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03 16: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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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正反方、評委及觀眾在傳播中各自的角色
要完成一次基本的傳播活動,需要具備以下幾個要素:傳播者、受傳者、訊息、媒介和反饋。在一場辯論賽中,通常由正反雙方辯手、評委和觀眾組成。對于究竟辯論是如何成為一項傳播活動,而辯論賽中的主體又是如何與傳播的要素發生相互聯系的,將是筆者希望討論的主要問題。在一場辯論賽的比賽部分,正反雙方的辯手既是主動發出訊息的傳播者、又是訊息的接收者和反應者,構成一個傳播——反饋機制。辯論的雙方在辯題所要求的討論范圍內,將自己對于概念的理解、對于社會問題的認知、對于辯題的價值判斷通過陳述、反駁、質詢的方式輸出給對方辯手,而對方辯手則通過傾聽、記錄、回應等一系列程序對于對方的觀點提出反饋意見,在這一連串的互動活動當中,雙方進行意義交換和共享活動,并借此加深對對方的理解。正方和反方由于立場的限制必須在辯論場上針鋒相對,但就正反雙方與評委和觀眾之間的傳播過程而言,正反雙方不是分散地將各自的觀點傳播給評委和觀眾,他們之間是合作關系,而非對立的。例如,正反雙方對于同一個公共議題的不同角度的闡釋,提供的是兩種對于此議題的看法,正反雙方在交流和辯駁的過程中不斷地迫使對方更加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論點,這也使得作為受傳者的評委和觀眾能夠完整、全面地理解此公共議題。正反雙方是通過對抗性的傳播方式相互合作以共同達成認知自我、闡釋問題、探討真理的目的。正反方傳播給評委與觀眾的訊息包括以下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知識性的內容,二是價值性的判斷。知識性的內容是包含專業術語、相關理論及信息資源等中立的客觀的資料,其目的是為了使受傳者獲得知識上的增進和視野的拓寬;而價值性的判斷則是通過發表某一看待人生哲學問題的角度,以使受傳者獲得價值上的啟發和感染。通過上述傳播過程我們發現,辯手與觀眾和評委之間,是通過交流意義進行互動和傳播的。傳播學中的意義,是指人對自然事物與社會事物的認識,是人給對象事物賦予的含義,是人類以符號形式傳遞和交流的精神內容。m符號學的創始人皮爾士強調,傳播即觀念或意義(精神內容)的傳遞過程。因此,傳播時所進行的符號交換過程,實際上是意義建構和共享的過程。辯論賽作為一項口語傳播活動,正是通過符號來交流、交換意義并建構意義共享空間的過程。
1.2定義一共通的意義空間
定義一般是在辯論賽的第一個環節一立論中提出的、對于辯題中涉及到的概念的內涵和語詞的意義進行的簡要而準確的描述。對于不同賽制的辯論賽,定義權的歸屬也有所不同。在奧瑞剛賽制當中,正方擁有強制定義權,即雙方必須根據正方的定義進行辯論。而在傳統辯論中,雙方共享定義權,正反雙方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和己方的立場對于概念和語詞做出傾向性的理解。由于傳統辯論當中主辦方很少限定辯題背景和概念解釋,因歧義、含混或專業術語等的存在導致不同的概念理解時有發生,所以傳統辯論中的對于定義的討論在整場比賽中占據尤其重要的地位。所以本文以傳統辯論為例對于辯論賽的定義環節進行討論。先來看一個例子。在2001年國際大專辯論會的決賽中,正反雙方針對“錢是不是萬惡之源”的辯題展開辯論。正方對于“萬”字的定義是種類繁復、數量極多,反方對于“萬”字的定義是全部、一切。在正反雙方交鋒的第一個階段,反方一辯就向正方提出質疑:“世間上的惡可是成千上萬,難道用單一的錢就可以解釋所有的惡嗎?強盜殺人放火也許是為了錢,但難道今天家庭暴力、虐待兒童甚至種族大屠殺都是為了錢嗎?”,而正方二辯為了維護己方對于“萬”字的定義也提出了如下說法:“他們(對方辯友)告訴我說’《辭海》中萬是一切,可是我方也查過《辭海》,無論是《辭海》、《辭源》,還是《說文解字》,萬從來就沒有一切的意思.其實錢是萬惡之源,就是說錢能夠產生數量極多,而且品種繁復的惡行。”由上述案例我們可以發現,一般情況下在雙方正式開展辯論時第一個任務就是“確認定義”,一般由雙方的二辯完成,這個環節的目的在于雙方就對方立論當中所提出的定義進行再確認,并通過質詢的方式厘清概念的內涵、外延,承擔此工作的辯手一般被賦予兩個任務,一是尋找與對方定義的共識,并確定下來;二是針對雙方理解有分歧的部分,向對方和評委解釋為什么己方的定義是更有意義的或是更容易接受的。上文提到,辯論賽為辯手雙方與評委和觀眾構建意義共享空間,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對定義的討論和共識的達成,其最大的作用便是擴大傳播雙方的共通的意義空間。意義交換的前提是交換雙方必須要有共通的意義空間。共通的意義空間有兩層含義,一是對傳播中所使用的語言、文字等符號含義的共通的理解,二是大體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經驗和文化背景。所以定義與達成共識的環節是打通對于含混、多義、曖昧的語言符號的理解,是整個辯論傳播活動的基礎,只有建立在共通的意義空間之上的辯論,才是有意義的辯論。如果雙方對于辯題中的語言符號的解讀并不相同,而雙方又沒能在最一開始找到分歧并充分討論,那么整場辯論賽將會陷人不知所云的爭論中,雙方只能講自己準備好的辯詞念給對方辯手以及評委,這樣完全喪失交流、互動的辯論活動由于根本無法進行意義交換而使得辯論比賽成為一場演講比賽或者是辯論秀。
1.3規則——最大程度上消除傳播障礙
辯論賽作為一項競技活動,規則是其必不可少的一環。不同的賽制規則各異,但經過筆者分析,得出共通點如下:時間的限制。辯論賽規則對于每一位發言的辯手都有時間限制,并明確指出“時間用盡兩次鈴聲提示,發言必須停止”,并且,時間限制對于正反雙方同樣適用,正反雙方每一個環節的發言時間都是對等的。在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辯論中,我們經常會遇到對方講話滔滔不絕插不進話而失去表達機會,經常會遇到自己的發言由于被別人打斷而中斷表達,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交流由于年齡、身份、性別、個性、職位等的不同而無法保證傳播主體在地位上的平等,而辯論賽的時間限制正是提供了這樣一種平等的條件,讓阻礙平等溝通的因素對于傳播過程的影響減少到最小。質詢環節的設置。質詢是辯手對于對方辯題所提出的任意一個概念、論點、論據展開的詢問。一方只能問,一方只能回答,且盤問方有權力終止答辯方的回答。質詢是一個剝開對方對概念和語詞的華麗包裝以便更直接、深人地探討問題的環節,之所以要賦予質詢方以主動性和打斷權,則是為了保證整個問答過程按照質詢方的意圖進行。由于無法規定答辯方必須直面回答問題,所以只有賦予質詢方主動權,才有可能避免答辯方用含糊不清的語言蒙混過關或逃避問題。因而質詢環節的設置,是最大程度上避免語言符號的多義性和模糊性造成的傳播過程中的障礙,并在程序上限制辯手必須討論質詢方提出的問題,不跳出辯論的核心范圍。綜上,我們發現,辯論賽的規則設置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了雙方有平等的交流平臺,并且在各個環節上都試圖盡量減少語詞的含糊性以及辯手的惡意逃避所導致的傳播過程的中斷,因而規則的設置是辯論賽區別于非正式辯論的最重要的特點,也是辯論賽作為一項對抗性傳播活動能夠保證其傳播效果的重要基礎。
2結語
關鍵詞：新《刑事訴訟法》；刑事科學技術鑒定人；鑒定人出庭作證
中圖分類號：D91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4-0131-02
一、新《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
2013年1月1日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87條對刑事技術鑒定人出庭作證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因此，刑事技術鑒定人在工作中對故意傷害造成的重傷、輕傷案件；非正常死亡事件；、殺人、縱火案件；痕跡、物證的比對、檢驗等做出的相關鑒定成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據，鑒定意見是否客觀、真實、準確直接關系到作為證據的價值和能否被法庭采納。法庭上控辯雙方出于不同的訴訟目的，都要對刑事技術鑒定人出具的鑒定意見進行質疑，這就改變了過去由法官宣讀書面鑒定意見的模式，而是由法官通知刑事技術鑒定人到庭，證實其所做的鑒定意見是否客觀、公正、科學、真實，并回應控辯雙方對鑒定書中涉及的專業問題提出的質疑。因此，刑事技術鑒定人出庭接受質詢必將成為常態化，刑事技術鑒定工作將面臨新的挑戰。
二、鑒定人出庭作證現狀及原因分析
法律條文雖已構建了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但規定過于原則性，法規實施以來，司法實踐中尚有大量經過鑒定的案件在庭審中并無鑒定人出庭作證，不符合證據非經質證不可采信的規定。不僅如此，由于對鑒定人出庭作證缺乏操作性較強的具體規定和強制性要求，導致鑒定人不出庭作證已成為司法實踐的常態，鑒定人以各種理由拒絕法院的出庭通知，而法院也予以默許，甚至在實踐中很少發出要求鑒定人出庭作證的通知。筆者認為，這一現狀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法律對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的規定不健全。我國刑事訴訟法關于鑒定人出庭作證的規定僅屬原則要求，缺乏應當如何出庭作證、接受質證以及拒絕出庭的法律后果的規定。一方面，法律基于證據須經過查證屬實才可作為定案依據規定了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另一方面，法律卻在條文表述上許可了鑒定人也可以不出庭作證。此外，鑒定人出庭作證的程序規則和拒絕出庭作證的強制性措施亦是法律上的空白點，使得鑒定人出庭作證缺乏具體的可操作性措施，沒有程序上的制約，缺乏對未按時、按要求出庭的鑒定人的行為規制，無須承擔未出庭質證的法律后果。另外，法律未建立鑒定人出庭作證的保護和報酬求償規定，使得鑒定人空有出庭作證的義務而無相應的權利，鑒定人難免在繁忙的工作中產生不愿意出庭作證的想法。
其次，法院過度信賴鑒定意見。鑒定意見是法定證據種類之一，是鑒定人運用專業知識和技術對訴訟案件中的專門性問題做出的鑒別和判斷，非經質證不可采信。需要鑒定的都是訴訟中的專門性問題，一般人無法直接做出判斷，因此需要鑒定人利用專業知識和能力對其進行科學解釋。長期以來，法院和當事人都片面地認為鑒定結論是正確的，刑事訴訟程序強烈的公權力色彩使法官出于打擊犯罪的目的往往忽略鑒定意見的主觀因素，即使鑒定人未出庭接受詢問和質證也不會因此弱化鑒定意見的證據能力和證明力。鑒定人就是科學的法官，高度信賴鑒定人，導致“打官司就是打鑒定”這種觀點廣泛存在。在這種觀念下，鑒定意見作為鑒定人給出的結論本身足以說明問題，鑒定人出庭作證與否并不重要，與案件審理結果也無直接因果關系。這一誤區雖然隨著法律的逐步完善得以糾正，但徹底轉變無疑還需假以時日，需逐步完善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
最后，鑒定人不具備法律專業背景。鑒定人能解決鑒定問題，卻往往不具有法律專業背景。實踐中，遇到必須出庭的案件，許多鑒定人往往以工作繁忙為由，跟法院協商選擇以書面說明的方式予以變通，法院也大多許可這一做法。實踐中也偶爾會有提前打好招呼，希望律師不要在庭上“為難自己”，這些不嚴肅的行為均不符合法律規定。鑒定人出于對法庭上雙方“交戰”的未知往往對出庭作證存有畏難心理，也印證了現有法律對鑒定人出庭作證具體程序規定的缺失，導致鑒定人長期不重視出庭作證。
鑒于我國鑒定人出庭作證的現狀，要真正實現鑒定人出庭作證的規范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明確出庭作證的積極意義，做好相應準備工作。
三、出庭作證對刑事技術鑒定人的積極意義
刑事技術鑒定人有責任、義務出庭作證，鑒定人出庭作證的目的是維護法律尊嚴、保障公平正義，有效地維護所做的鑒定意見的權威性，同時，有利于鑒定人綜合能力的提高。
1.強化了鑒定人的證據意識：出庭時要面對很多非專業人員的提問，并且要解釋很多專業問題，這就要求鑒定人在做檢驗鑒定之初就要做到各工作環節嚴謹、周密，作為證據的鑒定意見需經得起各種不同角度的質詢。
2.專業知識水平和應變能力得以提高：鑒定人在出庭回答各類問題、質詢時，需要把專業知識以通俗易懂的語言講解、傳達給旁聽人員，這一過程在加深了自身對專業知識的理解的同時，也提高了自身語言表達和隨機應變的能力。
3.使鑒定文書制作更加規范：一份符合規范的鑒定文書是鑒定人專業素質的具體體現，因此鑒定文書必須措辭嚴謹、使用規范的法言法語，經得起控辯雙方的推敲、質疑。
4.鑒定人的出庭作證不僅僅是舉證的方式，更是刑事科學技術在訴訟過程中自身價值的體現，有利于對鑒定意見的客觀性、真實性、科學性的審查，也是刑事訴訟的必然要求。
5.鑒定人的社會地位得以提高：鑒定人以具有“專業知識”人員的身份出庭作證，通過控辯雙方的質詢，運用所具備的專業知識深入淺出地予以回答，體現出鑒定人的專業素養，當鑒定意見最終被法庭采納時，其權威性也必然獲得肯定。
四、如何提高刑事技術鑒定人的綜合素質
（一）做好相關培訓工作
1.設置專門課程對出庭鑒定人進行培訓，提高鑒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語言表達能力、法庭辯論能力。培訓內容應包括出庭作證的程序、出庭前準備工作、出庭作證時的語言表達技巧、禮儀常識、如何規避風險和相關法律知識，并設立模擬法庭，進行實戰演練。
2.選拔人才：在整體提高刑事技術鑒定人出庭能力的同時，要重點培養語言表達、應變能力強的民警充實到刑事技術隊伍中來。
3.親臨感受：多安排刑事技術鑒定人參加庭審旁聽，感受法庭控辯雙方陳述、辯論的氛圍，從心理上適應庭審環境。
（二）做好出庭前準備工作
1.法律知識的準備：作為鑒定人必須要掌握《刑法》、《刑事訴訟法》以及與鑒定有關的法律、法規條款，熟練運用這些法律、法規在庭審時能夠避免很多具體問題的爭執。庭審答辯時遇到與鑒定無關的問題時，就可以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不予回答。
2.鑒定材料的審核及與之相關材料的準備：確定出庭作證時間后，鑒定人要對鑒定書進行重新審核，從規范鑒定書格式開始，詳細推敲鑒定書的內容，對鑒定意見更要審慎把握。同時，對與鑒定意見相關的材料更要熟練掌握，做到了然于胸。做好書面的答辯材料，從多方面、多角度考慮庭審中可能出現的有關鑒定方面的問題，答辯時要語言簡潔明了，避免過多解釋陷于被動。
3.出庭作證必備的證件及法律文書：出庭時鑒定人的身份證明要準備好，即：身份證、警官證、專業技術資格證書、鑒定人資格證書等。并且要準備好鑒定書、檢驗鑒定筆錄、現場勘驗筆錄、檢驗鑒定依據的標準等相關材料。
4.熟悉可能被質詢的內容：鑒定人法庭作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陳述鑒定意見；二是回答控辯雙方對鑒定意見提出的質詢。在法庭上鑒定人應對質詢的問題變化多樣，回答難度較大，總的歸納如下幾個方面：一是鑒定人是否是鑒定機構所屬的鑒定人員、是否具備鑒定人資格和鑒定人是否具有所從事鑒定業務的素質和能力；二是鑒定意見的書面格式、鑒定人的人數、鑒定人的簽名或蓋章、鑒定日期等是否規范合法；三是鑒定檢材的提取來源是否合法、真實、有效；四是檢驗鑒定采取的方式方法是否科學、采取的技術手段能否保障鑒定意見的真實、客觀、正確；五是鑒定意見所依據的科學原理、學術理論是否正確。
針對以上這些可能被質詢的內容，鑒定人應當逐條寫出答辯要點，并且要擴展思路，以隨機應變，對沒有預知到的問題也能給予圓滿解答。
5.熟知出庭作證程序：鑒定人出庭作證主要有四個程序：一是法院出庭作證通知。鑒定書隨卷宗被提交到法院以后，法院確定開庭審理日期，鑒定人就會收到法院告知在規定的時間和地點出庭作證的通知書，要記清出庭的時間、地點，務必準時到達。二是出庭前的溝通準備。鑒定人要及時與該案審判長取得聯系，了解案件當事人及其律師對鑒定意見存在的疑問以及爭議的焦點，對在法庭上可能遇到的質疑內容有針對性進行預測和答辯準備。鑒定人的答辯材料應以鑒定意見為基礎，準備好所有鑒定意見所依據的有說服力的材料。三是出庭作證。當審判長宣布鑒定人出庭后，鑒定人走上證人席，經審判長允許后發言。宣讀鑒定書時吐字清晰、聲音洪亮，宣讀完畢后逐一回答審判長、當事人及其律師的質詢。四是鑒定人退庭。各方質詢結束后，經審判長宣布，鑒定人應當立即退出法庭，不得留在法庭旁聽對案件的審理。
（三）鑒定人出庭作證應把握的原則
鑒定人在法庭上應具備充分的自信心，相信自己的鑒定意見能夠經受住控辯雙方質詢并被法庭采納，這不僅是檢驗鑒定人的工作能力也是對鑒定人綜合素質的考驗。因此，鑒定人在出庭時要做到：
1.作為鑒定人在法庭上應當著整潔正裝，舉止文明得體，無夸張手勢及不良動作，運用普通話進行陳述，保證法庭的嚴肅氛圍。
2.審判長是法庭整個審理過程中的主持人，鑒定人所有的發言、回答問題都要舉手獲得審判長同意后才能進行。鑒定人必須做到服從審判長指揮，遵守法庭秩序。
3.鑒定人無論是對鑒定的講解還是回答控辯雙方質詢都要沉著冷靜，語言簡潔明了，不下絕對化的結論，留有余地，對鑒定過程和鑒定意見都有可遵循的法律來源，體現出鑒定意見的客觀、真實、科學。
4.鑒定人在法庭上要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緒，態度誠懇、平心靜氣，即使處在不利的情況下也不能暴跳如雷、言辭不遜。
5.法庭上經審判長允許鑒定人只就有關鑒定意見的相關問題進行回答，對與鑒定無關、超出鑒定范圍、審判長不要求回答的問題，一律不予回答，對一些無理糾纏的問題，應立即請示審判長給予糾正、制止。
6.對目前學術界尚無定論或者有爭議的問題，可以以“未經科學證明或確認不能作為評斷司法鑒定的依據”予以回答或者不予回答。
錄
論文摘要………………………………………………………………3
一、質證制度的基本原理……………………………………………4
二、質證在訴訟中的功能……………………………………………6
三、質證制度在不同訴訟環境中的作用……………………………7
四、質證制度在我國的實施情況……………………………………8
論 文 摘 要
刑事質證制度是我國司法制度中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對刑事質證制度的研究和剖析，有助于司法工作人員正確掌握，運用證據，準確查清案件事實，提高審判質量。本文首先對質證制度的基本原理——質證法律關系進行了分析，進一步研究了質證法律關系構成三要件即主體的范圍、客體的內容、以及內容所包涵的權利義務關系。其次，對質證在訴訟中的功能和影響作了簡要的論述，在不同的訴訟環境中，質證制度所發揮的作用是不盡相同的，并且針對法定證據制度和自由心證證據制度中質證制度的區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最后，對質證制度在我國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缺陷提出了建議，隨著審判方式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質證制度將最終成為我國刑事審判過程中用以審查、核實證據的基本手段，同時基于質證制度在訴訟程序中的重要地位，該制度的確立還必將引發相關的訴訟制度乃至司法體制的變革。
關鍵詞：質證法律關系
質證的功能
訴訟環境
質證，是指在庭審過程中由控辯雙方對訴訟證據采取說明、反駁以及交叉詢問等形式進行質詢，以確認其證明力大小的訴訟活動。關于質證，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7條有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并經過查實以后，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8條又進一步規定：“證據必須經過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否則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一、質證制度的基本原理——質證法律關系
法律制度一經確立后，即在相關領域形成了特定的法律關系。質證制度一經確立后，就在控辯雙方及相關的證人、鑒定人等接受質詢的人之間形成了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對該種程序上的權利義務關系，我們不妨稱其為質證法律關系。由于法律關系是法律制度在社會生活中的具體化，因此通過對質證法律關系的剖析，能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了解這一制度的本質。
對于一切法律關系而言，其都不外乎由主體、客體和內容三要件構成，質證法律關系也不能例外。因此，對質證法律關系的認識也就是對其所含的諸構成要件的認識。
（一）關于質證法律關系的主體。在質證活動中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是質證法律關系的主體。其范圍包括：1、檢察官和當事人。檢察官在提起刑事訴訟后即代表國家對犯罪行使追訴權，對被告人是否有罪有證明責任。因此，檢察官必須通過對各類證據進行質證，合理排除被告人無罪的所有疑點。當事人是指與案件的審理結果有利害關系的人。我國刑事訴訟規定的當事人包括被告人、被害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和被告。由于當事人與訴訟的結果有最終的利害關系，因此，當事人對訴訟的核心問題——訴訟證據應有質證的權利。2、辯護人和訴訟人。辯護人在刑事訴訟中有根據事實和法律，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應當減輕、免除處罰的責任，因此通過質證排除對被告人不利的證據是辯護人維護被告人權利的重要手段。訴訟人受當事人委托參加訴訟，在受托范圍內為維護委托人的利益，也應有質證的權利。此外，由于質證是一項對法律專業和訴訟技能要求較高的訴訟活動，因此，對于大多數當事人而言，要進行有效的質證是非常困難的。因此，作為辯護人和訴訟人的律師實際上在質證活動中要發揮比當事人更大的作用。3、接受質證的人。在以人證作為證據方法的場合，提供證詞的證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接受質證的人；如以鑒定結論、勘驗筆錄作為證據的，鑒定人、勘驗人是接受質證的人；如以物作為證據方法的，負責收集物證的偵查人員以及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持有人等與證物有關的人均有可能是接受質證的人；如以書證、視聽資料作為證據的，收集證據的偵查人員、以及該書證、視聽資料本身的制作者及其他等與證據相關的人員是接受質證的人。
對于未成年人能否成為質證的主體，法律上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由于未成年人能夠在其認知范圍內作證，因此，在其作證的范圍內應當有接受質詢的義務。如果未成年人作為被告人的，由于法律同樣賦予其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因此，其應有對證人及相關人員就證據問題進行質詢的權利。
審判人員能否作為質證的主體。對此，要從質證的本質和審判人員的職責進行分析。質證在本質上是運用質詢、辯論等對抗的方式來揭示證據證明力的活動，其最終的目的是為了說服審判人員采納某一證據為判決的依據。（注釋①）。審判人員的職責是對于質證的結果進行“認證”，即確認某一證據的證明作用。在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也會就證據的某些問題進行發問，但是這只能是“認證”權的延伸，其范圍只限在控辯雙方在質證的范圍內，未能表述清楚，或者審判人員未能聽清的內容。審判人員在證據調查過程中，應避免因頻繁的發問使自己卷入雙方所爭執的問題，這也是裁判權中立性的要求。盡管審判人員不是質證的主體，但是其對質證活動應有監督權和指揮權，以確保庭審活動有序、高效地進行。
（二）關于質證法律關系的客體。以訴訟的角度觀之，質證法律關系的客體也即是質證這一訴訟活動的訴訟標的。對于刑事訴訟的全過程而言，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是本案的訴訟標的。但對于質證這一特定的訴訟活動而言，其訴訟標的就是特定的，即：某項證據資料在訴訟中的證明力。通常情況下，凡是法律規定能夠作為證據資料的，都必須經過質證才能確定其證明力大小，并作為裁判的依據。對此存在例外的情況是：某些常識、顯而易見的事實、可以根據已知的事實簡單推理得出的結論等，無須經過質證就可以被裁判所采納。（注釋②）。此外，根據我國證據學的通說，訴訟證據必須同時具備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三性才能作為裁判的依據，因此，證據資料的證明力大小應由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所決定。因此，綜上所述，所謂質證法律關系的客體就是法律規定必須經過質證的證據資料的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
（三）質證法律關系的內容。所謂質證法律關系的內容就是控辯雙方和接受質詢的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這種權利義務關系是一一對應的關系，一方主體在行使質證權利的同時也就是另一方主體履行受質問義務的過程。這種權利義務關系主要體現在以下訴訟主體之間：
首先，在控辯雙方和證人之間是質詢和受質詢的關系。通常情況下，受質詢的人有回答控辯雙方提問的義務，除非法律規定，其有權對特定問題拒絕回答；其次，對控辯雙方而言，同時有對對方進行質證的權利和回答對方質詢的義務。
二、質證在訴訟中的功能
質證最基本的功能首先在于，通過質證能促使訴訟的雙方當事人積極參與案件的審理活動，有利于審判員迅速查明事實，為下一階段正確適用法律作好準備。其次，通過質證能促進社會糾紛的解決。無論是刑事訴訟還是民事訴訟，其本質上都是社會糾紛的表現。訴訟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化解各類有可能引起劇烈沖突的社會糾紛，以維持社會的穩定。因此，訴訟進行的方式就直接關系到糾紛能否被妥善的解決。對此，質證制度有著天然的優勢。通過設計良好的質證制度，使雙方當事人在訴訟的核心問題——證據問題上平等地發揮作用，既使是敗訴者，對訴訟的結果也較能信服。第三，通過質證，審判人員用以制作判決的依據將更多地建立在雙方當事人質證的結果上，同時最大限度減少審判人員在審核證據上的主觀臆斷，這將使判決更容易獲得社會的認可。
轉貼于 三、質證制度在不同訴訟環境中的作用
在不同的訴訟環境，質證制度所能夠發揮的作用是不盡相同的。在傳統的職權主義訴訟模式下，負責審判的法官對于證據的調查、審核擁有較大的職權，不僅調查證據的順序、范圍、方法，全由法院全權決定，而且關于何種證據證明何種事項，以及應提出的證據、應傳喚的證人、鑒定人，也由法院決定。同時，對證人、鑒定人的詢問，也由法院決定。甚至在起訴后，或在調查證據過程中，不僅關于是否有必要補充收集證據，由法院決定，而且法院在認為必要時，可直接收集證據。 在職權主義訴訟中，審判人員可以通過積極的調查取證，以掌握案情，質證制度的作用很容易就被削弱、甚至忽視了。相反的，在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下，審判人員相對于案件的當事人處于超然的地位，調查證據的權利義務，全屬于當事人。在庭審活動中，訴訟的雙方積極地通過交叉詢問的方式，對包括證人證言在內的各類證據進行展示和質疑，陪審團成員和法官則通過法庭審理而逐步接觸、了解整個案情，并形成自己的心證。在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下，以交叉詢問為主要方式的質證制度得到了極大的發揮余地。
此外，在法定證據制度和自由心證證據制度下，質證的作用也不僅相同。根據法定證據制度理論，每一種具有一定特征的證據，其證明力在一切案件中都是永恒不變的，因此，可以預先用法律規定各種具有不同特點的證據的證明力，法官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不必分析和判斷本案各種證據的真實程度和它的證明力大小，唯一的職責就是按照法律預先規定的各種證據可靠性的百分比，機械地計算和評價本案的各種證據，并且據此認定案件事實。 由于法定證據制度預先規定了各類證據的證明力大小，因此，對證據的審查、判斷主要是圍繞著證據的種類展開，因為區分了證據的種類，也就辨明了各證據證明力的大小。由此，質證的范圍受到很大的限制。資產階級革命以后，伴隨著辯論式訴訟取代糾問式訴訟所取代，在證據制度上也實現了從法定證據制度向自由心證證據制度的轉變。在自由心證證據制度下，法律對證據的取舍和證據的證明力不預先加以機械的規定，而由法官、陪審員根據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判斷以形成確信。因此，當事人想要在訴訟中獲得有利的判決，就必須在審判人員前面盡可能地對對方的證據進行批駁，動搖審判人員對其的信任。自由心證的證據制度不但為當事人對各類證據進行對質、反駁留下了很大的空間，而且對質證的技巧，尤其是交叉詢問的技巧，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由于質證畢竟要在訴訟的框架中運行，訴訟的環境對質證的影響遠不止上述的兩個方面。例如，為了保證質證的順利進行，就要求在司法活動中確立以“直接”、“言詞”審理為主的原則。所謂“直接”審理，即要求在法庭開庭審理時，審判人員、檢察官、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必須親自出席審判，有裁判權的審判人員必須親自從事法庭調查和采納證據。 所謂“言詞”審理，要求對法庭上提出的任何證據材料的調查應以口頭方式進行，不僅要以口頭詢問的方式對證人、鑒定人、勘驗人等進行調查，對物證的調查也應通過口頭說明，質疑的方式進行。任何未經直接、言詞方式質證過的證據不得作為判決的依據。（注釋③）。其次，為了保證庭審過程中質證能順利進行，控辯雙方在庭審之前最好能互相交換手中的證據材料，這不但可以防止法庭上的“不意打擊”，而且可以給控辯雙方予充分的時間為質證作好準備，以便其在庭審過程中展開有效的質證。另外，出席審理的審判人員是否對案件有最終決定權，原被告雙方是否有相應的水平，能否保證證人及其他相關人員親自出庭等等涉及整個訴訟環境的問題都會對質證制度的運轉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四、質證制度在我國的實施情況
（一）立法上，由于和國外的證據立法相比，我國的證據立法較為落后，這也反映到我國的質證制度上來。以刑事訴訟法為例，在1996年作了重大修改之后的刑事訴訟法僅在第47條原則性規定了：“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并經過查實以后，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對于物證、鑒定結論、勘驗筆錄等其他重要證據，法律僅規定，公訴人、辯護人應當向法庭出示物證，讓當事人辨認，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鑒定人的鑒定結論、勘驗筆錄和其他作為證據的文書，應當當庭宣讀。審判人員應當聽取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人的意見（《刑訴法》第157條），而沒有明確規定這些證據要經過質證程序才能作為裁判的依據。由此可見，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在質證方面的規定是不完善的。
針對刑事訴訟法的上述缺陷，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8條進一步規定了：“證據必須經過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否則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規定對完善質證制度無疑有積極的作用。但仍然沒有改變我國質證立法總體上缺乏的面貌。
（二）立法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在我國當前的司法實踐中，還缺乏一個能使質證制度有效運轉的訴訟環境。
首先，盡管修改后的新刑事訴訟法引入了英美法系當事人主義訴訟的成分，但在實踐中的實施情況并不好，其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我國的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之間的關系過于密切。把這種密切的關系帶入訴訟活動就產生了一系列問題。比如，法官在庭審前向檢察院借閱卷宗，在庭審中對辯護律師的發言進行壓制等情況的存在，就不利于質證活動的順利開展。（注釋④）。
其次，盡管我國擯棄了法定證據制度，同時在理論上也對自由心證的證據制度進行了批判，但是對于我國應采取何種證據制度，理論上和立法上卻陷入了模糊的狀態。盡管我國主張司法實踐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但是，要求訴訟活動完全再現過去發生過的事實，不僅事實上難以做到，其訴訟成本也會令國家難以承受。因此，實際上訴訟活動是圍繞著證據展開的。但是，對各類證據進行質證和審查認定是一項復雜，甚至是頗為微妙的工作。在某些時候，只有審判人員身臨其境，并依賴其主觀能動性，縱觀庭審的全過程才能在其內心形成某種確信。從我國古代的“五聽”，到西方的自由心證證據理論，乃至前蘇聯的內心確信證據理論都反映了訴訟的這一特點。我國在批判了西方國家的自由心證證據制度后，對其所包含的合理成分卻沒有充分地考慮和吸收。
上述問題在司法實踐中表現為兩個極端，一方面，由于強調“以事實為依據”，而事實問題往往依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偵查機關無外地把獲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作為偵查的突破口，審判人員也樂于以“被告人的供述”作為裁判的依據。因此，對于大多數案件而言，由于被告人在起訴前已經作了有罪的供述，審判人員對質證就不是很重視，這就導致了質證在庭審中往往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由于我國法律不承認自由心證的證據制度，因此，也就缺乏對審判人員的“心證”進行約束的規范和制度，這又導致了某些審判人員在審判過程中隨意“心證”，對當事人的意見不聞不問，這也限制了當事人質證的積極性。
第三，我國的訴訟制度沒有規定訴訟的原被告雙方要進行審前證據開示和證據交換。尤其在刑事訴訟中， 辯護律師在審前所能接觸到的控方的證據十分有限 ，這就極大地限制了當事人和辯護律師的質證能力。在正常情況下，面對在法庭上首次接觸的證據，要想組織有效的質證總是很困難的。
第四，我國的訴訟制度還存在另一個突出的問題，即案件的最終處理要經過不出庭的庭長、審委會成員、院長決定。由于出庭的法官未必對案件的處理有最終決定權，這就直接影響到控辯雙方對質證的積極性。
第五，當前我國的證人出庭率很低。這其中有很多原因，本文在此不作專門的討論。但顯而易見的是，證人不出庭，質證就很難有效地進行。此外，關于鑒定人、勘驗人、偵查人員出庭接受質證的比例就更低了。盡管嚴格要求每一個案件都傳喚所有相關人員出庭接受質證是沒有必要的，但對一些重大、疑難案件，仍然有必要強調相關人員都要出庭接受質證，以保證判決的公正性。
上述情況的存在不但直接影響了我國的質證制度作用的發揮，而且會給我國司法制度發揮其應有的化解社會糾紛的功能帶來不良的影響。在同一制度框架內，質證的功能被削弱的后果必然要以司法機關職能的加強為補充，而過分強調國家權力在訴訟中作用對促進糾紛的表面性解決可能是有作用，但是對于真正糾紛的解決是不利的。因為，如果司法裁判的內容不是建立在當事人的內心信服的基礎上，而始終要依靠國家的強制力來推行，那么其結果可能是在原有的社會矛盾的基礎上再增加新的矛盾——司法機關和訴訟的當事人的矛盾。要使訴訟的結果能更多的為當事人所接受，推行訴訟民主化、使判決可能對其產生有利或不利后果的當事人盡可能參與判決的制作過程或許是可行的。而完善的質證制度必將有助于上述目標的實現。
注釋：
1、參見：李心鑒著：《刑事訴訟構造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92頁。
2、參見：柯昌信
崔正軍主編：《民事證據在訴訟中的運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16~18頁。
3、參見：陳瑞華著：《刑事審判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第184~185頁。
4、參見：顧永忠著：《試論辯護律師的閱卷權》，載于陳光中
江偉主編《訴訟法論叢》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122~123頁。
參考文獻：
1、《刑事審判簡易程序研究》作者：武延平 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8年3月出版
2、《警察作證若干問題研究》作者：衛躍寧 中國人民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9年2月出版
3、《中德刑事案件不起訴制度比較研究》作者：崔敏 法律出版社 1998年8月出版
4、《刑事訴訟法》作者：何家弘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7年5月出版
5、《證據學》作者：樊崇義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一、審前程序改革的主要內容
審判方式改革的實質就是在現有司法體制下，建立一種高效的審判運作機制。而這種運作機制，其實質主要從程序入手。因為審判方式在內容上，會涉及到法官個體的審判技巧和藝術，而這些個性內容是很難成為法官共同的審判方式的。因此，審判方式改革的重點便首先放在程序上的改革。而在程序上的改革中，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
（一）庭前證據交換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38條規定：“經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可以組織當事人在開庭審理前交換證據。人民法院對于證據較多或者復雜疑難的案件，應當組織當事人在答辯期滿后、開庭審理前交換證據。”在審判實踐中，有幾種情形在庭前交換證據有利于提高庭審的效率。1.當事人多的案件，如必要共同訴訟的案件，由于涉案當事人多，其當事人的身份等基本情況應當在交換證據時就予以核實。這樣可避免在開庭時，因核實當事人的身份占用庭審的時間。2.已經有了鑒定報告，需要組織當事人對鑒定報告進行交換。通過當事人雙方對鑒定報告的質證，雙方無異議，其鑒定報告可直接作為案件的證據。當事人對鑒定報告有異議，又有較為充足的證據且符合法律的規定的，應當準予當事人重新鑒定。如果當事人僅對鑒定報告中一些瑕疵提出質疑，可在庭審中通過鑒定人的質詢和其他補救措施解決的，可在庭審中有針對性的解決。這種情形可不再重新鑒定。3.進行庭前證據的交換，可以使證據多的案件通過證據的交換和當事人對證據的質證，對無爭議的記入筆錄，這樣既可以鎖定證據，又可以使這些證據不在以后的庭審中再行舉證、質證，為庭審節約了時間，提高了庭審的效率。4.通過庭前證據的交換，對于一些法律關系復雜的案件，法官可以盡早理清法律關系，為以后對庭審的設計奠定基礎。同時也是法官預先發現主體是否得當，是否有錯列、漏列當事人等程序上問題的好時機。
（二）簡易案件的直接開庭
“直接開庭”，又稱為“一步到庭”，其實質內容都是一樣的。就是指法官不調查，按所確定的開庭時間，直接進行庭審的方式。在審判實踐中，對占民事糾紛案件80％的簡易程序審理案件作了大膽的改革，其主要內容是：1.除下落不明的公告案件、涉外案件、集團訴訟案件、重審、再審案件、案情疑難復雜案件等幾種類型案件外，均適用簡易程序審理。2.及時開庭。在送達起訴和應訴通知書時即確定開庭時間，如當事人雙方能及時通知到庭的，也可以在當天立案當天開庭。3.告知雙方當事人有答辯的權利，也可以書面和口頭在法庭上答辯。開庭后，確需要答辯的可以延期審理。4.在送達起訴和應訴通知書同時，送達舉證通知書，舉證期限至開庭前。
直接開庭的實踐，提高了審判效率。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1.15日答辯期限，不應適用于簡易程序，但現行法律未作規定。2.在送達上，電話記錄、短信息通知當事人應有法律約束力。3.簡易案件的劃分應采用普通程序案件排除的方法來劃分。4.簡易程序審理的規范運作機制，應進一步完善。
二、庭審的層次和重點問題
案件的庭審應當遵循一定的層次進行，這樣才能做到條理清晰、層次分明。有了條理和層次，庭審更加有序，對庭審功能的發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那么對案件庭審進行層次劃分有沒有規律呢？應當說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如在離婚案件的審理過程中，一般應當審理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婚姻的基本情況；二是夫妻發生矛盾的情況；三是夫妻共同財產和債務情況。這三個方面問題就是在審理離婚案件中一般應當審理清楚的案件事實。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一是對于同一類型的案件，庭審有其共同的層次結構。二是在審理過程中，對每一法律事實的審理應當遵循時間的先后次序和事件發生、發展、結果的先后次序進行審理。三是庭審是從單一證據到具有一定內在聯系的一組證據證明某一事實再到若干組證據證明整個案件事實的過程。但是庭審僅僅依靠案件審理的層次結構是不夠的，因為這種層次僅僅反映了案件庭審的一般規律，而每個具體案件有其自身的矛盾沖突。而這些矛盾沖突正是本案當事人爭執的關鍵問題。因此，法官在庭審時既要重視庭審的層次，又要找出雙方矛盾的焦點問題，才能充分發揮其庭審功能，及時查明案件事實。當事人爭執的焦點問題，往往不止一個，而有幾個。因此，法官在歸納焦點時要注意幾個問題：一是確系當事人爭執的主要問題；二是與案件處理結果有必然的內在聯系的問題；三是所歸納的焦點應有一定的概括性，在審理時給法官和當事人一些自由的空間；四是正確處理好焦點與案件整體事實的關系。有時焦點問題與該案的案件事實層次是一致的，有時又不一致，這時如何辦呢？這就要看雙方對焦點以外的案件事實有無爭議，有無案件證據加以證明。如有證據證明且雙方無爭議，法官可直接確認，無需庭審。但是如有爭議就必須進行審理，否則連案件基本事實都不清楚，無法裁判。因此，在強調以當事人主義為主、法官職權主義為輔的庭審制度的今天，法官對一些需要查明的事實，仍應當主動引導當事人舉證、質證，才能達到庭審的目的。在庭審中還應當注意發現各個焦點中最重要、最主要的問題，因為它是糾紛發生的主要癥結。庭審的重點就是要放在最重要的焦點上，把主要焦點審清，才能使當事人之間的紛爭事實更明確，使案件得到及時正確的處理。
庭審層次和重點體現了法官駕馭庭審的能力，而這些能力的培養，有待于司法觀念的更新。即庭審過程是對證據進行審理，通過采信的證據得出案件事實，該事實不等同于案件的客觀事實。民事案件審判的目的應當是解決矛盾，而不是去發現矛盾。通過審判最終調整當事人之間利益的平衡，達到維護社會正常秩序，實現法的公平正義價值的目的。
三、證據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
民事案件的庭審就是通過舉證責任的分配，引導當事人舉證、質證，通過法官采信證據反映案件法律事實的過程。因此，審判方式改革的實質內容就是如何運用證據規則進行庭審的過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為庭審中證據的運用制定了較為具體的規定。運用證據規則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證據時限制度。證據時限制度的設立，無疑為提高審判效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32條至第36條都是規定當事人舉證的時效制度的。簡易程序的舉證期限，人民法院可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確定舉證期限。只要當事人不提出延期舉證和書面答辯請求，人民法院便可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及時開庭審理，甚至于不要舉證期和答辯，均可開庭。根據證據規則的規定，當事人必須在舉證時限內向人民法院提交證據，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不提交的，視為放棄舉證權利。同時規定，對于當事人逾期提交的證據材料，人民法院審理時不組織質證，但對方當事人同意質證的除外。這些規定具有強制性，在審判實踐中，人民法院一定要嚴格掌握，不要隨意延長舉證期限。在規則中規定，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提交證據材料確有困難的，應當在舉證期限內向人民法院申請延期舉證，經人民法院準許，可以適當延長舉證期限。延長舉證期限是由當事人提出，且應當是因客觀原因導致舉證確有困難，而非是當事人意志原因。對此法院應當嚴格審查，然后確定是否準許。嚴格遵守舉證時限的規定保障了庭審的及時、順利進行，是提高審判效率的一個很好的制度。
（二）證明責任的分配。庭審的活動的實質就是當事人對證明對象按照證明責任的分配，運用其自身所掌握的證據進行證明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證明責任是舉證的靈魂，因為當事人的舉證過程完全是沿著證明責任的分配來進行的。從古代羅馬法明確提出的“誰主張，誰證明”到當今西方的自由心證制度，證明責任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實施，使證明責任進一步明確下來。該規則第2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這是一般性舉證責任分配制度，來源于德國的羅森貝克證明責任的分配原則。對于一些特殊的侵權損害的事實要件舉證，羅森貝克證明責任分配會使處于弱勢的當事人的權利難以保護，因此，對于一些特殊侵權的舉證責任，在現代許多國家都作了明確的規定，這樣便彌補了羅森貝克證明責任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同樣在一般證明責任以外作了一些例外性的規定。這就是對該規則第4條所涉及的八種特殊侵權和第6條的勞動爭議案件中的部分案件的舉證責任實行了證明責任倒置的證明責任分配原則。在庭審中，一般證明對象由誰主張誰舉證，提出反駁的就反駁主張舉證，有舉證責任倒置的按證明責任的特殊規定進行。這樣法官僅是居中，引導當事人雙方進行動態的舉證責任分配及舉證、質證，其時限限定在庭審過程中或者舉證時限內。
（三）嚴格證人出庭制度。《民事訴訟法》規定了證人出庭作證的義務，但是由于未規定拒絕出庭作證的強制措施，因此，大多數證人并未到庭作證。這就使書面的證人證言因無證人到庭接受質詢，從而真偽難辨，嚴重影響了庭審功能的發揮。《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53條至第58條對證人作證作了些原則性的規定，這有利于規范證人作證。該規則第56條明確了《民事訴訟法》第70條規定的“證人確有因難不能出庭”的幾種情形，除了這幾種情形外，證人均應當出庭作證，否則其書面證言不予質證。證人出庭作證一般應注意以下幾方面：（1）證人作證前的隔離。（2）審查核實證人身份以及告知證人作證義務。（3）證人的宣誓和保證制度。（4）對證人發問的程序。（5）證人作證筆錄的制作。目前證人出庭少的原因應歸結為證人保護制度和懲誡制度不夠完善。對證人的保護在我國現行法律中有所規定，但基本上是事后保護，對證人的保護應當擴展到事前保護。對證人的保護可采取以下方式進行：（1）證人身份保密制度，主要指較大利益爭議和矛盾沖突較大的案件。（2）對證人危險的安全保護制度。（3）對證人作證的妨礙排除制度。（4）證人經濟補償制度。應當要求申請證人出庭作證的申請人預交證人出庭的經費。證人經濟補償一般包括：工資或者因誤工而減少的收入、生活費、住宿費、交通費。如果難以核定，也可按當地國家工作人員出差補助的標準給付誤工補償。證人作證的經濟補償的具體承擔方式可按照以下情形來承擔：當事人所申請證人證言被法院全部采信的，其證人費用由敗訴方承擔；如部分被采信的，由當事人分擔；如未被采信的由申請當事人承擔。（5）對證人的懲罰制度。證人出庭制度在我國立法上已經有了規定，而且明確了是公民的一項義務。既然是一種義務，就應當是強行性規范，那么公民拒不出庭作證就應當有相應的法律來制裁。只可惜對于證人拒絕作證沒有相應的法律進行制裁。正因為長期以來缺乏對證人拒絕作證的制裁性法律規定，導致了證人拒絕出庭時對庭審造成了很大的妨礙，影響了司法公正。對法律規定可以以書面形式作證的以外的證人拒絕出庭作證的，可視其情節輕重給予訓誡、拘 傳、罰款、拘留、賠償損失的處罰。
（四）完善鑒定人出庭接受質詢和技術證人出庭制度。由于現代科技的發展和知識的更新，技術和科技領域的專業性很強，而涉及到科技問題的案件將會越來越普遍。當事人和法官對科技問題不可能有深入的了解，這就為對案件所涉及的技術性專業性問題的認識帶來了許多困難。為此，形成了鑒定人和技術證人出庭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59條規定：“鑒定人應當出庭接受當事人質詢。鑒定人確因特殊原因無法出庭的，經人民法院準許，可以書面答復當事人的質詢。”鑒定人出庭是一種強制性的義務，只有因特殊情況無法出庭的可以書面意見代替。這里的特殊情況，應當是非鑒定人主觀的，而是客觀條件制約且無法克服的，否則，鑒定人應當出庭接受當事人的質詢。由于鑒定結論具有很強的專業性，當事人往往很難理解，鑒定人出庭一是給當事人解答疑難問題，二是對當事人認為鑒定結論所存在的問題進行解釋。這樣通過質詢消除了當事人的疑點，同時也使當事人從中發現問題，從而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利。鑒定人出庭與否必須由當事人作出決定，如果當事人雙方都認為鑒定人無需出庭，當然可以不出庭，但只要有當事人提出鑒定人應當出庭，那么就應當在開庭3日前通知鑒定人出庭。
技術證人的出庭。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61條規定：“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由1至2名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員出庭就案件的專門問題進行說明。人民法院準許其申請的，有關費用由提出申請的當事人負擔。審判人員和當事人可以對出庭的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員進行詢問。經人民法院準許，可以由當事人各自申請的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員就有關案件中的問題進行對質。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員可以對鑒定人進行詢問。”這里的專門人員就是技術證人，但其費用由申請的當事人承擔有兩點質疑：一是技術證人的費用由申請當事人承擔可能會導致技術證人作證時的傾向性。二是既然技術證人出庭是為了使事實更清楚，維護公平正義，那么費用應當按責任合理分擔。
庭前證據展示，又稱庭前證據開示，其基本涵義是庭審調查前在控辯雙方之間相互獲取有關案件的信息，著重解決訴訟雙方之間的信息互給，是一種審判前的程序和機制，用于訴訟一方從另一方獲得與案件有關的事實情況和其他信息，從而為審判作準備。
公元16世紀，證據展示程序隨著英國衡平法的司法實踐開始出現。1938年，美國將證據展示制度規定在《聯邦民事訴訟規則》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英美等國的庭前證據展示制度又有了各自的發展。受英美法系的影響，不少國家也將證據展示制度納入本國的立法中。我國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尚未系統規定庭前證據展示制度。但刑事訴訟法對起訴程序的改革、案卷移送方式的轉變以及律師閱卷范圍的規定，引起了我國許多法學者對庭前證據展示制度的關注，庭前證據展示制度成為了刑事訴訟證據立法研討和刑事司法改革的熱點問題之一。江蘇、山東等地還在司法實踐中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和試點工作。
筆者贊同在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中設立庭前證據展示制度，并將其與我國目前實行的普通程序簡化審和刑事簡易程序相結合，作出了構想。根據外國經驗的學習和我國的具體司法實踐，筆者將庭前證據展示制度作如下的定義：
庭前證據展示制度又稱庭前證據開示制度，是指在人民法院正式開庭審理案件之前，檢察人員和辯護方人員相互向對方展示己方所掌握的證據，使雙方之間對對方的證據在開庭審理前都有全部的了解，庭審前未經展示的證據一般不得在庭審中出示并被采用為有效證據的制度。
二、庭前證據展示制度的具體設想
遵循維護訴訟公正，提高訴訟效率，保障被告人辯護權行使的原則，從司法實踐的角度，筆者將庭前證據展示制度作如下設想：
1、庭前證據展示的階段。庭前證據展示的階段為人民檢察院作出起訴決定后至人民法院正式開庭審理之前。之所以如此設想是因為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在這一階段中，辯護律師享有了全部的辯護權，可以查閱指控犯罪的證據并應當向公訴人員提供意見。在此階段進行證據展示，符合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基本精神。辯護方所取得的證據則在審查起訴過程中即可以向公訴人員展示，這樣有利于起訴決定的公正作出。當然也可以對等，辯護方人員也在作出起訴決定后，法院開庭審判前向公訴人員展示。至于在庭審中新發現的證據或者在首次開庭后新取得的證據，則可以在當庭或再次開庭前進行展示。因為前一種在庭審中新發現的證據一般數量較少。如果較大，則應當中止審理，對新的證據進行展示后再進行開庭審理。
2、庭前證據展示的地點。庭前證據展示的地點應在人民檢察院。我國刑事訴訟法改變了起訴方式，案件的證據和材料在開庭審理終結前由人民檢察院掌握，在人民檢察院進行庭前證據展示是適宜的。為了提高訴訟效率，簡便易行。不宜在人民法院進行。
3、庭前證據展示的方式和范圍。在人民檢察院作出起訴決定后，辯護律師可以閱覽全部案卷和證據，包括對被告人有利的和不利的全部證據，但是與被告人定罪量刑無關的一些工作材料和鑒于其他案件的偵查需要以及其他合理的根據，采用利益權衡原則，在不損害司法公正的前提下，需要保密的部分證據除外。辯護律師應復制全部需要向被告人出示的證據，并負責將這些證據向被告人出示。記明被告人對這些所有證據的意見后，辯護律師應將被告人對證據的意見和辯護律師本人對證據的意見和建議提交給公訴人員，由公訴人員將這些意見在開庭審理時提交給法庭，并將庭前證據展示的內容和雙方的意見向法庭予以綜合說明。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原因，對需要保密的一些證人的基本情況，辯護律師應根據公訴人員的要求不向被告人及其親友揭示。辯護方所取得的證據在記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意見后應向公訴人員展示。公訴人員對這類證據的意見也應向辯護律師說明。
4、庭前證據展示后的庭審。庭前證據展示后的庭審一般實行簡化審理。對經過庭前展示并取得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認可的證據無須在庭審中進行舉證、質證，只需要綜合說明即可，法庭在征詢被告人意見后可以直接予以確認。被告人對庭前展示的部分或者全部證據提出異議后，當庭又表示沒有異議的，法庭也可直接予以確認。反之，被告人對庭前展示的證據表示沒有異議，但當庭又提出否認意見的，則應對此有異議的證據仍按一般的舉證、質證規則進行。這樣，庭審的重點將集中于有爭議的事實和證據進行質證和辯論，從而突出庭審的抗辯色彩和提高庭審的效率。
5、違反庭前證據展示的制約措施。公訴人員和辯護方人員應遵守誠信原則，按規定向對方展示所收集的證據。對于違反庭前證據展示，進行庭上證據突襲的，在國外，法官可以采用命令展示、批準延期審理、禁止提出未經展示的證據以及法律懲戒、相應的經濟處罰等制約措施。在我國，可以采用法庭暫緩開庭，建議雙方進行證據展示，或者應一方要求批準延期審理等措施。最有效的措施應屬，規定除非有合理的根據并獲得法庭允許，未經庭前展示的證據，不得在庭審中出示，即使出示也不得被采用為有效證據。至于辯護律師違反公訴人員的保密要求，造成不良后果的，公訴人員可向律協提出對該律師的懲戒建議，構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責任。
三、庭前證據展示制度的重要意義
庭前證據展示制度的上述構想，有人認為可能與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相沖突。例如，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向被告人出示證據的主體是承擔公訴任務的公訴人員，控訴職能的承擔應由公訴人員負責，上述構想將向被告人出證的義務由辯護律師負責，這似乎是矛盾的。實際上，上述構想并沒有超越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的基本精神，作如此構想并沒有減輕或損害公訴人員的控訴職能。在上述構想中，控訴職能仍由公訴人員承擔，對控訴證據的確實性、充分性，達到提起公訴的要求和標準等，這些責任仍是由公訴人員負責的。即使是具體的出證操作雖然由辯護律師承擔一部分任務，但在庭審中，公訴人員仍有概括、總結說明的義務，向被告人出證的主體仍然是出庭公訴人員。
庭前證據展示制度的上述構想是在現行刑事訴訟法的框架內進行的，實行后將有如下重要意義：
1、有利于發現案件真實，加強審判的客觀性。
設立證據展示制度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有助于發現案件真實。“突襲不利于質詢”，證據展示就是為了讓事實本身，而不是突襲或訴訟、辯論技巧來決定審判的命運。證據展示制度可以讓訴訟各方都能在審判前對證據作仔細的調查和認真的審查思考，作充分的訴訟準備，在庭審中有針對性地對證據進行集中質詢和檢驗，從而有利于獲得案件的真實，加強審判的客觀性，較好地避免法官對控辯雙方某方庭審技巧的過分青睞，從而用事實和證據，而不是庭審技巧來影響審判結果。
2、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節省司法資源。
上述構想使證據在庭前得到全面展示，控辯雙方對庭前取得一致認識的事實和證據無需在庭審中進行重復的程式化的舉證、質證。同時，雙方在庭前充分知曉了對方所掌握的證據以后，使控辯的針對性增強，可以突出爭論焦點。這樣就使庭審繁簡得當，提高了訴訟效率，有利于節省司法資源。
3、有利于發揮律師的辯護作用，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
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后，對于律師的閱卷權引起了學界和司法實務界的廣泛關注，學界倡導庭前證據展示制度最初目的也在于保障律師的閱卷權，使被告人獲得充分的辯護。上述構想徹底地解決了這一問題，使辯護律師享有了充分的閱卷權，并且由辯護律師向被告人出示證據使被告人能夠充分知悉和審思證據，有利于其辯護權的充分行使。出證提前，有助于辯護方更好地進行辯護防御，也有利于提高律師參與刑事辯護的積極性，其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也得到增強。
4、有利于提高公訴案件的質量，體現司法公正。
庭前證據展示制度的上述構想，使庭前對等地互相地公開了全部證據。公訴人員可以在庭前能夠了解辯護律師收集的證據，改變了公訴人在“明處”，辯護律師在“暗處”的被動局面，使公訴人員能更全面地了解案情，有利于提高公訴案件的質量，體現公正原則。同時，由辯護律師向被告人出示證據，容易得到被告人的信任，使被告人可以感受到法律的公正關懷。
【關鍵詞】警察出庭作證;法庭應訴技巧;模擬法庭
一、提升人民警察出庭應訴技巧的必要性
首先，提升人民警察出庭應訴技巧是2013刑事訴訟法修改的現實需求。2013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對我國長期存在的“人民警察是否有必要出庭作證”這一問題做出了明確的答復，也使得我國刑事訴訟的運轉更加符合訴訟規律，因此隨之而來的第二個問題也變得十分緊迫，即如何有效提升人民警察出庭應訴技巧讓人民警察出庭作證制度真正落到實處。如果說人民警察出庭作證的必要性更為直接的體現在刑事審判的“直接、言詞”原則，那么提升人民警察出庭應訴技巧一方面可以彌補實踐中人民警察在刑事審判中出庭經驗不足的欠缺，另一方面人民警察出庭作證保障了警察出庭作證制度的落實制度，防止“注重出庭，輕視應訴”現象的發生。更具有現實意義的一點是，提升人民警察出庭作證技巧關鍵還是促進人民警察在庭審中擺正自身定位，轉變觀念，為法庭審判的權威性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其次，提升人民警察出庭應訴技巧是提高公安執法水平的重要推力。提升出庭應訴技巧主要是保障人民警察在出庭應訴的過程中能夠從容應對法庭，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客觀公正地接受控、辯、審等多方訴訟主體的質詢。但是需要認識到一個核心問題是，如果案件辦理存在較大失誤，在庭審過程中通過法庭技巧掩蓋掉了偵查工作的失誤是否提升警察應訴技巧的重點問題？由此問題可以看出出庭應訴技巧的提升是從如何幫助警察應對庭審為出發點，但是根本還在于要提高偵查階段的辦案質量，如果辦案質量不過關，再高的出庭應訴技巧也只能是稱之為“詭計”，經不起時間和歷史的檢驗。
二、阻礙人民警察應訴技巧提升的原因
首先，思想觀念尚未完全轉變。據筆者赴基層調研以及給警校生教學的情況中了解到，一種具有普遍性的觀點是對警察出庭作證制度還存在一些疑慮，對于提升出庭應訴技巧更加是尚未認識到也是警察職業技能的重要環節。
一方面可能是因為警察出庭作證成為法定義務在我國尚屬于新制度，還需要一段時間被基層接受和落實，另一方面提升警察出庭應訴的技巧的緊迫性認識不足。理念上的轉變是推進警察出庭應訴技巧提升的關鍵，廣大民警只有認識到提升應訴技巧不僅僅能夠進一步提升民警的法律意識和法律素養，另一方面也是從法律層面進行自我防御和保護、降低警察職業風險的有效技能。
其次，民警出庭作證相關配套性規定不到位一定程度上也阻礙了應訴技巧的提升。在我國探索警察出庭作證往往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法律規定不明確，二是配套性制度不到位。如今已經探討第二個問題更加顯得緊迫，配套性規定直接影響到警察出庭作證制度的落實效果，配套性制度嚴格來講是一項系統工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警察出庭作證的具體程序性規定，包括語言要求、著裝要求、行為舉止等等，還包括公安機關考核指標要求，是否將出庭應訴作為日常考核工作的一部分，第三個方面包括是否將出庭應訴技巧作為民警培訓的重要組成部分，民警沒有積極履行出庭作證義務是否會面臨相應的紀律性懲戒等等。
三、提升人民警察出庭應訴技巧的途徑
（一）深入學習新修訂的法律法規，轉變現有的執法理念和思路
我國訴訟長期存在的傳統就是警察往往在偵查工作中代表國家行使專門職權，是偵查權的行使者。在與當事人進行接觸的時候往往具有一種公職人員心態，是法律權威的維護者。但是當警察出席法庭以后，身份轉變為證人，面對平常工作中并不是經常接觸的法庭審理、交叉詢問流程，部分警察可能存在思想上的不適應。廣大人民警察必須通過對現有法律法規的學習樹立起出庭作證是每一個公民應盡的義務，人民警察作為一名執法者對與執行職務時的目擊情況以及對于收集證據的合法性進行證明是其應有的義務。客觀公正義務也是人民警察應當履行的職責，同時警察出庭作證也是規范公安機關執法、保障非法證據排除法則進一步貫徹落實的有效手段。只有廣大民警認識到了這一點，才會有針對性、有意識的找機會提升出庭應訴技巧，將法庭技巧作為其業務知識進行深入研究和闡述。
（二）加強業務培訓學習，盡可能獲得更多的出庭應訴經驗
警察出庭應訴技巧的提升除了轉變自身觀念以外，更加需要重視民警綜合能力的培養與提升。提升法庭應訴技巧是一項系統工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能力素質的提升。主要包括法律素養、應變能力、表達能力、心理素質等等。首先需要開設出庭能力專項培訓。如果單純依靠民警自身的不斷摸索逐漸積累出庭經驗、提升出庭能力。如此不但事倍功半，而且經驗積累的過程必將是一個不斷磕碰的過程，在積累足夠的出庭經驗之前，在沒有接受適當的培訓的情況下，人民警察很難順利完成法庭質證等程序，難免在法庭質證中因缺少經驗而處于不利之地。因此，警察培訓機構在重視對民警辦案能力培養的同時，不應忽視對人民警察出庭能力的培養。可聘請具有豐富出庭經驗的法官、檢察官以及律師開設培訓班，傳授其實戰經驗，避免在法庭上犯一些低級錯誤。
其次，注重出庭作證前的案前準備工作。人民警察在證明證據收集合法性來源的過程中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其中涉及的諸多科學技術方法和專門性問題需要偵查人員出庭進行進一步的解釋說明。如果出庭準備不充分，容易導致出庭效果不佳，給法庭審判造成一定困難。因此，人民警察出庭前應做好如下幾個準備：警察出庭前應當詳細了解案情，對當事人的概況、法庭爭議的焦點問題以及爭議發生的時間、地點等都要進行認真細致的了解。同時在對案情進行必要了解之后，人民警察需針對訴訟各方可能提出的問題收集相關法律條文，使質詢有理可循、有據可依，對于被問及的問題，都能以充分根據給予回答，從而增強出庭作證的效果。第三是擬定答辯詞，組織論證條理及語言在法律框架的前提下可在出庭前擬定一份答辯詞，其語言、文字力求精煉、層次分明、條理清晰，并重點突出要表達的觀點，將想要表達的思想觀點通過語言落到實處。
（三）加強制度保障，提高警察出庭作證的積極性
警察應訴技巧的提升需要以讓警察愿意出庭和敢于出庭為保障。首先需要明確警察出庭作證需要面臨的法律風險。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說明以及在執行職務作為目擊證人時人民警察需要出庭作證，但是并未規定人民警察沒有履行出庭作證應當承擔的法律后果。因此公安機關的內部紀律懲戒措施應當成為一個良好的補充，保障《刑事訴訟法》的執行效果。其次應出臺相關配套性規定，比如警察的法庭言論豁免權，以及警察證人的職業保密權、基于警察職務的拒絕作證權等等，都是確保民警出庭作證，保障良好法庭審理效果的必然前提。其次需要進一步為警察提升出庭應訴技巧設置科學合理的考核指標。數字化考核是一種合理的方式，但是在考查民警出庭應訴技巧時，應當設置相對寬松和有彈性的考核指標，一方面為民警認識到出庭應訴也是自己的本職工作，另一方面也要預防為了完成考核任務的出庭應訴。
（四）改進和提升公安院校模擬法庭的教學方式，充分發揮模擬法庭教學對預備警察法庭技能的促進作用
模擬法庭實踐教學是培養應用型人才的重要教學環節，是現代法學教育中常見的實踐教學形式，在模擬法庭教學中學生扮演訴訟角色模擬和參照現實中法院庭審方式模擬審判真實案件。模擬法庭以案例為媒介以法庭為平臺以庭審為內容以學生為主體有助于實現學生自我設計、自作、自我創新、自我提高的主體教學構思，有助于教授學生通過審判程序解決實體法律問題方法，掌握證據規則和法庭辯論庭審技巧以及法律文書寫作等職業技能。目前公安院校模擬法庭教學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重視庭審現場的演繹忽視模擬法庭的前期準備工作，強調審判流程的順暢而忽視對所演繹角色應變能力的提升。同時在案例的選取上如何進一步與公安實戰結合也是一個需要重點探討的問題。因此公安院校模擬法庭教學應當在案件選取上多花功夫，多深入調研，選取與公安實踐緊密結合的案例，尤其要將警察出庭作證環節進行現場演繹和模擬。通過警察出庭作證的演繹增強模擬庭審的真實性，提高參演人員的心里調適能力和應變能力，真正達到模擬法庭教學為培養應用型人才服務的目的。
（本論文為浙江警察學院2013校級課題《提升警察出庭應訴技巧若干問題研究》（項目編號20130628）成果。）
【參考文獻】
[1]邵晨曦.《司法鑒定人出庭質證能力優化的路徑選擇》 《犯罪研究》，2014年第2期
[2]馬柳穎.《模擬法庭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及其解決路徑》 《高教論壇》，2014年第4期
1中國大學生政治參與的現狀與意義
1.1大學生政治參與的意義大學生政治參與在理論和實踐中都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和重大的社會意義，主要可以概括為兩方面：其一，政治參與是大學生政治社會化最通常和廣泛意義的實現。青年期是個體成長過程中政治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形成的重要時期，大學生就讀期間是其獲得政治意識、信仰、知識、情感、能力，逐步樹立政治觀的過程；是掌握社會政治規范，形成政治態度，不斷提高自身政治素質，進而成為符合主流社會政治要求的社會成員的過程［3］。其二，擴大政治參與是國家政治民主化對大學生提出的必然要求。作為國家的棟梁之才，大學生群體積極的政治參與，將會帶動全社會廣泛和普遍的政治參與，從而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養和民主意識，全面促進國家的民主政治發展。政治參與最大的政治功能在于影響政府的行政和決策，使之盡可能地照顧到社會各階層的不同利益，使國家政治體系的舉措避免或減少對“公平性”的可能偏離，以提高政治體系的穩定程度。亨廷頓等［4］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了公式：政治參與／政治制度化＝政治動亂，說明政治制度化不良、政治參與無序都會造成社會政治的不穩定。筆者認為，從另一角度講：社會發展∝政治參與×穩定的社會政治，即在社會政治穩定的情況下，提高公民的有序政治參與將會促進社會發展，同時產生大量的社會精英。
1.2當前大學生政治參與的現狀國內理論界從20世紀80年代末便開始了對政治參與的研究和探討，近十年更是對大學生政治參與現狀進行了大量的問卷調查，然而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參與”依然是一個罕有人提及的理念。大學師生對于公民政治參與的基本知識相當缺乏，對于政治參與的途徑、渠道、方式方法所知甚少，甚至有些根本沒有聽說過“政治參與”術語。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急需加強該領域的研究，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著手，尋求對大學生進行相關教育和培訓的有效途徑與方法。各地問卷調查數據經過綜合分析，得出的結論比較一致，認為當前大學生政治參與存在以下特點：其一，大學生政治參與的主流積極向上，同時存在政治情感冷漠。大多數大學生政治參與的意識比較強，能主動關心時事動態，但也有一部分大學生政治情感冷漠，政治興趣缺乏，忽視自己的公民權利和義務，更不重視自己所應承擔的社會政治責任。其二，大學生政治認知與實際的政治行為不協調。盡管他們有較強的參政意向，但政治素養不高。表現出理論基礎薄弱，缺乏相對專業的政治理論知識，政治認知模糊，往往在認知層面選擇與實際行為之間存在差異，政治情感不穩定，政治態度不明朗，實際參與能力較低。其三，大學生政治參與動機多元化，個人本位主義趨勢日益顯著。由于市場經濟體制和資源利益分配機制對人們的價值觀造成沖擊和影響，造成大學生中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的蔓延［5］。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應積極推進大學生政治參與
與中國的思想政治教育相類似，美國的社會教育、德國的政治教育、法國的公民教育也是對青年學生進行思想政治和品行的教育。西方社會通過大量的實證研究，在法制建設、課程設置、行為參與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不斷完善政治認知、政治認同和政治參與這三個政治教育中的基本概念和關系層面［6］。綜合考慮，筆者認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應在以下幾個方面促進大學生政治參與。
2.1全面提高政治參與的意識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應充分認識到培養大學生政治參與的責任與義務，著力加強政治參與的宣傳、學習和教育，將其作為黨政、團學、學工的關注議題，體現在日常工作中，落實在教學、實踐、思想教育等各個環節，并逐步列為評估高校對社會貢獻和學生政治社會化的考核指標。
2.2加強政治認知、政治認同教育
從概念的辨析中，本研究認為政治參與屬于行為范疇，但這些具體的行為必然受參與者的政治認同支配和政治認知左右。加強文化通識教育、豐富政治理論課程，是明確政治認知，堅定政治立場，提高政治辨別能力，提高政治素養的基本要求。開展豐富的文史哲美倫理等文化通識教育，可以培養大學生的道德觀、歷史觀、社會責任感，提升其政治素養與人文涵養。中國傳統文化蘊含了巨大的潛移默化的政治教育功能，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及“位卑不敢忘憂國”等思想，可以激勵大學生的政治參與熱情。而儒家學說中的“仁政”“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思想，則體現了“以德治國”“以人為本”“為人民服務”的理念。一個具有豐富人文底蘊的人，通常也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從政治學角度看，該個體必然有著強烈的政治情感，理智的政治認同，積極的政治參與意識，達到了政治社會化的目標［7］。另外，還要強調公民責任意識，形成政治態度。公民政治參與制度是國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思想政治理論課應加入政治參與的內容，加強憲法教育，加深大學生對公民基本權利、公民基本義務和公民社會政治責任的認識。大學生作為社會群體中的精英，更應具備現代文明的法制意識和民主精神。
2.3重視政治參與技能，培養公民政治意識
堅定政治立場、提高政治素養，引導大學生有意識地關注時下的政治熱點問題，并努力提高認識的全面性、準確性。政治體制確定以后，政治參與的形式和手段很大程度上屬于技術性和方法學范疇。政治參與涉及每個公民，要設置一些指向明確的政治參與行為學的教育環節，注重政治參與實務技巧訓練，諸如行政管理的技能技巧、常用法律文書常識、信息獲取與訴求傳遞、選舉和被選舉、辯論詰問與質詢聽證、有序政治參與的途徑和方式、公務員法規等實務課程和訓練，使大學生充分了解和掌握政治參與的知識、程序、渠道和方法，學會合法行使權力，了解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如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合理合法捍衛利益的權力，反對社會腐敗的權力，遵守法律的責任，伸張社會正義的義務，必要時應征服兵役的義務等。政治理論要結合社會實際，培養學生具有愛國主義的情懷，用民主、法制的精神，理智辯證地審視社會矛盾，客觀全面地分析和判斷政治問題，喚起政治興趣，掌握政治知識，提高參與社會政治活動的能力。
2.4營造政治參與環境
大學校園文化是課堂教育的有益補充和延伸，參與各項實踐活動，可使大學生檢驗和修正自己政治思想和理論，產生新的感受和認識，不斷形成自己的政治認知，提高政治參與的能力和技巧，完善政治人格。大學生本著政治參與的意識深入社會，結合社會現實調查研究是很好的形式。通過調查走訪，查閱資料，分析歸納，學生可以學會綜合、質疑、批判、分析、創新和實證的科學精神，實事求是，深思熟慮，客觀公正地作出政治判斷，給出相應建議或反應。盡管目前大學設有軍訓、學習參觀、社會調查、大學生村官計劃、志愿服務、公益活動、生產勞動、勤工助學等實踐教學環節，這些例行實踐過程論及廣度和深度是不充分的，社會和大學要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實踐鍛煉機會。學校要以培養政治參與實踐的態度讓大學生參與學校各項管理，關心學校的發展計劃，關心社區發展情況。設立校長信箱、校長熱線、校務公開日、領導接待日、后勤監督委員會等，傾聽學生的訴求，提高學生的參政地位，關切校務管理的途徑和方法，都是讓學生在校園里踐行政治參與，養成良好的習慣和理念，避免非常態的極端化做法，是對未來關心國家事務和社會公益的前期準備和鍛煉。在校園內可以創建一些模擬的社會管理模式，例如辯論會、模擬施政演講與質詢會、聽證會、網絡交互論壇等，有意識地為政治參與鍛煉服務。要引導政治意識、組織管理、行政能力、工作作風比較突出的學生骨干學習和依法實踐政治參與過程，假以時日，他們將是未來的國家英才。要為其創建實踐平臺，發揮各種學生社團的作用，擴大政治參與面。基層民主是政治參與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完善機制，調動學生熱情，在校園范圍內開展合理、合法、合規的團學干部和社團干部競聘上崗制度，培養大學生發表自己的施政主張、詰問對手和上任承諾的能力，也養成接觸群眾、兌現承諾的習慣。這種模擬政治選舉的活動，既可以鍛煉有政治意向的學生干部，也可以使學生得到作為選民的政治體驗和人生經驗，對未來參與正式選舉和被選舉是一種預演和準備。
2.5發揮社會政府職能
支持和鼓勵大學生政治參與應是各級政府的職責，政府和社會應當疏通信息渠道，特別是利用互聯網功能，將聽證公告信息聯通高校；廣開參與門戶，為大學生政治參與營造和諧良好的參與環境，歡迎大學生參政議政。政府的招標會、聽證會、法庭庭審等涉及社會公開公正公平的形式，應向高校開放旁聽，讓大學生了解政府或政府機構如何行政管理，公民政治參與的權利是否得到保證，參與的方式何為有序。長期以來，多處高校所在社區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與大學生接觸甚少，應當改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脫離選民的狀況，社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應定時按約與大學生選民溝通，如開通網絡議事，以了解他們的訴求，解釋他們的疑慮，解決他們的問題，這是一種真實體現的政治參與過程。要鼓勵大學生自覺地投身政治參與，上通“天氣”，主動學習領會黨的政策方針；下接“地氣”，積極下基層進社區，習慣與群眾結合，習慣面對挑戰，習慣參與競爭，習慣接受監督，習慣保持誠信，習慣恪守廉潔，習慣為民施政，習慣兌現承諾，習慣承受來自于公眾的壓力。使大學生樹立起“我是國家未來管理者”的觀念，樹立起“我是國家棟梁”的自豪感。
3結語
Abstract： In view of college students， lack of interest in mathematics study， and poor ability in the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 a "3W" teaching mode is constructed， whose main line is "what"， "why" and "how". Finally， it gives some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teaching mode in college mathematics teaching.
關鍵詞： 大學數學；教學模式；數學問題
Key words： college mathematics；teaching mode；mathematics questions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25-0211-02
0 引言
對理工科的學生來說，大學數學一方面培養學生的數學思維以及邏輯推理能力；另一方面是進行后續專業知識學習、實際問題處理、培養創新能力的重要載體[1-3]。然而目前許多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不高，對數學望而生畏，學習數學是不得已而為之，覺得好像沒有什么用處。作為在教學一線工作的教師，我們也深有體會，很多學生對數學課沒有興趣，上課睡覺、講話，遲到、曠課現象更是屢禁不止，考試一塌糊涂，不及格率屢創新高，有些班級的不及格率甚至超過50%[4，5]。這樣的情況不僅打擊了學生少有的興趣和自信，也打擊了老師的教學積極性，對教與學都是一個惡性循環。反思我們的教學模式[6]，由于課時緊，教學任務重，數學教學多是采取“填鴨式”的教學模式，教師滿堂灌，學生疲于記筆記，很多知識或是難以在課堂消化吸收，或是課堂上勉強聽懂而課后沒有及時鞏固很快遺忘。客觀的說，傳統教學模式在提高教學效率，完成教學任務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優點，但也至少存在以下兩個問題：
①以教師為主體，以“教”為中心，而學生被動地接受，忽視了學生“學”和“思”的主動性，學生難以充分發揮主體性和創新性。
②以滿堂灌輸理論知識為主，忽視了對應用數學原理解決實際問題的實踐教學，學生難以將所學知識轉化為應用能力。
針對上述問題，本文提出以“設疑（What）”、“質疑（Why）”和“釋疑（How）”為主線，構建一種既符合學生的個性心理發展規律和認知特點，又易于操作的“3W”教學模式，該教學模式對發揮學生的主體性和創新精神、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和應用數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義。
1 “3W”教學模式的內涵
所謂“3W”教學模式是指在教師的引導下，從學生熟悉或感興趣的問題出發，借助“設疑（What）”、“質疑
（Why）”和“釋疑（How）”（簡稱“3W”），使學生參與到課程教學中來，進而在教學過程中收獲數學知識、思維方法，以及技能技巧等，并將數學知識應用到解決實際問題中去。通過這種教學模式對學生進行培養，進而使學生建立起數學問題意識，培養學生發現、提出數學問題的能力，增強學生運用數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通過在解決問題中獲得的成就感，進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促進學生思考，在實際的課堂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將“以問題為紐帶”的教學模式展現在數學課堂教學中。“3W”教學模式的具體過程如下：
首先，要善于設疑（What），即是要善于提出問題。好的疑問是“3W”教學模式的關鍵。設疑不僅要在問題中蘊含著與教學緊密相關的數學思想，還要激發學生對學習產生興趣，促進學生積極思考。通常情況下，設置問題要自然，時機把握要到位，問題要貼切且能夠引起學生的興趣。通過對這些問題的分析、討論和解決，使學生逐漸獲取教學大綱中要求的數學知識，同時也培養學生用數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其次，積極引導學生質疑（Why），即質詢、辨析疑問，通過對問題進行討論、爭論、辯論，引導學生對問題進行分析，進而建立數學模型。通過質疑，引導學生對問題中的數學思想和原理進行積極思考和探討，進而鞏固和強化學生對數學知識的理解和掌握。
第三，進行釋疑（How），即解決問題。討論分析之后，由教師對問題進行揭示性講解和分析，揭示問題的方式要深入淺出，使學生掌握問題中潛在的數學知識和原理，進而對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行培養。“3W”教學模式如圖1。
2 “3W”教學模式在大學數學中的應用舉例
例如，在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的教學中，可以利用“3W”教學模式進行教學。例如，在講授古典概型中的占位問題時，可以設置如下的問題：“在座的100位同學中，我幾乎可以斷定至少有兩人的生日是相同的。”這個問題與直覺判斷并不一致，同學聽了該問題之后都產生疑問，大家迫不及待地想弄清楚其中的原因，從而達到了提高其學習積極性的目的；其次，引導學生積極質疑，即質詢、辨析疑問，通過對問題進行討論、爭論、辯論，引導學生進行積極思考和探討，構建至少有兩個人生日相同的數學模型，挖掘隱含在該問題后面的數學原理，進一步加深對知識的理解和掌握。再次，由教師進行講析、釋疑。教師在大家討論的基礎上，通過分析事件，建立樣本空間和概率模型，最后求出64人班級中至少有兩個人生日相同的概率為0.997，在100個人的班級中至少有兩個人生日相同的概率為0.9999997，幾乎是個必然事件。從而讓學生明白隱藏在這個結論后面的數學原理。
再如，在教學中極大似然估計法是重點，同時也是一個難點。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我們采用了3W教學模式，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效果。
首先是設疑（What），也就是引入似然估計的原因。矩法估計的優點是直觀、簡便，在求解母體均值和方差的矩估計時，并不要求了解母體的分布；但是，它的不足之處是：柯西分布等對母體原點矩不存在的分布不能用矩法估計，另一方面它也沒有充分利用母體分布f（x；θ）對θ提供的信息，怎樣克服這些缺點呢？為此，我們引入極大似然估計法。然后通過質疑來回答，什么是極大似然估計。
通過讓學生討論問題，讓學生產生質疑（Why），例如：某同學與一位老獵人一起去打獵，一只野兔從前方竄過，兩人同時舉槍射擊，野兔中了一槍應聲倒下，試推測野兔是誰打中的？大家通過討論，絕大部分同學推測野兔是老獵人打中，其實這就是極大似然估計原理：一個隨機試驗如有若干個可能的結果A，B，C，…，若在一次試驗中，結果A出現了，那么可以認為實驗條件對A的出現有利，也即出現的概率P（A）較大。也就是在已經得到試驗結果的情況下，尋找使這個結果出現的可能性最大的那個θ值作為θ的估計■。而似然函數其實就是已經發生的事件在理論上的概率，極大似然估計就是要尋找一個■，使得當θ=■時，似然函數取最大值，即已經發生的事件在理論上的概率達到最大。
根據極大似然估計的原理，解釋各種極大似然估計方法的步驟、原理：如微分法，定義法，比值法等（釋疑（How））。在以往極大似然估計法的學習時，不少同學只是機械地記憶極大似然估計法的常規解題步驟：①求似然函數：②取對數；③求導；④解方程得■，而在遇到一些特殊問題時就會變得無所適從。究其原因，是沒有理解極大似然估計的原理和精髓。因此，在講解各種極大似然估計方法時，重點從極大似然估計的原理出發，解釋產生各種估計方法的原因，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最后，引導學生提出兩個新的問題，如：由矩估計和極大似然估計得到估計量是否總是一致的？若不一致，如何判斷估計量的好與壞？進而為下次課的學習進行設疑。
事實上，類似的可用“3W”教學模式教學的例子在大學數學的教學中還有很多，由于篇幅有限，這里就不在再述。
3 結語
總之，大學數學教學目標的實現依賴于師生雙方共同努力，需要充分調動雙方的積極性。在教學活動中，教師通過采用“3W”的教學模式，不是對學生進行既有知識的灌輸，而是借助事先設置的問題鏈，激發學生的求知欲，使其產生學習的興趣，在教師的指導下，幫助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在教學過程中，這種教學模式將傳統的傳授知識的過程轉變為學生探究知識和培養思維能力的過程，使學習過程既有趣味，又有研究性和探索性，把學生從被動的聽、記、模仿的狀態轉變到了主動地研究、探索、創新的層面上。“3W”教學模式在大學數學中的運用對提高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加深對數學知識原理的理解，培養學生應用數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提高學生創新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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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溝通中的四個禮儀：
銷售溝通中的禮儀1、把握提問的時機
提問的時機包括以下幾方面的要求：一是當對方正在闡述問題時不要提問，打岔是不尊重對方的表現;二是在非辯論性場合應以客觀的、不帶偏見的、不具任何限制的、不加暗示、不表明任何立場的陳述性語言提問。有些領導在開會一開始就講：關于這個問題我們的立場是請問大家有什么意見?這項計劃基本上不再作什么更改了，諸位還有什么建議等等。這種過早帶有限制的提問，往往給人以虛假的感覺，人們會認為既然領導已經決定了，自己表態還有什么意義呢;三是在辯論性場合要先用試探性的提問證實對方的意圖，然后再采用直接性提問方式，否則提問很可能是不合時宜的或遭致對方拒絕。如談判者可以說：我不知自己是否完全理解了您的意思。我聽您說您是這個意思嗎?如果對方肯定或否定，談判者才可以說：如果是這樣，那么您為什么不同意這個條件呢?等等;四是有關重要問題要事先準備好(包括提問的條件、措辭、由誰提問等)，并設想對方的幾種答案，針對這些答案設計好己方的對策;五是對新話題的提問不應在對方對某一個問題談興正濃時提出，應誘導其逐漸轉向。
銷售溝通中的禮儀2、要因人設問
提問應與對方的年齡、職業、社會角色、性格、氣質、受教育程度、專業知識深度、知識廣度、生活經歷相適應，對象的特點決定了我們提問是否應當率直、簡潔、含蓄、委婉、認真、詼諧、幽默、周密、隨意等等。
銷售溝通中的禮儀3、分清提問的場合
是公開談判還是秘密談判，是個人間談判還是組織間談判，是場內桌面上談判還是場外私下談判，是質詢還是演講等等，都要求提問者注意環境場合的影響。
銷售溝通中的禮儀4、講究提問的技巧
①審慎組織語句。在談判活動中談判者為了獲得有利的談判地位或顯得尊敬有禮，對談判語言進行語序及結構的變換，使聽話者產生語意判斷上的錯覺，并對之進行積極呼應。如不少國外談判理論著述中都舉過的一個典型例子：一名教士問主教：我在祈禱的時候可以抽煙嗎?主教感到這位教士對上帝極大的不尊，斷然拒絕了他的請求。而另一名教士也去問這位主教：我在抽煙的時候可以祈禱嗎主教感到他念念不忘上帝，連抽煙時都想著祈禱，可見其心之誠，便欣然同意了。后一名教士的請求之所以獲準，正是由于他審慎組織語句，玩了一個以謂語與前置狀語調包的游戲。
銷售提問中的細節：
一、提問的語氣要溫和肯定
一般來說，銷售人員提問的語氣不同，客戶的反應就不同，得到的回答也不同。例如，這位女士，您殺價這么狠，我們能接受嗎?這位女士，您的殺價遠遠超出我們的估計，有商量的余地嗎?這兩句話雖然者B是提問，但語氣大有不同，前者似乎有挑戰的意思，它好像要告訴客戶：
如果你殺價太狠，我們就沒什么可談的了。而后者則能使談話的氣氛緩和許多。可見，提問的語氣會直接影響客戶的態度。平時，在與人交往中，你會發現，用肯定的語氣與人交談會給別人可信可親的感覺。反之，用否定的語氣與人交談，則會給別人留下疏遠疑惑的印象。因此，銷售人員在銷售過程中，要多用肯定的語氣與客戶交談，這樣才能使客戶對你所銷售的產品產生更大的興趣。不要問：我想知道您是否還有足夠的洗發膏?我能使你對改變辦公室的布局和裝潢發生興趣嗎?像這類問題均不應向客戶提出。你可以借鑒一些好的開頭，比如，您想您愿不愿意您是否您已經等等。總之，推銷工作開始進行時，你應該集中談論客戶感興趣的問題。
二、提問時切忌無的放矢
銷售員必須記住：向客戶提問必須切中實質，不要無的放矢。也就是說，與客戶溝通過程中的一言一行都必須緊緊圍繞著特定的目標展開，對客戶提問時同樣要有目的地進行，千萬不要漫無目的地脫離最根本的銷售目標。
在向客戶推銷產品時，一定要帶著目的性向客戶提問，否則，盲目的提問是毫無意義的。比如，有一位牧師問一位老者：我可以在祈禱時吸煙嗎?他的請求自然遭到了堅決的拒絕。另一位牧師又問同一位老者：我可以在吸煙時祈禱嗎?他被允許了。后面牧師的提問意愿與前面牧師的提問意愿相同，為什么前面那位牧師遭到了拒絕，而后面那位牧師卻獲得了允許呢?因為前面那位牧師沒有思考他提問的目的，而后者那位牧師很明確自己提問的目的，因此，他非常注意措辭，措辭一變，結果也隨之發生改變。
三、不要向客戶提出最后通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