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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詹姆斯•凱瑞在其著作《作為文化的傳播》里,將傳播的路徑抽象為兩類——“傳播的傳遞觀(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傳播的儀式觀”(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傳播的傳遞觀”源自地理和運輸方面的引喻,被認為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圍內拓展信息的一種模式,這是傳統傳播研究的一種重要思路;而凱瑞更為認同的傳播路徑是后者,他將“傳播的儀式觀”定義為“以團體或共同身份把人們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禮”,提出傳播實質上是一種通過符號來使現實得以生產、維系、修正和轉變的過程,是一種分享意義的文化儀式。
從本質上講,國際傳播是一種跨文化傳播。跨文化的交流是來自不同文化體系的個人及組織、國家等社會群體之間進行的信息傳播活動。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為準則和價值判斷,而這一切又會影響傳播方式和傳播對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在國際傳播中,如果缺乏對傳播對象文化背景的了解,用己方的價值尺度去評判他方的行為,常常會引發歧義、曲解,甚至造成沖突。
文化差異制約著文化交流的有效進行。而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果,實際上就是克服文化差異的過程。國際傳播中影響跨文化交流的障礙主要有三個:一是傳者處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對事物的判斷往往表現出不同的價值取向,而這會影響到對新聞事件的取舍和報道中的態度;二是傳播過程中會因為語言、文化習慣不同,帶來表現方式和風格的不同,從而造成認知上的偏差;三是受者接收心理的差異,也會帶來主觀評價的多義性。
要建立一套適合全球的話語體系是十分困難的。任何國際傳播都承擔著弘揚本民族文化和吸收世界優秀文化的雙重責任,同時還要克服傳播的消極因素。目前,國際傳媒通常采取兩種態勢:一方面,加速本民族文化的現代化,以其突出的民族特色和時代感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實行本土化的傳播版圖擴張策略,不但內容本土化,合作伙伴也實行本土化,針對不同地區的受眾特點,提供不同形態、不同面孔、不同包裝的內容產品,以符合接收者的風土人情和文化心理。即以文化的融合來適應跨文化傳播的原則要求,力求在全球化語境下報道世界。
事實上,任何從事跨國界傳播的全球性媒體,都不可能真正超越國家、超越意識形態、超越文化,成為“無國籍”的“世界公民”。任何媒體都不可能脫離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獨立生存,而且傳受雙方均處于不同的文化價值體系,這使得在許多情況下,對國際事務的評價不可能形成統一的標準。因此,跨文化交流中的沖突、溝通與理解將會長期并存。
二、單向度的媒介帝國主義
加拿大經濟史家、傳播學家英尼斯于1950年提出了著名的“傳播偏向論”和“帝國模式論”。在其著作《傳播的偏向》和《帝國與傳播》中,他沒有給“帝國”下定義,而是將概念建立在傳播媒介的性質偏向上,對歷史模式做出了有深度的解釋。這把解釋的鑰匙就是他的“偏向論”——媒介、傳播、時間、空間、政治組織和宗教組織都有各自的偏向。主導媒介的時間偏向表現在它對文化和制度產生的影響上。倚重時間媒介的文明固守傳統,強調連續性,突出社會的黏合力,緊守神圣的信仰和道德傳統。相反,所謂空間偏向的文明是:強調地域擴張,強調中心對邊緣的控制,世俗制度發達,宗教體制薄弱,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社區生活逐漸瓦解,甚至衰亡,個人主義盛行。
國與國之間不能不交往,然而這種交往并不總是平等的關系。以美國學者伊曼努爾•華勒斯坦為代表的“依賴/全球系統論”(Dependency/WorldSystemTheory)認為,在全球系統中,所有國家通過交往而相互依存、聯系,經濟一體化將各種文化、政治整合在一起。然而經濟力量的差異導致了國與國之間交往的不平等。發達國家總是利用自己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優勢,將一些不平等的新聞交流條件強加于發展中國家頭上,并對發展中國家予取予求,使得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從而造成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在各方面的依賴。
然而,相互依存的全球系統是一個動態發展的國際網絡。由于國際經濟、政治、軍事力量的此消彼長,導致了國際關系的不斷調整和變化,因此,國際傳播中的信息流動實際上便是國際關系發展、變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
1971年,美國學者嘎爾滕提出的“中心-邊緣結構”(Center-PeripheryStructure)概念認為,在“中心-邊緣”結構中,發達國家處于中心地位,發展中國家處于邊緣地帶。這種結構實質上是全球帝國主義的表現。
國際傳播領域的帝國主義表現在經濟、政治、軍事、傳播、文化五個方面。其中,傳播作為當今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反映了世界范圍內信息交流過程中不平等的權力話語關系。在信息時代,傳播科技的跨越時空特性使得中心國家能憑借雄厚的財力和科技成果,通過全球性通訊社來操控世界范圍內的新聞傳播,從而達到新的殖民主義。最明顯而直接的形式便是大量向邊緣國家傾銷傳媒產品,形成了以單項流通為特色的媒介帝國主義。
中心國家在國際新聞傳播中充當主角的表現形式有兩種。首先,作為產品形式的國際新聞傳播,絕大多數內容都是關於中心國家的報道;其次,作為國際新聞傳播領域最大的傳播者,在國際新聞輸出和期刊貿易的數量上占據著中心地位。邊緣國家由于沒有占據全球傳播系統的中心地位,任何產生于或關於這些國家的報道都得通過更多關卡的過濾,方能在國際新聞中聊備一格。
按照通常的分類法以及考慮到不斷變化的新聞中心等因素,現在的“中心-邊緣”國家劃分情況是:美國、西歐(特別是英、德、法)、日本、加拿大為中心國家;其他歐洲國家(如瑞典、瑞士、俄羅斯)、亞洲的中國、南韓、新加坡、馬來西亞、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非洲的埃及為半邊緣國家;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包括獨聯體的一些國家)則被劃為邊緣國家(Chang,1998)。
三、重構文明的全球化走向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一書中寫道:“地球是圓的,但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攤平或鏟平,全球化也正在進入繼國家全球化、公司全球化之后的全球化3.0時代,即個人全球化時代。”
處于全球化時代,媒體將為人類呈現一個無比透明的地球,不同地域的距離將被極大地拉近,人們朝夕相處,不分彼此,合而不同,欣賞和關心著對方的文化和現狀。這時,媒體將很難分清對內、對外,而是要具備人類共通的價值取向。
實際上,自全球化理論出籠之日起,西方學者就沒有停止過對它的質疑。赫茲和湯普森認為,現代社會充其量是一個國際化的社會,某些鼓吹新自由主義的政府巧妙地利用技術進步,在制造貿易和資本流通全球化假象的同時,事實上拉大了區域間的貧富差距,為自身積蓄著統治世界的力量。《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沃夫尖銳地指出,全球化是人們在興致勃勃地享受技術發展帶來的全球化便利時,面對斑斕世界所產生的錯覺,其實它是政治家宣傳的結果,全球化進程將永遠局限在民族國家范圍之內。
全球化不是單極化、西方化、同質化,不是全球資本主義化。全球化有不同的領域和層次,在每一個層次上,全球化都是一個理想而又不能完全實現的目標。全球化不應該也不可能磨滅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差異,更不能消解各個國家的。
全球化與多元化既是對立的兩極,也是相反相成的同步歷史進程。只有超越二元對立的僵化思想,尋找兩極之間的平衡,才能創造一種有利于世界各國人民和各種民族文化的全新的全球文化,而不是武斷地以任何一種民族文化作為全球文化的中心或主導。
其實,廣義的全球化是一個貫穿人類歷史的進程。全球化是人類文明重構的過程,各民族必然要重新對自己的文化進行審視、判斷、篩選和定向。由隔膜走向交往,由自給自足走向世界市場,由相爭、相搏走向多元一體,在各種矛盾對立中走向和諧統一,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全人類的唯一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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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詹姆斯•W•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華夏出版社,2005.
[5][加]英尼斯.傳播的偏向.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關鍵詞】新聞學；傳播學；國際新聞傳播；國際傳播
一、國際傳播研究的現實狀況
國際傳播是一個年輕的、正在發展的、充滿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現實性的新興學科。
從國際方面看：國際傳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國。60年代末，國際傳播作為一個學科在美國開始得到了承認。1971年，位于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率先開設了國際傳播的碩士學位課程。70年代，國際傳播研究走向國際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下，成立于1957年的聯合國下屬的教科文組織國際大眾傳播協會，于1978年設立了國際傳播分會，作為其12個分會之一。隨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先后組織出版3本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1981）、《世界交流報告》（1989）和《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1997）。1994年，國際傳播分會開始出版自己的會刊《國際傳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開一次的國際大眾傳播協會的近幾次會議上，國際傳播成為最熱門的論題之一。
與此同時，民間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方興未艾。在我們不完全的資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就有十數種。如：《組織中的國際傳播》、《國外新聞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與世界傳播：國際關系的新領域》、《二十世紀的國際新聞播報》、《傳播的國際百科全書》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國際傳播中的現實議題》、《全球新聞業：國際傳播的歷程》、《資本主義與傳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經濟》、《超越國家：90年代的國際傳播》、《國際傳播與全球化：批判導論》等（以上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書目）。筆者發現，國際傳播的研究以美國領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國。這一點顯然與美國是一個國際傳播大國，掌握了世界傳播信息量中相當大的比重有關。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體集團中，美國就占了5家。
從國內方面看：在我國，國際傳播的研究可以說剛剛處于起步階段。1982年傳播學才通過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介紹到中國。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研究所召開了第1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5年復旦大學成立了高校第1個傳播學研究機構“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黃山召開了第2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進行了第一次社會輿論調查。經過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廈門召開的第3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確定了傳播學本土化的方針，1995年在成都召開的第4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拓開了傳播學更廣闊的研究領域，1997年中國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對傳統學科體系進行調整，傳播學開始被并入原來的一級學科新聞學，稱新聞傳播學，下設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在傳播學20年的引進、介紹、研究和本土化、實用化過程中，國際傳播是發展最晚的一個分支領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個高校和研究所成立專門的教學與研究機構。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所、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傳播研究所等幾家為主的格局。在國內傳播學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關國際傳播方面的論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們查到的國內以國際傳播為題的中文書只有3本，一是北京廣播學院院長劉繼南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論文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院長蔡幗芬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與對外宣傳》（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譯著，即美國羅伯特·福特納的《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及控制》（華夏出版社2000年）。有關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經初步分析，我們發現，這其中，從大的方面講，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的研究集中在國際關系與大眾傳播、對外宣傳與國際關系及對傳播學的譯介方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則集中在對策論、國外輿情分析、焦點問題報道等實用化內容方面。該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輿情分析報告并成立了陽光論壇，建立了自己的網站。
筆者認為，剛剛起步的中國國際傳播學研究還存在許多弱點，大致說來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術化。所謂玄化是指在傳播學的介紹、引進過程中偏重引經據典、直譯許多國外名詞而缺乏對文本的中介轉換，造成概念混亂，這種做法顯然不利于這門學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則表現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學科邊界，不限定學科內容；而是把一切現象都往傳播學里面裝，似乎一切人類文化現象都是傳播現象，一切跨越了國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國際傳播，結果使研究目標無法鎖定和深入。空化是我們過去政治化研究傳統的延續，在缺乏實證研究、量化研究、具體研究、微觀研究的基礎上空發議論，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種哲學理論，結果背離了研究的科學精神。術化則集中于對策研究，一切以實用化為目的。當然，如果的的確確搞“術化”，那應該是先基礎（術）、再理論（學）再運用（學術），但實際上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從樂觀一面看，盡管存在許多弱點并且剛剛起步，但國際傳播學仍然是一個充滿希望和前途的新興學科。恩格斯告誡我們，“歷史過程中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一旦社會上產生了某種需要，那將會比10所大學都更能推進研究的深入。國際傳播發展的兩大背景是人類社會的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化、以及大眾傳播的興起和傳播分化。這決定了國際傳播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已經而且必將繼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對國際傳播學進行深入研究是時代的任務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國際傳播學的學科來源
國際傳播并非無本之木。其學科來源，大約有3個方面。
國際傳播來源之一是傳播學。傳播學是一門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發展的新興學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中，有關傳播學的英文著作就達4000多種。從體系上看，傳播學研究包括傳播定義，人類傳播史，傳播符號、過程、結構，傳播方式和媒介，傳播受眾和效果，傳播制度與控制，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傳播學流派等內容。傳播學本身就是來源于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學等多種學科的一門新學科，在發展的過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論和信息論等新元素。從理論上看，現在形成了注重研究過程、以實證為特點的美國學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論批判為重點的歐洲學派。傳播學與國際傳播的契合點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學者鶴木真曾把國際傳播定義為“以國家社會為基本單位，以大眾傳播為支柱的國與國之間的傳播”。另一個日本學者生田正輝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國際傳播的首要特征，是它與政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它是一種由政治所規定的跨國界傳播”。由此而來，國際傳播研究的重點在于國際傳播內容的價值問題、信息與問題、文化霸權問題、信息全球化及國際信息秩序問題等方面。這些課題對國際傳播中的宏觀問題和理論問題賦予了較大的注意。
新聞學是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二。它發韌于報刊出現后的18世紀，在19世紀末新式新聞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紀上半期出現了種種有巨大影響的新聞學理論，20世紀50年代以后又開始融入了大眾傳播學，形成了新聞傳播學。新聞學包括新聞學理論、業務和新聞傳播史三部分。作為應用學科，新聞學的業務部分是一個更龐大的學科分支，大大多于、強于其理論部分。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在于新聞的業務實踐從一開始就包括國際新聞部分。
然而，筆者所見，國內學者包括新聞界對國際新聞的認識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現象。國際新聞似乎是指與國內新聞相對的那部分內容，即屬于“國際方面的消息”那一類。同時，面向國外的新聞報道及其他傳播活動則被看作是對外宣傳。其實，從國際傳播的角度來看，國際新聞應該指跨越了國界的新聞，并不僅僅是來自國外的新聞，也不僅僅是對外宣傳，而是雙向互動的新聞。
從歷史上看，在新聞報道的內容中，國際新聞從一開始就占據了較大的比重。大眾報刊興起后，國內新聞、地方新聞逐漸奪走了國際新聞的地盤。但是即使在新式新聞到達頂峰的19世紀末的美國，國際新聞仍然穩定地占據著相當大的新聞比重。隨著20世紀初世界體系的形成，國際新聞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有時稍有增減。按照傳播學的觀點，國際新聞，實際上屬于國際傳播范疇；而且可以說，國際新聞是國際傳播的主要組成部分。對國際新聞的認識，是國際傳播學出現的基礎。在新聞史中曾出現過政黨報刊、言論紙向大眾報刊、新聞紙轉變的過程，在國際新聞傳播的歷程中也同樣遵循這樣一條軌跡。在新聞史早期，國外新聞報道主要發生在民間（即傳播者主要為民營辦報人）。進入20世紀后，隨著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競爭的激化，國家開始成為國際新聞的重要傳播者，國際新聞開始明顯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實用性。這時國際新聞的首要特征就是宣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各國主動認識并開始運用國際新聞進行宣傳的重要時期。一戰以后特別是二戰之中，這種認識和運用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冷戰時期，這一傳統得到了延續。到了20世紀末，國際新聞的宣傳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減弱。
總之，國際新聞是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點，其重要特征表現為政治性和實用性。英國新聞界泰斗北巖勛爵曾任英國一戰時期對德宣傳總監。傳播學的創始人拉斯韋爾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一書。早在1931年出版的關于國際傳播的兩本書《國際傳播：美國的態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國際傳播：語言問題論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對外宣傳問題。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國際傳播》專著的臺灣學者李瞻本人也是一個新聞史學家。由于國際新聞只是新聞中的一個現象，對外宣傳是一個實際操作問題，加之新聞學本身又是一個實用性的學科，所以在新聞學的論著中，鮮有詳論國際傳播者，有的也只是強調其宣傳功能。所以從新聞學演化而來的國際傳播研究，其側重點主要在“術”的研究，即宣傳技巧、效果以及對策研究。但是按現在我國的學科分類，國際傳播要在新聞學和大眾文化事業中去查找，這雖能表明國際傳播與新聞學的淵源關系，但嚴格說來這種學科界定并不科學，也不太符合現實需要。
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三是國際關系學。國際關系學最早就是國際政治學。一戰以后政治學由傳統的歷史比較分析轉向現實主義政治，于是國際政治學逐步轉化為國際關系學。20年代后，現實主義政治學占據了主流。二戰后，行為主義政治學開始濫觴，國際關系學也在這個過程中發展起來了。國際關系學包括國際關系史、國際關系現狀及控制、國際關系理論等幾個方面。國際關系學是一門“能夠幫助人們理解、預見、評價乃至控制國家間關系和國際現狀”的學科。它包含兩個研究層面，一是雙邊和多邊層面的國際關系，二是宏觀國際關系體系。國際關系學關注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家作為國際基本行為體的利益、力量、外交戰略，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關系的體系與結構、動力與控制及演變和預測等。國際傳播在國際關系的微觀和宏觀層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國際關系學者是在60、70年代開始從國際關系角度進入國際傳播領域的。這一時期行為主義在國際關系學中占據了主流地位。行為主義試圖從可觀測、可控制的國家行為出發，建立一種“精確”和“科學”的國際關系學。創造了國際關系學分析模型的美國學者卡爾·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國家外交決策系統和國際一體化的控制系統，其中大眾傳媒和民間輿論傳播的通訊交換和控制在這一模型中占據重要地位。羅伯特·諾斯則在國家間信息傳遞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內容分析和決策心理分析理論（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謂內容分析是總體分析，就是通過對大量的國際信息進行數據化處理和分析，直觀地把握國際體系；所謂決策心理分析則是個體分析。理查德·梅里特著重在國際傳播的過程和內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為體、非政府行為體和文化交流在內的國際傳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后來，一些學者進行了不少媒體與外交、輿論與對外關系的專題研究，創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領域。當然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從大眾傳播和國際關系這兩個不同的學科角度來搭建相互關系（如臺灣學者周莉音《國際關系中國際傳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總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論貫通性的感覺。在近年來從國際關系學角度進行的國際傳播的研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在國家行為個體、國家力量及力量顯示方面，有人認為傳統的國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僅僅集中在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實力和貫徹目標的意志力幾個方面是不夠的；應該而且必須加上國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擴散及控制，因為信息能力也是一種重要的國家力量。二是在國際關系整體及全球化問題方面，有人認為必須加入國際傳播因素。在當代的國際關系體系中，如果缺乏國際傳播體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為國際傳播體系也是國際關系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國際關系角度出發研究國際傳播，能為我們從理論和實際、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理解國際傳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幫助。
從以上國際傳播的3個學科來源看，國際傳播是一個交叉性的學科，它與上述3個學科都有淵源關系，又不完全直屬于其中任何一個。其多學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當代社會科學綜合化與學科分化的一般趨勢。
三、深化國際傳播研究的思考
對于深入推進國際傳播學的研究，我們認為至少有4個方面的工作要做：國際傳播的本體論研究、國際傳播史的研究、國際傳播“術”（技巧）的研究及國際傳播學科體系的理論研究。
國際傳播本體論要解決國際傳播是什么的問題，也就是國際傳播的定義問題。我們可以說傳播學研究“社會信息的傳遞和信息系統的運行”，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研究“國際間社會信息的傳遞和系統運行”?我們可以說新聞學研究“對新近變動事實的傳播”，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對新近變動的國際事實的傳播”，或者說是“對新近變動的事實的跨國傳播”?我們可以說國際關系學是研究“國際關系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研究“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應該說上述說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準確地反映了現實。
在傳播學的體系建立過程中，美國學者拉斯韋爾提出的5個W的體系模式很有創建性，為傳播學界所廣泛接受。但實際上國際傳播在每個W的具體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傳播者方面，有人認為應該主要是指國家或國家的組織，有人認為還應包括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有影響力的個人，還有像梅里特，則提出了三元模式。在傳播內容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國際新聞的傳播，有人提出政治、經濟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還有人則認為應該包括一切信息。在傳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大眾媒介，而且重點是電子媒介；有人則認為應包括人際交流的一切方式。在傳播受眾方面與在傳播者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樣，有人認為應該有特定的傳播對象；有人則認為凡是面向國際社會的傳播都是國際傳播；而所謂國際社會，就是沒有國界的社會。與上述諸方面相比，可以說國際傳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樣在這一方面，“公共領域”理論、制碼解碼理論、“議程”設置理論、“文化霸權”理論都在大行其道。很明顯，只有對上述的分歧和爭論進行梳理和明確化，才能建立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論認識。
國際傳播史是對國際傳播進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礎。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綜合性。恩格斯說過，我們只知道一門科學，這就是歷史學。一切現代社會科學都是從歷史學中分離出來的，一切現代學科的建立都離不開對該學科所探討的社會現象的歷史考察。對國際傳播的歷史考察也是我們必須做的工作。而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例如關于國際傳播的起源，有人從國際關系學角度出發，認為國際傳播始于16、17世紀近代國家的出現和國際關系的起源，這種說法忽略了傳播業的內在發展。有人從媒介發展的角度看，認為國際傳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訊社的成立和電報的出現（李瞻《國際傳播》1984，福特納《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與控制》2000），這種說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報刊的作用。還有人則從國際政治角度考察，認為國際傳播發軔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的戰時宣傳，這種看法顯然比較狹窄。在眾多新聞史著作中，有關國際新聞史和國際傳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視，往往被擠在對外宣傳的角落。實際上，考查國際傳播史的起源與發展應考慮其本身內在的規律，并應綜合社會相關因素進行綜合研究。
［關鍵詞］大眾傳播；國際貿易；促進；融合
當前，我們面臨著經濟全球化和傳播全球化的時代。大眾傳播媒介扮演著一個新的能動角色，積極參與塑造當今的國際關系。當今，和平與發展成為國際關系的主題，國際貿易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強，其范圍不斷擴大。而國際貿易中大眾傳播的內容也倍受各方的關注，影視產品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內容，由此引出的知識產權、文化侵略等等成為貿易各方常常爭論不休的問題。此外，由于大眾傳播工具用途的開發，電子商務、網絡貿易等競相成為當代國際貿易的時髦方式。國際貿易與大眾傳播的結合，極大地豐富了國際貿易的內容與手段。可以看出，二者不僅在相互促進，而且也在相互融合中發展。
一、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在發展中相互促進
1.每一次大眾傳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國際貿易決策變得更為快捷和準確。
大眾傳播媒介從印刷媒介到電子媒介再到網絡媒介，每一次革命都使國際貿易變得更快捷，這主要體現在貿易信息的傳播速度和技術手段上。
17世紀以前，人類已經掌握了許多通訊工具和手段，其中報紙作為一種有影響力的新式傳播工具也在古羅馬帝國和中國唐朝出現了。這時，報紙主要用于為地中海和尼德蘭地區商人們提供商情、船期和海外其他情況，信息源即是海外或國外，這種狀況一直持續了上百年。這樣，商人們決策時就有了較多的信息，從而使得決策更為準確。所以說，大眾傳播工具一開始就直接和國際貿易有聯系。隨著印刷傳媒的發展，其信息傳播和輿論導向功能對國際貿易起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作用。它可以提供各種國際經濟信息，報道國際經濟領域的最新事態，評述國際經濟新近變動的重大事件，預測國際經濟的未來發展趨勢，從而對各國的對外貿易產生影響，為各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提供依據。
到了20世紀，廣播和電視等電子媒介的出現使得信息的傳播速度更快，傳播量更大，而且不受空間的阻隔、國界的限制，覆蓋面廣，這就為貿易決策提供了更快的信息服務。國際經濟和國際貿易在20世紀發展非常迅速，國際競爭也日益激烈，掌握越多越新的信息在激烈的商戰中就顯得尤為重要。而電子媒介的信息傳播特點恰好滿足了這方面的需要。
20世紀末，網絡的出現使得全球各國、各地區都緊密地聯系了起來。它打破了傳統的地域概念，形成了以信息為中心的跨國界的虛擬空間。網絡使大眾傳播領域又發生了一次根本性變革，也對國際貿易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網上的信息具有極大豐富、多媒體形態、迅速及時、全球傳播、便于檢索、交互等特點，這些特點不僅可以為貿易決策提供大量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網絡與貿易的直接結合，如電子商務、網絡貿易等，從而使得貿易過程更為快捷。
2.國際貿易促進大眾傳播的效果。
國際貿易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也在促進著大眾傳播的效果實現。這不僅體現在有形和無形貿易本身所蘊含的商品與服務信息的傳播與交流，而且體現在貿易渠道的通暢也使得大眾傳播的效果更易達到。因為當今世界各國間的力量對比已由過去的主要是政治的對抗，轉變為主要是經濟和科技的較量。經濟實力決定著一國的綜合國力，關系著一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響力，這無疑會對各個國家傳播自己的文化與理念帶來影響。一個國家的外貿實力增強，會提高其在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與談判力量，這對大眾傳播的實踐和效果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二、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在相互融合中發展
1.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的結合，極大地豐富了國際貿易的內容與手段。
（1）很多大眾傳播產品成為國際貿易的客體（標的）。隨著國際貿易中無形貿易的發展，報紙、期刊、雜志等印刷媒介和廣播、電影、電視等電子媒介不再僅僅扮演為貿易提供信息的角色，而是日漸成為貿易產品的一部分。影視服務貿易的興起與發展就是佐證。
影視服務業，主要包括電影和電視的媒體傳遞及其服務，它帶給人們的是對信息的直接汲取、對藝術的直接欣賞。目前，世界電影服務貿易市場廣闊，交易量大，據統計年進口影片在100部以上的國家達83%。而且，各國對進口影片的依存度高，國內生產量與國內放映總片數之比超過10%的國家也僅有30個，可見，大部分國家嚴重依賴進口電影市場。在國際電影貿易中，美國占據著主導地位。如1992年美國電影占領了英國電影市場的95%，法國的2/3。1996年美國在歐洲聯盟電影市場的總體占有率為70%。1995年到1996年歐洲同美國在電影、電視領域的貿易逆差從48億美元增加到56.5億美元①。美國電影在我國進口電影中也占據主導角色。1996—1998年我國共發行進口影片149部，其臺片37部、外國片112部。在外國片中，美國片62部，占55.3%②。
另外，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和地區，也都從境外進口電視節目，而且進口的數量占整個電視節目總數的百分比，大部分在20%—50%之間，有的甚至達到83%，可見世界電視服務貿易也廣泛存在于各國之間。從全球來看，進口節目的絕大多數來自美國，以及相當少的一部分來自西歐和日本一些地區，如拉美3/4的進口節目來自美國。我國引進的外國電視節目情況也表明美國節目占主導地位。1994—1998年，我國引進有線節目共478部3593集（其臺53部1062集）。外國節目中，美國占269部1238集，占全部外國部分（425部、2531集）的63.1%和48.9%。1990—1998年，我國引進無線節目共790部10268集（其中包括港臺133部3376集）。外國節目中，美國占266部2348集，占全部外國部分（657部6892集）的40.5%和34%③。所以可以說，國際影視貿易十分活躍，市場前景非常廣闊。
（2）大眾傳播媒體（網絡）與國際貿易直接融合成一種新的貿易方式——網絡貿易。網絡這一新興的傳播媒體，正將整個世界聯在一起，改變著一個社會的認知結構，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也為網絡貿易敞開了大門，成為國際貿易中的一個亮點。“網絡貿易”、“網絡商務”這些新詞在新聞媒體上也頻頻出現，越來越引人注目。尤其是隨著互聯網的快速崛起及其服務功能的日臻完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網絡貿易不僅會從根本上改變傳統貿易的競爭思維和行為，而且會日益成為信息化時代全球商界最有效的競爭手段之一。
網絡貿易是在1994年以后才發展起來的一種新興貿易方式，然而由于其可以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資源、加快商業周期循環、節省時間和費用、降低成本等優勢，其發展速度讓人吃驚。據統計，全球網上貿易交易額1996年只有23億美元，1997年就為250億美元，1998年達500億美元。2001—2002年可能達到3300億美元，2003到2005年可望增長到1萬億美元。另據世界貿易組織（WTO）預計，到2002年，通過網絡進行的國際貿易將會占世界貿易總額的10%—15%。按現在網絡貿易的發展勢頭，未來十年全世界國際貿易將有1/3通過網絡來進行。可見，網絡貿易前景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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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際貿易也是大眾傳播的一個途徑。
世界各國通過國際貿易可以互通有無，從而增進人類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過國際貿易各國人民在國內市場就能買到世界各地的高質量、多品種以及花樣、規格繁多和性能優良的商品。此外，通過國際貿易各國人民還能得到他國提供的優質服務與文化產品，從而提高文化生活水平，達到共享人類文化的目的。可見，無論是有形的國際貿易還是無形的國際貿易都是人類進行交流和傳播的一種途徑。
在有形國際貿易中，貿易標的是有形的貨物，我們通過貨物的進出口，不僅達到了物質方面的交流，而且能達到精神方面的交流，因為每一商品本身都蘊含著豐富的知識與信息。事實也是這樣，我們正是從麥當勞、肯德基、可口可樂等諸多商品中享受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飲食文化；外國游人也正是從中國的絲綢、茶葉等商品中享受著中國的古老文明。展望未來的國際貿易，無論在技術水平、人員素質、交易方式等方面都將有很大的提高和改進，這必然會使大眾傳播的途徑更為通暢。
在無形國際貿易中，國際貿易對大眾傳播的作用體現得更為充分。如國際技術貿易，它是傳播科學技術的重要方式，通過這種貿易方式，我們可以了解和享用世界范圍內先進的技術知識。國際電信服務貿易對大眾傳播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很難想象，沒有電信服務業的發展，人類今天的交流與傳播會是什么樣子。國際影視貿易是國際貿易與大眾傳播結合得最緊密的一個領域，我們正是從許多進口的影片、電視節目中了解著國外的風土人情，了解著世界各個角落正在發生的事情。隨著國際影視貿易的日益活躍，必然更好地帶動人類文化藝術的傳播與交流。
為了人類更好地進行文化交流與傳播，WTO及其他國際組織也都在積極尋找方法來規范這種通過國際貿易方式進行的文化交流，如就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達成了協議。這不僅是為了保護知識產權，而且是為了人類更好地進行交流，也能促進國際貿易的健康發展，這是文化傳播與國際貿易的共同目標。
可見，大眾傳播對國際貿易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每一次大眾傳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國際貿易變得更為便捷。同時，國際貿易交易對象與范圍的廣泛性不僅豐富了大眾傳播的內容與效果，而且正在逐漸容納大眾傳播媒介為其貿易標的。可見，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正在相互滲透、相互促進，二者也必然在此過程中長足發展。
［關鍵詞］市場；互聯網；服務意識；民族主義；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最熱門也是最敏感的話題。事實上，思想文化領域的全球化比經濟和科技領域都來得廣泛而不引人注目。如何應對這一沖擊是一個目前不容回避的問題。這不是簡單的互通有無的過程，而是激烈的生存競爭，它關系到世界占大多數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人民生活的幸福和尊嚴。
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無疑是國際大眾傳播媒體。這些傳媒依靠現代電訊手段，把信息傳達給遠距離的受眾。有一定規模的國際傳播始于短波廣播出現之后。20世紀末，國際傳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即以互聯網為媒體的互交式傳播為特征的“無中心”傳播。有人指出，互聯網的出現，使大眾傳播一夜之間變得“平等、民主”化了。但問題依然存在，如：在交流的過程中不可能擺脫一種幾乎是終極的阻礙——文化差異的存在，而文化的差異又被不平等的文化勢力固化了。
無論如何，國際交流以一日千里的信息革命形勢為依托，正成為新世紀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地球村上的每個成員都有可能利用這一重新洗牌的機會，在國際傳播業中重新調整策略。不僅在技術上，而且在體制上、觀念上經歷一番脫胎換骨的演變，從而在勾畫新的國際傳播格局中有所作為。
作為宣傳的國際傳播
國際傳播的出現一開始就與政治緊密關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國際廣播便是一個散布威脅言論的機關。
1923年，德法之間為魯爾事件展開有史以來第一次廣播戰爭。1927年，各國為了反擊別國的敵意宣傳，英、法、荷、比、葡均紛紛建立電臺，加強發展國際廣播以鞏固其殖民地。
蘇聯于1929年建立了國際廣播電臺，從事對外宣傳。
在第二次大戰中，廣播戰登峰造極，德國使用恐怖戰略，對捷克、波蘭、荷蘭、挪威等國從事宣傳戰。1941年，德國計用88個短波臺對歐洲廣播，但不準其人民收聽廣播，否則處死刑。
1942年，戰時新聞局（officeofwarinformation）授權發展心理作戰及國際廣播。1942年成立了美國之音。1948年，美國國會授權“美國之音”從事國際宣傳，由國務院管轄。
“國際廣播電臺即是外交的工具，其服務項目之一便是播出由政府提供的官方或半官方聲音，這些聲明可能以通告、報道、政策演說等方式播出。”①
可以說政府機構是國際廣播的始作俑者，沒有國家的介入，國際廣播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國際廣播電臺國際廣播可以說都是以宣傳為目的的。
到了冷戰時期，國際輿論的斗爭也多半是依靠國際廣播和后來的國際電視網來進行的。冷戰結束后，國際大眾傳播行業里的對抗意識仍然主導著它的總體策略。
國際傳播的市場化
冷戰結束以后，對抗由兩極變為多極，對抗的焦點已由意識形態轉為對國際信息市場的爭奪。
從80年代開始，商業電視媒體看到了開拓國際市場的可能性。媒體巨頭通過文化交流和新聞自由的名義在發展中國家推銷自己的節目和取得播映權。1980年6月1日，有線電視新聞廣播公司的全新聞頻道開播，它主要通過衛星－有線傳送系統向世界各國的用戶播出節目，它標志著商業性國際電視廣播的崛起。1993年，CNN國際臺總收入9300萬美元，贏余不多，到1994年，它單單利潤就達到6600萬元。
CNN在商業上的成功和在國際傳播中的影響，推動了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家先后開辦了以新聞報道為主的對外電視廣播，同時也吸引了許多商業廣播公司紛紛開辦各類衛星電視頻道。
1991年5月香港衛星電視臺開播后大獲成功。1993年、1995年，該臺的全部股權先后賣給了國際傳播界巨頭魯珀特·默多克。衛星電視臺的節目通過亞洲一號通信衛星覆蓋亞洲的近50個國家和地區，根據1997年的數字，全球收看衛視的約有4200萬戶。
國際傳播從政府行為轉為商業行為是一個大的跨越。它大大減弱了國際傳播中的火藥味，部分傳播的主要驅動力從意識形態宣傳轉為收視率和廣告利潤。市場和利益的威力是巨大的，曾經是孤獨的領域如今一下子充滿了推銷者的殷勤。他們使國際傳播體系變得多元化了，形勢也變得尤其的復雜。這些老到的電視業資本家在大把掏錢占領空中覆蓋面的時候，非常清楚他們在干什么：只要信號接受的技術障礙一旦克服，觀眾的收視品味和偏好都是可以引導的；他們相信優秀的質量和服務戰無不勝。
在新的形勢下，雖然意識形態的斗爭淡出背景，但商人決不會把贏利放在損害本國利益和形象的前提下的。即使是一向以客觀、公正為己任的新聞通訊社也不會例外。
“近年經傳播學者研究證明，世界性與地區性之新聞通訊社均以其本國利益為前提，并非以服務世界或地區利益為目的，由此可斷言，國家通訊社乃是國家利益的發言人。”②
同時商業化趨勢也強化了世界范圍內文化發展的兩極分化。而且通過商業推銷的往往不是文化的優等貨色，而是迎合中低層的快餐型消費。
市場化隨著傳播科技的飛速發展已經嚴重地威脅著弱勢文化。以歐美為主的發達國家銷售的文化產品帶有強烈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色彩，這種文化產品通過跨國媒體公司的推銷，在發展中國家產生著潛移默化并且是根本的影響。譬如，西方文化正在改變著本土文化精英的語匯，他們即便是在捍衛本土民族文化的時候也離不開用西方的概念和理念作為批評的基礎。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計劃基本上是追隨西方的摹本，那些接受西方思想最早的文化和技術精英實際上已經無法擺脫全盤西式現代化的大語境。
互聯網帶來的“信息革命”
20世紀90年代初，超本文電腦語言的發明和適合家用電腦使用的網絡瀏覽器的出現使互聯網被推到了信息革命的前沿，它實際上更是一場大眾傳播的革命。一批網絡和電腦技術人員迅速以一種嶄新的項目和方式在電信和傳播界拓出一片領地，強烈地沖擊著傳統的傳播媒介。
互聯網的傳播有很多優勢，其中信息的高度平等是最具沖擊力的。這一特征一下子扭轉了大眾傳播權利對資本越來越多的依賴。然而，資本是無孔不入的，資本在尋找增值的機會，技術發展的后勁也要靠資本。掌握一定資本和管理資源的傳統傳播媒介為了維護它原有的地位紛紛主動介入互聯網，試圖利用他們的內容采集編播優勢奪回失去的部分領地。但是，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尖端技術人才仍被新興網站公司擁有。爭奪網絡人才的戰斗方興未艾。資本的流動也已經大幅度轉入互聯網業，它迫使這一繼報紙、廣播和電視之后的“第四媒體”的發展漸漸呈集中化趨勢，強強聯合，大魚吃小魚之類的兼并每天都在發生。有人擔心這種集中會改變互聯網的自由、平等的性質。這種擔心也不是多余的，如果沒有相關的立法，優勢網絡公司可以大批量地發展強大的病毒武器攻擊競爭對手，互聯網上的“暴力”會迅速增加，而最終稱霸的必然是大政府、大財團擁有的門戶。
互聯網的優勢是明顯的，它的影響還只是初顯端倪。誰抓住了這一發展機會，誰就會在這新興的國際傳播舞臺上站住腳。對企業來說，這意味著廣告效應；對文化來說，它提供了一個效率極高的同時是無限廣闊的傳播和交流的天地；對社會來說，它或是增強社團凝聚力，或是分化它的組織；對國家來說，它關系到國家形象的樹立，做得好有利于國家的外交，做得不好，它危及政權的存亡。
互聯網上信息的低質量和網絡行為的無政府主義也增加了社會中的不穩定因素。很多像泡沫一樣的消息網點在著無數未經證實的消息，事實和謠言混淆不清，無聊的內容也一樣在消耗年輕人的時間。此類“非正規教育”正在把我們下一代引向何處，是個令人堪憂的問題。
總之，互聯網已經毫無疑義地成為21世紀國際傳播的最主要媒體。互聯網一度讓所有人——窮的富的、強的弱的站在了一條差不多的起跑線上，一些能把握機遇、做出正確對策的弱勢群體就有可能完成一次發展的飛躍，從而過上揚眉吐氣的生活。
國際傳播的對抗意識和服務意識
如前所述，國際傳播從他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打上了“宣傳”的烙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盟國和協約國之間的宣傳與反宣傳可以說是國際大眾傳播的原型。蘇聯和英國是兩個最早開始國際傳播的國家。冷戰時期中，美蘇在意識形態的宣傳上是白熱化的，他們所進行的國際輿論斗爭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國際廣播和后來的國際電視網來進行的。這種對抗原來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出現，現在多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政治經濟利益和文化勢力上的對抗。這種政治概念主導下的對抗和市場競爭中的對抗是兩個概念，它和大眾興趣無關，只注重國際政治的斗爭，或在國際上樹立自己的完美無瑕的形象。冷戰雖然已結束10年了，然而國際大眾傳播領域中的冷戰意識或者說對抗意識依然非常濃厚，主導著許多國際傳播部門的編輯方針。
發展中國家多數沒有商業國際廣播，他們的國際廣播是政府部門的一部分，在他們和發達國家的利益沖突中，往往處于輿論上不利的地位。西方媒體在冷戰后期，自居為冷戰的勝利者，在輿論上對非西方政府制度的國家更是頤指氣使，是國際傳播中對抗狀態的誘因。所以，一旦哪個發展中國家拂逆了發達國家之意，他便立即陷入被動的國際輿論中，于是他們傾其力用自己控制下的輿論工具和發達國家新聞機構作針鋒相對的反宣傳，并由其政府施加外交壓力，但發達國家政府以不干涉言論自由而不加理睬，這都加劇了國際傳播中的對抗意識。
然而，我認為，從發展趨勢來看，在國際傳播中制勝的還是服務意識和市場競爭意識而不是對抗意識。
向觀眾提供服務的意識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是把服務意識作為國際傳播的一個重要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則是一個嶄新的概念。它只有在非官方的商業國際傳播媒體出現之后才真正得到了體現。商業傳播媒體把國際傳播不再看作戰場，而是當作有利可圖的市場。鑒于跨國公司的品牌急于在遠東、東南亞開拓市場，商界巨頭非常樂意在覆蓋全球的媒體上做廣告投資。這樣，國際傳播就有了和經濟利益結緣的歷史。美國在線電視新聞廣播公司CNN商業運作的成功刺激了眾多媒體向國際化發展。他們追求的首先不是意識形態上的勝利，而是傳播的效果和穩定的收視率，從而保障廣告的收入。CNN承認它的收入增長的大部分來自國際市場。美國廣播公司（ABC）開辦了亞洲臺，在歐洲開辦一個商業頻道。全國廣播公司（NBC）開辦了對歐洲的有線電視頻道（CNBC），對亞洲的商業新聞頻道（ANBC）和對拉美廣播的西班牙語頻道。特納公司在拉美和歐洲全面覆蓋，英國傳播大亨默多克也迅速進入國際傳播業，開設了空中新聞電視臺和香港衛星電視臺。“它們進行電視擴張的目的是為了奪取更多的利潤。”利潤的驅使使他們非常注重服務和推銷技巧。
毫無疑問，服務意識的注入使傳播的內容更具有可讀可視性。做到這一點，對具有商業運作歷史的媒體來說是很容易的，他們只要把在國內的一套做法，搬到國際上來，就會有差不多的效果。但對國家管理下的傳播機構來說，要用服務意識來替代原來的宣傳意識就比較困難。由于體制上依然是對抗時期的體制，原來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觀念沒有及時轉變，所以，很多國家的國際傳播的主導思想仍然滯留在強調對抗的形態上，或是把服務作為手段，對抗作為目的。這種沒有建立在市場上的服務總是膚淺的，因為服務與否不影響生存，他們便不太注重市場調研，節目的生產往往不與市場掛鉤。這樣，去迎合不同文化背景觀眾的口味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本能，而似乎是很多研究人員在論文中反復呼吁和提倡的一種分外的要求。
服務意識看似無高尚的立場和目標，但沒有它，就沒有市場競爭，想對抗都無從談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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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中民族主義的陷阱
國際媒體仍然因循著冷戰時期的理念，往往急功近利，要把自己的愛憎強加于受眾，使民族主義情緒蔓延到國際傳播中，希望全世界各族人民像傳播者本人一樣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政黨，這純粹是一廂情愿的事。如果這種宣傳政策在本國國內是必需的話，在國際傳播中則是不宜直接表達出來的，也是沒有必要的。最明顯的理由就是，受眾群體來自不同的民族，并都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他們也許愿意了解一些傳播者國家和民族取得的成就，但不應指望他們也一樣會津津樂道這種成就，弄不好反而會引起妒忌心理。
所以，在國際傳播中要特別忌諱民族主義的宣泄，要特別避免挫傷其他民族的“愛國主義”情緒。有些國家基于自己強大的國際地位，說話無所顧忌，刺傷了別國“人民的感情”，使自己在道義上處于十分孤立的地位。這種誤區在發達國家的傳播中有，在發展中國家也非常突出。在多數發展中國家中，國際傳播大都是從屬于國家政府部門，或剛剛在經營政策上獲得一些獨立性，管理決策層有很強的對抗意識。因為有過被殖民化的歷史，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意識更加敏感，他們把愛國主義的宣傳在國際傳播中加以不適當的突出強化，并不能容忍任何被視為有辱國家形象的消息和評論。這種意志通過行政管理和政治審查的渠道貫徹到媒體從業人員的具體操作中，就使得整個傳播業為一種偏頗的使命感所籠罩，形成一種和市場親合力相反的力量。
國際傳播研究者從技術上指出了4種影響文化間傳播的因素，其中就提到了民族優越感。
美國人類學家桑奈（W.G.Sunner）對種族優越感有專門研究。他指出從很早期的社會中就有團體的內外之分。團體對本身的感覺總是優于外團體。（一群團體彼此之間可能有某種關系，如血親、鄰居、盟友、姻親或商業伙伴，這種關系使他們團聚一處，但又彼此分得清楚，因此我們開始區分你、我——外團體與內團體。）他們總是認為內團體是道德的、優秀的，自己團體的風俗是獨創的、人本的。但這種態度由外團體的主觀出發，往往得出否定的描述。如果某團體對本身的描述是“我們有自尊，并且敬重祖先留下的傳統”，而外團體可以把它描述成“他們一切以自我為出發點，自我中心，他們愛自己比愛我們多”。如果某團體對本身的描述是“我們勇敢求上進的。我們為維護本身的權益而奮斗，我們保護自己不受外人欺凌”；而外團體會把它描述為“他們具有侵略和擴張的野心，他們想犧牲我們超越前進”。
文化傳播的學者還發現“種族優越感的程度與社會地位、教育水準、性別和年齡沒有顯著的關聯；越是屬于一個社會中的弱勢團體，種族優越感的傾向越嚴重。然而“一個人越是閉關自守、獨斷專行，優越感也越重”。④
除了民族優越感之外，他們還指出了文化間傳播中的刻板印象和為他人設想的能力（empathy，一譯‘神入’）的作用。刻板印象所觸及的范圍不但涉及其他的種族、社會群體，也及于自己所屬的種族、群體。所代表的印象可能是歪曲的、不利的，但也可能是有利的，甚至也有部分真實在內。總的來說，“刻板印象往往妨礙了不同種族間有效的溝通”。⑤
文化間的傳播不少是自我中心型，在這種情況下，甲方完全以他本身的價值觀來評估了解乙方。傳播學者遂提出了提高“神入”的能力來促進交流。
“我們要有‘神入’或替他人設想的能力，才能充分理解信息的意義，事實上，為了達到有效的傳播的目的，送出信息的人也必須能夠為收受信息的人設想。”⑥
在根本上作出完全正確的假設是困難的，最合理的做法也許是避免過早形成一種態度或印象。也就是說，國際傳播者應該對其他文化事物盡量保持客觀開放。如果發現對方有不同之處，也要尊重對方的想法與做法。這種為他人設想的技能如果能夠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或不同種族的傳播與交流中得到廣泛的推廣，這對整個人類的文明都將是偉大的貢獻。
管理中的毒瘤
現代科技支持的國際傳播已經向傳統傳播發起了挑戰。國際傳播的多元性和大眾參與性將成為國際傳播的主流形態。資本或權力對傳播的控制將越來越困難而且不合時宜。形勢要求我們必須以開放的姿態從事國際傳播，在管理上要有更多的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觀念，同時要不懈地和作頑強的斗爭。
是管理中的一個毒瘤，是企業或服務部門低能、落后的一大原因。的主要癥狀是不求創新、不求效益，但求無過，以保住自己的官職。這種作風與迅速發展的國際傳播模式格格不入。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媒體中的每個從業人員要以為受眾服務為目的去處理問題，而不是違背這一原則，把個人的利益放在事業的發展之上。眾多管理人員把大量時間花在寫不實的成績匯報上，形式主義的文山會海中。從上至下，層層加碼，會議不斷打亂了正常的經營和業務管理，浪費了大量人力和財力。許多需要及時處理的事情都在無止境的公文旅行中貽誤了時機，時機的喪失在全球化迅速推進的今天是莫大的罪過，因為信息技術革命發展的速度太快了，失去一個機會，便意味著一連串的機會的喪失，意味著又是幾十年經濟地位的落后。
國際傳播即是全球化最大的載體，主動介入國際傳播即是介入全球化進程。在全球化中競爭即是在國際傳播中競爭。你不把自己的思想全球化，別人就會把他的思想全球化。當前，以互聯網為主要形態的信息革命使全球化成為21世紀的重要議題。信息革命給了每個人一個廣闊的天地。讓我們抓好這一時機，使世界在改變你的同時，你也在改變著世界。
注釋：
①李瞻：《國際傳播》1984.第198頁
②李瞻：《國際傳播》1984.第9頁
③郭景哲：《讓世界了解中國》第112頁
④汪淇：《文化與傳播》1983.第114頁
⑤汪淇：《文化與傳播》1983.第94頁
⑥汪淇：《文化與傳播》1983.第142頁
參考書目：
《國際傳播》，李瞻，三民書局，1984
《多種聲音，一個世界》，國際交流問題研究委員會編寫的報告，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1
這些信息沒有辦法進行有效對比，無法突出項目之間、設備之間的關系，需要進一步構建評估模型，對其相互關系與設備狀態進行描述。與此同時，作為船舶使用方，不僅需要對設備狀態進行了解，還要對設備執行情況進行掌握，加強機電設備的維護與保養，充分發揮機電設備的作用。因此，要想實現對機電設備的科學評估，不僅要了解設備狀態的優劣度，還要對其可用性進行掌握，只有加強兩者的結合，才可以準確、高效評估船舶機電設備狀態。
二、船舶機電設備狀態評估指標
（一）優劣度
機械設備優劣度主要就是對設備目前狀態滿足工作程度的一種評價。指的就是設備測量值和設備核定指標間的相對值。不同機電設備的標準值與極限值來源是存在著一定差異的，因此，設備優劣度計算模型也存在著差異，一般包括以下幾種：
1.閾值模型
船舶機電設備一般會帶有一些說明書，其中就會對項目標準值與極限值進行規定。部分參數就是指上標準值與下標準值，以及其各自的上極限值與下極限值。優劣度的閾值模型主要就是在設備狀態值基礎上計算得出的，表明了設備的目前狀態。
2.統計模型
在機電設備目標標準值與極限值未知或者設備在運行階段數值出現變化的情況下，設備優劣度計算就一定要對設備歷史數據進行考慮，根據客觀存在的歷史數據對設備狀態進行一定的分析與評估。從另一方面而言，設備優劣度就是某一值達到特定需求時，設備運行具有良好的可信度。不管是將歷史數據當成是均勻分布還是其它分布狀態，設備優劣度的計算模型都要具有很高的可信度，當歷史數據顯示設備項目具有良好特性的時候，可信水平可以稍低；當歷史數據顯示設備項目的可控情況不良的時候，一定要盡可能提升可信度，保證設備的正常、高效運行。
（二）可用性
可用性就是指設備在完成指定內容的能力程度，或者就是指設備在設定完成保障計劃的基礎上，對完成任務與實現內容的時間比。機電設備的可用性是隨著設備工作狀態的不同而不同。在設備出現重大故障或者等待報廢的時候，將會增加維護時間，也就是可用性為零。因此，要想提高機電設備的可用性，就一定要減少設備維護時間與保障延誤時間。在某種程度上而言，設備可用性指標不僅和設備硬件特性相關，還與設備維護水平、管理水平、保障水平等軟實力存在著一定的聯系。其一，現時可用性。其主要就是對船舶機電設備、裝置、系統的及時執行能力進行度量與預測。其表達式為：IA0=（AQF×PWH）/（ETtR+EMT）。如果考慮執行任務類型的話也就是計算任務可用性，其表達式為：MA0=（RQF×PWH）/（ETtR+EMT）。在表達式中，AQF表示的就是即時執行任務能力的品質，主要就是在設備或者系統歷史數據的基礎上計算得到；PWH表示的就是執行任務人員的管理水平與保障資料維持的時間；ETtR表示的就是設備恢復功能所消耗的時間；EMT表示的就是任務執行預測時間；RQF表示的就是執行任務所需的能力品質，根據執行任務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如果執行低烈度常規巡航任務的時候，取較小的RQF值，執行戰略演習、警戒任務的時候，取較高的RQF值。由以上兩個表達式可以看出，除了EMT取決于執行任務情況之外，其它因素均與設備維護、管理、保障等方面有關。
三、系統、全面、動態的評估船舶機電設備狀態
船舶機電設備主要就是為了保證整艘船舶可以更好的完成布置的任務。因此，在評估機電設備狀態的時候，不只是對某一單獨設備或者某一部件的評估，也是對機電設備、裝置、系統在船舶運行時間過程中狀態改變的了解，靜止點的狀態評估無法全面反映設備的運行狀態，一定要運用綜合方法對設備優劣度與可用性進行評估，進而實現對船舶機電設備的系統、全面、動態評估。系統與子系統之間、設備與子設備之間一般均是通過串聯或者并聯進行連接的。串聯連接就是指假設多個子系統或者子設備中任意一個出現故障，那么系統就會出現故障，停止運行；并聯連接指的就是當系統中某一設備出現故障的時候，系統還可以正常運行，也就是說，單個設備的故障不會對系統可用性產生影響。通過對設備串聯連接與并聯連接的分析，可以明確系統中設備之間的關系，進而充分利用設備，發揮設備的作用。針對同一設備的不同項目關系而言，很難運用串聯或者并聯的關系進行解釋，通常情況下，可以通過權重傾斜、灰色關聯、模糊隸屬等關系進行解釋，并且在這些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對相關工作的深入研究有著積極的意義。
四、結束語
解放以后至，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出版的關于新聞工作的書籍只有百來本，而且沒有一本學術專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聞理論基礎》是我國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聞學著作。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國出版的新聞傳播學著作日漸增多。1991年，各種關于新聞和傳播的書籍超過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聞和傳播方面的書籍，大約有1500本以上（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資料室和中國新聞年鑒的粗略估計）。如果說80年代是我國新聞傳播書籍出版的準備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紀初的兩年，無論這數量和質量方面，與自身相比都是最輝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幾年，新聞和傳播方面書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各類新聞傳播學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體系。80年代，我國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和復旦大學新聞系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統教材。90年代的情況大大改觀，各個高校的新聞傳播院系陸續組織寫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點的各種專業教材。到世紀之交，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則全套更新和增補新的面向新世紀的系列教材，北京廣播學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專業教材。
現在的問題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質量不高，甚至可以說是垃圾；內容重復現象較為普遍，相互抄，車轱轤話來回說。關于網絡的教材，顯然為了搶時間，更為粗糙，相當多的這類書籍停留在描述現象和想象的理論層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質量和在一定時期穩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寫作和出版的要務。
二，大量傳播學譯著在世紀之交的幾年內成批推出。這對于我國傳播學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這類譯著中有世界信息與傳播的綜述性著作，也有傳播學研究的概述性著作，還有一些專題研究的著作，例如組織傳播、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媒介形態、媒介與大眾文化、電視批評、媒介倫理等等。（參見我在《新聞與信息傳播》2001年夏季號的概述文章《直面當今傳播學研究----最近兩年我國傳播學譯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從贏利角度考慮較多，現在出版的傳播學書籍多數為教材，有的出版社選擇的層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傳播學讀物。這給國內某些本來就對傳播學有“階級”成見的人留下印象：傳播學就是這么個層次和水平。傳播學的研究性專著，尤其是傳播學經典著作很少，最近幾年的新著更少。經典中唯有麥克盧漢的著作出版了好幾種，但他畢竟是上個世紀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傳播學研究的經典譯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組織翻譯出版中。
譯著的翻譯目前也存在問題，如果是普及性讀物，由于語言和內容較為簡單，可以考慮組織研究生集體翻譯，但是學術專著若由一撥學生每人分上一章一節翻譯，在短期內出籠，差錯較多，后患無窮。已出版的譯著中有一些翻譯質量過差，甚至到了無法讀懂的地步。
三，國人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性專著依然不多。盡管出版的新聞和傳播學方面的書籍越來越多，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浮躁使得可以列為研究性專著的書是有限的。相當多的書，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說學術結構，就是話語也是非學術的，或政治套話，或新聞報道式語言，用這樣的話語體系論證學術，可以想象是些什么東西：現象性的描述內容多于論證，擺出問題（有時很生動）但沒有能力說明問題；論證邏輯貧乏，諸如“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區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類。
四，出版新聞傳播學的“套書”呈現為一種趨勢。這種出版現象有商業包裝和贏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輕易說都沒有意義。如果學術研究的條件成熟，這種推出的方式對于學術研究有一定推動作用。近幾年傳播學譯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這種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這種方式。但是研究性的專著，不宜采用這種批量推出的方式，因為任何學術研究都不可能是工業流程式的。
現在從已出版的套書看，同一套教材，質量高低差距較大。有的較高，有的明顯地差。特別是網絡叢書，尚沒有一套提得起來。“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叢書總體水平較高，但也有的相對不高。“華夏傳播研究叢書”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資料價值。“南京大學當代學術棱鏡譯叢”中有幾本涉及傳播學的，尚有水平。“清華傳播譯叢”中有幾本的水平也行。有的叢書以“最新”或“高級”冠名，但內容不新，也談不上高級。
五，新聞記者的個人文集越來越多。現在只要有錢，出書不像以前那樣難了，難的是寫不出那么多好東西。最省力的就是將自己歷年發表的新聞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聞作品的時效特點，相當多的這類文集只有個人收藏價值，并無社會價值。有的新聞傳播學教師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這類文集在已出版的書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還是讓市場來調節吧。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聞和傳播方面的書籍出版獲得了很好的發展機遇，與過去相比，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憂慮的地方，即其中攙水的較多，書籍的內容質量（現在的裝幀質量一本賽一本）成為影響新聞傳播學外部形象的一個問題。
2002年新聞和傳播方面的書籍，大約有300本，比去年增長了一半左右。但總體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書籍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概述如下：
一，幾乎同時，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關于中國傳媒近年總體發展情況和展望的書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陸小華的《整合傳媒》、孫燕君的《報業中國》、周偉主編的《媒體前沿報告》等。前一本帶有政策研究性質；后兩本像新聞報道那樣對媒體發展形勢作了記者式的描述，因而這類書籍屬于普及讀物。對近年媒體發展作一整體情況的描述是有意義的，但缺少學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書是喻國明的文章和調查報告集子《解析傳媒變局》。他本人強調學問就在于經世致用，必須與“問題單子”聯系在一起。作為一種觀點，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茍同。正是中國傳統的實用理性，使得我們這個民族缺少理論思維。創新的中國需要應用研究，同時也需要不是為了應用而存在的理論思維，它代表人類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學中我們需要陳景潤一樣，盡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沒有任何實用價值。
二，關于研究專著，數量依然不多，有幾本尚有新意。有一些書從標題上看是要構建某種理論、某種核心，但是翻開一看，索然無味，拍拍腦袋想出來的名詞概念較多，說來說去就是新聞傳播的一些常識知識，又換了一種說法或換了個包裝。研究專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認為侯健的《輿論監督與名譽權問題研究》給出一種什么叫研究的榜樣，他從一個較小的問題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聞法，給人以思想。陳力丹的《世界新聞傳播史》在結構和內容上比以往的同類書有些新意。杜俊飛的《彌漫的傳播》可能是這年出版的書最難讀懂的一本書了，表達上過于晦澀，但若硬讀下去，還是確實有思想的。
三，關于專題和會議文集，這年不多，下面書介中介紹的，均有些意義。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國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國新聞侵權的第四次浪潮》頗有水平，新聞法治意識十分明確而且論證有力，只是未對書名作解釋，令人莫名其妙。尹鴻、李彬主編的專題論文集《全球化與大眾傳播》，論題集中，這種有組織的專題論文集現在不多，值得提倡。張國良、黃芝曉主編的《中國傳播學：反思與前瞻》和展江主編的《中國社會轉型的守望者》屬于會議文集，也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四，這年新聞傳播學教材出版的熱潮已經過去，新出版的教材明顯減少。新出版的新聞傳播學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書教材中，作為增補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聞傳播法教程》、李良榮的《當代新聞事業史》等。這年新出版了一套網絡方面的教材，也有單本的網絡方面的書籍，但新的內容不多。
關鍵詞：教育信息；傳播；過程與控制
隨著教育領域內科學技術成果的不斷介入，各方面都發生重要變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教育過程中廣泛采用現代化的傳播媒體。教育信息傳播是傳播理論向教育研究滲透而產生的結果。教育工作者應認真研究教育信息傳播的特征，運用傳播學的原理，并根據教育的客觀規律，探求獲取最佳教育效果的途徑；重視研究教育傳播過程自身的特點，通過對知識信息的傳遞來培養和訓練人，發揮教育的總體效益。
1教育信息傳播過程及其構成要素
教育信息傳播過程是教育信息的傳遞與交流的過程，是通過教師、媒介、學生三者之間相互作用得以實現的。傳播過程的主要環節是：教師先把教學內容進行編碼整理，形成信息載體，通過媒體通道(如電腦)進行展示；學生通過各種感覺器官感受這個信號，在自己原有的認知基礎上對該信號進行理解(譯碼)，并做出一定的響應；教師根據這個響應進行分析并進行診斷評價，以調整自己認識，形成新的認知結構。
傳播過程中的主體是教師、學生。教師是信息的傳播者、處理者、幫助者、組織者，根據學生的情況確定教學目標和教學內容，選擇合適的教學媒體手段進行教學傳播。教師的傳播技巧及對媒體使用水平直接影響教學效果。學生的作用在于能動地根據學習目的接收信息，根據自己的認知處理信息并做出反饋，最后對信息進行再整理。客體包括傳播信息及載體、教學環境、師生的心理因素。客體產生促進教學或干擾教學的效果，最后被組合到學生的認知結構中。
2教育信息傳播的—般規律
2．1學生對教師發出的信息具有進擇性主要表現在不同的學生，他的學習動機、興趣、知識水平及學習能力不同，對教師所要表達的信息接受能力也大不相同，導致其對信息的認識角度不同，或接受的信息量的不同。教師所傳播的信息要符合學生的需要和接受能力，并正確引導學生進行觀察，學生就可以選擇接受更大的信息量。
2．2傳播的信息要具有薪異性新異信息能引學生更大的注意，能給學生帶來更多的新問題，促進學生的主動發展。教師應對教學信息加以編碼，增加有用的信息，使用圖文聲像增強信息的新鮮感，使信息更具有表現性，調動學生的各種感官，增強學生對信息進行記憶的動力和能力。
2．3信息傳播過程要有科學性人類接受信息的速度是有限的，所以傳播的速度不能太快；同時人類對信息編碼的方式極為敏感，如對黑白圖片的識別需要1．2秒，而對彩色圖片的識別只需0．9秒。教師采用科學的編碼表達信息，盡量控制信息的冗余，能產生更好的傳播效果。
2.4合理排除和利用信息的干擾干擾總是伴隨信息傳播出現。教師應該盡量排除客觀上的干擾，減少信息的冗余，采用合適的編碼方式，創建適合于教學的傳播環境，利用自身的心理狀態調動學生的注意力，將干擾降到最低限度。
3教育的控制
3．1綜合規劃和具體確定教學過程的任務教師在進行教學之前，首先從教學任務規劃開始。最優的規劃要求以綜合的方法來設計教學任務，不容許教學任務具有片面性，要同時完成知識的傳授、能力的培養等整個教育教學任務。最優的規劃應當考慮教學過程的整個系統的特點，即認真估計受者的實際情況、現有的條件，預測在現有條件下可能達到的最優效果。在研究受者的基礎上具體確定學習任務，可以作為教學最優化的一種方法。因為這樣可以根據受者實際學習的可能性來擬定措施，進行有效的教學，使傳者的教育影響同受者的可能性和積極性水融，從而獲得很高的教育效率。
關鍵詞：時尚品牌；時裝設計；品牌傳播
美學消費時代，時尚品牌在設計和傳播的過程中必須注重對于文化元素的把握，其不僅會提升品牌本身的價值，而且還會在消費者當中產生一定的附加影響值，對于提升品牌的綜合競爭實力具有最為直接的作用。但文化元素如何與時尚品牌進行有效的融合，在不影響品牌核心與精神內涵的情況下，使其產生增值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
1時尚品牌設計中的文化意蘊
1.1基于本土化文化意識的時尚品牌設計
本土文化通常意義上包括所謂的民族歷史文化和獨特的地域地理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視域下，不同的地理氣候環境、生活方式，群眾的不同信仰都可以作為時尚品牌的不同文化載體，呈現出不同的效果，讓身為藝術載體的時尚品牌呈現出無窮的魅力，成為靈感的源泉。以中國著名的服裝品牌Laurenee Xu為例，其設計最大的風格特點就是將中國文化與時尚設計二者相互融合，形成一個具有獨特民族精神和文化靈魂的系列。2015年1月，在法國巴黎春夏高級定制時裝周上，勞倫斯?許所展示的“敦煌”系列，靈感就是源于中國古老的“敦煌飛天”壁畫，將中國千年敦煌的神秘與瑰麗、華美與壯麗融合在T臺那一件件華美的服飾之中，像一件件藝術珍品燃起無數看客內心深處對于敦煌文化的向往和憧憬。
1.2文化意識在時尚設計過程中的運用
在時尚設計的過程中，對于文化意識的運用要充分注意理論學習和研究，要在文化精神的層面充分把握文化元素的靈魂與核心，防止在時尚設計的過程中片面地出現對于文化意識符號化、表情化的理解，表象化地將文化元素羅列在時尚品牌的設計過程當中，這種設計是不成功的，也是不利于品牌價值生成的。法國著名時尚品牌CHANEL在每年12月份都會發表一個Pre-Fall系列，并且每次都會選擇一個不同的城市作為靈感，汲取當地的文化元素在這一季度的誠意設計之中。例如，2016巴黎――羅馬系列，2015巴黎――薩爾茲堡系列，2014巴黎一達拉斯系列，甚至更早期的2010巴黎一上海系列。古羅馬的假日時光、薩爾茲堡的異域宮廷、達拉斯的西部狂野、中國上海的內斂古香……不同的民族文化共同融合在CHANEL的品牌下，同時伴隨著品牌女性獨立自主、追求自由精神的文化理念完美契合，將紛繁復雜的異域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一個共生的文化理念之下，而不是簡單的堆疊、累加，反而讓一年一度的早秋大秀，成為眾多時尚愛好者每年不可缺席的“時尚盛會”。
2時尚品牌傳播中的文化意蘊
2.1時裝AD中的文化意蘊
時裝AD是時尚品牌所有廣告當中最為人關注也最被品牌重視的藝術設計之一。每年三九兩季AD投放時期，不同品牌都會拿出最能彰顯品牌特色以及全新設計元素的AD來吸引大眾，同時宣傳品牌理念。例如，Louis Vuitton 2016SS廣告的首發系列當中，并沒有真人模特出境，而是利用日本同名電子游戲《最終幻想》的動畫角色作為廣告面孔，帶給世人一種濃烈的未來感，同時也與Louis Vuitton最新一季品牌的未來感不謀而合；再比如Chanel 2014SS廣告，以巴黎夜色為主要畫面背景，伴隨著巴西超模Gisele在夜色下的漫步、隨性，仿佛讓人們看到了一個在巴黎的夜空下自由自在、不被世俗禮儀所禁錮的Chanel女性形象。比利時著名時裝設計師沃特?范拜倫東克就曾說過，時尚品牌的時裝AD是其給時尚界的重要貢獻，設計師或品牌方面將品牌理念融合在一個個圖形與畫面之中，將該季度的精神融合在人物的肢體語言和畫面的布景選擇上，這樣不僅可以加深社會大眾對于品牌風格的定位印象，還能使其傳遞出更多的品牌信息。畢竟對于時尚品牌而言，其最終所要面對的是消費者，一切AD的投放是要為品牌服務，為品牌的市場發展和經營服務，只有向消費者傳達出最新的理念，才有可能激起消費者對其購買或者關注的心理，使其在廣袤的時尚競爭中更加有力。
2.2動態時尚廣告中的文化意蘊
動態時尚廣告即一般所說的TVC，主要是在電視上投放的品牌宣傳視頻。其不僅是一種商業行為，更是一種彰顯品牌文化元素和文化內涵的藝術行為。充滿創意與內涵的TVC不僅能夠在視覺上沖擊人們的感官，還能使消費者在目不暇接的商品當中瞬時聚焦，將目光定格在這一視頻當中所展現的產品上。通常意義上一則動態的時尚廣告主要是圍繞產品的基本信息，依靠視覺設計者的技能和直覺感官，利用多種外來元素將其產品、廣告面孔、北京元素進行有效的組合、篩選，并創造出各種情境將其組合在畫面中使其更具表現力和感染力，更利于廣告推動產品銷售的這樣一則效果的實現。
例如，Chanel品牌最新的一支“邂逅”香水廣告，利用保齡球這樣一種元素，構建了一組動態的廣告畫面，一群天真浪漫的少女在畫面中玩轉保齡球場，但是仔細一看，那些所謂的保齡球和保齡球瓶都是“邂逅”香水。這則廣告的掌鏡大師利用充滿動力的視角、獨特的運動文化，將這一則“邂逅”品牌所要表達的動力、活力和青春的元素通過靈動的跳躍、青春的畫面全部展現出來，讓不少消費者面對著這樣一則動態的視頻廣告，在心境上和思想上瞬間年輕和活躍起來。
2.3時尚品牌廣告語中的文化意蘊
時尚品牌的廣告語本質目的上都是為了宣傳品牌、達成銷售而出現的，通常情況下一則廣告語都會采用較為簡短的語句，是對品牌文化和品牌精神的點睛之筆。一則優秀的廣告口號也許本身并不能囊括品牌理念和精神的全部，但是必須要吻合廣大消費者對于市場的需求，對于品牌精神中最核心部分的傳達，必須具備創造力、影響力和吸引力的完美詮釋。例如，Chanel品牌最著名的以瑪麗蓮?夢露為靈感的5號香水，就曾因為夢露而誕生過一則流傳深遠的廣告語一“What doyou wear to bed？”“Just a few drops of No.5”這個熒幕上風情萬種的女神，用自己簡短的一句話，將5號的價值與時代感、時尚氣息完整地詮釋出來，以至于在未來的無數歲月中，夢露與5號成為了兩種相互成就、相互契合的精神，以長久的持續力和感染力牽動著無數消費者的心，5號也因為夢露成為了性感的代名詞，并在其漫長的發展歷程當中始終如一。
何洪祿（南開大學文學院）：《群策群力以圖音樂之革新——留美生對近代“新音樂”的傳播和推動》
國得杰（中國音樂學院）：《有意味的空間——音樂傳播之空間媒介》
二等獎：
朱曉峰（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音樂傳播理論下的洮岷花兒研究》
李常新（廣西藝術學院音樂學院）：《中國少數民族“歌書”的傳播形態研究——以廣西平果壯族嘹歌歌書為例》
周東穎（中央音樂學院）：《清代末期粵劇的海外傳播及其意義》
趙志奇（鄭州師范學院音樂學院）：《音樂文化創意的釋義與內涵——基于文化創意時代語境下的學理透析》
黃德俊（南京藝術學院流行音樂學院）：《我國數字音樂產業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
三等獎：
馬棟梁（廣西藝術學院音樂學院）：《論明星評委在（中國好聲音）品牌打造中的作用》
劉靖華、郭建民（遼寧師范大學音樂學院）：《高校音樂教育引領城市社區大眾精神文化》
李凌燕（常州工學院師范學院）：《蘇南傳統音樂傳播、傳承與發展研究——以常州為例》
陳麗萍（廣西藝術學院音樂學院）：《音樂生活中的“精神困境”——解讀外出農民工音樂生活現狀》
袁茜（湖南理工學院音樂學院）：《網絡音樂傳播中的審美現象研究》
聶會佳（河南大學藝術學院）：《當代音樂理論期刊出版問題探討》
蔣劫（中國傳媒大學）：《音樂表演商品的社會價值》
謝引風（中國傳媒大學）：《新媒體視閾下的在線音樂付費模式探析》
優秀獎：
艾和（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文化館）：《大眾文化中雅俗學說誤區的辨析——由高雅音樂進社區引起的芻議》
劉暢（華南理工大學藝術學院）：《高校通識教育的音樂人文傳播——以通識課“影視音樂賞析”為例》
楊瑞慶（江蘇省昆山市文化館）：《掃描與時俱進的歌曲傳播媒體》
楊燦（廣西藝術學院音樂學院）：《在傳承與傳播民族音樂的探索中找尋出路——廣西有江民族歌舞團建團初期研究（1958-1983）》
李奇龍（廣西藝術學院音樂學院）：《廣西南寧市琴行音樂文化產業調查與分析》
張艷（廣州大學音樂舞蹈學院）：《一襲春風滿樹繁花——關于當代古琴藝術傳播的思考》
張皴（河南理工大學音樂學院）：《大學生古琴社團中的多重話語——以“首屆全國高校琴學論壇”為中心的分析》
張勁盛（藝術研究所）：《中蒙兩國馬頭琴音樂文化交流史與現狀調查分析》
陳怡靜（中央音樂學院）：《從傳播學的視野探究非遺音樂的傳承與發展——以侗族大歌為例》
陳露（廣西藝術學院音樂學院）：《廣府白話童謠當代傳播模式考察與研究——以禪、穗二地為例》
林平（四川農業大學文法學院）：《音樂審美象征體驗與公共音樂傳播》
羅沽璐（中央音樂學院）：《棲息在旅游與產業之間的藝術》
居地希（星海音樂學院）：《20世紀30年代廣州戲院、茶樓、民間樂社的興盛——粵劇、粵曲、粵樂在廣州的傳播研究》
趙君（河南師范大學音樂舞蹈學院）：《河南南陽在戲曲藝術傳播中的作用與價值——以漢調二黃為例》
趙波（南京藝術學院）：《MV創作者的社會身份及創作心理解讀——基于音樂社會學視角》
宮林林（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左翼電影歌曲的傳播價值》
黃燕（星海音樂學院）：《當代客家民間音樂傳承的文化生態剖析——以廣東梅州客家竹板歌為例》
曹軍軍（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媒介與受眾音樂接觸行為相關性研究及其方法論》
曹翹楚（中央音樂學院）：《傳播學視野下的近現代鄱陽漁鼓變遷》
崔家嘉（中國音樂學院）：《融合影與光樂音齊飛揚——淺談多媒體應用視角下的嚴肅音樂傳播》
韓建勇（浙江杭州卓韻文化藝術策劃工作室）：《企業音樂電視的傳播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