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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高校 學生 法律援助 診所教育
一、研究背景
法律援助，是指國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免費的法律幫助。廣義上的法律援助主體并不限于政府，社會各界在現有的法律制度之下均可提供相應的法律援助。國務院于2003年7月21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援助條例》第8條規定：“國家支持和鼓勵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利用自身資源為經濟困難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在經過不斷的摸索和總結后，我國已經形成了政府與社會混合型的法律援助運作模式。
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晚，援助力量薄弱，法律援助供求嚴重失衡，因此需要全社會的力量共同支撐。而高校法律援助組織的出現一方面對于緩解供求矛盾、補充政府法律援助發揮著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這對于高校的法學教育也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可以提高法學專業學生的實務能力，培養他們的社會責任感。
然而，在現階段，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發展還遠不成熟，存在著諸多問題和障礙，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機制來規范，法律援助的效果也受到影響。但可以預見的是，高校法律援助的發展潛力是巨大的，讓其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對于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二、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現狀
高校的法律援助活動與診所式法律教育是相伴而生、相輔相成的。診所式法律教育，發端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其特點在于仿效醫學院利用診所培養實習醫生的形式，由診所教師指導學生參與法律實際運用。診所式法律教育一方面讓學生參與法律援助服務，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職業責任感；另一方面，診所式法律教育的出現和普及也為高校學生開展法律援助鋪平了道路。
診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國的起步則相對較晚，直到21世紀初才引進這種法學教育模式。2000年9月，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大力支持下，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華東政法大學、武漢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分別開設了診所法律課程，并依托其開展法律援助活動。截至2012年12月，我國已有151個高校的法學院或法學系開設了診所法律教育課程，這為高校學生開展法律援助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以武漢地區的高校為例，武漢大學1992年成立了我國第一個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與保護中心”；中南民族大學于2004年12月成立了診所法律教育中心，并依托該中心開展法律援助活動；華中科技大學法律援助中心于2010年成立后與社區居委會有機結合，為社區居民提供法律咨詢和援助活動。
（一）武漢大學的法律援助
武漢大學是我國最早一批成立法律援助機構的高校之一，其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自1992年成立以來，不斷加強自身發展優勢，在武漢群眾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二十余年來，中心面向全國為社會弱者義務提供法律服務，許多自身權益受到侵害而又無法得到法律保護的社會弱勢群體在志愿者的幫助下，依法討回了公道，走出了絕望和無助的困境。截至2012年12月，中心已接待咨詢約50000余人次，回復信件近21000余件，電話咨詢約38000余次，通過中心的網站提供法律意見1000余次，訴訟案件達18650余起，勝訴率達78%。現在的社會弱者權利與保護中心已經不依托于武漢大學，成為一個獨立運作的社會團體，其發展模式在我國高校學生法律援助中獨具一格，特色鮮明。
（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法律援助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在美國福特基金會、學校的大力支持下，于2000年5月成立了法律援助與保護中心。作為學校服務社會的窗口，中心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為社會提供法律咨詢和案件。截至2012年12月，中心共接待來訪者9000余人次，回復電話、信件2000余件次，寫作法律文書3000余份，各類案件1200余件，其中包括創中國民間法律援助標的額之最的陽新縣8歲兒童石某某高壓電電擊人身損害賠償案；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湖北某船廠150余名職工房屋糾紛集團訴訟案等重大案件，受益人群遍布全國各省市。中心通過這一系列活動，實現了盡最大努力，為最需要法律服務的社會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服務，以實現維護社會正義，促進社會穩定的目標。
（三）中南民族大學的法律援助
中南民族大學于2004年12月成立了診所法律教育中心，它與中南民族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相互配合、相互協調開展法律援助活動。通過法律援助維護少數民族的權利是中南民族大學法律診所的特色之一。中心截至2012年12月已接受咨詢2000余次，承辦案件70余起，到社區服務8次，社會調查2次。其中辦理的案件以勞務糾紛、合同糾紛、相鄰權糾紛等案件居多。目前，中心已經與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洪山區人民法院一起，就“少數民族及其他少數人語言法務翻譯診所援助教學法探索”課題進行調研，并已經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四）華中科技大學的法律援助
華中科技大學的法律援助中心于2010年成立，起步相對較晚，其最大的特色是依托于社區居委會開展法律服務，服務對象也僅限于該社區居民。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設立診所式法律教育課程，與華中科技大學社區居民委員會相互合作、相互配合，遴選課業優秀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居委會為據點，為尋求法律幫助的社區居民提供法律咨詢、寫作法律文書等服務。該中心自2010年成立以來案件及接受咨詢40余次，其中20余起為家庭和財產糾紛。該校法律援助中心運作資金主要是由該校法學院與居委會共同負擔。由于資金短缺等限制，該中心遭遇了不能擴大受眾、進行更深入的法律援助的尷尬。
三、高校法律援助機構存在的問題
盡管高校學生開展法律援助在補充法律援助資源，扶助弱勢群體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其中也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高校援助機構在訴訟中存在局限性
第一，目前我國將高校法律援助機構定位為政府法律援助機構的補充，卻沒有在立法上得到確認和支持，這一狀況使得某些高校法律援助機構遭遇訴訟時身份不明的尷尬和運作不暢通等問題。
第二，高校學生在提供法律援助時并不具有律師身份，他們只能是以一般公民的身份來辦理具體案件，因此學生的調查取證權受到一定限制。由此可見，提供法律援助的學生，要想像律師一樣開展法律實踐，無論在法律規定上，還是在司法實踐中，都是不可能做到的。這種狀況勢必會影響高校法律援助機構與社會的廣泛接觸，對法律援助活動的順利開展形成巨大的障礙。
（二）對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管理機制不健全
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成立具有特殊性，其依托的是高等院校，因而其首先要受高等院校的領導。其次，由于司法行政部門統一領導全國法律援助工作，故高校法律援助機構又應受司法行政部門的領導和監督。這種雙重管理模式有可能造成因管理權限不明確而帶來的管理缺失或管理沖突。其負面效應在于，一方面使高校法律援助機構運作缺乏合理規制，導致無序發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管理和監督的不明確，會導致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缺乏社會支持，而生存艱難。
（三）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缺乏資金支持
高校法律援助機構遭遇到的最大問題便是資金不足問題。這一問題在不同的高校存在的程度有所不同。有些高校，如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等院校可以獲得外來援助，但是相關基金會對于受資助的高校法援組識的審查非常嚴格，因而獲得資助的高校比較少。其他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經費來源主要通過以下渠道：學校團委、院、系資助（如中南民族大學獲得學校專項撥款）；社團會費；商家贊助（如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通過拉外援的方式曾得商家贊助）；各種基金會資助；律師事務所資助；社區組織臨時性贊助（如華中科技大學法律援助中心主要依托于社區居委會）；律師贊助等等。經費不足使得高校法律援助機構負擔不起進行案件所需要的各種費用，不得已放棄了一些原本可以辦理的援助案件，這直接影響了高校法律援助事業的健康、長足發展。
四、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完善
（一）完善法律援助立法
法律援助工作的順利開展需要建立在完善的制度基礎上。就我國目前而言，法律援助缺乏系統明確的法律法規。除《法律援助條例》之外，關于法律援助的規定一般散見于《刑事訴訟法》、《律師法》以及相關的法規和行政規章中。尤其是在民間法律援助方面，我國沒有一部統一的法律對民間法律援助組織進行規范。因此，這就需要完善我國法律援助立法，為高校法律援助確立法律依據。
首先，應對高校法律援助組織的地位予以確認。像武漢大學的社會弱者權利與保護中心這樣成功注冊的案例并不多見。只有立法確認高校法律援助組織的合法主體身份，進行統一注冊登記管理，才是高校法律援助組織邁向規范化的第一步。
其次，開展法律援助的高校學生的資格問題應當明確。國家有關部門應該從法律職業化教育的角度出發，承認提供法律援助的學生的“準律師”身份，使其在真正地從事法律職業之前，充分地參與法律實踐，同時也為法律援助的高效性提供制度保障。
（二）建立高校與司法行政部門雙層管理體制
高校法律援助機構作為高校內設機構，應當在日常工作、人事安排、行政管理等方面接受本校職能部門的領導，以便正常運轉，獲得支持。作為法律援助制度的一部分，高校法律援助機構應當與司法行政部門加強溝通，在人員資格、場地、工作范圍等問題上服從其管理，接受其業務指導和監督，從而保證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服務質量，杜絕低質量的法律援助機構出現。
（三）開拓多樣化的經費來源
“naturalrights”在漢語中被譯為“自然權利”、“天賦人權”或“天然權利”。它的根據是代表宇宙秩序的自然法。自然法就是天然的法則或天法。按照古希臘羅馬哲學里的自然法理論，自然法是獨立于政治上的實在法而存在的正義體系，它來源于人的本性，普遍適用，永恒不變。既然自然法被認為來自自然并由自然來規定的標準或規則，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必須遵守自然法。同時自然法高于人為法或任何社會契約，是一切正義的來源和依據。［4］它超越實在法而存在，是不可剝奪、不可讓渡的。但是，這個理論并不是完美的。因為自然權利理論是基于人本性的理論，而人的本性是多樣的，不同的人對本性的標準也不同，從本性中衍生出來的需求又五花八門。同時，對于每個人如何憑借自己的本性，通過既存的法律來對他人、對社會、對國家主張權利也眾說紛紜。所以通常人們仍然認為，權利需要依托實在法才能得以確立和實現，即使有超越法定權利的權利，也需要通過國家法律來實現。［5］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以法律、秩序為名施行殘酷暴行，使人們意識到:每個人都應該享有一些與生俱來的權利，這些權利無論政治制度或法律規定如何，都不可侵犯。然而，這些“基本權利”與普通權利之間或“基本權利”之間也會發生沖突。
二、權利限制的界限
按照康德的理念，自由的個人是引導其實現自我生活方式的最佳人選。為了實現自由，人們需要行使權利。但并不是所有權利的行使都是絕對有利的，許多選擇對他人甚至自己有害。很多時候，兩種同樣合理合法的權利會發生沖突，必須做出一種選擇。費因伯格拒絕將權利依據價值高地而排出位階。在他看來，權利是個人對于正義的表達和選擇。這樣的選擇不可能僅通過對比其基本價值而以命令的方式下達給偏好各異的人們。因此，他明確地拒絕以“愛”、“憐憫”或“神圣義務”為理由而取舍權利，認為這樣做將會違背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如果允許克制一個人的權利，也就是賦予立法機關對于善的選擇以特權。”［6］但是除了像費因伯格一樣的極端自由主義者，大部分學者還是贊成限制權利的，因為事實證明，個人權利的無限制行為將會侵害其他社會成員的權利和自由。但是關于權利限制的標準也是各陳一詞。有人認為，關于權利的沖突和權利的限制，最主要的就是區分哪些權利絕對不能侵犯，哪些權利優于其他，哪些權利可以適當進行限縮。一般來說，對于國際人權立法中的“不可克減的權利”就是公認的無論以何種理由、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侵犯的權利。例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列舉的七項權利:生命權(第6條);禁止酷刑(第7條);禁止奴役和強迫勞役(第8條第1款和第2款);禁止因欠債而被監禁(第15條);禁止有溯及力的刑法(第15條);被承認在法律面前的人格(第16條);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第18條)。另外，也有人將憲法和普通法對公民基本權利與一般權利的劃分作為不能侵犯和可以限制的依據。這樣的方法將所有權利進行人為位階劃分，把權利分為上位法和下位法，以達到保護較優權利，化解權利沖突的目的。但其實不妥。劃分“不可克減權利”與可克減權利的依據是屬于公法的國際法，而國際法的主要參與者是國家，也就是說這七種不可克減權利主要是針對國家而制定的義務。但是我們所謂的權利沖突，更多是從一種私法意義上來講，是平等法律主體之間權利與權利的沖突。蘇力先生在其《“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藥案和言論自由》一文中提出，當兩個權利，特別是非物質性權利發生沖突，“盡管當事人無惡意傷害他人，但事實上有或沒有過錯地造成了傷害，這種傷害應該由誰承擔責任，承擔多少責任，什么才是恰當和必要的限制。”［7］對此，他的解決方式是:當權利發生沖突時，應當優先保護高位階權利(如反映公共利益的言論自由權)，因此而犧牲較低位權利(如私人權利的肖像權)也無需予以賠償。因為社會必然有風險，總得有人來承擔風險的損失或代價。“將這種代價通過法律轉移給他人來支付，或許是可以的，有時甚至是必要的。”［8］蘇力先生認為這種沖突權利配置效率觀念是美國經濟學家科斯的法律經濟學思想的核心，即避免更大傷害或實現產出最大化，認為這是其對法學的最大貢獻之一。那么這種權利配置效率觀是否具有普適性?
三、法律經濟學與科斯定理
科斯在其《社會成本問題》一開篇就指出，在分析產生“公害”及其類似工商業企業行為時，傳統的做法就是要求企業對其引起的公害給予損害賠償。但這種做法不一定是合適的。因為一旦將問題視為甲給乙造成了損害，人們便常常會不由自主同情“受害者”。但實際上權利并不絕對，權利和權利之間存在交叉重疊，在這種情況下嚴格界定和保護其中一種權利并不意味著界定和保護了另外一種權利。如果我們不事先假設哪一方的權利更重要，就會發現無論法院支持哪一種權利，都必然會損害另一種權利。“所以真正的問題是:是允許甲損害乙，還是允許乙損害甲?”［9］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法律的本質都是利益的分配，并且是基于國家強制力的利益分配，與私人意思自治的利益交換不同。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經濟學家認為，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技術性因素，而是制度性因素。制度經濟學作為法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為實現法律制度的效率最大化提供理論依據。傳統古典經濟學假定“理性人”，即每個人都能按照成本———收益原則進行最優選擇，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然而實際上人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加上市場信息的不完善，人不可能成為“理性人”，此時制度的產生與完善降低了不確定性，減少了交易成本，將人的有限理性所帶來的風險降低。正如科斯所言:“在一個重新安排法律體系確立的權利需耗費成本的世界上，法院在處理妨礙的案件中，實際上是在決策經濟問題和決定種種資源如何利用。”［10］科斯在其文章的最后部分，將傳統經濟學的生產要素分配轉化為權利配置，并得出如下結論:“顯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為才是人們所追求的。”但是由于“理性個人”為基礎的經濟學前提下，社會安排的選擇并不簡單等于個人選擇的疊加，依據權利的相互性和利益的分配，現有制度的變化在使得某些人受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的讓另一些人處境惡化。無論是市場調控還是政府管理，每一項機制的變化都會產生成本，我們應當考慮總的效果。［11］可以看到，即使科斯定理開創了新的研究方向，但是直接將其運用到權利沖突中仍然是略有不妥。首先，科斯將法院類比為企業，忽視了兩者的差別。企業相當于一個理性個人，以營利為目的，自負風險。但法院不需要負擔盈虧，但卻要對社會公眾負責，因此法律考慮的不僅僅是法院自身的司法執行，而是對于社會公眾在規則選擇時付出的機會成本。沖突權利配置效率觀沒有也無法推廣到社會全部領域，特別是難以估價的精神領域。其次，平衡是法律的基本要求。在大陸法系，法官無權創設法律，只能遵守并運用既存法律。而現有的法律制度安排是多方博弈的結果，即使不完美不合理，一旦破壞也需要耗費極大的社會成本來重新達成平衡。而現存的制度一般規定，除特殊情況［12］外應該保護既存的合法權利，侵害方承擔賠償義務。這明顯與蘇力文中支持的犧牲既存的肖像權的觀點不符，與權利配置效率觀不符。可以說，《秋菊》劇組仍應該承擔疏忽大意的責任。最后，不能忽視的是，經濟學分析的前提是所有競爭對手天然平等，并通過自由競爭實現優勝劣汰的資源優化配置。而在法律世界中，不能草率的貫徹優勝劣汰進行權利優化配置，因為矯正社會分配不公、保護弱者更是法律的功能，在這種情況下片面追求效率目標是無法實現的。［13］
四、結語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是法哲學之永恒主題與難解之迷。法律與道德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分離,道德強調人類的道德理念鑄化為法律,法律強調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道德。法與道德屬于上層建筑SUPERSTRUCTURE 的不同范疇。法律屬于制度的范疇;而道德則屬于社會意識形態的范疇。法律規范的內容主要是權利與義務,強調兩者的衡態;道德強調對他人、對社會集體履行義務,承擔責任。法律規范的結構是假定、處理和制裁或者說是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規范并沒有具體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法由國家的強制力保證實施;而道德主要憑借社會輿論、人們的內心觀念、宣傳教育以及公共譴責等諸手段。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現為有關國家機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潛移默化的。法必然要經歷一個從產生到消亡的過程,它最終將被道德所取代,人們將憑借自我道德觀念來實施自我行為。
一、道德與法律的學理含義:
(一)道德的含義: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恩格斯講: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還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這表明道德的內容最終由經濟條件決定,并伴隨經濟的發展而有相應的變化;基于不同的物質生活條件的不同社會集團,有著不同的道德觀,在階級社會中的道德具有階級性。因此,我們可以把道德簡單的概括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質生活條件下的自然人關于善與惡、光榮與恥辱、正義與非正義、公正與偏見、野蠻與謙遜等觀念、原則以及規范的總合,或者說是一個綜合的矛盾統一體系。
(二)與道德密切相關的法律的含義。
沒有亙古不變的永恒道德,也沒有亙古不變的永恒法律。今天的社會,代表不同利益的統治集團仍然還存在,但是他們代表的階級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對立的。不同的統治集團各有各自的階級利益,以及與其階級利益相適應的道德。法律在本質上是統治集團的整體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體化,而道德當然屬于意志范疇,那么法律當然反映統治階級的道德觀。從側重道德的角度,我們可以將法律定義為:在主觀方面,法是國家意志和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在客觀方面,法的內容由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前者體現了法的國家意志性和統治階級意志,后者體現了法的物質制約性。法就是這兩個方面的矛盾統一體。
結合中國國情,我國法律與道德的現狀:
1.一國范圍內的法與統治階級的道德都是統治階級的整體意志的體現。
2.法與統治階級的道德相互滲透。忠孝節義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維護其階級統治的道德規范,在其立法中體現為十惡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實踐中,甚至是將儒家思想的教義作為辦案的根據,《春秋決獄》一書就是其中的典型。
3.法與道德相輔相成,共同服務于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孟子《離樓上》中講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它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其中法就是一個重要的手段。
4.道德的狀況制約立法的發展。
5.道德對法的實施起著舉足輕重的促進作用。
6.道德有助于彌補法律調整的真空。
7.法必須以道德作為價值基礎。
8.法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二、道德與法律的辯證關系
(一)道德與法律是社會規范最主要的兩種存在形式,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范疇。二者的區別至少可歸結為:
1.產生的條件不同。原始社會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規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說氏族習慣。法律是在原始社會末期,隨著氏族制度的解體以及私有制、階級的出現,與國家同時產生的。而道德的產生則與人類社會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維系一個社會的最基本的規范體系,沒有道德規范,整個社會就會分崩離析。
2.表現形式不同。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一種行為規范,它具有明確的內容,通常要以各種法律淵源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國家制定法、習慣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規范的內容存在于人們的意識之中,并通過人們的言行表現出來。它一般不訴諸文字,內容比較原則、抽象、模糊。
3.調整范圍不盡相同。從深度上看,道德不僅調整人們的外部行為,還調整人們的動機和內心活動,它要求人們根據高尚的意圖而行為,要求人們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盡管也考慮人們的主觀過錯,但如果沒有違法行為存在,法律并不懲罰主觀過錯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從廣度上看,由法律調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調整。當然,也有些由法律調整的領域幾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斷,如專門的程序規則、票據的流通規則、政府的組織規則等。在這些領域,法律的指導觀念是便利與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機制不同。法律是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會輿論和傳統的力量以及人們的自律來維持。
5.內容不同。法律是以權利義務為內容的,一般要求權利義務對等,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而道德一般只規定了義務,并不要求對等的權利。比如說,面對一個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義務,卻未賦予你向其索要報酬的權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報酬往往被視為不道德。
(二)道德與法律又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屬于上層建筑,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在建立與維持秩序時,都不能不同時借助于這兩種手段,只不過有所偏重罷了。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推動的。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社會要維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傷害他人、不得用欺詐手段謀取利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類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博愛、無私等。其中,第一類道德通常上升為法律,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類道德是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轉化為法律,否則就會混淆法律與道德,結果是法將不法,德將不德。[1]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于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于人們道德的培養。因為法律作為一種國家評價,對于提倡什么、反對什么,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而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準與大多數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實施對社會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準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后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
1大學生法律素質現狀調查的內容框架
在我國現行的法律教育體制中，各高校采取的主要教育模式是在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中向學生傳授一些淺顯的法律理論知識，嚴重缺乏實踐教學環節，法律實踐能力得不到正確鍛煉，無法滿足大學生日益增長的對法律知識的渴求。針對上述情況，筆者以西安市某高校在校大學生為對象，采用無記名問卷調查的方式，就大學生法律素質的現實狀況進行了問卷調查和分析。本次問卷調查對象為高校全日制大學本科生，采取隨機抽取方式共發放1000份問卷，回收900份，其中有效問卷780份，有效回收率達到86.67%，按照性別、就讀年級、政治面貌和所在院系進行調查，滿足了問卷分析的基本要求。本問卷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被調查者的基本情況，第二部分是高校學生對法律知識和法律素質的認知程度分析。問卷根據百分比來表示問題的回答程度，最后對獲取的數據作出事實分析和價值判斷，為大學生提高法律素質和高校制定法律素質教育方案提供合理化建議。
2大學生法律素質現狀問卷情況及分析
大學生法律素質認知程度調查分析大學生法律素質的認知主要包括對法律規范、作用、體系的認知，法律按照立法程序被制定實施，成為一種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強大武器，維系社會關系的和諧穩定，是培養法律素質的社會基礎。從一般意義上說，法律素質的內涵應當包括法律人的職業素質和普通民眾的基本素質，它所體現的是認識和運用法律的能力，主要包含三層含義:一是在法律知識層面對相關法律規定的熟悉;二是法律意識層面尊崇敬畏法律、樹立守法意識;三是法律信仰層面將法律尊為至上行為規則，這是對法律素質要求的最高階段。當然法律素質的層次是一個漸進過程，一般要求普通民眾所具備的法律素質就是能夠熟悉并遵守法律規范。關于“當前規范人們行為的準則”選項，大學生選擇“倫理道德”(48%)超過“法律規范”(34%)，其次是“家庭教育”(13%)和“風俗習慣”(3%)，“”最低(2%)。由于我國數千年來深受儒道思想為主的道德倫理文化的影響，內在的道德約束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深刻，但倫理道德竟然超出法律規范達14%，此現象需要我們關注并認真思考道德和法律的內在辯證關系和法律普及教育存在的問題。即大學生對法律社會作用認知單一。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律從根本上體現人民的意志，反映我國社會的發展規律，在保障社會安定和懲治犯罪上，應當而且必須依靠法律強制作用來保證實施。然而法律的社會作用不止于此，我們實行依法治國目的在于保障每個公民的合法權利，不斷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質，通過高層次的法律引導來促進公民遵守法律，做合格的社會主義公民。我國已經建成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針對大學生對我國現行法律體系的了解程度的問卷調查中，大學生了解我國現行法律體系的達到66%，然而不了解我國現行法律體系的人數也占有很大比例，了解和知道我國現行法律體系的學生占到98%，這是令人欣慰的。針對了解和知道我國現行法律體系的大學生，本問卷又針對憲法深入設置了幾個問題:我國的根本大法、我國憲法宣傳日、我國憲法修改次數，我國憲法規定的國體與政體等問題。從問卷調查反映的情況來看，沒讀過憲法文本的比例高達52%，完全不了解憲法的比例也高達9%，說明我國大學生對我國根本大法憲法文本內容嚴重缺乏了解和學習。從上述比較細致的調查中，不難發現，當代大學生法律素質現狀總體上是積極向上的，但也確實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對于大學生自身而言，自我性格缺陷和學習內容欠缺是形成這些問題的內因。而高校在法律普及教育中，教學目標教條化、教育內容陳舊化、教學方法單一化以及專業師資隊伍不穩定等問題，是大學生法律素質問題的重要外因所在。
二提高大學生法律素質的途徑
根據高校法制教育的特點，筆者認為法律素質教育必須樹立創新意識，從自身意識、教育模式、校園環境三方面著手。
1加強自身法律意識教育，實現知行統一
大學生提高法律素質，不僅要貼近現實生活掌握基礎法律知識，而且要重視自律，提高自身法律意識，這種自律的核心就是實現日常行為與法律規范的統一。一方面，日常行為活動對大學生而言是一種自律與他律的結合，而更多時候需要通過自律來實現。如果大學生自身能夠樹立正確合理的法律意識，就能規范自己的日常行為活動。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加強法律基礎知識學習，用法律眼光客觀認識日常生活中的他人行為，能夠有秩序地生活;加強自我保護，學會健康守法的日常行為方式，自覺抵制各種侵權行為;通過法律學習加強自我反省，經常反思自己的日常行為，提醒和告誡自己在日常行為中要以法律為準繩，不能隨意侵犯他人的合法權益;通過自我教育，樹立正確的法律觀念和法律意識，培養良好的行為習慣。
2改革法律普及教育模式，提高教育質量
大學法律普及教育要根據各高校實際教學狀況和學生接受程度合理安排。學生可根據自己的專業性質及個人興趣選擇相關專業法律進行學習，如可根據理工科學生特點加強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學習，根據經管會計專業學生特點加強商法及經濟法相關法律制度學習，以拓寬法律知識面。師資力量較強的學校還可開設法學輔修專業，讓有精力、有條件的學生接受系統的法學教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該豐富教學內容，結合社會熱點法律事件，從現實生活中廣泛獵取案例，進行案例評析和討論，激發和調動學生學習法律的濃厚興趣。同時采用靈活的教學方法，在老師指導下，組織學習實踐活動，如法制講座、旁聽案件、模擬法庭、法律知識競賽、法律辯論賽，讓大學生能切實體驗法律、感悟法律，內心真正接受法律、信仰法律。
3建設和諧校園法治環境，營造良好氛圍
在教學過程中，首先應讓身為社會成員之一的學生明白旅游業發展的指導方針，亦即我國的基本政策和發展戰略:一國兩制、對外開放、科教興國、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合理利用土地、切實保護耕地、依法治國、節約資源、建設節約型社會、保護生態環境和生活環境、實行男女平等、信用建設、保護知識產權等。使學生在學習和從業過程中明白自己應該始終遵循的指導思想和方針策略，行為有指南，才不致于對社會大環境處于一種盲然無知、無所適從的狀態。使學生的學習、工作有一個總的指導思想和順應時代的大的方向目標。就拿保護生態環境和生活環境來說，學生在校期間，就應該讓他們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不隨手亂丟雜物、垃圾，以保持環境的整潔衛生。我校現在正在加大力度整治學生在校園中隨意亂丟、邊走邊吃的現象，要求垃圾雜物必須扔進垃圾桶，進食必須在食堂、小賣部內進行。經過一段時間的督查，學生的不良行為大為改觀，校園內也干凈整潔了許多。當學生走向社會后，在旅游行業的工作中，由于現在良好行為習慣的養成，面對廣大的旅游消費者，他們不僅可以以身作則，給游客帶好頭，還可以在整個游樂過程中，督導游客保持旅游環境的生態平衡，為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
二、掌握旅游法規的基礎知識
旅游業的主要法規依據較多，如:憲法，合同法規制度，旅行社管理法規制度，導游人員管理法規制度，旅游業務管理相關制度，旅游投訴法規制度，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制度，旅游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規制度，旅游資源保護法律制度，娛樂場所管理法規制度等等。這些法律法規對旅游業和從業人員起著嚴格的規范約束作用，學習它們就顯得尤為重要。通過對這些法規的學習，應讓學生熟練掌握:法的本質和特征，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國家機構體系，公民的基本權利、義務;合同法及基本原則，合同的訂立、履行及效力，合同的終止、解除與違約責任;旅游社的分類、設立條件、申報審批程序、經營范圍，旅游業務的經營規劃;對游客合法權益的保護，消費者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侵權應該承擔的后果;對旅行社及其分支機構的監督、檢查、管理以及質量保證金制度，出境旅游的管理;導游人員的執業、從業資格、條件，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工作中的計分、年審管理及等級考核制度，從業時的勞動合同、勞動保障和勞動爭議處理;業務管理中安全、出入境、交通、食宿、娛樂、資源等的管理制度;風景名勝區、自然保護區、文物的保護;旅游糾紛的解決途徑，旅游投訴的受理與處理。如果我們的導游熟知旅游法律法規，就知道游客的要求不合法，也知道怎么樣去維護自己的人格尊嚴。因為根據《導游人員管理條例》的規定，導游人員進行導游活動時，其人格尊嚴應該受到尊重，其人身安全不受侵害。導游人員有權拒絕旅游者提出的侮辱其人格尊嚴或違反其職業道德的不合理要求。
三、熟悉旅游業職業道德和規范
法哲學
跟“法理學”一詞密切相關的是“法哲學”。在英語世界，法哲學或者法律哲學一般指法理學的同義詞。“法理學”一詞在英語中通常的意義大體相當于“法律哲學”。根據《不列顛百科全書》:“就法律哲學和一般哲學具有某種必然聯系或一致性而論，‘法律哲學’這一用語可能引起誤解”;“只有將這里所稱的哲學從它的最非專業性和最廣義的意義來解釋，‘法律哲學’這一名稱才不是用詞不當。”〔12〕一些學者努力區分“法理學”、“法律哲學”和“法律理論”，但一般來說這些詞語都是可以互換使用的。〔13〕《牛津法律大辭典》對法哲學的解釋是:“過去常被用作狹義上的法理學的同義詞，并且被視為法理學的一個分支，即它是用哲學的觀點來檢驗法律或者將哲學的方法適用于法律問題，例如法律的定義和性質，法律和道德的關系，法律與社會和國家的關系，法律所要達到的目的，服從法律，法律概念和詞語的解釋，法律推理的本質和效力等等。法律哲學必然與社會學、倫理學和政治哲學聯系密切，或有所重迭。”但是在歐陸國家，法哲學與法理學這兩個詞一般是明確區分的并且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和含義。英語“法理學”的用語在歐陸國家一般并不使用。這些國家一般采用諸如“法哲學”、“法的一般科學”、“法的百科全書”或者“法的一般理論”之類的用語來表示。〔14〕在中世紀，拉丁語“法學”一語，也以jurisprudence之構成，溶入到法語之中，用來表示“法學”、“法律解釋”、“判例”等含義。隨著近代法觀念的出現，在法語Droit和jurisprudence的基礎上，結合拉丁語詞根Scientia(表示“知識”、“學問”、“科學”)，又形成了法學、法律科學、法學、法律科學等詞。在中世紀末期，以拉丁語jurisprudentia為詞根的德語jurisprudenz(法學)和既表示權利，又表示法律，還表示權利與法律之學的recht就已經出現。正是在研究jurisprudenz和recht的基礎上，歷史法學派代表人物創造了法學、法律科學一詞。〔15〕相比之下，“法哲學”一語出現得比較晚。雖然法哲學就其內容來說，早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即已經存在，但是其名稱卻直到18、19世紀才逐漸盛行。據學者考證，德國的克烏一詞的締造者。〔16〕可見，法哲學一詞在歐陸法學中也是經歷了一定發展之后才確定下來的。至于法哲學究竟是哲學還是法學的一個分支，有學者以為:“法律哲學是法學而非哲學的一個分科這一命題，大體上只是指19世紀中后期，尤其是現代來說的，在此以前一般就不適用了。”〔17〕固然，19世紀中期之前的不少哲學家把法哲學甚至法學作為哲學的一個分支。不過從某種意義上講，在德語世界，法哲學依然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如考夫曼認為:“法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而不是法學的子學科。但人們也不可將法哲學視為(一般)哲學的一個特殊種類……法哲學與哲學的其他分支相區別，不在于其有什么特殊性，要害是，它以哲學的方式去反映、討論法的原理、法的基本問題，并盡可能給出答案。通俗地說，法哲學是法學家問，哲學家答。因此，一位訓練有素的法哲學家必須兼通法學和哲學兩門學問。”〔18〕另外，德國《布洛克豪斯百科全書》對法哲學的解釋也證明了這一點:“法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科，它以一定的方式，有系統地從事法律和哲學的一般原理(意義和目的，起源和效力)。法哲學在倫理學、邏輯學、認識論、心理遺傳學、社會人類學、理智理性的觀點之下和在歷史觀點之下研究法律。然而，它是以一種抽象推理的或憑借經驗獲得的公正觀念為基礎的。撇開法律觀念，法哲學就成為純粹根據經驗進行比較的‘一般的法律學說’，成為‘形式的法學邏輯’或研究法律的邏輯結構(形成，繼續發展，內在解釋)的‘法學理論’”。〔19〕國際法理學和法哲學會刊《法律與哲學》指出:“法哲學意味著對法律進行的具有法律知識內容的哲學思考，或說是根據哲學的觀點和方法進行的法律分析。”〔20〕法哲學用語自產生后在北美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廣為傳播。〔21〕日本學者穗積陳重當年在翻譯rechtsphilosophie時，嫌“法哲學”譯法的形而上學氣息過濃，而譯為“法理學”。受其影響，中國人最早接受的也是“法理學”一詞。臺灣學者洪遜欣認為:“關于法及與法有關事項根本問題之研究，似應以‘法哲學’命名之。但在詳察之下，余認為:‘法理學’之名辭，至少在現代吾國，仍為最允當。蓋在我國古籍中，殊未見有‘法哲學’一詞。”〔22〕洪氏亦自承認，“法理學”之名辭所指學問，實質上系外國學者所謂法哲學。他對法理學的界定是:“法理學系社會哲學之一特殊部門，乃綜合研究關于法本身及法學認識活動之根本原理者也。”而法理學研究的重要任務為:法價值理念之探究、法概念之確定及法源之研究、與法學尤其法科學研究方法之檢討三種。〔23〕綜上可見，法哲學概念的使用地域色彩很濃。在這個用語的域外傳播過程中，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和法律傳統的不同學者有著不同的理解，德語法哲學用語用法的初衷已經不同程度地被改變了。
法律科學
“法律科學”也是個與法理學相關的用語。在英語世界，人們最早可以找到的一本主要研討法理學內容的著作是阿莫斯(Amos)的《法律科學》。而20世紀初期一些法學家的論述也有采用“法律科學”的名稱。并且此時“法律科學”一語已經占據法理學討論的前沿。法理學在英國曾經一度被認為是分析法學，“法律科學”一語此時亦被認為實質上相當于“分析法學”。而德語之“法學”或者“法律科學”意即對法律之內在結構及其更為廣泛概念的分析。〔24〕德語中與法理學相當的jurisprudenz就是法學，就等于德文中之Rechtswissenchaft。〔25〕不過，隨著社會學法學的興起，上述研究進路已經不能滿足法學家們對法律科學采取經驗主義研究的需要。因此，在法律科學一語的舊的用法(即法律規范和概念的分析與綜合)基礎上，形成了新的用法，即指對人的社會行為研究的經驗科學。還有一種觀點對法律科學的理解較為寬泛。如當代芬蘭法學家阿爾尼奧(AulisAarnio)認為，法律科學的家族包括法教義學、法社會學、法的歷史研究和法的比較研究。〔26〕《牛津法律大辭典》對法律科學的界定是:“有時稱法律的科學，或廣義上的法理學。指從哲學的、歷史的、比較的、評注的和其他各個角度對法律的和有關法律的發展、變化、制定、評注、運用的系統化了的和經過組織加工了的知識。同其他科學一樣，它主要有二大分支，即純法律科學或理論法律科學……;應用法律科學……。”《牛津法律大辭典》還把法律科學的主要學科劃分為7個部門，即法學理論和法哲學;法的歷史和各法律體系的歷史;法的比較研究;國際法;超國家法;各個地方可以被確認為獨特體系的國家和國內法;附屬法律的學科。在當代法學研究背景下，“法律科學”一詞被賦予了更為廣泛的內涵。其實，在以前，“科學”一詞乃是一個冷峻的拉丁語用語。而“哲學”則是個熱烈的希臘語用語。如今這種熱情已然消退，只有很少人還在尊崇“哲學”，而更多的人推崇和鐘情使用“科學”。〔27〕然而，法律之與科學相系，法學是否及在何種意義上是一種科學?其實，這個問題早在16世紀就被哲學家們和法學家們考究過。“當時一般科學學說的狀況，自然對法學中的討論不無影響。隨著科學學科的不斷專門化，雖然這種影響不是必然地失去了意義，的確失去了不言而喻的性質。”〔28〕法學的科學性之爭端，首先源于亞里士多德主義的科學概念。圍繞著法學的科學性，人們看法各異。如法國《拉魯斯大百科全書》的界定:“法學是關于法律的制訂、實施、研究及教育等領域的各種科學性活動的總體。……法學確實是一門科學。”〔29〕法學顯然不會是一種類似于自然科學那樣的科學，這一點已經成為當代西方法學家的一種共識之見。對于法學的學科屬性，學界依然有不同看法。如德國法學家科殷認為:“概括地說，人們將必須把法律科學稱之為實踐的人文科學，稱之為應用的人文科學，它接近各種社會科學。”〔30〕意大利學者VittorioVilla則認為法律科學介于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31〕近年來，我國學者對此問題亦有一定的研究。國內學界有一種強有力的觀點，將法學主要定位于社會科學，試圖努力推動法學的經驗研究和實證研究，推動法學與其他諸多社會科學的交叉學科研究。〔32〕不過也有學者認為，〔33〕法學的主流與基礎是規范法學，正宗的法學是規范實證的法學。規范法學是作為職業知識的法學，所要研究的是“法是什么”;作為社會科學的法學，即社會法學所要研究的是“法實際上是什么”;而(新)自然法學所要研究的是“法應當是什么”，因而具有人文科學的屬性。在當前中國法學現狀及背景下，這種觀點較為令人信服。可以說，法學首先以規范法學為典范，同時兼具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屬性。
法律理論
近四十年來，在歐美學界逐漸興起一門新的學科，即法律理論或者法理論。其實，“‘法律理論’這一名稱由來已久，但將它用于表示法學的一個特別學科應不超過四十年。”〔34〕依照波蘭法學家Opalek的說法，法律理論之研究，主要是在哲學實證主義的影響下，起源于俄國。這種法律理論強調的是經驗研究，并不能包含分析法理學。〔35〕其實，“法律理論”這一學科也并不是那么新，因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般法的學說”就跟今天所說的“法律理論”雖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極為相似。“法律理論”作為一門特定的學科則源于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德國學界圍繞法哲學與法律理論分合之辨析。從另一方面考夫曼曾經談到“法哲學更關注內容，而法律理論對形式尤為看重。”但是其同時也認為，“由于不存在無形式的內容，也沒有無內容的形式，所以并未廓清二者的界限”。〔36〕在過去的四十年間，法哲學中的一些特殊主題被分離出來，而被放到“法律理論”中來討論:如法律規范理論、法律論證理論、法律判決理論，此外還有法律方法論、法律語義學、法律詮釋學、法律詞序學、法律修辭學、純粹法學、法律的科學理論、系統理論、分析法學理論、法律語言理論和立法理論等。1970年由KarlPopper、凱爾森、哈特、KarlEngisch及UlrichKlug共同創辦的學術期刊《法律理論》，就帶有如下的副標題:“一份法邏輯、法方法論、法模控學及法社會學之期刊”。值得注意的是，傳統法哲學中被視為重點的自然法論、正義理論等則在“法律理論”中不再被明顯地提及。不過，上述“法律理論”問題依然屬于法哲學，因為至今尚未有一個可將它們區別開來的標準。我國臺灣地區學者顏厥安曾嘗試厘清法哲學與法律理論的關系:“(1)法理論的兩大思想背景為分析哲學及實證社會科學，因此其理論進路上就有別于經常探討法形上學與法存有論之法哲學;(2)法理論主要集中心力于有關于‘實證法’的理論，在此點上有別于‘哲思’方法探討自然法，理性法及正義問題的法哲學;(3)在上述方法與對象兩面向的條件下，法理論卻不一定接受‘法實證主義’的立場。”〔37〕而德國學者魏德士在其編寫的法學教材中認為，法理學要認知與表達法本身及其在各個法律系統中的實際作用過程;法哲學強調的是對法的理性的再思考。它涉及的是法“應當如何”。〔38〕在20世紀70年代，德國法學家們曾對法律理論的學科性質及其與法哲學的區分進行討論，但未能達成一致看法。“‘法哲學’可能與‘法律理論’相反，然而‘法律理論’也可能被認為是‘法哲學’的一部分，‘法理學’可能是‘法哲學’的同義詞，或者‘法哲學’可能構成‘法理學’的一部分。”〔39〕總之，法律理論和法哲學都是研究法律基礎問題的學術領域。法律理論只是出于自立門戶的緣故，才與法哲學有別。
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
(衡平法重內容輕形式，受到羅馬法的影響)
1） 普通法、衡平法和制定法
2） 1789年憲法，首部成文憲法
3） 英國法院系統的最高法院是上議院
4） 美國的司法審查權：聯邦最高法院
5） 陪審制度：只是事實審，沒有法律審，不能上訴
小學生作為特殊的群體，教師在知識內容和教學方法上要更用心、更用情，認真備課，專心上課，努力掌握精湛的教學藝術。而要想在小學語文課中滲透法律教育，就更需要教師有效設計教學內容。在備課過程中，除了要整體把握教學內容外，還要能篩選內容，將語文知識和法律教育靈活對接，并做出有效的設計和預測。另外教師還要抓住重點，對知識內容進行適當取舍，鼓勵學生自己探究，促使他們主動參與課堂教學，加深他們對知識的理解。在現在很多新課程課堂上，我們會發現有很多教師講得并不多，但是學生學習的效果卻很好，這就是教師對教學內容進行有效設計的結果。通過有效的設計，教師可以恰到好處地控制知識量，在集中解決重難點問題的同時，還為學生留了大量的自我探索時間，既提高了課堂教學效率，也訓練了學生的思維。
二、依托語文教材，深化法律教育
在小學語文教材中，有許多古今中外的名篇。當然，其中也不乏可用作法制教育的好素材，對于這些素材就需要教師適時挖掘，將教材內容和法制教育相聯系，在對學生進行法制知識教育的同時培養學生的法制意識。對此，教師可以抓關鍵詞進行教學，如“贍養”，在教授這個詞時就可以將其與“撫養”聯系起來，指出二者的含義，并讓學生用這兩個詞造句，幫學生理清二者間的區別。同時老師還可以適當向學生講解一些與此相關的法律知識，讓學生從小樹立尊敬父母的意識。另外，還可以利用文章中的個別句子進行引導，例如在講授《我的戰友》這一課時，可抓住“烈火在他身上燒了半個多鐘頭才漸漸地熄滅”這一句，讓學生明白在這過程中所遭受的巨大痛苦，體悟到身上的愛國主義精神，進而樹立熱愛祖國、報效祖國的崇高理想。
三、拓寬視野，開展生活實踐活動
隨著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發展，高校已經不再單純進行理論知識的教學，而是走與實踐相結合的路線，因而大學生兼職成為潮流也就不難理解。對于涉世不深的大學生來講，他們剛剛半只腳踏入社會的大門，對于外界的防范意識不強，這就造成對兼職大學生的各種侵權事件層出不窮。根據調查，大學生從事兼職時，只有16．3%的人與用人單位于簽訂書面合同。有將近一半的學生在兼職時遇到權益受損的現象，主要表現為被用人單位拖欠、克扣工資，要求大學生超時工作但無法得到相應報酬或從事無安全保障措施的工作。通過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大學生在兼職過程中權利受到侵害的形式主要有兩種:“其一，財產權利受侵害。如拖欠、克扣大學生的工資，都直接侵犯了大學生的財產權利。其二，人身權利受侵害。一些用人單位不考慮大學生的人身安全的保護，給大學生的工作環境十分惡劣甚至存在危險行，如在無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形下從事于化學相關的工作等”，甚至有女性大學生在兼職過程中遭受性騷擾、犯的事件發生。由此可見兼職大學生群體的權益保護已經成為一個急需決的社會問題，需要社會各方的共同努力和配合。
二、大學生兼職中權益受損的保護
從調查中得到的情況看，在大學生兼職的過程中自身權益受到損害時，大約有80%的人維權意識淡薄，極少采取維權措施，一般是自認倒霉;還有一部分是自己有維權的意愿，但是不知該如何進行，不知道應該向什么機構進行投訴。大學生權益受到侵犯與其本人關系最為密切，只有大學生自身提高自我保護意識才能最大限度的減少此類事件的發生。大學生平時留在學校的時間最長，與學校關系關系也極為密切，學校應重視這方面的管理，由學校對于大學生進行相關的培訓，學校可以開設相關課程，這樣無論是對于兼職大學生還是將來大學生就業都有很大幫助。學校可以與一些正規的用人單位簽訂協議，為大學生提供幫助。大學生兼職權益受到侵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大學生個人聲音太過弱小，可以有學校牽頭，組織一個兼職大學生自己的機構，當大學生自身的權益受到侵犯時，可以上報機構，有機構出面與用人單位進行交涉，以集體的力量來進行維權。
無論是大學生提高自身維權意識，還是高校加強對于大學生相關方面的教育，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在校大學生兼職權益被侵犯的問題。我國法律對于大學生兼職的行為定位模糊，而據原勞動部頒布的《關于貫徹執行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2條的規定:“在校生利用業余時間勤工助學，不視為就業，未建立勞動關系，可以不簽訂勞動合同”，雖然“在校生利用業余時間勤工助學，不視為就業”但法律只是不承認，在校大學生兼職的行為是就業，但卻并沒有排除兼職大學生的勞動權利，是因為“就業”與“存在勞動關系”這兩者之間并不等價。既然兼職大學生不屬于勞動法的調整對象，那就應該歸屬于民法的一般調整，或是適用教育部有關的規定，如《高等學校學生勤工助學管理辦法》。就目前來講，我國法律中對于大學生兼職的定性身份模糊，而兼職大學生又不屬于勞動法的調整范圍，只能適用民法的一般調整，或者教育部下發的《高等學校學生勤工助學管理辦法》等。大學生兼職無論是假期工還是平時兼職，都應當與用人單位簽訂書面合同，在合同中一定要明確每條條款的意思，特別是工資、勞動時間及勞動環境等，是否存在潛在的侵害自身權益的行為都應做出事前的確認及防范，也可以為以后的侵權訴訟準備證據。
三、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