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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之初的1951年，就在勞動保險條例中對職工的養老保險作了規定。條例規定，男職工年滿60歲、一般工齡滿25年，女職工年滿50歲、一般工齡滿20年，本企業工齡滿5年者可退休養老；退休后由勞動保險基金按照其本企業工齡的長短每月付給退休養老金，替代率為50%-70%，直到退休者死亡。制度實施到1956年底，參加養老保險的國有企業職工1600萬，集體企業的職工2300萬，占全國職工總數的94%.[1]在此期間，包括養老保險基金在內的勞動保險基金由企業提取，由國家統一籌集，統一調劑使用。
“”開始，勞動部受到嚴重沖擊，到了1970年勞動部被撤消，期間，勞動保險基金的籌集、管理和調劑使用制度也停止實施。1969年，財政部頒發《關于國營企業財務工作中幾項工作的改革意見（草案）》，規定“國營企業一律停止提取勞動保險金”，“企業的退休職工、長期病號工資和其他勞保開支，改在營業外列支。”這一文件將包括職工退休養老保險制度在內的勞動保險的統籌調劑方式改變為由職工所在企業為職工提供保險的做法。自此，職工退休養老成了企業自己的事情，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國有企業開始改革之時。
企業辦養老保險的實踐表明，改革以前的養老保險制度的特征是：企業職工的退休養老資金由企業從生產收益中籌集，并在企業營業外列支，而職工個人不承擔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義務，是一種極大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供給型的養老保險制度。由于企業職工的退休經費是企業年度經營成本的開支項目，當年所有職工的退休養老費用從當年生產收益和財政收入中支付，所以是一種沒有任何積累的現收現付財務模式。
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自建立到進行改革的40多年的實施過程中，在保障退休職工的老年生活方面發揮了應有的作用，不僅退休職工沒有養老的后顧之憂，在職職工也有穩定塌實的養老預期。養老保險制度充分地發揮了它穩定社會秩序，促進經濟發展的內在功能。
20世紀90年代我國的經濟體制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傳統的以企業和單位為責任主體的社會保障制度給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帶來一系列阻力和困難，例如破產國有企業職工和國有企業分流出的冗員的就業問題、醫療問題、生活保障問題，國有企業，尤其是退休職工比較多的老國有企業在養老保險上的沉重負擔問題，企業承擔職工的社會保障使得勞動力不能在企業之間自由流動問題等等，都使得國有企業改革步履維艱。形勢發展表明，市場經濟需要社會化的養老保險制度，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推動市場經濟的建立，必須對包括養老保險在內的傳統社會保障制度進行改革。而且，傳統養老保險制度隨著職工隊伍的老化而日益暴露出自身固有的缺陷，已表明了它的不可持續性，[2]即使我國不進行經濟體制改革，這種職工與企業終身捆在一起的、已走入困境的養老保險制度也必須進行改革。
1986年7月，國務院《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規定國家對勞動合同制工人的退休養老實行社會統籌，企業和勞動合同制工人按規定的比例繳納養老保險費，籌集養老保險基金。這是我國傳統的企業養老保險制度向責任分擔的社會化養老保險制度過渡的標志。1995年3月，國務院《關于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確立了社會統籌和個人帳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模式。在這種制度模式下，企業和職工繳納的養老保險費分為兩部分，并分別記入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統籌基金帳戶和職工個人帳戶。針對各地個人帳戶比例不同的情況，1997年7月，國務院了《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在決定的規范下，各地的統賬結合的模式逐漸得到統一。2000年12月國務院的《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試點方案》將企業繳費率確定為職工工資總額的20%，職工個人繳費率確定為本人工資的8%，至此我國的統一養老保險制度得以建立。
改革以后的養老保險制度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用人制度的要求，使不同所有企業之間的職工可以自由流動，促進了市場經濟下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但是，統賬結合的養老保險模式是在現收現付、沒有任何資金積累的傳統養老保險制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要求在職的一代人在繼續承擔上一代人的養老責任的同時，還要為自己積累養老金。到2001年上半年，全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社會統籌的離退休人員為3241萬人，而在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前參加工作的中年職工人數逾億。[3]由于從養老保險制度建立以來的40多年間沒有任何資金積累，改革以后的養老保險又實行“老人老辦法，中人中辦法，新人新辦法”的制度，[4]即已經離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待遇保持不變，他們的養老金用每年收繳的社會統籌基金和有限的滾存基金支付，由于收繳的社會統籌基金少于需要支付的退休人員的養老金，于是出現了養老金支付上的資金缺口；在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之前參加工作，改革之后退休的中年職工，新制度規定，改革之前的工作年限視為繳費年限，但實際上舊制度沒有設立個人帳戶的規定，因而他們不可能有個人帳戶積累，在他們陸續退休并開始領取養老金時，養老保險基金只能為他們從社會統籌基金中提供基礎養老金和新制度實施以后他們個人帳戶上的那部分個人帳戶養老金，而在新制度實施以前視為繳費年限的“過渡養老金”卻沒有著落，這又構成了一筆養老金支付上的資金缺口。這兩項相加就形成了一筆數以萬億計的巨額“歷史債務”。[5]也有學者將之稱為隱含債務、隱性債務或轉制成本。[6]
注釋：
[1]鄭功成：《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變遷與評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頁。
[2]例如，遼寧大連色織布總廠曾是大連市的創利大戶，1994年宣告破產。破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員太多給該廠造成的不堪重負。破產前，該廠的在職職工為1258名，而退休職工為1503名，企業發展從何談起！參見鄭功成：《從企業保障到社會保障》，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頁。
[3]鄭功成：《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變遷與評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頁。
[4]“老人老辦法”是指對已退休者繼續實行以前的退休金發放標準，退休金替代率為60%-90%，退休金計算基數為退休時的工資額，離休者離休費為離休時工資的100%：“新人新辦法”是指1997年統一養老保險制度實施以后參加工作的職工，他們的退休金由相當于當年職工平均工資20%的基礎養老金和他本人個人帳戶積累的資金除以120的個人帳戶養老金組成，有35年工齡的職工的月個人帳戶養老金相當于退休前月工資的38.5%，加上社會平均工資20%的基礎養老金，養老金的替代率為58.5%左右：“中人中辦法”是指中人的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新制度建立以后個人帳戶上積累的個人帳戶養老金和將統一制度建立以前的工作年限視為繳費年限而稱為“過渡養老金”三部分組成〔中人的月養老金=基礎養老金+個人帳戶養老金÷120+過渡養老金。過渡養老金=指數化月平均繳費工資×1.0%（-1.4%）×視為繳費年限〕。
高校圖書館流通業務外包的可行性
流通業務外包是圖書館繼編目業務外包后的又一個業務外包項目。流通業務外包可以降低圖書館的用工成本與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可以改善圖書館人員隊伍結構，提高讀者服務水平。下面以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例論證流通業務外包的可行性。
1可以節約人力資源的用工成本
本館流通服務部編制34人，占全館總編制的39%，其中合同工（本館稱“非編人員”）13人、事業編制工人9人。以2010年為例，工作人員上架的圖書總量大約為80萬冊。書庫工作人員24人，除去寒暑假和周末，按1年180個工作日計算，每天書庫每位工作人員的圖書上架量為185冊。據了解，北京一些高校圖書館將流通業務外包后，外包商給員工核定的工作量是每人每天上架圖書800冊，如果未達到800冊的上架量，則需要整理書架。即使按照每人每天上架圖書600冊計算，外包商員工的圖書上架量也是本館工作人員的3倍有余。如果我館將書庫工作外包給外包商，就可以減少2/3的用工，而且，外包商付給員工的薪酬明顯要低于學校付給本館工作人員的薪酬，我館參照其薪酬標準外包，這樣就可以節省一筆不小的用工成本。
2可以節約人力資源的管理成本
由于高校圖書館存在事業編制人員和非編人員，非編人員的工資福利和個人發展空間都遠不如事業編制人員。但近年非編人員的學歷不斷提高，大都在本科以上，他們中的很多人往往工作幾年后就會離開圖書館，辭職現象比較普遍，如本館每年都有2~3名非編人員辭職。由于人員招聘的繁瑣性，工作人員的辭職會給圖書館的人員安排和管理工作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流通業務外包既可以減少非編人員的聘用，減少勞務糾紛，也可以簡化人員和崗位的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務水平。
3可以優化人力資源的結構
信息時代，高校圖書館將更多地參與到學校的教學與科研活動中，學科化服務將成為高校圖書館未來工作的重點。為適應形勢的發展，目前許多高校圖書館都提高了新進人員的標準，引進了一批學歷層次高、知識結構多樣化的人員。所以，在圖書館處于新老人員交替的時期，把好圖書館的人力資源關，對圖書館人力資源結構進行優化，是很有必要的。例如本館2013~2014年就有8名同事退休，如果在這個時候引進一批高學歷的工作人員，把書庫的上架整架工作進行業務外包，可以讓高學歷人員集中精力開展學科化、個性化讀者服務，同時實現對我館人力資源結構的優化。
高校圖書館流通業務外包的運行管理
1建立定期的溝通制度
實行流通業務外包工作后，圖書館內部管理層之間、員工之間、管理層和員工之間要經常溝通。通過溝通，以隨時了解外包服務的完成情況，及時發現存在的問題，并采取措施進行糾正。同時也要經常與外包商進行溝通，建立定期的溝通制度。如北京工業大學圖書館與外包商建立了日常溝通機制，外包商每月向該大學圖書館領導匯報一次情況，把雙方需要協調的工作提出來，經館領導決定后，再進行安排、實施。如果遇到突況或者問題，雙方則隨時溝通。另外該館還本著謹慎與誠信的原則與外包商就讀者投訴、整體形象塑造等建立可靠的協商機制。
2加強對外包服務的監控
業務外包的最重要一環就是對業務外包工作的質量進行監督、檢查和控制。圖書館需要建立一套合理詳細的業務外包質量監控制度和標準。如北京的一些高校圖書館就規定每個星期要檢查一次書庫，檢查組成員由圖書館分管領導、相關部門主任、外包商負責人組成。要對圖書的上架率、錯置率進行檢查。對于上架率、錯置率要制定出量化（如優良、達標、整改等）標準。如本館實施的每月書庫檢查制度，檢查內容包括整體架面是否整潔、圖書是否及時上架、錯架情況等。錯架情況又細分大類錯、跨層復本錯、同層復本錯等，并給出不同的分值。另外，圖書館還可以組織館內資深高級職稱人員對各書庫上架率、錯置率進行檢查，這樣可以促使工作人員在業務上精益求精，不斷提升服務質量。
監控還包括外包商對自身員工工作的檢查監督和圖書館對外包商工作的監督。如北京工業大學圖書館的外包商有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首先，外包商項目經理每周對在圖書館工作的員工進行2次檢查，檢查內容包括員工的工作面貌、儀容儀表，書庫圖書是否有序、整齊，并進庫抽查錯架率，詳細記錄檢查結果；其次，外包商給每位員工劃分責任區，每月按組長日檢查、項目經理周檢查，對責任人進行獎懲評定。最后，外包商員工每月必須寫工作總結，每月回公司述職一次。外包商根據員工述職和工作情況，進行考核與獎勵。因此，加強監控是業務外包工作順利開展和保證服務質量的重要手段。
3建立讀者評價體系
除了圖書館和外包商要有一套日常的監控措施和標準外，還要建立起一套良好的讀者評價體系，從讀者的角度和感受對流通服務工作給予評價。比如可以在網上設立一些評價指標，讀者只需在相應按鍵上（分為“非常滿意”“滿意”“不滿意”“非常不滿意”）按一下即可。讀者評價體系的建立，可以起到隨時監督的作用。但因為網上評價結果存在一定的隨意性，它只能起到一種參考作用。因此成立由讀者組成的檢查小組，定期或者不定期對流通服務工作進行檢查打分，將他們對圖書館的反饋意見作為圖書流通服務工作的標準。
高校圖書館流通業務外包中應注意的問題
1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
在進行流通業務外包工作之前，圖書館一方面要與學校領導和人事處溝通，把業務外包的優勢和可能出現的問題闡述清楚，讓學校對業務外包的利弊有充分了解。如果學校認為是利大于弊，決定進行業務外包后，圖書館要把外包的方案盡可能地做詳細，盡可能把所有問題都考慮到。另一方面要使圖書館內部的工作人員明白業務外包能夠給圖書館發展帶來機遇，消除工作人員對崗位調整的擔憂。
2選擇信譽好的外包商
圖書館業務外包涉及到學校、圖書館、外包商三方利益。業務外包的可持續發展要建立在三方的利益都得到滿足的基礎之上，如果損害其中任何一方利益都會對其他一方或兩方的利益造成影響，最終也會使圖書館業務外包的可持續性和外包服務的質量受到影響。外包商的選擇是業務外包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如北京工業大學圖書館在選擇外包商時綜合考慮了以下因素：一是外包商的信譽與行業背景，包括其是否具有較高的誠信度，是否有過成功案例。二是外包商的能力架構，包括外包商的管理水平、創新能力、員工素質及其是否具備可調整的靈活條件和良好的環境適應能力等。三是企業文化的相容性，即外包商是否具有以客戶為導向的服務理念，是否認同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四是所需的外包費用。在同等條件下，選擇能提供價廉物美服務的外包商。外包商的信譽和行業背景以及是否有相關業務的外包經驗是非常重要的，這直接關系到外包服務質量。外包價格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絕不能作為決定的因素，決定因素應為質量、效率、管理服務。好的業務外包服務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結果，是能夠達到共贏效果的。因此，圖書館在寫招標書的時候一定要把外包商的資質等綜合考慮清楚，并盡量詳細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3制定詳細周密的合同
合同是圖書館與外包商合作的基礎，也是維護雙方利益的有效憑證。所以制定詳細周密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合同十分重要。在合同中要明確外包工作職責和工作要求，對于一些臨時性的工作安排、突發事件的處理、合同履行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可能出現的法律糾紛等等都需有一些明確的規定和說明。如北京工業大學圖書館的流通業務外包的合同里就有一條：在不增加總工作量的前提下，服從圖書館因工作需要的臨時性調整。
4加強監控
[關鍵詞]農村保險；跨越式發展；市場開拓；產品創新
一、農村保險市場現狀分析
(一)農村保險市場所經歷的四個發展時期
1.20世紀80年代農村保險業務的啟蒙期。20世紀80年代我國開始恢復辦理國內保險業務，雖然建立了部分鄉鎮保險服務機構，但遵循的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經營模式，都是在地方政策的統籌決策下開展業務，保費收入主要是政策劃撥式的經營收費方法，保險獨家經營，險種單一，企業缺少活力，業務發展緩慢，規模不大，但也為農村保險業務的發展起到了啟蒙作用。
2.20世紀90年代的農村保險孕育期。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變革和延伸，保險經營也呈多樣化的發展趨勢。保險經營企業主體開始逐漸增多，業務發展也開始精細化，產品呈現多樣化。此時的農民對保險的認識已逐步形成粗淺意識，部分農民已開始涉足并購買保險，這一時期被稱為農村保險業務的孕育期。
3.20世紀90年代末期農村保險的復蘇期。1996年以來，國有保險公司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實現與國際保險業的接軌，實行了產、壽險分設經營，并把保險業發展推向市場化運作。這一時期，受市場經濟體制變革以及行政干預手段的削弱和保險市場主體增多的影響，競爭也由平和轉向激烈化。保險業也由城市業務競爭發展到農村業務開發的搶奪戰。同業間的競爭有效激活了農村保險市場，農民對保險知識的了解也更加明晰。這也促使農村保險開始復蘇起來，所以，這一時期被稱之為農村保險業務的復蘇期。
4.2000年以來農村保險的快速成長期。進入2000年以來，隨著保險業的發展和競爭態勢的加劇，特別是推行“大營銷”發展戰略，有力的推動了我國保險業的發展進程，使我國的保險業更具世界性的競爭魅力和競爭實力，競爭也由國內保險競爭轉向同國際保險的抗衡。而此時的保險業，城市保險競爭如火如荼。為尋求新的業務增長點，許多保險經營企業開始紛紛由城市轉向農村業務開發。大面積的入駐農村又大幅度地灌輸許多農村保險經營理念，這使一部分農民從感受保險到接受保險和熱情購買保險。
(二)農村保險已逐步成為農業地區業務發展的主戰場
對于廣大農業地區，絕大部分人口在農村，發展的立足點應該在鞏固提高城市市場份額的基礎上，大力開發農村業務，這是一個潛力巨大的市場。實踐也證明，這是一個切實可行的新的業務增長點。
1.通過市場份額比較可以看出農村潛力巨大。以中國人壽商丘市分公司為例，2006年8月份，商丘分公司在有5家市場競爭主體的情況下，市場占有份額為78.5%，其中城市壽險期交業務市場占有份額已達89.7%。
2.通過增幅比較可以看出農村市場發展很快，城市增幅趨緩。城市期交業務近三年的增長幅度為：2003年5246萬元；2004年5299萬元，增幅1%；2005年5568萬元，增幅5%；2006年8月相比增幅為4%。農村業務近3年的增長幅度分別為：2003年1892萬元；2004年2271萬元，增幅20%；2005年2952萬元，增幅30%；2006年8月相比增幅為35%。通過比較可以看出，城市占有絕對份額，但發展速度緩慢，再實現大的突破難度較大。所以，新的增長點應該瞄準農村市場，讓農村逐步成為業務發展的主戰場。
(三)制約農村保險業發展的主要因素
1.落后的傳統觀念影響了農村保險的發展速度。一方面，以我國獨特的家庭家族為核心，養兒防老，風險自預的觀念由來已久，由于保險宣傳不到位，有相當一部分農民這種根深蒂固的老觀念還沒得到徹底消除。另一方面，有些偏遠地區文化落后，閉觀自守，導致一些農民對天災人禍仍持“宿命論”觀點，還沒有真正接受到轉移風險的新觀念。
2.營銷網點偏少制約了農村保險的發展速度。農村保險雖然涉足時間較長，但由于重視程度不夠，使營銷隊伍發展緩慢，現有網點很難覆蓋廣大農村，出現了相當一部分農民客戶感到收保費有人問，出了險情無人管，這種服務不到位的現狀，嚴重影響了保險信譽，制約了農業保險的發展速度。
3.同業之間的無序競爭為農村保險設置了不應有的障礙。近幾年，隨著保險主體的逐漸增多，農村市場競爭也愈演愈烈。個別員工為了片面追求經濟利益，出現了急功近利、誤導客戶的行為。加上新設置的小民營股份公司，倉促上陣，人員素質差，故意夸大產品功能，擾亂了農村市場，此舉嚴重挫傷了農民投保的積極性，為農村業務的發展設置了不應有的障礙。
二、實現農村業務跨越式發展的基本條件已經成熟
1.農民逐步走向富裕之路，初步具備購買保險的能力。當前農民已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多數農民正向小康邁進。到2005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已經達3325元。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的提高，不僅能夠滿足農民生產生活的基本需要，而且大多數農民都有了不同余額的存款。農民在解決了溫飽問題后，就要考慮保障投資、子女上學、養老醫療和抵御風險等與保險有關的問題，相當多的農民具備了購買商業保險的經濟能力，可以說農村隱藏著一個巨大的保險準客戶群體。
2.農村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為保險市場的繁榮奠定了基礎。經過多年的實踐和探索，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建立并逐步完善，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日益增強，農業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農村經濟不斷發展，農民在經濟收入、思想觀念、生活方式、文化領域、消費需求等方面與城市居民的差別正在縮小，農民越來越意識到保險對自身生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當前我國農業基礎設施還比較薄弱，受氣候條件和生產環境影響較大，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還很弱。疾病也是中國農村居民致貧或返貧的主要原因，而保險可以作為農民轉移風險和降低風險危害的“減震器”。購買保險是抵御風險不可替代的選擇，特別是農民渴望得到基本養老和基本醫療等方面的保障，所以，保險理應成為農村建設小康與構建和諧社會的“護身符”。
3.保險機構已經具備了大力開發農村市場的基本能力。當前，國內外各家保險公司在積極開發大中城市業務的同時，對廣大農村市場都在進行逐步滲透。國內多數公司已在農村啟動保險業務，一些保險公司已具備了機構網絡遍布城鄉、人力資源分布各地的有利條件，在開拓農村市場上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因此，應充分利用有利條件，充分發揮自身優勢，以全新的經營理念先行開拓農村市場，做大、做強、做優中國農村保險業。
三、實現農村業務跨越式發展的舉措
1.發展完善農村營銷網絡體系。首先，設立一個穩固的營銷網絡體系，著力建立一支業務素質高，開拓能力強，并且具有農村特色的營銷鐵軍。每個縣設立一個農村營銷部，根據地理位置每三個鄉設一個營銷分部，每一個鄉設一個營銷處，逐步達到每個村至少有一名營銷員，這樣既方便管理，又能擴大覆蓋面，更有利于絕對占有農村市場。其次，通過設立規范化的營銷服務網絡，使保險服務延伸到廣大農村的千家萬戶，真正把保險進農村，保險進農戶落到實處。其三，苦練內功，提高員工素質，堅持先培訓后上崗的原則。教育員工熟知保險內容，篤守職業道德，堅持客戶第一，忠于保險事業。
2.加大保險宣傳力度。宣傳工作首先解決農民參保的思想觀念問題，農村普遍存在怕老無所養、怕病無所醫、怕天災人禍、怕因學致貧。因此要教育引導農民通過參加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投資理財保險等，解除后顧之憂，轉移風險隱患，達到穩定生活，逐步富裕的目的。
3.設計適銷對路的保險產品。設計適銷對路的保險產品是實現農村業務跨越式發展的核心內容。開辦農村保險業務，既要遵循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要求，使業務富有彈性和靈活性，增加決策的科學性，又要充分考慮農村的經濟現狀和農民的承受能力，原則上要先開發低保費、低保障、責任寬，農民易于接受的險種。要改變過去險種單一，針對性不強，風險責任小，與農民需求差距較大的實際，除了對原有險種進行必要的技術改造外，應重點開發設計一些收費低、保額低、責任寬、保大病的適銷對路的新險種，滿足農民不同消費層次的需要，解決一人得大病，全家致貧、返貧的問題。如針對農民更多地關心子女的教育和婚嫁大事，把投資重點轉向子女身上的實際，積極開發適應少年兒童群體的險種；針對農民家庭主要勞動力群體，最需要風險保障的特別需求，積極開發農民意外傷害及附加住院醫療保險、健康險等險種。險種設計要堅持從農民的購買能力和心理需求等方面來考慮，做到手續簡便，交費靈活。在展業模式上，積極尋找切入點，應按照醫療、教育、養老的順序宣傳，走以短險為突破口，以短帶長、以長促短，大力發展農村個人業務，實現以直銷帶營銷，以營銷促直銷的發展之路。
關鍵詞：無時限電流速斷保護延時勵磁涌流TA飽和
1引言
1.1勵磁涌流對無時限電流速斷保護的影響
小電流接地系統無時限電流速斷保護作為小電流接地系統的有效輔助保護是按照最大運行方式下線路末端三相短路電流來整定的，由于考慮到靈敏度大于1.2［1］，因此動作電流值往往取得較小，特別是在線路較長，配電變壓器較多時，即系統阻抗較大時，其取值會更小。因此在整定時沒有考慮到配電變壓器投入時的勵磁涌流對無時限電流速斷保護的影響，亦即勵磁涌流的起始值遠超過無時限速斷保護定值，造成一些變電站的10kV出線在檢修后送不出或運行過程中頻繁跳閘的情況發生。
1.2TA飽和對無時限電流速斷保護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10kV系統規模的不斷擴大，其系統出口短路電流亦隨著變大，根據現場的測試情況，最大時可達TA一次額定電流的幾百倍，造成原有的一些變比較小的TA在故障時嚴重飽和，不能正確反應一次側故障電流，從而使得小電流接地系統的一些出線在線路故障后，自身保護不動作，而靠母聯斷路器或主變壓器后備保護來切除故障。
2線路中勵磁涌流問題
2.1線路中勵磁涌流對繼電保護裝置的影響
勵磁涌流［2］是變壓器所特有的電磁現象，是時間的多變量函數，僅存在于變壓器某一側，在空投變壓器或外部故障切除后電壓恢復時，變壓器鐵心中的磁通不能突變，出現非周期分量磁通，使變壓器鐵心飽和，勵磁電流急劇增大而產生的。變壓器勵磁涌流最大值可以達到變壓器額定電流的6～8倍，并且跟變壓器的容量大小有關，變壓器容量越小，勵磁涌流倍數越大。勵磁涌流存在很大的非周期分量，并以一定時間常數衰減，衰減的時間常數同樣與變壓器容量大小有關，容量越大，時間常數越大，涌流存在時間越長。
通常10kV線路上裝有大量的配電變壓器，在線路投入時，這些配電變壓器掛接在線路上，在合閘瞬間，各變壓器所產生的勵磁涌流在線路上相互疊加，產生了一個復雜的電磁暫態過程，在系統阻抗較小時，會出現較大的涌流，時間常數也較大。二段式電流保護中的無時限電流速斷保護由于要兼顧靈敏度，動作電流值往往取得較小，特別在長線路或系統阻抗大時更明顯。勵磁涌流值可能會大于裝置整定值，使保護誤動。現就射陽供電公司幾條10kV線路和情況進行舉要，其有關數據詳見表1。
表1的情況說明在2/3配電變壓器總容量，勵磁涌流取得配電變壓器額定電流6倍的情況下，勵磁涌流的值已明顯超出無時限速斷保護定值，從而說明現場無時限速斷保護頻繁動作的可能性是較大的。這種情況在線路變壓器個數少、容量小以及系統阻抗大時并不突出，因此容易被忽視，但當線路配電變壓器個數及容量增大后，就可能出現。射陽供電公司就曾經在變電所增容后出現10kV線路由于勵磁涌流的影響而無法正常投入的情況。
現場技術人員曾經認為這些線路不能投入或運行中無時限速斷保護經常動作的原因是因為躲不過線路電容電流和電機的啟動電流，但查閱相關資料［3］表明，電容電流在系統固定的情況下，其值是基本不變的；電機啟動電流一般延時幾秒，亦即通過短暫延時是躲不過較大峰值的電機啟動電流，而且過電流保護定值已通過自啟動系數進行了裕度［4］。因此，不管針對無時限速斷保護還是過電流保護，這種認識均應予排除。
2.2防止涌流引起誤動的方法
勵磁涌流有一明顯的特征，就是它含有大量的二次諧波，在變壓器主保護中就利用這個特性，設置了二次諧波特性來防止勵磁涌流引起保護誤動作，但如果應用在10kV線路保護中，必須對保護裝置進行改造，會大大增加裝置軟件的復雜性，因此實用性很差。勵磁涌流的另一特征就是它的大小隨時間而衰減，一開始涌流峰值很大，對于小型變壓器，經過7～10個工頻周波后，涌流幾乎衰減為可以忽略的范圍，流過保護裝置的電流為線路負荷電流，利用涌流這個特點，在電流速斷保護時加入一段時間延時，就可以防止勵磁涌流引起的誤動作，這種方法最大的優點是不用改造保護裝置，雖然會增加故障時間，但對于如10kV這些對系統穩定運行影響較小的地方還是適用的。為了保證可靠地躲過勵磁涌流，保護裝置中加速回路同樣要加入延時。射陽供電公司經過幾年的摸索，在10kV線路無時限電流速斷保護及加速回路中加入了0.1～0.15s的時限，就近幾年運行情況來看，運行安全可靠，并能很好地避免由于線路中勵磁涌流造成的保護裝置誤動作。
3TA飽和問題
3.1TA飽和對電流速斷保護的影響
10kV線路出口處短路電流一般都較小，特別是農網中的變電所，它們往往遠離電源，系統阻抗較大。對于同一線路，出口處短路電流大小會隨著系統規模及運行方式不同而不同。隨著系統規模的不斷擴大，10kV系統出口短路電流會隨之變大，可以達到TA一次額定電流的幾百倍，系統中原有一些能正常運行的變比小的TA就可能飽和；另一方面，短路故障是一個暫態過程，短路電流中含有大量非周期分量，又進一步加速TA飽和。在10kV線路短路時，由于TA飽和，感應到二次側的電流會很小或接近于零，使保護裝置拒動，故障要由母聯斷路器或主變壓器后備保護來切除，不但延長了故障時間，使故障范圍擴大，影響供電可靠性，而且嚴重威脅運行設備的安全。
3.2避免TA飽和的方法
TA飽和其實就是TA鐵心中磁通飽和，而磁通密度與感應電動勢成正比，因此，如果TA二次負載阻抗大，在同樣電流的情況下，二次回路感應電動勢就大，或在同樣的負載阻抗下，二次電流越大，感應電動勢就越大，這二種情況都會使鐵心中磁通密度增大。磁通密度大到一定值時，TA就飽和。TA嚴重飽和時，一次電流全部變成勵磁電流，二次側感應電流為零，流過電流繼電器的電流為零，保護裝置就會拒動。
避免TA飽和主要從二個方面入手：①在選擇TA時，變比不能選得太小，要考慮線路短路時TA飽和問題，一般10kV線路保護TA變比最好大于300/5；②要盡量減少TA二次負載阻抗，盡量避免保護和計量共用TA，縮短TA二次電纜長度及加大二次電纜截面；對于綜合自動化變電所，10kV線路盡可能選用保護測控合一的產品，并在控制屏上就地安裝，這樣能有效減小二次回路阻抗，防止TA飽和。
4結束語
通過分析表明，小電流接地系統無時限電流速斷保護在應用中存在躲不過勵磁涌流以及保護TA在線路出口短路時容易飽和的問題。對無時限電流速斷保護躲不過勵磁涌流的問題，可采取設定延時0.1～0.15s的辦法；對于TA飽和問題，采取了選取較大變比，縮短二次電纜長度，增粗二次電纜面積，保護就地安裝在開關廠等措施。實踐證明：運行情況良好，基本滿足了小電流接地系統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經濟性。
5參考文獻
［1］國家電力調度通信中心電力系統繼電保護規定匯編北京：中國電力出版社，2000
［2］劉從愛，徐中立電力工程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1992
近年來，保險電子商務發展迅速，業內人士表示，在飛速發展的網絡經濟背景下，隨著電子商務各項功能的完善與發揮，保險電子商務的前途將是一片光明。
據中國保險報6月4日報道，電子商務對很多企業和消費者來說，都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企業利用網絡買賣商品，消費者通過網絡上網購物。可以說網絡經濟已成為人們經濟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保險行業也不例外。
在網上銀行、網上證券火熱發展的同時，金融業“三駕馬車”之一的保險也沒有甘居其后。大多數保險公司都意識到，誰能突破保險電子商務的核心關鍵點，誰能找到打動客戶的賣點，誰就能占領網上保險這個巨大的市場。近年來，包括外資保險公司、保險中介、大型金融網站在內的各路諸侯都在互聯網上大展宏圖，發動市場攻勢，先后推出車險、意外險、旅游險、家財險、貨運險等簡單保險產品。
據了解，部分涉足電子商務領域較早的保險公司，已經開發出幾十種用于在線銷售的網上保險產品，保費收入連續多年保持100%以上的增長速度，如：中國人保、太平洋(601099行情,股吧)保險、泰康人壽等。不僅保險公司在大力開拓電子商務市場，近年來一些金融網站也都趕來湊熱鬧，如：慧擇網、保網等。
保險電子商務是保險與電子商務相結合的產物，指保險企業通過網絡開展電子商務，通過因特網為客戶提供個性化的保險服務和綜合理財服務；從更廣義的角度上來講，保險電子商務還包括：保險企業的內部活動、保險企業之間、保險企業與非保險企業之間以及與保監會、稅務部門等政府相關機構之間的商務活動、消費活動、溝通活動等。
網上保險的最終目標是實現電子交易，即通過網絡實現咨詢、對比、投保、核保、支付、理賠甚至是管理等過程。客戶通過保險電子商務網站提供的產品和服務項目的詳細內容，選擇或對比選擇適合自己的險種、費率等投保內容；在網上輸入個人資料，確定后資料通過網絡保險平臺傳入保險公司或保險網站自己的系統；客戶通過網絡銀行的電子支付方式進行保費支付，保費自動轉入保險公司或保險網站的賬戶，保險合同成立，保單正式生效。
關鍵詞：外來務工人員;工傷保險;現狀;問題;對策;江蘇南京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城市化、工業化步伐的不斷加快,外來務工人員日益成為推動南京市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外來務工人員的工傷保險卻存在諸多的問題,影響了外來務工人員的身心健康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如何保障外來務工人員的合法權益,使他們在工傷發生時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以保證其最大限度的恢復生產力,成為南京市工傷保險工作的當務之急。筆者通過對南京市主城區外來務工人員工傷保險現狀進行調查分析,試圖提出完善南京市工傷保險的政策建議。
1、調查方法
為了解南京市外來務工人員工傷保險現狀,本調查隨機選擇秦淮、白下、玄武、建鄴等4個區作為南京市主城區的代表,采用問卷與訪談相結合的方式進行調查。問卷涉及外來務工人員基本情況、安全生產情況、政策聽說情況和外來務工人員對工傷保險改革的建議等4個方面內容。本調查共發出問卷320份,實際回收問卷320份,有效問卷率100%。
2、南京市外來務工人員工傷保險現狀
2.1基本情況
南京市主城區外來務工人員總體素質不高,受教育程度普遍為初中(43.1%),其次是高中(22.5%)、小學(18.8%),這也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他們的收入處于中等或偏下水平,調查顯示,接近60%的外來務工人員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其中包括8.1%的人收入低于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850元)。在務工形式來看,被企業(單位)招用在固定崗位就業的人數占總人數的55.2%,自主創業、自謀職業(或靈活就業)的人數占總人數的44.8%。
2.2安全生產情況
一是工作安全狀況、保障措施較好。南京市主城區外來務工人員的安全生產情況總體較好,絕大部分外來務工人員對自己目前工作的安全狀況及安全保障措施還是比較滿意的。這主要與外來務工人員從事的職業有關,大部分被訪者都是從事第三產業的勞動者,工作本身的安全性好、工傷事故發生少。二是安全培訓。《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明確規定:用人單位要“對勞動者進行勞動安全衛生教育”。但是在被調查者中,接受過安全教育和培訓僅占到總人數的51.2%,還有近1/2的人沒有接受過任何形式的安全教育和培訓,這遠遠低于國家規定的標準。在調查中還了解到,接受過健康安全教育和培訓的人員基本上是從事企事業單位的保安、門衛等相對安全職業的人員,而從事建筑、安裝等存在重大安全隱患職業的外來務工人員并沒有接受相應的安全教育。三是健康檢查和安全保障措施。根據國家《職業病防治法》,勞動者享有獲得職業健康檢查的權利。而在調查中,只有1/2左右的人定期進行健康檢查。在接受調查的人員中,80.63%的被調查人員表示對自己目前工作的安全保障措施滿意或比較滿意,13.12%的人表示對目前的安全保障措施不太滿意,只有6.25%的人對目前的安全保障措施不滿意。四是疲勞加班。南京市多數外來務工人員工作狀態相對較好。1/2以上(60.9%)的被調查人員表示,多數情況下他們不需要在極度疲勞的情況下還必須加班工作,33.8%的人則表示,有時候即使已經極度疲勞,還是要加班工作,這部分人主要分布在餐飲行業等服務業,他們在生意淡季時清閑,但是在旺季就要加班加點。
2.3對工傷保險政策的了解及實施情況
一是外來務工人員對工傷保險相關政策知之甚少。調查結果顯示,在《工傷保險條例》、“農民工平安計劃”、《南京市工傷保險實施辦法》《南京市建筑業農民工優先參加工傷保險辦法》等幾項與南京市外來務工人員切身相關的工傷保險政策中,有1/2的外來務工人員一項政策都沒聽說過,還有32%人只聽說過其中1項。而法律意識薄弱,將直接影響他們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能力。二是工傷保障責任的承擔問題。41.56%的被調查者認為工傷保障的責任應由單位承擔,20%的人認為應由單位和政府共同承擔,12.5%的人認為工傷保障責任應該由政府、單位和個人3方共擔。三是工傷保險率。在320名被調查者中只有19.69%的人參加了工傷保險,而另外79.69%的人沒有參加工傷保險,工傷保險的參保率很低。在未參加工傷保險的人,有21.77%的人是沒有與用人的單位簽勞動合同,13.28%的人雖然簽了勞動合同,但合同中并沒有有關工傷保險的相關條款,值得注意的是,還有包括3.76%不知道工傷保險、不知道辦理途徑等,因為對工傷保險缺乏了解而沒有辦理。
3、存在的問題
調查結果反映了南京市主城區外來務工人員工傷保險現狀中存在著突出問題:一是工傷保險參保率低;二是外來務工人員法律知識欠缺,工傷保險維權意識和能力差;三是用人單位安全培訓不到位。因此,應完善南京市外來務工人員工傷保險制度。
4、對策
4.1擴大工傷保險覆蓋范圍
雖然國家規定各類企業、有雇工的個體工商戶都必須按規定參加工傷保險,但由于外來務工人員流動性大、對工資待遇要求比較短視等原因,南京市外來務工人員工傷保險參保率很低。因此,必須強化政府在工傷保險工作層面上的監督和規范職能采取各種強制甚至懲罰措施,強制雇主為雇員辦理工傷保險,防止出現用人單位在工傷保險方面的逃保、漏保現象。
4.2強化工傷保險法制宣傳,加強法制教育
只有具備熟悉工傷保險法律常識,勞動者才有意識和能力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勞動保障部門應加大工傷保險法制宣傳力度,在社會群眾,尤其是外來務工人員群體中進行廣泛宣傳,工會等部門也有責任協助進行培訓外來務工人員工傷保險相關知識,使其與雇主簽訂勞動或勞務合同時知道要求雇之為自己辦理工傷保險[1,2]。
4.3加強職業安全健康教育
工傷預防能大大降低工傷事故的發生率,進而減少工傷康復和補償的壓力,降低工傷保險基金的支出。同時,積極預防也減輕了勞動者的恐慌和壓力,使其持續有效地進行生產工作,減少了因工傷事故和職業病而導致生產停止而帶來的損失[3,4]。政府應監督用人單位健康安全教育情況,強制其定期開展安全教育和宣傳。
5參考文獻
[1]許素睿.我國農民工工傷保險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分析[J].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2009(4):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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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過短短十幾年的發展，中國保險市場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保險險種不斷增加，保費收入由1982年7億多元，猛增到1997年的1080億元，保險公司也由原來壟斷經營，發展到現在的以“中保”為主體，多家中外保險公司共同發展的市場格局。據國外權威機構預測，中國保險需求將以每年10%的速度持續增長，到2000年保費收入將達到2480億元，保險密度為19165元，保險深度為283%。同時據蓋洛普調查公司最新調查(1999年)顯示，未來兩年百姓打算購買什么，選擇彩電為33%，選擇人壽保險占22%，名列第二。所以，作為保障經濟和社會安定的中國保險業，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但與保險業發達國家相比較(如1991年，瑞士、日本、英國、美國的保險密度，分別為3002美元、2487美元、1999美元、1931美元，該年保險深度超過8%的國家有:韓、南非、英、美、日、瑞士等)，中國保險業尚處在一個拓寬時期。隨著加入WTO的日益臨近，保險市場將逐步加大對外開放步伐，中國保險業面臨著嚴峻挑戰。如何應對挑戰，筆者認為，根本對策是全面提高保險服務質量。
一、保險營銷的本質在于提高服務質量
1960年，“AMA”最先給服務定義為“用于出售或者是同產品連在一起出售的活動、利益或滿足感”。作為一種無形的、以風險為對象的特殊商品，保險商品從本質上看，是一種服務。與有形物質商品相比，它具有如下幾方面特征:1、不可感知性。是指保險服務的特質，組成服務的元素是無形無質的，以及使用服務后的利益讓人不能觸摸。2、不可分離性。即保險商品的生產與消費，在時間上存在一致性。3、不可儲存性。基于上述兩個特征，使保險商品不像有形商品一樣，可被儲存起來。4、不穩定性。保險商品很難像一般工業產品實行機械化或標準化生產，質量缺乏穩定性。5、價格相對固定性。保險商品遵循的是非價格競爭原則。保險商品的上述五方面特性，決定了保險營銷的根本方向在于全面提高保險服務質量。
同時，據菲利普·科特勒的“顧客讓渡價值”理論，在保險營銷活動中，其營銷核心是提高服務質量，因為服務質量的提高，一方面增大了“顧客總價值”，另一方面減少了“顧客總成本”。從而達到了“顧客讓渡價值”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滿足保險市場的顧客需求。
但是，在我國保險市場上，保險公司提供的服務狀況又如何呢?上海保險同業工會1998年曾就服務問題，進行過市場調查。中國平安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的調查資料表明:成交后業務員與顧客從未聯系過的占367%；保戶打多次電話業務員才回應的占36%；保戶因找不到業務員而要求退保的占205%；保戶發現正式保單條款與業務員推銷時承諾不一致的占64%；業務員要求保戶退保、轉投自己的占26%；業務員在保戶面前貶低其他業務員、抬高自己的占218%。服務質量較高的“平安”保險公司尚且如此，可見，中國保險業服務質量的確難盡人意。難怪有848%的上海市民，呼吁保險公司要提高服務質量。
二、提高保險服務質量的現實意義
優質的服務有利于保險公司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增強信任感，提高顧客的忠誠度，更好地滿足保戶的需要，從而達到提高保險公司續保率、增加新“保單”的目的。所以，優質的服務，能為保險企業帶來銷售，創造利潤，是一種“雙贏”策略，即顧客滿意、企業獲利。從保險業成功人士的一系列事例中，同樣也能得到印證，如美國保險協會會長梅蒂先生，被譽為保險業傳奇人物。
相反，低劣的服務，將嚴重損害保險公司的形象，流失原有顧客群，導致保戶退保、斷交保費、拒絕續保以及失去顧客源等一系列不良后果。據統計，一個不滿意客戶，會將自己的抱怨平均告訴8人至10人。著名的推銷員喬氣拉德曾說過:每一個顧客背后都有250個關系人，因此，提高服務質量，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三、保險服務質量測量標準
既然服務質量是保險營銷的核心問題，那么，怎樣判斷服務質量的高低呢?美國著名學者白瑞及西斯姆等，提出服務質量模型，據他們的理論，保險服務質量有五個測量標準:1、可感知性。是指服務產品的“有形部分”，為各種保險、服務人員外表等。2、可靠性。指保險企業準確無誤地完成所承諾服務。3、反應性。指保險公司隨時準備愿意為顧客提供快捷、有效的服務。4、保證性。即保險服務人員的友好態度與勝任能力，它能增強保戶對企業服務質量的信心和安全感。5、人情性。指保險企業要真誠地關心顧客，了解他們的實際需要，并予以滿足，使整個服務過程富有“人情味”。據上述五個標準，白瑞等建立了“Servqual”模型，測量服務質量，即:Servqual值=實際感受值-期望值。
據此模型，企業服務質量的優劣，取決于其實際提供服務狀況(即顧客實際感受值)與顧客期望值之間的差額。由此推斷，保險企業的服務重點(或判斷核心標準)，在于最大限度地滿足顧客的期望值，即顧客渴望從保險公司得到的滿意服務。
我們將保險企業的實際服務，按其滿足顧客期望值標準，分為如下五個等級。1、基本服務。如業務員親自向顧客遞交保單。2、標準服務。如保戶生日、婚慶或節假日，業務員是否送賀卡等。3、滿足服務。如保戶出險，業務員是否親自參與理賠，若保戶依約無法得到理賠時，業務員是否帶一份禮物以示安慰。4、超值服務。如保戶是一名球迷或戲迷，業務員是否想方設法送去緊俏的戲票、球票。5、難忘服務。如保戶生病住院無人照顧，業務員是否及時照顧保戶，甚至做保戶的陪夜人。
在上述五個等級服務中，一般認為，第一到第三等級Servqual值為0，第四至第五個等級Servqual值大于0。若連第一等級服務都做不到的，則保險企業將失去顧客群；Servqual值若等于0，則保險企業將可能擁有游離顧客群。只有Servqual值大于0，保險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才有可能擁有忠實的顧客群，不斷擴大顧客源。
四、提高保險服務質量的基本策略
就保險企業而言，提高保險服務質量的基本策略有兩大類。
(一)標準跟近策略
它是指保險企業將自己的服務同市場上競爭對手的標準，進行對比，在比較和檢驗的過程中，逐步提高自身服務水平的一種策略。保險企業在運用此策略中，可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
1、在營銷策略方面，保險企業應將自身的策略與競爭者成功的策略進行比較，尋找它們的相關關系；2、在服務經營方面，保險企業主要集中于從降低競爭成本和提高競爭差異化的角度，了解競爭對手的做法；3、在服務管理方面，保險企業應該根據競爭對手的做法，重新評估那些支持性職能部門對整個企業的作用。
(二)藍圖技巧策略
它是指分解組織系統和架構，鑒別顧客同服務人員接觸點，并從這些接觸點出發，改進保險企業服務質量的一種策略。從而借助流程圖的方法，來分析服務傳遞過程的各方面，包括從前臺服務到后勤服務的全過程。它通常涉及四個步驟:1、把服務的各項內容用流程圖畫出，使服務過程清楚顯示；2、把容易導致服務失敗的點找出；3、確立執行標準和規范；4、找出顧客能看見的服務展示，而每一展示將視為保險企業與顧客服務的接觸點。
五、提高保險服務質量的具體措施
(一)樹立保險服務至上的營銷觀念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險企業只有樹立正確的營銷觀念，才能確保營銷戰略、策略的科學制定和實施，才能真正滿足顧客的各種需要，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所以，保險公司要想提高其服務質量，首先應樹立“服務至上”的營銷觀念。世界著名企業IBM公司的宗旨是“服務”，中國平安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的宗旨是“信譽第一，效率第一；顧客至上，服務至上”。
(二)加強企業員工的專業培訓，全面提高員工的素質1、加強員工職業道德教育，培養員工熱忱、負責、高尚的修養，以及誠實守信、服務至上的職業道德。2、訓練員工擁有廣泛精湛的專業知識、嫻熟高超的服務技能。3、培養員工積極樂觀的心理素質及誠實、守諾的工作品質。4、要求員工養成良好的工作習慣。
(三)提供專業化、系統化保險服務保險企業服務的完整過程，包括售前、售中及售后服務三個基本環節。
1、售前服務。指從開始接觸顧客前的準備，至保險業務促成歷經的服務過程。售前服務的核心任務，是樹立保險企業良好的社會形象，其主要服務內容如下:(1)通過有形展示，建立保險企業良好專業形象。有形展示的基本要素有:實體環境、信息溝通、價格。(2)關心準顧客個人及家庭健康狀況。(3)協助準顧客的事業。(4)設計、制作針對準顧客需求的險種、計劃書。(5)準確的銷售說明。(6)每個營業部開設24個小時熱線聯系電話等。
2、售中服務。指從保險業務促成至遞交保單所歷經的服務過程。售中服務的根本目的，是促成交易，其主要服務內容如下:(1)建立客戶咨詢電話；(2)將保費交給公司辦理；(3)親自送客戶體檢或財務檢查；(4)為客戶盡量減少投保手續、流程，建立“綠色通道”；(5)親自遞交保單；(6)寄一份感激客戶投保的信等。
3、售后服務。指遞交完保單后的一切服務過程。售后服務的目的在于:提高客戶信心，避免保單失效以及發展顧客源，改善保險企業形象。良好的售后服務，有利于刺激保戶再加保，增加保源，提高續保率。
通常售后服務可采取以下幾種方式:(1)對客戶家中發生的重大事件給予關心和關注；(2)定期訪問；(3)不定期聯系；(4)承諾重于一切，一定要履約守信；(5)隨時為客戶提供答疑咨詢；(6)向客戶傳遞反饋各種信息；(7)妥善處理客戶的投訴，讓客戶滿意；(8)加強防損防災服務。
【參考文獻】
[1]菲利普·科特勒.營銷管理·分析·計劃和控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內容提要：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我國傳統上的人格化的信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存有內在缺陷，導致了目前社會信用匱乏的狀況。而這種狀況為人格化的信用向制度化的信用轉型提供了契機，擔保物權作為一種制度化的信用手段即是其重要表現。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擔保物權日益發揮強化信用的功能，這也是擔保物權的發展趨勢。
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二十世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作為傳統民法之擔保法出現了巨大變革，并呈現出嶄新的面貌，從而成為民法中最為活躍的領域。擔保物權的發展體現了由個別性的人格化的信用轉向普遍性的制度化的信用的進程。作為信用手段的擔保制度在現代社會日新月異，許多新的型類型涌現出來，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體系。信用擴張的需求為擔保制度的飛速發展和變革提供了不竭的動力。
一、傳統人格信用的內在缺陷
信用一詞源于拉丁語Credere，意為信任。它在羅馬法中的對應概念是拉丁語Fides及Bonafides.Fides有信任、信義、誠實的含義，與英語中Faith、Confidence、Trust、Honesty等詞的意思基本一致或相近。“信用”一詞在《辭海》里有多重含義：一為“以誠信任用人；信任使用”；二為“遵守諾言，實踐成約，從而取得別人對他的信任”；三為“價值運動的特殊形式”。
我國古代，信用被推崇為一項重要德性。據統計，“信”字在我國古代儒家典籍《論語》中出現了38次之多，僅次于“仁”和“禮”。在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以及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五常中，信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指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甚至上升到以德治國的高度，“民無信不立”，“人以致去兵，去食，寧死必信”。但我國傳統文化上對信用的強調，主要著眼于私人品德的修養，宗族鄉里風俗的醇化和以德治國的禮治要求。傳統社會的結構是如先生所形容的“差序格局”，人們大都“生于斯、死于斯”，終生生活在封閉的鄉土社區中，社會流動性較小，人際交往范圍狹窄，熟人大都是沿血緣、地緣、業緣關系而結識的人，層層外推而形成了“家人／熟人／陌生人”的格局。這是一個典型的“熟人社會”。在這種穩定的熟人社會結構中，面子、輿論、互惠等形成的激勵約束機制足以有效地維持信用關系，無需財產化的擔保和強制性的法律。其不過是一種農業社會、鄉土社會、宗法社會的道德形態，與在平等、自由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普遍交易倫理的信用不同。這種信用并沒有建構成市場交易的一種法權關系，在倫理上也沒有被抽象為一種普遍的基本道德義務，而往往必須屈從于“尊尊，親親”的規范和鄉土社會“差序格局”的安排。嚴復先生比較東西風俗，指出兩種“信”的不同，“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眾而貴自由。自由，故貴信果。東之教立綱，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親。尊親，故薄信果”有學者認為，誠信不能上升為普遍道德義務是傳統儒家道義論的一個薄弱環節，是一個它的阿基里斯之踵。
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社會形態由農業社會轉向商業社會，由鄉土社會轉向市民社會，由封閉社會轉向開放社會，從熟人社會轉向陌生人社會，債權債務在陌生人之間擴展，熟人社會的人際信用不足以維持，只能依靠制度化、系統化的財產擔保和法律強制保障交易信用，從而由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的轉變。商品、信用和契約是市場經濟的要素，也是法理文明的基礎。西方國家的契約文明可以追溯至古羅馬時期，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擴張而出現的普遍而廣泛的商品交換模式，使人們擺脫了血緣關系這根“天然的臍帶”，轉而通過契約關系這根紐帶維護和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關系，形成西方的契約文明和契約型社會。這種契約文化反過來又推動了以契約信用為主要形式的信用經濟的發展。，以往那種借助于血緣關系而形成的特殊信任心理、權利義務關系，均被利益調整下的契約關系所取代，由法律調整的“信用”，完成了其從人倫信用到契約信用、從特殊主義信用到普遍主義信用的過渡。
我國目前的信用匱乏的現狀即源于傳統的斷裂，社會的急劇轉型。在我國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雖然打破傳統鄉土社會的結構，但由于指令性計劃和行政命令代替的市場的交換關系，交易信用無從展開，并且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的構成實行單位制度，個人被組織在相對封閉的單位中，其交往范圍、社會流動與傳統的熟人社會頗有類似之處，因此信用失去了產生的土壤。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所導致的社會轉型對傳統熟人社會之下的個人化的人格信用又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由于中國傳統熟人社會的“差序格局”，缺乏普適性的道德標準，不承認平等的主體人格，導致主體在轉型的社會中容易成為“利己主義者，卻不能成為個人主義者”。我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轉型時期的道德失范已使中國成為一個信用資源嚴重匱乏的國家，與信用不足相關的欺詐和犯罪幾乎遍布經濟生活各個方面，涉及信用的經濟糾紛、債權債務案件以及各種詐騙案件大量增加，諸如假冒偽劣商品橫行、“豆腐渣”工程充斥、股市“圈錢”、逃廢債務、偷稅漏稅十分普遍等。
在信用極度缺乏的條件下，個人性的人格信用不足以支撐普遍化的市場經濟，取而代之的是普遍性的制度化的信用。這種制度化的信用包括制度化的財產信用，即通過財產權利的制度安排創造信用。近代金融信用的大規模展開，交易主體的不特定化必然要求信用脫離個人因素而普遍化。傳統社會中的信用局限于個人人身因素，古羅馬通過對人身的處罰擔保債權的實現，我國古代則通過宗法社會的道德、人情、面子等人格因素保障信用。而近代市場經濟中，信用的基礎是財產，當事人通過對財產權利的安排實現債的擔保，而信用的維持、財產的擔保都必須國家和法律的相應配套建設和支持，從人身擔保到財產擔保、從個人化的人格信用到制度化的財產信用的轉化，反映了學者所謂的“從人倫信用到契約信用、從特殊主義信用到普遍主義信用”的進化過程。
二、作為制度化信用的擔保物權
信用之所以必須在法律形成債權這種具有強制力的法權關系，并且必須配合以財產擔保的制度設計來維護。信用交易的順利進行，必需有一套相應的由法律、慣例的制度安排來規范和保障。信用擔保正是這一金融制度體系的功能之一。擔保是為了克服風險、維護信用，而設計出來的一套財產性的制度安排。可以看作是一種制度化的信用。日本學者認為，被稱作“信用”的詞句有相當多的含義，有時，“擔保”也作為“信用”的一部分被考慮，兩者的關系相當的曖昧。金融擔保制度，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是“信用供給”的基礎，即作為創造“信用”的必要手段。資本主義體制下的企業活動在該信用制度的基礎上進行。
倫理信用具有強烈的人格性，而擔保作為一種非人格化的制度設計，在倫理信用不足，或存在信息不對稱、道德風險時，能夠有效地彌補倫理信用的不足，保障交易信用的實現。因此，交易信用（債權）、制度信用（擔保）、人格信用（信用權及信用評級制度）、倫理信用（社會道德），以交易信用的創設和保障為中心建構了信用關系的體系，該體系構成了市場經濟的主體，支撐著市場經濟的運轉秩序。其中，擔保作為制度化的信用居于重要地位。
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則無須國家和法律。依靠道德支持的人格化信用在功能上不及依靠法制支持的制度化信用。這是因為人格化的信用本身具有內在的限制，無法突破熟人社會的限制。按照韋伯在《儒教與道德》中的觀點，“在中國，由于儒家理論的作用，政治與經濟組織形式的性質完全依賴于個人的關系，…中國所有的共同行為都受到純粹個人的關系、尤其是親緣關系的包圍與制約。從經濟觀點看，這種人格主義無疑是對客觀化的一種限制，同時也是對客觀理性化的一種限制。一種主要在特殊主義的關系結構運作的法律有礙于客觀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發展，而這意味著難以產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個人關系的信用，也無法脫離個人關系去建筑各種經濟合作組織。”擔保作為制度化的信用機制可以通過對風險的克服，創造信用，減少交易中的不確定性，可以打破血緣、地緣的限制，擴大信任的范圍，使任何個人、群體或國家之間建立廣泛信用關系。從而鼓勵交易。
關于人格化的機制和制度化的機制的優劣，有一個有趣的實例。經濟學家格雷夫（Grief）在《熱那亞與馬格里布商人：歷史比較制度分析》一書中考察了中世紀的兩個前現代社會組織：一個是屬于穆斯林文化的馬格里布（Maghribis），一個是屬于拉丁文化的熱那亞（Genoese）。在地中海同樣的條件下，熱那亞商人從事遠距離貿易時不排斥與非熱那亞人合作從事貿易，并創立了類似于法院的“社區法庭”，以保證跨時空的陌生人之間的契約的執行。馬格里布商人是信奉集體主義，他們在從事遠距離貿易時，僅從本族商人中選擇或雇傭貿易人，其交易機制是一種人格化交易機制。結果證明，基于法治的非人格化交易機制的貿易擴張較人格化交易機制的貿易擴張更有效率，而熱那亞商人在地中海遠距離貿易活動中的生存歷史較前者也為長遠。市場經濟實質上就是一個非人格化的結構，它的基礎不是人格，而是國家和法律。
我國目前處于道德失范、信用匱乏的社會轉型期。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人格信用的危機其實無形中也給制度化信用建立提供了契機。當人們彼此都不信任時，也只能無可奈何地選擇法律作為共同的信任基礎，通過法律工具設計抵押、質權等財產權利克服信息不對稱、機會主義行為的信用風險。所以，這種不信任具有更長遠意義的后果是能夠為邁向一種普遍主義的制度提供激勵，并且也降低了確保良好防范和制度轉軌的成本，為人格性的信任邁向普遍主義的制度性信任提供了契機。
三、擔保物權對信用強化的趨勢
現代社會中，債權居于統治地位。物權的資本化、價值化，與債權的興起，密不可分的結合，這符合財產的債權化、流動化，“擔保權逐漸由以使用價值為目的過渡到以交換價值為目的”的發展趨勢。擔保物權制度作為一種克服風險的制度化的信用，伴隨著金融市場的激烈競爭，在現代社會迅猛發展。擔保權作為信用手段，不僅是債權保障，更是融資的媒介。強化擔保權的融資能力，是現代擔保法發展的必然規律。目前，我國的物權立法應當順應擔保物權的發展潮流，通過制度設計充分發揮其信用強化、金融媒介的功能。擔保物權的發展趨勢表現為：就客體而言，擔保財產日益增多，范圍日趨擴大；就功能而言，由傳統的保障債權轉向金融媒介，擔保的目的不再是保障債權實現，而是大規模融通資金，促進金融與產業的結合；就類型而言，除了傳統的抵押權、質權、留置權之外，又相繼出現了最高額抵押、動產抵押等多種類型，讓與擔保、所有權保留等非典型擔保日趨活躍。
（一）擔保物權客體的擴張
由于物權法定主義，傳統的擔保物權的標的受到法律的嚴格限制：抵押僅限于不動產及不動產他物權；質押限于動產；留置權限于動產。由于物權法的一物一權原則，擔保物權的客體只能為單一物。這種制度構造對于現代市場經濟大規模、長時期的連續易作擔保，無疑是“小牛拉大車”，力有所不逮。現代擔保法的發展，集合物抵押、浮動擔保、權利質相繼出現，擔保權客體的范圍極力擴展，各種權利、集合財產、企業等均可作為擔保的標的。客體的廣泛性增強了債務人的融資能力，彌補了傳統物權擔保的不足，即所謂“使法律上不能擔保的標的物實現擔保化是讓渡擔保的一個重要機能”。[10]例如，美國統一商法典（U.C.C）第九章更是將擔保客體統一規定，認為凡具有擔保利益（securityinterests）均得成立擔保，實現擔保的自由化，促進新型擔保的創設。擔保權客體的擴張，表現為：
1．集合財產。在單一的各個財產固然可以分別設定不動產抵押權、動產抵押權、動產質權、權利質權，但各別擔保其經濟效益有限，對債權人之保障不足，自難發揮其擔保之效用；財團之而財團擔保則可發揮財團整體效益，其效力往往非各個財產價值之相加效果，而是相乘之效果，自為抵押人所樂于采用，而債權人所樂于接受。
2．浮動的企業財產。浮動擔保制度的出現，企業作為一個具有獨立性、在市場中從事有償的活動、其持續經營具有計劃性和目的性的整體財產，一攬子納入擔保的客體。企業是以經營為目的的各種財產綜合的組織體，被法律視為權利的客體而存在，而非主體意義上的“人”。德國的主要法學流派也一直傾向于認為企業是一種法律客體。作為財產綜合體的企業在整體上性質為不動產。企業在整體上以及企業的一部分可以是買賣、抵押、租賃和與設立、變更和終止物權有關的其它法律行為的客體。作為財產綜合體的企業包括所有各種用于其活動的財產，其中包括土地、建筑物、構筑物、設備、器材、原料、產品、請求權、債務，以及對使企業、企業產品、工程和服務個別化的標志的權利和其他專屬權，但法律和合同有不同規定的除外。企業經營過程中，倉庫中儲存的原料、產品等動產，通常處于流動狀態，現有商品銷售出去，新商品運送進來，川流不息，這種流動的集合財產也可以設定擔保融資。
3．權利。權利也可以作為擔保的客體。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知識產權的地位越來越高；隨著投資方式和財產形態的變化，權利證券化發展迅猛，證券權利成為個人及企業的重要資產；現代社會交易的頻繁，是債權統治的社會，債權的在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債權、證券權利、知識產權，這些無形財產越來越成為重要的擔保財產。權利質出現并且壓倒動產質成為最重要的質權，即為其例。
4．其他權利和法益。新的擔保方式，尤其是讓與擔保等權利移轉型擔保的產生，大大解放了可以充當擔保權標的的財產，原則上凡是具有可讓與性的財產權利或利益，都可以就其設定擔保，例如：高爾夫球會員權、俱樂部會員證、在建房屋、年金債權、信托受益權等。
（二）擔保債權的擴張
傳統的擔保權所擔保的債權往往為單一的債權，并且由于擔保的從屬性，其被擔保的債權只能為現實的債權。這種制度構造對于現代市場經濟大規模、長時期的連續易作擔保，無疑是“小牛拉大車”，力有所不逮。現代市場經濟交易頻繁，企業之間聯結緊密，因此最高額擔保應運而生，包括最高額抵押、最高額質押、最高額保證、最高額讓與擔保等等。所謂最高額擔保，是指在最高債權額限度內，以擔保財產對一定期間內連續發生的債權作擔保。其擔保的對象是不確定的數個債權，在擔保設定時，債權的數量、產生時間、金額尚不確定。
在商業往來中，企業與銀行、生產商和銷售商之間經常形成連續不斷的長期交易關系。按照通常的抵押制度，欲每項交易都獲得抵押擔保，必須分別設定擔保，并辦理登記等各種手續，從而導致交易程序繁瑣，效率低下。當事人在長期的商業合作后，相互已有相當的信賴存在，客觀上往往無需每次分別設定擔保。最高額擔保除了信用擔保之外，還可簡化手續，提高效率，為當事人之間連續發生的債權創造便利，加速資金和財物的融通，有助于當事人之間建立穩固、順暢的經濟往來和信用關系。
（三）從債權保全型擔保到金融媒介型擔保
傳統的保全型擔保旨在保障債權的實現，因而擔保權與主債權緊密結合在一起，主債權無效，擔保權也隨之無效，擔保權的從屬性得到肯定。而過于強調擔保權的從屬性將阻礙擔保權的流通性，犧牲了擔保物的交換價值，壓抑了擔保權作為價值權的根本屬性。現今的社會，擔保的媒介融資功能日益強化，即所謂“保全型擔保”向“媒介型擔保”過渡。擔保權的獨立性與流通性的確保與從屬性的緩和是現代擔保法的發展潮流，抵押證券、所有人抵押、浮動抵押等新型擔保方式應運而生。日本學者我妻榮先生提出著名的“近代抵押權”命題，認為抵押權對物的支配，實際上是對物的交換價值的支配，與保全型擔保不同的是，金融媒介型擔保把握抵押物的交換價值，發揮其價值權本性，其目的是將抵押權作為金錢投資的對象放在金融市場里流通，流通抵押、投資抵押等融資性擔保已成為擔保法制現代化的標志。德國首創的最高額抵押制度和證券抵押制度即是其典型體現。
（四）從占有型擔保到非占有型擔保
現代物權法是由單純的對物支配，向注重物的利用轉變。傳統的質押必須移轉質物占有，且強行規定不得以占有改定方式設定質權，這限制了物的使用價值的實現，不符合物盡其用的要求。從擔保制度的歷史上看，古代有一個從舊質到新質的發展過程，由占有質到非占有質、再到抵押，該過程即反映了從占有型擔保到非占有型擔保的轉化，新質最終發展形成今天的抵押制度。并且，抵押制度在近代擔保體系中逐漸占據了核心地位，被譽為“擔保之王”。在非占有型擔保中，人們一方面可以繼續利用其擔保財產從事生產經營，獲得收益，并以此收益來清償債務及利息，同時又通過在該財產上設定的擔保，獲取他人資金。而在擔保權人方面，則免其對擔保物的管理、維護義務，使銀行等專業金融機構得以擺脫保管擔保財產的包袱而專事經營貨幣業務。
但由于傳統的抵押權僅適用于不動產，因此，為了將非占有型擔保擴及動產、權利和其他財產，配以新型的公示手段，權利質、動產抵押、讓與擔保等新型的非占有擔保被創設出來。特別是讓與擔保，其適用范圍極為靈活。讓與擔保移轉所有權，但不以移轉占有為必要，當事人可以通過約定保留設定人對標的物的占有、使用。所以，現代社會，轉移占有型擔保已局限于極狹小的空間，在市場經濟中大行其道的幾乎都是非占有型擔保。
（五）從典型擔保到非典型擔保
現代擔保體系中，非典型擔保興起，日益沖擊傳統擔保制度的地位。傳統民法典所規定的抵押或質押等典型擔保，都是債權人基于其在擔保財產上享有的他物權以優先受償，在客體范圍、轉移占有、優先效力、實現程序等方面都有其不盡如人意之處，如現實時必須依照民事執行法所規定拍賣、變賣等的公的實行程序進行，成本高昂。當事人在交易中為規避實現程序的麻煩，同時達到直接支配財產權利的目的，通過契約自由，創設出非典型擔保的交易方式，主要有讓與擔保、所有權保留等。非典型擔保的形成大致經歷如下階段：當事人意思自治；交易習慣的生成；判例、學說的承認；最終由立法承認。由于擔保物權奉行物權法定主義，這與法律之外創設的非典型擔保發生沖突。非典型擔保意味著物權法定主義的緩和，即物權的自由化趨勢。物權法定主義過于硬化，難以適應現時社會經濟發展，倘于習慣上能有適宜的公示方法之新物權之生成，自不妨予以承認。……對此種社會事實，若絕對嚴守物權法定主義而不予承認，則法律不免與社會脫節，若竟熟視無睹，不加可否，則又將貽人掩耳盜鈴之譏。美國統一商法典的動產擔保體系即采自由主義，只要有擔保利益即可設定擔保權，為解決擔保競合問題，美國體系之登記使其有足夠力量保障其排他性。
注釋：
[1]參見江平、程合紅：“論信用——從古羅馬法到現代社會”，載《東吳法學》2000年第1期。
[2]嚴復：《嚴復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1頁。
[3]參見何懷宏：《良心論》，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54頁。
[4]于瑩：“信用問題的法律分析及調整”，載《法學評論》2003年第4期。
[5]參見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頁。
[6][日]近江幸治：《擔保物權法》，祝婭、王衛軍、房兆融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頁。
[7][日]近江幸治：“日本金融擔保形態的變遷與日本擔保法面臨的新問題”，載《外國法譯評》1999年第3期。
[8][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頁。
[9]參見楊光飛：“‘殺熟’：轉型期中國人際關系嬗變的一個面相”，載世紀中國網。
[10][日]米倉明：《讓渡擔保》，轉引自顧長浩：《論日本的讓渡擔保制度》，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10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21頁。
[11]參見陳隆榮：“兩岸擔保物權法之比較”，載王利明等主編：《中國民法典基本理論問題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13頁。
[12]參見范健編：《德國商法》，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71—74頁。
[13]參見[德]托馬斯．賴澤爾：《聯邦德國的企業法理論》，載《法學譯叢》1998年第1期。
開 題 報 告
財務會計專業 姓名
一、題目名稱
新形勢下現代企業財務管理的目標定位
二、選題背景及研究的理論與實際意義
在財務管理理論體系中，財務管理目標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財務管理目標的正確界定對于整個財務管理理論體系的建立及財務管理實踐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我國理論界及實務界對財務管理目標的看法并未取得共識，大部分學者贊成以企業價值最大化為財務管理目標，而實務界則更為偏愛利潤最大化。這只是問題的表象，實質在于對財務管理目標的理解還存在一定的模糊，比如說我們界定財務管理目標是站在所有者的角度，還是站在財務人員的角度？再比如說我們界定財務管理目標的目的是什么？財務管理目標和目標管理中的目標是否一致？對于這些問題，理論界及實務界都沒有作出合理的回答。因而筆者認為，對財務管理目標的研究不應當僅僅停留在利潤最大化還是價值最大化的爭論上，而應當先對有關財務管理目標的一些基本問題作出回答，然后再對財務管理目標作出合理的界定。
三、研究內容
隨著中國加入wto，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及中國企業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中國企業組織集團化、經營多元化的趨勢日趨明顯，跨行業、跨地區、跨所有制的情況大量出現，多元化經營在理論和實踐上最基本的好處就是分散經營風險。同時，企業集團化的組織形式，由于其在內部形成多元法人主體結構，分散了財務風險。隨著市場經濟的高度發達和股份制的日益成熟，以母子公司制為基本結構的企業集團成為最具時代特征的一種組織形式。
對于企業集團來說，無論是集團總部本身還是處于不同層次的成員公司，它們都有著共同的理財目標，即獲取最大的經濟效益，具體來說，則是為了實現出資人財富的最大化。因此，滿足出資人需要，服從出資人利益，實現出資人財富最大化，就成為制定企業內部財務管理制度的出發點和歸宿點。為了這個目標就必須采取有效的財務管理方法。而目前我國眾多企業集團中存在著財權多層次分割的過度分散與失控、信息不能及時充分共享、利益互不兼容的多級法人治理結構、成員企業目標的逆向選擇、競爭力低下等等問題。這與企業集團的財務管理目標相悖。因此，本文主要針對當前我國實際，從企業集團實施財務集中管理的必要性、財務集中管理的具體操作思路和解決方案、必需的基本主客觀條件等方面對上述問題進行論述。探討如何在新形勢下根據自己企業的實際，選擇并定位好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從而提高集團整體利益以及管理水平和競爭能力。
四、研究方法
1、文獻分析法：主要通過查閱大量相關資料來支持論文的研究，其中包括院系圖書館、校級圖書館的藏書和期刊；電子期刊的全文檢索；英特網的搜索引擎；各類網站的相關文章等等。
2、案例舉證方法
五、論文提綱
（一）企業財務管理現狀及其在現代企業中的核心地位
1.分析我國現代企業財務管理的現狀
①分析我國傳統的企業財務管理的觀念。
②分析我國企業的資本制度。
③分析我國企業的外部籌資模式 。
④分析我國企業的收益分配政策 。
⑤分析我國企業財務管理的目標選擇現狀。
2．探討財務管理在現代企業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
①財務管理是企業最重要的管理。
②財務管理在企業管理中的核心地位。
③財務管理是其他各種管理都無法取代的。
④論述財務管理具有綜合性的功能。
（二）企業財務管理目標概述
1．論述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的含義及其特征
① 什么是財務管理目標
②財務管理目標的特點
2.影響財務管理目標實現的因素
④管理決策因素
⑤外部環境因素
（三）比較幾種代表性的財務目標觀點
1．利潤最大化目標的優劣。
2．經濟效益最大化目標的優劣。
3．股東財富最大化目標的優劣。
4．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的優劣。
（四）財務目標選擇的標準
1．影響企業財務目標選擇的因素
①經濟體制
②經濟發達程度
③企業經營機制
④資本市場
2．財務管理目標優化是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途徑
①財務管理目標的歷史研究
②新形勢下企業財務管理的目標定位．
六、主要結論
新形勢下，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中國特色的企業財務管理目標應為：以國家的方針政策為依據、市場競爭為導向，力求在企業生產經營和經濟效益穩步增長的基礎上，實現企業所有者（股東）財富和職工人均收入最大化。首先，它符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性。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要求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的經常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社會由企業來組成，企業由所有者、經營者和廣大職工來組成，各企業都能最大限度地滿足這三個經濟利益主體的需要，社會主義的基本生產目的就實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企業財務管理終極目標，就是要使組成企業的各個經濟利益主體都富起來。其次，它符合統一性特征。它直接明確企業的目標由企業所有者（股東）目標、經營者目標和職工的目標來組成，主張三個利益主體通過協商使各自的目標統一于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之下。第三，它符合貨幣性特征，均可用貨幣量化，便于分解。第四，它符合明晰性特征，概念清楚、表達準確、沒有疑義。第五，它符合可控性特征，如果將所有者（股東）財富量化，可用每股收益、股利支付來表示，所有者財富和人均收入指標都是財務管理可控的指標。綜上述，將它作為我國企 業財務管理的目標是比較恰當的。不僅如此，如果把它作為我國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還可以有效地建立企業內部的利益制衡機制，解決企業目標與國家目標的統一問題。對于解決我國企業存在的隱性收入問題也會有所幫助。
總之，財務作為一種經濟現象,體現的是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分割和價值分配關系。從理論概念的角度來考慮,作為目標,必須服從于本質。財務就一般本質來講,應力求保持以收抵支和償還到期債務的能力,減少破產風險,使企業能夠長期穩定地生存下去,并籌集企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通過合理、有效地使用資金使企業獲利。財務的主體是企業,企業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企業目標決定財務目標,企業內部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博弈,決定財務管理目標的趨向與最終選擇。
七、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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