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7-16 09: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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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近年來，由于城市化進程的迅速發展，越來越多的耕地被城市占用。本文在分析我國當前城市化進程中存在的耕地問題的基礎上，對城市化與耕地保護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簡要闡述，并提出了城市化發展的新思路。
城市化是城市發展進程的概述。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城市規劃術語》對城市化的定義，是指人類生產與生活方式由農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過程，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它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
城市化必須以土地為載體，但城市化不應該以犧牲耕地為代價換取的。因此，如何協調城市發展和耕地保護的關系，已經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之一。
第一部分我國城市化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給我國城市帶來了蓬勃發展的良好機遇。目前，我國城市數量不斷增加，城市化及城市經濟和社會水平也在持續上升。我國當前的城市化水平已高達40%左右，城市化進程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階段。自1978年到2000年這12年中，我國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從城市數量從1978年的193個發展到2000年的663個；城鎮人口增加了2.86×108，年平均增長率為7.2%；其中東部沿海地區開始形成了以特大城市為中心，多層次、功能互補的城市群，西部地區發展相對緩慢。
據預測分析，我國比較合理的城市化水平是70%，這就意味著在未來的50年內，我國將有5億農民轉入城市。這必然會導致城市數量和規模的進一步擴大。
第二部分我國耕地資源利用情況分析
現今，我國的耕地資源利用還存在著一些問題。我國耕地資源的主要特征是耕地面積占土地資源比例小，耕地面積逐年減少且后備資源不足。據有關資料表明，1949年我國耕地面積為9800萬ha，1957年增長到11580萬ha，然而，此后每年新開墾的耕地數量都比被征占的耕地數量少，到1980年耕地面積降至9933萬ha，22年凈減少1247萬ha，年均減少56.7萬ha。1981-1985年年均減少49.3萬ha，1986-1990年年均減少24.0萬ha，1991-1995年年均減少99.3萬ha，1996-1998年年均減少49.4萬ha。當前我國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積不足0.09hm2，大大低于全世界0.33hm2的人均水平。全國2800多個縣級行政單位，有666個單位耕地低于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0.033hm2耕地警戒線。
此外，農村宅基地還占用了大量的耕地。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有關數據顯示，1999年農村居民用地為83.4×103hm2，而到2000年則增加至79.7×103hm2，2001年為107.2×103hm2。
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的耕地資源利用情況不容樂觀。
第三部分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存在的耕地占用問題
我國高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不可避免的需要占用更多的耕地，據統計，我國每年城市建設占用耕地40000ha，每年生產的近60億t垃圾也要占用上萬公頃的土地，這就對原本已經不足的耕地資源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
一、城市化不完全使耕地面積逐年減少
伴隨著我國越來越快的城市化進程，耕地面積出現了較大程度的減少。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化不完全。
完全的城市化并不會帶來耕地的減少，相反，當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大量人口從農村涌向城市生活的時候，城市化應該帶來耕地面積的增加。這主要是因為城市與農村的建筑空間結構不同，空間拓展程度的差異會使城市的居住用地大大減少。當然，城市用地中還包括了生產用地、道路用地、綠化用地以及公共設施用地等，但是即使考慮到這些因素，城市人口的總占地也會小于農村人口的總占地。賈紹鳳等人的測算表明，每增加一個城鎮人口比每增加一個農村人口少占用47.5%的土地；盧新海指出，農民在農村占用居民用地的推出足以抵消他在城市居住、生活、生產所占用的土地。據統計，日本和韓國均在城市化進程中實現了耕地的增加，如日本的1930-1940年間和1950-1960年間，這兩個時期是日本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時期，同時也是耕地面積不斷增加的時期。這說明，完全的城市化不會是耕地較少的原因，只有不完全的城市化才會產生一系列的耕地占用問題。
我國的城市化是不完全的。當前，我國絕大多數的農民在進城生產、生活后，他在農村所占的那一塊土地并沒有退出，而是仍然處于占用中，這樣就產生了兩頭占用的現狀，使耕地面積大幅度的減少。據調查，目前農村中有很多住宅處于閑置狀態，這被稱為“空心村”現象。下面的表格是對華北南部某個村莊“空心村”現象的實地調查結果：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村莊里無人居住的宅院高達35.09%，這些宅院的主人已經進城生活卻依然占據著農村的土地。進城人口在農村占用的生活用地不能有效退出，是造成我國耕地大量減少的主要原因。我國產生“空心村”現象的根源是我國在城市化進程中為了避免大量農民進城對城市造成沖擊，采取了種種限制的措施，包括戶籍制度、城市就業制度和住房制度等。因此，農民進城，轉移的僅僅是其勞動力。由于他無法在城市獲得合法的身份認可，無法獲得有效的生活保障，無法獲得固定的居住場所，所以，他在農村的居民用地就只能予以保留，這就形成了“兩頭占地”的狀況。
所以，城市化不完全是造成我國城市化進程中耕地減少的主要原因。
二、城市土地過度利用與閑置并存
目前我國很多城市面臨這樣的一種狀況：舊城區建筑密度高，道路狹窄，環境惡劣，土地過度利用；而新開發區盲目擴張，土地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以上海市為例，上海市大量人口集中在市中心，市中心的10個區面積僅為280km2，占全市用的4.4%，卻集中了704萬人，人口密度高達95104人/km2，其中老城區人口密度為42900人/km2，人均居住用地僅為10.64m2，人均占地為40m2（1990年）；與此同時，新開發區面積雖然大，人口卻稀少。此外，我國目前出現了很多盲目興辦開發區的現象，導致了大量土地的閑置浪費。1993年全國清理了2804個開發區，占用土地面積76km2，幾乎全部是耕地。據國家土地管理局調查，全國城市土地閑置率為15%，閑置土地面積高達7000ha。據2000年全國455個城市調查資料顯示，其城市建成區用地面積12858.7km2，實有房屋建筑總面積約40億m2，平均容積率為0.31。這說明了我國在土地規劃方面存在著較多有待解決的問題。由于我國原有城市用地行政劃撥形式的存在，許多行政事業單位因土地的無償性而對土地的集約利用意識不強，從而使土地的浪費現象較為嚴重。
第四部分城市化發展的新思路
城市化必然會占用耕地，但是城市化不一定帶來耕地面積的減少。鑒于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土地問題，政府有關部門應該采取一定的措施，正確處理和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實現在城市化進程中保護耕地，耕地為城市化可持續發展提供基礎。
一、實現城市化進程中耕地保護的政策手段
由于我國存在著城市化不完全的現象，因此國家應該在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制度、住房制度等相關領域進行調整，確保農民的進城生活，使農民進城后轉移的不僅僅是勞動力，還應當包括人身，能夠在城市獲得合法的身份、生活的保障和固定的居所，最終可以把整個家庭都遷移到城市生活。與此同時，有關部門還應該在農村住宅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做出調整。在大量農民進城扎根后，就可以考慮到在農村進行村鎮布局調整，將分散的、空心化的村莊整合成為規模化的、集約化的現代城鎮。原有的村莊居住用地被釋放出來后就可以通過復墾成為新的耕地。在此基礎上，對原有的小塊田進行重新規整，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耕地，也便于大規模、機械化的農業生產作業，實現了農村土地資源的重新整合。
除此之外，由于我國的耕地資源稀缺，因此，國家還應在做好耕地的集約利用方面制定相關的政策，例如嚴格控制小城鎮用地，適度擴大大中城市土地供給，充分發揮大城市的聚集效應和規模效應；實行嚴格的耕地保護，將耕地保護從單純的數量保護轉為質量保護等。
在政策方面，日本和韓國有許多成功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二、實現城市化進程中耕地保護的規劃手段
針對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土地不能有效利用的問題，我們應辯證的看待城市化與耕地保護之間的關系，有效協調，合理規劃，促進二者共同發展。
首先，我們可以加快土地市場化步伐，盤活城市存量土地，即把閑置土地的使用權收回，然后以有償的方式將其重新配置，以達到城市土地利用結構合理化發展。其次，我們要合理調整城市用地結構，優化土地配置，改善城市綜合環境。最后，我們還應該引導城市布局與發展方向趨向于合理，結合產業布局和城市功能調整，實施舊城改造，發揮城市土地的最大效益。超級秘書網
三、實現城市化進程中耕地保護的科技手段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可以利用越來越多的手段來改善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提高土地容積率，加強多維空間的利用。一方面我們可以實現城市建筑物的立體化，大力發展高層建筑以節省占地面積；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充分開發利用地下空間，建立起地下交通、停車、商業、存儲等設施，使城市建筑用地大大減少。
此外，一些科學家展開豐富的想象力，提出了一些大膽的構想。例如，上世紀70年代美國和日本的科學家分別提出了“海上城市”和“水上東京”的設想，擬向海上和海底爭取用地；還有的科學家從模擬自然生態出發，擬建設以巨型結構組成的集中仿生城市；隨著現代建筑技術的不斷發展，我們還可以用高級的、牢固的材料八建筑物架在空中，從而減少了城市用地。總之，科學技術的進步必然會為我們來帶新的解決辦法。
參考資料：
[1]邊學芳，吳群，劉瑋娜.城市化與中國土地利用結構的相關分析[J].資源科學.2005(5)
[2]劉維新.中國城鎮發展與土地利用[M].商務印書館.2003
[3]申健.試論城市化與耕地保護[J].鄉鎮經濟.2007(6)
[4]談明洪，呂昌河.城市用地擴張與環境保護[J].自然資源學報.2005(1)
[5]王群.城市化進程中土地資源持續利用問題[J].中國土地科學.2003(4)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是指農村等欠發達地區的人員為了滿足某種需求，以上學、工作為目的，形成人員流動。城市化進程對比其他的人員流動方式有以下優點：準確性和連續性強；流動速度比較快；流動量比較大；被動流動成本較低；流動過程安全可靠、風險小。城市化的成本計算主要依據《國際貨協統一過境規程》和《人員流動運價規則》。其主要原則是：1）人員在城市化進程的過程中，是主動流動的，對房地產的需求隨著流動目的的不同而不同；2）人員流動過程中產生的成本計算過程極其復雜，不同人員的成本也不同，因此可以得出基本的流動成本：基本流動花額＝人員貨物運費率×計費重量運費總額＝基本運費額×加成率；3）人員流動運費一般應按最短路徑確定，并需將國境站至國境線的里程計算在內，國內段運費按價計算公式為：運費＝運價率×計費重量。
2城市化對建筑投資的促進分析模型
2.1構建模型
根據以往的研究數據分析，城市化進程與我國的房地產業務投資量之間是指數形態的線性關系，因此選擇以線性回歸模型為基礎進行建模。線性回歸分析，是描述一個因變量與一個或者多個自變量之間的線性依存關系[5]。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對房地產行業的促進效果分析中，設房地產的業務投資增長量為因變量y，影響房地產業務投資量變化的外部因素設為自變量x1,x2,...,xk，自變量有多個，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存在線性關系。
2.2促進變量的選取
促進效果模型被解釋為房地產業務量。在城市化促進變量的選取上，影響促進效果的因素很多，不可能也沒必要全部納入到模型方程中，只能是針對性地選取關鍵的少數因素進行考慮。因此，對來自2012年的我國城市化進程數據進行分析，以房地產業務總收入和國有、民營、外資房地產企業在2012年的房地產業務量、業務收入、收入比重等作為研究數據，選取以下促進投資變量：1）價格x1：1表示房地產費用降低，0表示沒有降低。2）房地產業務量x2：1表示房地產業務量增加，0表示沒有增加。3）業務收入x3：1表示房地產業務收入增加，0表示沒有增加。4）銷售網點x4：1表示營業網點增加，0表示沒有增加。5）交通工具x5：1表示房地產派送工具增加，0表示沒有增加。6）硬件設備x6：1表示房地產的硬件設備增加，0表示沒有增加。7）客戶滿意度x7：1表示客戶滿意，0表示不滿意。8）其它因素x8：1表示對業務量有促進，0表示沒有促進。2.3模型檢驗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的檢驗方法主要有三種：R檢驗、T檢驗、F檢驗。主要檢驗內容為：判定系數、回歸系數的顯著性、回歸方程的顯著性。（1）檢驗判定系數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的系數判定方法與一元線性回歸方程相近。而系數判定R的計算準則為：R接近于1時表示因變量y與自變量x1,x2,...,xk之間的線性關系程度密切；R接近于0則表示因變量y與自變量x1,x2,...,xk之間的線性關系成本不太密切。（2）檢驗回歸系數顯著性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檢驗是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中檢驗所有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是否顯著的方法。其主要通過計算各回歸系數的t檢驗值進行顯著性檢驗。④其中，sb1是回歸系數bj的標準差。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計算過程中，如果某個自變量的回歸系數t顯著性檢驗沒有通過，則說明該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線性相關不存在顯著性關系，在回歸分析時就應將該自變量略去，或做適當的調整，然后用剩余的自變量再進行回歸分析。
3仿真實例分析
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戰略曾出現兩派：一派認為，要控制大城市的發展，大力發展小城鎮建設；另一派則認為，要積極發展大城市，尤其是要發展以大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組團。實踐證明，星羅棋布的小城鎮建設使土地資源無法得到有效利用，城市的聚集效應無法得到充分體現，故兩弊相衡取其輕，發展大城市雖然難免帶來種種“都市病”，但卻更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帶動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前不久，浙江省政府就轉變思路，提出要重點建設杭州、寧波、溫州一批特大城市和區域中心城市，調整無序的小城鎮建設。
在目前的中國，我們不難察覺有三個城市群正浮出水面，逐漸形成未來中國城市框架的基本格局：一個是以上海為龍頭的長江三角洲城市帶，一個是所謂的以北京、天津為核心的大北京都市圈，另一個則是以香港、廣州為核心的華南城市帶。這三個城市群好比三個巨大的增長極，集聚效應十分明顯，據統計，其總人口只占全國人口的7.53%，土地占全國的1.24%，但GDP卻占全國總額的30%，利用外資額更高達73%。
其中，“大北京”包括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統轄的京津唐和京津保兩個三角形地區，以及周邊的承德、秦皇島、張家口、滄州和石家莊等城市部分地區，中心區面積近7萬平方公里，人口約4000萬，其目標是要打造以北京、天津為雙核的世界級城市。上海目前的城市規劃也十分超前，其范圍已包括蘇錫杭地區，以一小時、兩小時可達地區為規劃概念，要求兩小時之內可到達相鄰的江蘇和浙江等關聯性極強的地域。上海與寧波之間的杭州灣跨海大橋已正式動工。同時，多年未有突破的粵港一體化進程開始緊鑼密鼓，高層頻頻互動，大規模的城際交通正在醞釀，廣州更是要建可與歐洲最大的航空港法蘭克福相媲美的花都國際機場，欲成為華南地區乃至全國最大的物流中心，其作為區域中心城市的聚集效應日趨明顯。
這三個城市體系的日益強化和發達說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未來城市的競爭不再是簡單的個體競爭，而是城市群之間的競爭，是區域與區域間的競爭。對同處于一個區域范圍內的相關城市，彼此間的競爭固然在所難免，但更重要的，是要解決好城市的分工與協作的問題。中小城市必須根據與區域中心城市的關系有機疏散，各歸其位，重新研究、調整自身的發展定位，尤其是產業定位，找到自己在城市群落中的恰當位置。
舉例來說，瑞士是一個僅有500萬人口的國家，“小國寡民”卻“富甲天下”，各城市之間的分工極其鮮明。日內瓦是國際會議中心；日內瓦以外30公里的洛桑是國際奧委會的所在地，是體育之城；蘇黎士是傳統的金融中心，數百家銀行構成了獨特的風景線，80%的居民生活都同銀行業有關；伯爾尼則是鐘表制造業中心；相鄰的盧賽恩卻以教育發達出名，許多中國人去那里學習酒店管理；達沃斯則以一年一度的世界經濟論壇而著名。這些城市百花齊放，分工明確，共同組成了一個在國際上非常有競爭力、多姿多彩的國家。
由此可見，今后城市的發展不能再搞小而全的“山寨經濟”了，那種躲進小樓成一統，追尋自我封閉的經濟循環的思維方式必將為時代所拋棄。以前我們的很多城市無論大小，關起門來做皇帝，凡是能想到的都要上，一個只有幾十萬人口的城市，也要建音樂廳、體育館、會展中心、大學、博物館，其結果不僅是極大地浪費了資源，而且是誰都吃不飽，誰都發展不好。
世界城市的發展規律表明，再小的城市也可以是世界性的，但一定要看清楚宏觀的城市格局的發展變化，然后在城市分工與協作的基礎上發展自身，最終既滿足了城市群的發展需要，也為自己的可持續發展找到了康莊大道。
火鍋理論與騰籠換鳥
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的本質，以及不同城市的功能，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歷史變遷，或許能悟出一些道理。
我們不妨拿兩個城市來做比較：重慶和上海。今天的重慶大約相當于10年前的上海，是多種極不協調元素的復合體，既在興建很多象征著城市財富和文明的現代化建筑，同時古老的農業文明和手工業文明的痕跡也隨處可見。即使在重慶最繁華的鬧市街頭，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幫人挑物的棒棒軍和擦鞋婦。這種有趣的現象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重慶的城市化正處于脫胎換骨的轉型之中。其實，中國的很多大中城市都可看到類似重慶的情況，這恰恰說明，這些城市所應有的產業聚集效應和現代化功能沒有得到很好的體現，城市的新陳代謝尚處于低級階段。這種現象背后反映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假如我們把過去的城市看作一口火鍋，那么提高城市競爭力的關鍵，就在于火鍋里的食物。如果火鍋里燙的都是價值不菲的海參、鮑魚，那么這個城市的聚集能力就越強，輻射半徑就越廣，經濟就越有活力，相反，如果燙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么城市的經營就越慘淡，城市的含金量也就越低。但是，誰都想提升城市的內涵，誰都想多燙些海參、鮑魚，到底如何去做呢？這就需要大規模的“騰籠換鳥”，也就意味著城市的產業布局必須完成根本性的轉型。
上海大概用了10年的時間才走完了城市產業興替的過程，產業結構從原來的二、三、一變成了今天的三、二、一，即以第三產業為龍頭，讓那些更反映時代特征、更具備聚集功能和拉動力、更符合城市發展戰略的產業占據城市最寶貴的空間，而那些常規的產業則逐步分散開來，轉移到價值相對較低的地方。當時上海80多萬紡織工人中有50多萬下崗，轉為從事新興的城市服務業。北京也同樣，近幾年，大量的工業企業遷出四環以外，城市中心區建設成為第三產業的密集區，大力發展各類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和金融保險、商品流通、郵政電信、文化體育等第三產業。目前，優先發展附加值高、輻射能力強的現代服務業，已成為很多大城市改造城市產業布局的不二選擇，遍布各個大城市的所謂中央商務區就是這些城市開始“騰籠換鳥”的必然產物。
由此一來，中國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正面臨著價值的回歸與再造。城市作為各種產業的超級聚合點，其空間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空間里創造出盡可能大的裂變效應，必然涉及到城市空間布局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這也說明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對于大城市來說，首先是一個經濟形態，其次才是一個空間形態，必須有別于其它城市，必須成為區域經濟的增長極，充分發揮城市所應有的輻射和聚合功能。在城市圈中，這些大城市作為區域的中心城市如同心臟，心臟越發達，周邊的城市作為四肢就越有活力，正如沒有上海脫胎換骨的變遷，也就不會有今天華東經濟圈的繁榮。
對于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極有增長空間的城市來說，必須遵循城市發展的內在規律，即作為城市必須發展為都市，作為都市必須發展為中心都市，作為中心都市必須發展為國際性都市，當然，如果有可能也要爭取發展成為世界級城市。這類城市肯定是以現代第三產業的高度集聚為特征，是信息流、科技流、人才流、資金流的聚寶盆。相比而言，這些城市所輻射到的周邊城市就應該自覺調整自身的位置，要像傳動的齒輪一樣緊緊咬合住中心城市這個大齒輪，為中心城市做相應的產業配套，這樣大齒輪轉一圈，小齒輪跟著轉10圈，同樣也可以自得其所，把城市經營得很好。
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蘇州和東莞。正是因為上海的產業轉型，蘇州市領導才提出“大樹底下好種碧螺春”的發展思路，把上海轉移出來的優質產業照單全收，并充分利用依托上海的優勢招商引資，以至于臺灣的小資本在上海無法立足，紛紛來到蘇州的昆山，據說有30萬人之多，大大增強了蘇州的城市競爭力。廣東的東莞則正好處于香港、深圳、廣州的連線上，目前已成為世界電腦業的加工中心，以至于業界都說，如果東莞鬧地震，全世界的電腦廠商都要受影響。
城市定位是基本前提
經營城市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首先要解決城市定位的問題。沒有準確的定位，就談不上城市的發展戰略。所謂城市定位，簡單地說，就是充分挖掘城市的各種資源，按照唯一性、排他性和權威性的原則，找到城市的個性、靈魂與理念，比如西子湖畔的杭州把自己的定位概括為：“人間天堂，快樂杭州”。可以說，沒有個性的城市就沒有差異化競爭的優勢，沒有靈魂的城市就沒有內涵，沒有理念的城市就很難做到可持續發展。城市的個性越突出，影響的區域就越廣，升值的潛力也就越大。
在歐洲，由于歷史文化的傳承，幾乎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個不可替代的說法，與城市的大小并沒有直接的關系。譬如，巴黎是法蘭西風情的集中體現，是真正的世界浪漫之都，維也納是眾口皆碑的音樂之都，佛羅倫薩是歐洲文藝復興的發源地，羅馬是當之無愧的歷史之城、永恒之城，甚至連奧地利的小鎮、莫扎特的故鄉—薩爾茨堡的空氣中都彌漫著獨特的風情。這些城市的每一個細節都充分顯示出特有的個性。再比如法國的戛納，這個濱海小城不僅具備地中海極富旅游、休閑特色的各種資源，而且巧妙地把時尚主題引入其中，從而打造出了舉世聞名的電影節，建立了自己所特有的城市性格。
在實際工作中，人們對城市定位的理解見仁見智，看起來好像很容易，其實不然。當一個規劃師來到一個有山有水的城市時，會情不自禁地稱之為“山水城市”，當一個經濟地理研究者來到某地的時候，會驚嘆其為“某某門戶”，當一個政府官員視察某地的時候，也會揮毫寫下“北方香港”的字樣。這些說法都是城市定位，但又都不是，都對，又都不對，只有運用科學的思維方式和全面、立體的眼光，才能找到準確的城市定位。
舉例而言，不久前，我們應有關方面的委托，重新對地處京津之間的廊坊的城市定位作了一番研究，并給廊坊一個全新的定位—休閑商務城市。當我們以動態的眼光考察廊坊就會看到，隨著對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籌備和中國加入WTO，北京作為中國門戶的地位將無可動搖，北京的城市化將會高速發展，當北京的經濟總量實現2006年人均GDP達到6000美元的時候，不管人們是否承認，北京的肥水已經流到了廊坊的腳下；當我們以發散的眼光來看，隨著北京的城市建設所帶來的負作用日益明顯，今天被北京人視為鄉下的廊坊由于天生麗質，且僅有30分鐘的車程優勢，將成為都市人向往的休閑勝地；當我們再以復合的思維方式考察廊坊，我們會知道，經濟的發展不僅是招商引資、工廠多寡，環境是生產力，體驗也是生產力。因此，廊坊就以其獨特的區位優勢和自然環境成了鄉村CBD，只要大力發展休閑商務環境和設施，順應人們“在工作中休閑，在休閑中工作”的渴望，大北京地區的精英階層就會蜂擁而來，廊坊的經濟形態亦將隨之發生根本的變化。由此可見，城市定位既不能脫離城市周邊大的經濟環境，也不能光看到自己的顯性資源，而忽視了那些寶貴的隱性資源。當我們換個角度觀察問題時，今天的劣勢常常會變成明天的優勢。只有先搞清楚自己在大的城市格局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然后再統一盤存、梳理各種資源，揚長避短，才能找到準確的城市定位，并借此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城市發展戰略來。
市長要從船老大變為船長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城市經營與企業經營有著天然的相似性。既然城市是一筆資產，那么同樣也要追求增值，也要走差異化生存的道路，也要有自己的發展戰略、經營思路、整合平臺和操作手段。同樣的城市空間和環境，由于發展理念、產業布局和規劃功能的不同，其內涵和作用也大不相同。那么，如何重塑城市競爭力，如何重新搭建城市的發展平臺，從長遠考慮發展城市的先導產業，如何用市場化的眼光找到城市運營的突破口，就是各級政府不得不研究的課題。
因此，當城市運營到了長江入海口這一階段的時候，由于環境的變化，我們的市長必須轉變觀念，具備現代經營意識，不再是憑眼睛和經驗辨認航道，而要學會用羅盤，學會看航海圖，要掌握潮起潮落的規律，一句話，要從原來的船老大自覺地變為船長。
首先，成功的市場經驗表明，城市經營的主體不再是單一的政府，市長必須學會與市場跳雙人舞，借助企業的力量和市場化的運營方式來達到城市增值的宏觀目標。目前在中國的很多城市，一些頗有實力的企業作為城市運營商已慢慢浮出水面，在每一個浩大的工程背后，幾乎都有他們的身影。市長與市場的關系就像公和婆，誰也離不開誰，可以斷言，凡是城市經營搞得好的城市，一定是最充分地實踐了市場經濟規律，是按照企業化、市場化的方法去操作的先行者。
其次，城市經營必須處理好長計劃與短安排的關系。在新的形勢下，市長們開始了一次驚險的旅行，理想與現實，進步與妥協，生存與發展的反復博弈無時無刻不在考驗著城市的決策者。沒有人可以發明一勞永逸的程序應對所有的變化，所以，我們的市長必須處理好戰略與戰術的關系，長計劃，短安排，就像滑雪和溜冰一樣，要善于在運動中前進，在動態中把握平衡。
其三，城市運營要處理好城市規劃與城市策劃的關系。前者側重于務實，后者側重于務虛，在城市規劃之前，必須先務虛，也就是要充分研究城市的定位和發展戰略，只有在大的方向確定之后，城市規劃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持之有據。在現實中，很多城市片面地強調城市規劃，市長儼然城市的總工程師，其實，指望一步到位的城市規劃是不現實的，相反，城市經營的務虛做得越好，城市規劃的空間和層次也就越高。
其四，城市形象必須有相應的內涵去支撐，必須培育相應的產業鏈。現在的很多市長熱衷于城市美化、亮化、綠化、凈化，這種舉措本身無可厚非，比起過去是一種進步，但終歸都不是解決城市運營的根本之道。我們應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城市的造血機能，即產業鏈的培育和建設上。否則，一旦我們把寶貴的資金都用在了城市表面的建設上，而忽視了城市內涵的充實，城市經營就像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還是運轉不起來。
其五，城市經營一定要吃祖宗飯，但不能造子孫孽。在此要強調，城市的文化內涵也是城市產業鏈的有機組成部分，城市越有歷史的品位，就越有吸引力，個性越強，就越有包容性。一個沒有傳統文化積淀的城市是缺乏魅力的，歐洲的很多城市都十分尊重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巴黎現在的格局就是當年的路易十四國王所奠定的。前些年，我們的很多城市大搞舊城改造，否定傳統建筑，結果得不償失，最后才痛定思痛，終于明白舊城改造要“修舊如舊”，而不是所謂的拆舊破舊。
1.1房地產與房地產業廣義的房地產包括土地上建立的永久性的建筑物及其附屬設施,甚至一些自然資源如礦藏資源、水資源等也被包括在內。此外,廣義的房地產業也涵蓋了與房地產相關的各種權益和所衍生出的相應權利。狹義的房地產,包括了房產與地產,是作為財產的建筑物以及所占用范圍內土地的總稱,也可以是房屋與土地在經濟方面的商品體現。房地產業,顧名思義是一直與房屋土地的產權相關的行業,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住房商品化,我國的房地產業取得了迅猛發展,已經發展成為了涵蓋房地產的開發、經營、管理、勞務、中介等各種功能的重要行業,與房地產相關的投資、融資、買賣、租賃服務也十分活躍,眾多的房地產裝飾、物業公司也促進了房地產業的繁榮。房地產業的發展對我國宏觀經濟總量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由于房地產業涉及行業廣泛,與國民經濟的各行各業都有著內在的相互關聯性,我國高速發展的國民經濟帶來了人們對房地產需求的不斷增加,也為房地產行業帶來更多的發展空間。房地產業的良好發展能夠促進我國經濟結構平衡和優化,帶動第三產業乃至整體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同時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和總體狀況,也反作用于房地產業,制約了房地產業的發展規模。
1.2城市化城市化即人類的生產與生活由農村型向城市型轉化,在這個過程中人們逐步由集中在農村變為集中在城市,即出現了農業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的現象,大量的新增人口對城市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這個過程中城市也得到快速的發展,城市人口不斷增長,城市區域進一步擴大,同時出現了更多新興城市。在城市的過程中,人類社會結構也會發生改變,城市人口密度增大,大量農業勞動人口轉移到城市中,從事新的非農業工作,經濟職能發生改變。在新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中,這些新增城市人口的價值觀、態度和行為等方面都會隨之改變,用新的生活方式來適應城市化的轉變。
2、城市化和房地產作用機制分析
隨著城市化的進行城市人口逐漸增加,人們對于住房的客觀要求,必然導致房屋價格的增加,住房的增加將導致土地供應的緊張,土地價格經過整個房地產產業鏈,變化為房地產價格,房地產價格受供求關系的影響,價格將反作用于土地需求,在不斷的拉鋸中形成城市土地與房地產開發之間的平衡,有效構成城市化與房地產之間的聯動機制。房地產行業跟別的行業有著密切的聯系,能夠極大的拉動內需,對很多產業都有較大的促進作用。房地產行業的發展與完善在改變人們居住的條件、促進和完善城市的功能方面都發揮很大作用。就我國經濟發展經歷看,房地產產業的強勁的帶動作用,已經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關鍵點,儼然成為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極大加快了我國城市化的進程。房地產產業是一個基礎行業,跟設計行業、鋼材行業、建筑行業、制造業、建材等諸多行業聯系十分緊密,房地產的快速發展整體帶動這些產業的發展。再有就是房地產行業也是具有較強可投資的行業,在招商引資方面很具優勢,這也很好的推動了城市化的發展。房地產的高聚成性能夠很好的反應我國經濟發展的情況,房地產行業在第三產業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通過房地產的發展極大改變了城市的風貌、很好的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環境。
3、結束語
從城市化的戰略需求看，城市規劃必須注重統籌發展
城市規劃是繼承過去、創造今天、預測未來的一門科學。搞好城市規劃，必須從城市發展的戰略需求出發，統籌考慮局部與全局、近期與遠期、條條與塊塊的關系，站得高、看得遠、想得寬。
在區域發展一體化的大背景下謀劃城市發展。當前的城市競爭已經不是單一城市間的競爭，而是城市區域或城市集團的競爭。目前我國城鎮體系規劃中，仍然沿用傳統的等級結構和職能結構劃分標準，這與經濟全球化、區域發展一體化的結構體系極不相稱，導致區域內部發展不協調，發展戰略和規劃各自獨立，造成區域內部產業結構低層次重復和區域資源的極大浪費。比如，長三角地區城市定位趨同，城市間缺乏應有的產業分工，16個中心城市中，選擇汽車產業的有11個，選擇石化產業的有8個，選擇通信產業的有12個。因此城市規劃必須跳出城市自身，將城市融入所處的城市群分工體系，培育一體化的消費品市場、資本市場、技術市場、勞動力市場、產權市場和旅游市場等。
從城市統籌發展的大戰略上謀劃城市發展。目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十分突出，城鄉差距呈擴大趨勢，延緩了農村全面小康的實現，制約了城市發展的進程。因此，我們在城市規劃中，要站在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高度，合理謀劃城市發展的空間布局，統籌安排城鄉的工業、交通、道路、商業、文化、醫療、衛生、體育以及各項設施的建設；要充分考慮到農業與工業、城市與農村、城鄉生產要素布局的統籌發展，城鄉互動、以城帶鄉、城鄉一體，促進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三位一體，同步發展。
從城市化的客觀選擇看，城市規劃必須注重個性特征
城市個性是一個城市的特色，是獨特的魅力所在，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千城一面、似曾相識的城市越來越多，城市的個性特色已湮沒在程式化的鋼筋混凝土之中，失去了城市的特色和魅力。當前，城市形象成為熱門話題，城市發展呈現出由共性突出到突出個性的轉變，城市個性化成為現代城市規劃的一個重要內容和突出特點。
打好“文化牌”，彰顯文化特征。美國城市建筑學家劉易斯·芒福德說：“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每個時代都在城市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跡，許多建筑遮蔽著朝代的更替、歷史的興衰，但如今卻被大型商場和高聳的塔樓逐步代替，越來越多的城市“失去”了自己的“記憶”，“失去”了自己的歷史。西方很多城市政府在處理舊城更新和古建筑保護上的成功做法非常值得借鑒。無論是歷史文化名城羅馬、威尼斯，還是現代國際大都市巴黎、紐約、芝加哥，座座堪稱文化藝術宮殿、建筑博物館，處處折射出城市的文化，走進這些城市，就仿佛走進了他們的歷史。因此，在城市規劃中必須處理好建設與繼承的關系，在發展中傳承歷史文化。否則，城市一旦失去歷史陳跡，猶如人失去鮮明的個性，得到的利益是暫時的，而遺憾卻是永遠的。
打好“環境牌”，彰顯空間特征。由于城市所處的空間地理位置、地形條件、氣象條件和自然環境的不同，構成了不同的城市環境空間形態，提供了每個城市區別于其他城市的環境空間特性。城市規劃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充分認識該城市的山、水、林和風景名勝等自然景觀要素，發掘、保護、利用、開發、改造自然環境空間特色，在共性中找出個性，圍繞個性建設特色城市。處于蘇北平原的宿遷市，發揮華東凈水、凈土、凈空的生態優勢，大力實施“生態宿遷”的發展戰略，以“西楚雄風、酒都花鄉，河清湖秀、生態樂園”為區域生態定位，全力打造生態品牌，建設“煙波水世界，綠色夢家園”，城市環境特色十分突出。
打好“品位牌”，彰顯藝術特征。城市應當成為開放式建筑工藝品博物館，絕大多數城市建筑物都應當按照有藝術觀賞價值的標準來打造。市政府、車站、學校、藝術館等重要的公共建筑物，要按照建筑工藝品的標準來設計和建設；臨街建筑物應當講究優美的造型、漂亮的外觀、柔和的色調。整個城市和每一條街道都要對建筑物的風格、造型、色調、高度等因素有明確的要求，反對出現建筑造型的克隆和雷同，賦予城市建筑物文化藝術生命，努力建造中西合壁、富于特色和個性的現代化城市。
從城市化的內在要求看，城市規劃必須注重生產力布局
城市發展的核心，在于生產力的發展；城市競爭力的提升，必須有強有力的產業作為支撐。城市規劃應當深入研究城市發展定位，為城市經濟結構調整服務，為提高城市競爭力提供根本保障。
合理布局專業園。園區經濟是城市經濟的重要載體。在城市化進程中，各種類型的工業園區正成為推動城市經濟發展的一股強大力量。這些園區以一種制度化的安排為紐帶，以創新型的政策為保證，能在較短時期內形成具有鮮明產業特色及企業、產品特色的園區經濟。政府工作的著力點，要著眼于園區經濟發展方向，做出科學合理的規劃，加快園區規模化、集約化開發與建設。在專業園區布點上，要在城市總體規劃的框架內，與城市功能定位、資源環境、產業基礎相協調；在園區企業布局上，要做到各具特色、適度集中、疏密相間、錯落有致。
內容摘要：本文主要探討城市化對大學所提出的內在要求，以及如何充分發揮大學對城市化的促進作用。城市化是落后的農業國向發達工業國轉變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國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增長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途徑。城市化的發展進程取決于很多因素，其中大學可以為城市化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力資本和科技資源的支撐，并且能夠發揮文化引領作用。
城市化的內涵
城市化是指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城市社會轉型的歷史過程。城市化的過程主要體現在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空間結構的變遷。經濟結構的變遷意味著農業生產活動向工業和服務業等非農產業的轉變，還意味著產業結構的逐步升級換代而趨向高級化。
城市化發展對大學的內在要求
城市是現代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中心，大學是傳播知識、培養人才、科技創新的基地，城市與大學走到一起，相互促進，合作共榮，既可體現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性，更能反映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觀能動性。
城市化發展對人才的需求。如前所述，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但是城市化不僅僅是人口的增加，也不僅僅是城市規模的擴大。一個國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關鍵在于城市人口素質的提高，尤其是勞動力適齡人口素質的提高，而大學作為高等教育的主要承擔者，承擔著為實現城市化培養大批高素質人才的責任。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高等教育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已經進入大眾化階段，為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城市化進程提供了大批高素質人才。但是，與發達國家和我國城市化建設的要求相比，我國人才隊伍還存在嚴重不足，主要體現在人才總量不足、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才隊伍偏小、整體素質不高、創新能力有待加強等方面。為保證我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無論在人才的數量方面，還是在人才的質量方面，大學都肩負著重大責任。
城市化發展對產業結構調整的需求。城市化的過程也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一方面，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城市化對第一產業的優化作用、對第二產業的提升作用及對第三產業的帶動作用十分明顯；另一方面，合理的產業結構對城市化的發展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眾所周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構成中所占的比例越高，則城市化水平越高；在城市化以農業就業人口為主逐步轉向非農業就業人口為主的過程中，其轉移速度越快，轉移比例越高，則城市化水平越高。引起產業結構調整的因素包括人口因素、資金狀況、科技水平、產業政策等多種因素，其中以高素質人才為基礎的科技發展水平是最重要的因素。
城市化對城市精神文明的需求。城市精神文明是支配市民的價值取向、行為方式、心理導向的精神力量，是一座城市的靈魂。城市精神文明建設的成就很大程度凸現出“城市水平、城市風格、城市效率、城市精神”。弘揚和實踐城市精神文明必須進一步提高市民的素質，提升城市的品位與魅力，而大學可以說是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源頭活水”。隨著一批批大學生走向社會，新思想、新觀念、新知識、新技術也被帶進千萬個工作單位，他們是先進文化的倡導者，是保證城市文化向著先進方向發展的生力軍。大學不但在知識技術方面，而且在樹立標準、展示理想等方面都能對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引領文化成為大學的重要功能，它在城市精神文明的建設中具有舉足輕重作用。
大學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作用
大學的根本使命就是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進步。高素質勞動力需要大學培養，科技知識需要大學孕育，新文化新思想需要大學創造，城市文明需要大學輻射。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大學將擔當起提供人力資源、開展科技創新、引領社會文化發展的重大責任。
（一）大學要更好地為城市化培養創新型人才
在城市化過程中，大學擔負著培養和造就高素質創造性人才的歷史使命，是培養和造就高素質的創造性人才的搖籃。大學要深化教育改革，注重創新精神和創新人才的培養，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更好地為城市化提供大量的和高質量的人才。
第一，要轉變教育思想，樹立創新人才觀。大學要轉變傳統觀念，把具備創新意識、創新能力作為對人才基本素質的內在要求，研究探索培養創新人才的規律，制訂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培養更多高素質創新型人才。
第二，更新教學內容，改革教學模式，鼓勵大學生參與科學研究。要善于從教學的內容、方法和手段等多方面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啟迪學生的創造性思維，使他們主動參與教學過程，提高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善于探索的意識。
第三，加強學科建設。學科布局要考慮社會經濟發展對學科發展的要求，充分考慮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社會適應性。
（二）大學要更好地為城市化提供科技創新成果
城市化的發展有賴于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和優化，而產業結構的調整則是以大量科技創新成果及其產業化為基礎的。大學既是開展基礎研究的主要機構，也是承擔重大科技項目、為社會發展解決重大問題、推進高新技術產業化的重要力量。大學要進一步發揮科技創新的基礎和生力軍作用，努力成為科技創新的不竭源泉，更好地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城市化進程。
首先，大學作為開展基礎研究的主要機構，應該瞄準國際科技前沿，著力原始創新。基礎研究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基礎研究的重大突破將帶動新興產業群的崛起，引起經濟和社會的重大變革。
其次，完善科技創新平臺的體制機制。現代科學技術的重要特點是在高度分化基礎上高度綜合，要爭取和完成大項目僅靠單兵作戰是不行的，科學研究重大問題的解決必須要靠大兵團協同作戰，大學要按照國家戰略和區域經濟發展的需求，收集各類科技信息，協調整合科技創新資源，有組織地爭取和完成國家重大科技項目。
第三，加強學術梯隊建設。重點引進和培養高水平學科帶頭人和高水平創新團隊；充分發揮學科帶頭人的品牌效應，吸引大批優秀專家和學者團結在他們周圍，選準學科方向，匯聚學科隊伍；充分發揮重大項目的牽引作用和聚集作用，積極探索“高水平的學科帶頭人”加“創新團隊”的模式，組建一批由高水平的學科帶頭人和優秀骨干中青年教師組成的多學科集成的創新團隊和創新群體。
第四，要著力推進產學研合作。建立面向經濟建設主戰場的緊密的、深層次的、長期的和可持續的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使大學真正成為企業的戰略后方和技術支撐。企業根據自身發展目標，確定發展的戰略重點，根據每一發展階段的關鍵技術瓶頸提出合作項目，由大學參與合作攻關，使大學的作用得到充分的發揮。
（三）大學要更好地為城市化進程發揮文化引領作用
在城市化進程中，大學要加強自身的文化建設，發揮對社會的文化引領作用。
首先，注重大學精神的挖掘和培育。大學精神是大學文化的核心和靈魂，體現在辦學理念、大學傳統等方面，是維系大學文化建設的根本。要創新辦學理念，形成辦學特色，傳承學校傳統，培育學校精神；要圍繞學校精神開展豐富多彩、寓意深刻的學生文化活動，在活動中體現和傳播學校的傳統和精神，使學生在活動中不斷堅定理想信念，得到全面發展，成為學校精神傳承者。
其次，重視大學物質文化的創新。物質文化是大學文化的外在標志與物質基礎，加強大學文化建設，必須重視物質文化的創新。一方面要重視校園環境和人文景觀的建設，美化學校形象，為學生成長創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圍；另一方面要加強大學文化載體建設，發揮校報、廣播站、電視臺、新聞網等校內各種新聞媒介的傳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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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原則；模式
農民年老喪失勞動能力時，傳統的做法是將其擁有使用權的土地交由子女耕種，耕種收獲基本能滿足老人的生存需求，可見，土地又承載著養老保障的功能。失去土地也就意味著失去了傳統的、穩定的養老保障。因此，探討如何解決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問題，構建科學合理的養老保險模式，不僅是保障失地農民養老無憂的迫切要求，也是贏得失地農民對城市化的支持，促進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更是保持社會穩定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
一、失地農民養老保險現狀分析
1．養老保險政策設計上的缺陷是失地農民參保率低的主要原因。一是養老保險政策缺乏一定的強制性。調查顯示，政府強制要求失地農民參與養老保險的僅占8．3％。失地農民由于受多種因素制約，理財能力不足，養老觀念相對滯后，無法對自己的養老問題作出合理的安排。因此，僅靠“自覺”使更多的失地農民參加養老保險是很困難的，政府在制定合理的養老保險政策的基礎上，應加強引導，目前的養老保險政策還應具有一定的強制性，以確保失地農民養老無憂。二是個人繳費比例過高。調查顯示，39．9％的失地農民因為個人繳費比例太高，而無法參加養老保險。農民失地后，一方面由于非農就業技能缺乏等因素使收入水平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糧食、蔬菜等自給條件喪失，生活支出普遍上升。失地農民的繳費能力極為有限。不少地方在設計失地農民繳費比例時認為個人負擔部分可從安置補助費支付，但現行征地補償標準普遍偏低，不足以支付養老保險費用，即使部分地區的安置補助費能支付也會對失地農民的生產、生活造成很大影響。因此，各地在確定個人繳費比例時應充分考慮失地農民的現實，使他們不致因負擔過高而無力投保。三是保障水平過低。調查表明，有22．1％的失地農民因為保障水平太低，政策缺乏吸引力而放棄參加養老保險。目前各地的養老金發放標準多在二、三百元，有的地區不到一百元，這種養老金水平在當前農村消費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剛剛能維持溫飽。另外，農民失地后最終將隨著城市化的推進轉化為城市市民，城市消費水平和物價水平都遠遠高于農村，靠這點微薄的養老金要想在城市實現“養老無憂”幾乎是不可能的。當前的保障水平過低，不能真正保障失地農民安享晚年成為制約失地農民養老保險工作廣泛開展的原因之一。四是保險層次單一，滿足不了失地農民不同層次的保險需求。比較富裕的失地農民希望將來的保障水平能高一些，即使個人負擔的絕對金額高一些也無所謂，只要能真正實現養老無憂；經濟狀況較差的失地農民則由于受個人繳費能力的制約，只求將來能保溫飽。但目前各地養老保險大都缺乏層次性，致使部分失地農民因保險層次過低不愿投保，部分失地農民又因繳費負擔過高無力投保。
2．實施過程中的不足降低了失地農民參保積極性。一是宣傳不到位，影響養老保障工作的開展。調查顯示，有高達43．3％的失地農民不了解當地的養老保險政策，54．2％的人表示了解一些，僅有2．4％表示非常了解。可以想見，即使當地的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政策確實能夠保障失地農民利益，43．3％的不了解這一政策的人恐怕也不會從腰包里掏錢出來買保險，政策的實效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對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政策有所了解的人群中，通過“政府宣傳”了解的僅占43．8％，近六成的人則是通過其他渠道了解的，這又不可避免的存在著了解不全面的可能性。二是養老金不能足額、準時發放，影響失地農民參保積極性。不可否認，56．5％沒有參加失地農民養老保險的人中，有一部分對此是持觀望態度的：如果這一政策實施情況良好就參加，否則繼續觀望或轉而求其他。調查表明，參加了養老保險的失地農民有32．7％的人不能足額領到養老金，40．5％的人不能準時領取到自己的養老金。這表明拖欠失地農民養老金已成為比較嚴重的問題，這種狀況不僅會影響到老年失地農民的生活狀況，而且會挫傷尚未參加養老保險的失地農民的投保積極性。三是實施過程知情權、監督權、參與權缺失，使失地農民對養老保險缺乏信任。因為對養老保險制度不放心而拒絕參加的占受訪人數的25．7％，我們分析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失地農民養老觀念滯后、政府又未能很好的宣傳從而導致失地農民對這一制度不了解；另一方面是由于在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運作中，失地農民被剝奪了知情權、監督權和參與權，導致失地農民對這一制度不放心。知情權、監督權、參與權的缺失使失地農民對養老保險的“保險度”產生懷疑，影響養老保險工作的開展。
二、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模式構想
1．“分年齡、廣覆蓋，低水平，多層次”的保險模式。“分年齡”就是對不同年齡段的失地農民應區別對待，總的原則是“高齡優先”，即年齡段越高的群體享受越多的養老照顧。具體做法建議以分四段為宜。一是征地時已達退休年齡的：一般而言，達到退休年齡的人(一般以男60周歲、女55周歲為退休年齡)，通過勞動滿足自我生存的能力大大下降，這一年齡段的農民失地后靠打工和經營的能力更是處于劣勢，自我養老能力更弱。因此，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政策應向這部分老年人傾斜，在養老保險費用分擔等方面給予適當照顧，盡可能的使他們能夠享受養老保險。對已達退休年齡的失地農民由地方政府和集體經濟組織為其一次納15年養老保險統籌費，個人帳戶部分以不超過安置補助費為限繳納，從次月起開始按月發放養老保險金。二是處于“4045”(男45周歲、女40周歲)——退休年齡段的：這部分失地農民由于學習新的勞動技能的能力下降，非農就業困難，收入水平相對較低，可由政府和集體經濟組織為其一次性繳納15年的養老保險統籌費，但個人帳戶不享受退休年齡段的待遇。三是18歲－“4045”段的：這部分失地農民正處于接受新事物、新知識的黃金年齡段，對這一部分失地農民應辦理“農轉非”，加強勞動技能培訓，開拓新的就業途徑，引導他們加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體系。四是18周歲以下的：對在征地時未滿18周歲的被征地人員或在校學生，給予辦理“農轉非”，當其進入勞動年齡或學習畢業后，進入勞動力市場，作為城鎮新生勞動力同等對待。“廣覆蓋，低水平”就是要使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惠及盡可能多的失地農民，但由于失地農民自身的投保能力和國家財政補貼能力有限，只能給他們提供較低水平的養老保障。調查顯示，大多數失地農民對這種模式是接收的：64．5％的失地農民愿意參加個人繳費較低、未來領取的養老金也較低(僅能維持基本生活)的養老保險制度。這種模式的優點在于既考慮了當前國家財政負擔能力，又考慮了失地農民繳納養老保險費的能力，有利于使更多的失地農民享受養老保險。但在實際操作中，必須把握好“低”的限度：能夠保障基本生活。“多層次”就是要針對失地農民的不同情況，制定不同的繳費標準和享受標準。確定不同的個人繳費標準，交費越高，將來領取的養老金就越多。既使繳費能力不高的失地農民能夠參加養老保險，又使繳費能力較高的失地農民能夠享受較高養老待遇。
2．“三位一體”的籌資模式。即有政府、集體、個人共同出資，籌措失地農民養老保險資金。政府出資部分可考慮從以下幾方面籌集：一是政府應在年度財政收支計劃中確定一個固定比例用于支付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這部分資金用于保底；二是國家發行國債的部分收益、部分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收益，包括上市公司國有股減持的部分所得、國有企業轉制中的資產拍賣、變現所得和股權收益。三是政府土地出讓金所得。集體出資部分主要來源于以下兩方面：一是征地過程中村集體經濟組織獲得的部分土地補償費。二是鄉村集體資產的收益，包括集體資產改制中收回的價值形態的資產及股權收益、租賃收益等。個人出資部分主要來源于土地補償款、安置補助費、青苗補助費等征地補償所得和農民的日常經濟積累。這種籌資模式符合當前實際，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因而成為許多地方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普遍采用的模式。
關鍵詞：城市化城市群對策
城市化的含意及其指標眾說紛紜，角度不同，見地也不同。我們認為城市化的本質是指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方式從農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升級轉化過程。從市場經濟的供求角度看，可把城市生活視為一種特殊商品，城市化就是城市生活這種特殊商品的普及化。實施城市化戰略對于我國未來20年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指導的意義。
一、我國城市化發展的決定因素及可能性
今后20年是我國工業化中期發展時期，經濟還將繼續保持高速發展的趨勢。其標志是我國工業化初期產業，如紡織、普通食品、普通建材等，已處于嚴重的供大于求的“買方市場”狀態。難以再帶動我國經濟繼續增長。目前，工業化的主導產業已轉向以機械電子為主的裝備制造業和以建材、建筑業為主的基礎設施的建設上來。這些產業的未來需求量大、投資量多、資本技術密集，它們的發展無疑會使我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這就決定了我國未來20年城市化必然是一個加速發展的過程。另外據估計，今后20年至少有3億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
人們普遍認為，未來20年我國經濟仍將處于高速發展時期，城市化是我國未來20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動力和目的，在此對實現這一目的的可能性和條件作一分析。從國內形勢看，國內有效需求后勁不足，居民消費呈現疲軟狀態，傳統的消費觀念根深蒂固，如何發揮少存款多投資拉動需求，刺激消費傳統的第一、二產業趨于成熟并走多從次化、縱深化、一體化發展，而第三產業未改變產業布局，進出口結構，解決就業問題，帶動消費。城市化戰略為其提供了環境，并且逐步改變一二三產業的比例關系。從國際形勢看，經濟一體化、全球一體化，中國要增強競爭實力為其向規模發展，而小城市小鄉鎮不能發揮規模經濟]經濟戰略優勢、品牌戰略，建立綜合型、政治型、經濟型、交通型、文化型、旅游型等特點的城市。隨著世界制造中心的轉移，小作坊，小工廠，小企業已不適應當代要求，走城市化戰略是國際形勢的要求。中國沿海的環渤海灣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正在發展成主導中國經濟發展、參與國際競爭的三大城市群，表明了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方向、趨勢。
二、我國城市化發展的的趨勢預測
在我國工業化中期經濟高速發展的帶動下，未來20年我國城市化將進入加速發展時期。目前我國城市化水平為30％（1997年）左右，今后將進入從30％發展到70％的國際公認的加速發展時期。從世界城市化發展的現狀和趨勢，以及我國城市化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我們認為，未來我國城市化發展將出現以下幾個基本趨勢。
（一）大城市將比中小城市的發展速度更快
大城市發展速度快于中小城市是世界城市化發展的潮流。究其原因，一是大城市經濟效益高、居民收入水平高，雖然建設成本也相對高一些，但最終收益（收入減成本）還是比中小城市好。二是大城市功能全，能更好地滿足人們的各種需求，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大城市生活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三是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更強有力的帶動腹地區域經濟發展的功能，而且，在城市間的聯系日益增多和重要的時候，在城市群不斷出現的情況下，大城市的作用更加明顯，原來獨立發展起來的中小城市現在越來越受到大城市發展的影響和制約。四是隨著技術進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使人們能夠有效地解決所謂“大城市病”現象，從而為大城市的發展掃清了障礙。例如，城市交通擁擠可以采取有軌交通、路口立交、路口停車線前移和路口四角擴寬等方法和手段加以解決。大城市環境問題隨著環保產業的發展以及城市環保設施的建設已能夠有效的控制。
因此，未來我國的城市化應當注意大城市的作用，在不放慢中小城市的發展速度的前提下，鼓勵大城市適當超前發展。當然也還要注意不要超一定的“度”，我們認為以大城市人口增長保持在整個城市人口增長速度的1倍以內為宜。同時，發展大城市也要注意環境保護和城市容量問題。因此，在考慮加快發展大城市時，一定要注意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要綜合考慮經濟效益與資源和環境等條件的容量問題，做到大中小規模城市合理的協調發展。
（二）以國際化大都市為代表城市群將在城市化進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北京、上海、廣州、大連、武漢等特大城市根據其在歷史上曾經發揮過與國際交往作用的事實，在新的一輪對外開放紛紛制定了建立國際大都市的戰略設想，為我國城市化進程又增加了新的積極因素。國際化大都市建設的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所謂中央商務中心區（CBD）的建設。CBD是國內外大公司總部的聚集分布區，它負責組織和指揮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企業、工廠以及商業機構有效運行。由于各路大公司聚集在一起，它們能就近從事各種那些位于繁華的鬧市區的大百貨商店、大商場所無法比擬的大筆交易。
城市群（帶）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從經濟活動在空間的擴展演變規律來看，其順序是由“點”到“線”到“面”，當城市發展向“線”兩邊集中到一定的程度時城市帶就出現了。中國沿海的環渤海灣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正在發展成主導中國經濟發展、參與國際競爭的三大城市群，今后中國經濟將越來越向這三個大城市群集聚。城市化的高級形式，大城市群目前在中國已經開始出現，以此為中心，中國還應考慮規劃一系列的城市經濟帶，并發展一批有特色的中心城市，如綜合型、政治型、經濟型、交通型、文化型、旅游型等特點的城市。中國未來城市發展的核心面、線、點形成后，將有一半的人口、GDP的80％、全國工業產值的90％以及全國進出口總額的95％在這些地域產生。
關于未來我國城市化水平的預測，1996年我國政府向聯合國第二次人類住區大會提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住區發展報告》預測：到2000年，全國城鎮人口將達4．5億左右，城市化水平將達35％；2010年，全國城鎮人口將達6．3億左右，城市化水平將達45％。
三、加速我國城市化發展進程的對策與措施
隨著我國經濟進入工業化中期的快速發展階段，我國城市化的起飛也已到來。為保證我國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順利進行，根據我國城市化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問題，提出以下對策和措施。
（一）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城市基礎設施市場化，服務價格的開放，將會有力地促進城市基礎設施的發展。但由于城市化進入起飛階段后，城建規模巨大，估計每年約需投資總額高達5000億元左右，如此驚人的投資單靠財政投資和價格開放后的收入是絕對不夠的。目前國家財政總收入也只有8000億元左右，因此，必須進一步開拓城建籌資渠道。根據國外經驗，可選擇的籌資渠道有政府專項城建債券、以BOT方式吸收社會資金和外資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是城市入戶電網線路的改造、城市軌道交通設施、城市交通樞紐、城市水源設施、城市污水和垃圾處理設施等。
（二）必須逐步開放城市生活基礎設施的服務價格，充分發揮市場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基礎性的調節作用，促進城市化按市場規律健康、快速地發展
“城市生活”的巨大供需差額，根本原因就在于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國家對城市基礎設施的低價限制政策。它使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長期處于供應嚴重不足的狀態。低價政策往往使城市基礎設施連成本都收不回來，必然要靠政府大量的財政補貼維持正常運轉。城市基礎設施管理部門一般都很少有資金用于更新和建設，形成了城市基礎建設越多，財政負擔越重的惡性循環。為改變這一狀況，建立起城市化發展的良好的微觀運行機制是關鍵。首先，使大多數城市基礎設施管理部門企業化，擺脫行政干預，走向市場，成為市場的主體。其次，在考慮到居民的承受能力的情況下，分期分批地、有步驟地放開大多數城市基礎設施的價格，并把原來的財政上的“暗補”變為進入居民收入的“明補”。最后，對一些影響較大的公共基礎設施服務價格，建立有城市公共基礎設施主管部門和居民共同參加的價格協調機制，按“成本+合理利潤”的原則，共同制定大家能夠接受的合理的價格。
只有通過上述改革，才能一方面有效地增加城市基礎設施的供應，另一方面適當抑止現有城市居民對城市基礎設施過度的需求。從而使“城市生活”在市場的調節下達到供求平衡，以實現城市基礎設施的合理配置。城市基礎設施價格放開后，開始是會有一個價格上漲的時期，但隨著“城市生活”供應量在較高的價格的引導下迅速提高，在供求關系的共同作用下，將使城市基礎設施的服務價格逐步下降到正常的水平。從而有利于城市基礎設施按市場經濟規律健康快速地發展。
（三）逐步取消不合理的戶籍制度
城市基礎設施的市場化，要求其消費者有相適的選擇權利。否則市場的分割勢必還會影響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因此，有必要逐步取消不合理的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在此，有人擔心戶籍制度的取消會引起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涌入，使城市人滿為患。其實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這種現象不可能發生，城市基礎設施服務價格的放開，使“城市生活”的價值得以真正體現出來，戶口放開的城市只可能吸引那些符合這一收入水平的人進入，低于這一收入水平的人群在市場價格的調節下會自動離開，以尋求符合其收入水平的地方。這一點實際上被我國目前在許多方面已不起作用的戶籍制度本身所證實。當然，在一些特殊的大城市里會暫時出現一些“貧民窟”現象，但只要對此加以特殊的行政干預，這一問題是不難解決的。在此還必須指出的是，目前我國城鄉差別還很大，戶籍制度在調整人口的合理分布、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等方面還起著一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戶籍制度的取消是一項長期的目標，不能操之過急，要有步驟分階段逐步地去實現。
[關鍵詞]農村消費城市化收入狀況消費水平恩格爾系數消費結構
一、農村消費城市化的內涵
“農村消費城市化”是盧嘉瑞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首先提出。隨著我國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村消費城市化必將推廣到更多的農村，這是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任務的一個重要標志。從理論和實踐方面比較分析高低收入省區農村消費城市化的一些問題，對于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有很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農村消費城市化，是指高收入省區農村居民的收入狀況、消費水平、消費結構與消費方式不斷向城市居民看齊，這些地區的農民在吃、穿、住、用、行等物質生活方面和文化、娛樂、教育等精神生活方面以及服務消費方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越來越小，甚至與低收入省區一般城鎮的居民水平不相上下；而且一些特別富裕的農村則已超城市化了。
二、農村消費城市化的表現
（一）從居民收入看，高收入省區農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接近甚至高于低收入省區的城鎮水平。上海農村人均純收入由1993年的2726.98元增加到2007年的5870.87元，增長115.29%，北京增長166.95%，浙江增長162.46%。同期，遼寧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50.50%，陜西增長160.92%，河南增長168.40%。
（二）從居民消費看，高收入省區農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的增長速度也接近或高于低收入省區的城鎮水平。上海農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由1993年的2200.07元增加到2007年的4753.23元，增長116.05%，北京增長182.98%，浙江增長175.59%。同期，遼寧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長135.48%，陜西增長170.58%，河南增長155.41%。
（三）從恩格爾系數看，高收入省區農村同低收入省區城鎮相似，呈較快下降趨勢。上海、北京、浙江三個高收入省區農村的恩格爾系數分別由1993年的46.43%、48.16%、50.16%下降到2007年的40.28%、35.21%和41.63%，而遼寧、陜西、河南三個低收入省區城鎮的恩格爾系數則分別由1993年的50.46%、47.93%、49.64%下降到2007年的39.66%、34.27%和34.67%。
（四）從消費結構看，高收入省區農村與城鎮趨同。高收入省區農村居民注重文化、服務消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質量的改善；其各項消費支出中，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交通和通訊、醫療保健三項支出的序列位次分別由1993年的第4、7、6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4、5位；同時，自給性消費比重大幅降低，商品性消費比重多提高到90%以上，其中家庭設備及服務的商品性消費比重在98%以上，醫療保健、交通和通訊、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三項則達到100%。再者，高收入省區農村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費品擁有量多直逼城市。2007年，上海、北京等高收入省區農村居民家庭每百戶洗衣機、電冰箱和彩色電視機的擁有量多略低于低收入省區城鎮居民家庭92.13臺、75.71臺和112.87臺的平均水平，而北京農村居民家庭每百戶電冰箱的擁有量超出低收入省區城鎮居民家庭平均量14.02臺。
（五）高收入省區農村逐步形成以個人消費為主、社會公共消費為輔的城鎮型消費方式。2007年，上海農村養老保險覆蓋率為90%，人數達33萬余人；浙江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已保人數達23.6萬人，且80%的農村人口享有初級衛生保障，94%的鄉鎮和83%的行政村已開展養老保險等。與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比，高收入省區農村占絕對優勢。2007年，上海農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積為54.70平方米，北京農村為31.26平方米，浙江農村為47.82平方米，而同期全國城鎮居民人均使用面積僅為15.5平方米。
三、高收入省區農村、低收入省區城鎮分類與樣本選取
（一）高收入省區農村、低收入省區城鎮分類
按照我國各省居民收入和全國平均水平的比例a，（a的計算公式：a=Yi/M，式中Yi為各個省區居民的收入；M為全國居民的平均收入）可將我國的省份劃分為三個收入檔次：1）a≥1.5為高收入省區；2）0.85≤a<1.5為中等收入省區；3）a<0.85為低收入省區。
（1）按照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與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例a，將我國的省份劃分為以下三類。
高收入省區：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蘇、廣東。
中等收入省區：福建、山東、河北、遼寧、湖北、湖南、黑龍江、江西、海南、吉林、河南、安徽。
低收入省區：四川、內蒙古、重慶、山西、廣西、寧夏、新疆、青海、云南、甘肅、陜西、貴州、。
（2）按照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a，將我國的省份劃分為以下三類。
高收入省區：上海、北京、浙江、廣東。
中等收入省區：天津、福建、、江蘇、山東、云南、湖南、重慶、廣西、新疆、四川、河北、湖北、青海、海南。
低收入省區：遼寧、安徽、寧夏、內蒙古、江西、陜西、貴州、黑龍江、山西、甘肅、吉林、河南。
（二）高收入省區農村、低收入省區城鎮樣本選取
根據上述省際收入分類并結合人均GDP綜合考慮，可以把上海、北京、浙江、廣東、天津、江蘇劃為高收入省區農村；遼寧、安徽、寧夏、內蒙古、江西、陜西、貴州、黑龍江、山西、甘肅、吉林、河南劃為低收入省區城鎮。由于部分省區資料缺乏，從“一高一低”檔次中分別選取三個省區作為樣本，取其相關資料以進行比較：（1）高收入省區農村：上海、北京、浙江；（2）低收入省區城鎮：遼寧、陜西、河南。
四、高收入省區農村和低收入省區城鎮的對比
（一）從收入狀況看，上海農民人均純收入2007年約達5870.87元，約高于低收入省區三個省各自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97.01元、5483.73元和5267.42元的水平；北京農民人均純收入2007年約達5025.50元，比1993年增長約166.95%，浙江農民人均純收入2007年約達4582.34元，比1993年增長約162.46%，均高于同期遼寧與陜西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約150.50%和160.92%（見表1）。
表1高收入省區農村和低收入省區城鎮居民收入對比單位：元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出版社《中國統計年鑒》（1994、2001、2007），整理。
（二）從消費水平看，上海農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2007年約達4753.23元，高于低收入省區三個省各自的城鎮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約4654.42元、4637.74元和4110.17元的水平；浙江、北京農民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2007年比1993年分別增長約175.59%和182.98%，高于同期遼寧、陜西與河南城鎮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約135.48%、170.58%和155.41%（見表2）。
表2高收入省區農村和低收入省區城鎮居民消費對比單位：元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出版社《中國統計年鑒》（1994、2001、2007），整理。（三）從恩格爾系數看，高收入省區農村居民生活正向富裕型過渡。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規定，恩格爾系數在59%以上，稱為絕對貧困；50%-59%，稱為勉強度日；40%-50%，稱為小康水平；20%-40%，稱為富裕；20%以下稱為最富裕。到2007年底，高收入省區農村正向富裕型水平前進，與低收入省區城鎮水平相當。
（四）從消費結構看，到2007年底，高收入省區農村居民人均精神文化消費和勞務消費支出（包括醫療保健、交通和通訊、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三項）約為1095.89元，雖略低于低收入省區一般城鎮居民的同類支出（人均月1236.43元），但其占生活消費支出的比重卻達27.90%，高于同期低收入省區城鎮居民約27.58%。就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交通和通訊兩項支出而言，高收入省區農村居民不斷縮小其與低收入省區城鎮居民的差距。1993年、2000年、2007年高收入省區農村居民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支出占生活消費支出的比重分別達約9.57%、9.69%、13.41%，而低收入省區城鎮約為8.56%、9.90%、12.28%；1993年、2000年、2007年高收入省區農村居民交通和通訊支出占生活消費支出的比重分別達約3.02%、5.21%、7.77%，而低收入省區城鎮約為3.15%、5.01%、7.56%（見表3）。。
表32007年高收入省區農村和低收入省區城鎮居民精神文化消費和勞務消費的對比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出版社《中國統計年鑒》（2006、2007年）整理。
（五）從消費習俗、消費觀念看，高收入省區農村居民向城鎮居民轉變。高收入省區農村居民已開始擺脫這些傳統觀念的束縛，大力倡導和實施科學消費、適度消費及信貸消費。例如，2007年，高收入省區農村累計已有50%的人外出旅游，一些沿海地區的農村居民在建房或買房中還使用了消費信貸等，與低收入省區城鎮相似。
五、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