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14 16: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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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2015年國內外形勢的不確定因素加強，我國的工業經濟增長仍然面臨較大的問題。
面對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穩中求勝”成為我國工業經濟發展的首要條件，國家應該在保持工業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制定政策以確保我國工業取得較大的改革突破。基于此，本文就新常態下工業經濟的運行特征與發展對策展開探討，以期為國家工業發展提供借鑒和參考。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在從“舊常態”向“新常態”的過渡時期。在這個深度調整期，我國的工業經濟整體處于工業結構高級化、工業增速下行的情況。
為了更好地促進工業經濟發展，在維持經濟穩定的基礎上突破傳統工業發展模式，國家要加強對新常態下工業經濟運行特征的分析，積極探索工業經濟發展的新對策。
一、新常態下我國工業經濟的運行特征
1.工業經濟增速放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然而近些年來，我國工業經濟的增速卻明顯出現了下滑的趨勢，這主要是因為當前工業企業的經濟增長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不過盡管工業經濟增速下滑，其總體趨勢仍然較為平穩。
2.產業結構升級加快
根據數據調查顯示，2014年，造成我國工業經濟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是電力、采礦業和燃氣等生產和供應產值的下滑，而這些重工業產業的下滑正是因為我國工業經濟目前正處在轉型的階段。當前，我國能源結構正在向更加節能環保的方向發展，城市中的燃氣設施日益完善，廢棄資源綜合利用業也開始進入市場并飛速發展，這些都表明了我國工業產業結構的升級速度正逐步加快。
二、新常態下我國工業經濟的發展對策探析
1.繼續刺激市場需求
首先，國家要在保證投資效益的基礎上，加大投資的力度，促進投資平穩較快發展。投資效益可以分為經濟效益和綜合效益，經濟效益僅僅體現了企業方面的成果，而綜合效益還涉及對社會長遠發展的綜合影響，關系我國的民生穩定和社會穩定問題。
目前我國還有許多地區存在產業不平衡的問題，這些地方的設備落后，工業經濟發展緩慢。所以，國家必須加大對民生項目的投資，同時還要把控好投資的步伐，避免因集中投資而產生經濟急速發展的不穩定現象。其次，國家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工業發展和資源配置上的作用，減少對房地產行業的干預，并且取消限房令等制度，實現消費者的自由購買。
同時，國家還要改變土地的出讓方式，增加公共土地的供給，使房地產行業朝著積極健康的市場方向發展。最后，國家要制定積極的進出口貿易政策，降低我國進口關稅，鼓勵國內的高新技術產品、高加工度產品進行出口貿易，鼓勵中間產品進口。積極的進出口貿易政策能夠為我國工業經濟的發展提供良好的保障機制，避免貿易爭端，從而提高我國工業企業競爭力，促進工業經濟發展。
2.持續引導轉型升級
為了更好地促進新常態下工業經濟的發展，國家要持續引導工業產業的轉型升級。首先，國家要鼓勵工業企業創新。企業創新能給企業和國家經濟帶來巨大的活力，能夠迅速提高整個工業行業的技術水平，為工業轉型奠定堅實的技術基礎。
其次，國家要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知識密集型企業的數量多少是決定一個國家工業結構是否先進的重要標準，知識密集型產業的快速發展可以與其他產業產生乘數效應，加快工業經濟的整體發展步伐。
國家在發展知識密集型企業時不能僅僅專注于高端技術企業，而是更多的從要素結構升級的角度出發，主動承接跨國高新技術產業的轉移，促進國內具有發展潛力的低、中端知識密集型產業取得發展。
最后，國家還要積極培育和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點，努力將信息消費培養成市場新的經濟增長點，并促進信息化和工業化的深度融合和發展。
3.改革體制機制，實現配置優化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體制機制是影響其工業生產效率的重要因素，體制機制的優化能夠更好地促進工業煥發活力，催生更強的發展動力。對此，國家應該加快對工業經濟的體制改革，促進資源優化配置。首先，國家要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快速推動國有企業在股份制、公司制和國企股權結構方面的優化，實現民營資本和國有資本的優勢互補，促進雙方共贏發展，進而提高工業產業的經濟發展水平。
其次，國家要積極促進壟斷行業的改革，在工業行業發展過程中存在許多供給不足和產能過剩的問題，這些問題導致我國的資源配置效率較低，同時一些壟斷行業的供給無法進一步保障，難以滿足市場需求。
對此，國家應該以宏觀調控為手段，將一些資源從產能過剩的行業轉移到供給不足的壟斷行業，以實現資源優化配置。
三、結語
綜上所述，我國工業產業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階段，國家應該積極發揮宏觀調控的力量來刺激市場需求，為工業產業轉型升級創造良好條件。同時，要改革工業發展體制機制，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工業經濟內涵式增長。
關鍵詞：經濟發展；新常態；法治經濟
一、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一般特征和動力機制
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所代表的經濟發展狀態，在這個新階段中，將發生一系列全局性、長期性的新現象、新變化。經濟發展將走上新軌道，依賴新動力，政府、企業、居民都必須有新觀念和新作為。“穩增長”著眼近期，“調結構”著眼中期，“促改革”著眼長期。著眼于長期的改革，也需有現實的動力源泉，應有激勵相容的機制機理。在經濟新常態下，最重要的改革方向和政策取向就是要形成“公平―效率”的新常態關系，這是能否實現經濟新常態的特征之一“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關鍵。往往呈現如下一般特征。
（一）增長速度換擋
“新常態” 是經濟高速增長階段過后的 “換擋” 期狀態，這一階段，經濟增長速度回落屬于一般規律。上世紀，日本經濟增速從五六十年代 10%降至七八十年代 5%，進而90年代后1%的水平；韓國經濟增速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后從9%到5%的落差，都是經濟“換擋”的典型表現。與日韓等國略有不同的是； 中國屬于不平衡性顯著的發展中大國，國內各區域板塊、產業板塊和消費板塊具有梯度銜接、接續發力的特征。所以，經濟增速會表現出“非典型” 的“緩降”特征。
（二）動力機制調整
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起飛的早期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稀缺資源 （如資本、技術）投入激發富裕資源 （如勞動力、礦產）的產出潛力；而隨著閑置富裕資源不斷調動，經濟體產出基數不斷放大。一方面，作為產出潛力的富裕資源的市場價格水平持續上漲；另一方面，作為動力來源的稀缺資源的邊際產出效率逐級遞減。所以“，新常態” 下經濟增長速度的回落，其實是經濟發展動力機制被動或主動調整的外部表現。要想延續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就必須將動力機制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調整為結構驅動、技術驅動和創新驅動――向結構要增值，向技術要效率，向創新要效益。
（三）經濟在新常態發展不可避免的負面影響
如果對于新常態利用不當則會造成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即經濟發展值忽高忽低、企業生產過剩、企業生產投入基金存在潛在的問題、企業間之間為提高生產值而形成不良的價格競爭、市場中不健康的兩個極端、企業對大自然破壞性的生產等都將逐步顯現，進而對經濟可持續發展形成新的挑戰并提出新的要求。經濟增長和結構優化是經濟發展的兩大內涵。在“新常態” 下企業生產能力不穩定、內部管理及動力如何進行平衡、經濟發展中所存在的潛在矛盾怎么樣建設成為了新常態經濟發展下經濟如何健康發展所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而目前，由于新常態經濟發展形式的沖擊，外加內外市場經濟發展力的擠壓，市場經濟正處于深刻的趨勢性變化，所以為了將壓力變為動力，企業需要不斷地自己的經濟進行調整和升級，目前，結構調整主有以下幾個方面：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調整企業的產業結構；根據市場需要調整產品的選擇性，按照群眾所需、進出口所需來確立物品主體的地位；通過新常態經濟發展模式，發展其積極的影響方面，拉近城鄉之間的距離，縮小不平衡間距；注意消費群體的差異性，尤其是注重下層次群眾所占據的百分比的情況。
在此過程中，經濟體系的收益結構將得以升級，風險結構將得以釋放，經濟發展的動力結構將得以轉換，政府調控的政策結構將得以優化。
二、把握機遇，在新常態下走出一條寬闊之路
（一）面對新常態
拋棄舊有的守舊理念，及時地更正自己企業生產過程中所存在的錯誤理念和理論，避免在市場經濟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我們要順應時代的發展需求，以新常態的為根本發展理念，秉著不怕輸的精神走在時代潮流的劍鋒之上，用于面對困難，面對挑戰，由于改變自己，接受新事物和新動態。
（二）面對新常態
積極掌握機遇，把握適時動態，為自己未來的發展創出一片更為廣闊新天地。在新常態基礎之上，從國家的發展理念出發，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要堅持以人為本，注重人才方面的引進和培訓，堅持科學的發展理念，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的正確結合。
（三）面對新常態
我們還要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創建新的競爭優勢。要始終保持戰略自信與戰略耐心，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加強與主要經濟體的協調與合作，同時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推動開放朝著拓展深度、優化結構、提高效益方向轉變，用“開放紅利”穩固“全球化紅利”，以互利共贏、多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在激烈的國際經貿格局變化中爭取主動。充分利用新形態中有利因素，將自身劣勢轉危為安，提升自身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競爭能力和應對能力，從本質上改變自己，把握機遇，重新走出一條新的發展之歷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功績。
三、結語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國際上競爭態勢越演越烈，各國都在積極地尋找自我全新的發展套路，以避免自己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為了迎合社會發展的需要，我國也全面進去緊張形態，以人為本，在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提以積極引進各方面的人才，把握經濟發展的新形態，加強經濟更深層次方面的管理，快速推進經濟向著更健康、更綠色、更安全的方向發展。此種經濟形態不僅對于我們而言是一個全新的挑戰，而且是一個巨大的機遇，如果將其進行恰當地利用，那么我們將在世界經濟領域占領更多根據地，收獲更多果實，并且能夠在一波波的壓力下逐步提升自我的抗打擊能力和抗干擾能力，所以我們要換個角度重新研發經濟發展的新形態。（作者單位：曲靖師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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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論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期刊論文]《商業故事》，2014年 鐘經文
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為何進一步減速？我們可以從生產和需求兩個角度進行分析。
從生產的角度看，2014年GDP增長率下降，主要是因為工業增長放緩。全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3%，較2013年下降1.6個百分點，導致第二產業增加值從2013年的7.8%下降至2014年的7.3%。第三產業增速從8.3%降至8.1%，降幅要小得多。
但這不意味著服務業大發展將取代工業大發展成為經濟高增長的動力。實際上，中國的工業和服務業增長具有很強的相關性。這些年工業和第三產業的增速基本上都在持續下降，都從2007年的高點（分別為14.9%和16.0%）下了一個臺階。那種當前服務業的發展好于工業，中國經濟結構在優化的論斷，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錯覺，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
從三大需求來看，投資和消費的增長都放緩了，凈出口的增長則有所加快。
2014年的出口增長率降至個位數，但由于進口是負增長（按人民幣計算），貿易順差創下歷史紀錄，較2013年大幅增長，因此，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為正，大約拉動GDP增長0.02個百分點，出口低增長并沒有拖累經濟增長。從更長的時段來看，近年出口受到全球經濟低迷的影響，但外需占GDP的比例小，已經沒有影響GDP走勢的能量。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自2003年以來長期維持20%以上的增長，2009年達到30.0%的高點，但之后逐漸下降，主要原因是固定資產投資額最大的兩個行業―制造業和房地產業―投資增長放緩。制造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增長率2014年“僅”為13.5%。2014年商品房銷售量價齊跌，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跌至10.5%的低點。綜合來看，2014年投資拉動GDP增長約3.6個百分點，較2013年下降，是2014年GDP增長率進一步下滑的主要原因。
長期以來，人們認為GDP增速是越高越好。每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經濟增長預期目
標，一般都被理解為“底線”，而不會被認為是
“上限”，就是越快越好觀念的反映。
與固定資產投資相比，消費的增長率較低而且較平穩。消費不是近年經濟減速的重要原因，反過來看，它也不是可以拉動經濟加速增長的力量。
展望2015年，導致GDP減速的因素仍然存在：制造業仍然要消化產能，投資增速很難提高;房屋銷售情況不會很快就好轉，而且開發商面臨消化庫存的壓力，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長率仍然會比較低。而且，2015年基礎設施投資增長放緩的可能性也比較大;凈出口則可能從2014年的高位下降，對GDP增長的貢獻由正轉負。此外，由于2014年收入增長率較2013年進一步下降，2015年居民消費能力將有所下降，消費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仍將小幅減弱。由于存在這些不利因素，2015年GDP增速有可能較2014年進一步下滑。 站在“新常態”的歷史門檻上
1978年以來的30多年中，中國GDP年均增長率高達9.8%，近一半年份（17年）是超過10%的超高增長，而低于8%的“波谷”只出現過4次共10年。
中國經濟此前經歷了3次“波谷”，第一次發生在改革開放初期，第二次發生在1989年之后，第三次發生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又遇到1998年長江特大洪水。與第二次和第三次不同，這次GDP增長減速主要是由經濟自身調整所致。前3次“波谷”的時間不長，而且很快就恢復到10%以上。這一次經濟增速已連續3年低于8%，而且2015年很有可能會繼續下滑，“波谷”的長度前所未有，顯示出經濟走勢與此前3次有很大不同。那么，這一次，經濟還會不會很快就從“波谷”向“波峰”攀升，再現10%以上的超高增長呢？
有人認為，當前經濟減速主要是由于產能過剩和庫存過多，導致制造業和房地產業投資增長放緩，消化產能和庫存之后，經濟就能重獲動力;此外，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將帶來新的投資機會，這也將是強大的增長動力。
這些分析當然很有道理，但我們也要看到，重化工業、房地產開發、基礎設施建設都已過了快速增長期，消化產能和庫存之后，這些領域的投資也只會是平穩增長。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能帶來新的投資機會，例如與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相關的投資，但這些新領域的投資規模不會像房地產、基礎設施那樣大，即使短期內超高速增長，也不太可能帶動固定資產投資高增長。
投資最終要兌現為消費，消費是投資的根本動力。之所以今后難以出現大規模、高增長的新投資領域，是因為各種基本消費形態―吃穿用住行游―都已經發展起來了，再通過投資創造、推動新形態消費的可能性不大，因而投資也會失去相當一部分動力。過去十幾年，房地產開發推動了住的發展;前幾年，汽車制造業、設備制造業以及基礎設施的投資又促進了行的發展。與居住和汽車相關的投資和消費是前幾年的主要經濟增長點。汽車、石油及制品、建筑及裝潢材料、家具的零售額增長率都曾超過30%，但2014年已大幅下滑。這反映了一個趨勢：與住房、汽車相關的一次性支出較大的消費已過了快速增長期，10%左右的增長將是常態。而這又會將房地產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拖入平穩增長的節奏。
今后，會有一些新型消費品在出現之初經歷高增長，但對消費整體的影響會比住房、汽車小得多。例如，2014年，可能是得益于智能手機的普及，通訊器材銷售額的增長率高達32.7%，但其總額只有2685億元，遠小于汽車、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的銷售額。可能有人會說，網上銷售會是潛力極大的消費增長點，2014年全國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率高達49.7%。電商的確改變了人們的消費習慣，但并沒有創造新的消費形態，它在高增長的同時，也會抑制另一些消費方式的增長，對消費總額增長的拉升作用有限。
可以說，我們正在從“從無到有”的階段進入“從有到優”的階段。在“從無到有”的階段，各種消費形態逐漸發展，消費增長快;同時，投資先于消費發展起來，增長得更快。這使GDP增長的空間很大。而在“從有到優”的階段，會有很多創新，有一些快速發展的新領域，但難有普遍而且規模很大的新題材，因此，經濟增長潛力會大大低于“從無到有”階段。
“從有到優”就是一種新常態。“新常態”是多次提及的一個概念，2014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這個概念做了全面而系統的闡述。通過這個闡述，我們可以概括出，“從有到優”是“新常態”的一個重要特征。我們在上文中展開論述對經濟增長影響最大的兩個方面―消費和投資―“從有到優”可能帶來的變化。
“新常態”帶來的突出改變，首先表現為經濟增長動力和經濟增長形態的變化。中國經濟將從年均9.8%的超高速增長減慢到年均8%左右甚至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未來很難再現10%以上的增長率。透過2014年GDP增長率繼續下滑這個現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已經站在新常態的歷史門檻上。 “舊常態”分配傾向于資本
既然有“新常態”，當然就有相對應的“舊常態”。所謂“舊常態”，是指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經濟狀況，其突出特征是GDP高速增長。與這種狀態相關，“舊常態”還有一些其他特征。
首先是有支持快速增長的現實條件，在需求端是消費和投資經歷了“從無到有”的大發展，在供給端是“人口紅利”不斷釋放。這樣的現實條件是“舊常態”的特征之一。
有支持快速增長的現實條件，未必就會導致超高速增長。超高速增長還需要另一個條件―人們有追求超高速增長的觀念和行動，充分甚至過度利用現實條件。這樣的觀念和行動普遍存在，也是“舊常態”的特征。
長期以來，人們認為GDP增速是越高越好。每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一般都被理解為“底線”，而不會被認為是“上限”，就是越快越好觀念的反映。越快越好觀念的形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對“發展是硬道理”的片面理解，將經濟增長等同于發展。
在越快越好觀念的指導下，便有過度利用現實條件以促進經濟增長的行為，主要辦法是刺激投資增長。中國經濟每次進入高速增長期，基本上都是由投資發動。例如，從1996年到2002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一直維持在20%以下，GDP增長率低于10%;200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突然躥升到26.7%，此后一直維持在20%以上，GDP增長率也迅速提高，2007年達到14.2%的高點。在經濟可能減速時，投資又成為強行拉升經濟的手段，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4萬億”刺激計劃很快出臺，2009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高達30%。
要促進投資，必須有足夠的資金，需要得到資本的大力支持。因此，刺激投資的政策取向又導致了向資本傾斜的行為。早期是給予外商投資優惠政策，導致了所謂“超國民待遇”的問題;后來是通過寬松信貸，最典型的是“4萬億”刺激計劃。近年則是提高金融自由化程度、促進多種融資方式發展。只有提高價格，才能吸引社會資本進入某些領域、擴大投資。但這些措施可能的后果是積累金融風險、推高物價漲幅。
向資本傾斜的行為還包括社會保障不足。一方面，許多企業為員工―特別是農民工―少繳養老保險費;另一方面，養老金的替代率比較低。這可以更大限度地利用“人口紅利”，減輕了資本的負擔，增加了資本的積累。
向資本傾斜的后果之一，是分配有利于投資與資本，而不利于勞動者與消費。“人口紅利”本應屬于“人口”，實際上卻被資本取得了更大的一部分。這是造成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從2002年到2011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基本上一直在下降，已不到50%。還有一個后果是區域發展不平衡，以及資源與環境負擔過重。現在大城市房價上漲快、交通擁堵嚴重、空氣質量差，都是這種后果的表現。這些不良后果長期存在而且難以緩解，也是“舊常態”的特征。 “新常態”意義不亞于反腐
“舊常態”―包括現實的經濟條件、普遍的觀念和行動―創造了中國經濟奇跡。但是，我們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要看到問題，認識到“舊常態”也導致了很多不良后果。因此，從“舊常態”向“新常態”轉變，不但是對現實條件變化的適應，也是對更公平、更可持續發展模式的追求。站在“新常態”的歷史門檻上，我們應做的不只有適應“新常態”，還要去努力開創“新常態”。
從現實條件來說，“新常態”的一個特征是“人口紅利”將要逐漸耗盡。近年來，老年撫養比上升較快，人口結構的這種變化，會使勞動力供給增長減慢，今后勞動力的成本會不斷增長。“新常態”的另一個特征已在上文中闡述：在“從有到優”的階段，消費和投資的增長將大大放緩。而且，消費和投資的增長還將受限于環境的承受力。例如，在21世紀吃的大發展中，食品安全問題越來越多，自然環境不支持人們如此快速的食品消費增長;近年來很多大城市限車牌，城市環境已難以支持行的持續快速發展。
沒有了現實條件的支持，追求經濟超高速增長的觀念和行動就難以取得成效，就算刺激力度像以往那樣大，換來的經濟增速也不會高，而換來的風險則會比較大。在這樣的情況下，決策者應該主動下調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從而使政府部門有精力和資源去開創一些與“舊常態”相反的“新常態”特征，摒棄越快越好的觀念、刺激投資高增長的政策、向資本傾斜的行為;在此基礎上，促進發展觀念轉變，實施有利公平、改善民生的政策，形成有利于勞動者的分配格局。
關鍵詞：新常態;公共管理;困境;出路
新常態經濟形式一經提出就得到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公共管理工作主要研究對象為社會公共事務，其中包含社會資源、社會問題等多個內容。公共項目主要是按照政府部門所制定的政策，采取的相對應行為規范。社會問題實際上表現在多個方面，例如文化、基礎設施、交通等，這些內容都屬于公共管理范圍之內。
一、新常態發展和理論內涵
新常態實際上是借助全面變革形式，突破傳統思想觀念及模式，構建全新思想觀念及模式，推動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實際上，新常態是一種經濟術語，第一次出現在2002年美國主流媒體中。我國在對新常態理念研究內，首先也是按照國際經濟態勢研究，逐漸賦予中國經濟本土化內涵。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主要具有四個特征，分別為低經濟增長、高通貨膨脹、公平收入劃分、平衡經濟結構。筆者在對新常態理念在國內外歷程梳理之后，發現新常態理論內涵已經初步成型。新常態有效與社會發展規律相吻合，將經濟建設轉變為常態化，通過有效規范手段，構建社會經濟發展途徑，指導不同領域界定自身角色，進一步保證問題決策選擇科學合理。
二、新常態背景下公共管理的現狀和困境
（一）中國文化發展現狀及困境
中國傳統文化最為顯著的兩個特征分別為，博大精深及源遠流長，但是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建設內，文化發展速度要遠遠滯后與社會經濟發展進程，同時由于受到外部文化因素影響，部分傳統文化逐漸喪失。
（二）中國公共服務發展現狀及困境
我國公共服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分別為人才就業、電子政務及社會農村服務。公共服務政策在落實過程中，主要具有三方面優勢：首先，政府優惠政策制定之后，可以有效緩解社會大眾就業壓力；其次，政府在制定電子化政策，可以顯著提升公共服務質量；最后，公共服務政策在制定之后，公民生活水平可以顯著提升。但是就現階段我國社會整體發展情況來說，城鄉經濟發展存在較大差距，人才就業難度較高，百姓疾病治療難度較高，這些公共服務問題依舊沒有得到徹底解決。
（三）中國經濟發展現狀及困境
在社會經濟新常態整體環境背景之下，中國經濟發展也逐漸表現出新常態特征。就以金融經濟層面來說，金融體系市場化建設已經成為必然趨勢，構建中國特色金融制度。除此之外，金融市場在快速發展建設中，市場內主體范圍逐漸拓寬，金融市場逐漸向多層次方向轉變。
三、規范公共管理措施
（一）推動中國文化新常態發展
推動中國文化新常態發展，實際上也就是提升文化軟實力，構建中國特殊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進程。經濟全球化發展建設歷程中，我國在弘揚傳承傳統文化情況之下，也應該借鑒西方文化內精髓，去除傳統文化及西方文化的糟粕，積極創新文化，推動我國文化多樣化及多元化建設。積極提倡文化創新建設，提升對中國文化軟實力重視程度，構建具有重要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二）推動社會公共服務新常態建設
現階段，我國城鄉發展差距較大，人才就業難度較高，醫療資源緊張，公共服務電子化發展進程緩慢，這些問題都在約束社會公共服務新常態發展。想要推動社會公共服務新常態發展，就必須提升社會公共顧問質量，解決公民在就業及就醫方面存在的生活問題，減少公民生活中存在的基礎常見問題，進而提升公民的生活水平，最大程度縮短城鄉差距，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
（三）推動社會經濟新常態發展
要推動中國社會經濟長久穩定發展，就必須推動社會經濟建設，構建多樣化金融市場體系，減少社會經濟出現動蕩問題。提升金融監管制度管理水平，為金融體制建設提供公平公正投資環境，真正做到誠實守信，提升金融市場資源分配合理性，保證收支相平衡，讓價格適中處于穩定狀態下，積極轉變社會資金流動困難問題，有效降低市場經濟運營風險。
四、結論
摘 要 經濟轉型升級是中國經濟發展必經之路，也是世界各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要遵守的客觀規律。目前，我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發展時期，這給中國經濟轉型提供了新的機遇，也帶來了新的制約因素。文章從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實質特征入手，就新常態下影響經濟轉型的制約因素進行了探討、研究。
關鍵詞 新常態 影響 經濟轉型 制約因素
一、新常態視域的中國經濟特征
新常態是異于舊質的一種相對穩定的發展狀態，它是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一個新判斷。學界認為新常態是一種無法回到過去高增長狀態的新的經濟態勢。新常態下的經濟表現有：經濟增長速度減緩，人們的物質消費相對減少，社會儲蓄數額增加，企業利潤相對穩定，政府的經濟控制力和再監管能力一再加強。從新常態視域來看，中國經濟新常態在實質特征上是客觀經濟運行與主觀政策調整疊加作用的結果。新常態下的宏觀經濟波動與不確定性有所上升。受此影響，一旦經濟潛在產物難以維持原來的水準，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速回落或疲軟現狀，也就變得不可避免。
二、新常態下制約經濟轉型的因素
（一）工資性收入增長困難。有關調查研究指出，在社會主義薪酬結構大致固定的情況下，我國工資性收入在GDP中所占份額日漸下降，民眾工資性收入表現出增長緩慢的特點。需要指出的是，短期內，我國工資增長速度數次再創新低；長期內，我國工資增長速度遠低于GDP增長速度。如2012年，我國工人平均貨幣工資為35000元左右，比1986年增長了將近30倍，但是同時期人均GDP卻增長了將近35倍。專家分析，我國工資性收入持續增長難度現狀還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實際工資增長困難，不但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還不利于擴大消費和內需。
（二）勞動力結構變化限制了勞動生產率。新常態下，我國政府在發展經濟上所以采取減速策略，除了因為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需要調整外，還有就是人口結構需要進一步優化。與改革初期相比，我國人口結構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社會發展給勞動力的要求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人們的生育理念也出現了變化。2012年底，我國勞動力人口首次下降，16-60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同比凈減少約400萬，60歲以上人口同比凈增加約900萬。從中可以看出，我國勞動力資源凈減少嚴重，老齡化人口增加，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正在逐漸減退。勞動力減少意味著勞動成本的增加，也意味著更多的經濟發展困難。在今后的發展中，我們必須減少對人口的依賴心理，加大技術創新步伐。
（三）宏觀經濟波動不利于企業創新投入。為了鼓勵科技創新，我國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鼓勵創新的政策，這極大鼓舞了企業和個人的研發創新能力，許多企業都加大了企業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投入。企業研發投入主要來源主要來源于內源融資和股權、債權融資，在宏觀經濟波動頻繁的情況下，企業經營能力和盈利水平都深受影響，企業現金流下降和分布也表現的更加缺乏規律性，企業創新研發也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宏觀經濟沖擊增加了資本市場的管理風險，企業股權融資難度也不斷加大，企業借貸成本、短期融資成本也相應加大。受此影響，許多企業不得不減少研發增幅。
（四）地方經濟較為脆弱。就目前來說，我國地方經濟尤其是鄉鎮經濟始終以粗放型經濟為主。經濟新常態下，國家在宏觀經濟政策上會對刺激性措施進行適當調整，國家對粗放型經濟的支持力度也會逐漸減弱，財政金融的去杠桿化特征越來越明顯。如此一來，地方經濟的脆弱性也就表現出來，如地方政府償債能力下降，地方債務增長過快，公共債務擴張無序，地實體經濟和金融風險加大，嚴重制約了地方經濟轉型；地方政府在管理上會更加小心，在穩中求勝心態的影響下，他們會將經濟重心放在房地產、地方資源優勢行業上，使得地方經濟體系更加單一，地方經濟結構趨同化嚴重。
三、新常態下消除影響經濟轉型的制約因素的思路
（一）政府要加強供給管理，提高供給效率，改變過去那種以勞動力、資本高投入為支柱產業的發展模式，減少環境、資源對經濟的束縛，減少落后產能供給，以解決經濟增長質量不高的結構性問題。這就要求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整中，變需求管理為供給管理，通過有效的供給管理淘汰落后產能，實現經濟管理創新。
（二）提高改革成果的共享力度，讓社會群體共享改革紅利。在經濟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政府應正視利益調整的深層次矛盾與問題，改變過去那種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完善社會福利機制，讓改革紅利惠及普通大眾，增加民眾的工資性收入，以實現更加全面的社會公平，增加人們對改革和經濟轉型的信心。
（三）實現經濟的多元化、差異化發展。地方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地方經濟繁榮興盛是消除國民經濟轉型制約因素的根本。因此，政府要在宏觀經濟管理上，減少對地方政府的投資，促使地方政府在發展中盡快找準定位，提高地方經濟管理和服務能力，減少對政府的依賴性。在此基礎上，地方政府應放寬市場進入限制，允許各類社會資本參與市場化運作，同時提高政府在經濟管理中的公益性和服務能力，完善市場責任制度，爭取在多樣市場主體的參與下減少市場對資源、人力的以來，提高投資和市場的多樣性。
參考文獻：
新常態下的主要體現和預期
記者：作為對中國經濟階段性特征的描述，“新常態”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如何理解新常態？
王小剛：所謂新常態，就是中國經濟經過幾十年的高速增長之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出現的現象。
首先從增速上來講，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GDP 和人民財富成倍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跡。按照經濟規律，經濟規模大了以后，傳統的內生動力在減弱，增速有一個逐步趨緩的過程。其次，資源環境的壓力迫使我們要轉變發展方式。過去經濟增長是傳統的方式，最大的特點就是以資源消耗、環境破壞為巨大代價，高速增長的背后也積累了深層次矛盾，所以迫切需要轉變發展方式。第三，國內的投資拉動、國際的外需拉動這兩個增長的動力要轉換為創新驅動，促進產業轉型升級。世界發達國家普遍向創新驅動轉變，把傳統的制造業轉移出來，發展產業高端和高端產業。面向未來，我們也必須推進從制造大國向創造大國、創新大國轉變，換句話說，我們也要面對世界發展的趨勢，尋求我們自身的產業高端和高端產業。推進產業轉型升級。這三個方面都促使我們進入新常態。
記者：新常態下四川的經濟呈現什么樣的特征？
王小剛：對四川來講，新常態還有特殊的含義：一是和全國一樣進入新常態，二是回歸四川自身的“新常態”。四川的經濟增長有很明顯的階段性特征，西部大開發以前，四川經濟增長落后于全國;西部大開發以來，四川經濟增速高于全國，相對速度比全國高10%-20%。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們發揮制度的優越性，進行大規模的災后重建，全國都對四川大力支持，4萬億投資中有1萬億用于災后重建，使得四川經濟出現一個非常態的超高速增長，GDP增速達到15%甚至更高，高于全國50%-60%。災后重建結束以后，四川經濟有一個回歸自身常態的問題，從災后重建這個非常態回歸到自身發展的常態。
經濟增速高于全國有需要且有可能
記者：魏宏省長稱四川經濟既必須堅持高于全國增速的發展速度，又要在戰略上保持平常心態。那么我省如何在轉型升級和合理增速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王小剛：增速高于全國，一是有需要。從國家來講，加快西部發展是國家戰略需要，否則全國的現代化進程要受影響;從四川來講，總體的發展滯后于全國，盡管我省經濟總量達到了全國第8，是經濟大省，但人均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居第24位，屬于欠發達地區，需要保持較快的增速來縮小與全國的差距，為國家整個區域協調發展做貢獻。二是有可能。一方面有國家戰略的強力支撐。國家繼續實施西部大開發，提出“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等戰略，四川能源、交通、水利投資的潛力很大，對產業轉移和外部投資的吸引力也顯著增強;另一方面由四川所處的發展階段所決定。四川仍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按照世界經濟發展規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人民生活和消費水平快速提升的階段，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還較強。
當然，增速是相對的，四川經濟是全國的一部分，必然也要受宏觀環境影響。從歷史軌跡看，今后四川經濟增幅高于全國10%-20%應該是合乎規律的狀態，比如全國7.5%，四川8.5%。堅持高于全國的經濟增速是可以的，我們對此要有信心和決心。但也要看到四川面臨既要保持發展速度、又要加快轉型升級的雙重巨大壓力。一是到目前為止，四川經濟的下行通道還未結束，仍然有1-2個百分點的下行壓力，保持高于全國的增速是很不容易的。二是產業必須調整結構、轉型升級。四川經濟以傳統產業為主，大規模的災后重建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的步伐，而新興產業目前還處于培育階段，所以四川面臨的壓力更大。
記者：我省經濟增長的潛力和動力在哪里？
王小剛：四川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動力體現在多方面：一是發展階段，我們仍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內生動力較強。二是要素保障，我省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勞動力、水電等能源資源豐富，回旋空間較大。三是改革開放，四川是中國改革的發祥地，四川的農村改革、企業改革都曾走在全國前列，深化改革開放將有力促發展。四是國家大力支持，西部大開發戰略、長江經濟帶和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天府新區的批復等，都為四川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五是轉型升級加快，四川正在加快五大高端成長型產業和五大先導型服務業發展。
優勢產業為傳統產業提供經驗
記者：魏宏省長提到，四川存在政府債務、房地產、金融領域的風險和產能過剩問題，怎樣逐步解決這些問題？難點在哪兒？
王小剛：這些問題和風險與全國一樣，只是四川有些地方比較突出。比如政府債務排在全國前列，但其中有特殊原因：一是經濟整體發展水平不是很高，單位GDP創造的財政收入較低，而四川改善和提高民生的任務很重。二是汶川地震災后重建，各地都有重建美好家園和加快經濟發展的積極性，很多地方是負債搞建設搞發展。要逐步化解這些矛盾，需要一定時間。
記者：怎樣看待四川的產業發展現狀？優勢產業，如汽車和電子信息產業為其他產業的發展可以提供哪些經驗？
王小剛：實際上我最擔心的是四川的產業。四川的產業能否支撐經濟發展？由于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四川的傳統產業比重大且競爭力弱，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需要轉型升級;而新興產業處于培育期，還沒有形成支柱。我們的產業結構在支柱產業上，形成了一個“斷檔”，也就是魏省長說的“空窗期”。因此，我們必須既加快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又加快新興產業發展壯大。要探索用新的技術去改造傳統產業，并從傳統產業中派生出新興產業，將二者結合好，促進融合發展。
經濟增速下降，居民收入結構也要改變
新常態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特征
新常態的“新”，意味著不同以往;新常態的“常”，意味著相對穩定;新常態的“態”，意味著一種區間與狀態。“新常態”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特征。
第一個特征：中高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速度下臺階、質量上臺階，是新常態的最基本特征。經濟學中有一個基本原理――GDP增速往往圍繞潛在增長率合理波動。縱觀世界各國發展史，經濟增速“減擋”，是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歷一段時期高速增長之后出現的必然現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連續實現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然而，隨著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經濟總量基數增大、資源環境壓力劇增、潛在增長率下降等原因，我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已不可能。可以說，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是30多年來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結果，是客觀經濟規律作用的體現。雖然我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增大，增幅有所放緩，但并不等于說我國的經濟發展處于下行軌道。當前，轉型壓力勢必導致中高速。7%左右的增長速度表明，中國經濟仍然在保持中高速的平穩增長，“又好又遠”、“穩中有進”依然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旋律。
第二個特征：優結構。從結構失衡轉向結構優化，是新常態的最明顯趨勢。一是產業結構方面。隨著生產要素供給下降、資源環境約束強化，世界產業格局經歷重大調整，高能耗、高污染、低產出的低端產業結構難以為繼，現代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成為經濟主導。二是需求結構方面。從宏觀層面看，由于制造業成本上漲、出口競爭力減弱、投資能力降低，單純依賴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已到盡頭，而隨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公共服務完善，居民消費需求快速增長，成為拉動經濟的關鍵力量。三是城鄉區域結構方面。發達地區土地、勞動力等資源日趨緊張，推動產業轉移領域擴大，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為城鎮化提速、農業人口轉移緩解了生產和就業難題，區域差距逐漸拉近。四是收入分配結構方面。隨著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勞動者成為“稀缺品”，人口紅利優勢漸失，而現代服務業對人力資源需求旺盛，勞動力越來越“貴”，居民收入提高，收入分配結構需要有所改善。
第三個特征：新動力。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是新常態的最核心要求。幾十年來，憑借低廉的生產要素價格這一比較優勢，我們創造了中國發展奇跡。時至今日，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后備勞動力緊缺程度日趨嚴重，要素價格大幅上漲，而我國當前能源礦產資源儲量下降，資源利用率低，單位GDP能耗偏高不下，原有主要依靠大投入、大消耗的增長模式變得不可持續，經濟增長的支撐動力從能源、原材料、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為主導，轉向以生產工藝改進、勞動力素質提高、管理能力提升、資源優化配置和產業轉型升級為主導，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成為推動科學發展的新動力。
第四個特征：多挑戰。從隱含風險轉向多重挑戰，是新常態的最寶貴機遇。如今我國經濟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新時期，受市場力量、區域差異、全球化影響的巨大沖擊，潛在的風險和隱患逐漸顯現，長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不斷暴露，地方債務風險、體制矛盾、產能過剩、動力弱化等挑戰復雜交織，鋼鐵、水泥等部分產能過剩行業不斷萎縮。挑戰不容忽視，但機遇蘊含其中。我們應該看到，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新型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城鎮化“新四化”發展空間巨大，互聯網等新興產業快速崛起，新的經濟增長點加快形成，中國經濟穩定向好的長期趨勢不會改變，我們完全有信心、有實力、有智慧化解“成長的煩惱”。
新常態下經濟行穩致遠要有新動力
邁入趨勢性、不可逆的新常態，必須激發新動力，營造經濟增長持久動能。
動力一：改革紅利。改革是促發展、穩增長、轉方式、調結構的根本動力，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必須釋放的重要紅利。要全面深化改革，重點推進行政體制、財稅體制、土地制度等領域的改革，推動改革從政策推動向法治引領轉變，實現經濟市場化、增長理性化、社會法治化和政治清明化的“四化”目標。要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大力簡政放權，著力建立負面清單、權力清單、責任清單，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動行政資源下沉，打造全方位的政府公共服務體系。郴州市商事制度改革先照后證、前置審批的做法是有益的探索。要構建完善市場體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鼓勵全民創業，激發市場活力，釋放生產潛力，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確保廣大人民群眾更好地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動力二：創新驅動。結構調整、技術創新的熱潮正在掀起，這是爭奪未來發展制高點的新一輪競賽，是核心競爭力的體現。能否將“中國制造”升級為“中國創造”，關鍵在于創新能力。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強化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發揮大型企業創新骨干作用，激發中小企業創新活力，建設國家創新體系。”要大力集聚、培養、用好創新人才，營造全民創新的濃厚氛圍。鼓勵和支持企業創新，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的創新體系。同時，要大力培育創新型干部隊伍，為全民創新創業營造更好的軟實力與好環境。
動力三：轉型發展。新常態的問題，實質上就是發展模式的問題。新常態的出現，標志著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階段。因此，大力轉方式、調結構，加快推進經濟轉型升級，是應對新常態、激發新動力的關鍵。要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傳統產業改造升級，不斷優化產業布局，以產業基地和產業園區建設為抓手，加快產業集聚，推進低端產品向高附加值提升、生產經營鏈條向高利潤區延伸。
新常態下經濟發展決策要有新思維
新常態下，經濟社會發展的環境、條件和基礎已經發生了新變化。要改變思維方式，用新思維看待新問題，用新辦法化解新舊矛盾。
（一）穩增長首先要穩心態。適應“新常態”，先要有個“好心態”。當前，有的同志還存在“慣性思維”，對新常態下的新趨勢、新特征、新變化的認識還比較模糊，有的對經濟運行的波動缺乏足夠的心理承受能力，簡單認為經濟進入了下行通道，回落是必然的，缺乏主動作為，缺乏發展信心。自覺遵循新常態下經濟運行規律，既要保持定力，又要積極發力。一是以積極心對待變化。摒棄“速度情結”、“換擋焦慮”，適應經濟增長速度的下落回穩，不“唯GDP”，也不“去GDP”，而是使經濟運行保持在科學合理的區間。二是以進取心主動作為。樹立主動作為理念，通過工作擠水分，防止工作原因導致的下滑。通過工作優結構，推動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轉型升級。三是以責任心抓好發展。新常態劃出了一條新的起跑線，誰干得早、干得成、干得好，誰就能在新一輪競爭中占據優勢，搶得先機。要突出抓好重大基礎設施、重點產業項目、重要民生工程建設，做到企業可盈利、財政可增收、就業可充分、民生可改善、風險可防范、資源環境可持續。
（二）重質量必須要重環保。新常態的目標是經濟發展質量的全面提升。沒有環保的質量不是高質量。適應新常態，既要走出高速糾結，更要走出依靠人口紅利、低土地成本、高能源成本和環境成本的粗放型增長方式路徑依賴。《人民日報》11月24日報道蘇州河治理時說：先污后治，得不償失。蘇州河水由黑臭逐漸變清，是20年來持之以恒科學治理的結果，既可喜可賀，又為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的其他河湖治理提供了經驗和教訓。要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把生態環保作為項目準入的第一道門檻，寧可發展慢一點，也絕不能犧牲環境破壞生態。
（三）抓發展一定要抓民生。發展既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才是體現社會文明進步的發展。新常態下，我們可以不必糾結于速度，而用更大的精力改善民生、推進社會發展，讓更多的發展成果落實到群眾身上。速度的底線是保證就業、是保證人民生活改善。在改善民生上我們還有不少歷史欠賬和薄弱環節，人們向往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舒適的住房、更可靠的社會保障。這些都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是提升老百姓幸福指數的根本所在。
新常態下縣域經濟發展要有新抉擇
縣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層次和基本細胞，縣域經濟的強弱直接影響著國民經濟的興衰。發展縣域經濟，更要深刻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把適應新常態、探索新路徑作為工作新要求、發展新目標，推進縣域經濟轉型升級。
（一）堅定綠色方向，推動可持續發展。進一步強化生態文明理念，堅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實現有質量、有效益的可持續發展。堅持生態優先，堅定不移地守住生態底線，更加重視生態建設和保護，努力實現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雙贏。把綠色作為城市底色、發展主色，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綠色經濟，努力走出一條綠色發展、富民強縣的路子。在實踐中我對此深有體會。在任資興市市長期間，以“東江湖”的開發與保護為載體，大力發展旅游產業，推動了資興由資源枯竭型城市向休閑旅游城市轉型，成為國家可持續發展先進示范區。到國扶縣、限制開發區汝城縣任職后，按照“美麗汝城，綠色崛起”的總體思路，堅持生態立縣、產業強縣、文化興縣，建設現代田園溫泉城市，實施全域旅游開發戰略，著力打造獨具特色的健康產業，進一步激發了縣域經濟發展活力。
關鍵詞：新常態土地利用；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土地利用評價
中圖分類號：F327.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6）02-0035-08
2014年4月，國土資源部頒發了《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評價規程（2014年度試行）》（以下簡稱《規程》），其主要目的是通過開展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評價工作，科學評測開發區土地利用集約度，加強開發區用地管理，并為開發區擴區升級提供科學依據。《規程》指標體系雖能層次清晰地反映開發區土地利用強度、經濟效益和土地管理績效等方面現狀，但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無法反映開發區產業發展與土地利用之間內在聯系；（2）無法反映開發區土地利用的動態性特征，僅能反映出土地利用某一階段的靜態水平；（3）缺乏反映生態效益環境的指標，反映土地利用綜合效益的指標不夠全面；（4） 僅關注土地生產要素的投入產出，缺乏對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投入產出的綜合考察。同時，目前學術界關于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指標體系構建的研究，較多地考慮土地利用結構和合理布局、土地資源配置效率、土地利用可持續性等驅動因素，卻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這一宏觀驅動因素很少涉及，這可能會導致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評價結果出現偏差。本文結合經濟新常態特征及新常態對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的要求，提出新常態下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內涵，構建新常態下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評價體系，并以成都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以下簡稱“成都經開區”）土地集約利用情況為例展開實證研究，以期評價結果對新常態下提高開發區土地利用集約度提供重要的決策依據。
一、新常態下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內涵
為了便于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評價工作的順利開展，國土資源部《規程》從狹義層面將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統一界定為：以符合有關法規、政策、規劃等為導向，通過增加對土地的投入，改善經營管理，挖掘土地利用潛力，不斷提高開發區土地利用效率和經濟效益的一種開發經營模式。但國內學者普遍認為，對于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應該從廣義層面來理解，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1）從可持續發展視角出發，強調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的綜合效益最大化[1，2]；（2）從宏觀層面出發，強調開發區內部土地與區際土地利用結構優化 [3，4]；（3）從存量土地挖潛視角出發，通過土地合理布局和用地結構優化，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單位面積的土地投入產出率[5，6]。國內學者雖然研究視角不同，但對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內涵基本達成一致意見，即：一是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的前提條件是土地的合理布局和結構優化；二是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的最終目的是實現經濟、社會、生態等綜合效益最大化；三是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的主要途徑是挖潛存量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四是從時序特征上看，土地集約利用是一個動態化過程。
然而，以上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內涵卻未能直觀地體現出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與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正向關聯性。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未來經濟增長動力將主要來自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7，8]。在以經濟增速放緩、經濟結構調整、經濟動力改變以及資源環境約束增強為特征的經濟新常態背景下，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原內涵無法體現新常態對土地集約利用的新要求，即：（1）土地利用結構與新常態下經濟結構優化，特別是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要求不適應；（2）土地低效產出與新常態所要求的經濟集約發展不協調。
因此，在我國“三期疊加”的經濟發展階段，筆者將新常態下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界定為：在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轉型機遇期和資源環境約束增強的背景下，通過提高開發區生產要素質量、調整土地利用結構和空間布局、創新土地供給制度和完善土地資源配置制度，減少土地閑置與低效利用，實現在兼顧環境效益與社會效益前提下的土地產出效率和經濟效益增加的一種土地可持續利用過程。其內涵主要包括：（1）在資源環境約束增強的背景下，通過提升勞動、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質量，有效發揮其要素替代作用，最大限度地減少增量土地的投入，實現存量土地的充分挖潛；（2）在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轉型機遇期，通過調整土地利用結構和優化土地空間布局等途徑，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3）在經濟中高速增長和土地需求放緩的特殊階段，以土地供給制度創新為驅動力，通過土地資源配置的市場化，減少土地閑置與低效利用。
二、新常態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
（一）新常態下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評價的內容
1. 指標構建思路和原則。一是指標構建思路。本文在對新常態下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內涵指標化處理時，對土地利用管理、投入產出、產業結構、能源環保、可持續發展等可量化因素設計計量指標，對土地供給制度等無法用指標衡量的變量，結合評價結果提出建議。二是新常態下指標體系構建要遵循的原則。（1）科學性原則。指標選取要符合開發區土地利用實際情況，計算方法符合相關規定和標準。（2）系統性原則。指標體系構建要緊扣新常態特征，充分反映發展水平，各層次目標構成系統有機整體。（3）重點突出原則。指標選取要具有代表性，突出主要影響因素，利于縱向和橫向比較。（4）可操作性原則。指標設計要簡明扼要，可操作性強。（5）動靜結合原則。指標體系要包括靜態指標、動態指標和彈性指標，要能反映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開發區可持續發展情況，且有適度的彈性。
2.新常態下開發區土地利用集約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新常態下開發區土地利用集約指標體系設定，以《規程》為基礎，參考部分學者的指標構建方法[4，910]，并緊扣新常態下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的內涵，共計設定7大目標：土地利用狀況、土地管理績效、要素投入質量、產業結構狀況、土地利用效益、土地市場化率和土地利用趨勢，19個子目標和30個具體指標。本文設計的指標（見表1）具有集約化、科學化、高效化、系統化等特征。雖然整個評價過程會加大數據獲取和計算的工作量，但能相對全面反映新常態下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程度，具有實際意義。
三、案例佐證：來自成都經開區的土地集約利用評價
（一）研究對象及數據來源
成都經開區創辦于1990年7月，并于2000年2月被國務院正式批準為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成都經開區位于成都中心城區東南方向，其主區面積927.61公頃，發展方向區面積3 770.67公頃，綜合發展水平列全國132個國開區前列、西部第2位。2014年，成都經開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944.6億元。成都經開區聚集了如一汽大眾、一汽豐田、吉利、沃爾沃等世界著名的汽車企業，是四川省和成都市確定的以汽車整車（工程機械）及關鍵零部件為主導的現代制造業基地。因此對其展開土地集約利用評價，具有很強的代表性。本文的數據來源主要采用從管理部門收集資料與實地調查相結合的方式，設計具有針對性的調查表格，通過實地踏勘、座談問卷、統計調查等多種途徑實現資料的收集工作。
（二）指標理想值確定
理想值的確定結合成都經開區發展實際和自身特征，用多種方法確定理想值[11，12]：
1.目標值法，根據成渝經濟區、四川省、天府新區、成都市、龍泉驛區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等目標，結合成都經開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市規劃等確定部分指標理想值。
2.發展趨勢估計法，結合成都市經濟發展以及龍泉驛區產業發展狀況和趨勢，預估近5年的開發區發展狀況，確定部分指標理想值。
3.先進經驗逼近法，借鑒了新加坡、上海、武漢、重慶等國內外開發區[13，14]土地節約集約利用經驗， 確定部分指標理想值；（4）專家咨詢法，選擇高校、成都經開區的10余位專家咨詢確定部分指標理想值。
（三）傳統評價體系：《規程》指標體系評價結果
在土地利用狀況調查的基礎上，根據《規程》方法計算得出成都經開區土地集約利用評價結果，指標和集約度得分見表2。
從表2結果可以看出，成都經開區土地整體利用水平高。在土地利用狀況方面，工業用地容積率、建筑密度、建筑系數等指標尚未達到規劃的目標水平，導致主區土地利用狀況得分要高于發展方向區。在用地效益方面，以電子電器、模具、包裝、食品等產業為主的主區開發較早，而發展方向區以汽車整車、汽車零部件企業為主，投入產出強度更大，用地效益較高。在管理績效方面，主區閑置土地占已供應國有建設用地面積比例低于發展方向區，主區管理績效集約度更高。
（四）改進后的評價體系：新常態指標體系的運用
1.FAHP方法確定權重。模糊層次分析方法（FAHP）是把層次分析法（AHP）和模糊綜合評價綜合起來的一種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法[15，16]。模糊層次分析法兼有判斷矩陣的模糊性和計算的簡潔性的特點，具有轉化方便、快捷等優點。由于本文指標數較多，數據處理量大，故采用模糊層次分析方法，可以確保計算計算結果的準確性和提高計算速度。
2. 評價結果及分析。利用FAHP方法計算出權重值，各個指標分值按照《規程》標準化處理方法，得出新常態下集約分值結果（見表3）。
表3的評價結果反映出成都經開區土地集約利用具有以下優點與不足：（1）堅持以汽車產業為主導，以規劃為手段提高項目用地效率，引導高附加值和現代化的汽車相關配套產業向園區集聚，形成汽車產業價值鏈，提高園區土地經濟密度和經濟運轉效率。（2）開發區內生產服務業和生活服務業用地比重偏小，產城融合度有待提高。（3）全要素生產率（TFP）提高并未成為開發區快速發展的內在動力。（4）開發區對技術驅動作用和科技創新的溢出效應關注度不夠。（5）企業能耗偏大，單位土地面積上的節能減排還有進一步提升空間。（6）地價對土地供求關系變化的敏感度不高，開發區土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還有待提高。
（五）《規程》指標體系與新常態指標體系評價對比
對比表2、表3，按照《規程》的評價指標體系，成都經開區土地集約利用評價得分為96.20分，屬于上等水平，而按照新常態下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評價指標體系，成都經開區得分為74.59分，屬于中等水平，這說明新常態下成都經開區土地集約利用仍有進一步提升空間。
1.從具體指標上看：表3在表2的基礎上，增加了對開發區要素投入、產業結構、資源環境等方面的評價，體現出新常態指標體系是《規程》指標體系的擴展和提高，同時用固定資產投資與建設用地增長彈性系數指標替代了《規程》中的工業用地固定資產投入強度指標，弱化了對開發區資本投資規模的衡量，更加注重開發區土地要素的利用質量。
2.從評價得分上看：表2中土地開發率指標得分為90.59分，而表3中土地開發率指標得分為100.00分，表3的結果高于表2，這是因為《規程》中，土地開發率只針對發展方向區進行評價，而新常態下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評價指標體系中，土地開發率的研究對象是主區和發展方向區，因為主區開發早，發展較成熟，故整體得分較高。表2中主區的土地供應率得分為99.62分，土地建成率得分為98.54分，而表3中土地供應率指標得分為61.95分，土地建成率指標得分為53.42分。這是因為表2中這兩個指標只針對主區進行評價，而表3中對整個開發區進行評價，同時發展方向區起步較晚，土地供應和建設還沒有達到規劃水平，影響了整體得分。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通過對比兩種評價結果發現，新常態評價指標具有以下特點：
1.系統性。新常態評價指標由于在《規程》基礎上增設了產業結構、勞動力就業、資源環境等指標，因此能夠從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等方面系統全面地反映土地利用的綜合效益。
2.時代性。新常態指標體系較好地體現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時代要求，近年我國大力提倡節能減排和綠色發展理念，但這在《規程》的評價體系中未能得以體現，而新常態指標體系則將其體現在新增的生態效益、能耗水平等指標上，從而能夠將開發區快速發展中易被忽視的問題反映出來。
3.動態性。新常態指標體系在《規程》的基礎上，增設了固定資產投資與建設用地增長彈性系數，單位人口增長消耗新增城鄉建設用地量，經濟增長耗地指數和建設用地擴張系數等指標，比較能夠反映出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的動態變化特征。因此，新常態指標體系下的評價結果更能反映出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度仍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同時也能從側面反映出開發區發展過程中的問題與不足。
（二）建議
從新常態下評價指標體系評價和分析結果可以看出，以汽車產業為主導特征的成都經開區的土地利用，不能與新常態下開發區土地集約利用的內涵相適應，需要在土地利用、產業升級、節能減排、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要尋求突破，因此本文建議：
1.鼓勵企業充分利用土地資源，修建多層廠房，促使開發區發展向空間擴展，進一步提高土地利用強度。
2.打破現有單一最高50年期土地使用權出讓模式，創新土地供給模式，探索工業用地彈性出讓制度，最大程度地減少工業用地低效利用。
3.加快推進開發區現有企業技術改造，增加科研投入，提升現有企業創新能力，提升產品附加值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4.完善土地經營管理體制，從項目準入、土地利用監管、項目建設、項目產出、環保監管等環節，完善監督考核制度，從制度層面確保土地集約利用。
5.對投入-產出收益小的項目，建立項目退出激勵機制，充分挖掘存量土地潛力，提高現有開發區土地利用強度。
6.大力推進企業清潔生產，降低碳排放水平，控制和減少污染物排放，注重生態效益，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始終將綠色發展理念貫穿土地利用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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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在戰術上要高度重視和防范各種風險，早作謀劃，未雨綢繆，及時采取應對措施，盡可能減少其負面影響。”
新常態是新挑戰，也是新動力和新機遇，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科學制定戰略戰術，就能化挑戰為機遇，變新常態為新風景。同時，新常態對創新環保工作， 謀劃“十三五”環保規劃編制，具有重大的現實作用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是環保工作又一次重大理論創新和實踐深化。
要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新常態
深入理解和準確把握新常態的內涵，是創新推進“十三五”環保工作的重要前提。新常態就是我國經濟增長從高速進入中高速階段的從容狀態，揭示了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新變化、新特點，強調經濟發展既不能片面追求過去那種粗放的高增長，也還要保持合理發展速度防止經濟慣性下滑。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我國增長速度由高速轉為中高速，經濟結構由中低端邁向中高端，發展動力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資源環境要素投入呈現下降態勢。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以及“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戰略實施，我國經濟發展的空間格局也在發生深刻變化。環境保護既面臨新的機遇，也面臨新的挑戰。
我國在總體上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是必然的，是潛在增長率作用的結果。原有的以投資和資本擴張為主導、低要素成本驅動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當一個經濟體成長起來后，總量和基數變大，想要增長一個百分點，其絕對值要比過去大很多，維持永動式的長期高速增長是做不到的，而且資源環境也承受不了。伴隨中國高速增長的不僅是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還有環境持續惡化、能源依賴迅速增強，霧霾、水污染、土壤污染已成為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這種犧牲環境、健康的方式已無法繼續下去。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是新常態的最基本特征。
新常態意味著經濟增長總量指標的重要性下降，要改變過去以經濟增長速度為目標的思維定式，也預示著長期以來以GDP增長馬首是瞻的政績考核指揮棒將會淡化使用，片面追求速度而不追求質量的經濟發展得到根本性的扭轉。地方政府將更多資源和精力用于民生福祉方面。同時，新常態更加注重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應容忍和主動承受短期的調整甚至陣痛，努力讓民眾享受到更現代化的教育、更公平的經濟福利、更公正的法治環境，這是衡量國家文明程度的最重要標準。
新常態下環境保護的機遇和挑戰
在推進向新常態邁進的過程中，環境保護面臨難得的機遇和嚴峻的挑戰，機遇大于挑戰，如果處理不好，就會讓危機加重，新問題累積，錯失改善環境質量的良好時機。
新常態下環境保護的機遇
改革紅利釋放，環境質量進入改善期。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國明確了轉型發展的路徑和制度保障，建設生態文明的國家意志更加堅定，人民群眾空前關注并積極參與環境保護，全國上下有望統一思想，真正邁入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保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期。
創新驅動增強，經濟增長階段轉換進入關鍵期。長期以來，經濟增長較多地依賴資源過度開發，資源能源高消耗、污染排放高強度、產出和效益低下特征明顯。“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發展將從要素、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增速高于工業平均增速，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投資。
經濟增速換擋，污染物新增量漲幅進入收窄期。GDP增長進入中高速發展通道，重化工業快速發展的勢頭減緩，第三產業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力，總量和結構都在向有利于環境保護的方向發展。粗鋼、水泥以及銅、鋁、鉛、鋅等主要有色金屬產品產量預期在2015年至2020年左右出現峰值，傳統污染物新增量同比下降，污染物排放高位趨緩。
能源消費增速趨緩，污染排放疊加進入平臺期。國際油價連續下跌，為我國能源結構調整創造了機遇，能源消費結構已悄然發生變化。能源需求開始呈現“三低”（低增速、低增量、低碳化）特征，高耗能行業增長緩慢、能源強度控制增強，經濟總量與化石能源需求將逐步脫鉤。APEC會議特別是中美聯合氣候變化聲明簽署后，能源和碳減排任務日益明晰。
新型城鎮化戰略實施，區域經濟發展進入均衡期。我國城鎮化率已跨過50%的門檻，其增長率已從2009年的5.8%下降到2013年的2.2%，跨越了高速增長期，城鄉更加統籌協調，國土空間優化與生態環境壓力緩解的機會窗顯現，環境污染增量的增加相對下降。
新常態下環境保護的挑戰
世界環境利益多元復雜、爭奪加劇。“十三五”時期，世界經濟將持續慢增長態勢，脆弱性、不確定性和不平衡性增加，新興經濟體增速放緩趨勢明顯。世界人口增長，糧食、能源、資源、環境等約束加劇，相關博弈將更加激烈。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及美國重返亞太等經濟政治因素，給我國產業升級、綠色轉型帶來重大壓力。國際上對我國環境履約將持續施壓，“綠色壁壘”需積極應對。
布局性污染點狀轉移面上擴張、疊加明顯。區域發展格局及城鎮化形態發生轉變，國家生態安全格局與區域型環境污染呈現新的特征。東、中、西部環境治理呈現不同特點，區域差異和分異明顯，分區分類精細化管理挑戰加大。產業區域梯度轉移帶來了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空間結構的變化。承接產業轉移地區的環境壓力將進一步增大。既要考慮東部沿海產業升級對污染排放的利好趨勢，又要深刻認識中西部能源重化工產業增長帶來新的污染壓力。傳統與新型環境問題疊加，出現農村環境疊加城市環境、生態退化疊加環境污染、國際環境疊加國內環境特征。
產能化解亟待打破瓶頸、加速轉型。近年來，一些地區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發展成支柱，結構調整進入攻堅期，許多產能由既落后又過剩轉變為過剩但不落后，長期性產能過剩態勢顯現，進一步淘汰壓減將更多涉及非落后產能，企業有較大的抵觸心理，政府賠償企業損失帶來的財政負擔顯著加重，產業轉型升級難度較大。
污染治理遲疑不決、患得患失。隨著宏觀經濟進入新常態，如何處理好節能減排與經濟增長和就業保障的關系成為難題，環保資金投入和增長的可持續性存在變數。一些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增速放緩、企業效益下滑，政府環保投入長效機制難以為繼，污染治理主體承受力下降，治污決心和行動出現遲疑，有的企業可能不上治污設施、上了治污設施也不正常運行，甚至偷排漏排，監管難度加大。
環境基本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效率不高。社會公眾環境權益觀增強，環境公平正義的訴求與環境質量改善的要求快速提升，但環境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與需求差距較大，可達、可行、可接受之間的綜合平衡難度極大。體制機制改革的陣痛可能持續時間較長，財稅體制等改革短期內對基層環保能力、重點問題的專項治理影響大，制度性供給能力亟待加強。
新常態下環境保護的方向
在深化環保工作任務方面，要堅定不移地強化環境質量管理，以解決損害群眾健康突出環境問題為重點，堅持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強化水、大氣、土壤等污染防治，著力推進重點流域和區域水污染防治，著力推進重點行業和重點區域大氣污染治理，著力推進顆粒物污染防治，著力推進重金屬污染和土壤污染綜合治理，集中力量優先解決好細顆粒物、飲用水、土壤、重金屬、化學品等損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加大自然生態系統保護力度。實施重大生態修復工程，增強生態產品生產能力。嚴格按照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禁止開發的主體功能定位，在重要生態功能區、濕地和海洋生態環境敏感區、脆弱區，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
在健全完善環境監督方面，要強化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完善污染物排放許可制，規范污染物排放許可行為，禁止無證排污和超標準、超總量排污。大力推進排污權交易試點，加快實施各類排污指標的有償使用和交易，加大排污權交易的組織機構和監管能力建設。貫徹實施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健全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相符合的法律法規和環境標準體系，改革環評制度，以環評作為結構調整的調節器、綠色轉型發展的助推器，強化源頭管理。扎實構建科學的環境監督體系，將各級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對全國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落到實處，加強對下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環境保護工作的監督，深化對企業的環境監督，嚴格環境執法，不斷提升環境監測、預警和應急能力。
在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方面，要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建立統一監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環境保護管理制度，獨立進行環境監管和行政執法。嚴格環境保護的績效考評制度，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指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加快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建立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和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編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行政審計和離任審計。加大環保投入、發展模式和機制創新，大力發展生態金融，建立穩定長期的支持政策和支持方向，大力發展環保戰略性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