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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最優商品稅最優所得稅中國稅制
一、最優稅收理論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談及最優稅收理論，首先要對“什么是最優稅收”進行概念上的界定。歷史上諸多經濟學家對稅收制度的理想特征的看法中，倍受關注的當數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中提出的平等、確定、便利、最少征收成本四原則，以及瓦格納在其《財政學》中提出的四項九目原則等等（1）。而對當代經濟學家來說，由于效率與公平問題業已成為經濟學探討中的兩大主題，因此，理想的稅收政策通常都是在馬斯格雷夫（2）所提出的三大標準的框架內，即：（1）稅收公平標準（盡管公平對不同的人來說意義各不相同）；（2）最小行政成本標準；（3）最小負激勵效應標準，即稅收效率標準。
困難在于，對一個特定的稅種或某個稅收政策建議來說，往往只能滿足其中的某一標準而無法滿足其他標準。比如，累進的個人所得稅易于滿足稅收公平標準，卻會對勞動供給產生負激勵；增值稅總體上對勞動供給不會產生負激勵，但卻很難符合稅收公平標準。
最優稅收理論文獻對最優稅收評價的基本方法是，借助現代經濟分析方法，運用個人效用和社會福利的概念，在賦予各個標準不同權重的基礎上，將這些標準統一于惟一的標準之中。
在現代福利經濟學中，社會福利取決于個人效用的高低，以及這些效用的平等分配程度。一般假定，當效用的不平等程度遞增時，社會福利下降。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福利可以反映稅收公平的思想，即導致不平等程度降低的稅收是公平的。因此，最大化社會福利蘊含了稅收公平標準。
就稅收行政成本最小化標準來說，較高的稅收行政成本意味著更多的稅收收入用在政府服務方面，從而使個人效用和社會福利降低。同樣，就最小負效應激勵標準來說，如負效應激勵大，工作積極性就會減弱就會扭曲經濟，使人們的效用水平和社會福利水平降低。
于是，馬斯格雷夫意義上的最優稅制的三大標準就可以轉化為社會福利的不同側面，不同的稅收政策可以用統一的標準加以比較和衡量，也就是說，能夠帶來最大社會福利水平的稅收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
以上便是最優稅收理論的主要思想之一。由于很難將稅率與稅收行政成本之間的關系加以模型化，所以上述思想并非總是貫徹始終。經濟學家們往往在其分析中忽略稅收行政成本問題，多把最優稅收理解成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稅收。然而，忽略稅收行政成本的最優稅收理論畢竟是一個重大的缺陷。（3）
二、最優商品稅
最優商品課稅問題的現代分析最早起源于拉姆齊（Ramsey，1927）的創造性貢獻。根據對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單一家庭經濟的分析考察，拉姆齊指出：最優稅制應當使對每種商品的補償需求均以稅前狀態的同等比例下降為標準。這是拉姆齊法則的標準闡述。通過對用來推導拉姆齊法則的經濟施加進一步的約束，即假定課稅商品之間不存在交叉價格效應，鮑莫爾和布萊德福特（BaumolandBradford，1970）推導出逆彈性法則：比例稅率應當與課稅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成反比例。這一法則的政策含義是十分明顯的，即生活必需品（因為它們的需求價格彈性很低）應當課以高稅，而對奢侈品則課以輕稅。但這樣一來，就暴露了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它忽略了收入分配具有內在的不公平性。
為改變拉姆齊法則置分配公平于不顧的境地，理所當然應當對其加以適當的糾正。戴蒙德和米爾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率先在最優商品稅率決定中引入公平方面的考慮，并且將拉姆齊法則中的單個家庭經濟擴展至多個家庭經濟中。他們指出：在需求獨立的情況下，一種商品的最優稅率不僅取決于其需求價格的逆彈性，而且取決于它的收入彈性。這意味著，對許多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都較低的商品來說，應當將實行高稅率的分配不公問題和實行低稅率的效率損失問題進行比較，最有意義的改變應當是使那些主要由窮人消費的商品數量減少的比例比平均水平低?；蛘哒f，基于公平的考慮，對于高收入階層尤其偏好的商品無論彈性是否很高也應確定一個較高的稅率；而對低收入階層尤其偏好的商品即便彈性很低也應確定一個較低的稅率（4）。
值得重視的是，對拉姆齊法則的修正需要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對那些既非富人也非窮人特別偏好的商品，仍可以遵循拉姆齊法則行事。其次，盡管有人辯稱商品稅無須承擔收入分配職能，收入分配問題只應由所得稅解決，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事實上，出于顯示身份、自尊、習俗等多方面的原因，現實中確實存在著不少收入彈性高而價格彈性低的商品（如鉆石、名畫、豪宅等）這就提供了通過對這些商品課稅以改進收入分配的可能性。
近年來，有關最優稅收的研究開始出現一種把理論分析應用于實際數據的趨向。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最優稅收理論所推導的稅收規則僅僅表明了最優稅收結構的一般情形，它們并沒有明確的指導意義。其次，稅收理論分析的目的在于提供實際政策建議，為此，稅收規則必須能夠運用于數值分析，最終的最優稅收值應可以計算。最優稅率的數值分析體現了執行上述計劃在技術方面取得的進展。
目前有關最優商品稅的數值分析仍處于起步階段，所做的工作集中在針對數目較少的商品組別的分析上，而且還沒有哪種數值分析的答案能夠完全推廣到一般的情形。從已有成果看，有重要指導意義的結論主要有兩個：一是最優稅收能夠通過對生活必需品實行補貼而實現有意義的再分配；二是對公平問題的關切越強烈，商品稅率就越不是單一稅率（5）。
三、最優所得稅
談及所得稅問題，我們立即面臨有名的“做蛋糕”與“切蛋糕”之間的權衡問題。一種觀點認為，所得稅是為滿足公平目標而有效實施再分配的手段；另一種觀點認為，所得稅的課征是對勞動供給和企業精神的一種主要抑制因素，特別是當邊際稅率隨著所得的增加而增加的時候。最優所得稅理論旨在分析和解決所得課稅在公平與效率之間的權衡取舍問題。
關于最優所得稅的主要論文出自米爾利斯（Mirrlees，1971），他研究了非線性所得稅的最優化問題。米爾利斯模型在所得稅分析中的價值在于它以特定方式抓住了稅制設計問題的性質。首先，為了在稅收中引入公平因素，米爾利斯設想無稅狀態下的經濟均衡具有一種不公平的所得分配。所得分配由模型內生而成，同時每個家庭獲取的所得各不相同。其次，為了引進效率方面的考慮，所得稅必須影響家庭的勞動供給決策。此外，經濟要具有充分靈活性，以便不對可能成為問題答案的稅收函數施加任何事先的約束。米爾利斯的模型是集合上述要素的一種最為簡單的描述。
米爾利斯模型得出的重要的一般結果是：（1）邊際稅率應在0與1之間；（2）有最高所得的個人的邊際稅率為0；（3）如果具有最低所得的個人按最優狀態工作，則他們面臨的邊際稅率應當為0.毫無疑問，第二點結論是最令人感到驚奇的。不過，這一結論的重要性也許不在于告訴政府應該通過削減所得稅表中最高所得部分的稅率，以減少對最高收入者的作用；其重要性更在于它表明最優稅收函數不可能是累進性的，這就促使人們必須重新審視利用累進所得稅制來實現再分配的觀念。也許說，要使得關注低收入者的社會福利函數最大化，未必需要通過對高收入者課重稅才能實現，事實上，讓高收入承擔過重的稅負，其結果可能反而使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下降。
由于米爾利斯的非線性模型在分析上十分復雜，其結論也只是提供給我們關于政策討論的指導性原則。為了得到最優稅收結構的更詳細情況，有必要考察數值方面的分析。米爾利斯根據他所建立的模型，計算出完整的最優所得稅率表。從結果看，高所得的邊際稅率的確變得很低，但并未達到0.同時低所得的平均稅率均為負，從而低收入者可以從政府那里獲得補助。托馬拉（Tuomala，1990）所做的數值分析則進一步表明，接近最高所得的邊際稅率可能遠不是0，這意味著最高所得的邊際稅率為零的結果只是一個局部結論。從政策目的上看，基于米爾利斯模型所得出的重要結論有：（1）最優稅收結構近似于線性，即邊際稅率不變，所得低于免稅水平的人可獲得政府的補助。（2）邊際稅率相當低。（6）（3）所得稅實際上并非一個縮小不平等的有效工具。
斯特恩（Stern，1976）根據一些不同的勞動供給函數、財政收入的需要和公平觀點，提出了最優線性所得稅模型。他得出的結論是，線性所得稅的最優邊際稅率隨著閑暇和商品之間的替代彈性的減小而增加，隨著財政收入的需要和更加公平的評價而增加。這意味著，人們對減少分配不平等的關注越大，則有關的稅率就應越高，這一點是與我們的直覺相符的。另一方面，最優稅率與勞動供給的反應靈敏度、財政收入的需要和收入分配的價值判斷密切相關，假如我們能夠計算或者確定這些參數值，我們就可以計算出最優稅率。因此，斯特恩模型對最優所得稅制的設計具有指導意義。
四、最優稅收理論的政策啟示
由于最優稅收理論標準模型是在嚴格的假設條件下得出的特殊結論，因此，它所提供的仍然只是“洞察力”，而不是具體的政策建議，不能被當作一般規則來使用。最優稅收理論的已有進展可以為我們提供如下的政策啟示：
1.我們需要重新認識所得稅的公平功能，并且重新探討累進性所得稅制的合理性。傳統的觀點認為：在改善收入分配公平方面，所得稅具有商品稅不可比擬的優越性；甚至于在實現效率方面，所得稅也較商品稅為優。只是由于所得稅在管理上的復雜性，才導致商品稅的廣泛采用。然而，米爾利斯（Mirrlees，1971）基于其理論模型所做的數值分析表明，所得稅在改善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功能并不像人們設想得那么好。這一認識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我們需要重新挖掘商品稅的公平功能；另一方面，如果商品稅和所得稅在實現公平分配方面的能力都很有限的話。那么，出于公平方面的更多考慮，我們是否應該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小稅種，如財產稅、遺產與贈與稅等？
對累進個人所得稅制，不僅在微觀方面被寄予公平分配的厚望，而且在克服宏觀經濟波動方面也被委以重任。但最優所得稅的理論探討和數值分析都表明：最優稅收函數不可能是累進的。最高收入者的邊際稅率不應最高而應為零；除端點外，最優稅收結構應當近似于線性。另外，根據弗里德曼的負所得稅方案和米爾利斯的最優所得稅的數值分析結果，負所得稅方案不僅在實現公平方面有其誘人之處，而且在把效率問題同時納入稅制設計的范疇中時，它也仍然富有吸引力。
2.稅制改革應綜合考慮效率與公平兩大目標。最優稅收理論的重要貢獻之一是把效率與公平問題納入經濟分析框架之中。在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確難免會發生沖突，但是，效率與公平目標之間也并非總是互不相容的，比如米爾利斯的最優所得稅模型就向我們展示了這一點。我們有必要，也有可能通過對各種稅收的具體組合，達到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目的。
3.完全競爭經濟是最優稅收理論標準模型的主要假設條件之一，這種假設條件適合于市場機制發揮較為充分的西方發達國家，卻可能不適合差異很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其主要目標應當是掃清影響經濟發展的障礙，動員各種資源提高經濟增長率，這與發達國家的改善收入分配、平衡公平和效率的目標之間存在區別。因此，在借鑒最優稅收理論進行稅制設計時，在公平和效率的選擇方面要與西方國家有所差別。從模型設定上，這意味著用于度量公平和效率的社會福利函數在選擇形式上的區別。
4.如果要在實踐中實行最優稅收理論所推導的各種規則，可能需要對財稅制度進行大幅度的改革，但這不太現實。基于這一考慮，許多國家選擇的是漸進式的政策改革，即逐漸增減某些稅種和調整某些稅率。另外一個富有啟示性意義的結論是，改革過程中可能產生暫時性的無效率。這表明，政策改革之路可能不會一帆風順。
參考文獻：
1.鄧力平：《優化稅制理論與西方稅制改革新動向》，《稅務研究》1998年第2期。
2.黃春蕾：《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最優稅收實證理論發展述評》，《稅收研究》2002年第1期。
3.馬斯格雷夫：《財政理論與實踐》，鄧力平等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年版。
4.加雷斯。D.邁爾斯：《公共經濟學》，中譯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米爾利斯（Mirrlees，J.A），Anexplorationinthetheoryofoptimunincometaxation，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71.
6.張馨、楊志勇等：《當代財政與財政學主流》，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參見張馨、楊志勇等：《當代財政與財政學主流》，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章。
（2）參見馬斯格雷夫：《財政理論與實踐》，鄧力平等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年版。
（3）將稅收行政成本標準納入最優稅收理論體系的規范和實證分析的最新進展，參見黃春蕾：《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最優稅收實證理論發展評述》，《稅收研究》2002年第1期。
（4）參見鄧力平：《優化稅制理論與西方稅制改革新動向》，《稅務研究》1998年第2期。
摘要：我國現行的房地產稅制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存在著重流轉，輕持有，稅制不統一，立法層次低、征稅范圍窄、配套制度不健全等問題。為此，在立足當前的經濟發展狀況和社會需求的基礎上，通過合并稅種，下放管理權限，開征不動產閑置稅、完善各項配套改革措施等，盡快完善稅制，緩解社會矛盾，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
一、我國現行房地產稅制存在的主要矛盾
我國現行的房地產稅制中，涉及到營業稅、土地增值稅、房產稅、城市房地產稅、契稅、耕地占用稅、印花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使用費等10余類。隨著住房制度的全面改革以及房地產市場的建立和發展，房地產稅制與經濟發展存在矛盾，不同稅種之間也存在沖突。這不適應當前人們已購有較多較高價位住宅，需要進行有區別的財產占有關系的稅收再分配調節，緩和社會矛盾的迫切要求，也不適應需要通過稅收調節房地產供需關系及其結構，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現實要求。
(一)重流轉，輕持有
房地產持有階段課稅少、稅負輕；而流通環節，多個稅種同時課征。著重對營業性房屋、個人出租房屋征稅，如個人房屋出租收入既要征收房產稅，又要征收營業稅和個人所得稅，明顯存在重復征稅的問題。但不對個人非營業性住房征房產稅，這相當于給了土地持有者無息貸款，只要未流通，就無須為土地的增值而納稅。這樣做實際上鼓勵了土地持有，助長了土地投機，導致了高房價與高空置率的存在。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截止2007年4月，全國商品房空置面積為1.27億平方米，其中空置商品住宅0.69億平方米，全國空置率超過25%，大大超過國際公認的10%的警戒線。一邊是1億多平方米的商品房白白空置，一邊是大量迫切需要住房的居民買不起房子，這一不正常的現象已到了需要嚴重關注的時候了。
(二)稅制不統一，內外兩套有違公平
內企及華籍居民適用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和土地增值稅，外企和外籍人士適用土地使用費和1951年當時的政務院公布的《城市房地產稅暫行條例》的城市房地產稅。這不僅給稅收征管增加了難度和成本，還造成內外資企業競爭起點不同，稅負不公，不利于統一市場的構建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培育發展。
(三)稅收立法層次低，征稅依據不太充分
按稅收法律主義原則，稅收的征收必須基于法律的規定進行，沒有法律依據，國家就不能征稅、任何人就不得被要求納稅。這里所指的法律僅限于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規。但我們現行的企業房地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其法律依據是由國務院制定并以暫行條例的形式頒布實施的行政法規，級次較低。
(四)征稅范圍窄，財政功能不強
房產稅限在城市、縣城、建制鎮和工礦區征收，還把行政機關、人民團體、軍隊自用、財政撥付事業費的機構、個人居住用房等房產列為免稅對象；土地使用稅也排除了農村土地，僅限于對城鎮土地征稅。房地產稅范圍過窄，稅基偏小，收入不高，也使其難以成為地方政府的主體稅種。
(五)稅、費不清，費高于稅
目前，我國涉及房地產開發、銷售全過程的所有稅收，約占建設成本的9%；而如配套費等各類規費卻達到41%。
(六)配套制度不健全，稅收征管難度大
考慮到將來的稅制改革，需要進行財產評估的稅種和數量會很多，而我國的房地產評估業起步較晚，既不規范也不成熟。房產評估制度作為房地產稅收的主要輔助手段還很不健全，目前還無法幫助實現房地產稅收的順利征收。
二、房地產稅制改革的總體思路
采取“一清，二轉，三改，四留”的辦法，即對現行涉及房地產方面的稅種進行整合，清理取締不適應經濟發展的稅種，合并稅基重疊或有緊密關聯的稅種；將流轉環節過重的稅收負擔轉移到房地產持有階段；把一部分體現政府職能，屬于稅收性質，且便于稅收征管的收費，改為征稅；對符合國際通行作法，又屬必要的少量規費，繼續規范化保留。統一內外資企業的房產稅，簡化稅制；提升房地產稅收的立法層次；擴大稅基，公平稅負；建立和完善房地產估價制度等配套措施，促進我國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有序地發展。
三、房地產稅制改革的具體設想
(一)合并稅種，開征統一規范的物業稅或不動產稅
把房產稅、城市房地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和土地使用費，以及屬于稅收性質的其他收費，合并為全國統一的物業稅。既包括房屋、土地，又包括難以算作房屋的其他地上建筑物及附著物。我國物業稅的主要設想如下：
1.擴大征收范圍，確定征免界限。要改變房地產稅收重流轉，輕持有的現狀，就必須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擴大不動產的征收范圍，取消那些不適應現實情況的減免。一是取消個人所有非營業性住房免稅的規定，初期可把征稅范圍只限制在非普通住房，特別是對占用土地資源多，擁有住房面積大的豪宅、別墅等高檔房實行高稅率，而對占土地資源少、擁有住房面積小的低收入階層給予稅收減免政策。這樣可改變部分居民買不起房，而買得起的人因持有成本過低，就多買多占的現狀。這筆稅款應專項使用，作為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建設專項基金，鼓勵房地產開發企業積極建設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也可作為對符合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且住房有困難的家庭提供購房或住房租金補貼，這樣將高收入者的收入轉移給低收入者，抑制目前我國逐漸拉大的收入差距，控制收入分配中的“馬太效應”，緩和社會矛盾，構建和諧社會。二是取消對事業單位有關免稅的規定，把非公益性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用地用房納入征稅范圍。三是把農村的工商營業用房和高標準住房納入征稅范圍。
2.對房產稅以評估市場價作為計稅依據?，F行房產稅一是從價計征，是以房產余值(房產原值一次扣除10%--30%后的余值)作為計稅依據；二是從租計征，以租金收入作為計稅依據。這很不合理，按歷史成本價余值征收，使得稅收收入與房地產價值背離，國家不能分享土地增值收益，還將承擔通貨膨脹損失；從租計征的則對其實際租金難以把握，且對經營行為征稅與營業稅有交叉；而且對同一宗房地產按從租計征與從價計征兩種方法分別計算出的稅額相差很大。
3.對土地使用稅應按類型和用途分別制定稅率?，F行城鎮土地使用稅是分地區按單位面積實行固定稅額的辦法，一是國家不能及時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二是稅率過低，且不同等級土地之間的稅額差距太小，體現不了調節級差收入的作用，對促使土地使用者節約用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益等方面的效果不明顯；三是隨著城鄉經濟的發展，許多地方城鄉結合部難以區分，分設在城鄉的企業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也會產生稅負差別；四是部分減免稅規定，過多地照顧了納稅困難企業，不利于一些占地面積大而經濟效益差的企業加強自身的經營管理，影響企業間的平等競爭。對此可借鑒國際通行作法，對個人住房按類型、經過評估的市場價格采用三四級超額累進稅率制。
4.全國稅率應有彈性。我國地域廣闊，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全國不宜采用統一稅率?？稍O立一個彈性控制區間，各地根據經濟發展的水平、納稅人支付能力等因素，在許可的范圍內選擇適用的稅率。
(二)提高立法級次，下放管理權限
中央制定物業稅的基本法，對稅法要素做原則性規定，而由省級立法機關或政府制定細則，明確具體征收范圍、稅目稅率、減免優惠、實施辦法及其征收管理等，不僅有利于維護中央的稅制統一，而且有利于各地因地制宜、靈活處理稅收問題，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逐步把物業稅培育成為縣市級地方稅的主體稅種。
(三)開征不動產閑置稅
目前，土地、房屋資源浪費現象相當嚴重，存在大量已征未用和購而不用的情況，有的地方政府還征用大片土地，等待招商引資時高價出讓。國內有1億多平方米的商品房空置總量，其中空置一年以上的超過50%，占壓資金超過2500億元。而我國商品房開發商大多以銀行貸款為主，房子銷售不出去，必將威脅金融業的良性運行。為制止這種坐享房地產自然增值帶來的收益的行為，打擊囤積居奇，抑制非理性投資，制止資源浪費，優化資源配置，防范金融風險，需要采取稅收強制措施，開征不動產閑置稅。這樣可大大增加國家的稅收收入，非常有效地遏制房地產投機，避免任何因房地產泡沫給國家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
(四)完善各項配套改革措施
一是建立和完善房地產登記制度，全面掌握房地產各方面情況，找準征稅目標。二是建立和完善以房地產市場價格為依據的價格評估體系。三是注意房地產稅制改革與其他稅制之間的協調。房地產稅制的變動，將關系到有關房地產業的多項稅收和收費，因此，要把該項改革和整體稅制完善結合起來，處理好相關稅種之間的關系。
參考文獻：
稅收籌劃論文分析了在現代經濟條件下，稅收作為企業的客觀理財環境之一，如何依法納稅并能動地利用稅收杠桿，謀取最大限度的經濟利益，成為企業理財的行為規范和基本出發點。一個企業如果沒有良好的稅收籌劃，不能有效地安排稅務事項，就談不上有效的財務管理，也無法達到理想的企業財務目標。對于追求價值最大化的企業來說，如何在稅法許可下，實現稅負最低或最適宜，也就成為企業稅收籌劃的重心所在。因此，稅收籌劃論文深入探討企業稅收籌劃的理論依據和籌劃思想，就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
一、稅收籌劃論文稅收籌劃的含義與特點
稅收籌劃論文闡述了稅收籌劃是指在遵守稅法和符合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利用稅收法規所賦予的稅收優惠或選擇機會，通過對企業投資、經營和理財等活動的事先安排和籌劃，盡可能地節約稅款，達到稅負最輕或最佳，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的行為。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日趨完善，稅收籌劃必將成為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稅收籌劃論文提到它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的特點：
（1）合法性。稅收籌劃不僅符合稅法的規定，而且符合稅法立法的意圖，這是稅收籌劃區別于偷稅避稅的根本點。在合法的前提下進行稅收籌劃，是對稅法立法宗旨的有效貫徹，也體現了稅收政策導向的合理有效性。國家在制定稅法及有關制度時，對稅收籌劃行為早有預期，并希望通過稅收籌劃行為引導全社會的資源有效配置與稅收的合理分配，以實現國家宏觀政策。因此，提到稅收籌劃不僅不違法，而且作為納稅人的權利受到國家的保護。
（2）超前性。稅收籌劃是企業對生產經營、投資活動等的設計和安排。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納稅義務的發生具有滯后性，即由于特定經濟事項的發生才使企業負有納稅義務。一旦經營活動實際發生，應納稅款就已確定，再進行籌劃已失去現實意義。稅收籌劃就是要將稅收作為影響納稅人最終收益的重要因素，對投資、理財、經營活動做出事先的規劃、設計、安排。
（3）整體性。稅收籌劃的整體性，一方面指稅收籌劃不能只注重于某一個納稅環節中的個別稅種的稅負高低，而要著眼于整體稅負的輕重；另一方面指總體稅負的輕重并不是選擇納稅方案的最重要依據，應衡量“節稅”與“增稅”的綜合效果。稅收籌劃不僅要考慮納稅人現在的財務利益，還要考慮納稅人的長期利益；不僅要考慮納稅人的所得增加，還要考慮納稅人的資本增值；不僅要考慮納稅人的稅后財務利益最大化，而且還要使納稅人因此承擔的各種風險降到最低?？傊?，稅收籌劃只有從納稅人財務計劃、企業計劃這些整體利益出發，趨利避害、綜合決策，才能真正達到目的。
（4）積極性。從宏觀經濟調節看，稅收是調節經營者、消費者行為的一種有效經濟杠桿，國家往往根據經營者和消費者的“節約稅款，謀取最大利潤”的心態，有意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引導和鼓勵投資者和消費者采取政策導向行為，借以實現某種特定的經濟或社會目的。
（5）目的性。稅收籌劃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減輕稅收負擔一般有兩種形式：一是在多種納稅方案中選擇稅負最低的方案；二在納稅總額大致相同的各方案中，選擇納稅時間滯后的方案，這就意味著企業得到一筆無息貸款，通過稅負減輕而達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6）普遍性。從世界各國的稅收體制看，國家為達到某種目的或意圖，總要犧牲一定的稅收利益，對納稅者施以一定的稅收優惠，引導和規范納稅人的經濟行為，這就為企業提供了進行稅收籌劃、尋找低稅負、降低稅收成本的機會，這種機會是普遍存在的。
二、稅收籌劃論文闡述了稅收籌劃的主要方法
1.稅收籌劃論文闡述了籌資過程中的稅收籌劃
不論是新設立企業還是企業擴大經營規模，都需要一定量的資金?？梢哉f，籌資是企業進行一系列經濟活動的前提和基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可以通過多種渠道進行籌資，如企業內部積累、企業職工入股、向銀行借款、企業間相互拆借、向社會發行債券和股票等，而不同籌資渠道的稅收負擔也不一樣。因此，稅收籌劃論文表明企業在進行籌資決策時，應對不同的籌資組合進行比較、分析，在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確定一個能達到減少稅收目的的籌資組合。
（1）債務資本和權益資本的選擇。就舉債籌資而言，要考慮舉債籌資費用，如發行債券要支付手續費和工本費等，而借款雖不需支付手續費和工本費，但要按借款合同金額的一定比例繳納印花稅，因此稅款的繳納作為籌資費用因素必須考慮。但是利用債務籌資，納稅人不僅可以獲得利益收益額，而且負債利息可以在所得稅前扣除，與不能作為費用支出只能以稅后利潤中分配的股利支付相比，負債籌資可以少繳所得稅，獲得節稅收益。這樣，企業在確定資本結構時必須考慮對債務籌資的利用。一般而言，如果企業息稅前的投資收益率高于負債成本率，負債比重的增加可提高權益資本的收益水平。然而，負債利息必須固定支付的特點又導致了債務籌資可能產生的負效應，如果負債的成本率超過了息稅前的投資收益率，權益資本收益會隨著負債比例的提高而下降。因此也不是負債越多越好，隨著負債比例的提高，企業的財務風險也就隨之增大了。
（2）融資租賃的利用。租賃也是企業用以減輕稅負的重要籌劃方法。通過融資租賃，納稅人不僅可以迅速獲得所需的資本，保存舉債能力，更主要的是租入的固定資產可以計提折舊，折舊作為成本費用，減少了所得稅的征稅基數，少納所得稅，而且支付的租金利息還可在所得稅前扣除，進一步減少了納稅基數。因此融資租賃的稅收抵免作用極其明顯。
2.稅收籌劃論文闡述了投資過程中的稅收籌劃
稅收籌劃論文闡述了企業在進行投資預測和決策時，首先要考慮投資預期獲得的效益，其次要考慮收益中屬于本企業的有多少。對投資者來說，稅款是投資收益的抵減項目，應納稅款的多少直接影響到投資收益率，尤其是所得稅對投資收益的影響更需決策者的重視。
（1）組織形式的選擇。企業在設立時都會涉及組織形式的選擇問題，而在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可供企業選擇的企業組織形式很多，不同的組織形式稅收負擔不同。企業可以通過稅收籌劃，選擇稅收負擔較輕的組織形式。
（2）投資地區的選擇。企業需要對投資地稅收待遇進行充分考慮，有時國家為了支持某些區域的發展，一定時期內對其實行政策傾斜，如現行對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西部地區等的稅收優惠政策。在這些地區投資，有些稅種可以少交或不交，這完全符合政府的政策導向和稅法的立法意圖。
（3）投資行業的選擇。為了優化產業結構，國家在稅收立法時，也做了相應的規定，以鼓勵或限制某些行業的發展。因此，企業投資時選擇投資何種行業也可以進行稅收籌劃，要結合實際情況，予以充分的考慮。
3.稅收籌劃論文闡述了經營過程中的稅收籌劃
企業以不同的方式籌集資金，并按照科學的方法投入企業后，其經營活動進入營運周轉階段，這一階段集中了企業的主要經濟活動，籌資、投資的效益通過這個階段得以實現，而且自始至終包含著稅收籌劃。企業可以通過合理安排生產經營活動來進行稅收籌劃。例如，對于享受限期減免所得稅優惠的新辦企業，獲利年度的確定也應作為企業稅收籌劃的一項內容。由于新辦企業產品初創，市場占有率相對較低，獲利初期的利潤水平也較低，因此，減免所得稅給企業帶來的利益也相對較小。為了充分享受所得稅限期減免的優惠，企業可通過適當控制投產初期產量及增大廣告費用等方式，一方面推遲獲利年度，另一方面通過提高產品知名度，充分挖掘其潛在的市場占有率，提高獲利初期的利潤水平，從而獲得更大的節稅利益。
三、稅收籌劃論文闡述了進行稅收籌劃應注意的問題
（1）遵守稅法，依“法”籌劃。稅收籌劃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于合法性。不合法，就沒有稅收籌劃。具體包括3方面的內容：一是以依法納稅為前提。二是以合法節稅方式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進行安排，作為稅收籌劃的基本實現形式。三是以貫徹立法精神為宗旨，使稅收籌劃成為實現政府利用稅收杠桿進行宏觀調控的必要環節。
（2）稅收籌劃活動要充分考慮實際稅負水平。影響稅負實際水平的因素有貨幣時間價值和通貨膨脹。貨幣時間價值對企業投資績效及稅負水平的最深刻影響，表現在現金流量的內在價值的差異方面。在稅收籌劃中，企業應提高應收現金的收現速度和有效比重，在不損害企業市場信譽的前提下，盡可能延緩稅收支出的時間和速度，控制現金支付的比重?？紤]通貨膨脹因素會形成應稅收益的高估，同時還應注意到通貨膨脹也使得企業延緩支付稅金，會達到抑減稅負的效應。
（3）稅收籌劃要考慮邊際稅率。對稅收籌劃影響較大的稅率不是某項稅負的平均稅率，而是其邊際稅率。邊際稅率是對任何稅基下一個單位適用稅率，也即對每一新增應稅所得額適用的稅率。在實踐中，往往會出現“邊際稅率越低，稅收收入越高，邊際稅率提高，稅收收入反而降低”的怪現象，這反映了邊際稅率變化對納稅人心理的影響及對經濟行為的影響。企業應通過對邊際稅率的考察，核算稅收籌劃的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合理開展稅收籌劃活動。超級秘書網
（4）稅收籌劃要有全局觀。稅收籌劃要從企業微觀經濟系統甚至國家宏觀經濟系統角度全面考慮，細致分析一切影響和制約稅收的條件和因素。
（5）稅收籌劃應注意風險的防范。稅收籌劃之所以有風險，與經濟環境、國家政策及企業自身活動的不斷變化有關，尤其是那些立足長期的稅收籌劃，更是蘊涵著較大的風險性。因此，在稅收籌劃中，有關人員除了全面學習稅收法規之外，密切保持與稅務部門的聯系與溝通至關重要。
，也容易引起爭論和質疑，導致納稅人和公眾在社會心理層面上產生抵觸情緒，使征稅決定在執行上產生困難和障礙。我國稅法實施效果不佳，征稅決定難以執行，甚至有些抗稅案件的發生，與稅收程序本身欠缺公正性關系很大。我們堅持稅收程序作為一個過程具有獨立的價值，就必然會承認和關注稅收程序的正義問題，而這也就意味著稅收程序的設計和程序主體相關權利的設定，應當體現程序正義的基本要求。這些基本要求主要是程序中立性、程序參與性、程序自治性、程序平等性、程序合理性、程序效率性。
三、稅收法治中的程序問題：理論分析隨著正當程序作為一項憲法基本原則的確立和理論的發展，憲法的程序屬性得到了進一步揭示，人們開始強調憲法作為“形成法律的法律”這一程序性特征，“程序性憲法”、“程序”、“程序正義”得到普遍關注。[13]而淵源于社會契約思想的稅收債務關系說，昭示了稅收的正當性在于建立在被征稅者同意基礎上的稅收立憲契約。為忠實地表達人民的意志，需要為征稅權的設立和運行提供符合稅收正義要求的根本程序規則。因此，按照代議制的一般原理，構建符合程序正義要求的稅收立憲程序成為各國建設的重要內容，這表現為有關稅收立憲、修憲采用比普通法律制定和修改更為嚴格的特別程序，稅收法定主義，以及有關稅收立法程序等內容在各國憲法上受到普遍重視，以維護稅收秩序。值得指出的是，美國更是通過司法解釋，賦予正當程序對實體正義的審查職能，這尤其表現在關涉公民財產權的有關稅收實體立法的正義性必須符合實質性正當程序的要求。為了制定符合正義要求的稅收法律，實現稅收良法之治，稅收立法活動應當遵循程序正義的基本要求。稅收立法作為分配稅收負擔和稅收權益的資源配置活動，其程序活動的特點在于各種稅收價值的選擇和相互競爭的各方利益的權衡，這使得民主參與和利益表達機制成為稅收立法程序關注的焦點。尤為突出的是，囿于稅法的技術性、專業性和復雜性，各國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授予行政機關委任立法和制定稅收法規的職能，而且行政機關在稅收法律的制定中扮演著突出的作用，稅收法案的提出和立法準備階段基本上都是由行政機關操作的，形成了較為突出的行政運作機制。[14]為克服間接民主制和行政主導的不利影響，需要突顯稅收立法過程中參與機制對課稅權的制約和規范作用。張揚程序民主性，保證稅收立法過程中競爭性的利益得到充分反映，就有可能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協，也更易于對立法結果的接受，實現多元稅收民主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考慮到行政程序對參與的排斥性和行政立法對稅收活動的巨大實質性影響，在稅收行政立法過程中更應強調參與的價值與意義。例如，美國立法機構在起草法律時并不總是舉行聽證會，但根據聯邦和州行政程序法的規定，行政機構在制定法規時，必須舉行立法性聽證，以便有關方面提出意見。因此，通過公開立法、立法聽證、專家論證、征求意見等制度，實現稅收意義上的參政權，可以更全面、客觀、公正地把握民意，避免或減少征稅權對人民權益的侵擾。同時，重視稅收立法過程中的利益表達機制無論對議會立法還是行政立法都是極為重要的，這體現為賦予公眾在稅收立法中享有知情權、建議權、參與權，承認合理的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和個人利益等。在人類進入社會法治國時代，稅收成為介入私人經濟、供養社會國家、提供福利給付的基本手段，征稅行政權的大量、專門、及時和裁量行使不可避免，以現代程序控權模式為特征的新一代稅收法治應運而生。“國家命令公民納稅和地方當局讓利，與一個持槍強盜逼人留下買路錢之間的區別何在？就在于國家的行為是以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程序、形式和條件為前提的，而不是隨心所欲的”。[15]由于稅收實體正義標準的不確定性，納稅人只有祈求程序正義，希望通過“看得見的方式”作出實體征稅決定。現代稅收程序制度通過選擇機制、抗辯機制、參與機制、角色分擔機制，保證了參與、公平、中立、公開、自治、理性等程序最低限度公正的實現，在稅收法治建構中發揮著中心的作用。稅法的生命在于運用，而這主要是一個程序問題，稅收程序是稅收法治建構的起點，是稅收法治運行的動脈，正當程序是稅收法治效益化的保障。以正當程序理念為核心的現代稅收程序是實現法律對征稅權控制的最佳角色，以“程序制約權力”的程序控權論是對傳統的“權力分立與相互制約”的實體控權論的創新，在中國建構自治型程序控權模式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稅收正義的實現仰賴于以人權保障為核心的納稅人基本權的切實維護，而稅收程序性權利則是納稅人基本權的核心內容，[16]稅收正當程序成為保護納稅人權利的基本通道。稅收程序的法治化、自治性和合理性，使征稅過程獲得正當化，并且有助于對實體稅法疏漏的補充和修正，從而使征稅決定的權威性和正統性得以樹立。“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征稅權的有效監督和納稅人權利的切實保護，需要公正和有效的稅收司法保障，稅法司法狀況是檢驗一國稅收法治的標尺。稅收司法程序的核心目標是為納稅人提供權威、公正、多渠道、高效率的司法救濟保障。法治發達國家都重視建立違憲審查制度，對稅法規范實行合憲性審查，賦予納稅人憲法訴權，站在的高度解決稅收爭議。在稅收普通救濟中，注意擴大救濟范圍，尊重當事人對救濟途徑的選擇權，增強和保障救濟機構的中立性、專業性和權威性，拓寬爭議解決方式，降低救濟成本。為了保障對稅款使用的民主監督權，確立納稅人訴訟，允許以納稅人身份對不符合憲法和法律的不公平稅制和違法支出稅金行為向法院提訟，以全面保護納稅人的稅收基本權益。
四、中國稅收程序法治化：建構思路在進入稅收國家的時代背景下，稅收法治成為構建法治社會的突破口。[17]但長期以來，我們忽視了本應成為稅收法治建設中心的程序建設，例如，稅收立法和執法中重實體輕程序，稅法實施環節缺乏有效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監督保障機制，重管理程序輕控權程序，稅法實效、稅法遵從和納稅人權益保護亟待改進等諸多問題。為因應快速轉型的社會變革、日漸提速的稅制改革和迅速發展的法治建設，應當在稅收法制程序化的理念下，將稅收程序作為稅收法治建設的關鍵和切入點，努力推進稅收程序法治化進程。通過稅收立憲，在憲法中確立正當法律程序、稅收法定主義等憲法原則，明確規定稅收立法程序、財稅體制、納稅人民主參與權和民主監督權等內容。在稅法通則等法律中，確立稅收公平、量能課稅、合比例等稅法基本原則體系。完善稅收立法程序，確立立法公開、聽證、參與原則，建立稅收立法項目的必要性分析制度、起草階段的職業主義原則、立法草案公告制度、評議和答復制度、審議抗辯制度、審查制度、公布和備案制度。在稅收征納程序中，通過制定和完善稅法通則、稅收征管法以及其他行政程序性法律，對凡是涉及影響納稅人合法權益的征稅行為，都應當為其提供正當程序保障，主要是程序公開制度（公開稅收法律文件和行政措施等征稅決定的依據、告知、表明身份、閱覽卷宗）、程序公平制度（回避、征稅機關的中立和獨立、平等對待程序當事人、禁止單方接觸、聽取意見）、程序理性制度（法定順序、遵循先例、說明理由）和程序效率制度（簡易程序、選擇條款）。尤為重要的是，要強化為納稅人服務、增強程序抗辯性、保障納稅人的知情權等程序性權利、確立和保障最低限度的公正。在稅收救濟程序中，開放憲法訴訟和違憲審查制度，增強
憲法稅收條款的司法化。拓寬救濟渠道，廢止稅收復議前置和先繳稅后救濟制度。健全和追究稅收程序違法的法律責任，提高稅收程序的剛性。在稅收行政復議程序中，要增強裁決機關的獨立性和中立性，增強復議程序的開放性和參與性，提倡辯論、質證等言詞審理方式。在稅收行政訴訟程序中，要提高管轄級別，實行審理程序的繁簡分流，防止地方政府對稅收司法審查的干預（“將案件就地消化”），將抽象稅收行為和征稅行為的合理性納入審查范圍，減少稅收行政訴訟的職權主義色彩，增加舉證責任和證據失權等規定。擴大稅收國家賠償范圍，提高賠償標準。另外，試行稅收調查官制度和調解制度，建立納稅人訴訟，進一步為納稅人提供及時、多樣、有效的救濟途徑。
參考文獻
[1][德］阿圖爾·考夫曼等主編，鄭永流譯：《當代法哲學和法律理論導論》，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頁。
[2]陳清秀著：《稅務訴訟之訴訟標的》，臺灣三民書局1992年版，第567頁。
[3]葛克昌著：《國家學與國家法》，臺灣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88—89頁。
[4]黃俊杰著：《納稅者權利保護》，臺灣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5頁。
[5]陳清秀著：《稅法總論》，臺灣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第2版，第22—62頁。
[6]栗勁、李放主編：《中國實用法學大辭典》，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1頁。
[7]徐亞文、廖奕：《政治文明與程序》，載《法學評論》2004年第3期。
[8]季衛東：《程序比較論》，載《比較法研究》1993年第1期。
[9]關于稅收程序構成、特征、類型的詳細研究，參見拙著：《稅收程序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頁。
[10]根據美國學者和聯邦最高法院的解釋，正當程序條款包含“實質性正當程序”和“程序性正當程序”兩項內容，前者要求任何一項法律都必須符合公平與正義；后者“要求一切權力的行使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
[11]“權利”是與“特權”相對的概念，前者是指通過個人的勞動而產生和獲得的財產以及為權利法案所確立的自由，后者是通過政府而獲得或者直接由政府所給予的利益。關于美國正當程序革命的有關情況，參見王錫鋅、傅靜：《對正當法律程序需求、學說與革命的一種分析》，載《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
[12]陳瑞華：《程序正義的理論基礎——評馬修的“尊嚴價值理論”》，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3期。
[13]季衛東：《憲法的妥協性》，載《當代中國研究》第55期。
[14]在日本稅收法律草案的起草中，日本的政府稅制調查會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其在組成、審議程序、意見被采用上的非民主性，引起一些學者的廣泛批評，并主張應從憲法論、人權論的高度來完善稅制法案的立案起草過程，引入“正當法律程序”。參見［日］北野弘久著，陳剛等譯：《稅法學原論》（第四版），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26頁。
[15]季衛東：《憲法的妥協性》，載《當代中國研究》第55期。
安徽大學，合肥230601
內容提要：本文運用文獻計量法和詞頻統計法對CNKI收錄的152篇論文進行了統計分析，評估了我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研究現狀。結果表明，中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研究呈現出研究起步較晚、研究群體相對集中、研究主題比較突出、基礎研究比例偏高、定量分析方法運用較少和研究資助力度不夠等幾個特點。為此，本文建議研究者、研究機構、學術期刊和政府共同協作，進一步提高中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研究質量。
關鍵詞 ：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文獻計量
中圖分類號：F812.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9544(2015)06-0036-05
近年來，隨著財政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和政府采購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公共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問題得到全社會的關注，人們在反思公共財政資金使用效率低下、損失浪費問題嚴重的同時，更加關注對公共財政資金的績效管理。強化績效、科學理財逐步成為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指導思想。學術界對于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研究能夠為財政部門提供決策參考，反過來，對代表性期刊學術論文研究質量的評估能夠從整體上把握我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理論研究水平。運用文獻計量方法、詞頻統計法吸SPSS軟件對CNKI(中國知網)收錄的2000年-2015年中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學術論文進行綜合評價，總結研究特點，提出改進建議，實現本次研究的目的，為財政決策部門提供理論和數據參考。
一、確定評價樣本
為了有效評價中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研究現狀，選擇CNKI收錄的2000年-2014年“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研究論文作為評價樣本，分四步確定評價樣本。第一步，初步搜索。在CNKI數據庫中，以“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為主題搜索顯示，期刊論文732篇、博碩士論文260篇；以“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為
關鍵詞 的論文25篇、博碩士論文4篇；以“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為篇名的期刊論文13667篇；博碩士論文127篇。第二步，進一步篩選。對上述論文進一步分析發現，50%以上的論文與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研究主題相關性不大，不能為評價目標服務，予以剔除。第三步，以“主題”為檢索項，以“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為檢索詞，以相關度或時間為序，按照精確匹配的原則，檢索2000年-2014年間，CNKI收錄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研究論文（截止時間2015年1月3日）。結果顯示，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共計152篇論文。
第四步，下載152篇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研究論文，建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研究評價數據庫，以此為評價樣本，運用詞頻統計法、文獻計量分析法和EXCEL等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和綜合評價。
二、數據分析與評價
（一）研究時間評價
圖1給出了2000年-2014年中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數量情況?？梢钥吹?，中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研究的數量在逐年增加。2005年到2007年之間增長迅速，且在2013年達到頂峰，今后，財政支出績效評價仍將是一個研究熱點，將會有大量的研究論文出現。
2作者學術地位。統計結果顯示（表2），研究生占19.35%，初級或中級研究人員比例為26.61%，副教授為6.450/0，教授僅為3.22%，此外，44.35%的作者沒有標明學術地位，這與部分期刊對作者學術地位標注的要求不盡一致有關。上述統計表明中國財篇。與其他相關研究相比，山東大學汪全勝教授對中國立法后評估的研究系統性較強，自2007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立法后評估研究”獲得立項以來，在17個不同的重要期刊發表17篇立法后評估研究論文，占所有重要期刊立法后評估論文的12.14%，系統深入的理論研究為中國立法后評估實踐提供決策參考?？梢姡瑢χ袊斦С隹冃гu價的研究中，單個作者發文量偏低，研究系統
（二）研究者評價
l作者單位。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門的作者是主體，占57.24%，而企事業單位和獨立的研究所、研究中心的作者比例僅為2.63%，如表l所示。高校作者中，上海財經大學9篇，占14.52%；西安交通大學5篇，占8.06%；上海師范大學4篇，占6.45%；中央財經大學、武漢理工大學、河北農業大學、山東財經大學、南京大學各3篇，各占4.84%；長安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東北財經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各2篇，各占3.23%；其他學校7篇，占11.29%。這與中國立法后評估和中國低碳經濟研究情況大不相同。政支出績效評價的研究人員更加年輕化，中級和副高職稱人員成為研究的中堅力量。
3．作者數量。統計顯示，人均超過兩篇的作者有l6位，共發表了34篇論文，占總數的22.37%，其他118位作者人均1性不強，對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相關問題的探討不夠深入。
（三）研究主題評價
1．學科方向。統計顯示，152篇樣本論文的學科方向包括財政與稅收、高等教育、宏觀經濟管理與可持續發展、會計與審計、職業教育與教育管理、農業支出、環境科學與資源利用、基礎設施投入、行政管理、水利水電、林業財政、醫藥衛生、中等教育、金融、交通運輸等，其中財政與稅收方向的研究論文119篇，占78.3%，其他研究方向的論文只占21.7a/o。由此表明中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研究主題鮮明，研究人員專業性較強。
2．
關鍵詞 。通過對論文
關鍵詞 的統計發現，財政支出帶來的效率、效益和效果，為了科學評價財政支出績效而進行一系列的相關研究。事實上，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理論、方法依然沒有形成體系，研究人員對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存在的問題的關注不夠，這方面的論文只占1.28%，很顯然，需要進一步加強對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存在問題的研究，提出針對性的改進措施，實現績效審計目標。
（四）研究階段評價
1．研究層次。統計顯示，財政支出績效評價主要集中在基礎研究，達65.79%，職業指導的論文也達到17.11%，政策研究達到9.87%，對技術指導和相關應用的研究論文比例偏低，僅占2%，如表5所示?？梢?，財政支出績效研究還處于理論基礎研究階段，缺少深入的技術性的指導和應用研究，在這49.35%的論文圍繞“績效評價”，“財政支出”展開研究，其他研究主題體現為“指標體系”、“改革”、“數據”、“管理”、“評價”等。表明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研究主題突出，
關鍵詞 出現頻次超過兩次的如表4所示。
由此可以看出研究人員關注的重點在于各項方面有待提高。
2．論文級別。對刊發樣本論文的期刊進行統計顯示，載人北大核心和中文核心期刊的論文總計78篇，占評價樣本的70.27%，載人CSSCI期刊中的論文數量有33篇，占29.73%。核心期刊發表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論文分布情況如表6所示。
可以看出，中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研究論文主要刊發在財經、稅收、會計類核心期刊上，尤以《中國財政》發文量最多，《財會通訊》、《財政研究》等期刊緊隨其后，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研究論文受到高級別期刊的青睞，進一步表明關注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問題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從CNKI收錄的所有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論文來看，按照研究主題分類計算，152篇樣本論文只占財政支出績效評價論文的15.32qo；若按篇名計算，樣本論文只占l.lOl%，核心論文和權威論文數量偏少，因而，進一步提高論文質量，在高級別期刊是必然趨勢。
（五）研究技術評價
對研究方法的統計顯示，中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非經驗主義方法，超過50%的研究是案例舉要與統計調查，注重實證分析。研究方法選擇上，學者們傾向于使用定性方法進行評價，定量方法使用較少，但也有部分定量分析方法得到使用，如DEA方法出現了8次，AHP法出現了6次，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出現了14次，模糊綜合評價法也被使用過2次，總體上，定量評價方法使用比例不高。
對國外文獻的跟蹤情況統計顯示，152篇樣本論文中，中文
參考文獻累計出現386次，占評價樣本的87.73%，英文
參考文獻累計出現54次，占樣本論文的12.275。由此可見，學術界在進行財政績效評價的研究時，主要參考國內的研究成果，極少數是國外實踐與成果。因而，借鑒國際文獻與實踐經驗，開展理論對話，提高研究水平是今后需要加強的工作。
統計中也發現，由于作者寫作手法和期刊對
參考文獻標注要求不統一，導致部分論文沒有標注
參考文獻，使得樣本論文的
參考文獻總數量偏少，不符合學術研究規范和基本要求，這也需要研究者和期刊在今后的研究和論文審稿中加以重視。
(六）研究資助力度評價
統計結果顯示，高達88.82%的有關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研究是沒有受到基金資助的，國家級基金和地方政府基金的資助較少，僅占9.21%（如表7所示）。由此可以看到相關研究還沒有受到很多的政策和資金的扶持，與處于基礎研究階段的評價相呼應。
三、研究結論及建議
（一）研究結論
通過上文的統計和分析，可以總結出中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研究呈現以下幾個特點：
1中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研究起步較晚，但發表的重要論文數量逐年攀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公共財政仍將發揮巨大的推動力，對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研究會成為一個重要的熱點課題。
2．研究群體相對集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員成為中國財政支出研究的主力軍，財經類院校對財政績效問題的關注要高于其他綜合性的高校，如樣本論文中，上海財經大學就有9篇。同時，研究者主要是具有研究生學歷和中級職稱的研究人員，中級職稱和副高職稱人員將是今后中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研究的主力。
3．研究主題比較突出。研究人員學科方向以財政與稅收為主，體現出研究者專業性較強的特征。同時，49.35%的論文圍繞“績效評價”，“財政支出”展開研究，其他研究主題包括指標體系、改革、數據、管理、評價等，表明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研究主題突出。
4．基礎研究比例偏高。65.79%的論文都是基礎性研究，研究者關注研究對象本身的問題，沒有進一步的挖掘研究對象深層次的問題。并且，基礎性研究成果在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發表的比例偏低，還沒有形成一系列的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供政府部門決策參考。
5定量分析方法運用較少。90%的研究注重定性分析，這和65.79%的研究以基礎性研究有關，財政支出績效評價中定量分析具有較大的空間。
6．研究資助力度不夠。大部分的研究缺乏基金的資助，也是導致研究成果質量偏低的原因之一。長期以來，我國基礎性研究的資助力度不夠，不利于科研工作者研究效率的提高。
（二）若干建議
綜上所述，中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整體上還處在初級階段，對于進一步提高中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研究質量，建議加強如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研究者方面。首先鑒于中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研究者結構不均衡，教授、副教授參與研究的比例偏低的現狀，需要進一步優化研究人員結構，鼓勵正高和副高職稱的教師和研究員組建研究團隊，參與財政績效評價的研究。其次，財政、稅收機關工作人員對財政支出結構和規模比較了解，能夠結合工作實踐，對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提供指導，因而，政府機構和事業單位財稅工作人員是今后優化研究群體結構需要考慮的對象。第三，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屬于財政學和技術經濟學交叉領域，對財政支出規模及結構、財政支出實施過程和實施績效的評估屬于中評估和后評估，需要結合技術經濟學的評價方法、評價工具和模型進行定量評價，因而需要研究者掌握一定的定量評價方法，為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奠定理論基礎。
2．研究機構方面。首先，各研究機構應主動加入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研究中來，并且要明確各自責任和研究主題。確立各自的核心研究主題，組建理論功底扎實、創新能力較強的科研團隊，圍繞核心主題開展針對性研究，以高質量的專著、權威論文、研究報告申請項目結題，為繼續申請新項目或新課題做準備。其次，需要研究機構建立一套對于該方面研究切實可行的科研績效評價體系，以評價研究機構內研究人員的科研績效水平。第三，還要注重與相關專業領域專家的交流與學術研討，相互學習，以達到提高整體研究水平的目的。
【論文摘要】本文在對我國現行與慈善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進行梳理和歸納的基礎上，結合發現的問題，深入探討稅收優惠政策和促進慈善事業發展之間的關系。在借鑒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慈善相關稅收制度提出了完善建議。
【論文關鍵詞】慈善捐贈；稅收；對策
一、慈善捐贈相關稅收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目前，我國關于捐贈的稱謂有四種表述形式：贈送、饋贈、贈與和捐贈，還沒有從立法上進行統一。在現行稅制上，流轉稅類各稅種關于捐贈的規定存在以下缺陷：對公益性捐贈和非公益性捐贈一律視同銷售征稅；實物捐贈不能享受稅收優惠。我國對公益性實物捐贈，只是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才享受稅收減免。在所得稅類方面，關于公益性捐贈的立法除《企業所得稅法》和《個人所得稅法》的規定外，大量的是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頒發的效力較低的規范性文件，這導致公益性捐贈的稅收立法效力較低。公益性捐贈的扣除標準規定過低：《企業所得稅法》關于納稅人進行的公益性捐贈在年度利潤12%以內的可以扣除，且超過限額的部分不可以向后年度結轉?！秱€人所得稅法》規定：在應納稅所得額30%的范圍內扣除公益性捐贈部分。對未通過指定的非營利社會團體和國家機關的公益性、救濟性捐贈以及直接對受贈人的捐贈均不得在稅前扣除的規定不合理，根據相關規定，企業和個人通過國家批準成立的非營利的公益組織或國家機關向紅十字會事業、老年人服務機構、青少年活動場所、農村義務教育的捐贈，準予在所得稅應納稅額中全額扣除。除此之外，向未指定的慈善機構捐贈均不允許扣除。在資源稅類、財產稅類和行為稅類中，只有契稅、土地增值稅和印花稅三個稅種的立法對納稅人的捐贈行為做出了明確的規定，這些規定不完整不利于企業的捐贈。
二、慈善捐贈相關稅收制度存在問題的后果分析
(一)捐贈稱謂立法不統一的后果分析
首先，“贈與”是屬概念，“捐贈”是種概念，“捐贈”是“贈與”的一種。“贈送”和“饋贈”則是“贈與”概念的另一種表述。應避免在實踐中產生誤會或引起歧義。其次，稱謂不統一將帶來相關稅收優惠制度執行中的難以界定，和難以操作。
(二)流轉稅類各稅種關于捐贈的規定存在缺陷的后果分析
對公益性捐贈和非公益性捐贈都一律視同銷售征稅的是國家逃避其責任的表現，在客觀制約了公益性捐贈事業的發展。實物捐贈不能享受稅收優惠與《公益性事業捐贈法》所倡導的宗旨相違背，打擊了納稅人進行公益性實物捐贈的積極性。
(三)所得稅類各稅種關于捐贈規定不完善的后果分析
1.公益性捐贈的稅收立法不統一，關于相同性質的公益性捐贈，《企業所得稅法》和《個人所得稅法》的規定不一致，有些按全額扣除，而有些按比例扣除的局面，這顯然違背了稅收公平原則。
2.公益性捐贈的扣除標準規定過低，對比個人30%，企業12%的扣除限額，如果全額扣除，會進一步激發捐贈意愿。
3.企業當年公益性、救濟性捐贈超過扣除標準部分不能往以后年度結轉扣除，這一規定既不符合國際稅收慣例，也不利于企業逐年消化一次性較多的捐贈。
4.對未通過指定的非營利社會團體和國家機關的公益性、救濟性捐贈以及直接對受贈人的捐贈均不得在稅前扣除，指定捐贈機構意味著不平等和壟斷，意味著對未被指定的捐贈機構的歧視。同時，對捐贈人和捐贈單位的捐贈意愿而言，將產生不合理影響。
(四)資源稅類、財產稅類和行為稅類關于捐贈的規定不完整，在以上三種稅類中，只有契稅、土地增值稅和印花稅三個稅種的立法，其中包含有對納稅人的捐贈行為的明確規定，還有空白之處，不利于在實踐中具體操作。
三、慈善捐贈相關稅收制度存在問題的對策分析
(一)關于捐贈的稱謂立法不統一的對策分析
建議在在涉及公益性捐贈稅收優惠制度時統一使用“捐贈”一詞，從而避免在實踐中產生誤會或引起操作上的不便。
(二)流轉稅類各稅種關于捐贈的規定存在缺陷的對策分析
1.對公益性捐贈和非公益性捐贈一律視同銷售征稅的對策分析
我們建議在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的立法中規定：凡是通過中國境內非營利社會團體、國家機關向教育、民政等公益事業和遭受自然災害地區以及貧困地區的捐贈，視同銷售征稅，但采取先征后退或即征即退的稅收優惠。
2.實物捐贈不能享受稅收優惠的規定不合理的對策分析
建議明確規定：用實物進行公益性捐贈的，納稅后采取先征后退或即征即退的稅收優惠。在一些突發的災難性事件中，實物更加符合捐助對象需要，救災、救濟更加高效。
(三)所得稅類各稅種關于捐贈的規定不完善的對策分析
1.關于公益性捐贈的稅收立法不統一，且扣除限額規定不一致的對策分析
加快對公益性捐贈稅收優惠法規、規章的清理，使其與企業所得稅法和個人所得稅法等法規之間的規定相統一，相銜接，使規定更加合理和科學。
2.關于公益性捐贈的扣除標準規定過低的對策分析
我國稅收立法可以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適當提高公益性捐贈的扣除比例，從而促使納稅人承擔更多社會責任。我們建議適當提高公益性捐贈在應納稅所得額中的扣除比例，但是扣除比例不宜過高，更不宜全額扣除。比例過高，容易形成偷逃稅，企業會借助于免稅組織進行稅收籌劃；采取全額扣除則容易造成企業通過捐贈，實質上以國家稅款進行捐贈，但獲取自身的廣告效應和良好名聲，慷國家之慨。我們借鑒可以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通行做法，規定納稅人間接公益性捐贈，在年度應納稅所得額30%以內的部分，準予按實際發生額在稅前扣除。
3.企業當年公益性、救濟性捐贈超過扣除標準部分不能往以后年度結轉扣除的規定不合理的對策分析
基于以上同樣的理由，我們建議：應該允許超過30%的部分可以往以后年度結轉扣除，但往以后年度結轉的最長時間不超過5年。4.對未通過指定的非營利社會團體和國家機關的公益性、救濟性捐贈以及直接對受贈人的捐贈均不得在稅前扣除的對策分析
目前，對比通過公益機構的捐贈，更多的納稅人采取了直接捐贈的方式，其原因一方面是捐贈者擔心發生救災物資、捐贈款項被不法者截留侵吞；另一方面是捐贈者實施直接捐贈有一種心理上的成就感、滿足感，精神上的回報是巨大的。另外，對直接捐贈不允許稅前扣除的做法理由之一是避免稅款流失，但事實上也不完全能達到立法目的。如有的納稅人通過捐給個人，由個人作為資本投入也可達到避稅目的。因此，對公益性、救濟性直接捐贈也應當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具體可由稅務部門和民政部門共同來制定操作規程，經稅務部門和民政部門認可后，允許在稅前作相應扣除。
(四)資源稅類、財產稅類和行為稅類關于捐贈的規定不完整的對策分析
資源稅類、財產稅類和行為稅類中的契稅、印花稅有關贈與的規定是比較完善的，但土地增值稅中關于贈與的規定則需要進一步完善。建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2條中補充規定：非公益性贈與應征土地增值稅，并規定只有以下兩種情況除外：一是向直系親屬或承擔直接贍養義務人的捐贈；二是納稅人通過中國境內非營利的社會團體、國家機關將房屋所有權、土地使用權捐贈給教育、民政和其他社會福利、公益事業。
關鍵詞:偷稅;避稅;稅務籌劃;稅法
作者簡介:楊默如(1980―),女,中國人民大學、華僑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師,注冊會計師、注冊稅務師,研究方向:稅收理論與政策。
中圖分類號:F812.42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7.021文章編號:1672-3309(2010)07-0056-03
一、正確劃清3個術語界限的重要意義
近年來,不論是納稅人還是稅務機關,不論是稅法制定者還是稅務中介機構,將注意力聚焦于國際偷稅、避稅和稅務籌劃的趨勢愈發明顯。這不僅是因為全球經濟動蕩滋長了以稅負減省作為融資新渠道的想法,而且源自日益國際化運營的公司和個人能夠更加方便地轉移納稅義務。誠然,從公共財政學視角,1元錢的財政收入損失是偷稅引致還是避稅引致并無差別,因此這3個術語似乎可以相互替代。然而,從法律角度而言,3個術語絕對不能等同。其中,“偷稅”因其違法性而易于甄別,然而,術語“避稅”(不可接受的)與“稅務籌劃”(可接受的)由于同樣具有合法性,就顯得界限模糊。在絕大多數國家承認納稅人享有“安排自身事務以使納稅義務最小化”權利的前提下,政府會在其中區分出“不可接受”的避稅,以使愈演愈烈的避稅趨勢能夠有所抑制。在學術上已較受公認的概念劃分回歸到實踐的立法、執法與司法中往往難以落實。其實,清晰地劃分3個概念,不僅可以穩定政府的財政收入預期和納稅人的納稅成本預期,也便于納稅人降低稅務風險。
二、3個術語定義與應用的國際借鑒
(一)3個術語的基本定義
偷稅。偷稅一般是指“對稅法條款的直接侵犯”;另一個廣為采用的偷稅概念是:“納稅人規避稅款支付,但未能免除法定納稅義務,因而觸犯稅收法律,甚至違犯刑事法律。”偷稅的屬性是天然違法性和可受法律制裁性。違法性產生的原因,一類是未能適當申報一項本屬合法交易的可確定稅額(如不申報或故意地不適當申報);另一類是未報稅的交易本身是不合法的(如洗錢等)。在偷稅范疇內,有的國家也區別相對輕微的漏稅行為(如未能遞交完整的收入申報表)與更嚴重的違法行為(如虛假申報或虛假發票)。在英語和其他語種中,后者也被稱為“稅務欺詐(Tax Fraud)”。
避稅與稅務籌劃。OECD關于國際避稅與偷稅的報告是比較權威的法律文本。其中提到:“避稅……是政府所關心的,因為這種行為有悖財政公平,嚴重影響預算,而且扭曲國際競爭和資本流動?！痹搱蟾嬷赋?“納稅人通過完全可接受的稅務籌劃(如在稅收減免與激勵中選擇與正常商業交易相容的最優路徑),甚或克制而不消費一種被課稅的產品(如戒煙),以減輕或免除納稅義務,這是可能的,顯然政府不會打擊這種行為?！眻蟾娼o出了避稅的4個要素:(1)幾乎總是呈現不自然的成分,即一項方案中的各種安排都不把商業或經濟目的作為其初始目標;(2)秘密性可能是現代避稅的一個特點;(3)經常利用法律漏洞或專有法條以達到立法者本不希望的目的;(4)交易中的主要收益來源于所獲的稅收利益。
(二)術語應用的現狀
第一,令人擔憂的術語混用。即便是歐洲法庭(ECJ)應用這些概念也會有模糊不清之時,雖然可能是由于疏忽,但也令人擔憂。比如:ECJ在Hugbes de Lasteyrie du Saillant案例中記載:“……在成員國領土之外,一個自然人稅收住所的轉移,本身并不意味著避稅。偷稅或稅務欺詐確不能由自然人的稅收住所已轉移到另一成員國的事實而大致推斷。偷稅或稅務欺詐也不能使得一項財政措施合理化,如果這種財政措施侵犯了基于(歐盟)條約所承諾的基本自由的實踐……”可見,ECJ互換使用了術語“避稅”、“偷稅”和“稅務欺詐”,似乎三者之間無甚差別,這是明顯不當的。另外,歐盟的立法者也在相互替換地使用不同術語,如《公司合并指南》并未區分偷稅和避稅,而是同等對待二者。
第二,概念明確區分的必要。歐盟內不同成員國在避稅的法律要件由何者構成的問題上持有不同觀點。一個成員國認為是無害的稅務籌劃,在另一成員國可能被視為有害的避稅。對此,通常由ECJ判定某一項跨境交易究竟屬于避稅還是稅務籌劃。在ECJ判決之前,整個交易的結果在法律上是不安全的。甚至在ECJ判決之后,法律上的不安全性仍然存在,因為ECJ對案件的判決并不都是終審而恒定的。
可見,明確的定義將使納稅人得以預期法律后果進而規劃自身事務,得以準確估算相關交易成本。而且,這種“確定性”也惠及政府。如果對財政收入的預計較為確切,那么國家財政預算也將是穩定的。
三、在中國定義和應用3個術語的法律建議
(一)在立法中界定基本概念并列明具體規范
第一,國際稅法趨勢推動。當前,國與國之間的稅法條文相互影響,特別是程序法方面,國際法(主要是公約、條約和協定)對于一國國內法的同化程度日深。3大術語統一口徑的定義在國際上有著OECD等組織的文件依據,適用于其成員國。在一個國家內部,也應由中央政府啟動立法程序加以明確定義。況且,國際避稅也更多地涉及我國的居民與非居民企業,對于國外稅務同行的立法慣例,我國政府與納稅人都需要充分尊重?？傊?隨著國際稅法對3大術語定義的趨同,我國也要加強對3大術語的國際化研究,并在國內稅收立法中適用與國際稅法界基調一致的規范詞匯。
第二,我國稅法微調需求。《企業所得稅法》第六章“特別納稅調整”第四十七條規定:“企業實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安排而減少其應納稅收入或者所得額的,稅務機關有權按照合理方法調整”?！镀髽I所得稅法實施條例》進一步闡釋:“企業所得稅法第四十七條所稱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是指以減少、免除或者推遲繳納稅款為主要目的”。一般認為,上述條款以及《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國稅發[2009]2號)構成了我國企業所得稅的一般反避稅規則。但對于我國這樣一個成文法的國家,“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對于納稅人避稅行為的處理,如果沒有法律條文的細化規范,在今后的司法程序中,執法機關將很難對納稅人“不具有商業目的”的主觀動機舉證。何況,上述反避稅規范體系只是企業所得稅法體系下的法規和規章,尚無法覆蓋重要稅種,如增值稅、個人所得稅等。
(二)提高處理“避稅”案件的執法主體級次
第一,法律規范尚不到位?！镀髽I所得稅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稅務機關有權按照合理方法調整?！薄短貏e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各級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對企業實施特別納稅調查調整要加強聯系,可根據需要組成聯合調查組進行調查?！笨梢?在我國處理“避稅”案件的執法主體資格沒有較高規格的明確要求。在歐洲,只有經過法院終審裁決,納稅人行為才可被認定為“避稅”,這是一個嚴謹的法律概念,連稅務局或政府公務員都無權認定,而只能交付法官判定。
第二,執法主體應予明確。對我國境內偷稅行為,2002年修訂的征管法對其執法主體“稽查局”的職能進行了明確定位。同樣,只有明確了反避稅的責任主體,這一工作才能夠更好地落實。國外稅法界有句老話:“反避稅不是技術而是藝術?！笔聦嵣?從事反避稅的稅務人員,不僅要精通稅法,還要有經濟學、管理學、會計學、統計學、信息技術、外語等多個學科領域的知識作為支撐。在避稅日益變成一種跨區域、跨國境的復雜行為時,既然執法主體對納稅人行為是否構成偷稅、避稅或稅務籌劃如此“大權在握”,那么這一權力主體就應當規格較高、責任分明。為此,應以國家稅務總局的專業部門為主負責,下設省一級直屬機構,專司避稅案件的受理和查處,這有利于磨勵專業技能和執法程序的獨立。
(三)在稅收司法中適當采用判例作為依據
第一,借鑒國外司法裁決涉稅案件的基本理念。由于避稅行為常源于稅法的漏洞或不明之處,因此反避稅最基本的措施之一是完善稅法、堵塞漏洞,少給納稅人留有法律盲區。但是,成文法的國家,人們按“法無明文禁止即可行”的“法諺”行事,稅法條文再嚴密,法律修訂再及時,也無法應對交易方式(如各種衍生金融工具和電子商務)推陳出新對于稅法更新速度的挑戰。在歐洲,為了堵住避稅的口子,稅法如是規定:當法庭判決交易A是“避稅”后,如果另一個納稅人還重復一模一樣的交易A,則后者就是“偷稅”。法律認為后者是有意利用前者案例信息進行不當申報,屬于“偷稅”行為。這種規定省卻了立法者的許多麻煩。此外,如果法庭判決交易B是“稅務籌劃”,那么交易B的節稅手法就可供其他納稅人照搬照抄而無違法之虞。此種情形就需要立法者采取積極行動以堵塞這一稅法漏洞(否則利用這一漏洞的行為因法庭判決而被強調為“合法”),除非國家容忍漏洞的繼續存在。
第二,在我國適當運用稅收“判例法”的設想和建議?！芭欣蹦芊駪糜凇俺晌姆ā眹夷?回顧英美法系的發展歷程,判例現在的立法功能也經歷了長時間的進化。18世紀以前,判例并不具有拘束力。那時法庭辯論對先前判決的引用和討論也只是佐證法院習慣做法的憑據,起著非決定性的作用。18世紀以后,判例才逐步具有拘束力。判例法中重要的不是具體的判決本身,而是判決中所折射的規則。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判例的積累,判例法的作用由“提供證明”發展到“創造規則”,即“法官造法”審判境界。隨著英美法系國家范圍的擴大,造法功能的判例被越來越多的國家作為立法借鑒。我國對判例的應用比較慎重,我國的立法模式尚屬大陸法系的制定法模式,判例不具有立法意義。當學者對是否在中國確認判例法的立法地位爭論不休時,審判實踐中法官已開始自覺參照學習具有代表性的判例,很多法院已把最高人民法院的《審判參考》作為工具書使用。天津高院首創的判例指導推動了我國“判例指導模式”的發展。而行政法領域也有學者呼吁采用“行政案例指導制度”,將具有共性的案例總結匯編,使其成為走向有中國特色“判例制度”的一個過渡性質的制度?？梢?判例法與成文法的并用是立法發展的趨勢,由“判例指導”到“判例作為法律淵源”是中國法律體系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的路徑之一。
為了對稅法調整的經濟現象即“偷稅”(違法的)、“避稅”(合法但不可接受的)以及“稅務籌劃”(合法且可接受的)行為之間劃定清晰和統一的界線,我國的最高稅務當局可以將已有的案例匯編到一系列類似《稅收法律案例公告》的全國性稅法數據庫中,并定期公之于眾。通過建立稅法案例庫及其檢索系統,可以逐漸使千變萬化的現實案例成為指引征納行為的補充法律依據,效力級次相當于稅收行政規章,如“財稅”、“國稅發”文件。記載于《稅收法律案例》的被定性為避稅的案例,當事人不受處罰,只補交稅款,但其他納稅人不可步其后塵,否則以偷稅論處;記載于《案例》的被定性為稅務籌劃的案例,納稅人完全可以效仿其手法,直到稅法條款作出相應修訂;記載于《案例》的被定性為偷稅的案例,當事人既要補交稅款,又要被處以行政或刑事處罰,對于其他納稅人也起著警戒和教育的作用。由于稅收案例數量繁多,只有少數重要或典型的稅務籌劃與偷稅的案例必須收錄進《案例》公告,但所有的避稅案例都應當收入其中。如此,《案例》(也可能是冠以其他書名的類似判例法的文檔匯編)才可以在成文法捉襟見肘、不足為據時,成為用于定性偷稅、避稅與稅務籌劃案件的權威依據。
四、結論
在日新月異的國際涉稅交易中,偷稅、避稅與稅務籌劃的區別需要在理論與實踐中進一步區分。本文借鑒OECD與歐盟對這3個稅收法律術語的主流觀點和現實應用,提出了在中國定義和應用3個術語的政策建議:(1)在立法中,明確區別三者概念,使納稅人預期穩定――偷稅者得以補稅、處罰;避稅者得以補稅,并杜絕后來者效仿;稅務籌劃不予補稅,也允許后來者效仿。(2)在執法中,提高處理避稅案件的主體資格,使之更具嚴肅性與統一性。(3)在司法中,使“案例”成為今后審判涉稅案件的指導和依據,逐步成為對現有“成文法”加以補充的“判例法”雛形。
參考文獻:
[1] Paulus Merks, Tax Evasion, Tax Avoidance and Tax Plan. Intertax (International Tax Review).Volume 34, Issue5, 2006.
[2] International Tax Avoidance and Evasion, Four related studies (OECD, Paris, 1987).
論文摘要：稅收是國家財政的基本來源，擴大稅源、增加稅收是國家財稅管理部門的主要任務。然而，在利益的驅動下，很多企業都絞盡腦汁地要減輕稅負，于是就產生了避稅和節稅行為。本文從基本概念和特征入手，對避稅和節稅進行比較分析。
一、“避稅”的概念和特征
1基本概念
避稅，即稅收規避的簡稱，指納稅人利用稅法上的漏洞或稅法允許的辦法，通過對經營事項進行事先籌劃，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達到減免稅負的目的。
各國對避稅概念的理解可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避稅，是指納稅義務人為減輕稅負所采取的一切行為。進一步可將其分為正當避稅和不正當避稅1，其中正當避稅也稱合法避稅，是指納稅人依據稅法規定，作出符合稅法宗旨并能減輕納稅義務的行為；不正當避稅則指行為人利用稅法漏洞，通過人為的安排，減輕稅負的行為。
2特征
(1)非違法性。避稅是一種非違法行為。
(2)提前性，亦稱前瞻性。即在納稅前，就需要對經營過程的中涉稅行為進行相關的籌劃和安排。
(3)受益性。其中有兩層含義，一是低稅負，例如運用低稅率，可以降低企業的稅收成本，二是延長納稅時間，將納稅期推后，可以間接減輕稅收負擔。
(4)權利性。避稅實際上是納稅人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合理地運用稅法所賦予的權利，來實現減輕稅負的目的。
二、“節稅”的概念和特征
1基本概念
節稅，是指納稅人采用合法的手段減少稅款，即稅款的“節約”。它是指在稅法規定范圍內，當有多種納稅方案可選擇時，納稅人以稅收負擔最低為標準來進行選擇。
節稅行為因符合稅法宗旨和政策意圖，因此常為各國政府所鼓勵和提倡。
2特征
(1)合法性，節稅是通過對稅收法規進行分析研究后，作出的優化稅收的選擇。
(2)符合國家的政策導向。從宏觀經濟調節來看，稅收是調節市場經濟以及生產者、消費者行為的有效的工具，政府通過稅收政策，引導納稅人的生產、消費行為，以實現政府調控經濟，引導消費的目的。
(3)普遍存在的經濟現象。各國在制定稅法時，都會制定一些優惠政策，這些政策為納稅人的節稅行為提供了前提，使得節稅行為具有普遍性。
(4)形式多樣性。稅收政策在地區、行業或者企業之間存在著差異，差異越大，那么納稅人的選擇余地就越大，節稅的形式也就越多。如利用地區差別、科技含量差別、出口優惠等，都具有可行性。
三、“避稅”和“節稅”的區別與聯系
1從立法角度看，二者內涵不同
節稅具有合法性，而避稅有非違法性。節稅順應立法精神的，而避稅則違背立法精神。避稅是以不違法的手段達到減免納稅義務的目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國家稅法，導致國家財政收入的減少，間接影響稅收制度的公平性。
2從宏觀經濟角度看，二者對經濟、社會影響不同
企業選擇節稅，會造成政府稅收收入的暫時減少，但從長遠來看，企業通過節稅，會獲得更多的收入，這樣使生產者有更高的積極性以及更多的資金去再投資，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政府可以通過擴大稅基而獲得額外的稅收收入。同時，普遍推廣節稅有助于國民納稅意識的提高，促進納稅人學習和研究稅法。
避稅在形式上與偷稅截然不同，沒有公然違反稅法，但它也是利用稅法和國家政策的“漏洞”和缺省環節，使得國家稅收收入減少，妨礙了稅收職能的發揮。同時，避稅會影響納稅人的心理平衡，使得一些納稅人會朝著有政策漏洞的行業、部門去生產、投資，不利于社會產業結構的優化，甚至會引起經濟的不正常發展。
3從微觀經濟角度看，二者對企業的影響不同
節稅可以減輕納稅人稅收負擔，是獲得稅后利潤最大化的正確途徑。企業進行節稅籌劃活動，可以增強企業對資金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提高企業自身的經濟效益，有利于企業的發展壯大。
避稅是以現行稅收制度存在的漏洞為前提，如果稅收政策變化，一定會影響企業的稅收狀況，進一步影響企業的現金流，因此，稅收政策的不確定性會使企業不能進行長期的生產發展計劃，導致生產計劃的短期性。一旦稅制完善，企業便束手無策，難以應付市場經濟中的不確定性。
4從國家的角度看，政府對二者持有不同態度
在很多國家，政府部門都提倡企業進行節稅籌劃，這樣可以減輕企業稅收負擔，提高企業生產經營的積極性，從而又間接增加了國家稅收收入，是一種政府于企業的雙贏選擇。因此國家應在這方面積極宣傳，讓納稅人了解、認識節稅籌劃。
避稅，是一種國家不提倡的行為，雖然目前沒有相應的法律法規明確提出反對，但由于避稅的非違法性以及對經濟的不利影響，我們還是應該自覺的反對這種行為。政府部門應該不斷改進和完善現行的稅收法律法規，科學合理地設計稅種，構建一個完善的稅收體系；同時出臺相關的反避稅方面的法律法規，提高稅務人員的業務素質和征管稽查水平，才能制止避稅的有效辦法。
5避稅與節稅的聯系
(1)主體相同，都是納稅人的行為；
【關鍵詞】 稅收負擔； 稅收遵從； 稅收籌劃
在我國現行的稅收體系下，由企業繳納的稅收主要有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印花稅、房產稅、土地使用稅和資源稅等，從我國稅收收入來源構成上看，企業稅收與個人稅收的比為9■1，從企業的綜合稅收負擔率（企業實際繳納的各稅稅額之和與企業收入總額的比率）上來看，我國企業的稅收負擔確實較高。盡管流轉稅通過稅負轉嫁最終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但對部分買方市場的商品來說，還要由企業負擔一部分。較高的名義稅負會影響企業的經營行為，比如在融資手段、股利分配、稅收遵從與稅收籌劃等方面，企業都會因稅收負擔因素而有所選擇。
一、對企業融資手段選擇的影響
企業的融資手段一般情況下有兩種：股權融資與債權融資。股權融資是指企業增發股本，吸引新的投資人入股參與經營，并從企業的稅后盈利分配紅利給投資人作為投資收益；債權融資是指通過舉債融入資金，支付利息給債權人作為資本收益。影響兩種融資方式選擇的所得稅政策不同，導致企業的稅收負擔不同。
（一）兩種融資方式所得稅政策的不同
按現行的企業所得稅利息扣除規定，企業的債權融資規模不超過企業注冊資金兩倍以內支付的利息，都可以在繳納企業所得稅時作為利息費用扣除。對企業來說舉債規模越大，發生的利息費用就越多，在所得稅前扣除的費用也就越多，企業當年應納的所得稅就越少。而以股權融資方式取得的融資，只有形成固定資產的部分，其融資成本才能在稅前按一定標準扣除，對企業所得稅稅負的影響較小，并且企業稅后利潤分配給投資人時，投資人作為投資收益還要再繳納所得稅。
（二）兩種融資方式的選擇
由于兩種投資方式所適用的所得稅政策不同，大部分企業都會選擇舉債融資的手段融資，拿別人的錢給自己賺錢，就連世界著名的蘋果公司為股東發放紅利，也通過舉債的方式進行。但是利潤與風險并存，債權融資的風險遠大于股權融資，一方面債權融資有還本付息的風險，債務到期必須歸還本息，一旦企業經營出現問題，債務違約的壓力會增加企業破產的風險；另一方面政府為了防止企業大規模的舉債經營，在所得稅政策上會規定一個允許在稅前扣除的利息上限，即資本與債務之比，我國規定一般企業為1■2，其他國家有1■3，有的高達1■5，這就是防止企業利用資本弱化來避稅的安全港法規，對超過上限的利息不允許在所得稅前扣除。再加上國家金融政策變化的風險，若借貸利率上調，企業付出的代價會更大。而股權融資雖然使企業不能從所得稅上套利，但企業的資本構成卻相對穩定，有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
二、對企業股利分配政策選擇的影響
企業的股利是企業的股東按其投資額的大小從企業分得的利潤，是企業盈余在股東和企業之間的初次分配。我國上市企業股利分配方式通常包括派發現金股利、送股票股利（即送股）兩種形式。現金股利是指企業以現金形式向股東支付的股利，增加企業股本，不改變每股凈資產；送股票股利是指企業以發放股票的方式代替現金，按股東持有的股份比例向股東支付的股利。
（一）兩種分配方式所得稅政策的不同
按現行企業和個人所得稅法規定，上市企業以現金方式向股東派發股票紅利時，個人和證券投資基金應以收到的現金紅利為應納稅所得額繳納20%的個人所得稅，不得扣除任何費用，并由發放股利的企業代扣代繳，股東個人賬戶上收到的是稅后紅利；若企業向股東派發股票紅利，只轉增股東股票賬戶的股本數量，不對新增股本的價值繳納個人所得稅，即使以后發生股權轉讓，個人就股權轉讓收益也免征個人所得稅，企業取得的股權轉讓收益依法繳納企業所得稅。
（二）兩種分配方式的選擇
由于對兩種股利分配方式的所得稅政策不同，企業在分配股利時往往會選擇股票紅利的方式，盡量避免用現金分配紅利，導致我國上市企業中使用現金分紅的企業數量不多，并且分配現金紅利的金額占企業應分配利潤的比例偏低。雖然我國《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明確規定了公開發行證券的股利分配條件，即最近3年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累計分配的利潤不少于最近3年實現的年均可分配利潤的20%，但由于存在某些深層次的原因，如一些企業的內部控制人實際控制著企業的日常經營，通過提高薪酬收入、加大在職消費等手段獲取收益，而現金分紅會損失其既得利益；還有一些大股東通過控制上市企業關聯交易、再融資等方式獲得剩余索取權，現金股利的影響甚微等，導致投資者進入股市的資金不是為了獲取投資分紅，而是為了賺取差價，投資者的投資行為主要圍繞股價的波動進行，追漲殺跌，缺乏長期投資理念。為鼓勵投資者長期投資的信心，除了建立企業穩定的現金紅利分配機制，對股權轉讓收益征收資本利得稅也是較為有效的手段。
三、對稅收遵從與不遵從選擇的影響
納稅遵從是指納稅人按照稅法要求履行其納稅義務的行為，表現為及時填寫所有要求填寫的申報表，申報表上的應納稅額應按稅法規定和法院裁決要求正確計算。與此相反行為，即不符合稅法意圖和精神的納稅人行為則為納稅不遵從。
（一）稅收負擔過重導致稅收不遵從的理論分析
根據預期效用最大化理論，“理性經濟人”在作出行為決策時，會對其面臨的不同選擇的成本和收益進行對比分析，然后選擇一個能使預期效用價值最大化的行動。若稅務機關對稅收不遵從的查獲率不變，當稅率提高稅收負擔加重時，納稅人的損失會更大。因此，在面臨損失預期時人們更傾向于風險偏好，而且人們對損失比對收益更敏感，那么納稅人會冒風險逃避稅。這就導致了稅率越高，稅收不遵從度越高的現象。另外，在所得稅的累進稅率下，高稅率適用的對象是高收入者，他們應繳納更多的稅款，面對損失預期時他們更傾向于風險偏好。不僅如此，有些高收入者認為自己的高收入是自己的合法勞動所得，繳納更多的稅款但是卻享受與其他公民相同的權利，根據自己主觀的損益框架來判斷，認為這是一種不公平，因而稅收不遵從的概率也會更大。
（二）稅收遵從與不遵從的選擇
由于稅收負擔的客觀存在，不同企業性質的納稅環境不同，不同收入層次的納稅人實際承擔的稅負與其收入不成比例，導致納稅人的稅收遵從成本與稅收不遵從成本明顯不同，再加上政府對稅收不遵從的處罰形式單一，處罰力度較小等，不足以改變企業選擇的初衷，使得企業在追求其自身價值最大化、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容易傾向于對稅收不遵從的選擇。
稅收不遵從對納稅人會產生經濟和行為方面的影響，部分納稅人的稅收不遵從行為無形中加重了誠實納稅人的相對稅負，這也引起人們對國家稅收制度公平程度的懷疑；同時在對稅收不遵從行為處罰不力的情況下，其不良的示范作用會得到強化，其行為對其他納稅人如何看待稅制，以及社會公眾對稅制完整性和對稅制的信任程度將產生極大影響。從經濟社會的角度而言，稅收不遵從現象的存在不僅直接導致了財政收入的減少，扭曲了社會資源的配置，而且還會影響到收入分配、宏觀調控和勞動力供給等方面的效率。
因此，應合理調整稅制結構，建立公開、公平的課稅制度，完善稅收征管法律體系，加大對稅收不遵從的懲罰力度等，以引導企業在稅收遵從與不遵從行為中作出正確的選擇。
四、對避稅與稅收籌劃選擇的影響
避稅是指納稅人利用稅法上的漏洞或缺陷，作適當的財務安排或稅收策劃，在不違反稅法規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減輕納稅義務的行為；稅收籌劃是納稅人在稅法規定的范圍內，通過對自身經營、投資、理財等活動的事先安排和籌劃，合法地減輕甚至免除自身應承擔的或額外承擔的稅收負擔，從而取得稅后利益的最大化。
（一）避稅與稅收籌劃的相同與不同之處
二者的共同點是：利益驅動。企業為了逃避稅負，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采用合法或不違法的手段，實現企業的經營目標。
二者的區別在于：從道義上來講，稅收籌劃是充分利用國家規定的優惠政策符合國家調整產業導向的行為，是正當的行為。避稅則是利用稅收立法上存在的漏洞或不完善之處，以達到少繳稅的目的，在道義上通常有不正當之嫌；從國家的立法導向上來講，避稅是用合法手段以減少稅收負擔，但其手段通常是鉆稅法上的漏洞、反常和缺陷，謀取不是立法者原來所期望的稅收利益，與立法者的立法本意、立法導向是相違背的。稅收籌劃也是通過合法手段減少稅收負擔，但其稅收利益是立法者所期望的，或至少是立法者能接受的，符合或至少不違背立法者本意和立法導向；從政府的反應來講，政府對避稅行為一般采取種種反避稅措施，包括完善立法甚至設置避稅陷阱等，以達到打擊和杜絕避稅行為的目的。稅收籌劃是政府予以引導和鼓勵的，政府甚至會積極指導或輔導納稅人調整產業政策，并針對實際情況，頒布一系列為納稅人落實稅收優惠利益的政策、法規。
（二）企業對避稅與稅收籌劃的選擇
企業對避稅與籌劃的選擇是企業納稅意識提高到一定程度的表現。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國家與納稅人的利益分配關系被稅收法定原則加以確定，納稅人減輕稅負不再過多依靠偷、逃、欠、騙稅等違法手段和方法，而是通過稅收籌劃和避稅來實現稅收利益最大化。因為稅收籌劃是政府鼓勵的一種節稅措施，企業公開實施稅收籌劃項目，不僅利于減少企業的應納稅額，實現納稅人財務利益的最大化，提高企業的財務與會計管理水平，還可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但往往具體到企業的實際項目操作上，雖然企業都達到了減輕稅負的目的，但對他們的行為是避稅還是籌劃往往很難區分定性，因為企業的項目實施過程是符合國家產業導向的，出發點是稅收籌劃，但在財務處理時有可能會鉆稅收制度的漏洞，導致稅收收入的非正常流失，甚至會擾亂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
因此，國家在利用法律保護納稅人利用稅法所規定的優惠措施等進行的稅收籌劃的同時，應適當取消部分優惠措施，避免濫用優惠現象的發生；加強反避稅立法，強調納稅人必須根據法律規定承擔納稅義務；加強稅務行政管理，嚴格實行稅務申報制度和稅務調查制度，以控制避稅行為的泛濫。
【參考文獻】
[1] 劉振彪.我國稅收遵從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財經理論與實踐，2010（3）：94-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