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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力流動；成本；收益
中圖分類號：F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2）04-0163-01
國內對勞動力流動的成本收益的研究起步比較晚，近年來部分學者從理論上分析了勞動力流動過程中存在的收益與成本，主要是從勞微觀層面和宏觀層面兩個方面來展開。
1從微觀層面對勞動力流動成本收益的研究
1.1從勞動力流動的個體成本角度
龔莉（2006）認為從流動者個體的角度來看，實施過程中的流動成本包括貨幣成本和非貨幣成本。前者包括流動費用，主要是交通費、搬家費、住宅費、一些政策性收費（包括辦理證照費、計劃生育費等）、尋找工作的信息費用，以及流動時因失業而減少的收入、養老金的損失兩個主要部分；非貨幣成本主要包括勞動力轉移的時間成本（流動和尋找新工作花費的時間）和特定地點的資產放棄（如資歷、放棄客戶、離開家人和朋友、離開熟悉的環境、歧視）所形成的心理成本兩部分?？靶旅瘢?999）認為勞動力流動成本主要包括就業成本、生存成本、交通成本、心里成本、風險成本這五個方面。Zhaoyaohui（1999）認為遷移的貨幣成本包括遷移過程中的直接花費，包括遷移過程中交通、住房和食品的支出等，這一成本一般與遷移距離有關。對遷移者來說，更重要的成本是機會成本，機會成本是勞動力若不遷移，從事其他活動能期望得到的最大的全部凈收入流。沈衛平（1995）認為在中國社會經濟條件下，勞動力流動的機會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因素：（1）工資率或收入；（2）制度成本，對城市職工主要指工資以外的福利收入，對農民主要指市場準入成本，如農民工進城的就業證卡發放制度等；（3）專業培訓成本；（4）風險成本，指勞動力對流動后未來收益預期不準確，而可能承受的損失；（5）跨區域流動的遷移成本；（6）放棄與獲得閑暇；（7）增加收益的較多機會；（8）非經濟因素，如社會地位、個人愛好或自我價值的實現、生活質量等。
1.2從勞動力流動的個人收益角度
戎建（2008）認為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之間的工資水平存在巨大差異，農民工流動到城市通常能得到更高的收入。遷移的預期收益不僅包括通過獲得非農就業機會而帶來的較高預期收入，而且包括在遷移過程中能力的提高。吳克明，田永坡（2008）從生產效應和配置效應的角度分析了勞動力流動對教育收益率的影響機制，然后提出了一種剝離教育收益率的計量方法，并利用抽樣調查數據，計量分析了勞動力流動對教育收益率的影響程度，發現勞動力流動使得教育收益率提高了23%。吳江，肖寄斌（2006）認為一般來說勞動力流動有助于提高人力資本存量，從而增加勞動力收入，根據估算，勞動力產業間流動造成的收入增長占人均總收入增長的4/10。我國農村勞動力從第一產業流動到城市的第二和第三產業確實增加了我國農民人力資本的存量和收入水平。王軍，由磊明（2003）以人力資本為研究出發點，提出剩余利益的概念，剩余利益可以定義為人們為彌補效用最大化過程中損失的那部分效用而追求的一種有形的補償。他們認為人力資本在模型中只能是提高勞動力自身的價值，增加了勞動者的想象空間，從而增加了要涉及的剩余利益的量值。
2從宏觀層面來分析勞動力流動成本收益
朱云章（2007）指出在農村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條件下，勞動力流出，一方面通過降低勞動力供給水平提高輸出地的工資水平；另一方面通過輸出勞動力匯款方式的資金回流，也有助于提高輸出地的工資水平。所以根據傳統理論的觀點，在“劉易斯意義”的拐點到來之前，農村勞動力輸出對于輸出地收入水平的提高有積極影響。國忠金（2005）認為勞動力的群體流將逐漸融入整個城市的社會發展中，從而形成一個推動我國城市化進程的統一體。同時農村勞動力的融合將更加刺激社會中各種勞動力的工作積極性，從而加快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孟凡友（2003）從政府的角度分析，農村勞動力流動過程中政府付出的主要成本包括政府就業機構的人員經費、公務費、業務費等貨幣成本，非貨幣成本包括因勞動力流動而引起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加等方面。主要收益包括貨幣性收益，即勞動力流動后勞動力資源的重新配置而帶來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等；非貨幣收益，包括農村勞動力流動而帶來的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勞動力要素市場的成熟發展等。唐钅廣（2002）認為勞動力自由流動的結果是企業方面的剩余增加，本地勞動力供給方的剩余減少，增加的福利部分大于減少的部分，當地社會總福利呈現增加的趨勢。
3國內研究不足之處及簡要評價
綜上所述，目前國內學者對于勞動力流動的成本收益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某些方面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識。但是，可以看出以上大部分研究還是只停留在理論方面的規范研究，對于實證研究方面并沒有取得很大的突破。今后的研究可適當展開問卷調查，獲取詳實數據，結合統計學、計量經濟學等經濟研究工具，對數據做出科學分析，為理論研究的結論提供更有力的支撐。
參考文獻
［1］吳克明，田永坡.勞動力流動與教育收益率:理論與實證［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8，（11）.
論文關鍵詞：劉易斯模型；回流性；半商品性
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本質上是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其中必然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大規模轉移的過程。阿瑟·劉易斯在20世紀50年表了《勞動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一文，雖然力圖說明的是勞動力在二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問題，但卻在客觀上解釋了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流動的原因，成為最具影響力的農村一城市人口流動模型之一，對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制訂相關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順暢轉移是提升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的關鍵，這些農村剩余勞動力如何流動，以及流動中的特殊性等問題都關系到勞動力的有效供給能否實現，因而結合我國實際，對劉易斯模型進行重新解釋和修改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劉易斯模型的簡要介紹和分析
為了簡化分析過程，劉易斯做了如下假定：(1)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并存著兩個部門：收入及生產率極低的農業部門和工資水平及勞動生產率都較高的城市現代部門，即存在著城鄉二元經濟；(2)農業部門存在著無限的勞動力供給，而資本是稀缺的；(3)城市現代部門只使用資本和勞動力兩種要素，且利潤全部用于投資。該模型認為，由于城市部門的工資水平高于農業部門的收入水平，農業人口若不受限制就會向城市流動。只要城市部門擴大生產，就可以按現行工資水平雇傭到任何數量的勞動力，直到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到城市。
圖1描述了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城市部門流動的過程。橫軸OL量度勞動量，縱軸量度勞動的邊際產品和工資。OA為農業部門的生存收入，OW為城市部門的現行工資水平。劉易斯認為，在這個稍高于農村收入的工資水平上，城市部門的勞動供給是無限的。因此，勞動供給曲線WS是一條水平線。根據假定3，按照西方經濟學的可變比例規律，對于一筆固定資本額Kn，總有一條特定的勞動邊際生產率曲線與之對應(圖1中的曲線部分)?，F代工業部門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條件就是邊際生產率等于工資。當資本為K1時，勞動邊際生產率曲線為DIF，資本家將雇傭OL1數量的勞動力，此時利潤最大，城市部門所獲得的總產量為OL1FD1，其中OI1FW為工人的工資，WFD1為資本家獲得的利潤。若利潤全部用于投資，資本額將增加到K2，現代工業部門生產的組織就在第二條曲線上進行。在工資不變情況下，資本家獲得全部經濟增長的利潤，其資本由最初的K1積累到K3，如此循環，直到勞動力變得稀缺，工人工資才能得以增加，這時便進入了增長的第二階段，二元經濟也就變成一元經濟，發展中國家便進入工業化階段。
二、結合中國實際對劉易斯模型的修正
通過對模型的分析，可以發現，劉易斯認為城市就業工資高于農業收入，農民就會流向城市，不免過于籠統。事實上，農民也是經濟理性人，貧困的農民對每一個選擇行為都會精心算計。劉易斯認為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更多的基于農民收入上的考慮，而忽略了流人城市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成本，農民會仔細權衡利弊后再做出決定。筆者認為，農民決策的依據應該是農民工進城能得到的凈收益與在家務農的凈收益之差，用R來表示，即凈收益R=[城市就業收入一城市就業成本]一在家務農的凈收益≈{工資收入(w)一[工作不滿度(C2)+流動成本(C1)]}一在家務農的凈收益(A)
從經濟學理論上講，這個差值應該有三種情況：
R>0選擇流人城市
R％0選擇留鄉務農
R=0以上兩種選擇均可
其中，工資收入W表示進城農民工的現金收入或者未進城農民工的預期收入。一般認為，若非生活所迫，人們更傾向于休閑而非工作，所以對工作必定存在不同程度的不滿傾向，所以將這種不滿也算作成本。工作不滿度C2包括農民工對工作環境、工作時間長短、工作保障等方面不滿意程度的貨幣表現，可以為正，也可以為負。流動成本C1包括很多方面，有因放棄在家務農和務工的機會成本、在外務工時產生的各種直接和間接費用，包括工資收入
的及時結算、人力資本投資、農民進城克服制度上、心理上障礙的心理成本，其中包括與親人分離的親情成本，后兩項之和應為城市就業成本。只有凈收益R為正時，未進城的農民才會決定進城，同理，已進城的農民工則會選擇該部門或企業?；谏鲜稣J識，劉易斯模型應該進行一定的修改和補充，具體參見圖2。
如圖2所示，曲線WW1表示城市現代部門的現行工資，即城市就業收入，近年來農民工的名義工資一直沒有明顯的提高，加上物價等因素的影響，其實際工資是呈下降趨勢的，因而曲線WW2是向下傾斜的；曲線AA為農業部門的凈收益曲線，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是逐漸提高的，因此曲線AA表現為緩慢上升的曲線；CC為城市就業成本曲線，我國農民工城市就業的現狀是就業成本不斷上升，直觀的表現為農民工工作非常辛苦，生活質量比較差。因此CC同樣表現為緩慢上升的曲線。曲線WW與CC相交于M點，M點之后，即城市就業的工資水平低于W時，由于在城市的就業成本大于就業收入，即城市就業凈收益為負，在理性選擇的驅使下，沒有農民工在城市就業，因此，在城市就業成本不斷上升的情況下，農民工工資再不提高將會造成勞動力的絕對短缺。M點之前一定會存在一個臨界點P，在該點上，城市就業的凈收益WPFC等于在家務農的凈收益AEI1 O.P點對應的工資水平為w在P點之前，即城市就業的收入高于Wp時，才有農民工進城務工，因為此時的城市就業的凈收益WPFC才會大于在家務農的凈收益AEIO。至于P點的具置，肯定是在M點之前，利用國民經濟的關于工資及各項成本的數據，通過量化分析可以確定出來，在此的定性分析僅僅是指出P點的存在，從而針對我國的勞動力供給的現狀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修改和補充。至于城市就業成本曲線CC的位置，可以根據具體的數據確定，但無論是在曲線AA之上，之下或是相交，都不影響分析的最終結果。P點是存在的，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是相對的，劉易斯模型在中國的應用是有條件的，我們應該探索有中國特色的劉易斯模型。
三、結合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特殊性對劉易斯模型的補充
(一)流向的部門分析
以上對劉易斯模型的新探索，主要分析解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如何流動的問題，至于流向哪些城市部門在我國也有一定特殊性。我國作為一個大的發展中國家，由于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存在諸多非正規部門，由于長期的戶籍歧視政策形成的文化意識，農民工成了在城市非正規部門就業的農民的特定稱謂。城市非正規部門界定為投資規模小、生產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的以私營(個體或家庭經營)為基礎的部門，如小工廠、小家庭企業等，其余的有正規編制的政府及事業單位，以及規模大的公司企業等均屬于城市正規部門。由于流出的農民絕大部分在城市的非正規部門就業，從事一些簡單的體力勞動，造成農民工本人難以通過工作獲得知識、技能等的提高，雇用他們的部門也難以走上依靠技術進步發展的道路，容易形成低素質一低成本，低成本一低素質的惡性循環。劉易斯模型沒有對剩余勞動力的流向部門進行具體界定，在應用該模型時，也應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進行細化分析。
(二)由我國勞動力特殊性決定的回流性分析
勞動力要成為商品必須具備以下兩個條件：第一，勞動者必須具有人身自由，能夠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第二，勞動者必須一無所有，喪失了一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維持生活。按照馬克思的這種說法，我國的勞動力又具有本國的特點，大部分的勞動者都能滿足擁有人身自由的條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都由人民所有，勞動者掌握一定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支配權，比如在農村，農民就擁有一部分土地的使用及收益權，目前的政策還不允許自由轉讓土地，與此同時，我國的一些用人單位也存在著市場化運作、非市場化及半市場化的運作方式，這就使得我國勞動力呈現出半商品性的特點，勞動力夾在商品和非商品之間，可以互相進行相對自由的轉換。這種半商品性決定了我國的農村勞動力與土地有著比較強的粘性或依附性，由于土地的巨大吸納性及我國特殊的土地政策，造成了流出的農民工很容易發生回流。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二三產業;轉移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49X(2010)-04-0049-2
一、瀏陽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現狀
1.轉移特點
第一,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不斷擴大。從表1中可以看出,隨著國家宏觀經濟的增長,瀏陽市轉移在外就業人員在增加。2005-2009年,由17.9萬人增加至20.28萬人,增加0.28萬人,平均每年增加轉移勞動力0.595萬人左右。
第二,農村轉移勞動力從事行業較為集中,工業是轉移農村勞動力就業的主渠道。瀏陽市由于煙花加工企業多,吸納本地農村勞動力強,從業率最高,其次,瀏陽農村轉移勞動力所從事的行業主要是采掘業、制造業和建筑業。以筆者抽樣調查的三口鎮東盈村為例,在第二產業就業的占52.59%,在第三產業就業的占15.67%, 而七寶山鄉農村勞動力就業則主要集中在博隆礦業等礦山和花炮企業。
第三,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就近的趨勢增強,縣域及小城鎮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能力有較大增強。從表1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瀏陽市在省外就業的人數2005-2009年,由10.7萬人減少至8.71萬人,減少了1.99萬人,平均每年減少至外省轉移勞動力0.4975萬人左右。以筆者調查的沙市鎮為例,外出從業勞動力中,在縣域內從業的勞動力占45.95%,在縣外市內從業的勞動力占15.47%,在市外省內從業的勞動力占19.16%,去省外從業的勞動力占19.42%。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基本趨勢表現為,流向縣域及城鎮就業的農村轉移勞動力比例上升,小城鎮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能力有較大增強。
第四,農村勞動力文化程度不高。非農行業對勞動者的素質要求較農業領域要明顯偏高,而據筆者調查,絕大部分農村勞動力是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外出至外省的勞動力多是當地素質較高的人員,跨省流動的首選地區主要是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信息靈敏、擇業觀念強的勞動力逐步脫離農業,投向二、三產業。文化素質普遍低下,不利于提高就業機會和就業穩定性。
2.轉移的積極意義
一是提高瀏陽農民收入,促進瀏陽農業發展。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有利于推動農民增收。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表2中得到印證。
二是調整了瀏陽農村就業和經濟結構。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就業,農業就業比重迅速下降,非農就業比重迅速上升,三大產業結構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優化。至2010年,瀏陽市三次產業比重調整為12.0:64.5:23.5。
三是推動了瀏陽城鎮化和工業化的發展。勞動力從傳統農業向城鎮非農產業轉移,是推進二元經濟結構轉型,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核心內容。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在帶動農業產業發展的同時,又能促進工業、制造業、建筑業以及第三產業快速發展,從而促進城鎮化發展(見表3)。
二、制約瀏陽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因素
1.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及就業技能偏低
據筆者調查結果顯示,僅有30%的人參加過技能培訓,接受正規技能培訓的還不足30%,能拿到職業資格證書的則更少,而文化程度狀況顯示,高中以上文化閑置在家的不多,主要是初中文化人員,他們對事物的認知、判斷、分析受到了所受教育的局限,同時又受到了來自上一輩的典型的小農意識的影響,對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缺乏應有的認識和準備。農村勞動力的整體素質急待提高。
2.就業觀念制約
瀏陽作為花炮主產基地,但是最近幾年,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現了新的現象。從花炮行業的用工荒,到花炮學校的招生難,不無體現了花炮行業中的一個危機:后繼乏人。通過與花炮學校的部分學生交流時獲知,作為從事花炮行業大半輩子的父母,大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再從事這一危險的行業。
3,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
瀏陽目前工業發展的勢頭和速度都是比較快的,但真正城鎮化的建設規模,建設的水平還沒有及時跟上。實際上瀏陽城鎮化發展水平一直落后于工業化發展。特別是小城鎮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建設滯后。城鎮化水平滯后發展造成了大量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滯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制約著農村勞動力轉移,既妨礙了農業效益的提高,也阻礙了農民收入增長。這一點,在筆者調研的小城鎮建設當中,顯得尤為突出。
4.城鄉二元就業體制阻礙了農村勞動力轉移
傳統的戶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使大量進入城市務工經商的農民并不能獲得平等的社會身份。依附在戶籍制度上的上學、居住、就業、社保等社會功能,使農民工子女不能享受城市中小學生的上學待遇,使農民在城市就業面臨門檻高、工資低、受歧視等不公平待遇,不能享受同等的勞動保障權、醫療養老保障權、同工同酬權等合法權利。就業成本加大。
5.現行土地政策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農村勞動力流動
農村土地承包政策30年不變,客觀上將農民緊緊束縛在土地上。一方面農民依賴于土地,盡管離鄉但不離土;另一方面家庭經營迫使農民離不開土地,再加上當前土地流轉機制不活、體制不順,無法解除農民的后顧之憂,致使外出打工者一心掛兩頭,只能根據農業生產季節特點,選擇外出務工方式和時間。
6.勞動力市場發育滯緩,中介組織發育程度低
目前農村勞動力跨地區流動大都是自發的,而由政府職業介紹部門組織安排外出的卻很少。政府缺乏對農村勞動力的總需求、總供給的調節。因而農村勞動力流動只好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此外,勞動力流動的服務體系及中介組織建設也嚴重滯后,因缺乏有關信息,或信息不準導致農村勞動力盲目流動。同時瀏陽受外來勞動力的沖擊較大。外來務工人員用工成本較低,企業逃繳、漏繳綜合保險的情況是存在的,而本地農村勞動力嫌工資低,不愿到一些企業打工,而企業老板也感到外地民工容易管理,成本低,不愿用本地勞動力。
三、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途徑和對策
1.加強職業技能培訓,是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治本之策
首先要不斷強化基礎教育,千方百計改變農村富余勞動力文化素質低的現狀。其次要抓好職業技術教育,開展技能培訓。根據瀏陽的產業結構和用工需求情況,有針對性的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擴大職業教育辦學規模。第三要逐步建立縣、鄉、村三級農民文化技能培訓體系,根據不同行業、專業、工種、崗位的要求,開展由政府統一頒發資格證書的專業技術性、引導性和訂單式培訓,并逐步建立與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相適應的就業培訓和勞動力異地轉移培訓體系。
2.立足瀏陽農村現狀,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合力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
大力發展農村第三產業及非公有制經濟,為農村富余勞動力提供新的就業機會。與農業產業經營緊密結合起來,使農業不斷向非農產業延伸,加快農村農產品加工業、交通運輸業、商業服務業等非農業的發展,擴大農村勞動力的就業空間。
要把民營經濟的發展與小城鎮建設結合起來,促進小城鎮第三產業的發展,這也是今后解決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以發工業新城、大瑤、古港等小城鎮為中心,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提高農村城鎮化水平,將使小鎮成為大批農村勞動力得以就地轉移的穩定載體。
3.加強制度建設,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主要是根據目前瀏陽農村土地狀況實際,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轉制度。允許外出打工、經商的農民可依法有償轉讓、轉租、入股抵押土地承包權,促進土地使用權進入市場,正常流轉,逐步集中,甚至可以考慮以村為單位成立“土地托管中心”,由“托管中心”統一負責土地經營。
關鍵詞：勞動力；逆工資趨向流動；序貫博弈；嵌套博弈；子博弈完美均衡
中圖分類號：F304.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4）04-0102-06
一、文獻綜述
傳統的勞動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等理論都認為工資差異是導致勞動力在不同地區之間流動的主要原因，如著名的劉易斯（W A Lewis）模型和托達羅（Michael P Todaro）模型，以及其他大多數國內外有關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都把勞動力順工資趨向流動當作一個基本的假定前提，但是，蔡[1]認為以“托達羅模型”為代表的傳統遷移理論在解釋現實中的勞動力遷移時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在中國，勞動力并不僅僅向東南沿海等高工資地區流動，而且也向工資較低的內陸地區流動，尤其是自2004年首次出現“民工荒”之后，這一與既有理論相矛盾的“逆工資趨向流動”現象逐漸增多，而現有相關文獻鮮見對勞動力逆工資趨向流動機理的研究。
勞動力流動的一個基本假設是其稟賦問題，周其仁[2]、汪小勤等[3]、劉渝琳等[4]、章錚[5]、劉倩等[6]、劉央央等[7]、余尊寶等[8]認為稟賦的不同自然也就決定了其求職能力的大小。而李強[9]、王美艷[10]、劉爾鐸[11]、劉林平等[12]、約翰?奈特等[13]、毛雋[14]、田園[15]等則認為制度因素尤其是戶籍制度在中國勞動力流動中的作用不容忽視。而且，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面臨著棘手的政府間利益博弈問題[16]，對此，陳宇海[17]、鄧曲恒[18]、簡新華[19]、劉爾鐸[11]等認為這些問題具有歷史階段性，只是暫時性現象。
〖BT4〗二、基本假設
關鍵詞：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產業結構；優化轉型；
中圖分類號：F24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520（2015）-01-00-02
一、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
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于1954年在曼徹斯特學報上發表“勞動力無限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該理論表明，劉易斯拐點模型的核心問題在于農村人口向城市現代工業部門轉移。就中國目前的勞動力市場來說，龐大的農村轉移勞動力向珠三角、長三角集中，形成大量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因此，探討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劉易斯拐點就具有非?，F實的意義，能為我國產業轉型、勞動力市場優化等起到指導方向的作用。
農村富余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在開始前，由于農村無限的勞動力供給，其邊際生產率呈下降趨勢，使得現代工業部門無需提供更高的工資，在原有工資的水平上即可吸引到足夠多的勞動力供給，勞動力供給呈完全彈性；隨著農村勞動力的不斷轉移，當農村剩余勞動力消耗殆盡時，工資水平就有上升的壓力，企業的生產成本開始提高，即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在拐點之前，固定的較低工資水平，即有無限的勞動力供給，此拐點之后，需要提高工資才能吸引到勞動力的供給。劉易斯拐點意味著農業和工業現代化發展的水平，預示著新的經濟改革和產業轉型的到來。
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的關系是緊密結合的，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就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在二元經濟結構中，農村剩余勞動力消失之前，社會資源可以不斷地補充現代工業部門所需的勞動力，在沒有到達劉易斯拐點之前，工資一直保持在較低的水平，有利于現代工業部門的快速發展。直到現代工業部門把剩余勞動力都吸納干凈，若再繼續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必須大幅度提高工資，否則會產生“招工荒”。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陣痛往往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劉易斯拐點對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啟示，讓我們不得不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產業轉型等問題。由于我國過去30多年的出生率快速下降，加之人口老齡化加速，人口紅利進一步被蠶食，原有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必須重新定位發展方向，加大技術創新，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積極應對中等收入陷阱，實現跨越式發展。與此同時，勞動力市場也急需進一步的轉型優化，積極配合產業轉型的步伐，加強自身勞動技能的培養，暢通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渠道，迎合市場需求，積極應對劉易斯拐點到來后的勞動力短缺、工資率上漲、邊際生產率下降的挑戰。
總之，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必然會伴隨著人口紅利的減弱。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告訴我們，當我們過分依賴廉價勞動力優勢時，我們已處在世界分工鏈條上的末端，沒有核心技術，沒有自主品牌，以致于在我們的人口紅利枯竭時，低端產業終將被世界所拋棄。低技術含量的企業，隨著劉易斯拐點的來臨，勢必提高工資來維持必須的勞動量，而成本的增加終使其被市場所淘汰。換言之，我們在劉易斯拐點來臨之前，需要快速調整自身的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增強核心競爭力，中國經濟才能迎來新的經濟增長點。
二、學術界對劉易斯拐點不同理解的文件綜述
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劉易斯拐點是否已經到來，仍然存在很大的爭議。因此，本文將兩種觀點的代表性意見進行整理，并提結合學者的觀點進行評價。
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蔡P（2007）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時表明，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再是無限供給，農村只有不到1.2億剩余勞動力，且城鎮農民工、正式工工資趨同，劉易斯拐點即將到來。姚上海（2009）指出，二十世紀初我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流動中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初現端倪，2009年下半年隨著經濟的回暖，我國農村勞動力供求狀況已經跨入劉易斯拐點。
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還沒有進入劉易斯拐點。周天勇（2010）指出我國2009年城市化水平45.59%，處于低水平的城市化，而劉易斯拐點往往是城市化達到70%才會來臨。劉偉（2008）指出“民工荒”只是局部和暫時的現象，造成民工荒并不是勞動力供給出了問題，而是勞資博弈的結果，因此得出的結論是現在談論中國勞動力市場發展到劉易斯拐點還為時過早。
關于中國經濟是否已經到了劉易斯拐點的討論，在國內并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但不容忽視的問題是，珠三角和長三角已經出現了“用工荒”，并且這一趨勢已經開始向內地漫延，但劉易斯拐點是否真正的出現，仍然沒有定論。本文認為，劉易斯拐點的出現不會確定在某個具體的時間，而是在將來某個時期，是一個發展的過程，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可能提前也可能延遲，是一種螺旋式的上升或漸進式的發展。
從企業角度看，劉易斯拐點的來臨必然推動工資上漲，加大小微企業的壓力。一方面，工資上漲意味著提高了企業生產的成本，在市場價格不變的前提下，使小微企業陷入經營困境，尤其使正處在轉型期的企業舉步維艱。另一方面，工資上漲將提高消費者的購買力，推動消費的增長，促進經濟的發展，利于拉動內需，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減少收入分配差距，緩和社會矛盾。
從產業結構的角度看，劉易斯拐點的來臨會迫使企業加快自身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我國珠三角、長三角過去的經濟高速發展得益于大量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同時也形成了我國產業結構以低端粗放、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殆盡，我國已經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加之劉易斯拐點的來臨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導致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成本開始提高，附加值只減不增，企業面臨著發展停滯的狀態。因此，只有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加大人才專項技能的培養，完成由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型經濟轉變，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才能有效地越過劉易斯拐點和中等收入陷阱。
從政府角度看，劉易斯拐點的來臨會使國家的宏觀經濟狀態產生下滑。隨著劉易斯拐點的來臨，勞動力生產要素越發稀缺，稀缺勞動力的成本勢必會提高，從而導致勞動者的工資會提高，企業的經濟成本會上升，影響市場的價格體制和調節機制，進而會打破我國原來“低成本高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抵消作用。
三、面對劉易斯拐點的政策建議
（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果，但同時也面臨著許多問題。我國早期的發展是高耗能、高污染、高投入為代價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雖在短期中加速了我國工業化的進程，但期間出現了一些列經濟和社會問題，留下了許多隱患。如今，在劉易斯拐點來臨和人口紅利即將耗盡的時期，我國應該及時調整經濟發展方向，根據經濟發展的新特征，順應時代潮流。走可續發展發道路，加大創新，淘汰落后產能，完成產業結構的優化轉型，提高產品附加值，提高核心競爭力，完成由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型經濟的轉變，提升我國在國際經濟往來中的競爭力。
（二）加快產業轉移
珠三角、長三角沿海發達地區集聚了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制約了當地產業結構優化轉型的進程。當地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成本不斷增大，應該及時啟動產業轉移，由沿海地區向內地勞務輸出大省轉移。由于內地經濟欠發達，仍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企業內遷，一方面可以使農民工就近就業，推進當地城鎮化的建設，縮小城鄉二元經濟的差距，提高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另一方面，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內遷為沿海地區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起到了促進作用。
（三）加大人力資本的投入
經濟結構的優化轉型必然伴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這也就決定了就業結構要與之相應地進行調整。產業結構的升級應該向更高層次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增加產業的附加值。高新技術產業需要具有專業技術的人才，因此，為了滿足產業轉型升級，必須把傳統工人培養成新興產業的工人。其中，尤其要加強職業技能的培養，提高專業素養，迎合產業轉型的市場需要。
（四）完善社會保障體制
由劉易斯拐點可知，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的現代工業部門，但在二元經濟體制中，農民和城市居民并沒有享受相等的待遇。由于戶籍制度、城鄉差距等原因，與城市居民相比，進城務工的農民面臨的勞動環境和社會處境較差，如福利保障、子女上學等等。因此，在吸引更多農民進城務工之前，就應做好在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服務方面的準備工作，使農民工能享受與城市居民相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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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男性勞動力轉移 留守婦女 婚姻
［中圖分類號］D669.6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1）04－0018－02
婚姻傳統上是男女兩性依一定的法律、倫理和風俗的規定所建立起來的夫婦關系，是男女之間一種相對持久的、社會合法化的性與生活的共同體。夫妻關系是一種特殊的人際關系，它屬于人性、親昵性、長久性、發展性和契約性的關系。但是，隨著留守婦女群體的不斷壯大，她們的婚姻情況也相應發生了改變：這些人雖擁有完整的家庭，卻常年過著兩地分居的生活，夫妻間缺少溝通，感情日漸淡薄，婚外情和婚外性現象時有發生；另外，長期的夫妻兩地分居也會使部分留守婦女對自己的婚姻產生危機感，從而給她們的心理帶來壓力；還有，丈夫不在身邊，留守婦女成為農村害的主要受害對象。
一、研究方法及資料的來源
本論文主要采用了隨機抽樣方法，在山東省男性勞動力轉移較為集中的滕州市濱湖鎮56個村委會中選取三山、后紙坊、前紙坊三個村委會，隨機抽取了100位留守婦女作為問卷調查樣本。另外，考慮到問卷調查信息反映的有限性缺點，在每個村中選擇2～3個留守家庭作為訪談樣本，補充問卷。
二、留守婦女婚姻現狀及存在問題分析
（一）夫妻溝通機會少，導致部分家庭夫妻之間逐漸生疏、感情變淡
近年來，我國農村已婚男性勞動力為了家庭整體利益做出理性的選擇――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守家中。根據調查，濱湖鎮留守婦女的丈夫半年回家一次的占73%，每年回家一次的占14%，11%的濱湖鎮留守婦女的丈夫每月回家一次，僅有2%的留守婦女的丈夫沒回來過。
在被調查的留守婦女中，遇到家里有事情或是思念丈夫，留守婦女采取打電話或手機與丈夫聯系的方式占83%；由于一部分男性勞動力去離家不遠的市中心打工，有12%留守婦女去打工地看丈夫；采用互聯網絡聊天的占3%；采用傳統書信的占2%。另外，由于農村長途話費較高，城市聯網公用電話相對便宜，因此多半是丈夫主動與妻子聯系。但是每次為了節省話費通常是有事才打電話，互訴情感的甜言蜜語就少了些。長期這樣，導致夫婦間信任度降低，對婚姻信心不足，甚至婚姻解體。
（二）男性勞動力外出導致留守婦女孤獨、煩悶和性生活壓抑
對濱湖鎮的調查表明，39%的留守婦女感情上孤獨無依，情感交流出現障礙。留守婦女不僅要承擔著沉重的農田勞動，還要贍養老人、照顧孩子，做繁重的家務，承受著生理和心理巨大的壓力，生活境況十分窘迫。根據調查，濱湖鎮的留守婦女中有近37%的人感到身體和精神上都疲憊不堪。
性生活對婚姻生活有著重要的作用，就是婚姻的物質支撐，正常的、有規律的生理需求可以調和女性體內的各種生理機能，促進激素的正常分泌。但是，在留守家庭中這項婚姻最原始的功能逐漸弱化，留守婦女正常的婚姻性需求得不到滿足。對濱湖鎮農村留守婦女調查中，38%的留守婦女表示對婚姻性生活不滿意，61%的留守表示對婚姻性生活較滿意，只有1%的農村留守婦女表示對夫妻性生活很滿意。長期的壓抑容易使留守婦女身體機能失調，抗病能力下降，影響生理健康。生理上的不適，還影響了女性的心理健康，產生抑郁、焦慮等心理病變，使人對生活失去信心，容易沖動，為后來的家庭變故埋下隱患。
鑒于留守婦女自身體力不夠和缺乏經驗，許多繁重的農活難以獨立完成，只好請村里不需要外出打工的青壯年男勞力幫忙。而長期的接觸與相互協助，有可能導致婚后情。有的婦女甚至拋夫棄子與人私奔。
（三）留守婦女與丈夫之間城市化不同步，婚外情上升
男性勞動力外出務工導致他們與妻子長年分居兩地，他們在知識技術層面上、心理層面上和社會交往方式及生活方式都接受了現代生活的理念，當這些與原有的價值觀發生沖突時，正確的溝通方式起著關鍵性的作用。然而，如果夫妻之間沒有堅實的感情基礎，丈夫嫌棄妻子由于認知的缺乏，在某種程度上不能與自己的價值觀念和行為達到一致，導致夫妻間溝通交流減少，分歧和隔閡難以消除，夫妻關系不和諧，感情疏遠，甚至導致婚姻解體。
也有一些人進城打工，賺了一些錢，事業小有所成，便在外吃喝賭，沾染諸多不良社會習氣，甚至在外養小老婆包二奶三奶，對原配妻子長期不履行丈夫義務。通過調查顯示，25%的留守婦女擔心丈夫在外面有外遇。然而，當濱湖鎮留守婦女被問到“一旦丈夫有外遇時，您會怎么辦”的問題時，73%的留守婦女回答“先挽救一下再說，只要他肯養家就由他去”，19%的留守婦女選擇“死也不離”，僅有8%的留守婦女一定要離婚。
（四）留守婦女擔憂多、易受性騷擾，安全感較低，影響婚姻穩定
據問卷統計，濱湖鎮留守婦女最擔心丈夫在外面的人身安全的占了65%，最擔心丈夫的身體健康占34%。
丈夫出外打工后，家里就剩下孩子、婦女和老人，抵御危險的能力明顯不夠，無法很好地處理一些緊急事件。另外，由于丈夫長年不在家，碰到利益糾紛、鄰里矛盾和農業生產困難時，留守婦女就處于劣勢地位，受到不公正待遇。此外，一部分沒有外出的男性勞動力對留守婦女心存不軌，把她們作為侵犯和取樂的對象，有的甚至成為農村案的主要侵犯對象。而留守婦女遭遇性騷擾后，礙于面子大部分人選擇了沉默，這樣就在她們的心里留下了太多的陰影和負擔。
三、解決農村留守婦女問題的建議與對策
（一）打破城鄉二元體制的限制，實現城鄉一體化協調發展
城鄉二元就業制度、子女受教育制度和保障制度導致的城鄉差別是留守婦女婚姻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必須采取有效措施打破城鄉二元體制的限制，實現城鄉一體化協調發展，避免對城市人和農村人的差別對待。逐步消除城鄉戶籍管理分割，減小農民工在城市里就業面臨的各種風險與不確定性，農家娃和城市里孩子應享有一樣的教育設施、教育資源，享有城市居民的各種社會福利，如住房、醫療、最低社會保障，從而降低了農民工外出遷移和與家人團聚的成本。
（二）加快城鎮化發展，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加快城鎮化發展，發展鄉鎮企業第三產業可以更大規模地就近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首先政府應制定優惠的政策，加強宣傳和招商引資力度，鼓勵外出務工的創業能人回鄉創業，根據當地情況發展一些勞動密集型的鄉鎮企業。另外，政府實行有利于當地農業的政策和給予相應的資金扶持，根據當地的農產品狀況發展農產品深加工行業，就近轉移了勞動力。留守婦女的丈夫就可以白天出外做工晚上回家休息，和留守婦女共同承擔家庭的責任和義務，從根本上解決了由于男性勞動力轉移帶來的留守婦女婚姻的各種問題。
（三）完善勞動法相關規定，推行農民工帶薪休假制度
政府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促使企業重視和關懷農民工留守家庭，逐步推行農民工帶薪年休假制度或制定農民工“探親節”“探親假”。另外，給予留守婦女最基本的人文關懷，改善農民工住宿條件，為留守婦女探親帶來方便。還應拿出一部分資金幫助留守婦女“探親”，降低她們的探親成本。讓農民工夫妻之間增加相處和交流的機會，增進夫妻之間的感情，從而鞏固婚姻的穩定性。
（四）全面提高留守婦女素質，依法維護留守婦女合法權益
首先，留守婦女自己要努力學習各種農業技術和參加各種職業培訓。根據當地情況，充分利用資源優勢，積極創業，進行農產品多樣化經營。這樣不僅為家庭帶來了很好的效益，而且使留守婦女實現了自尊、獨立自主，有利于夫妻之間的共同城市化，促進夫妻和睦，提高婚姻質量，避免丈夫在進城后婚外情的發生。
其次，留守婦女還要了解《婦女權益保障法》等有關法律法規，一旦丈夫出現婚外情或是遭遇家庭暴力時，應掌握“證據”，利用最有利的法律武器保護自己；及時了解丈夫的打工去向，對其收入情況盡量獲悉，一旦發生婚變，可以申請財產補償，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另外，當遇到一些性騷擾或是人身財產合法利益受到威脅時，應隨時與當地村委會、婦聯或是基層公安司法機關等機構申請幫助，同時做好現場證據的收集、保留，嚴懲犯罪分子。
再次，各級婦聯組織要努力發揮農村基層組織優勢，在上級各級部門的支持下舉辦各種文化知識和科學技術培訓班，選取適合留守婦女的發展前景好、經濟效益好的項目，幫助留守婦女與農村信用社協調，為留守婦女的創業提供資金支持。同時根據留守婦女的生產勞動時間，成立留守婦女互助小組，自發組織各種文化娛樂活動，農忙時換工，也可以借互助小組實現有效的情感溝通，傾訴苦惱與心事，緩解留守婦女因丈夫離家在外的孤獨寂寞。另外，有條件的村委會可在村民小組內部組織小型治安聯防隊，村民代表輪流值班，有助于增強留守婦女的安全感，減少性騷擾、等犯罪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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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勞動力轉移，土地流轉，調研報告
呼蘭區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緊密圍繞農民增收這個核心，健全完善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土地流轉互動機制，為提升農村經濟運行質量，發展現代農業創造條件。通過勞動力轉移牽動土地流轉，從而帶動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要素增加投入，促進了農業集約化、規?；洜I，探索出了一條統籌推進協調發展的新路子。全區采取多種模式加速土地“依法、自愿、有償”流轉，促進了土地的合理有序流動和農業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不僅使外出務工農民獲得土地承包權益，穩步推進了勞動力轉移，而且使留守農民實現了規模效益。截止目前，全區轉移農村勞動力13.8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61%，創勞務收入14億元，農業人口人均勞務收入3107元，勞務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38%。全區通過轉包、轉讓、租賃和入股等形式，引導轉移就業的農民流轉土地38.9萬畝，占轉移就業農民承包土地面積的52%。
一、多種途徑流轉土地，解放農村勞動力
呼蘭區建立“政府引導、市場調節、農民自愿、依法有償”的土地流轉機制，為推動大規模的勞動力轉移創造條件。一是創新發展合作經濟組織，推進土地流轉，釋放農村勞動力。在不改變土地承包權的基礎上行政管理畢業論文，以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社為依托，鼓勵農民以土地轉包、租賃的方式，積極參與農業合作經營，從而加速土地流轉，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目前,全區組建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組織300余家，流轉土地面積達6.1萬畝，吸納農村勞動力1.2萬名。二是引進現代農業資本，促進農村集約化經營，釋放農村勞動力。呼蘭區注重在農業領域招商引資，發展龍頭企業，通過市場化運作，借助企業自身資金、設備、技術和管理優勢，讓農民以土地入股、轉包和互換，發展訂單農業，建立企業與農民的利益聯結機制，助推了土地流轉規模。實現了基地建設和農民的互惠雙贏。在抓招商引資發展龍頭企業的同時，還注重扶持各類專業大戶，按市場規則引導土地向種養殖業大戶流轉。三是建設園區，流轉土地，釋放農村勞動力。為提高農業科技含量，加快現代農業發展，呼蘭區加快了農業示范園區建設，并以此為契機，加快推進土地流轉和勞動力轉移輸出步伐。以沈家、雙井等鄉鎮設施農業示范園區為依托，打造哈肇路設施農業示范帶。采取承包地互換轉包、租賃、入股等方式，引導外出農民把土地向園區集中，實現集約化經營，釋放了農村勞動力，加快了農民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的步伐。雙井示范園區在300畝土地上建溫室大棚20個，每個大棚年純收入1.2萬元。
二、多渠道轉移農村勞動力，推動土地穩定流轉
農村勞動力轉移加速了農村土地流轉，土地流轉促進了農業要素的優化組合，又進一步推動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呼蘭區近年來采取多種渠道大規模轉移農村勞動力，建立和完善了“政府推動、市場運作、政策引導、流動有序、管理規范、服務完善”的勞務經濟發展新機制，做大做強勞務經濟這篇文章，推動了農村土地的穩定流轉。一是提高培訓質量，促進勞動力轉移，穩定土地流轉。呼蘭充分利用國家“陽光工程”培訓資金，發揮陽光工程培訓的牽動作用，通過整合教育資源，采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業，聯合辦學方式，提高培訓質量。根據市場需求，堅持定向培訓、定向輸出。目前行政管理畢業論文，全區已形成了數控、電焊、計算機、建筑、服裝等專業品牌。區勞動力轉移培訓中心與省農業經濟職業學院合作培養的數控專業學員分配到中糧集團、青島海信等知名企業；黑龍江省農業機械研究所培訓電焊工叫響大連造船廠。近年來，全區共開展技能性培訓農村勞動力2.1萬人，實現了穩定就業。區勞動力轉移辦公室還與200余家企業確立了勞務協作關系，每年可提供1萬余個就業崗位，為學員提供輸出、維權保障一條龍服務，促進了穩定轉移，也促進了農村土地的穩定流轉論文格式。二是成建制舉家遷移，穩定土地流轉。農戶成建制舉家向城鎮遷移是加速農村勞動力轉移和穩定土地流轉的重要因素，也是從區域范圍實現農工、農商轉化，實現減少農民、富裕農民的戰略舉措。全區已有7669戶舉家外遷，轉移農村勞動力13875人，流轉土地11.4萬畝，不僅提高了土地流轉的總量，而且增加了穩定性，提高了農業規?；洜I水平。三是創新發展合作組織，穩定土地流轉。發展農村新型專業合作組織，構筑新的載體，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是穩定土地流轉的重要保證。許卜鄉蒲井村農民合作社利用外出農民流轉出來的土地建設設施齊全的蔬菜生產基地，發展無公害蔬菜3500畝，并吸納本村勞動力110名在生產基地常年出勞務，每個農民年獲得工資性收入1.5萬元。蒲井村五個鋼筋隊輸出勞動力310人，年創收496萬元。新型合作組織建設對穩定農村土地流轉，加快農村勞動力分工分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三、規范管理，配套服務，為土地規模經營、發展現代農業創造條件
為保護外出務工農民的合法權益，呼蘭區在“依法、自愿、有償”的基礎上，在法律和政策層面加大力度，為推進勞動力轉移穩定土地流轉提供保障。一是提供法律服務保障。區政府出臺了《呼蘭區進一步穩定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文件，確定了“土地流轉形式多樣化，運作方式市場化，實施程序合法化，流轉合同規范化”的原則。由區政府統一發放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在承包期內，允許承包人租賃、入股、轉包，增加土地收益。鄉鎮農經中心普遍建立了土地承包管理機構，對土地流轉實行登記備案制度。強化區土地承包仲裁機構職能，加大調處和仲裁工作力度。各鄉鎮農經管理中心及時向農民提供規范的土地流轉合同文本，建立完善土地檔案。區級建立土地流轉信息庫，鄉鎮成立土地流轉服務中心，及時開展土地流轉供求登記、信息、土地評估、政策咨詢等服務工作，為外出務工農民和務農職工提供了土地權益的制度保障。二是提供社保政策保障。把已經放棄經營土地、進入城市就業的農民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實現與城鎮社保的對接，避免再次返鄉與民爭地。加大對農村社會保障的財政投入力度，進一步擴大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覆蓋范圍行政管理畢業論文，提高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對于已經流轉土地的農民，引導他們從土地流轉收益中拿出部分資金，參照城鎮居民建立個人基本醫療和養老保險，提高自我保障能力，增強外出就業的穩定性。三是提供生產經營保障。對于規模經營土地的種植大戶和專業合作組織，呼蘭區組織涉農部門，全力給予資金、技術和物質支持，使其快速發展。2010年，區政府協調金融部門發放支農貸款7億元，扶持農戶7.2萬戶，為土地規模經營提供資金保障。加快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建設，并與大專學校、科研院所加快科技成果轉化步伐，為科學種田提供指導服務。實施優質糧食、測土配方施肥、玉米豐產、科技入戶、農業技術標志性工程等，積極推廣先進實用技術，為土地連片經營提供技術支持。建立村民互助小組，幫助外出勞務留守人員春播、夏鋤、秋收。同時，認真貫徹落實農機補貼政策，更新農機具140多臺（套），綜合機械化程度達到87%，使新型大型農機具得到很好地應用，提升了作業效率，降低了農業生產成本，提高了農產品生產質量。
老年人上消化道出血的最常見病因為消化性潰瘍，這類患者出血速度快、失血量大、病情兇險、病死率高，常規治療效果不佳，生長抑素（SS）治療可明顯改善療效〔1〕。SS能夠減少門脈高壓患者胃腸道的血流量及降低門靜脈壓力，但其對老年消化性潰瘍出血(PUB)患者的血流動力學的影響文獻報道較少。為探討老年PUB患者在SS治療期間的血流動力學變化，我們運用彩色多普勒超聲對21例老年PUB患者的腸系膜上動脈血流速度（SMAV）、腸系膜上動脈搏動指數（SMAPI）、門靜脈血流量（PVF）、及腎動脈阻力指數（RARI）進行了檢測。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入選標準：①年齡≥60歲；②48 h內有明確上消化道出血；③急診胃鏡檢查有活動期的胃、十二指腸潰瘍。剔除標準：①有胃部手術史、外傷史、4 w內其他手術史；②有消化道惡性腫瘤；③有凝血功能障礙（凝血酶原活動度
1.2 SS應用方法
首劑施他寧250 μg靜脈注射后，3 mg加入5%葡萄糖溶液500 ml中，250 μg/h持續靜點72 h，用藥期間，患者禁食水。
1.3 超聲心動圖血流動力學測定
用彩色多普勒超聲測定用藥期間和停藥后6 h的SMAV、SMAPI、PVF及腎動脈RARI。
1.4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以x±s表示，采用SPSS11.5軟件進行配對t檢驗，相關性檢驗采用Spearman相關分析。
2 結 果
2.1 血流動力學指標改變
與用藥結束后6 h比較，用藥期間PVF、SMAPI、SMAV明顯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RARI無明顯變化，用藥前后比較無顯著差異（P＞0.05），見表1。表1 血流動力學指標改變(略)
2.2 SMAV、SMAPI、PVF與再出血及輸血量的關系
SMAV、PVF與早期再出血率顯著相關（r=0.853，P＜0.05），治療期間SMAV、PVF的減少可以有效降低早期再出血的發生，而SMAPI與治療期間的輸血量顯著相關（r=-0.925，P＜0.05），SMAPI的降低可以有效減少治療期間的輸血量。
3 討 論
老年PUB，多數潰瘍面積較大，常規治療效果欠佳〔2〕。文獻報道，PUB的患者導致胃酸升高和胃十二指腸黏膜血流量改變主要是通過胃腸激素發揮作用的，其中SS能有效抑制胃蛋白酶、胰高血糖素等的釋放，有利于抑制胃酸分泌、胃腸道黏膜循環的改善及黏膜修復，同時尚有促進血小板聚集和血塊收縮功能，有利于永久性止血〔3〕。
SMA大部分起始于腹主動脈，是支配小腸和大腸血運的主要血管，其靜脈回流門靜脈；胃的靜脈最后也回流門靜脈，因此測定這兩條血管血流動力學參數可以較好地反映胃腸道的血流動力學變化。盡管在上消化道出血的病理生理變化中，黏膜血流量起著重要作用，但在嚴重的出血中，上述大血管的血流動力學改變比黏膜血流量的改變更為重要〔4〕。我們的結果顯示，用藥期間PVF、 SMAV、 SMAPI下降，說明SS可以減少胃腸道的血流量和降低門靜脈壓力，從而有利于潰瘍止血。
PUB出血多為胃十二指腸動脈侵蝕出血，SS能夠減少胃十二指腸的血流量，從而降低胃十二指腸動脈的壓力，而達到止血的效果。同時SS也能夠降低血清中胃泌素的水平及抑制胃酸及胃蛋白酶的分泌。有學者認為，由于SS對分泌胃蛋白酶的抑制作用，使其在PUB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的治療中，療效要優于那些僅僅抑制胃酸分泌的藥物〔5〕。
本研究還發現SMAV、PVF與早期再出血率顯著相關，表明治療期間SMAV、PVF的減少可有效地降低早期再出血的發生率，而SMAPI的降低可以有效減少治療期間的輸血量。在治療期間SMAV、PVF、SMAPI降低的同時，RARI無明顯改變，這說明SS治療期間不會造成腎臟血流量的減少，導致系統性的血流動力學改變。
總之，SS可以有效減少胃腸道的血流量及降低門靜脈壓力，而對腎臟的血流量無影響，同時可以減少治療期間的輸血量，減少再出血的發生率，這些血管血流動力學參數的改變有助于解釋SS治療老年PUB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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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土地流轉，土地流轉機制
據統計，我國農村富余勞動力約為1.5億人且呈現著逐年遞增趨勢。制約農業發展的重要原因是農村人口多，耕地面積小且地塊零碎，但是瞻觀目前農村耕地現狀，有大量耕地被閑置，這是對土地資源的一種浪費。為了進一步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和城鎮化水平，國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發展農業的政策，促進農村土地流轉便是其中之一，其實現必然需要依靠農村勞動力，因此，研究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土地流轉的問題對于促進農村經濟產業化展和農業現代化發展來說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1、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中的存在問題
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中還存在一系列問題。首先，在勞動力轉移中，教育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但是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據相關資料統計，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仍以初中文化程度為主，幾乎占78.2%，勞動力整體素質偏低使農業開發深度和廣度受到限制，這也是農業內部無法有效容納農村勞動力的重要原因。其次，由于農村城鎮化水平和工業化水平偏低，加上農民尚未從傳統的農業經濟中解放出來，使得非農產業在人力、資金、技術方面都受到了限制，發展水平較低，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容納能力有限。再次，由于相關制度建設落后，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過程中轉移成本加大，而土地流轉制度以及不明晰的土地產權關系都限制了農村勞動力的自由轉移，以某省農村為例，該省并沒有建立起全面的農村勞動力社會保障體系，對于農村勞動力來說，土地是其生活來源和養老保障，一旦剩余勞動力轉移，受到戶籍制度的限制，他們進入城鎮就業面臨失業情況的可能性非常高，進而失去生活保障，大多數農村勞動力無法取得永久城市居住權，最終造成循環流動現象的形成。
2、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土地流轉的關系
在土地流轉方面也存在許多問題，比如土地流轉行為不規范，口頭協議、私下流轉現象嚴重；當前農村土地流轉大多只是農民的自發行為，無法有效實現大面積的土地流轉，土地流轉速度慢且流轉規模?。辉诂F行法律法規中，并沒有對農村土地流轉的相關問題給出明確規定和要求，土地流轉始終處于無序狀態，這些都嚴重制約了農業的現代化和農村經濟的產業化發展。在土地流轉中，農村勞動力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必須正確認識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土地流轉中的存在問題，明確兩者關系，找出合理化對策，以有效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加速農業產業化經營。
2.1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土地流轉。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土地流轉的前提，而土地流轉則能有效提升土地資源的利用率和分配效率，進一步激活農村勞動力轉移，因此，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土地流轉兩者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首先，土地流轉能夠有效提升農村生產率，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通過土地流轉，閑置、零碎、分散的土地能夠得到集中開發和經營，對于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提升農業生產產業化水平、機械化水平以及科技化水平具有重要意義，進而促進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升，這樣以來，土地可進一步向具備較高種田能力的農民集中，并將符合轉移條件的農村勞動力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將這些勞動力推向非農產業，所以說土地流轉進一步激活了農村勞動力轉移，也是部分農民能夠外出安心打工的保障。其次，農村勞動力轉移也促進著土地流轉。隨著農業與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差距的日益加大，很多農民希望走進城市或在鎮上進行務工和創業，這樣以來，農村家庭從事農業的人數就大大降低，而由于投入農業生產的時間有限，很多土地資源被閑置下來，為了提高土地資源利用率，很多農民都會自發地將自己的土地流轉出去，所以說，農村勞動力轉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農民對土地的依賴心理，對于加速土地流轉、擴大流轉規模具有重要作用，這也有效提升了農村土地的生產效益。
2.2有關建議。針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土地流轉中的問題和兩者的關系，國家應當更加關注現代化農業的發展，基于此，國家、政府可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制定出科學合理的規劃，加大政策引導力度，發展城市群，優化產業結構，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合理、合法的流動，讓那些有條件、有意愿轉移到城鎮的勞動力將自己的土地資源轉讓給具備種田能力的農民，同時將自己的經濟資源帶入城鎮，這樣既能實現農村土地資源的規模化、產業化經營，還能帶動城鎮經濟發展。另外，應當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轉機制，健全相關法律法規，消除勞動力轉移中勞動力擔心的問題，進一步弱化生產者同農業生產資料之間的經濟關系，促進勞動力轉移和土地流轉，而對于那些具備農業生產能力、不愿離開農村的農民，政府應當給予他們適當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支持，以加快農村經濟的現代化發展。
3.結語
現階段，農業發展面臨的嚴峻形勢要求國家應更為關注現代化農業的發展，在鞏固農業基礎地位的同時不斷提升農村勞動力就業率和其生活水平。對于農業生產來說，農村勞動力是生產主體，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所以說，應當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轉機制解放農村勞動力和土地這兩種重要的農業生產要素，并通過有效的市場機制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進一步優化農村土地資源配置，激活勞動力轉移，確保土地流轉的順利進行，實現農村經濟產業化發展。
參考文獻：
[1]江淑斌，蘇群.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與土地流轉——基于動力視角的研究[J].經濟經緯.2012，18（2）：11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