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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投資爭議（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即在國際直接私人投資活動過程中所產生的、與投資活動密切相關的各種爭議的總稱。解決國際投資爭議的手段，可以是包括調停、斡旋、外交保護等在內的政治手段，也可以是包括司法訴訟和仲裁在內的法律手段；可以通過國內法律和程序解決，也可以通過國際法律和程序解決。實踐中，一旦決定將投資爭議提交仲裁，那么具體的爭議的解決將意味著在雙邊BIT或區域性多邊投資協定框架下進行。
一、國際投資爭議仲裁概述
作為一種既定的糾紛解決機制，投資仲裁涉及到投資者、東道國、投資者母國三方權益主體，在獲得"選擇中立的審理地和中立的法庭"過程中，基于權益主體的不同，國際投資爭議仲裁有三種模式：國家間仲裁、私人間仲裁和外國私人與國家間的仲裁。實質上，國際投資爭議仲裁一方面會隱含著在某些特定的資本性行為中禁止東道國犧牲外國投資者利益的特征；另一方面則更多的倡導爭議能夠在平等和平解決，這兩種特征也間接的在制度外造成了東道國和外國投資者之間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的改變。
伴隨著國際投資爭議案件數量的快速增長，爭議的表現方式也愈趨多樣和復雜。具體來說，一項國際投資爭議在實際仲裁中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仲裁涉及的法律關系（即爭議的主體、訴因、主要內容及后果等）、管轄權（即管轄機構的確定、仲裁管轄的依據、管轄權爭議的事項等）及仲裁中的法律適用等。這其中，國際投資爭議仲裁的法律適用主要包括了適用于仲裁的法律、適用于實體的法律、沖突規則和尋找適用法以及適用于仲裁協議的法律等內容。實際上，由于國際投資爭議仲裁具有涉外因素，因此它通常會涉及到多國法律體系或多種法律規則體系。
二、國際投資爭議仲裁法律適用理論與實踐
關于國際投資爭議仲裁的法律適用這一問題，隨著各國國內法及相關國際法內容的不斷完善，國際投資爭議仲裁的法律適用呈現出了自己獨特的特點。
（一）20世紀50年代前國際投資爭議仲裁法律適用理論與實踐
上世紀五十年代前，是國際投資爭議仲裁法律適用的傳統理論時期。在這一時期，國家與外國私人間的投資契約，在性質上被視為是純粹的國內法契約，因此國際投資爭議會被訴諸各國國內法院，由其管轄并依該國國內法解決；在解決的過程中，即使外國投資者的利益因適用東道國法律而受到損害，作為資本輸出國的投資者母國，仍可憑借其在政治、經濟或軍事上的優勢，通過外交保護--甚至是暴力威脅和武裝干涉，借以保護其海外投資利益。因此，在這一時期的國家實踐中，相關的國際投資爭議案件通過各國的國內法是能夠得到解決的，國際投資爭議適用仲裁解決的案件更是寥寥無幾，國際投資爭議仲裁的法律適用問題甚少被提及。
（二）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國際投資爭議仲裁法律適用理論與實踐
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間，隨著許多發展中國家加入國際投資國行列，資本輸出國迫切需要新的法律適用理論，以便在外交保護權濫用時，排斥東道國法的適用，保護投資國海外私人投資者的利益。在這種背景下，國際投資爭議應適用國際契約法、跨國法解決的理論，導致了非國內法體系的適用條款出現。當然，這種非國內法體系的適用條款，也只是發展中國家吸收外資發展民族經濟的妥協政策，并不經常采用。總之，以國際投資條約為主體的國際投資法實踐廣泛開始于20世紀50年代末，這一時期東道國法法律仍是解決國際投資爭議適用的法律，在本人法律選擇實踐和國際投資爭議仲裁實踐中，排他地適用東道國法的情況并不多見。
（三）20世紀80年代至今國際投資爭議仲裁法律適用理論與實踐
以ICSID誕生為主要標志，國際投資爭議已經走過了數十年的風雨歷程，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國際投資在全球的規模化發展，國際投資爭議仲裁成為爭議解決的重要方式。國際投資爭議仲裁的法律適用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表現出國內法和非國內法規則--又稱"共同法律規則"或"多種法律體系的混合規則"--即在適用東道國法為主的前提下，輔助以適用國際法或一般法律原則。這一法律適用趨勢，在一些國際契約和相關的投資協定及仲裁實踐中都有所體現，應該說，在國內法基礎上選擇適用一般"國際共同法律原則"，正視東道國地位的同時，起到了保護外國私人投資者權益的作用，不能不謂是一種進步。
縱觀世界經貿格局，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均已成為國際經濟中具有資本輸出者和輸入者雙重身份的貿易主體，那也就意味著，國家在國際投資爭議仲裁的法律適用問題上，不能采用絕對化的立場。資本輸出國與輸入國間始終存在的尖銳利益沖突，要求事實上可行的做法是：作為國際投資條約或協定的各締結方，在公平互利的基礎實適當的妥協和讓步，對于國際法和國內法，既合理接受，又適當限制，最終形成國內法規則和國際法規則并存，且有主有次、相輔相成的國際投資爭議仲裁法律適用規則體系。
三、國際投資爭議仲裁法律適用的基本情況及存在的問題
在當代，仲裁作為解決國際投資爭議的常用途徑，其正當性不容置疑。國際投資爭議仲裁除涉及多個法律或規則體系，存在復雜的法律互動，其在選擇適用法律時，更為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并在允許的限度內，以相應的補充規則及基于公平善意的非法律適用標準為輔助，提高法律選擇的靈活性，使得國際投資爭議仲裁更為自由與平等。
就選擇適用投資者母國法或東道國法而言，會普遍存在以下問題：當事人是否可以通過投資者母國或東道國的法律選擇方法之外的方式來確定法律；是否可以適用某個非特定國家的規則來解決法律適用的選擇問題；在選擇時是否可以背離投資者母國或東道國規定的程序法？還有就是，既然仲裁庭是以中立的姿態存在于仲裁中的，那么仲裁庭是以何種身份、哪種方式排除了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轉而適用強行規則，這不是在本質上就與仲裁協議的合同準據法性質存在價值選擇上的背離嗎？況且在實踐中，并不能保證一個國際投資爭議仲裁案件中最終適用的準據法只是一國或一個國際法，就支持或者拒絕適用各個國家法律規則中不同甚至矛盾的強行規則問題，不同的裁量權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即便如此，仲裁庭仍要以此裁決嗎？
綜上所述，在整個國際層面來說，如何使以仲裁方式解決國際投資爭議的結果更有利于發達國家是西方學者的最終目的；而如何使當前存在的國際投資仲裁機制更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海外投資亦是其所求。這種基于南北經濟發展不平衡而導致的意識形態差異和利益要求，使得國際投資爭議仲裁的法律適用在當前的國際經濟背景下需要進一步完善和改革，以尋求能滿足南北雙方共同利益要求的國際投資爭議仲裁法律適用選擇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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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朱克鵬.論我國投資爭議的法律適用-兼及仲裁機構的選擇[J].國際貿易問題，1989，（11）.
關鍵詞:國際投資與貿易,環境法律問題,環保標準,綠色壁壘
1引言
環境、資源和人口問題是當代人類面臨的三大社會問題。就投資與貿易領域的發展趨勢而言，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環境指標都正在變成一個影響產品競爭力和進入市場的重要因素，環境問題日益成為國際經貿合作的重要內容。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也非常關注環境問題，將烏拉圭回合后的下一個回合確定為討論環境與貿易關系的“綠色回合”。因此，有必要對環境與國際投資、貿易的關系及有關法律問題進行探討。
2環境與國際經濟貿易的關系
21自由貿易對環境的影響
自由貿易對環境的影響，猶如一把“雙刃劍”，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積極、有利的影響在于：（1）、通過技術貿易帶動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結構調整和整體技術水平的提高；（2）要求取消補貼，可以減少那些有害于環境的經濟活動的數量。消極、不利的影響在于：（1）、通過促進經濟發展而刺激土地、礦產、森林、水等資源以及能源的消耗，形成新的環境壓力；（2）、在現行條件下，自由貿易制度同樣存在忽視環境損失的“市場失靈”問題。
22環保標準對產品競爭力和國際資本流向的影響
各國生產力發展階段，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及重要程度、環保資金和技術水平等的差異，決定了各國環保標準的參差不齊。而環保標準對產品的生產成本、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以及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都會產生影響。可以說，各國間環保標準的不一致，會使那些投資于環境管理嚴格的國家或地區的企業的產品競爭力受到削弱，從而使工業遷移到那些環保標準較低的國家或地區，甚至出現“生態殖民”。而在發達國家，產品制造商往往要求所在國的政府對來自環保標準較低的國家或地區的產品征收“污染傾銷稅”、“綠色關稅”等，以消除因環保標準的差異給產品競爭力帶來的不同影響。
23環境標準與非關銳貿易壁壘在逐步降低、直到取消多邊貿易中的關稅壁壘的情況下，具有合法身份的環境保護逐漸成為一種服務于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武器。從烏拉圭回合“最后文件”的規定看，關稅水平進一步降低，傳統非關稅壁壘的活動余地明顯減少，“自愿出口限制”等灰色區域措施將被限制使用。因此，今后國際貿易中的保護主義將更多地使用環境保護名義，通過設定種種環境等方面的障礙即“綠色壁壘”，抵制外國商品的進口，形成國際貿易中的“綠色保護主義”。
3國際條約和公約有關環境與貿易的規定
31國際環境條約、公約中的貿易條款
為了控制跨國界的污染轉移，保護候鳥、魚、海洋動物以及瀕危物種，控制危險產品和物質的危害，保護全球生態環境，許多國際環境條約、公約規定了貿易條款，把貿易措施作為保護環境的一個重要手段。
（1）、規定許可證基礎上的進出口。如《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規定：如果確認為是瀕臨滅亡物種的貿易，應全面禁止；對于有可能面臨滅亡威脅的物種，除非這些物種的貿易受到嚴格控制，應該在科學和管理當局批準承認的出口許可證的基礎上準許出口，同時規定進口國只能在出口國政府頒發許可證的前提下才允許進口。
（2）、禁止或限制進出口。如《關于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控制危險物品越境轉移及其處置的巴塞爾公約》、《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等，不僅要求締約國限制或禁止與其它締約國之間的貿易，還要求限制或禁止與其它非締約國間的貿易。32關貿總協定（GATT）中的環境條款
GATT第20條允許國家采取“保護人類和動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以及在與國內生產和消費的措施相結合的情況下，采取有效保護可能用竭的天然資源的有關措施”；烏拉圭回合《貿易技術壁壘協議》規定：“任何國家可在其認為適當的范圍內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護環境，只要這些措施不致成為在具有同等條件的國家之間造成任何不合理的歧視，或成為對國際貿易產生隱蔽限制的一種手段。”但在實際上，該規定為發達國家的“綠色壁壘”提供了“依據”。
4環境問題對我國外經貿發展的影響
41環保標準差異對我國引進外資的影響
在投資方面，由于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環保標準已相當嚴格，在這些國家或地區被限制或淘汰的重污染產業正在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而這種轉嫁污染的行為又使發展中國家的環境狀況更趨惡化，國家經濟利益受到損害，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受到不利影響。我國在利用外資過程中也存在上述現象，而目前在對外商投資項目進行審批的過程中缺乏對環境因素的適當考慮，對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也沒有得到嚴格的實施。
42綠色貿易壁壘及其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
國際貿易中的“綠色壁壘”，以一系列的國際條約、公約和國內法律法規為根據，以保護人體健康、環境與資源為表面目的，涉及與保護人類健康、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有關的各種產品，因而具有合法性、隱蔽性、廣泛性等特點。就實施效果而言，發達國家制定的較高環保標準和相應的限制措施絕大多數對來自環保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的產品不利。
從目前國際貿易的實踐看，常見的綠色非關稅壁壘主要有下述幾種形式：（1）單邊主義，即一國對其內部及外部的商務活動單方面制定法律、標準，并加以實施。（2）境外裁決權，即某一項法案，它有權對發生在本國之外的活動加以裁決。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的金槍魚-海豚事件。（3）國家環境管制法律法規，即根據GATT第20條的規定，國家可以采取“必要的保護人類、動植物生命與健康”的環境措施。（4）多邊環境措施，即有些國家利用國家間締結的環境條約、公約的某些條款建立新的非關稅貿易壁壘。
我國外貿出口的主要市場是香港、日本、美國、歐盟、東南亞、韓國，以及我國的臺灣省等發達或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產口進口標準，大都包含我國產品在短期內難以達到的嚴格的標準，如防污標準、噪聲標準、電磁輻射標準等。如果這些國家、地區憑借自身在環保方面的優勢將貿易與環境緊密掛鉤，將使我國在產品出口范圍、出口速度上遭受打擊。在產品結構方面，綠色產品在國際貿易商品結構中的比重日益增大，而初級產品的比重將進一步下降，這對以初級產口出口為主的我國顯然不利。面對這一國際性趨勢，我國必須大力發展環保產業，進一步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以優化我國的出口產品結構。就對出口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而言，由于綠色壁壘的制定涉及從產品生產、銷售到報廢處理的各個環節，制造商、出口商為了達到進口國的環境標準，必須增加有關環境保護的檢驗、測試、認證、鑒定等手續及其相關費用，從而使企業生產成本進一步提高，影響到出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5對策和建議
51完善環境法律和強化環境執法
應當進一步完善環境資源法律法規，特別是制定和完善環保產業專項法規，促進環保產業和環保技術的發展，并強化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在外商投資項目中的實施力度，防止發達國家通過污染轉嫁對我國進行“生態侵略”。
52利用雙邊或多邊貿易體系中的非歧視原則，抵制國際貿易中的“綠色保護主義”
如果發達國家或地區根據其環保標準對我國產品在當地的銷售采取歧視性做法，我國一方面可以根據雙邊或多邊貿易協定所確認的相互給予非歧視待遇和國民待遇的規定和有關環境保護的國際條約、公約中對發展中國家給予特殊照顧的規定，向有關國家提出抗辯，力爭通過磋商、談判解決此類貿易糾紛，同時也可以向有關國際組織提出申訴；另一方面可依據《對外貿易法》的有關規定采取必要的反報復措施，維護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合法權益。
53盡早推廣實施ISO14000環境體系國際標準并從法律上完善有關制度
國際標準化組織制定的ISO14000系列國際標準已于1996年正式公布。該標準以改善全球環境、促進國際貿易為目標，涉及從原材料的開發生產到產品制造、使用及報廢處理的所有環節和活動。對于任何不符合該標準的產品，任何國家都可以拒絕進口。因此，為了適應國際市場對出口產品環保標準的要求，我國應制定和實施與ISO14000環境體系國際標準配套的國內法律法規以及適合我國國情的環境標志法律法規，通過立法程序把ISO14000環境體系國際標準轉化為國家標準，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實施。
54加強國際立法合作
應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現在和將來環境與貿易所進行的討論和談判，表明我國在環境與貿易關系問題上的立場，為包括我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爭取公正、合理的地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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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的快速發展，主要經濟體國家自然資源的供求形勢日益嚴峻，為了提高企業競爭力，保障資源的供給，越來越多的自然資源企業開始進行海外投資。在資源投資漸趨繁榮的背景下，如何在國際法框架下規范自然資源投資就成為各國密切關注的話題。
一、自然資源投資相關的主要理論
（一）國家經濟主權原則
國家經濟主權是指國家獨立自主地處理自己的對內對外經濟事務的最高權利。它包含以下兩方面含義；(1)對內經濟主權：自主的和自由的組織其經濟活動且在經濟領域內對經濟活動排他地行使管轄的權利。即一國對其自然資源擁有永久主權；一國對其領域內的非自然資源和經濟活動擁有主權；不受他國干涉其經濟事務的權利。(2)對外經濟主權：國家在與其他國家交往中，自主地行動不受任何國家的指使、干涉和控制。
1962年聯合國大會第17屆會議通過的《關于自然資源永久主權宣言》正式提出經濟主權的概念。1974年聯合國大會第29屆會議通過了《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它明確和肯定了第三世界眾多發展中國家數十年來關于建立世界經濟新秩序的各項基本要求，其中就包括關于確認和維護各國經濟主權的主張。《》第一條明確規定：每一個國家都享有獨立自主和不容剝奪的權利，可以根據本國人民的意愿，不僅選擇本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制度，而且選擇本國的經濟制度，不受任何形式的外來干涉、壓制和威脅。第二條進一步規定：每個國家對本國的全部財富、自然資源以及全部經濟活動都享有并且可以自由行使完整的、永久的主權，其中包括占有、使用和處置的權利。同時列舉了巧項原則作為指導各國間經濟關系的基本準則，并規定了主權國家由經濟主權所派生出的其他具體的經濟權利，如在境內管理外國投資的權利、管理和監督跨國公司的權利以及實行國有化的權利等等。
（二）國際投資自由化
國際投資作為生產資本國際流動的重要形式，已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動力。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國際投資得以迅速發展，其速度已快于國際貿易。全球化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國際直接投資提出了種種自由化要求。根據聯合國貿發會的解釋，所謂投資自由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減輕或者消除所謂的市場扭曲的影響。造成市場扭曲的原因可能是外資法中專門針對外國投資者的限制性措施，如，外資準入及經營方面的障礙，也可以是外資法中有關給予或不給予外國投資者某種優惠措施及補貼的規定。第二、提高給予外國投資者的待遇標準，如給予外國投資者以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以及公平公正待遇。第三、加強對市場的監督以保障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轉，如制定競爭規則、信息披露規則等。投資自由化旨在突破傳統國家投資法的規定，消除對于投資的各種限制，并且在各投資者及其投資之間實行非歧視性待遇，使投資成為全球性的活動。
二、自然資源投資國際規則評析
（一）nafta投資規則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正式生效以來，其投資規則不僅經歷了豐富的實踐活動檢驗，而且對其后的雙邊或多邊投資規則的制定和發展具有重大的預示意義。nafta的投資規則在nafta的第五部分第十一章。nafta第十一章采納了美國與加拿大之間fta第十六章重要的基礎性條款，并增加了新內容，如最惠國待遇條款、爭端解決機制等。這些不僅對由貿易區內部相互直接投資產生影響同時也對所有進入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接投資產生了影響。
在美加fta的基礎上，nafta投資規則的主要發展是：（1）最惠國待遇適用于另一締約國的投資者和投資，這一點對國民待遇條例外的領域特別重要；（2）投資規則的適用范圍擴大到有價證券投資；（3）增加了對履行要求的限制（特別是對技術轉讓、當地含量、出口業績企業在特定的地區或市場作為唯一的供應者）；（4）將發展中國家墨西哥納入進來，并使墨西哥投資體制戲劇性自由化，征收問題上需要給予充分公平的補償；（5）通過有約束力的投資者/國家仲裁方式解決投資爭端。
（二）ect投資規則
1994年12月17日在里斯本，歐共體和49個國家簽署《能源條約》(ect)。1998年4月16日ect生效。ect的簽署有著重大的意義，它是第一個將給予外國投資待遇和保護外國投資的責任強加于政府的主要多邊條約。ect是在gatt的原則基礎上制訂，這一點，在ect的序言和第4、29條中被明確。它試圖為49個具有不同法律、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國家創造一個共同的國際法制框架。ect提供了一個創設貿易和投資領域國際制度的重要思路。
投資條款是ect中最有爭議的部分。正是由于在投資條款細節上的分歧，使得ect的談判比預期的時間長，各方對投資設立前制度的設定及其定義難以達成一致。ect第二部分第5條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規定了各締約方不得實施與gatt第3條或第11條不一致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ect的第三部分投資促進和保護，共8條，專門規定了各締約方在促進和保護投資方面應承擔的義務。規則要求各締約方應為另一締約方的投資者努力創造一個穩定、公平、有利和透明的投資環境，給予投資者的投資公平和公正待遇、最持久的保護和安全；禁止締約方采用不合理或歧視性的措施損害投資者的利益；要求締約方給予投資不低于國際法要求的待遇；要求給予投資者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等。ect第五部分爭議解決第26條投資者和締約方間的爭議解決，規定了當締約方被認為違反根據第三部分的義務時，投資者和締約方之間爭議解決的程序。與nafta第十一章不同的是，ect的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不適用于投資的準入階段，ect禁止的履行要求范圍遠小于nafta所禁止的范圍，且締約方對ect第5條的違反，不適用第26條的爭端解決機制。
三、我國的應對之策
國際投資領域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及國際投資自由化的發展，需要在外國投資者利益與東道國國家利益之間尋求一種協調和平衡。但這種平衡并不是簡單的由"國家經濟主權"到"國際投資自由化"的轉變，那種弱化經濟主權和資源主權，強調"投資自由化"才應該是我國今后在資源領域的基本法律立場的說法是不符合我國核心國家利益的。
此外，理論上的澄清固然重要，但是更為重要的是主權不能僅僅停留在理論上，主權更不能成為被我們束之高閣的神器，而應該是切切實實落到實處的，可以維護國家利益的武器。主權的行使應該是以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為終極目標的。在現實的國際關系中，國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自主行動，維護本國國家利益，取決于該國的實際權力，即實效主權。主權國家要想更好地維護自身國家利益必須重視本國的主權的實效性，強化國家的實效主權。充分調動自身的積極因素，運用法律的武器，依靠制度的力量，為國家主權設置有效的屏障。這個屏障要有張力，以國家利益為變化依據，相時而動，這就是一種務實主權觀。
國際能源投資是國際投資的主要方式之一，世界能源理事會（World Energy Council ，簡稱WEC）的報告稱，2013年上半全球能源項目投資為3420億美元。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簡稱UNCTAD）的《2013年世界投資報告》，國際能源投資在2013年國際投資1.45萬億美元的總量中占據了絕大部分。但是，對于國際能源投資的定義，大多數雙邊投資協定、區域性多邊投資條約及世界性多邊能源投資公約并不明確指明其定義，對能源投資適用范圍的規定也較為模糊。本文結合眾多國際組織報告、國際法、國內法和學理觀點，將國際能源投資定義為具備一定資質的投資者（包括自然人、法人、國家和國際組織）為獲取一定的能源投資收益，以設立能源企業或分支機構、收買或兼并東道國境內原有能源企業等方式向東道國投資，取得全部或部分控制權、管理權并對所投資能源企業有重大影響的一種資本輸出活動。
二、國際能源投資征收風險的概念
征收是國家以其公權力對私人財產權利進行限制或剝奪的一種主權行為，格勞秀斯對此也認為征收是國家行使的主權屬性之一。目前，國際條約中尚沒有對征收概念的明確定義，《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第11條和《多邊投資擔保機構業務細則》第1.29條將征收和類似措施作為多邊投資擔保機構承保的政治風險之一，指出東道國政府的作為或不作為，剝奪了投資者對其投資的所有權、控制權或收益權，就構成了征收。
國際條約、國際組織決議以及大多數國家的國內法都在原則上不實行征收， 但并未放棄特殊情況的征收權。與此同時，為防止征收措施的濫用，這些法律文件也規定了進行征收的前提條件，這些條件包括：（1）為了社會公共利益；（2）非歧視；（3）遵守適當的法律程序；（4）對征收進行補償。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法律文件將征收都限定為四個條件，有的文件規定較松，只納入了四個條件中的三個甚至兩個。1962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關于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決議》承認一國對其自然資源和經濟活動的主權，但是，對征收僅限定為三個條件，包括為了公共目的、遵守適當法律程序和適當賠償。2009年《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外國投資促進法》則規定只需滿足公共利益和補償兩個條件就可以征收。
三、國際能源投資征收風險的法律救濟
征收風險的法律救濟是指在征收措施發生并產生爭議后，依據法律的規定，投資者通過東道國的當地救濟、投資國的外交保護、ICSID提供的救濟和其他國際仲裁等一系列補救性措施對所受損失進行的救濟。投資國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以及多邊投資擔保機構的擔保制度本身也屬于救濟的范疇，但這兩種制度對投資者的保護均以投資者在擔保機構投保為前提，要求投資者在征收風險發生前已投保，在征收風險發生后由擔保機構在代位權的基礎上進行索賠，與傳統的法律救濟差別較大。因此，本文重點探討對征收風險的傳統法律救濟措施。
（一）東道國的當地救濟
當地救濟是東道國屬地管轄權的體現，2007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外交保護條款草案》第14條第2款規定了當地救濟的概念，當地救濟是指受害人可以在所指應對損害負責的國家，通過普通的或特別的司法或行政法院或機構獲得的法律救濟。因此，當外國投資者遭受征收風險后，可以在東道國管轄的范圍內，依據東道國的實體法和程序法，通過行政手段、仲裁手段和司法手段，以尋求救濟。
1.行政救濟手段
能源投資中的征收發生在東道國與外國投資者之間，從國內法的角度來說，因征收而引起的爭議屬于東道國境內的行政爭議。東道國為行政主體，而外國投資者為行政相對人。各國的行政救濟手段在本質上都是為解決投資者與東道國征收爭議的國內法救濟手段，但用語有著差異。中國國內立法將這種救濟手段稱為行政復議，而英國將行政救濟手段統一為行政救濟，并且將行政救濟分為原級救濟、層級救濟和裁判所救濟，之所以如此規定是由于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的觀念在英國根深蒂固。原級救濟指當局自己提供的救濟，層級救濟指當局所在行政系統提供的上下級救濟，裁判所救濟指當局所在行政系統以外的行政裁判所提供的救濟。德國的行政救濟手段為異議審查，指當事人向原處分機關提出聲明異議或向上級行政機關提出訴愿，根據《行政法院法》的規定，異議審查是當事人向法院提起訴訟的必經手段。韓國稱為行政訴愿，1951年《行政訴愿法》規定訴愿應通過作出原行政行為的機關提出，若需由上級機關審理，則由該機關轉交給其直接的上級機關。
2.仲裁救濟手段
根據投資者與東道國政府達成的仲裁協議，在東道國境內以仲裁方式解決國際能源投資的征收爭議，容易得到東道國的認同，有利于征收爭議的解決和裁決在東道國的執行。1965年之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主張把外國投資者與東道國的征收爭議歸入由本國仲裁機構解決的國內法調整范圍，而隨著《關于解決國家和他國國民投資爭端公約》的頒布，征收爭議多通過國際仲裁機制得到解決，只有少部分國家未將征收爭議排除在本國仲裁范圍之外。如2003年《柬埔寨王國統一投資法》第8條指出，除與土地有關的爭議外，任何與合格投資項目相關的爭議在首次書面請求商談后兩個月內，爭議方未能友好解決，任何一方可將爭議“經雙方當事人同意，在柬埔寨國內外申請仲裁”，可見國內仲裁是柬埔寨境內征收爭議的解決方式之一。
3.司法救濟手段
司法救濟手段指外國投資者與東道國政府產生能源投資的征收爭議后，依法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依法定程序審查東道國政府行為的合法性，經法院審理作出裁決的司法活動。各國多將司法救濟手段作為對外國投資者在本國投資的救濟手段，塔吉克斯坦共和國1992年《外國投資法》第8條規定：“有關征收賠償數額、期限和支付方式發生爭執時，可以在塔吉克斯坦共和國法院依照該國法令來解決。”2006年生效的《越南投資法》第12條第4款規定：“在越南，外國投資者與越南行政機關涉及投資活動的爭議應通過越南法院，或仲裁機構解決，除非外國投資者與越南有關部門簽訂的協議，或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作為成員國參加的國際條約另有規定。”
（二）投資國的外交保護
2007年聯合國 大會通過的《外交保護條款草案》將外交保護定義為一國對于另一國國際不法行為給屬于本國國民的自然人或法人造成損害，通過外交行動或其他和平解決手段援引另一國的責任，以期使該國責任得到履行。
投資國在投資者遭遇征收風險后，需滿足一定的條件，才可以提起外交保護。第一，投資者國籍持續。國籍持續是投資國行使外交保護前外國投資者需滿足的首要條件，反映了投資國的屬人管轄權。外國投資者請求外交保護，必須持續不斷地具有投資國的國籍，從發生損害之日到正式提出求償之日持續擁有投資國的國籍，則推斷其國籍是持續的。第二，投資者需用盡東道國的當地救濟。根據《外交保護條款草案》第14條的規定，外國投資者與東道國因征收引起爭議時，需用盡東道國法律對其可以適用的所有法律救濟手段，包括行政手段、仲裁手段、司法手段。第三，東道國的征收行為違法。由于目前國際上尚無統一的征收規范，違法即指東道國的征收行為違反了有關征收的實體性或程序性規定的國內法或生效的雙邊或多邊投資協定。通過投資國的外交保護，使東道國的責任得到履行，投資者的權益得到救濟。
（三）ICSID提供的救濟
1965年，為解決東道國與另一國國民之間的投資爭端，在世界銀行的主持下出臺了《關于解決國家和他國國民之間投資爭端公約》，“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簡稱ICSID）也因此而成立。國際能源投資爭議屬于投資爭議的范疇，因而經締約國與另一締約國國民之間雙方書面同意并提交給ICSID的爭端，ICSID就享有管轄權。
ICSID解決國際能源投資爭議的途徑有兩種，即調解程序和仲裁程序。調解無約束力，仲裁則具有最終的約束力。當事人對于適用調解還是仲裁可自行商定，可直接進行調解或仲裁，也可先調解后仲裁。ICSID為調解與仲裁提供設施，如設調解人小組和仲裁員小組，供爭議當事人之用。ICSID的裁決是一裁終局，任何締約國都應承認其效力，它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個仲裁機構的裁決，它相當于各國法院的終局裁決，國家法院無權對它進行任何形式的審查。
ICSID成員國間簽訂的雙邊投資協定大多規定可以將有關征收補償的爭議或有關投資的一切爭議提交該中心解決。如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馬里共和國政府關于相互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第9條規定爭議可選擇提交到“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的仲裁庭。這一舉措使得ICSID的仲裁得到廣泛的運用，促進投資者與東道國政府的征收爭議得到解決。
（四）其他國際仲裁
征收爭議作為國際能源投資中引發的外國投資者與東道國政府之間糾紛，不同于一般意義的投資爭議，根據《能源條約》第26條第3款的規定，其他國際仲裁手段僅包括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和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商會仲裁院。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UNCITRAL仲裁規則）由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于1976年制定，2010年進行了新的修訂。聯合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并未像ICSID一樣設立常設國際仲裁機構，而是將UNCITRAL規則作為一種示范性規則，供當事人選擇適用。根據UNCITRAL仲裁規則第1條第1款的規定：“提交的爭議應按照《規則》進行解決，但須服從各方當事人可能協議對本《規則》作出的修改。”投資者在利用UNCITRAL規則進行仲裁時，具有很大的自主選擇性，可以靈活性地對規則的具體條款協議達成一致修改。根據UNCITRAL仲裁規則的規定，外國投資者可將征收爭議提起仲裁，但應將仲裁通知書送交東道國，仲裁程序從東道國收到仲裁通知書之日起開始。仲裁裁決以書面形式作出，對雙方當事人都有最終的約束力。仲裁裁決作出后，投資者和東道國都應立即履行仲裁裁決。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成立于1917年，是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下的一個常設機構。該常設機構具有自己的仲裁規則，同時，還可以根據《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以及其他任何仲裁規則來審理案件。
一、股東查閱權的基礎
為了平衡投資者與公司之間的利益，防止公司的經營管理者利用股東授予的經營權力來追求其本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使經營者的追求目標偏離股東預期的目標，法律確立了股東對公司事務進行干預的權力，來保護股東對公司的終極控制權，以實現股東投資利益，如股東可以在股東大會上行使表決權。但股東行使自己的權利（力）時，是以獲得充分信息為前提條件的。股東權能否實現，取決于股東知情權是否有效行使。
股東知情權是一個權利體系，它分別由財務報告查閱權、賬簿查閱權和檢查人選任請求權所組成。這三者權利的雖然各異，但中心是股東對公司事務知曉的權利，都是為了能使股東獲得充分的信息。在這一組權利體系中，股東的查閱權是實現其他權利的前提和基礎。因為公司的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股東遠離于公司事務，股東要對公司事務參與和監管，首先要獲取公司經營的有關信息，只有在獲取了公司經營信息的基礎上，才可能行使對公司的監督權，才可能在公司的重大經營決策上，做出符合自己真實意思的決定，從而達到維護股東利益的目的。所以，股東查閱權是知情權的核心，知情權能否有效行使，取決于股東查閱權能否充分行使。
二、股東查閱權的相關規定
股東查閱權制度源于美國公司法，美國《示范公司法》中規定，股東有權在股東大會上向董事會詢問，任何股東一旦提出要求，公司業務執行人必須毫不遲疑地向其提供公司事務情況并且允許查閱帳薄與文書。
我國股東查閱權的法律淵源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證券法中關于上市公司強制信息披露的相關規定，二是公司法中有關股東知情權的相關規定。由于上市公司與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對股東知情權的價值取向不同，故在股東知情權的行使與立法保護上也不盡相同。對于上市公司，因其股權的分散，股票市場的流動性，使投資者在對公司事務和經營狀況不滿時，就會采取 “用腳投票”的方式離開公司，所以，上市公司的股東大都對公司事務表現為冷漠，缺乏直接干預公司事務的動力，但對與股價有關的信息內容則關注較多。為此，證券法中的強制信息披露制度，是以公司投資變化、經營、資產、所有權和人動等與市場股價有關聯的，足以引起股價變動的重大性事項作為標準；對應當披露的文件和具體內容，時間及方式，比公司法有更為明確的規定。如我國證券法第61條、第62條、第64條的規定。從這些規定之中可以看出，法律對上市公司的股東查閱權，是通過強制信息披露制度來保護的，即公司應主動向投資者披露有關信息。而對于非上市公司，股東中的一部分或某一個通常成為公司的管理者，并且股東所持有的股份，雖然法律規定其轉讓的自由，但實際上股份的出讓，還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如其他股東的優先受讓權等，以至于非上市公司的股東比上市公司的股東更為關心公司的事務，因為公司經營狀況的好壞，與股東利益有著更為密切的關系。為此，我國公司法作了相應規定，如我國《公司法》第110條規定：股東有權查閱公司章程、股東大會會議記錄和財務會計報告，對公司的經營提出建議或質詢等。第176條第二款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財務會計報告應當在召開股東大會年會的二十日以前置備于本公司，供股東查閱。以募集方式成立的股份公司必須公告其財務會計報告。公司法的這一條規定，確立了股東對財務會計報告的查閱權。不過，相對于上市公司的信息強制披露制度而言，非上市公司僅需被動地按照法律規定將有關材料置備于公司供股東查詢。
三、股東查閱權的限制
1、限制的法律依據
當股東行使查閱權時，假如有違正當原則，或超越了法律規定的范圍，將構成權利的濫用，阻礙公司的正常經營甚至侵害公司利益。因此，法律制度在設計時往往對股東查閱權的行使有所限制。
從股東查閱權的表面看，股東查閱公司帳薄和其他會計文件，不會損害公司的利益，但是公司在經營中，公司的帳薄和其他會計文件往往記載著一定的商業秘密及與經營有關的敏感信息。為此，美國、德國等國家的公司法對股東查閱權的行使均有不同程度上的限制。如美國公司法首先規定了對股東查閱權的審查制度，通常在主體上要求能夠行使查閱權的須是受益股東和記錄持有人；其次是通過法律明確列舉的形式，規定哪些材料和記錄屬于可查閱的；再次股東必須用合理的細節描述其查閱是出于善意和合理目的，并且所要查閱的材料與記錄與他的目的有直接的聯系。
我國公司法對股東查閱權的行使未規定限制條件，亦未規定查閱權具體行使的方式。筆者認為今后應對此加以完善。這樣既可防止某些存有惡意的股東濫用查閱權，也可使具有正當目的的股東在行使查閱權時具有可操作性。
2、限制查閱權行使的具體形式
（1）主觀上限制
有的國家從主觀方面對查閱權的行使進行了限制，如美國《示范公司法》規定：一個股東可以查閱、檢查和復制公司的會計記錄，但是“他的要求是善意的以及懷有正當的意圖，并且闡述自己的意圖和他想要檢查的記錄時應有合理的詳細及他要檢查的記錄和他的意圖有直接地聯系。”德國《有限責任公司法》規定：“出于如下考慮，即該股東可能將該情況與查閱結果用于公司無關之目的，并因此而給公司或關聯造成并非無關緊要的損失，可以拒絕提供情況和不允許查閱……。從這些規定可看出，行使股東查閱權的主觀要求為”必須具備正當的目的“。
（2）客觀上限制
客觀上的限制，一般是以股東持股數量和持股時間作為條件，符合條件才允許行使查閱權。如美國的《示范公司法》和紐約州商事公司法都規定，持有不低于5%的股份，和所持股份時間不低于6個月的股東方有權查閱公司的財務帳冊。
（3）具體操作形式上的限制
股東行使查閱權時，是否可以抄錄甚至復制？哪些可以抄錄，哪些可以復制，國外一般有具體的規定，如美國《示范公司法》規定，股東可以復制公司向股東所提供的任何文件，而公司可向股東收取用于復制的費用，以彌補勞動和材料費用上的開支，但收取的費用不可以超過對記錄的復制或再復制的估計成本。
四、完善我國股東查閱權的法律制度
1、立法的缺陷和審理中的困惑
我國證券法和公司法對股東查閱權的規定尚不完善。如我國證券法對公司財務帳冊的查閱事項未作相關規定；我國公司法第110條雖規定了股東有權查閱公司章程、股東大會會議記錄和財務報告，對公司的經營提出建議或者質詢，但其第175條規定明確財務會計報告是指：（1）資產負債表、（2）損益表、（3）財務狀況變動表、（4）財務情況說明書、（5）利潤分配表。也就是說，會計帳薄并未包括在內。筆者認為，根據《公司法》第176條2款的規定，財務會計報告是經營層為股東大會的召開而備置的，不是公司經營中所形成的原始憑證，僅憑該財務會計報告，股東難以得到經營層進行不當行為的信息。一旦股東有正當理由懷疑公司經營管理過程中存在違反法律或章程的重大事實時，股東是否可以查閱會計賬簿和其他相關文件，法律并沒有明文規定。實踐中，這類糾紛時有發生，而立法的不完善又給法院處理這類案件增加了難度。
2、股東查閱權法律制度的完善
（1）明確股東查閱財務帳冊的權利。公司雖然實際由經營者控制，但根據委托-，經營者是根據股東的委托，作為人經營管理公司，應當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最終目的。在此意義上，公司有義務向股東披露與經營有關的信息和提供相關的財務文件，特別是公司經營過程中形成的會計帳薄及相關記錄。
（2）明確股東查閱財務帳冊的范圍。美國《示范公司法》是以列舉的形式予以明確的，如：股東名冊、財務會計賬簿、公司的基本章程、附屬章程、董事會會議記錄、經營委員會和股東大會的議事紀錄、公司經營中有關合約和交易記錄等；日本的《商法典》第293條之規定為“會計賬簿和書類”。筆者認為我國公司法所規定的股東查閱權的范圍太窄，不利于維護股東權利，在公司法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股東可通過公司章程予以規定。
健全和穩定的法律制度是風險投資得以順利發展的重要保證。而在對我國風險投資法律制度進行設計之前，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我國現行風險投資法律制度的現狀及存在的主要缺陷。惟有如此，才能有的放矢、對癥下藥，對我國的風險投資法律制度進行合理的設計，進而為我國風險投資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證。
1.我國風險投資法律制度的現狀。我國的風險投資從萌芽到現在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其間，我國也陸續制定了一些與風險投資相關的行政法規，如《關于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若干規定》、《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高新技術企業認證條件和辦法》、《關于設立風險投資機制的若干意見》等。這些法規為我國高技術風險投資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為高技術風險投資法的制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隨著我國高技術風險投資的不斷發展，新問題的不斷出現，已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我國目前還缺乏風險投資的基本法，與其密切相關的輔助法律制度也很不完善。這種立法滯后的狀況嚴重制約了我國風險投資業的運作和發展。
2.我國風險投資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
(1)關于風險投資公司組織形式的限制。《公司法》規定：“本法所稱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業法》為合伙企業設計了一套既要承擔無限責任，又要雙重征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組織形式。這使得我國的合伙企業這種組織形式對風險投資者來說毫無吸引力可言。目前在國際上已被證明最有效率的風險投資公司的組織形式是有限合伙制。在采取有限合伙制的公司中，少數掌握廣泛專業知識的風險投資家作為普通合伙人對內管理公司，對外承擔無限責任，在承擔高風險的同時也享受高回報，能夠有效地激發其工作熱情；大多數提供風險資金絕大部分的投資者作為有限合伙人，對內不參與管理，對外承擔有限責任，亦可以獲得相對穩定的回報，從而保證了風險投資基金的來源。可見，有限合伙制是組建風險投資公司最行之有效的組織形式。另外，《合伙企業法》第九條規定：“合伙人應當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這一限制顯然不合理。有限合伙是投資的組合，為了促進風險投資的發展，允許“機構”充當合伙人使之與國際慣例接軌應是可行的立法方向。《合伙企業法》的這一規定限制了風險投資規模的進一步擴大。
(2)關于風險投資公司投資金額的限制。《公司法》第十二條規定：“公司向其他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的，除國務院規定的投資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凈資產的50%。”這一限制無疑將造成大量資金閑置，無法充分發揮風險投資基金的增值作用，限制了各種資金采用風險投資形式支持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
(3)關于風險投資公司設立條件的限制。《公司法》對股東人數作了如下限制：“有限責任公司由二個以上五十個以下股東共同出資成立。”這里對股東人數規定了上限，而“五十個”股東的上限顯然不足以為風險投資公司籌集大量的風險投資資金，風險投資資金的籌集需要更多的股東參與。對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雖然在股東人數上尚未規定上限，但是卻對發起人認購的股份作了如下限制：“以募集設立方式設立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人認購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股份總數的35%，其余股份應向社會募集。”事實上，在國外發起成立風險投資公司的大多為專業性人才，他們組建風險投資公司主要是為風險投資公司提供專業化的管理，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風險投資資金的主要提供者。《公司法》對于風險投資公司發起應認購股份的規定未免過高。
(4)關于風險投資基金供給的限制。風險投資運作的重要條件是有巨大的風險資本來源和通暢的風險資本籌集渠道。風險投資多是以分散投資以降低風險，這就要求風險資本較為雄厚，渠道來源較為多樣。在美國及歐洲其他國家，風險投資基金供給來源不僅包括個人和政府基金，更為重要的是諸如養老基金、保險公司、投資銀行等機構投資者。我國的養老基金、保險公司和商業銀行等也是目前最有實力參與風險投資的機構投資者。但是我國的《商業銀行法》、《養老基金管理規定》都不允許其參與風險投資活動。《保險法》對保險基金的運用雖然有所放開，可以以一定方式投入股市，但是對從事高風險、高收益的風險投資行業則缺乏合理的規范和指導，極有可能導致保險基金從事風險投資的盲目性和過度性。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風險資本的有效供給量和風險投資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
(5)關于風險投資退出機制的限制。《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公司不得收購本公司的股票，但為減少公司資本而注銷股份或者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時除外。”很顯然，按照這條規定，風險投資家無法要求風險企業回購其持有的股份。《證券法》第七十八條規定：“上市公司收購可以采用要約收購或協議收購的方式。”這條規定是允許風險投資家采用邀約收購方式的退出策略。但現行的《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第四十七條和第四十八條同時又規定，收購方在持有目標公司發行在外的普通股達到5%時要作出公告，以后每增持股份2%時要作出公告，且自該事實發生日起兩日內不得購買該股票，當持股數達到30%時應當發出要約收購。由于初次公告時持股比例偏低，只有5%，致使收購者目的過早暴露；持續購買的比例只有2%，當購買股數達到30%發出要約收購時，收購方要公告13次，這樣必然會使收購目標的股票價格持續不斷上漲，給收購方帶來巨大的成本障礙。因而這顯然是不利于風險投資家采用要約收購的方式從被投資企業退出風險資本。
(6)缺乏專門的稅收優惠制度。為了鼓勵風險投資的發展，大多數國家對風險投資有各種稅收優惠，即向投資于風險投資行業的人傾斜，靠對個人所得的免稅政策來吸引更多的人愿意把資金投向風險投資領域，即使投資失敗了還有稅收減免來減少損失。而我國目前沒有專門針對風險投資的稅收法律和政策，我國現行稅法對企業所得稅納稅人的判斷標準是采用“獨立核算”原則。根據《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第二條的規定，在我國境內除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以外的實行獨立核算的企業或組織，都是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風險投資公司要執行一般實業投資公司的稅收規定，對投資公司的收入征一次稅，同時對投資人分得的收入又征一次稅，這種重復征稅的行為顯然不符合國際通行的做法。顯然，我國現行的稅收政策，不利于境外資金進入我國風險投資業。
(7)缺乏有限合伙法律制度。1997年頒布的《合伙企業法》是繼《公司法》之后，按照訂立協議、區別處理出資方式和投資者責任形式等法律要求制定的又一重要的市場主體立法。它為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理應提供一個有利健康的法制環境。該法為普通合伙制建立了完善的法律框架，卻完全沒有考慮到有限合伙制這種企業組織形式，也沒有估計到我國經濟發展對這一企業組織形式的需求。所以，該法為普通合伙制量身定制，卻限制了有限合伙制的發展。該法第五條規定：“合伙企業在其名稱中不得使用有限或者有限責任字樣。”第八條規定：所有合伙人“都是依法承擔無限責任者”，這就排除了部分合伙人承擔有限責任的合法性。
(8)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不完善。在風險投資運作中，知識產權的保護是一個重要的內容。沒有嚴密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就不可能有效保護風險投資的創新規律，風險投資的迅速發展也就無從談起。目前，我國已經建立了包括《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計算機軟件保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在內的比較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并參加了若干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公約，在相關制度上逐步與國際接軌。但是，網絡技術的發展和更新對現有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以及整個法律體系產生了巨大沖擊，以他人商標或商號搶注為域名、將他人的著作放入互聯網供公眾閱覽下載、擅自將他人在互聯網上的信息收編成書、利用互聯網侵害他人人身權、名譽權或散布法律禁止的其他信息等問題，傳統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均未涉及到。另外，在知識產權保護執法過程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問題仍普遍存在，尤其在風險投資的重要領域之一——軟件業內，盜版猖獗，屢禁不止，必須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加大執法力度。另外，關于商業秘密保護的配套法規尚顯不足，應進一步完善。
二、我國風險投資法律制度的設計構想
針對目前我國風險投資法律制度存在的上述缺陷，并借鑒世界各國風險投資法律制度的成功經驗，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設計我國的風險投資法律制度。
1.修改完善現行法律為風險投資的發展掃除障礙。風險投資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產物，其運行規則與傳統經濟的運行規則有重大差異，而我國現有法律體系是建立在傳統經濟基礎之上的，是對傳統經濟的法律調整。由于新舊兩種經濟的運行方式和運行機制的差異，使調整兩種經濟運行方式的法律制度也有所不同。新經濟的出現對現有法律體系造成巨大沖擊，也是對現有法律體系突破。現有法律體系由于時代局限，并為對新經濟時代的風險投資加以調整，現有法律的許多內容甚至對風險投資的運行構成法律障礙。這已在上面進行了詳細的論述。為了培育我國風險投資市場，逐步建立風險投資運行機制，指導、規范、推動風險投資業的健康發展，我國應該對現行的法律進行修改完善，消除現行法律法規對風險投資設置的障礙。具體來說：
(1)修訂《公司法》。《公司法》雖然為規范風險投資奠定了最基本的法律基礎，但在某些具體規定上存在著不少與風險投資發展相沖突的地方，因此，應該對之進行修訂。具體來說：修改關于我國現有公司組織形式的規定，加入有限合伙這種公司形式，給予有限合伙以合法的法律地位；修改關于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不能自由轉讓出資的條款；第一百四十七條關于發起人持有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內不得轉讓的條款；第一百四十九條關于公司不得收購本公司的股票的條款；第一百五十二條規定上市公司條件的條款。刪除第十二條關于一般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對外投資時，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凈資產的50%的條款或者修改為由公司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自行確定其對外投資的數額和比例；改統一資本金實收制為例外資本金承諾制；擴大知識產權、非專利技術作價出資的金額在公司注冊資本的比重，以知識產權入股的比例可由出資人協商確定，法律不作硬性規定；放寬風險企業上市的條件等等。
(2)修訂《合伙企業法》。《合伙企業法》作為一部規范投資者出資方式、協調投資者權利與責任的重要法律，理應為推進我國風險投資業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保障。因此，應該修訂《合伙企業法》，明確規定有限合伙制為我國合伙的一個重要組織形式，以充分發揮有限合伙制在處理出資方和投資者責任形式方面的重要作用。另外，從合伙制在美國的運作可以看出，合伙企業的行為所受的約束是合伙內部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間的相互約束。這種合伙內部約束的執行比法律更及時和有效。同時，這種約束的內容由合伙人之間討價還價決定，有利于形成自發性的制度創新。所以，修訂《合伙企業法》的目的應該在于明確社會對合伙的約束，同時明確合伙的合法權益，而不應該對相關細節規定過細。
(3)修改有關限制風險投資供給的法律法規。包括《商業銀行法》、《保險法》、《養老基金管理辦法》。對這些法律法規予以修改，適當放寬對這些機構投資者的投資限制，允許它們適度地參與風險投資，如允許一定比例的養老基金、保險金和商業銀行存貸差額資金參與風險投資，同時規定只能通過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基金或創業投資基金的形式進行。這樣做不僅可以滿足養老基金、保險費用長期保值增值和增強商業銀行自身生存與長遠發展的需要，同時也能解決我國目前風險資本有效供給不足和風險投資公司風險資本規模偏小的現實難題。
2.制定風險投資核心法律——《風險投資法》和《風險投資基金法》。在對現有的法律法規進行修訂、補充和完善的基礎上，一旦條件成熟，可制定風險投資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風險投資法》。《風險投資法》是指導我國未來風險投資業發展的基本法，在風險投資法律體系中處于主導地位，對于推動我國風險投資業的發展起著關鍵和決定性的作用。這部法律主要是調整投資人、基金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銀行以及監管部門之間的投資權益和義務關系，應該對風險投資主體、對象、運行機制、退出機制、法律責任等作出詳細的規定。從指導思想上應該是保護投資人的權益和規范基金的運作為核心，鼓勵和支持風險投資，充分保障風險投資參與者的正當權益，以促進高新技術的產業化，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穩定、快速、高效發展。
風險投資基金作為投資工具，通過專業人員的管理進行分散的組合投資，從而分散風險。因此，風險投資基金是風險投資制度迅速發展的必要準備和關鍵。而我國目前還缺乏這方面的專門性法律。因此，針對我國風險投資業發展的客觀實際并借鑒世界各國風險投資業發展的成功經驗來制定《風險投資基金法》顯得尤為必要。制定《風險投資基金法》時應充分賦予其對基金的發起、募集、設立和運作全過程進行嚴格監管的法律權威。這就要求《風險投資基金法》應對風險投資基金的運作監管作出盡可能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定。《風險投資基金法》至少應該規定以下內容：(1)投資主體；(2)基金的組織形態；(3)基金的募集方式；(4)基金的交易方式；(5)基金投資的監管，等等。
3.建立風險投資輔助法律制度和政策。在風險投資業運作過程中還需要包括稅收、知識產權、政府采購、風險投資保險等輔助法律制度的支持，因此，應該盡快建立完善的風險投資輔助法律制度體系，以促進風險投資業的加快發展。
(1)修改完善稅收法律制度。首先，生產型增值稅應轉變為消費型增值稅。我國目前主要實行的是生產型增值稅。生產型增值稅不允許企業固定資產所含的進項稅額得到抵扣，不利于鼓勵投資和鼓勵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企業發展，因此有必要借鑒大多數實行市場經濟的wto成員的經驗，考慮生產型增值稅向避免投資重復征稅的消費型增值稅轉變。這意味著本期購入的固定資產已納稅金可以在本期憑發票全部抵扣，盡管固定資產的價值并不會全部轉化到當期的產品或服務中去。所以，盡管總的稅額不會減少，但會減輕當期納稅負擔，從而有利于鼓勵高技術企業的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消除增值稅重復征收帶來的弊端。另外還應該適度降低增值稅的稅率，加強增值稅的稅收征管等等。其次，應該將判斷納稅人的標準由“獨立核算”原則改為“獨立法人”原則，以解決合伙的雙重稅負問題，引導民間資金流入風險資本市場。
(2)制定《高技術知識產權保護法》。相對于美、日等風險投資業比較發達的國家，我國在高技術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立法較為落后。政府有關部門應組織高技術專家和法學家調查評估我國現行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及相關的法律對高技術保護的能力，發現存在的問題；對高技術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存在的問題進行跟蹤研究；探討符合中國高技術發展實際需要又與國際水平一致的保護模式。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調整和完善現行的知識產權法的相關內容，進而制定專門的《高技術知識產權保護法》。
(3)制定新的《破產法》。在實踐中，總會有一部分風險投資難免失敗，其中一部分甚至是血本無歸的，這就使得破產清算成為風險投資退出方式的一種明智決策。因為如果不及時將投資退出，只能帶來更大的損失。目前我國《企業破產法（試行）》僅僅適用于國有企業的破產案件，《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破產還債程序的規定過于粗疏，因而應加緊制定新的《破產法》，其中對于風險投資企業和風險投資公司的破產問題應做相應規定。
(4)完善風險投資中介機構的法律制度。一是確立嚴格的準入制度；二是填補法律空白；三是加強對中介機構法律控制力度。目前最重要的是有關法律規定的具體化和可操作性，這是有關法律控制能落實到位的關鍵。
三、結束語
風險投資的有效運作對法律制度環境有著較高的要求，完善的風險投資法律制度是風險投資事業得以正常高效運作的重要制度保證。然而我國奉行投資法律制度存在的諸多缺陷決定了我國風險投資法律制度設計任務的艱巨性。因此，為了充分發揮法律對風險投資事業的保駕航護作用，我國尚需抓緊立法，彌補原有法律制度的漏洞和缺陷。爭取在短期內為風險投資事業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法律制度環境。
【參考文獻】
關鍵詞：投資率：消費率；協調發展；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7-4392（2013）06-0017-08
西方經濟學理論認為，在有效率的社會經濟體中，社會的產出不是用于消費。就是用于再生產即投資，投資與消費是國內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兩部戰車。因此，投資與消費比例問題始終是社會學界和經濟學界爭議的重要議題。但從目前來看，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發展到今天。還沒有給出一個讓理論界可以充分肯定的精準比例，只能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軌跡中尋找經驗規律。
一、我國與世界各國投資、消費占GDP比例的比較分析
（一）世界各國投資、消費占GDP比例的經驗分析
近40年來，世界各國平均投資率約為23%，相對應。世界各國平均消費率約為77%。世界各國平均投資率與消費率相差54個百分點（見圖1）。
OECD（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的24個高收入-國家34年的投資率變動情況。各國間投資率有差異，卻呈下降趨勢，基本穩定在15%30%之間。相對應，他們的消費率呈上升之勢，穩定在70%-80%之間（見圖2）。
再從近年新型工業化國家發展情況看，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這些國家的投資率上升與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上升有直接關系，第二產業的上升意味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分別引致投資率提高0.72、1.07、0.93、0.95個百分點。且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這幾個國家這幾年投資率也上升到40%左右。
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等人采用101個國家的20年（1950-1970年）的統計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出投資率、消費率高低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關，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投資率最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投資率最高，但經濟發展水平高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該國投資率穩定在23%左右，消費率穩定在75%左右（見圖3、4）。
投資率、消費率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與三次產業的功能和特性有關。第一產業是農林牧副漁業，特別是農業發展，它受的限制很多，不僅需要耕地、土壤的墑情、良好的自然氣候，還需要現代化的農機具，即便這些都具備了，農業的生產周期長，實現第一產業增加值的大幅提高非常緩慢。第三產業的發展必須在第二產業發展基礎上才能有較快較好的提高。因此，要想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工業化進程加快是必然，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就是加大投資量的過程。第二產業占比逐年上升，投資率不斷攀升。在一塊蛋糕的切分當中，投資的這塊蛋糕越切越大，消費的蛋糕必然減小。隨著第二產業貢獻率的提高，國民收入水平自然上升，人們生活收入水平上升了。消費結構中食品消費占比不斷下降、非食品消費如身心健康、娛樂等各種服務消費占比不斷提高，到了這個時候，投資率才能逐漸下降，消費水平才能全面提高。
從上面各國的經驗看，投資率變動軌跡由低向高、再由高向低，俗稱“馬鞍形”；消費率呈倒“馬鞍形”。
（二）我國改革開放后的平均投資率和消費率與世界水平的比較
用世界各國平均投資率與消費率與我國改革開放后的平均投資率和消費率比較。我國1979-2011年32年中平均投資率在39.75%，比世界平均投資率高16.75個百分點。消費率平均在61.3%，比世界平均消費率低15.7個百分點。30年中。我國投資率呈階段性上升趨勢，1992年以前，平均在35.3%。1992年-2002年，平均在38.3%，2003-2011年平均在44%；相對應，消費率呈階段性下降之勢，1992年以前平均為60.25%，1992年-2002年平均為58%，2003-2011年平均只有51%。到2011年時，投資率與消費率分別占GDP48.3%、49.1%，二者僅差0.8個百分點（見圖5）。
可見，我國投資率和消費率從32年平均數看，比世界平均投資率、消費率分別高16個百分點、低15個百分點，若僅從2009年到2011年看，我國投資率和消費率比各國平均數均超出20多個百分點。
根據上述各國經驗，得出以下結論：
1.我國投資率高有經濟發展要求快速增長的合理性。各國投資率、消費率的高低與各國經濟增長速度以及工業化進程中經濟結構演變有關，我國也不例外，要想經濟快速增長，必須加大投資率。我國投資率高是必然。亞當·斯密早在1776年他的經典之作《國富論》中講過：“高投資，高增長”。里昂惕夫1977年更具體地指出，經濟增長率要達到4%-6%，投資率需大于20%或略低，經濟增長率為7%-8%，投資率就應該為30%左右，要想維持9%-10%或更高的增長率，投資率必須高達35%-40%，否則是不可能的——發展中國家要得到加速發展，必須把生產總值的30%-35%，有時是40%用于資產投資。
我國經濟增長已經從2003年持續高速增長，平均增速為10.9%，截至2012年，我國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為45.3%，仍然處于工業化快速發展時期。所以我國投資率還會有一段時期的高速增長，
2.我國投資率高確實是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的需要，但在近幾年，高出了一般水平，就不僅是經濟發展階段的原故導致，還有我國自身原因所致。這個一般水平就是前文里昂惕夫所言的比例和新型工業化國家投資率普遍為40%，我國比這個還要高。根據世界各國發展規律看，高中收入國家投資率最高，消費率最低，那么我國是否是高中收入國家？錢納里等人根據美元衡量，將不同國家按照收入不同分為四個類型：2005年人均國民總收入在875美元以下的為低收入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在876-3465美元的為低中收入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在3466美元10725美元的為高中收入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在10726美元以上的為高收入國家。同時，又按照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的2011年世界各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排行榜看。在187個國家和地區中，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7476美元。位居94名，當屬中等收入偏上國家。正好與我國目前的發展狀況相符合。但在符合的基礎上，我國投資率在近幾年，比多個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偏高、消費率偏低，各10個百分點左右，必然有我國特殊原因所致。這些原因就是學界探討的"GDP崇拜”的發展觀、地方政府主導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等等。
3.經濟總量增大。經濟發展的成果應該及時為廣大勞動者分享。從世界各國投資率、消費率發展趨勢看，世界各國平均投資率與消費率相差54個百分點，即消費率大于投資率54個百分點：從國別看，高收入國家消費率大于投資率40-60個百分點，新型工業化國家消費率大于投資率20個百分點。我們國家改革開放后的32年中平均消費率大于平均投資率21.6個百分點，但從2003年起，我國投資率、消費率呈快速反向變動趨勢，到2011年。投資率增加了7.3個百分點，消費率減少7.8個百分點，2009年到2011年時。我國消費率僅大于投資率0.8個百分點。消費率大于投資率的點數越大，居民用于消費的部分就越多，國家用于經濟建設的部分相對較小。可見，我國近幾年，投資率大幅上升，消費率大幅減少，經濟總量增大但經濟發展的成果還沒有及時為廣大的勞動者所分享。從世界各國發展規律來看，當國民收入已達到中等偏上的時候，必須要及時將經濟發展的成果分享給國民，讓國民真正體會到經濟發展的現實意義，及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減小社會貧富差距。避免進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近些年我國投資率偏高、消費率偏低使得人們對國內價格、消費水平及收入狀況產生了錯覺
（一）我國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國際進出口市場卻一派繁榮，國內市場和它的國外延伸市場呈現兩種態勢，產生了“上游產品價格和居民消費價格”背離的錯覺
究其原因是投資過快形成了兩個自我循環的市場，使我國經濟發展中投資與消費不均衡，進口市場與消費市場不均衡，導致原材料工業品價格、PPI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感受不同步，上游產品價格下降，居民消費價格不降反升（見圖6）。
在國內生產總值GDP構成中，對內要平衡。講的是投資與消費的平衡，投資是生產過程的事，生產多少、消費多少是有講究的，生產多了消費不了叫供過于求，生產少了不夠消費叫供不應求。又不能生產多少消費多少，吃光喝凈還不行，所以，投資與消費是有比例關系的，投資與消費占GDP比例合理才能實現內部平衡條件。外部平衡，講的是進出口的自我平衡。當國內總供給大于總需求時，供過于求對內就不平衡，供大于求的部分就需要尋求國外市場，具體講，投資投入過多，生產的產品就多，居民和政府消費不了，必然要尋求出口，但進出口原則上是要實現自我平衡，出口了，還得要進口（否則就得換匯，外匯儲備增加），進口什么，必須是國內有市場能銷售的產品，這樣一出一進才能自我平衡。如果進口的產品不是國內最終消費市場需要的產品，為什么加“最終”兩字，是因為消費市場包括中間消費和最終消費，中間消費是生產過程中的消費，就像鐵礦砂、煤炭等，這是居民和政府不能直接消費的產品，可以叫做中間消耗，那么進口的產品沒有進入最終消費的市場，而是進入到生產過程中的中間消耗市場，外部市場表面看實現了平衡，實際上內外部市場并沒有實現平衡，因為又出現了新的內部不平衡，本來出口是因為國內生產的產品消費不了，進口應該直接進入到最終消費市場，這樣國內投資消費就合理平衡，但沒有進入最終消費市場，而是進入到中間消耗市場。又增加了新的投資，加大了生產環節的投入。進出口市場表面看平衡，但國內市場投資與消費又進一步不平衡。我國這幾年就是這樣，雖然呈現為凈出口，出口略大于進口，凈出口率接近0，進出口表面看基本是平衡的，但我們國內投資率大幅上升、消費率大幅減少，事實上國內投資、消費不平衡。
具體分析，在我國GDP構成中，投資率高企，消費率偏低，顯然我國生產的產品不是在本國消費掉了，而是出口了。多余的商品出口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因為外貿發展是由內貿發展推動的，如2009年，英國、法國、意大利消費率75-80%，外貿依存度25-50%；加拿大、德國消費率70-75%，外貿依存度50-70%；日本消費率60-70%，外貿依存度20-30%；美國消費率80%，外貿依存度25%。消費率與外貿依存度雖然不是充分的正相關關系，但明顯看出，二者變化是同向走勢，且消費率大于外貿依存度。但在我國卻存在反向軌跡：從2004年起，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一直高于國內最終消費占GDP比重，也就是外貿依存度始終大于國內消費率，更有甚者，外貿依存度從2003年起呈大幅上升之勢，而國內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始終在低位運行，這一現象充分表明：國內市場消費不旺。進出口市場強勁上漲，二者形成反差（見圖7、8）。
外貿的快速增長有兩個渠道：一是外貿市場加工貿易自成體系，占外貿總量一多半的加工貿易基本上沒有融入我國的經濟循環之中，而是處于一個相對游離的狀態。加工型外貿企業主要從國際市場購買原材料、半成品加工組裝，在國際統計中體現為中國對這些產品的消耗，但實際上它們只是在中國被加工了一下，加工后形成的產品基本上還是返銷至國際市場，為外國所消費。所以，這部分消費對中國而言就是一種虛假消費。初步估計，這部分虛假消費約有2000多億元人民幣。
另一渠道是高投資率導致的“中間消耗市場，，的自我循環。投資多了，有三個結果：一個結果是生產的產品多了，國內消費不了，銷往國外。再從國外市場進口我們能銷售的產品，調動國內最終消費市場的潛力，提升國內消費水平的整體提高。顯然我們不是這個結果，因為我們國內的消費不旺：第二個結果是出口了，外匯儲備大幅上升，我們這些年外匯儲備確實多了，2012年是3萬多億美元；第三個結果就是投資率上升，生產的不是產品，而是我們的基礎設施、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基礎設施、房地產業該不該發展，應該發展，但我們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太快了，導致我國能源、原材料等初級產品供需形勢緊張，必須從國外市場購進鐵礦砂、石油、鋼材、煤炭和一些工業基礎原料才能滿足我國快速增長的中間消耗市場的需要。這就形成了進口市場與“我國不斷上升的投資率”相對接的中間消耗市場的自我循環，這一點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投資率與凈出口率的運行軌跡可見一斑。在圖上顯示出投資率與凈出口率以20%線為中軸的對稱圖形，二者此消彼長（見圖9）。
1994年美國的萊斯特，布朗的文章《誰來養活中國》，指出中國的人口問題將導致世界的糧食危機。十余年后，他又指出，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消費大國。依據是：在五大基本商品中，除了石油以外，中國的糧食、肉類、煤和鋼鐵的消費均超過美國，盡管在2011年，美國石油日消費量是中國的1.95倍。但中國的石油消費量增速一直較高，對外依存度已達55.2%。報告還指出，中國化肥消費量是美國的兩倍。另外，在電視機、電冰箱和手機消費方面，中國也是遙遙領先。同時，我國汽車產銷居世界首位。
近幾年，中國單位GDP能耗不僅遠遠超過美日德等發達國家，甚至也遠遠超過了印度。中國1億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12.03萬噸標準煤，大約是日本的7.20倍、德國的5.62倍、美國的3.52倍、印度的1.18倍、世界平均水平的3.28倍。
那么，我們究竟是不是世界第一消費大國？2012年，美國一年的GDP是16萬億美元，而中國是8.3萬億美元，美國GDP的80%左右用于國內消費，而中國的國內消費只占GDP的49%左右。這意味著美國一年要消費12.8萬多億美元的產品，而中國只消費大約4.0萬億美元的產品，差美國8.8萬億美元。中國目前的消費要想超過美國成為實實在在的消費大國確實還有些難度。在經濟學上，消費是有確定含義的。只有對最終產品的使用才能算消費，中間產品的使用不能叫消費，只能是中間消耗，同時，僅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速度也不能判斷消費率的高低，也只能說我們這些年在提高消費需求方面有了大的進步。因此，我們離消費大國還有很大的距離。
在面對國外“”的同時，我國學界不斷地呼吁“中國改革發展進入現階段，經濟高速發展的光環中隱藏著消費率偏低這一‘病灶’。因為消費率偏低必然是投資率偏高，經濟增長更多依賴投資，必然導致國民收入更多地向資本傾斜，它的結果就是用資本掙錢相對容易，用勞動掙錢更加困難。所以偏高的投資率與偏低的消費率形成的“病灶”與貧富分化、制度缺陷、道德滑坡等諸多隱患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截至2012年12月，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在京的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家庭的基尼系數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聯合國數據估測2011年中國基尼系數將突破0.55。按照國際一般標準，0.4以上的基尼系數表示收入差距較大，當基尼系數達到0.6時，則表示收入懸殊。我國國家統計局2013年1月18日宣布我國近十年的基尼系數，2012年中國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474。過去10年，基尼系數在2008年達到最高值0.4910，隨后開始逐步回落。10年間，基尼系數全部高于0.4。不管怎樣。我國貧富差距在大幅度拉大。這種貧富差距表現在多方面，在此我們僅以城鄉居民食物支出和教育支出為例（見表1）。
以2011年為例，我國城鎮居民食物支出最低收入戶消費2525.32元，占其消費支出的近一半；中等收入戶消費4773.83元，占其消費支出的1/3多，最高收入戶消費8535.21元，占其消費支出不足1/3。高收入者食物支出是低、中收入者食物支出的3.38倍、1.79倍。城鎮教育文化、娛樂支出高收入者是低中收入者的8.99倍、3.18倍。而在農村，高收入者是低收入者的4.7倍：城鎮教育高收入者是農村教育高收入者的5.77倍、城鎮教育高收入者是農村教育低收入者的27.5倍。可見，收人不平衡導致不僅導致城鄉貧富二元化、城市貧富二元化、而且還導致城鄉文教程度二元化。如果這些二元化長期得不到解決，其結果必然導致觀念意識形態的二元化。
可以說，當代中國面臨最大的威脅，正是被經濟高速發展所掩蓋的資源生產力分配不均、社會貧富二元化問題。因此，如果不能合理分配資源生產力，當代中國社會的二元化發展趨勢將無法避免，不同階層民眾的生活消費水平也不可能得到普遍的、均衡的提高。
（三）私人奢侈品消費的火爆與政府公共消費的短缺加劇了貧富懸殊的錯覺
據2012年統計，中國已成為豪華車在全球增長最快或最好的市場。同時。中國正在提前邁入奢侈品消費的大國。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安永會計師事務所預測，至2015年，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年銷售額將達115億美元，其規模僅次于日本。仿佛中國成了全球新興消費主義和世界奢侈品開拓的新天地，
那么如何來看待中國的奢侈品消費現象？首先應該肯定，無論何種生產方式，生產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滿足消費的需要。消費水平的提高正是文明進步的表現。在資源和生產力許可的范圍內，適度追求高消費，完全是可以的。然而，奢侈品的消費不等于國民消費水平的整體提高，更不代表我們消費率的高低。事實上奢侈品的盲目追求會給社會帶來隱患。這種隱患表面上看：它打亂了正常消費秩序，誤導消費方向，造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和財富的嚴重消耗，還助長了社會上的消費主義風氣和享樂主義思潮，但深層中最可怕的是其示范效應加劇了社會上的兩極分化和窮人的失落感，
按照國際經驗，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消費結構向發展型、享受型升級，過去的奢侈品將會轉化為居民的必需品。從這個意義上說，奢侈品轉化成必需品的速度，體現了社會技術進步和經濟水平提高的快慢。然而，中國的人均GDP雖然2012年已達6100美元，但中國是個人口大國，收入非常不平衡，如果只看到人均數字而看不到人均背后所掩蓋的貧富懸殊，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據知名研究機構麥肯錫的數據顯示，從英國工業革命開始，英國花費了逾150年的時間才使得人均GDP翻了一番，從1300美元漲至2600美元。而120年后的美國，實現同樣的倍增所花費的時間（約53年）約為英國的三分之一強。中國這一數字又大大縮短了，中國從1300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漲至2600美元的水平，所花時間不足英國的十分之一，僅為12年。不僅如此，報道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人均GDP增速預測數據顯示，僅需7年，中國就能將人均GDP從目前的8400美元翻倍增長（按購買力平價換算），突破萬美元大關。屆時將步入“高等收入國家”。
但是，正如英國《金融時報》2007年1月8日登載的阿瑟·克羅伯的文章指出：中國存在著“兩個層次的消費國”，一個是“糊口的中國”。其人口不少于10億，基本只購買維持生計的衣食：另一個是“消費的中國”，包括1—3億人，他們的收入可觀，構成了自由消費的大軍。
在兩極分化的背景下，過度高消費會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家庭負債消費。因為在高收入人群消費效應的帶動下，一般中等家庭甚至低收入家庭要么出于非理性的沖動而消費，要么被動高消費，當他們的支付能力不足以應付他們的消費時，就會出現負債消費的情況，適度負債消費有利于刺激經濟增長，但過度負債卻不然。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進入了一個大幅消費時期。過度超前的消費使消費與投資的比例嚴重失衡。1990年美國居民消費率為66.7%，到2007年也就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前一年，這一數值提高到79.2%，長期的過度消費、超前消費，使美國國民和政府都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尤其是2002年至2006年，美國家庭債務以每年超過10%的速度增長，家庭負債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1999年的90%迅速上升到2007年底130%。據有關方面測算，美國以占世界2.2%的人口，消耗了世界財富和資源的30%。目前。我國家庭負債還沒有統計，但預估一下也不少。如2013年3月天津市信用卡透支、個人長短期貸款余額合計已達2058.17億元，分別占2012年底GDP和地方財政收入的16%、117%，也有學者在2010年預估北京、上海家庭負債分別為122%、155%。
家庭高負債的危害性可見一斑。適度負債要想促進消費、拉動經濟增長，還得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健全的個人信用體系。在我國現階段，法制建設還不完善、維權意識需要培養、消費信貸處于起步階段，過度負債的風險隱患不言而喻。
另一個社會兩極分化產生的問題就是個人財富的快速聚斂和盲目使用，降低了社會財富的有效利用和公共設施的改善。在現代社會，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已經不只是個人消費品的結構升級與改善，其實現必須與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相配套才能夠實現，從目前國家投資的絕大多數領域來看，要么與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直接相關，如居民保障房建設。要么是直接為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服務的，如社會事業、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等。
三、政策建議
（一）既要充分認識到消費也是生產力，又要實現投資先行、投資與消費協調發展
在我國改革開放的30余年中，投資率呈階段性上升，這在我國實現工業化、信息化、現代化的特殊歷史時期，是一種必然的常態。但是，不能把高投資率看成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唯一手段。實際上，從連續不斷的再生產角度觀察，如果不受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等因素限制，一個高的投資額加上一個高的消費額可以組成一個更大的GDP總量，但事實上，投資確實受制于自然資源限制。為此，列寧發展了馬克思兩大部類生產的原理，提出投資與消費不可能以等量規模向前“齊步走”，只能率先發展生產資料生產，才能促進消費資料生產水平的提升，也才能使工業化與國民經濟不斷從低水平上升到更高水平。否則。將消費放在優先位置上安排，就會出現新的“短缺經濟”，也會使工業化與國民經濟出現停滯或發展緩慢，我們在前文中已經說過，即使在美國這么發達的國家，過度消費都會釀成金融危機，何況我們仍處在工業化不斷發展進程中。因此投資先行，不僅在前蘇聯的經濟建設中加以實踐，這在前文已經介紹過的各國經濟發展中都已實踐。
那么，投資先行有兩條路可走：要么走發達國家已走的彎路“先建設，后治理和享受”，要么接受發達國家經驗教訓。走我們自己的路“邊建設，邊治理，適度分享，共同富裕”。這是因為高投資必須有高儲蓄給以支撐，而高儲蓄就要減少當期消費，由擴大投資到隨后擴大消費這二者之間存在一個“時滯”問題，這說明，在消費沒有同投資協調增長時，國民的即時消費會受到影響，國民存在目前消費與未來消費之間的矛盾。從發達國家已走過的道路看，大多是用犧牲當代人或幾代人的目前消費換取后代人的更高消費水平的提高。例如英國在走向工業化的進程中，從圈地運動到資本原始積累完成，先后用了三個多世紀的時間，犧牲了幾代人的利益才換來了率先進入工業化時代的成果；日本在二戰后，作為戰敗國，在結束了美國軍事管制后的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也是靠犧牲這20多年間一、兩代人的利益才逐漸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
所以，為了避免重走發達國家已走過的彎路，我們當前必須調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在投資先行的基礎上，實現投資與消費協調增長。這就需要一方面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進一步促進發展，繼續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另一方面則要大力調整我國的投資結構、分配格局，加大國家宏觀上的再分配功能。努力尋找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與社會的可承受度的最佳結合點。
當然，無論GDP中投資占比多了還是消費占比多了，都內含著經濟發展規律的內在需要及社會發展的必然。下一步提高消費占GDP比例，應該說從我國人口發展、城鄉發展階段性的角度看時機上是有利于消費率提高的。從經濟學角度分析，老人和孩子是純粹的消費者，只有20-60歲的青壯年人口才是創造收入、制造儲蓄的人群。我國青壯年人口比重在“十二五”時期達到最高點，隨后將進入緩步下降階段。到2020年之后，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加劇，屆時消費人群比重才會快速上升，消費率將相應明顯提高。另一是城鄉二元結構的變化。近幾年我國大城市招工難已成普遍現象，勞動力紅利已接近尾聲，劉易斯拐點在中國已出現，城市工業部門擴張已受到勞動力約束。城鎮化建設、農村建設已提到議事日程，增加工資吸引勞動力成為大勢所趨。從日韓經驗看，劉易斯拐點出現之后十年左右消費率開始步入穩步上升軌道。因此，從人口結構、城鄉結構發展階段看，未來十年我國消費率也是處于由下降轉為上升的過渡階段。
（二）積極尋求投資與消費的結合，最，進一步調整優化投資結構
要把重點放在投資結構的調整上，使投資進一步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傾斜，向經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傾斜，向自主創新傾斜，向節能環保傾斜，也就是以投資促消費。同時。要完善促進民間投資的政策措施，更好地發揮民間投資在擴大內需中的積極作用。中國投資領域的核心問題不是總量和增速，而是結構、質量和效益。從結構看，未來宜重點圍繞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服務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及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優化投資結構，提升投資強度；從提升質量效益看，要大力深化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和金融改革，以創新投融資模式，引入多元投資主體，以公私合作伙伴（PPP）和政策融資機制，擴大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此外，對電力、公路、鐵路、地鐵、公交等具有正外部性且實行政府定價的公共性領域和醫院、學校等準公共性或公益性領域，應樹立“大效益”的理念，運用綜合績效評估方式，決不應簡單以財務效益、是否虧損作為衡量其投資必要性、可行性的依據。
（三）深化制度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有效提高消費水平，實現投資與消費協調增長
優化消費與投資的關系，最終還是要依靠深化改革。首先，改革干部評價考核制度，克服各地政府盲目攀比GDP現象非常重要。其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努力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也是我們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2012年，中央著重研究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問題，提出了“構建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
自中新建交20年以來，中國已是新加坡第二大貿易伙伴。新加坡是中國第貿易伙伴，第七大外資來源國、第二大勞務市場。
(一)對華投資
目前，新加坡已成為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來源地之一，截至2009年6月底，新加坡對華直接投資項目12657個，實際投資金額39.3億美元。如中新合作的旗艦項目蘇州工業園區開發建設15年來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發展業績，主要經濟指標年均增幅達到30%左右。另外，天津生態城、廣東“知識城”等一批新的合作項目都在穩步推進。
(二)對新投資
隨著中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和不斷推進，中國企業也積極來新設立企業，并廣泛參與對新合作，合作規模不斷擴大，領域不斷擴展，方式也趨于多樣化。
目前中國已成為新加坡最大的外國上市企業來源地，截至2009年5月底，共有149家中資企業在新交所上市，占交易所上市公司總數的近20%。
新加坡也是中國重要的對外承包工程市場和第二大海外勞務市場。截至2009年6月底，中國在新累計簽訂勞務合作合同額60.13億美元，完成營業額66.8億美元，分別占中國對外勞務合作合同總額和營業總額的9.5%和11.14%。中國在新勞務人員約8.57萬人。
二、中新外商投資法的比較
(一)立法模式
1.相同之處:(1)中新均沒有統一的外商投資法，兩國外資立法由各種專項立法及相關的法律、法規組成。調整外商投資關系的立法，新加坡主要有1959年《經濟擴展法令》、《先鋒工業法令》、1968年《擴大經濟獎勵法》等;在中國主要有《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等;(2)存在既適用于內資企業，又適用于外資企業的單項立法。
2.不同之處:(1)立法完備程度不同。新加坡外資立法始于1959年，中國外資立法起于改革開放后，遠不如新加坡立法完備，如中國目前還未制定《外匯法》，不能與外資立法配套。(2)外資立法協調程度不同。新加坡較早推行企業自由與門戶開放政策，沒有專門外資立法，外資內資基本一視同仁，同臺競爭。而中國制定“三資企業法”、公司法，內外有別，結果我國外資立法出現三大問題:內容多有重復、無法適應現實發展要求、法律適用不明確。
(二)投資方式
1.相同點:(1)兩國均可設立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和外商獨資經營企業。(2)在兩國登記注冊的企業，都可具有東道國法人資格。
2.不同點:(1)企業組織形式不同，新加坡企業組織形式分為商行和公司兩類，商行又有獨資、合伙兩種，公司又分為私營有限公司、非私營公司、特免私營公司、擔保有限責任公司以及無限公司五種。(2)中國吸引外資另有合作開發自然資源、BOT等使用外資形式。
(三)企業制度
兩國公司設立一般要求股東符合法定人數，具備公司章程以及符合要求的公司名稱等。不同之處在于:(1)注冊資本最低限額規定不同，新加坡公司法對注冊資本沒有最低限額規定。(2)公司名稱、住所規定不同，如新加坡公司名稱登記保留期為2個月，經公司登記官同意，可延長2個月，而中國為6個月。此外新加坡公司設立時不要求提供其注冊營業所的證明書。(3)申請設立企業報備章程不同。新加坡公司法規定，公司須提交公司組織大綱(MemorandumofAssociation)和組織章程(ArticleofAssociation)。組織大綱相當于中國的公司章程，主要用以指導公司與外界關系，被稱為公司的外在，而組織章程實際是公司章程細則，主要規定公司與股東關系，被稱為公司內部。
(四)投資方向
投資方向、投資條件、投資審批是外資準入的管制的三大方面。中新在外商投資方向規制上，存在相同之處，同時亦有重要差別。
1.相同之處:(1)兩國都制定了相應的法律或法規，明確指引外資投資方向，力圖使得外資投資方向與東道國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相協調。(2)中新對外資項目均有鼓勵類、允許類、限制類和禁止類等四類劃分。
2.不同之處:新加坡投資獎勵主要用于促進新興工業和服務業投資，并鼓勵現有公司通過機械化、自動化和引進新產品新服務來提高公司素質。目前新加坡限制外資的領域主要有:公用事業、新聞傳播業、武器制造業。通信、電力等逐步擴大開放，允許外資進入。外資經營金融保險業需預先取得營業準字。其他經濟領域基本放開。
(五)投資比例
各國對外資投資比例立法上有不同要求，其實質體現了東道國對其境內的外國投資的投資方向的控制。我國僅僅規定了外資比例的最低限額，而沒有規定外資比例的最高限額。而依據新加坡法律規定條件呈現寬松化趨勢，自1999年以后，銀行證券、人壽保險、通信等領域先后取消外資投資比例限制，目前僅在新聞傳播業領域存有外資比例限制，絕大部分領域允許外商進行100%控股投資。從持股比例來看，都可見兩國鼓勵外商投資的意圖。
(六)資本制度
現今世界存在兩大法系，與之相適應的則存在兩大資本制度。大陸法系采用法定資本制，亦即確定資本制，而英美法系則采用授權資本制。目前兩大法系的兩種資本制度存在著相互借鑒、相互融合的發展趨勢，隨之出現折中資本制。中國同受大陸法系影響，采用法定資本制。新加坡受英美法系影響，采取授權資本制。根據新加坡《公司法》第22條、71條有關規定，公司設立時將資本總額記載于公司組織大綱，但并不要求股東全部認足未認購部分，公司成立后可根據需要隨時發行新股募集。我國《公司法》亦規定注冊資本分期繳納制度，可見中國目前實行的已不再是嚴格的法定資本制，已與新加坡授權資本制逐步融合。
(七)國有化制度
國有化是國家為了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采取的將其本國或外國的公民或法人擁有的企業全部或部分收歸國家所有的措施，其實質是變企業的私有制為國家公有制。目前國際上，發達國家堅持“充分、及時、有效”補償三原則，而發展中國家則贊同聯合國文件中倡導的“適當合理”補償原則。中新法律均把不實行國有化作為大力吸引外資，保障外資企業資產所有權的一項重要內容。中新雙邊投資協定規定新加坡不對中國投資者的資本和其他財產采取行政的手段征用或征收，不會被國有化。對于確因法律所準許的征收、國有化外商資產的，新加坡將在非歧視的基礎上予以合理補償。中國對外資國有化堅持的立場是:一堅持原則，二采取積極務實的辦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主要傾向于積極利用外資，因而有關外資國有化政策較為溫和。
(八)優惠政策
1.稅收優惠側重點不同。新加坡對外資優惠集中在外國投資者個人與外商投資企業兩個層面上。對外國投資者一方面避免雙重征稅，另一方面減免利息稅、銷貨稅、發展稅及進口附加稅，抵扣財產稅。而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主要有免稅、減稅和抵減。免稅主要針對新興產業、現有企業擴大投資、高增值產品的開發投資、專利使用費、技術援助費及技術研發費，此外還有經營或投資亞洲貨幣的外資金融機構或個人的資本利得。減稅主要面向電子商務業、國際貿易企業、國際貿易企業、國際石油交易企業、航機租賃企業。抵減主要對制造中心(MHQ)和區域性營業總部(OHQ)及技術研究開發、購買新設備等。
2.其他優惠不同。新加坡對外資的其他優惠包括各種補助與補貼，既有財政性直接投入，又有非財政性間接扶助。前者如研發補助、專利補助及獎勵、企業營業總部獎勵優惠，后者如新加坡經濟發展局與外商共同投資入股重大高新科技項目，共擔風險，共擔盈虧，但不參與管理，一俟企業盈利，即可選擇退出，以增強外商投資信心，目前這種參股引資、安資方式很有成效。
中國企業的優惠政策集中于產業優惠和項目優惠兩方面，目的在于優化產業結構，實現產業升級。此外我國實行部分區域稅收優惠政策的出發點是為西部大開發戰略服務。
三、新加坡引資制度之借鑒
(一)立法為引資戰略服務
新加坡自脫離英國獨立起，就開始制定明確的經濟發展戰略，但新加坡國土面積狹小，資源匱乏，自身的經濟發展離不開外資的支持。其經濟發展戰略既有長期規劃，又有階段性目標，故而深刻影響其外資戰略，導致外資戰略亦具有鮮明的階段性、目標導向性、戰略服務性特征。自1959年起至今其經濟發展可劃分為5個時期:工業化初期(1959年-1967年)、經濟擴展期(1968年-1978年)、經濟重建期(1979年-1985年)、經濟重整期(1986年-1996年)、知識經濟導向期(1997年至今)。工業化初期主要目標是發展進口替代工業，解決失業問題，故鼓勵外資投向勞動密集型產業，為此制定《先鋒工業法令(豁免所得稅)》、《工業擴展法令(豁免所得稅)》，給予外資稅收、貸款優惠。經濟擴展期旨在發展出口導向型產業，以充分利用其優越的地理位置、港口優勢、勞動力成本低廉優勢，克服國內市場狹小劣勢，故兩次修改《經濟擴展法令(豁免所得稅)》，鼓勵外資投向外貿、海運航運等出口型產業。經濟重建期則側重于對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工業企業的優惠。經濟結構重整期傾向于國際經濟服務業，知識經濟轉型期則將其引資重點放在生命科學、信息產業等知識密集型得九大產業。最近新加坡的新宗旨是:“把新加坡發展成為具有全商務能力的全球化城市”，相關立法亦隨之調整。
(二)專設投資促進機構，統籌管理
新加坡經濟上對外資依存度很高，為提高吸引外資的成效，貿工部專門成立下屬法定機構——經濟發展局，代表政府專司對外招商。該局擁有統一集中的權利，代表政府提供“一站式”全程服務，在招商中可就投資項目涉及的配套服務直接與外商商定，而不需要由其牽頭協商諸如稅務、土地、水務、電力等分散決策部門。統籌管理縮短項目審批時間，提高辦事效率，增加了對外資的吸引力。此外值得一提是，經濟發展局在國外設立了22個分支機構，作為其海外引資服務中心。
(三)重視投資環境改善
新加坡一直注重改善外商投資環境。首先著力改善基礎設施，如早在經濟發展初期就退出中央公積金制度，立法強制將相當部分財政收入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并一直堅持至今。其次，注重投資軟環境的改善。如新加坡立法建制完備、具體而嚴密，執法和司法嚴明、周密公正，政府行政高效，反貪機制獨立而又極具權威。最后，市場體制完備優良。新加坡知識產權管理、開發與保護堪稱一流。社會誠信，奉行法治。金融體制合理，資金自由，融資便利。重視培訓，勞動力素質較高。
(四)投資限制逐步取消，市場更加開放
新加坡開放程度居東盟國家之首，投資環境寬松。主要表現為準入范圍不斷擴大，限制領域不斷開放，特別資本市場管制逐步放開，外匯可自由流動，金融機構可在新設立分行和辦事處，并逐步在本地開辦業務。美國斯坦福大學就交通、港口、限制政策和信息傳播等方面進行研究，制定出國際Access指針。“Access指針反映各地區國際開放程度，可成為跨國企業投資時的重要參考資料，用以評估投資風險。”2006年《國際Access指數》排名，新加坡在全球75個國家和地區中的Access指數位列第二。
(五)強化投資者利益保護，減少投資風險
新加坡明確規定外資可以享有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和公正公平待遇，并在東盟自貿區、WTO等框架下同許多國家和地區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和投資保護協定，外國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和投資活動受到法律保護。此外，新加坡堅持外資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并保持統一性、透明性，持續改善其可預期性與可操作性。同時外資法執法也公開公正、廉潔高效。
(六)監督限制并舉，興利除弊
隨著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調整，新加坡從招商引資逐步轉變到招商選資。對外來投資，由新加坡經濟發展委員會精挑細選，僅會選擇那些最能適合構建知識經濟的輸入投資與技術。新加坡一方面對外資投向、外資比例、外企本地勞工就業方面有限制，另一方面對外資實行必要監管，以期減輕外資的負面效應。如為防止外資結構失衡，實行差異化引資策略，引導外資來源多樣化。注重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抑制外資對內資的擠出效應。監控外資并購、兼并，著力維護公平競爭秩序，保障本國經濟安全。
概念界定
VIE（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可變利益實體），是美國財務會計標準委員會（FASB）在其頒布的第46號修訂案中制定的一項術語，是指投資企業持有具有控制性的利益，但該利益并非來自于多數表決權。根據FIN46條款，凡滿足以下三個條件中任意一個的SPE都應被視作VIE，將其損益狀況并入“第一受益人”的資產負債表中：第一，風險股本很少，這個實體（公司）主要由外部投資支持，實體本身的股東只有很少的投票權；第二，實體（公司）的股東無法控制該公司；第三，股東享受的投票權和股東享受的利益分成不成比例。
VIE結構在我國又稱“協議控制模式”，指境內企業創始人在境外設立境外特殊目的公司（SPV），再通過境外公司在境壬枇⑼饃潭雷勢笠擔WOFE）。在WOFE和境內運營實體公司之間，通過建立《經營和管理協議》、《獨家咨詢或技術服務協議》和《股權質押協議》等協議，控制境內運營公司的全部經營活動，進而取得境內企業的主要收入和利潤。
VIE架構的構造及我國的應用
以我國企業為例，VIE架構通常為“兩內兩外”模式：首先，公司的創始人或與之相關的管理團隊設置一個離岸公司，比如在維京群島（BVI）或是開曼群島。而后，該公司與VC、PE及其他的股東，再共同成立一個公司（通常在開曼群島），作為上市的主體。上市公司的主體再在香港設立一個殼公司，并持有該香港公司100%的股權。而后，香港公司再設立一個或多個境內全資子公司（WFOE）。最后，由WFOE與國內運營業務的實體簽訂一系列協議，達到享有VIEs權益的目的，同時符合SEC的法規。新浪、阿里巴巴、百度、盛大、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均通過該模式向國外投資者募集資金。
VIE架構產生的原因分析
VIE架構產生的原因可以分成主觀和客觀兩個層面分析。從主觀上看，VIE架構的引入與中國互聯網企業面臨的資本困境有關。相比我國規定境外直接上市的高財務要求，在境內上市無望預期下，以互聯網為代表的境內企業在其發展初期，采用VIE模式進入境外資本市場，不但有效地規避我國外商投資限制以達到融資期望，而且極大地促進了我國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
從客觀上說，VIE架構的誕生極大地推動了中國互聯網行業的發展，乃至推動了中國的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首先，對境內擬上市企業而言，采用VIE模式到境外募集資金可以對該企業的成長形成較為系統的支持。其次，VIE模式對我國互聯網行業乃至中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正面推動作用。若沒有VIE模式，境內外資限制政策可能會導致整個互聯網行業發展降速甚至停滯，當前市場中的一些巨頭如阿里巴巴、百度、騰訊等也難以達到今天的輝煌。故VIE模式開創了中國互聯網企業具有中國特色的境外募資模式。正是基于此種原因，中國政府及其監管部門一直以來對VIE模式持默認的態度。
VIE模式面臨的風險類型
VIE模式因規避外資投資限制而產生.既帶來了利潤，也面臨著各類風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協議違約和道德風險。盡管VIE模式在境外不會涉及股權并購關系，能夠有效地規避政府監管，但這種利用每一份契約自由達成法律所不許效果，為脫法行為。切實履行VIE模式中一系列協議是維系這一模式的關鍵.倘若其中任何一方發生違約，則整個VIE模式都將斷裂。這一模式中涉及的多方投資者，使得其他投資者、債權人的利益受到損害。而因規避外資投資限制的目的。基于這種違約，難以得到法律的認可和對違約的救濟.這種沒有法律保障的權利是極具有風險的，因而有人將VIE模式中的控制協議稱為“君子協定”，因為該協議的有效履行有賴于創始人的道德。
合規風險。政府對VIE結構在境內的合法性一直沒有認可，嚴重影響境外公司或已上市公司的合規性和安全性。VIE結構主要用于境外投資機構投資我國禁止性行業和規避10號文的關聯并購審查制度，在境內的適用本身不排除涉嫌規避我國對外資禁止性行業的準入規定，合法性尚無明確定論。合同可執行性的法律風險。投資方與項目公司、項目公司創始人之間的投資協議存在條款缺失導致不利于投資方或創始人的訴訟，或者投資協議條款和投資結構（例如投資方優先權、對賭條款等）違反中國法律，或者在中國司法實踐中不被認可無法執行。
操作風險。投資方對投資項目的跟蹤管理往往不重視法律風險，對于投資協議中規定的項目公司交割后整改事項放任自流，存在巨大的潛在風險。
外匯管制風險。利潤在境內轉移至境外時可能面臨外匯管制風險。如2011年5月，世紀佳緣就在招股書中披露，其在中國境內開展業務的兩大子公司之一北京覓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未能如期取得國家外匯管理局審批的外匯登記證，世紀佳緣因此未能完成對北京覓緣的首次出資。根據中國法律，商務部簽發的外商投資企業批準證書也將失效，而北京覓緣的營業執照將被北京當地的工商局吊銷，它將不再是一個合法存在的法人實體。
稅務風險。VIE結構的公司將會涉及大量的關聯交易以及反避稅的問題，也有可能在股息分配上存在稅收方面的風險。比如新浪就在其年報中披露，上市的殼公司沒有任何業務在中國內地，如果非中國運營的境外殼公司需要現金，只能依賴于VIEs向其協議控制方及境內注冊公司分配的股息。所以，殼公司并不能保證在現有的結構下獲得持續的股息分配。
《外國投資法》及VIE架構的相關制度革新
《外國投資法》出臺背景
外資三法自頒布以來均已逾二十余年。雖然在2000年至2001年進行了整體的修訂，但是隨著市場的快速發展以及《公司法》在2004年和2014年兩次大的修訂，外資三法已經越來越無法適應外商投資的監管需求，甚至與《公司法》等法律法規存在較多沖突。除此之外，外資并購和國家安全審查等制度也亟需完善。綜上，一個針對外商投資領域，全新、清晰而又系統的外商投資法規的出臺可說是眾望所歸。
2015年1月19日，商務部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法（草案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外國投資法》），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外國投資法》的出臺標志著《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以下簡稱“外資三法”）引領的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外商獨資三足鼎立的外資監管體系即將成為歷史，我國外資的監管模式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而外商投資的新時代即將來臨。
外國大投資標準的確立
在草案頒布前，外資在中國的投資形式主要是綠地投資和并購投資，前者主要由“三資”企業法加以規范，后者依靠商務部的規章體系來規制（如“10號文”），另外也有零星法規對某些行業加以規范。在草案第十五條中將現有投資形式加以w納并新增了幾種投資形式，包括綠地投資、并購、中長期融資、取得自然資源勘探開發或基礎設施建設運營特許權、取得不動產權利以及通過合同、信托等方式控制境內企業或者持有境內企業權益。對于因境外交易導致境內企業的實際控制權向外國投資者轉移的，視同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境內投資。
“注冊地”和“實際控制”的雙重標準
從法理上看，界定“法人國籍”有法人住所地說、法人注冊地說、資本控制說、復合標準說等幾種說法。我國一直在外資法領域使用“注冊地說”，《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的適用范圍內采用了“注冊地說”和“住所地說”的復合標準。“注冊地說”的采用催生了許多為獲取外資待遇而設的假外企，而且在VIE架構中由我國實體控制的境外公司入境投資被一律視為外資，接受準入、安全審查、商務部審查等方面的限制。而草案依據“注冊地說”對外國投資者予以定義的同時，還引入了“實際控制”的標準，即受外國投資者控制的境內企業視同外國投資者，同時外國投資者受中國投資者控制的，其在中國境內投資可在申請準入許可時，申請將其投資視作中國投資者的投資。這種界定方式使得VIE 架構中的離岸部分返程投資可申請視為中國投資者的投資，從而免去繁瑣的審查。
外資準入管理制度
和目前對外資進入采取繁瑣的逐案審批制不同，草案在其“第三章準入管理”中確立了“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配合以信息報告制度，建立起“有限許可”加“全面報告”的外資準入管理模式。草案設立了“特別管理措施目錄”，區別于現行《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該目錄分為“禁止實施目錄”和“限制實施目錄”，并無鼓勵目錄。外資監管機構將把“特別管理措施目錄”視為“負面清單”，落入“禁止實施目錄”的外國投資被禁入，落入“限制實施目錄”的外國投資須滿足限制條件并履行外資準入許可申請；如不屬清單范圍則不須申請準入許可，享受不低于中國投資者的待遇，只須履行相應的信息報告義務。上述制度設計將上海自貿區施行的“負面清單”監管理念擴大到整個外資法體系，將大大減少外資進入的成本。
《外國投資法》對VIE架構企業的影響
對于現存的VIE企業
根據新的監管思路，對于既存的VIE結構企業，如果涉及的行業不屬于禁止類或限制類目錄行業的，將不受影響；如果仍然在禁止或限制外國投資領域的，將需要根據“新外資法草案”調整。至于如何調整，根據商務部就“新外資法草案”的起草說明，目前有三種觀點，即申報豁免模式、認定豁免模式和準入許可模式。
相比較而言，前兩個方案體現了與草案中監管思路的一致性，即區分是否可以繼續實施僅取決于是否由中國投資者控制，第三個方案雖然在準入許可的標準上較為模糊，但似保持了一定靈活度，對于屆時中國投資者喪失實際控制人地位的情形能否溯及既往考慮實際控制人的演變歷史使其合法化給市場各方預留了想象空間。但總結而言，試圖通過VIE架構來規避產業政策監管的思路將不再奏效。
對于擬新設VIE架構的企業
VIE架構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境外融資或上市，且多發生于限制或禁止類外商投資領域，但根據“新外資法”所確定的新的監管思路，筆者大膽的預測VIE結構企業將不再出現：第一，對于禁止類行業：由于不存在準入通道，而且明確了嚴格處罰措施，在這一領域將不會出現VIE結構企業。第二，對于限制類行業：由于可以申請準入許可，并確認屬于中國投資者控制，按照中國投資者對待。因此，該境外公司完全可以不通過VIE結構而直接或間接取得中國境內運營公司的股權或多數權益，且股權控制可以避免因協議控制而導致的違約風險發生，再設立VIE結構似乎也沒有必要。第三，對于非禁止類或者限制類的行業：以往有因為股東資格問題采用VIE架構的，這類企業如果是中國投資者控制，且不再需要準入許可，也沒有必要再設立VIE企業。
同時，隨著境內融資渠道的逐步拓寬和創業板IPO門檻降低等政策的推出，進一步削弱了中國企業（尤其是TMT產業企業、服務類企業）赴海外上市的動機，拆除VIE架構、轉投境內上市將逐漸成為一種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