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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平在《全球政治經濟學》一書中首先便對他的學術觀點進行了解釋，他稱其既不是自由主義者，也不是者，更不會是民族主義者，吉爾平明確的表示自己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其所發表的學術觀點全部都是以國家發展為中心的，包括《全球政治經濟學》中對國際經濟的闡釋。在《全球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既有經濟學、政治學的觀點，又包括歷史學、國家關系、國際經濟等理論，可謂集大成者，不僅是后世，就連同行對吉爾平此書的評價也是極高的，譽其為“里程碑式的研究”。
在《全球政治經濟學》一書中，吉爾平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涉及多個方面，主要觀點有如下六個方面：
一是既強調國際社會的無序性，也承認國際合作的必要性。無序意味著不存在高一級的政治權威，各個國家均可以在被迫使的情況下走向合作，任何一個國家，只要發生了危險便可以向國際社會請求援助，但這種無序性并不意味著國際政治的特點便會因此確立，相反當各個國家在同一利益的驅使下走向合作的時候，各種國家機構便會創建起來。
二是既??調國家利益始終是國家追求的目標，也承認精神道義和價值觀念不可或缺。現實主義一直視國家利益為國家追求的目標，將國家利益視為國家在國際關系中活動的主要依據和目的。需要指出的是，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利益是國家的核心利益，但并不否認道德和價值對于一個國家的重要意義，其只是反對以道德追求來約束一個國家的命運與發展。
三是既強調國家安全永遠是國家最關心的問題，也強調經濟安全的重要性。吉爾平認為，不管是在何種情況下，國家的安全問題都應當是擺在第一位的，且軍事安全和政治獨立也理應擺在國家目標和利益序列的首位。
二、吉爾平用國際政治經濟學對全球經濟新秩序的基本解讀
吉爾平是在2001年用國際政治經濟學對全球經濟新秩序進行解讀的，那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的多種力量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吉爾平結合各種變化，運用了一種全新的研究視角，對全球經濟新秩序進行了全面的剖析，核心觀點主要包括三點：
首先，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居于主導地位的仍是民族國家。吉爾平認為，不管是對于國內事務來說，還是針對國際事務而言，民族國家都是最為主要的行為體，而關于影響民族國家地位的力量，吉爾平也在此書中發表了自己的看法：（1）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對于二者的關系，吉爾平的立場一直較為堅定，其雖然承認跨國公司的重要性，但卻并不認為跨國公司具有脫離民族國家成為獨立行為體的能力，這主要是因為跨國公司與本國經濟的聯系過于密切，其稍有差異便會使得各國的制度結構、經濟政策、社會關注重點發生偏移；（2）經濟區域主義與民族國家。吉爾平認為雖然經濟區域主義能夠增強國家的經濟與政治實力，但“經濟區域主義特別是歐洲政治一體化的加強標志著一場脫離以國家為中心的世界運動以及后國家時期國際秩序開始”的這一說法，吉爾平卻并不同意，其并不支持以經濟區域主義代替國際體系，經濟區域主義只能是擴大本國追求的一種有效手段。
其次，全球經濟具有高度一體化和明顯脆弱化的特點。吉爾平認為，自從冷戰發生以后，經濟全球化的現象便越來越嚴重，其不僅帶動了國家經濟事務的發展，而且還帶動了國際政治事務的發展，這股全球化的力量使得世界各國的經濟緊密系相連，許多國家都相繼了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經濟政策，以市場為導向的全球經濟也越來越明朗，國際競爭一日強過一日，以規模經濟和技術創新為核心的不完全競爭也逐漸登上國際舞臺，世界經濟的參與者日益增多，非國家行為體的重要性更是大幅度提升，但這種力量卻對全球經濟造成了較大的威脅，使得全球經濟明顯脆弱化，主要原因有四點：（1）冷戰結束后，美國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合作隨之結束，政治紐帶被削弱，國家經濟越發脆弱；（2）不穩定因素重新出現，比如貿易保護、經濟區域、反貿易自由化等；（3）缺少對外直接投資的國際管理規則；（4）全球經濟趨向高度一體化，資金流動擴大，衍生品增多，金融危機反復出現。
最后，全球經濟管理必須重視與強大領導、經濟大國的合作。吉爾平在此書中對新自由制度主義、新中世紀主義、跨政府主義進行了評價，吉爾平認為雖然此三種主義對全球經濟管理皆有所幫助，但這三種主義卻并不適應國家管理需求。吉爾平覺得當一個國家過于以自我為中心，那么其想要獲取一定的支配地位是絕不可能的，這既不符合國家發展，也不符合人們希望。對于廣大民眾而言，一個國家想要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不僅要重視自身利益，更要重視世界利益，只有如此，國家政治經濟新秩序才能更加穩定，更加人道。因此，在吉爾平看來，重視與強大領導、經濟大國的合作，方能建立一個自由的新秩序。
三、對吉爾平“國家中心”現實主義全球經濟新秩序觀點的評價
吉爾平在本書中對“國家中心”現實主義全球經濟新秩序觀點的分析雖然較為全面和嚴謹，但仍然存在著些許問題，具體總結為如下三點：
其一，作者的理論與觀點。在《全球政治經濟學》中，作者將最新的經濟理論與傳統的定性分析法相結合對全球經濟新秩序進行了評價，以“國家中心”現實主義為視角對新經濟理論進行了肯定，并表示霸權穩定、國際機制、新古典理論等均可以繼續使用，這不僅體現了作者與時俱進的務實態度，而且還體現了作者嚴謹治學的作風。
其二，作者既忽視了全球性問題，又忽視了國際經濟組織的作用。在作者的觀點中，“國家中心”、“霸權穩定”、“自由秩序”的位置同等重要，其雖然沒有直接否定國際經濟組織的作用，但書中卻對國際經濟組織的作用只字未提，吉爾平始終認為以國家為中心才是建立穩定的全球經濟秩序的基礎。其實，吉爾平的想法并沒有錯，經濟強國對于經濟秩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國際經濟組織已經形成了一股重大的力量，如若忽視，將會與美國傳統產生一定的矛盾。作者在書中過于強調國家權力的增加，而對社會福利的增加卻很少提及，經濟不平等、政治不平衡、貧窮、環境惡化等問題雖然有所提及，但作者卻并未對其進行深入分析，“反全球化”的熱潮并未散去，作者未能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反而只是將這一切都歸過于國家政策的不健全。
改革開放前，我國高校在經濟學教學和科研中一貫堅持政治經濟學的主導地位，對一個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是完全正確的、非常必要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毋庸諱言，近30年來，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在我國高校呈現出一種被逐步淡化、邊緣化、萎縮以至被取消的趨勢。在我國的許多高校，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的課時越開越少，有些學校干脆取消這門課，只開西方經濟學。有一些大學生聽到政治經濟學這個名詞都覺得好笑，甚至一些經濟界的人士都主張把西方經濟學作為我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指導思想，取代政治經濟學的指導地位。筆者認為，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的主導地位是不能動搖的，我國高校必須把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核心必修課來開，其理由是:
1.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和地位決定的
由三大部分組成，其中政治經濟學是其中主要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哲學基礎之上，也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石。哲學認為，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變化和發展的，發展是有規律的，規律是可以認識的;人類已經認識了世界變化發展的最一般規律，即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規律。用上述哲學的自然觀去研究人類社會歷史，就會發現人類社會也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對立統一中前進的。馬克思的光輝巨著—《資本論》正是運用其哲學原理，以嚴密的邏輯、無可辯駁的事實論證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發展和走向滅亡，社會主義最終取代資本主義的規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黨和國家才把以政治經濟學為主要組成部分的作為指導思想載人《》和《憲法》。這樣看來，我國高校把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核心必修課來開，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的事。認為經濟學只是為說明資本主義制度必須為社會主義制度所替代服務的，而現在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并且是要發展市場經濟，因而經濟學不管用了，要用西方經濟學取而代之了的說法。這是一種十分錯誤的看法。實際上永遠是我們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我們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只能是經濟理論。我們研究和考察任何經濟問題都必須從經濟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出發，從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l1
2.西方經濟理論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是不行的
“西方經濟學”其實不是一個科學的名稱，按照時下人們約定俗成的理解，指的是西方國家各個時期的主流經濟學，當前特指美國各派的經濟學說及其教材。說得直白一點，眼下在美國暴發的這場危機，從本質上說是美國政府近30年來加速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金融理論和政策造成的。近幾十年來西方經濟學的主要代表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有一個核心思想: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相信不受干擾的市場機制是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新自由主義有四大主張:主張實行“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和國家干預的最小化。在金融問題上奉行的是所謂的“有效市場假說”，認為各種資產價格是對該資產所代表的各種信息的完全反映，金融市場不可能產生泡沫。在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上，提倡自由貿易和資本在國際間的自由流動。因此，一些學者把新自由主義也稱為“完全不干預主義”。上世紀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美國獲得了支配地位，當時的里根、后來的布什、克林頓、小布什都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一種經濟理論，當它還是以一種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存在的時候，不管其正確與否，它對社會的影響總是不大的。而一旦被決策者所接受，成為制定經濟政策的理論根據時，那它對社會的影響就大了。現在回過頭來看這次金融危機，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支配下，美國政府既大大減少了對市場、尤其是對金融市場的管制，廢除了大蕭條后制定的《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允許商業銀行涉足證券市場等;又允許私人金融機構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機構才能經營的業務。讓金融資本擁有太多、太大的特權，甚至可以脫離物質資料而獨立循環(俗稱體外循環)，靠自身的流轉實現“增值”(完全違背馬克思關于資本只能在生產過程中才能增值的原理)，當然只能形成泡沫經濟。此次源自美國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后演變成為一場戰后最大的經濟危機)，充分暴露了資本和西方自由經濟理論的實質，使我們對資本的本質以及市場經濟的盲目性、自發性、滯后性等消極功能有了充分的認識，更清楚地認識到市場經濟并不是萬能的，提醒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不能搞市場崇拜、不能以西方的自由經濟理論來指導我們的經濟建設。金融危機也使我們對資本主義西方經濟理論的歷史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從而更堅定了我們在高校開設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的決心。依據西方經濟理論制定的經濟政策是不可能很好地規范經濟活動的。這場災難的罪魁禍首是美國，但由于美國是國際金融體系的莊家，在經濟一體化條件下，損失的錢主要是別國的(包括中國)。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的損害，遠不止這些。所以，為了保衛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果，為了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高校必須開設政治經濟學。
3.只有政治經濟學才能救“市”
所謂“救市”，就是挽救經濟。危機發生后，美國在“救市”對策選擇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其焦點仍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與凱恩斯主義的較量。結果新總統奧巴馬不得不放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推動一個總額為8250億美元的直接救助經濟實體(指資產階級的大壟斷企業)的刺激經濟計劃。與此相對應，我國的“救市”是以經濟理論為指導，以科學發展觀為導向，堅持以人為本，切實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國計劃用兩年時間，啟動一個總額為四萬億元人民幣的擴大內需計劃，安排一半用于改善民生。這就是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救市”問題上的本質區別。我們可以大膽地預言，從總體上看，從長遠處考慮，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救“市”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成功，原因是以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決定了他們的經濟政策只能以西方經濟理論作指導。說到底，他們是在堅持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還是堅持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之間作選擇。退一步講，即使他們的救“市”取得了暫時性的成效，也只能是治標，是治不了本的。因為他們所采取的一切救“市”措施是在不動搖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進行的，是在維護華爾街那些“肥貓們”根本利益前提下下的賭注。而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經濟政策是以政治經濟學理論作指導來制定的。政治經濟學是以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的。正如當代學者程恩富所說:“馬克思認為，……從發展趨勢上說，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現代財產公有制度比財產私有制度更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效率的提高，更能夠促進經濟公平和社會公正，這一點與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認知恰恰相反。”l2]說具體一點，我們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公有制決定了生產目的，這就直接決定了我國政府調控經濟必須從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所以我國與歐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在救“市”的指導思想和效果方面是絕對不同的。“從本質上講，我國‘救市’是通過‘救民’達到‘救市’的目的: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解決好民生難題，在推動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同時，強調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目前，我國將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醫療文化衛生教育事業發展、地震災區災后重建、提高城鄉居民收人等工作同步推進，以解決過去在民生問題上的欠賬。這些應對措施極大地解決了民生問題，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理解，又為成功應對危機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圈這一切，提高到理性的高度來分析，不能不歸結于政治經濟學的功勞。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什么要開設西方經濟學
1.政治經濟學不是萬能的
按照傳統觀點，認為政治經濟學包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部分。而實際情況是作為三個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經濟學只是指資本主義部分，因為馬克思在世時，世界上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根據存在決定意識的原理，馬克思當然不可能寫出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經濟的運行機制也由原來的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過渡，150多年前的馬克思不可能為我們今天的經濟運行勾畫出一個理想的曲線圖表來。就講《資本論》這部偉大的經濟學著作，也是對18世紀處在原始積累階段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概括。按照哲學有關真理的絕對性和相對性辯證關系的原理，任何一個真理性的認識，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人們對某一個特定對象的認識，只能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因而叫作相對真理。據此，《資本論》只能是巧0年前馬克思對當時資本主義制度近似的、不完全的認識，那些結論即使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但巧O多年來，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突飛猛進，資本主義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后繼者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并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如果還用150年前現成的認識去解釋和說明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那只能得出不切實際的結論。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理論經濟學。沒有一種理論是萬能的，政治經濟學，它不可能解決具體的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具體來說是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產生、發展和滅亡的一般規律，目的是揭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阻礙作用，尋求改變這種生產關系的動力和掘墓人，闡述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的客觀必然性。馬克思回答了人類社會演化和社會變革的一般規律，但是沒有回答一種社會形態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下，其經濟運行的具體細節。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理論經濟學，它的作用和功能也不是回答這些問題的。150多年來，它起到鼓動人民起來資本主義制度的作用，今天仍然是我們制定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公有制決定了我們的一切經濟政策和經濟行為必須從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出發)，政治經濟學的職能定位，也說明它不是萬能的。
2.發展和繁榮中國經濟必須借鑒西方經濟學
前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劇變，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計劃經濟的失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崛起，也無可否認地說明了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我國和西方發達國家都實行市場經濟，雖然二者建立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礎之上，國情也不盡相同，但從市場經濟這一點看是相同的，都搞商品經濟，都是社會化大生產，都要提高經濟效率，因而在對經濟現象的描述、經濟機制的設計等理論體系方面應該有許多共性。西方的市場經濟已經很成熟了，因為它有300多年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為其設計并被實踐證明了是比較成功的運行機制，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而我國的市場經濟才剛剛起步，雖然自己也可以從頭開始摸索，但要浪費很多時間和精力，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后，當然應該選擇研究和借鑒西方成功的經驗和成果。這一點馬克思在寫《資本論》的時候，就認真吸取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優秀思想成果，為我們借鑒西方經濟學理論提供了一個光輝的范例。改革開放犯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西方經濟學在幫助我們設計市場機制、用經濟手段進行宏觀調控、建立稅收制度、打破行業壟斷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借鑒作用。馬克思說過:“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形成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4]當前，在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并存，在中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在世界經濟一體化條件下，如果我們拒絕西方經濟理論的借鑒作用，那就不可能在短期內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在國際貿易中贏得自己應得的經濟利益。一句話，那就是放棄改革開放，堅持閉關自守，最后自取滅亡。要消滅私有制，必須先保留私有制;要實現世界大同，必須先承認多元化格局的存在;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先學習和借鑒西方經濟理論。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理論沒有誕生之前，牛頓的力學三定律被人們確認為經典力學，而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理論問世之后，牛頓力學三定律所描述的則只是物體在作低于光速運動時的一種特殊情況(牛頓力學只不過是物體在低速運動下很好的近似規律)。但是迄今為止人類所看到物體的運動，通常是在低于光速的情況下進行的，所以牛頓力學三定律仍然被現實世界的人們界定為經典。同理，我們可以這么認為，在世界沒有實現大同之前，所有的經濟學理論都是在一定的社會形態里存在并為之服務的，而且會被那個社會形態確認為有意義的理論。即使將來實現了世界大同，我們也不可否認存在于不同社會形態的經濟理論相對于那個社會形態的正確性，因為根據哲學原理，無數相對真理的涓涓細流，才能匯成絕對真理的大海，相對真理也是真理(任何一個相對真理都是對某個特定對象近視的、不完全的、相對正確的反映)。綜上所述，無論從加快我國經濟建設的角度，還是從創立馬克思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角度，我國大學的經濟類專業，必須開設好西方經濟學這門課。
三、開好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這兩門課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1.教學中要處理好兩門課的關系，擺正好兩門課的位置
不管在教學人數還是在教學課時及教學內容的安排方面如何處置，兩門課的關系應該是:政治經濟學是指導、是主流，西方經濟學是參考、是借鑒。政治經濟學以的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從資本主義這個特定物質生產條件出發，客觀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規律。只有政治經濟學才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最完整、最科學的經濟理論體系，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必須以政治經濟學為指導，這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當然我們講堅持政治經濟學的指導地位是就其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必須占據指導地位而言的。這里所講的“指導”，是指對西方經濟學的分析、評價應以政治經濟學為指導，不是說要用政治經濟學去代替西方經濟學。老師在教學中必須既要求學生掌握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觀點，又不局限于要求學生堅持某一個具體的觀點或結論，主要是要求學生堅持的立場和方法，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新情況、新問題，指導新的實踐。在如何對待西方經濟學問題上，我國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權威學者陳岱孫教授有一些中肯的論述，這里引用兩段以表明筆者的觀點:“作為一個整個理論體系，現代西方經濟學不能成為我們研究制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但不等于說現代西方經濟學中沒有值得我們參考、借鑒、利用的地方，……當然，相反的，由于某些方面有可借鑒利用之處，便盲目地全盤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對于給縱然有用的技術手段采取生搬硬套的辦法更是有害的”;ls]“西方經濟學無論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國家、社會經濟的產物。中國的實際在種種方面和西方實際大不相同。要借鑒、利用西方經濟學一些理論分析解決中國今日面臨的經濟問題，我們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國實踐上已證明為謬誤者，即使對在其本土已證明有成功經驗者，我們也得詳察其是否適合中國的國情”le]。
2.有關教學內容方面應注意的地方
西方經濟學是一個內容廣泛而松散的名詞，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可以理解為西方國家的經濟學者對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及市場運行方式所作的理論概括，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西方經濟學就是當代西方的市場經濟學。其基本理論包括三部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現在本科使用的由教育部高教司組編、高鴻業任主編的《西方經濟學》，它堅持了用經濟理論為指導，堅持洋為中用，并且每章都加了評議，應該說還是比較好的。而政治經濟學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一本既理論聯系實際，又與時俱進的教材。目前，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好西方經濟學雙重性質的問題。西方經濟學既有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一面，因為它的階級性、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造成的局限性，又因為它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經驗上升為理論，因而又有在特定條件下的實用性。我們在社會主義大學課堂里同時開設政治經濟學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有雙重意義:其一是通過比較可以堅定對經濟理論的信念;其二是通過吸收和借鑒西方經濟學中的有用的成分來為我國的經濟建設服務。從筆者了解的一些高校的情況看，兩門課的權重比例有不合理(無論從課程種類、課時時數看，還是從學分看都這樣)的地方;教學內容是政治經濟學太單薄，西方經濟學太厚重。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普遍存在只講教學內容，不加評議的情況，更嚴重的是講西方經濟學時只注重講它的實用性，忽視了它的階級性和局限性。比方說微觀經濟學中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宏觀經濟學中把工會視為壟斷勢力并把它視為工資—物價居高不下、形成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等，這些東西我們不但不能接受，而且要用的觀點進行評議和批判。為此，筆者覺得，要適當壓縮本、專科學生西方經濟學的教學內容，特別是微觀經濟學部分的教學內容。對本、專科學生應側重多介紹一點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觀點等基礎知識，并注意用進行評議(每章課后的評議一定要講)，而且要配套開設《經濟數學》這門課程。
【關鍵詞】經濟學；研究對象；職業發展前景
【前言】隨著經濟建設的全面發展，要求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人才具備極強的綜合人文素養。經濟學是社會人文科學的重要學科，在市場經濟體制不斷深化的新經濟時代無論在經濟建設方面、生產生活方面都將發揮極大的作用。若想在祖國的建設大業中貢獻力量，作為社會主義接班人必須對經濟學具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因此，筆者針對“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及其職業發展前景”一題的研究具有現實意義。
一、經濟學概述
（一）經濟學概念
經濟學（economics）是社會人文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針對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人類為謀求進步所從事種種生產經營活動的特殊本質，以及經濟活動中與之相對應的生產關系和經濟發展客觀規律做出的學術研究。經濟活動是人類改造自然使得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實踐，如：生產、交換、配置、消費等。經濟活動必須在一定的經濟規律和經濟關系中進行，經濟關系是指人們在長時間的經濟活動實踐中產生的交錯復雜的關系的總和，在各類經濟關系中最為重要的，發揮最大功能的是生產關系[1]。
（二）經濟學發展歷程
經濟學是與人類從事經濟活動相生相伴的一門科學。人類文明發展到奴隸社會階段，經濟活動開始產生，這一時期古希臘開始出現經濟學萌芽，以色諾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主要代表，針對經濟學開始進行系統分析，如色諾芬的《經濟論》、亞里士多德的商品交換理論、柏拉圖的社會分工理論等。伴隨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封建社會生產關系產生，這一時期經濟學出現了進一步的發展，主要針對農業生產進行經濟討論，政治經濟學理論成熟；歷史的車輪繼續前行，19世紀末期開始，資本主義經濟學開始發展，這一時期，經濟學更加注重對經濟現象的討論和分析，經濟學逐漸脫離政治成為獨立的知識理論體系，20世紀鐘聲敲響之際，經濟學完全取代了政治經濟學，成為了獨立學科。一路走來，經濟學可謂凝結了無數智慧和汗水，為人類文明的進步貢獻了杰出力量。
二、經濟學研究對象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廣泛、涉及領域多元化的學科，伴隨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研究對象呈現動態趨勢，若想了解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必須以不同的角度分析，以下筆者針對經濟學產生根源和經濟學形式劃分兩個方面闡述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一）基于經濟學根源
經濟學是在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基礎上產生的一門科學，人類在從事任何經濟活動的實踐過程中必然應用相應的資源，經濟資源并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但是人的欲望卻是無限的，所以經濟資源的稀缺性和人類的欲望之間出現了矛盾，如果沒有行之有效的指導，這種矛盾將是不可調和的。經濟學的產生可謂為上述矛盾開出一劑良方。針對經濟資源的稀缺性經濟學將生產可能性邊界、生產效率、生產成本和生產機會作為研究核心。同時，資源稀缺性為經濟學帶來了四大研究課題：第一，在經濟活動中需要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第二，利用多少勞動力、多少成本、什么樣的技術進行生產？第三，生產出的產品將會去向何處？第四，在該項生產中將會產生什么樣的經濟價值？根據經濟學產生的根源，以上四大問題是其主要研究對象[2]。
（二）基于經濟學標準
經濟學根據不同的劃分標準可以劃分為不用的部分，如：按照時間標準可以將經濟學劃分為古典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按照應用的標準會出現政治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但是最為權威的劃分方式是按照經濟學的研究內容進行區分，按照這一標準經濟學可分為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和微觀經濟學（Microeconomics）兩部分。宏觀經濟學將國民經濟總體作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社會總體經濟問題以及經濟變量的總量是怎么決定與變動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在形式上可以總結為“觀林而不觀木”，即學科術語中的“bird's eye”。微觀經濟學是以單個經濟單位作為研究對象，是針對個體經濟單位行為及經濟變量的個量是怎么決定和變化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在形式上可以歸納為“觀木而不觀林”，即學科術語中的“worm's eye”[3]。
三、經濟學職業發展前景
伴隨社會的全面進步，經濟建設如火如荼的發展，經濟學已經成為關系國家經濟命脈的學科。因此，經濟學的職業發展前景廣闊。首先，研究經濟學能夠掌握金融相關知識，未來可以在具有商業性質的銀行系統進行發展，如工商銀行、建設銀行、招商銀行、農業發展銀行等，亦可將職業生涯規劃方向著眼于金融機構如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等。第二，經濟學研究國民經濟總體發展狀況，所以就業范疇可以拓展為各類具有經濟性質的行政單位，如財政、審計、海關等部門。第三，伴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研究經濟學之后可以從事國際經濟與貿易相關方面工作。總而言之，伴隨人類文明的發展，經濟學在未來的職業發展前景相當可觀。
綜上所述，文章首先對經濟學的定義和發展歷程進行了闡述，然后針對論點系統分析了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最后根據全新的時代背景和經濟發展形勢，分析了經濟學專業學生的職業發展前景。希望通過本文的討論，能夠引發莘莘學子對經濟學的重視，在日常生活中了解經濟學原理和知識，能夠應用經濟學理論解釋我們日常生活實踐中遇到的經濟問題，全面提高自身綜合人文素養，做合格的社會主義建設接班人。
【經濟學碩士論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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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靖祥.改造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深度探析研究與評價之研究[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1（03）：90-107.
一、由內而外的研究路徑:國家為中心
國際政治學是研究權力及其分布的學科。從歷史經驗來看,經濟因素(財富)是權力的重要來源,國家力量是國家富裕的必要條件。因此,把政治和經濟結合在一起研究的動力,是對權力來源和運用的分析。從本質上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考察的就是權力和財富之間的互動。
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羅伯特吉爾平認為,二者互動的內在機制可以歸納為回答三方面的問題1:首先是市場經濟增長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經濟變化和政治變化之間的關系;最后,國際市場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與吉爾平相似,英國學派的蘇珊斯特蘭奇也對權力的結構作出了解釋2。她認為,國際社會存在兩種權力: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聯系性權力是傳統權力政治的范疇,結構性權力由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四種結構組成。這是斯特蘭奇對財富與權力轉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論3包括:相互依存論、霸權穩定論和依附理論。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復合相互依存理論”4通過“敏感性”和“脆弱性”兩個概念,突破了純粹的經濟自由主義領域,把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聯系在一起,初步探討了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金德爾伯格5和吉爾平所主張的霸權穩定論,在嚴格意義上并沒有涉及財富與權力的轉換關系,但是這種理論作為早期IPE的探索,把經濟現象納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中,為政治與經濟在學科上的統一做出了努力。基歐漢的后霸權合作論引入了國際機制的研究視角,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轉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論研究市場經濟在國際范圍內發生的影響,則在政治學和經濟學之間搭建了橋梁。不過,依附論建立在一個相對比較靜態的理論模型上,對世界經濟體系中各國經濟地位的變更無法給出合理的答案;同樣,這一理論也無法讓人信服地理解財富和權力轉換的途徑和因果關系。
通過以上簡要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理論,主要目的是從政治和經濟互動的角度,研究國際關系中僅靠政治學無法解釋的現象。但是,由于傳統國際政治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學的痕跡,落入以國家為中心、由內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這一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把國家視為統一、抽象的變量。政治學研究對象中的國家,是國際政治中處于單元層次的變量6。無論是現實主義者或者自由主義者,都以國家利益為分析對象。他們假定,國家中不同階層和社會團體的成員,對國家利益的認同是一致的。因此,在傳統政治學的分析方法中,國家是統一的整體。即使是肯尼斯華爾茲本人,也無法要求研究者區分體系層次和單元層次的不同變量,更不可能繼續對國家內部的不同政治層次進行區分,
(2)國家是國內政治經濟變革的唯一決定者。傳統政治學認為,由于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國家間的關系幾乎完全由國家自行決定。受到這一思路的影響,學者們更多地把注重力依舊集中在國內政策、條件變化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影響上。
(3)世界經濟體系結構基本穩固,一個國家在這個體系中的國際分工決定了它在體系中的位置。各國政府通過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計劃,可以滿足本國選民的需求,并促進國內充分就業,同時無須放棄對穩定國際經濟所承擔的義務。國內經濟自主和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的準則之間協調一致,是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穩定的一個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紀60年代末,各國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治理政策7。
但是,國際關系發展的現實,極大地挑戰了這一時期的IPE理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各國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治理政策的情況受到了挑戰。商品、貨幣和資本頻繁的流動,使得國內和國際越來越難以截然分開,社會對政府要求提高,各國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開始下降,各國經濟的類似性不斷增加。“幾乎在每一個國家,公眾和私人的需求遠遠比國家滿足這些需求的經濟能力增長得快”8。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到來,本屬于各國內部的經濟治理事務,越來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研究范式,越來越受到國際范疇內新出現的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的挑戰。而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逐漸發現,即使是一個國家內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響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場上也存在著不同的層次。在此基礎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思路,開始出現了由外而內的逆轉。
二、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不能忽視國際經濟環境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彼得卡贊斯坦(PeterKatzenstein)在《國際關系和國內結構:工業發達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9中認為,國際關系的內部化和國內結構的外部化在對外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當數彼得古勒維奇(PeterGourevitch)。他提出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突破了傳統國際政治領域視國家為單一行為體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的中介環節,從而奠定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思路由外而內轉型的基礎。
不過,卡贊斯坦、古勒維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漸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最終在90年代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主流,并進而影響到國際關系其他領域的研究。如今的國際經濟學者認為:“假如不抓住國家經濟和世界經濟之間聯系的性質以及這些聯系的變化,我們不能理解國家內部的政治”10。
國際政治經濟學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廣泛的關注,是基于兩方面的因素:首先,盡管IPE的興起是為了把現實主義抽象掉的經濟變量和非國家行為體重新納入到國際關系領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國際關系的研究依然以現實主義為主導,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也不能例外,無論是吉爾平或是斯特蘭奇,都是現實主義學者。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注重力,依舊集中在解釋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上。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理論和依附理論,都以全球市場與民族國家處于緊張狀態為前提假設條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 66wenki@vcf6FFBJ2H3&G0gh
其次,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國際環境出現兩個重大的變化:一是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漸深入。全球運輸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貿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體化公共產品的建立,使得國際貿易的流動性大大增加,國際資本市場大幅度擴張,生產要素全球流動的可能性增強。這些變化,幾乎影響了每一個國家的政策選擇。有些影響比較明顯,比如出現關稅同盟,建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有些影響雖然不那么明顯,但在國內政治領域意義更為重大,如跨國行為體對國內政策的影響,利益群體同盟的瓦解與再結盟等。海倫米爾納和基歐漢認為,國際化通過三種途徑影響了國內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11。
論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兩種不同研究路徑：國際與國內來自免費
在此基礎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思考如何從理論上突破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國家范式,轉而從市場與國家互動的角度來理解當下的國際關系。從大的研究路徑而言,由外而內的IPE理論分為兩類:一類以國內結構作為變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國內結構對國際力量作出什么樣的不同反應;一類以國內行為體的經濟立場為變量,分析利益群體的政策偏好,采納和推行不同的貿易政策應對國際力量。總的來說,由外而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論:
1.“顛倒的第二種設想”12
在華爾茲關于戰爭根源的三種設想中,第二種強調的是國內政治體制差異對國際沖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維奇認為,將這種設想“顛倒”過來,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國際體系不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而是后者的原因。這種分析方法的特點是:首先,把國家內部的屬性視為一個隨時間而變化的變量;其次,把國際力量作為國家制訂政策的環境因素。
古勒維奇是在分析經濟危機對國家內部的政治結構、經濟政策的影響時提出這一假設的。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及之后的二戰期間,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在大蕭條之前,各國都從經典經濟學理論出發,通過供給和需求的曲線變動來制訂政策。因此,當1929年經濟危機發生時,各國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價,削減成本,減少投資,其結果是工人工資降低,抑制了購買力,并進而引起經濟發展的動力不足。在此情況下,各國開始探索不同的經濟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貿易的英國開始貶低英鎊的價值,對進口設置關稅壁壘,提高政府補貼,并對工業提供一定的補助。瑞典、德國和美國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們還開始應用經濟學理論探索新的政策,這就是現在為我們所熟悉的——拉動內需和宏觀經濟調控。
古勒維奇認為,國際經濟環境通過中介環節,影響國內政策選擇。“國際體系不僅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經濟聯系和軍事壓力限制了包括政治決策、政治形式在內的一系列國內行為。因此,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使得二者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而同時研究”13。
盡管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古勒維奇的探索并沒有形成嚴密的理論,但是他的假設對后來的政治經濟學者提供了這樣幾點啟示:(1)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在面對同樣的國際經濟環境時,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應;(2)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具有特定的規律;(3)國內利益群體與國際力量的結合,有可能產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結構。正是在“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的基礎上,奠定了20世紀9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轉型的方向。
2.國內政治聯盟與分裂的假說14
羅戈斯基(RONALDROGOWSKI)借助斯托爾普珀-薩繆爾森模型,把國內政治抽象出來,提出了國際貿易變化影響國內政治聯盟與分裂的假說。羅戈斯基認為,擴大貿易開放會增加國內豐富要素持有者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當國際貿易收縮時,獲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長正好相反。國際化降低了消費者對進口商品支付的價格,提高了出口商品生產者的價格,降低了進口競爭商品生產者的價格。前兩個群體因國際化而受益,最后一個群體因國際化而受害。因此,這些群體必然結成聯盟,支持或抵制國家進一步擴大國際化的政策。具體而言,國際貿易與國內政治聯盟的關系是:一個國家的某種(或某幾種)資源假如多于其他國家,它就具有競爭優勢,擴大的國際貿易能使得資源的擁有者獲利較多,因此,他們會在政治上組織起來支持自由貿易;反之,把握該資源的政治力量會傾向于貿易保護。
羅戈斯基提出了一個非常簡約的分析模型,令人信服地探討了國際體系層面的因素(國際貿易)與國內政治結構變化的關系。這一研究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轉型提出了理論依據。3.雙層博弈理論15羅伯特普特曼是一位比較政治學者,他認為,單從國內利益集團的政治運作,或國際體系的結構性壓力來理解國家政策選擇,都是不夠的。他以國際談判的情況來說明,在一個國家對外進行談判的同時,國內層面也在進行利益的博弈,因此談判是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時與國際層次和國內層次兩股力量進行博弈的結果。
普特曼建立了一個以國家談判者為核心,以獲勝集合為主要概念的理論框架。“在國家層次上,國內集團為了促使政府采納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對政府施壓以尋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則通過在這些集團中建立聯盟以保證權力。在國際層次上,一國政府會最大化自身滿足國內壓力的能力,同時最小化對外國發展的不利影響。只要國家是相互依靠并且是的,中心政策決策者就不能忽視這兩個層次博弈中的任何一個。”因此,國際經濟是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時與國際層次和國內層次兩股力量進行博弈的結果。
普特曼把國際協議的達成過程分為談判過程和批準過程,后者是國際協議進入國內政治的重要因素。他認為,三方面的因素決定了國內支持程度——國內層次上支持者的權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聯盟;國內政治制度;國際層次談判者的戰略。
總的來說,普特曼的雙層博弈理論初步確立了國內與國際交互聯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國際合作的國內政治經濟基礎思想。不過,這一理論所提供的只是簡單的分析,與貿易、經濟聯盟等IPE理論之間也缺乏直接可轉換的橋梁。
4.有關行為體作用的理論
這一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還包括對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的中介渠道——行為體的分析。國內行為體(agent),又被學者們稱為溝通行為體(linkagea2gent),是國際力量得以在國內進行傳遞的作用主體。按照羅斯瑙(Ja
mesRosenau)的定義16,溝通行為體是指那些為特定政治目標而溝通國際與國內的政治環境的群體,使得商品、服務、政策、價值規范等能在國際和國內之間流動。在全球化背景下,這些群體包括國際組織、跨國公司、政府內部涉及治理跨國關系的部門、具有影響力的國內政治聯盟等。
有關行為體的理論,到目前為止沒有建立起統一的模式和框架,而是散見在不同學者的不同研究著作中。如安德魯考太爾(AndrewP.Cortell)和詹姆斯戴維斯(JamesW.DavisJr.)利用行為體對國際制度的信仰、利益和國內政治結構來分析美國如何抵制日本半導體產業進入國內17。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的半導體產業逐漸侵蝕美國國內市場。盡管與GATT所倡導的自由貿易精神相違反,美國的半導體產業協會(SIA)還是成功地發起了301法案調查,最終于1986年簽署了美日半導體貿易協議,達成了SIA預期的經濟目標。考太爾和戴維斯認為,國內行為體有可能反對國際規則,其中的關鍵是既定的國內政治結構和法律程序。而杰弗里弗里登(JeffreyFriden)研究18發現,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完全取決于美國國內兩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國務院和美聯儲為代表的國際主義勢力及其背后的華爾街大金融集團和出口產業;另一股是以商務部和國會為代表的民族主義勢力及其背后遭到國際競爭威脅的制造業。前者要求擴大國際參與,承擔國際責任;后者要求國內利益有限,堅持孤立主義。弗里登認為,國內利益集團的沖突和合作,恰恰能解釋民族國家與國際經濟的對抗與合作。
總的來說,由外而內研究路徑的理論建立在三個假設上:(1)國際經濟環境(市場和機制)不僅是一國生存、發展的國際背景,而且能影響國家的政策選擇;(2)國際經濟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需要通過一定的中介環節。無論是羅戈斯基的貿易聯盟、普特曼的獲勝集合或者是安德魯考太爾和詹姆斯戴維斯的國內行為體,都充當了國際與國內之間的中介環節;(3)對不同的國家來說,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的方式和程度因國內結構、行為體力量分布的不同而產生差異。
不過,值得指出的是,盡管由外而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提出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并沒有出現系統理論。和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相比,這一研究路徑的理論無論從流派分類或是理論嚴密程度,都不如前者。其中的原因,部分在于這些理論彼此交叉,引用的成分太多,既沒有出現有嚴密邏輯、論證過程的完整理論,也沒有出現一個集大成者,各個理論之間有許多似是而非的共同點,變得難以區分。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少學者基于經濟學的背景,運用數理分析的模型,使得理論解釋過于艱澀而不輕易推廣。
此外,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還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也就是在分析了國內行為體受到國際力量影響作出政策選擇后,沒能進一步探討國內政策選擇的變動對國際體系的影響。也就是說,無論早期的由內而外研究路徑,或是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由外而內研究路徑,其研究視角始終是單項的。其中僅有的雙向視角是普特曼的雙層博弈理論,但是這一理論局限于國際談判領域,無法對國內政治進程作出合理的解釋。
盡管近年來國內有研究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IPE研究經歷了從國家政治經濟學、國際體系政治經濟學到國際-國內-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轉型18,但是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目前國內-國際這一環節的研究依舊相當薄弱,幾乎沒有出現專門的論著分析國內政策發生轉變后對國際體系的影響,大部分學者的注重力依舊集中在探討國內政治結構對國際經濟力量的“過濾”作用,以及國內行為體結盟與政策偏好的形成。
三、結語:呼喚內外結合的IPE研究方法
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跟隨著國際關系現實發展的步伐,從現實主義由內而外的研究路徑,逐漸過渡到20世紀90年代偏向于自由制度主義的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由內而外的研究路徑,建立在“國際經濟體系存在著穩固的結構”、“國家是國內政治經濟變革唯一決定者”、“國家是統一利益主體”這三個假設之下。而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則一一打破了前者的假設。首先,全球經濟一體化使得國際經濟體系出現巨大變動。其次,隨著全球化資本、技術和人員的流動,國際化削弱了國家宏觀政策的治理能力,并在國內引起政治辯論,改變對外經濟政策。第三,借助比較政治學的研究,不同學者打破了國家這個“黑匣子”,通過對國內行為體的分析,分析國內政策選擇得以改變的制度和社會因素。
理論總是因現實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假如說早期IPE以國家為中心的研究路徑反映了民族國家和國際市場的緊張關系的話,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則體現了民族國家與國際市場互動增強的現實。隨著21世紀全球化的繼續深入,國際市場的力量不斷與民族國家國內力量產生互動與互相作用。面對這一現實,學者們有必要對國際與國內雙向互動的IPE理論進行探索,建立國際-國內-國際的雙向互動理論模型。
雙向互動理論需要解決的問題包括:(1)雙向互動的途徑和變量,在由外而內的研究中,學者們已經作出一定的探索,那么在“第二次逆向”從國內到國際的過程中,是否存在相同的變量,還是兩套不同變量;(2)國際經濟力量與國內政治經濟力量的關系,也就是說,面對世界市場與民族國家的互動,國際政治的體系結構有必要重新作出界定;(3)面對著不同政治結構的國家,是否有可能探索一套普遍適用的國際國內雙向互動的理論。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的國際關系學界長期以來偏重于由內而外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路徑,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論和依附論都作為經典理論被介紹進入中國。而20世紀90年代起發生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研究,介紹得還相對比較少。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有著強烈的現實主義研究環境,學者們更傾向于接受以國家為研究范式的早期IPE理論;另一方面也在于,盡管國際力量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存在一個合法化的過程,但是在中國學者看來,“外來力量及其作用”一直是一個比較尷尬的話題,這也就使得由外而內的IPE理論進入中國面臨著一定的困難。而事實上,隨著中國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中國逐漸受到全球化的巨大影響,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一事實。有不少專家認為,中國國內規范體系在加入WTO談判過程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加入WTO將推動中國內外政策和制度與國際機制發生一定程度的趨同。此外,作為國內行為體的政治經濟精英的觀念變化
,直接起到了對中國改革和加入WTO決策的關鍵影響19。如何用IPE理論解釋中國的實際情況,成為國內學者不可忽視的課題。
因此,面對國際政治經濟學迅速發展的現狀,中國的IPE學者有必要加入到理論構建的行列中,探索同時具有“本土特色”和全球普遍適用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注釋：
1相關觀點參見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年。
2相關觀點參見蘇珊斯特蘭奇:《國家與市場》(第二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
3吉爾平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和樊勇明的《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歸納上,采用了基本接近的思想方法。
4前者用自由主義(經濟合作促進發展)、民族主義(經濟合作帶來競爭)、的分類,后者用新自由主義、新現實主義和新的分類,來介紹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因此,本文沿用這兩種基本思路,以相互依存論、霸權穩定論和依附論作為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理論。相關觀點參見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權力與相互依靠》,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5參見CharlesP.Kindleberger:PowerandMoney: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PoliticsandPoliticsofInternationalEconomics,NewYork:BasicBooks,1970。
6參見肯尼思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7羅伯特吉爾平(1989),第394頁。
8羅伯特吉爾平(1989),第395頁。
9PeterKatzenste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DomesticStructures:ForeignEconomicPoliciesofAdvancedIndustrialStat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0,1976,pp:1-45.
10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頁。
11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2003),第255頁。
12PeterGourevitch,“TheSecondImageReversed:TheInternationalSourcesofDomestic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2,No.4,Autumn1978,P.881-912.
13PeterGourevitch,(1978),P.881-912.
14RonaldRogowski:CommerceandCoalitions:HowTradeEffectsDomesticPolitical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Press,1989.
15RobertD.Putnam,“DiplomacyandDomesticPolitics:TheLogicofTwo-LevelGam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2,No.3,Summer1988,pp:427-460.
16JamesRosenau,“TowardtheStudyofNationa2InternationalLinkage”,inJamesRosenau,ed.,LinkagePolitics,NewYork:TheFreePress,1969,P45.
17AndrewP.Cortell,JamesW.DavisJr.,“HowDo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Matter?TheDomesticImpactofInternationalRulesandNorm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40,No.4,Dec.,1996,pp:451-478.
18JeffreyFriden,“SectoralConflictandU.S.ForeignEconomicPolicy,191421940”,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2,No.1,1988,pp:60-90.
論文摘要：地緣經濟學是冷戰后出現的一種頗有研究價值的國際關系理論。國內學術界對它的研究尚不深入，并且還存在較多模糊認識。文章對地緣經濟學進行了視角和概念界定，簡要地介紹了它的內涵，著重地分析了其理論特征，并聯系中國實際談了幾點看法。
一、地緣經濟學界定
地緣經濟學(geo-economics)是在冷戰結束后出現的頗有新意的國際關系理論。當然，有看法認為，地緣經濟學是研究一國經濟發展與地緣變量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是關于國家利益、經濟現象和地緣關系的科學”。還有看法認為，地緣經濟學是基于地理因素考慮爭取國家利益的戰略或政策。愛德華·盧特沃克(EdwardN。Luttwak)強調“地緣經濟學是一種戰略，對軍事對抗起緩沖作用”實際上，從目前地緣經濟學的發展情況看，它既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也還不足以構成一門科學。它還遠不是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所探討的主要話題，它需要“一個明確、規范的定義，特定的研究內容，可供證偽的假設，而這一切有待于進一步的思考”。地緣經濟學又稱“后地緣政治經濟學”，具有顯著的政策色彩，它強調地在有限空間內爭奪相對受益的競爭性政策，可能引起人們關于貿易保護主義上升的擔心，使其發展陷人窘境；同時，從純粹學術角度看，將地緣經濟學拘囿于戰略或政策層面是不科學的。因此，將地緣經濟學稱之為一種國際關系理論是恰當的。確切地講，它應是國際政治經濟學所探討的理論范疇。
1990年，美國國防部高級顧問、華盛頓戰略與國際關系研究中心的戰略專家愛德華·盧特沃克在海灣戰爭前的一次國會聽證會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緣經濟學理論。按照他的看法，冷戰的結束使世界進人了地緣經濟時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臨危險的美國夢——如何阻止美國成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并在工業霸權爭奪戰中勝出》一書中，他進一步指出，隨著冷戰的結束，國家間的競爭已經從過去的政治和軍事舞臺轉移到了經濟舞臺。國家間的競爭模式已經變為通過國家調控、參與來占領世界經濟版圖，提高目標市場的占有率。這種競爭新模式就是地緣經濟學。美國蘭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羅門指出，貿易、金融和技術的流動變化將決定地緣經濟時代的力量現實與政治，搶先啟動的區域性貿易集團將在21世紀的經濟和貿易競爭中占據優勢。L5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系教授亨利·諾(HenryR．Nau)在《美國衰退的神話》一書中提出“權力經濟學”(Powernomics)概念，認為地緣經濟時代的國家目標依然是權力，經濟活動應該圍繞權力開展。只不過，這個權力更多是以經濟來定義的，例如市場占有率、金融、物價和就業機會等。我國學者普遍認為，這種以經濟利益和經濟關系取代軍事對抗和政治關系作為國際關系主軸的理論為地緣經濟學。即便將地緣經濟學定位于學科上的學者在對其定義時也跑不出三個因素：地緣關系、經濟手段、國家利益結合上文，筆者認為，地緣經濟學較科學的定義應是：以民族國家行為體為主導，以地緣因素為地理基點和政策輻射點，運用國家干預色彩濃厚的戰略經濟手段獲取國家利益和權力，奪取地緣經濟時代領導地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二、地緣經濟學的理論內涵
在經濟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動下，世界相互依存趨勢日益加強，各國面臨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問題普遍增多。而冷戰的結束也為各國政治精英謀劃治國方略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環境。在政治、軍事等“高級政治”的作用相對淡化的同時，經濟、生態等“低級政治”的影響卻愈加突出。決定一國國際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經濟實力為基礎、以科技力量為先導的綜合國力。過去的那種以對抗、沖突為主的競爭模式將讓位于以協調、合作為主的非零和思維。但是，作為理性的自私的民族國家行為體追逐相對受益的本性不會因此改變。那么，民族國家如何在變換的時代特征下尋求自身的權力和利益呢，這便是地緣經濟學所要探討的問題。
(一)冷戰結束預示著地緣經濟時代的到來，經濟競爭成為國際關系的主要內容
冷戰的結束意味著傳統意義上的戰爭和沖突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全球面臨的最大威脅已經從核戰爭危險轉向經濟危機和生態破壞，“高級政治”讓位于“低級政治”。在特定的空間范圍內由于資源的稀缺，所有國家的本性還在于爭奪相對利益。但是在地緣經濟時代，國家間競爭的方式卻是經濟競爭取代軍事競爭，“所有官僚機構發現的地緣經濟作用的結果和由利益集團控制的地緣經濟的結果，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案例中雖然各式各樣，但是，從根本上講，國家將按地緣經濟的方式行事”。
(二)國際關系行為體增加，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爭奪經濟優勢
企業、組織乃至個人都可以參與到地緣經濟中來，而且在地緣經濟時代，它們將和國家更密切地結合起來，它們將以“地緣經濟”的名義尋求來自政府的支持，如果它們是“朝陽產業”或“民族工業”，將更有可能獲得支持。此外，國際層次的區域性國家組織、貿易集團、跨國公司和非政府組織也將在地緣經濟時揮重要作用。地緣經濟學的目標并不在于將國民的生活水準提高到最高程度，而在于本國在世界經濟中優勢地位的獲得及維持，其中，“競爭力”是最主要的工具。衡量權力的尺度是通過高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獲得的。憑借決定性技術優勢占領未來市場的能力以及獲得進入新興市場的機會比控制實際領土更為重要。國家參與地緣經濟爭奪的方式是多樣的，如產業政策、貿易政策、財政金融政策、經濟外交等。“由國家提供或引導的產業投資資本等同于傳統戰爭的要素——‘軍火’，國家支持的產品開發等同于‘武器’的變革，國家支持的市場干預取代了在國外軍事基地的‘外交影響”’。
(三)美日歐之間的競爭是地緣經濟時代國家間競爭的主要內容
地緣經濟學是在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化的國際背景下產生的，它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認為世界正在逐步發展成為三個相互競爭的經濟集團：(1)日本率領的環太平洋地區；(2)美國領導的西半球經濟區；(3)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經濟區。“在未來的競賽中，三個經濟霸權中的每一個都傾向于超過其他兩個。無論哪一個實現了這種超越，都會位居領先，都會像英國主導19世紀，美國主導20世紀那樣，主導21世紀。”為了維護美國經濟和政治利益而重新制定貿易政策成了克林頓政府經濟戰略的主要組成部分。主要體現在減少日本貿易順差，要求日本“自動出口限制”、“志愿出口配額”，甚至要求日本進行經濟改革和體制改革。
(四)不是所有國家都擁有實施地緣經濟政策的能力，也不是所有國家都愿意這樣做
只有屬于“世界事務的核心舞臺”上的國家才有實施地緣經濟戰略的能力。因為只有這些國家之間才能真正擺脫傳統戰爭的威脅，也只有它們才擁有實施地緣戰略所必須的有效的官僚體制和行動能力。另一方面，處于“世界政治的死水區”的第三世界，它們擔心更多的依舊是地區沖突、戰爭威脅等傳統的地緣政治問題，它們或者不愿意，或者沒有能力追求地緣經濟戰略，地緣經濟不是這些國家政府考慮的問題。地緣經濟學就其本質來說是發達國家的國際關系理論，是研究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而不是發展中國家之間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
三、地緣經濟學的理論特征
(一)地緣經濟學是經濟／生態政治學的發展
經濟／生態政治學(eco-politics)是根據冷戰后國際形勢的變化，依托國際政治經濟學而產生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海沃德·奧爾克教授所著的《全球經濟／生態政治學》，其主要觀點是：(1)國際關系從地緣政治學轉向經濟／生態政治學，目前迫切的任務是改革國際經濟體制，調整國際經濟關系，適應冷戰后經濟和生態政治因素增長的需要。(2)冷戰后，軍事威脅減弱了，東西方意識形態對抗也相對削弱；戰爭不可取，實力不可無，經濟與生態將成為實力的主要構成部分。(3)影響國際安全的因素，不僅有政治的和軍事的，更包括經濟的和生態的因素。以維護全球生態安全、保護生態環境為核心的安全體制是20世紀末到21世紀國際新秩序的主要內容。
地緣經濟學的創始人愛德華·盧特沃克認為，冷戰結束后，世界進入了地緣經濟時代，國際關系從地緣政治學向地緣經濟學發展。其理論主張是：(1)意識形態的差異已不如以前那樣重要；(2)按地緣政治標準劃定的對手或敵手，在地緣經濟時代可能同時是貿易伙伴；(3)對全球的最大威脅已從核戰爭危險轉向經濟危機和生態破壞，國際關系中“低級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等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顯地超過“高級政治”(軍事對抗和核威懾)。這一轉向“開拓了超越國界的、競爭與合作并存的新時代”。可以看出，經濟／生態政治學為地緣經濟學的出現準備了條件，地緣經濟學采納了經濟／生態政治學諸多觀點，它只不過在經濟層面上的著墨濃厚了一些罷了。
(二)地緣經濟學是新現實主義理論
新現實主義是在對傳統現實主義批判、繼承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仍舊認可傳統現實主義所堅持的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國際社會的沖突和競爭模式；國家對權力、利益和安全追逐的理性自私屬性等基本原則。它糾正、完善了傳統現實主義若干不合時展的缺陷，成為當今國際關系理論界占據主導地位的主義派別。它在強調國家行為體是主要國際行為體的同時，還點明了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它在強調相對收益的同時，還說明了合作、協調獲取絕對收益的可能性；它在強調軍事安全攸關國家生存的同時，還闡明了經濟安全對國家的至關重要性；最為重要的是，它發展了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安全觀，認為權力不再是最終目的，權力是獲取利益、保障安全的手段，這使其不再像權力政治那樣極富進攻性而具有了某種自由主義式的協調性、融合性，為自身理論的發展開拓了視野。
地緣經濟學認為國家所有的經濟較量都是國家利益驅動的。只不過，地緣經濟學強調的是國家經濟利益，它的實現表現在就業人口擴大、市場擴張和產品出新上。地緣經濟學強調國家的經濟權力和國家的經濟安全。為了本國的利益，國家要追求財富、權力、市場和工作機會，任何對本國國際經濟地位進行挑戰的國家對本國的經濟安全都會構成威脅。地緣經濟學認為國家之間的關系在冷戰后主要是競爭和對立的關系，特別是經濟上的競爭與對抗。地緣經濟學盡管贊同非國家行為體已成為國際關系中的重要一員，但仍舊把主權國家作為研究冷戰后國際關系的主要對象。可見，地緣經濟學是以新現實主義為指導的，它是新現實主義在經濟層面上的變種。說的嚴格一些，地緣經濟學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新現實主義學派的一員。
(三)地緣經濟學是經濟民族主義理論
經濟民族主義是民族主義的一種重要形態，又稱新重商主義、經濟現實主義和國家主義。學術界在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問題上存在多視角問題。羅伯特·吉爾平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或如最初所稱的重商主義)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會實踐發展而來，主張政治是重于經濟的第一位因素，經濟民族主義是國家建設最基本信條，它主張市場要服從國家利益，政治因素確定(或至少應該)決定經濟因素”。肖夏娜·B·坦賽從政治主張角度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是指一個國家的這樣一種愿望：在世界經濟體制范圍內掌握本國的經濟命運，以及本國領土范圍內行使主權，決定誰可以開發自然資源，誰可以參與各經濟部門的活動”。即還有一種觀點從區域角度出發，認為經濟民族主義即為東亞國家或地區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路線。陳峰君對東亞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是：把發展經濟、實現現代化并趕超先進發達國家作為全國全民的核心任務；充分發揮國家和政府在經濟建設中的杠桿作用，力圖使之與市場經濟有機融合為一體；在思想領域中利用東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積極因素，激發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精神；簡言之，倡導“經濟興國”。
上述定義存在明顯失誤。它們并沒有闡明經濟民族主義(尤其是當代經濟民族主義)的重大特征和實質，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論局限和地區偏見。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離不開民族主義的本質屬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識。“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盡管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定義，但往往都被界定為一種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識為基礎的綱領、理想、學說或運動。”經濟民族主義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權力和財富，這還是經濟民族主義所認同的民族利益。筆者并不贊同經濟民族主義對政治權力的追求第一于經濟利益的追求這種說法，反之亦然。經濟民族主義通過國家權力來增進民族經濟利益，又運用經濟實力來獲取國際社會權力。經濟民族主義將兩者放任等值的位置，沒有必要分出高下。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具有自由主義和重商主義的雙重特征。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不斷發展演變的歷史范疇，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已不再像重商主義、李斯特歷史生產力理論、凱恩斯貿易超保護理論等早期經濟民族主義那樣極富侵略性了。
在強調相對收益的同時，它并不排斥絕對收益，競爭、沖突是其主要思維，但協調、合作也被采納。在經濟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趨勢的作用和推動下，經濟民族主義走出民族國家領域樊籬，將觸角伸至國家周邊并不斷擴大外延，形成了擴大的經濟民族主義——地區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是一個中性概念，這不僅是對民族國家本身存在理性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和非理性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而言，而且也是對第三世界經濟民族主義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民族主義分別對舊有國際秩序的破壞和維護而言的，這分別是積極的經濟民族主義和非積極的經濟民族主義。因此，經濟民族主義是否可以這樣定義：出于忠誠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圍內追逐增進民族利益的權力和財富。要求國家權力制定并實施符合這一考慮的經濟戰略和經濟政策，保護、壯大民族經濟并為民族經濟的對外擴張贏取市場和資源。競爭、沖突是常態，合作、協調不可無，參與符合民族利益的區域一體化，爭取有利于自身發展的世界經濟機制和秩序。經濟民族主義是民族國家內部利益集團相互博弈而產生的理論、主張、方針和運動。
地緣經濟學要求國家運用公共權力推行戰略經濟政策，保護國家經濟安全，培養國家經濟競爭力，爭奪世界經濟優勢。在強調國家干預這一點上與經濟民族主義毫無二致。地緣經濟學強調國際經濟關系的地緣性。國家或地區間由于地域上的鄰接性而產生地緣經濟關系，當它們的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這些經濟體就會匯合成新的更大的經濟體并產生經濟超常規發展現象。地緣經濟學將世界經濟劃分為三個彼此競爭的區域經濟集團，它們之間的聯系和運動將對世界經濟的結構和性質產生深刻影響。地緣經濟學的地緣性觀點可以為擴大的經濟民族主義提供理論支持。地緣經濟學強調更多的是國際經濟關系中的競爭和沖突，關心更多的是相對經濟收益，但它本身并不排斥合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兩個地區之間由于經濟產業結構、資源結構上的差異性，而通過互通有無、取長補短來共同促進發展，形成互補關系。地緣經濟學的合作觀點可以很好地解釋當代經濟民族主義對絕對收益的認可。
四、地緣經濟學的啟示
(一)冷戰后國際經濟斗爭的目標是搶奪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成功的希望則是在高科技領域
如果一個國家首先控制在生物工程、電子計算機、電子通訊和新材料等領域中的專利權，它將不會受限于傳統工業產品的關稅壁壘，在國際貿易中贏取較大優勢；高科技經濟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外溢效應不僅存在邊際成本遞減、邊際報酬遞增特點。還可以優化、升級國內產業結構，以乘數效應拉動國民經濟健康增長。如果我國在高科技產出領域中，哪怕只在一個或幾個方面占有主導權，帶來的成果，則可以用滾動發展的辦法推動中國經濟走向繁榮。這里最關鍵的因素是發明高科技專利的科學家是否屬于中國，而現今中國羈絆人力資源創新的最大障礙恐怕便是體制的臃腫，因此，民族富強和國家昌盛需要的關鍵步驟便是富有生機的制度及機制催生出的高科技人才。
(二)冷戰后國際經濟斗爭直接表現為跨國公司、企業和個人在國際經濟上的斗爭，而實質是國家間、政府間、政策水平間的較量
地緣經濟環境下，國際關系交又發展的現實使企業在經濟競爭中的發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困難。當一個國家在選擇某一生產領域作為國家發展的主導領域時，其他國家相關領域的企業在沒有本國政府的支持下就將面臨生死存亡的挑戰。國際市場中的中國企業僅憑自身力量是難以有所作為的。中國政府的參與是必需的，而問題的關鍵在于政府介入的范圍與程度。也就是說，政府必須清楚哪些部門與活動可以調控戰略與規劃應該掌控，用什么手段來干預，通過什么途徑來傳遞，怎樣把握介入時機，如何做到恰到好處。實際上，這里講的是干練而富有成效的經濟決策機制，純粹的行政官僚機構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因此，必須創建學習型政府并培養一支高素質的專家治國隊伍。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框架;比較教學;案例教學;數學;方法論
西方經濟學課程(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門課程)是目前我國高校財經類、管理類專業必修的專業基礎課,是理論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習其他應用經濟學科的基礎課程。該課程具有理論性強、學派林立、內容抽象、偏重數學推理等特點,學生學習起來遇到的困難相對較大,對老師的理論水平和教學能力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文章擬就筆者在這些年教學中的體驗,對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教學方法的運用和改進進行探討。
一、讓學生從整體上把握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框架與核心思想
在講授每門課程的初期,應該從整體上將該課程的理論體系框架和核心思想展示給學生,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夠把握主線和方向,不至于迷失在一個個的具體原理和圖表之中。本文將簡要地對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框架與核心思想進行探討。
微觀經濟學是通過對個體經濟單位的研究來說明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作用的。如圖1所示,微觀經濟學以需求、供給和均衡價格為出發點,通過效用論研究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為,由此推導出單個消費者的需求曲線,進而推導出市場需求曲線。生產論、成本論和市場論主要研究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由此推導出單個生產者的供給曲線,進而得到市場的供給曲線。結合市場的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就可以決定市場的均衡價格,并進一步理解在所有的個體經濟單位追求各自經濟利益的過程中,一個經濟社會如何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實現經濟資源的配置,進而結合具體的市場形式(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和壟斷市場)分析每一類市場的價格、產量的決定及其資源配置的效果。至此,便完成了對圖1上半部分所涉及的關于產品市場的研究。從圖1的下半部分來看,市場論進而將考察的范圍從產品市場擴展至生產要素市場。從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出發,推導生產要素的需求曲線,從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發,推導生產要素的供給曲線。據此,進一步說明生產要素市場均衡價格的決定及其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
在以上討論了單個市場均衡價格決定及其作用后(局部均衡的研究),又從一般均衡的角度討論了所有市場均衡價格的決定問題,證明了在完全競爭經濟中,存在著一組價格(P1,P2,…,Pn),使得經濟中所有的n個市場同時實現均衡。這樣,微觀經濟學便完成了對其核心思想即“看不見的手”原理的證明,也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能夠實現有效率的資源配置。在以上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微觀經濟學又進入了規范研究部分,即福利經濟學的內容,證明完全競爭的一般均衡就是帕累托最優狀態,進一步肯定了完全競爭市場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在討論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后,微觀經濟學也承認市場在某種特定情形下(壟斷、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也可能失效即存在市場失靈問題,并針對市場失靈探討了相應的微觀經濟政策。
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框架如圖2所示,它遵循理論基礎-理論-理論應用的分析順序,圍繞著國民收入如何決定這條主線,包括一個總量(GDP),兩大主題(短期經濟波動和長期經濟增長),三大模型(簡單國民收入決定模型、IS-LM模型和AS-AD模型),四大問題(失業、通貨膨脹、經濟增長和經濟周期),其中又將四大市場(產品市場、貨幣市場、國際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和兩大政策(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分析串聯起來,構成一個較為清晰和嚴密的邏輯體系。
總供給和總需求是決定國民經濟的兩個主要力量,如圖2所示,短期國民收入的決定取決于總需求曲線和總供給曲線,總需求曲線又取決于三個市場的變量,即產品市場、貨幣市場和國際市場。總供給曲線則是把總量生產函數與勞動力市場聯系起來加以分析的。而需求沖擊與供給沖擊都可能導致短期的經濟波動。在長期中,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一國真實GDP的增長取決于生產要素的積累和生產技術的進步,探討儲蓄、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這些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國民收入的長期決定則包含有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不同經濟學家在不同的價格行為的假定前提下(價格是粘性的還是自由伸縮的),圍繞需求與供給誰占主導地位就形成了不同的宏觀經濟學流派,也就形成主張自由經營還是國家干預以及如何干預等不同的政策取向。在宏觀經濟學教學中,要注重比較分析不同理論學派在基本假定、思想淵源、政策主張等方面的差異及其相互融合的趨向。
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要把兩門課程的理論體系框架與核心思想反復給學生講清楚,在教學中途還可以反復提示,讓學生知道每一節課所講的理論知識在學科體系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加深對每一具體知識點的理解,將全局與局部的學習很好地結合起來。
二、通過學科之間及同一學科內不同理論部分之間的比較教學來增強教學效果
比較教學法是指在教學活動中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認識對象放在一起對照比較,從而確認認識對象屬性的同異、地位的主次、作用的大小、性能的優劣、問題的難易或認識的正誤深淺,以達到辨識、了解和把握認識對象之目的的一種方法。它可以引導學生把彼此相聯系的知識加以對照,從相似中找差異,差異中找共性,從而找出其規律性和本質特征。
(一)通過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比較來增強經濟學教學效果
一般高校在大學一年級第一學期就開設政治經濟學,接著在第二學期和大學二年級第一學期分別開設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這就要求,教師在講授西方經濟學的時候,要適時與政治經濟學對比,理順兩門課程的關系,分析兩門課程在價值理論、收入分配理論、價格決定理論、資源配置的效率標準、經濟危機理論等方面的差異,在比較中同時增強學生對兩門課程理論體系與核心思想的理解深度。例如,要給學生指出,政治經濟學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認為價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勞動,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它反映的是商品生產者相互交換勞動的關系。而西方經濟學是以要素價值論為基礎的,從要素的邊際生產力入手,分析了生產要素的需求,并根據消費者效用的最大化理論研究了要素供給,是用效用和稀缺性來說明商品的價值的。在此基礎上,兩大經濟學體系都各自形成自己獨特的基本范疇,如工資、利潤、利息、地租等,這些范疇所反映的經濟關系都各不相同。政治經濟學將其看作是剩余價值的分割形式,而西方經濟學則將它們看作是要素報酬的形式。又如,在價格決定理論上,政治經濟學是以價值說明價格,將其界定為價值的貨幣表現,而西方經濟學則是供求決定論,即商品的供求關系決定其價格。在政治經濟學中,資源配置的效率標準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節約,而西方經濟學則強調帕累托最優,即對于某種既定的資源配置狀態,任何改變都不可能使至少一個人變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狀況變壞。政治經濟學將經濟危機看作資本主義的特有產物,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無法解決經濟危機問題,并必將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而西方經濟學則從未將經濟周期視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特有產物,認為經濟周期是分工、專業化、市場化不斷發展的結果。
當然,在對兩門課程進行比較的基礎上,我們要引導學生認識到,這兩門課程都有鮮明的階級性,代表了截然對立的兩個階級的利益。階級屬性使得兩門課程在研究目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的差異。因此,我們應該采取辯證的態度,對西方經濟學進行科學分析,分清哪些是屬于具有階級性的意識形態成分,哪些是研究市場經濟運行共性規律的合理成分,做到有批判地吸收。過去對西方經濟學簡單否定、批判的態度,現在對其盲目推崇、全盤接受的態度,二者都是不可取的。
(二)通過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之間及學科內部不同理論部分的比較來增強教學效果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與區別,在學科內部不同理論部分之間也同樣如此,許多外形相似實質相異的原理和模型極易混淆,不同經濟學流派的理論思想與政策主張存在爭論,需要在教學中適時分辨,在比較教學中幫助學生深化理解。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在研究對象、討論的主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應該是在講宏觀經濟學的第一堂課時就要給學生講清楚的,上述關于兩門課程的理論體系框架與核心思想已經講的很清楚,不再贅述。例如,微觀經濟學的供求模型與宏觀經濟學的AS-AD模型在圖形上很相似,都是在供求平衡時確定最佳的產量和價格水平,但在內涵上卻有很大差別:微觀部分所講的需求與供給是從經濟的微觀層次針對某一商品而言的,宏觀部分的總需求與總供給是從經濟的宏觀層次針對整個經濟而言的;兩個模型中坐標軸上的變量內涵不同,微觀部分的供求模型中的價格與產量是指某一商品的價格與產量,宏觀層次的AS-AD模型中的價格與產量是指整個經濟的一般價格水平和總產量。在教學時,應給學生把這些區別交待清楚。
還有更多的是要經常進行同一課程內部不同理論部分的比較。例如,在學習簡單國民收入決定理論與IS-LM模型的時候,要在比較教學中將兩大模型的聯系與區別講清楚。告訴學生,這兩大模型都是在短期價格既定(水平的總供給曲線)的前提下用總需求分析方法探討國民收入的決定,都是凱恩斯總需求理論的核心內容,而且IS曲線還是用簡單國民收入決定模型(收入-支出模型)推導出來的。不同之處在于,簡單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暫時不考慮貨幣市場和利率,投資是外生變量,只考慮產品市場均衡時國民收入的決定。而IS-LM模型將產品市場與貨幣市場聯系起來分析兩個市場的同時均衡,將利率引入而投資取決于利率,這時自主性支出的乘數效應比只考慮產品市場時下降,兩個市場在相互作用中同時實現均衡。而且,IS-LM模型還是分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與作用效果的基本分析工具。在講完凱恩斯理論體系后,可以上一堂總結課,將凱恩斯理論的基本框架用圖表和數學模型分別加以概括,并將其與古典宏觀經濟理論進行綜合比較,指出古典理論假設價格是自由伸縮的,認為國民經濟由供給決定及貨幣中性,主張自由經營,而凱恩斯理論假設價格是剛性(粘性)的,認為國民經濟由需求決定及貨幣非中性,主張政府實施總需求管理政策以穩定經濟。
三、大量運用案例教學法來活躍課堂氣氛并增強學生的經濟分析和應用能力
案例教學法是在學生掌握了有關基本知識和分析技術的基礎上,根據教學目的和教學內容的要求,在教師的精心策劃和指導下,將學生帶入典型案例的特定事件中進行案例分析,通過學生的獨立思考或集體協作,進一步提高其識別、分析和解決某一具體問題的能力,同時培養正確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風、溝通能力和協作精神的教學方式。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是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長期實踐中概括出來的,其內容本身具有極強的社會實踐性和應用性,是學以致用之學。在教學中,通過大量的經濟實例來與課本的原理相對應,既可以加深學生對基本原理的理解,又可以增強學生運用基本原理解釋和分析現實經濟問題的能力,還可以活躍課堂氣氛,加強師生交流,是一種學習西方經濟學的重要方法。
在西方經濟學教學過程中,針對各種案例的不同特點可以實施不同的案例教學方式。有一些小型的經濟學案例與某一具體的原理或知識點相對應,可以將其穿插在理論講解中進行分析。例如,在講授稅收分擔原理的時候,可以舉我國對二手房交易征收5.5%營業稅的例子進行分析;在介紹完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之后,馬上可以給學生講“吃包子”的故事;講納什均衡與囚徒困境的時候,可以舉我國地方保護主義與地區封鎖的例子;講GDP核算時可以舉男主人與女保姆的故事;講費雪方程式時可以舉我國近年出現的銀行存款負利率的事實;講擴張性財政政策可以以當前的4萬億政府投資計劃為例;講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時可以分析我國近年來國際收支雙順差帶來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以及央行在2007、2008年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控制經濟過熱和“流動性泛濫”時的政策失效,等等。當然,在經濟學的發展史上,有一些經典的經濟學案例或故事是必須要講給學生聽的,講科斯定理必然要講“牛群到毗鄰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講外部性原理時可以通過米德的“蜜蜂與果園”的例子以及庇古的“火車與飛鳥”的故事來闡述;講公共物品時則可以通過“燈塔”的故事來闡述。
此外,還有一些比較大型的或綜合性的案例,適合于在某一章或某幾章講完之后組織學生專門來分析討論。例如,在講完壟斷理論后,可以給學生介紹微軟壟斷案的基本材料,讓學生討論壟斷的社會成本及反壟斷社會實踐中的一些問題;在講完財政政策與擠出效應后,可以介紹我國1998-2002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基本情況,分析和討論財政政策的實施背景、具體措施和實施的效果評價等問題;在講完宏觀經濟學國際部分后,可以介紹這次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的來龍去脈,分析和討論此次金融危機與以往金融危機的不同,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造成的影響,給我國的啟示和教訓,以及我國的應對之策,等等。
四、在教學中要重視和加強對學生數學分析能力的培養和經濟學方法論的訓練
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普遍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教師在教學中往往側重定性的理論分析和思想陳述,而忽視對學生數學方法和數學推理的訓練,學生也往往只對定性分析感興趣,對經濟學的思想邏輯、經典案例、理論聯系實際的內容表現出濃厚興趣,而一旦涉及數學推導、證明和數學的規范分析,則有畏難情緒,不習慣接受。誠然,對于數學在經濟學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一定的爭議。但不可否定的是,數學對于推動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學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具。如果經濟學不使用數學方法,經濟學就不可能成為現代經濟學,而學好數學已經成為真正學好現代經濟學的重要條件。田國強(2005)指出,數學在理論分析中具有如下作用:第一,使得所用語言更加精確和精練,假設前提條件的陳述更加清楚,這樣可以減少許多由于定義不清所造成的爭議;第二,分析的邏輯更加嚴謹,并且清楚地闡明了一個經濟結論成立的邊界和適用范圍;第三,利用數學有利于得到不是那么直觀就得到的結果;第四,數學可改進或推廣已有的經濟理論。我們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要把數學工具與理論分析、思想闡述很好地結合,盡可能訓練學生用數學來界定經濟學的概念,用數學語言來表達關于經濟環境和個人行為方式的假設,用數學表達式來表示每個經濟變量和經濟規則間的邏輯關系,通過建立數學模型來研究經濟問題,并且按照數學的語言邏輯地推導結論。老師要向學生強調數學分析方法的重要作用,老師自己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數學涵養,以適應現代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發展趨勢。當然,我們強調數學方法的應用和重要性,也要同時重視經濟學思想方法和理論邏輯的訓練,培養學生對于現實經濟環境、經濟問題良好的直覺和洞察力,盡可能弄懂數學形式下的經濟學思想內涵,以避免學生迷失在各種數學公式和符號之中。
經濟學教學中普遍存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教師在教學中習慣于按部就班地向學生講解傳授各章節知識,而往往忽視對學生經濟學方法論的訓練。即老師在教學中一味地傳授理論知識而忽視了對學生思維的訓練,忽視了對學生建立邏輯能力的鍛煉。凱恩斯說:“經濟學不是一種教條,只是一種方法,一種心靈的容器,一種思維的技巧,幫助擁有它的人得出正確的結論。”也就是說,經濟學的精髓在于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想方法、思維過程。我們在經濟學的教學中,要讓學生盡可能在經濟思想史的歷史語境和經濟學流派的學術紛爭中理解現有理論的內涵,要盡可能讓學生掌握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幫助學生理解經濟學中的基本假設及其重要意義,讓學生懂得“給定假定,簡化關系;放松假定,逼近現實”的研究方法在經濟學中的運用和體現,讓學生熟悉和掌握經濟學中廣泛應用的靜態分析、比較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法,均衡與非均衡分析法、歸納與演繹法、短期與長期分析法、定性與定量分析法等豐富的方法體系,讓學生不僅掌握理論知識本身,更知曉理論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增加學生經濟學理論素養的深度與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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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俄羅斯 國際政治經濟學 國家風險
【作者簡介】黃河，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博士；Senko Mikhail,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2010級研究生。
【中圖分類法】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68-(2012)04-0049-60
自北歐小國冰島面臨“全國性破產風險”開始，在華爾街金融危機迅速發酵的過程中，“國家破產”一詞頻頻閃現于報端和電視。在“國家破產名冊”上，除首當其沖的冰島外，巴基斯坦和韓國等國陸續招致相同的“破產”可能。而通過全球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所的評級警告來看，身處“國家風險”的國家還遠不止這些，俄羅斯也未能幸免。國家風險是指在對外投資、貸款和貿易活動中，外國資產在東道國所面臨的危險程度，是源于因國別政治或經濟形勢變化而導致的外國暴露價值(Foreign expose)的變化。 2008年以來，受美國次貸危機、俄格沖突、國際油價下跌等多種因素影響，俄羅斯金融市場強烈震蕩，盧布迅速貶值、通貨膨脹加劇、股市下跌、資本流出和投資減少，嚴重影響了俄羅斯的對外償債能力。 筆者將綜合采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具體分析俄羅斯的國家風險。
一、國家風險分析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指標
國家風險（Country risk）的概念最初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國際銀行的跨境業務。當時，在某一國家金融機構提供貸款給另一個國家或本國的境外企業時，可能出現的海外信貸風險就稱為國家風險，或稱風險（Sovereign risk）。1978年，加拿大銀行學家納吉（P.Nagy）提出了一個后來被廣泛使用的國家風險定義：所謂國家風險是指“跨邊界貸款中導致損失的風險，這種損失是由某個特定國家發生的事件所引起，而與企業或個人無關”。 此后，以鄧肯?麥德姆（Duncan H. Meldrum）為代表的西方學者對國家風險的研究領域遠遠超出了國際債務問題，國家風險內涵得到擴展。在國際市場上，只要發生股票、債券、金融衍生品等方面的國際資本流動時，都面臨著因相關國家“不愿”或“不能”履行合同而產生違約的風險，這種國家風險可能會導致外國資產價值的損失。
與國家有關的外幣債務違約的案例在19世紀和20世紀40年代以前發生很頻繁，外幣債務違約率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十年間下降，當時跨國債務發行非常少。20世紀70—80年代的對政府融資的主要工具——銀行貸款的違約，在20世紀80年代初達到高峰。例如，1981年3月，波蘭政府宣布無力償付到期外債的本息，標志著債務危機的到來。1982年8月，墨西哥決定停止償還一切外債，接著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智利和玻利維亞等許多國家紛紛效仿，從而引發了一場全球性的債務危機。中止償債或正式重新安排償債期限所涉及的資金數額幾乎達到發展中國家和東歐國家外債總額的三分之二，到1982年底就有34個國家無法履行償債義務。
傳統的風險反映了一系列包括戰爭、革命、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外部經濟危機因素。今天，財政紀律松弛、債務管理壓力、生產的無效率、負債和脆弱的銀行系統使許多國家面臨經濟政策方面的挑戰。這些風險混合到一起，盡管在一段時間是可控的，但可能逐步惡化——過去的十年間發生在眾多新興市場的與風險有關的事件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一般認為，國家風險由政策風險、經濟風險和政治風險構成。借貸者通常希望自己的本幣借貸的信用聲譽是最高的。如果它們有印發本幣的權力，那么違約的問題則只是一個理論問題。由此，風險就轉化為一個國家會通過印發大量的貨幣來償還債務，即通過通貨膨脹腐蝕掉債務。當一個用外幣借款，由于借款者沒有印發外幣的權力，則產生違約的風險。此類違約的風險在計量上是困難的，因為即便是用最復雜的計量方法都會很難給出確定性，因為缺少相應的例子和數據。因此，對風險的判斷更多依賴于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而非計量方法，依靠對風險評估的一系列指標來對政策、對可貿易部門的狀況以及對政治風險的評價來判斷違約的可能性。
關鍵詞：美元；人民幣；經濟失衡；政治經濟學
基金項目：西南民族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09SZYZJ21）；西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應用經濟學碩士一級學位點（2011XWD-S0202）。
作者簡介：周克（1974-），男，河南淅川人，西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國際金融研究；許欣欣（1985-），女，回族，河南商丘人，四川大學經濟學院世界經濟專業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世界經濟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F8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096（2012）06-0042-04收稿日期：2011-12-14
一、文獻綜述
從2005年7月到2011年12月，人民幣兌美元已經升值了30%。但是，升值壓力依然未減。如果將視線拉長，就會發現，自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美元的匯率問題就一直困擾著世界。換言之，當國內經濟出現問題時，美國總是在尋找外部原因，認為其他國家尤其是那些對美國存在巨額貿易順差的國家的貨幣存在低估。例如，日元的長期持續升值就與日美貿易摩擦密切相關。近年來，人民幣則感受到了巨大的升值壓力。
日元和人民幣為什么會對美元出現持續的升值？是因為匯率存在低估嗎？關于均衡匯率的決定，理論和實證都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
進入21世紀，中國超過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順差國。加之2001年美國經濟因互聯網泡沫破滅而陷入衰退，人民幣由此開始面臨升值壓力。研究人民幣均衡匯率的文獻也隨之大量涌現。Dunaway等（2006）發現，模型規范性、解釋變量、時間選擇等因素的任何微小變化都會引起實際均衡匯率預測的大幅變化。盡管如此，Frankel（2006）的估計結果仍然影響深遠。他使用佩恩世界表6.1版本估算出人民幣兌美元在2000年低估了36.1%，并據此推算2006年人民幣低估程度依舊。
2010年以來，相似一幕再次上演。次貸危機使美國經濟在2007年12月到2009年6月經歷了二戰以來最長時間的衰退。走出衰退的美國經濟并沒有擺脫疲軟。人民幣再次面臨升值壓力。在這種背景下，經濟學者對人民幣低估幅度開始了新一輪的估算。目前，有影響的均衡匯率計算方法已經多達18種（Driver et al，2004）。但是計算方法的增多只是增加了分歧。周克（2011）回顧了近年來估計人民幣均衡匯率的一些文獻，并使用世界上三大公開的數據集估計了基于Balassa——Samuelson效應擴展的人民幣購買力平價匯率。結果發現，對于相同的樣本，不僅不同數據集的估計結果差異巨大，甚至是同一數據集的不同版本也產生不同結果。當使用佩恩世界表的6.3版本和Frankel（2006）的方法重新估算時，人民幣低估幅度在2000年只有23.4%，2009年不足9%。基于BEER模型，唐亞暉等（2010）也沒有發現近年來人民幣存在嚴重低估的證據。
總之，現存的匯率理論仍然不能擺脫Meese等（1983）所作的尷尬論斷：在對匯率預測時，傳統的匯率理論甚至不能超越簡單的隨機游走模型。在解釋日元持續升值的原因時，McKinnon等（1997）指出，傳統匯率理論失效的原因可能在于這些理論將國際金融研究與貿易變動、商業政策以及貿易爭端的研究相分離。他們的研究為解釋匯率變動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循著這個新的視角，并基于Grossman等（1994）的貿易保護游說模型（PFS），Aminian等（2006）構建了日元的匯率政治經濟學模型，說明了來自美國的政治壓力是如何對日元匯率產生影響的。他們的模型仍然局限于外部失衡對匯率的影響。筆者認為，美國經濟內部失衡也會對美元和其他國家貨幣的匯率產生影響。因此，筆者將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美國經濟內部和外部失衡對美元匯率的影響，以彌補現存文獻在研究經濟內部失衡對匯率影響方面的不足。
筆者的貢獻主要體現在：第一，提供了一個研究經濟失衡對匯率影響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框架；第二，提供了一個經濟失衡影響匯率的實證模型，并使用該模型研究了美國經濟失衡對美元匯率的影響。
二、美元匯率政治經濟學
美國政府為什么會干預外匯市場呢？會在什么時候干預外匯市場呢？這需要弄清楚美元匯率的影響因素。
現存文獻并不能對匯率的變動進行良好的解釋，因為有時候政治因素對匯率變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實際上，受到政治因素影響的不僅僅是匯率。在解釋自由貿易在實踐中難以實現的原因時，Grossman等（1994）認為，在代議制民主的社會中，政府不僅根據普通選民，而且根據特殊利益集團的壓力來制定貿易政策。他們根據這種政治過程構建了著名的貿易保護游說模型（PFS），解釋了貿易保護的均衡結構。
基于該模型的思路，本研究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美元匯率變動的原因，構建一個匯率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在分析前，首先需要對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進行定義。經濟的內部失衡主要體現為經濟增長緩慢或陷入衰退，外部失衡一般是指貿易項目出現赤字。本文的外部失衡強調動態變化，即貿易項目盈余減少或者赤字增加。更準確地說，是外部失衡加劇。
一國的特殊利益集團，即進出口競爭部門通過把預期捐助與現任政府所選的匯率水平相聯系的方法提出利益訴求。政府則通過選擇匯率水平來最大化自己的目標函數——總社會福利和政治捐助的加權和。相對于普通選民，獲得了政治捐助的政府會賦予特殊利益集團以更高的權重。在均衡時，游說團體選擇自己的捐助計劃使其成員的福利最大化。當經濟失衡對進出口競爭部門產生不利影響時，他們會游說政府干預外匯市場，使貨幣貶值，以減少自己的損失。但是，匯率未必一定會貶值。因為政府還需要考慮普通選民，即消費者的利益（消費者主要指非特殊利益集團的消費者）。貶值會提高進口競爭品的國內價格水平，損害消費者的福利水平。因此，政府會權衡各方的損失情況，干預外匯市場，使貨幣貶值或升值，讓自己的處境最優。那么，經濟衰退時匯率到底是升值還是貶值呢？這取決于各方對政府施加影響的強弱。如果經濟內部失衡使特殊利益集團的損失更為嚴重，政府將傾向于干預外匯市場使貨幣貶值。因為，對政府來說，這時從利益集團所獲得的收益大于貨幣貶值所導致的不利后果。換言之，在這種情況下，利益集團對政府施加了更強的影響。反之，如果消費者的損失更為嚴重，政府將傾向于干預外匯市場使貨幣升值。這就是基于政治經濟學視角分析經濟內部失衡對匯率影響的基本思路。
問題在于，在現實中如何判斷經濟失衡給各個利益群體造成的不同影響，從而獲知經濟失衡對匯率的影響呢？這可以從生產和消費的不同性質上尋找答案。經濟衰退給生產者和消費者都造成了不利影響。生產者產出和利潤下降，消費者收入和需求減少。如果經濟衰退的同時貿易項目惡化，這意味著進出口競爭廠商產出的下降超過了消費者需求（對進口品和進口競爭品的需求）的減少，那么，就可以認為經濟衰退使生產者受到了更大的損失。根據前文的分析，筆者知道政府將傾向于干預外匯市場使貨幣貶值。反之，如果經濟衰退的同時貿易項目改善，就可以認為消費者在經濟衰退中損失更大。因為，消費者需求的減少量大于進出口競爭廠商產出的減少量。這時，政府將傾向于干預外匯市場使貨幣升值。但是，考慮到政府賦予特殊利益集團以更高的權重，貿易項目必須有較為顯著的改善才會使政府選擇貨幣升值的政策。
筆者將經濟內部失衡對匯率的影響簡單總結如下：在經濟內部失衡的同時，如果外部經濟惡化，政府將傾向于干預外匯市場使貨幣貶值；如果外部經濟顯著改善，政府將傾向于干預外匯市場使貨幣升值。總體上，內部經濟失衡對匯率的影響不確定。
政治經濟學的這個分析框架也可以用來解釋經濟外部失衡對匯率的影響。外部失衡意味著作為特殊利益集團的進出口競爭廠商會受到影響。他們是否一定會受到不利影響或者存在凈損失呢？不一定。如果外部失衡是由于經濟增長引起消費快速上升所導致的，那么，生產者的收益實際上在增加。這種情況下，他們可能不會要求貨幣貶值。但是，如果在外部失衡的同時，經濟內部也存在失衡。生產者肯定受到了不利影響，他們會向政府提出貶值要求。因此，外部失衡對匯率的影響是不確定的，這取決于內部經濟的運行狀況。在傳統的匯率理論里，貿易赤字意味著需要貶值，盈余則意味著需要升值。本文的分析完善了傳統匯率理論。
綜上分析，筆者發現，經濟內部失衡或者外部失衡對匯率的影響都是不確定的，但是，當經濟內外部失衡同時存在時，政府干預外匯市場使匯率貶值的可能性最大。
三、實證分析
（一）實證模型
為了檢驗美國經濟失衡對美元匯率影響的可能性，筆者選擇了二值因變量模型。根據前文的分析過程，構造模型
P（EIt=1Yt，NXt，ItXt）
=F（β0+β1Yt+β2NXt+β3ItXt）
式中，EIt是表示第t期（季度）美元貿易加權匯率指數變化的二值因變量。如果美元貶值EIt取值為1，升值或不變取值為0。由于筆者是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分析美元匯率的變動，因此還需要考慮美國政府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干預并不一定導致匯率發生變化，即干預和匯率的變化方向可能會不一致。在這種情況下，筆者以外匯市場干預的方向為主，即如果賣出美元，EIt取值為1，買入則取值為0。在觀測期內，有7個季度的數據進行了這種調整。因此，EIt不僅表示美元匯率變化，也表示了美國對外匯市場的干預。
Yt是第t期美國實際GDP季度增長率的均值與各季度增長率之差。在樣本期內，美國的季度經濟增長率的均值為0.7%。如果該數值為正，表示經濟增長率低于均值。經濟增長率越低，該數值就越大。該數值為負則表示經濟增長率高于均值。這樣處理的好處為：第一，可以直觀地觀察經濟衰退對美元貶值概率的影響方向。如果該變量系數的估計值為正，就表示經濟衰退會提高美元貶值的概率，為負則降低美元貶值的概率。第二，系數（在二值因變量模型中是邊際效應）的經濟意義也十分明顯，即經濟增長率每低于均值一個百分點，美元匯率貶值概率的變化是多少個百分點。
NXt是第t期美國貿易余額占實際GDP百分比的負數。如果該項前面的系數為正，表示貿易項目惡化提高了美元貶值的概率，如果其為負則降低了美元貶值的概率。
It是內部失衡指數。定義為反映第t期美國內部經濟運行狀況的一個虛擬變量。低于平均經濟增長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Xt是外部失衡指數。定義為反映第t期美國外部經濟變化狀況的一個虛擬變量。如果第t期美國的貿易項目惡化，取值為1，否則為0。
ItXt是一個交互項，用來反映經濟內外部同時失衡對匯率貶值概率的影響。
β0、β1、β2和β3是參數。其中，β0是截距，β1和β2分別表示經濟外部和內部失衡對匯率貶值概率的影響，β3表示經濟內外部同時失衡對匯率貶值概率的影響。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β1和β2的符號以及顯著性都不能確定，β3為正且顯著。
（二）實證結果
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在1973年3月12日正式解體，但是美元匯率從1970年就開始劇烈變化了（Bordo et al，2010）。因此，本文的樣本期從1970年第二季度開始，到2011年第一季度結束。這樣得到了164個季度的觀測值。分別使用對數單位模型和概率單位模型進行估計，結果總結在表1中。
表11970 Q2～2011Q1美國經濟對美元匯率影響的估計值
因變量：EI（87個匯率指數的觀測值為1，77個數值為0）自變量164次觀測LOGIT系數邊際效應PROBIT 系數邊際效應
Y-0.364 -0.091 -0.224 -0.089 （0.215）**（0.053）** （0.132）** （0.052）** NX0.103 0.026 0.060 0.024 （0.094）* （0.023）*（0.057）* （0.023）* IX1.148 0.272 0.706 0.270 （0.412）***（0.090）*** （0.251）*** （0.090）*** 偽R20.046 0.045 對數似然值-108.30 -108.34 正確預測百分比64.02 63.41 注釋：*表示p值大于10%，**表示p值大于5%小于10%，***表示p值小于1%。
數據來源：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作者的計算。
表1中的邊際效應反映了自變量變化對因變量變動概率的影響。對于連續變量Y和NX來說，邊際效應是指它們每變化1個百分點，匯率貶值概率變化的百分比。對于虛擬變量IX，邊際效應度量了經濟內外部同時失衡相對于經濟正常時對匯率貶值概率的影響。小括號中的數字是對應估計值的標準誤差。
2個模型的估計結果一致，都證實了前文的結論。經濟內部失衡或者外部失衡對匯率的影響在5%的顯著性水平都不顯著，而交互項十分顯著。估計結果表明，當經濟同時陷入內外部失衡時，匯率貶值的概率將會提高27%。另外，有意思的是Y的系數和邊際效應為負。這意味著經濟衰退可能會降低美元貶值的概率。前文的理論分析指出，在經濟內部失衡時，如果外部失衡顯著改善，匯率可能會升值。
四、結論
自21世紀初期以來，人民幣就面臨著對美元的升值壓力。在大幅升值后，這種壓力依然未減。原因到底何在？由于傳統的匯率理論不能對此做出合理解釋，筆者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美國經濟失衡對美元匯率產生的影響，并使用二值因變量模型對此進行了檢驗。
基于PFS模型的分析表明，匯率不僅取決于經濟因素，還取決于不同利益集團的相對政治力量。通過對經濟失衡時不同利益集團所受到的影響和可能采取的行為的分析，筆者發現：經濟內部失衡或者外部失衡對匯率的影響都是不確定的，但是，當經濟內外部失衡同時存在時，匯率貶值的可能性最大。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運行狀況和美元匯率變動的關系證明了這一點。當美國經濟同時陷入內外部失衡時，美元貶值的概率將提高27%。這個發現意味著，當美國經濟遇到問題時，美國就可能會要求貿易伙伴國的貨幣升值。也就是說，美元匯率變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經濟運行的影響，它已經成為解決美國經濟問題的一種工具。這與其他國家的貨幣是否低估無關。理解了美元匯率變動的原因實際上也就理解了21世紀初期以來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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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校：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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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Ke1， XU Xinxin2
（1.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61004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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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h時相的APACHEⅡ評分。結果：患者經治療后淋巴細胞CD4+、CD8+、CD4+/CD8+比值明顯升高，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關鍵詞】 區域動脈灌注； 連續性血液凈化； 急性重癥胰腺炎；炎癥因子； 免疫功能
doi：10.14033/ki.cfmr.2017.1.006 文I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6805（2017）01-0012-02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Ulinastin regional artery perfusion combined of 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 therapy on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immune function in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Method：48 cases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author’s hospital intensive medicine were selected，all were given Ulinastin regional artery perfusion and 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 therapy within 6 hours，at the time of 0，12，24，48 h
during the treatment，got blood specimen，FCM employed to detect CD4+，CD8+，calculating the ratio of CD4+/CD8+； ELISA method to detect IL-1，TNF-a，
and observe in 0， 12， 24 and 48 h phase of APACHE Ⅱ scores.Results：SAP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lymphocyte CD4+， CD8+， CD4+/CD8+ ratio increased significantly（P
【Key words】 Regional arterial perfusion； 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Inflammation factor； Immune function
First-author’s address：Second hospitai of Jingmen City，Jingmen 448000，China
重癥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是臨床常見的危重急癥，起病急驟兇險，可在短時間內導致患者出現臟器功能障礙，危及生命，盡管重癥監護病房器官功能支持治療不斷進步，但死亡率仍然高達20%～30%[1]；目前SAP的發病機制仍未完全闡明，近年來，多項基礎研究提示各種炎癥介質、細胞因子、補體等與SAP關系密切；國內外臨床實踐均已證實，區域動脈灌注治療時胰腺組織局部藥物濃度可達靜脈途徑給藥的5倍以上[2]，連續性血液凈化治療在SAP早期有助于患者度過全身炎癥反應和器官功能不全期，減少死亡率[3]。本試驗將區域動脈灌注與連續性血液凈化相結合，積極探索SAP早期抑制“白細胞過度激活”和炎癥介癥的“瀑布樣級聯反應”、調節免疫失衡的臨床治療方法，取得較好療效，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筆者所在醫院重癥醫學科自2013年1月-2014年12月收治的行區域動脈灌注聯合連續性血液凈化治療的SAP患者共48例，其中男31例，女17例，平均年齡（52.06±9.72）歲，所有患者均符合中華醫學會外科學分會胰腺外科學組2000年制訂的重癥急性胰腺炎診斷標準[4]，所選患者均常規行CT檢查，從發病至治療未超過24 h。
1.2 方法
1.2.1 對癥治療 所選患者均給予禁食，胃腸減壓，抑制胰腺外分泌，解痙止痛，抗感染，臟器功能支持，積極糾正水電解質酸堿平衡等治療。
1.2.2 區域動脈灌注聯合連續性血液凈化治療 區域動脈灌注：在血管介入科X線機監控下采用Seldinger技術（經股動脈穿刺或肱動脈穿刺置管技術），將5FRII導管或cobraЧ馨CT所示病變部位，將導管分別留置在腹腔動脈或脾動脈，固定導管。常規肝素封管，返回ICU后，烏司他丁10萬單位+0.9%氯化鈉注射液50 ml，4 ml/h微泵持續24 h泵入，連用1周。連續性血液凈化：選取頸靜脈或股靜脈置雙腔管，采用連續性靜脈-靜脈血液濾過CVVH模式，使用偉力血液凈化-人工肝支持系統，濾器為珠海健帆330型，置換液配方（生理鹽水2000 ml，平衡液500 ml，滅菌注射用水或5%葡萄糖液500 ml，5%碳酸氫鈉125 ml，置換液電解質濃度根據血氣分析結果臨時加入），抗凝劑采用普通肝素，監測APTT指標以調節肝素用量。CVVH治療時間為24 h，后根據病情決定是否需繼續行CVVH治療。
1.3 觀察指標
分別于治療0、12、24、48 h留取血標本，用于血氣分析、血液生化及凝血功能檢查，測定淋巴細胞CD4+、CD8+水平，測定炎癥因子IL-1、TNF-α水平，同時對患者進行APACHEⅡ評分。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7.0軟件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字2檢驗，P
2 結果
2.1 T淋巴細胞亞群及炎癥因子的變化
治療后較治療前淋巴細胞CD4+、CD8+水平及CD4+/CD8+比值明顯升高，并于24 h達高峰，IL-1、TNF-a明顯下降，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2.2 APACHEⅡ評分變化
治療后患者APACHEⅡ評分較治療前逐漸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SAP的發病機制雖未完全闡明，但其發病與體內各種促炎、抗炎細胞因子失衡有關，細胞因子的“瀑布樣級聯反應”可能是加劇SAP的根本原因[5]；T細胞是參與人體細胞免疫的重要的淋巴細胞，CD4+細胞為輔助T淋巴細胞，CD8+細胞則主要介導細胞毒作用，兩者的動態平衡維持著機體的正常免疫應答，CD4+/ CD8+比值反映機體免疫功能狀態，其比值降低與機體的免疫調節功能受損有關[6]。本試驗發現SAP患者在行區域動脈灌注及連續性血液凈化治療前CD4+、CD8+T細胞及CD4+/CD8+比值明顯降低，IL-1、TNF-α明顯升高，提示SAP患者存在免疫功能缺陷及過度的免疫炎癥反應，因此，早期抑制并及時清除炎性因子，促進促炎、抗炎細胞因子平衡，調節免疫功能，應該在SAP的治療中占有重要作用。
國外學者報道SAP區域動脈灌注給藥時，胰腺內藥物濃度是靜脈給藥的5倍，并且患者體征改善迅速，并發癥發生率和病死率均降低[7]；烏司他丁為廣譜抑制炎癥反應藥物，可有效改善全身炎癥反應，在膿毒血癥等炎癥疾病中顯示極高療效[8]。近年來連續性血液凈化應用于SAP患者的救治，患者的預后改善明顯[9]。本試驗將烏司他丁區域動脈灌注與連續性血液凈化相結合，治療后淋巴細胞CD4+、CD8+水平及CD4+/CD8+比值明顯升高，并于24 h達高峰，IL-1、TNF-α明顯下降，APACHEⅡ評分較治療前逐漸降低，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本試驗證實烏司他丁區域動脈灌注聯合連續性血液凈化早期療效顯著，可有效延緩或阻止病情進展，有助于患者度過全身炎癥反應和器官功能不全期，提高SAP搶救的成功率，減少死亡率，因此，筆者認為該療法可早期打斷或中止細胞因子的“瀑布樣級聯反應”，調節機體免疫平衡，減少并發癥的發生；但本試驗兩因素均采用血管有創操作，是否會增加導管相關血流感染及下肢深靜脈血栓等并發癥，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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