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02 15: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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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戰略管理資本運作企業文化治理結構
【論文摘要】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興和華為等中國電信設備制造企業通過不懈的努力，已經在很多重要技術領域取得重大突破。中國的電信設備制造企業在成功地實現了從優秀企業到卓越企業的跨越之后，下一個關鍵的挑戰是如何使企業基業常青。本文認為，要想獲得長久的發展，中國的電信設備制造企業必須進一步加強技術實力、市場運營能力和資本運營能力。
華為在20年前還是作坊式的小企業，如今銷售額達到160億美元；中興通訊由一間300萬元成立的小公司成長為年收入510億元人民幣的大型企業。為什么這兩個曾經不起眼的企業卻創造了驚人的業績？如何能使這些初步獲得成功的企業基業常青？本文對此進行了分析和探討。
一、中國通訊設備制造企業成功的因素分析
1、華為技術。（1）清晰的戰略定位。從華為公司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華為多年來一直堅持專業化戰略，在產品開發上一直實施業內聞名的“壓強戰略”，在決定成功的關鍵技術上“以超過主要競爭對手的強度配置資源，要么不做，要做就極大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實現重點突破”。20多年的發展中，“壓強戰略”始終貫穿于華為的研發、營銷和企業文化建設等多各環節，這種清晰的專業化發展戰略定位讓華為心無旁鶩地致力于基礎通訊設備的研發，最終被思科列為未來最具競爭力的對手。
（2）強大的技術研發能力。中國沒有哪一家通信企業能像華為這樣每年都拿出超過銷售額10%的資金用于專門的產品研發，對一個前途未卜的3G持續投資上百億美元進行開發。華為這個在中國土生土長的民營企業在NGN網絡的研發上達到世界領先水平，順利實現由中低端路由器向高端路由器的轉換，最終擁有和國際通訊巨頭同場競技的實力。
（3）強勢企業文化。華為公司奉行的是“狼性文化”，狼的三大特性：敏銳的嗅覺；不屈不撓、奮不顧身的進攻精神；群體奮斗。“狼性文化”的主要表現是：華為在產品研發上大手筆投入，為開發產品而不計成本；為了企業持續發展，積極進行像狼一樣的市場攻伐。《華為基本法》第一條就寫道：“通過無依賴的市場壓力傳遞，使內部機制永遠處于激活狀態”。狼性文化促使華為始終為了自身的進步不停奮斗著。
（4）強大的市場營銷能力。華為的營銷戰在業界歷來以快、狠、準著稱，不管是在創業初期推行的“農村包圍城市”還是在發展過程中令對手嘆為觀止的客戶關系經營，華為的目標只有一個：拿到訂單，占領市場。作為公認的“營銷帝國”，華為總能采用最有效的營銷模式快速占領市場。
2、中興通訊。（1）明確的戰略定位。與華為的專業化發展戰略不同，中興一貫將自己的戰略定位在多元化、差異化上。20多年來中興通訊一向采取低成本穩定發展戰略，至今成為惟一擁有全套自主開發、自主品牌基站及交換系統的中國廠商。在研發與營銷投入上，中興并不像華為那么大手筆，中興租用的辦公樓都是不顯眼的辦公樓。
（2）市場導向，而非產品導向。2003年中興的銷售額曾歷史性地超過了華為。中興超越華為主要在CDMA和小靈通兩個產品上，表面上這只是兩個產品的問題，但實際卻是戰略的問題。中國聯通最開始選擇IS-95A增強型CDMA技術而放棄CDMA1X這種更為先進的技術，其重要原因是建設經營CDMA網絡的國家大都采用IS-95A技術。中興認準中國必然會采用成熟的技術而非最先進的技術才能保證網絡的安全可靠。
中興通訊開發小靈通產品可說是運用了“藍海戰略”。雖然小靈通被認為是被淘汰的技術，但中興通訊還是決定專門從事小靈通產品的設計和研發。在中興看來，中國農村面積廣闊，固定電話需求較少，用戶分布零散，但仍然需要鋪設大量的線路，纜線維護成本較高，小靈通通信可以解決有線通信實施過程中的難題。事實證明中興通訊公司的決策是正確的，小靈通為中興創造了豐厚的利潤。
（3）“中庸之道”的企業文化。從中興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中興一直采取穩中求進、低成本開發的戰略，這與中興的“中庸文化”有著密切關系。首先，中興能夠把握國內市場的每一個熱點。從GSM、CDMA到小靈通以及到現在的TD-SCDMA，中興幾乎能夠把握每一個國內市場的熱點。如在手機終端產品呈爆發性增長的2002年，中興通訊也沒被落下。中興通訊是國內唯一提供GSM、CDMA和PHS三大系列產品的手機生產企業，在CDMA、PHS手機上獲利豐厚。其次，中興擁有齊全的產品線。據說中興擁有世界上最齊全的產品線，“不將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是中興始終堅持的做法。
二、中國電信設備制造企業可持續發展中的問題分析
1、性價比優勢喪失。華為、中興在海外市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于利用國內的人力成本優勢，向電信市場提供更具性價比的電信解決方案，挑戰成本極限。據統計，歐洲企業研發人員的年均工作時間只有1300—1400小時，而華為研發人員的年均工作時間卻達到了2750小時，是歐洲同行的兩倍。與此同時，華為研發的人均費用只有2.5萬美元/年，而歐洲企業研發的人均費用大約為12—15萬美元/年，是華為的6倍。正是依靠不計多干、苦干，華為在產品響應速度和客戶服務方面反應較快，研發投入產出比接近大多數西方公司的10倍，這就是華為低成本的核心所在。
電信設備企業的幾次大兼并，愛立信兼并馬可尼、阿爾卡特與朗訊合并、諾基亞與西門子合并，除了增強產品線和擴大市場覆蓋范圍的考慮以外，最大的希望還是節省成本。當華為還在奮力追趕北電、朗訊等二流電信設備商時，全球的電信設備市場只剩下愛立信、阿爾卡特—朗訊、諾基亞—西門子、思科和摩托羅拉等五大玩家，華為以前產品的性價比優勢逐步消失，而完成整合的巨頭們下一步的目標則必然會對準華為。2、缺乏市場應變的戰略管理能力。國際電信巨頭在短時間內完成合并使我們看到了他們優秀的戰略管理和實施的能力。這種能力體現在對市場的清晰和完整的認識，對行業發展趨勢的有效把握，對市場挑戰和威脅的及時預警，對企業自身定位和戰略的理性的思考。
中國企業剛剛進入國際化競爭，在靈敏度和企業戰略應變上還需要加強。雖然華為也曾與馬可尼談判過收購，也曾同西門子商量過兼并，但是都沒有成功。由于中國企業應對變化的戰略不夠明確和肯定，在落實的細節上過多地糾纏、猶豫不定，并且缺少跨國并購經驗的經驗，導致了落實行動的遲緩。
3、技術研發能力不足。由于外國企業申請的專利太多，目前在許多領域已經形成了堅實的技術壁壘，如當前移動通信領域大部分專利仍掌握在日、美、韓等國手中，而且這些國家都擁有移動通信領域的世界級企業，如三星、松下、愛立信、日本電氣、高通等，專利的申請人也多是這些企業。現在由中國提交并被采納為國際標準的數量較少，領域狹窄。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國外的大制造企業的科研投入一般為年銷售額的4%左右，進入90年代后這種投入明顯加大，為10%左右。近年為了研究和開發3G移動技術和其他新技術，國外有的大公司對移動通信的科技投入提升到16%。就科研投入的比例而言，中國一些大的通信設備制造商的科研投入比例也相當大，但由于中國通信設備制造商的生產規模無法與國外大型制造商相比，所以從絕對值看，目前國內通信設備制造商的科研投入仍然很少，與國外存在較大的差距。科技投入低導致了中國通信制造企業自主開發創新能力的薄弱，
三、結論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興和華為這樣的中國電信設備制造企業通過自己不懈的努力，已經在很多重要技術領域取得重大突破，但在規模、技術、品牌等方面與跨國企業的差距依然很大。中國的電信設備制造企業在成功地實現了優秀到卓越的跨越之后，下一個關鍵的挑戰是如何使企業能基業常青。中國的電信設備制造企業必須進一步加強技術實力、市場運營能力和資本運營能力，這樣才能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保證企業的長久生存和發展。
【參考文獻】
[1]錢悅：世界主流通信制造企業整合對中國通信業的影響的研究[D].北京郵電大學，2007.
[2]成媛：我國通信設備企業發展戰略比較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2007.
[3]王學人：以資本經營戰略推動我國電信企業國際化[J].WORLDTELECOMMUNICATIONS，2006（5）.
[4]文躍然：華為的軟肋[J].企業管理，2003（10）.
【論文摘要】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興和華為等中國電信設備制造企業通過不懈的努力，已經在很多重要技術領域取得重大突破。中國的電信設備制造企業在成功地實現了從優秀企業到卓越企業的跨越之后，下一個關鍵的挑戰是如何使企業基業常青。本文認為，要想獲得長久的發展，中國的電信設備制造企業必須進一步加強技術實力、市場運營能力和資本運營能力。
華為在20年前還是作坊式的小企業，如今銷售額達到160億美元；中興通訊由一間300萬元成立的小公司成長為年收入510億元人民幣的大型企業。為什么這兩個曾經不起眼的企業卻創造了驚人的業績？如何能使這些初步獲得成功的企業基業常青？本文對此進行了分析和探討。
一、中國通訊設備制造企業成功的因素分析
1、華為技術。（1）清晰的戰略定位。從華為公司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華為多年來一直堅持專業化戰略，在產品開發上一直實施業內聞名的“壓強戰略”，在決定成功的關鍵技術上“以超過主要競爭對手的強度配置資源，要么不做，要做就極大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實現重點突破”。20多年的發展中，“壓強戰略”始終貫穿于華為的研發、營銷和企業文化建設等多各環節，這種清晰的專業化發展戰略定位讓華為心無旁鶩地致力于基礎通訊設備的研發，最終被思科列為未來最具競爭力的對手。
（2）強大的技術研發能力。中國沒有哪一家通信企業能像華為這樣每年都拿出超過銷售額10%的資金用于專門的產品研發，對一個前途未卜的3G持續投資上百億美元進行開發。華為這個在中國土生土長的民營企業在NGN網絡的研發上達到世界領先水平，順利實現由中低端路由器向高端路由器的轉換，最終擁有和國際通訊巨頭同場競技的實力。
（3）強勢企業文化。華為公司奉行的是“狼性文化”，狼的三大特性：敏銳的嗅覺；不屈不撓、奮不顧身的進攻精神；群體奮斗。“狼性文化”的主要表現是：華為在產品研發上大手筆投入，為開發產品而不計成本；為了企業持續發展，積極進行像狼一樣的市場攻伐。《華為基本法》第一條就寫道：“通過無依賴的市場壓力傳遞，使內部機制永遠處于激活狀態”。狼性文化促使華為始終為了自身的進步不停奮斗著。
（4）強大的市場營銷能力。華為的營銷戰在業界歷來以快、狠、準著稱，不管是在創業初期推行的“農村包圍城市”還是在發展過程中令對手嘆為觀止的客戶關系經營，華為的目標只有一個：拿到訂單，占領市場。作為公認的“營銷帝國”，華為總能采用最有效的營銷模式快速占領市場。
2、中興通訊。（1）明確的戰略定位。與華為的專業化發展戰略不同，中興一貫將自己的戰略定位在多元化、差異化上。20多年來中興通訊一向采取低成本穩定發展戰略，至今成為惟一擁有全套自主開發、自主品牌基站及交換系統的中國廠商。在研發與營銷投入上，中興并不像華為那么大手筆，中興租用的辦公樓都是不顯眼的辦公樓。
（2）市場導向，而非產品導向。2003年中興的銷售額曾歷史性地超過了華為。中興超越華為主要在CDMA和小靈通兩個產品上，表面上這只是兩個產品的問題，但實際卻是戰略的問題。中國聯通最開始選擇IS-95A增強型CDMA技術而放棄CDMA1X這種更為先進的技術，其重要原因是建設經營CDMA網絡的國家大都采用IS-95A技術。中興認準中國必然會采用成熟的技術而非最先進的技術才能保證網絡的安全可靠。
中興通訊開發小靈通產品可說是運用了“藍海戰略”。雖然小靈通被認為是被淘汰的技術，但中興通訊還是決定專門從事小靈通產品的設計和研發。在中興看來，中國農村面積廣闊，固定電話需求較少，用戶分布零散，但仍然需要鋪設大量的線路，纜線維護成本較高，小靈通通信可以解決有線通信實施過程中的難題。事實證明中興通訊公司的決策是正確的，小靈通為中興創造了豐厚的利潤。
（3）“中庸之道”的企業文化。從中興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中興一直采取穩中求進、低成本開發的戰略，這與中興的“中庸文化”有著密切關系。首先，中興能夠把握國內市場的每一個熱點。從GSM、CDMA到小靈通以及到現在的TD-SCDMA，中興幾乎能夠把握每一個國內市場的熱點。如在手機終端產品呈爆發性增長的2002年，中興通訊也沒被落下。中興通訊是國內唯一提供GSM、CDMA和PHS三大系列產品的手機生產企業，在CDMA、PHS手機上獲利豐厚。其次，中興擁有齊全的產品線。據說中興擁有世界上最齊全的產品線，“不將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是中興始終堅持的做法。
二、中國電信設備制造企業可持續發展中的問題分析
1、性價比優勢喪失。華為、中興在海外市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于利用國內的人力成本優勢，向電信市場提供更具性價比的電信解決方案，挑戰成本極限。據統計，歐洲企業研發人員的年均工作時間只有1300—1400小時，而華為研發人員的年均工作時間卻達到了2750小時，是歐洲同行的兩倍。與此同時，華為研發的人均費用只有2.5萬美元/年，而歐洲企業研發的人均費用大約為12—15萬美元/年，是華為的6倍。正是依靠不計多干、苦干，華為在產品響應速度和客戶服務方面反應較快，研發投入產出比接近大多數西方公司的10倍，這就是華為低成本的核心所在。
電信設備企業的幾次大兼并，愛立信兼并馬可尼、阿爾卡特與朗訊合并、諾基亞與西門子合并，除了增強產品線和擴大市場覆蓋范圍的考慮以外，最大的希望還是節省成本。當華為還在奮力追趕北電、朗訊等二流電信設備商時，全球的電信設備市場只剩下愛立信、阿爾卡特—朗訊、諾基亞—西門子、思科和摩托羅拉等五大玩家，華為以前產品的性價比優勢逐步消失，而完成整合的巨頭們下一步的目標則必然會對準華為。2、缺乏市場應變的戰略管理能力。國際電信巨頭在短時間內完成合并使我們看到了他們優秀的戰略管理和實施的能力。這種能力體現在對市場的清晰和完整的認識，對行業發展趨勢的有效把握，對市場挑戰和威脅的及時預警，對企業自身定位和戰略的理性的思考。
中國企業剛剛進入國際化競爭，在靈敏度和企業戰略應變上還需要加強。雖然華為也曾與馬可尼談判過收購，也曾同西門子商量過兼并，但是都沒有成功。由于中國企業應對變化的戰略不夠明確和肯定，在落實的細節上過多地糾纏、猶豫不定，并且缺少跨國并購經驗的經驗，導致了落實行動的遲緩。
3、技術研發能力不足。由于外國企業申請的專利太多，目前在許多領域已經形成了堅實的技術壁壘，如當前移動通信領域大部分專利仍掌握在日、美、韓等國手中，而且這些國家都擁有移動通信領域的世界級企業，如三星、松下、愛立信、日本電氣、高通等，專利的申請人也多是這些企業。現在由中國提交并被采納為國際標準的數量較少，領域狹窄。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國外的大制造企業的科研投入一般為年銷售額的4%左右，進入90年代后這種投入明顯加大，為10%左右。近年為了研究和開發3G移動技術和其他新技術，國外有的大公司對移動通信的科技投入提升到16%。就科研投入的比例而言，中國一些大的通信設備制造商的科研投入比例也相當大，但由于中國通信設備制造商的生產規模無法與國外大型制造商相比，所以從絕對值看，目前國內通信設備制造商的科研投入仍然很少，與國外存在較大的差距。科技投入低導致了中國通信制造企業自主開發創新能力的薄弱，
三、結論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興和華為這樣的中國電信設備制造企業通過自己不懈的努力，已經在很多重要技術領域取得重大突破，但在規模、技術、品牌等方面與跨國企業的差距依然很大。中國的電信設備制造企業在成功地實現了優秀到卓越的跨越之后，下一個關鍵的挑戰是如何使企業能基業常青。中國的電信設備制造企業必須進一步加強技術實力、市場運營能力和資本運營能力，這樣才能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保證企業的長久生存和發展。
【參考文獻】
[1]錢悅：世界主流通信制造企業整合對中國通信業的影響的研究[D].北京郵電大學，2007.
[2]成媛：我國通信設備企業發展戰略比較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2007.
[3]王學人：以資本經營戰略推動我國電信企業國際化[J].WORLDTELECOMMUNICATIONS，2006（5）.
一、重構文學與圖像的關系：視覺文化的文學意義
1.“語—圖”關系與文學觀念的重構
視覺文化將“語言—圖像”關系提升到“語言—文學”關系對等的高度，對“文學是語言的藝術”的傳統定義進行了修正或補充，試圖從根本上顛覆和重構文學觀念。視覺文化的提出，揭示了“語—圖”關系的“一體”“分體”與“合體”的歷史形態，以及相應的“以圖言說”“語圖互仿”與“語圖互文”的關系特征①，這就從文學觀念的邏輯起點肯定了視覺文化對文學的意義和價值。視覺文化主要是在文學和藝術的領域，重申和強調了文字與圖像的關系，文字和圖像作為人類認識和表達的主要方式，具有各自的性質特點的一面，也有相互滲透聯系的一面，兩者本身就有此消彼長的關系，還隨著審美習慣、文藝生產、科技水平的發展而改變。視覺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文學研究的語境，圖像表達具有自己的規則和語法，這種規則具有很大的隱喻性，對文字規則和語法產生了很大沖擊，相關聯的作家創作、作品傳播、讀者閱讀、評論家闡述等都產生巨大的影響。消費社會的到來，無疑加快了視覺文化的蔓延，“消費文化使用的是影像、記號和符號產品，它們所體現的是夢想、欲望與離奇幻想。它暗示的是：在自戀式地讓自我而非他人感到滿足時，表現的無不是那種浪漫的純真感情的實現”②。消費文化充分利用了視覺文化的隱喻特點，讓消費更多地成為一種心理、符號和隱形消費。
視覺文化凸顯了圖像的本體地位，圖像意識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認可和接受，增強了文學研究中的圖像觀念和視覺意識。視覺文化是以圖像為主因建構事物的文化形態，人們通過圖像進行理解、表達和解釋，通過圖像可以反向研究人們的認知、理解和表達能力。人們面對越來越多的照片、圖畫和影像時，能夠產生相應的意識體驗，這種意識體驗是一種意向。圖像意識促進了人文科學內部多學科之間的交流和互動，圖像成為思想研究、藝術研究、歷史研究和宗教學研究等多領域的基本素材，例如藝術開始重視潛藏于視覺語言中的思想意義，各個學科在視角、方法和觀念上對視覺文化的重視增加。其實，近代學者早就關注圖像對于歷史、藝術和文學等學術研究的意義，傅斯年、王國維、梁啟超等均對圖像材料十分重視，并且落實在自己的學術研究和中國現代學科建構實踐中，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后的藝術研究、文學研究吸收了歐美學界關于視覺文化的思想，以跨學科的方式逐漸成為各學科對話、交流的平臺，視覺藝術被置于日常物質世界、制度性世界、觀念世界等不同層次加以考量③，這種圖像與思想、觀念的互動交聯影響和加深了文學藝術研究。
2. 視覺文化與文學現實的重構
文學研究要正視文學現實的不斷變化，視覺文化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引發關于“視覺轉向”“圖像轉向”的討論，并被視為文學研究的主要挑戰之一。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社會轉型中，文學被看成社會文化轉型的重要表征，文化轉向被看成文學研究的重要趨勢，視覺文化被納入文學研究的范圍，成為文學研究拓展的重要內容。
視覺文化成為文學現實的新元素，在思想資源上主要來自巴拉茲、本雅明、海德格爾、麥克盧漢、波德里亞、貝爾等關于“非印刷文化”的論述，本雅明所謂“機械復制時代”，海德格爾所謂“世界圖像的時代”，麥克盧漢所謂“圖像人”，德波所謂“景觀社會”，波德里亞所謂“消費社會”，貝爾所謂“當代文化正在變成一種視覺文化”，等等。西方理論家對視覺文化的預言和批判，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很多中國學者眼里，儼然成為文學現實之一種。但是，回顧二十多年的視覺文化研究，絕大多數學者一方面都接受西方學者對于視覺文化的批判和反思立場，另一方面又對視覺文化的到來堅信不疑，這種看似自相矛盾的現象反映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在理論創新和現實判斷上的無力，前者是跟風，后者是膚淺。視覺文化在西方尤其獨特的社會背景和科技基礎，其概念和意義在中國顯然不可同日而語，西方視覺文化理論有其內在的矛盾性，視覺文化對文學研究也有獨特的影響，這些應該成為文學研究者深入調研和探討的問題。
視覺文化研究尚未形成基本的理論共識，也就缺乏建設性理論和原創性理論，文學研究只能在一種雜揉和無序的狀態下面對視覺文化，所謂“沖擊”也是模糊的。西方論者對視覺文化的界定也有諸多分歧，海伍德、桑迪韋爾等認為視覺文化無需證明，巴納德等從廣義和狹義的角度區分視覺文化，鮑爾德溫等從文本和生活方式的文化角度理解視覺文化，米爾佐夫等從整體性、綜合性和廣泛性角度認識視覺文化。面對西方視覺文化理論的不同論點，中國學者很容易將其忽略，或者片面地加以理解和運用，沒法細微地體慮到其具體語境。這就很容易產生錯覺，將視覺文化大而化之地看成現代社會、后現代社會的整體性特征。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世界成為圖像，人成為主體，“現代的基本進程乃是對作為圖像的世界的征服過程”④，視覺文化在文學研究領域被視為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還被看成區分現代社會與后現代社會的重要標志。中國當代興起一股文化產業潮流，文化產業被視為未來產業、朝陽產業和希望產業，全國各地都將包括廣播傳媒、電視電影、出版印刷等在內的產業領域劃歸文化產業，當成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文化具有意識形態性和產業性兩大基本屬性，文化產業主要是體現了文化的產業性特征，這種文化的“產業性”或大眾的一面，從其出現至今已滲透整個世界，在音樂和其他媒介的輔助下，文化產業已日益變成了視覺文化產業⑤。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文化產業既有意識形態性，又具有產業性，具體分為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這和西方文化產業具有根本性的區別，中西視覺文化自然也有很大差異。
二、范式轉型與審美嬗變：視覺文化的精神價值
視覺文化加速了文學研究的跨學科發展，拓展了文學研究的邊界和視域，語言藝術與圖像藝術之間相互滲透和模仿的趨勢進一步增強，這都促使文學批評走出書齋，走向更為廣闊的視覺文化世界，扮演了文化闡釋、消費引導和批判反思的重要角色，顯示出視覺文化的批評價值。
視覺文化對文學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和思路，文學研究相應作出了回應，這種回應也是對自身策略的調整。第一種調整是“舊瓶裝新酒”，以傳統文學研究為標準，將視覺文化視為與閱讀文化或印刷文化不同的研究對象，從語圖二元對立的角度理解視覺文化，用傳統研究方法探究視覺文化的內部結構。第二種調整是“文化轉向”，以西方文化研究/文化批評的方法研究視覺文化，將視覺文化視為現代社會、后現代社會的一種文化現象，強調視覺文化的政治分析。第三種調整是“多元綜合”，以符合學、社會學、敘事學等多種角度和方法，研究視覺文化背后的文化制度、表意實踐和敘事策略，強調視覺文化研究的綜合性和多元化。這些調整無疑擴大了文學研究的范圍，打破了文學研究的某些邊界，引入多種學科的研究方法和視角，提出了之前被忽視或沒有引起重視的問題。視覺文化引發了文學研究的一系列連鎖反應，視覺文化相對的印刷文化、視覺藝術、文化研究、視覺分析、圖像人、視覺性、視覺化、圖像轉向、視覺轉向、景觀社會等成為新的研究對象和領域，對原有學科產生深遠影響。與高漲的熱情相比，目前視覺文化多的是文化現象的描述和淺層理論的販賣，缺乏深入的結構分析和豐富的文化實踐。對于西方視覺文化理論，目前的闡釋多是抽象、空洞的理論分析，缺乏理論產生和應用的語境，更沒有考慮與中國實際的對接。其實，西方視覺文化理論固然抽象，但都有其產生的現實淵源和理論傳承，都是針對具體社會問題和文化矛盾的思考和對策，都具有本土視野和問題意識，而這恰是中國視覺文化研究所缺乏的。
視覺文化要求文學研究作出選擇，文學研究必須處理好與視覺文化以及其他各種新興文化的關系，才能對現實發言，才能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從競爭角度來說，視覺文化并非第一個對文學研究提出挑戰的新事物，肯定也不會是最后一個挑戰者。從宏觀來看，文學研究是基于語言分析，視覺文化是基于圖像分析，兩者的互仿和交叉也是基于兩者在對象、方法、范圍上的差異而實現的，不能是對立或取代的關系，在不同的語境下兩者都有自己的優勢或劣勢，要在適當的時機選擇恰當的范式和方法才能達到最佳效果。從已經取得較大實績來看，文學研究與視覺文化研究結合較好的方式有兩種，并且已經達成一定共識，促進了文學研究的發展和提升。第一種方式較為普遍，即將視覺文化看成文學研究的整體性文化背景，考察文學藝術在視覺化、圖像化和景觀化的社會背景下的新變化，包括內容、形式和審美取向等多方面的調整，這在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文藝學等學科都有明顯體現，相關成果形式包括專著、期刊論文、碩博學位論文、學術會議等。第二種方式較為集中，特別聚焦影視文化等視覺文化的結構、語言、審美等核心要素，以專題研討的方式專門探究語言在視覺文化中的性質、功能和價值。
視覺文化代表了新的審美風尚，相關研究也呈強勁態勢，大批文學研究者放棄傳統研究范式、轉而以文化研究、媒體研究為重心，視覺藝術、傳媒影視的傳統研究也深受文學研究這種變化的影響。市場經濟、消費社會和全球化等外在語境的變化沖擊了文學閱讀為代表的印刷文化，改變了人們的審美關照方式，諸如“文學死了”的論調紛囂其上，這都要求文學研究革新研究范式，吸收新的時代精神。就文學而言，文學與傳媒具有天然的血肉聯系，大眾傳媒讓文學更加多樣、直接地與其他藝術門類加強了溝通和融合。視覺文化改變了文藝生產方式和生存環境，“文化生產領域發生了變革，傳統形式讓位于各種綜合的媒體實驗，攝影、電影和電視開始滲透和移入視覺文藝作品（和其他藝術形式），正產生出各種各樣的高技術的綜合物”⑥，文學生產方式自然也會受到相應改變，包括內容、形式和技術等都體現出被當代傳媒建構的特點，為打破原有文學生產格局、等級關系、媒體組織提供了條件。視覺文化要汲取文學藝術的營養，改變目前視覺文化中語言粗鄙、低俗、平庸的現象，提升視覺文化的審美品質。
視覺文化改變了文學格局，也引發文學研究內部的裂變，媒介的功能和價值得到提升，成為文學研究的本質要素之一。在視覺文化時代，電子出版物具有印刷物所缺乏的立體、趣味、智能、簡捷的優勢，大大調動起讀者、尤其是青少年讀者的主動性、積極性，科技創新讓電子出版可以融合文本、音頻、視頻、圖像、檢索為一體，可以存儲和提取海量信息，方便快捷、易于操作和攜帶，這不僅是出版業的革命，而且是文化生產的深刻變革。借用傳播學意義上“媒介即訊息”的說法，視覺文化時代的多媒介本身具有獨立的意義，例如網絡等新媒介在激發靈感、搜集素材、調動記憶和語言表達等方面具有人力不可比擬的優勢，這大大改變了某些類型文學的寫作，甚至可以稱為除世界、作家、作品、讀者之外的“第五要素”⑦。這種技術理性在某種程度上讓多種多樣的文化垃圾以幾何倍數增長，完全超出人力范圍，這在大眾文化消費品中所占比例很大。人們對視覺文化的批評和指責，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工具理性、技術理性壓倒和超越了表現理性和審美理性，文學生產的金錢邏輯制約和扭曲了審美邏輯。技術和媒介本來是文學生產的動力和工具，但到頭來反而又受制于這種工具，越來越依賴工具，文學的主體性就會受到限制，媒介就會帶有某些主體性特征，甚至僭越主體性的現象時常發生。
傳統文學研究對視覺文化時代的文學新發展反映遲鈍，文學研究與視覺文化的關系發生逆轉。很長時期內都是電子文學創作者進行“自我批評”“自我欣賞”，這既造成文學批評的缺席，也不利于新興文學的發展。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網絡傳媒初創期，對計算機、網絡的關注多于對文學的關注，軟件開發、電子文學和文學批評的作者幾乎重合，而且是通過傳統媒體擴大其影響。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萬維網（1990年后Web 1.0，2004年后Web 2.0）登上歷史舞臺，文學批評對電子文學的態度趨于平和，不像早期那樣偏激和極端。就中國而言，2000年后網絡小說為代表的網絡文學創作及批評開始繁榮，出現不少關注社會和具有藝術想象的作品；2004年后網絡文學呈現產業化趨勢，網站作品點擊量、作者人數、注冊用戶、更新字數等突飛猛進，電子文學批評在線上線下都很活躍。隨著技術的發展和觀念的更新，第二代互聯網、第三代移動技術、第二代GPS、數碼等傳媒呈現泛化趨勢，尤其是2006年后Web 3.0成為熱門，智能化、語義化、多網融合、星際化等成為發展趨勢。十幾年間，文學批評對電子文學的態度發生逆轉，從初期文學批評不把電子傳媒當回事，到驚呼“狼來了”，到現在網絡傳媒收編一切的態勢，文學批評并未做好應對新形勢的準備，也沒好好研究其中的重要問題。文學批評要對新興文學以寬容的心態，研究其對傳統文學的繼承與變異，立足具有作品的分析和作品產生環節的探究，還要進行本體論、類型學和社會學的考察，加強虛擬環境下創作、接受、傳播中的技巧，由此產生的身份、倫理、法律、道德、政策、產業等問題。
文學研究應該在視覺文化時揮更大的作用，讓文學批評走向文化審美層面，辨別、分析和提升視覺文化提供的新經驗、新情感，讓文學與視覺文化在人類精神活動、主體創造性、審美文化層面進行溝通和對話，進而把握到永恒、深刻和變遷的時代精神和審美價值，在新的高度將文學、視覺文化以及其他審美文化形態進行有機整合，不斷探尋人類把握世界的多種方式。視覺文化時代的文學研究一方面要緊緊圍繞人的精神和審美維度展開建設性探討，另一方面要切實拓展和引導視覺文化的發展空間，重新定位文化立場和精神標桿。在共同的精神追求和趨同的審美維度上，文學與視覺文化會在民間立場和人文精神等方面找到契合點，能夠彰顯文學批評自由性和人文關懷，在新的文化變遷面前挖掘出人文精神的裂變，抵抗和反思工具理性的侵蝕。視覺文化的發展不能僅靠技術和資本，而要在更高的層面進行精神建構和審美訴求，增強對社會價值和責任感的自覺。總之，在視覺文化時代，文學與視覺文化應該是一種互動、雙贏的關系，這是時代精神的要求，也是審美價值的體現。
注釋：
①趙：《文學和圖像關系研究中的若干問題》，《江海學刊》2010年第1期。
②Mike Featurestone，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rtenism，Sage Publication，London，1990，p.28.
③Jessica Rawson， "Han Dynasty Tomb Planning and Design"， Actes Des Symposiums Internationaux Le Monde Visuel Chinois. eds. Chrystelle Maréchal and Yau Shun-chiu Numéro Spécial No. 2（Paris， 2005）：103-116.
④[德]海德格爾：《世界圖像的時代》，選自孫周興選編：《海德格爾選集》，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904頁。
⑤[斯洛文尼亞]阿萊斯·艾爾雅維茨著，胡菊蘭、張云鵬譯：《圖像時代》，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頁。
⑥[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遜著，胡亞敏譯：《文化轉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頁。
⑦單小曦：《現代傳媒語境中的文學存在方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頁。
一、苗族民間傳統醫藥從技術層面到精神層面研究的雙重發展
對苗族民間傳統醫藥的研究起步最早的是中國，東南亞和西方國家對苗族這一領域的關注在現有文字的文獻中上溯到20世紀80年代末才偶有見到。在類似的研究中，重點從認知的角度去說明苗族醫藥的功效、使用方法及醫用特點的如著作類有陸科閔著<苗族藥物集>(專著)，歐志安著《湘西苗藥匯編》、《湘西苗醫史考》，陳德嬡、羅廷華、張厚權共同主編《苗族醫藥學》，包駿、冉懋雄主編《貴州苗族醫藥研究與開發》、《中國苗藥彩色圖譜》，邱德文、杜江等主編《中華本草•苗藥卷》，唐海華《苗族藥物學》，滕建甲、黃愛群《苗家實用藥方》，祝均輝主編《風濕病苗藥本草薈萃》等；論文類有田振華《苗藥功效分類的探討：》，嚴一鋒等《苗藥加牽引治療腰椎間盤突出癥》，王友《苗藥苦參的臨床新用》，麻福昌《淺談苗藥針角灸》，楊漢梅《苗藥熏蒸治“末病”》，彭繼鐵、周德忠《苗族藥“乙肝散”治療乙型肝炎320例小結：}，張東海、田華詠等《苗醫骨傷科史略》，鄭曙光等《中苗醫熏蒸療法述略>，文明昌等《苗族醫藥治療牛皮癬188例臨床觀察：》，杜江<苗醫用藥的基本規律》，龍金光{：雷公山苗藥治療白內障》，張繼德<苗藥雪冬花合劑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125例臨床觀察>，張厚良<貴州苗藥研究與開發戰略》等等。從文化的層面去建構苗族傳統醫藥理論體系的成果中著作類有雷安平等主編《苗族生成哲學研究：》，陸科閔<苗族醫學>，杜江等<中國苗醫藥>，杜江、張景梅等主編<苗醫基礎>，胡成剛《苗藥資源學)，田興秀<苗族醫藥學>，杜江、田華詠、張景梅主編<苗族醫藥發展史>，田興秀<三本論》，滕建甲《苗家養生秘錄》，彭再生、祝均輝主編《湖北苗藥》等；論文和專題調查報告有馬太江《川黔滇鄰區苗族醫藥文化探析》，冉懋雄等《略論貴州苗族醫藥的發展歷程與醫理方藥特色》。唐海華《論苗藥學九大特色》，吳元黔《苗族醫藥學發展簡史述略》，麻勇斌《論苗族醫藥基礎理論研究的缺陷》，萬昌發《論貴州苗族醫藥》，唐永江《苗醫學體系研究》，冉懋雄《苗族族源與苗族醫藥溯源探討》，龍光橋《苗族醫藥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的體制》，麻勇恒《苗族生命意識衍生的醫藥邏輯詮釋——以湘西方言苗族為例》，修洼倒《美國苗族巫師和草藥的傳統用法》、老撾傳統治病藥方(Tshuajkhumob))等等。上述這些研究成果中，許多研究者不僅對苗族民間傳統醫藥在技術層面上有一個較為系統的梳理，而且從具體的技藝中也歸納出苗族在這一領域里通過長期實踐而建構起來的理論體系。如《苗族醫藥學》除了在藥物上對各地苗族所使用的植物藥、動物藥和礦物藥的使用特點以及單驗方等情況等進行詳細的介紹外，還對苗族醫藥形成的歷史與源流、醫理與癥治等作了詳細的概括和歸納。此外，《貴州苗族醫藥研究與開發》、《苗族藥物學》等既有苗族的傳統醫藥理論的建構。又有對藥物認知技能的分類介紹。
二、苗族醫藥從傳統技能的文化疊加到苗族醫藥學的理論建構過程
在苗族的傳統認識觀念中。“醫”和“藥”是兩個互為依存的整體，二者是相輔相成的。無論是中國，還是定居在越南、泰國和老撾等國家的苗族都普遍認為，“醫藥醫藥，離醫藥無本，離藥醫無根。”“醫”和“藥”在各方言區的苗語中屬于動詞和名詞的兩個不同語法詞性的詞。“醫”在西部方言苗語(又稱川黔滇方言苗語)中稱為kot，如說“他去貴陽治病”NilmolGuifYangxkotmaob；“藥”在西部方言苗語中稱為guab。如說“你吃藥嗎?”Gaoxbuafnaoxguab。在苗語黔東方言區。“醫”稱為diot，如說“去找藥來醫治”monglqabjabloldiot；稱“藥”為jab。如說“這個藥好得很”Laibjabnongdvutbongtwat。“醫治”在湘西方言苗語中稱為chot，如“醫病”在這里的苗語中說chotmongb，“他去吉首醫(治)病”：wudmongljibshuidchotmongb，“他的藥可以醫治你的病”：wubnangdnggabkotchotrutmongxnangdmongb等。“藥”這個詞在湘西方言苗語中稱為nggab，如“我們家里種植的草藥很多”boubbloudjiangsmexjitdudnangdnggab，“用這個藥去醫治你的病很適合”Geudadlaibnggadnendzhotmongxnangdmongbhensrut等。在苗族的社會生活中，從醫藥文化的結構上講，既需要“醫藥一體”、“醫護一體”、“醫養一體”，同時也需要“防養一家(即指預防和食物療養)”、“醫巫一家”、“醫護一家”、“醫武一家”，這三個“一體”與四個“一家”是苗族傳統醫藥文化核心價值體系建構中的技術基礎。事實上，無論是“一體”還是“一家”，都彼此存在著對這些傳統技能文化的疊加現象。
如果我們以一種技能文化(指治療一種單一病癥的本領)來界定每個苗族民間醫藥師對傳統醫藥文化的理解，“醫、巫、武、技、療、養”兼通是他(她)們既有醫治一種疾病的專長，同時還兼顧懂得其它病癥醫療方法的重要技能基礎。在我們接觸過的苗族醫藥師中，從他們所治愈的各種病例里可以看出他們每個人都是集各種苗醫技能文化于一體的“多面手”。如貴州省黔東南州的苗醫龍道元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就用苗藥治愈多種癌癥患者116例，其中肺癌38例、肝癌3l例、乳腺癌15例、子宮癌5例、骨癌5例、食道癌5例、腸癌5例、腦癌4例、鼻癌3例、陰道癌1例、白血病4例…(P．”；在貴州省貴陽市開設濟眾診所的苗族民間藥醫呂世祥至今堅持行醫50多年，他個人熟知使用的草藥有3000多種、單驗方2000多個，經過他治愈的各種疑難雜癥重病患者達上萬人，據這位70多歲的苗族老醫師不完全統計，他先后僅以苗藥治愈的各種病癥中，有白血病17例、肺癌170例、各種腫瘤300多例、紅斑狼瘡12例、皮肌炎3例、類風濕500多例、母豬瘋60多例、乙肝200多例、糖尿病500多例、緩解中風偏癱1000多例、哮喘500多例、男女不孕不育癥200多例、腎病綜合癥100多例等【2j。也就是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具有一專多能的超強本領。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醫巫一家”這種現象雖然已經越來越少，但這種精神療法在苗族聚居區依然隨處可見，從人類學的角度講．巫祀療法更能體現苗族社會中群體性的人文關懷。比如在老撾、越南、泰國以及移居美國的苗族中，每當人的身體狀況不佳．都要請巫師到家里來做UaNees(譯意為“敬家神驅惡鬼”)儀式，然后殺豬宰羊，讓其精神獲得鼓舞，通過飲食調節、環境療養等多種方式使其得到慢慢的康復。又如，在貴州都柳江和清水江上游的苗族村寨，當16歲以下的少年兒童身體不佳時，同樣要舉行AitWukyis(譯意為“敬娘娘神”)的儀式，而對于身體不佳的成年人，則要舉行的是JenlNzes(譯意為“栽生命樹”)的儀式等等。用苗族人對這～問題的理解，即所謂的“神藥兩解”。值得注意的是，苗族的這種“神藥兩解”文化建構方式，我們從早期的漢文獻史籍中均可找到相關的記載。如西漢劉向在《世說新語》的《說苑辨物》中稱：“吾聞古之為醫者日苗父。苗父之為醫也，以菅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5諸扶之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近人劉鏡如在《中醫史話》里解釋說，“苗父”就是“苗黎族的巫師”，也就是當今各種苗族傳說中的“苗藥師”。從上述這些實例中充分說明，苗族對藥物知識的認知和醫療技藝的文化形成都是一個經過長期積累和技能性文化疊加的建構過程。
三、生存環境的適應性對苗族傳統病患觀念的影響及醫藥文化體系的建構
苗族有許多不同的支系。盡管苗族的支系多，分布面廣，但在自稱上則有著相同的同源讀音Hmong，而且在苗語古音構擬中均有著相同的詞匯來源。語言結構的一致性決定了苗族傳統文化的同一性。由此，我們在不同地區的田野調查中，既看到了生存環境的適應性因苗族傳統文化的相同而在總體觀念體系建構中的相似性。同時也因每個支系苗族的社會歷史過程不同，在文化進化發展中出現了多線性的適應發展方式。具體而言，各個支系苗族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理解都是一致的。在苗族看來，人與自然中各種有生物和無生物之間是平等的關系。如從東南亞移居美國的苗族至今還保留著這樣的文化觀念，“由于人與大自然必須達成平衡才能共處。苗族認為，疾病就是這種關系的不正常所致。風濕病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其癥狀是關節和身上疼痛。苗族人常把這種病與天氣暖和及多雨潮濕的到來聯系起來。如發燒、感冒、流鼻涕和咳嗽歸因于人與大自然關系的改變。”【副與此相同的是，我們到貴州省從江縣岜沙苗族做人類學田野觀察時同樣發現，“在岜沙苗族的社會生活中，對15歲以下身體健康程度較差的未成年兒童，當地人都有將此幼子拜祭樹神的習俗。人拜祭樹，是人把樹看成是人的父母一樣，對子女進行關愛，將樹與人進行平等對待，其行為對人起到了撫慰作用，目的是讓樹神永遠守護著這個孩子，像父母一樣關心自己的子女。人與神的關系和神與神的關系，它代表著人間的輩份、人間的性別等都有了賦予【4j。”這種“賦予”關系就是苗族傳統文化中所指的人與自然的平等關系。
20年前，華為只有6名員工、2.4萬元注冊資金；今天，華為在印度、美國、瑞典、俄羅斯以及中國的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均設立研究所。一舉成為全世界三大通訊設備供應商之一，而且仍在不斷的蠶食著跨國巨頭們的市場。可以說華為是中國最成功的高科技公司，沒有之一！
華為為什么如此成功？這問題很復雜，不可能歸結于單一原因。但華為公司在成長過程中間，對于流程為主的管理的不斷優化，卻值得我們借鑒。
1998年是華為公司高速擴張之際，憑借著刺激的激勵機制和激烈的內部競爭、狼性文化，華為公司已經將銷售收入做到了近90億元，然而企業的高速發展，讓管理的弱點和流程混亂暴露無疑。因為缺乏嚴格、可控的開發制度，華為公司往往是數個TEAM同時做一個項目，然后優勝劣汰，此種管理效率較低，結果可控性差，在平均交貨時間、庫存周轉率等方面大幅度低于國際領先水平。
華為的研發費用浪費比例和產品開發周期是業界最佳水平的兩倍以上，同時華為銷售額雖然連年增長，但產品的毛利率卻逐年下降，人均效益只有Cisco、IBM等企業的1/3～1/6。華為的員工說：“我們沒有時間將事情一次性做好，卻總有時間將事情一做再做！”
顯然靠著人海戰術帶來的競爭壓力和強激勵措施，已經很難將企業推向更高的層面了。
1998年8月，華為與IBM公司合作啟動了“IT策略與規劃（IT S&P）”項目，開始規劃華為未來3～5年需要開展的業務變革和IT項目，其中包括IPD（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集成產品開發）、ISC（Integrated Supply Chain，集成供應鏈）、IT系統重整、財務四統一等8個項目，IPD和ISC是其中的重點。
直到2003年上半年，數十位IBM專家撤離華為，業務變革項目暫告一個段落。此次業務流程變革歷時5年，耗資5000萬美元。
但是IBM咨詢項目帶來的收益更加明顯，憑借當時打下的良好的開發、供應鏈、財務、IT系統，業務流程清晰之后，華為縮減了與國際領先公司的管理差距，效率大幅度提升。
2008年華為公司的銷售額將突破180億美元，是1998年的近20倍，但研發人員只有當時的4倍。在華為高速發展之時，正是從IBM引入的管理流程，幫助華為大幅度提升了效率，從而讓華為在規模急速擴張的同時，避免了混亂和無序；同時也讓華為從技術導向轉向了市場與技術的有效結合。
如果把華為奇跡歸因于流程管理，顯然并不客觀；但是毫無疑問，華為走向國際領先企業的過程中間，流程管理、IT信息技術、人力資源管理等現代管理制度的導入，起著制度保證的作用。
流程管理的重要意義
中國的計劃經濟烙印仍然深刻，不少企業仍延續著職能管理模式，沿用著金字塔型的層級命令控制體系，各部門各自為政，堅持自利取向，只在自己的天地里在意職能完成程度，在乎垂直性的管理控制，而部門之間的職能行為往往缺少完整有機的聯系，導致效率下降。
流程導向恰恰能對職能導向進行彌補。發達國家制定出的管理流程已經得到了很多世界卓越企業的驗證；對絕大多數中國企業來說，模仿是一個必然。
流程是MichaelHammer和JamesChampy在《企業再造——經營革命宣言》中提出的一個概念，系指“企業為達到期望的管理或業務目標，在一定輸入資源的基礎上，通過明確的組織、人員執行并產生特定輸出結果的一系列的管理或業務活動。一個完整的管理流程包括6個要素：目標、輸入資源、人員（崗位）、活動、活動的相互作用（協作關系）、輸出結果。
管理流程的作用主要是為了實現企業管理的精細化，并以此來指導員工的操作行為。流程導向注重目標導向和時間觀念，也就是說，以客戶、市場需求為導向，將企業的行為視為一個總流程上的流程集合，對這個集合進行管理和控制，強調全過程的協調及目標化。每一件工作都是流程的一部分，是一個流程的節點，它的完成必須滿足整個流程的時間要求，從而保障了對整體目標負責制。
實際上，建立管理流程的目的是要把企業打造成一臺自動運行的機器，讓每一位員工都成為這臺機器上的一個標準配件。
流程管理和流程再造，不止是幾個計算機軟件那么簡單，有些企業付出重金實施世界上最好的ERP軟件而效果卻令人失望。通用電氣首席執行官杰克.韋爾奇非常推崇的流程管理，他說“成功屬于精簡敏捷的組織。”每個通用電氣人都強調速度、簡潔和自信。
因為自信可以使復雜的問題簡單化，而簡單的程序可以保證快速的應變。用通用電氣一貫主張的速度原則表述便是：最少的監督、最少的決策拖延、最靈活的競爭。
“精簡”的內涵首先在于內心思維的集中。通用電氣所有經理人員必須用書面形式回答5個策略性問題。扼要的問題使員工明白自己真正該花時間去思考的到底是什么；而書面的形式則強迫他們必須把自己的思緒整理得更清晰、更有條理。
通用電氣的各項工作都必須勾畫出“流程圖”作為說明，從而能清楚地揭示每一個細微步驟的次序與關系。對于速度，韋爾奇常用“光速”和“子彈列車”來描繪。他堅信：只有速度足夠快的企業才能繼續生存下去。
或許，這對于中國企業將是借鑒和超越的目標。
管理流程對員工的作用，就是回答以下問題：
1、范圍：做什么？——WHAT
2、目的：為什么要做？——WHY
3、責任人：由誰來做？——WHO
4、方法：怎樣做？——HOW
5、切入點：從哪里開始入手，按什么路徑——WHERE
6、工作進程：工作程序步驟對應的工作日程與安排——WHEN
7、完成標準：做到什么程度？——HOW MUCH
國內企業流程管理的探索
反觀國內兩大企業：光明和海爾。他們通過流程優化改進速度和效率的思路和手段，也頗值得制藥行業借鑒。
光明是中國第一家實施ERP系統的乳業企業，用國際上先進的流程管理思想來指導業務發展，用信息技術來提高速度和效率。光明的大部分流程已經先期“國際化”，并且他們ERP流程的絕大部分都是按照自己的流程來設計的。他們把主要精力放在利用ERP系統的流程及信息技術強化“新鮮乳品”的質量和新鮮度上。
海爾將這個從“職能導向”向“流程導向”邁進的過程稱為“實行流程再造”。海爾實行流程再造并沒有強調一步到位的基于計算機軟件系統的流程，也從不套用那些繁冗復雜的詞匯，而是非常注重企業管理層與企業員工對流程再造的概念推廣。比如：
通過“投入產出一致”的模式，引入流程導向中注重過程效率，流程是以時間為尺度來運行的；通過為使每個人每個崗位設定“零基目標”：質量零缺陷、交貨期零延誤、產品零庫存、與用戶零距離、零營運資本、零冗員。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就要把問題買斷，然后解決。引入流程導向中的績效目標考核，削減職能管理上的控制作用；通過“SBU”，即策略事業單位（Stragtegical Business Unit），實施流程導向中的信息傳遞要求，追求組織簡單化和高效化；通過“型號經理制”，實施流程導向中全流程的績效表現取代個別部門或個別活動的績效；通過“人人都有一個市場，人人都面對一個市場”，實施流程導向中激勵各成員共同追求流程的績效，重視客戶需求的價值。
海爾管理層試圖向員工傳遞，再造整個流程旋轉的主動力已不再是過去的行政指令，而是相互間平等的買賣關系、服務關系和契約關系。通過這些關系把外部市場訂單轉變成一系列內部的市場訂單，形成以訂單為中心、上下工序和崗位之間相互咬合、自行調節運行的業務鏈。每個流程、每道工序、每個人的收入來自自己服務的市場和對象。服務有效，按合同索酬；服務無效或效果不好，對方可以索賠。這樣做的結果，就使企業的每一個人都有了自己的客戶，每一個人都與市場保持零距離。
要實現流程管理的成功，就必須在運行中融入5大因素：管理層參與、培訓引導、員工認同、績效驅動、監控推動。在總體規劃設計海爾流程再造革命的同時，張瑞敏制定了分步實施的方案，并通過五年實踐，循序漸進地實施了流程與職能兼容的管理方式。
第一階段，整合內部資源，建立市場鏈框架，即，將企業所有資源集中起來經營一個品牌。第二階段，整合外部資源，在市場鏈框架上獲取有價值的訂單。第三階段，整合人力資源，使每個人成為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創新主體，創造訂單的更高價值。
按照這些實施步驟，海爾的主流程就是把原來各事業部的財務、采購、銷售業務全部分離出來，各種資源整合為全集團統一創品牌服務的營銷（商流）、采購（物流）、結算（資金流）體系，使整個企業環環相扣，運行有序以符合流程導向。
點評：制藥企業需要流程管理
對于中國大量的制藥企業來說，如何導入流程管理理念，將是能否決勝未來、真正培育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