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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低碳經濟;碳金融;金融業
中國是最大的減排市場提供者之一,未來5年每年碳交易量超過2億噸。有專家指出:“中國 碳交易的商機已經來臨。發達國家在2012年要完成50億噸溫室氣體的減排目標,中國市場出 售的年減排額已達到全球的70%,這意味著未來至少有30億噸來自于購買中國的減排指標。 [1]”由此可見,一個碳交易的成功完成背后必須有發達的金融體系,碳排放權已 經具有鮮明的金融產品特性。
一、碳金融的界定
“碳金融”目前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但目前國內的表述基本一致。成萬牘給出了一個較為 “隨意”的界定。其認為,顧名思義,碳金融就是與碳有關系的金融活動,也可以叫碳融資 ,大體上可以說是環保項目投融資的代名詞,也可以簡單地把碳金融看成對碳物質的買賣。 [2]高建平的界定則是國內最為普遍的提法,其提出,一般而言,“碳金融”泛指 所有服務 于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金融活動,包括直接投融資、碳指標交易和銀行貸款等。[3] 陳柳欽 界定更為具體,其認為,碳金融是指服務于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各種金融制度安排和金 融交易活動,主要包括碳排放權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資、低碳項目開發的投融資以及其他 相關的金融中介活動。[4]袁鷹的界定具體展開了其他相關的金融中介活動,其指 出,“碳金 融”就是與減少碳排放有關的所有金融交易活動,既包括碳排放權及其衍生產品的買賣交易 、投資或投機活動,也包括發展低碳能源項目的投融資活動以及相關的擔保、咨詢服務等相 關活動。[5]李威偏重于“應對”涵義,其認為,碳金融可以理解為應對氣候變化 的金融解 決方案,包含了市場、機構、產品和服務等要素,是金融體系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環節。 [6]陳榮則加入了一個淵源,其指出,碳金融是指由《京都議定書》而興起的低碳經 濟投融資 活動,也稱碳融資和碳物質的買賣,即服務于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等技術和項目的直接投融資 、碳權交易和銀行貸款等金融活動。[7]王宇和李季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界定了 碳金融的 內涵:從狹義上說,世界銀行把碳金融定義為提供給購買溫室氣體減排項目的資源;廣義的 碳金融是指氣候變化的市場化解決方案。同時,他們又指出了碳金融的四大功能:一是減排 的成本 收益轉化功能;二是能源鏈轉型的資金融通功能;三是氣候風險管理和轉移功能;四是國際 貿易投資促進功能。[8]
二、碳金融工具
(一)碳貨幣碳金融的核心之一就是“碳本位”貨幣體系,其也成為各國爭奪的焦點。張茉 楠認為,一國貨幣的崛起,通常與國際大宗商品,特別是能源計價和結算綁定權緊密聯系, 從19世紀“煤炭―英鎊”、“石油―美元”,再到今天的“碳合約―X”,演繹了一條國際 貨幣在能源貿易中的路徑。[9]劉穎等也強調了碳幣體系對于一國的重要意義 ,其指出 ,碳幣是一個臆想中的貨幣體系,也可以說是一個衡量世界上各種貨幣幣值的新標準。在“ 碳幣體系”下,除了一國的經濟實力和黃金儲備,碳排放額度將會成為影響該國貨幣地位和 幣值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碳幣時代”的原始規則制定者毋庸置疑地掌控著更多的主動權 和話語權。[10]對于“碳幣”的概念,王增武、袁增霆的界定較為直接,其認為, “碳幣” 表示國際間每噸二氧化碳排放權的價值。[11]蔡博峰、劉蘭翠指出,碳貨幣就是以 碳信用為 本位的貨幣形式,而對于我國應對國際碳貨幣的發展,一是積極加入到國際碳貨幣體系的構 建中;二是建立中國碳金融體系;三是加快健全和完善碳交易市場,使人民幣在碳信用的計 價和結算中占據一席之地;四是積極發展我國的低碳能源和低碳技術,將碳排放納入到經濟 發展指標體系中,試行碳排放強度考核制度,為今后可能出現的碳貨幣體系做好儲備。 [12]管清友從“財富”的角度界定了碳貨幣,其認為,實際排放額低于碳排放指標分配 的“節約 量”,就是該時期碳貨幣的總量,即這個節約量相當于該國的一筆額外財富,也即碳貨幣。 而對于確定兩國碳貨幣的兌換基準,其提出可以將各國碳貨幣與一個標準品質的碳貨幣掛鉤 ,比如,“黃金標準”碳信用,然后按照各自品質規定含碳量,由此確定。[13]
(二)碳信貸楊濤指出,盡管銀行對綠色信貸興趣不斷提升,但其在銀行信貸總規模中的比 重仍然較小,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全面促進綠色信貸發展的外部環境仍未建立起來。一是 由于綠色信貸的概念并不明確,缺少具體的指導目錄,當前在統計銀行貸款規模 時,也并未對“綠色貸款”單辟通道統計,未能使綠色信貸獲得信貸政策的傾斜;二是中國 企業對綠色信貸的需求還處于初級階段;三是綠色信貸面臨著項目融資技術評估的復雜性, 銀行開展這些項目缺乏人力資源和技術基礎;四是綠色信貸還面臨著項目風險控制上的困難 。為了發展綠色信貸,政府和監管部門要全面提升綠色信貸的發展水平,增加政府投入和推 動,提高銀行業發展綠色信貸項目的技術水平,出臺鼓勵和優惠政策。銀行業除了關注傳統 的節能減排信貸領域,還應重視綠色信貸相關的中間業務。[14]為了降低綠色信貸 風險,董 玉華提出,可以結合節能減排項目貸款、開展碳權質押融資貨款。只要銀行與CDM業主及發 改委三方約定,客戶出售CERs所獲得的資金就只能進入指定的帳戶,并在客戶不能償還貸款 時 ,貸款銀行有權處置客戶獲得的CERs。隨著CDM項目的進一步發展,商業銀行應以碳權質押 ,對CDM項目提供貸款支持。[15]
(三)碳期貨何川指出,根據國際碳交易市場的交易經驗,該市場風險較大,需要引入碳 期貨等衍生產品。而且由于碳排放權具有同質性顯著、易于交付、參與者眾多、價格波動頻 繁等 自身特性,也適宜引入期貨等衍生品交易。同時建立碳期貨交易市場也可以依靠其價格發現 功能,指導現貨交易為國家及相關企業提供一個有效的價格信號。[16]王增武、 袁增霆對 碳期貨等作了具體的介紹,其指出,在二級市場的CDM交易市場上,主要的交易品種是期貨 、 期權等金融衍生品。由于碳期權合約的基礎資產是碳期貨合約,碳信用期貨合約價格對期權 價格以及期權合約中交割價格的確定均具有重要影響。碳信用遠期合約的定價方式主要有固 定定價和浮動定價兩種方式。前者表示在未來以確定價格交割碳排放交易權,后者表示在最 低保底價基礎上附加與配額價格掛鉤的浮動價格,合同中同時列出基本價格和歐盟參照價格 。[17]目前,我國對于碳期貨已進行了探索。上期所從2006年開始研究碳排放權期 貨,希望 利用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和風險管理功能,幫助我國提高碳資源定價影響力,建立符合國內 需求、對接國際規則的碳市場體系。同時,上期所將繼續關注、探索碳排放權期貨交易的可 行性、交易風險的可控性、風險監測體系的可靠性等問題。[18]
(四)碳基金崔利平指出,碳基金是碳匯基金的簡稱。國際上通常指“清潔發展機制”下溫 室氣體排放權交易的專門資金。而根據我國目前發展實際,其提出中國碳基金的概念,也即 強調了國際碳基金的本土化。[19]王增武、袁增霆按發行主體的異同,將碳基金做 出分類: 一是世界銀行型基金;二是國家基金;三是政府多邊合作型基金;四是金融機構設立的 盈利型基金;第五,非政府組織管理的碳基金;第六,私募碳基金。[20]付允等則 進一步探 索了碳基金的目標和投資。碳基金的目標應該除了關注碳匯的增加外,還需要更加關注通過 幫助商業和公共部門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并從中尋求低碳技術的商業機會,從而幫助我國 實現低碳經濟社會。碳基金的資金用于投資方面主要有三個目標:一是促進低碳技術的研究 與開發;二是加快技術商業化;三是投資孵化器。我國碳基金模式應以政府投資為主,多渠 道籌集資金,按企業模式運作。[21]林伯強則具體介紹了碳基金的融資方式,主要 有:政府 全部承擔所有出資、由政府和企業按比例共同出資、由政府通過征稅的方式出資、企業自行 募集的方式等。同時,其認為從國外碳基金運營管理情況來看,由政府設立企業化運 作、吸收專業人士參與的管理模式是目前最優的模式。[22]
三、碳金融與金融業
“低碳經濟”給各國的金融業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會。王元龍指出,中國金融機構目前開展 碳金融業務有重要意義:一是推動金融機構經營戰略轉型;二是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三是 有利于中國金融機構的可持續發展;四是提升中國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23]
(一)銀行業目前金融業中,銀行是絕對參與低碳經濟的主體。黃麗珠指 出,在履行社會 責任的同時分享低碳經濟時代的“盛宴”對于商業銀行應該是一個雙贏或多贏的選擇。 [24]但同時其也面臨著挑戰。一是國內銀行能力不足。馬驍指出,目前國內商業銀行在 碳金融方 面雖有所動作,但都沒有深入到核心部分,缺乏對CDM相關專業知識及政策法規的深度了解 ,投資該領域項目的業務能力嚴重不足,不僅缺乏成熟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場所和碳交易 平臺,更沒有碳掉期交易、碳證券、碳期貨、碳基金等各種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創新產品以 及科學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難與國際金融機構抗衡,使我國面臨著全球碳金融及其定價權 缺失帶來的嚴峻挑戰。[25]二是市場環境的不確定性。段茂盛指出,商業銀行在開 展碳排放 交易時,需要重視其潛在的政策風險。最重要的是未來的《京都議定書》充滿變數,為這項 交易帶來很多不確定性。一方面是到了2012年后,《京都議定書》是否續簽,內容有何變化 都不得而知;另一方面,中國能否保持非附件I國家,繼續不必履行減排義務,存在不確定 性。[26]三是交易成本高昂。國際碳金融交易市場的交易成本巨大,主要源于基于 項目的交 易涉及跨國項目的報批和技術認證問題,監管部門要求制定運營機構來負責項目的注冊和實 際排放量的核實,所涉及的費用高昂。此外,對于市場上的中介機構還缺乏有效的監管,一 些中介機構在材料準備和核查中存在道德風險,甚至提供虛假信息。四是市場分割問題。目 前,國際碳交易絕大多數集中在國家或區域(歐盟)內部,統一的國際市場尚未形成。目前 ,從事碳金融交易的市場多種多樣,既有場外交易機制,也有眾多的交易所;既有政府管制 產生的市場,也有參加者自發形成的市場。這些市場大都以國家和地區為基礎,在市場制度 安排上存在較大差異,不同市場之間難以進行直接的跨市場交易,國際碳金融市場處于高度 分割狀態,市場效率還比較低。[27]
盡管面臨挑戰,但低碳經濟已成為共識,我國銀行業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呢?劉明康指出,銀 行業在低碳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中積極發揮作用,主要是要扮演好兩個角色:一是要成 為低碳理念推廣的“踐行者"。要探索建立節能環保金融服務的長效機制,即經營策略、管 理 機制和激勵考核體系,從業務流程與規則上把好項目入口關和懲罰關。二是要成為低碳金融 服務的“創新者"。我國銀行業應進一步加強對國際碳金融發展的跟蹤研究,在控制風險的 前 提下,積極開展“綠色信貸"及其它碳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提高產品定價能力,爭取在全 球碳金融體系中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和主動權。[28] 為了積極參與碳金融,馬驍指出,銀行業可以先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打開局面:一是成立碳 金融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或碳金融事業部,謀劃碳金融發展戰略,負責碳金融的市場開發與推 廣,開發系列碳金融產品;二是以綠色賬戶吸引現正在開展CDM業務的業主CER收入外幣賬戶 ;三是與國際合作開展綠色貸款業務,積極參與國內、國際碳市場建設;四是積極開發與碳 排放權交易相關的產品;五是為CDM項目開發提供信用增級服務。[29]王勇進一步 分析了大 銀行低碳金融業務創新的重點:一是要以“公益創新”踐行低碳金融;二是增加“綠色信貸 ”投放;三是積極推出低碳投資產品以及相關服務。[30]段茂盛則指出商業銀行目 前參與碳 市場交易的具體途徑。商業銀行可以在境外的附件I國家中注冊投資公司,取得相關資 格后,不僅可以以境外買家的身份參與境內CDM項目,而且可以在歐洲二級市場上進行交易 。[31]
(二)碳保險市場王宇和李季提出,在低碳經濟發展中,保險業一方面通 過為綠色建筑設計 、節能和可再生能源、環保汽車等項目提供新險種來規避氣候風險;另一方面應適應清潔發 展 機制對碳信用交割擔保的需求,開發碳交易保險,以轉移項目違約風險。[32]王增 武、袁增 霆指出,資金需求量大和未來發展前景的高度不確定性是所有碳排放交易項目的兩大主要特 點。由此,碳保險市場應運而生,主要有碳擔保和碳保理業務。就與CDM相關的碳保理而言 ,其成員構成主要由技術出讓方、技術購買方和銀行等金融機構組成,經過一定的審核流程 后,金融機構向技術出讓方發放貸款以保證其保質保量完成任務,待項目完成后,由技術購 買方利用其節能減排所獲得的收益來償還貸款,這不僅縮短了技術出讓方的應收賬款時間并 減少了資金積壓,而且優化了技術購買方的財務結構,并解決了其融資難問題。[33] 碳保險 對于我國而言,也具有極大的發展機遇。張夢琳指出,中國在《京都議定書》中屬于發展中 國家,在2012年以前中國不需要承擔具體的減排義務,碳交易市場將給我國帶來巨大的機遇 。在此過程中,為解決碳交易過程中潛在的違約風險、失效風險、可核證減排額的價格波動 風險以及數量波動風險,碳減排額交易保險將發揮重要作用。因此,碳減排額交易保險的快 速發展,可以為碳減排額交易更好地保駕護航。
(三)碳資本市場秦立山分析預測今后一個時期的股票市場機會將會是 低碳經濟,而建倉 低碳經濟板塊正逢其時。具體到低碳概念主要有以下幾個行業構成:一是環保板塊;二是節 能減排板塊;三是CDM項目。[34]孫穎也指出,2009年上半年中國資本市場已經 開始預熱 低碳經濟相關行業,特別是新能源。“新能源可能會帶領全球經濟走向復蘇”幾乎為投資人 所共識。同時其又指出,除了低碳板塊和低碳概念在資本市場上獲得追捧之外, 國內的機構似乎并沒有做好迎接低碳經濟時代的準備。國內資本市場從業者對低碳經濟以及 低碳經濟發展對資本市場的影響等問題的研究還處于極低端水平。萬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長孫國茂呼吁重視利用資本市場發展低碳經濟,他建議監管部門組織專門機構或利用行業 研究力量研究如下問題:第一,如何利用資本市場培育低碳產業的龍頭企業;第二,利用市 場機制開展與碳排放交易有關的國際間合作,建立國家級碳排放交易所。[35]
四、碳金融發展的政策支持
“碳金融”的發展需要有利的環境和條件,因此,離不開相關政策的支持。高建平認為,五 個方面有待重點關注:一是搭建交易平臺,進一步研究探索排放配額制度和發展排放配額交 易市場;二是加強宣傳推廣,要讓企業充分意識到CDM機制和節能減排所蘊涵的巨大價值; 三是推動政策研究;四是培養中介市場,應鼓勵民間機構和金融機構進入;五是構建激勵機 制,制定一系列標準、規則,提供相應的投資、稅收、信貸規模導向等政策配套,鼓勵金融 機構參與節能減排領域的投融資活動,支持低碳經濟。[36]
王彬建議,一是建立財政環境基金用于低碳項目的開發與應用,并制定鼓勵企業的節能減排 措施;二是加強低碳領域人才培養和機構建設,提高企業決策者的低碳意識和理念,培養和 建立高水平的低碳研究隊伍;三是開展低碳城市和低碳園區試點;四是加強對低碳經濟的示 范引導,建立政府、媒體、企業與公眾相結合的宣傳機制,倡導有助于建設低碳經濟發展的 生產和生活方式。[37]
孫國茂認為,應考慮為低碳企業上市建立“綠色通道”。同時,他建議盡快編制能夠覆蓋滬 深兩市低碳概念上市公司的“低碳企業指數”,為研究和設計其它低碳金融產品提供條件, 如低碳ETF、低碳指數基金等等。將來,低碳企業指數還可以作為其他與碳交易有關的金融 衍生產品的設計依據。[38]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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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of Low Carbon Economy and Carbon Finance Study in ChinaZhou JianAbstract:With the fast rise of low carbon economy, the new finance――carbon finance is b eing developed rapidly too. Carbon finance is becaming the key to promote the de velopment of carbon finance and seize the first chance of low carbon economy in
關鍵詞:低碳經濟;低碳金融;發展;金融業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21-0183-01
1 低碳金融的產生及內涵
隨著全球人口和經濟規模的不斷增長,能源使用帶來的環境問題以及造成的災害不斷地為人們所認識,對于低碳經濟的概念也越來越深入人心。所謂低碳金融,是指服務于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各種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動,主要包括碳排放權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資、低碳項目開發的投融資以及其他相關的金融中介活動,如碳保險、碳基金和碳交易幣種的確定等制度安排。低碳金融是環境金融的一個分支,是對碳排放進行規制的一種新型金融模型。本質上來說,是一個綠色金融的概念,也是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在世界銀行2006年碳金融發展報告中,碳金融被定義為用于購買溫室氣體減排量的金融資源。而在國內,對碳金融的界定主要關注的是碳交易與碳融資。
2 我國低碳金融發展現狀
我國當前的低碳金融主要以“綠色信貸”為主,“綠色信貸”是將貸款用于當前倡導的一系列節能減排、產業升級、保護環境的項目,主要目的是為了遏制高能耗高污染產業的盲目擴張。當前我國的這項綠色信貸主要大力依賴于銀行,銀行在這方面也有很大的操作余地。雖然目前對于綠色信貸銀行的興趣也在不斷提升,但在銀行信貸總規模中的比重仍然偏小。這其中和促進綠色信貸發展的外部環境建設有關,當前對綠色信貸的概念還不明確,由于金融機構缺乏相應的環保專業人才,缺少具體的綠色信貸指導目錄、產業投向標準和環境風險評級標準等信貸指引,使金融機構難以制定相關的內部實施細則和考核評價辦法。同時從目前情況看,低碳經濟有“概念熱、融資冷”的傾向,一方面創新型企業由于前景難以預測,比如一些風投項目,對綠色信貸的需求處于初級階段;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安全性、效益性、流動性的經營原則決定了信貸支持成熟的發展模式和增長方式的偏好度,綠色信貸還面臨著項目融資評估的復雜性,而銀行開展這些項目缺乏人力資源和技術基礎。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相對滯后,對道德風險的管理也存在一定的困難,不利于綠色金融參與主體形成穩定預期。
3 當前我國發展低碳金融存在的問題
3.1 對于低碳金融認識不足
雖然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碳資源國家,是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最重要的供給國,但是當前我們對于碳市場還是有很多模糊不清和非理性的認識,對于碳金融和CDM的認識還不到位,缺乏對CDM相關專業知識及政策法規的深度了解,投資該領域項目的業務能力嚴重不足,導致我國碳金融體系發展與碳市場潛力不匹配,碳金融發展面臨諸多挑戰。CDM和低碳金融是隨著國際碳交易市場的興起而進入人們視野的,在國內發展時間較短,相關經濟主體還未充分認識到其潛藏的巨大商機。企業和金融機構對碳金融的交易價值、項目開發、操作模式、交易規則等尚不熟悉,對碳金融的需求有限。目前關注“低碳金融”的主要是大型商業銀行,一些中小金融機構對此關注較少。
3.2 中國面臨碳金融定價權缺失帶來的嚴峻挑戰
中國是CDM市場的最大買方,但中國卻處于CDM市場產業鏈的最低端,在全球碳交易市場處于被動地位,缺乏碳金融市場的定價權。我們國家現在企業賣出的CDM,是碳減排的產品,主要是由國際上碳公司來幫我們做,實際上定價權掌握在國際金融機構手中,中國在碳金融發展中沒有掌握大部分的話語權和主導權。而且我國目前在碳金融建設方面發展滯后,缺乏成熟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所和碳交易平臺,沒有碳掉期交易、碳證券、碳期貨、碳基金等各種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創新產品以及科學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很難與國際金融機構抗衡,使中國目前面臨著全球碳金融及其定價權缺失帶來的嚴峻挑戰。
3.3 巨大的政策風險
有關《京都議定書》的實施僅涵蓋2008-2012年,在這之后國際碳減排政策如何安排還取決于各國在新一輪氣候談判中的博弈結果。屆時我國是否需要承擔一定的減排義務存在不確定性,這對我國碳金融業務的進一步發展將產生直接影響。另外減排認證的相關政策風險也可能阻礙市場發展。在碳減排交易風險中,交付風險是最大的風險,而所有導致交付風險的因素中政策風險最為突出。同時由于技術的發展以及政策意圖的變化,認證的標準和程序也在變化之中。而且項目交易涉及不同國家,要受到東道國法律的限制,碳金融交易市場發展面臨的政策風險和法律風險是非常巨大的。
4 低碳金融的發展前景及對于金融業的重要意義
2008年10月,興業銀行正式公開承諾采用“赤道原則”,并于2009年1月成立可持續金融的專門業務經營機構――可持續金融中心,負責能效金融、碳金融、環境金融等領域的業務經營和產品營銷。碳金融已經成為全球金融機構競爭的新領域,中國金融業拓展碳金融業務已是大勢所趨,因此需要從金融業自身和外部政策環境兩個方面進行努力,解除制約中國碳金融發展的主要障礙,促進中國金融業碳金融業務的開展。國內金融機構目前主要集中在對低碳項目的融資支持方面,以各類綠色貸款、環保貸款為主,對于中國的金融機構來說,未來還有很大的發展機遇,大力創新,積極拓展碳金融業務模式是當務之急。
一、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的內涵
關于生態補償目前還沒有統一的定義。由于不同學者對生態補償進行研究與闡釋的角度不同，使得他們對生態補償的概念出現了不同的內涵與外延界定，因而至今也沒有一個統一的關于生態補償的權威定義。一般而言，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具有“公共品”或“準公共品”的性質，而改善生態環境和保護自然資源是一種具有正外部性的行為，一部分人完全可能在不支付任何代價的情況下，享受到通過生態環境保護者的付出而帶來的生態系統服務效益。為了防止這種不公平現象的出現，激勵人們在進行經濟活動的同時保護好生態環境，就必然要建立一種機制來實現對生態環境保護者所支付的額外成本以及對所喪失的發展機會成本予以補償。因此，從經濟學角度出發，所謂生態補償就是生態效益補償，是指促進生態保護外部性內部化的政策、法律與制度安排。它要求生態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者支付相應費用，生態產品和服務的生產者、供應者獲得相應報酬；通過制度設計解決好生態產品和服務消費中的“搭便車”現象，激勵公共產品的足額提供；通過制度創新解決好生態投資者的合理回報，激勵人們從事生態環境保護投資并使生態資本保值、增值。[3]本文所提出的綠色農業生態補償是從綠色農業正外部性的角度來研究生態補償。綠色農業生態補償指的是給綠色農業生態產品以及生態服務提供補償費用的一種制度安排。綠色農業生態補償向綠色農業經營者支付生態發展、生態保護以及生態修復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以此激勵人們改變傳統農業生產方式，減少消耗和污染。同時，采用綠色農業生產方式，還可以增強綠色農業生態服務功能、保護和改善綠色農業生態環境、提高綠色農業綜合效益，形成有利于綠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最終實現農業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和諧統一。
二、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財政金融支持問題透視
（一）綠色農業正外部性補償的“市場失靈”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綠色農業模式的提出可以克服常規現代農業模式的負外部性，保證農產品的數量的同時還可以保證農產品的質量與生態、資源的安全，達到經濟、社會與生態的長期協調發展。在綠色農業生產過程中，首先，要考慮農業生態環境的保護，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綠色農業發展的支撐條件；其次，綠色農業在生產、加工過程中必須嚴格執行行業規定的技術標準和操作規程，限制或禁止化學合成物及其他有毒有害的物質投入到生產、加工工程中，實施“從土地到餐桌”的全程質量保證，確定產品的質量安全；再次，綠色農產品在加工環節中，必須使用可更新資源以及可自然降解和回收利用材料，避免過度包裝等，保證人體健康和環境的無污染性。綠色農業生產過程中的這種安全性和環保性，將給全社會帶來巨大的收益，而且這種收益是長遠和可持續性的，只是這種收益很難通過市場機制體現出來。[4]（P11-12）換言之，綠色農業經營者無法將這些溢出的正外部性通過市場機制得到相應補償，表現為顯著的“市場失靈”，而目前我國尚未有針對綠色農業正外部性進行生態補償的財政、金融支持的制度安排。與常規現代農業模式相比，綠色農業經營者要承受更高的成本，對微觀經濟主體靈活的財政金融支持等政策手段的激勵機制的缺乏，阻礙了市場經濟主體對綠色農業生態補償機制的投資。
（二）綠色農業技術創新缺乏有效的資金支持綠色農業技術是人們改造自然并使之適合生存與發展需要，且又不對農業生態環境和農村居民的生產與生活產生明顯危害的工具與手段。綠色農業技術和常規的農業技術相比，它的特征主要體現在“綠色”上，體現在農業生態環境的保護功能上。必須予以說明的是，高新農業技術與綠色農業技術的概念是存在一定差別的。高新農業技術是把農業經濟發展的效率作為衡量指標。而綠色農業技術主要是著眼于把農業生態環境與農村居民之間的協調關系作為主要測定因素。因此可以說，綠色農業技術是一種農業生態環境安全的技術，保證了農業生態資源開發的可持續性，促進農業與農村的可持續發展。對于高新農業技術來說，有些則可能是非綠色的，比如某些轉基因食品就對人體和環境存在著潛在的危害。但從總體上看，綠色農業技術與高新農業技術可以相互依存的，體現在綠色農業技術可以是高新農業技術，高新農業技術也可以成為綠色農業技術，兩者融合的技術可以稱之為綠色農業高新技術。[5]（P36-37）而這種綠色農業高新技術的創新從研發、推廣到實施與一般農業技術相比，其在提高生產效率、改善農產品品質、保護農業生態環境等方面具有顯著的優越性。但我們也應明確，由于農業生產的周期較長，決定了這種綠色農業高新技術的開發時間的長期性、人力物力的耗費性。當前我國對農業科技創新的財政金融支持力度尚很欠缺，所需科研經費無法得到充足保障，從而使得綠色農業發展中的科技進步貢獻率較低。[6]（P177-179）
（三）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缺乏有效的投融資機制綠色農業的生態補償需要國有資本、外來資本和民間資本三者的共同支持，應充分利用各種資源，以滿足我國綠色農業生態補償建設的資金需要。投融資渠道狹窄，過分依靠政府投資，引導力和有效性不足是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資金短缺的主要原因。近年來，雖然引入了部分銀行信貸和外商投資，初步改善了僅依賴財政投資的單一渠道，但在資本運作、投資主體、運行機制、決策方式、經營管理等方面還存在嚴重缺陷。據有關部門統計，各級政府或公共資金的投入已超過環保投資總額的70%。[7]（P155-158）目前，我國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的投融資機制仍存在許多問題，表現在：第一，在資金結構上，財政性轉移支付資金依然是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的主要資金來源，綠色農業生態改善所需的資金基本通過政府直接投入和間接融資（貸款）來解決，直接融資所占比例很低。第二，外資利用規模較小，形式單一。目前我國綠色農業生態環境建設的外資利用主要包括外國政府援助、捐贈，世行、亞行貸款等，外商直接投資比較少見。第三，民間資本參與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籌資機制沒有形成，當然社會資金的進入退出機制以及合理的利益分享和風險分擔機制也就無從談起；同時生態補償的封閉式運作，缺乏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致使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的籌資、經營、資本回收等各個環節都極易出現阻滯，產生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現象，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8]（P77-78）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的投融資機制的不健全，使得融資渠道單一，融資成本高，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投融資需求
（四）綠色農業環境產權界定不明確，導致財政投入的“杠桿作用”失效目前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律和行政法規中，對環境產權的界定尚不明確。為了保證綠色農業經營者進行的生態環境保護活動所從事的各項活動的利益，從而使環境資源成本內部化，對綠色農業環境產權的明確界定是十分必要的。綠色農業為人們提供了優越的生態環境和優質、安全、生態的綠色農產品，確保了人們的食品安全。但是，由于環境資源具有彌散性與流動性的特點，沒有明確的排他性和可轉讓性，使得環境產權的界定非常困難。[9]（P56-57）由于環境產權界定的模糊性，綠色農業因此而增加的內部成本和產量損失，在一般情況下無法得到應有的補償，市場機制亦無法直接調節，使得綠色農業經營者收益減少，成為生態環境改良和綠色農產品提供所產生的外部經濟的買單者，造成綠色農業環境貢獻者與受益者利益的“非對稱性”。因此，現有的生態補償制度有一個難以突破的技術難題，即如何界定生態環境產權，以明確生態效益的提供者和受益者。[10]（P83-84）當前我國政府確立了“誰受益誰補償、誰破壞誰恢復、誰污染誰治理”的補償原則，但具體到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行為時，生態效益的貢獻者、受益者卻很難界定。環境產權所有權界定的不明確，造成政府財政投入難以有效引導社會資本投向綠色農業，從而無法發揮財政生態補償投入的“杠桿作用”，這與綠色農業生態環境大量的建設資金需求不相適應，致使綠色農業生態補償實際運作舉步維艱，不利于綠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財政金融支持實現路徑與措施
（一）拓展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的資金籌措渠道
1.政府財政設立固定的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資金來源。這些來源主要包括：
（1）將資源稅收入中一定比例的資金專項用于綠色農業生態補償。根據我國資源稅結構和規模，建議在資源稅中央共享部分中設立綠色農業生態補償專項資金；而資源稅地方收入部分則按一定比例用于綠色農業生態補償。
（2）綠色農業資源有償使用收益。綠色農業資源、環境有償使用形成的非稅收入，在這些收入中按一定比例專項用于綠色農業生態補償。
（3）針對負生態效應外溢所形成的生態懲罰性收入。包括排污費等，建議將這類生態懲罰性收入的一定比例專項用于綠色農業生態補償。
（4）土地出讓金。建議在土地出讓金改革中，截取一定比例作為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的固定收入，一旦實現了中央和地方共享，則中央和地方分別按一定比例作為二級財政的綠色農業生態補償固定收入。
（5）明確環境產權界定，開征環境優化稅。將這一稅收收入的一定比例，專項用于綠色農業生態補償。上述財政性資金提取的部分，設立一個純政府性的綠色農業生態補償基金，按照專項資金管理辦法進行管理，全額用于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相關支出。
2．政府引導促成多渠道的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資金來源。
應充分利用資本市場的融資手段，利用國債這一有利的融資手段，解決可能存在的環境資金缺口問題；同時考慮發行彩票或者中長期特種環保債券，籌集綠色農業環保資金；提供各種優惠政策，鼓勵環保綠色農業企業上市，爭取在股票市場中出現綠色環保板塊；鼓勵私人投資綠色農業產業；對私人從事綠色農業產業的投資，金融部門應給予優先提供低息貸款、延長貸款償還期的信貸政策、加速固定資產折舊、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吸引外資投入綠色產業，應積極吸引國外資金直接投資于綠色農業，提高金融開放度、資信度和透明度及加強投資制度的一致性和穩定性，創造良好的條件以引進國外資金。
3．調動市場力量參與綠色農業生態補償。
通過綠色農業生態成本內部化，增加企業用于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的資金。通過參與生態補償項目，形成來自市場的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資金渠道。企業可通過如下途徑，參與綠色農業生態補償：
（1）鼓勵企業捐贈；
（2）通過財政補貼激勵企業參與綠色農業生態補償；
（3）在綠色農業生態效應生產地建設“經濟特區”，用生態效應受益地的市場資源為生態效應生產地提供發展機會；
（4）設立獎勵基金，重點獎勵幫助綠色農業生態效應生產地企業和居民的單位，促進企業和個人參與到綠色農業生態補償機制建設之中；
（5）引導金融部門企業參與綠色農業生態補償。
（二）完善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1．在財政縱向轉移支付方面。應繼續加大對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的投入力度，安排綠色農業生態補償專項資金用于生態保護、生態恢復、生態發展等基礎研究以及相關綠色農業高新技術的應用研究等方面。建立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財政資金的績效考核機制，杜絕“重撥款、輕管理”的現象，做到追蹤問效，確保資金的使用效率。
2．在財政橫向轉移支付方面。一是確定綠色農業生態補償標準。交易雙方要達成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的共識，這是建立起綠色農業生態補償機制的前提。首先，國家核定的生態效應指標體系，這是生態效應生產地取得橫向轉移支付的依據；其次，生態效應受益地政府提出、上級政府核定的生態效應指標體系，這是生態效應生產地政府取得橫向轉移支付的依據。二是橫向轉移支付的支付方式與載體。綠色農業生態共建共享基金，是由地方政府資金、社會捐贈資金組成的、不向法人或自然人征收的、專項用于生態補償的財政性專項資金，是準公共的生態補償機制所必備的工具。通過建立綠色農業生態共建共享基金這一平臺，完成雙方的橫向轉移支付。在建立橫向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初期，需要橫向補償縱向化，即在確定橫向補償標準后，將生態受益區向生態保護區的轉移支付統一上繳給省政府，由省財政通過縱向轉移支付將橫向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資金撥付給綠色農業生態保護區政府。
（三）構建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財政金融支持機制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財政金融支持機制包括：
1．綠色農業生態保護補償金融支持機制。補償目的是激勵農戶轉變傳統農業生產方式而導入綠色農業生產方式，補償內容包括農戶因環保轉產而閑置停用的原有農機具設施設備費用、因導入綠色農業生產而需添置的工具及農資費用、農戶轉產期間直接損失的農業收益等。補償標準按生態保護的成本計算，包括農戶為保護生態環境的直接投入成本、間接損失成本和機會成本。
關鍵詞：綠色金融；商業銀行；比較性研究
近年來，日益嚴峻的環境形勢下，如何更有效地保護生態環境仍然是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經過多年的行政效果還不是很顯著的情況下，人們開始轉向銀行信貸預計信貸審查過程中的環境風險評估，以實現對環境的高污染，高能耗和消除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
在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政府承諾2020年單位二氧化碳比2005年下降40%到45%，隨著全球在環境保護、氣侯變化、可持續發展等問題上不斷形成的共識，以“三低”：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特征的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問題。
對促進低碳社會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的商業銀行是主要金融中介機構的引導綠色金融服務。在低碳經濟得到全社會廣泛關注的時代大背景下，“綠色金融”這一全新的理念也逐漸被提上了我國銀行業發展的日常議程。
2007年7月，國家環保總局與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銀監會”）等聯合發出“落實環保政策法規上防止信貸風險的意見”要求，從信貸方面對節能減排不力的企業進行宏觀調控。
2007年11月，銀監會頒發的“節能信貸”指導意見，引導綠色信貸的行為，這是中國綠色貨幣政策開始的標志。
國際上“赤道原則”對綠色金融的界定很廣泛。赤道原則的概念是用以確定、評估和管理項目融資過程所涉及社會和環境風險的金融界指標，它要求銀行和企業在信貸活動的各個階段中，都要遵守環保標準，進而遵循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綠色金融在我國起步較晚。目前尚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界定和具體實施方案。從我國商業銀行近年來實施綠色金融的具體途徑來看，大體可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1、綠色操作。辦公建筑和室內裝修節能材料，安裝節能節水設施，推動網絡，電子交易渠道，推動無紙化辦公，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金融服務。
2、綠色信貸。建立嚴格的信貸審批制度，具體目標加強信用企業環境風險評估，優先支持十大重點節能工程，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信貸計劃。
3、綠色金融創新。開發創新綠色金融產品，包括傳統的碳-碳金融業務等。
一、我國商業銀行實施綠色金融的概況
商業銀行在開展綠色金融方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中國政府和中國銀行監督管理部門連續出臺發展低碳經濟的法規和政策，促進節能減排，為中國綠色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地方政府也相繼出臺了綠色信貸補貼政策，支持發展綠色經濟。其中的各項政策和法規，以促進和指導，許多外國商業銀行都在積極探索綠色金融服務和方法。目前，我國部分商業銀行已經在綠色金融發展方面進行了許多有益的嘗試。制訂綠色信貸長效機制。國內一些商業銀行也在嘗試探索如何從簡單的支持低碳企業轉為向低碳減排項目提供融資服務。直接介入碳排放交易市場，提供全面和更有利的金融支持。從國內十余家主要商業銀行的2010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看，國內商業銀行在綠色金融方面的實踐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
（一）倡導綠色運營、環保公益等活動
國內商業銀行普遍將綠色運營作為實施綠色金融的起步，倡導日常辦公，節約能源，加強網上銀行，電話銀行為代表的電子交易渠道體系。金融服務，以減少碳排放。綠色辦公，商業銀行提出了相應的評價指標和量化管理，如人均電耗，水耗，耗氣，燃料消耗和其他公務用車，建行還列出了視頻會議的數量。此外，銀行還積極參與植樹，“地球一小時”等環保活動。
（二）完善綠色信貸制度
這個概念源于綠色綠色信貸融資，來自綠色文明和綠色金融。文明是一種追求綠色環境和人類的和諧文明的生存和發展。造福人類，經濟和自然的協調發展，人們建立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大力推廣綠色文化，并在政策，輿論對環保產業和綠色經濟傾斜。
目前，國內商業銀行已初步建立了“綠色信貸”機制，制定實施細節，實施環境標志分類，監督企業的環境信息作為信貸營銷調查，審批，實行一票否決的重要進程。例如，銀行制定了31項具體子行業的行業綠色信貸管理和操作要求。工行還建立了綠色信貸分類。整個企業的貸款是按照“綠色”分為42大類。貸款是基于投資的企業或項目，其影響所面臨的貸款規模，環境風險，相應的規定的原則和管理要求。恰逢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銀行也積極響應國家產業結構升級的政策指導，提出要加快優化信貸結構調整。優先支持新能源，環保和綜合利用資源，如綠色信貸項目。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在2008年金融服務方案的基礎上。整合近年來對外合作和自主創新的成果，于2010年推出《綠色信貸綜合服務方案2.0版》，包括5個綠色信貸板塊和10種特色產品，最終形成了全方位的“服務方案”與“特色產品”并行的雙緯度金融服務。根據銀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9月，四大國有銀行向綠色產業投放的信貸余額已最少達到10970億元。
（三）創新綠色金融產品
除了節能項目，銀行也正在積極開發新的綠色金融產品。如招商銀行推出的綠色設備買方信貸，排污權抵押貸款，法國開發署綠色能源轉讓收入的按揭貸款，綠色融資租賃，清潔發展機制融資綜合解決方案6個新產品，初步建成綠色金融產品體系。
興業銀行作為中國首家“赤道銀行”，綠色金融業務進行更系統的節能融資服務，已經形成了兩個排放的金融服務產品。目前，興業銀行的所有分行圍繞主要經濟區開展綠色金融業務項目，涉及能源效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污水處理和水資源管理，碳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固體廢物回收和等六個方面，涵蓋了“十大重點節能工程。”二、國外銀行的綠色金融業務介紹世界一流的商業銀行在經營過程中一直積極倡導或符合赤道原則，環境署金融倡議，“碳披露計劃”和其他有關規定，結合自己的經營特色，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不斷創新綠色金融的實施例。除了積極踐行作為國內銀行的綠色業務相同，參加公益活動，在綠色的最鮮明的特點是善于開發各種金融服務在金融業務的外資銀行。
二、幾種信貸產品簡介
（一）傳統綠色信貸產品
1.項目融資
指貸款人向特定的工程項目提供貸款協議融資，對于該項目所產生的現金流量享有償債請求權，并以該項目資產作為附屬擔保的融資類型。它是一種以項目的未來收益和資產作為償還貸款的資金來源和安全保障的融資方式。
2.個人綠色消費信貸
這個概念源于綠色綠色信貸融資，來自綠色文明和綠色金融。文明是一種追求綠色環境和人類的和諧文明的生存和發展。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工業文明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面對環境污染，自然資源枯竭，生態失衡等全球性環境問題，人們普遍認識到對環境，人類過去的生產和消費模式。造福人類，經濟和自然的協調發展，人們建立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大力推廣綠色文化，并在政策，輿論對環保產業和綠色經濟傾斜。通常被稱為綠色信貸可持續融資或融資環境。
3.購房按揭項目
指購房者以所購住房做抵押并由其所購買住房的房地產企業提供階段性擔保的個人住房貸款業務。花旗集團針對中低收入階層顧客推出結構化節能抵押產品，將省電等節能指標納入貸款申請人的信用評分體系。
（二）支持減排項目公司的上市融資
這類金融服務主要是對節能減排項目為主業的公司提供上市融資的一系列綜合金融服務支持。006年，花旗集團是世界上第二個風電業務 - 葡萄牙能源公司收購美國地平線風能公司提供財務顧問服務，同時也為巴西的生物柴油上市承銷。 2007年，美國銀行潮汐能源技術公司海洋動力技術的發展提供了個性化的解決方案，以支持其市場，并提高他們的貿易能力，幫助客戶通過現有的和新興的市場機制的碳交易市場機制的碳信用額的能力增強。
（三）推出相關衍生產品，參與全球碳金融市場
2007年，美國銀行宣布正式成為芝加哥氣候交易所的成員，但也與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和歐洲氣候交易所氣候控制股東對公司組建了合資公司交易機構。作為戰略投資者的持股比例，與發展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相關的碳排放量。匯豐推出匯豐環球氣候變化基準指數基金，還推出四個投資的全球氣候變化指數組成的一組指數系列。
三、國內外銀行比較性分析
（一）綠色金融發展程度不同
目前全球已有60多家金融機構承諾采用赤道原則，其項目評審嚴格遵守赤道原則，提供的項目融資總額占全球項目融資市場總額的85%以上，同時，通過“碳交易”等金融產品的創新服務，將金融服務、金融產品創新與環境保護有機結合，形成完善的綠色金融服務體系。近年來，中國銀行業加快了綠色金融建設步伐，綠色金融市場前景十分廣闊。但目前我國僅有興業銀行一家赤道銀行，同時，國內碳金融市場建設不健全，導致銀行開展綠色信貸不能化解風險的有效轉移，增加銀行的管理成本。
（二）綠色信貸產品不同
綠色外資銀行廣泛的信貸產品。從消費信貸，商業辦公樓等大型項目，幾乎是普通信貸與綠色信貸領域涉足，但也積極開發相關的衍生金融產品。
在中國，各類金融服務子行業國內金融部門監管制度的限制。除了興業銀行發行了國內第一家碳信用額，國內銀行一般會專注于綠色產業項目，太固定化和建模缺乏個人消費領域的深入挖掘。
（三）實施綠色金融的法律環境不同
除了采納赤道原則的外資銀行，也有比較健全的國家環境保護規劃和完善的綠色金融機構，但也建立了合理的內部環保局。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具體的國內銀行綠色金融和環境風險評級標準，指導目錄，銀行很難掌握具體的信貸政策和實施細則，在使用過程中對環境的原則，盡可能開展業務，如綠色信貸政策的發展提供制度保障限制或禁止“兩高一左”行業貸款。
四、結論
通過比較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商業銀行綠色金融業務的發展還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法律和法規的基礎上，從商業銀行的工作人員的建議，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包括建立綠色信貸業務實施指南，規范碳交易市場，加強信息共享平臺建設。在此基礎上，每個商業銀行都要加強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逐步提高自身的風險管理水平，同時，我國的商業銀行要積極借鑒國際上的成功經驗，創新產品和、服務，才能真正使“低碳”、“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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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綠色信貸 國際經驗 文獻綜述
一、引論
近年來，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代表的許多中國金融機構意識到了綠色金融的重要性，伴隨一輪輪政策的推進，綠色金融正成為下一步中國金融發展的必然趨勢。隨著國際上公認的“赤道原則”的提出，“綠色信貸”一詞也逐漸為人們所熟知。在信貸還“綠得不夠深”的中國，研究“綠色信貸”在中國如何實踐發展問題是極有必要的。
本文旨在對綠色信貸的產生與國內外發展狀況以及近年學者的研究做一個簡要梳理，以便于今后更深入的研究相關問題。文章涉及文獻主要包括各大銀行公布的社會責任報告、環境部關于綠色信貸的年報、各大媒體報道及國內外學者已發表的著作及論文等。
二、綠色信貸的含義
從18世紀開始，人類產業文明經歷了一個巨大的飛躍過程，而代價卻是環境的破壞。20世紀末，人們終于開始意識到，只有在發展的同時顧及到環境，發展才是可持續的。于是，“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在1987年由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EDC）提出，并最終被廣為接受。與“應讓后人也能公平的享受和我們一樣的自然和環境資源（Asheim， Geir B.， 1991）”類似的概念不斷產生。而金融作為一門相對而言年紀不大的學科，也參與到了整個人類的“綠色計劃”中，“綠色金融”開始進入大家的視野。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綠色信貸”應運而生。
國際上關于綠色信貸的準則，應用最廣泛、最具代表性的是赤道原則（the Equator Principles， 簡稱EPs）。2002年10月，國際金融公司和荷蘭銀行9家銀行在倫敦主持召開會議，討論項目融資中的環境和社會問題，會后由荷蘭銀行等4家銀行自發地在國際金融公司環境和社會政策基礎上共同起草了一套針對項目融資中有關環境與社會風險的指南，即赤道原則。2003年6月，包括4家發起銀行在內的10家大銀行宣布接受赤道原則。2006年，赤道原則委員會對其進行了修改調整并了EPⅡ。赤道原則的訂立在國際金融的發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截至2013年4月已有78家世界各地的金融機構加入赤道原則，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正在嘗試加入它。目前，EPⅢ正在修改審查過程中，不久將會。
國內學者對“綠色信貸”的概念界定看法不一，在此取一個相對折中的定義：所謂綠色信貸，從名義上講就是對綠色經濟加以支持的信貸資金，然而在顯示中往往存在一些非法的企業和項目，達不到環境部門的標準和要求，對此不提供信貸支持的行為也可以稱之為“綠色信貸”（鄧聿文，2007）。這個定義的優點在于不僅將那些對環境做出貢獻，在企業生產中沒有污染，或者污染達標的企業納入綠色信貸范疇中，還包括了生產環保產品的企業，但缺點在于沒有指明向企業提供支持的主體。廣義上來說，該主體可以是政府、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而狹義定義中主體為商業銀行或政策性銀行。本文取綠色信貸的狹義定義。
三、綠色信貸在國外的發展與研究
（一）綠色信貸發展狀況
在“赤道原則”的大力推動下，越來越多的銀行加入了“綠色信貸”的行列。國際上“綠色信貸”政策的實踐主要集中在美國、英國、日本、加拿大、德國和荷蘭等發達國家，其他地區如非洲和墨西哥在近兩年也有銀行成為“赤道原則”成員。總體來說，發達國家對于“綠色信貸”的執行情況有以下幾個突出特點：在法律建設方面明確環境責任，如1980年美國聯邦政府出臺了《全面環境響應、補償和負債法案》，根據該法案，銀行必須對客戶造成的環境污染負責，并支付修復成本；在政策指導方面構建激勵機制，如英國政府頒發“貸款擔保計劃”，規定小企業可向金融機構借貸最高可達7.5萬英鎊的款項，政府擔保80%；有綠色信貸相對統一的標準等等（曹小奇等，2008）。
在綠色信貸產品開發問題上，發達國家也走在前列。現今的綠色信貸產品主要分為三大類：零售銀行類產品（包括住房抵押貸款、房屋凈值貸款、信用卡等）、公司銀行和投資銀行類產品（包括項目融資和商業建筑貸款）以及資產管理類產品（包括財政綠色基金、投資基金等）（UNEP FI，2007）。
（二）學者研究動態
“綠色信貸”是中國特有的說法，國外的相關研究一般更注重研究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如環境金融、企業社會責任等。相對而言，國外的相關研究起步較早，研究者們很早就提出了環境金融的概念，指出應將金融結合到可持續發展中（Marcel Jeucken，2001）并分析發展環境金融可以獲得的資金途徑（Eric Cowan，1999）。這些資金途徑不僅為環保技術和污染控制措施的投融資提供機會（Thompson，1998），還為一些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經濟活動和品牌建立了環保的立場。
總體來說，無論在綠色信貸的政策制定、產品開發以及學術研究方面，發達國家都處于相對成熟的地位。
四、綠色信貸在國內的發展與研究
（一）綠色信貸發展狀況
2007年7月，原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聯合了《關于落實環保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提出了綠色信貸的應用方式和范圍，要求完善信息溝通機制等，以保障綠色信貸政策落到實處。2008年1月，原國家環保總局與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聯合制定了“綠色信貸環保手冊”，明晰了我國的行業環保標準。2008年10月，興業銀行在京召開會，城市公開承諾采納赤道原則，由此成為中國首家“赤道銀行”。2010年12月，環境保護部了《中國綠色信貸發展報告2010》，并在之后的連續三年時間，每年都了相關年報。2011年2月，我國首家綠色金融同業協會在北京成立。與此同時，國內各大銀行也各自展開了對綠色信貸等方面的探索，如各大銀行已基本實施“環保”一票否決制，即對不符合環保要求的企業堅決不予貸款，已經放貸的部分迅速收回，切斷其信貸資金鏈，嚴把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的貸款閘門，將重點放在綠色企業上；中國工商銀行、興業銀行等銀行啟用了“綠色信貸項目標識”，將綠色信貸項目區別對待等。從《中國綠色信貸發展報告》以及各家銀行的社會責任報告和宣傳來看，十多家大銀行似乎都以實際行動表達了它們對綠色信貸的支持以及實行的決心。
（二）學者研究動態
在2007年國家明確地提出支持綠色信貸之后，國內的學者們也將目光集中到了綠色信貸的身上，開始了對其各方面的研究。諸如綠色信貸的必要性、目的、激勵機制、遇到的阻礙和政策法律建議等文章都是當時的研究熱點。許多學者認為，發展綠色金融是大勢所趨，無論是從降低環境風險、提升經營績效的角度，還是從與國際接軌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來說都很有必要（何德旭、張雪蘭，2007）。對于商業銀行來說，執行綠色信貸不應僅僅因為政府相關部門的強制要求，還應該認識到綠色信貸對其銀行自身發展的諸多好處，可以說是名利雙收。部分學者借鑒國際經驗，通過對商業銀行綠色信貸的成本分析（馬萍、姜海峰，2009）和收益分析（朱萃，2010），指出在綠色信貸執行初期，銀行會面臨邊際成本上升的情況。在我國銀行綠色信貸目前的實踐狀況中，這一點顯得非常明顯。銀行實施綠色信貸時，短期內回報低、風險大、成本高，“不愿意偏離利潤最大化的根本目標”是許多銀行實行綠色信貸項目時猶豫的重要原因。但從長期來看，綠色信貸會增加企業對銀行信貸的需求量，提高銀行的盈利能力（朱萃，2010）。而對綠色信貸的博弈分析（曹洪軍、陳好孟，2010）則指出，在缺乏外部約束的情況下，銀行出于自身短期利益的考慮，易與企業合謀。面對這樣類似的問題，又有許多研究者從法律和政策等角度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如將綠色信貸政策法律化（夏少敏，2008），構筑暢通信息溝通平臺（李東衛，2009）等等。
五、總結
從政府報告、銀行年報、各大媒體報道和許多學者的理論分析文章來看，我國的綠色金融之路正在行進之中，綠色信貸似乎也在飛速發展，但事實上，綠色金融仍沒在國內形成規模。
首先，從行業自身來看，新能源面臨著產能過剩的困境。我國新能源產業快速增長已經有一段時間，從行業發展角度來說，快速增長后停下來整合是正常現象。只不過，由于遭遇美歐“雙反”，整合過程可能變得非常慘烈（林伯強，2013）。其次，雖然銀行對于“兩高”項目呈現一定的漸離趨勢，但由于綠色經濟（如新能源）出現的問題，綠色金融發展相對越好的銀行可能面臨越大的風險（林伯強，2013）。目前新能源產業普遍低迷，銀行過于涉足綠色信貸將會造成其大量虧損，這是銀行不愿看到的局面，所以目前綠色信貸項目并沒有如前文所述的“飛速發展”。另外，雖然各項政策要求不斷更新，但至今，綠色信貸的評估標準仍沒有完全統一。銀監會等個政府部分雖然通過文件等形式了許多要求，對銀行業強調綠色信貸的重要性，但始終沒有一個系統、量化的綠色信貸評價標準。筆者認為，以上這些問題是今后我們應該著力解決和認真研究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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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商業銀行；赤道原則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92(2010)10―0029―04
隨著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政策提出和商業銀行跨國經營步伐的加快，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問題也越發顯得重要。商業銀行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提升商業銀行競爭力的重要途徑。鑒于此，本文試對國內外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論述進行梳理，以期為進一步深化對我國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推動社會責任實踐奠定基礎。由于相關文獻較多而觀點雷同也較多，本文僅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文獻進行評述。
一、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
(一)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
對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界定是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研究與實踐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只有準確界定了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才能進行具體研究。學者們對此進行了積極探討。
國內少數學者運用愛德華，費里曼(EdwardFreeman)的利益相關者理論試圖直接定義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比如，龔將軍(2007)認為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是商業銀行在追求股東利潤最大化過程中，維護非股東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包括政府的利益、員工的利益、金融消費者的利益、債務人的利益、社區的利益等。賈玉琪(2007)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商業銀行應同時確保金融安全，對全社會政治經濟承擔相應責任。
此外，大多數學者關注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具體的內涵，從功能、性質和對象三個方面進行界定。崔亞鴿、袁晉芳(2005)認為從功能上看，銀行除具有一般的企業責任外，還要兼顧下列特殊社會責任：一是保護銀行存款人的資金安全：二是公平配置社會資金；三是保證國家經濟政策、產業政策的順利實施。
受阿奇?卡羅爾(Archie Carroll)四層次理論影響，曹涌濤、王建萍(2008)認為，商業銀行社會責任按性質劃分包括經濟責任、法律責任、道德責任和慈善責任。經濟責任不僅要求銀行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而且要求其同時提供社會所需要的產品或服務。法律責任要求銀行必須按法律規定承擔相應責任，在法律框架內履行其經濟責任。道德責任和慈善責任是社會尚未明確形成法律條文但被社會所期望的責任。龔將軍(2007)進一步指出這四部分責任的相互關系：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構成商業銀行的基礎責任，是社會對商業銀行的“硬約束”：道德責任和慈善責任構成商業銀行的高層次責任，是社會對商業銀行的“軟約束”。徐君(2008)將這四部分責任進行了類似劃分，分為義務性責任與權力性責任兩個層次。
朱文忠(2007)提出，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按對象大致可以歸納為五大類型：對公眾的社會責任、對客戶的社會責任、對員工(管理層和職工)的社會責任、對供應商和小型競爭者，以及對投資者(所有權人和債權人)的社會責任。龔將軍(2007)則把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分為對股東的責任、對政府的責任、對員工的責任、對金融消費者的責任、對債務人的責任、對社區的責任等六個部分。
2009年1月中國銀行業協會了《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企業社會責任指引》，該指引所稱企業社會責任是指銀行業金融機構對其股東、員工、消費者、商業伙伴、政府和社區等利益相關者以及為促進社會與環境可持續發展所應承擔的經濟、法律、道德與慈善責任。銀行業金融機構的企業社會責任至少應包括：1，經濟責任。在遵守法律條件下，營造公平、安全、穩定的行業競爭秩序。以優質的專業經營，持續為國家、股東、員工、客戶和社會公眾創造經濟價值。2，社會責任。以符合社會道德和公益要求的經營理念為指導，積極維護消費者、員工和社區大眾的社會公共利益：提倡慈善責任，積極投身社會公益活動，構建社會和諧，促進社會發展。3，環境責任。支持國家產業政策和環保政策，節約資源。保護和改善自然生態環境，支持社會可持續發展。
截至目前，學者們還未對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給出統一定義，但都突破了股東利益至上的傳統觀點，認為商業銀行對社會的責任不僅局限于經濟責任，并從不同角度清晰地提出銀行社會責任的具體內容，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在借鑒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基礎上，結合商業銀行作為金融企業的特殊性，作進一步研究。本文認為，指引對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界定更為合適，其綜合了多方理論研究成果，準確全面地指出了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本質，為銀行社會責任的評價衡量提供了統一標準。
(二)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產生與發展
70年代以來，國際上出現了以履行社會責任為己任的道德銀行，主要為用于環境、社會、文化和扶助貧困人口項目發放貸款，例如荷蘭的特里奧多斯銀行和亞洲的盂加拉鄉村銀行。道德銀行高度重視商業銀行的社會責任，但是未提出商業銀行社會責任的概念。隨后，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在全球興起，商業銀行信貸項目產生的負面環境影響和引發的社會問題，促使人們關注商業銀行社會責任。此后，國外金融機構和國際組織對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理論進行了深入研究與實踐。
國內最早提出銀行社會責任概念的是康國華。康國華的《芻議銀行的社會責任與經濟責任》(1995)一文第一次在國內提出銀行社會責任的概念，認為銀行有抑制通貨膨脹、控制物價水平，促進企業轉制，保持社會穩定的社會責任。但其在國有商業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革的背景下提出，所說的銀行社會責任概念是狹義的社會責任概念，主要強調的是銀行作為特殊金融企業的經濟責任，沒有涉及到銀行的環境責任和慈善責任。之后，國內對商業銀行社會責任的研究較少。近幾年，隨著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關注度日益提高以及綠色信貸概念的提出，銀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成為了新的研究熱點。
二、國外理論研究與實踐
一些國際機構和國際知名商業銀行對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做了深入研究與實踐。這些研究實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制定金融業企業社會責任標準“赤道原則”
金融業為制定本行業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進行了積極探索。2002年制定的倫敦原則和《南非金融部門》規定了金融機構在經濟繁榮、環境保護和社會發展三方面的若干原則。但其國際影響力有限，沒有發展為行業性標準。2002年為解決項目融資中遇到的環境與社會問題，花旗銀行、荷蘭銀行、西德意志州立銀行和巴克萊銀行在世界銀行和國際金融公司的政策基礎之上建立一套項目融資中有關環境與社會風險的指南
“赤道原則”，原名“格林威治原則”。2006年3月，赤道原則進行了重新修訂。與原赤道原則相比，新赤道原則擴大了項目的適用范圍，強調社會問題和環境問題，把赤道原則由行業方法上升到行業基準的高度。赤道原則是金融業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產物，是金融機構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明確化、具體化確定了國際項目融資中的環境和社會的最低行業標準。
(二)積極遵循“赤道原則”
宣布遵循赤道原則的商業銀行紛紛按照國際社會責任標準經營業務，具體表現在如下幾方面：一是根據實際情況將赤道原則轉化為商業銀行的內部行業融資指南，使其具有很強的操作性：二是把赤道原則的理念全面滲透到業務發展中，把商業銀行社會責任與自身業務緊密結合：三是在商業銀行內部建立環境因素分析資料庫及企業社會責任系統。
參加赤道原則的商業銀行除定期公布財務報告外，還要對外公布企業責任報告。對外公布企業責任報告無統一格式，但披露具體詳盡。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說明；既有歷史性信息，又有未來計劃。以花旗銀行2006企業公民報告為例，報告體系包括CEO的一封信、企業公民在華旗、可持續概覽、利益相關者信函、公司簡介、小規模金融、行業領先實踐、社區、志愿活動、員工心聲、全球金融教育、小規模金融與華旗集團基金、環境、獎勵與認證十四項主要內容。此外，西班牙桑坦德銀行還披露當年全行紙張使用、能源消耗、排污等方面的數字與指標。
三、國內理論研究與實踐
國內對商業銀行社會責任的理論研究與實踐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于商業銀行履行社會責任必要性的研究
曹涌濤、王建萍(2008)從歷史和現實使命的角度闡述了商業銀行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必要性。第一、全球企業責任運動興起，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包括商業銀行在內的現代企業發展的趨勢。第二、商業銀行的經營特殊性決定了其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商業銀行資本結構和對社會經濟影響具有特殊性，以及銀行在發展中得到國家的大力支持，要求其更加關注利益相關者利益，維護金融體系穩定。第三、履行社會責任是完善公司治理機制的重要舉措。第四、構建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期望商業銀行把經濟效益于社會責任統一起來，發揮應有的作用。
朱文忠(2008)認為國有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價值觀具有的“輻射效應”和社會責任表現具有的“帶動效應”，是商業銀行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表面原因。他進一步從商業時展決定論、現代公司制度本質決定論、長期股東利益論、生態環境共融論和全球化發展決定論五個方面做了深層次分析，認為商業銀行承擔社會責任是商業銀行成功的經營核心策略，有助于銀行現代公司制度完善，有助于對銀行股東長期利益形成有效保護，有利于為銀行創造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有助于銀行在國際市場樹立良好公眾形象、保持良好競爭優勢。
陳雁(2008)從實施赤道原則與商業銀行社會責任關系的角度闡述了必要性：一是實施赤道原則是與國際金融制度接軌的必然選擇。我國金融業要實現與國際接軌必須要接受赤道原則，關注投資項目環境和社會責任評估。二是實施赤道原則有助于商業銀行管理環境風險。商業銀行把環境和社會責任標準融入到經營管理活動中，對環境和社會風險進行動態評估和監控，可以有效降低信貸風險。三是實施赤道原則有助于提升商業銀行的經營績效。信貸資金與綠色產業的良好結合將拓寬銀行的業務領域，成為商業銀行新的利潤增長點。
(二)關于促進國內商業銀行履行社會責任的對策建議的研究
這是我國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熱點之一，相對于其他方面，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代表性的成果有，朱文忠(2006)提出構建良好商業銀行社會責任觀的系統工程模型：一是修改相關立法宗旨，把商業銀行社會責任明確寫入法律責任內容。二是政府通過推動建立社會稽核制度、引導媒體輿論、建立社會責任指數和國家標準等措施，推動商業銀行主動承擔社會責任。三是發揮行業管理機構及非政府組織的督導作用。四是實現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規范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結構。
何德旭、張雪蘭(2009)建議，在目前尚不完全具備實施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條件下，選用“參與+對話”機制來促使銀行履行社會責任，即利益相關者參與內部治理，與全體利益相關者保持對話。具體措施是在董事會層面設立企業社會責任職能：優化董事會結構，強化董事會的多樣性：建立對話機制，提高利益者參與程度。
施其武、邵兵(2006)提出我國商業銀行社會責任的實現路徑：增強風險約束，健全存款保險制度：完善市場機制，提高銀行資金使用效率和全面風險管理能力；優化問題銀行退出通道；強化保障制度，發揮財政資金導向作用，完善社會信用環境建設：改進激勵手段，對履行社會責任的銀行在業務發展上給與支持：完善調節功能，多種方式引導銀行承擔社會責任，
唐斌、趙潔和薛成容(2009)主要對國內金融機構如何推行赤道原則提出了以下建議，一是政府部門應制定相關政策法規，加強引導和監督管理：在保持發展的前提下考慮環保問題，改善金融生態環境，促進赤道原則的推廣實施，借鑒國際經驗，堅持循序漸進的推廣原則，立足國情，采用“適當偏離”的原則。二是金融機構應逐步完善內部相關體制機制：提高對社會責任的認識、并以之作為經營管理指導，加快內部制度建設，加強人才儲備和培養，完善風險定義，加強風險管理，各利益相關者建立有效的溝通協調機制。
黃蘇華(2009)研究了我國A股銀行業板塊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情況，提出了一些完善建議：鼓勵商業銀行主動披露社會責任信息：將信息披露納入法制化軌道，盡快完善企業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立法體系，規范信息披露的內容、形式和時間：商業銀行社會責任報告內容應定量化、加強第三方審計，逐步趨同于財務報告：建立與國際接軌的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發揮社會各界監督作用。
總體來看，雖然具體建議不同，但學者都一致認為促進商業銀行履行社會責任不可能由單一力量承擔，應該由政府部門、銀行自身、社會力量等多方力量共同作用。但學者對各種力量的具體作用機制如何尚未形成一致意見，也未深入分析各種力量之間的相互關系。有部分學者提出促進國內商業銀行履行社會責任具體措施應該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與我國當前具體國情相符。
(三)商業銀行社會責任的實踐
相對于國外而言，我國商業銀行社會責任實踐還是相對滯后，從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至今，大體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05年之前，是我國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的萌芽階段。這一階段國內沒有一家銀行披露獨立的社會責任報告，只有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交通銀行和光大銀行在年度報告中披露了一些社會責任方面的信息。這一階段還停留在以公司慈善為特征的時期。第二階段是從2006年到2008年，是我國商業銀
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快速發展階段。2006年6月23日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公開了我國銀行業的第一份社會責任報告。同年九月深圳證券交易所了《上市企業社會責任指引》，在上市公司中率先引入社會責任機制，大推動了上市銀行履行社會責任。2007年4月9日，上海銀監局公布了我國首部由地方銀行監管機構的銀行企業社會責任指引文件《上海銀行業金融機構企業社會責任指引》。同年十月興業銀行宣布采納“赤道原則”，成為中國首家采納“赤道原則”的商業銀行。與此同時。中國建設銀行、招商銀行也了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交通銀行于2007年8月28日成立了董事會社會責任委員會，這是我國所有上市公司中第一家成立社會責任委員會，顯示出商業銀行對企業社會責任有了深刻理解。第三階段是從2009年至今，是我國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正規化發展階段，2009年1月中國銀行業協會《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企業社會責任指引》，標志著我國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走人標準化正規化。
綠色信貸是與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密切相關的一個概念。綠色信貸是指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控制自身的信貸活動，對信貸對象的經濟活動產生影響，使其符合國家的環境政策。具體措施包括對污染企業和項目限制貸款額度收取高額貸款利息、對環境友好產業和項目積極提供貸款支持等。綠色信貸政策是由環保總局、人民銀行、銀監會三部門于2007年7月30日聯合提出的一項全新的信貸政策，其目的是為了遏制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的盲目擴張，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綠色信貸是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內涵豐富，而綠色信貸僅僅涉及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環境責任，綠色信貸絕不等同于企業社會責任。也可以說，推行綠色信貸是公眾對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較初級階段的要求，商業銀行要全面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任重道遠。從最終目的和現實意義來講，商業銀行實施綠色信貸和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都是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有助于銀行提高風險管理能力，促進銀行業的健康發展
(四)其它相關研究
此外，一些學者采用調查問卷形式從實證的角度研究了某一地區金融業，尤其是商業銀行履行社會責任問題，比如李繼軍(2008)對湖南金融業踐行社會責任現狀特點及約束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提出了相關對策建議。諶爭勇(2009)對益陽市金融機構踐行社會責任相關情況進行了實證分析。
華立群和朱蓓(2009)在創建中國銀行業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他們在采用利益相關者模型基礎上，結合中國銀行業特點，確定了員工、股東、顧客、競爭者、政府和社區六個一級指標，并進一步細化為一系列二級指標，同時提出用層級分析法賦予每個指標權重，建立了一個比較系統的評價指標體系，從而更好地評價銀行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綜合效果。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國內商業銀行社會責任理論研究及實踐相對滯后，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一些學者直接借鑒國外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沒有結合我國商業銀行社會責任具體特征進行深入分析，不能較好說明問題：二是研究多是僅進行規范性分析，而未對問題進行全面的實證分析；三是研究角度單一，鮮有學者對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因素、評估指標以及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與業績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四是社會責任的實踐缺乏理論支持。筆者認為，應在借鑒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觀點系統化，構建起整體性的理論框架。理論的發展將為商業銀行企業社會責任進一步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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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國綠色物流金融運營模式存在的不足，并針對性地提出了整合利用多方力量、強化綠色物流金融業務的拓展與產品創新、逐步實現綠色物流金融信息化、網絡化的改進措施，為綠色物流金融運營模式的建立與應用提供了發展思路.
【關鍵詞】綠色物流金融：金融模式;創新
隨著我國經濟的強勢發展，物流產業也得到極大的推動。數據顯示，我國物流業產值南2004年的38.4萬億元增長到2012年的177.3萬億元，年復合增長率達到21.07%。物流業已逐漸成為社會經濟組織部門的重要的鏈接紐帶。物流業在高速發展中也暴露出很多問題，諸如物流標準不完善、基礎設施建設不足、物流技術有待創新、專業人才缺失等。而隨著社會發展人們思想意識水平提升，更多的人把關注的焦點投向了如何減少物流業發展對環境造成的危害、如何更充分有效的利用物流資源、如何有效地組織和調劑物流領域中貨幣資金運動等方面。本文主要就焦點之一的綠色物流金融運營模式問題進行研究。
一、相關概念界定
1.綠色物流金融
金融機構（銀行業）面向綠色物流運營，通過應用開發各種金融產品，為抑制物流對環境造成危害，實現物流環境的凈化及其物流資源最充分的利用，有效地組織和調劑綠色物流領域中貨幣資金運動。綠色物流金融，是綠色物流、資金流與信息流有效融合的產物。
2.綠色物流金融運營模式 為綠色物流運營提供融資信貸、支付結算、分散風險等物流金融業務的操作方式或組織形式。我國現階段普遍應用的是物流業主體模式、金融業主體模式、核心企業主體的供應鏈運營模式。
二、綠色物流金融運營模式存在的不足
為了更好的實現物流產業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及生態效益，改進傳統的物流金融模式是非常必要的。因此，綠色物流運營模式成為新的行業發展模式。但在其應用過程中也存在很多有待改進的方面。
1.運營模式創新后勁不足
綠色物流金融運營模式是對傳統物流金融運營模式的創新。該模式無論是在觀念上還是實際應用價值上對于物流金融發展都是具有重大的意義。就目前綠色物流金融運營模式現狀分析可以看出綠色物流金融運營模式在供應鏈金融、抵（質）押融資、物流財務、租賃服務、付款及保險服務方面均能關注資源整合和高效利用。但由于金融組織自身、物流企業及外部經營環境等問題造成了綠色物流金融運營模式建立及應用動力不足，發展創新無后勁支撐。更多的是在思想上創新而非實際創新與推廣。
2.綠色物流金融參與者少
日前，在綠色物流金融運營模式上實踐的大部分為國有商業銀行。國有商業銀行憑借自身實力的優勢為追求商業利潤和樹立組織形象會推出針對物流企業的金融產品，并在金融服務上注重綠色金融服務。而其主要的服務對象也多為具有較強實力和較大規模的物流企業。這就造成供需雙方參與者少。這對于綠色物流金融運營模式的創新及綠色物流金融的實現都是不利的。
3.綠色物流金融專業產品短缺
現如今面向物流企業的專業綠色金融產品類別甚少，創新能力也不強。造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是金融機構，如大型國有銀行在多變的金融環境下自身的組織功能、產品結構、技術創新、服務水平等方面凋整與創新都略顯吃力，更何況新型的綠色物流金融專業產品。此外，金融機構開展業務還要注重安全謹慎、運作風險及回報問題。因此，更造成了綠色物流金融專業產品開發進度遲緩無力，進而導致綠色物流金融產品短缺。
三、綠色物流金融運營模式創新
1.整合利用多方力量
綠色物流金融運營模式的建立不能單靠政府或是國有大型商業銀行。應建立長效機制，激勵包括政府、國有商業銀行、民營銀行、社會及國外資本的參與。在各個參與者之間建立綠色物流金融利益主體聯盟、建立適應綠色物流與資金流高效融合的激勵相容機制。從而形成綠色物流與資金流高效融合。尤其是政府要加強發揮產業方向引導并出臺優惠政策，進一步扶持與鼓勵多方力量聯合。
2.強化綠色物流金融業務的拓展與產品創新
實施綠色物流金融的金融組織機構應擴大其業務范圍和業務量，使銀行業通過向物流產業鏈內的經銷商進行融資，間接盤活整個資金供應鏈從而實現產業鏈成員共贏。加強綠色物流金融產品和金融技術創新的資金投入，大力開發綠色物流金融及融通倉模式。可針對不同實力的物流企業開發專業的綠色倉單質押、綠色保兌倉、綠色證券、綠色基金等。
3.逐步實現綠色物流金融信息化、網絡化
（一）低碳經濟的概念界定
“低碳經濟”一詞最早見諸于2003年英國政府的《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白皮書，書中指出低碳經濟是“通過更少的自然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來獲取更多的經濟產出，為發展、應用和輸出先進技術創造機會，創造新的商機和就業機會，并且帶來更高的生活標準和生活質量”。英國環境專家魯賓斯德將低碳經濟定義為：一種正在興起的經濟模式，其核心是在市場機制基礎上，通過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創新，推動提高能效技術、節約能源技術、可再生能源技術和溫室氣體減排技術的開發和運用，促進整個社會經濟朝高能效、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轉型。低碳經濟不同于循環經濟、綠色經濟、生態經濟，它是以低污染、低能耗、低排放（“三低”）和高效率、高效能、高效益（“三高”）為特征的，低碳經濟側重于碳排放，要求建立相應的能源系統、技術體系及產業結構，是一種全新的發展理念。
（二）碳金融的相關界定
碳金融是由低碳經濟的迅速發展而催生的，2006年世界銀行對碳金融作出了界定，指出碳金融是提供給溫室氣體減排量購買者的資源。索尼亞•拉巴特在其著作《碳金融———碳減排良方還是金融陷阱》一書中對碳金融作出了更為廣泛的定義，他指出，碳金融是探討生活在一個碳限制世界，一個排放二氧化碳及其他溫室氣體必須付出代價的世界中產生的金融問題。因此，碳金融的定義包括：（1）代表環境金融的一個分支。（2）探討與碳限制社會有關的財務風險和機會。（3）預期會產生相應的基于市場的工具，用來轉移環境風險和完成環境目標。碳金融起源于1997年通過的《京都議定書》，根據《京都議定書》的相關規定，碳金融交易市場分為基于配額的市場和基于項目的市場。基于配額的市場基于“總量限制交易”機制，其基本原理是總量的確定形成了有限供給，有限供給造成一種稀缺，由此形成了對配額的需求和相應價格；基于項目的市場是由具體的減排項目產生的，每個新項目的完成就會有更多的碳信用額產生，其減排量必須經過核證。
二、中國碳金融發展現狀
在2005年正式生效的《京都議定書》框架機制的推動下，國際市場上碳金融業務迅速發展。利用碳交易市場，不僅能夠降低減排成本，還提高了碳產品的流動性，并為其提供了避險工具，因此全球碳交易額近年來增長迅猛。中國作為溫室氣體排放大國，碳金融市場的潛力巨大。目前，中國的碳金融發展已經初露萌芽，并迅速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一）我國碳金融市場體系初步搭建
首先，初步構建了國內環境權益交易平臺。基于國內巨大的市場潛力，2008年我國先后成立了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以及天津排放權交易所，此后廣州、武漢、杭州等地的環境權益交易所也相繼成立。其中，北京環境交易所推出中國首個自愿減排標準———熊貓標準，并推出全球首家中國合同能源管理投融資平臺，開發了中國首個低碳指數CLCI；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在合同能源管理及排污權交易方面與境外企業展開廣泛交流與合作，并建立了“綠色世博”自愿減排交易平臺；天津排放權交易所完成了首筆基于互聯網的SO2排放指標交易。各地眾多的的環境交易平臺通過規范交易主體、建立交易機制、制定交易標準以及提供信息服務等方面的努力，使我國的環境交易平臺初具規模。其次，中國的清潔發展機制（CDM）市場趨于成熟。CDM是一種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項目合作機制，發展中國家通過與發達國家合作，可以獲得發達國家減排溫室氣體的技術和資金，從而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發達國家通過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可以以低成本實現減排目標，從而節約資金。目前，中國已經成為CDM項目交易的主要國家之一。截至2013年8月7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共批準CDM項目4934項，其中在CDM執行理事會成功注冊的有3736項，占全球同期注冊CDM項目的52%。目前，中國已占據全球CDM市場近50%的份額，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
（二）金融機構的碳金融業務逐步深入
從銀行業來看，國內商業銀行也積極開展了碳金融的創新活動，主要表現在“綠色信貸”、CDM理財顧問以及碳金融理財產品等方面。在“綠色信貸”方面，以興業銀行為代表，2006年5月，興業銀行與國際金融公司（IFC）在上海簽署合作協議，在國內首次推出能效融資項目，為中國節能環保型企業或項目提供信貸支持，以促進企業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開發利用可再生資源和清潔能源，并形成了相對完善的碳金融業務模式。在碳金融理財產品創新方面，以中國銀行和深圳發展銀行為代表，率先推出掛鉤碳排放交易的理財產品，為客戶提供更多的理財產品和投資渠道。此外，我國的證券機構、基金公司等金融機構也積極響應低碳號召，提出減碳理念，推出綠色證券、綠色碳基金等金融服務，這些金融機構圍繞著碳交易市場，提供多樣性的金融服務，從而促進碳金融市場的進一步擴大與發展。
三、碳金融發展面臨的困境
中國正處于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有著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碳交易市場潛力巨大。盡管近年來碳金融得到了一定的發展，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金融體系也初具框架，但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中國的碳金融仍處于起步階段，除了參與發達國家發起的CDM項目之外，國內并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碳交易市場。在市場建設、融資力度以及商業銀行產品開發等許多方面亟待完善。
（一）碳交易市場不成熟，缺乏統一的碳交易平臺
近年來，我國各地紛紛成立排放權交易平臺，除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權交易所等初具規模的碳交易平臺外，還成立了眾多分散的小型地方性碳交易所。然而，這些分散的交易所并沒有形成大量實際的交易，每個交易平臺都有自己的標準和規范，導致全國無法形成一個統一的碳交易平臺。這些分散而數目眾多的交易平臺導致國內碳交易所普遍規模較小，交易品種單一，并且形成了交易平臺割據的局面。這一方面造成了市場的分割，導致交易成本的提高和人力、物力、財力的浪費，使得碳排放交易的內在驅動力不足；另一方面，分散的交易平臺導致管理混亂、各自為政，不利于監管和控制，增加了碳交易市場的潛在風險。
（二）激勵約束機制不完善，低碳項目存在融資難、風險大等問題
由于對低碳經濟與碳金融認識不足，目前中國金融機構發展碳金融業務更多的來源于外部壓力而非內在動力，市場的激勵約束機制不完善，沒有形成有效的碳金融風險補償、擔保與稅收減免等綜合配套政策。這一方面使商業銀行沒有足夠的動力向CDM項目融資，導致低碳項目存在融資難的問題；另一方面，配套機制的缺乏使低碳企業的社會效益與自身效益之間存在矛盾，導致融資機構信貸風險上升，從而導致進一步加大了低碳項目的融資難度。
（三）金融機構碳金融產品創新不足，自主創新能力有待提高
金融機構要為碳交易市場提供服務，必須在現有的傳統金融產品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包括開發新型融資工具、避險工具、金融衍生品、中介業務等等。雖然中國興業銀行、交通銀行、中國銀行等相繼推出了一些支持節能減排和低碳經濟的金融創新產品，但無論是產品的數量、功能還是多樣性，都無法與國際大型商業銀行的碳金融創新活動相比。目前在中毒國的碳交易市場上，雖然產生了CDM板塊的股票，建立了CDM管理基金，但對于蓬勃發展的碳金融市場來說，還存在很大的融資缺口。真正意義上的碳基金、碳保險、碳經濟人、碳信用評級機構等金融服務還未出現，碳金融衍生品目前幾乎完全空白，亟待建立完善的碳金融服務體系。
（四）在國際碳交易市場的話語權缺失，缺乏碳金融市場的定價權
雖然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權供應國，但仍處于碳交易產業鏈中的最低端。這一方面由于國內金融機構對于碳金融產品的項目開發、操作模式、交易規則等尚不熟悉，國內企業缺乏相關經驗；更重要的是，碳交易的市場和標準都在國外，中國的CDM項目由國際金融機構低價購買，經過一系列運作、包裝，開發成價格更高的金融產品在國外進行交易，因此定價權被國外金融機構所掌握，造成中國在CDM交易中議價能力十分薄弱，處于被動地位。
四、促進碳金融發展的應對策略
低碳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持，針對中國國情與目前低碳經濟的發展狀況，應充分發揮金融在低碳經濟發展中的引導和推動作用，拓寬融資渠道，分散非系統性風險，建立創新性的碳金融服務體系。
（一）逐步完善碳交易市場，構建統一的碳交易平臺
作為碳金融活動的重要平臺，碳交易市場的完善對低碳經濟的發展舉足輕重。碳交易平臺的完善并非短時間內能夠完成，因此要制定長期計劃，由試點逐步擴大到全國范圍，循序漸進地構建全國性碳交易平臺。首先，在未來幾年依然要以CDM為主要著力點，繼續開展CDM項目的合作。并以已經建立的三大排放權交易所為中心，建立區域性和全國性的排放權市場，推廣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在此基礎之上，要進一步加強碳金融領域的國內合作，各地區的環境交易所要力求突破地域限制，展開跨區域合作，實現信息共享，利用各地區的資源優勢進行互補式發展，在現階段共同促進碳金融市場做強做大。其次，要加強對碳金融市場的統籌規劃，爭取建立全國性的統一的交易平臺，將零散的碳交易所納入集中、統一的交易市場進行交易，并制定統一標準，整合各種資源與信息，形成合理價格。這一方面有利于避免國內市場分割所帶來的消極影響，減少買賣雙方的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增強中國在國際碳交易定價方面的話語權，提升我國碳交易市場的國際地位。最后，要積極借鑒國際先進的碳交易市場運作經驗，逐步增加交易內容，豐富交易結構，并積極尋求國際協調與合作，在合作中學習借鑒發達國家的碳金融制度與產品，并結合我國具體國情，加快建設我國的碳交易市場。
（二）加強政府的宏觀政策引導，解決低碳項目融資難問題
低碳經濟的融資具有產業資金鏈長、融資期限長、融資政策性強等特點，因此低碳經濟的發展與相關金融業務的完善離不開政府的規劃引導。在法律法規建設方面，要立足我國的國情，盡快制定、修訂相關法律法規，將碳排放交易及碳金融市場建設置于法律框架之下，為交易雙方提供法律保障，從而使低碳項目的推進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目前，中國關于碳金融的法律法規僅在《節約能源法》、《清潔生產促進法》等幾部法律法規中有相關闡述，要在原有法律法規的基礎之上，制定碳金融發展的所需要的法律法規，為碳排放交易以及碳金融的所有相關活動提供法律依據，從而為我國碳金融的發展與完善奠定法律基礎。在政策支持方面，政府應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多個角度加大對低碳項目融資的扶持力度。首先，政府有必要通過專項財政撥款，對優秀的減排項目進行資金支持，對低碳項目實行出口退稅、降低稅收等優惠政策，并對開展碳金融業務的銀行提供政策支持與稅收優惠從而提高商業銀行參與碳金融活動的積極性。其次，中央銀行應充分利用貨幣政策工具，對低碳項目及非低碳項目實施差別利率政策，降低低碳項目的貸款成本。最后，要建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由政府牽頭設立“綠色基金”，用來引導社會資本投資于低碳項目與新能源企業，并進一步鼓勵商業銀行開發“綠色信貸”、“綠色證券”等碳金融產品，拓寬融資渠道，加大融資力度，解決低碳項目融資難問題。
（三）創新碳金融產品，完善碳金融服務
低碳經濟的發展，為金融機構提供了更廣闊的業務范圍。對此，金融機構應積極探索產品創新，完善相關服務，滿足低碳經濟發展的需求。首先，在進一步發展一級市場基礎交易產品的同時，金融機構應借鑒發達國家的相關經驗，逐步開發二級市場的碳金融合約工具以及碳金融衍生產品，逐步實現碳期權、碳掉期交易、碳期貨等各種碳金融衍生品的創新，增加交易內容，豐富市場結構，深化低碳經濟的金融化程度，助力低碳經濟的迅速增長。其次，金融機構應積極擴大碳金融服務范圍，完善碳金融技術、信息及基礎設施建設。在現階段，應繼續發揮銀行業在碳金融服務中的帶頭作用，繼續推進“綠色信貸”及相關理財產品業務的開發，加強低碳銀行的基礎設施建設，在人才培養、系統配置、網絡建設及信息服務等方面多管齊下，從而支持碳金融市場的持續發展。最后，要逐步構建完善的金融服務組織體系。一個完善的碳金融服務組織體系除銀行業外，還離不開保險、信托、基金、證券等組織機構的參與，因此應試點先行，逐步擴大碳金融服務機構的范圍，建立起由銀行業的低碳信貸服務體系、保險業的低碳市場風險保障機制、機構投資者的信托機制等各種機制所構成的綜合服務體系，并建立配套的碳金融咨詢機構、信用評級機構以及第三方核證機構。
（四）建立健全碳金融市場的風險防范機制，防范非系統性風險
關鍵詞：生態文明；綠色信貸；河南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世界矚目的成績，但也面臨著經濟快速增長和資源消耗、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而且在一些地區和領域里環境污染顯得尤為嚴重，生態環境不堪重負。面對嚴重的環境問題，我國“十二五”規劃明確指出要進行綠色發展，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黨的十報告中也強調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健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節約、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
對于掌握著巨大經濟資源的金融業來說，其在推動環境保護、轉變發展方式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銀行作為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金融機構，應該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綠色信貸政策的提出很好地適應了我國的綠色發展政策，因此如何使綠色信貸政策更好地發揮作用便成為了一個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一、綠色信貸概述
“綠色信貸”的概念，最初來源于環保總局、人民銀行、銀監會三大部門于2007年7月30日聯合出臺的《關于落實環境保護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該《意見》指出：各商業銀行要將企業是否符合產業政策和環保法規情況作為審批貸款的必備條件之一；各級環保部門要向金融機構通報企業生產或項目的環境信息；金融機構要依據環保通報情況，嚴格貸款審批、發放和監督管理，對未通過環境評估的項目，金融機構不得新增任何形式的授信支持。
“綠色信貸”的提出，目的是針對我國日益突出的環保問題，擬通過環保部門和金融機構尤其是商業銀行的協同合作，從宏觀政策方面指導金融機構落實國家環保政策和產業政策，支持污染控制和環境保護，對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環境違法的企業及項目進行信貸控制，同時防范和控制由環保問題帶來的信貸風險。
二、河南實施綠色信貸的必要性
河南作為一個以能源、原材料為主的工業大省，資源環境約束趨緊，霧霾等大氣污染、環境污染成為發展的心頭之患和民生痛點，人民群眾對清新空氣、干凈飲水、安全食品、優美環境的要求越來越強烈。
改革開放以來，河南省產業結構通過幾個階段的調整，目前呈現出“二三一”的結構特點。第一產業比重逐年下降，第二產業比重穩步上升。河南省的工業發展模式為粗放型，過度依賴能源原料，工業產業層次較低，而這些發展較為迅速的產業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產能過剩，并且缺乏環保意識和有效的控制措施，所排放出的廢氣、廢水、廢渣對環境的污染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面對嚴峻形勢，河南省必須從根源出發，大力落實綠色信貸政策，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工業布局，加強環保監管，維護生態安全。
就目前的現狀而言，企業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且貸款在企業資金來源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因此運用綠色信貸杠桿，抑制高污染產業的發展，推進節能減排是行之有效的。綠色信貸通過從產業資本的形成、產業資本商業性的競爭機制以及產業資本的政策性倡導機制來改變資金流量供給配置結構和水平的，推動產業向健康化，高級化發展，從而實現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
三、河南省發展綠色信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足
（一）實施細則和標準不明確
綠色信貸的標準多為綜合性、原則性，或間接指導性的，河南省對綠色信貸中涉及到的準入、技術、排放、能源消耗和循環經濟、低碳等標準，尚沒有統一明確的實施細則，缺少具體的綠色信貸指導目錄、環境風險評級標準等，這就使得實施綠色信貸政策時銀行出現不知所措的局面，降低了綠色信貸政策的可操作性。
（二）激勵機制不完善
綠色信貸的要求是控制“三高”企業的貸款，而這些行業往往利潤豐厚，商業銀行實施綠色信貸，可能會降低其經濟效益。如果僅是一味強調銀行擔負社會責任，缺少推進綠色信貸的激勵機制，勢必使金融機構執行綠色信貸的長期動力不足。同時對于環境保護做得實的企業，缺少更多的鼓勵性經濟扶持政策，也不能有效吸引企業加大環保投入，從而影響了企業對銀行綠色信貸的需求。
四、相關建議
（一）完善實施細則，建立評價體系
由于實施細則和標準的不明確，各家銀行在控制“三高”企業貸款時，只能按照各自理解去識別界定確定綠色信貸戰略方針、政策制度。于是，各家銀行為適應“氣候”，也都推出綠色信貸，但“綠”的程度卻各有不同。所以當務之急就是依據綠色信貸政策的總體方針，銀行信貸人員與環保領域的專業人士共同出臺具體的實施細則，如具體的行業目錄、行業規則、管理指南、環境風險評價體系等。而環境風險評價體系作為項目授信的重要依據顯得尤為重要。應當從自然環境指標和社會環境指標兩方面入手，細化且定量評價，建立起科學的評價體系，促進綠色信貸政策的真正落實。
（二）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
根據河南省目前的狀況來看，對于商業銀行，政府可以根據不同級別給予授信銀行貸款利息免征營業稅的優惠，并且商業銀行與企業簽訂綠色信貸合同時，也可以給予商業銀行一定的印花稅減免，另外還可采取風險擔保、利差補貼、業務準入等方面的激勵保障措施；對于“三高”企業，用綠色信貸款項進行加強環保技術或是該企業進行轉型達到國家節能減排的要求的，政府可以對其減免一定比例的營業稅，同時與銀行簽訂綠色信貸合同的企業政府應當給予一定印花稅減免，另外還可采取費用返還、所得稅抵扣等方式對企業節能減排項目予以支持，從而提高綠色信貸政策借貸雙方的積極性。（作者單位：鄭州成功財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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