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12 01: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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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是我國恢復“高考制度”三十周年，“高考”作為我國最大規模的人才選拔制度，是目前全國人民公認的最公平、最公正的制度?！案呖紶钤弊鳛楦鞯貐^高考的最高分得主，高考“賽場”的金牌獲得者，它的出現是一個學生的天賦、情商、志向、勤奮與家庭的生活條件、生存環境、教育方式和中學的辦學理念、教師水平、教學方法的完美結合，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每年高考放榜后，“高考狀元”因其特有的價值與影響贏得社會的強烈關注，“高考狀元”都牽動著考生、高校、中學、老師、家長、商家、媒體乃至全社會的“眼球”，成為萬人矚目的焦點，在我國社會中有著重要的影響。特別是2005年香港高校進入內地招生后，兩年間就招收到18名狀元，對北大清華等內地高校生源格局發起強有力的沖擊，高校生源競爭進入了白熱化階段。
“巾幗不讓須眉”，男女狀元“平分天下”
北大清華復旦“最受狀元青睞”，香港名牌高校成“狀元新寵”
榜單顯示，北京大學最受高考狀元青睞，高居“1999-2006中國最受高考狀元青睞大學排行榜”榜首，清華大學僅次之位居第二，選擇北大和清華就讀的狀元合計占總數的90.73%，處于絕對的壟斷地位；復旦大學列第三。位居前十的其他高校是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和中國科技大學等。其中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最受理科狀元青睞，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復旦大學最受文科狀元青睞。北京、香港和上海等經濟和文化發達地區的高校是高考狀元的首選，中西部名牌大學少有狀元問津。
炒作高考狀元現象屢禁不止
高考之后，狀元常常成為熱門話題：狀元真姓大名、性別、出自何校，“狀元”們的考試心得、愛好、成長歷程、獲獎情況……都被——翻出。與此同時，各大高?！皳尃钤贝髴鹨怖_了序幕。
文科“狀元”、理科“狀元”；全科“狀元”、單科“狀元”；裸分“狀元”、加分“狀元”；全國“狀元”，省、市、縣“狀元”……圍繞著高考狀元，每年都會出現一些啼笑皆非的新聞。
為了避免炒作，今年高考放榜后廣東省考試院出了狠招——對文理科前十名考生的成績進行了技術屏蔽，這部分考生壓根查不到自己的成績，只能靜候單獨通知。強制性的技術屏蔽讓2012年的廣東狀元信息寥寥，但是在別的地方則不然。
四川自貢上演了狀元“烏龍”的鬧劇，一林姓考生在網上被傳為高考狀元，所在學校準備了慶祝的煙花，當地媒體紛紛前往采訪。數小時后，被證實為假消息。媒體一哄而散后，只留下了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
在北京，人大附中學生雨中“拜狀元”的圖片出現在網絡上后被瘋狂轉發和評論。圖片中，一名身穿白底紅條人大附中校服的中學生，沖著操場邊擺放的兩張大頭照鞠躬，大頭照上兩個主人公分別是今年北京高考文理狀元。
而在微博上“天津大學生網”一條微博聲稱，“一名高考狀元在清華北大的爭奪戰中選擇了浙大，原因：浙大答應錄取他沒有過線的女朋友?！焙蟊蛔C實為謠言。然而，就是這樣一條存在著非常明顯的不合理之處的微博竟然被轉發上萬次。
狀元被過分炒作的現象引發了有識之士的擔憂，這種對個別學生的過度宣傳已經背離了教育的使命和本質。
事實上，炒作高考狀元是對教育的誤導，教育應當面向全體學生，而不僅僅是突出狀元個人；教育應當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而不應僅僅關注分數。炒作高考狀元，潛意識中就將分數作為衡量學生素質的唯一標準，而各中學競相攀比高考升學率和名校升學率，毫無疑問也背離了教育的追求。
“客觀地說，在炒作高考狀元這場大戲中，媒體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焙洗髮W一新聞學教授認為，為了迎合受眾的口味，吸引受眾的眼球，狀元每年都要被媒體過度“消費”。他指出，這種行為其實有損媒體作為社會公器的形象?！懊襟w更應當把重心放在引導學生成才，為學生成長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之亡?！?/p>
誰在制造狀元崇拜
熱捧狀元，在我國是有歷史淵源的?？婆e制度下，“寒窗苦讀數十載，一朝成名天下知”。高中的狀元頭戴金花烏紗帽，身穿大紅袍，前呼后擁地插花游街，這無疑大大滿足了迂腐讀書人的虛榮心?！敖鸢耦}名時”的無限風光，也讓人津津樂道。
科舉制度已經廢棄百多年了，但高考狀元依然很“紅”，其所牽涉的面絕非媒體行為這么簡單。有專家認為，高考“狀元”其實形成了一條利益鏈，學校、教輔機構、家長、企業、媒體“心照不宣”地熱捧狀元，都有著各自不同的目的。
學校宣揚“高考狀元”是為了顯示學校的教學質量，增加學校名氣，吸引生源。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有些學校甚至不惜重金。今年高考前，河北邢臺一中在教學樓正門和學校大門之間，搭建了一個高臺，高臺上停放著一輛黑色轎車。邢臺一中辦公室副主任鄭利民表示，轎車是獎勵高三老師的，“對于培養‘狀元’的老師，學校每年都會重獎!”
就個人來說，一個“狀元”被學校、街道、政府部門等層層獎勵下來，能收獲少則幾萬、多則數十萬元的現金獎勵和各種榮譽。早在2007年，福建省考生陳默獲得理科狀元后，在一個月時間內就得到了68萬元“獎學金”。有一位寧鄉的高中班主任告訴記者，在現行的高考體制下，“崇尚分數”意識仍然很濃。狀元就是所在中學的“金字招牌”，甚至直接體現中學的實力。出了狀元的學校在招生中有著巨大優勢，一大批初中尖子生都會往這里擠。
而爭奪高考狀元也成為了高校之間實力的比拼和較量。為了搶奪“狀元”，一些高校也是使盡渾身解數。“獎學金”、“自由選擇專業”等優惠措施是高校在招攬狀元時頻頻使出的招數。2010年，國內頂尖學府——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甚至打起了口水戰，一家說自己囊括了全國九成的理科狀元和近三成的文科狀元，一家則稱將六成以上的狀元收歸門下。而今年7月6日香港大學了新學年內地招生結果，稱今年接到逾1.2萬名內地高考生申請，錄取363名，包括21名“省區市狀元”，創下錄取內地高考狀元數目的歷史新高。
熱捧狀元的還有一種群體——商家。當狀元成為熱捧的對象時，那些敏銳而逐利的商家自然就盯上了這個獨特的群體。為了挖掘“狀元”們的潛力，商家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找“狀元”做廣告、代言產品，各種“補腦液”、“益智膠囊”、“學習機”都爭相和狀元扯上關系。甚至還有高考狀元代言的名為“貼身侍衛”的學習短褲。這個品牌內褲的包裝上有5名各地的高考狀元作為廣告代言人，內褲包裝里還附有一本“高考奪冠秘笈”。“秘笈”約一萬多字，據說全部由狀元們撰寫。盡管這樣的“代言”產品讓人哭笑不得，但還是有家長為了那一本“秘笈”而不惜重金購買。
對狀元的過分關注，導致了一種新情況一一對以往狀元的調查報告層出不窮。
早前有報道說，1977年～2008年31年間的1000余位高考“狀元”中，沒發現一位是做學問、經商、從政等方面的頂尖人才，他們的職業成就遠低于社會預期。“所有的杰出企業家中，沒有一位是高考狀元；學術領域，中國兩院院士、長江學者等名單中，也少有出現高考狀元的名字；杰出政治家中，同樣罕有高考狀元”。丁肇中也說過，“我所認識的20世紀和21世紀拿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很多，其中很少是學校里面考第一名的。”
這個數據無疑告訴我們，今天的高考狀元是所謂的“分數成功者”，但在將來的事業競爭，人生發展，以及創造力發展，個性發展等方面，卻不一定是成功者。畢竟，一個人的成功，除了需要高分，更需要“分數以外的東西”，比如創造潛質，情商發展，協調能力，個人機遇等等。
如果說在過去，在“高分崇拜”大行其道的環境中，我們把高考狀元當作教育的成功，還可以理解，畢竟，那時的人才觀念，還不科學、多元化。今天，社會對于多元人才的欣賞、提拔，已提升到了國家戰略層面，比如《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已經確立了“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發展和改革方向，多元評價、創造型人才已成為人才新觀念，《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提出了“培養各行各業拔尖的創新人才”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仍把所謂的高考狀元，當作教育的成功和范本，小而言之，是一種教育觀念的落伍閉塞，坐井觀天；大而言之，也是對國家人才戰略的一種扭曲性的理解和傳播，會對公眾、教育人士造成嚴重的輿論誤導，讓更多人仍然在分數的漩渦里打轉，對于創造性發展，不以為然。
與其熱炒“狀元寶典”，不如登高望遠，放眼未來，給教育給學生提供科學的、開闊的、專業化的人才發展以及指引。比如應對個性學生、創造力發展，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欣賞，雖然有些孩子的分數不高，只要他們的創造潛質很強，仍然應該把他們當作優秀的學生。再比如有的孩子的社會公共情懷比較濃，組織能力比較強，奉獻精神比較大，屬于典型的高情商者，這樣的孩子同樣是優秀人才，在將來的社會協調工作中，會發揮積極作用。
1937年出生的蔡言厚現在仍是中南大學為數不多的返聘教授、北京吉利大學教育研究所兼職教授、中國國家培訓網講師、中國校友會網大學評價研究團隊學術主任等職，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他還曾擔任過中南大學科研處副處長、軍工辦主任、“211工程”辦副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第二屆全國高等學?？蒲泄芾硌芯繒硎拢?993和1994兩年度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學部同行評議專家、湖南省首屆自然科學基金會常務理事、《現代大學教育》審稿人等職務。他是與時俱進的科技管理專家，大學評價的權威專家，高考狀元的評論專家。
與時俱進的科技管理專家
蔡教授自1980年開展科技管理研究，1982年發表研究論文以來，共發表科技管理論文40余篇，主編或參與著書10本，其中《走向世界》一書填補了國內科學管理領域的一項空白，《現代科技寫作》列為中國國家培訓網教材。他提出了“敢于和善于支持第一流科技人才和新興學科是把我國高校辦成世界一流大學的根本措施之一”的建議，并撰寫了“論敢于和善于支持第一流科技人才——兼論有關單位振興的標志”一文發表后，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收入《科技管理與成就》；他的“‘211工程’中研究型大學合理布局的探討”為實施“211工程大學”計劃指明了發展方向；他的“完善中國科學基金制的建議——對實施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連續資助框架方案的探討”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設立“創新群體”起了促進作用；他的“創新型團隊的地位、內涵及組成”為建立創新型國家、創新型大學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科技管理的工作崗位上，蔡言厚教授以滿腔的熱情，高瞻遠矚的運籌，戰略家的膽識，協助原中南工業大學歷屆校領導做好學校的科技管理工作。他參加學校世行貸款的“中國第二個大學發展項目”，“國家重點實驗室”申報工作，以及負責承辦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建設的奠基工程——申報“211工程”和“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的申報工作，均獲得立項，還曾發起過‘1995亞洲科技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他站在科技管理的前沿陣地，在新開辟的資助領域和獎勵領域努力探索，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他指導多名教師申請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獲得資助，負責指導、修改、定稿的“軋機變相單輥驅動技術及其開發”項目在國家首次頒發科技進步獎時獲一等獎，使學校成為當時全國獲得一等獎的8所高校之一；由他指導的教師申報國家自然科學獎三次都獲得獎勵，使學校獲得自然科學獎數量在1991年以前在全國理工科高校排行中居第6位。并且，由蔡教授進行高校的比較研究，多次發表中國（大陸）大學排行榜以及大學量化評價案例研究，推動了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也為他所在的學校領導進行重大決策提供依據。例如，在申報“211工程”項目時，何時預審，在“211工程”“九五”立項時，能否進入第一批建設學校；又如，進入教育部以后，要不要與其它學校合并，與誰合并效果最佳等等。
大學評價的權威專家
蔡言厚教授除了做好科技管理的本職工作以外，還積極投入大學評價，發表了40余篇論文；其中對大學評價指標體系和理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代表作有《大學科研定量評價指標體系的探討》、《大學科研定量評價指標體系設置若干原則的探討》、《中國校友會大學的排行榜的理論與實踐》等。
蔡教授是我國進行多指標大學評價的第一人[1]，他支持所有的大學評價機構進行大學排名，并擔任中國校友會網中國大學排行榜大學評價研究團隊學術負責人，對其它兩家中介評價機構的評價指標提出完善意見，促進了中國大學排行榜的健康發展。經他參與的中國校友會網《中國大學評價研究報告》是目前最權威的大學排行榜之一，時上百家媒體轉載，人民網、新浪網等長年掛網備查。
中國校友會網的《中國大學評價研究報告》指標體系是投入與產出并重，源生數據，質量第一；綜合排名強調質量，是核心競爭力排名，其實質是科學貢獻力和杰出人才排名；其主要指標數據的時間跨度是1952年至排行榜公布的前一年，多數指標數據的時間跨度是從它誕生的那年至排行榜公布的前一年，客觀地反映了近60年來我國各個高校人才培養狀況和所取得的科技成就現狀。這一研究成果凝聚了蔡教授的心血。
中國校友會網的大學評價指標體系有三個特點[2]：一是在科學研究的三級評價指標中，不采用論文指標而是采用國家級獎勵成果、特別是“國家重大獎勵成果”指標；二是在人才培養的三級評價指標中不采用“新生的高考成績”或“畢業生的數量”，而采用“畢業生質量”，特別是“杰出校友”；三是為了改變目前重理輕文的現象，平衡自然科學中的兩院院士，在社會科學的評價指標中引入了“中國杰出社會科學家”。其中“杰出校友”是2003年年底召開的全國人才工作會議上提出的黨政人才、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三大類人才中的杰出人才；而且把人選富豪榜的企業家作為企業經營管理杰出人才的代表引入評價指標參數。這種評價指標體系符合中國國情，是中國校友會網的“中國大學評價研究報告”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也是蔡言厚教授成為大學評價權威專家的根基所在。
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
中文漢字有奇妙的魅力。這“人生四大喜”，每則后面加兩個字，便成了“人生四大悲”：
金榜題名時――重名；
洞房花燭夜――隔壁；
久旱逢甘霖――幾滴；
他鄉遇故知――仇敵。
不必細究這“人生四大喜”的“后綴”是否嚴謹，引發筆者興致的是，金榜題名時及其重名所帶來的冰火兩重天的境遇。
真的是冰火兩重天呢，遺憾！未能金榜題名，便有了另一句成語：名落孫山。
當下，文字越來越粗糙，甚至粗鄙化，高考成了獨木橋，考得好獎勵旅游，可以瘋個天南地北，考不中天空都是黑的，稱“黑六月”。
為了淡化這種“黑色”，近年來，社會各界動了不少腦筋，為“狀元及第”降溫甚至“重新估價”便在高考及中考后，成了平面媒體和各種媒介一個階段的“主打內容”。
有引經據典者，發出了“有多少狀元能夠成才”的詰問。據稱，從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正式開科取士到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廢止科舉的1300年間，有案可稽、有名有姓的狀元共計552人，但是真正名垂青史者屈指可數。武狀元名世者唯唐代的郭子儀，文狀元則屬明代的文天祥，再有清朝二三者，絕大多數的狀元，的確是在歷史的長河中湮沒無聞了。
“江郎才盡”是一個人們熟知的成語，也是南朝文學家江淹的真實故事。年輕的才子，及長文思漸衰，才情減退，倒似乎成了狀元們的“普遍下場”。
有總結現實者，根據一份《中國高考狀元職業狀況調查報告》得出的結論有點駭人聽聞：32年來高考狀元全軍覆沒，竟無一人成才！
怎么叫成才呢？上述“報告”稱，在杰出企業家中沒有一位是高考狀元；中國兩院院士、“長江學者”等專家中也很難尋覓狀元身影……
這令人不能不問，“杰出企業家”如何定義？如象牙塔頂端的兩院院士是成才的唯一標準？不“達標”就代表一事無成么？
其實，狀元及第與名落孫山，看似兩極，確是一事之兩面。鼓勵落榜者盡早走出陰霾，告之“條條道路通羅馬”，沒必要貶損“科科出狀元”。
在中國社會“狀元”總是一個閃著靈光、令人目眩的詞匯。“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聞”，因此，人們希望狀元常勝不敗，“高考狀元”順理成章變成“職場狀元”。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一旦發現狀元天太熱也想光膀子，路遇美色也頻頻注目，便非議叢生，以為“江郎才盡”，甚至憤懣抨擊，實在沒有什么理由。
當然，現在對金榜題名的“捧殺”確實成為一個問題，甚至是一個痼疾。但是，筆者發現，在這一問題上又顯現出國人的老毛病：往往是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為高考失意者解脫，便炒作“狀元”往往江郎才盡，是高分低能的表現……
細翻上述“報告”可見，大部分“狀元”在各自崗位上也做出了不錯的成績。這就佐證了筆者的觀點，對一直愛學習、學習成績也好的，還應鼓勵其沖刺，奮發努力，金榜題名；對不是“那塊料”的，也應早早想辦法打通父母的“任督”二脈，減掉加給孩子們的壓力，讓其按自己興趣愛好發展，沒準東方不亮西方亮，就成了“職場狀元”。
人口發展戰略“三步走”
第一步，“控制”、“提高”、“調整”相結合，重點在人口的數量控制，把高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實現人口再生產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類型的轉變。第二步，在穩定低生育水平和走向人口零增長過程中，大力提高人口素質和適時調整人口結構，逐步實現由“控制”為重點向“提高”、“調整”為重點的過渡，促進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第三步，零增長以后，由于人口的慣性作用將呈一定程度的減少趨勢，再依據屆時的經濟、社會發展以及資源、環境狀況，作出全方位理想適度人口的抉擇。
——田雪原
韓國客機失事給中學夏令營潑了瓢冷水
韓國客機失事事件后，有學生家長反映：因收到學校組織夏令營的傳單，然后繳納3萬元報名費讓孩子參加。
按說，這種15天收費3萬元，算是不便宜了。但很多中學生卻被安排乘坐韓亞航空公司，而這家航空公司雖然票價低廉，卻是以飛機老舊、飛行安全記錄欠佳而為旅游界所熟知。然后到美國跑馬觀花一番，談不上對學習英語口語有什么幫助。說白了，很多學校組織這種夏令營，其實只是他們撈外快的一種新花樣。對于這種“圈錢”的夏令營，地方教育部門不應該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應該加大管理力度，不能任憑學校昧著良心賺大錢、賺快錢。
——汪憂草
只是李娜們有點“任性”？
連日來，筆者始終在尋找往年的“高考狀元”，然而，他們多數婉拒了采訪，并表示“我現在只是一個普通人，狀元這個光環早已卸掉”。最終，筆者輾轉聯系上了兩位曾到國外知名學府留學的“高考狀元”，了解他們對國外學習、生活及工作的切身感受。
在“小而精”的教育中獲益
陳超是2002年秦皇島市“高考狀元”，2006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后就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會計學碩士，現在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工作。他表示，本科時曾聽出國的師哥師姐提到過美國“精致”的研究生教育，自己也非常向往，因此選擇了出國深造。
讀研過程中，陳超感受到學校在研究生教學中能高度關注每個學生的學術發展，并對每個學生嚴格要求。據他介紹，他所在的班級有20位同學，上課采用案例教學、小組討論等模式，互動比較多。課堂上老師先拋出問題，讓大家分組討論，老師經常會針對一個話題討論一節課，讓學生們各抒己見。
陳超認為自己出國讀研是既辛苦又值得的經歷?！皩W校的實力受到認可，同時美國的研究生教育注重培養學生的實際能力，學生畢業后職業競爭力較強，更容易取得就業機會與高薪?！?/p>
更適應國外環境
2004年秦皇島市“狀元”趙璇，選擇了本科畢業后留學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已經在加拿大一家大型公司工作的她對筆者說：“總體上，選擇留學對我來說是個明智之舉。我很明顯感到自己變得比以前獨立，國外生活不簡單，什么都要靠自己，不能怕麻煩。當然，說到底，留學更多的是讓人懂得如何去生活，如何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里去摸索，然后去適應，最后做到掌握。到了國外，我們可以十分感性地認識到別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這些耳濡目染接受到的東西，也許比專業知識更重要，相信對我以后的發展也是一個很大的幫助?！?/p>
趙璇說海外留學經歷教會了她如何生活，也更適應了國外的環境。她表示會繼續留在加拿大。“幾十年的改革和發展，國內的經濟確實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經濟發展的背后，也有一些短期內難以解決的問題，比如環境問題等?！?/p>
另外她也提到在人際關系方面，在國外學習生活時間長了，回到國內可能一時很難處理和適應?！霸诩幽么蠛芏啻魏鸵恍┲耸恳黄鸪燥垼蠹业年P系非常平等，而國內的人際關系可能更錯綜復雜一些?！壁w璇說，“無論是在哪里，適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沒必要去聽從別人的安排，唯一可以信任的只有自己的能力！”
留學“不歸”不必大驚小怪
美國國際教育協會（IIE）的2012年《門戶開放報告》顯示，2011-2012年度被美國高等教育機構錄取的中國學生數為194029人，占到了美國全國國際生人數的25.4%。每4個留學生中有1個是中國人，這些人中或許就有“高考狀元”。而作為各地“狀元”，加之又進入了北大、清華等國內一流大學，這些出類拔萃的學子自然會受國際名校青睞。這些國際名校也提供優厚的獎學金，打動“高考狀元”的芳心因而就在情理之中了。
中國傳媒大學研究生院田老師表示，必須承認，在高等教育領域，一些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質量還是要優于國內的。教育逐漸成為一種“服務”和“產品”，供受眾自主選擇?！盁o論是內地高校、國外大學還是香港高校，選擇多了，擇優而從就再自然不過了。”
在田老師看來，“國內高校在加強大學硬件建設的同時，應完善教學理念、拓寬育人方式，這樣我們辛苦培育的才子就不用再跋山涉水求學他鄉?！?/p>
這一令人艷羨的“牛班”已被刻上功利教育的烙印。
對于教育而言，是否成功，不是看眼前的升學率、就業情況，更要看社會遠景發展，愛因斯坦說，“當一個人忘記了他在學校接受的每一樣東西，剩下來的才是教育”。這個“剩下來的東西”不是分數、升學率，而是無形的教育財富：責任感、創造活力、人格完善、較高的快樂指數以及公益情懷等。這些造福社會、服務大眾的品質遠比重點大學畢業證更有分量。
對“最牛班級”的過分追捧，無疑是在強化，這才是真的好教育、才是精英人才。這不就是功利教育的典型心態嗎？這種宣傳，只會讓家長非理性的功利心態繼續膨脹，孩子的負擔繼續加重，“名校崇拜”心態繼續推高，孩子的競爭更加白熱化。
力爭上游的心態可以理解，可不要忘了，能達到金字塔尖者，絕對是極少數，更多人，必須成為默默無聞的塔基。這就是所謂的“自然成才觀”，孩子在自己喜歡的領域內盡情發揮，富有情趣，樂趣，能為社會做出積極貢獻，這就是最好的成功。哪怕他只是電視修理工，也能為千家萬戶帶來“收視快樂”，其貢獻不亞于碩士、博士。
朱清時院士說：“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需要多種多樣的人才，既要有一流的科學家、教授、政治家等，更要有高素質的工人、廚師、飛機駕駛員等高技能人才?！?/p>
所以，媒體、家長和教育者，在拔尖、掐尖的同時，千萬不能忘了這條顛撲不滅的教育真理：讓更多孩子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讓孩子多一些“剩下來的東西”，其貢獻絕對不小于讓學生考上哈佛大學、北大、清華。
《1999-2007中國高考狀元調查報告》表明，“所有的杰出企業家中，沒有一位是高考狀元；學術領域，中國兩院院士、外國兩院院士、長江學者等名單中，也沒有出現高考狀元的名字；杰出政治家中，同樣沒有高考狀元”。丁肇中也說過，“我所認識的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拿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很多，其中很少是學校里面考第一名的?！?/p>
是分數取得成功者，而不一定是活力創造者；是暫時的成功者，而不一定永遠是成功者?，F在的博士碩士等人才，不能成為教育成功的證據，而可能只是題海戰術的印證。
高考快要到了，希望媒體多一些“自然成才觀”的宣傳，就像杜魯門剛當選總統時，有人向他的母親祝賀：“你有這樣的兒子，一定十分自豪?！倍鹏旈T的母親回答：“是的。不過，我還有一個兒子，同樣讓我驕傲。他現在正在地里挖土豆。”
在孩子的成長和快樂、出名和健康之間，更崇尚“平常心態”、自然法則和健康發展，遠比“最牛班級”更有積極意義，更接近理性教育觀和價值觀。
其實，高考“狀元”職場表現這一話題由來已久。2009年，中國校友會網《中國高考狀元調查報告》，經過對1977～2008年全國各地區高考“狀元”的求學和職業等狀況的調查，所得出的結論和羅廳長的發現高度一致。從近年來涌現的“杰出政治家校友榜、院士校友榜、杰出人文社會科學家校友榜、富豪企業家校友榜、長江學者”等頂層人才榜上，也都未發現高考“狀元”的身影。公眾由此疑惑，“狀元”職場表現同社會預期相去甚遠，是“狀元”自身的問題，還是社會對“狀元”的期待有問題？
有人認為，“狀元”即使沒有成為著名人士，但“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內取得成績和進展，擁有和諧美滿的家庭，不斷提高個人修養等，這不能不說也是一種成功”，因此，應該“以平常心待之”。意思很明確，“狀元”沒問題，而公眾對“成功”理解有誤，對“狀元”的期待有偏差。
當然，誰都不敢說“人生幸?！辈凰愠晒?，但誰也不敢說——這樣是否對得起“狀元”稱號及其背后的國家投入。
公眾對高考“狀元”的過高期望，來自于中國教育本身的許諾。因為我們一直以“出人才”為教育的國家目標，教育規劃綱要也在培養更多“人才資源”上加大了筆墨。既然如此，如果高考“狀元”不能適當轉化為職場“狀元”，豈不等于說基礎教育在生產“考試人才”上高效，而在未來“職場人才”的準備上低效甚至無效呢？如果承認教育為社會經濟發展服務的宗旨，那么，作為基礎教育的“優質產品”——“狀元”被期待有超出同齡人的職業表現，不也順理成章嗎？國家給“狀元”以優先選擇高等教育優質資源的機會，不正是希望他們日后產出更大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效益嗎？“生活幸福”對他們個人而言堪稱“正果”，但國家對教育資源配置在“狀元”身上反映的“投入產出比偏低”，也應該“以平常心待之”嗎？
既然對“狀元”的社會期待沒有錯，那是否“狀元”錯了，因為自身不努力，所以導致職場表現欠佳？有些評論確實是這樣推理的，比如找出“狀元”在選擇學校、專業和職業方面的種種問題。這樣的推理經不起推敲。沒當上“狀元”，甚至沒進過大學，卻取得傲人成績的成功者不在少數，僅僅學?；驅I的選擇哪來這么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