定發展的必要保障。盡管充分就業是政府的宏觀調控目標，短短兩個月內，相關政策就已接連出臺，但在目前復雜的情況下，要緩解就業壓力卻并非政府一家之責，企業和就業者本人也應當承擔起相應的責任。
八、就業與經濟增長的良性互動
就業增加使有勞動能力的社會成員得到就業機會，使全社會的勞動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從而生產出更多最終消費品，這也就意味著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會導致居民收入增加，整個社會的消費和投資也會相應增加，這又會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從而形成就業與經濟增長的良性互動關系。反之，失業的增加則會導致經濟增長向相反方向運動。按照奧肯定律，失業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反向的替代關系。實證研究表明，失業率每上升1％，總產出就會減少3％。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就業是居民主要的收入來源，經濟不景氣導致就業形勢惡化，失業又造成居民購買力下降，市場需求因此減少，企業產品滯銷，生產和投資積極性必然受到打擊，令經濟增長乏力。如果不集中力量解決就業問題，“保增長”的目標很難順利實現，中國乃至世界的經濟復蘇都將成為一句空話。
九、就業與社會穩定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大量農民工失業返鄉，其經濟收益和勞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必然會給社會帶來不安定因素。調查顯示，我國農村居民收入50％以上為勞務所得，這就意味著，在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農民收入必然大幅度下降。這樣不僅無法實現農民增收的目標，使新農村建設的進程受阻，同時，在農村社會保障不完善的情況下，會給失業農民帶來很大生活壓力，嚴重威脅社會穩定。
十、企業應該承擔社會責任
隨著國家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的出臺，一大批國有重點企業在今后幾年都將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一些公共安全和社會服務領域的單位，以及機械制造、橋梁設計等行業，也發展迅速。對于這些企業來說，盡量提供多的就業崗位，一方面可以緩解社會上的就業壓力，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另一方面也可以為企業今后的蓄勢待發儲備充足的人才。
十一、就業者應該擺正心態
關鍵詞：政府支出；國內生產總值；社會投資；居民消費
1引言
國民經濟是指一個國家社會經濟活動的總稱，是由互相聯系、互相影響的經濟環節、經濟層次、經濟部門和經濟地區構成的。國民經濟這一概念突出強調經濟的整體性和聯系性。
中國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以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為對象，應用現代經濟計量學方法，分析探討1978-2005年期間中國國民經濟運行和宏觀經濟活動。在此基礎上分析政府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進而由國內生產總值影響居民消費與社會投資，因而政府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起到直接的影響而對居民消費、社會投資則起到間接的影響。
政府支出規模隨經濟的增長而擴張。我國的GDP近年來處于持續高速增長的階段，就2005年而言，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8232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9.9％，屬于“高增長階段”。根據“瓦格納法則”，當國民收入增長時，政府支出規模會以更大比例增長；與此同時，R•A•馬斯格雷夫認為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演進，政府支出的規模逐漸增長。因此，本文想探討一下在未來的時間里，政府支出的變化對于國內生產總值、社會投資、居民消費的影響。
2模型設計
2．1模型結構
建立一個能反映農村政府消費支出水平與國內生產總值、投資、居民消費之間關系的計量經濟學聯立方程模型，文章共選取了3個內生變量，2個滯后內生變量和1個外生變量。
2．2模型的變量說明
（1）內生變量
Ct-居民消費；單位：億元
I-社會投資支出；單位：億元
Y-國內生產總值
（2）外生變量
G-政府消費支出；單位：億元
(3)滯后內生變量
Y(-1)國內生產總值上一年的值；單位：億元
Y(-2)國內生產總值上上年的值；單位：億元
2．3模型結構方程式
Ct=a+b*Y(-1)+U1（1）
I=c+d*Y(-1)+e*Y(-2)+U2（2）
Y=Ct+I+G（3）
方程（1）反映的是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因素，與上年度的國內生產生產總值相關。
方程（2）反映了社會投資與上年度國內生產總值、上上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相關。
方程（3）反映了國內生產總值與居民消費、社會投資、政府消費相關。
3模型的參數估計及檢
3．1數據來源
本模型參數估計采用時間序列數據，數據均來自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樣本區間為1991~2005年。數據處理與模型計算采用的是Excel2003和Eviews3.1軟件。
3模型檢驗
本模型估計出來的參數所反映的經濟意義與經濟理論與實踐相符；在0.05顯著性水平下本模型各方程均能通過F檢驗，所以模型具有顯著性；各方程的擬合優度均大于0.94，表明模型的可信度較高；估計參數在0.05顯著性水平下基本能夠通過t檢驗，參數具有顯著性。上述結論表明，本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在經濟意義和統計意義上均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歷史模擬和事后預測
4．1歷史模擬
為了檢驗模型用于模擬分析的可靠性，本文運用上述模型對樣本期數據進行模擬，并進行事后預測，通過計算內生變量1991~2005年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來考察模型的預測能力。計算結果見表2。表2結果顯示，本模型變量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絕大部分均小于5%，其中Ct的模擬效果最好，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全部小于3%；Y的模擬效果也較好，除了2004年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為14.935%外，其余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幾乎全部小于5%；I的模擬效果其中幾個年份稍微差了一點，如獲至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4年的模擬值與實際值的相對誤差相對偏高了一點，但是最近幾年它的模擬效果還不錯。這表明由隨機方程式解釋的內生變量的相對誤差較低，該模型對歷史的整體擬合效果較好，用于外推模擬分析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2事后預測
以下預測未來10年，政府支出以5%的增長率增長對國內生產總值、消費和投資的影響。
參考文獻
［1］李子奈，葉阿忠．高等計量經濟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
［2］趙衛亞．計量經濟學教程［M］．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關鍵詞：期貨市場；國民經濟；價格發現；風險轉移
一、引言
我國期貨市場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辦以來。經歷了不平常的發展道路。經過數年的整頓規范，我國期貨市場的市場環境、內部結構、市場規模均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隨著我國加入WTO，我國期貨市場面臨著良好的發展機遇，期貨市場交易規模近來出現了持續的恢復性增長。
值此期貨市場蓬勃發展之機，我們更應該在反思中國期貨市場走過的曲折道路的基礎上，借鑒國際期貨市場發展的成功經驗，對期貨市場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進行深人地探討，客觀認識我國期貨市場的經濟功能，揭示期貨市場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作用。這樣才能夠為促進我國期貨市場的穩定發展提供理論上的保障。
二、文獻綜述
關于期貨市場的經濟功能．即其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國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觀層面的理論分析。據其對期貨市場經濟功能強調重點的不同，研究可分為三大觀點：首先是傳統的觀點，即認為期貨市場的主要功能就是風險轉移，如Samuelson(1965)首先將商品期貨界定為“票據”，然后通過對完全競爭市場均衡價格的兩種形式的分析，指出商品期貨市場具有穩定價格(價格熨平)的功能，同時還具有風險分攤(套期保值)的功能。其次是期貨市場的流動性理論，Working(1962)和Telser(1981，1986)認為，就風險轉移而言遠期比期貨更有效。所以期貨市場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風險轉移，而在于為市場參與者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流動性。而Williams(1986)則提出了隱性借貸理論。他認為套期保值實質上是一隱性借貸行為，所以期貨市場是一種隱性借貸市場。故而期貨市場的重要作用應是規避信用風險，減低交易成本。綜合上述觀點，Hieronymus(1993)指出，最接近自由競爭的期貨市場，其主要功能在于確定投機價格，提供風險轉移機制和建立公平的融資渠道等幾方面。
在國內，由于期貨市場長期處于試點、整頓階段，故而關于期貨市場對國民經濟發展作用的探討一直都未停止，但這些探討大都集中于宏觀層面的實踐總結。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有：常清(1999)提出，應在反思10年研究和試點的基礎上，對諸如經濟發展與期貨市場建設；期貨市場建立與市場經濟改革；期貨市場與通貨膨脹、通貨緊縮；期貨市場會否制造泡沫經濟等有關重大理論問題進行深入探討。陳述云(2001)指出期貨市場主要有以下幾個作用：(1)有利于商品生產經營者改善內部經營管理，避免價格風險。提高經營效益；(2)為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實現宏觀調控目標提供價格決策信息；(3)有利于完善市場體系與市場價格形成機制；(4)有利于建立各種金融市場之間的競爭和均衡關系。姜洋(2005)認為穩步發展期貨市場有助于確立大宗商品定價話語權，有助于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有助于推進商業銀行轉變經營機制，并且有助于健全我國石油安全機制。田源(2005)亦指出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和套期保值功能，決定了它在全球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能夠幫助國家化解市場價格波動的風險，趨利避害，促進經濟發展，維護國家利益。而馬文勝(2005)則將新形勢下期貨市場的功能歸結為：(1)宏觀功能，包括保護國民經濟安全與國家利益、對產業調整起宏觀調控作用和聯接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等三方面；(2)微觀功能，包括價格發現與套期保值和形成良好投資渠道兩方面。曹和平(2005)也提出：期貨行業是一個能夠直接為GDP帶來增長的實物性產業。期貨市場不僅能夠發現價格規避風險，而且由于它自己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和供給價格彈性比其它的銀證期保類產業要快，這就使它能夠成為宏觀經濟的穩定劑。
綜述國內外有關文獻。我們可以發現期貨市場作為高級的市場組織形式，具有形成價格進而優化資源配置的根本作用。故而期貨市場的基本經濟功能就在于：(1)風險轉移功能，也就是期貨市場通過套期保值能夠有效的轉移價格風險，其實質就是期貨市場通過形成合理的風險價格(套保費用)，將現貨市場的價格風險在套期保值者和投機者之間進行有效轉移。(2)價格發現功能，也就是由于期貨市場具有公開性、預期性和連續性的特征，期貨價格能夠準確及時地反映當前和未來的市場供求，從而優化資源配置。
在兩大基本功能的基礎上，期貨市場可衍生出一系列具體的派生功能。首先是期貨市場的宏觀功能，主要包括三個方面：(1)促進經濟增長；(2)平穩經濟波動；(3)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其次是期貨市場的微觀功能，主要是幫助企業轉移價格風險，鎖定生產成本，保障經營收益。事實上期貨市場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作用也就在于此。
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雖然國內外在這方面的探討很多。但前期文獻存在著較為明顯的不足。前期文獻的理論探討多為局部均衡分析或簡單經驗判斷，尚未發現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運用金融經濟學基本理論對期貨市場的經濟功能進行規范分析的成果；同時全面系統地理論研究期貨市場功能發揮狀況的具體文獻也幾近于無。這就說明國內外在這兩方面的工作實際尚未展開，而這種狀況既與目前國內期貨市場高速增長的現狀不相適應，更會阻礙未來我國期貨市場的穩定發展。
所以，下面我們即對期貨市場的兩個基本經濟功能進行深入系統的理論分析。
三、期貨市場通過風險轉移功能優化資源配置
這部分的研究我們主要從微觀角度人手，討論期貨市場對國民經濟的影響。
期貨市場沒有出現以前，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要承擔來自于季節性的變化、自然因素的影響和政治因素的影響的全部價格波動的風險，這種風險會給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造成直接或間接損失。期貨市場出現以后，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可以通過期貨市場進行套期保值交易來將價格波動的風險有償轉移給愿意承擔風險的投資者。這就是期貨市場的風險轉移功能。
我們認為，期貨市場通過風險轉移功能能夠優化資源配置，這一點可以通過下面的局部均衡分析來證明。
不確定的價格會影響到風險厭惡的廠商的生產行為。對于這一點，理論界早有研究。早在1971年，AgnarSandmo就在模型中嚴格證明了，風險厭惡的廠商在面對不確定的價格的時候會減小自己的產出(Sandmo1971)。但是一旦存在遠期市場、期貨市場及期權市場等這些可以進行套期保值的金融市場的時候，廠商可以將自己面臨的價格風險轉移給金融市場中的買方和其他投機。Holthausen(1979)及Lapan等人(Lapanet．a1．1991)也證明了當期貨價格與未來現貨價格的期望相等時，也就是所謂的期貨價格是無偏的時候．廠商的產量與它面對一個等于未來現貨價格期望的確定的價格下所選擇的產量一樣。這也就是說。通過包括期貨市場這些金融市場的引入，可以提高廠商的產量(相對沒有這些市場時而言)。
在現有的文獻的基礎上，我們將主要對不存在期貨市場和存在期貨市場兩種情況下風險厭惡的廠商的生產決策研究，以此發現期貨市場風險轉移功能對市場參與者的福利的影響情況，從而證明期貨市場的確能夠通過風險轉移彌補現貨市場的不足，優化市場資源配置。
1．無期貨市場時的廠商決策。
在這部分中，我們遵循Sandmo(1971)的框架，分析沒有期貨市場時廠商的生產決策。我們假設：
(1)廠商處于完全競爭市場。
(2)廠商從其利潤中獲得效用。其效用函數為一個以
2．存在期貨市場時的廠商決策。
此處我們在模型中引入期貨市場，并研究這一市場的引入對廠商生產的影響。為了分析的簡便，我們這里借用Hohhausen的假設，即市場的參與者并不是像現實中那樣在期貨合約到期之前平倉，而是持有期貨合約一直到期并履行合約。因此，實際上這里討論的更像是遠期市場。但是只要期貨市場與現貨市場之間的無套利關系能夠始終成立，這里的分析就可以很容易地推廣到真實期貨市場的狀況。
假設廠商在期貨市場上有總量為h的套期保值頭寸。期貨合約的當期價格為f，未來價格為b。則廠商的最優化問題可以寫為
由(10)式可以得出結論：當存在期貨市場時，廠商的生產決策只受期貨價格b的影響。當期貨的價格等于未來現貨市場的價格的期望時(b=E[P]=μ)，廠商的行為與完全競爭條件下面對確定價格時的行為一樣，即而廠商的風險厭惡程度僅僅影響廠商在期貨市場的頭寸。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相對于沒有期貨市場的情況，期貨市場的引入能提高廠商的產量()，達到資源配置優化的產量。
進一步，當期貨的價格b<μ時，廠商的產出低于價格為確定時的產出。此時期貨市場的引入是否會增加廠商的產量(相對于沒有期貨市場，而價格又是不確定的情況)，是不確定的。具體要依期貨價格而定。而當期貨的價格b>μ時，廠商的產出高于價格為確定時的產出。這就說明，如果期貨市場非有效，則其對現貨市場乃至資源配置的作用很可能是負面的。
基于微觀角度，我們發現在不確定的情形下，有效率的期貨市場確實能夠彌補現貨市場的不足。即其通過轉移廠商面對的價格風險，促使風險厭惡的廠商做出有效率的產量決策，從而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
四、期貨市場通過價格發現功能促進經濟增長
下面我們從宏觀的角度，分析期貨市場對國民經濟的作用。
作為期貨市場的基本功能之一，所謂價格發現是指在期貨市場上通過公平競爭、高度透明和集中交易的方式所形成的，最接近市場真實需要，能夠反映當前和未來供求關系，指導現實生產和經營的價格水平。
由于現貨價格在形成過程中的時滯性、分散性和更重要的信息不對稱性，其價格的真實性受到嚴重影響。以其作為市場信號，就會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形成高昂的交易成本。而由于規則公平，買家和賣家眾多，期貨市場積聚了各方面廣泛信息。由此信息集中過濾所形成的期貨價格，必然能夠比較準確地反映真實的供求狀況及其未來價格變動趨勢，形成正確的價格信號。這樣通過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就顯著地降低了相關商品的交易成本，促進了商品的交易乃至經濟的發展。
事實上，期貨市場價格發現功能的根本作用就是顯著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促進經濟增長。
Williams(1986)則從另一角度論證了期貨市場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作用。他指出原則上任何一種商品和服務都應有一個市場，但為了降低整個交易成本，市場的數目應在滿易需要的前提下盡可能減少。有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必要在有形的市場中交易，而可以在隱性市場上進行交易。兩個有形的市場交易一般就可以衍生出一個隱性(市場)交易。事實上現貨市場、期貨市場和借貸市場就是這樣相互聯系的。所謂套期保值，就是期貨交易和現貨交易的結合，其實質包含著一種隱性的商品借貸交易。所以以套期保值為目的的期貨市場是一種隱性借貸市場。故而期貨市場的重要作用應是規避信用風險，減低交易成本。
下面我們采用Yang和Borland(1991)建立的新興古典動態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期貨市場是如何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來促進經濟增長的。
由上可見，交易條件越好，交易成本越低，則分工的演進就越快，專業化經濟優勢就越強，從而經濟增長也就越快。
而期貨市場恰恰就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我們可以延續上述思路具體分析一下：
在t=O時，分工水平很低，每種貿易品均有多個生產者。因而購買者可以選擇其中任一，即使購買者在這一生產領域已停止人力資本積累。所以此時存在一個瓦爾拉斯機制。然而可以證明，由于熟能生巧和專業化經濟，經濟可能演進到極端分工的狀態：每種產品只有極少生產者，每個人作為他的專業產品的出售者就是一個壟斷者，而作為其它產品的購買者，相對其中的生產者而言是沒有競爭力的(因為此人已停止在此領域的人力資本積累)。所以在t很大時，存在一個對稱的多邊壟斷機制，壟斷造成的機會主義行為產生了阻止專業化經濟優勢被充分利用的內生交易成本，從而影響了經濟增長。
而以期貨市場為代表的長期合約制度安排，可用于限制這種機會主義行為導致的內生交易成本。如前假設，所有交易都是通過一個合約系統和一個期貨市場來進行談判。在t=O時期的一個瓦爾拉斯機制決定所有的長期合約。這些長期合約不能在以后重新談判。t=-O時期任何人都沒有生產活動的經驗，因而人們事前完全相同并無“專家”與“外行”之分。因為所有的交易通過合約系統被在t=O時期運作的期貨市場完全決定，因此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者會從熟能生巧中獲得壟斷權力，但在合約簽訂之時還沒有壟斷權力存在。與所有人的理性預期假設結合，t=O期的瓦爾拉斯機制是可行的。因此期貨市場的功能就是消除由機會主義行為產生的內生交易成本。如果沒有期貨市場，由熟能生巧和專業化經濟引致的機會主義行為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根據新興古典動態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我們發現期貨市場能夠降低經濟體系的內生交易成本，促進社會分工水平的提高，最終促進經濟增長。
(一)金融危機的沖擊
2008年下半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華爾街金融風暴，快速席卷整個國際金融市場，演變成全球性金融危機。接著對我國經濟造成了重大的沖擊和影響。因此，200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首要任務，把擴大內需作為保增長的根本途徑，把“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推動又好又快發展”作為2009年的工作重點。
(二)“儲蓄—投資—經濟增長”的轉換機制不暢通
就我國的具體情況而言，“儲蓄—投資—經濟增長”的轉換機制不暢通，其原因大致如下：首先，中國儲蓄——投資轉換率低；其次，中國的投資率過高；再次，中國的投資效率低下。
(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即以內需促增長
根據西方經濟學基本理論，拉動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是消費、投資和出口。具體到我國目前的現狀而言，以內需促進增長很有必要：首先，金融危機下出口的受阻；其次，“高儲蓄—高資本—高投資—高增長”模式的不可持續。
1.“消費-增長”模式的理論基礎
筆者以凱恩斯消費函數進行說明，首先，看該函數的三個假設：第一，關于邊際消費傾向的假設,即人們每多獲得的一元收入，會用于消費的比例或數量。其值在0到1之間，即隨著收入的增加，人們的消費會增加，但是消費的增加肯定比收入的增加少。第二，消費對于收入的比率，即平均消費傾向，是隨著收入的上升而下降的。第三，決定儲蓄的決定力量是收入而不是利率。利率在影響儲蓄方面的作用不大。
其次，在三個假設的基礎上，凱恩斯消費函數常寫成：C=a+bY。其中，C是消費，Y是可支配收入，a為自生消費，是一個大于0的常數，代表即使當時沒有收入也會進行的消費，b稱為邊際消費傾向，其數值在0到1之間。）
2.以內需促增長的現實必要
在人民銀行近一次居民儲蓄調查結果中，列前幾位的儲蓄動機分別是：教育費(19.8%)、養老(13.6%)、買(建)房或裝修(12.9%)、防病、失業或意外(l1.1%)、購買大件耐用消費品(10%)，而為了“取得利息”的比例卻不到5%。
三、結語
綜上所述，在中國當前面臨金融危機的嚴峻現實和經濟增長必須轉型的困境下，我國必須采取各種措施，抓住機遇，走出當前的困境，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的發展。
摘要：2008年下半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華爾街金融風暴，快速席卷整個國際金融市場，演變成全球性金融危機，接著對我國外向型經濟造成了重大的沖擊和影響。如何應對金融風暴的挑戰，抓住發展機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成為我國必須重視的重要問題。
關鍵詞：金融危機;外向型經濟;經濟增長方式
參考文獻：
關鍵詞：金融危機;經濟發展;機遇的把握
金融危機是金融市場的非線性擾動、紊亂、崩潰，其中，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變的越來越嚴重，以至于金融市場無法有效地將資金配置到最有利的投資機會中。
一、金融危機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經濟發展是在一定經濟增長基礎上的經濟結構的優化及經濟質量的有效提高，中國加入世貿為經濟發展提供了重大機遇。同時，它也會帶來新的風險，其中最嚴重的很可能關系到中國金融行業的穩定和發展。國際經驗表明，金融不穩定和金融危機會對社會造成極為嚴重的、破壞性的危害，在經濟方面尤為明顯。
近來的金融不穩定帶來的經濟損害有多種形式，比如銀行倒閉、企業破產、職工失業、為處置銀行壞賬所負擔的財政支出、外匯儲備的損失、GDP下降等等。計算發現，日本在1992—1998年間和韓國在1997—2000年間為處置銀行壞賬所負擔的財政支出分別達到各國年GDP的21.5％和14.7％。北歐國家自1990年以來的三四年里因金融危機造成的損失達到其年GDP的10％—30％。這樣的事實向我們深刻的說明了金融危機帶給經濟發展的巨大危害，甚至是經濟倒退。
從經濟發展來看，一個國家的金融領域出現混亂動蕩，對銀行信用體系、貨幣金融市場、對外貿易、國際收支及至整個國民經濟造成嚴重影響可稱之為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和金融安全是對立的，靠的是國家金融競爭力、國家的金融系統抵御能力、國家金融得以存在并不斷發展的國內外環境。面對這樣一個不穩定的金融環境，如何使經濟的發展減少影響或者拉升經濟發展就成為了我們所面對的必然問題。
二、經濟發展的機遇
危機，從經濟上我們也可以這樣去解釋：危機是危險和機遇并存的一種特殊現象。經濟結構的進步完善中，尋找機遇并抓住機遇就是經濟發展的目標。在金融危機下，本文從經濟的幾個方面進行了探究。
1.經濟結構的調整，金融危機下銀行、企業等受到了巨大的沖擊，這時這些行業也嚴重的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我們不妨可以提升對其他行業的投入比例，如農業、小商品、輕工業等。根據金融危機的危機空白時段拉升這些行業，存儲資金等待金融的回升。
2.利用人力資源促進經濟發展，金融危機常常帶來的負面效果就是失業問題。這也是大部分人所擔心的事情，然而這時也正是我們促進人力資源素質提升的機遇，人力資源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但往往人力資源的素質也是一大問題。在金融危機時，面對這方面的壓力人們不得不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質以便保障生存，這樣也就給危機時的人才質量帶來了很大的保證，當金融危機度過后，優秀的人力資源帶給經濟發展的貢獻將是非常巨大的。
3.技術發展，經濟發展中技術進步可以促進產業結構的變化。現代化日新月異的今天，我們都能深刻的認識到技術的重要性。技術進步不斷改變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技術進步可以提高人力資源的質量。在金融危機時，一切和金融有關的行業都可能崩潰，但技術卻是一個例外，任何時刻先進的技術都會給經濟發展的提升產生很大影響，促進經濟的提高。
4.發展區域經濟，區域經濟的發展中注定是要先以農業為主要部門轉為以工業為主，進而轉為以貿易及服務等產業部門為主。而區域經濟的發展同樣需要一定的時間，金融危機下的過渡時期不妨把視線轉入區域經濟，投入區域經濟，帶動區域的發展從而促進整體經濟的進步。
三、金融經濟的發展
在我國的金融市場，融合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大部分資金，金融危機帶來的危害將是十分嚴重的。
例：2003年，爆發了SARS疫情，其具有突發性、預知性很低、求援依賴性高、后果嚴重等特征。在SARS疫情中，全國人民度過了“五一”長假，然而因為SARS，銀行閉門休假、企業調整等給金融經濟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因為SARS人們不得不取消原定的假期消費、旅游一系列活動，國民經濟同比去年降低了近10個百分點。
評析：上述例中SARS的爆發，把人類逼到了危機的面前。這里的危機就是指具有嚴重威脅，并具有不確定性和有緊迫感的情緒。危機是幾乎來不及反應的，在這次SARS疫情中，對我國的金融也有很大影響，銀行的閉門休假每天將產生的不便、人們出行的不便、社會各行業的結構等紊亂同樣對經濟發展起到了很大的阻礙作用。從SARS看金融危機，當信息混亂、事態擴大、特別是用來彌補和恢復危機的資源供不應求時，只有當人們有了明確、真實的信息，看到解決危機的資源供應充足，才會感到危機的規模在縮小，個人和社會的危機恢復力就會增強。金融經濟危機也是一樣，當金融危機來臨時，人們往往會有消極的心理，經濟發展就需要從不同位置全面的解決這一問題。
國際銀行不良資產重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資產證券化及金融并購都會對金融危機的解決起到一定作用。信息公開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都可以很好的促進公司企業的發展，危險和機遇并存的金融危機同樣也可以帶給我們發展的契機。經濟發展中會遇到許許多多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時，就需要我們不斷的提升自己，在金融經濟中靈敏的把握住機遇，那么即便是金融危機也同樣會帶給我們經濟發展的機遇。
參考文獻：
[1]歐永生:金融危機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4.
[論文摘要]傳統經濟學認為，家務勞動不像其他可以流轉的商品或服務那樣具有交換價值，只是在家庭內部有價值，各國也未將家務勞動價值納入國民生產總值核算體系。法經濟學分析指出，家務勞動是一種需要成本、能創造收益、具有價值的勞動。我國婚姻家庭法應本著由夫妻共同分擔家務勞動成本，共同分享家務勞動收益的原則，準確界定夫妻家務勞動收益的范圍，增設夫妻家務勞動價值的量化方法，增加評價家務勞動價值的考慮因素，放寬夫妻家務勞動成本分擔、收益分享的條件。
家務勞動是為直接滿足本家庭成員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需要而進行的勞動。這種通常由家庭成員在家庭內部從事的未支付報酬的勞動，主要包括下列活動:煮飯、清潔、整理房間、洗衣物、購物、修理和維護住房、照顧家庭成員、從事園藝、寵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傳統經濟學家認為家務勞動只在家庭內部有價值，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分工越來越細，家務勞動作為人類勞動的一種特殊形式，是一種需要成本、能產生收益，具有社會價值的勞動。夫妻間從事家務勞動的通常是女性。通過立法承認夫妻家務勞動具有的價值是法律公平正義的要求，體現了對女性的保護，有助于實現男女實質平等，被譽為是對經濟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婦的“自卑治療劑”。
一、夫妻家務勞動的成本構成分析
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從事家務勞動需要一定的成本，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務勞動的精力成本及機會成本。但在現實生活中，這些隱性成本往往為人們所忽略。
(一)夫妻家務勞動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時間總量不變的情況下，在某種勞動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則投人到另外一種勞動或其他活動的時間就會減少。以全職夫婦為例，在夫妻工作時間相同時，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越長，自由支配時間就越少。而自由時間可以用來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也可以用于“勞動者體力的恢復，智力的提高和個性的和諧發展’。非家務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時間休息，可以促使其體力的恢復，產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場投人方面具有較大的精力優勢。家務勞動方，因在工作之余從事家務需要花費一定的精力，該方就會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時間恢復其體力，影響其市場投人的精力，在市場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優勢。當從事家務勞動和社會勞動都需要花費一定的精力時，從事家務勞動的精力強度大于閑暇時間的精力強度，故從事家務勞動的女性往往選擇精力強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長期從事家務勞動而根本無精力投人社會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會工作。而從事社會勞動的精力成本往往與工資水平存在一定的關聯性，由于家務勞動主要由女方承擔，在已婚男女參與同樣的社會工作時，女性的社會收人往往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較之婚前在市場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從事家務勞動，因而可能會減少對自身人力資本的投資。在一切資本中，只有對人的投資才是最有價值的資本。對特殊的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與花費在該項活動上的時間正相關，“當家庭部門用的時間更多時，主要提高家庭生產率的資本投資的積極性會更大一些;而當工作時間更多時，對主要提高市場生產率的資本投資積極性會更強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時間是從事家務，其對社會工作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會勞動精力投資較男性更少，自然會降低他們的社會收人，而低收人反過來進一步減少他們投人市場的精力及對市場人力資本的投入，加大女性從事家務勞動的成本。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勞動不是價值本身，而是作為價值的活的源泉。勞動和勞動結果相統一，是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和勞動解放的標志。
家務勞動和社會勞動同屬于人類勞動方式之一，只是勞動地點及勞動內容等存在差異，屬于不同的勞動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務勞動這種精力成本進行投資而不能分享該投資的收益，會造成對女性的系統性剝奪，既違背了家庭作為一個經濟單位的利益分享規則，也會減弱該方投資家務勞動的積極性，對家庭這一經濟組織體也可能造成破壞(導致解體)。如果不對夫妻一方的家務勞動成本給予回報，家務勞動方在夫妻時間配置博弈中處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體時也會削減該方在離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務勞動的機會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個經濟組織體，但其具有強烈的倫理性，家庭成員之間具有顯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間可能會因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較優勢而放棄社會工作選擇家務勞動，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動承擔主要家務勞動，“夫妻一方在從事這項工作的同時，另一種更有價值的活動被放棄了”，因而家務勞動存在機會成本。由于從事家務勞動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投人，在時間總數不變的情況，家務勞動者就只能通過改變時間分配的方式以承擔家務勞動，如通過不斷減少參與社會活動的時間或者減少甚至放棄參與其他社會工作的時間等方式以保證有足夠時間從事家務勞動。因此，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越多、年限越長，其機會成本就越大。
夫妻從事家務勞動的選擇取決于家務勞動的邊際效用價值，“價值并不是商品內在的客觀屬性，它不過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滿足這種欲望的能力的關系，即人對物品效用的感覺和評價。效用是價值的源泉，效用大則價值大，反之，價值則小。邊際效用價值是每增加一個單位物品所引起總效用價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遞減規律。如果夫妻一方從事家務勞動的效用價值比從事社會勞動的效用價值大，其就會選擇從事家務勞動，反之就會選擇從事社會勞動，而且只有當家務勞動的邊際效用為正時夫妻才會選擇從事家務勞動。如果家務勞動和社會勞動的效用價值相等時，則無論從事社會勞動和家務勞動都無區別。因此，理性人假設下，夫妻從事家務勞動的效用價值應當大于從事社會勞動的效用價值且其邊際效用價值為正，而家務勞動的效用價值越大，表明家務勞動方的機會成本也就越大。
總之，家庭“這一生產單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場產品，而是家庭成員的時間，特別是傳統家庭中妻子的家務勞動。貝克爾認為，家庭是由多個人組成的生產單位，家庭中每一成員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賴下盡其所能，自覺履行投人義務，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務勞動具有精力成本和機會成本，是對婚姻的一種投資。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邊際成本，則意味著該投資是有效益的，就會鼓勵投資者繼續投資。反之，該方就會減少投資，甚至不再投人而寧愿選擇經濟組織體的解體。作為經濟單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資、風險共擔、利益共享，才能實現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長久維持婚姻關系。
二、夫妻家務勞動產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質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務勞動所創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務勞動的分擔如家庭安排、照顧子女等可以減輕非家務勞動方精神上的壓力，帶來清閑的享受，而有些活動如清潔、整理房間、清洗衣物等，則本身可以為家庭成員帶來精神方面的愉悅。物質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務勞動帶來的分工收益、家務勞動使得家庭經營成本的降低、家務勞動的交換價值及非家務勞動方在家務勞動時間內獲得的人力資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純屬主觀感受，難以客觀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質性收益。
(一)比較優勢分工帶來的收益
夫妻之間如何發揮各自的優勢，實行勞動分工，以增加家庭的產出?通常認為，女性在家務勞動方面具有相對的優勢，而男性在社會勞動方面能產生較高的生產力。男女只有各自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才能增加家庭的產出，實現經濟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為一種社會機構保持下來，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經濟化效能，而更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進了勞動的分工，取得了來自專業化的收益。家庭通過丈夫在勞動市場從事專職工作，妻子在家從事家務勞動這種互補活動的專業化而促進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間根據各自的優勢實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產出，提高家庭的經濟效益。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機會成本較低的配偶專于家庭生產。由于女性的工資普遍較男性低，其機會成本相對較低，這樣現實生活中從事家務勞動的任務就主要由妻子承擔，丈夫則利用其在社會勞動方面的優勢參與更多的社會勞動。婦女的時間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門，男性的時間主要分配在市場部門的分工模式被認為是獲得家庭福利目標函數最大化的一種有效途徑。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據各自的優勢進行分工由一方從事家務勞動，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場的優勢參與社會勞動，夫婦雙方通過共同努力，實現家庭產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據夫妻的比較優勢，發揮各自所長的結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勞動都應具有相應的價值。
(二)家庭經營成本的降低(防止積極財產流出)
在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思想影響下，許多已婚妻子擔當著從事家務勞動的主要責任。妻子從事的家務勞動自然可以減少家庭中雇傭保姆的費用，降低家庭經營成本，防止家庭中積極財產外流。“妻為家事勞動，則不須支付對價于他人，家計費用即可減少，則其減少部分，對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勞動的價值。家事勞動之防止家庭中的積極財產流出之功能，即為其獲得評價之主要根據。由于降低家庭經營成本是通過投人家務勞動的方式實現的，該降低的成本則為家務勞動的收益之一。
(三)家務勞動的交換價值
雖然家務勞動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換價值，但通過夫妻之間的資源交換以及“置換”方式，仍然可以實現其交換價值。
1.理性人假設中夫妻之間的資源交換
理性經濟人假設認為，從事經濟活動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們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圖以最小經濟代價去獲得最大經濟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會考慮婚姻的成本及從婚姻中獲取的收益。家庭是一個資源交換的場所，只不過這種交換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質的交換，也包括物質上的交換。現實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動物，而社會生活是要求互惠關系的，人們的選擇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獎賞和最少的代價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潤或最好的結果。在家庭中，需要通過家庭成員共同投人共同經營，彼此分享家庭收益，獲得對方經濟上的供養及情感方面的愛與呵護。家庭成員應當共同投資于家庭，以獲取投資的收益以分享，這樣才有利于實現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進家庭幸福。家務勞動是對婚姻非物質性的投資，對該投資除了精神與情感方面的回報，尚需要換取其投資應得的經濟收益，此種收益是通過家務勞動換取非家務勞動方的社會勞動價值實現的。
2.家務勞動的交換價值
核算國民生產總值的方法主要有兩種，即以薩伊的生產要素理論為基礎核算國民生產總值和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為基礎的計算方法。這兩種計算方法都未將家務勞動價值核算在國民生產總值內。而現代經濟學家認為，家務勞動實際也具有交換價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過家庭這種生產單位生產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傳統的商品。“忙于撫養孩子的妻子用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換得’丈夫在市場上的工作，而丈夫則‘購買’妻子照顧他們共同的子女。通過這樣的方式，實現妻子家務勞動的交換價值。對于此，家務勞動雖然沒有直接的交換價值，但其通過“置換”方式仍然可以實現其交換價值。事實上，家務勞動價值對準確計算國民生產總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響，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有關資料資示，僅一項沒有報酬的家務勞動價值就約占國民收入總值的10--35%。
(四)非家務勞動方獲得的人力資本
夫妻獲得的收益除了經濟上的現實利益，還包括一種并非直接以金錢形式體現的資本收益，即人力資本收益。“人力資本是一個人擁有的從事具有經濟價值的活動的能力、知識和技能，它主要靠學習、訓練和經歷來獲取和積累，是決定勞動生產率的一個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從事家務勞動的過程中，由于夫妻經濟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對家務勞動的分擔，使得非家務勞動方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訓中，積極提高自身的職業素質和技能，而這些素質和技能使得人力資本投人方在將來的生活和工作中終身受益。“學校教育通過提供知識、技能和分析問題的方法提高了人們的收人水平和生產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與教育和其他培訓的不平等之間有著正相關關系……失業與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強的負相關關系。在這些資本投資過程中，夫妻對人力資本在金錢方面的共同投資，極易獲得夫妻及世人所認可。但夫妻在人力資本獲得方身上投人的機會成本和精力成本這些隱性成本往往為人們所忽略。在婚姻期間夫妻雙方共同分享該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而一旦夫妻離婚，非人力資本方就不能分享該人力資本帶來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體的收益分享理論，此種情況下，此種人力資本一定范圍的收益應當作為夫妻的共同投資所得。
三、夫妻家務勞動成本的分擔與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關立法
家務勞動是一種需要成本、能創造收益、具有價值的勞動，這種承認應體現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國婚姻家庭法應從以下方面考慮由夫妻共同分擔家務勞動成本，共同分享家務勞動的收益。
(一)準確界定夫妻家務勞動收益的范圍
我國婚姻法規定，除另有約定外，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收人為夫妻共同財產，但現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將知識產權的財產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識產權和繼續性使用的知識產權后期使用的財產性收益)納人夫妻共同財產范圍，也未規定夫妻之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獲得的管理技能、專業技能、執照、文憑、資格等人力資本收益。我國現行婚姻家庭法的規定實際上縮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圍，減少了家務勞動的投資回報。因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間創造知識產權或獲得人力資本的過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經濟投人，家務勞動方在履行協助義務、撫養子女、照料老人等行為中通常也存在機會成本及精力成本。離婚時如果不對家務勞動方的這些成本給予回報，必然會損害其經濟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評價，也不符合家庭經濟單位的利益分享規則。因此，我國婚姻法應明確知識產權的財產期待利益為夫妻共同收益。同時，宜借鑒經濟學中對管理技能、專業技能等人力資本的估算方法，規定夫妻婚姻期間獲得的人力資本在離婚后一定年限內的收益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設夫妻家務勞動價值的量化方法
關于家務勞動的計算方法，國外實踐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則和機會成本法則等進行計算。在從事家務勞動一方的機會成本能夠確定的情況，借鑒機會成本法則計算夫妻家務勞動的價值較為合理。如果能確定家務勞動方因從事家務勞動而失去從事社會工作的機會，宜以該喪失的機會作為家務勞動價值的補償。如果機會成本的確立存在難度，則需要考慮相關因素，宜參照替代法則計算，但不宜采取簡單的使用家政服務人員的工資標準計算家務勞動的價值(目前我國有學者提出用家政服務人員的工資標準計算家務勞動價值的主張)，因為此種計算方法在很多情況下會降低家務勞動的價值。
對于知識產權財產性收益，經濟學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價法等進行評估。對人力資本價值的評價，在穩健、可行和公允的情況較多采用對未來收益進行折現的收益現值法或凈現值法進行計算。雖然這些計算方法還無法達到精確的程度，但不失為經濟學計算人力資本和知識產權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領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鑒性。
(三)增加評價家務勞動價值的考慮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務勞動價值時，應增設具體的考慮因素，包括非家務勞動方從家務勞動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續時間等因素衡量家務勞動的價值。
在評估人力資本價值時，應考慮以下因素:首先應考慮對人力資本方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時的年齡，因為該年齡決定了人力資本投資后新增收人流的期限長短;其次應考慮人力資本的折舊現象，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資本的投人，該投資并非總是一勞永逸的;最后應考慮人力資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資、社會其他方面投資、人力資本獲得方的主觀努力及實現人力資本的前景等。因此，在采納收益現值法或凈現值法進行人力資本價值估價時，宜確定一定年限內人力資本的收益作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圍，而不是所有的現值折算為夫妻共同收益。對此，可以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對高級管理人員離職后競業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認為該期限與相關人員在前企業積累的人力資本或知悉的經營信息等相關)的規定，確定夫妻離婚后一定期限內獲得的人力資本收益為夫妻共同收益。筆者認為，結合人力資本的上述特點，宜以人力資本持有人未來3-5年時間的預期收益折現為夫妻共同收益，對非人力資本獲得方給予相應價值的補償。
一、國有經濟是市場經濟中重要的市場主體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為整個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發展提供與創造了多方面的條件，其許多功能和作用是非國有經濟所無法取代的。第一，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公用設施的建設和經營領域，如郵電、鐵路、港口、供水、供電部門等，其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大都由國家投資和國有企業經營，以滿足國民經濟運行和發展的需要。在這里，國有經濟承擔著為整個國民經濟服務、并為其它經濟部門和企業取得效率與收益創造條件的職能。第二，國民經濟的一些基礎工業部門如重要資源和能源的開發生產等，由于投資規模大、收益回收周期長，同時，由于這些部門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因而許多也是由國家投資、由國有企業經營的。國有經濟發揮著促進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創造經濟增長和市場正常運行基礎的功能。第三，在其他的許多經濟領域，國有經濟承擔著提高國家的經濟競爭能力以促進本國市場經濟的開放和走向國際市場的職能，承擔著創建新興工業和產業、進行重大科學技術研究和開發的職能，承擔著一定的經濟調節的職能。同時，在創造和擴大就業機會、開發和援助落后地區、接管某些發生危機或破產的重要民間企業以保持社會穩定等方面，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國有經濟的這些功能，彌補了市場經濟中市場機制在一定領域、一定方面的失效，保障了市場的正常運行，促進了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表明了國有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必要性。國有經濟履行這些職能并有效發揮作用，都是以其自身的經濟活動來體現的，這就使國有經濟作為市場經濟中的一定經濟形式成為市場主體具備了基礎性條件。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國有經濟的基本單元即國有企業成為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市場主體的可能性也日益突現。就國有經濟而論，國家擁有所有權并不排斥國家所有權與國有企業的控制權、經營權的分離，也不排斥對所有權、控制權、經營權等都集中于國家的產權結構重新安排。國有經濟的產權制度本身具有權利行使性的特征，即國有經濟的資產運營總是在國家或政府的授權下由一定的組織或個人來進行的，這就為國有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在一定意義上，這是和市場經濟發展中由于生產的社會化、分工的專門化、經濟的信用化對市場主體所提出的要求相符合的。國有經濟在資本國家所有的基礎上，通過在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企業法人，國有企業也就有可能成為有活力、有生機并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
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還創造和提供了國有經濟的基本單元即國有企業成為市場主體的條件。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作為市場客體的資產已經價值化、貨幣化和信用化，這就使國有經濟的具體實現形式、委托—關系、激勵和約束機制等的多樣化、有效化獲得了廣闊的空間，從而為在國有經濟中調整、改革和重構企業制度，建立與完善適應現代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企業制度，創造了市場客體條件。同時，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逐步形成完善有效的市場體系，競爭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存在與完善，有助于克服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情況下國家作為所有者同國有企業經營者信息不對稱的難題；競爭的經理市場的完善與發展，有助于形成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而競爭的資本市場的完善與發展，也可能使國有企業的經營績效得以基本反映。這些，提供了在國有經濟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并使其有效運行的充分競爭的市場條件，從而使國有企業建立與發展現代企業制度、作為市場主體參與競爭成為現實，促進國有企業煥發活力與生機。
二、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的效率
認識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關系的又一個重要問題，是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的效率問題。在一定意義上，市場經濟是一種效率經濟，講效率是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要求。有的人對國有經濟成為市場主體持懷疑態度，就是以國有經濟的國家所有必然造成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低效率為論據的。因此，考察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的效率問題，不能不涉及資產所有狀況與企業效率高低的關系問題。
在國有經濟中，資產所有權不屬于任何個人所有，而屬于全體公民作為一個整體（由國家來代表）所有。也就是說，沒有任何個人能以其個人身份和名義對國有資產提出剩余索取權要求，國有經濟的收益歸全民作為一個整體所享有。由國有經濟的資產所有屬性所決定，其基本單元即國有企業的效率高低、盈利或虧損，并不對構成國有資產最終所有者整體的個體產生直接的利益影響，因為每一個公民個體因國有企業的盈利所獲致的利益和因國有企業的虧損而承擔的損失是極其間接和微乎其微的。因此，作為國有經濟最終所有者整體構成部分的公民個體，缺乏直接地主動監督國有經濟提高效率的激勵。而作為國有經濟所有權直接代表的政府，一般而論應該是有這種激勵的，因為國有經濟運營效益的提高、利潤的增加，就意味著國有資產的擴張和社會福利的提高，這對于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代表的政府應該有足夠的激勵效應。但問題在于，一方面，許多國有企業本身就承擔著實現一定社會目標的職能，在一定的條件下，政府作為所有者正是要通過一定的管理手段要求這些國有企業去實現所承擔的社會目標，其間有時不得不把利潤目標、效率目標放在次要位置；另一方面，在國有經濟的運營中，國家或政府代表全體人民行使所有者主體的職能，但這是在一個相當大范圍中通過若干層次建立和形成一定委托關系，才能實現國有資產的管理與國有企業的經營的，其間可能產生比較高的運營成本，缺乏有效的監督激勵手段，同時可能逐層弱化國有經濟的所有權約束，從而導致國有企業的效率降低。因此，人們經常可以看到，在國有經濟的運營中，一方面是大量否資產國家所有就必然造成經濟的低效率，或者說國有經濟中存在的低效率狀況就必然地、絕對地是由資產國家所有造成的？對此還應作進一步的深入分析。
有些人認為，公有、國家所有必然造成企業的低效率，而私有制必然帶來私有企業的高效率。然而，大量的研究分析說明，私人所有權并不必然、絕對地產生私有企業的高效率。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資產所有權和管理經營權統一于私有者一身的方式，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公司企業中已不復存在。一方面，現代公司所使用的先進而又極端專業化的生產與管理技術使得往往只具備普通知識的股東即一個一個的私人所有者，即使有著強烈的謀求收益最大化的目標，也很難對經理人員的經營進行干預；另一方面，現代公司的巨大規模又使股權異常分散，單個或數個股東缺乏足夠的財力通過持股的數量來控制公司的生產經營。因此，在私人業主制中能發揮其作用的私人所有者利潤最大化的動機，在公司制企業中很難、甚至不大可能發揮出來，從而難以成為決定這些企業效率的唯一的因素。沒有充分的理由說明私有公司企業中的經理人員就一定比國有企業中的經理人員，基于所有權的原因而更加關心企業的利潤最大化和效率。私有制的運行實踐也表明，市場經濟中大量的私有企業的破產，既是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機制的強制性作用，也是由于這些私有企業的低效率，資產的私有并沒有絕對、必然地保證私有企業的高效率。
顯然，市場經濟中一定經濟形式的企業效率的高低并非絕對的、唯一的和所有權關系相聯系。在市場經濟中，企業的效率高低和成功與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就產權制度對于企業效率的影響而言，并不僅僅只是對所有權發生影響。所有權、控制權、經營權、收益權等構成的權能結構以及在不同權能主體之間形成的相互制衡關系，還有協調權能結構和權能主體之間關系的激勵、約束機制等，都對企業的效率產生著極大的影響。設定其它條件不變，在同一所有權的前提下，不同的企業或者同一企業采取不同的權能結構、在不同的權能主體之間形成不同的制衡關系以及不同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其經營效率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有著極大的差別。因此，不能只是簡單地從所有權關系考察國有經濟的效率，還應該看到在所有權關系不變的條件下，對產權制度其他方面的調整、改革也會影響到國有經濟的效率。
2.市場經濟中企業具有效率和成功的必要條件是充分而公平的競爭環境。不論是國有經濟，還是非國有經濟，在委托——關系下形成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狀況時，如果缺乏競爭的市場條件，都不可避免地產生經營者或人侵犯所有者或委托人權益、預算約束軟化從而效率低下的問題。而在競爭的條件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都可以利用市場這個間接治理方式以及內生的內部治理結構，實現對經營者或人的有效監督，從而使企業經營具有效率。
3.市場經濟中影響企業效率的又一個重要因素是企業的治理結構。就公司制企業而言，無論是什么樣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可能回避委托——問題，都要分層次地把資產經營權委托出去，都有成本問題，關鍵在于成本和收益的對比，在于付出一定的成本以后，所取得的所有者收益的水平高低。多層次委托關系導致高成本、弱監督激勵的問題，對于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都是存在的，關鍵在于建立和形成一個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在一個有效的治理結構的框架中，所有者和經營者、委托人和人的責權利是明確的，相互之間存在著有效的激勵與約束。在國有經濟中，只要建立和形成了有效的治理結構，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所有者，通過諸如任命董事會、監事會成員或經理人員及監督考核企業經營績效等方式手段，以及企業治理結構的有效運作，就可能履行國有經濟所有者代表的職能，促進國有企業不斷提高生產經營效率。
還必須特別指出，企業的產品或產品結構、市場需求及其變化、對某一經營事項所作的戰略決策是否正確以及企業整體管理水平的狀況等等，都對企業效率產生著影響，而且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有可能發生著極其重大的影響。
總而言之，國有經濟的資產國家所有的屬性在一定條件下有著使國有企業產生低效率的可能性，但資產國家所有并非是低效率的充分必要條件或絕對唯一的原因。在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同樣具有產生高效率的可能性與現實性。在國家所有的基礎上，只要建立適當的產權制度，實現產權明晰，建立有效的治理結構，形成激勵和約束機制，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做出正確的經營決策，加之充分而公平的市場競爭條件，國有經濟同樣會有較高的經濟效益。因此，就市場經濟是效率經濟而言，并不否定國有經濟成為市場主體。
三、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的矛盾
說明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也是重要的市場主體，國有經濟在市場經濟中不絕對地是低效率，并不意味著就否定國有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矛盾。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進程中，國有經濟也存在著矛盾的方面，對此應該區分不同的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1.布局性矛盾
市場經濟的發展客觀上要求國有經濟的存在并發揮一定的功能，但國有經濟的數量與分布顯然有一個相對合理的區間，越過這一區間，就會發生所謂布局性矛盾，即國有經濟數量過多、分布過泛所產生的矛盾。長期以來，由于我國的國有經濟布局不合理，國有企業數量過多，在國民經濟各行業中分布過泛，國有企業技術水平低、設備和產品老化的問題難以從根本上解決，難以形成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對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造成許多障礙，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經濟的功能難以充分發揮，也隱含著出現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布局性矛盾是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存在諸多問題的極其重要的原因，解決這一矛盾的根本途徑，是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調整和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改組。
2.體制性矛盾
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已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國有經濟的面貌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是，我國國有經濟的形成和在改革開放前的發展與計劃經濟體制密切相連，舊體制對國有經濟的影響仍然在許多方面存在，有的國有企業還沒有真正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明晰的產權關系，有的國有企業仍然預算約束軟化、難以自負盈虧、不能適應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許多國有企業還普遍存在著政企不分、機構龐大、人員冗多、企業辦社會等問題。這就是由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所產生的國有經濟的體制性矛盾。這一矛盾的根源是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解決這一矛盾的根本途徑，是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進國有企業的制度創新，建立比較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
3.管理性矛盾
即由于國有企業管理水平低下而形成的矛盾。管理水平低下表現在企業經營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比如，忽視對企業發展戰略的研究，生產經營不從市場需求、市場變化出發，決策隨意而出現重大失誤；規章制度不完善，在生產經營中無章可循、有章不循、違章不究，缺乏嚴格的責任制度和考核監督檢查；成本管理、資金管理、質量管理存在漏洞，導致經營成本提高、資金運用低效、產品質量下降；忽視現代管理技術、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的運用，在管理上墨守陳規，不思創新，等等。管理水平低下必然降低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技術創新能力和抗御風險的能力，使國有經濟參與市場經濟的運行遇到困難。但是，必須指出，這種矛盾并不是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特有的，非國有經濟、非國有企業也存在著這種矛盾。因此，這種矛盾在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