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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形勢；勞動就業；影響；對策
中圖分類號：F241.4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5-0106-02
一、經濟增長與勞動就業關系的理論分析
經濟增長與勞動就業是整個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兩個關鍵因子，經濟增長是就業增長的基礎條件，沒有經濟增長就談不上就業增加；但同樣的經濟增長率又可能帶來不同的就業擴大效果。從根本上說，兩者具有本質上的一致性。
（一）從經濟增長的源泉來分析
經濟增長是總產出的增加，可以根據生產函數來分析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生產函數可表示為：
Y=A?F （L，K）
生產函數式中Y、L和K順次總產出、投入的勞動量和投入的資本量。根據生產函數可進一步得到一個描述投入要素增長率、產出增長率與技術進步增長率之間關系的分解式:
GY=GT+αGL+βGK
式中，GY為產出的增長率，GT為技術進步的增長率，GL和GK分別為勞動和資本的增長率;α和β為參數，它們分別是勞動和資本的產出彈性。
對產出增長率函數式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看出，經濟增長是技術、資本和勞動力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同樣，著名的新古典模型也揭示了這一道理，模型公式為：
G=α（K/K）+ β（L/L）+A/A
上式中，K/K代表資本增加量，L/L代表勞動增加量，α代表經濟增長中資本所作的貢獻比例，β代表經濟增長中勞動就業所作的貢獻比例，α與β之比為資本―勞動比率，A/A代表技術進步率。
新古典模型也說明了勞動的增加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經濟的增長會推動就業的相應增長，降低失業率，經濟增長與勞動就業增加是本質上是正相關的。
（二）根據奧肯定律分析
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根據統計數據，測算出實際國民收入增長率與失業率之間關系的一條經驗規律，其公式為：
P=（YF-YP）/YF=a（UF-UN）
其中，P是失業率給該國國民收入造成的損失的百分比; YF為潛在的國民收入，YP為事實上的國民收入，a為每1%的失業率給該國國民收入造成的損失的百分比; UF為實際失業率，UN為自然失業率。
該公式可變形為：UF= [ (YF-YP) /aYF-UN]。由于a和UN是常數，失業率就由潛在國民收入和實際國民收入的差額（YF-YP）來決定。
從而得出結論：失業率由經濟增長來決定；經濟增長，就業才有可能增長。
二、當前經濟形勢對中國就業的影響
概括來說，國際經濟總體形勢是：全球經濟復蘇，但存在著不確定因素，這種不確定主要來自于歐洲債務危機。國內經濟形勢可以概括為：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中國沒能獨善其身，通脹壓力較大，經濟存在潛在下滑的風險。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對中國勞動就業問題產生巨大影響。
經濟增長和勞動就業具有本質的一致性，經濟增長是推動就業的根本動力，只有保增長，才能促就業。200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8.7%，增速比上年回落0.9個百分點。這是自2002年以來中國GDP增速第二次降至個位數。2008年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也相應的上升到4.2%，達到近些年之最，比上年末提高0.2個百分點，2009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 102萬人，為全年目標900萬人的122%；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514萬，為全年目標500萬的103%；就業困難人員就業164萬，為全年目標100萬的164%。年末，全國實有城鎮登記失業人員921萬，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3%，2008―2009年的高失業率源自于GDP增長的放緩。
（一）從勞動力需求的派生原理來分析
經濟增速放緩影響就業，是通過產品需求下降來影響勞動力需求的，即勞動力需求是派生需求。
中國的經濟是以出口導向型的方式增長的，中國在1998年保經濟增長的時候，非常注重出口的貢獻，后來中國連續大幅度和大范圍地提高出口退稅率和降低出口關稅，給出口實施了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使得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從而使得中國經濟逐漸走上了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方式的道路，到2007年，出口對GDP的貢獻已接近40％。金融危機來襲，對出口的影響是直接性和打擊性的；而中國國內居民傾向于儲蓄，消費能力一直不足，消費信心一直不高。產品需求下降必將通過就業彈性帶來就業水平的降低，這不僅包括就業總量的減少，也包括就業質量的惡化。根據人保部在全國88個城市收集的勞動力市場供給和需求信息，勞動力市場求人倍率(崗位供給數與崗位需求數之比)從2001年的0.75大幅回升持續到2007年的0.98。但是，到2008年的第四季度，求人倍率急劇下降到0.85，是2002年以來的最低點。可見，中國經濟增長減緩的后果，主要表現失業率的上升。
（二）從勞動力就業的結構來分析
我們按照從國民經濟各部門和社會再生產的各個方面的組成和構造考察而劃分的產業結構來分析，中國勞動力分別就業于農業、工業、服務業。
由于農業的基礎性和相對封閉性，對務農的農民的就業機會影響不大；但是，金融危機對農民的影響有其特殊性，農民分為務農人員和非務農人員，非務農人員即農民工，農民工“返鄉”是描述金融危機對農民就業影響的標志性詞語。析其原因，60%以上農民工從事建筑業或與建筑相關的行業，而房地產和建筑業受到金融危機較大波及，特別是長江、珠江三角地區房地產業經營形勢惡化，導致企業大幅裁員。另一個原因就是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減少，企業經營遭遇困難，部分企業已處于倒閉、停產、半停產狀態，迫使企業不得不大幅裁員。
2008年下半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工業和服務業的影響在加重。工業增速大幅度地回落。從去年6月份的16%一路下滑，到去年11月降到5.4%，12月降到了5.8%。今年1―2月份已經公布，合起來是3.8%，仍然沒有走出低谷。對國際市場依存度高的工業影響很大，出口萎縮，訂單減少，影響了企業開工；一批中小企業和部分大型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庫存增加，資金短缺，停產、限產、歇業乃至關閉涉及面擴大。去年年底統計，像中小企業這類企業停產、歇業和關閉的占7.5%。企業為了應對危機，紛紛裁員減薪，對工業和服務業的影響間接派生到對工業和服務業從業勞動力的需求萎縮。
三、從經濟增長視角下解決勞動就業問題對策
（一）保經濟增長是解決勞動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
1.大力發展經濟，不斷創造就業機會和擴大就業容量
勞動就業問題最終還是經濟問題，經濟增長是勞動就業的源動力，只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勞動就業才能得到切實保障，才能創造出更大的就業空間，才能吸納更多的勞動者就業。要實現充分就業，就要長期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率。要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勞動力供求失衡的局面，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更為重要。
2.保增長的同時要優先考慮擴大就業
解決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在于保持國民經濟的較高增長，但是由于其他生產要素對勞動力有替代效應以及不同產業對勞動力的拉動作用不同等原因的影響，同樣的經濟增長率可能帶來不同就業擴大效果。特別是不同的經濟刺激政策可能拉動不同的產業，其就業效應也不同。在引導政府和社會投資時，要以基礎設施等大型項目和重化工業部門為重點；在產業布局時，要重點布局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在扶持企業發展時，要優先扶持吸納就業能力強的中小企業。
（二）優化勞動力結構
多年來，中國的勞動力結構處于失衡狀態，主要表現為技術崗位勞動力缺乏與新增勞動力和下崗失業人員就業難并存的結構性矛盾。突出表現為，前些年的“民工荒” 、隨后的“技工荒”與“下崗” 、大學生失業并存。這種失衡一方面使企業因招不到合適的員工而生產水平下降甚至停產；另一方面卻是就業難。究其原因在于中國的勞動力結構與中國的經濟結構不相適應。
1.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
根據中國勞動力與產業結構的特征，當前中國所稀缺的勞動力仍然是技能型的勞動力。
我們要加強職業技術教育，大力培育各種技能型、實用型人才。這種人才的培養期限較短、投入較少，對自身基本條件要求較低，能以較低的投入、較高的效率獲得中國制造業升級所必需的各類技能型熟練勞動力。在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時，應特別針對目前產業工人主要來自農村的現實，大力發展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服務的職業技術教育體系；把一部分高校轉化為職業技術學校也非常必要。
2.大力發展高素質、創新性、有發展潛力領域的專業人才
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表明，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必然會帶來勞動力需求結構和技術結構等出現一系列變化，引起勞動力就業產生新的組合。產業結構升級對勞動力需求結構的影響更多地表現在對各層次勞動力需求比例的變化上，以及對素質要求的提升上。產業結構升級歸根結底也就是為了搶占科技制高點，贏得市場，贏得客戶，促進經濟向“環境友好性，資源節約型”轉變。這就必然需要大量的有高素質、創新意識、有發展潛力的各類人才，引導企業走在市場的前列。
（三）大力發展服務業
當前，中國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大約1/3左右，國際經驗表明，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服務業就業人員遠多于工業就業人員，發達國家的服務業就業人員是第二產業的2～3倍。第三產業涉及行業廣泛，有些行業進入壁壘低，吸收就業快，彈性大，第三產業被認為是吸納勞動力能力最強的領域，但中國第三產業在吸納勞動力方面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優勢，所吸納的全部就業人口僅占1/3，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據國家計委分析，第三產業的產值每增加1％，就比第一、第二產業多安排就業50萬人。第三產業在創造就業機會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我們應進行政策扶持和引導。
參考文獻：
[1]梁小民.西方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81-123.
【關鍵詞】現代農業 新型農業勞動力 農業零工勞動 農業收益 技術進步
現階段，我國的農業經營方式正由以家庭承包為基礎的雙層經營方式逐漸向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的經營方式轉變，這也是我國工業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結果。農業經營方式的這種巨大轉變必然會引起農業勞動力方面的變化，現有的農業勞動力供給情況也越來越不能滿足這種現代農業的發展需要。
一、農業現代化及其對農業勞動力的需求
（一）兩種類型的農業勞動力
在研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勞動力的需求情況時不妨以經營種植業的家庭農場作為研究對象。家庭農場在經營過程中要求其經營者必須具有一定知識、懂得現代技術、同時要善于經營管理，這對于家庭農場的經營好壞至關重要。其次，要分析家庭農場在經營活動中對短期雇傭勞動力的需求情況。在分析中，暫且把家庭農場分為兩類：一類是主要從事糧食作物種植的家庭農場，二是主要從事經濟作物種植的家庭農場。筆者在對安徽省宿州市的家庭農場的實地調研中發現，這兩種家庭農場對農業勞動力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在糧食作物（的種植中，現代大型農業機械能夠得到極為廣泛的應用極大地解放了人力。家庭農場在整個經營過程中僅需在作物收獲和銷售時短暫雇傭少量勞動力。與之不同的是無論是蔬菜、瓜果還是花卉種植，在其栽種、管理、收獲的整個過程中均需要大量人力，經營經濟作物的家庭農場就必須雇傭大量勞動力。
（二）對農業雇工勞動的需求特點
種植經濟作物對農業雇工的需求雖然較多但極不穩定[7]，總結其特點主要有：一是對雇工需求的臨時性。二是農業雇工多為當地村民，且以50歲上下的留守婦女為多，男性勞力很少。三是農業雇工勞動強度相對較大且工資較低。相對于外出務工或其他工作，農業雇工無論是在勞動強度還是工資水平上都處于明顯的劣勢。
二、農業勞動力供給的現狀與問題
（一）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業中的剩余勞動力不斷的向城市轉移進入到工業和服務業領域就業。可以確定的是隨著我國城鎮化水平的繼續提高，還會有更多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農業勞動力還會繼續減少。
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一個具有高度篩選性的轉移過程，外出務工或者經商的都是一些相對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壯年勞動力[3]。我國農業勞動力所呈現出嚴重的老齡化和女性化特點，且文化水平低普遍較低，年輕農業勞動力甚少，且年輕一代大都不再愿意從事農業生產。
（二）目前我國農業勞動力供給存在的主要問題
1.農業勞動力質量的下降。我國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是一個具有高度篩選性的轉移過程，轉移的結果便是大多數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壯年勞動力進入城市，轉移到非農業部門，留守農村的多是文化程度低、年齡偏大且以女性為主的勞動力，農村留守勞動力質量下降嚴重[3]。這樣低質量的農業勞動力是根本無法滿足現代農業專業化、市場化的發展需求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
2.農業后繼者缺乏。農村的年青一代大多沒有再從事農業生產的意愿。現代農業經營主體不僅需要“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高素質勞動力，同時也需要大量的農業零工勞動。組成這種農業零工勞動的主要是較年長（50～60歲）的女性農業勞動為主，倘若再過幾年，這一批農業勞動力均已老去無法再繼續從事農業勞動，農業中所需的零工勞動又將從哪里來尋找？
三、改善農業勞動力供給，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
（一）引導農地流轉集中，實現農業規模經營
在我國，土地作為農業生產中最為重要的一種生產要素由于過多的人口被極大的分散了，農業的比較收益低相當一部分原因農戶經營土地面積過小限制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發展現代農業、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的比較收益使農業成為一個更有吸引力的就業領域是解決農業勞動力問題的最根本途徑。
（二）農業技術進步
勞動節約型技術為農業的規模經營提供了條件，加之土地單產的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農業也才能成為更有吸引力的產業農業，農業工資以及農業經營收益才能得到快速提高。此外，技術進步實現的對人力勞動的替代，將會減小農業零工勞動的需求。
（三）建立起更為廣泛的勞動力流動機制
這種農業勞動力的流動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農村不同區域間的勞動力流動，第二是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
除以上所講的幾點外：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對農民的職業教育；加快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完善等方面對改善農業勞動力供給也是相當重要的。
四、結語
要實現農業現代化最關鍵的還是要有足夠的“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業勞動力和足夠的農業零工勞動。我國在經歷了長時期的勞動力非均質轉移之后農業勞動力出現了數量減少、結構劣化、后繼乏人的嚴重問題，對我國農業安全造成了威脅。實施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對于吸引高素質勞動力從事農業經營尤其關鍵，此外農業技術的進步、農業勞動力市場的完善對于解決農業勞動力不足也十分重要，農業是弱質產業但更是基礎產業，在經濟發展到這個程度時也更離不開政府的支持。總之，保障農業勞動力供給對促進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非常關鍵，但涉及范圍之廣、之復雜還需更為細致的研究論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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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勞動社會學 勞動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識碼：A
不同的學科研究的領域可能相同，但是研究的角度是不一樣的。要弄清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看問題角度的不同之處，首先我們要弄清兩門學科的定義，研究對象，研究內容。
“勞動社會學”是一門立足勞動社會，研究勞動者、勞動者行為、勞動關系、勞動組織、勞動制度和勞動社會的過程，揭示勞動社會的結構、功能及運動規律的分支社會學”豍在生產和勞動的世界里，勞動者不僅僅進行經濟行為，而且進行廣泛的社會活動。勞動社會學就是以社會學的基本原理和視角來對這些活動進行分析。“勞動經濟學是對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市場經濟活動過程中的勞動力需求和勞動力供給的行為，及其影響因素的分析和研究。”豎勞動經濟學以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為手段來研究勞動領域的現象和問題。它將注意力投向人們工作的范圍以及變換工作的行為，如就業、失業、勞動力供求、人力資本投資等。
籠統的說，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都研究勞動領域的現象和問題。勞動經濟學和勞動社會學都對勞動者行為、勞動組織等感興趣。但是，兩者觀察和研究問題的角度是不同的。
在勞動力方面，勞動社會學中用“勞動者”代替“勞動力”更加合適。勞動經濟學與勞動社會學在研究勞動力方面主要有以下幾個主要區別：在勞動社會學中，勞動者被看成是一個復雜的社會人，他們的性別特征，民族特征，社會關系特征等都將被考慮進去。例如，研究勞動者的社會結構，社會化過程等。 在勞動經濟學分析中，勞動力被假設為同質的，在勞動市場上工人可以相互取代，一般不考慮勞動力各種社會特征，而把關注點集中在生產率這一概念上。這樣做的目的是簡化分析，便于建立經濟模型。勞動社會學認為人是復雜的。每個勞動者在勞動社會中都扮演著一定的社會角色。而角色之間的社會關系也就成了勞動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勞動者的行為選擇會受到與其他人互動和交流的影響，并不是獨立的。“勞動社會學的重要任務是揭示勞動者與各社會變量之間的關系。”豏例如，企業文化對勞動者行為的影響，職業聲望對勞動者擇業的影響等等。這種社會變量會涉及到他人的評價、態度和看法，而這些態度和看法的產生過程又離不開勞動者之間的互動。在勞動經濟學中，通常假設人是理性的，人們的行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而且人的行為選擇是不受其他人影響的，是獨立的。勞動經濟學主要研究勞動力與各個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和規律。
總的來說，勞動社會學更加注重勞動者的社會特征、“社會性”，勞動者之間的互動，影響。而勞動經濟學更加關注勞動力的經濟特征，“獨立性”。
在社會分工方面，勞動社會學關注的是職業分層，例如職業聲望和職業地位對勞動者擇業的影響，職業分層造成的社會分化、收入差距擴大等。勞動社會學認為任何一項職業都有一定的社會功能，并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資源和社會報酬，正是這些職位的社會功能和社會報酬促成了職業分層。而勞動經濟學主要關注勞動分工。經濟學認為職業分工能夠使勞動資源效用最大化，提高生產率，是因為發揮了勞動者的比較優勢。
在對工資的研究方面，勞動社會學關注同工同酬、收入差距、地區不平等、工資歧視等社會問題。而勞動經濟學把工資看成是經濟成本，看成是勞動力的價格、報酬。主要研究工資決定理論，如效率工資，工資與生產率之間關系等等。
總的來說，勞動社會學關注的是社會效益，如何使社會運行在最佳水平；而勞動經濟學注重的是經濟效益，如何以最小的勞動投入獲得產出最大化。
在就業和勞動力流動方面，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也有不同之處。勞動經濟學假設勞動力擇業主要是基于工資報酬、經濟水平考慮，以此來構造勞動供給模型，工資高，則勞動力供給多。勞動經濟學認為勞動力流動也是因為較高的工資報酬水平驅動，通過構造勞動力模型，計算流動凈收益現值。我們可以看出，勞動經濟學還是著眼于經濟效益來對勞動力流動和就業進行研究的。而勞動社會學認為，勞動者擇業不僅僅考慮工資報酬，還會考慮地緣關系，業緣關系，職業聲望高低等因素。勞動者可能更傾向于選擇職業聲望更高的工作，選擇擁有適合自己企業文化的工作。
關于失業方面的研究，勞動經濟學主要研究失業類型和失業原因。在失業類型方面，勞動經濟學通過構造貝弗里奇曲線表明失業人數怎樣在經濟周期中的變化。在失業原因方面，勞動經濟學通過斯蒂格勒模型、麥克爾模型等工作搜尋模型來解釋失業的原因。我們可以看出勞動經濟學更多的使用構建經濟模型的形式對失業進行研究。而勞動社會學可能會偏重于研究失業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以及考慮建立積極的就業制度（包括用工制度、雇傭制度、退休制度等）保障勞動者就業機會，以及建立失業保障制度，保障失去工作的勞動者的基本生活水平，以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發展。
綜上所述，勞動社會學與勞動經濟學在研究問題的角度上有很大區別：勞動社會學以社會學視角和基本原理研究勞動領域的問題，更加關注勞動者得社會特征、勞動者之間的互動、勞動制度的社會效益等。而勞動經濟學主要是以經濟學視角研究勞動領域問題，通常是通過建立經濟模型，運用計量方法進行分析研究，更加關注效率、成本、經濟收益。但是兩門學科都是屬于勞動科學的兩個方面，他們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互相交叉和滲透，研究勞動領域問題時，應該運用多角度進行全面分析。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
注釋：
勞動社會學.潘錦棠.第13頁.
【關鍵詞】勞動就業；經濟全球化；高技術創新
一、服務業發展帶來就業發展的機遇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就業向服務業部門的轉移是戰后經濟發展的一個“典型事實”。這主要是由于全球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擴大了對貿易、運輸、通信和社會服務等方面的需求，促使很多服務活動，從農業以及在更大程度上從它們以前所屬的工業部門中分離出來，變成了獨立的經濟活動；而國際市場的一體化、專業化和規模化程度加深，也促使服務業部門澎湃的發展，這給勞動就業的擴張帶來了機遇。
在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服務業擴張雖然都帶來了就業的增長，但是由于各國收入水平和第一、二產業發展的差異，其服務業發展的層次和對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效應也不同。在收入水平相對較高，已經順利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具有發展現代服務業和社會公共事業的物質基A，社會需求旺盛，服務業就順理成章地代替第二產業成為吸納就業的主體，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服務業就業量的擴張既可能表明經濟向更高的生產率水平的一種成功過渡，也可能是工業的弱質性使其對就業的吸納力減弱，大量隱性失業人口被迫進入低生產率的服務部門。但是，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各國產業發展更加協調和信息通訊技術的廣泛應用，服務業部門會進一步擴張，尤其是社會公共服務事業的興起，將對整個經濟的生產率提高和就業增長產生更加積極的影響，發達國家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已經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二、高技術創新帶來就業發展的機遇與沖擊
高技術創新帶來了就業結構的變化，主要表現在高技能工人的就業比重提高與低技能工人的就業比重下降。隨著生產力水平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在勞動力市場上，具有高學歷和有著豐富經驗的技術人員更容易獲得報酬好的工作機會，而無技術或非熟練工人僅能依靠其體力獲得微薄的收入，面對的就業機會也越來越小，與高技能者的勞動報酬差距也不斷擴大，就業職業結構轉向高技能崗位。在高技術創新越來越頻繁的知識經濟時代，就業結構不斷地向高知識化、高技能發展，這對勞動者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不斷地補充新的知識和新的技能，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而高技術創新對就業總量的影響較為復雜。首先，不可避免地對就業擴大帶來短期沖擊。高新技術產業是典型的技術密集型產業，是建立在技術創新基礎之上的，具有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因而資本有機構成較高，必然在產業內形成資本和技術排斥勞動、代替勞動的現象，將加劇全球就業形勢。其次，從整體和長期看，高新技術創新又拓寬就業渠道，帶來就業發展的新機遇。這是由于高新技術創新能夠通過刺激有效需求來擴大原產品產量以及衍生出新的產業、創造出新的產品來吸納更多的勞動就業，從而彌補和降低技術創新對勞動者的沖擊。當然這種“補償效應”的及時發揮還需要一定的配套機制，無論如何，著眼于“總體就業”和“長期就業”理念，高新技術創新總是可以促進社會生產力快速提高，擢升國民經濟吸納更多就業的能力，將是21世紀勞動力就業選擇的主要部門之一。
三、經濟全球化使就業問題變得更加復雜
經濟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現象。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全球市場范圍、市場規模和生產力前所未有的增長，國際分工的日益深化，全球化進程勢如破竹，并對世界勞動力市場格局帶來顯著變化，即隨著產業轉移帶來的就業機會的全球配置。首先，信息技術和通訊技術的發展，使勞動力資源能夠得到更加充分和靈活的使用。就業機會不再受到地理位置的局限，人們可以通過互聯網實現遠程就業。其次，生產的全球化不再局限于制造領域，同樣擴展到服務領域，表明所有的生產過程都將實現全球化。再者，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成本的優勢與不斷提高的教育水平和技能，將吸引更多跨國公司的投資。更重要的是，資本追逐利潤如同游牧民族追逐水草肥美的地方而居一樣，將不斷推動著跨國公司的生產基地向薪資低、稅收優惠的地區轉移，以通過生產的全球化來降低生產成本；也不斷推動著全球產業的大整合，使每個國家都成為國際產業網絡中的某個環節。在跨國公司主導型國際分工模式下，使現代產業轉移不再僅僅表現為整體產業的大轉移，更表現為產業鏈條中的某個環節、某個生產工序的轉移，這就促進了產業內貿易、產品內貿易、公司內貿易等新型貿易方式的興起，由此引發全球因爭奪就業機會的貿易摩擦日益頻繁，全球就業問題變得更加復雜。
總之，全球自由貿易和產業整合，不僅使全球經濟資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加快全球經濟增長，也使全球勞動力市場規模不斷擴大。1985年，參與全球經濟市場的南北美洲、西歐、日本、東亞四小龍以及亞洲和非洲部分國家的總人口約為25億；但是到2000年，除了古巴和朝鮮之外，世界60億人口幾乎全部被融入全球資本生產市場，這反映了全球化進程的強大整合推動作用，是全球經濟的一個偉大成就。但由此帶來的就業崗位的國際化競爭也更加激烈，就業機會成為各國在制訂貿易政策時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因素，近年來，逐漸增加的國際貿易摩擦，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在全球化浪潮中，全球經濟競爭主要是就業崗位的競爭。這就呼喚制訂一個“更加透明、清晰和公正”的國際性框架來規范全球性的勞動就業市場，以保證全球化利益在世界范圍內的公平分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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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補償金；性質；勞動合同法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1297(2008)12-103-01
經濟補償金對于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具有重要意義。新《勞動合同法》將經濟補償金的適用范圍擴大，進一步保護了勞動者的權益，為勞動者在勞動關系解除時找工作期間提供了一定的經濟支持。但是其仍存在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完善。
一、經濟補償金的概念
(一)經濟補償金的定義
經濟補償金是指用人單位在勞動者終止或解除勞動關系后，依法一次性支付給勞動者的金額。經濟補償金在各國和地區的稱謂并不一致。有“資遣費”、“辭退補償金”(法國《勞動法典》)、“解職金”。(稱為俄羅斯《勞動法典》)、“離職補貼”、“解雇費”和“經濟補償”。我國香港地區《雇傭條例》稱經濟補償金為“遣散費”，我國澳門地區《勞資關系法》稱經濟補償金為“解雇賠償”。
(二)經濟補償金的性質
對其法律性質，學界主要有三種學說：貢獻補償說、違約金說及社會保障說。
1、貢獻補償說。該學說認為，經濟補償是對勞動者在勞動關系續存期間為用人單位已做貢獻的積累給予的物質補償，是對勞動者過去勞動成果的肯定。也有學者以勞動貢獻補償說為核心，進一步提出：“從理論上說，用人單位因勞動合同終止所負的經濟補償義務，應當包括勞動貢獻積累補償、失業補償和其他特殊補償”，其中“勞動貢獻的積累補償，是對勞動者在勞動關系存續期間為用人單位已作貢獻的積累所給予的經濟補償，其數額一般應當與本單位工齡掛鉤，除了勞動者因為有過錯而被辭退以外，在勞動合同終止時應當支付這種補償”。
2、法定違約金說。該學說認為，經濟補償金是國家為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而強行干涉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合同的結果，是用人單位朱能履行勞動合同規定的義務所承擔的責任。按法定違約金說，經濟補償金是一種責任形式，補償金的支付要以單位違約作為前提。
3、社會保障說。該學說認為，基于憲法、勞動法對公民生存權保護的需要，國家要求用人單位在解除勞動合同時必須支付給勞動者一定的經濟補償，以幫助勞動者渡過失業和生活消耗、醫療費用無來源的階段，保障勞動者權益。按社會保障說的邏輯，經濟補償金可作為社會保障的一項內容，實際上可以歸入失業救濟金。
二、《勞動合同法》中關于經濟補償金適用的法律規定
與《勞動法》及相關規定相比較，《勞動合同法》關于經濟補償金的適用范圍規定有較大的變化，其主要有以下幾點：
1、增加了用人單位應當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金的情形。除了勞動者因自身原因而提出辭職，或者用人單位依照新法第39條規定的6種法定情形不需要支付經濟補償金之外，所有因用人單位單方解除、雙方協商一致解除、勞動合同到期終止不再續簽等情況，用人單位均需要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金。
2、經濟補償金的計算方法發生了變化。《勞動合同法》第47條規定：“經濟補償根據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每滿一年支付一個月工資的標準向勞動者支付。六個月以上不滿一年的，按一年計算；不滿六個月的，向勞動者支付半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勞動者月工資高于用人單位所在直轄市、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區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三倍的，向其支付經濟補償的標準按職工月平均工資三倍的數額支付，向其支付經濟補償的年限最高不超過十二年。這里所稱月工資是指勞動者在勞動合同解除或者終止前十二個月的平均工資。”
3、明確了經濟補償金支付的時間點。《勞動合同法》第50條規定，勞資雙方應當按照約定辦理工作交接，經濟補償在辦理交接時支付。實踐中，許多勞動者在勞動合同解除或者終止后往往立馬走人，不去履行工作交接義務，新規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用人單位的利益。
三、關于經濟補償金適用的法律思考
盡管《勞動合同法》就經濟補償金較之目前現行規定，統一了我國各地方立法的標準，變化明顯。但是相關規定依舊存在許多問題以及困惑，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研究。
(一)經濟補償金的性質沒有界定清楚
關于經濟補償金的性質，理論界眾說紛紜。由于我國《勞動合同法》一開始就是以擴大經濟補償金范圍作為基本考慮，忽視了其他理論的合理性。社會保障說所倡導的將經濟補償金導入社會保障體系中，與失業救濟金合并的思路從理論上講，其實有相當的合理性。失業救濟金形式可以使企業擺脫勞動合同解除帶來的經濟壓力，將繳費義務社會化，這很可能是我國今后改革的發展方向。
(二)經濟補償金的上下限問題
對經濟補償金上下限問題，一直是理論界爭論的比較多的問題。《勞動合同法》第47條第2款規定：“勞動者月工資高于用人單位在該直轄市、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區上年度勞動者月平均工資三倍的，向其支付經濟補償的標準按照勞動者月平均工資三倍的數額支付，向其支付的年限最高不超過十二年。”從立法本意看，人為地將勞動者分為高收入和低收入兩類并以三倍為限制約高收入勞動者的經濟補償金的數額，其目的無非是減輕用人單位的經濟負擔，但是客觀上卻會導致不公平的現象。相關部門在制定實施細則時，應對經濟補償金的上限和下限作出明確規定。
(三)經濟補償金是否需要納稅的困惑
勞動法設定經濟補償金制度的目的本身是對勞動者提供經濟上的幫助，以解決勞動者再就業過渡期間的經濟來源問題，體現了勞動法對勞動者傾斜性保護的立法原則，彰現國家對勞動者生存權的尊重；但是，我們在給予勞動者法定幫助的情形下，國家仍然要求勞動者納稅，理論上有沖突。正在實施的《勞動合同法》也依舊沒有改變這現狀。因此，我國的經濟補償金制度應當朝著廣覆蓋、低標準的方向發展。
關鍵詞：用工荒 勞動經濟學 劉易斯拐點 工作搜尋 供需理論
0 引言
所謂的“用工荒”就是企業出現用工短缺現象，指的是近些年來在全國大部分地區，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出現的工人人數不能滿足企業需要狀態。市場化改革開放開始，我國農村的大量剩余勞動力大規模向城市轉移，促進了當時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也是我國快速發展的重要的推動力量，但是目前這種情況卻出現了轉變，勞動力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本文展開分析，探討“用工荒”出現的背景，研究勞動經濟學對“用工荒”的相關解釋，比如通過劉易斯拐點和工作搜尋以及市場供給等理論探尋“用工荒”出現的原因，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和策略，主要介紹了從政府和企業以及勞動者方面找到解決問題的突破口。
1 “用工荒”問題的背景和現狀
2004年的下半年，我國“用工荒”的現象初露端倪，不過，這種現象集中發生在珠三角等沿海地區。到了2006年，出現了蔓延態勢，福建和廣東以及浙江等地持續大量缺工，從此“用工荒”愈演愈烈，到了目前，就連傳統輸出農民工的內陸省份同樣不能幸免，也開始出現了用工短缺較為嚴重的問題。雖然，期間2008、2009年，遇到了全球經濟危機，一些企業用工需求出現下降，暫時的把“用工荒”等問題掩蓋住，但是隨著經濟持續上行恢復，“民工短缺”越來越凸顯出來。據相關資料顯示，最近幾年，到東部發達地區外出務工的農民工數量的下降幅度達到9%左右；而到南方沿海地區，比如珠三角等地務工農民工也較常年下降了25%左右。紡織行業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用工需求較大，而中國紡織協會就珠三角地區的人力資源報告顯示，單單是2010年，缺工數量就超過了200萬人。不僅勞動密集型行業缺乏一般的普通工人，對一些技術密集型或者是資本密集行業同樣缺乏勞動力，主要需要掌握技術的熟練技術工人。問題越來越嚴重，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引發了全社會高度關注，為何人口大國出現了如此嚴重“用工荒”的問題，是不是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了？
2 我國“用工荒”出現的原因簡析
關于“用工荒”的問題，有很多學者進行了研究和討論，我們認為用工荒屬于市場經濟下勞動力的供求不平衡引起的一種社會現象，其中必然存在著經濟學上的原因，考慮到勞動經濟學，我們認為用工荒的出現有以下幾點理論原因：
2.1 劉易斯的拐點理論 這個理論由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的，他通過對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展多年的發展歷程研究最終得出的結論。主要內容是發展中國家主要的經濟結構為城鄉的二元結構，主要包括鄉村農業部門以及現代化的工業部門。那么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過程為剩余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過程。但是，工業化的進程不斷發展，剩余勞動力轉移不斷深化，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會變得越來越少，當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完成轉移之后，就到了“劉易斯拐點”。
所以，有學者認為目前的“用工荒”問題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的“劉易斯拐點”馬上到來。但是，雖然說這個理論比較的寬泛，而且被證實適用一些發展中國家，可以很好的解釋許多高速發展中的發展中國家面臨的諸多困境。不過這個理論是否和中國的情況相適應，還需要進一步驗證。因為，這個理論并沒有聯系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只是籠統和沒有經過細化的理論，只是為我們提供了分析問題思路或者說是框架，還不能完整解釋一個國家“用工”等社會問題。
2.2 勞動力市場的搜尋理論 有人認為，在我國出現的用工荒問題，還并非屬于真正意義用工荒，原因是有份調查顯示，指出一些抱有外出打工意愿的勞動力傾向是在家附近尋找合適工作，如果找到合適工作，哪怕外出收入略高一些，人們也愿意留在家鄉附近。所以，這一點可以用勞動力的市場搜尋理論解釋。而這種理論主要包括：①在企業支付勞動者報酬不相同的情況下，勞動力會選擇滿意報酬的工作，就需要勞動力在市場進行搜尋。②尋找工作中處于失業狀態的時間越長，那么勞動者就越可能找到較為滿意工作，工作的報酬也可能越高，但是，隨著勞動力在市場尋找時間延長，找到工作報酬提高的幅度會遞減。③勞動者在市場尋找的過程中，隨著時間的延長，花費的成本會越高。④當搜尋職業的最終收益大于成本時，會促進勞動力延長搜尋時間，而在找到最優職業之前，勞動力選擇處于失業是一種較為理性選擇。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前些年，沿海地區就業缺口大，發展速度較其他地區較快，有更多的發展和就業空間。但是，近來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使各地就業需求旺盛起來，勞動者就業選擇更多，經過比較搜尋成本和收益，勞動力多數愿意留在本地。不僅如此，心理成本降低，更加促進了本地就業傾向，新生代的農民工多為獨生子女，多未婚，家庭負擔輕，不承擔養家糊口重任，所以，許多的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的是留在本地尋找工作。
2.3 勞動力市場供求的變化 最直接影響市場的因素是供求因素，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可以清楚看到在勞動力市場，供求的不平衡產生的過程。工人供給和市場需求有一個均衡點。即市場的勞動力剛好滿足企業的用工需求，那么如果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市場供應勞動力不足，那么企業招到工人，就需要支付更高工資。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有，新生代農民工普遍受教育水平提高，不論是文化知識還是技術水平，都有很大程度的進步，所以，對工資的要求提高，導致市場被雇傭兩下降。另外，外出的新生代農民工目的不單純為養家糊口，而是希望在城市安家，為了實現理想，他們外出工作的動機并存著經濟性以及生活性特點。所以，他們更看重的是發展機會，對企業也就提出更高要求，對工作選擇也就更加的挑剔。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具有較高的職業期望，較強的市場意識，他們關注的不單單是找到工作，更看重工作的環境。比如工作的條件，生活方面的保障，以及五險一金，勞動合同等。對政府期望高，希望出臺政策以及法律保護合法權益。
3 “用工荒”的應對建議
通過分析，我國用工荒的出現原因多方面，所以，解決這類問題也要從多方面進行考慮，要多管齊下解決問題。如果要有效的解決目前的用工荒問題，主要考慮從政府方面，從用工企業方面，從勞動力方面進行綜合的考慮。
一是政府要從宏觀層面對經濟發揮調控的作用，促進經濟產業進行結構的調整，不斷的優化完善產業結構，可以把就業當作宏觀調控首要的目標，以促進就業為導向調整產業的結構。在調整中，不追求資本或者技術密集型行業的發展，也不單純依靠那些勞動密集型行業增加就業，要制定科學規劃。此外，要制定相關的政策以及法律等，保證外出勞動者們的權益不被侵害。根據社會發展情況調整最低的工資標準，保障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并指導企業工資水平。
二是企業要認識新生代農民工特點，進行相應改革，不斷的適應勞動者需求。比如提高企業的工資水平，完善福利待遇規定，健全績效工資制度，和勞動者正常簽訂用工合同并履行法律義務，不斷的改善環境，活動，讓勞動者以企業為家等。同時，對于勞動密集型行業要考慮轉型，增強核心競爭力，確保在市場競爭以及人才競爭中取得先機。
三是勞動者要重視再教育，提高自身素質和水平，提高競爭力。要學會學法用法，維護合法權益。還要注重培養艱苦奮斗品格，要敢于吃苦耐勞，通過奮斗贏得美好生活。
4 結束語
總之，通過政府、用工企業及其勞動力管理方面多管齊下，共同努力，一定會有效化解我國的“用工荒”問題，促使我國的經濟社會迅速穩健的發展，迎來一個嶄新的經濟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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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力流動；經濟社會轉型；綜述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06CJL021)；全國教育科學“十五”規劃教育部重點課題(DFA050086)；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課題(06JJD770009)；河南省政府決策研究招標課題(B147)；河南省高等學校青年骨干教師資助計劃項目。
作者簡介：李恒(1971－ )，男，河南唐河人，河南大學經濟學院、河南大學產業經濟與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教授，經濟學博士。
中圖分類號：F240；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8)06－0087－04
收稿日期：2008－05－08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所有國家和地區在轉型期都要面臨的共同問題，英、美、法等國的發展歷史也表明，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快速、徹底、永久的轉移是一國順利轉型的關鍵(辜勝阻，2002)。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出現了非常繁榮的局面，而且出現幾次轉移的高峰，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所帶來的社會影響是多方面的，特別是對于流出地經濟社會轉型具有深刻的影響。
一、勞動力流動與城鄉二元結構轉換
根據經典人口流動理論，勞動力從農村農業向城市工業的流動利于促進城鄉二元結構的轉換，但觀察我國改革開放以來30年的實踐，農村勞動力轉移經歷了長期的過程，但這一過程并沒有實現二元結構消除的目標，城鄉收入差距并沒有隨改革的深入而縮小，反而呈現擴大的趨勢(郭興方，2004)，這反映了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及規模都較低，達不到促進我國二元結構調整的要求。林毅夫(2003)認為大規模轉移農村勞動力需要整個國民經濟結構的大調整，同時又促進了這種調整的推行，對我國而言則需要對農業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進行大調整，從而提供足夠的非農就業機會；但提高農民收入的主要渠道仍然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務工，這幾乎已經成為學術界一致的認識，不但提供了提高農民收入的渠道，而且是促進農民增收的有效方式，同時也是帶動其它收入增長的主要力量(李恒，2006)。閻占定(2004)則從全而建設小康社會的背景下論證了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性，但為什么促進農民收入快速增長的農村勞動力流動并沒有最終促進二元結構轉換，仍然存在多種解釋。
一種解釋認為這與農民收入分化有關。如胡蘇云，等(2004)通過調查指出農民外出務工與農民家庭收入之間的關系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表現，經濟發達地區農戶外出務工和非農業經營相宜得彰，從而促進農戶收入的提高，而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只是對農戶非農業經營欠缺的一種替代，對提高家庭收入優勢不明顯。
另一種解釋則認為是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造成的。蔡認為我國勞動力流動與城鄉差距擴大的同時存在反映了我國工業發展排斥就業的傾向，城市勞動力市場對農民就業歧視以及農業和農村發展不足是主要的因素(蔡等，2003)。李湘萍等(2006)則認為是勞動力市場戶籍分割導致的人力資本投資差異最終減少了農民工的收入增長。
更多的學者則認為這源于農村工業化成效不突出所致。我國工業化快速擴張的同時，吸收就業增長明顯滯后(簡澤，2007)。對于傳統農區的結構轉換研究而言，多數學者強調應該發展適應自身的工業化模式，如程懷儒(2006)提出應該在傳統農區發展“近農”型農村工業，以促進勞動力轉移和農村工業化的相互促進，劉東勛(2007)認為應該構建傳統農區開放型的市場化導向工業化模式，通過勞動力向外部的流動來促進市場意識的導入和工業化發展所需資源的聚集，喻新安(2007)則基于新型工業化的理念討論了傳統農區走新型工業化道理的必然性與具體思路，為突破傳統低生產率的加工業提供有益思路。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經典人口流動理論在我國的應用仍然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從而導致應用這些理論難以從根本上解釋我國勞動力流動與二元結構轉換之間的關系(許經勇，2007)。2004年的“民工荒”即是對這一問題的集中體現，在劉易斯工資不變假定下，傳統農業會給工業化提供“無限供給”的勞動力，然而在存在農業勞動力剩余的情況下出現的民工短缺暴露了我國轉型經濟中的特殊性，并非勞動力流動不能推進工業化和二元結構的轉換，而是需要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產業在區域間轉移的速度和規模，在工業化優先兼顧農民利益的原則下統籌工業化進程(黃泰巖，2005)。這需要建立適應傳統農區工業化的新型理論，耿明齋即對此進行了系統的研究，指出傳統農區的工業化應該起始于農業，依托于農業并最終服務于農業，而伴隨這一進程的正是農村勞動力的跨部門流動(耿明齋，2007)。
二、勞動力流動與農村社會分層
所有社會都存在一定的社會分層體系，社會分層是根據獲得社會需求物品的方式來決定人們在社會位置中的群體等級或類屬的一種持久模式，它導致了不同層級對于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同，從而涉及社會的平等、公平和公正問題。在現代社會中，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出來進入城市工業就業，并逐步形成一個具有共同利益要求和社會地位的階層群體，形成連接城市和農村的農民工階層，對傳統農區的經濟社會轉型帶來深刻的影響。
在勞動力流動作用于社會分層的原因方面來看，李強認為這源于戶籍制度本身的一些特征，主要在于三點：一是戶籍制度作為中國大陸社會分層體系最重要的內容，對于城鄉人口遷居進行嚴格的控制(李強，2004)。二是戶籍制度對于不同群體的人所進行的等級劃分，其最大特點是強調等級，強調秩序，而且是建立在法律、法規基礎上的等級秩序。三是，戶籍制度是通過一系列相關制度的整合來達到城鄉分割的目的的，這些制度的長期作用最終導致兩個群體具有系統性的差別，而這些差別卻不會簡單的由于戶籍制度的松動而消除。
更多學者基于調查對農村社會分層進行研究，并進行了詳細的劃分，如林曉鳴(1990)依據社會分工與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把農業人口區分為5個不同的階層。陸學藝則根據農民所從事的職業類型、使用生產資料的方式和對所使用生產資料的權力把農村社會分為10個階層(陸學藝，2002)。潘會玲(1996)則依據職業分化和階層演變的調查將農村劃分為7個階層，等等不一而足，在這些劃分中，雖然不同文獻對農村階層的劃分所依據的標準不同、研究的地域不同、劃分的結構和層次也不盡相同，但由于勞動力流動所產生的農民工階層作為一個獨立階層的存在卻具有共同性，它不但是農村
階層劃分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意義的階層，而且成為農村階層劃分的重要作用力量。更進一步，李燕燕(2007)指出農村勞動力流動對于傳統農區的社會轉型意義在于，它推動了農民由所謂的傳統農民向職業農民轉變，當農民成為一種職業而非社會身份時，傳統農區的經濟社會結構才有可能得以成功轉型。
勞動力流動推動的社會分層對傳統農區的發展帶來了諸多影響，這有兩方面的表現：一是農民分化和社會分層產生了一個新的農民工階層，其對市場觀念的理解和在經營土地以外獲取收入的擴張，最終導致了農民行為的變化(馬夫，2007)。二是強化了城鄉二元結構性質。農民工由于沒有城市戶籍，從而不能參與以城市戶籍為核心的城市社會分層體系，雖然他們長期在城市工作，為城市的建設和社會的發展貢獻了絕大的力量，但他們仍然是城市中最不正規的、最低層的群體。許欣欣1999年7到8月在全國63個城市對2599名16歲以上的城市居民進行的關于中國城市居民職業聲望的調查發現，“建筑業民工”的得分聲望是最低的，甚至低于農民的聲望(許欣欣，2000)。然而，李培林等(2007)的調查卻顯示具有較低社會地位的農民工卻具有比較積極的社會態度，表明影響農民工態度和行為的因素更在于自身的縱向利益比較，從而更顯著地遵循歷史決定邏輯，而不是經濟決定邏輯)。顯然保障農民工的權利并非簡單的制度問題，而在于社會意識本身的改變(王玉蘭，2004)。
三、勞動力流動與農業發展
經驗表明，農業現代化是社會轉型的前提和動力，但農村勞動力流動對農業發展的效果卻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即“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的二元論上，持積極影響的觀點包括為農業發展提供資金、促進耕地資源合理配置等(武國定，2006)。而持消極影響的理由則主要在于青壯勞動力流出導致的農業生產率降低、土地撂荒等(龔維斌，1998)。張衛平(2003)指出對于欠發達地區的農村發展而言，青壯勞動力流出對農業的影響是系統性的，這會導致務農人員的老齡化，并引發多種社會問題。但白南生等(2002)認為，簡單的將勞動力流動對農業發展的影響歸結為積極影響或消極影響是不全面的，因為農業生產會受到資金投入和勞動投入的雙重影響，則要考慮外出務工與農業生產資金投入的替代關系，在資金短缺的地區，追加資金對農業生產的邊際收益大于勞動的邊際收益，則外出務工帶回的現金對農業生產的下面影響要大于由于農業勞動力流動帶來的負面影響，如果是資金充裕的地區，則農業勞動力流動帶來的負面影響要大于務工帶回的現金的下面影響。即，農業勞動力流動對農業生產帶來的影響并不是必然帶來農業生產率的下降，而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特別要注意勞動與資金之間的替代關系(龔維斌，1998)。
由于這方面的文獻多是建立在土地規模收益不變的假設前提下來分析的，從而不論是簡單的二元論，還是折衷觀點都存在一定的中足，龔維斌(1999)通過對安徽省無為縣的實地調查研究認為，勞動力外出就業給農業生產帶來的復雜的影響，因為勞動力外出就業一方面是人地矛盾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農業的比較利益低下的這一事實，換言之，農業勞動力外出流動并非是影響農業生產的唯一力量，農業生產要素的配置過程更多的受制于土地制度和農村農業政策，勞動力外出流動所帶來的影響只是對內在制度問題的一個反映。實際上，由于我國農產品生產和消費領域里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導致農產品市場調節失靈，農業結構失調，資源配置效率低下，農業勞動力的流動并不能在資源配置方面得以充分體現，也導致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時存在困難(馮少雅，2003)。
另外一個重要的著眼點是勞動力流動對農業技術進步的影響，由于農業技術的供給來源于城市科研部門，則多數文獻更注意農業技術進步與勞動力流動之間的相關關系，而沒有深入的討論二者相互促進的內在機制。如曾廣奎等(2005)認為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制度性富余在農業技術進步的條件下會產生技術性剩余的情形，而技術性剩余將成為今后富余勞動力產生和流動的重要方面排他。實際是，農業技術的進步需要土地經營方式發生轉變，包括土地集中和生產的集約化，由于技術所具有的典型非競爭性和部分非排他性，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導致農產品市場供求關系發生變動，使其由原來的供不應求向供過于求轉換，進而導致農業生產對勞動力的供求關系也發生變化，這又反過來推動技術進步的向前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勞動力流動的強弱及其在時間序列上的波動性也會導致農業技術進步的效果發生波動，這要求深入分析并把握我國農業科技進步的障礙因素(孫聯輝，2003)，并創造適宜農業技術進步的制度環境，李杰等(2005)認為，加快農村經濟制度的創新和完善，不但利于農業勞動力有序流動，而且利于農村勞動力與農業技術進步之間的相互推動，而這需要政府進行多方面的政策改革。
四、勞動力流動與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許多學者高度關注非正式制度在勞動力流動中的作用，認為非正式制度在農村勞動力外出流動、職業搜尋和生活方式各方面帶來深遠的影響，并將影響政府相關政策的有效性。這一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社會學領域，他們運用社會資本(即社會關系網絡)為工具來進行研究，認為經濟活動并非隨機的線性過程，而是根植于復雜的、包括各個層面的、各種類型和內容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社會資本是一種存在于民眾個人之間交往關系中的經濟資源，是一種社會網絡以及由這種社會網絡產生的相互信任與互惠模式，這在農村勞動力流動中的作用尤顯突出。
農村社會的非正式制度起到了促進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正向作用，胡必亮(2004)研究了“關系”在農村人口流動中的作用，發現農民在當代社會變遷與轉型過程中主要是利用“關系”這樣的非正式制度來實施流動與遷移的，在中國農村現代化的過程中，像“關系”這樣的傳統因素往往起到作為作為功能性社會資源的重要作用，有利于促進農村現代化的發展。李恒也通過對河南省的實地調查證實了“關系”在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在的重要作用和獨特價值。然而，城市社會的非正式制度卻阻礙了農村勞動力的流動，由于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和生活習慣與城市文化之間存在距離，而城市文化的“傲慢”與城市公共管理的“偏見”又對農民工產生了排斥作用，使農民工很難真正的融入城市社會(賀宇，2007)。
勞動力流動對非正式制度建設也具有反作用，這一促進機制是通過促進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之間的對接實現的。涂永珍研究傳統農區非農經濟發展在推動法律運行的同時發現，勞動力流動對于非法律約束如家庭經營制、擬家族關系泛化、村莊單位文化及人際關系等均起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促進了法律文化與傳統文化的互動整合(涂永珍，2003)。實事證明，這一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最終會促進政府工作效率的提高，并成為欠發達地區工業經濟發展的
動力源泉(宋丙濤，2007)。
五、外出勞動力回流與人力資本積累
外出勞動力向流出地的回流是與勞動力外出流動相伴隨的，對回流行為的研究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白南生和宋洪遠通過詳細的實地調查，對我國農村勞動力回流的原因、過程、后果及其對輸出地社會經濟影響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對現階段的回流現象做出了符合實際情況的解釋，認為由于在城市化的各種體制障礙一時難以消除的背景下，農村勞動力候鳥式的流動是中國逐步實現城市化的獨特方式，而且將持續一定的時期(白南生、等，2002)。目前來看，學術界基本上對外出勞動力回流對流出地的影響均認為是積極的，在這一主題上的研究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討論影響外出勞動力回流的因素。對外出勞動力回流的數量估計多是基于調查得出的，如白南生等通過對安徽和四川二省農村外出勞動力回流調查估計回流勞動力占農業勞動力總數的6.3％，占外出或曾外出勞動力的28.5％，占仍外出勞動力的39.9％，但他們不認為回鄉農民與未曾外出農民有差異(白南生、等，2002)。而王西玉等(2003)則估計回流勞動力占曾經外出打工的人數的17％，而且這部分回流勞動力中有51.5％已經轉變職業從事非種植業的其他行業，從而表明農民工利用打工獲得的人力資本和資金、信息，乃至社會關系等發展非農產業，開創新的就業崗位。
第二，外出勞動力回流的機制。潘晨光和婁偉(2003)將外出勞動力向流動地的回流稱之為“智力回流”，因為外出務工人員在務工地學習并掌握了相關知識和技能，這些積累的知識會由于勞動力的回流為傳統農區經濟發展所獲得，從而促進傳統農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彭文慧(2007)進一步將其概括為三個方面：以外出務工人員為載體的知識技術回流；以外出務工人員為載體的市場意識回流；以外出務工人員為載體的人力資本回流，并指出基于智力回流的工業模型是一種間接的工業化道路，其最終達到的目的是實現農村勞動力的就地轉移。
第三，外出勞動力回流的效應。勞動力回流對傳統農區帶來的效應是多方面的，包括推進農業現代化和產業化進程、利于發揮區域比較優勢、推進工業化進程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推進傳統農區市場化進程等(彭文慧，2007)。這些效應的發揮是通過兩個方面來起作用的，一是帶動了傳統農區非農產業的發展，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機會。二是帶動了農業特別是貧困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回流勞動力提高了農村勞動力的素質(王西玉，2003)。
第四，促進外出勞動力回流的政策。多數文獻強調了建立政府主導的政策體系以促進外出勞動力的回流，建議的政策核心主要在于四個方面，一是轉變政府工作職能和行為方式，給予回流人員以人文關懷，提供回鄉創業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二是提供職業教育培訓，提高農民的技能和文化素質，以增強他們對智力回流的消化吸收能力，從而適應由于回流勞動力帶來的傳統農區結構變化和農業生產現代化的進程(陳琪，2005)。三是推進行業企業協會以地區專業協會的發展，為外出人員回鄉創業和發展提供咨詢，掌握并處理市場信息等(彭文慧，2007)。四是培育農民的市場意識和競爭意識，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并將傳統農區的農業生產及非農產業發展和外部的城市工業聯結起來。
六、結論與展望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改革的深入和經濟社會發展的不斷進步，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經歷了不同的階段，體現出不同的特征并顯示出不同的結果，學術界也開始在不同的專題下進行深入研究，并從簡單的現狀描述、對策分析向進行理論解釋的方向進行，總結來看，以下三點表現突出。
第一，從現狀描述向專題研究深入。勞動力流動所帶來的傳統農區經濟社會轉型具有不同的表現，在早期的研究中，這些往往作為單獨的現象進行描述，人們只獲取了概括性的知識，所提出的政策建議也是綜合性的，不具備現實可行性和操作性。專題研究的深入使得人們開始更多的關注勞動力流動與傳統農區經濟社會轉型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階段，這些研究給出了合乎邏輯的結論，從而導出的政策結論也是明確的。
第二，多學科研究的交叉。勞動力流動及其帶來的傳統農區經濟社會轉型問題從一開始就在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等領域分別展開，但不同學科研究的重點、方法和結論不盡一致，理論研究的不斷進步和實踐中綜合性問題的出現促進相關學科研究的不斷進行交叉，出現了一系列交叉研究的成果，而且這種交叉研究敢日益成為潮流和傳統。
一、遼西北十個經濟欠發達縣（市）農村勞動力狀況
作為全省的農業大縣，多年來遼西北十個經濟欠發達縣（市）鄉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2005年十個縣總人口達544．2萬人，其中鄉村人口463．8萬人，占人口總數的85．23％，比2000年“五普”的83％還提高了2．23個百分點。共有8個縣鄉村人口超過人口總數的80％，其中朝陽縣鄉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最高達到95．2％，即使鄉村人口比重較低的北票市和凌源市也分別達到69％和78．2％，明顯高于全國63．78％和遼寧省43．5％的平均水平。2005年十個縣（市）有農村勞動力330萬人左右，按照戶籍人口估算，農村富余勞動力大約在150萬人左右。2005年，遼西北十個縣（市）勞務輸出超過65萬人次，在外出務工的農村勞動力中，接受過專業技術培訓的不到1／10，通過職業技能培訓獲得職業資格證書更少，不足農村轉移勞動力的5％。
近年來，遼西北十個縣（市）的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業保持持續增長的態勢，外出打工已經成為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重要方式。據調查，十個縣（市）約有1／3的農村家庭有勞動力外出打工。這些外出打工人員的收入已經占到家庭總收入的大部分或絕大部分。
外出務工者以年輕的男性為主；在本鄉以外就業的比例超過在本鄉內就業的比例；省內就業的比例高于省外就業的比例；外出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明顯高于農村勞動力整體水平；外出勞動力主要集中在工業、建筑和餐飲服務三個行業中就業。事實說明，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是富裕農民的有效途徑。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十個縣（市）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多為自發的、無序流動，而有組織的勞務輸出的比例不足20％，因此目前大部分縣的打工經濟沒有形成規模效益。由于缺乏組織，外出務工的農村勞動力多數從事的是臟、累、苦的工作，勞動報酬較低，還要經常遭白[；居所工作不穩定；約有43％的外出務工者有過工資被拖欠的經歷。
同時，這十個縣（市）對需要轉移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培訓不夠：其一是接受培訓的人少，不足轉移就業勞動力的1／10；其二真正意義上的勞動技能培訓不夠。
二、遼西北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面臨的主要問題
1．農村富余勞動力數量多，而就業機會相對減少。人均耕地面積銳減是造成農村富余勞動力激增的一個重要原因。按照勞動力資源有效配置的標準，遼西北農村中約有40％～47％的勞動力屬于富余勞動力。因此，這一地區的農村存在相當規模的“隱性失業”。
造成農業勞動力就業機會減少的另一個原因，是由于城鎮下崗職工的增加，留給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機會減少。
目前，這十個縣（市）農村約有160～170萬的農村富余勞動力。今后這一地區如仍保持10％左右的人口出生率，其勞動年齡人口及勞動力供給仍將呈上升趨勢。而農村勞動力過剩，人力資源閑置，將很大程度地制約農民收入的增長。
2．農村勞動力總體素質較低。目前，十個縣（市）的農村勞動力總體素質偏低。“五普”數據顯示，遼西北十個縣（市）文盲人口占6歲及6歲以上人口的6．88％，文盲率為9．11％，比全省文盲率5．79％高3．3個百分點。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十個縣（市）農村女性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男性，在小學及文盲、半文盲人口中，女性的比例均大大超過男性。
由于農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根本無法適應現代農業生產的需要，嚴重地制約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村的經濟發展，也使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成為困難。由此，還可能累及子女的受教育機會，周而復始將形成惡性循環。因此，遼西北地區廣大農村勞動力迫切需要實現由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的轉變。
3．遼西北經濟欠發達地區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與經濟發展協調性較差，制約了農村勞動力就業和農民增收。目前遼西北十個縣（市）三次產業的結構和布局仍不盡合理。2005年遼西北十個縣（市）實現生產總值2821894萬元，其中第一產業實現增加值1053531萬元，占37．3％；第二產業實現增加值987688萬元，占35．0％；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781575萬元，占27．7％。而第一產業的從業人員占全部鄉村從業人員的66．11％，所占比重過大；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對該地區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不明顯，容納就業水平低。同時，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能力持續減弱。
4．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大多處于無序狀態，跨省流動的數量少，勞務產業沒有形成規模。由于主客觀條件的制約，遼西北十個縣（市）農村轉移勞動力中80％以上是省內流動，而跨省流動的人數較少。
同時，一些領導干部單純強調招商引資、上項目，而對農村勞動力就業和轉移就業工作重視不夠，措施不得力，勞務輸出沒有形成規模效益。
三、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加快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對策建議
“就業是民生之本”，要富裕農民，就必須減少農民。
已有的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力流動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約為16％～20％；并且實現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及家庭從流動中也獲得了相當的收益。保守的估計，2005年遼西北十個縣（市）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0年增加的1700元中，因勞動力輸出所得超過20％。假設目前遼西北地區轉移勞動力的數量能達到60萬人，每年外出打工積累下的收入保守估計可達到或超過15個億，這個數字還是比較可觀的。可見，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統籌城鄉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著力解決遼西北十個縣（市）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就業問題就是抓住了解決這一地區農民增收致富的關鍵，應當引起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當前，我們認為應當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堅持創新制度，改革一切不利于農村勞動力的流動的體制和制度。
一是改革戶籍管理制度，拆除城鄉壁壘，給進城農民以市民待遇。建議以合法固定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為戶口登記的基本條件，并逐步放寬大中城市的戶口遷移門檻。
二是改革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城鄉可銜接的社會保障體系，增強農村轉移勞動力抵抗就業風險的能力。
三是改革農村的產權制度。農民進城，可以出售、轉讓土地的經營權，保持自己土地資產的收益權，以便將來在城市遇到就業、養老等困難時能后顧無憂。
四是規范企業用工制度，進一步完善城鄉勞動力公平競爭的就業環境和機制，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體系。大力推行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制度，凡是用工單位必須依法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勞動合同中要明確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勞動保護及勞動條件、勞動報酬和違反勞動合同的責任等內容。同時，要加強勞動力市場建設，建立健全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提供咨詢和服務。
2．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特別是轉移勞動力的培訓，促使其從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的轉變。從我們的調研來看，廣大農民迫切希望政府能夠在組織外出務工和職業技能培訓方面發揮更大作用，提供更好的服務。統計數據顯示，目前，遼西北十個縣（市）有規模、高質量的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遠遠不夠，通過職業技能培訓獲得職業資格證書的不足農村轉移勞動力的5％。
針對農村勞動力特別是富余勞動力培訓的實際，我們認為當前應當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通過宣傳引導，啟動農村勞動力的培訓需求。啟動培訓需求是促進農村勞動力特別是待轉移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的前提。要大力宣傳黨和政府關于農村勞動力培訓的政策，及時提供農村勞動力培訓咨詢、中介服務，介紹農村勞動力培訓成功典范，報道農村勞動力就業和轉移就業的先進事跡。改變部分農村人口中存在的依賴懶惰思想，變“要我學”為“我要學”，“要我做”為“我要做”。
第二，逐步建立適合轉移勞動力就業培訓的新體系。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應當采取以培訓促轉移，以轉移促增收，走對外輸出與就地轉移并舉之路。應當堅持政府引導、培訓基地實施、職能部門監督、農民受益的原則。
對農村勞動力的就地或異地的轉移前培訓，可以由三條線進行：
一是教育系統開展培訓。主要對象是農村勞動力中初中畢業生，按照非農產業的工種要求和培訓對象的求職需要，本著學以致用、教學內容少而精的原則，確定培訓內容和時間，培訓形式有短期脫產培訓、也有較長時間脫產或不脫產的學歷教育。
二是勞動部門開展的培訓。縣（市）勞動部門利用所轄的就業培訓中心或依托各類職業學校，建立勞務輸出培訓基地和培訓網絡，實行培訓、技能鑒定、勞務輸出一條龍服務。通過培訓，使農村勞動力，每人都能掌握1～2項專業技能，提高市場競爭力。
三是社會力量開展的培訓。這是對政府部門培訓工作的有益補充。應當注重發揮各種社會力量辦學的積極性，使一部分文化程度較高的農村勞動力可以根據用工需求和自己的興趣愛好，自費參加社會力量舉辦的高級技術工種、烹調、家電維修、汽車修理、計算機應用等專業培訓班，經考試合格拿到結業證、技術等級證后，實現向非農產業轉移就業。
應當鼓勵私人或非國有機構投資于遼西北地區的農業中專和農村職高，通過對農村青年進行職業技術培訓，可獲取一定的經濟利益。
關鍵詞 ：市場經濟 勞動關系 規范
勞動關系是指由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勞動者在用人單位的管理下提供有報酬的勞動而產生的權利義務關系。這種關系是現代社會最基本的社會關系。由于勞動者是一個數量龐大的社會群體，勞動關系是否規范，不僅關系到數億人的利益，更牽涉到社會穩定與和諧，關乎經濟的健康發展。本文就目前我國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現存的幾方面有待規范的勞動關系問題進行分析。
一、現存的勞動關系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1.勞動合同的簽訂比率低、期限短，合同內容不規范、不平等，違約的現象時有發生。當前，我國中小企業尤其是非公有制企業中，簽訂勞動合同的不超過20%，其中大部分的企業只愿意簽訂短期合同，還存在隨意延長試用期的現象，不讓勞動者及時轉正，造成勞動關系緊張，企業內部不穩定的局面。
2.因未簽訂勞動合同或者勞動合同不規范，造成勞動者的權益得不到保障，甚至是薪酬都不能兌現。近年來，由于很多中小企業或者私營企業的工資分配機制沒有得到完善，存在任意克扣、拖欠勞動者工資的現象，尤其是農民工討薪難的現象突出，已經成為社會熱點問題。這種現象的成因有四點：①薪酬標準不統一，部分私營企業是老板說了為準，隨意性空間很大;②分配機制不合理，存在著重視資本、管理、技術，輕視人工勞動的趨勢，企業的勞動者與企業的經營者、管理者、技術人員相比，收入懸殊;③工資發放的形式不透明，勞動者之間的收入不公開，造成了人際關系的不和諧;④不同的行業之間收入差距大，某些壟斷行業的工資過高，造成了非壟斷行業的勞動者心理不平衡。
3.企業的勞動環境和條件較差，容易對勞動者身心造成嚴重危害，勞動者基本的安全權益得不到保障。比如有的煤炭、礦石等開采行業，設備陳舊，工作條件非常艱苦和落后，而且安全防護措施不到位，安全防護用品發放不及時，極易形成安全隱患。
4.在勞資關系的協調方面，仲裁和調解機構缺乏權威性和威懾力，調解機制不完善或不健全，對勞動爭議的調解處理以及監察力度不夠等，致使勞動關系的協調機制和機構沒有充分發揮作用，導致群體性的事件時有發生，勞資矛盾和沖突加劇，因為勞動關系處理不妥造成的糾紛容易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二、分析造成勞動關系出現問題的成因
現在勞動關系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由很多原因造成，包括歷史社會的原因，企業經營者缺乏法律意識，勞動者缺乏自我保護意識，以及勞動保障部門在監察上疏于管理，執法力度不足等，具體分析如下：
1.從歷史社會的原因來看，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變過程、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伴隨著公有制企業改制和非公有制企業的飛速發展，勞動者的流動速度加快，各領域在范圍上加寬，在層次上加深，就業形式靈活多變，帶來了勞動關系多樣化的同時，也形成了勞動關系的不規范和不統一。
2.從企業的原因來看，黨的十報告提出，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著力解決收人分配差距較大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實際卻是各種要素的參與者的權益是經常不公平、不對等的，掌握著資本以及管理要素的企業在地位上處于強勢，而最重要的勞動者要素卻因為勞動力過剩，在分配上處于弱勢。一些企業延續著陳舊的經營管理觀念，既不樹立企業的良好形象，又不增強勞動者的素質，只是一味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工資、福利以及勞動保護等方面投入不足，甚至法制觀念淡薄，不遵守勞動法和相關法律規定，強迫勞動者犧牲自己的合法利益，來維持與企業的關系，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勞動關系的不和諧。
3.從勞動者自身來看，很多勞動者的素質和新型的勞動關系的要求不適應，也影響了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的構造。比較明顯的是農民工，在從農業向非農業，從農村向城市轉變的過程中，因為文化、觀念、思想、習慣等各方面的原因，還沒有完全融入到現代城市文明和工業文明中;加之農民工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少，普遍缺乏工業上的勞動技能，多處于次級的勞動力市場，所以很難與企業在利益上形成對等的關系;同時因為缺乏法律知識，一旦在利益上與資方發生矛盾沖突，不是尋求合法的維權途徑，而是采用非法或過激的方式與用人單位進行對抗，導致勞動關系的緊張。
三、解決勞動關系不規范的途徑
1.用人單位樹立法制觀念、完善是市場行為是規范勞動關系的前提條件。目前隨著經濟一體化的形成趨勢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少數企業在利益的驅動之下，不顧及國家相關的政策規定與法律法規，做出了一系列違背勞動保障法規或者相關政策的行為。有些企業明明知道自己的做法是錯誤的，卻以身試法，為了利益觸動法律;有的企業是因為缺乏對法律知識的學習，對勞動保障的法規法律以及有關的政策規定一知半解造成違法行為的發生。所以需要對雇人單位的有關負責人進行一些和勞動保障法規法律相關宣傳和教育。
2.勞動者自身素質的提高就是解決勞動關系不規范的重中之重。勞動者本身應該要形成一種利益共同體的觀念，企業所得的利益就是本身的利益，要強化員工責任感，要和企業榮辱與共。與此同時更要加強自己的學習，要多多參加各類培訓，學習先進的技術、掌握最新的技能，提高自身的職業素質，干一行愛一行。員工還應該要學習法律、懂得法律并且必須遵守法律，善于用勞動法保護自己的利益。
3.相關勞動法的健全作為規范勞動關系的基本依據。我國勞動關系的矛盾一直存在。勞資雙方都各自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利益雙方之間通過一定法律制度來規范企業之間的競爭和抗衡，才能夠實現雙方利益之間的調協和勞動關系之間的和諧。所以要充分應用法律，建立對弱勢群體的保障制度，幫助它們實現自己合法應得的利益。還應該要逐步地健全工資支付、欠薪保障和工作人員五險一金等方面的一系列法律制度，用來保障勞動者基本的生活，維護勞動者合法的權益。
4.執法機關的監察是規范勞動關系的重要保證。完善聯席會議的制度，互相溝通，使部門之間在工作時可以增加了解，相互之間可以更好地配合，充分發揮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采用社保機構和監察機構、就業機構、培訓機構之間互相檢查等等的形式，上下聯系結合，積極地開展會議，確保執法機關的工作可以取得實際效果。
總之，使勞動關系規范化的過程，就是需要勞動者、用人單位、執法部門等等要素之間的互動協調的過程。為了使勞動者能夠更好地維護自身的利益，我國應該盡善盡美地完善勞動法律法規，使勞動者的利益得到更好地保障。
參考文獻：
[1]程慶琳.淺談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關系的規范問題[J].中國集體經濟，201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