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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學管理;德育;失范;對策
在中學管理中，教師可利用學生身心共同參與中學管理過程的有利條件，完成教育、教養和發展三個方面的育人任務，使學生在知、情、意、行諸方面，都有更高的追求，從而自覺建立起文明、科學、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自己在德、智、體、美幾方面都得到全面發展。中學管理作為一種塑造和培養人才的重要教學手段，它不僅能使學生增強體質，掌握和提高運動技術和技能，同時還具有發展學生智力、陶冶情操、磨練意志和培養學生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品質的作用。在中學管理中，我們進行了實施德育與素質教育的積極探索。
一、中學管理與德育教育的關系
中學管理是教育的基礎目標。中學管理目標是指導學生學習一定的中學管理知識，掌握中學管理技能，鍛煉健康體魄。學習中學管理知識、掌握中學管理技能都是為了獲得健康的身體。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動是人的活動，都需要人來完成，而人如果沒有一個好的身體，一切就無從談及。
德育的首要位置來自于教育的歷史。教育在開始時更多的是教授做人的道理，只是在后來才發展為科技文明教育。這潛在地隱含著教育首先要教人如何做人的根據。在德育過程中，要培養和生成德性主體，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社會需要的思想道德和德育對象思想品德現狀的矛盾。德育的直接目的在于把社會需要的思想道德變成對象的思想品德。
在中學管理中，教師可利用學生身心共同參與中學管理過程的有利條件，完成教育、教養和發展三個方面的育人任務，使學生在知、情、意、行諸方面，都有更高的追求，從而自覺建立起文明、科學、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自己在德、智、體、美幾方面都得到全面發展。
二、中學管理工作中德育失范的現象及原因分析
對于中學管理工作中的德育教育的目的主要是要培養學生的思想道德、愛國主義及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然而在當前中學管理中都只是表現在形勢上，并沒有實質性地對學生進行德育教育，通過對部分中學德育教育的現狀進行調查，導致中學管理工作中德育失范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中下幾個方面：
1、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影響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社會網絡化趨勢已成為時代潮流。在國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入發展，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互聯網等新興媒體快速發展。面對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變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既面臨新的機遇，也面臨嚴峻挑戰。我們要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就要與時俱進，充分體現時代性，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與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協調的、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
2、社會網絡化的影響
由于信息化進程的飛速發展，網絡越來越普及，很多家庭都可以上網，可以瀏覽網頁，從互聯網來看，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的興起和快速發展，給青少年學習和獲取信息開辟了方便快的渠道;同時，黃、賭、毒、邪等腐朽落后文化和有害信息也通過網絡傳播，腐蝕未成年人的心靈。網吧的不法經營者為了獲取利潤，引透未成年人癡迷網吧，少數未成年人精神空虛、行為失范，有的甚至走上違法犯罪的歧途。
3、學生管理制度的缺失
中學管理制度中并沒有針對學生的道德素養指標對教師進行績效評價，制度的缺失從而導致了德育教育的不健全性。當前，一些中學為了方便對學生進行管理，而忽視了對學生教師相關指標的績效評價，為此，需要一套專門針對學校管理工作中的德育教育的體系。
三、中學管理工作中加強德育教育的對策
1、對學生進行集體主義教育
集體主義教育是社會主義思想品德教育的基本內容之一，它是社會主義道德用以調整人與社會關系所應遵循的根本指導原則。中學管理幾乎都是集體活動，比如全校性的運動會、以班集體為單位的籃球、排球、足球等比賽，以及班級群體競賽活動等，這些活動形式就具有思想品德教育意義;向學生強調集體配合的重要性，不失時機地進行集體觀念和集體主義教育，使學生明白：一個沒有集體觀念的隊伍，很難體現出戰術意圖，作戰士氣也不會高昂，也很難在比賽中取勝對方;而一個沒有集體觀念的人即使個人技術再高。若不講究集體配合就會失去同伴創造的好機會，也很難有所作為。競賽能激發學生奮發向上、不斷進取的精神，評比能使學生比較容易地意識到個人的努力或懈怠會影響集體的成績，而個人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集體的力量，從而培養他們的集體榮譽感和為集體做貢獻的責任感。
香港《文匯報》曾報道過，全香港范圍的中小學校一直都把集體主義教育作為德育教育的突破口，學校開展了眾多的特色活動，圍繞這些活動，師生群策群力、出謀劃策，確定各具挑戰性的參與項目，如共同編纂一本校史，共同走向街頭走向市民倡議一次節水活動，甚至是共同為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設計一個地標并作為一度成為支持率最高的設計方案，可謂“八仙過海，各顯其能”。
2、應堅持道德教育與實踐相結合
在開展學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過程中，應充分利用學校和社會這兩個課堂，既重視課堂教育又重視社會實踐，既進行認知教育又開展實踐教育，使他們在社會實踐中了解社會，體驗生活，感悟道德，磨練意志，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努力做到知與行的統一，不斷優化和完善社會教育。社會是人生的大熔爐，社會中的任何事物都會潛移默化地在未成年人心中打下深刻烙印。
瘋狂英語的李陽現定居外國，他曾經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過一個案例：外國的家長見到孩子摔倒，會喊他自己爬起來，決不輕易讓大人去抱。而中國家庭見到孩子摔倒，馬上會一家好幾口子人跑過去搶著抱。這看似溫馨的一抱，實際上使孩子失去了實踐教育的最佳機會。
3、要確立與時代同步的新觀念
觀念是實施德育行為的先導。在德育的本質上應該培養以人道主義為核心和以個人全面發展為價值目標的倫理精神，樹立正確的權利與義務觀念，遵守公民基本道德規范;在德育的功能上，在重視政治功能的同時，也應重視經濟功能和文化功能。學校德育通過培養受教育者使其具有適應時展及未來經濟活動所必需的思想道德素質，如：獨立精神、公正觀念、競爭意識、社會效能感與個人效能感等，從而推動經濟發展。德育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現為通過對思想觀念、倫理道德等規范形態的文化傳承與保存，使社會文化得以整合發展，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適應性和創造力;在德育的內容上，重在培養“奮發向上、頑強拼搏、堅毅勇敢等進取性道德”和“平等、熱情、互利互益等協調性道德”;在德育方法上，應以尊重人格為顯著特點，反對強制的、反理性的做法，而采用活動與體驗的方式，通過受教育者的自主選擇和反省探究，提高道德能力。
江蘇省中小學校結合我國出臺的 “限塑令”
以及油價價格不斷上漲等社會現實問題，在德育教學中對學生進行了有意識的教育，使學生學會認知，學會擔當，學會生存，了解發展中的中國和世界，有時代感和危機感和責任感。
4、利用網絡導向作用進行德育教育
青少年學生的德育教育要充分利用網絡的導向作用，建立既能發揮德育宣傳教育功能，又能監控有害信息傳播的適合校園德育教育的網絡體系，德育網絡的內容應從傳播道德知識逐步轉移到引導、啟發、解疑釋惑上來，實現網上網下相結合，并針對青少年學生的特點，以其樂于接受、感興趣的方式，教育、鼓舞、激勵和塑造青少年學生，使其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培養健康的人格和良好的行為修養。
德育教育要注重雙向交流，鼓勵師生共同參與，相互交流。例如，目前很多中學都在學校的網上張設立電子意見箱，傾聽學生對學校管理和教師在教學方式、內容上的一些意見和要求，達到互動共進的目的。
主流文化網絡還要注重效果，保持青少年學生的注目率和點擊量，在網頁設置上要圖文兼俱，綜合運用文字、圖片、色彩、動畫、影視劇等網絡媒體功能，堅持貼近青少年學生的特點和學習生活，推陳出新，不斷更新網站面孔，開發新技術和新花樣，增強德育網站對青少年學生的吸引力和好奇心。例如，清華大學非常受學生歡迎的“紅色網站”嚴格履行“宗馬列之說，承毛鄧之學，懷寰宇之心，礪報國之志”的宗旨，網站頁面清新宜人，貼近學生日常學習生活，效果非常理想。
總之，學校只要順應歷史潮流，把握時代脈搏，充分重視運用網絡信息技術，積極探索，銳意創新，就會使德育工作具有實效性地嵌入互聯網中，明確切點，抓到重點，打造支點。
結論
從學生管理的意義上說，學校是學生思想道德建設的理論和實踐課堂，優化和完善學校管理體系是加強和改進中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保障。因此，應把優化學校軟硬環境和搭建教育平臺，作為加強中學生德育建設的重要保障性工作不斷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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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尹雪.中學德育教育失衡困境及路徑抉擇[J]. 時代教育（教育教學）. 2011（01）
在公共管理學研究的方向中，要想找出新的研究途徑，就必須研究行政學的內容，公共管理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幾個觀點，一是要作為政府的組織機構；二是要以發現具有實效性的原則和管理方法為重點；三是以執行力作為重點；四是在相關的領域要取得一定的進展。無論是從行政的角度去分析，還是從公共管理的方法去分析，都能夠對傳統的管理方法進行革新，能夠對過時的理論做出一定的反應，20世紀60-70年代形成的理論是在行政學范式的基礎上，還是傳統的行政學理論，其主要的應用對象是官僚體制，是以組織為基礎的，其注重機構，在公共管理的過程中過分得講究程序和原則，片面的追求行政效率。在20世紀70-80年代，公共管理的方法得到了創新，在美國的商學院進行研究，相關的研究人員發現了多種不同的公共管理方法，一種是采用政策的方法進行管理，還有一種是采用商業的方法進行管理。但是，新的公共管理方法在實踐中也發現了缺點，管理只是注重政策的制定，但是政策在執行方面存在一定的滯后性，而且沒有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定量的分析，也沒有對重大的政策進行設計。公共管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規模，形成了新的范式。在1991年，公共管理研討會中，將不同的公共管理方法結合起來，對最新的公共管理成果加以關注，通過對理論的分析，找出公共管理存在的局限性，并可以針對實際的工作管理，實現了公共管理政策的交流，形成了公共管理的新范式。
2.公共管理的特點
公共管理新范式興起后就展現出了新的特點，主要在公共管理研討會呈現出來，當時公共管理研究者們對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相關的學者認為公共管理是一門全新的學科，是一種管理的新途徑，其與政策的分析還是存在不同的，而且會在實際的應用中得到經驗。
2.1拒斥公共行政學和執行分析
公共管理學從剛研究出來就對公共行政學和執行方面提出了異議，是一種反傳統的研究，大多數公共管理學家都不是行政學家，而且也不是研究政治的，公共管理學者是來自不同的領域，他們具有廣博的知識，不僅僅局限于行政背景，他們在所學的知識的基礎上，加以創新，研究出新的理論，他們刻意將公共行政學和政治學放在一邊，站在其他的角度去分析公共管理，他們認為傳統的公共行政學對公共管理沒有較大的指導意義，而且在傳統的行政管理學中描述的內容比較晦澀難懂，而且所描述的場景比較消極，不利于人們工作。很多公共管理研究者都是經商的，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公共管理學是從商學院發展起來的。
2.2樂觀規范的研究領域
公共管理學不同于其他的行政研究，而且二者的政策和目標也存在著差別，從而產生的結果也是不同的，在進行執行研究的時候，強調的是對執行力的研究，公共管理學的研究是政府績效的關鍵。2.3以最高層的管理人員的決策為重點公共管理的執行單位是以最高層的管理者為重點的，是由高層管理者制定策略，但是，公共行政學卻是由部門的管理者來決策的，現在對實踐者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而且不能獲得較好的結果。
2.4通過案例的分析來拓展領域
公共管理在研究的過程中，可以通過數學演繹的方法、情景再現的方法將一些案例擺出來，從案例中獲得經驗。公共管理的研究者認為，不通過案例是很難做出決策的，僅僅通過觀察不能推出管理者所運用的方法。
2.5為管理研究取得與決策研究做貢獻
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對政策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這部分內容在經濟學中也是核心內容，決策在任何的管理中都是重點問題，通過對成功的政策分析，在管理中要重點對決策進行分析，讓單位做出正確的決策，公共管理在實施的過程中，既應該注重發展戰略，又應該注重實施的過程，將焦點以外部的形式呈現，要注重管理方法，而且要注重技術分析，也要結合實際的政治環境和市場環境，而且要著重發展資深的公共管理人員，在公共管理中，應該把握好“公共”一詞的定義，將非營利組織和私人企業也劃分到其中，注重對理論的分析。公共管理應該根據不同的場合進行分析，對實際的應用進行概括，要提供理論和規范，要理清管理的脈絡，可以采用干預的形式來指導，而且要確保有充分的執行能力。在公共管理的過程中，都可以分清事情的因果關系，然后按照流程對事件進行干預。
3.結語
[關鍵詞]范式；傳統公共行政；政策分析；公共管理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1)10-0053-02
1962年，美國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在其《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阿次從學術的角度明確提出了關于范式的概念。庫恩指出：在科學的意義上，一個范式就是關于現實的一套較為系統的假設。這一套假設主要包括用以闡釋和說明某一類現實的規則，而這些規則表現為人們觀察現實世界的觀點、理論和基本的價值判斷標準。關于范式的作用，塞繆爾?亨廷頓這樣評價：人們可以宣稱只是根據具體的客觀事實采取行動，但事實上因為“在我們的頭腦中隱藏著一些假設、偏好和偏見，它們決定我們如何看待現實，留意什么事實和怎樣判斷它們的重要性和價值。”這就是說，由于人們必須清楚地闡述理論或模式，并運用經過闡釋的理論或模式來指導自身的行為，因此，范式對于人類的思想和行動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公共部門管理在100余年的發展歷程中，發生了三次重大的范式轉換，即從傳統的公共行政學到公共政策分析再到公共管理學。
一、傳統公共行政學范式
這種范式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形成并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它主要建立在科層制理論和政治一行政二分法的基礎上。它將自己的研究對象主要集中于行政組織或官僚體制上，以組織的內部取向，注重機構、過程和程序以及行政原則的研究，并以行政效率作為追求的最高目標。
傳統公共行政學范式的兩大理論基礎：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理論。政治一行政二分法主要由美國學者威爾遜、古德遜等人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提出。該理論認為在所有的政府體制中都存在兩種主要的政府功能，即國家意志的表達功能和國家意志的執行功能。這兩種功能分別稱做“政治”與“行政”。也就是說，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政治不能干擾行政，政治追求民主，行政保持價值中立，以追求效率為目標。官僚制理論形成于20世紀初，最集中地表現在馬克斯?韋伯1922年出版的《社會與經濟組織》一書中。該理論首先把組織權力劃分為傳統型權威、魅力型權威和法理型權威三種類型，并把官僚制看成為一種組織形態。官僚制理論強調法制條件下的層級制組織結構模式，重視機關內部的規范管理；強調官員職位，包括職業化、專業培訓、職位上級任命、終身任職、定額薪金等。
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出現了兩種取代傳統公共行政學范式的嘗試：一種是以弗里德克森(H，George Freder-ickson)等人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學。1968年9月，由當時任《公共行政評論》主編的美國行政學家沃爾多發起和贊助，32位年輕的行政學學者聚集在錫拉丘茲大學明諾布魯克會議中心舉行研討會，會議的主題是尋求公共行政今后的發展方向，通過回顧和總結公共行政的發展歷程，討論這個學科的重點應該放在何處以迎接未來的挑戰。會議的成果集中反映在馬諾力主編的《邁向新公共行政：明諾布魯克觀點》一書中。該書被稱為“新公共行政學”的宣言。其中弗里德里克森的《走向一種新的公共行政學》一文，以及他在1980年出版的《新公共行政學》一書，集中體現了“新公共行政學”的基本觀點，他本人也成為“新公共行政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新公共行政學”以一種全新的視角研究公共行政領域，他們不滿于傳統行政以國家為中心來提高管理的效率、經濟和效果，不滿于POSDCORB以及諸如操作研究、決策科學、系統理論、PPB、MBO及其他強調“理性”、“科學”、“行為主義”的技術職業性發明。它摒棄政治與行政二分法，更多關心社會公平和有關的價值問題，研究重點也由政府組織機構的靜態制度層面轉為關注公共政策過程與公共行政過程等動態層面。它強調一種民主取向的公共行政學，但由于新公共行政學自身的一些原因，例如，缺乏概念的連貫性，沒有明確限定的憲法基礎等。它沒有成為行政學研究的主導范式，然而正是由于它對社會公平與正義的追求，對公共行政“公共性”的關注，公共行政學自此開始步入“自覺構建公共性”的歷史階段，推動了公共行政的發展，在某些方面它為新公共管理的產生做了理論準備。
二、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學范式
從公共管理學科的視野看，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策科學是作為傳統公共行政學的替代范式出現的，在七八十年代它成為公共部門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的主導范式。該范式有如下特點：提倡以問題為中心而不是以學科為中心。認為人類所創造的科學知識和方法都可以運用于政策研究之中，運用于改進公共決策系統，以提高政策質量；它以實踐定向，以發現和解決社會的政策問題為宗旨，指導執政黨或國家的各項政策的制定、執行和評估的實踐活動；它必須明確地理解和把握社會發展的方向；它必須與客觀政策密切相關，即必須具備一種能夠包容每個微觀具體政策的宏觀性格；政策科學對時間非常敏感，它將現在看做過去和未來之間的橋梁，它既強調歷史，又注重未來發展。為達到這一學科目的，政策科學重視系統化的知識及理性化的認識，同時又能“客觀地”處理超理性過程和非理性過程的變化現象；在傳統的學科特別是行為科學和管理科學之間架起橋梁，必須整合來自各種學科的知識，構成一個集中關注政策制度的跨學科系統；應在純粹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架起橋梁；政策科學除了使用成規的研究方法外，還將不證自明的知識和個人的經驗當作重要的知識來源；它是關于民主主義的學問，它涉及個人與集體的選擇，必須以民主體制作為前提；政策科學的目標是追求政策的“合理性”；政策科學有時間的敏感性，強調政策的歷史脈絡，特別重視對未來的研究，要求從現有的事實和現狀推測未來發展趨勢；政策科學采取一種全球觀點，將全國、各民族視為一個命運密切相關的共同體；政策科學具有“發展建構”的概念，它以社會的變遷為研究對象，強調對變化、創新和革命的研究。
三、公共管理范式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公共管理范式在發展過程中有兩種研究途徑：一種是來自政策學院的政策途徑，簡稱為P－途徑；另一種來自商學院并受傳統公共行政學影響的商業管理途徑，簡稱為B－途徑。
p－途徑與政策科學范式相關，該
范式以政策研究定向，重視定量分析方法尤其是經濟學分析手段的運用。但這種范式存在以下局限：停留于政策制定或規劃的研究而忽視政策執行的研究；實際的公共管理部門很少要求正式的定量分析或重大的政策設計，卻對政策執行或政策管理有更多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公共政策學院的學者們轉向執行研究，興起了政策執行研究熱潮，公共管理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執行研究從兩個方面推動了公共管理的發展：一是執行研究將問題的焦點由組織轉移到公共項目及其產生的結果上。它首次使績效問題變成了爭論的焦點，公共行政學者們不能再自信地假定如果行政人員以正確的方式發起執行并調整行政系統的話，政治家所制定的政策就能產生有效的結果。管理績效問題超出了傳統行政學所能解釋的范圍。二是執行研究超出了公共行政學范圍而達到了一個更廣泛、綜合的跨學科基礎。執行運動的學者們想從績效重要性的發現中創立一種新的知識體系，而來自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帶來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知識基礎。正是這種由組織結構與過程向項目與績效的焦點轉移的趨勢以及不同學科學者的共同努力，促成了公共管理范式的興起。20世紀70年代中期，公共政策學院的教師們開始使用公共管理一詞，并開始設置公共管理課程。P－途徑的公共管理強調與政策分析的淵源關系，認為公共管理必須與公共政策的形成與制定密切相關。但又對政策分析所強調的計量分析和經濟學的應用的思路不滿，而是更看重政治和管理的層面。
為公共管理新范式作出貢獻的還有商學院的學者們。他們發展出所謂的B－途徑，即強調將工商管理和經濟學的概念、理論和方法應用于公共部門管理的研究中，并仍然關注組織結構與過程。B－途徑的公共管理重視的不再是內部行政管理的機制與過程，而是受管理主義影響，主張師法企業，以企業管理的方法來提升公共部門的服務質量。經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孕育和進化，公共管理的P－途徑和B－途徑逐漸匯合，形成公共管理的新范式。1991-年9月20日，21日，來自全美的73位學者匯集于MPA項目發源地的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麥克斯韋學院，舉行第一次美國的公共管理學術研討會，這可以說是公共管理范式誕生的象征性標志。在此之后，全美公共管理學術研討會于1993、1995、1997年召開多次研討會。
依據張成福、陳振明等教授的觀點，公共管理范式具有如下特點：
1.公共管理是一種新治理。傳統公共行政學強調的是政府(行政機關)管理。而公共管理中的管理者，除了政府行政機關外，還包括政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非營利部門或非政府組織，甚至私人部門。它強調的是治理，即由眾多行動者組成的一個關系網絡，和眾多行動者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
2.公共管理范式將傳統公共行政學的“內部取向”轉變為“外部取向”，重視與外部環境的關系，強調以最高管理者的戰略設計、政策設計為焦點。這使得戰略管理、項目執行、績效評估等主題成為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題。
3.在管理方法上，公共管理講究實用主義。認為公共部門與私部門所使用的管理方法是互補而非替代的關系。主張在維持公共性的基礎上運用私部門的管理手段或管理精神以解決公共問題，滿足民眾的需求。
4.公共管理強調價值調和與責任。公共管理強調價值的調和，不僅重視經濟、效率，同時也重視公平、正義和民主。公共管理在主張彈性、自主管理的同時，強調責任的重要性，并認為只有發展客觀有效的績效測量標準，政府的責任才能落實。
5.公共管理具有鮮明的實踐導向性。公共管理產生的基本原因，除傳統公共行政學舊有的學科局限外，還有回應知識經濟和全球化條件下公共領域中出現的大量新現象、新問題的挑戰之原因。政府部門的改革、再造、創新一直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主體。可以說，隨著時展、政府改革的持續，公共管理理論亦將不斷發展。
6.公共管理具有理論上的包容性。傳統行政學主要是建立在政治學的基礎上，尤其是將官僚制理論和政治――行政二分法作為其理論基礎。公共管理則基本上是一個科際整合的研究領域，它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管理學借用了許多理論與方法。因為公共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多學科共同努力，只有在不同學科的滲透和融合中才能找到途徑和答案。
參考文獻：
[1]陳振明，公共管理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2]張成福，公共管理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一)對于效率的追求
二者共同的價值取向資本主義國家在19世紀完成了自身的資本原始積累，在19世紀末進入了托拉斯等壟斷型資本主義階段。雖然資本主義在其發展中創造出了巨大的生產力，但是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嚴重的社會矛盾隨之產生。而管理學的發展主要就是解決這一方面的社會矛盾，關鍵是對社會生產提供更多的效率支持和解決思路。在這樣的過程中，以管理學家泰勒為主要代表的科學管理對于這一時期的工業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泰勒圍繞生產力效率提升的問題進行研究，從生產者的各個工作環節入手，從工作的時間、工作的環境等采取標準化的研究方式，進而提出了科學的工作定額方式，并且限定科學的標準工具。泰勒認為工人應該在標準化的作業環境當中開展，并且采取激勵性的薪酬制度，鼓勵員工在生產單位內發揮自身的生產潛力，提升勞動生產率。科學管理提出了一種標準化的觀點，并且對此后管理學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與標準化管理等觀點同時發展起來的還有關于公共管理的觀點。公共管理領域的研究者對于政府職能的專業化及其擴大的問題進行深入探究，并圍繞政府的行政運行問題展開了管理學方面的考量。伴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政府的行政職能也逐漸復雜起來。過去的行政機構往往是少數人控制，但是隨著管理越來越復雜，大批人員進行主管已成為常態。因此，過去的行政管理理念已經無法滿足逐漸膨脹擴大的行政機關的實際。傳統的公共管理理念是樸素的、碎片化的，無法對不斷擴大的行政公共事務領域提出有益指導，因此，公共管理的系統化和科學化有重要的現實價值。科學管理提出了效率的分析方法，它是人類與組織結構之間的典型結合范式。公共管理也關注到這一方面，即是對于政治行為當中的不確定因素進行抽離，進一步追求行政機關的行政管理高效性。威爾森在其行政學著作中提出了對于獨立的公共行政學形成的思考，認為獨立的行政科學能夠促進行政和政治思維的分離，將行政管理作為一項技術性活動。這也是后期一些行政管理學的研究者提出“技術官僚”概念的原因。因為行政管理是具備通用性的，某一領域的承接工作需要一些人員提供公共服務，但是政治卻具備特殊性，政治本身是一些政治家提出個別政治主張的思想和行為活動，所以在威爾森的觀點中，行政管理的目標與執政黨的目標是一致的，但是政治不需要直接干預具體的行政行為，特別是在社會服務等方面，這能夠大大提升公共事務服務的水平。行政事務和政治事務的二元區分在威爾森之后得到了進一步的演繹。在很多政權模式中，國家的意志與政府的執行能力二者存在明顯的功能區別，這種功能區別可以理解為上層建筑的政治功能和行政功能。因此，依弗蘭克的觀點，行政本身就包含司法、商業引導行為等具體的工作，行政本身是為社會各個層面的人士提供公正的服務，這種服務也需要納入效率之中，這也就是行政效率的體現。被賦予效率概念的行政服務行為就進入到技術的衡量當中，也就是政治通過民主進行決策，而行政通過標準加以執行，二者在目標上是一致，但各自具備功能定位。這表明，公共管理學已經發展出效率的觀點。這一點和各種所有制企業的效率管理、標準化管理的價值取向是一致的。
(二)公共管理學與管理學的學科演進
公共管理學顯然是從管理學的母體中產生的，但在公共管理學的發展中，二者有密切的聯系，又存在客觀的學科抽離狀況。公共管理學是針對公共事務管理進行研究的一門科學，因此，與管理學逐漸產生了區別。新公共行政學的研究者則是針對公共行政本身，缺乏一定的哲學框架，在具體的實現過程中也缺乏指導思想，認為新公共管理學應該從效率的層面轉移到對社會公平的重新關注，并且把社會的公平性作為考察公共事務部門的一項重要的根據。雖然這樣的一種發展能夠促進公共管理學逐漸形成哲學的框架，但實際上公共管理學仍然沒有實現理想的成長。特別是在20世紀60年代這一新公共行政學觀點提出后，更多傳統的公共管理學者仍然認為效率對于行政部門是至關重要的，而且認為公共行政管理的價值就在于高效地運轉，特別是美國的公共行政部門尤為重視效率，因此，在社會公平概念剛剛提出時，公共管理學并沒有和傳統的管理學產生真正的分野。公共管理學的社會公平價值觀，最終在官員的民選過程當中逐漸受到公共管理學研究者的關注。因為文官系統的職位任免，并不能夠用單純的行政命令來實現，雖然行政命令能夠讓文官系統任免更加高效，但實際上非公平選拔的文官其最后的行政效率是十分低下的，負責社會服務的技術型文官應該通過合理的形式進行選拔，這一點也正是社會公平的題中應有之義。即便如此，社會公平價值觀并沒有納入到公共管理學的哲學思想中，因為公共管理學在學科形成的過程中，仍然側重對政治倫理以及標準化問題的思考，因此，社會公平觀點并沒有形成一種具體的方法論，對公共管理學科的影響仍然是有限的。由此可以看出，公共管理學雖然已經發展出自我的學科意志，但這種學科意志并沒有完全蘇醒，尤其是在從管理學母體中抽離獨立的形式上，公共管理學還缺乏真正的獨立的核心，仍然對管理學的基礎存在一定的依賴。學者在批判公共管理學缺乏獨立性的同時，也認為企業的管理模式能夠對行政管理提供一些積極的幫助，特別是績效考核、層級控制等，能夠對權力均等化的現象進行反對，從而保障行政機關的高效率。
二、公共管理學的發展
公共管理學對管理學的揚棄行政機關并不是單純的低成本以及高效率產出的企業，因此，對于公共管理學而言，傳統管理學的理論必然被揚棄，公共管理學必須處理行政機關特有的技術問題。對于公共管理學當前所出現的管理主義傾向，實際上很多學者已經開始思考如何進行合理的揚棄，重新塑造科學的公共管理學學科體系，并且凸顯公共管理學的公共性質。因此，公共管理學對管理學的重新審視和批判，能夠讓公共管理學逐漸發展出獨立的學科意志，從而更有針對性地對公共管理行為提出理論支撐。
(一)公共管理對公共利益的回歸
公共管理的服務對象應定位于公共事務，而公共事務的本質就是對公共利益的維護。當前，對于公共利益的定義從本質上仍然是不清晰的，這也就很難在公共管理學的科學范疇中對其進行具體化的操作。公共利益不同于企業營利，不具備標準化的特征。企業營利通常可以采用貨幣形式進行表現，例如，傳統的資產以及新興的品牌價值，都可以采用這種形式表達。而公共利益并不能夠進行直接的市場兌換，往往是一種無形的觀念，更會隨著行政區域的變更而產生變化。所以，公共利益并不是一種具體的服務項目，而是公共管理學的精神與價值追求，其本質的推動力是公共管理部門對于公共事務負責的態度。僅憑管理學的效率至上觀點，并不能完全解決公共管理問題。因此，公共管理學的價值評估尺度并不是純粹從效率高低進行出發，關鍵在于政府的服務對象以及服務定位等問題。因此，從新公共管理開始走向效率至上的觀點后，對公共利益價值觀的回歸是公共管理學重新找回使命的重要支點。
(二)公共管理的主客體塑造與定位
對于公共管理而言，實現公共利益的主體不僅是行政機關，而是一個復合型的治理網絡。這種治理網絡的主體塑造以及定位，是公共管理學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轉型。傳統的政府單一治理公共事務、實施公共管理的模式已經逐漸顯現出疲態，現今出現了公民、第三方的非政府組織以及企業等更多個體與組織的介入，從而呈現出公共管理的復合主體格局。一個互相之間可以分享權力以及進行功能補充的公共管理格局是公共管理發展的重要趨勢。產生這樣一種系統結構化的管理結構，也要求傳統的公共管理學不能純粹在管理學的基礎上停留，而應該有自身的學科意志。同時，公共管理的服務對象定位于社會公共事務，也對公共管理學科發展提出了一些新的學科探索路徑。公共事務不能如同企業的事務一樣采用標準化進行管理，其在管理上的技術以及方式具備特殊性。公共事務所接觸的廣大人民群眾，其意識、情感以及文化程度不同，對于政策的自我理解能力不同，因此，公共事務管理相對于企業事務管理而言，不僅僅在內容上有所差異，在管理方法上也存在客觀的分野。公共管理在對公共事務介入的過程中，更需要采用柔性的手段，這也表明了公共管理必須發展獨特的管理藝術。
三、總結
2005年，公共管理專業成為教育部學科設置中的一級學科。在看到進步和成績的同時，也必須看到其中的“隱憂”。首要的無疑是公共管理學科的發展狀況。在這一方面，我們認為，目前存在以下值得重視的問題:
1.發展時間較短，知識積累尚嫌不足。如前所述，公共管理學科是上世紀80年代才出現的。雖然威爾遜1887年《行政之研究》一文的發表已經標志著行政學的誕生，但是由于公共管理實踐的階段性特征鮮明，以前的行政學研究范式對當前公共管理實踐的指導意義有限，因此，作為適應上世紀80年代以來市場化改革潮流發展的需要而出現的公共管理學科(也可稱為公共行政學研究的一種新范式)，卻是最近才形成的一門“新興學科”，難免存在知識積累不足的問題。一些研究者和學習者感到，就90年代以后國內興起的公共管理學科而言，其包含的知識還不夠豐富，重要的理論、學說較少，整個學科沒有像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等一級學科那樣各種理論層出不窮、異彩紛呈、引人入勝的狀況。在教學活動中，不同課程往往有重復的內容出現，而有些課程又內容淺顯、欠缺學理性，難以引起學習者知識探究的興趣。換言之，與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等發展成熟、積累深厚的一級學科相比，公共管理學科還顯得單薄，沒有形成由多種理論、學說構成的豐滿的知識體系，分支學科尚未孕育出來，學科的基礎還不夠深厚和穩固。
2.理論更新跟不上實踐發展。公共管理學科自興起以來，形成了公共產品理論、多元治理理論等新理論，對科學界定政府職能，改善政府管理績效，發揮政府和市場、公民社會的功能，協同解決“公地悲劇”難題發揮了有益的作用。但是，經過十幾年的教育和傳播，這些理論已經為許多人所熟悉，一些觀點、主張也已經為政府或社會所實行，公共管理學科的理論成果似乎正在失去初創時期的新鮮感，實踐指導作用和思維啟迪作用下降。理論要指導實踐，就必須走在實踐的前面，這是一般的道理，尤其對公共管理這種與實踐結合緊密的學科來說更是如此。然而，與快速變化的社會現實相比，公共管理學科的發展顯得滯后，對社會變化的反應遲緩，理論更新的速度慢于社會變遷的速度，不能不引起該學科專業人員的重視。
3.知識積累不足，學科獨立性不強。公共管理學科是在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交叉學科，許多內容都吸收了這些學科的知識，對這些學科的依賴性較大。但是，對于一門新興學科而言，盡管可以而且應該吸收其它學科的知識，但卻必須將其作為“引玉之磚”，展開對自己學科研究對象的多角度、多方法分析，建立起自己的基礎理論和知識體系，并形成自我維持、自我發展的機制，否則，學科的獨立性必然受到影響。但是，國內公共管理學科目前的發展顯然沒有做到這一點。比如，在教學過程中，我們感到，雖然該專業的好幾門課程都涉及到公共選擇理論、新制度主義、交易成本等知識，但只是介紹一些最核心的觀點，而如何從這些理論出發，展開對社會公共性、公共事務、公共問題治理的深度分析，建構起屬于公共管理學科的基礎理論和分析框架，則進展不大，迄今也沒有純粹的公共管理基礎理論出現，更不用說不同理論間的爭鳴了。當然，有人可能認為，公共管理學或公共行政學從科學管理主義、官僚制理論、公共選擇理論中都獲得了改善公共管理學科的啟示，分析了這些理論對于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意義，但是，筆者這里想問的是，像政治學中的各種國家理論、民主理論和經濟學中的自由競爭理論、國家干預理論那樣，純粹屬于公共管理學科的基礎性理論有哪些?這些基礎性理論揭示了公共事務的什么特性?相互之間有沒有激烈的爭鳴?公共管理學科又為其它學科提供了哪些可以借用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如果不能對這些問題給予肯定的回答，就說明公共管理學科的發展還不夠成熟，對整個社會科學的貢獻率還有待提高。
4.理論本土化不足。在公共行政學發展的早期，人們曾經致力于發掘具有普適性的管理規則、規律和組織構造的原則與模式。到了20世紀60、70年代，人們開始對這種研究思路進行了反思。公共管理范式的興起，本身也是對這種觀點的糾偏，因為它同樣堅持理性的有限性，反對一成不變的管理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講，公共管理這門學科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必須適應本土環境，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符合其“注重管理的外部效果而不是內部構造”的自我期待。但不幸的是，目前國內公共管理學科的基本理論、觀點都是直接搬用國外的成果，本土化的成分太少，與公共管理學科注重實踐的屬性相悖。畢竟，中國社會與西方國家有很大差異，公共管理面臨的突出問題、可以依賴的資源、解決公共問題的習慣方式、文化傳統和社會心理都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建立中國本土的公共管理學科?如何使公共管理學科的普遍理論與中國社會的實際更好地結合?如何增強理論的應用性、針對性?在經過20年左右的學習和引進后，中國的公共管理研究者該思考這樣問題了。以上這些問題形成的原因，既和公共管理是一門新興學科、發展時間較短有關，又和它是一門實踐性較強的交叉學科、視野相對狹窄、研究主題集中且受到時代的較大限制有關，更和國內公共管理學科發展的落后有關。可以說，主要由于“目前我國公共管理學科的教學與研究仍然比較落后”，才導致了“學科邊界模糊，學科視野狹窄，基礎不牢，學科知識體系單一，研究方法陳舊單一，知識創新不足，理論研究落后于實踐發展，針對性、應用性不強，對國外公共管理領域的新思潮、新流派、新理論和新方法的跟蹤研究還不夠等方面的問題”［1］，造成了公共管理學科目前這種不能令人滿意的局面。另外，指出存在的問題并不代表我們懷疑公共管理學科的價值。實際上，隨著社會的發展，各種公共問題越來越多，資源和制度的公共屬性日益強烈，甚至以前被認為供給無限的空氣、水、外太空領域，現在也有科學管理、合理分配的必要了。因此，可以說現在正是公共管理學科大顯身手的時候。具體到國內，社會轉型帶來的復雜矛盾更對公共管理學科的發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從理論角度看，公與私、義與利、個人和社會、權利與權力等自古以來就是人類關注和思考的重要問題，公共管理只不過是這些話題在當代語境下的再現而已。這些問題的恒久性，也決定了研究公共管理的恒久意義。只有加快學科的發展，為社會貢獻更多有創見的理論成果，才能贏得公共管理學科應有的地位。
二、公共管理專業人才培養的基本要求與存在的不足
公共管理人才，即具備公共管理的先進理念和公共服務精神，掌握公共管理的知識、方法和能力，從事公共管理職業的人才。公共管理學科的價值和意義，既通過運用本學科知識、提供智力服務、促進公共管理實踐表現出來，更通過培養和輸送大量受過專業教育的公共管理人才，從根本上提高公共事務的管理水平表現出來。那么，公共管理人才需要具備哪些素質?在人才培養方面，目前又存在哪些問題?
(一)從事公共管理活動的專業人才應該具備的素質
1.具有公共服務的精神和品格。這里的公共服務精神和品格，不同于一般理解的公而忘私、獻身集體、自我犧牲等崇高的個人品德，而是指關心公共事務、樂于服務社會、善于與人合作、具有較強參與意識和志愿精神，自主、理性、自信的“公民精神”。在公共管理學科的視野內，崇高的個人品德固然可貴，但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公共事務要真正得到良好的治理，就不能將希望寄托在良好的人性上，而必須基于復雜的人性這一現實，培養普通公民具有“恰當理解的個人主義”意識(托克維爾)。也即:認識到公共的事務、公共的利益不是與己無關的，而是自我利益的一部分。因此，關心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就是在關心自己的事務和自己的利益。具有了這種意識，才知道與他人聯合的必要性，自主、理性地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在維護自己權利的同時主動承擔作為公民的責任。只有這種“公民精神”在全社會真正扎下根，公共事務的治理從根本上才是可以向往的。對于公共管理學科所培養的人才來說，經過了幾年的專業教育，即作為公共事務的專業管理者要為社會服務，必須具有更多的“公民精神”。他們應該更具有服務社會、關心公益、自主自信、善于合作、尊重和勇于維護權利、自覺承擔公民責任的品格。具有“讓人民變得偉大，而不是只想著為人民做偉大的事情”這種適應公民社會需要的為政理念［2］，實現從傳統的依靠士大夫的一己美德與個人智慧治理公共事務向現代社會依靠千百萬成熟的公民自我治理公共事務的理念上的轉變。
2.掌握公共管理的原則、方法和能力。公共管理與一般的管理行為在管理對象、管理目的、管理原則、管理方法、管理效果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它的管理對象具有廣泛性(包括人的廣泛性和事務的廣泛性);管理目的具有多元性(追求公平、民主、效率等多重價值目標);管理原則包括必須服從公共意志、必須依法管理、具有嚴格的程序、必須接受監督、保障公民的權利等;管理方法包括要發揮政府、非營利組織、企業、社區、公民的作用實行多元治理，引進市場機制實現多種方式供給公共產品，以及管理理論中所講的其它具體方法;管理效果具有影響的廣泛性、效益的間接性、收益的公共性。所有這些特征，決定了公共管理相對于一般的管理行為來講，過程更加復雜，程序更為嚴格，更加依賴管理隊伍整體的作用，也對公共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們應該對民主政治下政府的職能、活動方式與原則以及政府權能的有限性有更加清楚的認識，對公共社會有更高的期待，更具有法治觀念、程序意識、權利觀念，更加自覺地接受社會的監督，更能包容批評意見，更加相信科學決策并掌握其方法。至于其它的組織指揮能力、溝通協調能力、表達動員能力等，更是無需多言。
3.真正了解社會。與其它管理活動相比，公共管理是一種與社會結合最緊密的管理活動。公共管理者要接觸社會各個方面的人群，要依靠社會資源、按照社會認可的方式處理社會矛盾和問題，要由社會公眾對自己的工作做出最終評判。因此，熟悉民情，了解民意、民愿，認清社會發展的潮流，清楚群眾的心理，能夠洞察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具有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的能力，總之，能夠更深刻地理解社會，才能做好公共事務的管理，也即公共管理專業的人才必須更能讀懂社會這本大書。
(二)目前公共管理專業人才培養存在的不足
與這些公共管理專業人才應具備的素質相對照，可以看到，當前公共管理專業在人才培養方面存在的不足:
1.公民精神的培養不足。公民精神或公民美德是公共事務能夠得到良好治理的根本依靠，這是眾多思想家反復闡述過的道理，也被人類歷史的發展所證明。道理很簡單，社會是政府及其它社會組織賴以存在的土壤。如果社會構造得不好，那么，無論什么形式的政府和多么巧妙的管理都難以產生良好的結果。在中國公民社會加速形成的背景下，公民精神的培養或公民教育是一項全社會都必須高度重視的基礎工程。作為專業研究公共事務治理問題的公共管理學科，更要把公民精神的培養作為學生素質養成的基本任務，切實做好，否則，我們培養的學生將會從一開始就是不合格的“半成品”。但是，據我們了解，在現有的公共管理人才培養過程中，公民精神的教育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只是在有限的幾門課程中，涉及到公民教育的內容，但也只占很小的比例。而其它課程，都是將專業知識的傳授作為重點，甚至是唯一的目標，很少將公民精神滲透在其中。誠如羅爾斯所說，“政治哲學的永恒主題是公民社會”［3］。公共管理教育如果不能為使社會———而不單是政府———變得更加優良做出自己的貢獻，那么，可以說就是它最大的失誤。但是現在，我們的許多學生，甚至一些老師，對于公民精神都不甚了了，這不能不說是嚴重的問題。
2.實踐鍛煉的機會不足。公共管理學科的實踐性很強，本身就是為了應對政府或公共事務管理過程中的問題而產生的應用性學科。因此，對于公共管理專業的學生來說，接觸公共管理的實踐，接受實際的公共管理訓練，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可是，在目前的公共管理人才培養過程中，學生缺乏實踐鍛煉機會的現象比較普遍。(1)學校與政府及其它公共部門的“距離遠”，學生難以真正參與到這些單位的工作過程中去。即使在這些單位實習，也只能從事一些最簡單、最基本的工作，如接聽電話、打字、收發文件等，了解不到真正重要的工作內容。(2)教學活動中實踐課程少，理論灌輸占了太大的比例。最多是請政府部門的領導來做報告或到這些單位去參觀，了解到的仍然是比較膚淺、表面的情況。(3)非常重要的畢業實習環節在一些學校有形式化、走過場的現象。(4)案例教學的開展情況不佳。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除了學校、教師的責任以外，現有的職稱評審制度中對教學的輕忽、大學生的就業壓力、浮躁的社會風氣等也是重要因素。此外，公共管理總是包括人、資源、問題、環境等要素在內的真實過程，就像其它社會科學一樣，不可能人為制造一個場景，讓學生親身進行“管理”。但是，盡管有以上原因，卻不能成為學生實踐機會不足的借口。相反，正因如此，我們才要克服困難，盡可能為學生接受實踐鍛煉創造條件。
3.專業著作的閱讀不足。每一門社會科學都有大量必須閱讀的專業著作。這些著作大體包括兩類，一類是各門社會科學的治學者都有必要閱讀專業的經典著作，另一類是在本學科具有重要地位的專業學術著作。經典著作是人類社會歷經千百年大浪淘沙留存下來的具有重要思想啟發價值，甚至影響了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著作，是人類思想寶庫中的“精華”。研讀這些作品，無論對于哪個學科，都具有啟發思維、啟迪心靈、加深對社會和人性的認識，從中尋找精神和智力資源解決特定領域里問題的作用。專業學術著作是在專業領域具有重要地位和較高聲譽，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視角等方面有重要創新，從而對一門學科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的著作。研讀這些著作，能夠深化對專業問題的認識，獲得教科書所不具備的教益，對于專業學習和專業研究有重要作用。大學生活期間，大學生的心智已完全成熟，又沒有家庭的壓力和拖累，專門用四年甚至更長時間進行專業學習，如果不閱讀大量經典著作、學術專著以及論文，對問題的認識程度勢必只停留在教科書的層次，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損失［4］。但是，據我們了解，目前，公共管理學科的學生，一方面與其它專業的學生一樣，花費大量時間用于背誦英語單詞、考托福、考GRE，考各種資格證書。另一方面滿足于教材知識的掌握，臨考試前突擊背誦老師的課堂筆記，以應付考試，或者滿足于短平快的“快餐類”期刊雜志，是比較普遍的現象。
4.接觸社會的機會不足。社會是一本永遠讀不完的大書。要成為真正合格的公共管理人才，就必須經常、深入地接觸社會。隨著高校擴招、大學生自主擇業以及互聯網的發展，應該說，現在的大學生已經不像改革開放初期的大學生那樣，完全將自己的大學生活局限在校園內了。他們與社會交往的途徑更多、主動性更強。但是，從人才培養的角度來說，接觸社會應該有一定的目的性，即帶著發現問題的眼光、研究問題的頭腦，有準備地去接觸社會，而這樣想法的人就不多了。繁重的考研、考證壓力，浮躁的社會風氣，重理論輕實踐的教學方式，本科教育由專業教育向大眾教育的轉變帶來的專業與職業之間的脫離趨向，甚至學校對學生人身安全的考慮，所有這些，都限制了學生從專業角度真正接觸社會。
三、結語
一、研究視角的選擇
目前,諸多的研究者結合學科特點,對公共管理學科的實踐教學模式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全方位的探討。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主要研究角度如下:
(一)國際比較視角進行國際比較是我們在學習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經驗的常用方法之一,加之現代公共管理學科教育本身就起源于西方,學者們在探索國內公共管理學科教育發展模式與方向的時候,必然要把目光投向國外。只不過,在公共管理實踐教學方面,國外大學從一開始就很好地貫徹了這一原則,主要體現在學位設立、課程安排、教學方法與手段等方面。尤其是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公共管理學科教育與市場需要或社會需求結合十分緊密。國內學者在進行比較研究的時候,一般也是圍繞這些內容展開的。如王樂夫等人以英國、美國、加拿大三國51所院校為代表,專門比較了中西方高校在公共行政專業課程設置方面的差異,概括了西方高校這一專業課程設置的類型與特點,指出我國高校的不足所在,并提出了相關的建議。楊列勛從整個學院的角度,重點描述了肯尼迪政府學院(KSG)豐富的課程設置與多樣的學位類型,認為KSG課程設置的面寬量多、最大限度的交流與合作、強調特色和院校特點、以政策應用為研究導向和出發點[1]這四個方面給我們以較大啟示。張鋼對英國公共管理教育的特殊發展歷程,特別是實踐推動下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學科范式轉變的過程進行了專門介紹。姚光亞和張少棟分別從碩士和本科兩個層次比較了中美公共管理教育的不同所在,說明了美國高校公共管理教育在課程設置、教學模式等方面的特點。田蘊祥以職業型碩士為切入點,從學院歸屬、入學條件、課程設置和教學特色[2]等方面探討了法國大學公共管理教育的情況,具有較好的參考價值。
(二)一級學科層次的探討公共管理一級學科下的各二級學科,都對應于具體的社會管理領域,雖然職能分工不同,但在內在規律上有著共通之處,因此,在整體上探討公共管理學科實踐教學模式也是可行的途徑之一。如盧增智在強調公共管理學科實踐教學必要性和緊迫性的基礎上,指出在公共管理學科實踐教學中應該樹立五種理念:全球化理念、市場化理念、實證化理念、學生本位化理念和創新化理念,可以從認知實踐、實驗模擬、案例教學、實習實踐和教師隊伍等[3]五個方面加以創新,以增強實踐教學環節。章興鳴等圍繞“實踐的課程范式”,強調公共管理學科教育中課程教學與實踐情境的關聯,提出實踐教學的五個實施途徑:“課堂———社會實踐”一體化、拓寬實踐教學內容、建立公共事業管理專業教學實驗室、加強實習基地建設、提高教師實踐能力。[4]許吉從人才培養結果的角度,指出我國公共管理教育中存在的問題,提出應用型公共管理人才培養的五個途徑:培養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強化實踐教學環節、積極開辟第二課堂、培養社會實踐能力、將科學研究引入教學過程。
(三)二級學科層次的探討從目前我國公共管理學科教育的開展情況看,能把所有二級學科(專業)設置完整的不多見,大多是根據自己學校原有的基礎開展本科或研究生教育的。比較多見的情況是,多數進行公共管理學科教育的學校都設置了行政管理或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因此不少學者在探討公共管理學科的實踐教學模式時是以其中一個專業為切入點進行的。如陳振明等人以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的行政管理專業教學體系改革為基礎,從實證的角度說明了公共管理學科教育中實踐教學的重要性與可行性。楊述厚等著重從教學方法、教學手段、實習模式、考核模式[6]四方面說明行政管理專業實踐教學模式的創新方向。彭忠益等從人才供求角度入手,說明行政管理專業在人才培養中應該重視社會實際需求,從而建立符合實際的實踐教學模式。此外,周湘蓮、崔長勇、馬杰等人則對公共事業管理專業的實踐教學模式進行了探討。
(四)結合院校特色的探討從國內外高校公共管理學科實踐教學的成功經驗來看,重要的一點是突出特色,這一點一般是結合學校性質加以探索的,有學者從這一視角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如張力專門結合財經類院校的特點,從當前財經類院校實踐教學存在的問題、成因及對策三方面入手,談了自己的看法。盧海燕從所在學校(華北電力大學)的特點出發表述了對公共管理學科實踐教學模式的思考。
二、現有研究有待于進一步拓展之處
根據對現在研究文獻的大致梳理,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國內學者在公共管理學科實踐教學模式研究方面取得了眾多的成果,但還有一些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地方,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國際比較中的適用性研究不夠國外的公共管理教育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但問題在于:國外的成功經驗我們如何借鑒?公共管理教育的成功開展離不開獨特的文化氛圍,再加上現代公共管理教育發端于國外,我們在引入之后,究竟如何使之與我國特有的傳統文化相結合,在國外高校中成功的經驗在國內應用時可能會遇到什么困難?應該怎么克服?這些都需要我們做進一步的研究,才能讓公共管理學科的實踐教學模式更具有可操作性。
(二)實踐教學開展的實證研究不足根據已有的研究成果,我們雖然可以感受到諸多同行都在為如何開展及強化公共管理學科實踐教學而進行努力的探索,但多重于理論或抽象的表述,到底在實踐中如何操作?遇到了什么困難?則研究較少,或者僅僅是停留于非正式的交流,很少形成系統的理論思考。
(三)實踐教學開展中的障礙研究較少公共管理學科與社會公共事務及公共組織有著顯而易見的緊密聯系,開展實踐教學也是學科本身的內在需求,但由于我國獨特的國情,在廣泛開展實踐教學過程中必然會遇到一些障礙,但在實踐中遇到的障礙是什么?哪些可以克服,哪些難以克服?是什么原因導致這些障礙的出現?這些方面的研究同樣比較少見。
(四)特殊性研究不足如前所述,成功的公共管理學科實踐教學必然會體現出鮮明的特色,那么我國各高校在該學科實踐教學中的特色如何體現?特別是如何與我國豐富多樣的地區特點相結合?筆者認為這是我們探索的重點方向之一。
三、完善公共管理學科實踐教學模式的思考
公共管理學科實踐教學模式的完善,并不只是從如何豐富和創新實踐教學方法與手段入手,它是理論教學、實踐應用、專業素養的綜合體現。因此,我們可以從如下方面進行嘗試與探索:
(一)強化理論基礎實踐教學模式的完善并不排斥理論教學。從根本上講,沒有足夠的理論基礎,實踐教學也不能很好地開展。因此,我們并不能在看重實踐教學的同時忽略了理論基礎的加強。難點在于如何讓學生認識到理論學習的重要性,如何提高理論教學水平以便于學生更好地學習。要通過理論課程的合理設置,達到既強化理論學習,又不過度擠占其他課程的效果。
(二)加強社會合作,拓展實踐教學領域實踐教學環節并不局限于課堂教學,更重要的是讓學生深入社會實際,了解社會現實,以便應用所學理論把握現實問題,進行原因分析,最終提出解決之道。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要走出校門,與公共組織特別是政府部門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合作,例如建立實習基地、頂崗見習等。
(三)加強實際操作技能的訓練在實踐教學過程中,特別是與公共部門的合作實踐,首先需要學生具備最基本的工作技能,如辦公軟件與設備的熟練操作、會議安排、文書寫作、秘書實務、公關策劃等,否則,會給合作單位帶來一些不必要的困擾,從而影響合作的持續性與有效性。
在公共管理研究前沿陣地美國，從1984年始就有學者評估公共行政學的研究質量①，繼之不斷有學者加入到這個隊伍，他們以博士學位論文和期刊雜志為分析基點，聚焦于公共行政文獻中研究方法的質量問題[1]62。國內張成福于1996年發文[2]拉開我國行政學研究的“反思之幕”②。2005年，繼中譯本《公共行政研究:對理論與實踐的反思》[1]出版后，國內學界紛紛借鑒其中的評估框架來檢視我國行政學研究存在的方法問題，從初始的描述性分析轉向量化評估。筆者認為，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亦是我國公共管理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但內容決定形式，研究主題是評估研究質量的一個更基本的因素，對學科知識的累積和內容體系的建構有著更根本的貢獻。而在具有代表性的反思文獻中，運用文獻計量方法來比較全面檢視我國公共行政學教材的論文僅有兩篇③：曾峻[3]通過檢視在國內9本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公共管理教材，提出我國公共管理學教科書編著存在的問題，但由于該文發表較早，所選書目偏舊，樣本偏少，所得結論局限于公共管理學（不包括公共行政學和行政管理學）教材；另一文[4]通過210本行政學教科書內容的研究，對行政學的范式轉換進行經驗檢驗，但是評估指標單一，未能充分挖掘教材所提供的信息，雖然210本教科書突破前述研究樣本量的局限，但是國內教材的質量參差不齊，無所限制的擴大樣本會影響研究結論的質量。基于以上考慮，本研究以典型樣本為主，并把范圍擴大到公共管理學類（包括行政管理學和公共行政學）的中外經典教材。
二、研究設計
一個學科的理論體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節正是這一學科研究內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經典教材為樣本進行分析，可以窺探這一學科的研究主題概貌。本研究選取中西經典教材為樣本，并佐以中西比較。西方經典教材主要從“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經典譯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經典教材系列中挑選，輔之“公共管理學科系列教材”（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譯叢”（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譯介國外學術成果的窗口，結合北大、清華、復旦、中大、廈大等高校的博士參考書目，最終篩選出10本出現頻率較高的教材。樣本分布為其中5本來自美國，余下5本分別來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國內教材的來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學界具有相當影響力和知名度的學科帶頭人、或其著述入選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國內學人文庫的學者所編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個獲得公共管理一級學科博士學位點的985高校各挑一到兩本教材，以反映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傳統和狀況；二是黃達強、夏書章等前輩早年編著的教材；三是臺灣學者的5本教材。這三類教材（共24本⑤）的選取有利于作縱向和橫向比較。基于評估需要，筆者從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標制成統計量表，編碼錄入，以SPSS16.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國外的教材，則以版權頁的時間為主。設計這一指標可以了解教材的新舊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幾版，據此可以判斷教材的受歡迎程度。版本越高，說明該教材越是被廣泛使用。（3）國家。指教材在哪個國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國外教材選取的代表性。（4）寫作情況。指該教材是專著、合著、編著還是主編，共四類。（5）章數。指該教材共有幾章，把導論計算在內。（6）邏輯體系。指該教材的內容章節編排是否成邏輯體系，分別賦值1為是，0為否。可從教材的目錄判斷，或者作者的序言、譯者序中尋找，次之則根據教材的內容來判定。（7）特色。指該教材的與眾不同之處，例如《公共行政學：概念與案例》一書是經典理論和案例的匯編，通過案例闡釋概念理論；再如《行政科學》一書的行政法和比較行政的色彩濃厚等。（8）研究主題及其頻數。研究主題大體與教材的章節名重合，有些章節名出于統計的需要筆者做些改動，以便歸類。在所有樣本中加總各類研究主題的出現頻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頁數。指該章節在教材中所占的頁數，為了消減誤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頁減去本章的起始頁得出。頁數越多，表明該章節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該研究主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為三個等級（1為不重要、2為一般重要、3為比較重要）。通過計算該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題的頁數的平均值、中位數、標準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據此來判斷。（11）變動情況。指該研究主題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節，或者是指該研究主題在修訂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動，分別賦值1為是，0為否。我們可以通過新舊版教材的對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結果分析與比較
（一）教材命名與范式轉變所選樣本中從書名來看，國外沒有一本教材命名為“公共管理學”的⑥，與國內的教材形成鮮明對比，正如另外一項研究[5]所發現的，國外仍以傳統公共行政為主流，其他新興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該領域的前輩夏書章、黃達強、竺乾威等人，臺灣學者也偏好取名為“行政（管理）學”或者“公共行政學”外，國內的新版教材都命名為“公共管理學”。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國內學者關于公共行政學范式變遷的不同看法？有學者為此通過210本行政學教科書的內容研究，發現從傳統行政學到公共管理學，雖然在內容安排上有差異，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義”價值觀取向下進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術設計，行政學范式沒有發生轉換[4]。國外學者似乎對在公共管理中應用“范式變遷”不太感興趣，只有歐文•休斯主張新公共管理不同于傳統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時指出范式變遷是一個漸進過程，“管理主義改革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6]筆者也試圖在國內教材中尋找編著者命名的初衷，發現公共管理學作為當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諸多的難題和大量批評,它并未形成統一的成熟的理論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話語的生成與流行大概與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正式確立公共管理學為管理學門類一級學科有關，只能以此來解釋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編著與經典國外教材版本的均值為3.7，其中《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學：概念與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經典之作。相反，國內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雖教材名目眾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襲，鮮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編的《行政管理學》已出版四次，其它影響較大的教材如陳振明主編的《公共管理學———種不同于傳統行政學的研究途徑》，竺乾威主編的《公共行政學》(已出版三次)，張國慶主編的《公共行政學》(已出版三次)，陳德禹編著的《行政管理》(修訂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該教材越是受到讀者歡迎；出版越早，多被譽為經典。究其原因，國內的行政管理專業學科建設八十年代才起步，雖處于快速發展中，但知識體系的積累緩慢，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更是任重道遠；與美國將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學科發展史相比，仍屬年輕后輩的學習階段。經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鑄就，更需學科歷史文化的積淀與傳承，“新”是建立在“舊”的基礎上。教材的編著情況也印證這一點，所選樣本中國外的教材60%是專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學：概念與案例》是主編。而國內的71%為主編，2本為編著，只有5本為著⑦，而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陸的，另外4本是臺灣的。一般來說，主編的教材很難保證教材整體的質量，因編寫者的素質而良莠不齊，很難引為經典之作（除非是學科的開山之作，譬如夏書章、黃達強主編的教材，即使這樣，也只能堪稱國內經典）。這種“知識生產方式”即幾個人、十幾個人寫一本教材，東拼西湊，“洋為中用”，內容充斥著相互“借鑒”、相互克隆的東西，結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復的狀態。這也可解釋為什么國內教材短短幾年間雨后春筍般的涌現而經典甚少，主編的教材往往寫作周期較短，有如飲食中的快餐，而經典教材則如燉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數、頁數與邏輯體系國外教材的章數均值為14，眾數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勝的《行政學》）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學》）；國內教材的章數均值為13.47，眾數為13，最小值8（張國慶主編的《公共行政學》），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學：理論與社會實踐》）。從以上統計值來看，結論比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為宜（包括導論），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國外教材為例，總頁數均值為480.4，如按14章來算，則每章占34.31頁，和每本教材章節的頁數均值36.92大體相當。而教材的章節編排是否成邏輯體系？分析結果表明，國外教材70%有著內在的邏輯體系，而國內教材章節的前后邏輯關系不明顯，對行政環境、行政職能、行政組織、行政領導、人事行政、財務行政、行政決策、行政執行、行政監督、行政改革與發展以及機關內部事務管理等傳統模塊內容進行任意取舍編排，似乎誰先誰后無關大礙，走近了所謂的“教材叢林”。恰如某學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舊延續了過去模式的做法，至于這些模塊之間的有機聯系是什么，語焉不詳，結果給人一種零亂的感覺，現有研究更沒有自覺去尋找整個知識體系的邏輯起點，缺乏一條紅線，一個核心把來自各方面的知識串聯起來”。[3]雖然國內教材章節的邏輯體系不明晰，但其編排套路仍可歸為三種：其一，多數教科書（54.17%）因循以往行政學模塊式做法，在教材編寫體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過程為主線，篇章安排沿襲懷特《行政學概論》（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為夏書章、王樂夫編著的《行政管理學》，竺乾威主編的《公共行政學》。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導論》影響，按照當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進行編著，注重將工商管理的技術、方法與工具如績效評估、人力資源管理、戰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門管理中來。這類教材（占到33.33%）近年陸續出版，典型代表為陳振明主編的《公共管理學———一種不同于傳統行政學的研究途徑》。其三，將傳統公共行政學與公共管理模式相結合進行編著，試圖在公共行政管理的過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關內容。這類教材居少數，只有12.5%，以張國慶主編的《公共行政學》為代表。
（四）特色從編寫方法、行文風格、取材構思、理論視角等方面來評價國內外的經典教材，筆者發現國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異彩紛呈，生動活潑，可讀性強。除了前述兩本外⑧，比如羅森布魯姆的《公共行政學》從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徑描述、闡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過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學新論》用大量現實資料及案例對公共行政學的原理進行深刻的闡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學的政治視角。再如西尾勝的《行政學》以制度論、管理論和政策論構建全書的體系，以一般的理論為前提演繹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濃厚。還有《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梳理了美國公共行政的百年發展與困境。如此種種，不勝枚舉。相比之下，國內的教材則體裁單調，內容趨同，結構呈板塊式或要素排列式，許多版本沒有明顯的特色。正如薄貴利所言，“行政學的一些著作和教科書,相互模仿和抄襲的比較多,在理論體系上和邏輯結構上鮮有突破和創新。讀了這本書,再讀另一本書,許多人都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7]從教材的編著取向看，臺灣的教材則反映公共行政作為一種公共部門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現出濃厚的管理主義取向，樣本中陳德禹的《行政管理》最為明顯，內含了管理學中的組織、計劃、決策、授權與分權、領導、人事等主題。大陸早期如黃達強、夏書章等編著的教材，也是一種以提高行政效率為核心的管理主義取向。從內容寫作看，多數教科書停留于泛泛而談的水平,對于中國行政管理原則、特點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學理和法律文本，沒有直面現實的問題和差距，公共管理學的實踐性與操作性沒有充分體現。具體說來，教材每一“板塊”或“要素”的內容,大致都是含義、特征、分類、地位、作用等幾個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無大差別。這種“標準化”現象緣于多數教材編寫者缺少從事公共管理的經驗和感性認識，所以簡單歸納概括、理論演繹的情形比較多，無法為公共管理實務者提供切實的指導。從敘述論證看，過于宏大敘述，缺乏事實資料支撐。翻閱國內樣本教材，幾乎很少看到來自行政管理實踐的調查、統計、案例、數據。比如關于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內容，大多停留于理論演繹，大多闡述西方政府間關系的歷史與現實和我國政府間關系的現狀與改革，而中央、省、市、縣、鄉鎮等各級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職權到底是怎樣劃分的？這些問題卻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決策,現行教材中所介紹的決策程序都是四個步驟或三個步驟,內容比較空洞，反映不了黨委領導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題通過對各研究主題的頻數統計，國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題如表1所示。再根據該研究主題的頁數的平均值、中位數、標準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據此來識別該主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這十大主題，我們不能只看其頻數的高低，更要結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導論”這一節，雖然是90%出現率，在教材中卻屬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組織理論”雖然頻次略低，從所占篇幅來看在教材中卻屬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這也反映了公共組織理論作為公共行政學的理論基石得到學界的一致認同。“績效管理”作為新興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熱捧，出現頻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與時俱進、貼近政府改革實踐。國內教材的研究主題按其頻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公共組織、行政領導、法制行政、政府職能、績效管理、政府改革與治理、政府倫理與責任、公共財政等等。兩相比較，國內外教材的研究主題大體相近，如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組織理論、責任與倫理、績效管理、政府改革與治理等主題受到學者的共同關注。此外，國內教材保留了一些傳統的行政學研究主題，如行政領導、機關管理、行政溝通與協調、行政權力等，還根據政府管理的變革突出一些新主題，如政府職能轉變、危機管理。但是“公共預算與財政管理”這門“顯學”還處于相對邊緣的地位；同樣地，對于政府間關系、戰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題仍顯研究不足。
筆者認為，好的教材要能指導學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學位的教育，因此筆者通過以下的兩個比較分析來檢驗現有的經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導學術研究和學位教育。一是與中美兩國的公共行政學博士學位論文的研究領域比較。因為博士論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質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學科研究的現狀與水平的直接體現。據學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論文的核心議題如下（其排列次序隨著國別、年度浮動）：行政理論、比較公共行政、雇員行為及發展、財政及預算、政府間關系、管理科學、組織理論及行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兩相比較發現，國內的博士論文聚集于行政理論、管理科學和政策分析，較大部分論文集中在對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較少涉及理論探索、檢驗和論證等基礎性研究,而對美國90年代博士論文新近出現的雇員行為及發展、財政及預算、組織理論及行為等核心議題關注不夠，研究不足。這印證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結論，國內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導研究生學位的教育，教材的編寫和博士論文的寫作脫節為“兩張皮”。而組織行為的研究，筆者認為將是公共行政學邁向科學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國博士論文從類似工作報告的對策研究走向強調理論驗證或推導,更為強調定量技術的科學研究。二是與學術界的研究主題比較。
學術研究成果主要呈現形式是期刊論文，通過統計分析中國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論文，大體可以獲知學者們關注的研究領域。何艷玲[9]的一項研究表明，我國行政科學的研究主題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學(包括行政倫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財政(9.8%)、行政組織職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決策、公務員制度與人力資源、績效評估（行政效率）、政府間關系等領域。兩相對照發現，學界的研究主題大體與國內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論文更注重實效性，緊跟“行政改革”，探討“政府間關系”，研究NGO回應社會問題，同時兼顧傳統的研究領域如政府倫理與責任、行政文化等。統計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軟肋。數據資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說明過去，解釋現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預測未來，卻難以前瞻性的規劃未來。正如登哈特所言，“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科學家們之所以無法產生恰當、適用的知識，是因為他們對實證主義的信奉，是他們把自己的學術活動局限在資料收集和統計處理上，從而只能得出經驗主義取向的理論”。[10]119基于研究主題頻數統計分析的結論也只是說明了學界過去和現在在做哪些領域的研究，卻不能指出我國行政學者在未來應該做哪些研究。根據轉型期中國公共管理的實踐發展和現實需要，筆者認為公共企業、發展中國家的公共行政、非營利組織與第三部門管理、社會政策與管理、公共信息資源管理、司法行政等這些出現頻率較低的研究主題恰好是我國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環節，尤其是公共管理視閾下的國有企業研究幾近空白，這是未來應該加以重視的研究主題。
四、公共管理教材的編著途徑
內容摘要:公共管理學科是在不斷克服“身份危機”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100多年的公共管理發展史使其呈現出學術繁榮與多元格局,這與公共管理思想流派的爭鋒有很大關系。本文從不同思想流派著手分析公共管理的發展歷程,明晰了公共管理理論的內在邏輯,以期為今后的研究提供參考與借鑒。
關鍵詞: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流派歸類與公共管理理論的歷史沿革
(一)公共管理原則導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學導論》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學原則》使公共行政學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著指導行政現象的科學原則;Max Weber(1978)的《論官僚制度》探討了現代組織原則與規范,發明了層級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學論文集》,深入探討了法約爾管理過程與管理原則。
首先為古典管理學派,該學派主要關注行政效率,尋求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與技術,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層面上進行科學研究及組織工作。該學派為公共行政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Taylor將科學引入管理領域,提高管理理論的科學性。Taylor(1911)在《科學管理原則》中提出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科學管理原則,并指出:“科學管理原則普遍適用于各種人類活動”。科學管理理論強化了人們對消除浪費和提高效率的關注,從而成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追求。
其次為行政管理學派,該學派從管理實務出發,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論和規則,作為管理者的行為準則。Henri Fayol的主要貢獻是開創了組織研究領域,拓寬了科學管理的研究領域。Gulick對行政功能和組織的規范與實證研究,并提出了一體化組織原則與行政七職能理論。James D. Mooney提出了組織四大原則,即協調原則、層級鏈原則、職能原則和職員原則,結合組織與原則分析。
最后為官僚制度學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論的產生與其歷史時代有著直接的聯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著高度結構化、標準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態等特征的行政組織體系,是強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夠達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對人類行使權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質疑的流派
20世紀30年代,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派理論受到了挑戰。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把組織視為機械形式,把人當機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組織結構和法律、法規的遵守。這是傳統公共行政學不可推脫的缺點。理性的挑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對“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對;二是認為行政原則本身存在邏輯矛盾。John 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論述了當時的情形:“現時的公共行政學理論也就是政治學理論”。這把原本認為政治與行政分離的傳統理論又糾纏在一起。
社會系統學派從系統、整體性等社會學觀點來研究管理,擺脫了傳統行政管理理論的缺陷,并試圖改造傳統的權威概念、創造出一種協調合作精神。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Mary P Follett(1937)最早系統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過程中人的問題,他通過對群體的心理因素的考察來分析作為民主群體基礎的“協商一致”機制的性質。
理性決策理論學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為分為“決策制定過程”和“決策執行過程”,并把管理研究重點集中在“決策制定過程”的分析。既豐富了管理學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質特點。理性決策模式提供了分析決策問題基本思路,同時也強調“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擴散流派
20世紀60年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原子能技術、空間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的利用和發展為主要標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觀上造就了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等理論的應用和發展,拓寬了管理思維,也促進了管理現代化,更是給行政科學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學的管理科學成為了一門融管理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理論、方法于一體的綜合性學科。公共行政學的研究也就從純理論轉型到結合應用的研究。
系統論認為任何組織都同其周圍環境相互聯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發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范圍。公共管理對于公共性的理解也從官僚制度和政府機構發展轉變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與社會其他組織之間的政治關系,以及注重組織工作環境對公共組織的影響力,政府被置身于社會外部大系統中,公共管理從制度定義發展為規范定義和組織定義。
系統管理學派是以系統為研究對象,研究自然、社會和思維領域中各種系統的運動規律并據此來認識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觀點是不同變量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一個變量的細微變化可能引起其他變量的重大變化。這種非線性關系增加了人們對組織認識的復雜性。受系統理論的影響,任何組織都被視為相互關系之中,任何變量都可能對其他變量產生影響。行政組織也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必須持續地與環境產生互動,并在適應環境變化的過程中處于動態均衡狀態。
行政生態學派,借用生態學研究生命體與其環境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行政系統與各種環境變量間的相互關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態的學者是哈佛大學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隨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態類型的發展連續體。行政生態學借用“結構-功能”方法來分析行政行為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為公共管理學開辟了新的領域,使其擺脫了那種抽象地討論行政原則的純理論作風,用生態觀點來考察行政是正確的認識路徑。
(四)公共管理價值重塑流派
歷史與科學的局限性導致了傳統的公共管理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術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義、價值、自由等內涵,也導致了公共管理學的價值危機。20世紀60年代,以Dwight Waldo等為首的新公共行政學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動,還大力提倡社會正義、自由、民主等價值,這也就突破了科學實證主義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與價值的復興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學:明諾布魯克觀點》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學產生于‘事態嚴峻、情勢緊急’時代”,它的產生本身就是為了解決問題。新公共行政學派的主要觀點在于:第一,由單純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成果和研究方法轉變;第二,拋棄“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與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連續或交融過程,開始重視政府管理中的政策問題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學由以效率研究為核心轉向更關注公平、責任和倫理等行政民主性價值取向的研究。
Gary Wamsley的《黑堡宣言》發表,奠定了黑堡學派的政府再造的獨特觀點。其強調,行政價值的重塑與社會變遷的推動都需要由“集體持有的價值、認知、態度以及行為等”改變,行政人員與官僚體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績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創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發生,除了尋找之身的歷史、傳統等淵源之外,時代的風云際會也可能成為其產生發展的土壤。公共選擇學派、新公共管理學、新公共服務、治理學派等學派的出現與不斷探索,極大豐富了公共行政學的內容和方法論。
公共選擇學派將經濟學的理論用于非市場的決策之中,它認為國家機關亦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參與利益的競逐。公共選擇學派以個人自由主義為基礎,關注個人利益,將人類社會分割為兩個市場:經濟市場與政治市場,它們都有著共同的特點,都受自生自發秩序的制約。該學派對于公共行政的啟示主要體現在:擴大公眾參與;最大化行政職能分權化;簡化行政程序與層級節制;徹底將公共行政經濟化,并進行可行性評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會公正為衡量基礎;對于公共部門的擴張、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組織的目的進行嚴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門的領導角色,將其界定為專家或技術人員。
20世紀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論在受到公共政策學科范式和企業管理學科范式的影響而在新公共行政學的基礎上形成。它更重視從經濟學角度來研究公共管理問題,在重視定性分析的同時更強調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門管理問題的解決為核心,采用經濟學理論和私人部門管理方法,創立一個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識框架。如:更加關注績效-激勵的行政模式,建立績效導向型的制度、結構與管理等行政原則;建立了關于政府設計和行政改革的國際對話和比較機制;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以及其他先進概念框架的綜合與啟發性使用。
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和現實求解,主要是針對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來的一種理論。該理論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場化與競爭化將導致公共利益與公民尊嚴的喪失,并試圖提出新的理論解釋和實踐工具來彌補這種趨勢所造成的惡果。它提出通過由公民與政府雙方的共同治理來提高治理的質量,并帶給社會更高的收益,這些都體現了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思想進步。
意義及啟示
公共管理流派紛爭,其主線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與行政
公共機構的任務,即政策的制定必須由政治家來完成;而行政者則貫徹執行這些政策措施,即所謂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盡管有學者對于政治與行政是否能分離表示懷疑,但二分法使得人們可以撇開政治條件與政治因素來把握行政的實質與意義,促成了對政治與行政邊界的認知。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部門改革發展使得政治與行政的邊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為公共部門采用了眾多的組織形式,政治勢力日益滲入行政領域。政治與行政界限的模糊導致責任處于游離狀態,使得傳統的政治價值難以追尋,并產生了許多問題。
公共管理學的前身是形成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公共行政學。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后工業社會的來臨，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論與實踐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涉及到公共管理的學科基礎、研究視野、理論主題、學科框架、知識體系、學科分支等多方面，出現了大量的新的理論成就。公共管理學的基本內涵是什么呢？也就是說，公共管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目前，該領域的學者有三種不同的看法：一是將公共管理學堅定地等同于傳統的公共行政學，而公共行政是指政府特別是執行機關為公眾提供服務的活動。二是把公共管理學看作是公共行政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是關于公共行政的項目設計、組織機構化、政策和管理計劃，經由預算系統的資源配置、財政管理、人力資源管理、項目評估和審計的應用方法論方面的總的看法。而目前國內外更多的學者則持第三種看法，即把公共管理學看作是一種不同于傳統的公共行政學和政策分析的新途徑、新范式或新的學科框架。廈門大學陳振明教授認為，公共管理學研究作為公共事務管理主體的公共組織，特別是政府組織的結構、功能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研究公共管理活動的過程及其環節（如組織、決策、溝通、協調、監控、評估等）；研究如何5應用人類所創造的各種科學知識及方法來解決公共事務的管理問題，以促進政府及其他公共組織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
2公共管理學與圖書館學的關系
當今社會隨著信息技術和經濟的發展，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各種信息機構迅速崛起，互聯網的便捷性和豐富性為社會公眾提供了很多獲取信息的渠道，圖書館已經不再是唯一的提供信息的場所。現代公共圖書館的發展正面臨著社會的變革，充滿了機遇與挑戰，既然公共圖書館屬于公共事務，而公共管理的核心要素是管理好關乎國計民生的公共事務，那么，可以這么說，公共圖書館有條件并且有必要與公共管理學相結合。將公共管理學的某些理論運用于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中，不僅能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并且能增加圖書館的社會影響力，提高圖書館的社會形象。
3公共管理學對圖書館理論的影響
近十年來，國內已經有一些學者和圖書館實踐者自覺學習和運用公共管理學理論，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比如，楊小玲，肖希明以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為依托，研究了“新公共管理與圖書館管理”的基本問題，提出新公共管理對轉變圖書館管理理念、定位圖書館管理職能、調整圖書館管理方法和提升圖書館管理效能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介紹了新公共管理理論在圖書館管理中應注意的問題，比如：在圖書館管理中，必須合理處理分權與控制之間的關系，優化組織結構、保障圖書館控制、協調部門間的溝通，避免產生新公共管理理論在政府改革中出現的機制裂化問題。比如：公共圖書館作為公益性組織，首先推崇的是圖書館的公益性，所以應該對新公共管理中對經濟價值的過分強調，忽視公平和正義這一缺陷進行批判的借鑒。劉海新運用公共治理理論探討了“圖書館治理研究”的基本問題，認為在當前的社會轉型期，“我國圖書館界將完成從單一主體管理模式向多主體共同治理模式的轉變”。宋曉蓉也運用新公共管理理論探討了圖書館管理的新理論與新方法，提出適當分權，改善圖書館的管理模式，變“縱向管理為橫向型、矩陣式管理”，引入企業管理理念和市場經濟觀念，并重視人才的培養。筆者以為，公共管理理論可以影響到圖書館事業管理，而且完全可以影響到圖書館事業頂層制度設計（包括圖書館立法）、圖書館組織行為、服務規范和服務標準的制定、圖書館事業發展與政府等各種社會關系的調整、圖書館績效考評、圖書館人力資源管理等各個方面。不僅可以影響到這些圖書館專門領域的實踐，而且也應該可以影響到圖書館專門領域的理論研究。比如，在全國政協第十二屆二次會議上某專家對記者提出“圖書館、博物館無條件開放是條歧路”。下文即以此為例進行簡要分析。首先，某專家通過記者公開傳播的這個觀點，是一個不科學、不正確的說法，文化部、財政部在2012年《關于推進全國美術館、公共圖書館、文化館（站）免費開放工作的意見》的原文是“公共圖書館、文化館（站）免費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指公共空間設施場地的免費開放，二是指與其職能相適應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項目健全并免費向群眾提供”，是“基本服務健全并免費服務”，而非“無條件開放”。其次，國家相關行政部門正是在履行自身處理公共事務的職責，結合中國目前綜合國力、公民閱讀需求對美術館、公共圖書館和文化館（站）行為進行治理，制定符合現代社會公平理念和圖書館本質理念的免費開放政策，調整隨之而來的各種社會關系，符合中國國情，符合中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基本要求。第三，“三館一站”免費開放，從公共政策層面確定了公共圖書館的公共物品屬性（目前條件下還屬于準公共物品狀態），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從這一點來看，公共圖書館免費向社會開放是正確的，旨在保障所有公民都公平使用公共圖書館資源的基本文化權利，滿足公共圖書館的公共物品屬性。這也就很好地解釋了杭州圖書館允許拾荒者入館閱讀（實際上國內大部分公共圖書館都是這樣做的）的行為和理念。再比如近年來的熱點話題之一是高校圖書館是否應該免費向社會開放，在這一問題上無非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應該免費開放，支持這種觀點的人將高校圖書館當作了公共物品，認為應該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征，所以必須向社會公眾免費開放；第二種觀點是不應該免費開放，持這種觀點的人普遍認為高校圖書館的主要職責是服務本校教師及學生，主要任務是支持本校科研與教學工作，不應該和公共圖書館一樣，免費開放；第三觀點是持中立態度，認為高校圖書館可以向社會公眾免費開放，但是需要建立一種嚴格的準入制度，以此既能區別于公共圖書館，又能更好地服務周邊群眾。這里面，同樣有著公共管理學的理論做支撐，比如公共物品理論，比如公共財政理論,所以說上述問題究其根本原因也是公共管理學問題，主要是政府投入不足，導致社會資源分配不均，所以才有人提出高校圖書館免費開放的問題。
4公共管理學對圖書館學專業人才培養的影響與拓展
這個問題，實際上是與上一個問題緊密相關的。圖書館學專業教育，本身就是應該結合圖書館實踐需求培養適用人才。盡管在國家現行普通高校本科和碩士專業目錄中公共管理和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屬于兩個平行的一級學科，但既然公共管理學已經影響到了圖書館事業的實踐與理論研究兩個層面，那么，公共管理學同樣可以影響到圖書館學專業人才培養層面，拓展圖書館學專門人才的培養目標、課程體系設計、課程教學內容等諸多方面。
4.1人才培養目標層面
無論是本科階段還是研究生階段的人才培養目標，基本上都是從知識學習、專業技能掌握及適于工作領域等幾個方面去設計。過去，由于專業研究思路過窄，以上幾個內容基本都僅僅從圖書館（頂多擴大到信息服務機構）角度進行設計。既然我們已經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公共管理學的影響，我們的專業人才培養目標也就要適當擴大，比如必須掌握的專業知識方面就需要增加公共管理學的內容，專業技能方面也需要增加社會工作的能力要求，而在適于工作的領域，也可以適當增加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其他部門。除了上面所說的幾個方面，在學生的專業人才職業素養方面，應該更多注重培養學生的職業精神和責任感。
4.2課程體系層面
除了中國大陸特有的公共課程以外，在學院平臺課程、學科平臺課程、專業方向課程、專業選修課程、實踐教學環節等方面，我們都可以添加適當的公共管理學及其相關的課程內容，比如“公共管理導論“”公共財政學“”社會調查方法”等。添加這些公共管理學的相關課程內容，旨在增加圖書館學專業學生的競爭力和思維靈活性，以圖書館學課程體系為基礎，適當地從公共管理學的角度設計圖書館學專業的課程體系，至少能使圖書館學更好地與公共管理這一實用性理論相結合，突出公共管理學對圖書館學的影響，在以后靈活地將公共管理學和圖書館學專業知識應運到工作實踐中，這也是突破狹窄的專業性的限制，開拓視野的一種教育改革方式。
4.3課程教學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