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25 16: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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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社會責任觀與公司治理的關系
（一）兩者的理論基礎同源且最終目標相同
企業社會責任有許多理論基礎，包括社會契約理論、企業公民理論、組織合法性理論及利益相關者理論等，但由于利益相關者理論既指明了對誰的責任也包含了責任的內容，因此建立在該理論基礎上的CSR 觀逐漸為多數學者及國內外相關組織所接受。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就是要求企業為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服務，履行經濟、法律、倫理和慈善責任。
從公司目標體系的層次性來看，公司治理的目標應該服從于公司的整體目標，而公司的整體目標又由公司的本質決定。關于企業的本質，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論”、“團隊生產”理論、“委托”理論雖然強調的重點不同，但都贊同企業的本質是“一系列契約的連接”。公司治理機制的直接目標是為股東服務，但最終目標還是要利于企業契約的穩定，促進契約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并保持相互之間利益的平衡。利益相關者理論也承認“企業是一系列契約關系的連接”，但是它認為契約關系人不但有顯性的利益相關者還有隱性的利益相關者，不同意主流企業理論將契約關系人范圍縮少化的做法。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作如下總結：第一，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觀的最終理論基礎是“企業社會契約論”，而利益相關者理論和股東至上理論只不過是人們根據企業所處社會經濟環境及自身發展階段的不同情況，對企業契約各方力量進行對比之后，對誰應該是企業為之直接負責的對象的兩種不同的判斷。第二，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觀兩者的最終目標都是為了維持企業契約的穩定：促進契約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并保持相互之間利益的平衡。
（二）企業社會責任觀為公司治理提供了正確的行為導向
企業社會責任觀是一種行為理念，它的內涵會隨著社會經濟環境與企業發展階段的變化而變化，特別是在實務中究竟要對哪些利益相關者負責任，對他們的哪些方面利益負責任以及這些利益相關者的重要性排序情況都會受到企業內外部環境的影響。現實生活中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演變過程：從“創造利潤才是企業的社會責任（Friedman，1962）”的舊理念發展到“企業公民說”、“社會契約理論”、“相關利益人說”、“慈善投資理論”等一系列新理念，就是社會責任觀內涵具有動態性和層次性的實證。
公司治理是為了保證企業人按照委托人意志行事而進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只有在正確確定委托人是誰的情況下，才可能保證公司治理提供的服務是有效的。企業社會責任觀根據企業自身發展階段和所處企業外部社會經濟環境的特點，科學地對委托人是誰、他們對企業的預期內容以及各自的優先順序都進行了界定，因此為公司治理指明了正確的服務對象與服務內容。而傳統的委托理論將委托人固化為股東，將股東作為公司治理的唯一服務對象是不科學的，它違背了公司治理的服務對象會隨利益相關者之間博弈力量的動態變化而變化的規律。
（三）企業社會責任觀可以提高治理機制的效率與效果
企業社會責任觀與治理機制的融合，會在治理機制中增加價值觀等文化控制，使現有治理的手段更全面，同時具備文化控制手段、市場控制手段和制度控制手段。文化控制手段在單獨使用或與其他兩種手段的融合使用都會為治理帶來正義色彩，使各種控制手段更具說服力，從而提高治理機制的效率與效果。另外，企業社會責任觀在公司治理機制中的融入可使公司治理兼顧直接目標與最終目標，更好地解決現有公司治理完全按直接服務目標（股東至上）設計而導致的不利于最終目標實現的問題。
（四）公司治理為企業社會責任觀的貫徹落實提供制度保障
企業社會責任觀是一種理念，它可以通過影響人的思想來影響人的行為，也可以通過將企業社會責任理念融入企業內外的制度來直接規范人的行為。前一種方法因為缺少強制性與行為指導性，而對人的行為影響效率較慢，但是它的影響卻帶有很強的穩定性，而且一旦被人接受，則時時都能對行為產生影響，人們會主動遵守。后者對行為的影響見效快，但可能因為沒有被接受而在沒有規則約束時就不會遵守。在當前急需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下，應該以后一種途徑為主，前一種為輔。
二、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相互融合的方式
兩者的融合要求社會責任觀融入公司治理的有關機制和制度中，成為公司治理機制的意識形態、精神靈魂，而公司治理機制應成為社會責任觀的物質基礎、運行載體，從而實現兩者共同的目標：促進契約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并保持相互之間利益的平衡，以維持企業契約的穩定。
（一）協調好利益相關者理論與股東至上理論的關系
在理論上要用企業社會契約論協調好利益相關者理論與股東至上理論的關系，用促進契約各方利益的最大化與利益平衡取代股東財富最大化，為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的融合提供理論支持。
（二）加強對企業社會責任觀的宣傳
要使不同的利益相關者明白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對經濟、社會和生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特別是使企業的股東與管理層相信履行社會責任有利于股東長期利益的最大化。
（三）加強法制建設，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進行規范
將促進契約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并保持相互之間利益的平衡作為公司的目標，要求各公司寫進公司章程，對利益相關者在公司權力機構中的話語權進行規定，如規定企業董事中應設立多少社會責任董事，他們在哪些事項中有什么樣的表決權，從而為企業中設置社會責任機構及其責任與權力分配提供法律依據。
（四）在公司外部治理機制中融入企業社會責任觀
在經理市場治理機制中，為職業經理人建立社會責任業績檔案并向社會公開，同時將經理的社會責任業績作為市場準入門檻。在資本市場治理機制中，為社會責任履行好的公司提供優先融資、低息融資；要求企業公布社會責任履行計劃及履行情況的信息，以作為社會責任價值投資者的投資參考，促進社會資金低成本、高效率地向社會責任履行良好的企業配置。在產品市場治理機制中，為企業產品與服務質量建立誠信檔案并可以公開查詢，為消費者維權提供法律服務。除此以外，政府還要降低要素流動的交易費用，并為其他利益相關者維權提供制度保障。
（五）在公司內部治理結構中融入社會責任觀
有兩種思路，第一種思路是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觀點，將企業的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由核心利益相關者共享，在企業中股東與其他核心利益相關者共同承擔日常治理。第二種思路依然將企業委托給股東進行日常治理，其他核心利益相關者只采取相機治理。在兩種思路中，非核心利益相關者都通過外部治理來促使企業管理者對其委托責任的履行。
第一種思路的具體做法：一是將企業的股東大會改成“企業利益相關者大會”。二是在企業中設立專門的機構與人員負責對企業社會責任進行管理。包括在董事中設立社會責任董事，它是企業社會責任相關事項的最高決策層，負責對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戰略進行決策，并在總經理、副總經理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的人員招聘、考評、薪酬、晉升及解聘等重大人事工作中有權根據其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表現發表意見，參與決策。在社會責任董事下設立社會責任委員會，它負責在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制定企業社會責任中長期目標與計劃，與公司內部其他制度制定者一起，將社會責任理念與公司內部治理的相關制度結合起來，負責對社會責任履行情況進行監督與宣傳教育工作，負責企業社會責任的公共關系管理。例如，如何將總經理受托的社會責任完成情況的衡量指標與總經理受托的經濟責任完成情況的衡量指標一起構成總經理業績評價體系。再如，在企業投資決策程序中加入生態環境投資決策審查制度。
第二種思路的具體做法：只在企業設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它是企業外部的社會責任機構如行業協會、消費者協會、環保協會、工會、企業社會責任審計機構等在企業內部的人員安排。該機構負責對企業在經濟活動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進行監督，并對企業每年對外公布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進行內部審計。機構工作人員部分由這些協會聘請，部分由社會審計機構聘請。他們的工資來自于國家規定的企業每年社會責任內部監督與審計費用。當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發現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存在重大的社會責任問題或隱患時，應馬上向董事會提出抗議，同時上報企業外部的有關協會。這些協會要馬上介入調查，根據問題后果嚴重性大小要求企業交納社會責任風險基金。當沒有發現社會責任問題時，則不得干涉企業的經營。這種方案只是在現有公司治理結構中加入了一條獨立運營的利益相關者相機治理機制，它不需要強制性的對現有的公司治理制度作太多的修改，當然企業會因為這一治理機構的存在而自覺地在經營活動中考慮其對社會責任影響的大小，而且管理層由于依然只需要根據股東財富最大化這個單一目標進行經營決策，因而易于決策與執行。
總之，社會責任理念的貫徹實施是一個系統工程，既需要有令人信服的理論依據，又要有推動這一理念執行的制度與環境，需要有國家、企業與社會公眾的相互配合，需要采取法律、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多種手段對企業的思想與行為施加壓力，使其較好地履行社會責任。
參考文獻：
1.李衛兵.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機制的構建與實施[J].江西社會科學，2012，（5）.
摘 要：政治社會學強調社會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要求防災的應急準備、實際救災能力和災后重建能力建設成為長期的、全面的思想、技術、組織準備和力量積蓄；要求從全局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防止和盡可能減少社會災害的發生；強調要按照法治的要求識別社會災害，界定社會災害的主體，防止制造災害的行為，治理及消除危害。災害的評價尺度與災害評價應該是多樣而全面的，要根據人與災害的矛盾焦點，更為廣泛地、內在地觸及民心民意，從中清理出那些具有價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訓，創新理念，漸進地推進各種措施的落實。
關鍵詞：政治社會學；防災減災；災害評價；憂患意識
中圖分類號：X43，X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11）06-0082-05
在政治社會學的當代視野里，我國的防災減災工作具有廣泛的應用空間，它既關乎社會發展，又與社會穩定密切相關。這項工作包括災害區劃、災情預測、災情教育、防災預案制定、防災工程建設、應急反應機制建設、災害發生后的社會力量動員、救災的組織實施和災后重建等內容。政治社會學強調社會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使防災的應急準備、實際救災能力和災后重建能力建設成為長期的、全面的思想、技術、組織準備和力量積蓄。本文的寫作初衷是從這一新的視角審視災害和人控制災害意識的現實關系及處在災害環境中的人的未來命運。
一、災害的“族群”與災害認知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在更高的起點和水平上全面推進，人口和社會財富進一步增長，人們的社會經濟活動更加廣泛，同時，各種災害發生的可能性和幾率趨于增大，并成為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現實的制約因素。從增強公民對各種災害的憂患意識、強化社會責任感和自我救護的多重視角考量，應強化對兩大災害系統的認識。
（一）深入了解和把握關涉自然災害的基本理論和知識
目前理論界對自然災害的分類研究，是我們強化對自然災害認識的一個重要維度。
地質災害。地震、火山爆發、山崩、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陷等屬于此類。地震是地球運動的一種表現形式，是地球大規模、迅速地釋放能量的結果。地震預測的實質在于對地殼運動狀態進行深入的了解和科學的把握，對震前種種異常信息的捕捉和綜合分析也是地震預測的重要輔助手段。［1］關于火山爆發，到目前為止，人類對它爆發的時間和原因很難做出有說服力的解釋和科學的預測。我國傳統的治理滑坡的措施主要包括：排除地表和地下水，防止河水、水庫對滑坡體坡腳的沖刷，改變滑坡體外形、設置抗滑建筑物，改善滑動帶土質性質等。［2］有學者注意到山體滑坡、泥石流等山體突變災害多發生在雨季這一現象，把山體突變災害從理論上抽象成材料科學平面上的一條裂縫。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從理論上找到了山體驟變災害產生的條件、滑動的準則，而且以該理論為依據為預測這種災害的發生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氣象災害。暴雨、洪澇、熱帶氣旋、冰雹、雷電、龍卷風、干旱、酷熱、低溫、雪災、霜凍等屬于這類災害。學者們普遍認為，多數氣象災害與人們面對自然顯示出的傲慢和無節制地利用環境資源有著密切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智慧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問題，人類如果能以愛心對待萬物，與萬物平等相處，世界將充滿生機而又呈現出豐富性和多樣性。生命智慧的形式不是“知識”而是“境界”，“境界”是心靈存在的方式，是存在與價值的統一，善待自然是人生的一種境界；境界又是情感與理性的統一。［3］人類生存是動態的，是生命創造與生命的延續與發展，友好地、理性地對待自然是減少氣象災害的基本途徑。
生物災害。病蟲害、森林火災、沙塵暴、急性傳染病等屬于這類災害。生物災害實際上是由自然界的生物失衡引起的。在政治社會學的視野里，人在發現、發明、掌握和運用科學技術解決實踐中遇到問題的過程中，即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同時也提高了自己的認識水平和實踐能力。一方面，科學技術是防治生物災害、維護人的全面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革命和創新又使人類活動和追求的起點越來越高。人的本質力量在人類積累新知識、探索新規律、創立新學說、創造新方法的過程中不斷增強，當然也就為防治生物災害提供了更多的新手段和新方法。面對可能發生的生物災害風險，社會政策更多需要考慮的是，以科技新手段預防和管理這些風險，強調多元、參與、平等、協商和互動。
天文災害。天體撞擊、太陽活動異常等屬于這類災害。對天文災害的分析應有一個邏輯框架，這一框架必須以客觀可見的天文災害的定向變遷因素為基礎，而不應過多涉及主觀的、現時的愿望。換言之，天文災害的客觀性，不僅制約著對這種災害的認識，也規定著人們治理這種災害的能力，我們只能根據特定歷史環境中的天文事件來認識天文災害。危機與行動主體對危機的快速反應是政治社會學中的重要主題，天體災害的防控與現代高科技在這一領域的運用有著密切的關系，面對天體災害所選擇的手段是思維多樣性、理論多樣性和方法多樣性的統一，這是應對天體災害所應予以認真思考的問題。
其他自然災害。雪崩、冰崩、海嘯、鼠害等屬于這一類。對其他自然災害的強調，為人們提供了一種認識自然災害這種多“族群”實體并使之保持一個整體和互相關聯的狀態的視角：在一個統一的、正在進行更高水平小康社會建設的廣大疆域內，將自然災害實體看成一個整體，并時刻關注這個整體的另類，其社會效能顯然要遠遠高于只關注其局部、大部抑或某些即使是危害極為嚴重的災害個體。雪崩、冰崩與環境變暖有關，鼠災與生物鏈的斷裂有關，海嘯與地球內部的運動有關。對這類災害監控的關鍵是要組織人力、運用高科技手段對可能發生災害的地區進行跟蹤監控，注意搜集異常情形的信息并加以分析研究。
自然災害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這類災害一般都要經過潛伏期、爆發期、期、緩解期、消退期等五個階段。防災減災的中心任務是，發現自然災害在潛伏期的征兆，以最短的時間控制自然災害爆發后的態勢，縮短自然災害對人們損害的持續期以及從自然災害的突發性中吸取教訓等。還須注意，自然災害是自然界作用于人類的結果。自然的突變對人類產生巨大影響，人類反過來又要對災害產生巨大的反作用。從政治社會學視野里考察防災減災工作，才能更有意識地、不斷地強化這種反作用；逐步深入認識自然災害的特點和規律，不斷地跟蹤、研究、形成具有創新價值的行之有效的對策，消除自然災害可能給人們帶來的災難性后果。
（二）關涉人為災害的基本理論和知識深入了解和把握
生態環境災害。煙霧與大氣污染、溫室效應、水體污染、水土流失、氣候異常、人口膨脹等屬于此類。人類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動超出了大自然的資源承受力和廢棄物降解力，是導致生態環境災害的最重要原因。人類在科技、經濟和社會關系上協調不當，引起了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失衡，從而造成溫室效應、熱島效應、環境污染等人為災害。自然界是生命之源，應當把人與自然界看成是人的生命的整體，人與萬物應是生命共同體，萬物是“我”的朋友，不是與“我”對立的它者。所以在開發、規劃和社會建設的全過程中，應從社會意識角度切入災害和人的生活層面，重視對公民進行生態環境災害宣傳教育：要選擇最有說服力的理論和事例，促使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生態環境災害進行現實體驗，體會災害給人們造成悲慘境遇的情景，逐步培養和強化人們人道主義的真誠思想、行為表達和對未來美好社會的追求。
工程事故災害。巖土工程塌方、爆炸、人為火災、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氣、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庫潰壩、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均屬此類。人類對災害的研究促進了材料科學的發展。在19世紀，鋼鐵材料在機器和建筑中廣泛使用，曾經引發災害事件，最典型的是19世紀中葉在歐洲多次發生火車車軸斷裂造成車毀人亡。對這類災害的研究，使材料科學理論和材料開發有了重大發展：一種新的試驗方法和一個新的分支學科――金屬疲勞（Fatigure）學應運而生。到目前，從對金屬疲勞的研究又延伸到新的更為廣闊的領域，擴展到了陶器、復合材料等方面。我們應該從中獲得某種啟示：既要從源頭上查找工程事故災害的原因，探討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又要從設計、制造、加工、使用、監測等多方面堵塞漏洞，預防這類災害的發生。
社會災害。球迷騷亂、戰爭、集團械斗、人為放毒、車禍、海難、空難、毒氣污染、社會暴力、動亂、金融風暴等屬于此類。這些危害社會的行為如果發展成為特大惡性事件，就可能加劇社會系統的紊亂。政治社會學觀點認為，從全局上避免社會災害的發生，肯定了社會人作為個體的特殊性、意義和價值，實際上就是肯定了多數人；同時，要按照法治的要求社會災害識別，界定社會災害的主體，防止制造災害的行為，以法治理，消除危害。治理社會災害的道德和法律規范蘊涵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樣的規范如何論證和闡發，體現了國家和民族的能力和風格，我們要不斷地提高對社會災害的理論闡發能力和實際控制能力。
災害的多元并存格局對防災減災工作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同時也為各種防災減災觀念和方式的創新突破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在新的技術條件下，科學家關注的社會問題的范圍極其廣泛，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科學家自覺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與整個社會的利益結合起來。［4］政治社會學強調社會治理的政治性和相對平衡性，就此提出了一項現實而緊迫的任務：既要讓人們從整體上認識各種災害，進而為災害治理夯實現實的基礎，又要在科技和社會認知領域架起融通的橋梁，在災害的范疇內保持概念的多元性和層次化，為當下我國的防災減災工作提供強有力的分析工具，以便更好地指導防災減災工作。
二、災害的評價尺度
筆者認為，僅僅依據財產損失來確定災害危害程度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應該根據人員和財產損失程度、對本地區造成損害與GDP的比例關系，社會影響大小等進行綜合評價。具體地說，應該在以下三個方面予以注意：
（一）根據災害造成損失的絕對數把災害分成五類
根據災害造成的損失對其進行分類，是一種對災害的基本分級方法。這種方法對災情的判斷最為客觀具體，可以直觀地看出災害造成的損失的大小。1.巨災。死亡10000人以上，經濟損失在1億元人民幣以上。2.大災：死亡1000-10000人，經濟損失在1000萬-1億元人民幣。3.中災：死亡在100-1000人之間，經濟損失在100-1000萬元人民幣。4.小災：死亡人數在10-100人之間，經濟損失在10-100萬元人民幣。5.微災：死亡＜10人，經濟損失＜10萬元人民幣。［5］
（二）根據我國東中西部的差異對災害損失進行評價
雖然以損失和傷亡數為指標，可以給人具體而深刻的印象，但單純以絕對數劃分等級，也不盡合理。在我國東部地區，1000萬元不算大損失，而對于國內生產總值僅億元的中西部的縣市則是重大損失。所以在進行災害損失評估時，首先應測算出其造成的經濟損失的絕對數，第二步就是要看災害損失對GDP總量所占的比重。自然災害對GDP造成的損失超過35%的，為特重度影響區；對該地區GDP造成的損失在25%-35%之間的，為重度影響區；在15-25%之間的，為中度影響區；在10%-15%之間的，為輕度影響區；小于10%的，為微度影響區。［6］這種災害評價目的是要考慮災害給本地區帶來的財產相對損失，對政府科學估算災害損失和在多大程度上組織全社會力量賑災具有重要意義。
（三）根據災害給國家造成的不良影響進行評價
有些突發事件雖然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但它們給社會和國家帶來了不良影響，有損于我國的政治形象或者傷害了民族大家庭的感情，給人民造成心理創傷，或者引起社會和民眾的恐慌等等。這種影響就是災害的社會危害和政治危害。由此可知，對災害的評估不能限制在定量分析比較狹小的視野和范圍內，必須盡可能地將主體的眼界放寬廣些。這樣，當災害來臨時，政府才能根據災情進行科學的把握，以便決定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圍、多大強度上進行社會動員，組織救援力量。
三、災害的演變規律與憂患意識培育
政治社會學視野里的防災減災工作反映了一種嶄新的災害觀，是災害治理的一種新的理念。它要求人們，既要對災害進行整體的、科學的把握，又要特別關注不同災害的特殊性和獨特的潛伏及爆發形式；既要強化人們對災害的整體把握和科學防范意識，又要提高人們堅持以人為本，關愛生命的精神境界。
（一）驟變型災害更要求人們強化憂患意識
地震、泥石流、山體滑坡和某些工程事故災害，如巖土工程塌方、爆炸、人為火災、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氣、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庫潰壩、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會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對人們造成危害，有的危害后果極為慘重。這種突發型災害，乍看起來好像猝不及防，事實上事先防范與疏于防范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南美的智利，在憲法里明確中央政府在處理災難性事件中的責任。自1977年起，智利的學生每年都會參加三次地震演習。2005年，由于一個關于海嘯的謠言，大批居民在凌晨時分逃離家園。在沒有任何天災的情況下，逃離時的混亂造成1人死亡和17人受傷。這種慘痛的教訓增強了智利從國家到公民的防災減災意識。在這個國家里，所有建筑須符合非常嚴格的防災標準，以保證能抵御地震和其他災害的侵襲。如果你到了這個國家，就會有人告訴你，樓房承重墻在哪里，地震時應在樓房的什么地方避險。2010年2月27日，智利發生里氏8.8級強烈地震，只造成799人死亡。加勒比海島國海地則是一個在歷史上未曾發生過巨大災難的國家，對災害的憂患意識就不那么強烈。2010年1月12日，發生里氏7.3級大地震，造成27萬人死亡。這充分說明，是否具有防災減災的憂患意識，是否針對驟變型災害開展卓有成效的預防工作，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減災效果。
驟變型災害的發生通常缺少先兆，爆發是突然的，發生的過程歷時較短，但破壞性很大，而且可能在一定的時間內重復爆發，對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巨大損失。過程難以控制，但是人在極短的時間內是可以充分利用長期訓練積累的經驗和聰明才智的。政治社會學強調，對災害的關注和認知要具有特殊的政治情感和命運體認，這“有助于減少社會上的挫敗感，從而提高政治穩定性”。［7］這種從全社會強化人們對驟變型災害的警惕的內在精神感受和憂患意識應該成為我們全社會的共識，要進行典型經驗和教訓教育，采取近距離的觀察體驗以深化人們親身體驗的心理感受。
（二）發展型災害是漸進積累的結果
自然災害中的暴雨、臺風、洪水和社會災害中的戰爭、集團械斗、人為放毒、車禍、海難等屬于此類。與驟變型災害相比，發展型災害在爆發之前有一定的先兆，往往是某種災害漸進積累的結果。這種災害發展比較迅速，但是比驟變型災害要緩慢一些，因而其過程具有一定的可控性。“每個人的主要生活內容都總是屬于某一系統的，人們的共同活動的適當方式也就體現在社會生活體系中”。［8］面對發展型災害，各主體承受感的強化是政治社會學關注的基本問題之一，要使社會不同群體的思維和行動發生積極的變化，在全社會實現關注重心的下移，深化公民對人的生存和精神狀態的認知，力爭將發展型災害控制在潛伏期和預備爆發期。
（三）持續型災害表現為連續地對人類造成危害
旱災、澇災、傳染病、生物病災害等就是以持續性方式對人們造成危害的。災害爆發后，持續的時間可幾天、半年到幾年。在中國千百年防災減災的歷程中，由于受思想觀念和技術條件的規約，在過去很長的時間里，對持續型災害的防治缺乏自覺的政治關懷和災害意識。黨堅持以人為本，才使防災減災工作真正成為為人民解除痛苦、維護社會穩定和改革發展成果的重要手段。我們必須懂得，在現實生活中，國家的政治法律只是為公民預防各種災害提供間架，具體內容需要由各級政府和公民進行創造性填充。預防持續型災害必須以創新觀念為牽引，處理好政治法律的規定性和措施的創新性之間的關系。形式的規約對于內容的創新提供了保證并發揮激勵作用，防災減災內容的變革則是創造力的源泉。要進一步培養和強化人們負責任的生活方式，引導人們積極主動地為社會承擔防災減災義務并使之內化為社會的主流價值標準；要積極地將防災減災的思想理論成果運用于實踐中，以持之以恒的精神對持續型災害進行防治。
（四）環境演變型災害通過對環境造成危害危及人的生存
沙漠化、水土流失、凍土、海水入侵、地面下沉、海平面上漲、以及區域氣候干旱化等環境災害是以演變的方式對人類構成危害的。環境演變型災害的發展是一種長期的自然過程，是自然環境演化再加上人類不當行為造成的結果。因其進程緩慢，不易引起人們的重視而采取有效措施，更何況有些措施需要人類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不過，這類災害具有統計意義上的可預測、可預報性。如二氧化碳倍增可能引起全球氣溫升高1-3℃，這在理論上比較容易計算出來；它導致的區域干旱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后果，人類也可以比較準確地加以測算。
我們要發揮政治社會學的學科優勢，強化人們對災害的強烈的關注和應有的問題意識。政治社會學提出了一個長期被人們忽視卻又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要根據人與災害的矛盾焦點，更為廣泛地、內在地觸及民心民意，從中清理出那些具有價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訓，漸進地推進各種措施的落實，把現實和歷史、理論和價值統一起來。應設立科學的災情防御標準，以便在災害發生后，政府能夠確定在多大程度上動員和組織社會力量進行救災；還應強化全民族的防災教育，使防災知識教育以及實地演習走進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成為生存培訓的基本內容。這樣，當災害發生時，災區的政府和社會組織才能從容應對，企業、學校、社區才會更為積極地配合，而個人則有可能快速調節心理狀態以適應突如其來的危急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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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慶華等.中國自然災害風險與區域安全性分析［M］.北京：氣象出版社,2005：63.
一、指導思想
以爭創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優勝單位為目標，圍繞"六點六化"（圍繞"抓"點，落實"一崗雙責"制度化；針對弱點，保持嚴打整治常態化；破解難點，推動矛盾化解法治化；做實支點，構建治安防控立體化；打造亮點，實施平安創建精細化；凸顯高點，促進網格服務社會化）工作主線，創新綜治工作方式方法，積極適應社會形勢新常態，創建特色亮點，打造新品牌。
二、主要內容
1.建立完善群防群治機制。堅持"預防為主、專群結合"的原則，落實群防群治隊伍，發動社會力量積極參與，搞好人防物防技防，加強社會治安重點地區排查整治。
2.全面實施平安細胞工程。加強平安創建力度，深化平安社區（村）、平安單位、平安校園、平安企業、平安家庭等一系列平安細胞工程建設，積極發揮"五老"、網格員、中心戶、樓棟長、志愿者骨干作用，營造平安創建大氛圍，不斷提升"一感兩度兩率"。
3.加強立體化防控體系建設。不斷建立完善信息化管理平臺，著力提高信息化運用能力，加快視屏監控探頭建設，實現街道和重點部位全覆蓋。
4.建立健全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依托網格化管理平臺，推動建立完善信息化、精心化、法治化、動態跟蹤、多元化解、整體聯動的社會矛盾預防化解工作體系和運行機制，完善法律顧問制度。
5.大力推進專項治理工作。加強流動人口、社區矯正對象、精神障礙患者等重點人群管理，加強學校、企業周邊環境整治、危爆物品寄遞物流專項整治，加強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婦女兒童權益保護，加強食品藥品和安全生產監管，嚴厲打擊"黃賭毒"、"兩搶一盜"等嚴重危害人民群眾財產和人身安全的違法犯罪活動。
6.夯實基層基礎建設。加強網格化平臺規范化建設，落實基層綜治隊伍建設，加強綜治干部業務培訓和法律專業教育培訓，提升工作水平。
三、組織領導
為保障綜治"雙創"活動順利開展，特成立鎮"雙創"活動領導小組，黨委書記湯敏任組長，黨委副書記、鎮長謝國清和黨委副書記、綜治辦主任李珍任副組長，成員由綜治辦、宣傳辦、派出所、司法所、學校、衛生院等單位負責人組成，"雙創"活動辦公室掛靠綜治辦，由蘇在群同志兼任辦公室主任。
四、工作要求
（一）提升認識。各村、各單位要高度重視"雙創"活動，充分認識開展此次活動的重要性，把"雙創"活動作為一項基礎性工作來抓，深入推進。
【關鍵詞】保險 企業 管理
一、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的內涵
保險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從其屬性和功能看，其觸角滲透到到經濟社會領域的各個方面，深入到人們生產生活的各個環節，是穩定的“晴雨表”，安全的“穩定器”，發展的“助推器”。從國內外的學者研究成果或理論來看，保險的社會管理職能可能表述不同，但其實質是相同的。根據前保監會主席吳定富提出的理論，保險具有經濟補償，資金融通及社會管理管理等三項功能，其中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又包括社會保障管理，社會風險管理，社會關系管理和社會信用管理四個方面的功能。從本質上講，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主要是通過促進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來推動經濟發展的。美國的保險學者小哈羅德斯凱博在1998年就曾指出保險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諸如替代政府安全保障、推動貿易和商務、鼓勵減損、促進風險的有效管理等七種重要服務。現代企業理論的利益相關者學說也為保險業的社會管理功能提供了理論支持。現代企業理論認為，企業是由股東，債權人，職工，管理人員，關聯企業等企業利益相關者組成的共同組織，是這些利益相關者之前締結的一組契約的集合體。因此，現代企業在公司治理中必須考慮維護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才能實施有效治理，這種理論強化了企業的社會管理責任。保險企業在構建公司治理結構和日常經營時應注重保護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不僅追求經濟效益，還要追求社會效益，充分發揮社會管理功能，促進社會整體進步。反過來，社會經濟的進步又會推動保險業的發展，二者存在相互促進的客觀聯系。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將得到不斷加強，發達國家保險業的發展實踐已證明了這一點。
具體來說，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可以從以下幾點進行說明：
1.分擔國家的社會保障負擔。保險雖然是一種商業行為，但是，在客觀上，它能夠發揮社會保障的功能，從而減少政府在這方面的費用。
2.風險管理的有效性。風險管理是金融業最核心的一項任務，更廣義的講，我們整個社會管理的職責就是要發現風險和管理風險。而保險作為這樣一種機構，它們不拿國家的錢，卻非常主動，自覺，仔細地去研究風險的所在，它們對社會管理的貢獻肯定非常大，它們的存在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們對風險的認識和管理能力。
3.提供處理社會應急事件的能力。我們的社會偶爾會發生一些意外事件，例如地震、火災等，這些事件的發生挑戰著我們對應急事件的處理能力，也要求我們必須掌握處理應急事件的能力。保險，正是這種強有力的應急手段。
4.作為穩定金融體系的真正的機構投資者。從根本上說，作為穩定市場中流砥柱的機構投資者，必須與散戶有不同的資金來源，有不同的投資目標，對資產負債有一套不同的管理理念，這樣看，唯有保險公司及養老金之類的機構，才會與散戶有不同的行為。像保險公司這樣的機構，必須基于很長的時間角度來考慮問題，并且可以不受市場的波動而改變自己的投資行為，這樣才能真正意義上起到穩定經濟、穩定市場的作用。
二、探究保險社會管理功能的實現方式及路徑
中國的保險業尚處于發展的初期，但是，全面研究保險業的各種功能，顯然有助于我們迅速追趕國際先進水平。要充分發揮保險的社會管理職能，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一）做大做強保險業是發揮其社會管理職能的物質基礎
做大，就是不斷加快發展，擴大商業保險的市場規模，把商業保險這塊蛋糕做大；做強，就是提高商業保險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提高商業保險的核心競爭力接下來要探討的問題就是如何將這塊蛋糕做大。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在此只做概括性分析及提出幾點筆者的建議。 第一，我國目前的《保險法》規定保險業實行分業經營，這其實不利于資金的最優化配置，因此筆者認為中國保險業應該向國際混業經營的趨勢靠攏，這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利用金融資源，提高效率。第二，通過保險創新來培育成熟的保險市場。我國的保險公司可以多借鑒和參考發達國家的經驗，運用科學的技術來進行保險創新。
（二）優化保險市場主體結構，促進競爭是發揮社會管理職能的前提條件。
第一，為了營造更加具有競爭性的市場環境，可以適當放開條款和費率的自由度，允許創造個性化的保險產品，例如近來特別熱門的互聯網保險也是保險公司一個不錯的選擇。第二，堅持對內開放與對外開放并舉的方針。對外開放的主要目的是引進外資保險公司先進的經營理念、產品開發技術和管理方式，發揮其“鯰魚效應”；對內開放才是壯大市場主體，提高競爭力，推動保險市場平衡發展的根本途徑。目前，我國保險市場所急需的就是一套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機制，讓現有的保險公司都加入競爭行列，實現保險市場的充分競爭。近日，中國保監會《保險公司收購合并管理辦法》，并將于2014年6月1日正式施行。這是保監會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發揮市場機制對保險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的又一重要舉措。
（三）以市場為導向，調整保險產品結構，擴大商業保險的覆蓋范圍是發揮社會管理職能的必由之路。
從目前我國保險公司提供的產品來看，業務結構高度雷同，要調整保險產品結構，筆者認為我國亟待發展的一項業務就是責任保險。發達國家的責任保險大約占非壽險業務的30%，而我國與之差距甚遠，責任保險是衡量一國社會發展的重要標尺，要充分發揮保險社會管理職能，責任保險必不可缺。另一方面，我國應該大力發展健康保險，我國社會醫療保障呈現出覆蓋面窄、程度低的狀態，而社會醫療保障是一個關乎民生的重要問題，只有人民的醫療健康得到充分保障，保險的社會管理職能才得到進一步的發揮。
關鍵詞：社會組織（NGO）；社會管理；能力建設；法制建設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2-0219-02
一、加強相關法制建設
1.明確立法思路。一是實現立法指導思想從“控制管理型”向“培育發展型”轉變。目前中國社會組織立法的指導思想是建立在“控制型管理”的基礎之上，也建立在對被管理對象“不信任”、“不成熟”的指導原則基礎之上 [1]。① 但是社會組織單靠政府管制的“呵護”是永遠不會“成熟”的，如果不解決立法的指導思想問題，法律即使制定出來，也未必能反映社會發展的真實需求和制度變革的理性要求。二是要把握好現實與發展的互動關系，充分發揮法律的規范和導引作用。作為法律來說，它是對已存在和發生的社會現象的反映及其規范，在這個意義上，它對應于社會現實，并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制度規范問題。而且法律需要保持相對的穩定性，不可能頻繁修訂，因此一部好的法律應盡可能預見到所調整事物的適時性、穩定性和連續性問題。因此中國民間組織立法原則必須把握好現實與發展的互動關系，中國民間組織發展中的問題有自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在體制轉軌過程中舊有的計劃經濟體制與新的市場經濟體制矛盾的反映。因此，依靠強化管理來解決問題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做法，而且很容易扼殺組織的創新精神和發展活力。
2.加強法律規制。（1）對NGO經營活動進行管制。法律明確規定，NGO不得從事以營利為目的的經營性活動，也不能從事與自己的章程規定的宗旨不一致的活動。② 為了進一步拓展NGO的資金渠道，民政部、國家工商總局允許社團興辦經濟實體，依靠自己的技術、知識優勢謀求生存。但這卻又引發NGO營利化的問題。因此，對NGO經營性活動予以管制是必要的。（2）通過法律解決NGO員工就業和相關的社會保障問題。社會組織的人力資源包括專職工作人員和志愿者。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NGO專職工作人員較少，志愿者更為缺乏。NGO的非營利性決定了其從事的大都是公益性事業和社會服務事務，所提供的較低的回報使其在吸引人才上相當困難。從而進一步影響NGO的總體質量水平和競爭力。因此應當采取一定的扶植、鼓勵措施以保證NGO專業人才和志愿者隊伍的穩定。將NGO人力資源管理體系和相關的制度規范，納入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整體的人事、福利、社會保障體系，包括建立人才交流中心對社會組織人員的檔案管理制度，在醫療、退休養老、勞動、失業保險金的繳納方面，制訂社會組織相應的標準。（3）對NGO進行財務監管。從目前立法狀況看，對這部分內容的規定較少，現有的主要是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及其他規范性文件，法律層級較低，如《國家民委社會團體財務管理實施細則》、《財政部關于對明確民辦非企業單位財務管理制度等問題的函》等。從內容上看，這些規定比較籠統、零散，也沒有體現NGO財務監管的特點——NGO的非營利性決定了它們既不能像企業一樣開展經營活動，也不能像政府可通過財政收入維持運轉，它們只能依賴社會捐贈、政府財政撥款、稅收減免、服務性收費、志愿活動等形成的公益資產來維持最基本的生存與發展需要，因此對NGO的財務監管也應區別于企業和政府。針對政府資助和社會捐贈資金，首先應當堅持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則，嚴格按照捐贈協議約定使用贈與資金，不能挪作它用。其次，NGO接受捐贈財產的數目及其使用情況應當公開接受監督。除了向業務主管單位、登記管理部門報告外，還應接受財會審計部門及社會監督，從而確保這部分資金使用的合法性。
二、加強社會組織能力建設
Deborah Eade說：“（社會組織的）能力建設應該是促進改革公民社會的參與與民主程度。能力建設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通過評估增強對受援組織活動的質量的改善，對機構的組織和運作能力的提高。能力建設一種目標，通過對環境的分析和目標的選擇，以提高機構的決策能力。能力建設是一個適應變革的過程。”[2] 社會組織的能力建設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明確組織目標與使命并有效地傳達出去。一個組織的使命是該組織建設的首要問題，決定和規約著其組織活動的目標、領域和方式。一個NGO必須對它為什么存在，要實現什么樣的目標有絕對清楚的認識。同理，它也要清楚什么是本組織不能，或者不應該試圖去做的事。組織內部人士對共同的價值和目的具備清醒的認識。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由此發展實現這些目的的戰略。有了明確的特性、價值觀以及目的，一個組織就需要把這些東西清楚而有效地傳達給不同的群體：它要在其中活動的社區，政府部門，它想要影響其政策或行為的企業和其他機構或組織，以及潛在的捐助人。這些群體都是相互關聯的。政府部門更可能關注公眾知名度高的組織的言行，而個人則更愿意把錢捐給他們以前通過報紙、電視或其他渠道聽說過的組織。
2.實行民主、高效、公開的治理。中國社會組織的組織管理應實行民主、效率、公開原則：社會組織的民主管理，除了需要有一套制度規則與程序之外，還需要有一系列非正規的行為準則，以切實在組織內部形成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的體制。社會組織的活動不以營利為目的，不是利潤取向，但同企業一樣，必須進行成本核算，追求在既定投入條件下的產出最大化，因此必須像企業那樣盡可能有效地運用這些資源，不僅要獲得經濟效益而且要獲得社會效益。
3.加強專業能力建設。NGO需要在它選擇的領域開展優質的工作。由于許多NGO剛剛開始在諸如個人咨詢、社會工作、肢殘和精神殘疾兒童康復等方面開展工作，這些工作無論對它們，還是對中國都是很新的領域，所以，這個要求很難。這些組織大多高度敬業，也非常有創新精神，但它們幾乎無一例外地缺乏經驗。在某些選定的環節提高其員工的技能，對許多本土NGO的成功至關重要。 這主要要依靠對員工的經常性培訓。組織應擬訂可滿足個人發展需要，切合工作要求及順應組織發展需要的訓練及培育計劃，即所謂的員工事業規劃方案（Employee Career Develop Program，簡寫為CDP），并按部就班地安排同仁參加訓練及培育的活動，以幫助員工了解和熟悉工作，更重要的是培育他們成為資深且優秀的人才。
4.提高合理調動資源特別是本土資源的能力。要使NGO的宗旨和目標得以實現組織必須建立對獲取所需資源的投入。它既包括資金、物品的投入，也需要人力的投入。同時組織必須建立對獲取所需資源進行有效管理和使用的機制。首先是資金來源，目前中國的一些社會組織，特別是小組織在調動資源上還缺乏相應的經驗，因而常常無從下手。求助于國際資助，是目前許多中國NGO的無奈選擇。但是中國的NGO數目正在不斷增多，同時由于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政府稅收的穩定增長，國際發展機構，特別是附屬于外國政府的機構將在未來幾年里撤出中國，將它們的資源轉到更窮的國家。因此，開發對本土資源的調動能力將更為重要。這就需要發現的眼睛和創新能力。除了籌集資金，NGO還應該提高對資源進行管理和合理使用的能力，并充分重視人才，吸納人才，因為歸根到底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源。
三、建立社會組織與政府間的合作關系
1.社會組織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分析。一般來說，社會組織同政府關系可歸結為四種類型：（1）對立的、不信任的關系。這可能是由于政府腐敗，不熱心于社會經濟發展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社會組織不熱心于社會經濟發展，熱衷于反政府活動而導致的。（2）社會組織自行其是，不同政府發生關系。有些社會組織不接受政府資助，不抵制但也不配合政府的工作。這類組織大多規模不大，影響也很有限。（3）非政組織對政府的依賴關系。如果社會組織是政府建立并進行經常性干預，或者政府是主要資助來源，那么該組織就有可能在資金、思想和資源上形成對政府的依賴，可能會在決策和行動上不同程度地失去自主性。（4）合作關系。當社會經濟發展是雙方的共同目標時，政府和社會組織會形成合作伙伴關系，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政府接受社會組織的自、獨立性和傾聽社會組織的意見，社會組織則協助政府實施國家計劃、政策和規章，共同從事社會發展活動[3]。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存在著既合作又沖突的關系，如何最大化地發揮其合作關系，而減少兩者的沖突，對于社會穩定有著重要的意義。
2.政府對社會組織的主要作用。目前政府對社會組織的主要作用體現在培育支持和監督管理兩方面。首先，就培育扶持作用來說，政府對NGO的扶持培育，最重要的是資金方面的資助。西方國家NGO的資金30%以上來自政府資助，如果缺乏政府提供的資源，許多NGO組織就難以生存。政府負責提供資金，NGO承擔服務性工作，NGO的服務實現了政府期望的公共目標，政府資助則壯大了NGO的服務能力，這是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采取的做法，我們應該吸取他們的經驗，制定具體辦法，為中國NGO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援助。其次，就監督管理作用來說，從總體上看，中國政府對社會組織的管理，在登記環節控制得很嚴，但機構一旦完成登記，政府對組織的管理則變的很松甚至處于放任自流狀態。因此，加強政府的監督管理勢在必行。一方面政府應該放松登記管制，以體現公民的自由，同時加強對組織運作期間的管理，對其運作的規范化及質量進行監督，以確保這些組織的運行質量。
參考文獻：
[1] 高丙中.社會團體的合法性問題[J].中國社會科學，2000，（2）.
關鍵詞：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社會福利制度；轉型
中圖分類號：F1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494（2011）06-0074-05
收稿日期：2011-07-18
作者簡介：江治強（1976-），男，山東安丘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二室副主任，研究方向：社會救助、社會福利。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的發展戰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全體國民的福利水平。推動社會福利轉型是培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內生動力的必然要求，是當前及今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支點，具有重要支撐作用。應當在增進國民福利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生動力，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社會福利制度轉型兩者之間實現最佳的平衡和協調。
一、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條件分析
經濟發展方式是從經濟增長方式發展而來的一個概念。早在20世紀50年代，蘇聯、東歐一些專家曾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作過研究。60至80年代，國內學者劉國光提出應通過內涵式擴大再生產的方式來發展生產。1995年中央在“九五”計劃建議中首次提出了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目標。黨的十七大報告從我國實際出發，進一步豐富發展了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提法，正式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概念。相比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和外延更為豐富和寬泛。一般來講，經濟發展方式反映經濟的運行體制、產業的結構形態、要素的配置機制、產出的分配格局以及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是一定階段上實現經濟發展的理念、手段和模式的總稱，也是一個衡量經濟增長速度與效益、數量與質量相統一的范疇。從這種意義上看，經濟發展方式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經濟社會基礎，并隨著經濟社會條件的變化和發展目標的調整而不斷地演進和發展，當與經濟增長的條件和社會對經濟發展的需要不相適應時，改變原有的過時的發展方式就成為新的約束條件和發展目標下的必然選擇。因此，所謂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主要是指促進經濟發展從落后的、不合理的發展方式向高效的、合理的發展方式轉變，促進“外延的擴大再生產”轉變為“內涵的擴大再生產”，實現經濟增長和發展同步，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與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相協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提出，體現了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產業結構、消費結構以及資源、環境約束等因素的變化，我們對過去的經濟增長及其實現模式的反思、調整和優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創造了奇跡，但是不可忽視的是經濟發展仍然沒有擺脫技術優勢缺乏、創新能力不足，過度依賴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式發展模式。如果說過去的發展模式是一種立足于我國勞動力低廉、土地、資源相對充足、國內市場尚未飽和等優勢的傳統模式，那么在后工業化、全球化迅猛發展、國內發展和國際競爭雙重壓力不斷加劇，隨著過去的比較優勢逐漸減弱以及發展約束的不斷強化，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傳統模式的弊端將不斷顯現，從而對經濟發展能否可持續、能否全面協調帶來更加嚴峻的挑戰。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探索出一條增長與發展相協調，具有發展后勁的集約化、可持續的發展之路無疑是我國現階段不容回避的重大戰略抉擇。在這方面我國仍然具有很多優勢和有力條件。首先，中國在未來一段時期，仍將是一個人口大國，同時也是一個潛在的人力資本大國，過去低廉的勞動力價格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優勢，如果我們能夠把提升勞動力素質放在首位，加強對勞動者的就業保護和職業投資與扶持，必將使人力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本優勢。二是中國過去依靠擴大投入形成了以第二產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推動了工業化向中后期發展，降低了農業在三次產業結構中的比重，并為發展現代服務業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如果我們能夠積極適應工業化中后階段工業貢獻率逐步下降的趨勢，變壓力為動力，利用現有產業提供的物質基礎，大力發展面向人的生存和發展為主的社會服務業，培育經濟增長點，必將極大地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三是目前我國已經初步達到小康水平，從1978年到2009年，我國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8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7.6倍，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同時，我國農村還有4000多萬貧困人口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城鎮常年有2300多萬貧困人口靠低保金維持生活，即使是在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地區，仍然有大量的特殊困難群眾需要政府的救助，關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看病、就業、住房等問題還比較突出。廣大的中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普遍較高，有著潛力巨大的消費意愿。如果我們有效實施以擴大消費需求為重點的內需戰略，切實增強中低收入群眾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對于擴大社會即期消費、穩定社會消費預期，促進出口、投資和消費協同拉動經濟增長局面的形成必將十分有利。四是我國人口的老齡化呈加速發展態勢，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已經刻不容緩。如果我們能把養老服務事業作為一個能夠創造產值的產業來認識，積極引導和擴大社會參與，加強養老服務設施建設，加快建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增強社會的養老服務功能，對于經濟增長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必將產生巨大的拉動作用。五是我國的發展理念正在由如何“做大蛋糕”向如何“分配蛋糕”轉變，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正在深入貫徹，這是執政和發展理念上的重大創新，如果我們能夠更好地堅持科學發展觀，真正實踐分配正義的原則，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不可避免的社會成本最小化，并使之在不同階層和群體的社會成員中合理分擔，確保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方式轉變的成果，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也就不難形成良好的社會基礎。
上述基礎和條件的存在，正是我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優勢，但是要將此轉化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生動力卻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以往經驗表明，單純在經濟領域謀劃改革往往難以從長遠和根本上解決問題，特別是經濟發展方式粗放、不持續的問題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長期缺乏社會政策的協同，過于重視經濟增長的數量和速度指標，弱化了社會發展指標，導致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相割裂。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舉措不能僅局限于經濟領域，需要在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結合最為緊密的領域即社會福利領域進一步完善制度和政策措施。
二、發展社會福利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重要支撐作用
結合上述分析，從長遠看，應把發展社會福利作為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支點。社會福利是社會政策的核心內容，是連結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兩大系統的基本政策，是國家和社會旨在增進和改善社會成員生活質量的一種基礎性制度。一般而言，社會福利制度具有兩大基本功能，一是為社會成員免遭各類原因導致的收入損失，降低社會成員生存風險，從而確保社會合理收入差距，為社會經濟轉型提供基本的安全網；二是提供教育、醫療和其他社會服務，改善社會成員生活質量，從而增進社會資本，確保社會再生產效率的提高。社會福利制度所發揮的積極功能不僅維持著社會的常態發展，對于社會風險管理也起到了促進作用，西方國家二戰結束之后的社會恢復建設對此已作出了證明。中國社會正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正經歷著從匱乏社會向豐裕社會的轉變，以及國家競爭力由資本和勞動力為主向以知識和技術為核心的轉變過程中，提出大力發展社會福利，從宏觀上看是適應工業化、城鎮化、國際化和人口老齡化深刻變化的必然選擇，從微觀視角看是適應生產要素變化、產業結構調整、就業方式轉變、家庭規模縮小、社會流動加劇等諸多影響發展方式轉變因素變化的必然要求，是由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長遠目標所決定的，是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存在的優勢和條件轉化為內生動力的必然選擇，也是能否鞏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果的關鍵所在。
其一，從價值導向上看，發展社會福利有利于樹立正確的發展觀。長期以來，經濟發展之所以等同于GDP增長，偏重總量和規模，輕視資源、環境代價，帶來了“有增長、無發展”、“先發展、后治理”的局面，其中深層次的原因是我們缺乏科學的價值導向，沒有理解發展應是增進社會凈福利的發展。社會福利作為一種價值理念，既包含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人們衡量和判斷發展成果和發展績效的社會標準，在全社會普及這種理念并使之付諸實踐，就易于樹立和堅持全面的、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在經濟發展中就必然會對長遠利益和短期目標作出合理規劃，并兼顧數量和質量、總量與結構確定發展指標，會把減少損失看得比增加福利更為重要，從而真正使經濟發展成為以全體社會成員福利的改進為最終目標的發展。
其二，從擴大內需來看，發展社會福利是擴大消費需求的基本拉動力。據研究，我國在2000年就已實現了溫飽型小康[1]，絕大多數家庭滿足了基本生活需要之后，而總體消費率卻呈現連續下滑態勢。2009年我國最終消費率由80年代初的67%下降到48.6%[2]，從2000年到2008年的8年間，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由57.5%下降至34.7%，消費需求拉動國內生產增加值的增速低于投資和出口拉動6-8個百分點[3]，消費不足已逐漸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就長遠看，經濟增長的動力在于提高消費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重心在于提高消費性投資的增長率。目前，我國居民消費相對不足的問題，一方面是公眾承擔公共事業市場化改革所帶來成本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公眾對未來支出普遍持有不確定性預期，這兩方面原因又與我國總體社會福利事業供給不足、發展滯后有關。就業、教育、醫療衛生、住房保障、養老和社會救助等方面的保障和投入直接涉及居民消費，不僅能夠消除人們的后顧之憂，從而直接增加即期消費，重要的是有利于穩定消費預期從而促進內需驅動機制的形成。
其三，從經濟結構調整看，發展社會福利服務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形成了以第二產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工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40%，而我國服務業發展卻明顯滯后，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遠沒有得到釋放。應該說通過大力發展加工制造業，解決了長期困擾我們的產品短缺問題，但是隨著資源約束的加大，偏重工業和低層次的經濟結構使經濟發展不可持續的問題逐步暴露，特別是造成了資源使用效益低下，資源環境代價過高，低水平建設、低層次競爭的現象難以根本遏制，很多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同時，低層次的產業結構不能提供高層次就業崗位，進而又固化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導致投資和消費結構的失衡。有關研究表明，如果我國的服務業在今后10年內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就可以有效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可以提升制造業的附加值和競爭力[4]。在這方面，養老服務業是朝陽產業，大力發展養老服務產業，不僅是人口老齡化加劇的形勢所迫，也具有極大的需求拉動效應。因此，必須優先考慮發展養老、社區服務等社會服務事業為重點的第三產業發展，以此帶動價值形態產業的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
其四，從人力資本角度看，根據有關研究，目前對“人口紅利”將進入拐點的認識已漸成共識，這很可能意味著從“十二五”以后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將會低于總人口增長率[4]，勞動力供給將加劇呈現下降趨勢，人口紅利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逐漸減弱，必須加快培育以人力資本為基礎的新的競爭優勢，同時，隨著人口供養比的提高，勞動人口的負擔程度將會不斷加重，對家庭提供相關服務和扶持必將逐漸提上日程。特別是近年來，我國大量農村務工人員涌入城市，為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而這部分人口享有的社會保障與其貢獻極不匹配，并導致大量農村留守兒童、空巢老人亟待給予特殊關愛。因此，實施以就業為導向的社會福利政策，加強對家庭和勞動人口的保護和扶持，擴大對人力資源開發和人力資本投資，對特殊困難人群給予關愛，對于我國加快向人力資源強國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由此看來，社會福利政策對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重要支撐作用。政府應當發揮主導作用，積極發展社會福利事業，提升民生保障的水平，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優勢和條件轉化為經濟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取得實質性突破。
三、以適度普惠為取向加快發展社會福利事業
伴隨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打破了依托集體和單位的傳統福利體制，逐步建立起以老年人、殘疾人和孤兒等貧困群體為主要對象的社會福利制度，為促進不同階層和群體共享經濟發展成果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同時也應看到，我國社會福利發展水平還不高，不適應滿足人們對不斷改善生活質量的要求，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背景下，只有加快社會福利制度轉型，才能充分彰顯政府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更好地兌現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承諾，也才能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創造持久的內生動力。
著眼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對發展理念、經濟結構以及人力資本的形成和社會共享發展成果的要求，我國社會福利制度轉型應當以適度普惠為方向，以擴大覆蓋范圍、拓展制度體系、完善保障功能為主要內容，推動建立廣覆蓋、多層次、可持續、社會化的社會福利體系。為此，需要立足實際，加快把以補缺性、救為主要特點的現行社會福利改造升級為制度健全、功能完善、水平較高的社會福利制度體系。為此，應當把握以下幾點。
第一，整合完善制度體系，進一步提升社會福利的制度功能。我國在概念上用“社會保障”而不采用“社會福利”來統括制度利體系，專指以保障老年人、殘疾人和困境兒童等貧困群體和特殊群體為主，以提供收入保障、物質援助和社會服務為主要形式的制度政策體系，這是一個典型的狹義概念。在此框架和范疇之下，我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在內容上側重于保障基本生活，具有救，在制度定位上主要為彌補市場和家庭保障機制的不足，具有補缺性。這種狹義的福利制度界定對實際社會福利供給產生了深刻影響。一些人單純把民政福利稱為社會福利，諸如免費教育、就業扶持、住房保障等領域的政策有福利之實卻不被冠以社會福利之名，這些反映了我們在打破了單位福利體制和集體互助式福利體制之后，我國的國家福利缺乏體制上、制度政策上的整合，社會福利實踐存在著嚴重的“狹義化”和“碎片化”問題。而實際社會福利供給由于缺少以社會福利為范疇的統計指標和運行體系，又限制了社會福利制度功能的充分發揮。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過程中，必然要求以改善民生為取向的社會福利有一個大的發展，因此，需要在社會福利的概念界定上將狹義概念向更為寬泛的概念轉換，在此基礎上，通過把社會保險以及其他相關民生政策整合納入社會福利制度范疇，為更廣意義上的社會福利功能提升提供制度框架。應在完善社會救助制度體系為社會成員生存提供底線性保障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與應對新社會風險相適應，有利于滿足人的生存和發展需要的梯次性制度結構，使社會福利制度功能從保障收入安全為主向以改善社會成員的人力資本、提升社會生活質量為主轉變。
第二，由特定對象向普惠公眾拓展，逐步擴大社會福利覆蓋面。近年來我國大力發展面對經濟困難老年人的養老服務事業，積極推動建立社會化養老服務體系，積極推動實施高齡老人津貼、補貼制度，初步建立了兒童福利制度，這些制度和措施的出臺使我國城鄉570萬“三無”老人納入集中和分散供養制度，扶持了61.6萬殘疾人在福利企業集中就業并獲得了相關福利服務，使17.7萬孤殘兒童得到了收養和院舍教養服務，社會福利事業朝適度普惠方向大為拓展。但是，從覆蓋率上看，社會福利服務對象仍然以城鄉“三無”貧困老年人、殘疾人和困境兒童等特殊困難群體為主，社會普惠面還不廣，一些需要關照的社會公眾缺乏必要的福利服務。要提升社會福利的制度功能，首要任務是拓展社會福利覆蓋范圍，應在鞏固傳統民政福利對象的基礎上，逐步將福利服務的對象延伸到所有老年人、兒童、殘疾人及問題家庭等困難人群，通過制定和完善相關制度，確保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和平等參與權利，并以此為基礎逐步推行福利項目和政策向一般社會成員延伸。大力發展以機構養老為重點的養老服務事業，通過政府補貼、機構運營方式，針對不同經濟狀況老人提供低償、有償和無償的養老福利服務；為居家養老對象提供補貼和養老護理、醫療服務支持。對農村居民和進城務工人員實施就業導向性和保護性的福利服務，加快實現勞動保險、醫療、教育等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和救助制度向流動人口全覆蓋，建立農村留守兒童、空巢老人關愛體系。建立面向經濟困難家庭和特殊問題家庭的就業扶持、生活援助計劃，實施針對兒童的營養、醫療和健康福利項目，以困境兒童福利制度為基礎，加快建立關愛兒童的福利服務制度。
第三，以適度提高社會福利水平為目標，加快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和公共服務需求相適應的社會福利資源投入機制。西方福利國家對超出經濟增長速度的福利支出增長水平頗為恐懼，作為新公共管理運動重要內容，掀起了全球性的福利國家收縮計劃，但是福利支出的總水平仍然占到GDP的20%左右。一方面說明經濟發展水平足以支持這一規模的福利支出水平；另一方面也說明，在關乎生活質量問題上選擇以政府稅收來支撐公共開支仍然被廣泛地接受，最重要的是體現了西方福利國家在經濟增長與福利改進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我國正處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社會發展轉型交疊時期，隨著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養老金支付和醫療保健方面的支出面臨很大壓力，加之擴大對公共衛生、公共教育和社會服務的投入也將日益緊迫，實現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協同的目標必將依賴于建立穩定的社會福利資源和投入機制。以稅收為基礎的政府財政既體現政府職責也是發展社會福利的基礎性資源，應按照經濟增長率和財政支出增長率的一定比例，建立并實施基本社會福利項目財政預算制度，形成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穩定預算機制，確保最低生活保障、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困境兒童福利所需資金。在客觀評價地方財政支出能力前提下，中央財政發揮均衡地方財政支出能力作用，完善對地方專項轉移支付資金的分配方式，資金分配重點向財政確有困難的地區傾斜，強化對中央專項資金的地方財政資金配套。加強社會保險基金征繳和運營管理，切實提高養老保險基金收支的自我保障能力。建立政府財政扶持社會力量運營福利服務的制度，完善和落實鼓勵社會資源投向社會福利領域的政策，使更多社會資源投資興辦社會福利服務事業。規范發展慈善捐贈事業，完善福利彩票公益金的管理使用，使慈善公益金全部用于福利事業，推進公益金購買社會福利服務。
第四，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多元合作機制。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福利模式極為重視家庭和社會責任的發揮，同時政府曾經一度承擔無限責任，而市場化改革極大地弱化了市場主體責任，也放大了家庭責任，總體上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的有效合作不夠。目前，我國社會經濟日益發達、社會組織愈趨發育，政府的公共服務轉型也在加快，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多元合作機制的條件日益成熟。政府發揮主導責任將是拉動社會福利轉型關鍵因素，要在政策制訂、規劃、資金投入以及動員市場、社會參與方面發揮主導職能，進一步完善社會福利基本政策體系，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性和支撐性作用。要運用調控政策和優惠政策，引導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福利事業。要通過市場機制優化福利資源配置，增加社會福利服務效能，推動社會福利領域實現政府與市場、與市民社會資源整合和優勢互補。
結 語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一項長期任務，大力發展社會福利有助于促成經濟發展方式內生動力機制的形成。當務之急應加快社會福利向適度普惠型方向發展，為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協同發展提供基礎性制度保障，從而使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最終目的與提升公眾生活質量的目標相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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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Both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elfare System
JIANG Zhi-qiang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721）
一、指導思想和工作目標
以保證基金安全，維護群眾根本利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目的，以糾正、查處和預防違規違紀問題，完善基金管理監督政策，規范基礎管理，健全監督機制為重點，切實解決工作中的突出問題，更好地維護基金安全，確保社會保障功能真正惠及人民群眾。
通過專項治理，促進我縣社會保險基金經辦管理部門更好地履行職責，嚴格依法辦事，進一步強化基金征繳，實現應收盡收;方便群眾領取，防止欺詐騙保;規范內部管理，嚴禁擠占挪用;投資運營安全，實現保值增值;加強監督檢查，做到監管有力。
二、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
按照省、州的統一部署和要求，我縣成立了“××縣社會保險基金專項治理工作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由縣政府分管領導及縣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縣財政局、縣監察局、縣政府糾風辦、縣審計局、縣衛生局、縣地方稅務局、中國人民銀行××縣中心支行等部門和單位組成。詳見維政辦發20__133號。
(一)領導小組工作職責
研究制定××縣社會保險基金專項治理工作實施方案，組織協調領導小組成員單位開展專項治理，對我縣專項治理進行檢查指導，交流和通報情況，總結推廣經驗，研究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向社會保險基金專項治理州級領導小組報告工作情況。
(二)領導小組成員單位職責
縣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綜合協調社會保險基金專項治理工作。督促指導我縣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做好專項治理工作。
縣監察局、糾風辦：配合縣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做好專項治理的組織協調工作，并對開展社會保險基金專項治理，以及查處社會保險基金違紀違法案件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和責任追究。
縣財政局、人民銀行××縣支行、縣地稅局、縣審計局、縣衛生局：按照各自職責，在縣級領導小組的協調指導下，督促指導本系統做好專項治理工作。
(三)工作安排
1.研究專項治理。領導小組每半年召開一次會議，分析社會保險基金管理狀況，研究階段性工作安排;通報我縣各成員單位工作情況，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完善政策措施的建議。遇有重大問題及時研究。
2.開展調研和檢查。領導小組辦公室根據工作計劃和工作進展情況安排調研檢查，并對自查自糾的情況進行抽查。
3.加強信息交流。領導小組本文來源：文秘站 辦公室及時搜集專項治理信息，編發工作簡報，加強工作交流和指導。
三、范圍和內容
專項治理的范圍：養老保險基金(包括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和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基金)、失業保險基金、醫療保險基金(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工傷保險基金(包括企業工傷保險基金和機關事業單位工傷保險基金)、生育保險基金(包括企業生育保險基金和機關事業單位生育保險基金)。
專項治理的內容是解決基金征繳、支付和管理中存在的以下問題：
(一)不依法核定社會保險繳費基數，不及時征繳社會保險費;收入不按規定入賬，隱瞞、轉移社會保險費收入;自行制定征繳優惠政策，造成社會保險費應收未收的問題。
(二)不嚴格執行國家和省州社會保險基金支付政策，擅自擴大使用范圍;不按規定及時、足額支付社會保險待遇，或管理失職，致使群眾利益得不到保障;不按規定及時結算醫療費用，影響基金的使用效益;貪污、截留、擠占、挪用社會保險基金，采取欺詐手法套取、騙取社會保險基金的 問題。
(三)不按規定開設銀行帳戶、傳遞票據、劃轉資金和進行會計核算，個人賬戶不按規定記錄，基金不按規定歸集的問題。
(四)不按規定存儲結余基金，不執行國家規定的社會保險基金利率政策，或違規投資造成基金損失;歷史遺留的擠占基金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基金安全缺乏保障的問題。
涉及社會保險基金經辦和管理的部門要按照各自職責，督促、指導本系統做好以下專項治理工作。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負責檢查治理：
(一)繳費核定環節是否存在不依法核定社會保險繳費基數問題。1.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有無違反政策規定少核、漏核社會保險繳費基數導致基金收入減少。2.是否存在地方政府及部門自行制定征繳優惠政策，造成社會保險費應收未收問題。
(二)基金支付使用環節：1.是否存在違反基金支付政策，擴大基金使用項目及范圍，擅自提高支付標準違規支付使用基金。2.是否存在不按規定及時、足額支付社會保險待遇或管理失職，致使群眾利益得不到保障。3.是否存在不按規定及時結算醫療保險費用，影響基金的使用效益。4.是否存在貪污、截留、擠占、挪用社會保險基金問題以及相關單位、個人有無采取欺詐手法套取、騙取社會保險基金問題。
(三)基金管理環節：1.是否存在違規開設社會保險基金支出戶存款賬戶及違規存儲基金。2.是否存在個人賬戶不按規定記錄和基金不按規定歸集的問題。3.是否存在會計行為不規范、會計核算不標準問題。4.是否存在20__年以前檢查、審計發現問題尚未糾正整改情況。5.是否存在歷史遺留擠占挪用基金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的情況。6.是否存在勞動保障事務機構等中介組織代征代繳社會保險費及截留擠占、貪污社會保險費和違規亂收服務費問題。
地方稅務局負責檢查治理：
(一)是否存在不及時征收社會保險費問題。
(二)是否存在違規減征、緩征、免征社會保險費問題。
(三)是否存在征繳社會保險費收入未按規定及時劃入財政專戶管理問題。
(四)是否存在違規截留、隱瞞、轉移社會保險費收入問題。
(五)是否存在20__年以前審計發現問題尚未糾正整改情況。
財政部門負責檢查治理：
(一)是否存在應納入財政專戶管理、核算的社會保險費及各級財政對社會保險基金的補助資金未按規定入賬及隱瞞、轉移收入等問題。
(二)是否存在違規開設社會保險基金財政專戶存款賬戶及違規存儲結余基金問題。
(三)是否存在動用財政專戶存款結余基金違規投資問題。
(四)是否存在不按規定劃轉資金問題。
(五)是否存在社會保險財政專戶基金會計核算不規范、不標準問題。
(六)是否存在20__年以前檢查、審計發現問題尚未糾正整改情況。
中國人民銀行××中心支行負責檢查治理：
(一)是否存在違反支付結算法律法規和相關制度，不按規定傳遞票據、劃轉資金問題。
(二)各商業銀行是否存在不執行國家規定的社會保險基金利率政策，少計、漏計付基金利息問題。
(三)承擔受托發放離退休費用及失業保險金的商業銀行是否存在應支付款項不及時分配計入個人帳戶及截留、隱瞞、轉移、貪污社會保險基金問題。
(四)是否存在20__年以前檢查、審計發現問題尚未糾正整改情況。
縣監察局、縣人民政府糾風辦任務及職責：配合縣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做好基金專項治理的組織協調工作，并對開展社會保險基金專項以及查處社會保險基金違紀違法案件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和責任追究。
縣審計局、縣衛生局任務及職責：按照各自職責，在縣級領導小組的機制下，督促指導本系統做好專項治理配合工作。
四、步驟和方法
專項治理工作從20__年9月開始，20__年9月底結束，分為四個階段：
(一)部署啟動階段(20__年9—10月)。
按照省、州的統一部署，成立××縣社會保險基金專項治理工作領導小組及辦公室，結合本縣實際制定具體方案，組織實施專項治理工作。
(二)自查自糾階段(20__年10月—20__年4月)。
領導小組按照專項治理范圍和內容，組織涉及社會保險基金經辦和管理的部門，開展自查自糾。一是對以前檢查、審計發現至今尚未糾正整改的問題分類梳理，根據發生時間、性質和責任提出處理意見，采取經濟、行政、法律手段，堅決予以糾正。對于歷史遺留已經造成損失確實無法回收的資金，屬于政府及有關部門擠占挪用的，由同級政府償還;同級政府償還確有困難的，逐級上報審批作核銷處理，同時應依紀依法嚴肅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二是認真排查新的問題，能糾正的要及時糾正;立即糾正確有困難的要制定整改計劃，限期整改。對貪污、截留、擠占、挪用、騙取社會保險基金的嚴重違紀違法案件，要堅決依法查處，觸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機關處理。三是針對各種基金違規問題，完善社會保險基金管理監督政策，健全基金經辦管理機構內部控制制度。
對自查自糾階段的工作，縣級領導小組要加強督查，隨時掌握情況，加強工作指導。自查自糾階段結束后，縣級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和管理部門及其他成員單位要根據各自的自查自糾結果寫出自查報告并填制報表，報同級專項治理領導小組辦公室。自查報告要對本系統專項治理工作的組織實施情況，自查、檢查中發現存在的違規違紀問題及分布情況，問題形成原因、整改措施及糾正結果和針對存在問題所完善的社會保險基金管理監督政策，所健全的內部控制制度及建立保障基金安全長效機制的意見和建議等要作詳細的闡述，領導小組辦公室將本級情況匯總后報州級領導小組辦公室。
關鍵詞：社會認知方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4107（2012）12-0066-02
任何心理問題與心理障礙都有其認知根源，不健康的心理常常來源于不健康的認知。近年來，引起全社會關注與議論的馬加爵、李啟銘、藥家鑫等在校大學生的惡性犯罪案件，進一步昭示我國心理健康教育生態系統中的認知教育，特別是社會認知教育的缺位和低效。社會認知是人類社會性發展的重要方面，是社會行為的基礎，包含對個人的認知、權威、友誼、沖突、合作等雙邊關系的認知以及社會結構和社會角色的認知。它作為一種最基本的社會心理過程，往往是各種社會行為的動機源。筆者認為，從根本上預防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應對大學生的社會認知方式進行重裝和升級，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關鍵在于讓大學生形成正確的社會認知方式。
一、社會認知方式的形成與發展
所謂社會認知方式，是指個體對與自我有關的各種社會信息的加工方法與形式，是一個人思想觀點、思維方式、是非標準和基本信念等在處理各種社會問題過程中的集中體現。這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即外顯信息加工和內隱信息加工。外顯信息加工是指個體在有意識狀態下進行的加工，它能被人覺察，容易獲得反思與自省；內隱信息加工是指個體隱性的、自動化的加工，它雖是個體在無意識的狀態下進行的，卻是人們社會信息加工最主要的形式。
人的社會認知方式是在其自我圖式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自我圖式是關于自我認知的類化，它來自過去的經驗，并能組織、引導與自我有關的信息加工過程。它既包括對自己經歷過的，與自我有關的具體事件和情境的表征，也包括自己和他人對自己行為的事后評價，以及重復出現的分類基礎上產生的更一般性的表征。個人的自我圖式一經建立，就會發揮對社會信息的作用。它將決定信息是否被注意，怎樣被建構，給予多大的重視和將引起什么樣的反應。因此，自我圖式本質上是一個人的重要品質和行為信息的載體，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一個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二、社會認知方式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
社會認知方式在心理健康領域的研究并不是一個全新的提議。在勒溫的“生活空間”理論中可以找到他的雛形[1]。美國臨床心理學家貝克（Beck）在對情感失常和異常的患者進行長期觀察的過程中發現，社會認知因素是造成這些病癥的關鍵所在[2]。心理治療專家埃理斯提出的ABC理論進一步證實社會認知方式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按照他的觀點，有心理困擾的大學生是因為他們心中有許多非理性的想法，經常受這些想法困擾，容易形成自我挫敗的行為模式，而這些非理性想法其實質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不正確的社會信息加工方式[3]。縱觀國內外相關研究發現，不正確的社會信息加工方式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可以歸納為如下四個方面：第一，它影響大學生對社會信息的選擇。當代社會，大學生的學習、生活與成長都面臨著海量的信息，正確地篩選與分析信息是社會信息加工的基礎，但現實生活中卻發現大學生的信息選擇存在如下特點，即符合主體意愿的信息會被其選擇甚至放大，而不符合主體意愿的信息則往往被其忽略甚至拒絕。第二，它影響大學生對社會信息的評價。社會認知方式具有評價性，面對同樣的信息，不同的人或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情境下會做出不同的解釋和評價。例如，同樣是交通肇事，大部分人想到的是救人性命，但藥家鑫交通肇事后首先對被害人做出的評價是，農村人很麻煩，為杜絕后患不如故意致死省事。第三，它影響大學生對社會信息的情感體驗。社會信息情感作為一種持久的、穩定的反映社會信息本質需求關系的內心體驗，一旦形成便產生極大的情感效能，這種效能不僅提高大學生對信息的敏感度、興趣度、鑒賞度和使用度，更讓社會認知方式具有道德感、理智感和美感[4]。第四，它影響大學生的行為方式和人格發展。不同的社會認知方式，也會導致不同的行為方式，而行為方式的固定化和自動化，則會對人格的形成和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例如，有的人開朗、樂觀，凡事都愛往好處想；有的人悲觀、厭世，總感到別人和自己過不去；有的人自信、堅強，即使身處逆境也勇往直前；有的人消極、懦弱，總是瞻前顧后、杞人憂天。
三、社會認知方式的升華與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化
（一）從社會認知方式的角度對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重裝
在人特別是大學生的成長發展過程中，社會認知方式的水平和成熟度往往是制約心理健康發展的瓶頸。因此，心理健康教育的一個最為重要的任務，就是要為大學生的大腦不斷地重裝操作系統，使其了解社會認知方式的作用及其心理過程和運行規律，并在此基礎上自覺地進行自我心理素質訓練。
對于前者，實際上是面向全體大學生的一種普惠型的心理健康教育，屬于知識層面，采用大規模的班級集體授課形式是有效的，重點調整原有的社會認知方式中外顯的信息加工過程。首先，在這類心理健康教育中培養大學生良好的信息加工習慣是前提。所謂的信息加工習慣，不僅包括有效滿足自身獲得信息的需要，也包含對信息加工的積極情感體驗。其次，要幫助大學生提高信息加工的自我調節能力。教師不僅要講授基本的處理社會信息的知識和技能，更要教會大學生在信息加工過程中合理的情緒管理能力。第三，要培育大學生良好的信息加工品質，主要是指大學生信息加工要目的明確、動機純正，具有健康的傾向性。
對于后者，實際上是針對各種有心理困擾即認知失真的大學生進行的心理健康養成教育，屬于實踐層面，目的在于改變嵌入在社會認知方式中那部分內隱信息加工的過程，采用個別或團體的心理咨詢和心理輔導是有效的。由于認知失真具有無意識性、自動性、功能性，所以克服認知失真首先要使無意識意識化。一般而言，要做到這一點，第一步要實現表面的頓悟。這種頓悟雖然不能導致人格的改變，但卻可以使之了解到自己的社會認知方式有問題，以及這種問題對他生活產生的困擾。在此基礎上，幫助大學生進行三個層次的洞察。即了解我們會在生活中選擇某些事件來困擾自己；了解我們最初獲得非理性信念的方式，以及如何選定并保持這些信念；了解要改變我們的社會認知方式，不需要神奇的方法，只需要樂于去行動、去練習。著名心理學家埃里斯發明了許多卓有成效的訓練方法，如“駁斥非理性信念”、“改變自我告知內容”和“幽默的使用”等。
（二）從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對大學生社會認知方式升級
從心理健康的角度對大學生社會認知方式進行重構、優化和升級能夠有效提高大學生解決自己心理問題的能力。心理健康層面上的社會認知方式著重凸顯三個特點，即積極性、客觀性和靈活性。
一個心理健康的人通常都會積極地看待自己和周圍的世界，而心理不健康的人則往往恰恰相反。貝克在對憂郁癥的研究中發現，有憂郁傾向的人較容易使用自我責備和自我反對的圖式，雖然在生活的許多層面上，他們都能采取理性和邏輯的態度，可在評估自己和自己的未來時，卻傾向于做出悲觀的、不合邏輯的推論[2]。事實上，在生活中，常見一些學生一次失戀或者考試不理想就對自己全盤否定，這種 “舉證謬誤”――在未擁有充分證據之前就驟下結論或“選擇性萃取信息”――只注意到符合其自我失敗圖式的相關信息而忽略其他信息的方式來思考問題，這種方式實際上就是社會認知方式的消極表現。改變這種消極表現的關鍵在于讓大學生養成表達有正向自我概念的社會認知評價。
客觀地看待自己和周圍的世界，是心理健康的一個重要標準。在現實生活中，由認知的選擇性而帶來的心理過濾，往往使人很難做到客觀、全面。特別是對閱世不深、生活單一、受到的正面鼓勵多、遇到的挫折少的大學生來說，把想象當事實、好高騖遠、絕對化思維的情況更為普遍。在學校中，經常會遇到這樣的同學，他（她）們總感到自己吃虧，總覺得別人在欺負自己，所以總是牢騷滿腹，對同學充滿敵意。事實上，這完全是認知失真導致的錯誤結論。然而就是這種錯誤結論引發的片面認識，使很多同學終日無心學習、郁郁寡歡，甚至最終走上自殺或殺人的道路。
健康的社會認知方式應該具有靈活性。由于知覺的恒常性，許多現象習以為常后，就會成為一種“成見”，一種“刻板印象”。這種“成見”和“刻板印象”常常會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一種獨斷專橫的內心指令，使本來只是一種愿望的事情，表現為“應該”、“必須”等不留余地的要求。在許多大學生的心目中，存在著大量這樣的“應該”和“必須”。例如：“我必須得到所有人的喜愛”，“我應該做好所有事情”，“他說他愛我，他就應該知道我在想什么”等。在這種專橫的“必須”要求下，許多大學生不知不覺地形成強迫性人格，從而喪失了自我發展的靈活性和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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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1：234.
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逐季下降，人們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擔心在不斷增加。CPI和PPI的缺口，部分反映了這一壓力。
從CPI和PPI的缺口看，2013年7月達到5%，比6月份的5.4%有所下降，但仍然是這幾年比較高的水平。從2012年的情況看，CPI與PPI的缺口一直處于4%～5.5%的比較高的水平。一般來說，CPI反映了申下游行業的景氣情況。而PPI則反映了上游行業的景氣情況。兩者之間的缺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個經濟結構扭曲程度。如果結構扭曲進一步加劇，宏觀經濟總體表現很難好轉。
在這個背景下，要求加大投資的呼聲在增加，但同時又加大了各方對產能過剩的擔憂。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穩投資”引來了諸多爭議。
事實上，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宏觀經濟在投資上一直面臨著兩難的悖論。
一方面，經濟轉型的方向是盡快改變投資依賴的增長方式，使消費盡快成為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另一方面，短期內投資又不能過快回落。而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宏觀經濟的經驗和教訓看，要走出這個悖論。既促進轉型，又保持經濟平穩增長，最需要的是實現投資體制改革的突破。
通過投資體制改革，可以加快釋放有效投資需求，使投資增速不至于回落太快。
相比于政府投資，社會投資更強調投資回報，對社會需求的變化反應更為靈敏。當前我國社會資本存量巨大，而且投資需求也很旺盛，但投資空間有限，制約了這種有效投資的釋放。
怎么辦？行政審批體制改革，壟斷行業改革，兩大改革釋放的社會投資規模，完全可以彌補或者大大超過政府投資縮小的規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投資出現了數次，都與當時改革的突破直接相關。
第二，通過投資體制改革，可以有效化解當前過剩產能，并且防范新的大面積產能過剩。
當前龐大的過剩產能怎么化解，對宏觀經濟走勢有直接影響。如果仍由發改委下文，強制淘汰落后產能，恐怕仍然是計劃經濟的思維。解決過剩產能的問題。恐怕更需要依賴投資體制改革的突破，通過市場力量來消化。
例如，盡快建立以市場化方式為主的過剩產能清理政策框架，推進并鼓勵民營企業參與過剩產能的并購重組。除此之外，更要看到當前產能過剩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行政主導的投資方式，為了防范新一輪全面、絕對的產能過剩的出現，關鍵在于深化投資體制改革，逐步改變政府主導的投資增長方式，調整投資結構，糾正資源的錯配和扭曲。
第三，通過投資體制改革，可以穩步提高投資效率，防范增長的潛在風險。
我國投資的一個主要挑戰在于投資效率的明顯下降。從投資產出率這個指標看，1997年，我國每1元固定資產投資可以產出3.17元GDP，到2011年只能產生1.51元的GDP，10余年里投資產出率下降了近一半。
這意味著，如果我們仍然沿襲傳統的發展方式，即便經濟增長速度有所回落，也需要更大的投資。但在投資供給上。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以及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高FDI與高儲蓄很難持續。低投資效率下的強資本約束將把經濟強行下拉一個臺階。
這才是我國經濟潛在風險的真正來源。而投資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仍在于政府主導的投資方式。對社會投資來說，它有一個投資回報的底線，低于這個底線，市場主體將不會再擴大投資。
對政府投資來說，這個底線基本上是不予考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