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12 16:10:55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刑事訴訟法提綱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關鍵詞：刑事訴訟法；教學方法；思考
刑事訴訟法是一門重要的基礎性課程，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其主要內容包括原理和實務兩部分。這門課程的教學重點是幫助學生掌握刑事訴訟程序運行的法律依據和規律。筆者結合多年的教學與實踐經驗，對刑事訴訟課程教學開展了相關研究，并對實踐的教學方法進行了總結。
一、改革的必要性和改革的方向
過去，刑事訴訟法課程的教學模式主要以講授教材案例為主，教師在刑事訴訟教學中處于主導地位，而學生多為被動接受相關理論知識，在教學活動中處于輔地位。大多數教師在課程安排上也比較單一，一般采取將課本內容分成小節進行授課的教學方式，這樣的模式導致學生不能系統認識刑事訴訟程序及其運行規律。學生在被動接受知識的情況下，很難準確地運用所學知識分析現實中遇到的問題，綜合能力很難得到提升。然而刑事訴訟法的實踐性又要求學生具備運用所學知識分析并解決各種實踐問題的能力，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供需不匹配問題。綜上，該課程的教學改革勢在必行。對此，筆者認為可以將教學模式作為改革的突破口，靈活運用各種教學方式，有效提升教學效果，將學生培養成為更具法律執業實踐能力的綜合類人才。
二、刑事訴訟法教學存在的問題
我國刑事訴訟法教學注重刑事訴訟理論講授，而相對忽視了實踐教學環節，導致難以實現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具體表現為：
（一）課程內容龐雜，填鴨式教學導致學生學習興趣不高
刑事訴訟法的教學內容龐雜，內容較為晦澀難懂，具體表現為：刑事訴訟的基本制度包含刑事訴訟的原則、證據、強制措施等內容，刑事案件辦案流程包括偵查、、審判、執行、審判監督等各類辦案流程程序。因此，教師往往會把較多的時間放在對基礎知識和法條的講解上；而教授方式又以填鴨式為主，如不采取多種教學方式，學生就只能死記硬背，導致學習興趣不高。
（二）偏重理論知識講解，忽視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
刑事訴訟法作為一門實踐性很強的課程，研究的主要內容是刑事訴訟主體——公、檢、法等國家專門機關和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活動。通過本課程的學習，學生除了掌握刑事案件的程序和訴訟主體的權利義務，還要具備與刑事訴訟當事人的溝通能力，最為關鍵的是具備審查判斷刑事訴訟證據的能力，為將來在法律工作崗位上綜合運用所學的知識，解決實踐中的問題。當前以基礎知識及法條講解的教學方式已無法滿足培養應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1］。
（三）不注意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學生缺乏系
統性認知，更不具備處理刑事法律問題的能力刑事訴訟法教學應注意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如果只注重理論教學，不與實際案例和模擬法庭相結合，不利于提高學生處理刑事問題的能力；如果只注重實踐教學，缺乏理論支撐，則實踐教學猶如空中樓閣，學生只會解決單個案例問題，缺乏系統性的認知，無法舉一反三，難以實現培養實踐性、復合型人才的目的。針對上述問題，許多學者提出各種教學改革措施，如，案例教學法、診所教學法、模擬法庭教學法等。筆者認為，應將理論教學與案例實踐相結合，以案例明理論，以理論促實踐，通過案例教學法和模擬法庭相結合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在辦案過程中，領會控、辯、審三方角色的職責，加深刑事訴訟系統性認知，提升學生解決刑事問題的能力。
三、完善刑事訴訟法教學的措施
（一）充分利用多媒體教學，直觀展示學科知識
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信息技術已經深入到教學活動中，比較常用的就是多媒體教學設備。在這一技術的幫助下，高校的法律課堂形式更加多樣，內容也更加豐富。其主要的教學方式包括：視頻、PPT、影視資料等。教師可以利用海量的網絡資源，提前準備好教學所需要的相關資料，也可以利用圖書館收錄的資料，在正式授課時通過多媒體展示給學生，對教材內容起到輔助作用。通過多媒體展示的教學資料所具有聲情并茂的特點，使課堂教學更具生動性，可以改變以往的枯燥氛圍，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使他們在課堂教學過程中保持長時間的專注力。除此之外，多媒體還使把庭審現場搬到教室變成了現實。在這樣的教學應用中，教師可以結合教學內容，將視頻資料作為輔手段，讓學生邊看邊聽講解，這樣不僅使教學活動更加靈活，也能加深學生對該部分內容的印象。例如，在教學之初，學生擁有一定的法律知識，但是對公、檢、法三者之間的關系和刑事訴訟的程序不清楚，筆者就借助法律節目中播出的片段輔助教學。在此過程中，學生的專注力比較強，能夠積極主動地去發現相關的程序，看完視頻資料之后就能對所涉及的程序建立初步的認識。
（二）完善刑事訴訟教學課程設計和教學效果評價機制
1．在課程設計上注重理論課程和實踐課程相銜接將刑事訴訟課程分為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在一學年內完成。在制定教學計劃時，第一學期安排理論教學部分，第二學期安排實踐教學部分，在理論教學過程中融入案例教學，在理論教學中增加刑事證據法的課時，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兩者不是對立的，應是互為補充、相輔相成的關系。在理論教學中注意案例教學法的融入，在實踐教學中注重理論的啟發和誘導，通過授課老師的重復講解和復習回顧，讓學生將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交叉進行。2．構建合理的刑事訴訟課程學習效果評價機制強調理論基礎在刑事訴訟教學中的重要地位，同時更要注重將刑事訴訟實務課程納入教學評價的體系當中。傳統的教學效果評價多以考試成績作為唯一的標準，而忽視了實務課程的效果評價機制；通過考試成績、模擬法庭考核以及實習單位評價發現問題，授課教師綜合上述評價機制所反饋的問題進行調整，完善教學方法，保證實務教學的效果。
（三）在刑事訴訟理論教學中貫穿案例教學法
刑事訴訟理論教學是刑事訴訟教學的基礎，在理論教學中運用案例教學法，加深學生對基本理論、刑事訴訟證據的理解以及刑事訴訟各個階段的把握，以提升學生分析法律問題的能力。案例教學分為講授教學與討論式兩種，根據具體的案例和講授的內容采取不同的方式。例如在講解基本原則、基本制度等基本知識點時以講授教學為主。在講授刑事證據的種類、證明標準、證明責任以及證據的審查判斷和判斷時，以討論式為主，教師參與點撥和指導，案例討論的關鍵在于理順分析問題的思路，依據的法律是否充分，邏輯是否正確，使得學生思維能力不斷提升。通過學生的討論，可以集思廣益，對同一問題從不同角度進行全方位思考。讓學生尋找法律依據，進而深入理解相關理論問題［2］。
（四）組建來自真實案例的教學案例庫
當前，有的教師大量采用虛擬案例、法考模擬試題案例作為模擬法庭訓練的素材，以上案例要么理論性較強，要么爭議較大，新型犯罪案件層出不窮，教師采用的案例大多數也無法適應時代的發展。因此，組建與實際案例緊密相關的應用型教學案例庫，以真實案例與審判結果為依據，為學生提升知識理解與實踐應用能力。
四、結合閱卷訓練法和模擬法庭教學法完善刑事訴訟實踐教學
刑事案件從立案到偵查終結進入審查和審判階段，均以卷宗作為載體。因此，如何閱卷、如何對證據進行審查判斷是提升刑事訴訟能力的基礎。閱卷訓練法是在選擇典型案卷的基礎上，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對證據進行綜合審查判斷，并寫出閱卷報告，再由教師進行講評的教學方法。在閱卷訓練法的基礎上，開展模擬法庭訓練，讓學生參與到整個訴訟過程中，理解案件訴訟流程，掌握訴訟中的控辯審技巧。
（一）閱卷訓練
在司法實踐中，涉及刑事犯罪的罪名繁多，如何選擇合適的刑事卷宗是做好教學工作的第一步，典型案卷的選擇對于實踐課程的教學至關重要，應根據實踐需要選用司法實踐中的典型、難易適中、繁簡得當的案例。應選用司法實踐中最常見刑事案件，如：涉嫌盜竊罪、故意傷害罪、交通肇事罪、詐騙罪、搶劫罪的卷宗，卷宗可以從法院收集，教師可以對卷宗進行改動，盡可能涵蓋刑事訴訟中的知識點，同時使得案例具有可辯性，利于學生掌握刑事訴訟基本理論，把握審查判斷刑事證據的標準，切實提升學生的理論水平和實戰能力。案例的選擇應以以下四點作為選擇標準：1．典型性。為保證學生學習的有效性，應將典型性作為卷宗選擇的首要標準。2．簡潔性。某些刑事案件中，當事人眾多，案情復雜，如選擇此類案例，則在課堂上難以展開有效教學。3．可辯性。所選擇案例應具備辯論焦點。如選擇醉駕類等案例，則在庭審過程中爭論焦點不多甚至根本沒有爭論點，則不適用于實踐教學。4．完備性。所選擇的教學案例，應為審判程序已經結束的案件，卷宗應具備完整性，從偵查、審查、審判等環節的各類法律文書、證據應完整，這樣可以使學生全面了解案件證據體系及基本案情。
（二）法庭規劃
1．選任具有法律職業資格的且具有刑事司法實務的教師。刑事訴訟法的模擬法庭教學對教師資格要求很高，除了要求具備刑法和刑事訴訟理論知識外，還應具有法律職業資格，且具有刑事司法實務的教師，否則將會是紙上談兵，無法達到教學的目的和要求。建議安排具有兼職律師經歷的老師擔任模擬法庭的老師，或者在法院、檢察院聘請檢察官和法官擔任指導老師。2．應為學生提供盡可能多的訴訟角色，涵蓋各類刑事訴訟主體，除了偵查人員、公訴人、審判員、辯護人、被告人、書記員還可以包括證人、鑒定人、翻譯人員、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和被告，保證全體學生參與。根據訴訟主體不同劃分為公訴組、審判組、辯護律師組等不同小組：在庭審之前公訴組應訊問被告人，詢問證人和被害人，寫好公訴審查報告、書，辯護組應寫好辯護提綱、質證意見和辯護詞；審判組應事先做庭前審查、庭前準備、準確認定案件事實和進行量刑，根據庭審情況對案件當庭宣判或者定期宣判［3］。庭審過程按照開庭、法庭調查、法庭辯論、被告人最后陳述、評議和宣判過程進行庭審，教師根據庭審情況適時進行點評把控庭審節奏，根據各組提交的文書和庭審中的表現進行考核。
五、總結
作為一門實踐性極強的課程，在刑事訴訟法的教學中，應采用理論、案例相結合的教學方式，采用以案例促進理論理解、以理論提升案例推廣的方式。筆者以多年的法律從業經驗及課程教學中的思考，給出了完善刑事訴訟法教學的措施以及實踐教學的注意事項，為刑事訴訟法的教學改革提供了參考。
參考文獻
［1］崔麗．“刑事訴訟法學”浸潤式思政育人模式的探索［J］．遼寧警察學院學報，2021，23（6）：114-117．
［2］劉作凌．高校本科法學課程案例教學的思考與運用——以“刑事訴訟法”課程為例［J］．當代教育理論與實踐，2021，13（3）：73-77．
［3］王瑩．高校刑事訴訟法實踐教學中情景劇的運用探討［J］．產業與科技論壇，2021，20（7）：130-131．
一、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是刑事訴訟的一項重要職能
為了更加有效地保障未成年人的訴訟權利，新《刑事訴訟法》將多年來分散于《未成年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司法解釋中的相關規定進行整合，在第五編“特別程序”中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作了專章規定，彰顯了立法以人為本及對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尊重與保護。
由于心智發展不成熟以及家庭、學校及社會教育的缺失，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一直處于高發態勢，并且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一是未成年人犯罪數量逐年上升，且犯罪類型多樣化。二是犯罪低齡化趨勢明顯，再次犯罪率較高。三是文化程度普遍較低。四是團伙犯罪嚴重，犯罪手段向成人化、智能化方向發展。五是未成年人犯罪多為激情犯罪。
與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發育尚未成熟，不具備足夠的自我保護意識和防御能力，在刑事訴訟中往往處于更為明顯的弱勢地位，且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健全，人生觀、價值觀還未定型，可塑性較強，對其教育、改造成效更為明顯。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在刑事訴訟中充分發揮職能作用，依法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幫助未成年犯罪人改過自新、早日回歸社會，是義不容辭的使命和職責。
二、相關規定及公訴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創設了詳盡、具體的規定，為在公訴工作中依法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提供了有效的保障。但是實踐中，公訴部門在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權益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問題。
（一）辦案指導方針和原則
根據國際公約關于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遵循“社會保護與少年保護有機結合、少年保護優先”的雙向保護原則，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66條首先明確規定了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教育、感化、挽救方針，是指公安司法機關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中，應當加強說服教育工作，促使犯罪的未成年人充分認識到自己罪行的社會危害，促使其悔罪服法，重新做人。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是指對于涉罪未成年人要堅持教育和矯治為主，不能機械強調處理結果與犯罪輕重相適應，而應當盡可能采用非刑罰化的處理方式，以利于未成年人改過自新、復歸社會。
長期以來，公訴機關在審查未成年人犯罪時與成年人犯罪沒有嚴格區別，難以體現出對未成年人適用了不同于成年人的輕緩刑事政策。由于案多人少等因素，一些辦案人員在審查和庭審階段沒有很好的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開展釋法說理和心理教育、疏導工作，未能較好地開展法制宣傳教育。
（二）社會調查制度
社會調查制度，是指公安司法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案件時，不僅要查明案件事實和證據，還應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環境、成長經歷、個性特點等與犯罪和案件處理有關的信息和情況作全面、細致的調查；必要時還應進行醫學、心理學、精神病學等方面的鑒定，并根據調查的結果選擇最恰當的處理方式。我國《刑事訴訟法》吸納了近年來司法實踐中積累的有益經驗，在第268條確立了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
但是，對哪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必須進行社會調查、哪些可以不進行社會調查，社會調查報告由哪個機關操作、具體內容、制作程序及其證明效力等等仍不明確，以致影響社會調查的實際效果。同時，《刑事訴訟法》未確立強制性的社會調查制度，而僅僅規定辦案機關可以“根據情況”進行調查，這與《北京規則》規定的“應當對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環境或犯罪的條件進行適當的調查”以及國際社會通行的“必須”、“盡快”、“務必”進行這種調查存在明顯差距，容易導致實踐適用的隨意性。
（三）逮捕措施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69條的規定，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適用逮捕措施，應當嚴格限制在法律規定的必要情形內，即能適用非羈押性強制措施的盡量適用非羈押性強制措施。目前，我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審前羈押率仍然過高，使得未成年人與家庭、學校相隔離，容易產生被社會拋棄感。尤其是審前羈押易引發交叉感染，重新犯罪機率增大。偵查監督部門審查批捕的時間只有7天，無法更好地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個體情況進行調查核實，同時案件的證據體系尚不完備，也無法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羈押后能否保障訴訟順利進行判斷。因此，由公訴部門在審查階段對未成年人羈押必要性進行審查十分必要。
（四）附條件不制度
《刑事訴訟法》第271條規定了附條件不的適用范圍和條件。第272、273條分別規定附條件不考驗期內由人民檢察院對被附條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監督考察，附條件不的考驗期、起算時間以及撤銷情形。附條件不制度有助于對那些主觀惡性不大、偶爾失足且涉嫌罪行較輕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人格矯正，促使其悔過自新、盡快回歸社會，同時也符合訴訟經濟、程序分流的目的。
《刑事訴訟法》對附條件不制度適用的條件、范圍、考察期限及后果規定的比較具體，但就如何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監督考察規定不明確。對公訴部門承辦人而言，附條件不要經過復雜的內部審批程序，半年以上的監督考察期也需要承辦人付出極大的心血。某些檢察機關內部考核機制不合理，對不率作了限制，使得一些原本符合不條件的未成年人案件被“一訴了之”。
（五）“犯罪記錄封存”制度
在刑事訴訟中對未成年人隱私給予特殊保護，對其犯罪記錄予以封存，避免給其貼上罪犯標簽，有助于未成年人順利回歸社會。為此，《刑事訴訟法》第275條規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
但是，這一制度涉及戶籍、學籍、檔案等多項制度的改革，而《刑事訴訟法》只作了原則性的規定，很難操作。同時，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與訴訟公開原則和社會化幫教制度存在沖突。例如，審判時未滿18周歲的人不公開審理，但是宣判是公開的；犯罪時未滿18周歲審判時已滿18周歲的審理是公開的；不決定的宣告也是公開的，這時再封存其犯罪記錄，已經失去實際意義。而且，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矯治需要社會化幫教，如社會調查、合適成年人參與訴訟、不訴幫教、緩刑社區矯治等等，都離不開社會力量和學校、社區等單位的支持配合，這就不可避免地擴大了知悉未成年人犯罪記錄的人員范圍，這與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要求是存在矛盾的。
三、公訴工作中強化未成年人合法權益保護的設想
做好未成年人合法權益保護工作，關系到國家穩定、社會和諧和千家萬戶的幸福。在檢察工作中，檢察官要牢固樹立人權意識、程序意識和公正意識，在公訴工作的各個環節強化工作措施，依法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權益。
（一）以人為本，推行適合未成年人特點的公訴方式
1.實行人性化的訊問制度。審查中，公訴人應當根據未成年人的特點和個性制定訊問提綱，采取適合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點的訊問方式，可以設置專門的談話室。在訊問未成年人時，應通知律師在場，直觀了解其犯罪動機及心理狀態，也可以安排其與法定人、近親屬“親情會見”，減少其抵觸情緒和心理壓力。司法意味著中立和冷漠，但少年司法卻必須將情感融入其中，需要檢察官“彎下身”來與孩子對話，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做好釋法析理工作。
2.對羈押必要性嚴格審查。對已被逮捕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公訴人要重點對其是否具有社會危險性、有無妨礙訴訟順利進行、是否具有教育改造空間及重返社會可能性進行認真審查，確無逮捕必要的，及時撤銷或變更逮捕措施。對未成年人輕微刑事案件，尤其是當事人已經相互和解、社會危害性不大的案件，進入快速辦理通道，合理適用非羈押強制措施。
3.全面推行未成年人案件分案制度。《刑事訴訟法》確立了“被羈押的被成年人與成年人分別關押、分別管理、分別教育”制度。但該制度未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分案、分案審判問題。實踐中，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共同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往往出于忌諱，不敢在庭審中指證其罪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分案制度，更有利于有針對性的教育、挽救、感化工作，更加準確地追究同案的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對這類案件應當實行分別關押、共同偵查、分別移送、同時審查、分別、分別審判、分別判決的分案處理制度，建立由公訴機關為主導的未成年人案件捕訴防一體化工作機制。
4.完善社會調查制度。審查階段，社會調查報告有助于公訴人全面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險性、再犯可能性，以便因勢利導地進行思想教育、決定是否采取強制措施、作出或不的決定。因此，應當盡可能的制作未成年人犯罪社會調查報告。實踐中由社區矯正機構、社會調查員、司法所等專門機構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家庭背景、學習環境、成長經歷、性格特點、心理狀態及社會交往等情況進行社會調查。這樣既可以保證調查的中立性，又可以減輕公訴部門的辦案負擔。
（二）適用輕緩刑事政策，完善不制度
實踐中，對未成年人犯罪應當積極適用輕緩刑事政策，慎用少用刑罰制裁，不斷完善不制度。
1.擴大相對不適用范圍。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認真開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檢察工作的通知》明確規定，檢察機關“對于犯罪情節較輕的初犯、偶犯以及對被教唆而犯罪的未成年人犯，可以依法免除處罰。”“犯罪情節較輕”可以參照我國《刑法》第72條規定的緩刑適用條件。對于犯罪情節較輕的初犯、偶犯、被教唆犯罪的未成年人，公訴部門應當考慮作出相對不決定；對于犯罪較重，但具有免除刑罰情節的，如具有犯罪預備、犯罪中止、從犯、脅從犯等情節的，也可以適當考慮作相對不處理；對于主觀惡性不深，真誠悔罪，無再犯罪可能性或可能性很小的未成年人犯罪，也可以適當考慮作相對不處理。
2.完善附條件不制度。建議將附條件不的適用范圍擴大至“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罰的案件”。同時，要加強公訴部門力量配備，簡化不案件內部審批程序，建立科學完善的考核機制，逐步擴大未成年人案件不適用范圍。并且，對附條件不的監督考察可以由公訴部門委托社會觀護體系、社區矯正機構相關人員進行并定期向案件承辦人報告。
（三）強化庭審效果，完善量刑建議制度
提起公訴后，公訴人承擔著舉證、質證、指控犯罪、法制宣傳等職責。在庭審中，公訴機關對未成年人進行教育、感化意義重大。一要強化庭審氛圍。在法庭調查中，特別是舉證階段，公訴人要對被害人陳述、被害人親友證言充分論證，讓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認識到自己的犯罪行為帶給他人和社會的危害，促使其認罪、悔罪，使司法機關的教育、感化在庭審肅穆的氣氛中更具說理性。二要在中充分行使量刑建議權。通過對案件事實、情節的綜合分析，建議法庭對社會危害不大、人身危險性不強的被告人從寬處理，促使其悔過自新。
（四）加強對未成年人隱私權的保護，完善犯罪記錄封存制度
為了落實對未成年人隱私權的特別保護，應當進一步細化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一是縮小犯罪記錄保存的范圍。規定未成年人的犯罪記錄不再進入未成年人的檔案，只能由公安司法機關保存，其他任何單位不得非法獲取和保存。二是限制查詢。一般情況下只能查到一個人18周歲以后有無犯罪情況；如果確需查詢未成年時的犯罪記錄，必須經過特別授權并專門審批手續。三是明確查詢單位的范圍。如機關、部隊等涉及國家安全穩定的單位可依法查詢，一般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則不具有查詢資格。四是盡量縮小公開的范圍。對于一些必須公開的訴訟活動，如公開審理、宣判、宣布不，除非案件特別具有影響力，一般不允許太多人參與。合適成年人參與訴訟、社會幫教的，應當告知參與人所應承擔的保密義務及法律后果。
一、檢察引導偵查取證是法治原則內在要求。
檢察引導偵查是刑事檢察工作機制的創新，根據法治原則，改革只能在現有的法律框架內進行。因此，尋求法律依據，對檢察引導偵查的深入開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我國憲法第一百二十九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刑事訴訟法第八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憲法、刑訴法都確立了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地位，具體到刑事訴訟中，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機關提供法庭審判所必需的證據材料。對于需要補充偵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也可以自行偵查”。以上規定雖然均未明確檢察機關是否有權引導偵查，但筆者認為，上述規定均內含了檢察引導偵查的法律依據。因為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和公訴機關，其在刑事訴訟中的公訴權、監督權是明確、具體的，在范圍上也是比較全面的。在立案階段，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的，有權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的理由；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公安機關接到通知后應當立案（據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七條）。在審查批捕、審查階段，人民檢察院發現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有違法情況的，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糾正（據刑事訴訟法第七十六條、第一百三十七條、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三百八十二條）。案件移送審查后，可以要求其補充偵查和提供法庭審判所必需的案件材料（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也就是說，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的立案、偵查的合法性有權進行審查并提出意見，對其收集的證據是否確實充分亦有權發表決定性意見。不管是糾正違法，還是要求補充偵查或提供法庭證據，均存在不同意義、不同程度上發揮著引導偵查的實際功能。
二、檢察引導偵查取證符合當代偵查體制改革的發展趨勢
目前絕大多數國家的警察和檢察機關都有刑事案件偵查權，但在不同的國家，兩者行使偵查權的方式不同。在大陸法系國家中，大多數采用復合式偵查體制，即：警檢兩家同時有偵查權，其中警方作為偵查主體，負責實施具體的偵查行為，檢方作為監督主體，負責監督和指揮警方進行偵查。以法國、德國為例，在對刑事案件的偵查中警檢兩家都配合得相當密切，且檢察官實際控制并指揮警方的偵查活動。在法國還專門設置與警察聯系的辦公室，檢察官具體指導警方的偵查活動，隨時掌握警方關于案件調查進展情況。受司法實踐需要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國家在偵查體制的選擇上開始折衷建立起公訴與偵查相均衡的制度，一方面明確警察的偵查主體身份，另一方面賦予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的監督、指導權，這是當今世界各國偵查體制發展的趨勢。
我國目前的偵訴體制基本上屬于折衷式，刑事訴訟法一方面規定，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公安機關負責；檢察、批準逮捕、檢察機關直接受理案件的偵查、提起公訴由檢察機關負責。另一方面又賦予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有權進行監督。由于刑事訴訟法已對我國傳統的庭審方式進行了重大改革，引進了具有當事人主義色彩的庭審模式，這種目前雖然還稱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控辯式的庭審方式，但逐步對刑事證據標準提出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嚴格的要求，刑事訴訟活動也要求從過去“以偵查為中心”逐步向“以庭審為中心”的轉變，以致形成了以控訴雙方對抗、法官居中裁決的庭審模式，檢察機關要讓法院接受自己追究犯罪的要求是正確無疑和必須的，從而把訴訟請求變成法院的裁決。因此，證據就理所當然地成為刑事訴訟中最基礎、最核心的問題。而檢察機關為了達到勝訴的目的不得不強化引導公安機關收集的相關證據工作，否則將面臨承擔公訴失敗所帶來的風險和責任。
三、檢察引導偵查取證是司法實踐的必然要求
引導偵查取證的提出，盡管只是近幾年的事情，但是在實踐中檢察機關卻早已開始這項工作。在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中，就有檢察機關介入偵查的有關規定。在介入偵查工作中，審查逮捕部門的工作人員通過參與案件的討論，在法律的適用、證據的收集以及采信等方面發表意見，這都是引導偵查取證的表現，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引導偵查取證的作用。正是隨著司法實踐經驗的積累，隨著檢察改革的深入，引導偵查取證的問題也終于提出，并逐步在偵查監督部門開展起來。1997年公安機關進行刑偵改革，取消了預審部門，提請批捕案件大幅度上升，由于缺少把關，造成批捕案件質量下降，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1、取證不及時，導致證據滅失。特別是一些群體性輕傷害案件，基層公安派出所往往接到報案后，看到傷勢不重先是讓犯罪嫌疑錢給被害人治療，而忽視了調查取證，導致雙方都進行串供，而錯過了最佳取證時機，導致該案難以處理。2、不能正確認識逮捕性質，采取逮捕強制措施后，就直接移送審查。逮捕是“刑訴法”規定的保證偵查工作順利進行的強制措施，而一些公安偵查人員認為，檢察機關既然能夠批準逮捕，就證明案件質量已不錯了，就直接移送審查。未能按照批捕部門發出的提供法庭審判證據通知書提出的補充證據的要求去落實，一些案件的證據仍停留在呈捕階段的水平。3、收集證據不全面。一是收集證據的種類不全面。我國“刑訴法”規定了7種刑事證據而公安機關只注重收集言詞類證據，而忽視了其它種類證據的收集。在我院受理的公訴案件中，言詞類證據占90%，書證、物證等類型的證據只占10%。如，一些偵查人員只注重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突破，忽視其它相關證據的收集。往往認為犯罪嫌疑人已認罪了，就是鐵證如山，案件成功偵破了。而我國“刑訴法”規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二是注重一罪或一起犯罪事實的證據收集，而忽視其他犯罪或多起犯罪證據的收集。在涉及多起犯罪事實或多個罪名的犯罪案件中，一些偵查人員認為對犯罪嫌疑人只要查實其一罪，或查實其一起犯罪事實，就足以對其定罪判刑，而不注重對其他犯罪事實或多起犯罪事實證據收集，導致大案辦成小案。三是注重對犯罪嫌疑人定罪和加重處罰的證據收集，而忽視對犯罪嫌疑人無罪、罪輕和其辯解的證據收集。我院2000年以來，公訴部門追加認定被告人自首、立功等法定從輕處理情節的案件就有20余起。4、固定證據手段單一。首先在固定犯罪嫌疑人口供方面，只是其作一次有罪供述后，其它若干次訊問均簡單地重復以往的陳述是否屬實，不是每次都固定其陳述的詳細情況。在移送審查時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都在5份以上，但能夠反映其犯罪事實的全過程的只有一次，如果翻供，其在偵查階段所作的供述是否成立，很難作出評判。其次由于我們市財政困難，公檢法的裝備都很落后，公安機關在固定證據的手段上仍靠傳統的方法，以筆錄的形式進行，很少有錄音錄像等現代化的手段。2000年以來，我院受理的700多起案件，只有8起采用了錄音錄像等方法固定證據的。5、收集證據重實體而輕程序。一是收集證據主體是2人以上的偵查人應在筆錄上簽字。實際中大量存在只有犯罪嫌疑人簽字，而共同訊（詢）問的偵查人員未簽字的情況。二是證據文本不符合法定要求。存在調取書證是缺乏取證人簽名及書證來源的記錄，勘驗筆錄沒有證人的簽名或蓋章，鑒定結論沒有鑒定人簽名或蓋章，告知權利不全面等現象。以上幾點導致不捕不訴比例增大，影響了對犯罪的打擊力度，要提高辦案質量，降低不捕不訴比例，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必須加強配合，共同努力解決存在的問題。從檢察機關的角度來講就要介入偵查活動，提出偵查取證的建議，從偵查初期就要為案件批捕、打下良好基礎。從近兩年引導偵查取證實踐來看，受到了基層公安機關和偵查人員的歡迎，為提高偵查辦案質量發揮了較好的作用。如2004年我院在審查批捕宋紅涉嫌盜竊一案時，就積極發揮了引導偵查取證的作用。犯罪嫌疑人宋紅系貴州省沿河縣人，雖然身形瘦小，卻身手矯健，擅長攀登之術，以此作為橫跨數省行竊作案的本錢，走上了犯罪的道路。2000年5月6日深夜，宋紅悄悄順著居民樓的墻壁的排水管到攀援而上，潛入滁州市一幢六層樓住戶，竊取手機等物品，受害人發現家中失竊而門窗卻安然無恙，這種類似案件先后在江蘇、上海等地發生數十起，被盜住戶都是高層，由于其系跨省作案，手法奇特，案件長期未能破獲，罪犯一直逍遙法外，直到杭州鐵路警方協助，宋紅才被抓獲歸案。我院接到提請批準逮捕宋紅的案件后，經過細致審查發現缺乏準確物品價值依據，犯罪嫌疑人宋紅也拒不交代自己的罪行，本案無法進行準確認定盜竊數額。批捕宋紅缺乏足夠的證據，但也絕不能不捕了之，放縱犯罪。我院經過分析認為，這種流竄犯肯定會在其他地方也留有案底，便及時和公安機關交換意見，建議公安機關擴展偵查范圍，上資料庫收集相互罪案，通報協調未破案件的勘察證據，通過比對指紋鑒定，華東地區數十起案件均系宋紅所為。按照最高法司法解釋第四條規定，對于一年內入室盜竊或在公共場所扒竊三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多次盜竊”，以盜竊罪處罰。在鐵證面前，宋紅最終低下了頭，現宋紅已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
四、檢察引導偵查取證行之有效的機制
刑事訴訟總的改革發展是要建立控辯機制，新的控辯式庭審方式迫切要求檢察引導偵查取證實踐和改革。。如何建立引導偵查取證新機制，筆者結合司法實踐作如下方面的探索：
1、適時介入、參與指導公安機關重特大、疑難刑事案件的偵查活動，引導、幫助公安機關確立正確的偵查方向，圍繞批捕、的標準，準確、全面地依法收集和固定證據。適時介入偵查的任務主要有三：一是人民檢察院在受理刑事案件前，通過提前了解案情，熟悉證據，為審查批捕、審查作好準備；二是通過參與現場勘驗，共同討論案件，對偵查機關提出繼續偵查和取證的建議；三是依法履行偵查監督職能，及時糾正偵查活動中的違法行為。
2、對一般案件偵查活動進行經常化的監督。對提請批準逮捕、移送的案件，檢察機關因證據不足作出不批捕決定的或者審查中退回補充偵查的，列出詳細的補充偵查提綱，提出補充偵查意見，并跟蹤監督重新提請批捕或者移送的情況。這實際上都是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逮捕條件和公訴條件對偵查工作方向的引導。
對批準逮捕的案件，批捕后及時就下一步偵查工作提出建議，要求公安機關提供法庭審判所必需的證據材料。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機關提供法庭審判所必需的證據材料。”這一規定是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新增加的內容。對于保證順利完成追訴犯罪的任務具有重要意義。從法律規定看，這一手段主要是在審查或者法庭審理過程中適用。針對一些偵查機關對于批捕的案件不再進行偵查而移送的實際，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對批準逮捕的案件，批捕后應及時就下一步偵查工作提出建議，要求公安機關提供法庭審判所必需的證據材料。”
現行《刑事訴訟法》對補充偵查的階段、形式、途徑及限制均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但筆者結合自身從事公訴工作的實踐來看，發現補偵在實踐中存在一定的問題，收效并不理想，未能實現立法的初衷。
一、公安機關補充偵查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實踐中公安機關在補充偵查階段，往往存在“不情愿、不主動、不積極、不深入”的“偵查懈怠”現象，補充偵查不徹底、不符合要求，甚至將退補的案卷材料原封不動再次移送檢察機關，以致啟動二次退補程序，導致訴訟拖延，最后只能作存疑不訴，影響了訴訟質量，削弱了法律威嚴。究其原因主要如下：
1.訴訟構造因素。我國的刑事訴訟構造是以偵查為中心的構造模式。偵查機關負責收集證據，與檢察機關運用證據存在脫節現象，使公安機關偵查人員與檢察機關公訴人對證據的認識、要求不一致。當二者的認識不一致時，檢察機關的補充偵查提綱往往被偵查人員所忽視，甚至認為是吹毛求疵，偵查人員或消極補證或借故推托，乃至置之不理。
2.檢警關系不合理。目前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的偵查活動無法定直接介入權，檢察機關的偵查活動監督權在實質上僅體現為建議權、詢問權、質疑權，沒有作為權力內涵的要求權、執行權、懲戒權。監督權的無實質內涵使得檢察機關在行使退回補充偵查這一監督權時常常流于形式。
3.偵查人員的取證價值取向因素。由于公安機關對案件偵查的要求是看刑拘之后的批捕率，因此，為確保批捕率達到要求，偵查機關往往將取證重心放在報捕之前。一旦檢察機關作出批準逮捕決定，有些偵查人員便不再作進一步偵查就將案卷材料移送至檢察院起訴部門，“訴”與“不訴”任由檢察機關定奪。不少公安偵查人員視“破案”為刑事偵查的最高境界，然而這種偵查活動的價值取向明顯與現行的對抗式（或稱控辯式）庭審模式產生極大沖突。因此，應將偵查人員的“破案”意識轉化為“證案”信念。
4.警力警備因素。目前，我國基層公安機關大多警力不足，警備落后，與新時期犯罪的作案手段、作案技能不相適應，尤其是在案件多發地、多發期更顯突出。為保證案件的偵破，有限的警力警備當然被盡可能地用在了報捕之前的偵查階段，補充偵查所需的警力警備受到牽制。一些需要重新鑒定或其他需要經費的補偵內容往往由于經費不能解決而被擱置。
二、自行補充偵查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檢察機關自行補充偵查存在于刑事訴訟的兩個階段：一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二款規定，存在于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前，案件審查過程中；二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存在于檢察機關向法院提起公訴后，法庭審理過程中。然而，“術業有專攻”，擔負審查案件、提起公訴職責的檢察人員并不一定具備比專職的公安偵查人員更高的偵查素質，檢察機關的公訴部門在硬件上也并不具備偵查的條件和能力。既然專業的偵查人員尚且未偵查明了的問題，相對缺乏偵查技能的公訴人員想要通過自身的努力以期突破的希望只能是微乎其微。實踐中的情況表明，檢察人員親自去補充偵查的做法已是鳳毛麟角。
三、對策及建議
針對補充偵查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亟須建立一套確實可行的制度。
1.深化訴訟改革，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構造。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采用的是“控辯”式的庭審模式，控辯雙方的“控辯”職能增強，居中裁判的法官在整個案件審理過程中不再事先審閱案卷，而是在庭上指揮和調控控辯雙方的舉證質證，聽取控辯雙方的辯論意見，然后對案件的最終結果產生“內心確信”并據此裁判。也就是說，法官對案件的“內心確信”不是依賴于案卷內偵查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而是依賴于控辯雙方在庭上的一系列職能活動，控辯雙方的“控辯”對案件的結果產生決定性作用。偵查機關收集的證據對案件的事實是否具有證明力，對案件的結果能否產生作用，均須通過控辯雙方的質證予以確認。這種“控辯”式的庭審模式無疑要求將訴訟中心定位在“審判”階段。因此，為適應庭審的需要，真正體現“控辯對抗”、實現程序公正，必須加快我國訴訟改革的步伐，盡快破除以偵查為中心的訴訟構造，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構造模式。
2.取消檢察機關自行補充偵查的規定。既然我國的刑事訴訟構造將偵查和審查起訴的職能分別賦予了兩個不同的機關，那么各司其職才是最恰當的運行方式。就案件審查階段而言，檢察機關自行補充偵查存在諸多弊端：首先檢察機關補充偵查，不僅不利于查清和突破案件，而且易滋長偵查機關的懈怠情緒，偵查機關正好可以藉以推諉自身承擔的職責。其次，檢察機關自行補充偵查使證據的收集職能與審查運用職能混淆，使得原本明確的分工變得不明確。再者，檢察機關補充偵查牽制了公訴隊伍的力量，分散了公訴隊伍的精力，于自身的公訴工作不利。
就庭審階段而言，庭審的目的本身就是為了查明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事實是否屬實，驗證偵查機關收集的證據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具有證明力。案件到了庭審階段，證據的收集及審查程序已經完成，事實能否認定，證據能否采信，依賴于庭審中控辯雙方的舉證、質證，存在的疑問與矛盾應靠控辯雙方的努力在庭上予以解決。開庭審理不能查明的事實只能依據“疑罪從無”的原則予以判決。
3.建立科學、合理的檢警關系。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偵查懈怠”的無能為力凸顯了我國檢警關系的不科學、不合理狀態。要改變這一局面，應從法律上確認公訴引導偵查的辦案機制，確認檢察人員對案件偵查的引導權，并賦予檢察官對偵查人員一定的牽制權力。讓檢察官直接引導公安偵查，不僅可以從源頭上減少退補案件產生，也可使偵查人員在退補階段少走彎路。賦予檢察官對偵查人員的牽制權力，即賦予檢察機關偵查監督權以實質內容，可遏制偵查人員的懈怠情緒，從而由偵查被動轉為偵查主動。只有讓檢察機關介入并引導偵查，才能讓負責提起公訴的檢察人員直接要求公安偵查人員收集其提起公訴所需的證據，掌握偵查方向與力度。
造成偵查監督被動局面的表層原因是立法不完善、缺乏操作性，而深層的原因是偵查監督的基礎理論不明確，為什么要設置偵查監督制度？偵查監督的本質是什么？現有的理論研究，以憲法設置了法律監督機關和刑訴法設置了刑事訴訟監督制度為前提，只討論如何實施偵查監督的問題，很少涉及偵查監督的基礎理論。事實上，正是這一基礎理論的“缺席”，導致了偵查監督立法中的程序缺陷。
偵查是刑事訴訟活動的基礎和前提，它處于刑事訴訟程序的起始環節，也是重要的環節，關系到整個刑事訴訟的進程和結果，所以，對偵查權的監督也顯得尤為重要。從廣義上說，對偵查權的監督是來自各個方面、各種途徑的，有依照刑事訴訟體制而產生的監督，也有來自國家權力機關以及偵查機關內部的監督，其中，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應該是最具權威性、適法性和現實性的。但是，由于各個方面的局限，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機制未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作用。
一、刑事偵查監督的概念特征及偵查監督的范圍
（一）偵查監督的概念
關于偵查監督的概念，有不少的觀點。筆者認為，偵查監督應指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在偵查過程中的案件的審查以及刑事立案和偵查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的監督。
(二)偵查監督的范圍
關于偵查監督的范圍，除了偵查活動監督之外，是否還包括刑事立案監督以及對偵查機關移送案件的審查，有各種不同的觀點。有觀點認為，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工作包括刑事立案監督和刑事偵查活動的監督。另有觀點認為，偵查監督就是偵查活動監督，不包括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還有觀點認為，偵查監督包括審查批捕、審查起訴和偵查活動監督。筆者認為，偵查監督包括刑事立案監督、偵查活動監督以及對偵查過程中偵查機關移送的案件的審查等三項內容。刑事立案監督和審查案件都應該是偵查監督的內容。因為立案是對偵查權的發動和偵查程序的開啟，它與偵查過程緊密相聯，而且實踐中確實存在刑事立案的違法操作現象，所以對刑事立案進行監督，不僅是程序上的必然，也是司法實踐的要求。另外，對偵查機關在偵查過程中移送的提請批捕和起訴的案件進行審查，不但是檢察機關的職責范圍，而且是進行偵查監督的有效載體和途徑，審查案件與偵查活動監督是相互聯系，不能絕對脫離的。
(二)偵查監督的對象
關于偵查監督的對象，多數觀點認為，偵查監督針對的對象是公安機關;也有觀點認為，國家安全機關承擔了一部分的偵查任務，所以偵查監督的對象除公安機關外，還應包括國家安全機關;還有觀點認為，檢察機關直接受理自行偵查的案件，實行偵查活動，所以對檢察機關自身也應進行偵查監督。筆者認為，盡管實踐中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對象主要是公安機關，但是從理論上講，一切享有偵查權力的機關和部門都應該是偵查監督的對象，它包括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海關走私犯罪偵查部門、監管部門以及檢察機關的自偵部門等等。
二、我國現行刑事偵查監督機制存在的問題及缺陷
(一)刑事訴訟立法上的缺陷
1.對偵查監督的內容、范圍規定不夠具體、明確，缺乏可操作性。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等都規定了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的合法性可以進行監督，但這只是原則性的規定，監督的階段范圍、具體內容都沒有明確，如哪些情況應當適用偵查監督手段，哪些情況只能適用提出檢察建議的方式等也沒有加以規定，導致進行監督時缺乏可操作性，繼而出現監督的程度、寬嚴把握不一，監督的方式不規范、難以統一的情況。在實際操作中，存在以下問題:(1)監督與不監督的隨意性。由于法律對監督的情形規定得不明確，所以遇到情況時是否進行監督，往往取決于辦案人員的責任心和主觀認識;(2)監督方式的隨意性。《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規定了偵查活動監督的方法有口頭通知糾正和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兩者的區別在于情節的輕重。但哪些情況屬于情節較輕，哪些情況屬于情節較重又未作規定，所以在偵查監督方式的選擇上存在很大的隨意性;(3)監督期限的不確定性。《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對刑事立案監督的程序和期限作了較簡單的規定，但對偵查活動監督卻未作出任何期限上的規定，這就可能出現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偵查監督的無限拖延，以及公安機關對檢察機關的監督不及時予以回復的情況;(4)監督效果的盲目性。由于法律沒有賦予檢察機關在偵查監督過程中具有一定的處分權，所以檢察機關在進行監督以后，對監督效果能否實現，總是處于盲目的狀態。以上情況的存在，嚴重影響了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只有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明確偵查監督卯具體操作規程和具體內容，才能為偵查監督提供有力的依據和保障，才能保證偵查監督的順利實施，達到監督的目的和效果。
2.法律規定公檢兩家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約的機制使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職能難以充分發揮。由于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檢、法三家在刑事訴訟中是“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關系，這表明公、檢、法三家行使刑事職能時處于平行的位置，各自分享權力，三機關的結構不具有層次性，這就決定了檢察機關很難深人到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中去，對偵查活動進行監督;另外，盡管法律規定了檢察機關享有法律監督權，但公檢兩家處于相互制約的關系，監督的職能具有逆向性和交錯性(如刑訴法賦予了檢察機關具有決定逮捕的權力，同時又賦予了公安機關可以變更逮捕決定的權力)，這大大削弱了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的充分發揮，從而導致偵查權力在某些方面的失控，使偵查監督工作步履維艱。如批準逮捕權雖然在檢察機關，而對檢察機關已批準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機關可以在不征得檢察機關同意的情況下對其變更強制措施(只是事后告知)，檢察機關發現情況后，即使對公安機關的行為采取監督，也只是一種事后的、不具有強制性的監督。
3.立法上缺少確保監督效果實現的權力條款或責任條款。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偵查行為的監督權，但是如果出現偵查機關不接受檢察機關的監督的情況時，卻沒有相應的條款來保證檢察機關監督權的實現。如刑訴法第87條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或者被害人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公安機關接到通知后應當立案。”倘若公安機關既不說明理由也不予以立案，經檢察機關多次監督仍不立案的，檢察機關也就沒有法定的有效手段來保證監督效果的實現。偵查活動監督也是如此，在檢察機關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以后，盡管一直進行跟蹤監督，但對監督效果能否實現，卻始終處于盲目之中。
(二)刑事司法中存在的問題
1.對偵查監督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如果說偵查監督立法上的缺陷是導致偵查監督工作效果不明顯的客觀原因，那么一些檢察機關對偵查監督工作重要性認識不足則是一個重要的主觀原因。如有的檢察機關考慮到與偵查機關工作上的長期配合關系，出現了寧可放棄一部分偵查監督工作，也要處理好與偵查機關之間的關系的想法;有的考慮到偵查監督立法上的缺陷，監督起來法律依據不足，困難重重，從而出現了畏難情緒。這些情況都不同程度地妨礙了偵查監督工作的進展。
2.監督方式滯后、被動，難以預防和及時糾正偵查中的違法行為。目前，實踐中偵查監督的做法主要表現為事后監督的形式，即在偵查機關的偵查工作中出現了違法情況后，才予以口頭或書面的監督，很少也很難針對偵查活動的全過程進行全方位的動態的監督。而且監督的渠道主要是從偵查機關報送的案件材料中發現線索，但偵查中的違法情況一般很少反映在案件材料中，即使有所反映，待檢察機關審查發現時，有的也是時過境遷，監督難以達到實效。
3.偵查行為所涉及的當事人對偵查行為的監督力度還不夠。在刑事偵查中，很大程度地涉及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其他公民的人身以及其他權利的限制和剝奪等情況，國家法律賦予了偵查機關較大的偵查權能，以求案件得以迅速偵破，相對來說，對涉案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的保護就比較弱化。實踐中，由于當事人法律意識欠缺，當偵查行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權力時(如違法取證或刑訊逼供等)，很少有人行使監督的權力，對之提出申告。
4.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公訴、監所檢察等部門在監督中缺少必要的溝通，沒有形成監督的完整體系。一些地方的檢察機關由于內部各部門在工作中缺乏聯系和溝通，相互脫節，各自為政，沒有從大局考慮及時互通信息，從而導致監督不到位或監督達不到實效。
三、完善我國刑事偵查監督機制的建議
(一)完善立法
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關于偵查監督的內容主要體現在第76條、第87條、第137條。第76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批準逮捕過程中，如果發現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有違法情況，應當通知公安機關予以糾正，公安機關應當將糾正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第87條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的，或者被害人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公安機關接到通知后應當立案。第137條針對提起公訴程序規定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案件的時候，必須查明偵查活動是否合法。以上條款是檢察機關進行偵查監督的法律依據。另外，《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71條至390條規定了刑事立案監督和偵查活動監督的內容、方式和程序等。但實踐中仍然存在應當監督的情形沒有法律依據或者監督達不到效果的被動局面，所以，筆者建議將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在立法中加以規定。
1.確立檢察機關在偵查監督過程中的刑事立案、撤案權以及對違法偵查行為的直接糾正權。根據刑事訴訟法以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等有關規定，檢察機關在偵查監督過程中，只有建議偵查機關立案或建議糾正違法偵查行為的權力，而沒有直接的處分和糾正權。如刑事訴訟法第87條規定，公安機關接到檢察機關的立案通知書后應當立案。但在實踐中，由于對案件的事實、證據以及案件性質認識上的不同，在公安機關接通知后仍不予立案的情況下，檢察機關也只能以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的形式予以督促。在公安機關堅持己見，拖而不立的情況下，檢察機關沒有更有效的法定方式予以監督成案。偵查活動監督的情況也是如此。所以，筆者建議在刑事訴訟法中要確立檢察機關在偵查監督過程中的直接立案、撤案權以及對違法偵查行為的直接糾正權。如在刑事訴訟法第87條后面增加“如果公安機關仍不立案的，檢察機關可以直接決定立案”的內容，以確保檢察機關偵查監督職能的發揮。在偵查階段，檢察機關與偵查機關的關系應該是一種監督、引導的關系，通過有效的監督、引導這種司法控制的手段，使偵查機關的偵查權始終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使。而檢察機關始終是要站在公正的法律立場上，為被追訴者和被害者提供一種實質上的法律保護。[3]設立檢察機關在刑事立案程序中的最終立案權，就是對偵查行為的有效的控制和引導，可以充分體現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
2.立法或司法解釋中，明確偵查監督的原則、主體、對象、范圍、內容、途徑、期限等。(1)原則。偵查監督的原則是偵查監督工作必須把握的靈魂和重心，所以明確偵查監督的原則有著重要的意義。筆者認為，偵查監督工作應遵循以下三項原則:第一，依法原則。偵查監督是檢察機關依法而實行的法律監督行為、是檢察司法職能的一種體現，所以，檢察機關進行偵查監督時，必須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必須遵循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基本原則，不能超越法律進行監督。第二，公正和效率原則。公正和效率是司法行為永遠的主題和追求的目標。偵查監督工作的目標也是如此，通過監督，不但使立案和偵查活動依法進行，還要力求案件在實體上公正處理。另外，強調偵查監督的效率，目的是為了使違法偵查行為及時得以糾正，是為了追求更大程度上的公平和正義，體現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效果。第三，配合與引導原則。與偵查機關在工作中相互支持、相互配合，這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所要求的，而檢察機關在必要的時候引導偵查機關收集證據，提出偵查建議則是為了共同的訴訟目的的需要，檢察引導偵查的方式可以說是偵查監督所要達到的較理想的模式。(2)主體和對象。偵查監督的主體是檢察機關，而監督的對象是一切有偵查權力的機關和部門。只有對監督的主體和對象(尤其是對象)作出了明確的法律規定，那么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才顯得更有針對性、更加有力。(3)范圍和內容。偵查監督的范圍主要包括三項內容:刑事立案是否合法的監督、偵查活動監督、對偵查機關在偵查過程中移送的案件的審查。對偵查監督的內容范圍加以法律規定，不僅能使一些檢察人員克服畏難情緒，也使檢察機關開展偵查監督工作更具有適法性。(4)途徑和期限。要在法律中明確規定檢察機關進行監督的具體手段、方式，并且規定檢察機關進行監督的期限以及偵查機關和部門對監督的反饋和糾正的期限，這不但有利于監督效果的實現，也有利于避免檢察機關濫用偵查監督權。
(二)與公安機關建立“互相配合、引導偵查”的合理關系
偵查監督制度涉及到公、檢兩家的工作，如何對公檢兩家在偵查監督中的關系予以合理定位，是關系到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職能能否發揮其應有作用的關鍵。從世界上一些國家的檢警關系來看，大體有指揮偵查和監督偵查兩種模式，而我國的檢警關系更多地體現為一種平等的制約關系，檢警之間制約有余，而協作不足。隨著對偵查監督職能認識的不斷深化以及工作觀念的轉變，加強監督已成為我們工作的一大重點，偵查監督工作的目的就是要糾正和減少偵查機關在偵查中的違法和違規行為，引導偵查工作沿著合法、規范的軌道進行。但是，傳統的事后監督的方式不可能完全預防和防止違法現象的發生。當前，與公安機關建立互相配合、引導偵查的關系可能是轉變偵查監督方式的一種較合理的方法。它可以打破以往偵查監督只局限于靜態的、事后的監督和糾正的格局，而對偵查活動進行全過程的動態監督和引導，并且變被動為主動，一定程度地預防偵查過程中違法行為的發生。建立這種合理關系，不僅與我國的刑事訴訟目的是一致的，而且也是司法實踐所需要的。筆者認為，“互相配合、引導偵查”其著重點在于引導，這是由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所決定的。“引導偵查”應該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以監督形式出現的引導，目的是為了引導公安機關規范立案以及偵查活動，保證訴訟過程依法進行，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具體內容有(1)對刑事立案和不應當立案的監督;(2)對偵查過程中違法決定、執行、變更強制措施的情況進行監督和糾正;(3)對刑訊逼供等侵犯當事人權益的違法情況進行監督和糾正;(4)對偵查過程中違反法定的羈押和辦案期限以及錯誤撤案的情況進行監督和糾正。 二是引導具體案件的偵查，主要內容是(1)適時介人公安機關的具體偵查活動，參與重特大案件的討論，為收集和固定證據提出建議;(2)對偵查中的違法取證行為進行監督并及時提出糾正意見;(3)做好退查案件的《補充偵查提綱》以及審查批捕案件的《提供法庭證據意見書》工作，引導偵查機關補充證據時的取證方向。
(三)完善制度，落實措施
制度和措施是偵查監督不斷加強的有效保障，當前，要深人開展偵查監督，須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檢察機關要與公安機關建立切實可行的適時介人偵查的具體制度。適時介人偵查是檢察引導偵查的一個重要的切人點，是做好偵查監督工作的重要環節。由于法律沒有對檢察機關適時介人偵查工作做出明確規定，所以，檢察機關有必要與公安機關建立可具操作性的適時介人偵查的制度。(1)明確適時介人偵查活動的范圍，主要是重大、疑難的案件以及一些有較大社會影響的涉黑涉惡和組織的犯罪的案件;(2)明確檢察機關介人偵查活動的工作內容，主要是了解案情，參與勘查、討論和分析案情，為偵查機關在收集和固定證據方面提出建議，履行監督職能，及時糾正偵查活動中的違法行為;(3)明確適時介人偵查的原則、程序和時間等。
2.檢察機關內部各部門要相互配合，形成監督合力。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公訴、監所檢察、控申、讀職偵查等部門要經常聯系和溝通，及時通報偵查監督的線索和信息，并在工作上相互配合，形成監督合力。如控申、公訴部門可將在來信來訪和辦案中發現的立案監督線索提供給偵查監督部門，由偵查監督部門審查后決定是否進行立案監督;監所檢察、公訴等部門可對在工作中發現的偵查過程中的超期羈押、違法取證、刑訊逼供等情況進行監督，也可將線索移送給偵查監督部門進行監督;偵查監督部門也可將在偵查監督中發現的偵查人員讀職犯罪的線索移送給讀職偵查部門進行立案偵查。各部門之間還要建立一定的線索、信息聯系、登記和反饋制度，定期進行溝通，偵查監督部門掌握信息后及時進行監督，這樣才能形成監督的合力，使偵查監督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
3.建立跟蹤監督制度。(1)建立刑事立案監督案件的跟蹤監督制度。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不立案的案件，經過立案監督而成案后，應當進行跟蹤監督，防止立而不偵、偵而不結的情況發生。
首先，偵查監督部門要建立立案監督動態流程表，并由專人負責對監督成案的案件進行定期跟蹤監督，及時掌握信息。其次，檢察人員應多與公安辦案人員進行聯系、溝通，對監督成案的案件的偵查情況及時了解并在必要時提出偵查取證的建議，引導和配合公安機關偵破案件。(2)建立審查逮捕案件的跟蹤監督制度。檢察機關對已批捕或不捕案件進行跟蹤，對公安機關執行逮捕的情況以及對不捕案件的辦理和執行情況進行監督。首先，建立偵查活動監督流程表，將批捕案件執行的監督、捕后變更強制措施的監督、不捕案件的監督以及其他情況的監督均及時輸人表格，掌握情況。其次，規范不捕退查案件的辦理和監督程序。由于對不捕退查案件的辦理程序和監督程序，法律未作明確規定，所以有必要制定相應的制度予以規范:規定公安機關辦理不捕退查案件的相對期限;規定檢察人員在案件退查期間的監督職責;規定檢察機關對退查案件的監督程序。
參考文獻：
1、《刑事審判原理》，陳瑞華，1997年北大出版社；
2、《刑事訴訟目的論》，宋英輝，1995年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3、《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偵查案件實行人民監督員制度的規定（試行）》，最高人民檢察院；
4、《刑事訴訟的理念》，左為民、周長軍，法律出版社；
一、證據合法性證明需要注意的問題
刑事訴訟法修改后，證據合法性問題日益成為出庭檢察人員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筆者結合孫某某投放危險物質一案，探討證據合法性證明有關的問題。
（一）證據合法性證明標準的把握
目前對于證據合法性證明標準，法律規范層面的規定只有《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1條，即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訴人不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該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8條規定：“對于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54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有學者認為，排除非法證據的證明標準有兩種：一是“確認”；二是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前者比較容易理解，即已有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有關證據系非法所得。對“不能排除”的標準，應定為明顯優勢證據即70%以上。[1]筆者認為，司法實踐的復雜性決定了難以對證據合法性證明確定具體的標準，應該從刑事訴訟法對案件事實證明標準的規定出發，結合證據合法性證明特殊性來確定。概言之，證據合法性證明標準應當界定為有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證據合法性，并且能夠排除非法取證的合理懷疑。
（二）證據合法性證明的原則
1.程序先定原則。證據的合法性證明，應當側重審查證據的存在形式和取證程序。只要證據存在形式和取證程序符合法律規定，就應當初步確定證據的合法性，有其他線索證明可能存在非法取證的除外。取證活動是一項專業、秘密的司法活動，其自身特點決定了證據合法性的證明必然只能圍繞取證過程的程序開展。本案中孫某某辯解其審判前的供述系遭受刑訊逼供下作出的。針對這一辯解，我們審查了孫某某歷次供述的時間、地點、同步錄音錄像、拘留、逮捕法律手續、羈押、提審手續，權利告知筆錄以及偵查人員的執法資格等程序事項。我們發現偵查人員的取證活動完全符合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雖然孫某某提出曾遭受刑訊逼供，但是其對歷次供述均簽字確認，并且對筆錄中改動之處也捺印固定、認可。其所提遭受刑訊逼供的辯解與其歷次供述的存在形式存在矛盾，明顯不能成立。
2.當面交談原則。我國刑事審判中實際存在一種以案卷筆錄為中心的裁判模式。[2]進入訴訟程序的大多是偵查人員制作的書面材料。由于司法工作人員的認識不同，其所制作或出具的書面材料對案件事實或證據形成情況的證明側重點也不同。偵查卷宗中的書面材料一般不會對證據合法性進行針對性說明。在法庭審理環節，當證據合法性成為證明對象后，檢察人員如果僅僅給偵查人員列出補充證據提綱，就難以準確表達補查意圖，偵查機關也難以開展針對性工作。為全面了解證據形成的有關情況，檢察人員和偵查人員當面交談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孫某某投放危險物質一案中，孫某某提出偵查人員剪取孫某某等人指甲時，沒有單人單剪，存在指甲相互污染的可能。我們和偵查人員座談時了解到偵查人員提取指甲時確實單人單剪，并且剪取指甲后將指甲鉗送給了被剪取人。針對這一情況，我們要求偵查人員對和孫某某一起被剪取指甲的魏某某等人取證，魏某某等人證明偵查人員剪取指甲時單人單剪，并且將指甲鉗送給了每個被剪取人。提取過程的合法性得到很好證明。
3.窮盡一切證據原則。“證據確實、充分”、“明顯優勢證據”、“排除合理懷疑”等標準具有很強的主觀特征，司法工作人員對具體案件的證據合法性證明標準都有自己不同的認識和把握。為確保審判人員足以確認證據的合法性，檢察人員應當收集盡量多的證據。偵查機關及偵查人員是證據的取證主體，當然對證據合法性具有不可替代的證明責任和證明能力，但是，偵查機關之外的機關和個人提供的材料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和證明力，更應注意加以收集。孫某某投放危險物質一案中，針對其所提在偵查環節遭受刑訊逼供的辯解，我們查找了送孫某某到看守所羈押前在醫院的體檢記錄，證明其入所前體檢情況正常；查找到看守所管教民警對其談話記錄，證明孫某某曾向管教民警講述了自己投毒的事實。孫某某在不同環境、針對不同對象均陳述其投毒的事實，從一個側面證明其偵查階段的供述真實性，有力地證明了其庭審前供述的合法性。
二、被告人供述和辯解的合法性證明問題
實踐中證據合法性問題主要集中在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上，且被告人大多辯解遭受刑訊逼供。對此問題，應當充分聽取被告人辯解的刑訊逼供時間、地點、訊問人、刑訊逼供的手段等詳細情況。經審查，認為被告人所提刑訊逼供的辯解不能成立的，一般可以采取以下方法證明被告人供述和辯解的合法性。
1.播放訊問過程的錄音錄像。《刑事訴訟法》修改時，對司法實踐經驗進行了總結，增設了對訊問過程錄音錄像的制度。這一制度的建立，進一步規范了偵查訊問工作，有利于保證訊問活動依法進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也有利于固定、保存證據，防止被告人在庭審時翻供，甚至誣告辦案人員刑訊逼供，對偵查人員自身也是一種保護。同時這一規定也將為新設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服務，提供訊問過程是否合法的證明材料。[3]
2.出示、宣讀被告人在審查逮捕、審查階段向檢察人員的供述和辯解。審查逮捕、審查階段檢察人員訊問被告人時的環境、條件及訊問思路和重點與偵查人員的訊問活動有較大差別，被告人接受訊問時，有充足的條件和機會進行自愿、如實供述。被告人否定偵查階段的供述合法性時，其在審查逮捕、審查階段向檢察人員的供述的重要作用就凸顯了，該供述不僅能夠證明其犯罪事實，而且能夠證明其在偵查階段供述的合法性。出示、宣讀被告人在審查逮捕、審查階段的供述時，不僅要說明該供述的真實、合法，更要分析該供述與偵查階段供述內容的一致性，進而證明偵查階段供述的合法性。
3.調取、出示羈押入所前體檢記錄、羈押提訊記錄、管教民警談話筆錄等有關材料。羈押活動與偵查活動是相對獨立的兩個活動，由不同的人員負責。看守所法醫、管教民警有自己獨特的職責要求，因此被告人入所看押及羈押期間對被告人有關身體檢查、談話記錄等材料能夠從另一個角度證明偵查活動的合法性，也能夠證明被告人供述和辯解的合法性。需要注意的是，審查以上證據材料時，不能單純書面審查材料記載的內容，必要時要與看守所法醫、管教民警進行座談，詳細了解材料形成的有關情況。
4.提請法院通知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第58條對特定情況下有關偵查人員和其他人員出庭說明證據收集的有關情況作了規定。受傳統辦案方式和執法思想的限制，偵查人員一般對出庭說明情況的積極性不高，甚至存在抵觸。檢察人員應當充分闡述案件證據的特殊情況及出庭說明情況的證明作用。偵查人員出庭說明情況前，出庭檢察人員要與偵查人員充分溝通交流，讓偵查人員充分掌握案件有關細節，向其說明證據合法性存在的問題及在法庭上應當注意的問題。需要明確，偵查人員出庭作證作為特定情況下證明取證手段合法性的手段，操作時要慎重、穩妥，避免對偵查機關的工作造成大的困難和干擾。
注釋：
[1]陳光中：《如何解決新刑事訴訟法貫徹實施中的若干疑難問題》，載《訴訟法學研究》第18卷。
所謂“公訴介入偵查，引導取證”，是指為了提高刑事案件的辦案質量，及時、全面、合法地獲取指控犯罪所必須的證據，檢察機關公訴部門采取法律規定的訴訟手段，加強與偵查機關的配合，促使偵查機關準確、全面地收集和保全指控犯罪所需的證據，保證偵查活動依法進行。
“公訴介入偵查，引導取證”這是繼檢察機關適應修改后刑事訴訟法的要求，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進行的一種工作機制的創新，進一步強調了檢察官在法庭的舉證責任。
一、公訴介入偵查，引導取證是適應刑偵體制改革，庭審制度改革和偵查監督工作的需要。首先，公安機關刑偵制度改革后，把偵查辦案任務和目標明確落到每個偵查員身上。公安機關提請檢察機關批捕的案件數量大幅度上升。由于缺少預審部門的把關，一些地方移送的案件質量下降，有的偵查人員對該提取的證據沒有發現提取，對所收集證據程序上又不合法，有的移送后，應當具備的材料不具備；對于提起公訴的要求，一些偵查人員不了解，甚至于認為案件一旦經檢察機關批捕后，即可大功告成，可以松口氣了，甚至于將案件擱置一邊耗時限或忙于其它工作，對于案件證據的索取不及時，不到位，使得可以索取到的賴以定案主要證據不能及時取得，以至于時過競遷，失去偵破的最佳時機，從而導致案件不訴的比例增大，影響了對犯罪的打擊力度。因此，要提高辦案質量，降低不訴比例，就必須加強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的密切合作，共同努力解決存在的問題。從檢察機關的角度講，就要適時介入偵查活動，提出偵查取證的建議。對于一些重大、疑難的案件就要提前介入，及時了解、熟悉案情，掌握案件進展情況，為庭審公訴作好充分準備。實踐證明，公訴介入偵查，引導取證受到基層公安機關和偵查人員的歡迎，對提高偵查辦案質量也發揮了較好的作用。其次，公訴介入偵查，引導取證，有利于調動控、辯、審三方的積極性。庭審方式的改革，進一步強調了檢察官在庭審中的舉證責任。控、辯、審三方在法庭上的地位發生了變化，控、辯雙方在法庭上平等地位和法官的居中裁判，都充分體現了訴訟參與人和當事人各方的權力和義務得到了更為合理的體現，這樣一來，對公訴人出庭支持公訴，對證據的運用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也對案件偵查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訴環節上的證據來源于偵查，如果法院認為犯罪證據不足而做出無罪判決，說明偵查機關收集的證據沒有達到定罪量刑的標準。因此，偵查活動應當著眼于庭審公訴的標準來收集證據，并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從而為檢察官出庭指控犯罪奠定良好的基礎。實踐中，受“重破案、輕證據”思想的影響，偵查人員往往忽視賴以定案的證據的收集和保全，導致庭審中公訴方的被動和判決無罪案件的增加。因此，要提高公訴質量，就必需對偵查活動予以幫助和引導，以確保符合公訴的要求。
二、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公、檢、法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是公訴介入偵查，引導取證的法律基礎。它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征：第一，公訴介入偵查，引導取證是依法進行的。公訴介入偵查，引導取證區別于指揮偵查、指導偵查的重要特征。我國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沒有隸屬關系，因此，指揮偵查和指導偵查的提法是不準確的。指揮偵查具有行政指令色彩，而引導偵查不具有行政指令色彩。檢察機關對偵查的引導是從批捕、公訴的角度，對偵查機關收集的證據等偵查活動進行引導，而不是全局指揮。引導偵查取證是檢察機關依法采取的措施，是對公安機關偵查工作的配合、幫助，沒有侵犯公安機關的偵查權。第二，公訴介入偵查，引導取證的重點在于“取證”而不是所有的偵查活動。偵查包括公安機關的專門調查工作和所采取的強制措施。引導偵查取證的重點是專門調查工作中的收集證據工作。檢察人員的優勢在于對其批捕、公訴證據標準的把握及審查和運用證據的能力。而偵查人員的優勢是偵查謀略、偵查技術和技能。因此，引導偵查取證的重點是按照批捕、公訴的要求引導偵查人員收集證據和保全證據。如果在刑事訴訟中介入并主導偵查程序過多，通過指揮刑事偵查活動而將偵查行為演變為檢察機關自身的行為或檢察機關與偵察機關競合的行為，則檢察機關在訴訟中的法律監督地位就會受到嚴重的威脅甚至失去立足之地。第三，引導偵查取證強調檢察機關的主動性和積極參與性。引導取證的本意是創新機制，解決檢察機關在配合、制約和監督方面主動性、積極性發揮不夠充分的問題。我國檢察機關，不是一個單純的刑事追訴者，在刑事訴訟中具有代表國家追訴犯罪和對訴訟活動進行監督的雙重職能，這是我國檢察制度的特色，也是與西方檢察制度根本區別的所在。為更好的履行法律監督職責，檢察機關必須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偵查活動中去，發現違法行為，及時糾正，以保證偵查活動的依法進行。
三、公訴介入偵查，引導取證的途徑
公訴介入偵查，引導取證的途徑，是指引導偵查取證的具體方式。從實踐來看，引導偵查取證，既有宏觀途徑，又有微觀途徑。
（一）、引導偵查取證的宏觀途徑
引導偵查取證的宏觀途徑是指適用于整個刑事案件或者多數刑事案件的途徑。主要有以下兩種方式：
1、定期或不定期地召開檢察機關、公安機關聯席會議，研究解決辦理案件中遇到的問題而召開的，一般由雙方輪流主持，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雙方的主要負責人和業務部門的負責人參加。
2、由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共同制定追訴犯罪的標準和公訴證據參考標準。追訴犯罪的標準實際上就是立案標準。公訴證據參考標準，是按照公訴條件，從收集、審查證據的角度對具體罪名、犯罪構成要件的分解和細化。
（二）、引導偵查取證的微觀途徑
引導取證的微觀途徑，是指對個案的偵查取證予以引導的方式，是依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而實施的訴訟活動。主要包括以下途徑：
適時介入偵查。即在重、特大案件發案、立案階段、捕后偵查階段，檢察機關應派員及時介入，出席現場勘查；或者在案件移送前參與重大案件的討論。當前，對于介入的時間、介入的方式、介入的任務等尚缺乏明確統一的規定，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介入作用的發揮。筆者認為，當前應由偵查、檢察雙方共同規范適時介入偵查，使之規范化、制度化，以利于雙方共同遵循。規范適時介入偵查，應當明確以下內容：
（1）、規范適時介入偵查的任務。適時介入偵查的任務主要有三：一是人民檢察院在受理刑事案件前，通過提前了解案情，熟悉證據，為審查作好準備；二是通過參與現場勘驗，共同討論案件，對偵查機關提出繼續偵查和取證的建議；三是依法履行偵查監督職能，及時糾正偵查活動中的違法行為。
（2）、規范適時介入偵查的范圍。
適時介入偵查的范圍包括，一是特別重大的刑事案件；二是在本地區有重大影響的刑事案件；三是疑難復雜的刑事案件；四是偵、檢雙方認為必要提前介入的其它刑事案件。
（3）、規定適時介入偵查的時間。
適時介入偵查的時間可以區分不同的情況：對于重大疑難復雜的刑事案件和在本地區有重大影響的刑事案件，偵查機關認為有必要邀請人民檢察院派員提前介入的，可以在案發或者破案時通知人民檢察院派員介入；人民檢察院認為的必要提前介入的刑事案件，可以通知公安機關，公安機關應當積極配合。
（4）、規范適時介入偵查的程序。
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刑事案件，偵查機關通知，檢察機關認為有必要提前介入的刑事案件，可以與偵查機關聯系。介入偵查的檢察人員應由人民檢察院的院領導委派或者偵查監督部門或部門的領導指定，與偵查機關的辦案部門聯系。
關鍵詞：未成年人；保護性刑罰理念；審查逮捕機制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1-7740(2010)01-0078-02
眾所周知，逮捕是最為嚴厲的強制措施，我國刑事訴訟法仍是實行逮捕羈押一體制，檢察機關一旦決定批準逮捕，就意味著可以將犯罪嫌疑人采取長達14天、37天甚至兩個月的持續羈押。未成年人基于身心正處于成長發育期，易受外界的感化和教育，對其采取審前羈押，會使他們受到巨大的刺激而在心靈深處烙上“坐牢”的烙印，引起他們強烈的叛逆反抗心理，不利于刑事訴訟的進行和教育感化目的的實現。另外，較高的逮捕適用比例與我國法律關于未成年人犯罪的保護性刑罰理念相違背。如何從未成年人的身心利益出發，建立以“教育感化為主，強制羈押為輔”的未成年人案件審查逮捕制度，筆者建議：
一、從嚴制定未成年人案件逮捕證據證明標準
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把原來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逮捕條件中的“主要犯罪事實已經查清”放寬為“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以適應打擊犯罪的需要。雖然國家六機關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作出相關的解釋，但該解釋并沒有區分未成年人與成年人犯罪案件，各地檢察機關根據本地區的司法實踐形成或寬或嚴的證據證明標準，不利于公正執法和未成年人權益的保護。鑒于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在審查批捕時應掌握嚴于成年人案件的逮捕證據證明標準，建議以“證據所證明的事實構成犯罪”為標準。
二、嚴格界定未成年人案件“有逮捕必要”的范圍
《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13條規定了幾種可以做出不批準逮捕的情形，但該規定仍體現“不逮捕為例外”的精神，尚未從幫教感化出發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特殊司法保護。筆者認為，未成年人案件“有逮捕必要”范圍的界定，應立足于未成年人身心成長的特殊需要。建議對那些涉嫌嚴重暴力刑事犯罪、可能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共同犯罪中的主犯、首要分子、主觀惡性深、無悔罪表現、多次犯罪而屢教不改、無幫教條件及采取其他措施會導致竄供、毀滅證據等妨礙刑事訴訟進行的情形，認定為“有逮捕必要”，繼而嚴格限制案件經辦人的主觀臆斷，才能改變目前未成年人案件“構罪即捕”的局面，朝著“以強制羈押為例外”的良好態勢發展。
三、全面主動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相關信息
1．審查事實時應做到“七必查清”。一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年齡必須查清；二是在共同犯罪中是否系主犯、從犯、脅從犯必須查清；三是是否存在教唆犯、傳授犯罪方法或利用未成年人實施犯罪的其他犯罪嫌疑人必須查清；四是是否有法定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情節必須查清；五是女性未成年人是否懷孕必須查清；六是是否初犯、偶犯必須查清；七是合法權益在偵查期間是否受到保護必須查清。七個必須查清的事實中最為關鍵是刑事責任年齡，其涉及罪與非罪，特別應嚴格審查刑事年齡臨界案件，保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九條規定，審查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把是否已滿十四、十六周歲的臨界年齡，作為重要事實予以查清。對難以判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實際年齡，影響案件認定的，應當作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 2．適時介入公安機關偵查。建立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品行調查制度。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品行情況是判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險性以及再犯可能性的重要依據，對于我們做出正確的審查逮捕決定同樣具有重要意義。但在辦案實踐中，公安機關往往只重視案件證據的移送，而忽視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品行調查的采集，由于刑事訴訟法規定審查逮捕的期限只有七天，為了有效地開展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格調查，對于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檢察機關要適時地介入公安機關的偵查，在介入偵查中做好對未成年人的品行調查。對此，審查批捕部門應建立品行調查制度，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點、家庭環境、精神狀態、知識水平、社會交往、成長經歷、在校表現、社區評價、犯罪原因、前科情況等等列為需調查的內容，為因勢利導進行思想教育，最大限度地挽救失足的未成年人提供重要的材料，也為檢察機關依法做出是否批捕和逮捕決定提供參考。此外，案件移送審查時，審查批捕部門應及時提供相關犯罪嫌疑人的品行調查情況，為審查部門做出是否及是否建議法院判處緩刑提供參考。
3．設立未成年人案件人性化提審制度。審查批捕是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所設的第一道監督關卡，對未成年人案件每案提審，聽取犯罪嫌疑人的辯解，有利于查清偵查機關是否存在威脅、引誘、刑訊逼供等違法取證的情況，有利于非法證據的排除，有利于正確作出是否逮捕的決定。但由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剛剛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心理抵觸性強，如何消除其緊張、敵對情緒，使審查逮捕程序中的提審制度真正起到查實證據、教育感化的作用，抓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心理的人性化提審至關重要。對未成年人訊問應至少有一名女檢察官在場，訊問人員不穿檢察制服，訊問前通知其監護人或法定人到場，并與他們做好溝通及配合工作，采集分析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品行特征，擬定針對性的訊問提綱。開始訊問前做好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并告知其訴訟權利，采取準確易懂、親切平和的用語，以談心的方式進行訊問，幫助他們分析犯罪根源，找出癥結，使其深刻認識到自己行為的危害及違法性，同時充分給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辯解的權利，使其明白檢察機關不是將其往牢里推，而是維護其權利的法律監督機關。
四、捕后嚴把超期羈押關，適時變更強制措施
超期羈押已成為刑事訴訟的痼疾，成為司法與社會關注的焦點。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羈押不是一種獨立的強制措施，而是刑事拘留和逮捕的附帶性后果。“超期羈押是一個法治社會不能容忍的現象。”說這句話的不是普通人士，而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我國偵查機關和羈押機關沒有分設，公安機關是主要偵查機關，羈押機關也屬于公安機關，公安機關為方便偵查工作的進行，在捕后往往以各種理由向偵查監督部門提請批準延長犯罪嫌疑人的偵查羈押期限。對此，偵查監督部門的審查往往也是采取走過場的形式，并沒有針對案件的性質及犯罪嫌疑人的悔罪表現等情況對有無繼續羈押的必要進行實質審查，造成偵查機關變相的超 期羈押情況，從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權。對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而言，超期羈押或變相超期羈押對其尚未成熟的人格及其今后的發展所造成的損害更為嚴重。為充分體現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挽救方針，偵查監督部門應指定專門人員負責審查提請延押報告，要求偵查機關充分說明延押的理由，向原批準逮捕部門了解案件的性質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品行情況，在批準延押后做好備案監督工作，督促偵查機關及時辦結。針對在校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根據其犯罪情節、悔罪表現、羈押現狀等情況，本著在不影響訴訟進行的前提下，如無繼續羈押的必要，適時監督偵查機關變更強制措施。
五、建立不捕回訪制度，積極落實幫教措施
關鍵詞：證人 證人證言 當庭翻證 原因 對策
近年來，隨著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犯罪也正朝著復雜化、多樣化和高智商化的方向發展。犯罪分子在實施犯罪后，往往會采取各種方法或百般抵賴、或時供時翻，拒不認罪；其利益關系人則為使被告人逃脫法律的追究而進行掩蓋犯罪事實、隱藏包庇被告人、隱匿犯罪證據的活動。翻供翻證現象的存在，致使對犯罪證據的認識不一，給公訴機關指控犯罪帶來很大的困難，直接影響了打擊犯罪的力度。
證人證言，是指證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況向公安司法機關所作的陳述，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的八種證據類型之一。證人證言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或被害人的陳述更為客觀，真實性和可靠性也較大，它是刑事訴訟中最常見的證據，也是人民法院審判案件，認定案件事實、進行公正審判的重要依據之一。然而，當前的司法實踐表明，刑事案件，證人當庭翻證的比率較高，嚴重影響了人民法院對案件事實的正確認定和處理，成為目前我國司法審判的一大障礙。針對這樣一種現象，筆者在此就刑事案件中，證人當庭翻證的原因及對策進行簡單的分析：
一、刑事案件中證人翻證的主要原因：
第一、證據的獲取與法院的庭審，二者之間形成強烈的反差。
收集證人證言的方法是詢問證人。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機關在詢問證人時必須依法定的程序，個別和口頭進行。但是一些偵查部門在為了確保偵查效果的前提下，往往采取秘密詢問的方式，如刑訊逼供、取證不合法等等。由此，存在一定的隱患，這種詢問方式在遇到公正、公平、公開的透明的庭審的時候，兩種方式形成強烈的反差，證人很容易就會翻證，從而也給法院正常的審判活動帶來一定的障礙。
第二、證人出于多方面的考慮迫使其當庭翻證，如：庇護犯罪嫌疑人、害怕犯罪嫌疑人日后報復等等。
自古以來，中國人都很重視人情關系，傳統思想的影響使人們認為為了與自己無關的事而得罪人不值得，而且日后還可能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打擊報復。在中國這樣一個關系型的社會，社會生活中發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通過千絲萬縷的途徑，總能與某人有一定的聯系。當某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責任時，被告人的親朋好友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找到對被告人一方不利的證人，對其作"動員"，而證人往往基于上述"關系"的影響，加之自己內心的一些顧慮，就會出現偵查期間的證詞與當庭所作證詞不一致的現象。
第三、刑事案件的偵查部門收集的證據不全面，從而給證人翻證"創造機會"。
我們很清楚有的刑事案件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和秘密性，尤其是檢察機關的自偵案件，這給偵查部門的調查取證帶來很大的阻力和障礙，同時部分偵查干警由于偵查方式的老化和理論知識的缺乏，在偵查過程中過分依賴偵查經驗，促使他們偏重于言詞證據，而忽略了那些對犯罪嫌疑人有利證據的收集，甚至不將對犯罪嫌疑人有利證據移交法院。由于沒有其他證據相佐證，就會給證人翻證作偽證有可乘之機，從而給法院審理案件帶來困難。
第四、證人的作證意識不強，法律意識淡薄，不清楚自己的行為在法律上的后果。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有如實作證的義務。但大多數的證人法律素質不高，缺乏作證的法律意識，對作證的意義以及法律上的責任認識不到位，言語存在一定的隨意性，當到了法院那種莊嚴而神圣的地方更容易出現偏差，避重就輕，擾亂正常的審判秩序。
第五、我國的法律體制不健全，對證人作偽證的懲罰力度不夠。
我國刑法規定：在刑事訴訟中，證人、鑒定人、記錄人、翻譯人對與案件有重要關系的情節，故意作虛假證明、鑒定、記錄、翻譯，意圖陷害他人或者隱匿罪證的行為構成偽證罪。只有那些嚴重危害刑事司法活動的行為才被追究刑事責任，而現實生活中，某些翻證現象其實質就是作偽證，然而真正追究刑事責任的卻很少，其原因之一就是司法機關打擊力度不夠，其二是沒有具體的法律依據。
第六、律師在一定程度上"引導"證人作偽證。
律師，是指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它帶有一定的商業性，其目的是為了維護被人的利益。由此，我們也就不能排除有個別律師，為了商業利益，而做出違反法律法規的事情，比如：慫恿證人作偽證、當庭翻證等等。
第七、在檢察院負責偵查的行賄受賄案件中，沒有受到刑事處罰的行賄人容易翻證。
在職務犯罪的受賄案件中，行賄人往往是"一對一"的證人，從法律意義上講，受賄人與行賄人都是相應的犯罪主體。但在受賄人被處理的多、而行賄人被處理得少的現實面前，行賄人往往成為受賄案件中唯一的關鍵證人，他的證言對被告人的定罪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就使得被告人及其親屬、辯護人抓住這一關鍵證人而大做文章，行賄人在案件到了開庭審理的關鍵環節，往往出于多種原因的考慮，當庭作偽證，給指控犯罪帶來很大的困難。
二、解決措施：
第一、完善我國的法律體系，加大對證人作偽證的懲治力度。
目前刑事案件中存在的這種證人翻證現象已經嚴重的妨礙了正常的司法活動，阻礙了對犯罪事實的認定，甚至放縱犯罪，殃及無辜，雖然刑法第305條對偽證罪作了明文的規定，但是偽證罪的構成要件過于嚴格，對嚴重違反刑事活動的才追究刑事責任，而對一般的證人偽證行為是不予追究的。因此，我國應該完善相應的法律體系，對這種一般的偽證行為給予一定的懲罰，如采取罰金、拘留等措施，只有加大對偽證行為的懲治力度，才能有效地遏制作偽證的行為。
第二、加強法律意識的宣傳，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
有些公民作偽證，是由于自己的法律意識淡薄，對自己的這種行為認識不夠。因此，我們應該加大法制宣傳的力度，采取各種形式的法律宣傳手段，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使公民充分認識到作證的意義和重要性，提高公民如實作證的自覺性和責任感，將其所感知的案件事實如實地做出陳述，這樣才能保證其證言的真實性，從而有利于司法人員全面查清案情，正確處理案件，對犯罪嫌疑人作出正確的處理。
第三、實行證人當庭宣誓制度。
在英美法系的國家，大多實行證人宣誓制度。在我國，雖然有些法院也實行證人宣誓制度，但大多數只是一種形式，由審判人員宣讀具體的內容，再詢問證人是否知曉，然后簽字，這根本沒有起到實質上的效果。我們應該借鑒歐美國家的做法，實行證人庭審宣誓制度，從而使證人在內心形成一種"我必須如實作證，否則為天理所不容"的想法，這樣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證人如實作證。
第四、精心做好庭審前的準備，強化庭審質證程序，充分運用證據鏈，從而使證人沒有翻供的機會。
在審查階段詢問證人時充分了解其供、證情況，察看其有無翻證的跡象。對法庭上可能會出現的翻證，進行充分的預測，并針對可能出現的問題設計對策。認真準備詢問提綱、舉證、質證提綱、公訴意見等。對證人做好法制教育和證言復查，搞好證據的保全工作。在庭審時，強化質證程序，將偵查部門收集到的證據形成證據鏈，充分運用這樣一條證據鏈對證人進行詢問，發現證人證言有前后矛盾的及時提出質疑，從而遏制證人翻證。
第五、規范案件偵查部門調查取證的程序。
目前，刑事案件偵查過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違法取證、取證不合理的現象，這樣一種現象的存在使得證人在取證和庭審時所處的環境形成強烈的反差，容易造成證人翻證。因此，偵查部門在調查取證的時候應當嚴格依法辦事，做到取證合理合法，嚴格禁止違法取證。法院對違法取得的證據在庭審時不予采納，從反面規范案件偵查部門的調查取證的程序。
參考文獻：
[1]武鼎之：《證人拒證，良策何在》，載《人民檢察》2005第10期。
[2]《證人出庭作證，難在何處》，載《檢察日報》2004年8月22日。
[3]王幼璋：《刑事證人到庭的法律缺陷和認識誤區》，載于華東司法研究網 2004年6月22日焦點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