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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理論認為：經濟活動中存在著廣泛的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導致任何抉擇策略與行為后果不存在一一對應關系，“帕累托最優”不能實現，因此，需要尋求一種契約和制度安排來規范當事者雙方的經濟行為。威廉?維克里和詹姆斯?米爾利斯在對該領域的研究過程中引入 “激勵相容”的概念，從而建立了委托理論。委托理論認為：無論是委托人還是人，其目的都是追求約束條件下的自身效用最大化；由于人的目標函數與委托人的目標函數不一致，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人可能做出偏離委托人目標函數的行為，而委托人受不對稱信息的制約，無法進行有效監督與約束，從而出現人損害委托人利益的現象。在面對人問題的情況下，委托人需要做的是如何根據能夠觀測到的不完全信息來獎懲人，以激勵其選擇對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動。此時，委托人面臨著人的兩個約束：一是參與約束，即委托人提供給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能低于后者不接受合同時的水平，也就是說，只有人“做”的期望效用要大于“不做”的期望效用，人才會“做”；二是激勵相容約束，即給定委托人不能觀測到人的私人信息，在任何激勵合同下，人總是選擇使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動，因此，任何委托人希望人所采取的行動，都只能通過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來實現，也就是說，只有人“這么做”的期望效用要大于“不這么做”的期望效用，人才會“這么做”。
委托―人問題的產生是由于信息不對稱情形的存在。信息不對稱按時間可分為事前非對稱和事后非對稱，事前的非對稱可能使契約當事人一方隱瞞關于自己的私人信息，并可能提供不真實的信息來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從而導致逆向選擇；事后的信息不對稱則容易產生道德風險，即當事人雙方在契約簽訂之前擁有的信息是對稱的，但簽約之后，一方因無法對另一方的行為進行監督和約束，另一方可能做出令自己利益受損的行為，從而產生道德風險。因此，資源配置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需要尋求一種與特定的交易信息結構相兼容的契約安排。
在金融監管過程中，監管者（監管當局）與被監管者（金融機構）之間始終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監管當局不可能及時、全面地了解金融機構的經營風險，兩者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一種經濟學意義上的委托關系，同樣存在人問題。因此，需要通過設計合適的制度安排來實施有效監管，將金融機構的經營管理目標融合進監管目標中，在實施監管行動時融合銀行的內部管理和市場約束，充分發揮這兩者的作用，使監管者的目標函數與被監管者的目標函數達到最大程度上的一致性，實現監管過程中各行為主體的激勵相容。
二、西方國家金融監管制度的歷史沿革
西方國家金融監管模式的發展經歷了由行政命令式監管―――標準化方法監管―――現行采用的內部模型法監管的歷程。（1）傳統的銀行監管是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規定被監管銀行的業務范圍，即對于特定的銀行，政府規定其可以經營哪些業務，不可以經營哪些業務；如果銀行違背了政府的規定，將受到處罰。（2）標準化方法監管則沿襲了行政命令方法的一般原理，并進一步將資產劃分為不同的風險級別，對不同風險級別的資產確定不同的固定資本要求。（3）上述這兩種監管模式是比較粗放的，沒有考慮銀行和監管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風險評價經驗的不對稱問題。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于是在1996年公布了《巴塞爾資本協議市場風險修正案》，允許各銀行采用內部模型方法來替代以前的標準方法；內部模型法允許各銀行采用自己設計的風險評價模型，以決定其金融資產組合的風險，因此解決了經驗不對稱問題；但是它規定了銀行所采用的內部模型的有關的參數標準，這可能誘使銀行為了符合監管程序而不是為了更精確的確定自身的風險水平而設計自身的風險評價模型，因而制約了風險管理模型的技術創新，同時在監管者和銀行之間仍然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因此，從本質上講，仍然沒有辦法使監管者完全能夠證實被監管者上報監管當局的風險價值是否與銀行內部風險管理所確定的風險價值一致。因此，內部模型方法仍然需要改進，許多經濟學家提出了一種激勵相容的監管方案，即事先承諾方法。
事先承諾制本是激勵機制理論中的一個專用術語，它的基本特征是當事人做出承諾后，原先在沒有承諾情況下的一些最優選擇在事后變得不再是最優，這就使當事人自己在事后的選擇余地減少，而剔除事先最優的某些選擇，也迫使對手重新考慮你的策略，從而使做出承諾的一方得到利益。將其運用到銀行監管中，就是指銀行或金融機構對自身的風險控制水平事先向監管者承諾，承諾在一定時期內的累積損失不超過一個最大限額，從而依據事先預測可能出現的最大損失留有充足的資本準備。在這一損失最大限額內，監管者不會介入，各機構自行管理和控制風險，如果在此期間任何一個時點違反了這一承諾，即損失超過了預定限額，監管者就會介入其具體活動，對其進行處罰。在事先承諾制下，銀行的最佳選擇是如實告知監管者他對未來最大損失的真實估計，因為，如果他低估了損失，他就冒著違背事先承諾而經常被懲罰的風險，這樣做的成本很大，而且會使監管機構干涉自身的業務；而高估損失則意味著要求更高的資本充足性要求。這對銀行同樣是沒有什么吸引力的，這樣就滿足了激勵制度的激勵相容要求。同時，由于規制合同是商業銀行根據自身風險控制狀況主動向規制者提交的，其所得效用也必然大于其保留效用和機會收益。因此，監管者只需設計或選擇出一種合適的激勵懲罰機制來涵蓋監管對象任一水平的風險暴露，分析問題機構風險損失的起因（是個別機構的冒險行為造成損失的發生還是由于整個經濟形勢的變化導致整個行業都面臨損失的風險），對于個別機構的冒險行為和整個行業面臨的風險導致的損失給予懲罰（區別對待），對于執行規制合同較好的機構給予獎勵。應用這種方法，銀行會受到改進內部控制制度的激勵。
關于激勵相容的金融監管制度的具體措施安排，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已有若干成功經驗可供我們借鑒，“及時校正措施”（PCA, Prompt Corrective Action）就是其中之一，它設計的初衷是從外部力量的角度出發，制定一些措施能夠使得金融機構在風險加大或資產質量變差的情況下，有足夠的壓力盡快加以糾正。Fg更具有廣泛意義的是，已于2004年6月正式公布并將從2006年開始實施的《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強調有條件的大銀行建立內部風險評估體系（Internal Rating Based Approaches,簡稱IRB），倡導國際活躍銀行基于內部數據和管理標準，建立包括客戶評級和債項評級的兩維評價體系，以增強銀行風險計量的精確性、敏感性和標準化。
三、激勵相容理念下我國金融監管制度改進的初步分析：制度環境的建設與具體措施的安排
西方國家關于激勵相容的金融監管制度方面的理論與實踐確有成功的經驗可供我們借鑒，但是也要看到，在西方國家的市場環境背景下運行成功的制度并不一定完全適用于我國。一種制度安排是否能夠在某個國家或某個地區取得成功，不僅取決于該制度本身，同時取決于制度運行的外部環境條件或者說該制度實施的初始條件；不具備初始條件，金融監管的約束目標就會發生錯位，就不能產生預期的監管效率。
就金融監管的國際趨勢而言，巴塞爾新資本協議被西方國家監管當局認為是成本最小的金融監管制度。但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對于金融環境和金融機構成熟程度之要求，是前所未有的，即便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也未必都能滿足該執行條件，更不用說處于金融制度轉軌中的我國商業銀行。應該說，我國原金融監管體系盡管是計劃手段和市場手段兼收并蓄、雙“管”齊下，但它在亞洲國家或地區陷入嚴重金融危機時依然能夠保持金融穩定（雖然不乏其它因素的貢獻），說明該種方式的金融監管制度對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的金融穩定運行具有監管方面的獨到之處。問題是：在新的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全球化、一體化及金融混業經營是發展的必然趨勢，特別是我國已經加入WTO,2006年后要全面開放金融市場，外資金融機構的全面進入必對我國金融業構成強大的競爭壓力，因此，對原金融監管體制進行改革以適應金融業務的演變趨勢和新的金融業存在格局是必然的選擇。具體措施建議如下：
（一）加緊完善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結構，建立能夠有風險約束和資本約束的成熟的市場微觀主體
目前我國國有金融機構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所有者與經營者定位不清，治理與管理一身二任，外派監事會制度也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缺乏對管理者的有效監督與約束；股份制商業銀行同樣缺乏良好公司治理的基本素質，董事會因問題不可能形成保護股東權益的激勵。因此，要以產權變革為先導，重構金融機構特別是國有金融機構的產權結構和制度。通過股份制改革，一方面可以落實股權多元化結構，建立起明晰的金融產權結構；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建立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制度，形成責權明確、相互制衡的約束機制，健全國有商業銀行的法人治理結構，將國有商業銀行改造成為治理結構完善、運行機制健全、經營目標明確、財產狀況良好并且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大型現代商業銀行。
（二）強化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機制，重視銀行信息披露尤其是內部控制信息披露，增強社會公眾和市場對金融機構及監管者的監督
只有金融機構進行良好的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監管當局才能準確了解金融機構內部控制運行情況，金融機構內部控制信息披露作為防范金融風險的第一道防線，成為有效金融監管的重要基礎。首先，要規范金融機構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形式和內容。其次，建立金融機構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評價體系，培育市場化的專業評級機構，對金融機構進行客觀、公正的評級，減少金融機構與社會公眾、監管當局的信息不對稱，增強市場監督。第三，建立以內部控制信息為核心的公開信息披露制度。
（三）改革金融監管體制，建立合理的監管制度安排以降低監管成本，提高監管效率，實現金融監管過程中各行為主體的激勵相容
關鍵詞：民間金融；利率監管機制；利率；溫州
Abstract：We described the private finance and its interest rates of Wen Zhou，and analyzed the function of the interest rates supervision mechanism in Wen Zhou private finance standardization. We concluded that the interest rates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Wen Zhou private finance is not completely established，but it has already gone to first stage.
Key Words：private financial，interest rates supervision mechanism，interest rates，Wen Zhou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4-2265（2011）08-0060-05
一、溫州民間金融發展概況
（一）溫州民間金融的發展階段
溫州民間金融產生于清朝以前，歷史悠久，形式多樣，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私人借貸、集資、企業間借貸、信息公司、基金會、會（標會、臺會等）、錢莊和當鋪，如今存留下來的以地下錢莊、典當行（當鋪的前身）和財務公司為主要形式。
改革開放后溫州民間金融借貸得到了迅速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為互助階段。之后，溫州農村的家庭工業紛紛涌現，對資金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由于缺乏擔保抵押品，它們極難從正規金融機構取得融資，而民間金融能彌補正規金融的這種不足，獲得快速發展。到二十世紀80年代初，這種民間借貸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溫州大多數家庭都進入到這一民間借貸循環中。這一階段的民間金融以互助為主，是民間自發調節資金余缺的一種方式，借貸利率較低且參差不齊，基本上月息在1%以內，最高達到4.5%，利率水平高低取決于借款數額、期限、對資金需要的緩急程度以及借貸雙方的私人關系等因素。借貸雙方直接見面，簽訂借款合約或者口頭約定，有的要有中人作保。這一階段借款人已經具有了一定的市場意識，貸款人具有一定的風險意識。第二個階段是民間金融中介的出現。由于傳統的一對一的借貸方式已經不能滿足生產經營資金的需要，出現了新的民間借貸方式――銀背者，他們從放款人那里得到資金，再以稍高利息貸給借款人以盈利，借款月息有所提高，一般為2%―2.5%左右，高的達到3%―5%，甚至6%。后來出現了私人錢莊，他們以自有資產作為擔保低息吸收資金，再以高息貸出，形成了民間金融組織。這一時期各種民間借貸活動對溫州民營企業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據統計，這一時期溫州民營企業融資的70%來自民間借貸。第三階段為無序階段。這一階段出現各種“會”，開始主要以互助為目的，后來變成籌資手段，最后竟成為了投機詐騙的手段。第四階段為穩定發展階段。經過清理整頓，溫州的民間金融借貸于1992年前后開始走上平穩發展的軌道，月息保持在3%左右，同時城市信用社開始發揮作用，并于1996年組建成為溫州城市合作商業銀行，1999年取消農村合作基金會，后來當地政府又出臺一些有利于民間金融發展的政策措施，促使民間金融運作逐步“規范化”。
（二）溫州民間金融發展的規模
有關數據顯示（見表1），溫州民間金融由快速發展到相對放緩的轉折期大約發生在二十世紀90年代中期。改革開放初期（1980年前后），估計民間融資規模約為4.5億元，全市銀行貸款余額7億元，民間融資約為銀行貸款的65%；在1991年左右，估計民間融資規模與銀行貸款之間的貨幣數值之比為4：5，民間融資約為銀行貸款的80%，融資規模的絕對量也由4.5億元增加到40億元，實現了快速擴張；但到了2001年，民間信用規模總計約為300―350億元，銀行貸款708億元，二者比例下降為45%，目前這個比值還在不斷下降。盡管2004年監控到的民間金融借貸資金比2003年平均增長17%，資金規模在不斷增加，2007年達到390億元，但是民間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慢于銀行貸款市場，比值明顯下降。民間金融借貸的發展速度趨于回緩期，在區域金融結構中逐步由高風險、高收益的投機性經濟行為走向理性化、轉型化的金融活動。
（三）溫州民間金融的作用
溫州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民間金融始終都發揮著正規金融無法替代的作用。郭斌等（2002）以溫州為例對中小企業發展與民間金融互動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民間金融是溫州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程蕾（2004）運用回歸分析法及模糊數學法對溫州民間金融與民營企業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分析，發現企業的不同發展階段民間金融資本的作用不同，在民營企業的創業初期階段起作用大于正規金融。有學者根據“需求法”匡算溫州民間金融對GDP的貢獻，所得出的結論是：1999―2003年溫州每年的GDP增長中，約有3成由民間金融資本投資直接拉動。溫州民間金融彌補了融資缺口；打破溫州正規金融的壟斷局面，形成競爭氛圍，促進了正規金融機構提高服務質量；在一定程度上優化資源配置功能，有利于提高資金使用效率。除此以外，民間金融在調整產業結構、提高市場化利率水平及形成農村金融體系多樣化格局方面都有著積極意義（蒲祖河，2005）。
（四）溫州民間金融發展的趨勢
溫州民間金融從發展趨勢上看將逐步發展為依法經營的個體組織。溫州的經濟發展模式經過幾次“蛻變”之后，已逐步走上技術性的路子，而高新技術行業最大的特點就是風險大、收益高，缺少融資的途徑。因此在今后一段時間內民間金融借貸仍然會繼續發展，甚至有可能成為民營企業融資的主要形式。但依靠以往的“會”或低利率的親友借貸等形式的民間金融組織形式，已無法滿足新型企業發展的需要。宋晗等（2007）認為，溫州民間金融發展的高級階段應該是民營銀行，事實上在現有法律法規的基礎上，稍微放寬金融市場的準入門檻，或把民間金融同外資金融一視同仁，民間金融還可以朝社區銀行或信用合作社的方向發展。
二、民間金融利率監管機制的運行情況
（一）溫州民間金融利率逐步趨于理性
二十世紀80年代，央行連續幾次加息，當1988年銀行一年期貸款利率達到12.06%的歷史最高水平時，溫州民間借貸的利率水平也飆升到45%；而1997―2004年央行連續7次降息，民間借貸的平均利率也從月息2分以上降到月息1分以下。特別是2002年中國人民銀行在溫州設立民間金融監測點之后，進一步引導民間金融利率回歸理性。2004年后隨著中國人民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及貸款基準利率的上調或下降，溫州民間金融的借貸利率水平也呈現理性的上揚或下調（見表2）。
溫州民間金融利率還具有隨借貸規模而反向變化的特點，表3顯示民間借貸月利率從平均規模38.2萬元的5.73‰，增加到3.3萬元的18.96‰，借貸規模降低而借貸利率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小額借貸基本用于消費，所以利率相對較高，而大額借貸基本用于發展生產，所以利率較低。對形成這種利率高低的原因，張德強（2010）研究認為如果考慮產權制度的風險“貼水”的合理性，和正規金融存在的尋租情況相比較，民間金融利率水平和正規金融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
溫州民間金融具有民間金融的共性優勢，首先是在對借款人還款能力的甄別上具有信息優勢，能防止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出現。其次是其擔保的靈活安排緩解了貧困的農民和中小企業面臨的擔保約束。第三是操作方便靈活，具有節約交易成本的優勢。但還存在以下的問題：一是規模小，無法形成規模效應，滿足不了企業規模化發展的需要；二是民間借貸的利率過高，超過國家借貸基準利率的4倍；三是民間金融隱藏有非法金融的風險。當國家實施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時，民間金融很可能逆經濟政策行事，給國家宏觀調控帶來困難。
為使民間金融更好地服務于經濟，國家及溫州當地政府也曾出臺過一些政策來監管溫州民間金融，如2002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針對溫州民間金融的特殊性，在溫州設立首個民間金融利率監測點；2002年8月，針對溫州民間金融借貸活躍的特點，溫州商業銀行推出了委托借款業務①，試圖將民間借貸活動納入官方金融體系，促進其健康發展，但事與愿違。2003年，溫州被確定為全國金融改革試點城市，對溫州的民間借貸活動帶來一定的影響②。從實際的效果看，在政府實施的監管措施里，設立溫州民間金融利率監測點，來引導民間金融發展的措施比較有效。本文將著重分析設立監測點前后溫州民間金融利率及其發展的情況。
（二）溫州信用社貸款浮動利率與民間金融利率的關系
在借貸利率的設定上，溫州信用社利率是在國家基準貸款利率的基礎上根據經濟形勢浮動，民間金融在很大程度上將信用社利率作為自己利率設定的參照系。
那么，信用社貸款利率與溫州民間金融利率之間存在何種關系呢？信用社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始于2002年，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溫州瑞安市信用聯社和蒼南縣信用社下轄的農村信用社在法定利率的基礎上貸款利率可上浮100%。2003年銀發[2003]250號《中國人民銀行關于擴大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區間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自2004年1月1日起，擴大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區間。貸款利率浮動區間不再根據企業所有制性質、規模大小分別制定。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貸款利率浮動區間擴大到[0.9，1.7]，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浮動區間擴大到[0.9，2]。因此，2002年以來信用社的貸款利率基本在國家基準貸款利率的[0.9，2]的區間浮動。由于只有2002年以來的溫州信用社利率數據可以利用，這個時間序列只有7個數據，而2002年以前執行的是國家基準貸款利率，所以無法做二者的格蘭杰因果檢驗，但可以做相關性檢驗。假設其他金融政策不變的條件下，二者存在簡單的線性關系，Y1為自變量，代表溫州信用社的貸款利率，X1為因變量，代表民間金融的利率，進行簡單的一元方程模擬回歸分析，得出如下關系式：
X1=8.3742+0.3573Y1
（5.8973）（2.2602）
R2=0.5054 D.W=3.0827
由于Y1的系數為正，與X1表現出正相關關系，且統計值T=2.2602，R2值較大，表明溫州民間金融利率與信用社貸款利率之間具有較強的相關性，存在同向關系，溫州信用社貸款利率上浮，民間金融利率也上升，信用社貸款利率下浮，民間金融利率也下降，在二者的散點回歸分析圖中，這種正相關性更加直觀（見圖1）。但在2002年以前，信用社未實施利率浮動機制時，二者的貸款利率相關性及其微弱，在統計學上也極不顯著。
溫州民間金融利率的調整受信用社利率的影響較大。信用社貸款利率依據國家基準貸款利率上浮或下浮，具有拉上或拉下民間金融利率的作用，利率監管機制可以起到突出的作用。
（三）利率監管機制的輔政策
為更好地監管民間金融，2005 年， 溫州市政府出臺了《關于加強民間融資管理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是實施利率監管機制很好的輔政策，能使民間金融利率監管機制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它主要由三部分組成：首先，對于民間融資的管理，提出要按照“誰主管、誰整頓；誰批設，誰負責；誰用錢，誰還債；誰擔保，誰承擔”的原則，明確職責，落實責任，并明確民間資本管理要實行“屬地管理”的原則。其次，提出疏堵結合，規范民間融資行為。規定“對民間個人借貸利率超過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金融機構同期、同檔次貸款利率（ 不含浮動） 4 倍以上的高利貸行為，其超過的高息部分不受法律保護”，強調要嚴厲打擊以牟取暴利為目的的各種非法融資活動，并進一步明確民間個人借貸行為、典當行、擔保公司、租賃公司、各類投資公司、票據業務的管理職責和明令禁止行為。再次，要求“合理引導，將各項措施落到實處”，對民間金融監管初步形成金融辦、公安局、工商局、銀監局、人民銀行等六部門聯合管理的模式，這有利于民間金融利率監管機制的實施。
三、溫州實施民間金融監管的效果及經驗
無論是官方基準借貸利率還是溫州信用社借貸利率，對民間金融利率都產生同向的影響，而信用社借貸利率的影響更加直接。因此，利率監管機制對配置資源的作用明顯。據溫州市政府的一份調查資料顯示，截至2007年底，溫州已注冊各類擔保機構近250家，但其中多數擔保公司銀行是不認可的，目前與銀行建立了合作關系、正式開展擔保業務的擔保機構還不到總數的1/4。2007年，企業營運資金構成中，自有資金、銀行貸款、民間融資三者的比例為54：17：28，民間融資的比例高于銀行貸款，比2005年上升了1倍。在390億元民間借貸資金中，120億元投向企業生產，占民間借貸資金的30%；64億元投向股市和基金，占民間資金的16%；95億元投向外地礦業開采，占民間資金的24%；其余占民間資金30%的110多億元投向比較分散，既有生產借貸，也有生活借貸。民間融資規模略有增長，并出現逐步規范化趨勢，簽訂合同的情況越來越多，而且合同要素日趨完備。從利率來看，中小企業民間融資的平均利率比常規貸款利率稍高，但未高出太多，2002年以來均沒有超過2倍。從個體來看，仍然存在“高利貸”現象，新型的財務公司、擔保公司等民間金融機構大量存在地下經營放貸業務的現象，影響了該地區金融市場的有序發展。
溫州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民間金融的貢獻，在鼓勵和監督、管理民間金融方面，溫州有以下的經驗：
（一）設立、健全民間金融利率監測點，及時掌握民間金融利率情況
2002年，央行將溫州定為民間利率監測試點城市，以推進存貸款利率的改革。截至目前，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已在當地基層金融機構設立400個監測點，由信貸員負責調查匯總。網點的鋪設也具有一定組合性，既針對民間借貸最集中的樂清、瑞安等集鎮，也包括泰順、文成等經濟相對落后的集鎮。期限分一月內、六個月、一年期、一年以上。借貸關系分個人借給個人、個人借給企業、企業借給企業和企業借給個人等四種。通過對民間金融利率的信息收集，能夠及時掌握民間金融的動向。
（二）建立、健全制度規章，引導民間金融合理發展
溫州市政府與民間金融管理各相關政府部門出臺了近10部規范性文件，每年都要進行民間金融發展情況的調研，并撰寫報告披露民間金融市場信息，增強了民間金融市場信息的對稱性，降低了民間金融的風險。
（三）把信用社利率市場化
對貸款利率實施監管的有效前提是信用社的借貸利率是一種市場化的利率，同時還需要各部門協調配合，利率監管機制才能發揮最大的功效。2002年溫州市信用社實施利率市場化改革后，其借貸利率基本是一種市場化的利率，使民間金融利率基本表現出與其同向變化的趨勢。
綜上，雖然溫州在監管民間金融方面已取得很好的成效和經驗，但溫州民間金融監管的利率機制還沒完全建立起來，只是對民間金融實施了利率監測，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利率監管機制。當地政府和監管當局在鼓勵民間金融發展方面的措施還不完善，民間金融進入市場的門檻還比較高；監管力度較弱，對非法的民間金融活動打擊的力度還不夠。這樣事實上形成雙向促進民間金融以地下形式發展的態勢。另外，利于利率監管機制發揮作用的三方監管模式還沒建立。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民間金融利率監管機制的運行，還有待進一步的探索和完善。
注：
①所謂委托貸款是指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及個人等委托人提供資金，由溫州市商業銀行根據委托人確定的貸款對象（借款人）、用途、金額、期限和利率代為發放、監督使用并協助收回的貸款。
②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于2003年1月份對此進行了一次調查，調查共涉及民間借貸328筆，金額5666萬元，最高利率為月息20‰，最低利率為5‰。結果顯示民間金融借貸關系以個人借給個人為主，借貸主要是用于生產經營，借貸期限以6―12個月居多；各類借貸中，家用消費的平均利率最高，企業借給個人的平均利率最低；從地區來看，各地區間利率水平有較大差異，經濟發達程度與利率成反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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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完善的制度也需要監管者不失毫分地嚴格執行，才能真正落在實處，否則就形同虛設。讓監管真正有力度，要拆除金融機構和監管機構人員之前相互跳槽的“旋轉門”，隔絕兩者之間的利益糾結
最近，銀監會頻頻對重大違規案件開出巨額罰單，處罰金融機構相關責任人。嚴查、處罰金融機構本是監管部門的職責所在，而在近期浦發銀行成都分行違規放貸案中，一個細節引起很多人的關注——銀監會不僅重罰機構，而且“刀刃向內”，對四川銀監局原主要負責人和其他相關責任人進行了嚴肅問責。
防范風險，要改變“牛欄里關貓”的現象，完善相關監管制度。然而，籬笆筑好，還得安排盡職的“守護人”巡邏值班。去年以來，銀行業監管部門出臺公私分開和履職回避辦法等，從制度上預防監管履職中可能產生的腐敗問題和道德風險，筑牢公私分開“防火墻”，打好公正履職“防疫針”。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銀監會對重大風險事件中暴露出來的監管履職不盡責不到位問題進行了嚴肅處理，共問責工作人員69人。正是通過這些努力，讓監管人員的責任心得到有效提高，促使其發揮了應有作用。
誰來監管金融監管者，是一個永恒話題。每一次金融危機的爆發都會伴隨著對金融監管漏洞的反省，甚至有人將危機的爆發歸咎于金融監管失靈，認為正是金融守護人即監管人的政策導向，誘發金融家過度承擔風險，而在日常監管中卻對風險隱患視而不見，最終導致風險爆發。
打好防控金融風險攻堅戰，監管者的擔當和盡責顯得尤為重要。制度是監管的基礎和生命線，但再完善的制度還需要監管者不失毫分地嚴格執行，才能真正落在實處，否則就形同虛設。監管者對風險的態度，決定了市場對風險的好惡；監管者與金融從業人員的近疏，決定了監管者在關鍵時刻是否敢于“亮劍”；監管者對違法者處罰的力度，成為市場權衡違法成本的標尺。筑牢防風險的屏障，離不開敢于監管、嚴于監管、善于監管的“守護人”。
一、宏觀金融監管功能匱乏和不到位
美國一直以來實行的是分業監管模式。在宏觀審慎方面，不管是分業監管模式還是統一監管模式都存在不到位的缺點。拿發生危機的美國來說，對于不斷創新的金融衍生品沒有專門的機構進行監管，并不能消除系統性風險。在住房抵押貸款機構發放抵押貸款給貸款人時，住房抵押貸款機構并沒有對貸款人的信用、還款能力、收入高低等進行嚴格的審查，不考慮由此帶來的后果，只是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不停的為貸款人發放貸款。此時，美國的金融監管機構在宏觀上并沒有對住房抵押貸款機構給次級貸款人發放貸款的行為進行制止，沒有對其實施適當有效的監管。當次級抵押貸款證券化時，會有評級機構對特殊目的公司SPV發行的債券進行評級，因為評級機構是商業性質的，況且美國也沒有專門的機構來對評級機構進行監管。因此評級機構對發行的債券基本上評級在當時良好的經濟條件下的評級都是優等級的，這樣投資者會認為這種債券的風險很低，從而放心購買。這些次級抵押貸款債券之所以能夠廣泛流通，還有信用增級機構對發行債券的機構進行信用擔保，如果一旦住房貸款人沒有辦法償還住房貸款時，投資者購買的債券就會因此跌價，而此時信用增級機構就會對投資者進行補償。因此站在投資者的角度，認為這種債券還是值得購買的。但是評級機構以及信用增級機構在美國并沒有機會對其進行嚴格的金融監管，因此美國的分業監管模式出現了空白，造成了宏觀金融監管的不到位。
二、金融衍生品過度創新增加系統性風險
全球化的過程中，金融行業越來越趨向于融合更趨于一體化，金融體系的復雜性也越來越強。在美國這樣一個金融市場高度發達的國家，它的金融創新是不容忽視的，由此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同樣也不容忽視。我們知道從住房抵押貸款發展成為住房抵押貸款債券MBS，再后來衍生出來的資產支持債券ABS，由MBS和ABS發展而來的擔保債券憑證CDO，再到后來的信用違約掉期CDS。從這來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融產品創新越具有規模。規模越來越大，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量越來越大，一方面就會增加金融機構本身的操作風險，同時產生了增加了金融體系中的系統性風險。在2001年到2007年期間，全球的次級抵押貸款，債務擔保憑證CDO和信用違約掉期CDS的規模分別擴大了2.4倍、98倍和300倍。從這些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到，金融衍生品工具的發展是不斷增長的，規模也壯大了很多，但也無限增加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與此同時，許多這些金融衍生品是由少數幾個大的金融機構進行交易的，使機構的風險集中在少數這些大機構，這又進一步的增加了系統性風險。
三、金融監管的順周期性
金融監管的順周期性主要體現在資本充足率及以上的公允價值會計準則計算，金融監管機構對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將在經濟繁榮時期放松，在資本充足率體現上面，繁榮時資本充足率的制定會相對低點，銀行就會有更多的資金來進行信貸方面等有所作為，而銀行投資擴大行為和信貸供給擴大行為又會進一步拉動整個市場經濟的發展，因此無形中又放大了經濟的波動，使得經濟更趨向于繁榮；反之，經濟衰退時就提高資本充足率，就會進一步加深經濟的衰退。金融監管的順周期性還體現在公允價值會計上面：具體可以表現為，當金融機構所擁有的資產價格在市場上的價格下跌時，而作為公允價值會計方面，就會引起這個金融機構的整個市場價值也跟著下跌，對于投資這個金融機構的投資者來說，投資者就會拋售持有的這個金融機構的股票，而投資者的大量拋售行為又會進一步使得股票的價格下跌，同樣在公允價值會計上面，又會進一步使得資產的價格更進一步下跌，如此一來就會形成惡性的循環，造成經濟的大波動；反之當金融機構持有的某項資產價格上漲時，公允價值會計也會使得金融機構的整個市場價值上漲，同時也會形成良性的循環，經濟的波動在無形中被放大。此外，我國的央行行長周小川也曾在文章中提到過信用評級問題、定價模型等制度也具有較強的順周期性，這些具有順周期性的金融監管制度與資本充足率和公允價值會計計算一起擴大了經濟和金融的原有的波動性。從這個方面來看，在表面看來非常繁榮的美國經濟來說，因為存在金融監管的順周期性，所以在金融監管方面過于放松。
四、金融市場的信息披露不足
一、金融支持“走出去”面臨的形勢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迫切需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2002―2011年，我國年度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由27億美元增至747億美元，年均增長27%。2012年1―7月，我國境內投資者對全球117個國家和地區的2407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422.2億美元，同比增長52.8%。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組織估計，按照以往新興經濟體崛起的發展態勢來看，到2020年，我國向海外輸出的直接投資總規模有望達到1―2萬億美元。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企業“走出去”對境外全方位金融服務的需求將更加迫切。
（二）金融危機后國際經濟金融形勢變化為我國企業和金融機構“走出去”提供了空間
金融危機后，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在全球經濟復蘇中的作用日益凸顯，發展中國家紛紛“向東看”借鑒經濟增長經驗，這將有利于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借勢進入這些國家擴大投資。另一方面，發達國家企業和產業在受到這次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后，也急需外來投資為其注入活力，這就為我國企業進行綠地投資或開展并購帶來機會。與此同時，發達國家金融業目前仍處在修復過程中，歐洲銀行大規模“去杠桿化”進程仍在繼續，據IMF預計未來兩年歐洲銀行去杠桿化規模將高達2.6萬億美元，為中國金融機構“走出去”開拓國際業務讓渡了空間。
（三）人民幣國際化為產業和金融“走出去”創造了重大機遇
國際經驗表明，本幣國際化有利于促進對外投資。人民幣國際化的穩步推進，不僅會促進我國企業加快“走出去”，同時也為金融機構國際化經營帶來重大機遇。一是人民幣跨境使用必然要求境內金融服務提供者向境外延伸其服務范圍，擴大其海外業務；二是預計人民幣將首先在周邊國家和地區以及部分發展中國家率先得到廣泛使用，商業銀行作為跨境人民幣業務最重要的推動者和參與者，可以在此過程中完善海外布局；三是國外企業對人民幣的接受程度不斷擴大。據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2012年10月份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接受調查的大型跨國公司中有17%計劃在未來1年中通過人民幣計價債券、貸款和首次公開募股等途徑進行融資，25%計劃在未來5年進行人民幣計價融資。對于我國商業銀行來說，在提供人民幣跨境金融服務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從而為其海外分支機構拓展國際業務帶來機遇，并有望在人民幣結算、清算、金融市場和海外融資領域確立領先地位。
二、金融支持“走出去”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為鼓勵和引導企業積極開展境外投資，國家通過放松外匯管制、成立專項基金、提供貸款貼息等措施給予企業金融支持，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等也積極開發金融產品，為企業“走出去”提供綜合性金融服務。然而，我國企業“走出去”面臨的“融資難”等問題仍比較突出，金融支持力度不夠已對我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走出去”形成了較大的制約。主要問題如下：
（一）國家外匯管理政策尚不能適應“走出去”戰略的新形勢
國際金融危機為我國企業“走出去”帶來了許多新機遇，鼓勵和支持各類企業開展對外投資和兼并收購業務應是提高我國企業國際化水平的現實選擇。然而至今，國家外匯管理仍未改變“寬進嚴出”的政策導向，對“引進來”和“走出去”的支持很不均衡。金融危機以來，為支持企業對外投資，外管局簡化了境外直接投資資金匯回和境外放款外匯管理，并允許境內個人作為共同擔保人為境外投資企業境外融資提供對外擔保，但這些政策調整遠不能滿足企業對金融服務便利的需求。目前，為境外企業在境外融資提供擔保的審批門檻仍比較高，對外擔保金額與企業外匯收入及部分財務指標掛鉤，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提供對外擔保以逐筆核準為主，外匯審批時間相對較長，不僅制約了我國企業境外融資活動，甚至會貽誤企業海外發展的良機。
（二）國內資本市場不成熟制約企業跨國經營
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深度和廣度都還欠缺，大量有活力的民營企業被拒之門外，一些能夠獲得優先融資權利的企業也只能主要依賴股票市場，而債券市場、場外市場、衍生工具市場等的發展明顯滯后，不僅導致企業融資渠道狹窄和不暢，而且也使企業缺乏風險對沖工具。對于跨國經營的企業來說，由于國內“充血”不足，加上風險管理工具缺乏，企業境外發展顯得后繼乏力，境外經營風險明顯加大。
（三）銀行跨境金融服務難以滿足企業“走出去”需求
首先，政策性銀行服務不足。我國“走出去”政策性金融服務集中在中國進出口銀行，而進出口銀行目前提供的海外投資融資規模仍然較小，在其業務總量中占比較低，且主要集中在一些大企業和大項目上，大多數民營企業事實上很難享受到這一政策性金融支持。其次，商業銀行全球授信體系尚不完善，難以向客戶企業提供全方位的全球金融服務。一方面，商業銀行海外貸款受到額度限制與審批限制，全球授信能力有限，作為“走出去”主體的民營企業大多與此無緣。另一方面，銀行境外分支機構網點少、規模小，并且主要集中于發達國家，與我國企業“走出去”的地區分布契合度不高。特別是，真正能夠開展業務、獲得盈利的分行、子公司等金融機構的比例較小，很難承擔起支撐我國境外企業融資的重任。第三，商業銀行產品創新能力較弱。受此影響，商業銀行提供的金融服務比較單一，不能夠滿足我國企業跨國經營和境外發展對各類創新金融產品服務的需求。
（四）保險業對企業“走出去”支持力度不夠
目前，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是我國提供對外投資保險的唯一公司，由于缺乏競爭和非商業化經營，其業務范圍狹窄、業務規模較小，與我國企業快速增長的對外投資規模相比，存在著很大的缺口；而且，其海外投資保險的覆蓋面較低，加之保費費率過高，從而削弱了保險業對企業境外投資的支持力度。
三、相關建議
綜上可見，今后一個時期，為適應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新形勢，更好地滿足企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我國應當抓住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格局調整、發達國家金融機構戰略性收縮、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快等重大機遇，加快金融機構“走出去”步伐，積極培育形成境外銀企合作新格局，促進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良性互動、共同發展，同時著力培育和提升我國金融國際競爭新優勢。因此，隨著我國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展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進一步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積極跟進，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應是國家金融支持“走出去”政策的重要著力點。
為此，一方面，加大國內金融對“走出去”企業的支持力度。適度放寬企業跨國經營的外匯管制，簡化審批程序，提高企業用匯的便利性。積極發展外匯市場，增加外匯市場產品，便于“走出去”企業規避匯率、利率等風險。鼓勵境內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租賃、信托、基金、期貨、證券、保險等各類金融機構加大金融創新力度，提高金融服務效率，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多元化、全方位、高質量的金融服務。建立對外產業投資基金（比照“中非發展基金”），針對特定區域、特定行業或特定投資方式如并購進行專業化投資。發展商業性出口保險業務，成立商業性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實行政策性和商業性互補的雙軌制，降低保險成本，擴大保險覆蓋面和規模，增強出口信用保險對企業境外投資和經營的支持力度。
論文摘要:次貸危機的全球蔓延降低了我國經濟增長的外部需求，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諸多不利的影響。在當前這種出口需求緊縮的情況下，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將有利于刺激內需，對于現階段拉動國內經濟的增長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007年 4月美國全面爆發次級按揭貸款危機 (簡稱次貸危機 )，這場危機后來演化成為全球信貸緊縮，并以驚人的速度蔓延，對全球金融市場造成巨大的沖擊。
次貸危機 的全球蔓延降低了我國經濟增長的外部需求，對出口企業產生巨大影響。同時，次貸危機還導致全球股市震蕩，中國股市也出現 了巨幅震蕩和急劇下滑，這些都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諸多不利的影響。
2008年 l1月，國務院提出2010年底之前投資 4萬億元刺激經濟的 10項措施。在當前這種出口需求緊縮的‘隋況下，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將有利于刺激內需，對于現階段拉動國內經濟的增長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我國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必要性分析
1．有利于克服國際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擴大國內需求保障國民經濟平穩發展，扭轉經濟增速下滑趨勢面對國際國內的嚴峻形勢，保持經濟平穩發展，防止出現大的起落，是當前首要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對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未實行擴張型的財政政策，會為經濟的平穩增長提供一個有效的前提和基礎。通過政府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能夠進一步拉動更大的投資需求。根據世界銀行最近一份權威報告顯示，擴大基礎設施建設拉動的投資需求系數將達到 3．1～3．8，即政府對于基礎設施每投入 1美元，就能拉動社會投資需求 3．1～3．8美元。這樣，不僅可以直接增加社會總需求中的投資比重，為經濟持續增長奠定基礎，進而增強經濟增長的后勁，而且在投資過程中還能將一部分投資轉化為居民的收入，提高居民消費需求的總體水平。通過這種輪番作用，能夠進一步促進經濟全面增長，為戰勝金融危機提供保證。
2．有利于加快和諧社會建設的步伐，克服影響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增強經濟發展的后勁基礎設施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和必備條件，在助推地區經濟起飛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沿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和某些地區開發獲得成功，一條共同的經驗就是通過率先啟動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為經濟高速增長奠定堅實的基礎。經過近年未的大規模建設，我國基礎設施在整體上有了很大的發展。然而，由于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城鄉之間的差異，某些地區和鄉村的基礎設施建設還很薄弱，制約經濟發展的一些瓶頸因素仍未消除。要在新的起點上推進這些地區實現新的跨越，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就顯得更加緊迫。
3．有利于促進我國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緩慢，城市化水平還較低，目前僅有3 1％，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城市化率 70％～90％的水平，也落后于世界平均 45％的水平。這種狀況導致城市發展缺乏后勁，無法充分發揮城市經濟的“聚集效應”，造成城市資源的浪費和整體利用水平的低下，束縛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和對周邊地區發展的帶動輻射作用。加強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有效增進城市與周邊鄉鎮的連接，進而充分發揮市區經濟的帶動效應，有效促進城鄉經濟的統籌發展。
4．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和優化升級，進一步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不僅可以改變我國基礎設施落后的面貌，也可以促進相關產業結構升級。在各項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及其配套建設中，如高速鐵路、通信網絡等建設，就需要引進更多的高科技產品，配套研發更多的自主核心技術，讓更多的技術更新換代，這將促進高科技成果加快向生產領域轉化的步伐，從而也進一步促進相關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
二、我國基礎設施建設的行業領域分析
當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包括許多方面，為此，不能搞“一刀切”，要針對實際需要有重點、有組織、有步驟地重點發展一些關鍵行業。
1．交通運輸行業
交通運輸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是一切經濟和社會活動的載體。它把社會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各環節有機地聯系起來，是社會經濟活動得以正常進行和發展的前提條件交通運輸業一方面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經濟社會以及國防建設對運輸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能夠推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因為優良的交通運輸對充分開發利用各地區間、各國間的經濟發展的可能性起著重要的作用。
國內外發展 的經驗表明，鐵路干線對經濟的帶動力和影響力極強。如 日本的北海道干線，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大干線法國的巴黎一里昂線，我國的哈大線、京廣線、京滬線、隴海線，都已成為重要的經濟發展軸線，對于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交通基礎設施的發展，將會有力地帶動區域經濟的大發展，這是被客觀歷史證實的經濟規律。進入“十一五”后，國民經濟高速發展，對交通設施的需求也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因此，在現階段必須加大交通領域基礎設施的建設。
2．通信行業
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大量的新知識、新信息的傳遞和利用。大力發展通信行業，加快通信基礎設施建設，促進通信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對拉動內需、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發揮良好的促進作用。尤其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勢不可擋的今天，各類科技信息、經濟信息的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社會各界對信息交換的需求俞加旺盛，發展通信行業有利于促進高新信息技術產業化的進程。
3．電力行業
目前，我國的電力市場開發程度較低，制約了經濟的持續快速、穩定發展。尤其是電力行業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現在電源結構不合理，水、火、電比例失調 ，電網建設滯后于電源建設，電網結構不合理。2008年初的低溫雨雪冰凍災害造成國家電網線路停運330多條、輸電桿塔倒塌 196處，導致我國南方大面積斷電，同時致使國內南北鐵路 電氣化大動脈的中斷。加大電網基礎設施建設，促進電力行業結構調整，既可彌補電力行業薄弱環節 ，拉動 電力基礎設施建設相關產業發展，又可增加電力供應，促進城鄉經濟健康穩定發展。
4．農村基礎設施領域
與城市相比，農村各項基礎設施尤顯薄弱。按照國家新農村建設總體部署，緊緊圍繞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和發展農村社會事業，要逐步把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轉向農村，推動城市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特別是要加強支撐現代農業的基礎建設，抓好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實施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建設和改造通鄉、通村公路，加快發展農村清潔能源，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我國作為農業人口大國，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有著非常重要 的戰略意義。
三、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籌措對策
加強基礎設施建設，首先要解決好資金籌措問題。當務之急是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多元化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體系，以“三個有利于”為根本出發點來進行基礎設施的投資與建設。針對我國的國情和借鑒國內外的經驗，分析發現在現階段宜采取如下途徑來進行資金籌措。
1．由當地政府發行基礎設施建設債券
美國有許多州早已采取政府發行基礎設施建設債券的資金籌措辦法，而且施行多年實踐檢驗具有較強的適用性。通過發行債券，可以籌集到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所必需的投資額。同時，由于其具有追索償還權，還會激勵當地政府加強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管理，努力提高資金的利用效率。
2．實行 b0t融資方式
通過bot融資方式的運用，可以充分利用國外大企業的雄厚資金和先進 的經營管理經驗，促進基礎設施項 目投資的完成，而且由于在合同或協議中規定了在一定期限內由外方來經營并由其自身來承擔經營中的風險和損失，這樣就可以迅速地促進城市基礎設施的大發展。
3．鼓勵私人進行投資
研究表明，未來私人投資將是我國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的重要資金來源，這將有利于提高社會資金的利用效率。在國外，私人對于基礎設施的投資比例一般占全部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總額的 12％～ 18％。在阿根廷 ，私人對于基礎設施投資的比重則高達70％；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一直有私人參與除供水之外所有基礎設施部門投資的傳統；在菲律賓，私人投資也高達 40％。因此，可以借鑒國外的作法，放開大部分的基礎設施建設項 目資金籌措限制，鼓勵私人參與投資。
4．發行股票進行融資
關鍵詞：CEPA；金融融合；金融監管法律；法律協調
中圖分類號：F8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428（2007）02-0040-05
一、引言
本文認為CEPA金融領域合作沿用GATS模式，在伊始及合作的初始期，有其審慎性的一面，但隨著CEPA金融合作融合的加深及其對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需求，GATS模式有其局限性。歐盟金融融合進程中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經驗可以成為CEPA金融融合進程的借鑒；歐盟經驗的借鑒，必須考慮“一國兩制”下內地與香港區域金融融合的獨特性。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對此問題進行初步探討。
二、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制度環境與現實需求
依托《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內地與香港金融融合在沿用GATS模式的CEPA框架下繼續推進，促成了內地與香港金融融合的潮流，同時構筑了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制度環境與現實需求。
首先，《基本法》遵循《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構筑了處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經濟關系的基本框架，即“一國兩制”，并在第五章就香港經濟、金融制度予以明確規定。規定涉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適當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以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自行制定貨幣金融政策，保障金融企業和金融市場的經營自由，并依法進行管理和監督”以及對外匯基金的支配和管理用途的規定，港元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地位、現行發鈔機制保持不變，港幣自由兌換、資金自由流動、不實行外匯管制等等。規定構筑了內地與香港金融關系的“法律基礎與政策框架”，奠定了金融監管法律協調需求的制度基礎。
其次，CEPA沿用GATS模式構筑了內地與香港金融服務領域“相互”開放的雙邊框架。盡管學者對CEPA的性質意見并不統一，但CEPA沿用GATS模式處理內地與香港金融服務領域開放合作的特征是明顯的。特別是在主體文件中，如同GATS一樣，CEPA亦先就金融服務領域基本原則進行了規定，概述了內地與香港金融合作的義務，而將雙方金融服務領域的具體開放承諾以附件的形式予以明確①。2004年10月27日CEPAⅡ在香港簽訂，并同樣以附件3的形式對金融服務承諾予以修訂。2005年10月18日CEPAⅢ的簽訂亦采用相同方式。如同世界貿易組織推進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離不開對市場準入金融監管法律、成員方國內審慎監管法律等的協調，沿用GATS模式的CEPA進程亦提供了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潛在需求。
其三，兩地金融主管當局在《基本法》、CEPA框架下對金融融合、金融監管法律關系進一步進行了闡述，成為兩地金融融合的具體指導，為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提供了實踐可能。1996年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元在“英倫銀行研討會”上，在闡釋“一國兩制”原則的基礎上將內地與香港金融關系概括為：“一個國家內，不同經濟、社會制度下的兩種貨幣、兩個貨幣制度以及兩個全融當局之間的關系。”①并進一步提出處理兩地金融關系的“七項原則”。②1999年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九周年‘認識一國，體現兩制’研討會”進一步就“一國兩制”及香港的金融自進行了闡釋。2003年8月香港金融管理局與內地銀監會簽署諒解備忘錄，就加強雙方監管合作、信息交流進行初步規定。
三、CEPA金融融合制度進程中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局限性
1．GATS是WTO框架下旨在促進多邊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多邊協議，其對于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作用僅在于與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有關的領域，如市場準入監管法律方面，對于準入之后的持續性監管法律制度較少涉及。CEPA在金融服務領域同樣更多的關注于服務貿易自由化，目標的局限性使得持續性監管的合作仍然停留在簽署備忘錄的層次上，未能與CEPA實施區域金融進一步融合的目標相適應。
2．國民待遇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是GATS處理多邊金融服務自由化的基本原則。基于推進多邊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中多邊政治經濟利益沖突的現實考慮，兩項原則及其例外規定是適當的。但國民待遇原則強調“內外一致”，最惠國待遇強調的“外外一致”，并未能協調消除合作國家間的金融監管法律差異。對于區域金融融合的合作而言，差異的金融監管法律仍然會阻礙合作目標的實現。如歐盟金融融合實踐中，1977年第一銀行指令頒布前，采用的即是國民待遇的作法，該作法并未能有效的實現銀行業“設立提供服務的自由”。因為“即使每個成員國能非歧視地適用法律，成員國之間的法律差異性并沒有消除，從而共同體內市場的分離性仍然存在，即有多少成員國就有多少市場，而這與建立歐共體內共同金融市場的目標是相違背的”。③
3．處理多邊關系的GATS模式是多邊討價還價的結果，其固然可成為處理雙邊金融服務貿易的參照。但多邊關系中的討價還價，由于利益的多樣性與難與調和性，往往使得各自約束承諾的作出并未從“經濟”的角度去考慮，而僅僅是出于“商人本性的討價還價”。④因此多邊自由化的措施，是否反映真實的區域金融融合及監管法律協調的需求值得商榷，尤其是對于香港與內地而言，一國兩制的框架、地域的毗鄰及其天然的親緣關系等等。
顯然，CEPA下內地與香港金融的融合沿用GATS金融服務貿易多邊自由化的模式并非盡善盡美，隨著內地與香港金融的融合的深化，金融監管法律的協調日益成為深化合作的迫切需求時，CEPA進一步促進金融融合的目標、手段上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作為區域金融融合典范的歐盟，其借助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推進金融融合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
四、歐盟區域金融融合進程中的金融監管法律協調
歐盟在區域金融融合進程中，通過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在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單一內部市場的建設上取得了突出成效。以銀行監管法律協調為例，歐盟通過頒布一系列指令，對資本充足、并表監管、大額暴露等金融監管法律進行了協調。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與歐盟金融融合建設進程相得益彰。一方面，內部單一市場的建設不斷拓寬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需求，另一方面協調的金融監管法律又促進了單一市場的建設。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植根于歐盟金融融合進程中，設計了良好的協調保障機制。
(一)歐盟基礎條約是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基石
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由歐盟基礎條約予以保證。首先，《歐共體條約》①對四大自由的規定，尤其是對設立與提供服務自由的規定，為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保障四大自由及后來單一內部市場目標的約束下，對有可能阻礙目標實現的金融監管法律差異進行協調，是協調的根本目的所在。其次，《歐共體條約》第二編第三章對法律近似化專章予以規定，特別是第94條依據共同市場的要求明確“理事會應根據委員會的提案以全體一致同意通過指令，以使各成員國的對共同市場的建立或運轉發生直接影響的法律、法規和行政條例的各項規定趨于接近”，從而為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提供了良好的依據。《歐共體條約》第3條亦明確規定，為了達到本條約所確立的目標，按照規定的條件和時間表，共同體的活動應包括“在共同市場運行所需限度內，使成員法律近似化”。將法律近似化作為歐洲共同體的重要活動之一。歐盟基礎條約的規定以目標指引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并對其進行具體規定，為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成功提供堅實的基礎。
(二)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原則是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良好機制保證
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成功在于其對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原則的精巧設計。歐盟金融(銀行)監管法律協調最初采用“全面協調”的原則，追求的是“通過對各成員國銀行業法規的‘完全的統一’來實現共同體銀行業一體化”。這一協調原則集中體現在歐盟銀行業法律協調的早期成果1977年《第一銀行指令》。由于銀行業的特殊地位及其各國銀行業法律的差異，追求“完全的統一”式的全面協調，并未能很好地推進歐盟金融融合的建設。1985年《關于建立內部市場白皮書》在描繪歐洲單一市場藍圖，列舉建立單一市場所必需的指令時，摒棄了“完全統一”的一體化主張，確認了在關鍵領域，如金融監管等方面，運用“相互承認”、“最低限度協調”二項原則來促進歐洲金融市場的一體化。1989年的《第二銀行指令》在銀行業法律協調中確認以上兩項原則，并成為了歐盟銀行業監管法律協調的基本原則。相互承認原則以尊重成員國法律為前提，每個東道國把其他成員國的法律、法規和行政措施視同于本國的規定，從而避免了東道國通過適用本國法的不同規定而限制成員國、信貸機構的準入，擴大了銀行業的開放。單一銀行執照和母國監管原則是相互承認原則的具體體現。最低限度協調原則對銀行業的“重要規則(essentiall rules)”進行協調。
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以最低限度協調原則、相互承認原則為基礎，以單一執照、母國控制原則為具體體現，輔之以歐盟立法的兩項基本原則――附從原則(subsidarity)與適當原則(proportionality)，構筑了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原則的完整體系。自《第二銀行指令》以來，歐盟依托精巧的協調原則，客觀上降低了對成員國國內法的協調需求，從而加速了金融業的一體化進程。
(三)歐盟的區域立法工具體系是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工具保證
歐盟的法律淵源可以分為基本淵源和派生淵源。基本淵源由歐盟的基礎條約及后續條約組成，如《羅馬條約》等。派生淵源由條例、指令、決定、建議和意見構成。條例具有普遍的約束力，可以在所有成員國中直接使用，無需經各成員國立法機關通過立法轉換程序或批準方式使其成為其國內法。指令對特定成員國有約束力，要通過成員國國內立法程序轉換成為本國國內法。建議和意見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在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上，尤其是歐共體立法程序上起著重要的作用。決定對其指明的對象有約束力，既可以對成員國作出，也可以對公民或個人作出。歐盟基礎條約提供協調的總體框架與目標指引，作為基本法律淵源，為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如前述)，歐盟的派生淵源，則以其完善的、多樣化的工具體系在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中起主導作用。與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原則結合，指令最終成了實現最低限度協調原則的首選。根據《歐共同體條約》第249條第3款規定：指令對與其所指稱的成員國，就其所欲達到的目標具有約束力，但采用何種形式與方法達到指令目標則由成員國自行選擇。因此，指令的方式是一種體現“軟法”“軟法（soft law）是用來指稱沒有法律效力，但有實際影響的規則，是與“硬法（hard law）”相對的一個概念。本處用來表示歐盟在銀行業監管法律協調中協調效力架構及注重靈活性的考慮。方式的協調，較好的平衡了金融融合與成員國間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及利益所在。以銀行業為例，歐盟建立制定了大量的指令，涉及設立和經營業務、資本充足與清償比率、并表監管等多方面，通過該指令確立了銀行監管法律協調。
(四)萊姆法路西框架(Lamfalussy Framework)是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良好組織保障
萊姆法路西框架是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新系統，是以亞歷山大?萊姆法路西為首的歐盟證券市場監管哲人委員會(Committee of Wise Men on the Regulation of European Securities Markets)所倡導的歐盟證券市場監管協調立法框架推廣至銀行、保險業監管立法協調的成果，是對原有協調機構的整合、改造與突破。萊姆法路西框架包括四個層次的協調機構，第一層次包括歐洲經濟與財政部長理事會(ECOFIN)、歐洲議會(EP)、歐洲委員會(EC)，主要是進行框架原則性立法，仍由EC提出立法建議。第二層次包括，歐洲銀行業委員會、歐洲保險和職業養老金委員會、歐洲證券委員會、歐洲金融集團委員會，委員會由成員國財政部高級代表組成，主要是“確定、建議和決定有關對第一層次指令和條例的實施細則”。第三層次包括歐洲銀行業監管者委員會、歐洲保險和職業養老金監管者委員會、歐洲證券監管者委員會，各委員會由成員國各監管當局、歐盟相關機構等高級代表組成，主要是加強成員國監管當局的合作，保證統一實施第一、二層次立法。第四層次即執行層次，為各成員國包括成員國監管者具體實施歐盟指令、條例，歐洲委員會也擔當監督、促進實施的責任。
萊姆法路西框架四個層次的架構，奠定了歐盟金融業法律協調的萊姆法路西程式(Lamfalussy：Process)，即四層決策法(A Four-level Approach)。由第一層進行框架性立法，協調立法原則，第二層次關注技術性問題，制定第一層次協調立法的實施細則，第三層主要是“在準備實施歐盟指令的技術性措施，及準備促進歐盟監管合作和監管趨同的措施中為歐盟委員會提供專家意見”。第四層次由歐洲委員會協同成員國、成員國監管當局等實施歐盟立法。四層次立法中，主要是以歐洲理事會或理事會與歐洲議會共同頒布指令的方式進行協調立法。
(五)歐洲法院是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司法保障
歐洲法院在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中起重要作用，在歐盟基礎條約對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作初步規定后，歐洲法院不僅在實施中起到了統一解釋、促進實施的作用，而且通過法院的判例，進一步拓展、完善了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原則。如歐洲法院在Van Gend en Ioosep案中，第一次闡述了歐盟法直接效力的含義，而相互承認原則即源自于歐洲法院1979年對Cassis de Diion一案所作的判決。①歐洲法院對歐盟法的闡釋與發展是由其自成體系的司法程序予以保障的，如《歐共體條約》第230條規定的合法性之訴，第232條規定的不作為之訴以及第234條規定的預先裁決程序等等。由歐洲法院根據《共同體條約》的基本精神，通過判例的形式確立了解決歐盟法與歐盟成員國法兩種法律制度沖突的基本的框架原則，以及部分調和了歐盟成員國法之間的沖突，從而掃除了共同體法直接適用于成員的障礙，為法律協調奠定了基礎。
在推進歐盟金融融合進程中，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既是作為金融融合的工具，同時也是一體化的客體之一，歐盟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特征了是明顯的。歐盟以基礎條約規定的建立歐盟共同體內部市場的目標為指引，以基礎條約對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規定為約束，借助良好設計的協調原則，以超國家性的歐盟次級立法為主要協調工具，輔之以協調機構、程序的優化及其司法保障體系的構建構筑了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在推進歐盟金融市場一體化中的成功作用。歐盟的成功經驗值得CEPA進程中內地與香港金融進一步融合(一體化)的借鑒。
五、內地與香港金融融合的金融監管法律協調
(一)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借鑒歐盟經驗的難點
其一，歐盟成功經驗的保證在于歐盟基礎條約對金融監管法律協調規定的效力上。歐盟基礎條約是國家之間的國際條約，其對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規定為成員國創設了國際條約上的義務。這是歐盟成功協調的源泉所在。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應該選擇怎樣的“基礎條約”，顯然是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借鑒歐盟經驗的難點之一。
其二，《基本法》為處理內地與香港金融關系規定了“一國兩制”的基本政策框架，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協調是否是對此基本制度的侵蝕。即如何處理金融監管法律協調與“一國兩制”的基本關系，是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借鑒歐盟經驗的難點之二。
以上兩點難點，其實質亦是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深化的基礎所在。《基本法》及其CEPA所構筑的基本框架，從國內法、“國際法”的層面規定了兩主體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基本法律地位。《基本法》依托《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了香港的特別行政區的主體地位及政治、經濟、金融、司法等基本制度；盡管CEPA國際法層面的意義仍有異議，但內地與香港同為W'TO成員，其遵循WTO原則規定是符合邏輯的。內地與香港關系的獨特性，從某種程度提供了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雙重保證。源于內地與香港關系的獨特性，內地與香港金融融合(一體化)需求強烈，建立內地與香港金融服務的共同市場，是一個國家內優勢互補的自然發展。
(二)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路徑選擇及其完善
內地與香港政治經濟關系的獨特性為金融監管法律協調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亦是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路徑選擇的約束。因此，以《基本法》構筑的基本法律政策框架為依據，考慮如何以CEPA闡釋內地與香港金融合作的獨特性，以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促進共同市場建設，應是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路徑選擇及“基礎條約”之所在。顯然，從CEPA的原則規定可以看出CEPA考慮到了這種獨特性。但如本文前述，沿用GATS模式的CEPA框架，在內地與香港金融進一步融合進程中存在局限性。考慮內地與香特性，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路徑借鑒歐盟的成功經驗，應著重考慮的是以下五個方面的改進加強：
其一，考慮CEPA目標的擴展，將金融融合或建設金融服務的內部共同市場列為其目標之一。誠如前述，目前CEPA的目標僅限于金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并未能考慮到同為一國家、地域、文化等毗鄰及天然親緣下，內地與香港優勢互補的自然發展，應該有更為廣闊的前景。廣泛的適當的目標不僅是指導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依據，而且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最大功效亦在于以協調的金融監管法律促進內地與香港金融融合建設。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擴展CEPA的目標，以便利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實效的取得，尤其是CEPA的建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對①金融融合的一種示范作用。
其二，以最低限度協調原則、相互承認原則為基礎，結合GATS模式中的國民待遇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構筑適合內地與香港的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原則，逐步推進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一國兩制”是實施最低限度協調與相互承認原則的天然基石，是一個之下構筑金融服務的內部共同市場的需要。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的最低協調可以巴塞爾銀行業監管委會員的監管規則為考慮的基礎之一，適當考慮內地與香港的特殊性。在諸如并表監管、資本充足等金融監管法律中首先實現最低限度的協調與相互承認。在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差異較大的領域，可暫以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原則處理。香港金融監管法律較為完善，內地自加入WTO后在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制定也更加具有國際化的視野，特別是在銀行業監管管理委員會成立后，對巴塞爾銀行業監管委會員監管規則的借鑒日益加速。內地金融監管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中，內地與香港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將會促進內地金融監管法律的完善。
其三，考慮改善爭端解決機制，建立比較正式的，能就兩地實施金融監管法律協調事項進行裁決，享有一定司法裁決權的爭端機構，確保金融監管法律協調的實施。當前至少可以考慮參照WTO爭端解決機制，完善CEPA“聯合指導委員會”的地位、職能、組成程序、所作決定的效力等等。爭端解決機構應僅就涉及兩地金融融合、金融監管法律協調實施的有關爭議事項作出裁決，在人員組成上確保公平。參照WTO建立爭端解決機制的意義在于，強調金融監管法律協調處理“兩制”的適當性，而非僅僅是“一國”下的行政命令解決。
金融危機下，我國金融監管法律暴露出來的不足，集中于管理和操作兩個層面，針對這兩個層面的原因分析，則主要從內外兩個角度來進行說明。首先，從我國自身的角度來說明，我國金融監管法律存在人員不足和意識欠缺，以及執行力度較低等問題，主要是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的起步相對較晚，發展程度相對較低。雖然近幾年有很快的發展速度，但是金融監管的基礎薄弱，獨立性不強，協調性也不夠，并不能支撐快速膨脹的金融市場，而我國金融監管法律的建設都是借用國外的監管法律來不斷實現的，都還處于摸索之中。其次，從外部環境來分析，我國金融監管法律本身還不完善，分頭監管與多方監管并存，監管效率較低。但是我國對外開放的程度卻空前加快，在全球化的金融市場中，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列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都直接對我國金融市場產生巨大影響，特別是近幾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就直接對我國的金融市場造成損害，這就使得尚處于摸索中的我國金融監管法律體制備受到沖擊。但是，我們必須要明確一個問題，我國金融監管法律所存在的問題，究其根源，是來自于我國金融監管機構本身的問題。正是由于我國自身在金融監管方面有所欠缺，才能夠讓外部行為在我國的金融市場中有機可乘，并引發巨大波瀾，如果我國金融監管法律足夠完善，整個金融機構對法律的執行力度也到位，不管金融危機的破壞力度有多大，最終，我們都能夠以不變應萬變，實現全身而退。因此，我國金融監管法律的完善，應該要從自身入手，提高自身的整體實力。
二、金融危機下我國金融監管法律完善的原則
金融危機下，由于內外環境的影響，我國金融監管法律暴露出一些不足，因此，很有必要完善我國金融監管法律，讓我國金融監管法律能夠在未來的路途中，經受住各種金融危機的沖擊，實現穩定金融市場的目標。但是，在具體完善的過程中，不管采取何種措施，都必然要遵循必要的基本原則，在原則的范圍之內來進行整改和完善，從而才能夠最終為國家服務、為人民謀福利，得到整個社會的支持，順利推進。首先，在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金融監管法律的完善，必須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金融市場的運行是以客觀市場規律為基礎，以國家宏觀調控為輔助的，并且，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也相對增加，國外的金融政策特別是歐美等國家的金融政策，對我國金融市場的影響都比較大，因此，在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基礎之上，我國金融監管法律的完善，必須要建立在國際化的實際基礎之上，不斷借鑒國外的金融政策，結合自身國情來進行完善。其次，在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金融監管法律的完善，必須堅持以人民利益為根本的原則。在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任何法律法規的存在，都是為了規范社會，為人民提供一個健康和諧的生活工作環境。在金融市場當中，國家的政策引導始終都是輔助作用，最終要保障的是金融市場中廣大操作者的利益，也只有他們的利益有了保障，才能夠調動他們參與金融監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而更加穩定人心，穩定金融市場，因此，金融監管法律的完善，應該要符合金融市場操作人員的總體意志，或者要符合全民生活追求的總體意愿，而不能為了達到某個人或者某個集體的意志，而犧牲他人的利益。
三、金融危機下我國金融監管法律完善的措施
要實現我國金融監管法律的完善，就要結合具體的原因，針對問題一一進行探討，尋求有針對性的措施。首先，針對在管理層上暴露出來的不足，我國金融監管法律制定和監督機構，要充分履行自身的職責，承擔自身對社會對國民的責任，用認真負責的態度去進行思考；用戰略性的眼光，從全球的角度去進行分析和探索，借鑒國外先進的金融監管經驗，跟隨國際發展趨勢，走向國際化。努力引進金融監管全面性人才，或者通過自身努力，不斷培養金融監管人員，彌補金融監管中人才缺失的漏洞。此外，針對人才的選擇和崗位配備，有必要推崇民主投票選舉的制度，讓相關人士集聚一堂，民主投票，共同選舉，杜絕依靠人際關系或者金錢關系而獲得優質崗位的情況，從而讓金融監管機構的運作能夠更加公平公正，以這樣的環境來吸引優質人才，積極為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制度和監督機構配備專業的高素質的管理人才，從而為金融監管輸入新鮮血液，讓這些新鮮的血液，不斷為金融監管法律的完善帶來創造性的思想，也讓這些新鮮血液，不斷突破傳統束縛，用最新的法律思潮和法律執行方式，來解決我國金融監管法律基礎薄弱的問題，最終提高金融監管的創造力和獨立自主能力。其次，針對我國金融監管法律制度在操作層面上，存在執行力低的問題，就需要發揮我國監管機構的職能，借鑒西方監管模式，形成銀行聯合監管，實現全面的監督，在監督的過程中，如果發現有任何的違法違規行為，則嚴厲懲處，決不能讓任何金融個人或者單位有心存僥幸的心理。只有這樣，才能夠讓小漏洞從一開始就杜絕，從而讓金融法律能夠細化到每個細節之上，實現對任何個人或者集體的監管，從而規范金融市場，讓整個金融市場形成一個公平、公正、合理、健康的市場環境。與此同時，在高速信息時代，要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和科技融入到金融監管執行當中，引入互聯網或者媒體以及電話系統等現代監督渠道，讓金融監管能夠滲透到金融市場的方方面面，并能夠實現隨時隨地的自由監管。當然，要達到這樣的監管效果，還要實現金融監管法律執行過程和進程的透明化，完善監管信息系統，并設定相應的投票或者舉報渠道，從而讓公眾能夠參與到法律執行的監督當中，用監管機構和民眾監管權力雙方面的壓力，來使我國金融監管法律的執行力度逐步提高。但是，在不斷提高民眾監督力度的同時，必須要做好民眾的基本培訓和宣導工作，因為，民眾平時的生活和工作所關注的問題更是自己的問題，對于金融市場的了解并不高，更無法意識到自身對金融法律制度的監督行為，能夠給自己帶來何種好處。所以，必須要加大對民眾的宣傳、培訓和引導力度，具體宣傳內容包括，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詳細內容、參與金融監管法律監督的途徑和渠道以及通過參與監督能夠給自己帶來的益處。
四、結論
〔關鍵詞〕金融監管法；適度監管原則；正當監管原則；有限監管；有效監管
〔中圖分類號〕D922.2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9187-（2012）03-0068-04
一、研究金融監管法基本原則的出發點
近年來關注金融法基本原則的文獻有一些，但專門研究金融監管法基本原則的卻較少。個別涉及這一問題的論述，①還往往混淆了基本原則與法律價值的界限，以致將金融監管法所欲追求的目標視為金融監管行為所應遵循的基本規則。這顯示了相關研究的薄弱和不足。
按照《布萊克法律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的定義，所謂原則，是指“法律的基本真理或準則，一種構成其他規則的基礎或根源的總括性原理或準則。”據此可以認為，金融監管法的基本原則，是指貫穿于金融監管法實踐運作全過程之中，作為金融監管具體法律規范基礎的指導思想和原理。構成金融監管法的基本原則，在我們看來，必須同時具備以下三要素。第一，效果上具有普遍性。即金融監管法基本原則必須貫穿于金融監管法的全部實踐過程，能夠指導金融監管立法、執法、司法以及守法等各個方面。第二，形式上具有抽象性。即金融監管法的基本原則不具備作為金融監管法律規則必備的三個要素，它往往只指出法律對于金融監管行為的傾向性要求，而沒有提供具體的行為模式。這種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性質使得法律原則比規則更具有穩定性，適用的范圍更為廣泛。第三，內容上具有特定性。也就是說，能夠反映金融監管法作為一類內容、性質和價值取向相近的法律規范的基本精神和共同本質。因此，基本原則必須能夠針對金融監管介入市場的范圍、方式以及自我監督等等問題的解決提出一般性的準則或指導思想。
根據上述對基本原則構成要素的探討以及前文有關金融監管法的理論及實踐的分析，我們認為，金融監管法的基本原則有兩項，即適度監管原則和正當監管原則。
二、適度監管原則
金融監管法是在20世紀30年代伴隨金融危機和經濟大蕭條的出現、國家加強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而全面確立的。它為金融體系的穩定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繁榮提供了制度保障，自此之后再未發生如30年代那樣的金融危機。但是，隨著國家持續強化其監管活動，金融體系陷入一個全面、深入、過度的監管法律體系之中，金融機構參與市場的交易價格、業務范圍、資本流動等各個方面無不受到法律的壓制，導致金融業競爭效率和創新活力的大幅降低。這種狀況違背了金融體系自身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無法滿足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也引起了各國政府對金融監管的深度思考，從而導致“適度監管”理論和政策的出臺，并逐漸成為當前各國金融監管法制的主導性思想和基本規則。
適度監管原則是體現當代金融監管法本質要求的原則。法律規范金融監管行為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確認一個比較明確的規則，借以判斷金融活動中的哪些范圍需要政府監管，哪些范圍根本不需要政府監管。根據對既往理論與實踐的反思來看，金融監管法所要確認的監管行為，既不是要回到20世紀之前僅僅倡導自由競爭的時代，也絕非要恢復已經延續了大半個世紀的國家對金融活動的全面、深入、過度的介入，相反，在全球化時代下適應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金融監管，只能是一種在充分尊重私權基礎之上的范圍有限的公共機制，它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只能從屬于市場的自由調節。當代金融監管法亦正是在這樣的認知前提下建構了自身的規則體系和理論框架，因而將適度監管作為基本原則，凸顯了金融監管法的發展趨勢和本質要求。
所謂適度監管，是指國家應當在充分尊重經濟自主的前提下對金融活動進行一種有限但又有效的監管。它又包含著兩項相互關聯、互為條件的內涵。
（一）有限監管
適度監管原則內蘊著監管制度在金融市場資源配置機制中的補充性、有限性。因此，確立適度監管的原則，必然要求堅持“有限監管”，即金融監管行為的授權與行使，應當體現個人自治優先、市場優先、自律優先的基本規則。析言之，凡是參與金融市場的公民、法人、其他組織乃至專業的金融機構能夠自主決定的，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行業組織（如銀行業協會）和市場組織者（如證券交易所）能夠自律管理的金融活動，法律一般不設定金融監管。
對于類似中國這樣曾長期實行計劃經濟、有著政府“大包大攬”傳統的國家而言，在金融監管法中堅持有限監管的原則具有十分關鍵的意義。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傳統影響，中國當前的金融監管機構尚未完全擺脫干預的隨意性傾向，監管行為表現為過多、過寬、低效，嚴重壓制了金融市場主體的自主范圍和決策空間。問題的根源仍然在于忽視了市場機制的基礎性和優先性與金融監管機制的補充性和有限性，導致監管機制的配置出現錯位。值得期盼的是，近年來有限監管的規則已經納入政府行政改革的總體思路中，2004年頒布的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明確規定，“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能夠自主解決的，市場競爭機制能夠調節的，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通過自律能夠解決的事項，除法律另有規定的外，行政機關不要通過行政管理去解決”。顯然，要在金融監管法的立法、執法等各個環節中切實地貫徹有限監管的原則，對于立法部門、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而言，無疑都意味著一場深刻的變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