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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大體體現為四種類型：一是現代化的先行者；二是現代化的后來者；三是現代化的趕超者；四是始終未能進入現代化、處于停滯甚至落后狀態的國家。我們發現有幾個大國是屬于現代化趕超類型的國家：首先是美國，在上個世紀下半葉開始加速工業化，在上世紀與本世紀之交，迅速追趕上并超過了英國；其次是日本，從明治維新以后開始發動工業化，特別是二次大戰以后，日本實現經濟起飛，迅速追趕美國；再次是亞洲的“四小龍”，在60年代開始經濟起飛，迅速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成為新興的工業化國家；第四是中國，從1980年前后進入經濟起飛階段，顯現出現代化追趕效應或追趕模式的明顯特征。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經濟學史專家安格·麥迪遜（AngusMadison,1998）最近發表的《中國長期經濟運行》一書，按照實際購買力（PPP）方法計算了中國1820-1995年期間GDP和人均GDP指標，中國GDP占世界GDP總量的比重，中國人均GDP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根據他的計算結果我們對中國經濟長期發展歷史過程總結為如下特點：
第一，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經歷了“先下降后上升”的過程，中國國力經歷了從強到弱又由弱到強的歷史過程。1820年中國的GDP總量占世界GDP總量為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為13.2%，1919年又降為9.1%，1952年降為5.2%。這是因為1820-1952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0.22%）明顯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長率（為1.62%），因而中國GDP比重占世界GDP比重明顯下降；到1978年達到5.0%，這是因為1952-1978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4.40%）大大高于1820-1952期間的增長率，但是卻低于世界GDP年平均增長率（為4.52%），因而中國GDP占世界GDP比重略有下降；1978年中國的比重不斷上升，到1995年超過11%，這是因為1978-1995年期間中國GDP增長率上升為7.49%，而世界GDP增長率下降為2.7%，所以中國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明顯上升。;
第二，中國人均GDP水平與世界人均水平的相對差距是先拉大而后迅速縮小。1820年中國人均GDP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為50%，1919年降為36.7%，1952年僅相當于世界人均水平不足1/4（23.7%），1820-1952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呈負增長（為-0.08%），而世界人均GDP增長率為正增長（為0.92%），因而中國人均GDP與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對差距明顯擴大；1978年為22.3%，略低于1952年的水平，1952-1978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2.34%），略低于世界人均GDP增長率（為2.56%），這一時期中國人均GDP不僅與發達國家人均GDP水平拉大，也與世界人均GDP水平拉大；而后迅速上升，直到1995年達到世界的平均水平的1/2（為51.1%），比1978年提高了28.8個百分點，也相當于美國人均水平的11%，日本人均水平的13%，臺灣的20%，南朝鮮的22%。這一時期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6.04%），明顯高于世界人均GDP增長率（1.01%），中國人均GDP水平不僅與世界人均GDP水平差距明顯縮小，而且與發達國家的人均水平的相對差距也大大縮小。
第三，在世界性現代化進程中，中國長期閉關鎖國，直到1978年以后才日益開放，加快了與國際經濟一體化的過程。衡量一個國家在世界市場的作用可以用該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來描述，中國1890年這一比重為1.7%，1913年降為1.6%，1978年降為0.8%。一個國家貿易發展水平可以用該國人均出口額相對于世界人均水平的百分比來衡量，中國1890年為6.5%，1952年為4.6%，1978年為3.6%。這表明中國雖然是一個人口大國，但又是一個“貿易小國”；雖然中國從50年代就開始發動工業化，但是屬于典型“閉關鎖國”和“自給自足”國家。1978年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有四個特點：一是對外貿易呈現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1978-1997年期間中國外貿總額年平均增長率為15.6%，其中進口額年平均增長率為14.5%，出口額年平均增長率為16.7%；二是貿易增長速度超過了經濟增長速度，外貿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指占GDP比重）不斷上升，70年代末中國貿易依存度占GDP比重為13%，是世界上最低比率的國家之一，到1995年這一比例猛增，占GDP的30%以上；三是中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比重明顯提高，到1995年提高到2.9%，成為世界第十大出口國，但這一比重仍太小，僅“四小龍”出口額就超過世界出口額比重10%；四是中國人均出口額提高了數十倍，1952年中國人均出口額只有1.4美元，1978年為10.1美元，1997年為122.8美元，但是中國人均出口額相對于世界人均水平仍然低下，1995年僅為13.6%。這表明對外開放的政策使中國迅速參與國際市場、國際競爭，對世界的貿易增長貢獻越來越大。無論是中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還是中國人均出口額相對于世界人均水平與中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例相比都是太低，因此加速中國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盡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既是中國全面對外開放的基本方向，也符合中國的國家根本利益，它給中國經濟所帶來的長期好處將會遠遠超過短期的開放調整代價。如果中國人均出口額接近或達到世界人均水平1/2，則中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至少達到1/10以上。
第四，中國迅速縮小與發達國家人文指標的相對差距。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經濟的迅速增長，人均收入水平的幅度提高，促進了中國人口生活質量的明顯變化，人們壽命延長了，識字率上升，吃得更好，居住條件改善，盡管這些變化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表現出不平衡特征。從人口出生率來看，1952年中國人口出生率高達37.0‰，1978年降為18.25‰，1995年降為17.12‰；從人口預期壽命來看，1952年中國人口預期壽命為38歲，1978年達到64歲，1995年接近70歲；從15歲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看，1952年中國15歲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1.70年，1978年上升為5.33年，1995年為8.93年（麥迪遜的計算結果高于
的計算結果），高于同期印度5.55年，但比法國50年代初期低，法國50年代是9.6年，德國是10.4年，美國是11.3年，英國是10.8年。經濟增長與人類生活質量改善是一個相互促進和過程，人口健康素質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就越大。
第五，改革以來，中國各類生產要素增長及其配置市場化程度增強有助于加速中國的快速增長。從影響經濟增長的各類要素指標看，按兩個不同時期：1952-1978年期間與1978-1995年期間相比，中國總人口增長率明顯下降，由2.20%下降為1.37%；勞動投入增長率略有提高，由2.57%提高到2.62%；資本投入增長率略有上升，非居民投資（non-residentialcapital）增長率由7.57%提高到8.80%；農地（farmland）無增長，由0.47%下降到0%；全要素生產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增長率由負變正，由-0.78%提高到2.23%。這表明，改革以來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市場機制的作用在不斷增強，改善了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也有了明顯的提高，1952-1978年期間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為1.78%，1978-1995年期間上升為4.74%；資本生產率增長率一直呈負增長，1952-1978年期間平均增長率為-2.95%，1978-1995年期間為-1.21%。
通過國際比較表明，1978-1995年期間中國實現經濟起飛的過程更類似于日本和韓國在1952-1978年期間經歷的經濟起飛情形。人口增長率明顯下降，中國為1.3%，日本為1.1%，韓國為2.26%；相對高的勞動投入增長，中國為8.86%，日本為9.57%，韓國為8.49%；農地（farmland）無增長或負增長，中國為0.00%，日本為-0.12%，韓國為0.46%；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明顯提高，中國為2.23%，日本為3.74%，韓國為1.84%；出口額增長率大幅度增長，中國為13.5%，日本為13.17%，韓國為26.09%；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呈高增長，但資本生產率呈負增長，人均資本存量大幅度增長。如果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日本和韓國成功地追趕了美國，則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成功地在追趕美國、日本和韓國。
上述數據表明，中國在歷史上既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又是一個人均收入相對較高的國家，但它在全球性工業化歷史進程中大大落伍了，到本世紀中葉已淪為世界上最貧窮的人口大國。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盡管中國已經開始發動工業化，經濟增長速度比較高，但這一時期世界經濟增長率高于中國經濟增長率，因而中國占世界GDP總量比重不僅沒有上升反略有下降，中國人均GDP相對于世界人均水平也是沒有上升略有下降。1978年以后，改革與開放使中國經濟增長率明顯提高，而同期世界經濟增長率又明顯下降，出現了中國迅速追趕世界平均水平與發達國家水平的新現象。這是一個全面追趕的過程，既包括經濟總量，也包括經濟個量；既包括經濟發展水平，也包括社會發展水平。上世紀美國追趕英國、本世紀二次大戰之后日本追趕美國、“四小龍”追趕發達國家都相繼成功了。同樣，占世界人口1/5的中國，正在成功地追趕上來。迄今為止，盡管她尚未完成這一追趕過程，但是她對人類發展的推動、對國際貿易增長的貢獻將越來越大。
二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
中國走向21世紀的過程，就是從世界經濟大國走向世界經濟強國的過程。今后中國還會加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迅速趕上，并在下世紀初期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以下介紹對中國經濟長期發展趨勢的幾種預測和估計。
1995年中科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預測，1995-2000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9.3-10.2%。2000-2010年期間為8.0-8.7%；2010-2020年期間為7.0-7.8%。
按底線方案預測，1994年中國人均GDP為2100美元；1994-2015年平均年增長率為7.6%，預計到2015年左右，中國GDP總量將超過美國，但是人均GDP僅相當于美國人均水平的1/4。按上限方案預測，1994年中國人均GDP為2510美元；1994-2015年期間平均增長率為8.1%，中國將于2010年左右GDP總量超過美國，中國人均GDP水平相當于美國的1/4。
1996年美國蘭德公司對中國1994-2015年的長期趨勢作了預測。他們對中國人均GDP美元值（按PPP方法計算）的初始值估計過高，既1994年為4200美元，相當于同年美國人均GDP水平的16.3%；他們對未來時期中國GDP平均增長率估計又過低，在最好情況下僅為4.9%。按上述假設條件，他們預測到2006年中國的GDP總量將超過美國，到2010年相當于美國GDP總量的110%，到2015年相當于美國GDP總量的127%，到2000年中國人均GDP相當于美國人均水平的12.1%，到2010年上升為25.6%，到2015年上升為28.9%。
1997年世界銀行發表了《2020年的中國》的報告，假設今后十年中國國內儲蓄率從40%左右逐漸減少到35%，同時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5%。在這些假設條件下，1995-2000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8.4%，而后GDP增長速度隨時間推移將減緩，從目前的9-10%，幅度減到2020年的5%。世界銀行專家認為有三種力量會造成今后中國GDP增長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總人口增長率減慢，勞動年齡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長；二是隨著資本積累，報酬收益遞減的經濟法則起作用；三是隨著經濟成熟化，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結構變革為增長所提供的動力日益減小，包括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配置收益越來越小。該報告預測中國與其他國家縮小了技術差距，其技術進步的勢頭將趨于減慢。中國的GDP在2020年大大超過美國。根據世界銀行對中國1995年人均GDP的估計為290美元，到2020年中國的人均GDP將接近現葡萄牙的人均水平，相當于美國現在人均水平的一半。此外該報告還預測到2020年中國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進口國和出口國；其居民購買力可能會超過整個歐洲；在世界金融市場上，作為資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國可以和大多數工業國家競爭。
1997年亞洲開發銀行發表的《崛起的亞洲》報告對中國經濟發展趨勢作了三種可能的估計：一是樂觀方案，中國將繼續進行經濟改革，生產力和資本形成保持相對較高的增長速度，1995-2025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6.6%；二是悲觀方案，中國未進行必要的改革，行業瓶頸將制約整個經濟增長，1995-2025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4.4%；三是基本方案，假設中國仍保持1995年自然和政治條件不變，1995-2025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6.05%，大大高于東亞地區人均GDP增長率（2.8%），略高于東南亞地區人均GDP增長率（為4.5%）。在這一持續性高速增長過程中，中國人均GDP相對于美國人均GDP水平迅速縮小，由1965年的3.2%，提高到1995年的10.8%，到2025年又上升為38.2%。
1998年麥迪遜對中國的未來作出了自認為相當保守的估計。他基本假設條件如下：第一，勞動投入增長相對緩慢，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也有所下降；第二，教育水平增長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資本存量增長速度不會超過5%；第四，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也會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設情況下，他預測1995-2010年期間中國的GDP年平均增長率由1978-1995年期間的7.5%下降為5.5%，人均GDP增長率大約由6.04%下降為4.5%。既使在這種假設條件下預測，按PPP法計算，到2015年中國的GDP總量將會超過美國，約占世界GDP總量的17%，比1995年提高了近6個百分點；由于中國總人口規模大，那時人均GDP的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國的人均GDP僅相當于美國人均水平的1/5，屬于中等收入國家，由于中國經濟總量大，將在世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無論那一種長期預測都表明，如果中國不出現社會動亂、國家分裂和重大經濟決策失誤，在下世紀初期的10-20年間中國GDP總量將超過美國應當是可預期的發展結果。這表明，中國作為一個后起的工業化國家僅經歷了20年的改革開放，就大大縮小了與美國經濟總量和人均GDP水平的相對差距。如果我們再能夠保持這樣的增長趨勢的話，20年后中國GDP總量將達到美國經濟總量的水平，中國的貿易總量將略低于美國貿易總量，中國的迅速崛起和空前發展將成為跨世紀的世界性重大事件，并將對世界的發展與和平做出積極的貢獻。
三中國經濟增長的短期前景
1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對中國發展的影響由于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各國在貿易、直接投資、金融等方面的經濟相互依賴關系深化，以及信息通訊技術的進步，導致一個國家產生的危機會改變本地區其他國家的宏觀經濟條件，特別是通過貨幣危機傳導；一個國家的經濟蕭條會減少其他國家的出口需求；一個國家的幣值貶值會增加其他國家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亞洲金融危機從經濟增長、國際貿易、金融交易、債權債務關系和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對整個世界經濟產生影響，同時也對中國產生愈來愈大的負面影響。
第一東亞和世界經濟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直到2000年以后才能有所復蘇。據世界銀行1998年10月報告，1991-1997年期間，世界經濟增長率為2.3%，1997年為3.2%，1998年下降為1.8%，比上年下降了2.4個百分點，預計1999年為1.9%，2000年為2.7%；東亞和太平洋地區1991-1997年期間經濟增長率為9.9%，1997年為7.1%，1998年降為-1.8%，而后將逐漸恢復。其中1998年該地區13個國家和地區中，有7個國家和地區出現負增長，從-0.4%至-15.0%，而中國經濟增長最高，為7.8%，但是明顯低于前幾年的記錄。引起1998年世界經濟增長率明顯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日本和東亞危機國為負貢獻，分別為-0.4%和-0.3%，合計使世界經濟增長率下降0.7個百分點；二是美國、中國和拉丁美洲對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呈現正貢獻，但均下降了0.1%，合計使世界經濟增長率比上年下降0.3個百分點。預計1999年美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率貢獻比上年又下降0.4個百分點，拉丁美洲也下降0.1個百分點，日本和東亞危機國開始復蘇，其貢獻率為零，即中性作用，而中國的貢獻可提0.1個百分點，為0.3%。
第二通過惡性競爭和大幅度貶值產出影響。東亞地區各國的出口依賴程度明顯高于與世界出口市場的程度，這表明，在本地區各國之間的競爭性要高于各國與其他地區之間的競爭性。從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28日，印度尼西亞幣值貶值了76%，南韓貶值了34%，馬來西亞貶值40%，菲律賓貶值了40%，泰國貶值43%，俄羅斯貶值了52%。這些周邊國家幣值大幅度貶值，而中國人民幣不僅沒有貶值卻有所升值，這勢必影響今后中國出口競爭力；同時其它周邊國家由于幣值貶值，按美元計算的資產價格下降，在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方面比中國具有較強競爭優勢。例如，到1998年8月美國在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達到80億美元，相當于上年同期的2倍之多。
第三通過貿易產生影響。亞洲金融危機直接影響全球進出口貿易增長，對危機爆發國家影響最大，也對與這些國家貿易的國家產生間接影響。據世界貿易組織（WTO）估計，1998年世界貿易增長率僅為4-5%，大大低于1997年的9.5%。據世界銀行估計，世界出口額8.8%下降為5.8%。這次金融危機使東亞地區內需停滯，進口大幅度減少，東亞地區危機國家進口額增長率由1997年的3.0%，下降為1998年的-17.0%，日本由1.7%下降為-7.5%。為了應付危機，東亞地區政府都采取了控制需求的措施，企業因巨額債務負擔而縮小開支，銀行因危機中發生混亂難以開設進口信用，不良債權龐大也阻礙了內需擴大，美國、歐洲、日本及中國對東亞地區的出口增長均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國出口額增長率由1997年的15.4%下降為1998年的2.3%，歐盟15國由9.6%下降為6.3%，日本由11.8%下降為-1.5%。1997年中國出口額增長率為20.5%，凈出口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率約在1/5。1998年年初政府提出實現10%的出口增長目標，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影響估計不足。當年1-11月份出口增長率下降至0.2%，近幾個月來出口額連續出現負增長，其中10月份為-17.2%，主要是因為東亞地區的出口大幅度下降所致，1-11月份的亞洲地區出口額增長率為-9.6%。據世界銀行預計，1999年世界出口增長率為5.3%，2000年為6.3%，世界進口增長率分別為5.8%和6.4%。在這一國際貿易環境下，1999年中國出口額增長可能會出現負增長。從國內需求增長率看，實際上從1998年下半年已呈擴張趨勢，1999年會比上年有所提高，擔受出口需求下降的負面影響，使實際GDP增長率下降約1個百分點左右；與此同時也直接影響出口企業經濟效益，間接影響就業增長。
第四通過外國直接投資產生影響。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報告，1997年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際直接投資從流入亞洲地區轉向歐洲和美國，全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資金總額約1400億美元，其中私人資本的流量下降了7.1%，僅對亞洲新興市場的流入就下降了14%左右。預計今后還會有所下降。此外占中國外資比重較高的來自東南亞、東亞和香港等地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大幅度下降。1998年合同投資額（contractual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13.4%，實際利用投資額（actuallyutilized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9.27%，預計今年還會繼續下降。
第五通過全球性通貨緊縮產生影響。亞洲金融危機深化不僅使世界經濟增長率減速，而且使國際市場各類非能源產品、能源產品價格大幅度下跌。據世界銀行統計，非能源產品價格指數增長率由1997年2.2%變為1998年的-15.7%，其中農產品由2.6%變為-16.5%，金屬和礦產品由-10.5%進一步下降為-24.1%，化肥由1.2%變為-15.4%；能源產品由-6.9%，進一步下降為-28.5%。國際市場原油價格1997年為每桶20美元左右，現已降至12年來最低點，跌破每桶10美元大關。東亞地區是原油和農礦原料最大進口區，其經濟嚴重衰退，需求疲軟是使農礦產品價格暴跌的主要原因。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英國《經濟學家》商品價格指數下降了30%。從深層次看，全球許多工業面臨生產能力過剩，同存有嚴重問題的銀行一樣，大概是亞洲危機的根源。全球性通貨緊縮從外部環境使1997年開始出現的持續的國內通貨緊縮“雪上加霜”，已經嚴重地影響了國內煤炭工業、石油工業、鋼鐵工業、有色工業以及農業部門，影響了中國初級產品出口的增長。
從今后來看，亞洲金融危機以及其他地區的經濟危機作為外部沖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越來越深刻，我們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必須考慮到這些不容忽視的潛在或顯性因素，做出現最壞情形的打算為好.
2國內形勢面臨的挑戰
從1993年以來中國政府實行適度從緊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效的控制高通脹率，由1994年21.4%的高通脹率下降為1997年的0.8%，接近零通脹率，首次成功實現了宏觀經濟“軟著陸”，但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以及各種長期積累矛盾的作用，從1997年以來，國內經濟形勢面臨嚴峻的挑戰。
第一經濟增長率不斷下滑，已低于潛在產出水平。從經濟學看，產出缺口指實際產出增長率與自然增長率之間的差距。自然經濟增長率又稱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在通貨膨脹度等于常數——既不趨于加速、也不趨于減速的情況下的真實經濟增長率。從歷史數據看，8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趨勢為9.5%，90年代上半期上升為10.9%，但是90年代下半期這一增長趨勢有所下降，在8-9%之間。從1997年一季度GDP增長率為9.6%到1998年一季度下降為7.2%，第二季度又進一步降為6.8%，直到第三季度才提高為7.6%，第四季度又上升為9.0%，其意味著改革以來第四次經濟周期（長達八年）的結束，開始進入了第五次經濟周期的擴張期。從年度數據看，1997年GDP增長率為8.8%，1998年為7.8%，“產出缺口”由正變負，略低于這一時期GDP的增長趨勢。
從1978年以來，中國經歷了長達近20年的前所未有的高增長過程，現已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增長階段和調整期。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增長率相對下降，呈現結構調整特征，即從總量擴張導向增長轉向結構調整導向增長，從供給要素推動增長轉向需求要素拉動增長，從以工業主導帶動增長轉向由工業和服務業共同帶動增長，從投資主導刺激增長轉向投資和消費共同刺激增長。相對于世界和其他國家同期增長紀錄，其增長率仍居世界前列，仍呈現高速增長特征，中國仍保持較高的國內儲蓄率，FDI投資增長趨緩，但仍是世界第二大吸引FDI國，固定資產投資仍然是增長的動力，具有大國優勢，有助于擴大國內需求。因此，1999年和2000年中國GDP增長率雖難以獲得1991-1995年期間的兩位數增長率，但也不會出現周邊國家那樣的負增長或低增長，預計有望達到7-8%的增長率。如果出口額呈正增長，則GDP增長率可能為8%或以上；如果出口額呈負增長，GDP增長率可能為7%或以下；如果出口額增長率為百分之零左右，可能在7.5%左右。中國政府1999年經濟增長率目標在7%左右，但這已不是指令性計劃指標，而是一個指導性指標。1998年投資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率大于消費的貢獻率。1997年8.8%GDP增長率中，投資增長為2.2%，消費增長為4.9%，凈出口增長為1.7%，它們對GDP增長貢獻率投資占25.2%，消費占55.5%，凈出口占19.1%。1998年7.8%GDP增長率中，投資增長率為4.7%，消費增長率為3.1%，它們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率分別為60%和40%，凈出口幾乎無貢獻。投資仍然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明顯增強。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15%，其中國有單位投資增長率為20%，今明年兩年還會有所上升。當前國內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費不足。從1994年以來，各類消費增長率都在大幅度下降，按現價計算，到1997年農村消費額增長率由33%下降到6.5%，城鎮消費額增長率由37.4%下降到11.2%，政府消費額增長率由33.0%下降至10.2%。消費增長率下降已成為制約GDP增長的主要因素。擴大和滿足消費需求既是經濟增長的目的、也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今后看，中國應從投資拉動為主轉向擴大投資、刺激消費共同拉動經濟增長。由于消費額占GDP比重近60%，因此只有有效地擴大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特別是擴大和刺激9億多農民消費需求，應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長久之計。
第二中國制造業生產能力過剩、商品市場供過于求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改革以來中國工業生產能力空前提高。按不變價格計算，1978-1997年期間工業附加值增長了7.6倍；1978年時中國工業部門凈資產為2000多億元，到1997年上升為4萬億元。《國際先驅論壇報》認為在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生產能力過剩的排行榜上居首位，幾乎主要的商品供應都大大超過了需求。而生產能力過剩同樣對中國經濟和貿易構成新的威脅。根據中國國內貿易局商業統計信息管理辦公室對全國600多種主要商品的市場供求分析，1998年初調查約有25%的商口供過于求，5月份調查約有27.4%的商品供過于求，1999年初約有2/3的商品供過于求，例如，紡織品、日用百貨商品供過于求的比例為100%，電器、交電商品、化工商品供過于求超過90%，此外農副特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供過于求的比重也明顯上升,其余1/3的商品是供求平衡,只有一種糧油商品供不應求。制造業生產能力過剩，是多年來這些行業過度投資、重復建設、惡性競爭的后果。它反映出中國經濟已由賣方市場變為買方市場，結構性競爭日益突出，而現存的經濟結構既不適應國內市場需求，也不適應國際市場競爭挑戰。
因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除零售業、餐飲業之外的大部分服務行業仍然保留排隊現象，國有經濟部門高度壟斷的格局沒有打破，特別是銀行業、電信服務業、高等教育、醫療保健、電視與電影、科研和技術服務業等。這既人為地壓抑了居民消費，又減小了這些部門吸納就業的能力。
第三通貨緊縮越來越明顯，嚴重打擊了生產者的積極性。從經濟學看，產出缺口的變化直接影響通貨膨脹率的變化方向。當實際產出高于潛在產出（產出缺口為正）時，通貨膨脹一般呈加速上升；當產出缺口為負時，即實際產出低于潛在產出，則通貨膨脹呈加速下降。從1997年10月以后，社會商品零售物價指數上漲率一直持續負增長，到1998年為-2.6%，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率為-0.8%，其中食品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率為-3.2%，交通、通訊工具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率為-4.2%。改革以來，中國始終面臨著高通脹威脅，而今卻第一次面臨通貨緊縮的威脅。如果說通貨膨脹直接損害廣大消費者利益的話，那么通貨緊縮則直接打擊生產者。從大多數消費者角度看，物價下跌是一個好現象，但商品和服務價格持續性下跌迫使企業被迫削減開支，減少供給，過度競爭，降價傾消，調低工資，增加失業，而且形成惡性循環，生產能力愈是過剩，商品價格下跌幅度就越大，工資收入提高越慢，下崗人員明顯增多，這反過來又抑制了居民消費需求的增長。在供過于求和價格下跌的情況下，抑制通貨緊縮的主要辦法是關閉效率低下、質量低下、商品過時、污染嚴重、持續虧損的企業。例如，1998年國有重點煤炭企業累計虧損37億元，虧損面達81%，予計1999年下崗職工240萬人，關閉各類小煤礦2.58萬處，壓產2.5億噸，煤炭生產比1996年將減少近3億噸。1998年紡織業淘汰512萬棉紡綻，分流安置66萬名下崗職工，1999年準備計劃壓綻438萬，減員110萬人。此外，冶金、森工、軍工、石油等生產能力過剩的行業，亦將大量裁減工人，進一步壓縮生產產量。
第四城鎮失業人口急劇增加，創建國以來最高記錄。首先是城鎮登記失業人員迅速上升，由1993年的420萬人升至1998年的620萬，增長47.6%；其次是下崗職工大幅度增加由，1993年的300萬人，升至1997年的1435萬人，其中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為929萬人，
估計1998年將在1700-1800萬人之間，其中國有企業下崗職工1200萬人；下崗失業人員由1993年的120-180萬人，上升至1998年860-960萬人，其中國有企業下崗失業人員約610萬人；1998年農民工進入城鎮的失業人口約80萬人，估計其失業率為1.5%；1993年中國城鎮實際失業人口為540-600萬人，1997年上升為1300-1500萬人，真實失業率為6.8-7.8%；
估計1998年全國城鎮失業人口約為1540-1640萬人，真實失業率約7.9-8.5%，成為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突發性失業高峰。90年代以來，農業部門就業增長下降了10%，第二產業增加了20%，服務業增加了55%，成為中國就業增長的主要渠道；城鎮就業增長了21.6%，其中城鎮集體經濟下降近20%，國有經濟是先上升、而后有所下降，而其它經濟（私營企業、個體經濟和三資企業等）則增長了130%，成為中國城鎮就業增長的渠道。
高失業不僅已經成為全國經濟社會生活中最突出的問題，也成為各地區最突出的經濟發展問題和社會穩定問題。全國城鎮實際失業人口規模最多的地區是遼寧，為96.0萬人，其次是黑龍江為81.0萬人，河南為72.8萬人，湖南為76.9萬人，湖北為67.1萬人，山東為66.8萬人，四川為64.6萬人；重慶在四個直轄市中實際失業人數最多，為26.6萬人，而北京只有6.5萬人，天津為9.2萬人，這是因為這兩個市上報的下崗未就業人員數太低所致。
中西部地區城鎮真實失業率普遍高于沿海地區的水平。青海城鎮失業率居全國首位，為11.5%，其次是陜西為11.4%，貴州為10.5%，吉林為9.3%，湖南為9.0%。福建為4.0%，廣東為4.8%，上海為4.9%，北京為1.4%，天津為2.8%，最高地區與最低地區相差近10個百分點。這表明，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僅表現為人均GDP水平與增長率差異甚大，而且各地真實失業率水平差異甚大。中國進入高失業階段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現為中西部地區處于高失業率水平。
第五國有企業改革越來越困難，虧損額愈來愈大，利潤額愈來愈高少，并出現了巨額凈虧損。國有企業乃至整個國有經濟既不適應國內市場競爭，也不適應國際競爭，這是多年積累的深層資機制性矛盾，并已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中心問題。1994年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虧損額達483億元，利潤額為829億元，凈利潤額365億元。1997年虧損總額上升了一倍，為831億元，而利潤額卻下降了一半，為428億元，凈虧損額為403億元。根據國家統計局對5.8萬家國有企業虧損額合計為近千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7%,其中大中型企業增長30.4%。若考慮到利潤額逐年下降，估計1998年凈虧損額約700億元。
國有企業投資利潤率大幅度下降。1990年國有企業資金利潤率為3.2%，到1997年下降為0.9%；1990年國有企業資金利率為投資利潤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從各種經濟類型勞動生產率增長指數看，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1991-1997年期間，國有工業企業增長了59%，以外資企業為主的其他經濟增長了114%；從各種經濟類型比較勞動生產率看，1985年其他經濟與國有企業之比為1.5:1，1991年為2.1:1，1997年為2.8:1。這說明從總體上看，國有企業已無法與外資企業為主的其他經濟企業競爭，出現了此消彼長的過程。因此，能否在三年內實現國企改革的目標（中國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諾）是令人懷疑的。
(單位：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中心國情分析室)
參考文獻：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機遇與挑戰：中國走向21世紀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和基本發展戰略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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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1998年12月10日、1999年1月22日電。
《國際先驅論壇報》，1999年1月30日。
《中國經濟時報》，1999年2月4日。
引言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完善，國家經濟發展格局多樣化趨勢也越來越突出，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結構區域化發展，區域金融核心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體現在金融相關率上。結合現代經濟發展實際，本文對區域金融中心與區域經濟增長進行實證分析。
一、區域金融中心與區域經濟增長的辯證關系
區域金融中心包含城市現金支出、城市貸款支出、城市現金收入以及城市金融業的增加比重。區域金融中心是衡量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數據，促進區域經濟的增長。當區域金融中心指標的數據波動處于穩定的上升趨勢，則表明該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良好；反之，則說明區域經濟的增長中存在問題下，應當及時進行溝通。例如，區域金融中心核算數據為一定時期內金融活動總值F與實物形式的國民財富的市場總值W之比[1]，用公式表達是：FIR=F/W[2]，依據這一金融相關率作為衡量國家經濟區域性發展的重要標準，區域金融中心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既相互聯系，又具有相對不同的金融運算著力點，在我國社會經濟穩定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二、區域金融中心與區域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結合以上對區域金融中心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辯證關系的探究，對區域金融中心與區域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有了初步了解，結合近年來我國區域金融中心與區域經濟增長的相關性文獻，同時應用FIR=F/W的金融相關率的運算公式，得到數據分析表，如表1[3]。結合表1的數據進行分析探究，2012―2016年，北京市的FIR值分別為：4.5、4.6、5.3、5.5、6.6；上海地區的FIR值分別為：4.8、5.4、5.7、6.2、7.1；廣州市的FIR值分別為：4.9、5.2、5.6、6.2、7.3；天津市的FIR值分別為：4.3、4.5、4.8、5.4、6.3。從數據整體上來看，我國國內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處于上升趨勢，整體經濟規劃的數據呈持續上升趨勢，其中，上海、廣州市的經濟增增長區域比重性各不相同，北京、天津市與廣州、上海市之間存在差距，區域金融相關數據分析與區域整體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直接性聯系。
（一）綜合指標分析
結合表1中數據，對2012―2016年國內部分區域城市FIR值進行綜合性分析，金融中心值不是單一的數據分析，從金融相關率的運算公式可知：FIR=F/W。區域金融中心核算數據為一定時期內金融活動總值F與實物形式的國民財富的市場總值W之比。表1中，北京2012―2016年的金融相關率綜合變化為增加2.1，而上海2012―2016年的金融相關率綜合變化增加2.4，廣州2012―2016年的金融相關率綜合變化增加2.6；天津2012―2016年的金融相關率綜合變化為增加2.0，這與區域間的綜合發展整體重心不同存在相應的聯系，廣州、上海市的金融發展具有優勢，發展信息的暢通性也占有一定的優勢，從而使區域金融相關率的綜合變化性較大。
（二）金融支出分析
區域金融中心數據分析和整體結構的變化之間具有直接性聯系。從表1中數據來看，2012―2016年，北京、上海、廣州市以及天津的金融相關率都呈現整體增長趨勢，這與我國區域內部金融資金快速流通具有直接性關聯。一方面，現金支出的比重逐步提升，各個地區的金融資金變化結構上存在著較大的流動變化下，使城市金融運行的速率加快，商品經濟交易的收益穩定性提高；另一方面，城市金融支出與城市多樣化的金融交易渠道之間存在必然性聯系。例如，從表1中數據分析來看，北、上、廣、天2012―2016年的金融相關率綜合變化為增加分別為2.1、2.4、2.6、2.0。互聯網金融平臺的融合，是拓展金融交易領域的逐步形式，給我國社會區域經濟的發展帶來直接性影響。
（三）貸款余額分析
貸款余額分析，也是對區域金融中心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分析的必然性選擇。結合表1中數據分析可知，2012―2016年，北京市的FIR值分別為：4.5、4.6、5.3、5.5、6.6；上海市的FIR值分別為：4.8、5.4、5.7、6.2、7.1。兩者在數據變化上增長比重相差0.3，兩地的流動人口較多，信貸應用主要是房地產、購物等，貸款形式可以豐富區域金融經濟的增長趨勢，從而逐步完善新型金融管理的結構劃分，促進現代資源的綜合性循環發展。
（四）金融機構的收入分析
隨著區域經濟的發展趨勢逐步穩定，區域金融領域的行業機構逐步增加，多重金融機構在區域金融經濟的整體發展中發揮良好調節作用。區域金融中心相關率的數據變化為，區域金融中心核算數據為一定時期內金融活動總值F與實物形式的國民財富的市場總值W之比，當區域經濟內部金融機構的自我調整能力得到不斷提升時，則區域金融中心的數值變化穩定性也得到相應提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表現有時被稱為“中國經濟之謎”，其核心是指這樣一種獨特現象：一方面，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取得了非凡的經濟成就，被譽為“中國奇跡”；另一方面，不斷增大的結構性風險則讓一些人認為中國經濟的崩潰不可避免，中國的增長模式是“不協調，不平衡，低效率和不可持續的”。
“中國經濟之謎”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期間采取了非對稱市場自由化的做法。產品市場的自由化確保了生產決策符合供求狀況，因此資源得到了有效的配置；要素市場的扭曲為經濟個體特別是為企業提供了額外的激勵，有時還為克服市場失靈提供了途徑。
舉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政策。在改革初期，中國政府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包括免稅、無償使用土地、信貸補貼以及廉價的能源和水資源等。政府對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的支持，也減少了法律體系對產權保護不足而帶來的問題。截至2011年，流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已累計達到1 .8萬億美元。實際上，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通過普遍地壓低要素成本，中國不僅為外國投資者也為本國投資者提供了“補貼”。
要素市場扭曲，包括限制勞動力在城市和農村地區之間流動的戶籍制度，對銀行存貸款利率的直接控制，政府機構對能源價格，尤其是石油價格的調節，以及向投資者提供的土地使用費優惠等。多數情況下，這些扭曲壓低了要素成本。
包括勞動力在內的低廉的要素成本促成了“中國奇跡”，也引發了“中國經濟之謎”：一方面，提高了生產利潤、投資回報以及中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低廉的要素成本也造成收入從家庭流向企業的特殊機制。多年來，由于家庭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停滯的工資率，企業利潤的增速遠遠超過家庭收入，導致了結構性問題。一是這種激勵導致出口和投資占GDP比重的不斷增加；二是由于企業儲蓄率普遍高于家庭儲蓄率，企業利潤占國民收入比重的上升也增加了儲蓄率；三是由于低收入家庭主要依賴工資性收入，而高收入家庭主要依賴企業利潤和投資回報，致使家庭間的收入差距擴大；四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家庭收入的增長慢于GDP的增長，消費占GDP的比重下降：五是能源、資本和其他資源不正常的低成本也可能導致浪費。
許多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如韓國和中國臺灣，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都經歷過非常相似的變化。在韓國和中國臺灣各自達到劉易斯拐點之前，也同樣出現過投資、出口比重增加，消費比重下降和收入分配惡化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在中國更加嚴重，因為中國不僅擁有更多剩余勞動力，也存在更加扭曲的其他要素成本。
中國經濟走向“常規發展”
近年來，中國經濟開始出現明顯的變化。這些變化包括經濟增長趨勢穩步放緩和經濟結構再平衡。
對目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估計大致都落在6%～8%這樣一個區間。世行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在2011年～2015年為8.6%，在2016年～2020年為7%。在一項關于經濟增長的跨國研究中，艾肯格林等推測中國在2011年～2020年每年增長6.1%～7.0%，在2021年～2030年每年增長5.0%～6.2%。同樣，亞洲開發銀行與北京大學的聯合研究估計也認為，中國 在2011年～ 2020年 的 增 長 潛 力 為8%，在2021年～2030年為6%。
近年來，經濟顯示出明顯的再平衡跡象。例如，經常賬戶盈余占GDP的比值從2007年的10.8%降至2011年的2.8%和2012年的2.6%。據此，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稱人民幣匯率已接近均衡水平，近年來，人民幣匯率的雙向波動以及資本的雙向流動實際上已經出現。
經濟再平衡的另一個表現是，區域間發展不平衡程度降低，城鄉收入差距縮小，這是農業獲得更強的政策支持、農產品價格更快上漲以及農村生產力穩步提升的綜合結果。此外，中國改革的成功主要還是在沿海地區。然而，得益于政府的西部大開發政策、制造業企業的遷移以及西部豐富的資源稟賦，目前內陸經濟增速已經快于沿海地區。
今年1月中旬，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03年～2012年基尼系數測算值，數據顯示，基尼系數從2003年的0.479增加到2008年的0.491，表明收入分配在此期間持續惡化；此后基尼系數又逐年降低到2012年的0.414，表明2008年～20l2年收入分配逐年改善。如果這一官方數據屬實，則可能標志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轉折點。
官方數據還表明，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從2007年約1/3增加到2012年的52%。我們近期研究也發現，消費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后開始上升，但這一趨勢尚未完全反映在官方統計中。如果用消費相關零售收入增速與服務收入增速的加權平均得到一種新的消費增長率，可以發現，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內消費占GDP的比重在下降，這與官方數據表明的情況相同，但2008年以來消費占比則從48%反彈到2010年的52%，與之相比，2010年官方估計值僅為47%。
促進新發展模式形成的關鍵因素
要素市場扭曲是過去不平衡的經濟增長模式的主要促成因素。同樣，近期要素市場的變化也是促使中國經濟向“常規發展”轉變的主要原因。改革期間中國經濟的獨特表現，包括強勁的經濟增長和不斷增長的結構性風險，主要由低生產成本推動；出于同樣的原因，成本結構的逆轉也會讓中國更像其他快速增長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常規發展”模式包括經濟增長放緩，通脹壓力上升，收入分配更為平等，經濟結構更為均衡，產業升級加快和經濟周期更為動蕩。這些正是過去幾年所發生的現象。
目前而言，最顯著的變化發生在勞動力市場上，尤其是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勞動力市場已經明顯顯示出供給短缺的跡象，近年來工資的快速增長，尤其是在低端市場，直接降低了利潤率。因此，這就會使過去收入從家庭轉移到企業的再分配機制得到反轉。由于中國這些企業的隱性補貼減少，使出口和投資活動減弱，因此，經濟將實現再平衡。而影子銀行業務的發展，為“事實上的利率自由化”敞開了大門。政府也一直在試圖改革能源、水和其他資源的定價。
也許，近年來增長潛力下降和通脹壓力上升比較容易理解。隨著經濟的發展，增長會放緩，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包括勞動力短缺和適齡勞動人口下降，進一步加速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放緩。出于同樣的原因，迅速上漲的工資也會造成通脹壓力，因為成本上升只能通過更高的產出價格、更低的利潤率或更快的生產率增長或者幾者綜合加以吸收。
是什么推動近年來消費占GDP的比重上升呢？答案是家庭收入。勞務收入占GDP比重從2007年的41%增長到2009年的47.1%，這反過來又刺激了消費占比。這也正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生在韓國和中國臺灣的現象，當它們各自經歷劉易斯拐點后，消費占比開始復蘇。
再平衡仍處于早期階段。例如，根據我們的估算，2010年消費占GDP的比重為52%，大大低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發達經濟體70%～90%的范圍。通過不斷調整工資，這種差距可能會縮小。預期的利率自由化，可能導致存款利率提高，會進一步促進經濟再平衡。徹底轉變發展模式還需要進一步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超越初級收入分配來改善收入平等，完善社會福利體系，如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教育，以及促進金融和資本賬戶自由化。
新的增長模式面臨諸多挑戰
中國正在經歷從“經濟奇跡”到“常規發展”的重大轉變。目前增長率穩定在8%左右，但未來十年有可能進一步下降。同時，通脹壓力正在上升，并可能最終穩定在5%左右。這些變化構成了中國經濟的新常態。
轉向消費主導型經濟的再平衡早已展開，并已清楚地反映在經常賬戶盈余收窄、消費占GDP的比重上升、城鄉和地區差距縮小、收入分配得到改善等方面的調整中。這一持續轉型主要歸因于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尤其是劉易斯拐點的到來。這些經濟結構調整大多數還處于早期階段。為了使中國成功轉向更加平衡、更加高效和更加可持續的經濟模式，政府需要采取進一步的政策行動。
關鍵詞：基礎設施投資；經濟增長；固定資產
一、選題背景與意義
基礎設施建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研究基礎設施投資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對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選擇具有重要意義。基礎設施投資不足或投資過多都不利于區域經濟發展，投資不足會形成區域經濟發展的瓶頸，阻礙其他產業協調發展，造成投入到其他產業的資源浪費；投資過多會造成基礎設施本身的利用不足。因此，本文以新疆為研究對象，對基礎設施投資對其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研究，從而為新疆地區基礎設施產業發展提供一定的理論參考，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
（一）基礎設施投資總量變化趨勢分析
由于基礎設施投資總量變化趨勢與其發展快慢密切相關，國家與地方的投資政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區域經濟的增長，基礎設施投資規模的大小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節將重點分析新疆1998-2009年基礎設施投資總量變化趨勢。
（二）投資總量呈增長態勢
從表1可以看出，1998-2009年新疆基礎設施投資規模總體上呈現出增長趨勢。1998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519.77億元，全疆GDP為1106.95，基礎設施投資總額178.83億元，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與全疆GDP的比重分別為34.41%和16.16%。2009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2827.24億元，全疆GDP為4277.05億元，基礎設施投資總額1056.31億元，分別是1998年的5倍、4倍和6倍。
二、基礎設施投資總量存在的問題
（一）基礎設施投資總量不足，規模小
如前所述，在1998-2009年的12年間，盡管新疆的基礎設施投資呈增長態勢，但總量仍然不足。以2009年為例，新疆的人均基礎設施投資中除了人均電力、燃氣、水的生產供應業投資與教育投資外，其他均低于全國人均水平，其規模滿足不了新疆經濟增長的需要。其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與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投資等與新疆經濟增長有密切關系的行業投資嚴重不足，不利于新疆的經濟發展。
（二）投資增長速度不穩定，波動大
在考察期間，雖然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基礎設施投資增長率的平均值相差不大，但從每個時點的變化情況來看，固定資產總投資增長曲線相對比較平滑，其波動范圍在2.86%-25.2%之間。而基礎設施投資曲線離均值的波動幅度很大，其波動范圍在6.53%-47.36%之間，相當于固定資產總投資的兩倍。由此可見，基礎設施投資供需平衡不牢固。
三、建議
（一）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使其滿足新疆經濟快速發展的需求
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必須要有完備的現代化基礎設施作支持，在基礎設施成為潛在生產力的情況下，必須加大目前新疆經濟增長所必須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同時提高投資效率，避免重復建設。在加大生產性基礎設施的同時，注意社會性基礎設施的重要作用，保持平衡，從而滿足新疆經濟快速發展的需求。
（二）優化基礎設施投資結構，把握基礎設施投資重點
理論上，基礎設施對經濟具有雙重作用，過多過少都不利于經濟的增長，因此必須保持平衡。當前，確定基礎設施投資方向的原則應是擴大國內需求，創造就業機會，帶動經濟增長；產業關聯度高，促進結構轉換、轉移和升級；充分利用現有工業生產能力等存量資源。
（三）完善基礎設施投融資機制，拓寬融資渠道
經營性項目本身可直接產生經濟效益，這類項目包括石油天然氣開發、電力、收費公路、電信和部分城市供水、供氣、污染治理項目等，盡管其投資回收期較長但收益相對穩定，對社會投資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應普遍采取市場化的投融資體制和機制，而政府資金只在必要時以資本金投入和貼息的方式適度予以支持。
參考文獻：
1.彭艷輝.電信基礎設施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研究[D].湖南大學,2008.
2.謝識予.計量經濟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摘 要］隨著品牌的發展，品牌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利用我國東中西部地區2004―2009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對三大區域的品牌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比較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品牌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相關關系，且對東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有顯著差異，各地區品牌發展的不同是導致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各地區應重視品牌價值建設，實施品牌發展戰略，以品牌發展帶動區域經濟協調、快速發展。
［關鍵詞］品牌價值；區域經濟增長；區域品牌；品牌建設；資源稟賦
［中圖分類號］F83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833(2012)01009907
一、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推行梯度推進戰略，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培育了眾多的知名品牌。而中西部地區雖然資源豐富，但發展卻相對緩慢，品牌的發展也比較滯后，沿海與內陸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區域經濟發展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在區域經濟發展中，一個地區知名品牌的數量和質量會影響著該地區的發展趨勢，從而進一步影響著我國地區經濟的格局。各地區品牌發展的差異是導致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之一，要實現區域的協調發展，就要重視品牌對區域經濟的帶動作用，把區域品牌價值建設作為地方經濟建設的一個拳頭項目，打造優勢品牌行業和高附加值產業，然后通過產業間關聯帶動區域經濟快速發展。
二、 相關研究文獻
品牌價值建設與區域經濟增長差異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產品的多樣化、買方市場的形成，品牌建設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關于品牌價值建設與區域經濟增長差異之間關系的探討，國內外相關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理論基礎。
Porter指出國家的成功不是來自某一項產業的成功，而是來源于國家內部眾多的產業族群，區域品牌可以帶動一個產業族群，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1]。Johnson和Bruwer研究品牌的形象以及品牌形象對消費者的影響，他們認為消費者對不同區域的同一種產品的品質期望影響消費者的感知，品牌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消費者的購買過程[2]。Durst等人提出了跨區域品牌的概念，指出區域品牌研究的新發展方向，認為跨區域品牌的理論研究并沒有跟上跨區域品牌發展的步伐[3]。Bhardwaj等人研究了在印度市場上美國全球品牌和區域品牌的差異，他們認為區域品牌和全球品牌都能夠影響品牌的資產價值[4]。國外對品牌與區域經濟的相關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大部分研究主要是市場營銷理論的延伸；第二，多采用案例研究和文獻研究相結合的方法。但是國外從品牌的角度來研究區域發展差異的相關文獻卻比較少，大部分只是從市場營銷的品牌延伸的角度研究城市和地區的發展。
國內關于品牌與經濟的相關性研究文獻較為豐富。夏曾玉通過考察“溫州現象”來檢驗區域品牌建設的好處，并且在此基礎上總結了溫州區域品牌建設的成功經驗，不過他研究的只是一個微觀的城市，并不具有宏觀方面的代表性[5]。楊曉光提出品牌的地區差異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差異規律基本一致的看法，認為品牌的地區差異對中國區域經濟格局有重要的影響，另外他還從地理學的視角對品牌價值建設進行分析，對進一步的研究區域品牌發展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6]。高杰、彭紅霞認為地域品牌是一定區域內眾多企業品牌的精華濃縮和提煉，能夠顯著地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因而他們重點分析了地域品牌的識別、搭載、集聚、刺激等經濟效應[7]。肖志明以品牌帶動為視角研究區域經濟的增長問題，通過研究晉江區域經濟增長的模式，發現品牌帶動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從而為其他區域通過品牌帶動區域經濟增長提供一些啟示[8]。胡志剛、孫曰瑤提出了品牌帶動區域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和外在機制，并指出要積極發揮品牌效應，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9]。
總體來說,現有的文獻主要是從宏觀的層面對品牌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進行了分析，但關于品牌對縮小區域差距、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實證研究比較缺乏。這主要表現為缺乏從空間角度對區域品牌建設進行研究,且研究集中于理論層次；缺乏利用數據對我國不同區域的品牌發展狀況和其對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的分析。
三、 計量模型及數據說明
（一） 計量模型
因為模型中數據的考察期相對較短，相同地區的政策、文化和自然條件變化不會太大，差別也不會太大，所以本文采用面板數據模型對問題進行分析。從截面和時間兩個層面來體現研究對象的變化規律，相對于只是利用截面數據或只利用時間序列數據對經濟問題進行分析來說，面板數據具有更多的優點。與截面數據模型相比較，面板數據模型控制了不可觀測的經濟變量所導致的OLS估計的偏差，從而使得模型的設定更加合理，模型參數的樣本估計量更加準確。與時間序列模型相比較，面板數據模型擴大了樣本的信息量，降低了經濟變量間的共線性，提高了估計量的有限性[10]。同時，截面變量和時間變量的綜合使用能夠顯著降低缺省變量導致問題的可能性，而且面板數據模型可以同時反映所研究的經濟問題在時間和截面兩個方向上的變化規律以及不同時間、不同截面的特性。因此，我們的分析采用基于線性回歸的面板數據模型。
面板數據模型為Yit=αi +Xitβi +μit ，i=1，2，…n，t=1，2，…T。其中，Xit為1×k向量，βi為k ×1向量，k為解釋變量的數目，擾動項μit相互獨立，且滿足零均值和等方差。
本文預期品牌能夠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影響，因此本文建立如下的回歸方程對這一預期進行實證檢驗。
PERGDPi,t=C+αBVi,t+ξi,t（1）
其中，下標i代表相應的省份，t代表年份，方程左邊的PERGDP代表各省的人均GDP，以此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采用人均GDP可以消除各個地區人口規模的影響。方程中BV代表各省區的品牌價值的總量，采用品牌價值可以將品牌量化，可以更好地測算品牌的經濟績效。ξ是誤差項。
為了避免變量數據的劇烈波動，減少潛在的異方差問題，本文對上述公式進行自然對數的處理，得到以下的方程：
LN(PERGDPi,t)=C+αLN(BVi,t ) +ξi,t（2）
（二） 數據來源及說明
所構建的方程中人均GDP的數據取自2005―2010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品牌價值（BV）的數據取自世界品牌實驗室公布的2004―2009年的中國最具價值的500個品牌。
對品牌的評估，世界品牌實驗室采用的是目前通行的“經濟適用法”。通過對企業銷售收入、利潤等數據的綜合分析，判斷企業目前的盈利狀況；通過運用EVA確定企業的盈利水平。 同時，世界品牌實驗室運用具有世界領先性的“品牌附加值工具箱”計算品牌對收益的貢獻程度，通過數理分析的方法客觀地預測企業今后一段時間內的盈利趨勢以及品牌貢獻在未來收入中的比例。最后通過對市場、行業競爭環境的風險分析，計算出品牌的當前價值。品牌價值＝E×BI×S，其中E為調整后的年業務收益，它是通過對包括當年在內的前三年的營業收益和未來兩年的預測收益施以不同權重后，得出的平均收益；BI為品牌附加值指數，主要指用“品牌附加值工具箱”計算得出的品牌對當前收入的貢獻程度，表現為品牌附加值占業務收益的比例，這其中包含了對品牌附加值在經濟附加值中的比例計算； S為品牌強度系數。
本文以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的人均GDP與品牌價值（BV）的面板數據作為實證研究的對象，分析品牌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 數據采用2004―2009年東部11個省份（包括直轄市）、中部7個省份和西部10個省份（包括直轄市、自治區）的人均GDP和品牌價值的數據，其中東部11個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中部8個省份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11個省市自治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寧夏、新疆。由于和青海缺乏品牌價值的數據，因此未將其納入研究的范圍之內。下面三個圖是我國東中西部地區2004―2009年品牌價值（單位：億元）的變化趨勢。
圖1 東部地區2004―2009年的品牌價值趨勢圖
從圖1可以看出，東部11個省市的品牌價值總體處于上升趨勢，北京市品牌的發展最為迅猛，遠遠超過其他省市。北京遠遠領先于其他省市，主要因為北京是許多壟斷行業的總部所在地，中國工商銀行、中國人壽保險、中國石油、中國移動等集團公司的總部都位于北京，所以北京擁有的品牌數量就比較多。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的品牌發展雖然不如北京，但仍然表現出明顯的增長趨勢。廣東是我國改革開放最早的省份，在外資的帶動作用下，自主品牌的發展非常迅猛。上海、浙江、江蘇、福建和山東是我國經濟發展相對比較發達的省市，而上海曾經是我國自主品牌發展最好的地區，但是由于遭到國外品牌和浙江、廣東等地區的新生品牌的強有力的競爭，因此導致上海的自主品牌價值縮水。相對來說，天津、河北、遼寧、海南品牌的發展相對緩慢，但是這并不會影響東部地區整體的增長態勢。整個東部地區的品牌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雄厚的實力，截至2009年整個東部地區品牌價值總量是31372.25億元，年平均值2582.07億元，品牌價值的基數是比較大的。
由圖2可以看出，湖南、湖北品牌發展比較迅速，但因為它們品牌的發展相對滯后，品牌發展的基礎比較薄弱，所以品牌價值總量仍然比較小。吉林省品牌的發展相對較早，基礎相對中部地區的其他省份來說也比較雄厚，但是從2005年開始吉林省品牌價值的增速卻明顯放緩。中部地區其他省份品牌價值的增長速度比較緩慢，品牌建設基本沒有太大的進展。2009年中部地區品牌價值總量為2914.3億元，年平均值為364.29億元，品牌的發展遠遠小于東部地區。
由圖3我們可以看出，整個西部地區內蒙古、四川、云南的品牌發展態勢良好，增速明顯，其中四川的品牌增長速度最快，品牌價值也最高，遠遠超過中西部其他地區，這主要是因為四川白酒企業的發展相當好。廣西、重慶、貴州的發展在整個西部地區處于中等層次，而陜西、甘肅、寧夏、新疆2004―2009年品牌卻幾乎沒有發展，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2009年整個西部地區品牌價值年均值達到295.37億元。
綜合分析東中西部地區品牌價值建設的整體情況可知：東部地區品牌的基數最大，品牌數量最多，品牌發展得最好，但區域內部的發展存在較大差距；中部地區整體發展比較平衡，但是中部地區品牌的基數太小，發展速度緩慢；西部地區內蒙古、四川等省份的發展速度雖然比較快，但由于其他省份的發展比較滯后，且地區間發展差距較大，致使西部地區品牌的發展整體處于較低層次。總體來說，東中西部地區品牌的發展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品牌價值量呈現出依次遞減的態勢。
四、 計量分析
本文使用2004―2009年的面板數據，其中東部選取11個省市、中部選取8個省，西部選取10個省市自治區，對品牌與區域經濟增長差異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為了克服單一的單位根檢驗所帶來的偏差，本文采取LLC檢驗、IPS檢驗、ADFFisher檢驗、PPFisher檢驗四種方法分別對LN(PERGDP)和LN(BV)進行單位根檢驗。
（一） 東部地區的計量分析
先對東部地區的各變量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東部地區人均GDP與品牌價值的水平值經過以上四種檢驗方法檢驗以后發現，數據是不平穩的。而人均GDP與品牌價值量的一階差分值經過以上四種方法檢驗以后，結果都表現為沒有單位根，拒絕單位根的假設，這表明兩個變量是一階單整的，數據是平穩的。
檢驗結果還表明，人均GDP與品牌價值量都具有時間趨勢，因此本文在進行回歸分析時選用固定效應的面板數據模型，以LN(PERGDP)為因變量對東部地區的變量進行回歸，結果如表2（見下頁）所示。
由表2的結果可以看出，東部地區人均GDP與品牌價值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品牌價值每增加1%，人均GDP就增加0.55%。這說明東部發達地區憑借改革開放的契機在品牌的創建方面已擁有雄厚的實力。東部地區品牌價值高，擁有眾多的知名品牌，該地區品牌的發展能夠有效地帶動區域經濟增長，品牌已經成為影響該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這表明品牌的價值和數量與該地區經濟的發達程度是緊密相關的。
（二） 中部地區的計量分析
對中部地區的各變量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注：*、**、***分別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顯著。
表3的結果說明中部地區人均GDP和品牌價值量的水平值也是不平穩的，因此本文需要對數據進行差分處理。在對這兩個變量進行一階差分處理后的數據顯示拒絕單位根的假設，這表明沒有單位根，數據是平穩，可以進行變量之間的回歸分析。以LN(PERGDP)為因變量的中部地區回歸結果見表4。
注：*、**、***分別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顯著。
由表4的結果可以看出，中部地區人均GDP與品牌價值之間存在比較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在1%的置信水平上，品牌價值每增加1%，人均GDP就增加0.48%，這表明品牌可以帶動中部地區的經濟增長。但是中部地區品牌的發展要滯后于東部地區，各個省份品牌價值量相對比較低，這樣就難以提高區域生產的集約化經營，也難以轉變區域的經濟增長方式，因此導致新生的品牌發展也比較緩慢，對經濟的帶動作用自然也就弱于東部發達地區。
（三） 西部地區的計量分析
對西部地區的各變量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5（見下頁）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西部地區與東部和中部地區相同，人均GDP和品牌價值量的水平值是不平穩的，在經過一階差分以后，檢驗結果顯示沒有單位根，兩個變量是一階單整的，這表明數據是平穩的。因此，本文采用LN(PERGDP)為因變量對西部地區的相關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6（見下頁）所示。
注：*、**、***分別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顯著。
注：*、**、***分別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顯著。
表6的結果表明，西部地區人均GDP與品牌價值存在著正向的相關性，對區域經濟增長有一定的帶動作用。在5%的置信水平上，品牌價值變動1%，人均GDP就變動0.40%。西部地區品牌對人均GDP的作用系數明顯小于東部和中部地區，但是二者的相關性仍然比較顯著。這是因為雖然西部地區整體品牌的發展比較滯后，但是四川憑借白酒產業、內蒙古憑借乳制品創立了眾多的知名品牌，對當地經濟的發展表現出積極的帶動作用，進而對西部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五、 結論及建議
通過上述實證分析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我國品牌發展的地區差異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差異基本一致，品牌與區域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品牌是導致區域經濟增長差異的重要因素，品牌是反映區域經濟發展狀況的重要指標。
第一，對我國500強品牌的地區分布與我國東中西三大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性分析證實了品牌價值與區域之間的經濟差異有較大的相關性。區域的品牌數量和品牌價值與區域的競爭力緊密相關。一個區域擁有的知名品牌越多，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就越能占據優勢，所以未來區域之間的競爭不僅僅是經濟發展速度和經濟總量上的競爭，而會更多地表現為品牌的競爭，品牌是區域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
第二，品牌對區域經濟的影響呈現東、中、西依次遞減的趨勢。品牌無論是對東部發達地區還是對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都具有促進作用，對東部的帶動作用更是非常明顯，但是由于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品牌數量和品牌價值的絕對值都比較小，品牌的發展比較滯后，品牌對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經濟總量的促進作用也就小于東部地區。這說明東中西部品牌價值的差異是導致區域經濟增長差異的重要因素。因此，實施品牌戰略是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措施。
針對上述結論，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東部地區要保持目前的品牌發展態勢，進一步加強品牌的建設，提升品牌的價值，憑借優勢的品牌進一步加強自身的競爭能力，鞏固東部沿海地區在經濟格局中的主導地位，繼續發揮品牌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中西部地區要積極樹立品牌意識，在發展當前品牌的情況下，積極培育新的品牌，大力發展有競爭力的企業。在品牌創建方面，企業要加大對品牌的創新投入，只有通過產品生產工藝的創新、設計開發的創新和在生產經濟管理制度方面的創新，才能在發揮傳統優勢的基礎上，推出能夠迎合市場需要的新品牌產品；同時，企業要通過兼并、控股等多種方式對品牌進行重組，加快生產要素向名牌企業聚集，增強名牌企業的實力從而打造區域經濟的優勢品牌。
其次，區域品牌的創建要突出區域的特色。每個區域應該有自己的戰略定位，重點發展自己的優勢產業，創建區域獨特的優勢品牌。這種具有特色和競爭優勢的品牌企業在空間上形成聚集，從而形成本地化的產業品牌，這是其他區域很難效仿的，并且這種特色產業能夠對區域經濟產生乘數效應，是區域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由于不同的區域在空間、資源稟賦等許多方面都存在差異，各個區域所具有的優勢也各不相同。東部地區要利用社會資源比較豐富的特點，依托高科技人才的優勢積極發展高科技產業，繼續利用外資促進本土產業的發展，培育更多的世界性的知名品牌。中西部地區品牌數量和品牌價值比較小，與區域經濟的相關性要低于東部地區，但是自然資源和旅游資源卻非常豐富，因此中西部地區要依托本地區的特色，積極延伸資源性產業的產業鏈，同時大力發展旅游業，創建優勢的區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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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Brand Value Cre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Growth Differences
LI Xingjiang, ZHANG Yujie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關鍵詞：經濟運行 內在增長率 發展環境
未來經濟增長取決于經濟的內在增長趨勢、外部發展環境和國內宏觀調控政策的方向與力度。從我國經濟運行的內在增長趨勢看，目前我國經濟仍處于中長期回調階段，但GDP增速的中長期波動和中期波動已進入周期性上升階段，2009年四季度以后我國經濟運行將進入相對穩定增長狀態。目前，美歐日經濟已經企穩回升，美國金融危機產生的負面沖擊最大時期已經過去，雖然美歐日經濟能否實現穩定增長還存在很大問題，但再度出現深度衰退的可能性較小，2010年我國出口的外部環境要明顯好于2009年。從調控政策取向看，2010年我國貨幣政策趨于緊縮，財政支出擴張力度大幅度收縮，宏觀調控政策措施對未來兩年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大幅度下降。
一、我國經濟的內在增長率趨于上升
從經濟運行的內在增長趨勢看，我國經濟運行仍處于中長期回調階段，2010年GDP增速仍面臨較大的中長期回調壓力，但GDP增速的中長期波動和中期波動均已進入周期性上升階段，2010年一季度～2012年四季度期間我國GDP的內在增長率基本穩定在9％左右。
(一)未來兩年我國GDP增速仍面臨較大的中長期回調壓力
我國GDP增長率在經過2001年一季度到2007年三季度連續27個季度的不斷提升之后，從2007年四季度開始進入中長期回調階段。受美國金融危機沖擊影響，我國GDP增長率在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出現深度下滑，此后在國內強力擴張性調控政策刺激下，迅速回升，到2009年四季度當季增長率已回升到10，7％，2009年全年GDP增速回升到8.7％。從GDP增長率的中長期發展趨勢看，我國GDP增速從2007年一季度開始己進入中長期回調階段，GDP增速的中長期趨勢值從2006年四季度的11.4％所持續回調到2009年四季度的9.23％。比較GDP的實際增長率和中長期趨勢值可以看到，2009年一季度我國GDP實際增速的大幅度下跌，是在美國金融危機外部沖擊影響下GDP實際增速嚴重偏離GDP中長期發展趨勢的“超跌”現象，而2009年四季度GDP增速的回升，是在國內擴張性政策刺激下，GDP實際增速從2009年一季度的“超跌”狀態，向正常回調狀態或中長期發展趨勢的回歸。從GDP增速中長期趨勢值的自身發展規律看，目前我國經濟運行仍處于中長期回調階段，到2011年三季度才會達到中長期回調的底部，此后再次進入周期性上升狀態。據此判斷，2009年二季度以后GDP增速的回升，是在擴張性調控政策刺激下經濟增速從超跌狀態向正常回調狀態的回歸，未來兩年我國經濟運行仍面臨較大的自身回調壓力。
(二)GDP增速的周期性波動將進入回升階段
從我國經濟運行的周期性波動情況看，我國GDP增速的中長期波動從2006年三季度開始進入周期性收縮階段，2009年三季度已達到中長期波動的波谷，從2009年四季度開始進入中長期波動的復蘇階段，按其自身發展趨勢外推，預計到2013年一季度達到中長期波動的波峰。2010年GDP增速的中長期波動值仍為負，但將逐步回升，對GDP實際增速的負面影響逐步弱化。
我國GDP增速的中期波動從2007年四季度開始進入周期性收縮階段，2009年一季度已達到中期波動的波谷，從2009年二季度開始進入周期性復蘇階段，預計從2010年一季度開始從復蘇階段轉為擴張階段，中期波動的波動值將從2010年一季度開始由負轉正且不斷提高，對GDP實際增速時拉動作用不斷提高。從自身發展趨勢看，預計GDP增速的中期波動在2010年四季度達到中期波動的波峰。
GDP增速的短期波動受政策因素和其他外部沖擊的影響很大，波動本身的規律性較差。但短期波動的振幅較大，是實際增速波動的重要影響因素。從GDP增速短期波動的發展趨勢看，2009年四季度GDP增速的短期波動值有較大幅度提高，預計2010年一季度仍將保持回升態勢，但一季度以后仍會隨調控政策力度的改變而出現較大波動。總體看，在不考慮政策及共他外部沖擊因素影響的情況下，2010年一季度以后GDP增速的短期波動振幅將逐步收縮，最終將收斂于O。
(三)未來兩年GDP的內在增長率將保持相對穩定
綜合GDP增速的中長期發展趨勢和周期性波動，在不考慮政策因素、結構變化因素和其他外部因素的情況下，趨勢外推結果顯示，2009年四季度以后我國GDP增速將回歸相對穩定增長狀態，2010年－季度～2012年四季度期間GDP增速基本穩定在9％左右，2013年－季度以后再次進入加速增長狀態。
二、未來兩年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將明顯改善
目前，美歐日經濟己經企穩。美歐日GDP環比增速已在2009年三季度和四季度連續正增長，美國季度GDP同比增速在2009年四季度恢復增長，日本和歐元區13國GDP增速的降幅在2009年四季度也大幅度收縮，降幅分別從三季度的5.21％和4.21％收縮到四季度的0.38％和2.06％。隨著美歐日經濟增速的企穩回升，2009年9月份以后美國、歐盟和日本進出口貿易降幅迅速收縮，其中美國進口降幅從2009年9月份的20.3％降為11月份的5.5％，12月份增長4.6％；日本和歐元區13國進口降幅分別從2009年9月份的37％和20.3％降為12月份的5.5％和8.1％。美國進口恢復增長、日本和歐盟進口降幅大幅度收縮，使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得到根本改善，2009年8月份以后我國出口降幅因此迅速收縮，從8月份的23.4％降為11月份的1.5％，并于12月恢復較快增長態勢。外部環境改善、出口恢復較快增長，是2009年四季度我國GDP增速大幅度提高的主要因素。
由于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尚未完全消除，消化金融危機帶未的巨額損失尚需時日，目前美歐日各國經濟的企穩回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貿易狀況的改善，可持續性不強，未來美歐日經濟能否恢復穩定增長仍存在很大不確定性，但2010年美歐日經濟再度出現深度下滑局面的可能性較小，2010年我國經濟
發展的外部環境將比2009年有明顯改善，只是受美歐日經濟復蘇前景不確定影響，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的進出口貿易狀況仍存在很大不確定性。考慮到2003年1月-2008年12月期間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累計進口增速基本穩定在10％-20％之間，2009年進口增速的深度下滑，主要是美國金融危機沖擊的結果，我們假定美歐日經濟企穩回升之后，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美國、歐元區13國、日本和中國香港地區)進口增速仍將回歸正常增長區間。據此，我們利用1990年1月-2009年12月份數據，對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的進出口增長狀況進行趨勢外推，得到我國主要貿易伙伴進出口貿易增速的三種不同發展趨勢：
趨勢之一是2010年一季度以后我國主要貿易伙伴進口恢復增長，但增速較低。2010年和2011年我國主要貿易伙伴進口分別增長7.1％和8.2％，即2010年我國主要貿易伙伴進口增速僅恢復到2003-2008年我國主要貿易伙伴平均進口增速(14.3％)的一半，我們將這一趨勢稱之為企穩狀態。
趨勢之二是2010年一季度以后我國主要貿易伙伴進口恢復較快增長。2010年和2011年我國主要貿易伙伴進口分別增長8.5％和10.6％，即2010年一季度以后我國主要貿易伙伴進口增速逐步恢復到2003-2008年我國主要貿易伙伴進口增速的較低水平，我們將這一趨勢稱之為復蘇狀態。
趨勢之三是2010年一季度以后我國主要貿易伙伴進口恢復快速增長，但2011年迅速回調至低速增長狀態。2010年我國主要貿易伙伴進口增長18.5％，接近2003～2008年我國主要貿易伙伴進口增速的高水平；但2011年再度下降到7.7％左右的軟低水平，我們將這一趨勢稱之為軟快增長狀態。
三、2010年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擴張力度將比2009年大幅度收縮
2005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特別是財政支出力度一直保持較強的擴張性，GDP增速因此保持了持續快速發展勢頭。從財政支出看，2005～2008年期間我國財政支出名義增速平均為21.8％，扣除GDP縮減指數因素之后的實際支出平均增速為14.4％。為應對美國金融危機沖擊，2009年財政支出名義增速為21.2％，低于2009年年初提出的財政支出增長25％的預算目標，但扣除GDP縮減指數因素之后的實際財政支出增速為23.1％，比2005～2008年期間的平均實際財政支出增速提高了61％，即2009年財政支出的擴張力度比前四年大幅度提高。從貨幣政策看，2004年4月～2008年6月期間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提高了18次，從2004年4月的7％提高到2008年上半年17.5％；2004年10月～2007年12月期間10次上調利率，一年期存款和貸款利率分別從2004年10月的1.98％和5.31％提高到2007年12月的4.14％和7.47％。但貨幣政策的緊縮、特別是存款準備金率的提高，主要作用是沖抵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帶來的超額貨幣供給，金融機構貸款、特別是中長期貸款仍保持較快增長狀態，2005～2008年期間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和中長期貸款余額平均增速分別為13.88％和22.88％。2009年為應對美國金融危機沖擊，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和中長期貸款余額增速分別大幅度提高到31.7％和43.5％。
2010年我國宏觀調控政策措施將大幅度緊縮：(1)貨幣政策趨于緊縮。鑒于2009年上半年寬松的貨幣政策引致新增信貸規模超常擴張，從2009年7月份開始，我國貨幣政策、特別是信貸政策已收緊，新增信貸規模從上半年的月均12,341.91億元收縮到下半年的月均3,706.45億元。2010年1月份新增貸款14,015.18億元，但2月份已下降到7000億元。同時，為控制信貸規模的過快擴張，央行從2010年1月18日開始將大型存款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提高0.5個百分點，提高到16％。(2)財政支出增速大幅度下降。2010年全國財政支出預算規模為84,530億元，僅比2009年財政支出增長11.4％，這一預算支出增速比2005-2008年期間財政支出名義增速均值(21.8％)和2009年財政支出名義增速(21.2％)下降了10個百分點，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2010年財政支出的實際增速可能不足7％，財政支出的實際增速可能僅相當于2009年實際財政支出增速(24.1％)的30％，相當于2005～2008年期間財政支出實際增速均值(14.4％)的50％。貨幣政策緊縮和財政支出擴張力度大幅度收縮，將對2010年的投資和消費需求產生重大緊縮效應，部分抵消貿易環境改善、出口恢復快速增長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按財政支出乘數為1.3估算，2010年財政支出名義增速比2009年增速下降10個百分點或支出少增加7,600億元，相當于2010年名義GDP少增加9,800億元，2010年GDP名義增速下降2.94個百分點。
【關鍵詞】 區域經濟增長 趨同假說 區域經濟增長趨同
從傳統意義上來講，區域經濟增長趨同假說研究是指不考慮空間相互作用或空間依賴的經濟增長規律研究。到目前為止，這在趨同問題的研究歷史中持續了二十年左右的時間，期間歷經從理論基礎到概念定義再到研究方法的多次重要變遷，這對提高經濟增長理論的解釋力及強化經濟增長規律的把握有不可磨滅的貢獻。Sala-I-Matin（1996）和De la Fuente（1997）從研究方法的變化角度總結了用面板數據分析方法、時間序列數據分析方法和分布方法進行的趨同研究進展。Durlauf & Quah（1999）和Temple（1999）嘗試從駁斥趨同研究和增長理論無用論的角度，綜述經濟增長研究進展，并深入考察不同增長模型的理論聯系，進而把經驗性研究的許多細節繪制到一個表格中。但是，這些研究都是綜合性的，而趨同問題僅是不同增長主題中的一個，因此這些論文不能詳盡的關注趨同討論。基于此，本文給出專門針對于趨同假說概念的較全面的討論，及其在此領域的最新研究動態。
一、增長理論與趨同假說的提出
世界上貧窮國家的收入水平和富裕國家的收入水平是否趨同是關乎人類福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似乎又與不同增長理論（新古典增長理論和新增長理論）的有效性相聯系，這就使它備受關注。因為，一般 “趨同”是新古典增長理論的一個推論，而新增長理論沒有這種隱含意義。其中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假設之一——邊際報酬遞減，是導致趨同產生的直接原因。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普遍經驗性研究結論表明趨同假說在大樣本國家間不成立，而只有在涉及發達國家的小樣本中才成立。Romer（1994）就把這種可識別的不調和性作為新增長理論的兩個起源之一，而他認為的另一個起源是新古典增長理論在模型內部不能產生長期增長。因此，新增長理論模型試圖通過各種避免報酬遞減的方法來解決這兩個問題。這就使得所產生的這一類模型沒有趨同的隱含意義，但都具有內生的長期增長，這樣，就產生了在趨同問題和增長理論有效性問題之間的聯系。
在應用新古典增長理論研究跨國增長規律時，研究者或明或暗地都在基礎假設（邊際報酬遞減）中增加了其他假設，正是這種原因導致多種不同類型的趨同概念的出現。表1給出了在研究趨同問題時經常用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但是，并不是從一開始就同時出現了這些趨同概念，關于趨同的研究發展也是經歷了幾個階段的，并且這些不同的概念是隨時間而發展流行起來的。同時，趨同假說的研究也見證了不同研究方法的變遷。雖然在趨同概念和方法應用間有一定的對應性，然而這種對應性并不是唯一的。例如，非正式的和正式的截面數據分析方法、面板數據分析方法及（部分的）時間序列數據分析方法都被用于（絕對或條件）β趨同研究，一般處理依據人均收入水平的跨經濟體趨同問題。此外，正式截面數據分析方法和面板數據分析方法被用于研究俱樂部趨同和全要素趨同；截面數據分析方法甚至也被用于研究σ趨同；時間序列分析方法主要用于研究經濟體內部和經濟體之間趨同；而分布方法用于研究σ趨同及研究整體分布形狀和分布的內部動態。因此，在下文中將對這些趨同概念進行辨析。
二、趨同假說的相關概念
1、經濟體內部趨同和經濟體之間趨同
Robert Solow（1970）在評價Kaldor（1971）1958年所提出的關于增長的六個典型事實中的第五個和第六個事實時，指出“剩下的典型事實都出自不同類型，并且和我無關，因為他們更多的側重于比較不同的經濟體而不是關注于任何一個經濟體內部事件的過程”。
從中可以看出，Solow模型所研究的內容是經濟體內部的增長過程，并且所暗示的“趨同”也是指經濟體內部的“趨同”，即不管經濟體開始的人均資本存量是高于或低于均衡狀態時的資本水平，要素間替代的可能性和報酬遞減的力量都會使經濟體收斂于本身的均衡狀態。而之后產生于新古典增長理論并與之發生聯系的趨同概念卻是指經濟體之間的趨同，這從廣泛的跨國數據比較的經驗性研究中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矛盾一方面為新古典增長理論不能解釋增長率和收入水平在國家間的巨大差異給出理由，另一方面也在學術界引起廣泛的爭論。
2、依據增長率的趨同和依據收入水平的趨同
相應的，經濟體之間趨同能夠從兩個不同的角度進行理解：依據增長率的趨同和依據收入水平的趨同。這都要求把新古典增長理論中關于技術的概念擴展到世界范圍。在新古典增長理論中技術過程的設定是基于以下假設的：一是不需要任何資源來產生技術創新；二是每一個人平等的從中受益；三是沒有人為了從中受益而支付任何報酬。把它擴展到世界范圍之后，這些假設就意味著所有國家平等的分享技術進步，并且由此他們都能在穩態時以一個相同的增長率增長，這就是所謂的依據增長率的趨同假說。為了得到這個設定，研究者通常附加假設：所有國家具有相同的總量生產函數。因此，這也就表明所有國家穩態時的收入水平也是相同的，即依據收入水平的趨同假說。
3、β趨同和σ趨同
依據增長率和收入水平的趨同都被稱作所謂的β趨同。這主要是根據報酬遞減的假設，暗示在資本貧乏的國家有較高的資本邊際生產率，假如儲蓄率相似的話，貧窮經濟體便會增長較快。如果這種設想是正確的，那么在初始收入水平和增長率之間就會存在負相關。這就產生了趨同研究的一般方法，即進行增長率和初始水平回歸，回歸中初始收入水平變量的參數（即β）負值表明負相關的關系，也就是通過參數β的符號判斷趨同假說，因此得名β趨同。
然而，有些研究者如Quah（1993），Friedman（1994）等強調趨同是關于截面收入和增長率分布離散程度的一個概念，并且來自增長率和初始水平回歸中的負β，并不必然意味著這種離散程度的下降。這個觀點認為不應該通過β的符號間接的判斷假說，并且這種判斷或許是錯誤的，而應該通過觀察國家間收入水平和（或）增長率的分布動態來直接判斷。這就提出了σ趨同的概念，σ是指收入水平或增長率截面分布的標準差。盡管有以上的限制，研究者仍然對β趨同感興趣，部分是因為它是σ趨同的一個必要條件，盡管不是充分條件；另一個原因是和β趨同相關的研究方法也為增長模型的結構參數提供信息，而在用分布方法研究問題時通常不會提供這些信息。
4、非條件（絕對）趨同和條件趨同
從概念上來看，最重要的不同可能在于條件和非條件（絕對）趨同。從Solow模型開始假定如下C-D生產函數形式：
其中，Y，K，L和A0分別表示產出、資本、勞動和全要素生產率，那么人均收入的穩態水平y?鄢給定
y?鄢=A0egt[s/（n+g+δ）]α/（1-α）（2）
其中，s是投資率，g和n是At和Lt的指數化增長率，δ是折舊率，α是資本的產出份額。這清楚的表明一個國家的穩態收入水平依賴于以下六個元素：A0，s，g，n，δ和α，可以用向量θ來綜合表示。非條件（絕對）趨同意味著向量θ中的六個元素對所考慮的經濟體來說都是相同的。根據增長率和初始水平回歸，這意味著回歸方程右邊不引入其他變量的情況下，β的符號也應該是負的。相比而言，條件趨同的概念強調穩態水平可能存在的差異性，并且因此要求合適的變量要引入到上述回歸方程的右邊來控制這些差異，向量θ中的六個元素應該允許變化，并且不再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
5、條件（全局）趨同和俱樂部（地方）趨同
條件趨同的概念也和俱樂部趨同的概念相聯系。后者可以追溯到Baumol（1986），但是更嚴格的形式由Durlauf & Johnson（1995）和Galor（1996）給出。標準新古典增長模型的一個特性是均衡的唯一性，并且通常的趨同概念承認這個唯一性。在非條件趨同中，所有經濟體都會達到唯一的均衡水平。在條件趨同中，均衡會隨著經濟體不同而不同，并且每一個經濟體都會走向它自己唯一的均衡。相比而言，俱樂部趨同的思想是產生于多重均衡的模型。一個經濟體將達到這些不同均衡中的哪一個，依賴于其初始位置或其他一些結構特征。一組國家中，如果他們具有這個均衡所要求的初始位置或特征，就可能會收斂于一個特定的均衡，這就產生了俱樂部趨同。
6、收入趨同和全要素趨同
研究者在處理趨同問題時一般是依據人均收入，即收入趨同。然而，收入趨同是資本深化和技術趕超兩個過程的綜合結果。盡管大多數研究者關注資本深化過程參數，但有另一些研究者，如Dowrick & Nguyen（1989），Dougherty & Jorgenson（1996，1997），Wolff（1991）及Dollar & Wolff（1994）直接關注于技術趕超的過程。由于全要素生產率是測度技術進步的最近似指標，這些研究者就考察國家間是否在全要素生產率的水平上趨同，這就是所謂的全要素（TFP）趨同。
7、確定性趨同和隨機性趨同
一些研究者，如Bernard & Durlauf（1996），Carlino & Mills（1993），Evans（1996），Evans & Karras（1996），Li & Papell（1999）等用時間序列計量經濟方法來研究趨同。上文中所提到的“經濟體內部趨同”實際上是一個時間序列的概念。然而，研究者也用時間序列方法來檢驗“經濟體之間趨同”。從這個觀點來看，兩個經濟體i和j，如果他們的人均產出yi，t和yj，t滿足下面的條件，就認為是趨同的：
其中，It表示在時間t的信息集。這個趨同定義對只有兩個國家的情況是比較明確的。但是當所考慮的樣本數超過兩個時，情況就不同了。趨同的時間序列定義也能夠和條件趨同和非條件（絕對）趨同相聯系：當a=1時，方程（3）就表示非條件（絕對）趨同；當a≠1時，那么方程（3）或許就代表了條件趨同。在這樣一個框架下，也要進行確定性和隨機性趨同的區分。這種區分是指在檢驗差分序列的單位根時能否滿足確定性或隨機性的趨勢。
三、結語
在傳統意義上，關于趨同的研究有多種不同的定義和方法在許多方向上發展起來。然而，通過綜述發現所揭示的這些結果有相當大的一致性。盡管方法不同，條件β趨同的發現還是相對穩健的。對發達國家來說，研究者實際上經常報告非條件趨同。相似的，由于σ趨同研究一般關注非條件趨同，因此，σ趨同的結果很大程度上與β趨同結果一致。σ趨同的事實在那些發達國家的小樣本中精確發現，其中也有非條件β趨同的證據。另一方面，在全球大樣本中，非條件β趨同和σ趨同都不成立。最后，對經濟體內部和經濟體之間趨同的時間序列分析得到能夠支持條件趨同的證據。在趨同速度上，甚至有更一般性的結論：經濟體穩態中的差異被控制的越多（或是通過樣本選擇或是通過回歸中相關變量的確定），結果中趨同速度就會越高，尤其是考慮了經濟體之間的技術差異后就會更高。
一般來說，傳統趨同假說研究取得的重要進展有：第一，條件趨同的經驗性發現，導致許多產生趨同含義的新增長理論模型的出現，這就表明趨同的含義不再是只能和新古典增長理論相聯系，于是便促成了兩種類型的增長理論走向融合；第二，它提供了關于跨國增長規律的新的典型事實，如“持續”和“雙峰”，增長理論面臨著解釋這些事實的任務，并且引起重新構建多重均衡模型的熱潮；第三，趨同研究強調國家間存在巨大的生產率和技術上的差異，并且為這些差異的量化提供新的方法，同時巨大的技術和制度差異的發現也導致理論的發展。
【】
[1] Durlauf，Steven N.and Danny T.Quah：The New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in John Taylor and Michael Woodford （eds.），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J].Vol. 1A， Amsterdam， North-Holland，1999.
Islam， Nazrul，What Have We Learnt from the Convergence Debate?[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03，17（3）.
Sala-i-Martin，Xavier Regional Cohesion：Evidence and Theories of Regional Growth and Convergenc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6（40）.
關鍵詞：進出口；經濟增長；實證分析；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746．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6)03-0096―05
一、引言
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一直受到經濟學家的重視。在古典與新古典時期，主要有亞當?斯密提出的“剩余物品出口”學說，羅伯特遜(D．H．Robert-son)提出的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的命題和凱恩斯及其追隨者馬克盧普(F．Machlup)和哈羅德(R．F．Harrod)等人的對外貿易乘數原理。20世紀80年代后，以羅默(Romer)、史格斯羅姆(Segerstrom，P．)、格羅斯曼(Grossman，G．)和克魯格曼(Krugman，PaulR．)等人為代表的現代經濟學家，將這一研究推向新的。他們把20世紀80年代初產生的新國際貿易理論與新增長理論有機結合起來，對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多角度、多層面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相關理論與模型。這些研究表明：對外貿易能夠通過商品出口、要素流人、創新刺激、技術擴散、人力資本積累、勞動分工專業化和規模經濟等途徑，促進一國經濟的增長。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和深化，區域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日益增大。因此，對區域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也就變得日趨重要。
二、總量分析
(一)樣本數據的選擇與說明
本文選用湖南省1993―2004年間的數據為樣本(見表1)。
樣本數據的選擇主要考慮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數據的可獲得性、樣本數據的典型性、樣本數據的有效性。本文把樣本空間選擇為1993―2004年，一方面是因為1994年及其后的匯率變動相對平穩，便于縱向比較；另一方面是由于湖南的地區生產總值在1993年首次突破千億元人民幣大關，這使得分析更加有意義。
(二)貨物進出口總量與湖南經濟增長總量之間的相關性檢驗
1．回歸模型。文章僅分析貨物進出口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假定其他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變或影響是平穩的，因此用一元線性回歸模型來討論它們之間的關系。
設經濟增長(用地區生產總值GDP來衡量)為y，依次設進口、出口和凈出口為X，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模型：Y=a十bX
2．相關性分析與檢驗。借助上述模型，采用表1中1994―2004年的總量數據(為便于比較而放棄了1999年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其結果如表2：
總量角度的回歸檢驗結果表明：一方面，進出口總額、進口額、出口額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凈出口也可以在5％的水平上顯著。也就是說，在湖南，進出口總額、進口額、出口額三個變量與地區生產總值與進出口總額、出口額、進口額甚至是凈出口之間存在線性正相關，只是顯著性水平有較大的差異。另一方面，總量檢驗的只值相對較小。而熊子平等人在2001年利用我國1985―1998年的數據進行檢驗的結果表明，中國的對外貿易特別是進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強相關關系(相關系數大于0．95)，兩者相較說明貨物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有利作用在湖南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③
三、增量分析
(一)貨物進出口增量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實證
1．分析工具的選擇。從支出角度來考察國民經濟，國內生產總值由總消費、總投資和凈出口構成。一個地區的地區生產總值也同樣可以表達為“總消費＋總投資＋凈出口”。
因此，當凈出口(或出口等)為正時，會對地區經濟的增長起拉動作用，反之，則有負面的拉動(或說阻礙)作用。這個作用可以用“貨物凈出口(或進口或出口)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和“貨物凈出口(或進口或出口)對地區生產總值的拉動度”兩個指標來評價。其中：
貨物凈出口(或進口或出口)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率；貨物凈出口(或進口或出口)的增量÷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量
貨物凈出口(或進口或出口)對地區生產總值的拉動度：貨物凈出口(或進口或出口)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率x地區生產總值的相對增幅
2．湖南貨物進出口增量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分析。分析結果見表3。
表中Y表示折成美元價之后的地區經濟增量(GDP增量)，Yi為當地經濟的當年增長率；AX為當年貨物出口增量，XG為貨物出口增量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率，XL為貨物出口增量對地區生產總值的拉動度；M為當年貨物進口增量，MG為貨物進口增量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率，ML為貨物進口增量對地區生產總值的拉動度；N為當年貨物凈出口增量，NG為貨物凈出口增量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率，AL為貨物凈出口增量對地區生產總值的拉動度。
可見，在樣本檢測區間1994―2004年內，除少數年份如1994、1997、2000、2004年之外，大部分年份貨物進口增量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率AMG、貨物進口增量對地區生產總值的拉動度AML均分別大于當年的貨物出口增量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率AXG、貨物出口增量對地區生產總值的拉動度XL。
與此同時，表3的檢驗結果也表明在樣本區間內，湖南貨物進出口的增長趨勢并不穩定，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表現得也不明顯且缺乏穩定性。
(二)貨物進出口增量與湖南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性檢驗
采用表3的增量數據進行分析，結果如表4：
增量角度回歸檢驗的結果表明，進出口總額、進口額、出口額在1％和5％的水平上都不顯著，即地區生產總值增量與出口增量、進口增量、凈出口增量都不存在線性正相關。
可見，增量檢驗的結果與總量檢驗的結果是相互矛盾的。④
鑒于檢驗區間內檢驗量的不規則波動幅度相對較大，不妨對不規則波動幅度相對較小的2000―2004年樣本區間進行再檢驗，⑤結果如表5：
同樣，設定檢驗的顯著性水平a=5％，查F分布表可知F1-a(1，n-2)：F0.95(1，3)=10．1，因為出口、進口以及凈進口的F值均小于10．1，所以顯著性水平a=5％接受H0，認為回歸效果不顯著，即地區生產總值增量與出口增量、進口增量、凈出口增量都不存在線性正相關。
再次檢驗的結果與表4的檢驗結果一致，但與總量檢驗的結果(表2)是矛盾的。
不過，表4和表5的對比分析說明，進出口的不穩定、波動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丁相關性檢驗的結論，⑥這也可以說明進出口的不穩定、波動式的發展導致了其對經濟增長作用的不可確定性。也就是說，湖南貨物進出口缺乏穩定的支撐平臺，如穩定的產出、強勢的晶牌、國外市場對湖南產品的穩定需求等等，因而受世界市場偶然性因素如價格變動、臨時性貿易壁壘等的影響較大。其實，進口額、出口額、凈出口額的增量等指標在表3中所體現出來的不規則的波動也印證著這個結論。
同時，總量回歸和增量回歸檢驗的結果都說明：在湖南，進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要大于出口(如表2和表4所示：進口與經濟之間的相關性強于出口)。
經濟學家一般認為出口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的引擎，出口持續擴張，帶動相關產業增長，生產結構與就業結構相應持續調整、改善。一般而言，出口產業的生產效率與競爭力較內需產業高，隨著出口不斷擴張，資本與人力資源不斷流人出口產業，促使資源重新分配，提高總體資源生產力，并帶動整體經濟持續繁榮。但是一國長期經濟增長的前景應該是由一國長期供給潛力來確定的，市場需求及其制約僅作為一個短期因素。[1]進口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正是從增加供給的角度表現出來。從全國的情況來看，由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減少進口限制，注重生產資料尤其是先進設備的進口，合理控制生活資料的進口，國民經濟增長率中有20％左右是擴大進口帶來的，所以從長期來看，擴大進口也是能促進經濟增長的。[2]這主要是因為進口產品能夠填補國內或區域內供給空缺從而增加民間投資和消費，提升后兩者的結構。由于資源的稀缺性，在封閉的經濟體系中，迫使產業結構狀態服從短缺約束資源使用效率的“木桶原理”，造成低水平均衡的產業結構狀態，約束了國民經濟的發展。通過進口國內稀缺的自然資源，與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相結合，這種狀態將得到有效的調整，必然使我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3]對湖南貨物進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實證檢驗也印證了這一結論。
四、結構分析
上述分析說明湖南貨物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缺乏穩定的作用機制。為了找到有效的作用途徑，對湖南貨物進出口的情況進行進一步的結構分析是必要的。
筆者選取2001―2004年的貨物進出口情況，分別從高附加值產品的結構、貿易方式結構和貿易主體結構等方面作出了結構分析(見表6)：
結構分析表明：
1．進口增長速度大于出口增長速度，特別是2003--2004年間的進口呈現出一個較大的放量增長態勢。考慮到考察區間湖南經濟增長的高位運行態勢(年增長在9．0％及以上)，可以再次說明進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積極的。
2．2004年貨物進出口的產品結構顯示：(1)高新技術產品表現雖然活躍，但是因受制于初始量較小的緣故，在進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且其進口量遠大于出口量。這說明湖南出口產品的層次結構不好，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量嚴重偏少(2004午還只占出口總額1．9％)，高附加值的產品出口量不大，有進一步改進的空間。(2)機電產品在進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都較大，說明湖南機電產品的出口有一定的競爭力。(3)前述兩類產品的進口量均大于出口量，說明湖南的相關產業尚處于技術積累期(即重視引進國外的機器設備發展本區域經濟的階段)。
3．貿易主體結構的變化表明了私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貿易發展態勢較好，一直處于不斷的穩定上升之中。而國有貿易和集體貿易的占比在2001―2004年間分別是75．34％、70．34％、67．4％和62．80％，是逐年下降的。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1．總量回歸結果表明：湖南生產總值(GDP)與進出口總額、進口總額、出口總額之間存在線性正相關，但總量檢驗它們之間的相關系數明顯小于全國檢驗值，這說明，湖南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正效應影響雖然存在，但相對較小，促進的力度不大。
2．增量回歸結果表明：湖南生產總值(GDP)的增長額與進出口增長額、進口增長額、出口增長額三個變量之間不存在線性正相關；進出口貿易增長不穩定、波動性較大，由此導致了對經濟增長作用的不可確定性；間接表明：湖南貨物進出口缺乏穩定的支撐平臺。
3．雖然總量與增量回歸的結果是相互矛盾的，但兩種檢驗的R值非常小，這表明貨物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在湖南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或說明貨物進出口對湖南經濟增長的拉動和貢獻不大。
4．無論總量還是增量的分析都表明：湖南進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性強于出口，因而湖南進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要大于出口的作用。
5．對貿易結構的分析表明：湖南對外貨物貿易的產品結構比較單一，盡管機電產品有一定的出口競爭力，但仍主要依賴傳統的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高新技術產品、高附加值的產品出口量不大。
(二)政策建議
調整財政、稅收和金融政策，加大對出口部門發展的支持力度。實行進口、出口并重的積極貿易政策。利用產業的梯度轉移機遇，積極發展加工貿易，實現貿易結構轉型和升級。調整產業政策，優化出口產業結構，提升出口產品的競爭力，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鼓勵中小企業集群發展。凈化外資企業發展環境。出臺配套政策降低外向型企業的社會交易成本。位為億元人民幣；匯價為當年100美元兌換100單位人民幣的中間匯率。(2)為了不影響分析結論，故假定1993年的年均匯價與1994―2004年年均匯價的平均值(831．98)相同。
②表中的數據由Eview3．1計算和整理而得。
②相關性表現不強的檢驗結果可以推導出兩個結論：一或本身構成一個反例，否定了“對外貿易(或進出口貿易)與一國(地區)經濟存在強相關”這個結論；一或說明在檢驗的樣本空間之內，這種強相關關系未得到充分的利用。考慮到湖南的數據只是中國整體數據的一個組成部分，加之統計數據的獲得性相對較差，故取后一種結論。
④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可能是統計量的不適，也可能是其中之一屬于“假相關”。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不過即便如此，筆者也傾向于采用增量進行相關性的檢驗，認為增量更能解釋經濟增長與變量之間的相關性。
⑤通過對相應數據進行處理，減少其波動，再進行檢驗，可以發理其相關性表現得更加優良。這可以說明檢驗數據本身波動幅度也是影響相關檢驗結果的一個重要原因。
⑥顯然，在設定的檢驗區間(1994―2004)內，抽出進出口貿易增長不穩定的區間(1994―1999)后，相關性表現得更為明顯。
⑦數據來源于
參考文獻：
[1]劉學武．投資、消費、國際貿易與中國經濟增畏：1989～1999年經驗分析[J]．世界經濟，2000，(9)．
另悉，此屆論壇還將推出由北京市社會科學院中國總部經濟研究中心聯合全國知名高校、科研機構30余位專家學者共同完成的“2008～2009年中國總部經濟藍皮書”，向社會公開由中國總部經濟研究中心歷時一年完成的“全國35個主要城市總部經濟發展能力評價報告（2008）”。
發展總部經濟是未來城市競爭制高點
經過30年的發展，我國經濟在整體上得到發展的同時，區域之間不均衡現象也日益突出。2007年，我國東部地區GDP比中西部地區GDP之和還高出6.21萬億。與經濟發展差異相伴而生的，是資源稟賦的差異。
我國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中心城市與中小城市之間在人才、信息、技術等戰略資源與土地、能源、材料、人工等常規資源的分布上呈現明顯的不均衡格局，這既是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挑戰，又為我國不同區域之間以總部經濟模式實現合作發展、資源優化配置提供了條件。
而總部經濟是以企業為載體，以市場為機制，以資源差異為條件，實現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由原來的產品合作、產品配套向功能合作、功能配套拓展升級，以達到區域經濟統籌發展和區域共贏為目的。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中國總部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趙弘研究員明確提出，加快總部經濟發展是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分工地位的戰略選擇。
經過30年的發展，我國制造業水平顯著提升，但是，從總體上說，“中國制造”附加值普遍較低，核心競爭力不強。我國許多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正面臨經濟轉型的巨大壓力；從國際發展經驗看，發展總部經濟是中心城市轉型的有效途徑。
近年來，我國許多大城市土地價格、制造業工人工資水平等不斷上漲，生產制造成本迅速攀升，再加上外部環境不景氣，人民幣升值等壓力，使得越來越多的制造企業關閉或外遷，大城市制造業“空心化”現象日益嚴重。珠三角企業“破產潮”正是制造業“空心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破產企業主要集中在制鞋、制衣、玩具加工、電子加工等勞動密集型行業。
如何應對制造業“空心化”？從國際一些大都市看，許多大城市在制造業轉移后持續繁榮的原因實際上是服務業越來越處于經濟支撐地位，總部需求所形成的生產成為中心城市經濟中最活躍、最有支撐力的經濟主體。大力發展總部經濟，形成與現代服務業的互動發展是中心城市產業升級的關鍵，是未來城市競爭的制高點。
南京市鼓樓區總部經濟成效顯著
南京市各類戰略資源豐富，總部經濟發展目前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根據北京市社會科學院中國總部經濟研究中心的《中國總部經濟藍皮書》，南京市總部經濟發展能力排名從2005年的第8位上升為2007年的第5位。目前，南京已有世界500強在寧投資企業58家，投資項目超過100個，跨國公司在南京設立具有地區總部功能的投資性公司超過350家。
據鼓樓區區長徐蘇寧介紹，南京是江蘇的政治、經濟、科教和文化中心，是我國華東地區和長三角地區重要的區域中心城市，已經進入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轉型的關鍵階段。
南京市將總部經濟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于2007年出臺了《鼓勵境內外大型企業設立總部或地區總部的暫行規定》及其實施細則。發展總部經濟是南京市更好地發揮資源優勢，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需要，是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城市經濟轉型的重要選擇，對于提升南京市區域性中心城市地位、推動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鼓樓區作為南京市政治、文化、科技、經濟最集中的地區，最突出的優勢是科教人才資源雄厚，區內駐有20所大學，70多家科研院所，10多萬人專業科技人員，其中兩院院士41人，占南京市的53%，江蘇省的48%，全區1/3以上居民受過高等教育。鼓樓區已成為國內外著名企業落戶南京時的首選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