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1 16: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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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生產和消費主體環境意識的制約
生產和消費是經濟活動的兩個最重要環節,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環境意識如何,將對循環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但是,在我國,無論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其環境意識都令人擔憂。生產者為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不顧一切地生產和銷售新產品,強調產品的更新換代,從而造成產品使用的短效性(即低使用),不能物盡其用。這種經濟增長方式至少帶來兩個問題,一是資源的極大浪費,二是廢物的大量排放,其最終結果是經濟的不可持續發展,與循環經濟的目標背道而馳。在消費者方面,環境意識缺乏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消費者片面追求物質享樂,在不斷購置新產品的同時,又源源不斷地將尚未完全使用的舊產品當作廢棄物淘汰并排入環境,人為地縮短產品的使用壽命;二是消費者不能自覺抑制非環保產品(如一次性用品),為非環保企業提供了市場,造就了生存空間。消費者的這種過度消費和盲目消費,一方面刺激了生產,加劇了資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另一方面加大了廢棄物的排放量,加劇了環境污染,同樣導致經濟的不可持續發展,阻礙循環經濟的實現。
2.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
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在許多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地區,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人們優先選擇了經濟發展。特別是在廣大落后的農村和西部地區,人們根本沒有循環經濟的意識,即便有循環經濟的意識,他們也不會自覺遵守循環經濟的規則。畢竟,衣食住行才是最重要的。其實,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歷史上也曾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獲取經濟發展。只是當初人們的環境保護意識還沒有覺醒,沒有意識到環境危害的后果而已。循環經濟是一種理想的經濟發展模式,但也難免給經濟發展帶來一些暫時的消極影響。比如,它會延緩經濟發展速度、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限制企業擴大生產規模、減少就業、減少政府財政收入等等,有時甚至會與地方政府的快速發展經濟的政策相沖突。因此,如何在經濟發展和循環經濟間找一個平衡點,是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遺憾的是,在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后的許多地區始終是把發展經濟放在第一位的。
3.受環境科技水平的制約
發展循環經濟,科技是最主要的支撐因素。環境無害化技術主要包括污染治理技術、廢物利用技術、清潔生產技術。污染治理技術即傳統意義上的環境工程技術,是用來消除污染物質的技術,如大氣污染防治技術、水污染防治技術等;廢物利用技術是廢棄物的再利用技術,通過這些技術實現產業廢棄物和生活廢棄物的資源化處理,如廢紙加工再生技術、有機垃圾制成復合肥料技術等;清潔生產技術是無廢少廢生產技術,通過這些技術實現生產過程的零排放和制造產品的綠色化。由于我國科技水平比較落后,特別是環境科技長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導致在循環經濟的推進過程中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據統計,全國礦產資源總回收率僅為30%,共伴生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率還不到20%,遠低于國外50%以上的平均水平。又如,國外每年舊胎翻新量一般占新胎的10%。我國每年生產新輪胎1.01億條,產生廢舊輪胎約3000萬條左右,僅400萬條得到翻新,占新胎的4%。循環經濟在污染治理方面,企業的治污技術落后,甚至根本沒有治理,或者由于排污費比治污成本低,許多企業選擇了交納排污費。簡言之,由于我國企業技術裝備落后,科技基礎薄弱,自主開發能力差,導致了我國大量企業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達到經濟增長的目的,難以自覺地實施循環經濟戰略。
4.受相關法律制度不健全的制約
循環經濟是一種新型的、先進的經濟形態,需要法律法規的保障,因此建立和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不容忽視。發達國家特別是日本和德國,在這方面已經做得比較好。日本在2000年相繼修改和通過了多項環保法規:《推進循環型社會基本法》、《特定家庭用機械再商品化法》、《促進資源有效利用法》、《食品循環資源再生利用促進法》、《建筑工程資材再資源化法》、《容器包裝循環法》、《綠色采購法》、《廢棄物處理法》、《化學物質排出管理促進法》。德國也于1996年頒布實施了《循環經濟與廢物管理法》。這些法規對不同行業的清潔生產、廢棄物處理和資源再生利用等作了具體規定,從立法上推進了循環經濟的發展。相比之下,我國目前雖然制定了一些鼓勵開展資源綜合利用的政策、措施,但除了一部《清潔生產促進法》以外,幾乎沒有這方面的法律,這使得循環經濟面臨的諸多技術、經濟和社會問題難以得到有效解決,阻礙了循環經濟發展。
5.受環保投入不足的制約
首先,政府在環保方面的資金投入力度不夠、比例失調。政府用于環保的資金在整個財政支出中的比例偏低,難以很好地發揮其引導作用;在有限的資金投入中,也主要用于污染治理或環境破壞的修復,對源頭治理、全程監督缺乏足夠的重視,導致環保工作事倍功半。這與循環經濟所倡導的清潔生產,廢棄物的無害處理,資源的循環利用。綜合利用不能形成良好的呼應,阻礙了循環經濟的推進。其二,企業在環保方面的資金投入嚴重不足。目前,我國大部分中小企業處在自由競爭的狀態下,市場這支無形的手起著主導作用。企業往往只注重自身眼前的利益而忽視由于不重視環保建設帶來的嚴重環境污染。直至今日,我國各行各業的生產企業都沒有固定的環保投入,對生產中產生的“三廢”治理,全憑領導的好惡,領導說治理就治理,領導不表態,治理環境污染的事就得泡湯。即使領導說要治理,也是臨時從財務上抽調資金。如果企業有經濟效益,那么臨時還能抽出一些資金,購買急需的環保設備,解決燃眉之急;如果企業效益不好,那么,即使想治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拿不出資金。不計環保成本,沒有固定的環保投入,已成為制約企業治污的瓶頸。
二、進一步加快發展循環經濟的對策
1.確立新的經濟發展現,這是發展循環經濟的前提
循環經濟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統一起來,要求經濟發展不僅要考慮經濟總量的提高,還要考慮生態承載能力;不僅要關心經濟的發展,還要關心子孫后代的生存。要改變以資源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和“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的資源型經濟發展模式,選擇減少物質資源消耗和以無形的、邊際效益遞增的知識資源為主的生態經濟發展模式,走以生態工業、生態農業和環保產業為主導的經濟可持續發展道路。通過經濟活動的知識化轉向和經濟活動的生態化轉向,減少經濟活動中物質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保護日益稀缺的環境資源,提高環境資源的配置效率,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和諧統一。
2.政府要充分發揮主導作用和服務職能
發展循環經濟需要體制保證、觀念創新、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政府要優先進行制度框架設計,明確生態環境和基本資源作為生產要素進人市場“流通”;明確生態環境和基本資源的產權關系及交易機制;明確涉及循環經濟中各利益實體的權利與責任的問題,利益分配的問題,效率與公平問題。要深化改革,適應循環經濟的發展,將環保指標納人政府官員政績考核體系,考核政府官員的環保責任,徹底轉變單純追求GDP的狹隘觀念,樹立正確的政績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立起各級政府的“環境保護問責制”。將公眾環境質量評價、空氣質量變化、森林覆蓋增長率、環保綠色GDP投資增減率、群眾性環境訴求事件發生數量等指標,以及各級政府對國家各項環保法規、政策的落實情況,一并納人政府官員考核標準,并使之形成衡量選擇使用政府官員的重要標準之一,使環保政績與政府官員任免、升降密切掛鉤,促使各級政府、各地各部門的主要管理者都要成為環保考核的對象和環保責任的承擔者,為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提供堅實的體制保證。
3.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推進循環經濟中的作用
循環經濟發展受到制約的根本原因是市場價格沒有準確地反映資源的稀缺性程度,企業的生產成本沒有包含傳統發展模式下的社會成本。美國資源環境經濟學家湯姆•泰坦伯格曾指出,“宏觀政策與可持續發展一定要保持和諧一致。政府必須確保市場給所有的參與者發出的是正確的信息,以便由此產生的后果與其他的商業目標兼容一致,各種經濟激勵方法只是形成這一兼容性的一種手段。”歐美國家經驗表明,經濟手段是可行而有效的。政府的責任一方面是確保資源市場的有效運行,發出正確的信號,把生態治理、環境保護和從業者福利納入資源產品價格;另一方面是約束企業的行為,促使企業把外部成本內部化,從而對資源價格和環境成本具有靈敏的反應。有效的市場必須能夠對資源節約型技術、設備、企業起到激勵作用,又能夠對高消耗、高污染技術、設備、企業起到約束作用。
4.重視科技進步為循環經濟的實現提供的技術支撐
發展循環經濟,最根本的就是技術。所以我們必須加大對技術的研發,把相關的科學理論轉化為生產力,更進一步提高技術水平。而要實現這一前提,就必須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生產過程的資源和能源消耗。這是提高經濟效益的重要基礎,也是污染排放減量化的前提。如果我們的技術水平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我們就可以提高煤礦,石油等資源的開采水平,就能有效控制資源的浪費:同時也可以拓展資源的用途,提高資源的利用率,也可以拓深資源的使用,使得資源可以循環利用。有了技術的保證,對于污染企業的污染氣體,污染水的排放,我們可以采取更先進的方法把污染減少到最少限度。有了技術的保證,我們可以延長和拓寬生產技術鏈,將污染盡可能地在生產企業內進行處理,減少生產過程的污染排放。這樣,我們就可以把污染控制在一個小區域內,對污染的控制作了更多的關卡,對污染物作了更多的過濾,甚至可以做到零污染排放。有了技術的保證,我們就可以對生產和生活用過的廢舊產品進行全面回收,可以重復利用的廢棄物通過技術處理進行無限次的循環利用。這將最大限度地減少初次資源的開采,最大限度地利用不可再生資源,最大限度地減少造成污染的廢棄物的排放。而對于企業無法處理的廢棄物,我們將實行集中回收,將污染的區或盡量減到最少,使污染源得到有效的控制。
5.建立和完善循環經濟法律體系
在循環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國表現為嚴重的法律滯后。現行環保法律的立法觀念還局限于“污染治理”的思維模式上,對于廢物的回收利用認識含糊,執行居于從屬次要位置,這和循環經濟的理念是背道而馳的。要發展循環經濟,國家必須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為循環經濟的開展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同時也為循環經濟的發展明確發展方向。加大對循環經濟的宏觀指導,加大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力度。我國的產業結構發展不合理,有著很大的調整空間。對產業結構的調整,我們必須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扶持農業產業的發展,適當限制工業的發展,鼓勵第三產業的發展。相關的法規必須做到從宏觀上調整工業的發展方向。對于有特大污染的企業,如煤礦,水泥以及其它相關的化工企業等,我們要限制其發展,或者要延長其生產的深度,如對相關的污染企業的生產條件作出相關規定。對于企業產生的廢氣,廢水等的排放要提高衡量標準。對于不符合排放標準的,一律不得從事生產。同時,要制定高耗能、高耗水行業市場準入標準,完善主要用能設備能效標準和重點用水行業取水定額標準,組織修訂主要耗能行業節能設計規范,建立強制性產品能效標識和再生利用品標識制度,制訂重點行業清潔生產評價指標體系。與之同時,我們必須加強執法的力度和頻率。嚴格監控企業的執行程序,生產動向以及執行成效,做到確保相關法規,政策的落實。
關鍵詞：區域經濟；共同富裕；少數民族；重要性
少數民族和民族區域經濟的發展與建設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事業中重要的構成部分。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的區域經濟發展事業，是一直以來著重強調并重視的民族理論的政策原則，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發展國家里一項重要的民族政策，同時也是我國實現各個民族共同繁榮富裕的根本的有效途徑。
一、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意義
1.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建設是實現我國各民族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徑。我們都知道科學技術決定著經濟的發展，但是在少數民族地區的科技水平低下、文化教育落后、高技術人才的匱乏也從客觀上制約著經濟的發展。由于這些因素的影響對少數民族區域經濟發展速度也起到了制約作用，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也受到了影響。由此可見只要一步步解決這些制約因素，從教育文化、人才引進、科學技術這些方面加以改善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民族區域內的教育水平，引進人才，培養高科技人才，民族區域經濟必定能快速的發展起來。同時不斷的加強各民族之間的團結互助，使人民共同進步，為實現國家的共同繁榮富強創造良好的條件。
2.加快民族經濟的發展，既能給民族經濟帶來利益，又能給中國帶來經濟上的根本利益，少數民族區域經濟建設在我國經濟建設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民族區域人民的熱情參與與支持，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需要。充分發揮少數民族優勢資源的重要作用，來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林業、畜牧業等是少數民族區域中重要的經濟構成，同時也是我國國民經濟中重要的構成部分。由于自然生態環境的差異較大，西部地區相比東部來說區域經濟發展遲緩。在西部地區中，一些城市的經濟由于交通便利的條件發展的相對較快，但是大部分農村經濟的發展則相對緩慢，城鄉貧富差距較大。這些差距的存在雖然是歷史的、現在的以及未來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的，但是我國需要走科學發展的道路，需要實現共同富裕。
由此可見，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經濟事業的發展是是縮小區域發展之間的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徑。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同時也有益于實現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從根本上加快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的進度。少數民族經濟的發展，不僅代表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的根本利益，更代表著國家的根本利益。全面促進少數民族區域經濟的發展，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具有深遠而重要的意義。
二、民族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問題與困難
從目前來看，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處于滯后的原因是由多方面構成的，例如：教育文化事業的落后，人才綜合素質的低下，投資的力度不夠，生態環境等一系列問題的影響。這些都是制約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西方國家曾經有一位經濟學家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他把教育、人才、科技比喻為三輛馬車，共同拉動國家的經濟發展，推動社會的進步。事實上，目前少數民族地區也面臨著這樣相同的問題，人才匱乏嚴重，科技技術的投入不到位，勞動力低下。由此可見，要想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教育、人才、科技是缺一不可的。同樣，在經濟全球化迅猛到來的今天，也給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和挑戰。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人才、科技這三方面的問題都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然而，經濟全球化并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世界一體化，同時也是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一體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區域經濟發展緩慢，經濟水平低下。在改革開放后，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由于存在自然和歷史的因素，導致民族區域經濟與內地經濟水平上的差距逐漸拉大。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均消費、人均GDP、人均收入等水平均低于國家的平均水平。
2.少數民族地區的思想觀念相對陳舊，社會文化心理較低。這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少數民族地區的貧民群體里，有一大部分人的思想價值觀念、思想意識都處在一個安于現狀，不求進取的狀態中，并且帶有嚴重的封建色彩與小農意識，這種觀念根深蒂固形成了思維定式，不易于接受新鮮事物和新的社會觀念。
3.民族地區自然環境的惡劣和經濟基礎的落后，同樣制約著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基礎設施條件差、區域內人少地多、生態環境脆弱等都是少數民族地區在發展中面臨的難題。近些年，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建設投入了較大資金，但是有一些基礎設施上仍然相對落后，對自然災害的抵御能力差。雖然國家對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以及財力，但是投入和產出的價值比仍然較低。同時農民通過勞作生產出來的物資運送不出去也是一個較大的問題。
4.民族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落后。這些基礎設施的落后主要體現在交通和通訊方面，民族地區通訊線路少、通訊質量低下、導致整體通訊能力差，這是少數民族地區進出建設滯后的重要體現，通訊設施的建設急需完善。
三、促進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對策
1.提高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生存發展的自然條件
少數民族經濟發展的根本是加強民族地區基礎設施的建設，首要任務是加強生態農業的建設和自然生態環境的建設。在生態環境治理上要加強退耕還林、建設天然保護林，植樹造林，減少地質災害、沙化等造成的環境問題。加強農田水利、鄉村公路、房屋改造等基礎設施的建設，提高少數民族地區人民抵抗自然環境災害的能力。我們只有從這些方面著手改善，把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利條件轉換為有利條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少數民族地區的溫飽問題，提高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的生產條件，改善少數民族地區的生產環境。
2.加強人才培養計劃，解決人才匱乏的難題。
人才的匱乏是制約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國家只有加大對少數民族地區人才培養的投入，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少數民族地區經濟落后的現狀。在人才發展上，我們不僅要引進優秀外來人才，同時也要從提高本地文化教育水平，對當地居民提供良好的文化教育，加強培養區域內居民的綜合文化素養，培養優秀的當地人才促進民族經濟發展。同時，在文化資金方面的投入要加大，并且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和待遇來留住人才，發揮人才效用的最大化。
3.提高自主發展能力，加強體質改革
資源開采加工問題和農產品流通體制問題一直是少數民族區域經濟體存在的主要問題。資源優勢一直是少數民族地區的最大優勢，然而資源開采加工體制的主要問題體現在這些資源的國家所有制和資源的優勢沒有辦法與區經濟優勢和利益優勢相轉化的矛盾問題。由于資源國有體制對資源的所有權、購銷權、深加工權、開采權這些主要的資源品種采取直接或者間接的計劃控制，從而造成了資源所在地失去了這一大優勢。
4.強化優勢產業建設，加強發展特色優勢產業
加強發展特色優勢產業是促進少數民族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途徑。少數民族地區存在著各種優勢資源和優勢產業，不僅為地區經濟發展提供了資源優勢也為國家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民族地區應該充分發揮這一優勢，建立適合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能源、礦業、農業、旅游業等優勢產業。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充分發揮民族地區的地理優勢，加快經濟貿易的往來，實現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經濟貿易的互通，促進民族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除此之外，民族地區還具有豐富的人文優勢，比如民區傳統、地域因素、特色文化等優勢。這些人文優勢也是提高民族區域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少數民族地區所具有的人文社會優勢，一方面是有利于后發展地區經濟發展的人文環境優勢另一方面有利于創造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高積累低消費的社會經濟環境。
參考文獻：
[1]溫軍.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2）.
一、金融支持縣域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和困難
（一）縣域經濟綜合實力與國家產業政策不協調
主要表現在墨江縣缺乏大企業、大集團，沒有形成特色支柱產業，企業產品缺乏競爭力。拳頭產品少，產業鏈較短，帶動效應不突出；縣域經濟中小企業經營規模較小、生產技術相對落后，產品結構單一科技含量低，從經營規模、資產規模、整體實力上與先進地區差距較大，企業往往經不起原材料或產品價格的波動，有的產品能耗高，達不到國家環保標準，與國家產業政策不協調，增加了企業自身經營的風險，更難以獲得銀行資金的青睞。比如：墨江規模企業中的“森鑫達水泥建材”，生產工藝仍為“立窯”技術，屬高能耗受限行業；“興華礦業”冶煉成本過高，價格倒掛無法正常生產；“滬森木業”因原材料不足，生產受到限制。
（二）資金需求不符合金融機構貸款準入條件
墨江縣目前共儲備項目30項，總融資需求22.29億元，資金需求量非常大，但一些交通類融資項目、水利類融資項目、市政建設工程項目所屬部門是行政管理單位，承貸主體不明確或貸款主體不符合條件、所能提供的資產抵押擔保不足等原因，不符合金融機構貸款的準入條件，項目無法獲得支持。
（三）存貸比較低使資金未能發揮效益
目前，國有銀行將授信審批權限集中到市級、省級行。這種管理方式導致因審批時間延長而流失一些優質客戶，也制約了縣域信貸投入。從近兩年來墨江縣金融運行情況看，新增存款轉化為本地貸款的總量雖有所增長，但與縣域經濟增長對資金巨大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2012年存款余額為40.69億元；貸款余額為22.2億元，2012年存貸比為55%，2007年至2012年存貸比基本一致，2012年資金閑置約18億元，存貸比例過低，資金未能充分發揮效益。
（四）資金與項目不匹配及信息不對稱影響銀企合作
目前國有商業銀行信貸規模多采取“一盤棋”管理模式，需要靠項目爭取指標，也造成銀行缺乏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多融資服務的動力。墨江縣屬欠發達縣域，項目難以擠入“中央、省、市”的盤子，或縣域商業銀行管轄行對地方項目、企業信息的不了解，影響對縣域實體經濟發展的信貸支持力度，縣域商業銀行有限的信貸資金往往流向預期明確、信貸風險小、期限長，投放集中，管理方便，收益穩定的一些領域，使得縣域有待扶持的一些新興發展的中小企業難以獲得資金支持。另外，銀行自身注重風險管理，在信貸資金較緊時，信貸門檻更為提高，中小微企業由于資產規模較小、不動產少、缺乏土地、房產這類硬抵押物，獲得信貸支持的難度增大。
（五）融資渠道單一和信貸產品創新難滿足縣域經濟需求
目前，縣級中小企業融資渠道主要是銀行貸款，受銀行體制、管理方式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基層銀行的創新動力較弱，對上級行經營管理更多的是被動執行，缺乏積極性和主動性，主動開拓適合縣域經濟實際的金融產品意識不夠。面對“三農”和中小企業巨大的資金需求，金融機構無論在投放貸款總量上，還是在金融產品上，都難以滿足縣域經濟發展需要。企業普遍反映，現有銀行貸款大多是流動資金貸款，缺少對技術改造和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的信貸支持。
（六）農村經濟發展與農村金融服務缺位之間存在矛盾
在各級政府引導下，當地農民積極發展茶葉、橡膠、烤煙、紫膠等產業，收入以較快速度增長，農民對農村金融服務必然產生多樣化需求，由于農村金融機構撤并致使目前農村地區金融服務缺位，雖然政府、金融部門作了不少努力，全縣已實現了所有鄉鎮金融機構設置的全覆蓋，但部分農村金融機構只能做到限時服務，無法滿足農民群眾金融服務需求，在許多偏遠的農村地區，農民一筆存、取款業務通常需要到離家數十公里遠的鄉鎮甚至縣里外的金融機構去辦理，增加了農民的經濟負擔。
二、促進縣域經濟發展的金融對策
（一）立足核心產業，培育中小企業，增強縣域經濟綜合實力
建議圍繞墨江縣“農業穩縣、工業富縣、文化活縣、生態立縣”的發展戰略，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引入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有實力、有前景的大企業、好企業，圍繞核心企業提供加工和服務，拉長產業鏈、貿易鏈、供應鏈，發揮特色產業的帶動效應，增強縣域經濟綜合實力；對中小企業的發展關鍵要培育，關注信譽好、發展快、合作對象強的中小微企業的發展，銀行機構服務中小微企業要做到“懂你”，研究企業交易的對象，交易的真實性，研究行業規律、成長周期、治理結構，幫助企業發展，做其長期業務伙伴，根據其需要設計產品，服務上突出簡潔高效，注重風險防范。
（二）拓寬融資渠道，滿足縣域經濟建設資金需求
結合不同的項目資金需求，拓寬融資渠道。融資的渠道和方式是融資的核心內容，融資渠道主要有：金融渠道融資，財政渠道融資（比如：國際金融組織和外國政府貸款），土地渠道融資（比如：利用土地儲備和管理政策，搞好土地資源的經營和租賃，利用土地使用權的出讓、轉讓、聯營入股、租賃、抵押等方式取得收入，參與經營、吸納投資，融通信貸資金。），信用擔保渠道融資（通過擔保業務，為融資拓寬渠道，促進銀政合作貸款融資、銀農合作融資）以及其他渠道融資（比如：BOT融資，特殊經營權融資），我們應充分運用融資渠道來滿足縣域經濟建設資金需求。
（三）增強銀行經營活力，創新適合縣域經濟融資要求的金融產品
統一的信貸管理模式和標準并不適應銀行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各金融機構要強化金融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牢牢把握自身發展和支持地方經濟的契合點，在積極貫徹央行貨幣政策的同時，牢固樹立服務地方經濟就是壯大自我的意識，積極向上爭取資源，加大對特色優勢產業和重點建設項目支持，努力爭取貸款規模，增加信貸投放總量。并根據欠發達縣域經濟結構的特點，在貸款方式、抵押擔保方面尋求突破，開發新產品，形成特色化服務、多樣化服務。對中小微企業的信貸支持要有創新舉措，比如：通過政府、銀行、稅務、工商、行業協會、商會聯合對中小企業市場板塊進行分類，批發性授信，減少成本；通過對中小企業的調查研究，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開展權利質押、動產融資、無抵押信用放款，為中小企業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盡可能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環節，簡化貸款手續，縮短貸款審批時間，增強基層分支機構的盈利能力和服務當地的經濟活力，使信貸改革創新更符合當地經濟發展需要，切實提高對縣域經濟的金融服務水平。
（四）建立信息共享和交流，促進項目需求與信貸資金的有效對接
通過搭建銀政企互惠合作平臺，加強縣域經濟和金融信息的雙向交流。一方面向轄內金融機構提供經濟信息，包括資金需求信息、生產經營信息、市場供求信息，另一方面向縣有關經濟主管部門傳導金融政策、金融產品和金融信息，協調化解貸款難、難貸款問題的癥結，為金融促進縣域經濟增長提供有效服務。比如：農業發展銀行業務有所拓展，信貸支持內容范圍擴大，除糧食流通企業信貸支持外，對城鎮基礎設施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流通體系給予信貸資金支持（包括路網、水網、電力建設、酒業、漁業等行業），但政策性銀行準入條件較嚴，項目逐級審批，以項目增規模。一旦項目能形成有效對接，對地方支持經濟發展將起到積極作用，又如郵政儲蓄銀行其信貸資金全市統籌，可用信貸資金較為寬裕，2013年，墨江縣郵政儲蓄銀行已爭取小額擔保抵押貸款規模1559戶，可貸金額7795萬元，可用于中小微企業信貸資金規模大致有2000萬元，一旦上述信貸資金能有效對接并投入，一方面可對地方經濟形成有效信貸支持，另一方面原承擔小額抵押貸款的信用社可將這部分資金用于其他需要支持的項目。所以，要有效疏通金融部門與經濟主體的連接渠道，搭建互信、互利、互助的良好合作關系。
（五）大力推進信用體系，加強信用環境建設
進一步加強信用宣傳教育和信用工程體系建設的宣傳力度，樹立誠信是生存之魂、經營是成敗之根的理念，增強群眾和企業的信用觀念。進一步加強非銀行信用信息采集力度，各相關部門做好協調和配合，支持信息采集，持續提高征信工作建設水平，為金融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信用環境。嚴厲打擊破壞金融秩序、騙取銀行信貸、惡意逃廢債務的行為，努力為金融運行安全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一、我國綠色發展面臨的問題
走綠色發展道路正在形成黨內外共識。在這樣的共識下，很多企業、地區都喊出了走綠色發展道路的口號，但對于其發展理念和體系思路還存在著理解上的偏差，對于綠色發展的實踐指向還處于摸索階段。首先是將綠色發展同經濟發展對立起來。有的地方政府認為，綠色發展就是摒棄經濟發展的理念，把綠色發展同提高GDP對立起來。這使得政府尤其是后發地區政府認為，綠色發展是阻礙當地經濟發展的桎梏，有些地方甚至提出：“發達地區走原有的工業之路發展起來，現在輪到我們要發展，又談什么綠色發展來束縛住我們的手腳”。關于發展本質的錯誤理解使得綠色發展理念的推廣遇到了情緒上的抵制和操作中的困難。
其次，綠色發展道路現階段還多存在于理論的探討中，實踐中國家和地方還沒有形成具有實際操作和時間步驟的綠色發展戰略規劃。要使綠色發展真正能夠融入生產、生活實踐中，就需要制定綱要性的綠色發展戰略和可操作性的綠色發展規劃。通過政策引領、法律保障、科技推動、社會擴散進行徹底性的綠色化革命。
第三，當前我國綠色發展的法制環境建設中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環境的立法理念與實踐存在著脫節，綠色發展尚未完全成為我國環境資源立法的指導思想，我國的環境立法體系還需要不斷地加強完善；環境保護法的司法和執法面臨著重重困境，環境司法時間效果有限，環境執法面臨困境。
最后，綠色發展道路缺乏制度保障。由于多年實行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方式，我國目前現有的許多政策制度都是基于粗放式經濟發展方式所制定的，這些政策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綠色發展道路的實施，如何通過改革的方式解決綠色發展同現有經濟、政治制度之間的矛盾，將不適應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需要的相關政策通過制度約束的方式加以轉變和改進，從而保障綠色發展道路的可行順暢，還需要相關部門積極探索。
二、開創中國綠色發展的新道路
1.確立綠色發展戰略和規劃
只有將中國“十二五”規劃中綠色發展內容具體化，才能推動我國綠色發展的建設。要根據因地制宜的原則，在我國綠色發展戰略制定過程中結合相關方面的制度創新，以機構的改革和體制的創新作為突破點，重點解決當前我國由發展部門主管經濟、環保部門管理污染這種部門分權管理的局面，從體制上大力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性作用，鼓勵多元化的環保機制的建立。
2.構建綠色創新體系
著名環保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曾經說過：“最環保的國家往往是最創新的國家”。黨的十在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同時又著力提出了創新驅動戰略，指出要更多依靠節約資源和循環經濟來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因此，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道路的抓手就是要構建綠色發展創新體系。由于綠色發展是對工業文明的揚棄，是對傳統的科學范式的顛覆，其創新模式也要求符合可持續、低能耗、低污染的要求，是需要內生出以當前綠色科技為內核的科學范式的，因此，綠色發展道路給創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新的創新范式又會給綠色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經撰文指出：“中國的投資也需要再定位，包括對創新的投入，要著眼于資源節約方向，而不是和西方一樣的勞動力節約方向。這正是一系列增長方式轉變的一部分，我們也可以稱之為新的增長模式。”進一步來說，中國的綠色發展應當建立以綠色技術為核心的創新體系。要推進綠色技術的擴散，將環境因素引入技術研發過程中、增強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能力，增強企業同科研機構的綠色科技聯合，完善企業綠色創新激勵制度，積極投入國際競爭，突破綠色技術壁壘。
3.完善綠色發展政策保障
完善綠色法律法規建設。我們要借鑒國際上綠色發展較好的國家的立法經驗，引進先進的綠色發展方面的立法手段和技術，加快履行國際條約的國內立法過程。除了和國際接軌之外，還應當將綠色發展的理念納入到國內法律體系當中，將綠色發展的相關要求與刑事法律、行政法律、民商法律和其他相關法律相結合，促進國內法律的綠色化。積極探索綠色金融渠道，在金融改革發展中引入生態文明理念，形成真正的生態金融政策環境，形成有利于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的金融增長模式，利用金融制度的融資作用，將資金有目的地向著綠色發展的相關產業傾斜，為綠色發展的新模式提供有效的金融政策服務，促進綠色經濟的發展，充分發揮綠色金融制度的激勵作用，將個人、企業的發展愿景同社會的發展目標協調統一起來。
4.培育綠色發展社會氛圍
關鍵詞:云南貧困民族；農村地區；教師專業發展；影響因素
一、云南貧困民族農村教師專業發展現狀
（一）對教師專業發展認識不夠
云南貧困民族農村師資專業發展總體是比較滯后的，長期以來嚴重阻礙了云南農村教育的發展。這種滯后，既表現在師德素養上，也表現在業務素質上。在一些貧困民族農村中學，教師中接受過全日制本科教育的寥寥無幾，大部分還是中等師范畢業，接受過專科教育的幾乎沒有。云南貧困民族農村小學教師隊伍中，代課教師的比例較高，由于代課教師的起點低，人數多、來源渠道多、文化水平低，有的沒有受過師范教育，再加上貧困民族農村圖書少、信息閉塞，教師的業務水平很難有保障，年復一年云南貧困民族農村地區的教育就步入了惡性循環。
（二）摻水文憑、教非所學使農村教師專業水平低
為了提高貧困民族農村師資水平，云南廣大農村教師積極參加各級各類高等院校的進修函授、自考和“三溝通”等學歷教育，雖然相當一部分教師教學相長，學到了高一層次的知識，但確有一些渾水摸魚者，如中師函授集體報名，開卷考試、人人過關，個個拿證，一下子將村級學校80%以上的教師學歷提高了一個層次。近些年來，上級對中小學教師又提出高一個學歷層次的要求。于是，云南的各級各類大學辦到了家門口，個個交費，集體辦班、部門發證，變相集體買賣文憑。群眾評價說，“正牌軍”駐城、“雜牌軍”進鎮，“土八路”下村。形象描繪了城、鎮、村教師三個層次的學歷達標與能力達標存在的較大落差。造成“教非所學”現象相當普遍。
（三）教師流失嚴重影響了教師隊伍的專業發展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在人才配置方面的作用日益顯著，經濟落后地區本來就脆弱的優秀師資隊伍，還在向大中城市、向經濟發達地區轉移；受財政經濟狀況的限制，農村和經濟欠發達地區很難吸引高層次優秀人才去從教。這樣導致云南貧困民族農村教師大量流失，云南有些村小學只剩下一個“留守”教師。在目前的教育環境、經濟待遇和職位現狀條件下，隨著入世后行業利益的變化或加劇，一批高職位、高回報崗位的產業，在利益的驅動下必將引發貧困民族農村教師尤其是農村優秀教師流向其他行業，這是云南貧困民族農村教師隊伍受到的最大挑戰，嚴重地影響了農村教師隊伍專業化的發展。
二、影響云南貧困民族農村教師專業發展的因素
（一）自然環境因素
由于云南貧困民族農村地區歷史形成的原始落后的生產方式和低下的生產力水平，偏遠閉塞的地理位
置和惡劣的自然條件、交通不便、信息不暢、人口文化素質差和受傳統教育的影響，多數地區仍然沒有完全擺脫刀耕火種這種落后的生產方式。幾乎沒有自由發展的能力，其貧困是不言而喻的，貧困制約了人們實現教育的需求能力，而缺少教育使人們繼續著落后的生產方式，繼續著封閉的思想，這種落后的生活，封閉的思想又阻礙了人們對教育的需求。這些地區教師與外界聯系較少，交流機會少，受傳統教育觀念的影響極深，教師在很大程度上安于現狀，較為重視短期效益問題，教師的知識面相對狹窄，對教師專業發展非常不利。
（二）經濟因素
沒有資金，一些學校甚至沒有辦法提供基本的辦學條件，教師仍然在破舊的廟宇、瀕臨倒塌的危房中上課，許多教學中應該使用的教學設備、儀器、圖書資料少得可憐，影響了教學工作的正常開展。部分山村小學，盡管接受了社會的各種援助，有了計算機、電視機等教學設備，但是，山區供電不足，根本沒有辦法使用，這些設備就成了一種擺設。
（三）教師的教育觀念
由于少數民族地區農村教師長期生活在交通比較閉塞、經濟水平相對較低的地區，教師接受教育觀念的機會不多，許多新學生觀、教學觀、師生觀沒有聽說過，更無從理解和應用。新課程改革要求教師及時轉變教育觀念，認識、吸收和培養現代教育觀念，樹立新的教學觀、學生觀、師生觀和課程觀，只有這樣才能順利地實施新課程，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四）教師的知識水平
這里的“知識”既包括教師的學科知識，也包括其他相關學科知識和一些心理學、社會學等方面的知識。民族農村地區教師選擇參加函授、自學考試作為提高自己學歷的主要途徑，同時也成為教師提高自身知識水平的一個重要方式。隨著新課程改革在全國范圍內的逐步開展和實施，少數民族地區教師知識水平逐步凸現為影響這次課程改革的關鍵因素和主要障礙。
（五）管理制度
許多農村地區的中、小學教育管理制度十分不健全，沒有合理的獎懲制度、考核制度，對教師教育工作的管理全憑經驗、靠個人情感，不能有效的實施學校科學管理，教師的工作熱情、教學積極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負面影響。
三、促進云南貧困民族農村教師專業化發展的對策
（一）改善教師專業發展的環境
國家應對貧困民族農村教育繼續實行較大的財政傾斜,加大對貧困民族農村地區的教師資金扶持力度，進一步完善貧困民族農村教師工資保障機制,縮小城鄉教師之間收入的差距。在現有的財力下,國家可以根據東部、中部、西部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教師工資分擔比例，建立相應的監督報告和責任追究制度,從根本上解決貧困民族農村教師工資待遇偏低問題。為貧困民族農村教師的專業發展提供保障。
（二）師范教育改革要關注農村教師專業水平的提升
“當前,人民群眾和社會發展對教育更多更高的要求同優質教育資源供給不足的矛盾,是我國教育的主要矛盾。”①各級師范院校、特別是地方師范院校要認清形勢,針對當前貧困民族農村教師隊伍建設實際需要,調整師范教育功能定位,變一次性教育為終身教育,建立職前、職后一體化的開放式教育體系,為農村教師接受正規的教師專業教育提供廣泛的機會，以信息化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三）貧困民族農村教師要強化專業自主發展意識
“教師的生命是從教師職業開始的,教師在自己的職業中和工作要求中尋找生活的滿足。因此,教師必須把自己的所作所為、自己的發展和進修同自己的職業緊密地聯系起來。”教師的生活實踐與教師的專業發展是有機聯系在一起的,教師的專業發展不可能獨立于教師的生活實踐。農村教師要有專業自主發展的勇氣和意識,積極投身于農村教育教學改革,在實踐中提升專業生命。
（四）積極參加校本培訓,促進個體專業成長
由于農村各地區各學校發展水平的差異,農村學校需要因地制宜探索多樣化的校本培訓模式,使農村中小學校不僅僅成為培養學生的場所,更應該成為教師專業成長的主要環境和重要基地、成為師生共同發展的家園。農村教師要立足于學校和教學實踐,在教、學、研一體化中主動參與,不斷解決教學實踐中的問題,從而歷練自身、不斷自主發展。
（五）完善農村教師管理制度,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政府要建立農村教師合理輸入與補充機制。國家和地方要通過優惠政策,包括一定的強制措施,有效地吸引和鼓勵城市、城鎮教師到農村任教,促進教師向農村地區的流動,保證一定數量的新教師或優秀大學畢業生補充農村教師隊伍。此外，貧困民族農村學校應結合本校教育教學實際，以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和提高教師的綜合素質為原則，制定科學、多元化的評價體制，既鼓勵教師參加各種形式的培訓活動，又注重教師參加培訓后運用新知識或新技能改進教育教學的實際效果；既大力支持教師的教學科研，又重視對教師的激勵和指導，使教師始終保持不斷的探究教學實踐問題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既注重學校領導、教師、學生和家長對教師的評價，也重視教師的自我評價，從而激發貧困民族農村教師專業發展的主體意識，發揮教師在專業發展中的主體意識作用。②
注釋：
關鍵詞：現代科技；二難困境；理性；責任主體
一、現代科技發展凸顯的二難困境
科學技術是人類進步的產物，也是人類在改造世界行動的外化形式。它從產生之日起，就以其特有的威力不斷地為人類謀取福利。20世紀中葉以來，現代科學技術革命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極大地改善了人們的物質生活，它理所當然地被視為人類現代文明的組成要素和內在的原動力。然而，人類獲得的科技進步，實質上是以破壞人們賴以生存的不可再生資源、甚至是以人類自身的生命健康為慘痛代價的，人類社會持續進步發展受到嚴重威脅。科學技術發展給我們帶來日新月異、幸福舒適的生活的過程，也是人在安逸的生活中逐漸與人自己類本質異化的過程，是人與人關系、人與自然關系逐漸緊張的過程。現代科技發展帶給我們的雙重效應，讓人們在做出科技發展決策和評價科技發展成果時陷入了二難困境。
二、二難困境背后的實質
（一）工具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
著名的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指出，現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問題都來源于價值合理性與工具合理性的緊張和對立。韋伯認為，所謂工具合理性行動，是指以能夠計算和預測后果為條件來實現目的的行動，是排除價值判斷或價值中立的行動，是非理性的行動。價值合理性行動是指主觀相信行動具有無條件的、排他性的價值，而不顧后果如何、條件怎樣都要完成的行動，是引入價值判斷的行動。對價值合理性行動來說，行動本身是否符合絕對價值是重點關注和要解決的問題，至于行動可能會引出什么后果，則不會加以關注。
工具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之間的對立和沖突是現代生活兩難處境的根源，由此伴隨而來的人的兩難處境貫穿在經濟、法律、政治各個社會生活領域里，統攝了整個社會生活。從形式合理性角度看事物必然引出實質非理性，從實質合理性角度看事物必然引出形式非理性的結果，這就使現代人在面對生活做出抉擇是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然而，那兩種合理性之間的沖突也僅僅是抽象的理想概念而已，在現實生活中必須實現兩者的辯證統一。
（二）工具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的辯證統一關系
在韋伯心里，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價值合理性與工具合理性并非絕對對立，它們彼此互為前提地共存于同一事物之中，是同一事物屬性的不同方面。工具合理性以透過理性計算去選取達到目的的有效手段，專注功能而排斥價值理想，在這里人通過服從理性而旨在控制外在世界。價值合理性行動，以滿足主觀信仰的要求為行動目標，重理想而犧牲理智，缺乏達到目標的手段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對于人這個既有情感又需要理智的存在物來說，工具合理性和價值合理性都是不可缺少的。
（三）現代科技發展突出問題是工具合理性過分張揚與價值合理性缺失的結果
如上所述，一個具有真正自由人格的人，能以價值合理性為動力，以工具合理性為行動準則，將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辯證統一地完美地結合起來。然而，現代社會使人難以在獲取工具合理性行動的同時又服從價值理性，在這二難抉擇中，現代人張揚了工具合理性而忽視了價值合理性，這一絕對化的行動必然導致現代人所面臨的困境。在工具合理性行動指引下，現代社會將人的生存目的、社會責任和人類命運問題置之度外。一方面，片面強調工具合理性、邏輯性和規律性的重要性，強調操作系統的客觀有效性，忽視人性、尊嚴和人的價值合理性，從而導致了人的普遍物化和畸形發展，導致了現代社會的諸多問題。另一方面，工具合理性對于功利化、技術化的追求，對于物欲、占有性的強調，導致人對自然的奴役意識，是人類在征服自然中忽視這自然固有的生態系統的本性和規律，造成人類對自然無節制的開發和利用，從而造成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
三、解決二難困境的根本立足點----作為責任主體的人
（一）作為責任主體的"人"
對于如何解決二難困境的問題，既需要形式上的方法，又需要實質上的內在信念作支撐。如論如何，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評價和做選擇的根本立足點。在此，筆者將其定位為作為責任主體的"人"。第一，作為具有類本質特性的"人"。"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覺的活動"。無論科技如何發展，都要使人能夠在遵守社會規范的前提下，真正使人在社會發展中能自由全面的發展，保證人的生活的豐富性和人格的完滿性和完善性。第二，作為人類一員的"人"。人具有社會屬性，個人的生存發展始終與他人、社會甚至整個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科技的發展不僅要關注個人，也要保證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同步發展，符合全人類的利益，同時更不能因為個人的發展危害到他人或整個人類的利益。第三，作為自然界一員的"人"。人類不是自然的主宰者，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與自然處于統一個系統之中，人與自然相互促進，協調發展。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
以上三點，第一點是處理人與自己的關系，保障人的自由自覺發展，維護人之為人的類本質屬性，是"點"的開始。第二點是處理人與他人的關系，保障人類共同發展，是"點"在橫向上的延展。第三點是處理人與自然的發展，保障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根本上是保證人的持續性發展，是"點"在縱向上的延伸。作為主體的人必須在行動決策前、行動中以及做出事實的評價時必須考慮的前提和出發點。
（二）作為 "責任"主體的人的確立
1、實現工具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的辯證統一
工具合理性片面強調邏輯性和規律性的重要性，強調實用性和有效性，剝奪了個人主體性、意志自由和創造性，把人的生存目的、社會責任排斥在理性之外，忽視人的價值和尊嚴，忽視人的全面發展和終極關懷。價值合理性注重對目的本身的合理性進行反思，從人的價值、利益等方面考察合理與否，重視終極價值，而忽視實現的手段。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是辯證統一的。正是她們的內在辯證統一，才能構成人的完整本質。對人的存在來說，無論是單純的工具理性還是單純的價值理性，都無法唯一地規定或實現人的全面本質。因此，既要注重實用性、功利性又要實現人之為人的生存價值和意義、人的全面發展。
2、作為"責任"主體的確立
為了彌合工具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之間的沖突，作為主體的人必須按照須按照責任倫理行動，確立自己的責任意識。責任倫理使工具合理性具有倫理意義，使工具合理性的認識對實踐的價值判斷發生影響，成為實踐主體形成獨立人格的依據，從而通過工具合理性認識，使行動與道德責任相聯，自覺地過著既是合理性的又是符合道德的生活。這就意味著人一方面要忠實于自己，要有不屈服外在強制的堅強意志，把自己既定的價值作為參照決定行動的取向，本著對自己選擇負責任的態度果敢的行動。
通過責任倫理的實現，力求使價值合理性的觀念通過工具合理性行動落實到責任倫理上，完成獨立人格對社會歷史的自覺意識。面對現代科技發展帶給人們的二難困境，人們在制定科學技術發展策略和進行科學技術發展成果評價時，既要注重科學技術的實用性、功利性又要實現人之為人的生存價值和意義、人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關鍵詞]西南地區；國家級貧困縣；教育投入；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 F061.5［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8)07-0057-05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教育促進貧困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的機制研究》(06JA880058)階段成果。
傳統教育經濟學研究認為，教育是一種投資，發展教育旨在全面提升人力資本，促進經濟發展，實現“教育治貧”。因此，目前的研究多以此為依據，堅持認為如果要促進貧困地區縣域經濟發展，就應不斷加大對教育的投入，依靠教育提供的智力支持擺脫貧困現狀。為此，貧困地區政府為早日脫貧，盡管財力嚴重不足，還是傾全力發展教育，甚至負債累累也在所不惜。
然而，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貧困地區在大量投入教育之后，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水平，但并未因此有效改變貧困的面貌。因創立人力資本理論而奠定教育經濟學理論基礎的舒爾茨（Schultz）也承認：歷史上有很多國家的農業增長并不是依靠農民所獲得的能力，有很多國家“向農民的教育投資量增加了，但在農業生產方面并沒有明顯的效益”[1]。也就是說，“把教育作為經濟增長的源泉”[2]是要具備一定條件的，這個條件根據各個地區經濟狀況的不同而不同。以西南地區為例，在《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公布的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中，西南地區除外共有201個（其中廣西28個，重慶14個，四川36個，貴州50個，云南73個），占全國重點扶貧縣總數的33.95%。①至今，這些持續增加教育投入的貧困地區無一摘掉貧困縣的帽子。
在東部經濟率先起飛的情況下，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就成了我國經濟協調發展的當務之急。而作為我國西南地區經濟發展最為落后的縣級單位――國家級貧困縣，其教育與經濟的發展狀況對我國整體實現區域經濟均衡發展戰略意義重大。
我們對西南地區國家級貧困縣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個案調研主要在四川省萬源市（縣級市）和重慶市城口縣②進行，選點的依據主要有三：第一，兩縣都是國家級貧困縣，且處于西南地區，樣本的代表性較強；第二，近幾年國家、社會等對兩縣教育比較重視，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兩縣的教育發展；第三，可以通過兩縣近幾年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的對比，分析教育對貧困縣經濟的貢獻作用，針對西南地區貧困縣的具體情況尋求適宜對策。
一、西南地區國家級貧困縣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狀況
1.貧困縣財政收支矛盾突出，教育支出比例偏大
據國家統計局2005年3月的《2004年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公報》顯示，西部地區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為1,305萬人，占全國農村人口的比重為5.7%；西部地區的低收入人口為2,396萬，占該地區農村人口的比重為10.5%。[3]與此同時，國家級縣同全國農村的貧困狀況相比，差距更大，不僅絕對貧困的發生率高，而且相對貧困、貧困深度問題嚴重。如2004年國家級貧困縣的農村人均純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分別為1,582元和1,392元，分別占全國農村人均純收入2936元的53.9%和人均支出2,185元的63.7%。[4]由于長期處于赤字狀態，貧困縣無力增加投入以改善貧困地區的公共基礎設施、基礎社會服務的低水平狀態，形成惡性循環。
國家級貧困縣各級財政收支缺口、負債問題突出，債務形成時間跨度長，僅依靠地方財政難以解決。如萬源市2002年財政預算內收入為 3,704萬元，而財政預算內支出卻達到了18,100萬元，其中教育支出為4,299.5萬元，僅教育支出這一項，將該縣財政預算收入全部投入，還要缺595.5萬元，更不用說其他支出了。從2002年至2006年，雖然財政預算內收入有一定的增加，但仍難以超過財政預算內支出的增長速度，也難以超過教育支出的增長速度（見表1）。又如城口縣2002年財政預算內收入為3,121萬元，而財政預算內支出卻是21,280萬元，缺口為18,159萬元，而后2003年缺口為18,267萬元，2004年缺口為23,489萬元，2005年缺口為24,060萬元，2006年缺口為34,927萬元，該縣從2002年至2006年財政缺口越來越大，雖然給予大量的資金補貼，但本縣經濟并沒有好轉的跡象。
雖然萬源市和城口縣的經濟比較落后，但兩縣對教育都十分重視，教育支出在一般預算中的支出占了較大的比例。例如經濟比較發達的重慶市沙坪壩區，2005年一般預算支出是149,029萬元，教育支出是15,683萬元，教育支出在一般預算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是10.52%。而屬于國家級貧困縣的城口縣，同年一般預算支出是3,1261萬元，教育支出是5,099萬元，教育支出在一般預算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是16.31%；萬源市更是達到了22.02%。（見表2）
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看出貧困縣對教育的投入比比經濟發達的區縣和經濟發展一般的區縣要普遍高一些。在這種教育投資環境下，一方面，貧困地區對于其它如基本建設的支出和衛生的支出就要低一些，這樣會拖慢它們的發展速度；另一方面，貧困縣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的財力，而用于發展本縣的物質基礎就會變得更加薄弱，難以吸引人才促進本縣經濟的快速發展。
2.貧困縣教育投入方向與當地經濟發展中勞動力市場需求不一致
由于國家政策的有利傾斜和產業結構的調整，西南地區貧困縣通過各種優惠政策招商引資，發展了一些新興產業，為勞動者就業增加了新的門路。但由于這些新興的物質生產部門和新的經濟活動領域所需要的是專業技術人員或熟練勞動力，在當地勞動力素質結構與技術結構不相適應的情況下，就會出現如下現象：一方面政府對本地區進行了大量的教育投入，培養了許多人力資本，另一方面又有許多部門或產業找不到自己所需要人才，形成結構性失業問題。例如，2005年城口縣的三大產業實現增加值中，第一產業實現增加值25,112萬元；第二產業實現增加值40,612萬元；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35,417萬元，三大產業比重為24.8∶40.2∶35.0，可以看出城口縣工業快速發展的初始階段開始起步。（見表3）第二產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技術性人才和熟練勞動力，而教育投入所培養的人力資本由于政策導向和盲目投資等原因，不能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實施因時因地而制宜的教育投入措施，很難適應新的工業發展需求。該縣工業發展由于教育投入方向的偏差而得不到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撐，工業基本依賴對地方資源的開采利用，多數屬于勞動密集和資源密集型工業，企業規模偏小，主要著眼于區域內的競爭，企業贏利能力不強。大規模、系統化的工業投資尚未出現，基本上處于依據對本地特有資源的偶發性投資階段。一旦資源優勢消失，工業化進程就有可能受阻。
3.貧困縣教育經費投入與經濟增長不對稱
在貧困地區，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本地政府在教育上大量投入經費之后，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水平，但并未因此有效改變貧困的面貌。這說明貧困地區政府的教育投入策略仍然存在不合理性，教育投入、教育水平提高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不強。在四川省萬源市，從2002年至2006年，本級政府對教育的財政投入分別為6,190萬元，6,232.2萬元，6,941萬元，7,685.9萬元，11,900.2萬元，呈現快速遞增的趨勢；而本市的地區生產總值從2002年至2006年分別為170,697萬元，194,313萬元，241,036萬元，285,069萬元，332,600萬元，(見表3)本縣對教育的經費投入與本縣經濟增長百分比沒有形成對稱發展（見圖1）。
我們通過進一步調查城口縣、萬源市近5年的人均GDP等情況，并與全國和重慶市人均GDP進行比較，可以看出雖然政府對貧困縣進行了大量的教育投入，但貧困縣的經濟狀況近5年來并沒有得到快速發展，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仍然偏低。例如2004年，萬源市人均GDP為5,291元，比達州市平均水平少3,293元，比全國平均水平少5,270元；人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109元，比達州市平均水平少71元，僅相當于全市平均水平的56%。又如2005年人均生產總值最低的城口縣為5,253元，而所在的重慶市卻達到了9,727元，兩者相差4,495元；當年的全國人均生產總值為13,926元，兩者相差8,673元，連全國的人均生產總值的一半也沒有達到。我們可以看出西南地區國家級貧困縣經濟發展水平低下，并與全國、重慶市人均水平差異較大，且有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趨勢，大量的教育經費投入沒有達到相稱的經濟增長效果。（見表4）
4.貧困縣教育投資主體與收益主體不對稱
教育是一個投入產出的過程，而貧困縣具有投資主體與收益主體不完全一致的特點。貧困縣孩子們身上的教育支出由父母所提供，子女以后接受高等教育再參加工作會離開貧困縣，而父母卻依然留在原地。這就導致了這樣一個后果，貧困縣教育投資的成本仍在貧困縣，收益卻在發達的城市地區，從而出現了貧困縣教育投資主體與收益主體的不對稱性，也可以說貧困縣的教育產生了對城市經濟發展而言的正外部性。
針對此問題，我們對城口縣和萬源市進行了調查，并與重慶市經濟比較發達的沙坪壩區進行了比較。我們發現沙坪壩區的非普通中學和小學階段的學校數和在校生人數相對來說比例大一些，而兩貧困縣的學校數量和在校生人數主要集中在普通中學和小學兩個階段。例如重慶市經濟較發達的沙坪壩區集中了重慶大學、四川外國語學院、西南政法大學、重慶師范大學等高校，它的在校生數為210,235人，屬于非普通中學和小學階段的就有119,022人，比例為56.6%，而屬于貧困縣的城口縣，它的在校生數為35,713人，可是非普通中學和小學階段的在校生數卻只有3,576人，比例為10.01%。（見表5）這就說明貧困縣的教育事業的發展主要是在義務教育階段上，而在這一階段的教育投入，在“以縣為主”的政策下，本縣要投入大量的資金，這一階段是屬于教育的投入階段。而到了教育的產出階段，例如到了高等教育階段，貧困地區的人才卻帶走了屬于自己本縣的生產總值到外地求學，然后在城市工作，實際上是為城市的經濟發展積累了人力資本，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但作為這些人力資本的投資方――國家級貧困縣，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大大減緩了貧困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的速度。
二、西南地區國家級貧困縣教育促進經濟發展的策略思考
1.優先發展經濟，為教育促進貧困地區發展創造條件
拉格納•納克斯曾得出一個著名的命題:“一國窮是因為它窮”[5]，同時經濟發展也是一個地區教育發展和提升的基本物質保證。通過對西南地區國家級貧困縣教育與經濟發展現狀的分析，我們發現“教育先行”策略在本地區現階段行不通，而優先發展西南地區經濟,增加其人均收入，才是西南地區國家級貧困縣的當務之急。只有西南地區國家級貧困縣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才能增強他們供養子女受教育的能力，從而延長義務教育的年限,提升中等教育的程度，擴展高等教育的范圍，使貧困縣人力資源向更高層次發展。其次，通過發展西南地區經濟，有助于本地區生產總值的增加，從而可以提高西南地區財政對教育的經費撥款。另外，由于西南地區國家級貧困縣財政困難，其財政支出絕大部分抵消于發工資等項目上,而用于改善校舍建設、教學科研設備等基礎設施的支出嚴重不足，有限的財力不能提供良好的教學、科研條件，致使許多科研人員無用武之地。因此，我們要因地制宜，在西南地區國家級貧困縣經濟起飛階段優先發展經濟（起點①），用經濟發展帶動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的提升，從而進一步促進教育發展和人力資源開發（階段Ⅰ）；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拐點A），能夠為教育發展和人力資源開發提供強大的物質基礎后，再優先發展教育（起點②），依靠教育培養的高質量人力資本和豐富的社會資本通過生產功能和配置功能促進經濟發展（階段Ⅱ）；在經濟發展和教育發展都達到一定的高度后（拐點B），由于“追趕效應”的作用，經濟和教育很難大幅度提高，這時要“雙管齊下”，集中精力把自己的特色經濟和特色文化做大做強，形成以特色產業為龍頭的西南地區經濟文化圈，從而帶動整個西南地區的經濟和教育發展。（階段Ⅲ）通過在三個不同階段采取三種不同策略，最終實現經濟發展、教育發展和人力資源開發的“三方共贏”(見圖2、圖3)。
2.依托鄰近高校和相關科研機構開展校地合作
在優先發展經濟的同時，西南地區國家級貧困縣還可和附近的高校和科研機構合作，充分發揮他們的人才和科研優勢，而這又是貧困地區所稀缺的。西南地區國家級貧困縣有豐富的資源，但走不出來，變不成商品，沒有經濟效益，專家走進貧困地區利用科學技術開發當地資源，并介紹有志于貧困地區農產品開發的公司到貧困地區興辦企業，化貧困地區資源優勢為名特優產品優勢，有效推動了貧困地區縣域經濟發展。同時，學校又可以貧困地區為“實驗基地”，堅持科研、教學、推廣三結合，面向農村、服務農民、推動地方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在不斷提高教學質量，培養高質量科技、教育人才的同時，積極開展科學研究、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工作。例如，西南大學在三峽庫區石柱土家族自治縣建設的農業科技綜合示范基地，通過開展“一院一鎮一部門”產、學、研對接，轉化科研成果，培植和引進龍頭企業，以高校+企業+基地+農戶的模式，在石柱縣實施了糧油制種、中藥材產業、養蜂產業、畜牧產業、特色蔬菜產業和蠶桑產業。根據石柱特色資源優勢，在黃連綜合開發利用、辣椒精深加工、莼菜加工、高山冷水魚養殖、高效生態蠶桑、中草藥系列配方飼料等方面以西南大學科技作支撐，培植當地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培植專業大戶，利用企業、大戶帶動產業的發展。同時又把石柱縣建成西南大學教學、科研、實驗實習基地，實現地方、學校雙贏，形成了產學研相結合的“石柱模式”。
實踐證明，校地合作是實現產學研相結合的一種有效形式，是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促進貧困縣增收的良好平臺，有助于推動貧困縣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貧困地區縣域經濟轉變增長方式，提高增長質量，提升競爭力，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
3.建立“獎償并進”的教育投資激勵機制
由于城市生產力水平相對較高，收入水平也相對較高，因此城市比農村對人力資本有更大的吸引力。正是因為這種更大的吸引力導致西南地區貧困縣人力資本流失嚴重，形成了貧困縣教育投資主體與收益主體不對稱性的不良后果。我們可以根據貧困縣人力資本流失途徑，考慮對貧困縣流失的人力資本進行補償。由于知識具有溢出效應，貧困縣家庭（或父母）對其子女進行教育投資的同時，社會（或國家）也部分地獲得了私人教育投資所帶來的益處，如增進社會文明程度、增強了綜合國力、提高工作效率等。因此政府應對教育投資主體進行獎勵和補償，建立“獎償并進”的激勵機制。如國家可給予當地政府一定的物質獎勵和精神獎勵，以作為對地方經濟的補償；政府還可以給予考上大學的貧困縣子女家庭一定的經濟獎勵或免費為其父母提供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服務等。這樣不僅會有助于東西部區域經濟的統籌協調發展，還可以激發了當地政府及貧困縣家庭對子女教育投資的積極性。
對于已經轉移到發達地區的貧困縣人力資本，發達地區可以通過交納一部分資金或稅款，用于補償貧困縣人力資本的流失；或可以為貧困縣提供技術支持和物質補償等。這樣一定程度上可以補償因貧困縣高素質人力資本的流失對貧困縣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
4.加強貧困縣職業教育，重視少數民族的經濟發展與教育問題
在西南地區國家級貧困縣現階段大力發展正規教育效果不明顯的情況下，職業教育或“在干中學”則為另一個重要途徑。貧困縣的正規教育與職業教育的一個很大區別就是貧困縣的職業教育的投資主體和收益主體在很大程度能夠有機統一，因為貧困縣的職業教育主要是進行各種生產和生活技能培訓，而這種技能是可以直接應用于貧困縣的日常工作中，如各種養殖技術、園林園藝等。這種教育由于其受益在貧困縣，能夠直接增加貧困縣家庭的收入，因此他們也愿意在這方面進行投資。但是我國很多地方的貧困縣，并沒有提供這樣的職業教育機會，或者提供的職業教育不切合實際。因此，發展與西南貧困地區市場需求相一致的職業教育，不僅可以提高貧困地區經濟的生產效率，同時也有利于培養的相關技術人才有針對性地從事一些與貧困縣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職業，形成良性循環。
同時，西南地區國家級貧困縣有其獨特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而少數民族眾多是其人文環境中最為突出的特點。據統計,在《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公布的592個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中，西南地區除外共有201個，占全國重點扶貧縣總數的33.95%，而這些貧困縣中少數民族自治縣就有59個，占29.3%。[6] 其中，四川36個國家級貧困縣中，有20個民族貧困縣；28個省級貧困縣中，民族貧困縣有10個。四川的30個民族貧困縣占64個貧困縣的47%，占50個少數民族縣的60%，少數民族貧困人口覆蓋面之廣可見一斑。[7]因此，重視西南地區國家級貧困縣少數民族的經濟發展對于整體提高該地區整體綜合實力具有重要意義。努力控制少數民族人口盲目增長，提高其科學文化素質，大力發展少數民族特色產業，讓其自身的特色文化轉化為本地區的特色經濟，從而增加少數民族人口的勞動就業機會。與此同時，加強對少數民族人力資源的職業教育培訓，使其與勞動力市場需要密切結合，與經濟和生產發展實際密切結合。只有使職業教育培訓與勞動力市場結合起來，教育的投資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人力資源的作用才能更加鮮明的凸現。
[注 釋]
①根據《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公布的國家級貧困縣名單計算而得。
②萬源市在1993年7月由原萬源縣和白沙工農區合并建立，但其屬于縣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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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tate Poverty Counties of Southwest Region
FanLei
(College of Education，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一、社保審計面臨的困難
現有審計力量與審計任務之間矛盾突出。首先,社會保障資金覆蓋面廣,涉及所有干部職工和弱勢群體,審計戶數多是社會保障基金審計的主要特點。其次,社會保障基金種類繁多,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及社會福利、優撫安置等基金。第三,社會保障基金收支渠道復雜,基金來源有各級財政撥款、單位及個人繳納、社會捐助及基金銀行利息收入和基金投資收益等,基金支出有養老、醫療、失業、低保、救災、扶貧等。第四,管理和經辦機構多,涉及部門多。社會保障工作涉及社會保障部門、財政部門、民政部門、衛生部門、人民銀行、稅務部門等主管部門。審計部門受人力資源和時間所限,審計延伸調查的面相對狹窄,縱深度不夠,如果不改變以往的審計組織方式和審計手段,以現有的審計力量將難以有效開展社保審計。
新時期社保審計涉及的范圍廣,政策變化快,審計難度增大。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審計人員在社保審計中面臨的往往是新興事物,需要“摸著石頭過河”,不斷學習政策;另一方面,每項政策背后都有其歷史背景和客觀原因,需要審計人員長期了解和掌握社保政策的演變過程,并加以深入細致地研究分析,對審計人員的專心性和穩定性都有較高要求。
目前社保審計的組織管理和方式方法制約著審計成果的轉變。一是計劃管理缺乏科學性、系統性和前瞻性,不利于審計成果的轉化。二是社保審計反映的問題多而散,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屢查屢犯的問題。三是社保審計未形成合力。社保審計要追求規模效益,單一確定被審計對象或小范圍組織社保審計沒有太多的積極意義,要主體突出并注意縱向和橫向的聯動。四是社會保障資金制度立法不健全,政策存缺陷,審計評價難。五是社保審計缺乏完整的評價體系和科學的評價指標,績效審計開展困難。目前評價指標僅限于保障水平、參保率、賠付率等簡單的指標,缺乏行之有效的社保管理績效評價指標和評價體系。
二、社保審計轉型發展的路徑
新形勢下社保審計要緊緊圍繞社會保障“促進社會公平發展”的特點,從社保資金的特殊性質出發,樹立科學審計理念,從審計目標、審計內容、審計方法和審計方式四個方面做出調整和改革。
正視社保審計現狀。樹立正確的社保審計價值觀念。社保審計工作是否有價值不在于工作量的大小、項目多少、不在于發現多少大案要案,而在于為老百姓解決了什么問題,要以人民群眾滿不滿意、需不需要作為評價標準。新時期的社保審計要樹立“民本審計觀”,審計的最終委托者來自于人民群眾,受托者要對委托者負責,即審計監督要對人民群眾負責,審計監督要體現人民群眾的意志,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關注民生,維護民權,當好人民群眾的“保護神”,通過各種渠道,讓人民群眾獲得更多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保障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利。
加強制度審計,將促進完善社保制度作為社保審計的重要目標。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制度整合,改變目前社會保障制度的碎片化現狀,打破社會保障制度城鄉分割、區域分割、人群分割的狀態,增強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在特定發展階段,這些制度和政策大多是城鄉分別設計和實施,統籌和融合度相對較低。然而,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加快,勞動力和居民在城鄉之間流量增大、流速加快、涉農社會保障制度的供給不足矛盾凸顯,重復參保、重復建設、公平性欠缺等問題初現端倪,這就需要在政策、體制、制度層面加快推進城鄉統籌。二要加強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保險之間的配套銜接,形成梯次保障結構,促進各相關政策措施在保障對象、保障政策、保障標準、保障資金、服務管理網絡等環節的互聯、互動、互補,形成整體合力。
在審計內容上,注重宏觀性和建設性,為宏觀決策服務。當前的社保審計工作必須圍繞中心、服務大局,要著眼于加強宏觀調控,積極推進財政政策與相關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配合和有效落實。要克服傳統社保審計就項目審項目、就事論事的缺陷,發揮審計監督面廣、監督層次高的特點,在宏觀調控中發揮其他經濟監督無法替代的綜合性作用。開展對社保資金歸集征繳、投資運營、待遇支付的運營全程審計。通過對大量項目進行綜合分析,從微觀中找出帶有規律性、普遍性、傾向性和政策性的東西,實現個別到一般、微觀到宏觀的提升,從管理、制度上發現和揭示問題,揭示問題產生的原因、造成的危害、發展的趨勢及解決問題的辦法,向政府和有關決策部門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促進社會保障資金形成良性循環機制,推動建立可持續性發展的社會保障體系。
在審計方式方法上,根據形勢需要,不斷創新審計組織方式方法:
一是宏觀布局,發揮審計整體合力。定期組織一次“大兵團”作戰,打破現有組織架構,改變以往“各自為政”的情況,實現廣覆蓋。在審計方式上實現“五個統一”,即統一審計計劃、統一審計方案、統一審計實施、統一審計
報告和統一審計處理,發揮審計的規模效益,形成整體合力,針對社保審計涉及范圍廣,涉及人社、衛生、民政、公安等各行業數據的特點,探索開展“統一分析、分散核查”的審計模式,即整個項目一盤棋,統一指揮調度、統一質量控制、上下聯動、集中分析、分組核查。 二是加強中央審計與地方審計,以及地方審計之間的聯通協調機制,將社保審計作為一個系統工程,實現“整體”功能,并建立各級審計機關社保審計信息共享機制。
三是完善審計計劃管理。強化年度計劃與規劃相銜接的同時,避免和減少審計交叉重復,關注社會保障審計覆蓋面,努力實現社保審計全覆蓋,確保不留空白和死角。關注熱點、難點、焦點等民生問題,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提升社保審計價值。
四是不斷創新計算機審計方法,創新審計信息化機制。不斷創新計算機審計方法,通過研發審計數據綜合分析平臺、組建數據分析團隊及構建數據模型等措施,在審計人力、物力有限的情況下,提高對社保資金審計的效率和效益,探索以社保信息系統審計為特征的社保審計信息化管理機制,不斷推進審計署與省、省與市、縣的信息化建設,建立完備的審計數據庫,逐步建立聯網審計系統,促使計算機審計能力和水平的全面提高。
五是通過建立規范、系統、科學的社會保障資金績效審計評價體系,推行公認的績效審計評價標準,加強社會保障資金績效審計,發揮審計的有效治理功能,促進建立基金運營各環節相互制約的運行管理機制,保證資金運營過程中的安全、客觀評價資金運營業績,促進資金最大限度保值增值。
關鍵詞： 景德鎮陶瓷 舍本逐末基模 增長上限基模
1.引言
系統基模是麻省理工大學斯隆管理學院彼得?圣吉教授在他的著名著作《第五項修煉――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中首先提出來的。美國MIT的Jaw Forrester在2003年的國際系統動力學會議上，強調了系統基模的作用。系統基模（archetype）可以作為分析復雜系統的一個主要工具，它們可以涵蓋人類大部分的動態性復雜問題：它們蘊含在小至個人、家庭，大至組織、產業、都市、社會、國家和世界，甚至民族、歷史及生態環境的種種活動之中。系統基模是由不斷增強的回饋（“+”反饋環）、反復調節的回饋（“-”反饋環）和時間滯延等三個基本元件建立起來的，揭示了在管理復雜現象背后的單純之美，分析系統基模的目的是重新調整我們的認知，以使我們更能看清結構的運作，尋找結構中的杠桿點。彼得?圣吉教授在他的著作中總共提出了八種基模，這些基模廣泛應用于企業管理中。
景德鎮制瓷歷史悠久，瓷器精美絕倫，一直就有“白如玉、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磐”之說，聞名全世界，故有“瓷都”之稱。景德鎮在唐代燒造出的潔白如玉的白瓷，有“假玉器”之稱。在宋代御賜殊榮，即皇帝宋真宗將年號景德賜給景德鎮，于是景瓷馳名天下。在建國初期，景德鎮在原有的小作坊的基礎上重新組建了景德鎮十大瓷廠。到了80年代景德鎮又建一大型陶瓷工廠――華風瓷廠，很是紅火，景德鎮大部分人都從事制瓷工作，瓷廠是景德鎮經濟的支柱。但是自90年代開始十大瓷廠和華風瓷廠因經營不善陸續停產，瓷廠部分工人陸續下崗，影響了整個景德鎮的經濟發展。為了找到景德鎮陶瓷發展的新契機，故通過引入系統動力學基模分析的理論和思想，分析景德鎮陶瓷生產供應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管理方針和對策。
2.景德鎮陶瓷發展存在的問題建立基模
2.1景德鎮陶瓷商品成本問題――舍本逐末基模
由于個別地方生產的陶瓷成本比景德鎮生產的低，品種比景德鎮的多，因此景德鎮某些商家引進這類陶瓷制品在陶瓷市場上售賣，借著景德鎮這個金字招牌，以期獲得更多的利潤。外來購買者難以分辨外來陶瓷和本地陶瓷，在景德鎮買到的不是景德鎮本地產的陶瓷，回去才發現不是景德鎮的，心里會產生對景德鎮陶瓷不好的印象，這樣會降低景德鎮陶瓷的美譽度，損害景德鎮陶瓷的聲譽。用模型來刻畫：
2.2景德鎮陶瓷運輸差額問題――增長上限基模
對于陶瓷制品來說，在運輸過程中只要不磕磕碰碰就沒有多大問題，但是運輸過程中最重要的交通對于景德鎮來說很是困難，在九景高速公路沒有修成之前，除了國道之外，景德鎮基本沒有什么路。盡管景德鎮較早擁有了飛機場，但是航班班次很少，去往的地方也只是北京、上海、深圳等，而且即使有航班空運也不可能成為普通貨物的運輸方式。這也造成了陶瓷運輸方面的困難。
2.3景德鎮陶瓷技術工人差額問題――增長上限基模
陶瓷產品的生產不是資本密集型產業，而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陶瓷生產過程中環節眾多，要想生產出質量上乘的陶瓷制品，對陶瓷技術工人的要求很高。目前，由于工人待遇得不到提高，很多的熟練技術工人都離開了這個行業另謀出路。這就造成了技術工人不足的局面。
2.4景德鎮陶瓷品種差額問題――增長上限基模
景德鎮不乏眾多的國家級工藝美術大師，很多大師工藝方面很是了得，在國內外享有盛名。但是后續力量不是很充足。景德鎮雖有三所高校培養陶瓷設計人才，但由于地緣關系，學生大都是本地人，設計上近親繁殖現象嚴重。景德鎮的陶瓷設計品種不多，除了生產日用陶瓷外，還有工藝性陶瓷等。近年來，不少生產商把陶瓷運用到商品包裝上，例如陶瓷酒瓶。但是陶瓷商品品種還是較單一。
基于以上分析，建立一個景德鎮陶瓷發展增長上限基模，其中有三個變量，陶瓷商品運輸差額v5，陶瓷技術工人差額v6，陶瓷商品品種差額v7。
如圖所示，我們可以看到三個負反饋環，這三個因素是制約景德鎮陶瓷發展的主要因素。
3.消除景德鎮陶瓷發展瓶頸的對策分析
3.1對于景德鎮陶瓷發展舍本逐末基模分析
想要扭轉舍本逐末的情勢，需要增強治本的反應與減弱治標的反應。陶瓷發展有一個成本問題，目前景德鎮陶瓷商有部分著重引進外來低成本陶瓷，這只是一個緩解成本問題的癥狀解，一時能獲得收益。從長遠來看，我們應該致力于根本解，要想降低陶瓷成本，還應該先投入資金，建立研發團隊，尋求降低成本的方法，從根本上解決陶瓷成本問題。大批量生產，也是降低成本的一個方案。
3.2對于景德鎮陶瓷發展增長上限基模分析
管理大師彼得?圣吉在《第五項修煉》中提出了針對成長上限基模的管理方針：不要去推動“增強（成長）環路”，而要消除（或減少）限制來源。因此，當系統中出現了成長上限結構時，努力地推動增強回路，是在做無用功，應該在負反饋環里找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消除負反饋回路的抑制因素，使正反饋增強。
3.2.1建立陶瓷大型生產企業，改變原來的手工作坊形式。這類型企業可以自我培養技術工人，自我研發新產品，從而消除陶瓷技術工人差額，以及陶瓷品種差額帶來的增長上限。
3.2.2引進外來設計人員，改變地域限制，打破設計瓶頸。目前，景德鎮從事陶瓷設計工作人員大都是景德鎮陶瓷學院的畢業生，理論學派一致，在某些情況下作品風格類似。引進外來設計人員，可以打破地域限制，與本地設計人員更好地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設計出更多新穎的陶瓷商品。
3.2.3集中運輸，打破運輸瓶頸。雖然景德鎮的地理位置限制了景德鎮的運輸狀況，但是集中運輸能降低運輸成本，還能消除地理位置帶來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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