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6: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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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橫向打通文論要點與
柏格森認為笑是“鑲嵌在活的東西上面的某種機械刻板的東西”，介紹他的生命哲學，“笑”的理論更易吃透。講“精神分析學說”的文論，就必須介紹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人格是一個整體，指人的個性構成，與通常所指的人的品質有所區別。人格整體包括3個部分，分別稱為本我、自我、超我。人格中的3個部分彼此交互影響，在不同時間內對個體行為產生不同的支配作用。與本我、自我、超我相對應的是快樂原則、現實原則和理想原則。如果只介紹“潛意識”、“俄狄浦斯情結”、或者夢的理論，沒有精神分析理論基礎的介紹就顯得很突兀。對榮格“原型”理論的認識必須在弗洛伊德個人“潛意識”理論的基礎上，引進“集體無意識”的概念，“分析心理學”的“原始意象”、“自主情結”等文論要點就會迎刃而解。再如，解構主義文論，羅蘭·巴特是從對結構主義文論的反思走向解構主義的。他在《S/Z》中開宗明義：“從每個故事里抽取出它的模型，以這些模型再建立一個巨大的敘述結構，然后（為了驗證）又回到任何一部作品上去：這件任務使人筋疲力盡，而且索然寡味，因為文本因此而失去了差異。”而德里達是從語言學出發，反對邏各斯（語言）中心主義，形成了自己的理論特色。這里須適當介紹索緒爾的語言學知識。在索緒爾看來，語言符號是能指和所指的結合體，就具體語言符號而言，能指是隨意的，與所指沒有必然的聯系。任意性、差別性局限于能指領域。語言優于文字，文字的首要用途是記錄語言。德里達認為“所指”領域同樣存在任意性和差別性，語言并不優于文字。為此，他解構了邏各斯中心主義，達到反傳統的目的，說明“所指”世界構成一個流動的意義指涉過程，它也是不確定的。至此，德里達在深廣的背景下，打開了解構主義的大門。“言雖不能言，非言無以傳”，他后來自造“分延”（differance）、“播撒”（dissemination），“蹤跡”（trace）等新詞也正是以自己的理論為基礎的。
二、縱向梳理相關文論流派的發展
脈絡，抓住不同流派嬗變的聯結點20世紀是一個充滿動蕩和激變的世紀，具有鮮明的反傳統傾向。在傳統的權威之下，人們充滿了影響的焦慮。每一個流派都試圖在前輩的基礎上有所創新、突破。要講透西方文論的知識點，就必須把握好各流派之間嬗變的聯結點。就20世紀盛行的文本批評而言，它發端于俄羅斯形式主義文論，重點是什克羅夫斯基等人對“陌生化”的研究，雅各布森對隱喻和換喻的探索。另外還有普羅普對童話形態的研究，他從童話中總結出31個要素。形式主義文論打破了傳統內容和形式的二分法，認為文學形式是部分與部分之間的關系形成的系統，形式與形式相比較而存在，傳統的內容，比如情節的安排是有機形式的重要部分。文學研究的重點是研究文學性。后來的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是對形式主義文論的深入發展。布萊希特吸收什氏理論的精髓，綜合黑格爾的辯證法、的社會批評理論，提出了自己的“間離效果”（也譯為“陌生化”），他側重在敘事劇領域倡導文學手法的革新，使演員和觀眾都能跳出單純的情境幻覺、情感體驗，以“旁觀者的”目光來進行理性反思，充分發揮文學的社會作用。同是“陌生化”，一個脫離社會現實，認為：“藝術永遠是獨立于生活的，它的顏色從不反映飄揚在城堡上空的旗幟的顏色。”一個講究文學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功能。后者雖然受到前者的影響，其本體論精神實質卻是迥異的。雅各布森的兩個概念，與漢語中的比喻和借代有相似之處，但又有所不同，對此的講解可以聯系語言學縱向聚合與橫向組合，共時性與歷時性，弗洛伊德關于夢的“凝縮”與“移置”機制，歐洲文學中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思潮，原始巫術的相似律與相關律，現代科學中右腦與左腦的主要功能，以及電影的蒙太奇、長鏡頭等知識點，把它們放在一起考察，可以看出這些兩兩一組的概念中相似性和相關性是核心。文藝概念蘊含著人類思維的基本規律，宏觀梳理，易于闡明。結構主義學者格雷馬斯等對神話的探索發端于普羅普的理論，他把31個要素概括為7個主要因素，重點研究神話，提出關于人類起源于大地或交媾的二元理論，這又是后來解構主義的分析目標。通過相關流派脈絡的梳理，在先后映照的關系中更容易理解知識點。又如，西方文論的主要特點是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相互關系審視文學的意識形態性，高度重視文學的能動功能，很多理論觀點是糅合經典馬列文論、心理分析學說、存在主義等流派，結合當代現實條件下更徹底、更深入，有的也是更偏執的探索。適當介紹經典馬列文論中“異化勞動”，人的“五官感覺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產物”，國家機器，藝術生產，乃至黑格爾的“藝術終結論”等相關理論，更容易切入“西馬”重點。關于藝術起源，馬克思、普列漢諾夫等人認為文藝起源于生產勞動。盧卡奇從勞動與巫術的相互一體、相互作用出發，認為原始人類的勞動和巫術模仿活動一起對藝術的起源產生決定作用，這一理論，既深化了賴納等人關于藝術的巫術起源說，又豐富了經典關于藝術的勞動起源說，為藝術發生學做出了新的貢獻。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觀念、政治、工會、文化傳播，具有非強制性）的理論是對暴力國家機器理論的豐富和補充。馬爾庫塞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的“消費控制”把人變成“單面人”，這個命題是“異化”理論的深入發展。他結合“”壓抑的理論，認為當代藝術能夠造就“新感性”，提出藝術的實質是“革命”和“造反”，是游離了經典馬列文論，對藝術功能的過度發揮。本雅明認為古典藝術突出“膜拜價值”，具有獨一無二性，當代藝術彰顯“展示價值”，帶有民主性，古典藝術在當代喪失了一時一地性，消失了“光暈”，這與當代社會藝術進入了機器復制的時代密切關聯。這是在現實條件下對藝術的特性的深刻洞察，也是對藝術生產的“二重性”理論的創造性發揮。現象學文論家伽達默爾探索藝術與游戲、藝術與節日的關系，闡明藝術的象征性、特殊感受性、無目的性、共同參與性等特性，努力打通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的鴻溝，認為無論是古典藝術還是當代藝術，其基礎都是人類交往共在的原初要求。當代藝術努力消除觀眾群、消費者群以及讀者圈子與藝術作品之間保持的對立距離，使觀看者和表演者邂逅，為當代藝術尋找合法性。這是“藝術終結論”在現實條件下激起的深度反思。總之，抓住文論要點的前后銜接處，對于理解當代西方文論是一把鑰匙。當代西方很多文學名流集評論和創作于一身。講解文藝理論既要打通銜接處，又要講透知識點，即做到橫向聯結，縱向打通。與此同時，還要熟悉百余年的西方文學，這樣參照文本便可信手拈來。西方文論不僅理論性很強，而且普適性、可操作性也很強。通過學習，學生可以獲得研究中外文藝現象的嶄新視角。比如，講象征主義文論，可以聯系波德萊爾《應和》、《憂郁之四》等。講荒誕派戲劇可以結合尤奈斯庫的《椅子》、《禿頭歌女》、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講意識流文學可以選講普魯斯特、喬伊斯、福克納等人的創作。邁克爾·布萊頓用形式主義、性別批評等八種方法解讀莎士比亞的《李爾王》，用十多種方法來闡釋莫瑞森的《藍色的眼睛》，在評論家筆下文學像紅魔方一樣展示色彩斑斕的藝術魅力。又如，可以引導學生運用女性主義文論分析《三國演義》，用結構主義敘事學賞析《祝福》，用原型批評理論分析《雷雨》。這樣便可避免用生澀的話語講解外國的文論，達到深入淺出、學以致用的效果。講授西方文藝理論在認清理論重心的同時，必須把握學界理論轉型和熱點。比如，20世紀后半期西方文藝理論宏觀上出現了反中心、反確定性的特點，這在后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生態批評、酷兒理論等思潮中均有體現，與此同時，當下文論界在文本轉向、讀者轉向后又出現了傳播學轉向，重點和熱點的結合不僅有助于學生打好基礎，同時能鍛煉學生的創新思維。目前我國的教學論中非師范院校的高等教育是個相對薄弱的環節，實際上，高等教育不同于中小學教育，研究生教育不同于本科生教育，各自都需要研究教學論。本科生、研究生教育需要教師發揮在理論深度上的引導作用，充分調動學生參與討論的積極性，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在知識爆炸的時代不僅要讓學生吃透知識點，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自我更新知識的能力，進而提升學生理論思維的創造性。課程建設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不斷提高。
作者：田兆耀 單位：東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微博文學與當代文學創作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微博文學是通過信息技術的發展形成的新媒體技術的新的媒體形式，其傳播形態與傳統的報紙、電視等媒體完全不同，但是無論是微博文學還是當代文學，其實都是出自自媒體時代的作品序列。自媒體時代的微博傳播，是完全自主性的傳播，傳播內容涉及到自己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僅對過去的紙質傳媒甚至是以書寫為前提的傳媒形式的顛覆，而且深刻地改變人們的傳統思維范式，形成了微博文學獨特的即時閱讀、淺閱讀、表層閱讀、跨文化閱讀等閱讀形態，微博文學不知不覺對大眾閱讀方式產生了極其廣泛的影響。基于上述影響和作用，微博文學被認定為一種全新的媒體傳播形式并被固化，這種被定義為“利用數字技術、網絡技術、通過互聯網、寬帶局域網、無線通信網、衛星等渠道，以及電腦、手機、數字電視機等終端，向用戶提供信息和娛樂服務的傳播形態”，已經成為當代文學創作的重要來源。
二、自媒體時代微博傳播與傳統傳播方式的差異
自媒體時代的微博媒體傳播，與傳統的媒體存在著幾個比較大的差異。新媒體時代文學閱讀淺化、泛化、圖像化、視覺化、游戲化、娛樂化等趨向，這讓文學閱讀進入了一個充滿著自主性和自由度的新空間，讀者從過去的被動接受，到現在的自主參與，具有很強的參與性和能動性。具體表現在下面的幾個方面：
（一）微博信息具有極度的開放性，可以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微博文學構成現代信息傳播的開放性系統，微博文學已經具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微博文學傳播渠道十分簡便，只要有最基本的網絡傳播技術和相關設備，任何人都可以通過信息高速公路進行信息傳播，傳統傳播方式對包含微博傳播在內的新媒體傳播方式制約已經很有限，并且以微博傳播為代表的傳播方式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在實際傳播中，信息雖然長度有一定限制，但由于其發送的及時性，信息荷載量大，因此被廣大的受眾喜歡。
（二）微博信息具有便捷性，在信息爆炸的時代能夠以幾何增長的方式傳播開來
在過去的以紙張媒體和空中信號為傳播方式的傳統媒體中，信息的荷載量并不大，而且會受到傳播路徑的影響，傳播速度有限，而且路徑會因為受到各種原因的影響而形成中斷。以互聯網為傳播途徑的微博傳播方式，一旦網絡本身渠道暢通，就可以以網絡作為媒介將信息傳播出去，信息傳播渠道本身的立體化鏈接后，就可以將信息傳播到每一個角落里面去。
（三）傳播方和受眾之間能夠相互溝通，形成了平等和開放性的關系
在信息相互交互的過程中，傳播方和受眾之間是可以相互交流的。因為溝通之間僅僅是依靠網絡和基本的設備進行，人與人之間不需要面對面的交流，因此在溝通過程中顯得更加平等開放，自己的信息能夠及時的做出反饋并形成鏈條反應，而二者之間的互動隨時都在進行，因此顯得更加的積極和迅速。
三、微博文學促進了當代文學創作的全面發展，形成了新的當代文學概念
（一）微博文學促進了當代文學創作的全面發展
最初的網絡文學并不被人看好，但是卻在短的時間里面吸引了數量巨大的觀眾，據統計我國文學網民超過兩億人，其中十分之一在網絡上發表各種文學作品，其中百分之一是各個文學網站上注冊的。這些依靠網絡進行寫作甚至將寫作作為職業的人，現在也開始轉向而來以微博傳播為傳播方式的寫作。這些寫作范式比較簡短但是貼近生活，閱讀輕松自如，能夠在手機、數字移動終端設備上進行閱讀，因此很快就被廣泛接受。微博傳播受到了商業運作的影響，但是相對于過去傳統媒體的傳播，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當代文學創作的發展。相對于這個時代兩千萬名上網寫作的龐大人群，微博傳播已經是其中重要的一種傳播方式。
（二）微博文學徹底改變了文學創作的觀念和環境，形成了新的文學創作概念
微博文學是與過去的傳統文學完全不同的文學概念，文學已經從所謂的“政治文學”、“應景文學”等走向的大眾傳播系統，而過去“高大全”式樣的文學形象已經被微博文學徹底顛覆。現代微博文學，更加強調娛樂性和閱讀受眾的接受程度，甚至會受到消費觀念的影響，成為商業化運作的文學樣式，其消費性更加突出，而其電子出版物的方式也更加的商業運作。
（三）微博文學轉化了傳統的創作方式，形成了新的創作方式
“網絡文學的生產方式、生產規模和生產效益對主流文壇造成了極大的沖擊力，而他的價值觀、操作方案、產業化模式等等也開始向整個文學界蔓延。”微博文學的出現，和現代信息技術，還有與信息技術密切聯系的網絡技術和智能化手機技術分不開的。網絡文學的生產方式、生產規模和生產效益對主流文壇上造成的意見和建議，很多和讀者之間甚至形成了合作關系。微博文學進入了讀圖時代，形成了新的表達方式———以圖片或者表情符號進行表達，文字表達居于從屬地位———甚至是無文字的表達方式。
四、愿望與展望
“公共領域”的概念是哈貝馬斯在196年《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提出的。公共領域是17、18世紀隨著市民社會的壯大不斷興起的一股力量，人們借助報紙、雜志、沙龍、咖啡館作為場所，傳遞信息、發表議論以達到相互認同的目的。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是在市民私人的家庭生活與國家權力領域里開辟出來的公共生活領域，其中文學公共領域是重要組成部分。交流正是文學不斷發展前進的重要因素，在文學公共領域內，作者發表作品，讀者發表意見。文學期刊是重要的文學公共領域，在文壇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首先，文學期刊傳達著人物私人化的內心世界。哈貝馬斯認為，文學公共領域是由公眾主體的內心領域而發展的，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純文學期刊借當時的“舉國文學熱”發展突飛猛進，最終的落腳點定在了注重人物內心世界的傾訴、傳達人文主義關懷上，由于純文學期刊的人文氣息較濃，可以給人以享受與感動，在讀者中的反響也十分強烈，并使讀者產生了共鳴與對話的欲望。其次，文學期刊還擔負著文學批評的功能。批評是傳達公共輿論的重要形式之一。批評家的身份可以看做是讀者與作家的中介，他們的一個身份是讀者的代言人，另一個身份則是讀者的教育者，所以他們不僅可以啟發讀者，也可以監督作家。文學批評功能不僅可以促使文學期刊朝著好的方向發展，還可以在文學公共領域里使文學獲得公眾的認同。
二：文學期刊對作者的塑造
文學期刊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學傳播媒介，有效地建構起了一個當代“文學場”、作者、作品、讀者在此場域中相互關聯與促進，其中，文學期刊與作家的關系可以說是休戚與共。文學期刊的對文學作品的匯集其實是一個“把關”的過程。毫無疑問，每一種文學期刊都有自己的文學主張，根據這種文學主張來選擇更能夠體現自己文學主張的作品。有影響力的文學期刊首先就可以通過對自己文學主張的宣揚與把控來提倡某種文學思潮或某種文學創作方式，從而引導作者的創作與文學期刊的文學主張保持一致。文學期刊推介能夠代表自己文學主張的作家，實際上是為了推動期刊本身的發展，一些常用的塑造作者的手段也在刊物上屢見不鮮：第一是版面的安排，文學期刊常常把自己推介的作品放在頭條的位置上，以能夠迅速引起讀者的注意。第二是多發跟推介作者作品相關的“讀者來信”，這種目的十分明顯，就是盡可能多地呈現一些與作家相關的信息。第三是發表針對推介作者的批評文章與作者本人的創作談。
三：文學期刊對文學思潮的引導
(一)川端康成作品的憂郁性
川端康成是一個唯美主義者，他的創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作家本人對世界的“悲觀”認識。他在童年沒有感受到家人的溫暖。相反滲入了深刻的無法克服的憂郁、悲哀因素。他把這種深刻的情感宣泄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他的作品《伊豆的》全篇自始至終彌漫著一種若有若無的淡淡傷感。概括起來，川端康成的創作特點，是以虛無思想為基礎，追求一種“頹廢憂郁的美”。他的作品是由虛幻、哀愁和頹廢三個因素構成的，以病態、失意、孤獨、衰老和死亡，反映沒落的心理和頹廢的生活。
(二)川端康成作品憂郁性形成原因
1．日本傳統美學的影響
日本的“物哀”思想，深深地影響著日本作家，尤其是川端康成。川端康成繼承了這種“物哀”思想，《雪國》描繪、展示了島村所深深體悟到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種徒勞”的缺憾美，這與日本傳統美學十分契合，其文學作品有一種獨特的美感。這種美，深沉而纖細，交織著主人公對自己處境的悲怨，融入了作家對主人公的同情、愛憐，因而呈現出一種朦朧而感傷的審美狀態。
2．日本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
日本遠古人受到島國自然環境的恩惠和培育，對自然懷有深切的愛與親和．對自然美的感覺敏銳而纖細，這種自然觀和美學思想，成為日本人把握自然美和創造藝術美的底流。川端康成自覺而忠實地繼承了這一審美傳統。日本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國，與世隔絕的地理環境，加上頻繁的災害，無所不在的恐懼．在漫長的時間里雕塑了日本人的氣質。對于工作、家庭、愛情．甚至神經質般的憂郁滲在了日本人的骨子里，這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也有深刻體現。
3．佛教“虛無觀”的影響
佛教是川端康成作品“憂郁性”形成的又一個重要原因。佛教講究“萬物一如，輪回轉生”、“虛無”、“無常”，《雪國》結尾處描寫了葉子的死亡，美到極致，蘊含了佛教“輪回轉生”的思想，《招魂節一景》結尾處涂上了佛教“虛無”的色彩。佛教“無常觀”不僅融于日本古代傳統文學中．而且使得他的作品蒙上了“憂郁”、“悲”的色彩。
(三)川端康成文學作品對中國作家的啟迪
川端康成啟發了新時期中國作家的審美眼光，使其從政治化、社會化的寫作中逃離出來。隨著20世紀以來中日文化交流不斷加強，20世紀中國文學也不可避免地出現類似于川端康成“物哀化”的審美趨向。莫言說過：在我剛開始創作時．中國的當代文學正處在所謂的“傷痕文學”后期．這時的中國文學，還負載著很多政治任務，并沒有取得獨立品格，J端康成對美學的追求，讓我明白了什么是小說，中國的作家創作時應該去感受真正的文學對象和審美品質。20世紀中國文學的憂郁類作品既有J端康成式的色調，更有其本土化生成性，不僅結合了日本式審美情趣，而且立足于中國民族文學，開創了新的文學創作形式。
二、大江健三郎作品憂郁性的特征
(一)大江健三郎作品的憂郁性
大江健三郎的創作緊緊抓住人類共同面臨的生存問題，深切關注現代人的生存狀態，表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對邊緣弱勢群體的關懷：對日本民族命運的關注；對整個人類生存狀態的擔憂。大江健三郎這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凝結在其文學作品中便體現出深深的憂郁性。“苦難”在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里也隨處可見。他的許多作品都綿延著令人窒息的痛苦和絕望。他在作品中表達自己對現實社會的不滿、擔憂，深深的憂郁性滲入其中。
(二)大江健三郎作品憂郁性的形成原因
1．個人生活體驗的影響
大江健三郎的憂慮意識與時代幻變與個人體驗直接相關。日本戰敗帶來的民族屈辱，傳統天皇制崩潰，社會面臨的一系列重大變革，都讓他內心充滿緊張和不安。殘疾兒小說的靈感來自親身經歷，他把自己的殘疾孩子與廣島的二戰遭遇聯系在一起。且將目光投向西方并最終停留在薩特身上。薩特的存在主義思想中．世界存在荒謬性，積極自由選擇自己的價值傾向，與大江內心深處對于時代、民族、人類的體驗和焦慮一拍即合。這一切促使他力圖在文學世界中表現自己的憂郁性。
2．日本民族憂郁傳統的影響
大江文學的憂郁意識無疑植根于日本民族的憂郁傳統。日本是島國．生存環境的憂患意識可以說無時無處不在。日本又是憂思的民族。傳統文化的憂患意識特別強烈與濃厚。日本傳統文學觀念認為，在人們的各種情感中，只有憂愁苦悶之類的情感才會讓人感觸最深，結合日本的國情形成的特有文化中的憂郁傳統，不僅使日本的憂患意識不斷增強，而且促使日本民族形成獨有的性格特征。這種民族憂郁特質深深植入171本作家的脊髓．并影響了大江文學的憂郁性。
(三)大江健三郎文學作品對中國作家的啟迪
大江健三郎與中國作家的文化交流與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莫言在《影響的焦慮》中表明了學習外國作家作品時的態度，他認為，中國作家“如果要寫出有個性、有原創性的作品，必須盡可能多地閱讀外國作家的作品，必須盡可能詳盡地掌握和了解世界文學的動態。”“應該以更開放的心態、更積極的態度、更高的熱情和更大膽的手段，去與外國的同行們交往，去向外國同行們學習和借鑒。”不大膽地向外國文學學習借鑒，不可能實現文學的多樣化；不積極地向民間文化學習。不從廣闊的民間生活中攫取創作資源，也不可能實現文學的個性化、民族化、多樣化。”莫言之所以獲得2013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也與大江健三郎對他的作品高調的認同不無關系。大江作品啟迪了中國作家。為中國作家的文學創作開辟了新的方向。
三、村上春樹作品憂郁性的特征
(一)村上春樹作品的憂郁性
村上春樹作品一般反映年輕人的快樂與悲哀。很少有實質性的事件．常常是一些思緒與感觸。抒發莫名的迷茫與哀愁，具有典型的憂郁性特征。其代表作《挪威的森林》描寫主人公的空虛、自我封閉，快樂時不與人分享，痛苦時不與人分擔。看似堅強的外殼難以掩飾靈魂深處的空虛。自私的永澤，自卑的直子，無論對父母、朋友，還是所愛的人，都保持一定距離。自己不給別人添麻煩的同時，也不愿別人進入自己的世界。死也是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生死觀的研究分析也有助于理解作品的憂郁性。小說自始至終都充滿孤獨和憂傷．為易逝的青春和生命而哭泣．為被剝奪了的自我而哭泣。
(二)村上春樹作品憂郁性形成的原因
1．作家自身憂郁性格的影響
文如其人。從一些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作者的性格傾向。實際上，村上雖然是作家，卻很少與文學界來往．也不參加任何作家協會。他很少在電視上露面，也不做任何報告，不接受任何采訪。從某種角度來說，不善與人交際，自己也很孤獨，他將這種孤獨憂郁的情感傾注在作品中。
2．社會環境和時代背景的影響
村上春樹作品的憂郁性根源在于所處時代和社會環境。《挪威的森林》的背景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當時村上二十歲左右，對他來講，這一時代就是甲殼蟲樂隊、古巴危機、越南戰爭和“大學紛爭”的代名詞。當時政治動蕩。世界處于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之中。日本戰后實行民主制度，以驚人的速度發展經濟，進入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伴隨著技術革命與經濟繁榮，人們像無根的野草，產生了孤獨感、虛無感、失落感，不敢面對社會，也無力改變社會。村上深深地感受到這種孤獨、不安和空虛，在作品中呈現出憂郁的特征。就其本質而言，應視為對現實世界的無言反抗．是夢想中世界無法實現的失落，是兩個世界無法徹底融人的迷失。
(三)村上春樹文學作品對中國作家的啟迪
村上春樹文學作品對中國作家的影響在不斷深化，模仿村上春樹的作品不斷出現。模仿主要集中在主題、情節、作品風格、結構、技巧等方面。“70后”作者孑L亞雷《不失者》的主角是普通的小職員，一個失無可失、無可再失的“不失者”、追尋自我而踏上逃亡之旅，作品深深烙上了村上春樹的文學特色，但可以說比村上作品具有更高層次的審美文化。“8O后”作者張佳瑋的《加州女郎》，也流露出村上春樹式的憂郁性氣息，顯然其許多細節受了村上春樹的啟示。
四、結語
（一）當代旅游景區社會文化市場化問題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在旅游文化上也出現了文化市場化的特點，而這種文化市場化的發展也是存在著利與弊，文化迎合市場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文化的認同挺高文化的知名度，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能更好的促進文化的建設，給文化的發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但是這也在一些方面上給本地旅游文化帶來新的問題，這種市場化的轉變需要文化本身適應市場，這就使本地的文化缺失了獨特性與自然性，表現為文化的大眾性，在這基礎上一些不被游客認可的旅游文化將會被淘汰，而這些文化在某些方面有其獨特的價值，這就給我國的問文化領域帶來了很大的損失，不僅是中國的文化缺失而且也是世界文化的遺憾。專家為此討論正在這種變革的發展中怎樣保護那些有價值的文化，提出合理的方案，使文化更好的發展，旅游文化也在市場化中找到屬于自己合適的道路。
（二）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旅游文化的地位下降問題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對現代的文化體驗頗多，但是卻在不知不覺中發現傳統文化的離我們而去。現代更多的旅游是傾向于現代的人文和自然資源，而傳統的應有的風格的文化已經衰退下去。這是我們當代旅游文化研究的熱點之一。面對這種傳統的衰落我們應該怎樣去處理當代的旅游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這是值得深度研究的問題。許多學者都在討論這個問題，各抒己見，看法不一。但是在對傳統文化的利用上表現出明顯的不足，這也是當今制約旅游業發展的一大問題。傳統文化是我們國家豐富的文化遺產，如果把傳統文化很好的利用到旅游上來，我相信無論是在旅游業上還是在文化的發展與傳承上對我們國家來說都是一個進步。著個問題的研究是學者們看到了傳統文化的價值，這是好的現象。不斷衰退的中國傳統文化需要被重視，需要在經濟的發展中發揮出應有的價值，著對于旅游、經濟、社會來說都是一個發展與進步。
（三）旅游文化與民族文化的轉向問題
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特有文化，而在文化不斷發展的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文化存在著一個轉變的方向，這深深的表現為民族文化的異化問題，這種異化問題表現在旅游文化為使其自身存在競爭力對民族文化的改造上，這在旅游文化研究中成為一大熱點問題，本身的民族文化就有其多樣性在里面，就其名族文化的自身來說，民族文化本身就是其國家文化的代表性，在旅游文化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國家民族的多樣性也是民族文化多樣性的前提與基礎，旅游文化的發展是民族文化發展的動力，這種民族文化的轉向也為雙方的發展提供了支持，民族文化受到重視使其自身得到有力的發展環境，也是國家的文化實力不斷提高，進一步促進文化的共同發展，旅游文化作為文化的一種形式，也會促進其發展，專家們的討論與研究為這種轉變提供了理論的支持。而旅游文化與民族文化是一種文化的兩個方面，不能等同混為一種，這種轉變充分展示出兩種文化的內在不同性。
（四）旅游人群自身的文化對景區自身的文化影響問題
旅游人群不同造成了不同的文化來源，在不同的旅游文化景區本身也存在著自己的本地文化，這就和旅游者的自身文化產生了不同，在此方面上可能就會想成對旅游文化風景區的不同理解，旅游區游客的一部分認同，與一部分不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效果，不認同的游客會給景區帶來負面的作用，這就給當代的旅游文化帶來了不利影響，導致旅游文化的受到排斥，表現在其自身的設計與變革，、適應不同的人群的需求，那么這個轉變本身也會帶來一些問題，例如景區自身的本族文化的衰退與喪失等，研究人員看到了這種影響，努力找尋旅游文化的發展方向。解決這種矛盾成為當代旅游文化研究的一大熱點。
（五）當代旅游文化研究基本理論問題
旅游文化研究基本理論也是當代旅游文化研究的一大熱點，是內部研究為主體還是外部研究為主體的問題產生了不同的見解，與其說這是一場對主體性問題的討論不如說是對旅游文化的自身與內容的地位問題存在分歧，也就是說現在在旅游文化的領域內對理論研究存在明顯的不足，對旅游文化的整體認識還存在著一定的模糊，而且在旅游文化的討論中更是有對其旅游文化的界定問題產生了分歧，旅游文化本身的就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專家的討論對旅游文化研究基本理論的建設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六）當代旅游文化發展建設問題
旅游文化作為一種無形的的文化在其建設上與有形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區別，面對這種文化的建設問題許多專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對旅游文化宣傳的這一方面上的問題，因為旅游存在多種那么這種宣傳也是多種的，這就個文化的宣傳帶來了很大的挑戰，而且對旅游文化的建設者的素質要求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存在區別，很難鑒定這種素質程度，需要合理且有效的規則來提升對建設者的要求這才能有效的建設旅游文化促進其自身的發展，在旅游文化的應用問題上也是一大難點，對此研究的程度也較高，許多專家為此進行討論怎樣應用，應用到的地區和范圍都成為研究的熱點之一。
二、中國旅游文化未來發展趨勢
（一）向文化方面轉變中國旅游業
在近年的迅猛發展，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國悠久深厚的文化資源。2002年，海外游客對最感興趣的旅游資源調查中，五種游客最感興趣的旅游資源，文化類型就占了四種，其中對華僑的調查，文物古跡名列第一位。這主要得益于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與人們的素質不斷提高，因為文化做為精神方面是對精神上的提高，當代社會下人們已經有以一個很大的轉變就是在自然與文化之間，人們為了提高自己的精神素養與對文化與知識的理解，都對文物古跡表現出濃濃的興趣，在黃金周期間，故宮的旅游人數更是創下了史上之最。這種回歸文化的勢頭還會繼續增加，人群更是有了一個質的轉變，華僑對中國大陸的認同感來源于國家經濟的不斷發展，所以在當前情況下，文化的作用不斷突出。這也體現出人們的態度的轉變過程。文物古跡作為文化的依托在文化的傳承中有其獨特的作用。所以這種旅游文化的未來發展趨勢之一就是向這種文化的轉變。長城也是文物古跡中的代表，也代表了國家的優秀文化，游客的認可也顯示向文化轉向的發展。
（二）生態保護與旅游文化的相互作用加強
中國具有發展生態旅游的良好條件，但是由于中國的生態旅游業開發歷史較短。中國的生態旅游是主要依托于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風景名勝區等發展起來的。中國第一個國家級森林公園—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建立，將旅游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有機結合起來。此后，森林公園建設以及森林生態旅游保護的發展突飛猛進。這在旅游的發展過程中有了一個明顯的態度的轉變。我國面積廣闊，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是旅游的開發要與當代的生態保護有機的結合起來，這是對旅游開發的首要條件，我們需要經濟發展，但是我們不能沒有環境，而這種生態保護也是促進旅游發展的重要支柱。只有當地的生態保護做的到位，旅游景區的質量的不斷增強，才能招攬大量的游客。例如對我國地區的開發與利用，對藏羚羊的保護尤為重要，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是難得的自然資源，作為國家的資源，保護要第一位，為此隨著旅游的開發，生態保護也會得到加強，而游客的增多也為當地的風景區帶來大量的資金來做生態環境保護，這種雙向的互動，是當代旅游文化發展的一大趨勢。
（三）旅游文化內涵
價值提升旅游產品開發從“外向型”向“內涵型”轉變實現旅游產業利益最大化和不斷發展，關鍵在于開發利用各種文化資源，滿足人們對旅游產品和服務中的文化需求，在深度挖掘旅游文化內涵的過程中，建立產業良性的內部運行機制和外部發展關系，從而提升產業素質，獲得可持續發展。旅游文化內涵價值的不斷提升是人們對旅游的文化的認同的表現，由于人群不同所以人們對文化的要求，旅游文化在發展的過程中需要提高自己的文化內涵，不斷豐富自身所體現的內容是旅游文化發展的一大動力。人們的文化需求要在文化的場景中發展與利用，外在型與內涵型是旅游產品的在發展中形成的各自的文化形態，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已經不能滿足對文化產品的外向型的需求，這就為旅游文化向內涵型發展提供了動力。這種文化內涵價值的提升也促進了旅游文化自身的變革與發展，是從廣眾的旅游到文化旅游內向型的轉變的深刻體現。而且研究發現這種轉變的趨勢將會大大提高旅游文化的整體發展，這種旅游文化內涵價值的提升是一大當代旅游文化發展的趨勢。
三、結語
新聞采寫要注重題材的選擇。首先要圍繞黨的路線方針，以敏銳的眼光發現現實生活中的新聞事件，宣傳好人好事，批評虛假丑惡。要更多的關注百姓生活，要將百姓想知道的信息及時傳遞給他們。時刻保持新聞媒體的高度敏感性，及時捕捉既獨特又具有積極意義的新聞事件。其次，新聞選材要新穎，要能夠讓聽眾覺感到新鮮，在重要的社會生活信息和具體的突發事件融入新的思想，體現新的價值，引起他們的關注。最后，題材要有比較深刻的社會意義，要具有代表性。也就是說，廣播新聞要選取典型的題材，能代表某部分人的思想，通過一件事來反映一種社會現象，使受眾重新審視自身的價值觀念，改變生活態度和行為方式。思想的傳播主要依靠主題的開掘。它要求廣播新聞工作者透過新近發生的新聞事實的表象發掘事物本質，使新聞具有深刻的內涵。廣播新聞寫作大致可以分為消息和通訊(即專題)。廣播消息簡單明了、傳播速度快。要盡量發揮這個特點，在最短時間將消息傳播出去。從大眾傳播學及廣播新聞學的理論系統來看，消息寫作主要應該采用螺旋式和倒金字塔式結構。螺旋式結構要求新聞的開篇是新聞的核心部分，按照時間順序或正常的邏輯順序寫作之后的主題部分。這樣聽眾就能最先收聽到最重要的信息，聽眾的求知習慣一般是這樣的，因此能廣泛應用在當代廣播新聞寫作中。倒金字塔式結構的新聞開頭是最重要的說明主題的材料，依據重要程度依次排列其他材料。這樣聽眾就能根據播出時間方便地收聽消息。通訊是以敘述、描寫為主要表達方式，具體形象地報道具有新聞特性的典型人物、事件和經驗的文體。隨著時代的發展，大部分廣播電臺把原來的通訊題材歸入“新聞專稿”范疇。廣播通訊注重細節描寫和主題的深度挖掘，講求揭示事物內在規律，編寫方式靈活，表現手段豐富。主要包括：縱式結構、橫式結構、遞進式結構。簡單來說，縱式結構式按照事物正常的先后順序來組織材料，橫式結構是分別描寫同一時間不同空間的事件來共同表達一個主題，遞進式通過推進事物發展去探求事物本質的編寫方式。與消息寫作相比較，通訊可以運用更為豐富的綜合技巧，所以一定要有十分準確的邏輯。
新聞編輯，廣義的說包括新聞節目的整體編輯和節目內部具體新聞的編輯工作[2]。編輯的創新活動體現在內容的創新，吸引廣大聽眾的注意力是信息時代對廣播的要求。廣播能否留住聽眾注意力，關鍵是節目內容能否適應聽眾需求。節目貼近時代、貼近社會、貼近生活，則容易得到聽眾認可和追捧；過時、落后的內容則難令聽眾接受。而且，聽眾需求也在不斷變化。今天新鮮的東西，也許不久就會隨社會經濟發展而顯得陳舊。所謂“新”只是相對的，因此，編輯要審時度勢，與時俱進，拓寬視野，從聽眾的關切點上挖掘新聞內涵，根據聽眾的興趣和需要，采用聽眾易于接受的方式，進行新聞的編輯工作。這樣廣播節目才能與社會經濟生活同步、才能適應人們的收聽需要。編輯的創新活動不僅要體現在內容上也要體現在形式、風格樣式方面。廣播最大的優勢之一就是快，而這正是新聞傳播最需要的。因為傳播越快，信息量越大，能在第一時間讓聽眾收到最新信息，新聞的價值就越高，吸引力就越強。在當前面臨各種媒體強有力挑戰的情況下，新聞廣播要立于不敗之地，首先要在“快”字上做文章。千方百計提高新聞節目的傳播速度。特別是在移動通訊十分發達的今天，只要記者到了新聞事件的現場，就可能直接用電話將新聞發回電臺直播間，并迅速傳送給聽眾，達到廣播對新聞事件的同步報道，讓聽眾在最快、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最新信息。其次，要強調在“聽”字上做文章，最大限度地發揮聲音的優勢和聲音的藝術，一切求其自然。如注重使用有關現場音響和人物談話的實況，注意通俗口語，親切自然，接近生活，使聽眾喜歡聽，力求給聽眾一個真實自然的廣播形象。
三、新聞播出
在新聞策劃與制作全過程中最重要的環節是新聞播出，它向受眾集中展示最終成果，一檔新聞欄目的成功與否由它直接決定。播音員和技術人員共同完成廣播新聞播出階段的工作，其中更為重要的是播音員要有較高的業務能力，新聞的傳播效果決定于他二度創作新聞的好壞。新聞播音要用事實說話，向聽眾準確無誤地報告最新近發生的事情，讓聽眾被事實本身的力量吸引，而且讓聽眾被新鮮的事情打動[3]。新聞播音需要再度創作，不能簡單的機械地照搬事實。這就要求播音員理解稿件內容要深刻，稿件思想要把握準確，要在經過自我的思維創作之后再將稿件內容傳遞給廣大聽眾。從廣播發展的趨勢和要求來看，廣播新聞節目要想贏得聽眾，贏得市場，要多采用現場報道的方式。現場報道是廣播新聞最能吸引聽眾的報道形式。因為現場報道的廣播新聞能使聽眾身臨其境，取得良好的認同效應。廣播新聞性節目首先應當強調客觀事實真實，這是第一性的。但是，僅有真實性還不行，還得讓聽眾聽了產生真實感。真實感是指在內容真實的基礎上實現的良好傳播效果，使人一聽就信服。從目前廣播電臺的播出實踐看，廣泛采用的是錄音報道，即記者通過采集現場音響后，回媒體進行后期剪輯制作播出。錄音報道的現場感和時效性是不可與現場報道相比的。廣播新聞報道采用現場報道形式向聽眾展示現場情景，采用的是即時報道、同步報道，這是標準的“用事實說話”，最能使聽眾產生真實感。特別是記者在現場捕捉到的一些細節和事件的最新發展變化，會在聽眾的心目中產生良好的認同效應，達到圓滿的傳播效果。“時效性”、“真實感”與”真實性“相比，盡管不是放在第一位，卻絕不能輕視。現在絕大多數的新聞報道事實完全真實，可就是因為缺乏真實感而不能使受眾心悅誠服，缺乏認同效應，因為缺乏時效性而導致社會效益差，經濟效益也差。所以，廣播新聞報道本身要求真實性和真實感、時效性能有機地統一，即要通過記者在現場采訪過程中的聽覺選擇、細節觀察和敏捷反應等等有效的現場報道手法，向聽眾展示事物的原生形態，有力地證明報道是在第一時間發生的，而且內容是千真萬確的。這也就是傳播學上所說的”易受性“，即受眾便于接受。在真真切切的現場報道中，記者、主持人有時用不著長篇大論地解說，只要讓聽眾通過電波聽到現場所發生的一切，再略加引導即可讓聽眾及時準確地了解事物發生發展的情況，獨立自主地做出正確判斷，留下深刻印象，達到廣播新聞報道的教化目的。
中國當代文論“失語癥”的病因即“失根”，即丟失了中國幾千年文化傳統的根基與命脈。醫治中國當代文論由“失根”而導致“失語癥”的藥方，就是重建有民族特色的，適應于當代文學創作實際的文藝理論體系。而建設這種新的文藝理論體系的重要資源之一就是體現中華文化精神的古代文論。本文著重探討了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的三個途徑。
【關鍵詞】 失根 當代文論 古代文論 現代轉換
二十世紀中國現當代文論建設基本上走的是“西化” 路線。尤其是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更是進入了一個眾語喧嘩的時代。許多西方理論從精神分析學、原型批評、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到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等，被一波又一波地引進到中國，偌大的中國成了西方理論的“實驗場”。而我們已經習慣了用西方話語或觀點來解釋中外文學現象。仔細審視之，我們就會發現在這個眾語喧嘩的時代，我們聽到多是形形西方文論的叫賣聲，卻唯獨缺少我們民族自己的聲音。正如一些學者指出:“近百年來，中國人一直在追蹤外國人的理論與批評，忙于學習，把握外國人的新說”①，“長期以來，中國現當代文藝理論基本上是借助西方的一整套話語，長期處于文論的溝通和解讀的失語狀態中。”②
“失語”成為中國當代文論的顯著特征，而“失語癥”也成為當代文論的一種癥候。究其病因，我們認為當代文論“失語癥”的病因即“失根”，就是它丟失了中國幾千年文化傳統的根基與命脈。它的理論框架、話語系統、思維模式等都從西方移植而來，缺少自己民族的個性。而沒有民族個性的文論是不能處于與西方文論平等對話的地位的，只能生活在二十世紀西方文論的陰影之下。故有學者指出我們唯有“重新鍍亮自己的理論個性，以理論的民族性來贏得理論價值的世界性”③，只有鮮明民族性的理論，才能在多元化的世界文論格局中占據一席之地。
醫治中國當代文論由“失根”而導致“失語病”的藥方，就是重新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適應于當代文學創作實際的文藝理論體系。而建設這種新的文藝理論體系的重要資源之一就是體現中華文化精神的古代文論。但是由于古今語境、文學樣式、文學功能等的變化，我們不能生搬硬套地將中國古代文論的概念、范疇及原理等套用于當代文論的建設上。我們必須用現代人的眼光和意識來闡釋古代文論，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以中國古代文論為基礎實現現代轉換，重建我們自己的文論話語，正是根據這個‘失語癥的論斷開出的藥方’”④。
那么如何進行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從而建設有民族特色的當代文論呢?我們認為可以有以下三個途徑:
一、繼承古代文論的人文主義和審美主義傳統，建構“有根”的當代文論
中國古代文論的發展源遠流長，具有許多優良的傳統。其中儒家文論的人文主義傳統和道家文論的審美主義傳統對古代文學發展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也是建設當代文論的重要精神資源。
新時期以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可是市場經濟的浪潮也嚴重攪亂了人們內心的平靜，人們注重金錢名利的追逐，卻淡漠道德價值的失落。而這種不良風氣同樣影響到了文學界。如我們近期的文學創作以“貧血的青春美文”為時尚，以“美女作家”、“身體寫作”為賣點等。有人曾描繪世紀末中國文學及文學批評是“詩人死了”、“長篇小說在喧嘩與騷動中墮落”、“報告文學等于廣告文學”、“沉默與聒噪的文學批評”等等，其產生的原因則是一些文人在商品大潮前迷失了自己，“他們由產生失落、困惑、焦慮、浮躁、憤怒直到放棄理想、責任、操守、良知、道德，以極其庸俗的精神和相當卑劣的姿態出現在嶄新的歷史舞臺上”⑤。顯然，文學界這種“精神的潰敗”和“道德危機”現象是不利于當代文學的健康發展，不利于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的。因而我們應以關注當今人們的精神困惑為立足點，從解決當代文學創作所存問題的角度來建構當代文論。如果從這個立足點和角度出發，那我們就應該把張揚人文精神作為建構當代文論的一個重要內容。應該說儒家的人文主義傳統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精神遺產，如儒家主張以道德為本位的詩學觀，強調文藝對理想人格的塑造，主張真善美統一等都極富現代意義。正如蔣述卓先生所指出的:“在注重人的精神道德取向，面向社會現實，提升人類靈魂等方面，古代文論是相當有成就的。孔子、孟子、莊子、陳子昂、韓愈、白居易、李贄等人的文學思想，都是出于對社會、人類精神狀況的憂慮與關懷提出來的，其針對性、批評性與建設性的意義都是不可低估的。”⑥ 在繼承儒家人文精神，弘揚中華文化傳統方面，現代新儒家為我們做出許多有價值的嘗試和貢獻。他們植根于儒家的精神傳統，將中國古代文論的某些有效范疇，用現代意識和話語加以闡述，并致力于新儒家文化詩學的建構。“新儒家的詩學理論，不是浮游無根的仿制品，而是遍潤中華文化的靈根和神髓的話語場。”⑦現代新儒家對古代傳統的闡述與轉換，無疑對于我們建構當代文論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中國古代的審美主義傳統是源于中國古人與天地和諧共處的心態，依據佛老哲學而建立起來的。它體現為物我相融、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追求言外之意、自然天成的審美理想等。如果我們能將這些優良傳統加以繼承，融入到當代文論中去，不僅糾正當代文學創作“矯情為文”、“廢話詩”的不良傾向，而且能使當代文論更具民族特色。
二、轉換古代文論的有效范疇，吸取傳統文學批評手法的特點，建構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文論
古代文論現代轉換能否成功，關鍵在于應用，即我們能否將經過轉換后的古文論應用到對當代文學的批評實踐中去。我們認為這項工作是可行的。因為“中國古典文論的文本不是封閉的，并且從來沒有過片刻的封閉，它一直呈現為開放狀態，并且它永遠向未來敞開，永遠無盡地接納無盡的闡述者對它無盡的讀解，并且釋放出無盡的意義。”⑧當我們以當代人的意識去對古代文論進行闡述時，實際上我們就已經賦予了古代文論的當代意義。前人已經為我們做出了很好的榜樣。例如王國維將“意境”理論成功轉換，他的“境界”說就是從古代文論中提煉出來的，還有魯迅的“白描說”、朱光潛的“詩境論”說等等。
此外，中國古代文論中許多概念與范疇根本不須刻意轉換，就能自然而然地融入當代文論，成為當代文論體系中的一部分，如氣勢、感悟、主旨、意象等等⑨，這都證實了古代文論在當代文論建設中的重要價值。
中國古代傳統的批評手法也對當代文論的建設有重要意義。在中國古人看來，文學作品是文質、情理、形神統一的生命形式。故古代的批評手法注重評點者自我整體感悟，注重直覺性與即興性，主張留給讀者更多的審美感受與空間。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著名批評家李健吾先生的文學批評就具有傳統批評手法的特點。他的批評文字大多源于直覺的美感，來源于印象、感悟的自我體現，他的批評是一種鮮活新穎的文體，大多讀過李健吾文章的人都能心動一時，久久難忘。當代也有許多人嘗試這種傳統手法，如李國文評點《三國演義》、王蒙評點《紅樓夢》、肖云儒評點賈平凹的《高老莊》等。這說明傳統的批評手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如果我們能將這種具有民族特色的批評手法融入當代文學批評中，無疑會給當代文論增色不少。
三、深入研究中西文化的異同，通過中西對話與融合，建構具有開放性的當代中國文論
古代文論與西方文論的對話與融合也是建構當代文論的一個重要途經。“在信息、交通空前發展的今天，所謂當代意識不可能不被各種外來意識所滲透。事實上，任何文化都是在他種文化的影響下發展成熟的”⑩，所以我們的當代文論，就應該是一種開放性、包容性的體系。我們應該既不排斥西方文論，也不忽視中國古代傳統;我們要以當代中國人的眼光、當代意識來闡述它們;以指導當代文學創作為出發點來整合它們，使之形成具有新形態的思想和話語。其實我們的祖先早就為我們做出了榜樣。如禪宗就是中國古人用自己的傳統與印度佛教對話而形成的。而現當代一些學術大師們，如朱光潛、宗白華、錢鐘書、王元化等，都在整合中西文化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這說明這種整合是確實可行的。這可行性就在于一些西方文論與中國古代文論是有相通之處的，如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美學與莊子的道家美學思想等之間的暗合等。而在這種整合中產生的新的思想與話語既是古代的，又是現代的;既是中華民族的，又是國際性的。而在這種整合中建立起來的開放性文論既有助于它走向世界，也能讓世界更了解中國。
(責任編輯:呂曉東)
① 錢中文:《在夕陽的輝煌與新世紀的曙光之中》，《中外文化與文論》，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輯，第3頁。
② 曹順慶:《文論失語與文化病態》，《文藝爭鳴》，1996(2)。
③ 歐陽友權:《面向21世紀的文藝基礎理論》，中南工業大學學報，2001(4)。
④ 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對于邁向21世紀的中國文論建設的思考》，《文學評論》，2000(2)。
⑤ 陳耀明:《中國文學，世紀末的憂慮》，《新世紀》，1996(2)。
⑥ 蔣述卓:《論當代文論與中國古代文論的融合》，《文學評論》，1997(5)。
⑦ 侯敏:《有根的詩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頁。
⑧ 楊乃喬:《中國古典文論的現代轉換》，《文學理論學刊》，2001(1)。
均衡概念常見于經濟學論著，它是從牛頓力學理論中借用過來的。③“均衡”作為社會生活狀態，往往通過自由法則發揮作用。與自由相對立的，是強制。法律本身就是均衡的產物。心理學認為，人的行動從根本上受“驅策力”的影響，驅策力源自內心壓力。饑渴、都是基本的驅策力。有機體通過有意識的行為不斷減少驅策力，它們借助實驗、嘗試等方法，不計失敗與挫折，以求行為的正當范圍。在這個范圍內，驅策力能有效減少到一個能與有機體神經系統所能承受的程度相均衡的界定。行為的重復導致習慣的萌生，習慣慢慢演化為法律。法律“適合于減少驅策力和壓力，使有機體達到一個充分的(如果不是完全的話)平衡狀態”。④以“均衡”為目標的司法，實質上是包含了自由、反強制;人本、重習慣;獨立、有尊嚴等豐富的價值特征。從結構功能視角，司法處于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中立場域，以法官裁判為核心環節，聯結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利的均衡互動。⑤日本法學家谷口安平指出:“以裁判所進行的訴訟、審判活動為中心，包含著法的規范、法的程序、法的解釋以及從事這些法的生產活動的法學家主體等要素，司法又意味著一個有獨立性的自律的所謂法的空間得以形成和維持。這個法的空間既相對獨立于國家和社會，同時又將這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發揮著一種媒體的作用。”⑥在國家和社會的二元構架中，現代司法似乎更注重國家成文法(制定法)對非正式制度(民間法)和非制度行為的權威性吸納。潛藏在“自上而下”背后的，還有習慣法、民間法律行動、社會法律協商規范等對司法過程的深度影響。從運行機理來看，司法是一個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顧盼往返的審慎過程，經常涉及到利益主體的價值衡量，個案具有政策意義，關系到“對資源的權威性分配”。⑦司法糾紛的解決實際上是權利沖突的化解與協調、權能資源的調整與均衡過程。司法權的運行包含了公權與人權的互動與均衡。司法公權通常以司法權力的形式出場。所謂司法權力，是法律權力和事實權力在具體個案中的伸展運用，它在內容上淵源于事實權力，但在形式上又依靠于法律權力。在現代國家，司法權力的擁有者一般是公權的享有者，它不容被隨意分配或割裂。任何權力都具有外形的公共性和內在的排他性。當司法權力制度化地為一個集團或群體壟斷，我們便稱，這個團體具有“司法權威”。權威指的是為其他人所服從的權力人士具有的被信任度和能力。司法權威是司法權力合法壟斷主體的外界肯定，司法權威通常與法律信仰緊密關聯。當司法權力為特定主體制度化占有、行使，形成法律和事實上的慣習，便有了“司法權能”。司法權能是司法權力與司法權威理性契合的產物，它兼具權力和權威的特色，從制度上維持著利益主體的博弈均衡。在司法公權內部運行的同時，司法人權也即公民基本司法權利也在不斷進行“權能交涉”。比如，作為前設人權的司法請求權。司法請求權指的是享有基礎權利的人權主體向特定的司法公權主體提出要求他人為一定行為或不為一定行為的權能總和，包括自力救濟的保有權能、要求公平裁判的請求權能、強制履行權能等等。再如，作為一般人權的“公正審判權”。“公正審判權”即公民獲得法院公正審判的權利，是現代民主法治社會中公民所享有的一項基本人權。它旨在保障公民能夠通過司法途徑并經法院的公正審判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公正審判權”是一項與生存權、發展權并列的基本人權，它被視為由一系定的相互關聯的權利組合而成的一項“集合權利”。又如，作為特別人權的“獲得司法救濟權”。隨著福利國家的興起和法律社會化浪潮的突進，人們愈益認識到，旨在解決貧困和邊緣化群體在面對法律和權力時所遇到的困難與障礙的“獲得司法救濟權”如同“公正審判權”一樣也是一項必不可少的基本人權。當司法公權與人權達到均衡，個案正義和規則正義均可無礙實現，司法權的均衡本質也就不是空洞的口號了。如果把司法僅僅理解為司法權力，當然，中國的司法權不是獨立的，因為它必須接受黨、人大、檢察院等主體的政治與法律制約。但是，如果將司法權解釋為人權和公權博弈均衡的過程，我們不得不承認，人民包含了獨立、終極的司法人權，法院審判權等司法公權能否在司法人權的框架下建構一個中立、權威并兼顧人情和效率的獨特場域，的確事關重大。站在司法均衡論的立場，司法獨立不再是一種簡單的權力之爭，而是有關中國整體社會結構變遷和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問題。在司法均衡本質思維的引導下，我們可以為司法改革窘境的突破找到新的路徑，那就是通過邏輯與策略均衡達成制度與文化均衡，實現司法本質的制度復歸。
二、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徑
在司法改革的過程中，法治邏輯不能停留在紙面的宣示，必須內化為行動的指南。司法文化的古今中西之別，造成了溝通的困境，也為法治邏輯的文化證成提出了攻堅任務。合理的選擇，應當是以法治的現代性為根基，著眼于現代司法體制在文化上與傳統的融通，增強現行制度的實效因素，著力司法改革的現實操作，緩和司法體制改革中制度與文化的緊張。從西方歷史來看，近代司法體制的確立與對“絕對權力”的恐懼和防范具有文化心理層面的緊密關聯。司法體制改革的核心，并非是數學意義上的權力分割，而是文化意義上的法治培育。西方司法體制改革的經驗告訴人們，對司法公權力無比細致入微的切分終歸不是治本之道，正如疊床架屋式的機構設置和部門劃分不是真正的權力監督一樣，司法改革的真正基礎在于現代法治文化的支撐。現代法治文化的形成，在西方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與中國的歷史傳統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長期以來，中國人對權力意志的癡迷信奉，導致了司法體系無法成為獨立運作的公共領域。民眾對公權力的膜拜，賜予了官方以行政命令取代法理裁決的能力和膽量，憲法規定的“法院獨立審判”也成為某些部門和個人權力擴張的借口。在權力文化和人治邏輯的支配下，司法體制改革的策略構想難以落成，老百姓對司法的績效評價持續走低，藉由更高的權力實現利益的渴求不斷增長，無理上訪與高發。探尋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徑，必須深入到法治文化層面。⑧羅素早有預言，中國復雜的政治、經濟、文化問題中，最重要的還是文化問題。⑨文化層面的司法改革是克服人治邏輯的優選路徑，但它注定也是慢熱和漸進的，需要具備成熟的內外條件，對當今政體的穩定性和持續性提出了嚴峻考驗。中國法治建設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間取得了很大成績，只要保持中國社會的總體穩定，司法改革會在法治邏輯的指引下水到渠成。但由于政治民主化的滯后以及法治邏輯的文化缺失，司法體制改革極易成為經濟發展型的政治合法性工具。⑩從另一方面看，中國目前雖然尚未完全建成“法治國家”，正處于走出法律工具主義的過程中，正在一步步接近司法主導的法治社會，這為公民提供了依據法律維護權利的希望。瑏瑡這種希望需要社會、經濟、政治等一系列條件作為保障，需要客觀看待中國法治進程與司法改革的“特殊國情”與“基本特色”。由于歷史文化、政經體制、社會結構等因素的綜合影響，中國的司法改革內蘊的“國家社會主義”特征，超出了西方司法理論與經驗的適用范圍，必須通過新的框架和路徑加以描述和推進。綜合邏輯論與策略論，我們可以推知，中國司法改革陷入窘境的根本原因在于邏輯與策略錯位造成的制度與文化沖突。中國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徑，一方面探求符合中國實際的法治邏輯，從文化層面重構司法權體系;同時借助文化變革的力量消除專制結構的不良影響，建立符合法治邏輯的司法體制。在現代法治文化的視域中，司法權本質上是司法過程中公權與人權的均衡過程。瑏瑣司法權的運行根基在于“天賦人權”(自然權利)及其衍生的公權契約(委托)。在自然狀態下，人們憑借自然權利自我裁判，后組成社群，為求公正與便捷，大家委托一批精英行使司法公權，但依舊保留著最后的裁斷權利。司法之“法”，表層是國家或其他政治實體頒行的法律規范，但最深層的“法”還是那些普適、恒久的自然法，在當代表現為“人權法”。此點若不明確，或遭否認，司法體制便失去了根本的靈魂，會淪落為政治的裝飾，成為公權專斷的幫兇。反觀中國，人們對“法”的定義和認識，一直都未能突破公權至上的人治邏輯。“法”，無論是圣人天子作，還是國會議會定，始終都是少數上層強加給多數下層的“規矩”，廣大百姓不知“權利”的真諦，也難知“司法”的真諦。愚民政策最大的功效就是否定了基于人權的“公民司法”，并將它妖魔化為暴民造反和無政府主義的象征。既然司法權可以分為司法人權和司法公權兩種形態，那么，公權領域的司法改革要有效保障人權尊嚴，必須具備統一性和權威性。我們要建立統一和權威的司法公權體系，必須將那些非法非理的“司法權力”一一清除。黨委審批案件、人大個案監督、新聞媒體主導輿論審判，法學家唯利是圖的“專家論證”……這些做法背后潛藏的是極為散亂的司法權力主體。司法部門化、地方化、條塊分割已成為影響司法公權力獨立行使的頑疾。“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掠奪化、掠奪利益公開化”，必然造成政府權威流失。瑏瑤彌散于各部門、各集團、各行業的司法權力都不受干涉，諸多矛盾甚至相互打架的司法公權力行使者在內部產生了極大的耗損，無規則博弈的結果只能是“多輸”。中國司法改革的關鍵步驟就是建立統一、權威的司法體系，尤其是要強化最高司法機構的權威性，否則，司法獨立只能是既得各利益集團擴張權力的借口。要塑造權威、獨立的司法公權，從體制上必須實現中國政治結構的協調和均衡。在中國的政治結構中，人治邏輯對應的是“專制結構”，政治專制與司法權威是互不相容的兩極;法治策略對應的是“同意結構”，中國有限的司法獨立即憲法規定的“法院獨立審判”在其中占據重要的位置。瑏瑥從兩者的關系來看，專制結構如果長期占據優勢，法治就會成為人治邏輯支配下的被動策略。專制結構中的行政首腦、軍隊、官僚、執政黨等因素無不對司法的獨立和權威造成致命影響。要克服專制結構對司法體制的消極影響，必須強化中國政治“同意結構”對于司法權威的捍衛功能。首先是權力機關的司法保障功能。在中國，權力機關雖一般不直接行使司法公權，但人大代表可以代表“司法人權”，他們的獨立言論，對人權法的審議和通過，對行政機關的合法性監督，都會對司法公權的獨立行使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權力機構雖非專門的司法公權機關，但它也具有不容忽視的司法保障職能。中國的各級人大，需要強化代表的司法人權代議功能，保證司法權威免遭行政權力的破壞和威脅，同時克制自身的司法公權欲望，對法官獨立審判保持尊重和審慎。其次是公民組織的司法政策參與功能。社會各行業的協會、團體須獨立于政治國家，它們構成了未來中國公民社會的根基。各公民組織可以積極探尋自身的司法權能，并積極影響司法公權的制度運作，在司法權運行中發揮政策參與的影響功能。最后是公共輿論的司法促進功能。現代政治的實質乃是溝通與認同，專制一旦曝于陽光、悖于民意，勢必現出狐尾、露出猙獰，結果是與社會公眾為敵，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之鼠。理性的公共輿論與暴民政治不同，它是基于人權保障原則的有序認知體系。與惡意的媒體炒作及輿論操縱大相徑庭，它天然同情并支援司法獨立與權威，不會造成“輿論審判”的惡果。
三、“司法均衡”:一個新的烏托邦?
出于對中國司法的切身觀察，筆者強調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徑，并非是為了對現實進行申辯，也不奢望制度理論的批判能換得改革共識的達成。筆者對現有司法研究的批評，并不意味著自身理論有何重大創見，在很多現實條件的制約下，這一構想面臨“烏托邦”的風險。“司法均衡”的方案，或許本身就是妥協的產物。中國轉型時期的非均衡發展基本國情很難短時間改變。均衡總歸是難及的理想，非均衡才是常在的現狀。但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均衡訴求已經極為強大，決策者們也適時因應了這一趨勢，提出了許多治國理政的新方案。其中，建立利益均衡機制是重要的一環。瑏瑦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對短期實現社會均衡抱有太大希望，尤其在中國司法深陷窘境的情況下，司法改革必須相時而動，必須依靠有力的政治決斷作為前提保障。這是因為，轉型中國非均衡發展的基本國情背后，潛藏著治理哲學的深刻矛盾。法治意識形態并為轉化為真正的行動方案，與當前中國實用主義的技術性專才治理并不合契。瑏瑧但作為一種理想構造，加之現實弊端的問題求解壓力，許多“未來之路”的勾畫不得不乞靈于法治意識形態的神光。如同并不客觀存在卻又無處不在的神秘幽靈，法治在轉型中國的非均衡發展過程中遭遇了罕見的吊詭。如果中國司法長期缺乏均衡的主線，勢必牢牢受制于政治教義和道德倫理。司法場域勢必被切割為政法的一個環節，或者干脆沿襲“階級刀把子”的革命傳統。一系列的惡果并非危言聳聽:政黨幕后指揮，政府臺前執行，政治國家對公民社會絕對控制，公共領域結構缺失，獨立個體精神消泯，無組織、無歸宿的游民化、原子化生存狀態，以及公民政治關懷的消散泯滅……。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口號下，人治的邏輯絕不能通行無礙，法治精神絕不能反遭踐踏。將人治與法治硬搭在一起，勢必發生邏輯與策略的雙重混亂:人治的效率優勢受到法治抵消，法治的正義基礎被人治破壞。其后果是，制度與文化沖突，心智與行為錯亂。司法權既然可以理解為司法人權和司法公權的博弈均衡過程，那么，公權領域的司法獨立要有效保障人權尊嚴，必須具備統一性和權威性。要塑造權威、獨立的司法公權，從體制上必須實現中國政治結構的協調和均衡。
四、結語
當代繪畫藝術與以往的繪畫藝術相比，在繪畫風格上有了很大的不同，尤其是隨著時代的變遷，有了不同的美學標準，人們對審美的標準有了不同的概念。其次，就是文化的積累和發展有了不同的文化底蘊，尤其是原有哲學體系的突破，更加激發了畫家的激情，拓寬了畫家的思維和視野，使繪畫有了很大的突破。那些夸張、變形、抽象、內涵的繪畫形式使當代繪畫藝術變得異常的豐富和多樣。“印象派”“抽象派”“表現派”“野獸派”等這些不同的派別演繹出了異彩紛呈的畫面，前衛、大膽的繪畫使當代繪畫藝術增色不少，加之思想極度開放的藝術家們勇于打破常規，創造出了新的藝術規則，使當代繪畫藝術有了不一樣的風采。現當代繪畫藝術的典型代表人物有梵高、畢加索、莫奈等，他們都是繪畫史中的奇才，使繪畫藝術在無限的長廊中變得輝煌和絢麗。梵高的大膽、夸張的藝術風格表現出了藝術家強烈的精神渴望和寄托，運動中起伏的麥田、繁星閃爍無限旋轉的夜空。擁有著無限立體主義的畢加索用幾個平面的疊加、轉換變換出無盡的復雜藝術，有效地統一了空間和平面。印象派畫家莫奈把自己的思想用模糊不清的意象表達出來，其尋找的是瞬間的模糊概念，畫的是轉瞬即逝的靈感，我們可以從其模糊的意象中看出清晰的世界。現當代繪畫藝術在中國的發展才剛剛起步，在摸索前進的道路中，我們會看到千奇百怪的畫面，裝修精良的川菜館中的特色菜卻是西方的快餐食品。不知道這是當代藝術發展中所具備的特有藝術，還是對中國當代繪畫藝術的嘲諷。盡管這不盡理性的藝術也在不斷地發展和進步，雖說時常還會鬧出笑話，但卻在一步步走向成熟。
二、當代繪畫藝術的美學特點
審美中出現了丑。“丑”出現在繪畫藝術中是起源于法國的象征主義。藝術家接二連三地高聲呼喊，把丑送上了繪畫藝術的歷史舞臺，并且這一觀點廣泛地影響到很多國家，在文學和藝術領域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在藝術生活中開始出現了丑惡美。在古代繪畫藝術中，是種和諧的美，是對美的模擬和仿照。正如周來祥先生概括的“古代樸素的和諧美”，古典繪畫藝術的審美特征是努力表現藝術中的魅力，再現生活中的美景。現當代繪畫中“丑”的審美形象如蒙克的繪畫作品《吶喊》，在這一作品中展現了一個骷髏，骷髏在痛苦地掙扎著，充滿了恐懼。作品中描繪的不僅僅是表面的丑陋，同時反映出的是社會的病態和人性的丑惡，這種直觀的表達與那種朦朧的詩意是截然不同的。當代繪畫藝術抽離了作品中的畫面意義。在繪畫藝術發展到當代，繪畫者對形式的重視遠遠超過了以前，尤其是印象派的畫家們，他們最為強調直觀的感受，繪畫的是畫者瞬間的感受，對于畫面的內容不是很重視。而立體派完全顛覆了以前的形式，把正常的形象肢解，然后肆意地重組，根本就談不上作品畫面的意義。在現當代繪畫作品中，看到的是作品帶給觀者的速度美和視覺沖擊力，與古典繪畫作品中的寧靜和和諧是不一樣的。現在的繪畫藝術重視色彩、形狀和作品的材質對觀者的影響，作品的內容和畫面的意義被剝離開來，沒有了內容的意義，形式變得理性化，觀者對作品的辨識也變得模糊，使觀者的情感受到一定的影響。藝術理解的私有化。只注重藝術家私人的思想意識，缺少一定的內涵。在作品中很難看到深度的影子，沒有了歷史和對未來的憧憬，同時這也是現當代繪畫藝術詩性喪失的原因之一。在作品中，觀者感受不到這特有的私人情緒，覺得畫家的個人情感過于主觀，不能與觀者形成共鳴，影響思想情感的溝通。像《風中的新娘》，由于作者在作品中融入了大量的個人元素，觀者很難真正地了解畫家的意圖，看到的只是精神的焦慮和神情的痛苦。這種諷刺直接明了地呈現在了觀者的面前，會對觀者形成較大的震撼，但是沒有了蘊涵的內容，缺少了更深層次的意義。
三、當代繪畫藝術詩性的缺失
當代繪畫藝術沒有了那種徜徉在林中，讓人生發出無限的回味和遐想的意境，嗅不到古典繪畫藝術中熟悉的味道，出現在人們面前的畫面變成了一次次視覺的沖擊和心靈的震顫，這驚愕之情在當代繪畫藝術作品面前顯得竟是合情合理、恰如其分。小便器作為生活用品出現在我們周圍，不論怎樣，對我們的震顫應該不會多么強烈，即使有著開玩笑的色彩。但當杜尚將其搬到展覽館時，卻引發了現當代繪畫藝術界的轟動，杜尚僅僅將小便器改名為“泉”，這就使生活用品變成了藝術品。或許我們周圍的一切都是上天眼中的藝術品，只是我們被匆忙的社會沖昏了頭腦，沒有時間去欣賞，久而久之，也就被忽略掉了。從某個角度來說，現當代的繪畫藝術可以總結為機械地復制時代，也就是對周圍事物的盲目復制和挪用，沒有了自己主觀的思維與情緒的融入。藝術真正的氣質———韻味在現當代的繪畫藝術中已經不多見了，甚至有消失殆盡之意。繪畫作品中的韻味使作品瞬間有了靈性，就像一座曠古的高山，經過雨水的洗禮，一道道瀑布從懸崖傾瀉而下，在這一刻，山中所有的寂寥和空虛頓時成為詩意。猶如中國古典繪畫藝術中的繪畫意境，幾種簡單的意象經過畫者簡單的羅列和修飾，就會在無形中生發出來畫中沒有的東西，雖說在畫中沒有實物的展示，但觀者真真切切地感覺到了它的存在，并且是清晰的，帶有自己感情的東西，這就是意境，也就是繪畫作品中的韻味，這種韻味就是“象外之象”的繪畫意境，這意境會使觀者遐思，產生自己的審美感受。
就像中國的古詩，簡單的幾個文字經過韻律的編排就會產生無窮的魅力，達到用有限的文字描寫豐富的感情的效果，即使傳達的感情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但是這感情是由作者所激發的。如元代馬致遠的小令《天凈沙•秋思》: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這首簡單的曲子是由多種常見的秋天景物組成，幾種景物組合成了一幅凄涼的秋天郊外的夕照圖。浪跡天涯的游子，牽著一匹馬兒，由于長途奔波、勞累，馬顯得消瘦、疲倦。夕陽中的古道旁，有一條淺淺的小河，河水清澈卻有些凜冽，橫跨河流的小橋在秋風中瑟縮著，飄滿了落葉。橋的盡頭一棵近乎干枯的老柳樹矗立著，猶如飽經風霜的老者，附近的藤蔓依舊緊緊地纏繞著自己，雖然已經干枯，但是依然可見盛夏時的妖嬈。這就是古典繪畫藝術中的詩性，《天凈沙•秋思》屬于詩中的畫，用極其簡單的言語表達出了豐富的內涵，極為凝練的語言下卻包含了巨大的容量，并且意蘊深遠，把飄零天涯浪子的思鄉情刻畫得淋漓盡致。這就是詩中意境的作用，可以生發出巨大的力量，使情境變得鮮活，并且能夠無止境地拓展。繪畫中也具備這種意境，繪畫的線條、色彩通過這些構圖的安排，就可以在觀者面前呈現富有動態、節奏的畫面，或者是由描繪出來的景物聯想到沒有的景物。在《林泉高致•畫意》中郭熙說:“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這就是繪畫的詩性，在繪畫中能夠表達出畫者特定的情感和思想，并且可以達到一語生萬情的效果。“詩要求畫，以自然物狀之和諧納于文字聲律;畫亦要求詩，以宇宙生生之節奏，人間心靈之呼吸和血脈之流動，托于線條色彩。”繪畫有了詩意，也就具備了繪畫的韻味，讓人產生審美情趣。繪畫藝術的詩性是由觀者產生的，對作品的感受，這種感受是由畫者的繪畫藝術刺激產生的，觀者觀看產生直觀的情感召喚，并且樂于觀賞。繪畫作品對于觀賞者來說是一個刺激源，繪畫中的詩性是作品的內容的體現，好的作品，可以通過分析作品來汲取藝術詩性的特質。繪畫藝術發展到目前，尤其是當代繪畫藝術，客觀外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審美性質也有了質的改變。
四、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