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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范疇;外語;母語;資源配置
中圖分類號:F014.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0-0257-03
眾所周知,經濟學領域的學術討論需要一個共同語言系統或者一些基本的共同的學術范疇,否則,學術界所共同關注的學術討論將根本無法進行。同樣,外語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研究領域也需要有一個共同語言系統或者一些基本的共同的學術范疇,這樣才能開展外語經濟學的學術研究及其探討。本文的主題就是對外語經濟學的研究范疇進行探討。
一、什么是外語經濟學
由于歷史的原因和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所致,我國無論是在國內的涉外經濟活動中還是在國外的經濟活動中都使用外語并配備外語資源,尤其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外語已經逐步地形成了龐大的資源。外語除了在外交、文化和生活領域外,在涉外經濟領域里的價值及其作用更加突出和明顯。我國涉外經濟活動涉及外語因素,主要基于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英語、法語、德語和西班牙語等外語已經成為世界性語言,或同整個西方發達國家進行溝通的橋梁和紐帶。二是,全球有四五千種語言。我們的母語――漢語雖然博大精深、蘊含內容極為豐富,在世界上使用的人數最多,但使用漢語的國家卻幾乎最少,至今為止除中國外還沒有一個國家把漢語作為官方語言或通用語言。換句話說,漢語還沒有達到世界級語言的程度,不能走遍天下。從我國的具體情況來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是開放性的經濟,這足以表明我國的經濟發展離不開世界。從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必然發展趨勢來看,我國的經濟增長不僅離不開世界,而且我國的經濟發展還要融入世界。據有關資料數據顯示,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占50%以上,國內生產總值對外貿的依存度占60%以上,這兩個依存度表明我國對外經濟不能離開語言――外語。我國經濟活動與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活動的區別就在于此。這一客觀事實證實了外語與經濟的關系,由此引起了我們的研究興趣,同時也是我們開展外語經濟學研究的依據。
那么,什么是外語經濟學?外語經濟學是把廣義的外語(外語語言+外語人+外語人的外語活動行為)作為一個單獨的變量研究我國有限的外語資源在涉外經濟活動中的運用的學問。外語經濟學也是經濟學的一個新興研究領域,是因為它同樣具有經濟學的性質,外語作為涉外經濟活動中一個單獨的變量,具有價值、效用、費用和效益的經濟特性,直接影響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生產和交換的速度、質量及其效益。它的著眼點在于分析外語的價值、效用、費用和效益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從而使外語在我國經濟活動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為什么要研究外語經濟學
這里提出研究外語經濟學,其主要是基于以下三點:第一,我們的母語――漢語,在現階段還不具備全球性語言的地位。這就決定了在我國經濟活動中不僅要使用母語,還需要使用外語。我們母語的地位決定了外語在我國經濟活動中的特殊地位。作為語言,我國的涉外經濟只能或者說必須依靠外語。因此,沒有外語,中國涉外經濟以及融入世界經濟就無從談起。第二,外語是語言。語言是人類特有的交際符號系統,它既是人們互相聯系、互相交流的工具,又是人們認識世界、進行思維的工具。但語言與語言是有區別的,外語與母語的區別不僅表現在形式上,尤其表現在內涵上。人類是自然習得母語,后習得外語。母語所承載的信息、知識與外語所承載的信息、知識由于受文化、習俗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使其在內涵與外延上有很大的差距,在無法運用母語的情況下把外語運用在經濟領域所產生的價值自然與運用母語所產生的價值有所不同,甚至無法相互替代。人們在涉外經濟活動中運用外語始終不能像運用母語那樣應心得手、完美無缺。導致的結果通常是運用外語的經濟收益總落后于運用母語的經濟效益,但人們總是把它歸罪于語言本身而并沒有把外語作為經濟因素來對待和研究。第三,外語作為經濟中的一個單獨的變量,其價值的高低和效用的大小、費用的多少以及效益的好壞已經不是間接而是直接影響我國的生產和交換的速度、質量和效益。外語資源的如何配置以及外語能力和水平的高低直接關系到我國經濟運行效率,經濟發展的質量,也關系到外語資源在經濟活動中的優化作用。
但是,這里有必要指出,外語經濟學不同于語言經濟學。眾所共知,語言包括外語,外語是語言的組成部分。但是,外語經濟學與西方學者研究的語言經濟學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其主要區別在于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經濟活動沒有“外語因素”。外語經濟是西方發達國家所沒有的經濟現象,在其經濟活動中幾乎始終使用其本國語言而不使用外語。本國語言是經濟因素,而外語不是、也不可能成為經濟因素。因此,西方發達國家的一些學者研究語言經濟學,而不研究外語經濟學。二是外語經濟是我國以及發展中國家所特有的經濟現象。在我國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活動中,不僅僅母語是經濟因素,外語同樣是經濟因素,在涉外經濟領域中后者顯然是更為重要的經濟因素。三是我國外語資源最為豐富。我國是對外語投入最多的國家,也是擁有外語資源最多的國家,更是在經濟活動中使用外語資源最多的國家。我國,也只有我國,無論是“請進來”還是“走出去”,都配置外語資源。
三、經濟學的研究范疇
外語經濟學是基于經濟學框架下進行的研究,所以,這里就必須談論經濟學的研究范疇。雖說經濟學界對經濟學的研究范疇始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眾說紛紜,從來就沒有統一過,但還是有一個比較公認的主流界定。經濟學界通常比較認可三位經濟學家的理論觀點:一是馬歇爾(1890)的觀點。他在其《經濟學原理》中寫道,“經濟學是一門研究財富的學問,同時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二是曼昆(2004)的觀點。他在其《經濟學原理》中把經濟學界定為“一門研究人類一般生活事務的學問”,同時進一步提出經濟學是“一門研究社會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資源”的學問。三是穆薩爾森(2003)的觀點。他認為,“經濟學研究的是一個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物品和勞務,并將它們在不同的人中間進行分配。”這三位經濟學家的觀點為探討及界定外語經濟學的研究范疇起到了理論指導作用。但是,外語經濟學畢竟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從而也可以斷定,外語經濟學有它自己的研究范疇。
四、外語經濟學的研究范疇
“經濟學是個巨大的學科體系,隨著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人們對經濟問題的認識也在不斷提高,其具體表現之一就是經濟理論研究本身的分工和經濟學科的進一步專門化、細分化,新的經濟學分支不斷出現”。外語經濟學是經濟學中的一個分支,作為一個分支,它旨在把廣義的外語(外語語言+外語人+外語人的外語活動行為)作為一個單獨的變量來研究我國(或包括發展中國家)有限的外語資源在經濟活動中的運用。外語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個研究領域,是因為它同樣具有經濟學的性質,外語作為經濟活動中一個單獨的變量,具有價值、效用、費用和效益的經濟特性,直接影響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生產和交換。它的著眼點在于分析外語的價值、效用、費用和效益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從而使外語在我國經濟活動中發揮應有的作用。無論這一論述是否科學,最起碼它為我們開始探討外語經濟學的研究范疇搭建起了一個可供學術界討論和研究的平臺。
探討并研究外語經濟學自然會有意無意引出外語定義問題,即什么是外語。狹義的外語就是外國語言本身。這里有必要進行說明,外語經濟學中的“外語”二字,不是人們日常所說的外語語言本身,否則,外語經濟學就變成了語言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外語經濟學中的“外語” 不僅包括外語語言本身,還包括從事外語工作的人員以及他們的外語活動行為。所以,廣義概念則是“外語語言+外語人+外語人的外語活動行為”。我們之所以把人們習以為常的“外語”分為狹義的外語和廣義的外語,主要是因為日常所說的“外語”與我們的母語――漢語一樣就是語言。話雖如此,外語與母語之間還是有根本上的區別(將在本文后面加以敘述)。更為重要的是把“外語”放在經濟領域里,“外語”就不再是單純的“語言”了,而是同時涉及到涉外經濟活動中從事外語工作的人員以及他們在涉外經濟活動中的外語活動行為。
外語經濟學這個分支是從“外語語言+外語人+外語人的外語活動行為”這一特定的側面對客觀的經濟活動的一種研究,這種“研究的分工”有助于經濟學理論的深化,所以,值得我們去探討和研究。
外語經濟學首先把“外語”因素本身作為形成的現代經濟學分支學科的研究對象,專門研究語言本身形成、發展和變遷的規律,研究外語與母語的不同,以及研究外語對人們經濟行為的決定性作用。外語與母語的根本區別在哪里,這是我們須要解決的問題。這里肯定不是探討外語與母語之間的形體與結構的不同,而是探討它們彼此的內涵差異。因為語言是文化的基石,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從另一方面看,語言又受文化的影響,反映文化。由此可以說,語言與文化互相影響、互相作用,所以,理解文化必須了解語言,而了解語言也必須了解文化。語言反映一個民族的特征,不僅包含著該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蘊藏著該民族對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文化內涵社會現象的一切,也就是說,人類精神世界和物資世界中所有的一切都包含在文化之中。在物資層面,它包括所有與生產和產品有關的東西;在社會關系與結構層面,它包括社會制度、宗教、禮儀、教育、家庭、親屬和語言等;在思想層面,它包括智力、舉止、思維方式、信仰、價值和審美觀等。而語言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承載并反映了所有的這些文化層面[3]。因此,我們可以說,漢語反映我們中華民族的特征,不僅包含著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蘊藏著中華民族對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而某一門外語同樣也反映一個民族的特征,它不僅包含著該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蘊藏著該民族對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由于母語是自然習得,所以我們能夠自然掌握母語所包含的一切內涵。而外語是后習得,必須經過專門的培養和訓練。即便如此,外語人恐怕也很難達到母語的水平。擺在我們面前的客觀事實是,人們對這兩者的掌握永遠存在程度上的差別。就語言本身而言,這種差別反映在經濟領域就會給涉外經濟活動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對外語語言的研究在于研究外語與母語在經濟活動中的相互關系及其本質區別,研究外語與母語在經濟活動中所包含的文化內涵以及各自的表述差異。
外語經濟學僅僅研究外語這個“主體行為的對象”顯然是不夠的,還必須研究在經濟活動中的“外語人”和“外語人的外語活動行為”。因為在涉外經濟活動中,只要談到外語,自然就會牽涉到“外語” (包括信息)背后的“外語人”。它不是或明或暗地與“外語人”有關聯,而是直接與“外語人” 有關聯,并且直接牽涉到“外語人”在涉外經濟活動中的“外語活動行為”:對人及人生的看法、工作方式及生活方式、習俗以及思維方式等等。 因此,對外語人的研究在于在研究涉外經濟對外語及外語經濟的依存度的前提下,研究對外語及其相關文化的掌握程度、擁有的外語水平以及具有的外語能力。對外語人的外語活動行為的研究在于把外語人在經濟活動中的行為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對涉外經濟發展的速度及其質量的影響。
筆者贊成并采用薩繆爾森和曼昆關于資源配置的研究觀點。除了上述分析和研究之外,外語經濟學還須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研究外語資源配置。從宏觀角度研究,就是國家相關部門對國家整體涉外經濟中的外語經濟進行資源配置研究,從而分析外語在涉外經濟活動中的價值、效用、費用、效益及其彼此的相互關系。而從微觀角度研究,就是對某一企業或某一具體項目進行研究,通過科學合理地配置外語資源使其實現效益的最大化。例如,對涉外經濟活動中的某一項目,要選擇什么樣規模的外語資源、什么程度的外語資源、投入多少外語資源、以及如何配置外語資源才能夠達到優化配置,這就是外語資源配置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最高標準,就是少而精地使用外語資源。少而精不僅指資源的儲量少,同時也指對滿足需求做出貢獻的程度,即作為有效的生產力的價值。這里,我們也可以說是有效地使用外語資源的問題。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夠分析研究外語在我國涉外經濟活動中的價值、效用、費用、效益及其彼此的相互關系。
經濟學界對經濟學如何界定主要存在兩種主張,一種是“范疇派”,一種是“范式派”。外語經濟學是筆者提出來的,尚未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根據外語經濟學的特殊性,還是傾向于“范疇派”,也許通過將來進行的大量研究會改弦易轍。但無論傾向于哪一學術流派,關鍵問題在于能夠得以進行研究并取得研究成果,這才是最為重要的。
參考文獻:
[1] 張德富.外語經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J].商業研究,2005,(24).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舊制度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 馬克思經濟學
制度經濟學對于中國學者并不是陌生的東西。且不說早期制度經濟學家如凡勃倫、康芒斯等人的著作，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被翻譯介紹到了中國。即使30年代以后，一些制度經濟學家如加爾布雷思、熊彼特等人的理論，也都時髦過一陣子。更不可忘記的是，馬克思經濟學本質上也是一種“制度經濟學”，并且還是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先驅。然而，人們在狂熱推介新制度經濟學時，卻很少有人比較分析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體系之間的歷史聯系，甚至還斷然否認它們之間存在任何理論關聯性。基于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從歷史演進和邏輯聯系兩個方面，把新制度經濟學與舊制度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以及馬克思經濟學進行一番比較研究，探討新制度經濟學究竟“新”在哪里。
一、新制度經濟學比舊制度經濟學有質的飛躍
制度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已經有百年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形成時期，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契爾為主要代表；第二階段為過渡時期，以艾爾斯、貝爾、米恩斯、加爾布雷思等為主要代表；第三階段為發展時期，以科斯、諾思、威廉姆森、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等為主要代表。如今，制度經濟學已經形成了一個流派眾多、成分復雜的龐大理論體系。雖然加爾布雷思等人的理論曾經被稱之為新制度經濟學而風行一時，但時過境遷，現在新制度經濟學成了以科斯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派的專有名詞，而把科斯之前的一律稱為舊制度經濟學。
科斯本人似乎不承認他的理論與舊制度經濟學有什么關系。他把新制度經濟學稱為當代經濟學，而舊制度經濟學則稱為近代制度經濟學。他認為，當代制度經濟學與近代制度經濟學并沒有什么理論上的淵源關系，在某種程度上講，當代制度經濟學與近代制度經濟學在理論上還是對立的。科斯的主要理由是：“近代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不是理論性的，而是反理論的，他們尤其反對古典經濟理論”。施蒂格勒也持相同的觀點，他認為“近代制度經濟學的失敗是因為它沒有提出實證的理論學說，它當時所表現的僅僅是對正統經濟理論的不滿和批判態度，它注定得不出什么新東西，近代制度經濟學的悲劇就在于他們沒有留下什么理論工具(或范式)供別人或后人去使用”。科斯和施蒂格勒對舊制度經濟學的批判，以及劃清新制度經濟學與舊制度經濟學的界限，都是可取的。但他們否認新舊制度經濟學之間的理論淵源關系，則不符合實際。
且不說新制度經濟學派在重視制度因素分析這個基本點上與舊制度經濟學一脈相承，繼承了凡勃倫、康芒斯等人的傳統和思路；在許多基本理論范疇上，也可以明顯看出新舊學派之間的傳承關系。或者說，在舊制度經濟學理論中，有新制度經濟學基本范疇的雛形。例如，科斯理論最核心的交易費用范疇，與康芒斯的交易范疇就有理論淵源關系。康芒斯把“交易”作為與“生產”概念相對應的經濟學的范疇，并且對交易概念進行了明確的界定與分類。在康芒斯看來，交易活動是“制度”的最基本單位，制度只不過是無數次交易活動的結果。因此對不同類型交易的分析，也就轉化為對不同經濟制度的分析。這樣，就使“交易”概念一般化了，從而具有更廣泛的適應性。不過，由于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哲學、心理學、法學及社會學的方法，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因此，他也就不能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來認識交易本身的內涵，提出“交易費用”概念。又如，新制度經濟學作為最重要經濟制度的產權范疇，從舊制度學派那里繼承的思想遺傳更多。凡勃倫提出無形財產的概念，并認為它是公司的真正基礎，這樣就為公司產權分析開辟了道路。康芒斯強調所有權是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從所有權稀缺到制度稀缺展開分析，提出了一整套采取集體行動來建立秩序的制度體系。艾爾斯、貝爾和米恩斯等人繼承凡勃倫傳統，以技術與制度的矛盾為主線，深入分析公司內部權利結構的變化。諸如此類的研究，直接為產權理論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準備。如果進行更仔細的比較分析，幾乎所有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中，或深或淺都閃耀著前人思想的光彩。
更重要的是，新制度學派繼承了舊制度學派的傳統，在研究出發點上都是以批判新古典經濟學開始理論生涯的。凡勃倫擯棄了邊際效用概念和均衡概念，認為馬歇爾建立在資本主義“和諧”基礎上的一整套“均衡理論”，與事實不符。并且，龐巴維克把人從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抽取出來，孤立地分析個人的欲望及其滿足途徑，也是錯誤的。他強調對社會文化心理和習慣的分析，主張建立分析制度變遷的“演進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家一直沿襲著“凡勃倫傳統”，無不通過對新古典學派的“經濟人”基本假定的修改，從制度方面或經濟結構方面來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以建立一個與新古典迥異的制度經濟學體系。
指出新舊制度經濟學之間的傳承關系，不是要抹殺它們之間的區別。恰恰相反，而是為了更清楚地認識到新制度經濟學的新意所在。的確如科斯和斯蒂格勒所言，新制度學派的革命性轉變就在于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規范來展開制度分析，把制度因素分析引入實證科學的范疇，從而使制度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真正成為了經濟學體系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為了簡明起見，如果不考慮在具體理論觀點上的創新，從總體上看，新制度經濟學相比舊制度經濟學的創新主要有四點：一是分析方法上的創新。凡勃倫采用的主要是心理學方法，康芒斯應用的是法律制度分析，而新制度學派嚴格按照實證性的新古典方法進行研究。誠如科斯所言；“利用正統的經濟理論去分析制度的構成和運行，并去發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體系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為是用經濟學方法去研究制度問題，大大拓寬了理論視野和提高了理論的邏輯實證性。二是理論體系上的創新。除了康芒斯試圖創建一個理論體系之外，可以說舊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完全不成體系。而新制度學派依托較為成熟的新古典體系來展開理論分析，就使其理論大致能夠保持邏輯一致性。雖然目前新制度經濟學還沒有形成一個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但初步可以自成體系了。三是基本理論范疇上的創新。舊制度學派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思想，如凡勃倫的“無形財產”、“有閑階級”、“既得利益者”和“制度導向”等等，但基本上沒有形成嚴格的理論范疇。相比之下，新制度學派不僅提出了許多新的理論范疇，而且范疇的界定相對嚴格規范。例如，著名的“交易費用”和“科斯定理”的提出，像發現新大陸一樣開辟了一片新領域，形成了經濟學上的一場革命。“交易費用”概念被廣泛地運用于產權結構、關系、外部性問題、集體行動、尋租活動、多種體制組織形態的形成和發展、經濟史、政治制度等研究領域。最后，表現為研究領域方面的創新。舊制度學派的研究領域基本上在企業層面或微觀經濟領域，新制度學派的理論視野卻要廣得多。雖然企業內部的產權結構及組織仍然是一個研究的重點，但新制度學派的研究及其理論應用，從微觀到宏觀，從企業到國家，從經濟到政治，從現實的制度安排到歷史的制度變遷，已經涉及到社會經濟一切領域，甚至到了無所不包的地步，形成了一個開放的龐大的理論體系。
二、新制度經濟學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內創新
與舊制度經濟學相比，新制度經濟學的最大創新是把制度分析納入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軌道。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新制度經濟學最具新意的則是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的缺陷。新制度學派以新古典批判者的面目出現，研究的是新古典經濟學中所忽視的制度因素，但其理論研究的立足點、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新古典經濟學。即憑借新古典的分析架構和分析方法，從新古典理論的缺陷出發進行制度因素研究，補充了新古典體系的不足或完善了新古典理論體系。正因如此，有人把新制度經濟學看成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分支。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教學改革
政治經濟學作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曾經起過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政治經濟學出現被不斷邊緣化和被架空的困境，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政治經濟學已經過時，而把西方某些學派、某些理論奉為教條，從而西方經濟學大有取代政治經濟學的趨勢。比如我們學院的所有經濟、管理類專業，只有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開設政治經濟學課程，其他專業只開西方經濟學，由此可以管窺全貌。鑒于我院政治經濟學教學不斷弱化，師資力量萎縮，課程建設不足的現狀，在我院政治經濟學的教學改革中，重點進行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保證政治經濟學的教學效果。
1 明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是對某一學科研究內容、范圍或方向的高度概括，它是學科研究的起點，學科之間的區別主要在于研究對象、內容與方法的區別。明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對學生把握政治經濟學的學科體系，理順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人在物資資料的生產過程中，首先要與自然界發生關系，其次人們彼此之間也要發生關系。前者表現為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問題，也即經濟行為的生產力方面，后者表現為經濟行為的經濟制度或生產關系方面。當今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均脫胎于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的科學性之一是其研究對象體現在上述兩方面內容的統一，即在一定的經濟制度背景下研究資源配置問題。隨著經濟學的發展，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內容上把古典經濟學中包括的制度分析即生產關系的內容剔除，在研究方法上大量運用數學模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被定義為研究稀缺資源的配置或經濟運行機制問題。但是資源配置總是在一定的經濟制度下完成的，不同的經濟制度其資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西方經濟學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之外，將古典經濟學庸俗化，是其局限與片面的地方。只有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在它強烈階級性的基礎上，揭示了客觀世界、特別是人類社會現象的本質，以及社會歷史發展過程和規律，揭示資本主義運動的特殊規律，并以此為理論依據，科學地闡明了未來社會的基本特征和發展趨勢，為社會主義提供了理論論證，從而對20世紀社會發展產生了的深刻影響，這是馬克思偉大的地方。
2 深化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提高政治經濟學教學效果
2.1 教學內容方面
首先，在基本理論知識傳授的基礎上，注重知識的深化與拓展，同時注意與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實踐相結合，可以借鑒西南財經大學劉燦教授在講授剩余價值理論時對教學內容的處理。劉教授在教授這部分內容時，進行了縱向和橫向的拓寬。在縱向上從資本生產方式的建立過程說明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客觀必然性，使學生更深、全面理解勞動價值論與剩余價值論；在橫向上，結合當前經濟現實對剩余價值概念進行拓寬，提出了剩余價值范疇的界定問題，提供了特殊范疇、一般范疇、統一范疇三個問題供學生思考，深化了學生對相關概念的理解，也為學生的經濟學思維、科學思維的建立提供了方向。其次，在整個教學體系的把握上，不再分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部分而主要還原為資本主義的教學內容；圍繞揭示資本主義必然為社會主義所替代的歷史必然性而展開，至于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方式，則不一定是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唯一途徑。
2.2 教學方法方面
在傳統的課堂理論教學的基礎上，采用多種實踐性教學模式，比如可以采用案例教學法，將政治經濟學與我國的經濟改革與實踐相結合；還可以采用比較教學法和討論教學法。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兩種不同的理論體系，其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理論觀點、思想主張方面存在差異，導致經濟學教學中的“自我否定”現象。通過比較分析，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為什么同一經濟現象運用不同經濟理論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釋，從而解決學生的學習困惑問題。討論教學法在促使學生運用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與研究方法去觀察與分析現實經濟現象，鍛煉學生的溝通能力與應變能力方面很有幫助，討論教學的目標、內容、過程控制等有待于我們在今后的教學研究和實踐中不斷完善。
我們回顧整個西方經濟思想的發展歷程，從亞當·斯密開辟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先河到西斯蒙第高舉人本主義經濟學的旗幟再到馬克思《資本論》的問世，可以說將人本主義的理念發揮到了極至。也正是基于對人的深切關懷，哲學與經濟之間才結下了某種不解之緣。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那樣，哲學的觀察方法是“從現實的前提出發，而且一刻也不離開這種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種處于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下的人，而是處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1]馬克思全部經濟學遺產，從最早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其頂峰著作《資本論》，無不蘊涵著對人的尊嚴、自由和權利的執著追求，無不滲透著深切的人文關懷。它們不僅對政治經濟學、哲學、科學社會主義來說具有深刻的意義，而且對一般的經濟學、哲學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馬克思的學生、后仰者們通過對這一理論體系的繼承、運用和發展，使得其日臻完善與成熟。那么，我們有必要對馬克思的經濟思想作以具體的探討。
1 人本主義和經濟學的統一
馬克思對經濟學的研究始于他對哲學問題的思考，科學的人本主義是他對經濟學研究的根本觀點和方法。自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以來，一系列重要科學發現和社會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透過人本身來觀察、理解和洞悉人類社會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曾高度贊揚這些成就所具有科學性的觀點和方法，稱之為“人本主義”。他批判地繼承歷本文由收集整理史上的人本主義，形成以“實踐”和“勞動”為人的主體活動和本質的唯物辯證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即科學的人本主義。他一方面從人本身及其勞動來理解一切社會經濟現象及其本質為“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并據此來闡明實際的經濟運動；另一方面從歷史發展著的社會經濟關系來認識人的豐富的現實性，認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3]，并以此來衡量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切進步。人本主義的哲學傳統和經濟學的統一，使他對經濟關系的研究和對人的研究達到了完全的統一。也正是基于這種統一性，馬克思在探討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的同時，更深入探討了人。
無論是亞當·斯密的本性論抑或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工具主義，基本上都是從孤立的個人出發來解釋一切經濟現象，與此相對立，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論是從“經濟關系人格化”出發，強調對人的動機和行為作出歷史的具體的解釋。如馬克思所說的：“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自然是出發點。”[4]鑒于方法論的不同，對人的動機、行為及其經濟現象的解釋自然也就產生了根本的差別。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作為社會的個人，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以往歷史的結果。“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5]因此，歷史地具體地分析經濟活動中的人及其動機和行為，便構成了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相反，西方經濟學則排斥對經濟活動中的人作出歷史的具體的研究，導致了其經濟分析中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其動機和行為只能由這些經濟范疇所涵蓋的經濟關系來解釋，經濟關系的客觀內容便成了經濟主體的主觀動機。
此外，馬克思從社會的個人出發來考察經濟問題，則必然要考慮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的歷史延續性。與之相悖，西方經濟學則從孤立的個人出發，把自利性和理性作為解釋一切經濟現象的萬能鑰匙，又勢必排斥經濟范疇的歷史性質，把特定的歷史的生產方式當作永恒的自然形式。馬克思認定人與物的關系是物質生產的內容，作為人與人關系的中介是經濟關系的構成部分。但，他更側重于研究物質生產過程中的人與人的關系，來豐富對人的現實性的認識，包括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經濟活動的動機和行為，并通過分析這些動機和行為實現的社會形式，揭示特定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
2 “異化勞動”與經濟學中的人本性質
馬克思并不否定古典經濟學對勞動、資本、地產互相分離以及私有制和物化社會的交換、分工、商品價值等所作的客觀描述，而通過對“異化勞動”的批判，揭示了經濟學以勞動為根據的人本學性質。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系統地闡述了此觀點。在他看來，古典經濟學雖然確立了勞動是財富的主體本質，但它只關心勞動的某種經濟意義，不考慮勞動的屬人性質。它的無批判的前提和非歷史觀的形而上學性質，使國民經濟學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把社會交往的異化形式，作為本質和最初的形式，作為同人的本性相適應的形式確定下來了，并通過對“社會交往的異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從而肯定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掩蓋其非人化后果。因而，古典經濟學所理解的勞動并不是真實的人類勞動，而是異化勞動。它實質上是在勞動的概念上表述了異化勞動的規律。
“異化勞動”概念的提出，成為馬克思批判地研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成果。它既分析和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事實”和經濟關系，又著眼于把人擺在首位和對現存社會進行價值評判。因而，自古典經濟學之后，與西方經濟學抽象掉勞動概念的人本性質，降低勞動范疇在揭示人的本質、人的社會經濟關系乃至社會歷史發展規律中所處的基礎地位不同，馬克思的批判強化了勞動范疇在其經濟學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強化了其經濟學的人本性質。
這種批判首先使反映經驗事實的經濟學范疇得以從人的勞動及其本質來揭示其發生和發展的邏輯。馬克思將經濟學的客觀范疇直接回歸至人的本質活動的根源，把私有財產的起源問題變為異化勞動同人類發展的關系問題，通過異化勞動來解析私有財產及其經濟范疇的本質和起源，并把其理解為發展著的歷史本身產生出來而又加以揚棄的歷史暫時現象，使這些范疇得到合乎歷史主義原則的解釋。馬克思說：“正如我們通過分析從異化的、外化的勞動的概念得出私有財產的概念一樣，我們也可以借助這兩個因素來闡明國民經濟學的一切范疇，而且我們將發現其中每一個范疇，例如商業、競爭、資本、貨幣，不過是這兩個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開了的表現而已。”[6]這條線索開辟了直到《資本論》的全部馬克思經濟學的批判研究的道路。
同時，這種批判還使經濟學得以全面展開關于經濟異化和人的發展的研究。在異化勞動概念上，馬克思深刻分析了勞動產品同勞動者異化、勞動本身同勞動者異化、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異化、人同人之間相互關系的異化等客觀的經濟異化現象，提出了工人的解放至人類的解放是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的揚棄，而這種揚棄只能是私有財產充分發展的結果。這揭示了私有制條件下財富的積累和勞動者的非人化發展的矛盾，也為當代人思考經濟發展和人的發展的關系提供了基礎和基本結構。
3 馬克思經濟思想人本主義的現實意義
哲學思維的最大特點在于反思，其本身即融合于對（下轉第6頁）（上接第40頁）人類生存問題的深切思考，是對人性在生活領域的深刻反省，是人的生存活動面向理性的逐步展開過程。大自然肯于把自主權交給人類，信賴的也主要是奠基于人性根基的這個理性自我反省的能力。于此，我們應看到經濟活動本身又蘊涵有許多“非人性”的因素，會自然產生一種趨勢——導致人性的扭曲或者說人的異化。功利原則和效率原則是經濟活動的兩條基本原則。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這兩條原則的結合，表現為對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講功利和效率，人類社會就不可能進步。然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又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各種形式的物本主義，容易使人變得自私和貪婪，這兩者的結合便是人的罪惡之源。如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及《道德情操論》中所總結的那樣，人性中既有“野獸”又有“天使”的一面。前者，人是利己的；后者，則強調人的同情心。如此利己與利他、私欲與道德構成了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人的利己性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人本身的發展還處于“物的依賴性”的社會背景下表現出來的人的行為特征，一個符合人性的社會就應該承認人利己行為的合理性。“物質文明是經濟發展的碩果，人間罪惡也有其經濟根源。”[7]在私有財產存在的條件下，只要有經濟活動，就會有自發產生惡的趨勢。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經濟活動是把雙刃劍。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都以制度為研究對象，它們之間存在著某些相似之處，但也存在著許多根本性的區別。研究兩種理論的異同，在堅持馬克思經濟學的同時，借鑒新制度經濟學的合理因素，對于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理論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理論體系比較
(一)邏輯起點和起始范疇
任何經濟學理論體系都有其邏輯起點和相應的起始范疇或概念。
1《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是商品理論，其起始范疇既不是資本，也不是產權，而是“商品”。當然，這個“商品”是資本主義的商品，不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過的商品。馬克思認為，“商品”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最一般的范疇，在其中包含了能夠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矛盾的各種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這一邏輯起點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演變順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馬克思資本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也是資本關系發展、演變的現實起點。資本并非一開始就表現為資本，它經過勞動力的購買并實現了貨幣的增殖，才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權規律演變而來的。所以，商品關系是資本關系的歷史演變的現實起點。
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決定商品二重性的勞動二重性，揭示了蘊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從而建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而資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這些矛盾正是資本內在矛盾的胚芽，是資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
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是對企業性質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業”是其起始范疇。
“企業”是一種組織，是市場經濟中的主要的微觀主體或經濟細胞。正統微觀經濟學對企業的研究構成了其廠商理論，但它把企業視為一個既定的主體，一個既定的存在，一個與其他個體一樣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來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業如何運行以達到利潤最大化。至于企業的本質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如何?正統經濟學沒有回答。科斯的理論構建，則從探討企業的本質及產生原因開始。
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是其對經濟活動分析的基本單元，又是現實經濟活動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動。科斯從企業分析開始切入，對企業本質、產生及規模變動原因的邏輯追問，直接引出了“交易費用”的存在，從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統經濟學的“零交易費用假設”，也開始了交易費用理論的構建。“交易費用”理論是整個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后面的分析都是圍繞著各種各樣的交易及其成本展開的。科斯認為，市場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優的或最有效的。因為市場交易本身是有代價的，即存在交易費用。然而，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納入企業內部呢?因為企業內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間就有選擇的必要，企業規模與市場交易就有一個邊際均衡點。這樣就進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規則的選擇問題，也就是制度選擇問題了。
科斯在分析“企業本質”、“企業存在及規模變動原因”等問題時，已經將“交易費用理論”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來了，后繼的其他產權經濟學家無非做了兩個方面的工作，要么補充和完善交易費用理論，要么是將這一理論作為分析工具，運用到其他具體領域。
(二)核心范疇
馬克思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資本”與“剩余價值”。它們本質上是一個范疇。因為“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剩余價值體現的關系就是資本關系。而對“資本”和“剩余價值”的分析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即對資本產權制度的分析。
產權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交易”與“交易費用”。不過，與“資本”和“剩余價值”的關系不一樣，“交易費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質，“交易”是人們從事的活動，“交易費用”是人們在活動中消耗的資源或代價。“交易費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這一事實而已。
(三)理論主線
所謂理論主線是指貫穿一個理論體系的邏輯主線，它將各個理論構件或組成部分串成一個整體。
《資本論》的邏輯主線是對剩余價值或資本增殖的分析，剩余價值理論是貫穿整個體系的主線。整個《資本論》，從頭到尾，都以剩余價值的分析為核心。從總體框架看，《資本論》第一卷研究資本如何增殖或剩余價值如何產生；第二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通過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實現；第三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在不同的資本家階層之間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價值理論的發展史。其不同卷、篇、章、節中的具體理論，也都貫穿這一主線。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主線是產權的交易費用分析，交易費用理論貫穿在其理論體系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
兩條主線各自在其理論體系中發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論構件聯系起來的方式是有差異的。
剩余價值理論是作為馬克思經濟學一切理論構件的內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個理論組成部分的實質。例如，勞動價值論是為剩余價值理論奠基的，揭示商品價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價值的源泉；對資本生產過程的考察，實際上是研究剩余價值生產的理論；對資本循環、周轉，對資本再生產的分析，是為了研究剩余價值實現的規律；對利息、利潤、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價值在資本家階層分享的轉化形式。
“交易費用”并非每個理論構件的實際內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構建企業產權理論；分析制度變遷，構建制度變遷理論，等等。
(四)主要理論組成部分
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組成有兩種劃分意見：一是按《資本論》四卷的邏輯順序，分成剩余價值生產理論、剩余價值流通或實現理論、剩余價值分配或分割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史；另一種則超越四卷的先后順序，將其劃分為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再生產理論、資本積累理論、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理論、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理論等。兩種劃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構件是松散的。“交易費用理論”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費用理論作為工具分析的理論，包括：(1)企業性質理論；(2)企業產權結構理論；(3)制度變遷理論；(4)法律經濟學等。
二、方法論比較
從整體上看，兩種理論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基礎上，有著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論邏輯。
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其含義和內容一般概括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上層建筑也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變化都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終的決定因素是生產力，人類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生產力發展狀況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分配、交換關系的規律也不同。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和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哲學基礎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三者合一，本質是自由地追求個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義的個體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認為，一切社會現象都應追索到它們的個人行為基礎，都必須從個人的角度來分析闡發；個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經濟學分析的出發點和基石，必須把個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為，個人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動，個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會行為的起因。
三、產權理論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的產權與新制度經濟學定義的產權有許多共同之處。(1)它們都認為產權是財產權，不是單一的權利，而是一系列權利的組合體；(2)它們都認為產權可以分解；(3)它們都認為產權是一種法權。盡管如此，通過比較，我們還會發現二者有許多不同之處。(一)產權的本質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的歸屬是所有制的本質規定，財產權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經濟上的所有制關系決定法律上的財產權利。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利”，是一種私有權。產權是其制度理論的核心范疇，并認為法權(產權)關系決定經濟關系。
(二)產權的形成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所有制及所有權(產權)的形成與發展同社會生產力水平及變化相聯系。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出現是國家統治者的欲望與交換當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費用的企圖彼此合作的結果”。
(三)產權的功能
馬克思經濟學強調所有制對社會制度的性質以及社會公平的影響。而新制度經濟學則強調產權的激勵功能與效率功能。
四、制度變遷理論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仍然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1)經濟人是制度變遷理論的基點，只有個人才進行選擇和行動，集體是無法選擇和行動的；(2)與經濟人相聯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標準經濟學方法”，也是制度變遷理論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變遷取決于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過程，是經濟人在成本約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趨利過程；(4)國家擁有利用暴力“規定和強制實施所有權的地位”，它以提供“保護”和“公正”的服務換取統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創新會使統治者私人收益超過私人成本，制度調整就勢必發生；(5)意識形態是個人與其環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約費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車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資源的非市場配置及降低社會經濟運轉的費用。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1)人類的生產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因此，人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遷，主要應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變遷來解釋；(2)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與激化，從而引起社會經濟制度乃至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革與革命；(3)人類社會的兩大基本矛盾，在社會經濟關系中，主要體現在不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或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決定了不同社會制度變革的性質、方式和程度；(4)制度變遷的主體是代表生產力的社會集團或階級，階級斗爭在制度變遷中起著杠桿作用；(5)制度變遷的動力源泉在于現有的各種法權關系或社會制度不能適應潛在生產力的實現和發展，致使掌握新的生產力的社會集團為獲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潛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動制度的變革；(6)由于社會基本矛盾和不同社會利益集團矛盾的性質不同，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方式是不同的；(7)盡管國家、社會意識形態對制度變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異會影響到制度變遷的模式與方式，但起決定性作用的仍是社會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差異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別與制度變遷模式差別的客觀根據與決定因素。
五、幾點結論
1馬克思經濟學從人類社會歷史變遷的寬廣角度，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發展與滅亡的規律，著重分析資本與雇傭勞動、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對立，指明社會制度變遷的方向，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是在肯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研究如何修補、完善私有產權制度，以減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經濟績效。前者是宏觀的、整體的、深刻的，對人類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后者是微觀的、個體的、精細的，對調整企業、個人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提高經濟效益，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馬克思經濟學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引入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范疇，分析了人們在歷史形成的生產方式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分析了由這種關系所決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團或階級，揭示這些集團和階級在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相互關系的變化，從而較好地解釋了人類歷史上重大社會制度的變動。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矛盾、發展規律和發展趨勢上，而對資本家之間、資本家的企業與企業之間以及像個人的心理活動、行為選擇等微觀個體的行動特征的揭示，沒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內，或者沒有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因而，它對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穩定條件下的、日常的、微觀的企業制度變遷缺少針對性較強的分析。
3新制度經濟學以個體主義的分析方法來解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解釋制度變遷的原因與機制，強調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把制度變遷歸結為個人之間相互博弈與相互交易的結果；但它沒有分析決定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的社會經濟條件，以為個人可以隨意地進行選擇，這就難免陷入唯心主義泥坑，無法解釋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因與實現條件。
不過，新制度經濟學對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以及個人心理、行為特征及其對制度選擇和制度變遷的影響的分析，對于在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穩定情況下的企業制度和產權結構的微調，仍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一、理論體系比較
(一)邏輯起點和起始范疇
任何經濟學理論體系都有其邏輯起點和相應的起始范疇或概念。
1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是商品理論，其起始范疇既不是資本，也不是產權，而是“商品”。當然，這個“商品”是資本主義的商品，不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過的商品。馬克思認為，“商品”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最一般的范疇，在其中包含了能夠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矛盾的各種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這一邏輯起點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演變順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馬克思資本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也是資本關系發展、演變的現實起點。資本并非一開始就表現為資本，它經過勞動力的購買并實現了貨幣的增殖，才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權規律演變而來的。所以，商品關系是資本關系的歷史演變的現實起點。
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決定商品二重性的勞動二重性，揭示了蘊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從而建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而資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這些矛盾正是資本內在矛盾的胚芽，是資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 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
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是對企業性質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業”是其起始范疇。
“企業”是一種組織，是市場經濟中的主要的微觀主體或經濟細胞。正統微觀經濟學對企業的研究構成了其廠商理論，但它把企業視為一個既定的主體，一個既定的存在，一個與其他個體一樣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來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業如何運行以達到利潤最大化。至于企業的本質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如何?正統經濟學沒有回答。科斯的理論構建，則從探討企業的本質及產生原因開始。
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是其對經濟活動分析的基本單元，又是現實經濟活動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動。科斯從企業分析開始切入，對企業本質、產生及規模變動原因的邏輯追問，直接引出了“交易費用”的存在，從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統經濟學的“零交易費用假設”，也開始了交易費用理論的構建。“交易費用”理論是整個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后面的分析都是圍繞著各種各樣的交易及其成本展開的。科斯認為，市場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優的或最有效的。因為市場交易本身是有代價的，即存在交易費用。然而，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納入企業內部呢?因為企業內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間就有選擇的必要，企業規模與市場交易就有一個邊際均衡點。這樣就進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規則的選擇問題，也就是制度選擇問題了。
科斯在分析“企業本質”、“企業存在及規模變動原因”等問題時，已經將“交易費用理論”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來了，后繼的其他產權經濟學家無非做了兩個方面的工作，要么補充和完善交易費用理論，要么是將這一理論作為分析工具，運用到其他具體領域。
(二)核心范疇
馬克思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資本”與“剩余價值”。它們本質上是一個范疇。因為“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剩余價值體現的關系就是資本關系。而對“資本”和“剩余價值”的分析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即對資本產權制度的分析。
產權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交易”與“交易費用”。不過，與“資本”和“剩余價值”的關系不一樣，“交易費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質，“交易”是人們從事的活動，“交易費用”是人們在活動中消耗的資源或代價。“交易費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這一事實而已。
(三)理論主線
所謂理論主線是指貫穿一個理論體系的邏輯主線，它將各個理論構件或組成部分串成一個整體。
《資本論》的邏輯主線是對剩余價值或資本增殖的分析，剩余價值理論是貫穿整個體系的主線。整個《資本論》，從頭到尾，都以剩余價值的分析為核心。從總體框架看，《資本論》第一卷研究資本如何增殖或剩余價值如何產生；第二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通過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實現；第三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在不同的資本家階層之間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價值理論的發展史。其不同卷、篇、章、節中的具體理論，也都貫穿這一主線。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主線是產權的交易費用分析，交易費用理論貫穿在其理論體系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
兩條主線各自在其理論體系中發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論構件聯系起來的方式是有差異的。
剩余價值理論是作為馬克思經濟學一切理論構件的內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個理論組成部分的實質。例如，勞動價值論是為剩余價值理論奠基的，揭示商品價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價值的源泉；對資本生產過程的考察，實際上是研究剩余價值生產的理論；對資本循環、周轉，對資本再生產的分析，是為了研究剩余價值實現的規律；對利息、利潤、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價值在資本家階層分享的轉化形式。
“交易費用”并非每個理論構件的實際內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構建企業產權理論；分析制度變遷，構建制度變遷理論，等等。
(四)主要理論組成部分
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組成有兩種劃分意見：一是按《資本論》四卷的邏輯順序，分成剩余價值生產理論、剩余價值流通或實現理論、剩余價值分配或分割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史；另一種則超越四卷的先后順序，將其劃分為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再生產理論、資本積累理論、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理論、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理論等。兩種劃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構件是松散的。“交易費用理論”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費用理論作為工具分析的理論，包括：(1)企業性質理論；(2)企業產權結構理論；(3)制度變遷理論；(4)法律經濟學等。
二、方法論比較
從整體上看，兩種理論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基礎上，有著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論邏輯。
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其含義和內容一般概括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上層建筑也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變化都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終的決定因素是生產力，人類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生產力發展狀況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分配、交換關系的規律也不同。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和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哲學基礎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三者合一，本質是自由地追求個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義的個體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認為，一切社會現象都應追索到它們的個人行為基礎，都必須從個人的角度來分析闡發；個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經濟學分析的出發點和基石，必須把個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為，個人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動，個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會行為的起因。 轉貼于 三、產權理論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的產權與新制度經濟學定義的產權有許多共同之處。(1)它們都認為產權是財產權，不是單一的權利，而是一系列權利的組合體；(2)它們都認為產權可以分解；(3)它們都認為產權是一種法權。盡管如此，通過比較，我們還會發現二者有許多不同之處。
(一)產權的本質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的歸屬是所有制的本質規定，財產權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經濟上的所有制關系決定法律上的財產權利。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利”，是一種私有權。產權是其制度理論的核心范疇，并認為法權(產權)關系決定經濟關系。
(二)產權的形成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所有制及所有權(產權)的形成與發展同社會生產力水平及變化相聯系。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出現是國家統治者的欲望與交換當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費用的企圖彼此合作的結果”。
(三)產權的功能
馬克思經濟學強調所有制對社會制度的性質以及社會公平的影響。而新制度經濟學則強調產權的激勵功能與效率功能。
四、制度變遷理論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仍然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1)經濟人是制度變遷理論的基點，只有個人才進行選擇和行動，集體是無法選擇和行動的；(2)與經濟人相聯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標準經濟學方法”，也是制度變遷理論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變遷取決于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過程，是經濟人在成本約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趨利過程；(4)國家擁有利用暴力“規定和強制實施所有權的地位”，它以提供“保護”和“公正”的服務換取統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創新會使統治者私人收益超過私人成本，制度調整就勢必發生；(5)意識形態是個人與其環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約費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車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資源的非市場配置及降低社會經濟運轉的費用。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1)人類的生產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因此，人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遷，主要應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變遷來解釋；(2)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與激化，從而引起社會經濟制度乃至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革與革命；(3)人類社會的兩大基本矛盾，在社會經濟關系中，主要體現在不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或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決定了不同社會制度變革的性質、方式和程度；(4)制度變遷的主體是代表生產力的社會集團或階級，階級斗爭在制度變遷中起著杠桿作用；(5)制度變遷的動力源泉在于現有的各種法權關系或社會制度不能適應潛在生產力的實現和發展，致使掌握新的生產力的社會集團為獲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潛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動制度的變革；(6)由于社會基本矛盾和不同社會利益集團矛盾的性質不同，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方式是不同的；(7)盡管國家、社會意識形態對制度變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異會影響到制度變遷的模式與方式，但起決定性作用的仍是社會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差異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別與制度變遷模式差別的客觀根據與決定因素。
五、幾點結論
1 馬克思經濟學從人類社會歷史變遷的寬廣角度，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發展與滅亡的規律，著重分析資本與雇傭勞動、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對立，指明社會制度變遷的方向，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是在肯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研究如何修補、完善私有產權制度，以減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經濟績效。前者是宏觀的、整體的、深刻的，對人類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后者是微觀的、個體的、精細的，對調整企業、個人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提高經濟效益，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 馬克思經濟學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引入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范疇，分析了人們在歷史形成的生產方式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分析了由這種關系所決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團或階級，揭示這些集團和階級在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相互關系的變化，從而較好地解釋了人類歷史上重大社會制度的變動。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矛盾、發展規律和發展趨勢上，而對資本家之間、資本家的企業與企業之間以及像個人的心理活動、行為選擇等微觀個體的行動特征的揭示，沒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內，或者沒有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因而，它對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穩定條件下的、日常的、微觀的企業制度變遷缺少針對性較強的分析。
3 新制度經濟學以個體主義的分析方法來解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解釋制度變遷的原因與機制，強調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把制度變遷歸結為個人之間相互博弈與相互交易的結果；但它沒有分析決定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的社會經濟條件，以為個人可以隨意地進行選擇，這就難免陷入唯心主義泥坑，無法解釋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因與實現條件。
產業經濟，也許對于許多人而言，不過是瀏覽報刊時，連概念都未來得及形成便一掃而過的詞眼，但對于每位產經人，卻永遠有一種溫暖的親切感和充足的幸福感。我與產業經濟的結緣實屬偶然，如今要用文字去一一述說它的內涵，有興奮，但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責任感。
宏觀與微觀中，發現產經的意義
談到經濟學，大家一定都不陌生，這是一門研究有限資源如何實現最優配置的學科。那么何為產業經濟學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明確什么是產業。產業即為國民經濟的各行各業，大至部門，小至行業，從生產到流通、服務以至文化、教育……總之，它概括了國民經濟各行各業的活動。
產業經濟學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對于這個富有學術意味的命題，或許我可以隨手翻開《現代產業經濟研究》，指著一段加引號的表述完整嚴密幾經修改完善的定義向你逐字解釋，這樣的方式嚴謹省事，卻毫無意義。產業經濟千姿百態，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認知，對于我而言，它是經濟學研究中介于宏觀和微觀之間的一片博大精深的領域，我們可以稱之為中觀經濟領域。
首先我們從現實生活中的經濟現象出發來感受微經、宏經、產經三者的區別與聯系。我們每天所進行的個人消費，所購買產品的價格波動，生產這些產品的企業怎樣實現利潤最大化等問題，都屬于微觀經濟學的研究范疇，即社會經濟主體(如家庭、企業、政府)的決策問題；而國民經濟增長，政府利稅調整，通貨膨脹及緊縮，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涉及到國民經濟宏觀現象的問題，均屬于宏觀經濟學研究的范疇。簡而言之，微觀經濟學分析的是廠商和消費者個體的關系，而宏觀分析的是一個國家或社會的產出問題。在這兩者之間仍存在一片廣闊的研究領域，如一些生產、產品企業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經濟組織集團之間的聯系及其互動發展，這些經濟組織集團本身的演進發展及其在各個地區的分布等經濟現象，對這些經濟現象及其行為規律的研究就屬于產業經濟學的研究范疇。
因此可以發現，產業經濟學既與宏經、微經有著密切的聯系，又有自身特定的研究內容，它是聯系宏觀和微觀的橋梁。這也是產業經濟學之所以被既注重經濟總體水平的增長，同時又需要關注民生的政府所偏愛的原因之一吧!
理論和實踐中，體味產經的豐富
我一直很喜歡用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來概括產業經濟學的專業特色。試想在上午的反壟斷經濟學課上，剛剛討論過政府競爭政策的制定，中午關注新聞時，就看到發改委對于電信和聯通涉嫌價格壟斷案的調查，便會產生極大的興趣。在現實世界中發現經濟學的影子，用經濟學的理論去解釋各種各樣的現象，這是學習產業經濟學樂趣無窮的過程。
產業經濟學的課程設置可以說是產業經濟學區分于其他商科專業如經濟學、金融學的重要體現。經濟學更側重基礎理論的學習，對經濟現象的研究和解釋等，而金融學相對而言偏向實務，例如建立金融模型，對于數學和計算機的要求相對較高。與這兩者不同的是，產業經濟學很好地體現了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特色，在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的基礎理論之上，我們相繼學習了產業經濟學、企業經濟學、政府經濟學、區域經濟學和投資學等專業課程，無論是研究企業行為、政府政策還是產業的空間布局，每一門課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和方法，而又是產業經濟的整體研究范疇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當大三的我回顧這一兩年來所學的專業知識，越來越感覺到它們的價值所在，產業經濟這樣一個原本迷糊的學術名詞在我腦海中有了越來越清晰的認知。
興趣和夢想中，確定產經人的未來
不知道這樣的兩個詞能否引發你們對于就業的一點聯想。除少數潛心學術的同學會選擇做研究這條出路，大多數人是需要走上社會，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相關領域做出貢獻的。產業經濟學屬于典型的應用經濟學范疇，其學科設置的初衷便是培養學生成為國民經濟各領域合格的專業工作人才，因此，對于就業的關注，是產經人一直以來的興趣所在。
產業經濟學有著廣泛的令人心動的就業去向。畢業生可以去政府部門，分析產業發展、產業結構變遷和產業競爭等方面政策，這是中國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在追求經濟增長必須依靠的“抓手”；可以到銀行工作，做信貸審核員，根據行業發展背景和企業組織、經營、競爭的知識，對信貸投放進行分析判斷，做好信貸審核工作，這是銀行最基礎的工作，是行長必備的素質；可以到證券和基金公司工作，從事投資策略分析、行業研究甚至首席經濟學家，主要內容是對行業變化、企業經營進行深入研究，為投資者提供投資決策咨詢，這是當今經濟學專業最有“錢途”的工作；可以到各行業的公司工作，一般進入公司戰略發展部，尤其是大公司，主要內容是研究行業發展趨勢、競爭狀況和發展挑戰與機遇，企業組織、經營和競爭戰略的制定和變革等，是未來成為cEO的基礎工作；當然，也可以選擇自己創業或自己投資，例如與他人合伙創業、合伙成立投資管理公司，加入私募基金公司等。
關鍵詞：民族經濟學；研究對象；民族性；內生性
民族經濟學自1979年創立以來，在學科歸屬、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爭議，一些學者對民族經濟學學科發展持批判態度，另一些學者持擁護態度，但無論批判基礎上的否定還是批判基礎上的支持，民族經濟學這一學科在發展過程中確實面臨著“兩難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經濟學發展至今，尚未形成一個明確的和獨特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邏輯理論體系，甚至沒有獨立的核心概念即邏輯起點。盡管學者們提出了上述問題，但僅有少數學者提出了民族經濟學具有建設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議。要厘清民族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和目前出現的概念上和理論邏輯上的模糊性，首先應該確定民族經濟學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通過比較和分析相關研究成果，對確立民族經濟學學科的發展方向、理論體系的構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內生因素產出的矛盾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以與大家進行探討。
一、關于民族經濟學對象的不同認識
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學術界已有不同認識。黃云、王文長、黃建英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各民族的經濟問題，研究具體的各民族人民的經濟問題。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民族經濟問題，它是民族學和經濟學的交叉學科。李忠斌 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我國少數民族經濟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規律。鄧艾等認為民族經濟學的對象是從微觀角度研究少數民族人民生活狀況和家庭經濟生活特點等。以上幾種認識都集中討論民族經濟學究竟是經濟學科還是民族學科。而劉永佶認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在明確經濟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經濟發展與關系的矛盾”。
通過以上幾種表述可見，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尚未達成統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區的經濟特征作為研究對象；要么研究的范圍過于狹窄，規定為中國各個民族經的經濟問題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圍過于寬泛，從全世界、全人類的共同體去研究。即便是劉永佶教授為民族經濟學進行的創新性邏輯論證，但他是站在全人類鳥瞰的民族經濟學，讓學者們感到概念過度膨脹，似乎世界主流的經濟學都應被囊括在民族經濟學的理論之中，并且只要仔細閱讀由其主編的《中國經濟矛盾論》就會發現，《民族經濟學》和《中國少數民族經濟學》的體系都似乎是對《中國經濟矛盾論―― 中國政治經濟學大綱》和《政治經濟學大綱》體系的一種演繹，而內容則是對中國政治經濟學與其他民族學理論的歸納（當然創新的智慧在其內容中無處不在， 但從其構建的理論體系來說仍是不足的）。《民族經濟學》的理論框架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本質是一致的，因為都是以勞動者主體而展開的對象、主義、方法、主題、內容、范疇、體系的規定，這樣一定會讓學者們質疑這樣一個問題，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經濟學，它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區別何在？鑒于此種原因，本文更傾向于將劉永佶教授規定的民族經濟學看成是“中華民族經濟學”或者“中國政治經濟”（盡管這么看待也不盡合理）。
盡管如上所述，民族經濟學自創立以來存在諸多分歧，但是多數學者認同的是民族經濟學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經濟性”。因此在理論研究中應該從這兩點去尋找學科的研究起點、研究對象，只有規定了對象才能明確研究的方法和學科性質，進而獲得廣泛認同。
二、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是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只要“民族與經濟的辯證結合在理論形態上尚未溶于一體”，就永遠無法解決關于民族經濟學學科的分歧。各民族經濟活動的特征以及經濟矛盾都體現著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與經濟因素在”理論形態上溶于一體”，要求研究對象應該是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經濟和民族地區經濟規律的民族性根源。
將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規定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義決定民族經濟應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將民族因素內生于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型研究。根據斯大林的定義，民族有四個因素，其中，共同經濟生活是民族經濟研究的重要內容，共同經濟生活表現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經濟生活特點不同決定的。盡管隨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義中的四個因素在當今看來也許并不完備，但只要是存在著的人，一定有其社會屬性、階級屬性、民族屬性，在經濟活動中一定會表現出具體的屬性。譬如，像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各個民族有自己的語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壯族、苗族、赫哲族等55個少數民族以及漢族，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這些特征對其表現出來的經濟活動也不盡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蘭教，由其飲食特征發展了清真餐飲業；藏族信仰佛教，農業生產中不愿意使用農藥成為產量低的影響因素之一；毛南族的“紅筵”、“搭紅橋”、“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對本民族經濟活動有影響。這意味著各民族的經濟活動因內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現出不同特征，民族經濟問題研究也應突出民族性，民族經濟的研究對象應從各民族內在的特征去尋找經濟特征和經濟活動的主要矛盾，探尋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規律。
三、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其他相關規定的區別
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更加明確其研究內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務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對經濟影響的規律。首先，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表明不是簡單地用民族學的眼光去研究經濟問題；其次，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觸及到了民族經濟特征的源頭性因素；最后，民族內生因素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規定了主體的民族屬性。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其他相關規定的區別表現在：1.與“民族經濟是研究各民族經濟問題”相比，內涵更加明確。各民族經濟問題研究比較模糊，以至于一些學者認為是各個民族的經濟問題研究，比如，藏族經濟、蒙古族經濟、回族經濟等。同時，各民族經濟問題研究的是從寬泛的層面，諸如各民族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貧困問題、經濟增長問題等都屬于其研究的范疇，無法體現明確地體現經濟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學者用一般的經濟原理去分析經濟問題，這樣也必將陷入學術界關于民族經濟缺乏特殊研究對象和理論體系的質疑中。2.與民族經濟學是“是以研究民族經濟問題為對象的學科，它具有民族學和經濟學的綜合性質”相比，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性因素的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明確了民族經濟學是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進行研究的，這無疑對民族經濟學的長遠發展是有益的。3.與“民族經濟學是研究我國少數民族經濟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規律”相比，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這一規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廣。除了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經濟還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經濟，不僅研究少數民族人口經濟還研究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是民族性因素與經濟性因素融為一體的研究。4.與規定為“在明確經濟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經濟發展與關系的矛盾”相比，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研究，不僅明確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經濟矛盾，還表明要將民族因素作為民族經濟矛盾的內生變量，并由此能區分民族經濟學與中國政治經濟學，從而要求構建的理論體系也有所不同。
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與一般經濟學存在著必然聯系。民族因素內生的民族經濟矛盾的規定是把民族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來構建的，其理論必定是在一般經濟理論基礎之上的改造，它將與一般經濟學的聯系具體表現在：1.與政治經濟學相比，政治經濟的研究對象規定為“生產關系”，社會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是去民族的經濟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適性的經濟研究。而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則正是“穿上民族服裝”的經濟矛盾和關系研究。2.與發展經濟學相比，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發展中國家或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經濟特征的一般經濟理論。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僅研究經濟的發展問題，而且還必須從民族性去探究其經濟發展規律。3.與區域經濟學相比，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某一地理區域的經濟問題，是具有某種經濟特征和經濟發展任務的“經濟地理區域”。在民族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碩士和博士的學位論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國某一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問題，這恰恰也是學術界爭議或批判民族經濟學實際上是區域經濟學的“致命傷”。是少數民族地區為研究對象的經濟，故而不能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存在的緣故。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研究作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經濟特征的變化規律，比區域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更加符合民族的發展特性。因為地理區域在研究過程中對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為其根本的影響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國的朝鮮族和生活在朝鮮的朝鮮族相比，中國的朝鮮族雖然保留有朝鮮半島母體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并且中國與朝鮮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經歷的社會變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現出不同的民族意識和不同的經濟特征，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所在的區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響所致。因此，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能夠更加準確地反映民族經濟學有別于其他學科不同的獨特的研究對象。
綜上所述，無論從已有的規定看，還是從與其他學科的區別看，將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民族因素內生的經濟矛盾更能體現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所存在著的獨特的研究對象，更能反映民族經濟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確民族經濟學的研究任務。
注釋：①源自毛南族的一個傳說，旨意是人能生兒育女，全家團圓幸福，都是萬歲娘娘的恩賜，到生下孩子后，選擇良辰還愿，殺十幾頭甚至幾十頭牲畜祭祀、還愿，這種風俗有時會把一些家庭弄得傾家蕩產，反過來，為了不因還愿而致貧，毛南族農民飼養牲口數量多，也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
參考文獻：
[1]周興維.“‘中國少數民族經濟’學”難題二則[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5（05）.
[2]王曉君.論“ 民族經濟學” 主要問題及解決思路[J].甘肅科技，2013（01）.
[3]黃磊，李皓.民族經濟學發展中的 “ 二重困境”[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06）.
[4]莊萬祿，陳敏，馬秀琴.關于民族經濟學學科建設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文社科版，2005（05）.
[5]黃云.論中國少數民族經濟學的邏輯起點與學理價值――以壯民族早期發展史為例[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02）.
[6]王文長.論民族視角的經濟研究[J].民族研究，2004（05）.
[7]黃健英.論少數民族經濟與少數民族地區經濟[J].學術探索，2009（01）.
[8]施正一.施正一文集（下）[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9] 施琳.論中國民族經濟學之路――發展軌跡與理論創新[J].黑龍江民族叢刊（雙月刊），2006（01）.
[10]李忠斌.關于民族經濟學學科體系建構的宏觀思考[J].思想戰線，2004（03）.
[11]鄧艾，李輝.民族經濟學研究思路的轉變[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02）.
[12]劉永佶.民族經濟學的主體、對象、主義、方法、主題、內容、范疇、體系[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05）.
[13]王建紅.論民族經濟學體系構建方法.世界民族，2010（03）.
關鍵詞：經濟學范式；中國經濟學；經濟學；西方經濟學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經濟學表面上是以經濟學為指導，但實際上是傳統的蘇聯范式占統治地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理論界對構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進行了許多積極的探索，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觀點和見解。盡管這些觀點還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嚴重的缺陷，但對于我們探索中國經濟學的建設與發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發作用。在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應當在以往探索的基礎上繼續前進，努力構建科學的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
一、近年來經濟理論界對構建中國經濟學體系的構想
近年來，立足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豐富經驗和巨大成就，面對新形勢和新問題，經濟學界對中國經濟學體系的建設討論十分熱烈，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形成了不同的觀點和思路。
(一)堅持和恢復政治經濟學。這種觀點認為，構建中國經濟學不應當全盤西化，而應當堅持和恢復政治經濟學。在堅持經濟學的基本前提下，人們提出兩種不同的具體思路。一種是認為傳統經濟學雖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論是的，所以應該補充而不是放棄。這種思路主張在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借助“西方范式”來分析市場經濟問題，用“板塊式結合”的方法來修補“爐灶”，這種“兩張皮”或“雙基礎”并存體系，同傳統政治經濟學研究被分割為兩大板塊，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層次和邏輯體系的“拼盤”結構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使人難以認同其科學性與合理性。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傳統的經濟學基本上不能采用，因為傳統政治經濟學是蘇聯教科書的翻版，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它不僅不能解釋目前中國的經濟問題，與市場經濟根本對立，而且它歪曲了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必須正本清源，恢復的本來面目，真正按經濟學的方法來重建中國經濟學。
(二)中國經濟學市場經濟一般化或西方化。這種思路主張對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進行嫁接，用西方經濟學的原理來解釋中國目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觀點認為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經濟學，用西方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因為中國既然轉軌為市場經濟，那么研究市場經濟的西方經濟學當然也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的市場經濟，成為主體經濟學，因而也就無需再煞費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經濟學。按照這種觀點，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采取完全替代性體系取向，主張引進反映“資源配置全過程”的現代經濟學范式(魏杰，1997)，不贊成“建立有別于西方經濟學的、在概念上和體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國經濟學”(樊綱，1998)。
(三)中國經濟學本土化。這種思路強調中國特色，強調中國國情，主張要在評判過去和現有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弊端的基礎上建立或重建中國經濟學。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應創建自己的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和傳統經濟學都不能采用。因為與西方相比我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傳統的經濟學相比，我們不再是以計劃經濟為特征的傳統的社會主義，而是以市場經濟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因此，經濟學必須扎根本土，以研究時代為基本任務，從踏踏實實研究中國改革發展的具體問題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論的圣殿。也有人認為，中國目前最大的國情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中國經濟學應研究過渡經濟學問題，研究轉型時期的經濟關系。也有學者認為，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其經濟發展與實踐給中國經濟學家提供了理論創新空間，現代中國經濟學的本土化研究將為發展的經濟學注入新的活力，為中國經濟學走向國際化道路奠定基礎(殷德生，2000)。
(四)中國經濟學綜合化。這是許多觀點具備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學者對政治經濟學學科發展的共同要求。各派總的來說都主張以的基本理論為指導，借鑒西方經濟學的一些有用的東西，以中國實際問題為對象，運用更多的學科，使中國經濟學成為一個跨學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經濟學。中國經濟學首先應該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在經濟理論的指導下，比較研究世界上現有的各種經濟理論，大膽吸收，揚優棄劣。在繼承、綜合人類一切優秀經濟理論基礎上構建中國經濟學。在其內容上既要有生產關系方面的理論，又要有資源配置方面的理論；既要有宏觀經濟的理論，又要有微觀經濟的理論。中國經濟理論要百家齊放，百家爭鳴，在競爭中繁榮，在競爭中統一。在構建過程中，對于經濟理論，要堅持、澄清與發展；對西方經濟理論，要了解、批判與吸收；對于中國古代經濟理論要挖崛、繼承與揚棄(周小亮，1997)。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重建，應在保持與經濟學的主要學術淵源關系之外，放眼世界，綜觀歷史，積極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經濟學說的合理成分，并實現某些理論原創。其重點有兩個：首先，創新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必須科學地汲取當代外國經濟思想。現代主流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自然要高度重視，但也不能輕視發達國家非主流經濟學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說。其中，西方激進政治經濟學關于“市場社會主義”的各種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對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具有較直接的借鑒意義。其次，創新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必須科學地汲取中國古近代經濟思想(程恩富，2000)。
筆者認為，以上四種觀點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實際上是不科學的、不可取的；有的總體上是科學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張中國經濟學全盤西方化的西化主義觀點和“半西方化”基調和傳統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折中主義觀點，以及主張脫離經濟學的一般軌道而獨立地發展中國本土經濟學的狹隘民族主義觀點，總體來說都是不科學的、不可取的；那種主張回歸馬克思、按本來面目重建中國經濟學的“原教旨主義”觀點和主張實行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大綜合、中外經濟學大統一的混合主義觀點，在總體上大方向是正確的，但卻要么缺乏與時俱進與創新發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內在邏輯的一致性和理論體系的科學性。要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克服上述觀點的缺陷，確立科學的方向和正確的原則，
堅持以經濟學為指導、以中國問題為導向，在經濟學科學范式的基本框架內，認真總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與成果，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的科學范式。
二、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范式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
所謂“范式”是指在某階段科學共同體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則、理論、方法。“范式”一詞具有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兩個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觀即共同信念及價值標準；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論，即一套概念體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學共同體成員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定理。任何學術研究活動只有納入一定的范式體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學性質，才能使該研究從“前科學”階段進入“常規科學”階段。無論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學性質，都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自身的規范性，即有其確定的共同信念及價值標準，以及一套概念體系與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對客觀對象的適應性，即它能夠科學地解釋其客觀對象的性質、特征與發展規律，否則就無法說明日益增多的“反常現象”，從而使該研究陷入“范式危機”。科學范式是一個不斷批判、繼承和發展的演進過程。一般說來，科學范式的運動表現為兩種基本形態：一是縱向批判，繼承，形成經濟學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學革命；二是橫向兼收并蓄，形成經濟學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綜合。筆者認為，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科學的方向，必須確立正確的原則。具體說來，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科學范式必須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則：
(一)科學性原則。所謂科學性原則，就是中國經濟學研究不能不要規范而簡單地描述現象、總結經驗，也不能隨意地進行理論批判或“理論創新”，而是必須納入科學范式的軌道。首先，必須堅持科學的世界觀，應當確立科學的共同信念與基本價值觀，確立中國經濟學研究的科學哲學。其次，必須堅持科學的方法論。必須確立一整套科學的概念體系，采用一整套科學的分析方法，確立一些科學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學的基本定理。為此，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必須把中國經濟學的研究納入一種科學范式的軌道。問題在于對于目前中國經濟學來說究竟哪一種經濟學范式才是更為科學的?這一問題在經濟學范式本身范圍內是無法解決的，它應當而且只能用客觀的和實踐的標準來驗證，即某一經濟學范式究竟是適應還是不適應現實經濟生活，或者說究竟哪一種經濟學范式對分析與解釋社會經濟現象具有更為廣闊和更為深刻的適應性。
(二)適應性原則。經濟學范式的根本作用與生命力在于解釋客觀經濟現象與指導人們從事經濟發展與經濟變革的實踐。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必須遵循“適應性”原則，使中國經濟學理論“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于理論的運用，著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從客觀實際來看，中國基本國情與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不僅西方經濟學理論是不適應的，而且經濟學的經典理論在許多方面也是不適應的。從歷史上來看，中國是在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條件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這同經濟學所指出的社會主義應當而且只能建立在先進的生產力基礎上的經典理論是有著巨大差別的。從現實來看，中國正在從傳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同經濟學所指出的社會主義應當而且只能實行計劃經濟的經典理論也是有著巨大差別的。所有這些，都是以往各種經濟學范式所不能解釋的“反常現象”，從而導致了傳統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雙重“范式危機”。因此，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而且必須打破各種教條主義，從中國基本國情與客觀實際出發，科學地解釋這些“反常現象”，實現經濟學中國化的創新與發展。
(三)綜合性原則。理論范式的范疇體系還必須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學習和借鑒人類優秀的文化成果，為理論范式的整體創新提供厚實的平臺，從而使中國經濟學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從實際出發，立足于理論聯系實際，致力于回答新情況和新問題。這一理論的特征和實質必然要求中國經濟學綜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經濟學思想，構建一種能夠揭示經濟運行機制和發展規律的經濟學范式。經濟學不僅是一個科學的體系，而且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因此，構建中國化的經濟學應當以經濟學為榜樣，科學地吸收各種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具體來說，構建中國經濟學既應當堅持與繼承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論與基本原理，也應當充分吸收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等異端經濟學的合理成果；既應當肯定當代中國化的經濟學理論，也應當借鑒當代西方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我們在大綜合中來構建中國經濟學。
上述基本原則，對我們構建中國經濟學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構建中國經濟學不能以西方經濟學為基礎。西方經濟學之所以不能作為構建中國經濟學的基礎，主要是因為西方經濟學所依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都是不科學的。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僅把資本主義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還單純從個人本性出發來解釋人們的經濟行為，用機械的均衡方法與形式化的數學方法來解釋現實經濟生活。因此，西方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是唯心史觀，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學。同時，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觀也是不科學的。自從邊際主義的代表杰文斯把經濟學的列車開上了資源配置的軌道之后，西方主流經濟學便開始背離了經濟學的古典傳統，把經濟學的研究問題局限于資源配置問題。萊昂內爾·羅賓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資源的合理配置規定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他說：“經濟學是一門作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科學。”從此之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很多都把羅賓斯的定義作為樣板。應當指出：作為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資源配置與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生產方式是有著密切聯系的。經濟學的生產方式范疇，不僅包括生產的社會形式，也包括物質生產方式即勞動方式與生產形式，其中勞動方式特別是其勞動組織就是微觀層次上資源配置方式，而生產形式作為人們勞動的交換形式和社會生產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方式。因此，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已經囊括了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或者說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已經包括在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內容之中。二者的區別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資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樣研究資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聯系生產的一定社會形式來客觀地、歷史地研究資源配置方式，還是拋開生產的一定社會形式而單純地研究資源配置方式。西方經濟學強調資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個純生產力的抽象范疇，它主要取決于一個社會的技術水平。經濟學強調資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會歷史性質，它是一個社會歷史范疇，它主要取決于一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經濟學把經濟學研究對象局限于資源配置，因而縮小了資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術意義上的資源配置。因此，他們必然是以制度不變為假設來研究資源配置。事實上，在他們那里，資本主義私有制是人類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們不可能分析社會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變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會經濟制度的巨大變化面前，西方主流經濟學表現得蒼白無力，從而導致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機之中。為此，以科斯、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將制度變量引人經濟學研究范圍，以彌補主流經濟學的缺陷。西方經濟學不僅具有其明顯的不科學性，而且對中國具體國情及其發展要求來說，還具有嚴重的不適應性。在基本國情上，中國與西方差別很大，而西方經濟學中很多結論和觀點是從它們的國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總體來說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對分析中國社會經濟問題就具有明顯的不適應性。具體說，一方面，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目前尚不具備足夠的市場機制賴以順利運行的條件，而西方發達國家這些條件都已經具備。另一方面，中國目前正處于體制轉軌時期，從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市場機制賴以運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現代企業制度、法律法規、公民的市場合約意識等等。西方經濟學所分析的是市場制度較為完善的情況。同樣的事物，在西方發達國家可能就辦得有板有眼、較為順暢，在我國當前可能就無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難行。在這些制度條件具備以前，市場機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圍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經濟理論在我國的應用也會出現程度不同的失靈(尹伯成，2006)。由此可見，要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范式，絕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經濟學，也不能以西方經濟學為基礎。
(二)不能構造一種折中主義的經濟學范式。自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經濟理論界一直存在著一種比較普遍的傾向，即試圖調和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建立一種折中主義的“中國經濟學”。這種折中主義的經濟學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認為原有的“蘇聯范式”的主要問題是“教條主義”，在于過分拘泥于經典作家的現成公式和現成“提法”，而沒有創新與發展，從而使理論僵化，不能反映變化了的現實。按照這樣一種思路，人們認為應該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進一些反映市場經濟的新東西，以這種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與更新，適應新的需要。這種傾向既表現為一般地或在具體理論問題上批判教條主義，也表現為那些試圖引入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內容來對舊的范式進行“補充”。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比較流行的折中體系：蘇聯范式的“生產關系論”+西方范式的“資源配置論”，即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現代的“市場經濟體制”。很顯然，這種折中主義范式脫離了經濟學的科學軌道，是傳統的蘇聯范式與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體”。同時，既然這種折中主義范式本質上是蘇聯范式與西方范式的雙重翻版，因而它不僅在理論、邏輯上具有其尖銳的內在矛盾性，而且在實踐上也具有與中國當代國情與發展要求的嚴重不適應性。說到底，這種折中主義范式是傳統教條主義與現代教條主義的“雜交物”，雖然它試圖反映當今中國現實，但實際上并沒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客觀現實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構建中國經濟學不應當采用這種折中主義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義”的中國經濟學。近些年來，在我國經濟理論界存在著一種以描述中國現實、總結中國經驗和肯定中國模式為主要特征的傾向，即直面中國現實的“描述主義”。它認為可以不要基礎理論、只要分析現實問題、進行對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聯系實際就可以建立中國經濟學。“描述主義”經濟學范式的理論特點是：一是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二是為了準確地反映現實情況，理論抽象程度低；三是為解決問題，具有明顯的政策導向，不注重自成體系的概念、范疇和分析工具，不強調理論自身的內在邏輯一致性；四是沒有突出的方法論，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為一個理論范式，描述主義存在著兩個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獨立、統一的概念和范疇體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統性，范式自身是不穩定的而又沒有解決的途徑，因為一旦要提高理論抽象度，在當前條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轉向經濟學范式或西方經濟學范式，這將使該范式自身不復存在。二是該范式的知識積累沒有有效的途徑，這與第一個缺陷緊密相關。科斯在評價舊制度經濟學時指出，“除了個別的觀點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燒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長遠看，描述主義的文獻將面臨類似舊制度經濟學文獻的劫數。這雖然不能否定描述主義的學術價值，更不能否定其現實意義，但對于一個理論范式來說，其發展的連續性就成了問題(鄒東濤、時紅秀，2006)。因此，構建中國經濟學不能局限于這種表面化、局部化和經驗化的“描述主義”范式，而應當構造一種以科學世界觀為指導、具有其完整的概念體系和系統的分析方法的現代經濟學范式。只有這樣，才能揭示中國現實經濟社會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規律，才能形成系統的、科學的中國經濟學理論。
(四)只能以經濟學理論為基礎，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來構建綜合的中國經濟學。根據上述科學性、適應性和綜合性原則，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而且必須以經濟學為指導。首先，經濟學具有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同西方主流經濟學相對照，經濟學的理論硬核可以簡要地歸納為三個要素。第一，否認存在著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個人是具體的和歷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歷史和制度條件的制約，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動和有機的。人性由社會經濟關系所內生但又具有改變它的內在潛能，因而經濟學必須分析人性的起源與發展，而不是把它作為經濟學分析的前提。第二，經濟學分析的基本范疇是生產方式，而不是主流經濟學的“個人”，經濟學的方法是制度整體主義方法，而不是個體主義方法。第三，同主流經濟學的機械均衡觀不同，馬克思把生產方式與社會經濟形態的演化看作是由生產方式與社會形態內在矛盾的辯證運動所推動的有機的、內在不均衡的動態過程，這為中國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更寬廣的框架。其次，經濟學的科學世界觀與方法論以及基本原理，對分析當代中國經濟轉軌與經濟發展具有廣闊的適應性。同西方主流經濟學相比，經濟學對于中國市場化的體制轉軌與制度創新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解釋力：中國經濟轉軌是當代中國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發展的客觀要求，構造市場化的現代社會主義模式是當代中國社會生產方式發展的必然趨勢；同西方主流經濟學相比，經濟學對于中國現代化的經濟發展問題具有很強的理論指導力：中國經濟發展是當代中國物質生產方式發展的必然要求，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是中國當代勞動方式發展的必然趨勢。總體來說，當代中國面臨著物質生產方式及其社會形式變革的雙重任務，一方面物質生產方式的現代化要求并決定了當代中國社會形式的深刻變革，另一方面社會形式的變革與制度變遷又促進并推動了物質生產方式的現代化進程。最后，經濟學是一個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個開放的科學體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完全包括了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因此，以經濟學為指導重建中國經濟學，可以在經濟學的科學框架內，廣泛借鑒古今中外各種經濟思想的合理因素，構造一個既繼承馬克思經濟學范式又發展馬克思經濟學范式，既超越蘇聯經濟學范式又超越西方經濟學范式的新體系，據此確立反映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獨特性的經濟學范式。這種中國經濟學的新范式是在繼承、批判和創新過程中逐漸塑造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以經濟學為主體或基礎、以中國問題為導向，科學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合理顆粒，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的綜合范式。因此，在構建中國經濟學過程中，對于經濟理論要堅持、澄清與發展；對于西方經濟學理論要了解、批判與吸收；對于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要總結、揚棄與升華。
三、中國經濟學范式的基本性質與主要內容
如上所述，根據科學性、適應性與綜合性的基本原則和以經濟學為指導構建中國經濟學的綜合體系的基本目標，中國經濟學就其性質來說既不是中國的“本土經濟學”，也不是中國版的西方經濟學，它應當而且必然是中國化的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具體說來，中國經濟學綜合范式的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學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與基本原理。中國經濟學本質上是經濟學，因此它應當而且必須以經濟學為基礎。首先，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堅持以生產方式作為決定社會性質和推動社會變革與發展的根本力量，堅持在生產方式的框架內來分析資源配置問題，堅持以生產方式為基礎來研究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在此基礎上，構造出中國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產方式為核心的經濟學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與繼承經濟學的科學方法，即唯物辯證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實證方法、歷史方法和科學抽象法。再次，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采用以生產方式這一基本范疇為核心的經濟學的一整套概念體系。如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社會經濟結構和上層建筑等，再如生產條件、勞動方式、生產形式、生產的社會形式，以及資本、商品生產、市場機制、工業經濟、利潤、利息、工資、地租等等。最后，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批判與繼承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經濟學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既包括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主義經濟實現形式的具體結論，也包括關于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特征的基本原理。對于前者，我們當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單一社會所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等，而對于后者則應當始終堅持、科學繼承，如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建立自由人聯合體、重建個人所有制、實行對生產的有意識的社會調節、實現社會生產按比例協調發展和實行按勞動者貢獻分配等，這些基本原理應當而且必須成為構建中國經濟學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成果。作為中國化的經濟學，中國經濟學應當而且必須以中國問題為導向，應當而且必須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生產關系，應當而且必須總結中國社會主義經濟轉軌與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應當而且必須總結與升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成果。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既不只是生產關系，也不只是資源配置，它應當而且只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因此，中國經濟學應當研究當代中國的勞動方式、生產形式及其社會形式，應當研究當代中國的社會生產關系。在此基礎上，應當總結與升華一系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成果，如新型工業化理論、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社會主義本質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配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理論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等等。毫無疑問，這些重要的理論成果都是構建中國經濟學的重要思想基礎與理論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