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4 10:4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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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職旅游；英語教學；跨國文化；交際能力
中國的文化、歷史悠久，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旅游業迎來新的發展空間。旅游業相關的統計資料表明，截至2012年，我國全年出入境的旅游人數已經突破8000萬，同比增長16.7%，出入境旅游創造的經濟金額達到了980億元，而且我國出入境旅游的規模每年還在以20%的速度增長。出入境旅游規模的擴大，使旅游人才的缺口越來越大。中職旅游服務專業是培養旅游以及飯店行業工作人員的主要機構。如何培養出具有良好交際能力的優秀人才，使其更好地適應出入境旅游的發展，成為中職旅游教學中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因此，在中職旅游英語教學方面，我們應側重轉變教師的教學觀念以及提高教師的自身素質、為學生選擇與時俱進的教學活動，培養學生對多種文化的理解力，最終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一、關于中職英語教學的相關分析
目前，雖然旅游英語教學對培養旅游業專業人才的發展至關重要，但是中職旅游英語教學活動中，仍然存在著一些制約旅游英語教學發展的問題。現階段，中職旅游英語專業的學生在旅游英語的學習中積極性不高、學習能力不強、學習效率低下。因此，英語教師應適時地轉變教學觀念以及教學的方法，激發學生學習旅游英語的興趣。在目前的中職旅游英語教學活動中，英語教師應以英語導游服務的發展，作為旅游英語教學的基礎要求。在實際的英語教學活動中要求學生必須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識與英語知識。在文化知識的教授部分，應適當地添加我國名勝古跡以及民族習俗的相關知識，同時注意引導學生積極探索外國旅游文化的知識。激發學生學習旅游英語的熱情，鼓勵學生以口語的形式表達所學的相關內容的同時，加強學生之間師生之間的英語交
流，培養學生的英語交際能力。學生只有在了解各民族以及各國的文化歷史的基礎之上，才能提高與外國游客之間的溝通能力。
二、關于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的相關分析
目前，我國出入境游客的數量與日俱增，涉外旅游的發展使旅游業對其從業者的職業素養提出了更高的標準。中職院校在發展旅游英語教學的過程中，必須注重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
使之對各種文化都有一定的了解。在中職旅游英語教學活動中，中職英語教師有必要積極地引導學生去學習不同國家以及不同民族的文化、風俗習慣，使之在進行跨文化交際活動中，能夠順利地與游客進行溝通。教師可以通過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意識，來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跨文化意識的培養，需要教師強化學生對東西方文化差異的敏感度。在實際的教學中，教師可以通過一定的情景交際法，鼓勵學生積極地參與到與外國賓客或者少數民族賓客的交流實踐活動中，引導學生自主解決交際問題，使學生體會解決實際問題的感受以及充分地了解中外文化的差異，增強學生最于異國文化的敏感度，使之在以后的學習或者工作中，能夠有意識地擴大文化視野，促進其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提高。學生只有在具備一定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才能快速的提高自己的交際能力。交際能力的提高，可以促使其在旅游工作中與外賓進行順利的溝通。因此，跨文化能力是旅游從業者實現各民族以及全國的文化交際的基礎，是出入境旅游工作者必須具備的一種能力。在中職旅游英語教學活動中，英語教師要在相關的模擬訓練活動中，引導學生在問候、介紹、節慶、宗教、飲食、風俗習慣等方面的知識積累，學習對待外賓以及少數民族的賓客應注意的細節問題，強化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伴隨著我國旅游業的發展，旅游業對其專業人才的需求仍在繼續增加。如何發展好中職旅游英語教學以及培養學生跨文化的交際能力，使之可以更好地在將來的崗位中盡職盡責的工作，成
為中職教育者值得深思的問題。現階段中職旅游英語教學，成為旅游從業者與外賓溝通交流的基礎課程。因此，我們更加重視在中職旅游英語教學以及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方面的學習。未來的旅游從業者在掌握原有學習技能的基礎之上，還應注重提高跨文化交際的能力，確保自己可以在任何環境下，都能從容淡定地與人交流，為我國出入境旅游的發展做出一定的關系。
參考文獻：
[1]王振東.以跨文化交際為目的的外語教學[H].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5.
[2]孫小珂.把“文化”引入旅游英語教學的課堂.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
一、歷史文化街區旅游開發問題
（一）原有的真實性被商業模式所覆蓋
強調原生態，保護歷史真實性的文化區是旅游價值的重要體現。在歷史文化景區的創建過程中，必須要保持真實，保護歷史文化和一些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建筑，堅持歷史和環境相互融合保護文化街區的保護原則，保護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旅游業發展文化區，必須要保存其原生態的自然和社會環境、生活條件，以及居民的生活習慣。將旅游在當地社會文化的動態發展中延續，它的真實性才能有較高的保護值和重要價值。正是這種“真實性”才能吸引大批游客前往體驗，保護歷史和文化的“真實性”是開放旅游體驗的前提。
（二）歷史街區發展缺乏地方特色
從目前來看，有許多旅游企業都會盲目遵循旅游業的發展趨勢，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看到其他地區歷史文化街區旅游開發的很成功，就會誤認為本地區的旅游開發也會發展起來。所以不管是否合乎本地情況，都復制相應的經營方法和模式，什么地方經濟發展的好就從什么地方開始改進，不考慮當地的文化背景和資源屬性就開始擴建，它是完全不符合旅游發展模式的。盲目跟風使得大量開發的歷史街區文化吸引不了游客的眼球，而且當地的歷史文化街區和原文化過度破壞也更加失去了對游客的吸引。不進行有本地特色的人性化的發展，不注重旅游體驗，最終會損失大量的游客。所謂的人性化就是通過細致的服務，將當地的景觀和社會文化同觀眾的情感之間產生密切的聯系。這也意味著要從游客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以滿足游客的需求為前提。歷史文化街區在其旅游業的發展應當尊崇“一切為了游客，為了所有游客”的宗旨，充分考慮游客在旅游當中存在的需求，用這種意識形態來指導設計相應的旅游體驗。在視覺、嗅覺、味覺和觸覺等方面全方位的刺激游客的感官神經，為游客創建一個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獨具特色的旅游體驗。
（三）歷史文化街區的發展深度不夠
一些歷史文化街區雖然有開放的發展思想，想大力傳播自身文化的內涵。但由于歷史深度挖掘不夠，或者因為沒有精確的把握文化和歷史脈沖方向，旅游建設環境和設計活動沒有與當地的歷史文化進行深度的融合。由于沒有足夠的意識進行內涵的發掘，導致許多旅游產品以次充好，牽強的存在于歷史文化街區中。一些旅游地區由于沒有深度挖掘地域文化的內涵，不重視歷史文脈和歷史文化街區的延續，使得到此來旅游的游客數量日益減少。人類發展的歷史是由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歷史文化街區核心區。保留和歷史文化背景，延續當地文化精神，是歷史文化街區旅游開發與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吸引游客，滿足游客體驗需求的重要依據。
二、基于旅游體驗的歷史文化街區旅游發展對策
（一）建立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業發展形式
在當前的旅游業發展中，為了適應旅游業不斷發展的情況，就需要建立一個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業形式，創建一個以消費者為中心的需求，讓消費者在旅游中產生值得銘記的場景。滿足這些要求就需要在產品的開發和設計中要產生體驗旅游的濃厚氛圍，利用現有的經濟資源在歷史文化街區中形成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色文化，讓游客在參觀時會得到一種不一樣的感受。
（二）深入挖掘當地社會文化內涵
文化內涵是一個歷史文化街區的靈魂，當地特殊的文化和習俗會深深地吸引游客前來，這就是支撐游客人數的基礎。歷史文化街區旅游體驗應該有屬于自己的文化優勢，利用與其他相同的旅游景點不同的文化資源，避免有相同的產品出現。只有真正利用當地的豐富的文化資源，才可以創造一個鮮明的旅游主題并被旅客所記憶。
（三）注重景區游客體驗
歷史文化街區的重要設計應配合當地的旅游體驗活動，以滿足最大化需求為導向，以增強旅游者的體驗為目的，用自己的綜合效果實現資源屬性與游客載體相互作用的成果。旅游活動的發展，應當是重點關注游客可以參與的活動。旅游企業可以引導游客參加一些活動，讓游客和文化進行互動。由于游客的活動和街區的舞臺雙邊進行接觸和互動，這既增加了游客游玩的時間，也會對歷史文化街區的建設提供可參考的經驗，更會讓觀眾的感受變得強烈，產生印象深刻的記憶。同時，文化街區還可以依靠當地的歷史文化資源，通過合理的開發利用，以滿足游客的“角色入境”的愿望。通過將歷史文化與旅游當中存在的元素很好地結合起來，可以有效的提升游客的興趣，給予游客高品質的旅游體驗感。
三、結語
[關鍵詞]旅游節慶；文化定位；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三月三”歌圩；曲阜國際孔子文化節
為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將傳統節慶以旅游形式進行開發，可謂遍地都是，特別在較為落后的民族地區。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下文簡稱南寧民歌節)即為典型例子，它至今已在毀譽參半的評論中走過十年歷程。贊譽者多因其在經濟方面以及城市建設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批評者多因其對壯族民歌文化傳統的違背。南寧民歌節其本來的宗旨，即其文化定位是“繼承和弘揚壯族人民的文化藝術，加強與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發展”；本質上應是壯族民歌文化展示的舞臺，其根本性目的應在于為壯族民歌適應新的時代環境，而謀求新的生長點，以求保存與發展。而為何在現實中以“背離”傳統受到批評?筆者以為這是因為它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并未能貫徹實行其原有的文化定位。
一、南寧民歌節自身審視
(一)南寧民歌節經濟成分與民歌文化成分的對比
南寧民歌節，是植根于遠古時代鄉土壯族歌圩的現代都市節慶，“歌圩”一詞本身就包含有經濟因素，因此不僅從現實利益來看，它的經濟因素是必要的，同時從本身來看，也無可非議，但是首先有“歌”，然后才有“圩”，正所謂“因歌成圩”。因此它作為一種民歌文化繼承與發揚的載體，必然不可能過多的強調經濟因素，否則就是所謂“名不正，言不順”。
根據歷屆南寧民歌節的活動內容，可將其活動分為民歌展示、相關民族文化活動、一般文化藝術行為、文化研討、經貿行為等五類。民歌展示，包括“大地飛歌”開幕式文藝晚會、“綠城歌臺”廣場文化活動、“民歌薈萃”、少數民族聲樂大賽、中華民歌大賽等；相關民族文化活動，包括廣西民族風情展、“東南亞之夜”等；一般文化藝術行為，包括中外歌唱家演唱會、金雞百花電影節頒獎、中國戲劇節相關活動、時裝秀、“中泰友誼”主題文藝晚會等；文化研討，包括南寧國際民間文化學術研討會、中國一東盟當代舞蹈文化發展國際研討會、中國一東盟舞蹈論壇等；經貿行為，包括廣西投資貿易洽談會，南寧經貿洽談活動，貿易物流、制造業、農業產業化等專題考察洽談活動，以及相關產品博覽會等。在明確活動類型的前提下，將這些活動內容進行比較(圖1)，明顯發現經濟與文化之間失去和諧。
從圖1可明顯發現，文化性活動在逐漸減少，而經濟型行為相應在增加，商業味道愈為濃重；每屆文化活動與經濟行為的比例同樣失調。就民歌展示內容而言，實際上它只是堅持了“大地飛歌”開幕式文藝晚會與“綠城歌臺”不變，成為固定活動，此兩者成為是展示民歌文化的主要舞臺，同時也為民眾參與的主要活動項目。從中也不難發現，節慶內容嚴重缺乏文化研究性活動，例如只是在1999年第一屆中有“國際民間文化學術研討會”、2005年第七屆有“中國一東盟當代舞蹈文化發展國際研討會”以及2006年“中國一東盟舞蹈論壇”等之外，其余都不曾開設，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它對文化的忽視。并且，自2002年開始由南寧“大地飛歌文化傳播公司”承辦，采用“公司經營”的形式之后，似乎這種表現更加明顯。本來采用市場運作的方式，在政府指導下由企業承辦，具有充分的靈活性，如利用相關企業的積極參與等活動舉措，但同時也暴露出了市場的消極作用。過度的商業運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傳統民歌文化在南寧民歌節中的地位與作用。其實，從南寧民歌節舉辦時間的改變(從農歷“三月三”改為與南博會同期舉行)也可表明這一趨勢。
(二)“大地飛歌”中民歌成分與其他歌曲成分的比較
既然每屆“大地飛歌”開幕式文藝晚會是展示民歌文化的主要舞臺，則有必要將其中的民歌成分與其他歌曲成分做一比較。
什么是民歌?“民間口頭流傳的歌，多不知作者姓名”。這涉及到了民歌的內涵與外延，即民歌是什么，民歌的收集、整理、加工等問題。朱光潛曾指出：“我們可以說，民歌的作者首先是個人，其次是群眾；個人首創，集體完成。”這一定論應該是比較準確的，并得到了廣泛認同。一首民歌的產生，常常是由某個人創作出來后，經過許多人甚至幾代人的集體加工而成的。由此可找到民歌的特點，“作為民族音樂的一部分，民間音樂是由歷代人民群眾集體創作，以口傳心授為主要傳承途徑，以自由流變為其基本存在方式和生命源泉的音樂作品。集體創作、口傳心授、自由流變構成了民間音樂的民間性的三大特征。”集體創作，就意味著人人都可以將民歌進行加工潤色；口傳心授就意味著民歌的創作存在即興性，即具有很大的靈活性，不受民歌當時即其流行時期格式或內容的限制；自由流變則是前兩者所產生的結果。
在理解民歌內涵等的基礎上，再來審視南寧民歌節，以其2001年、2004年及2007年開幕上正式演出的歌曲為例進行分析(圖2)。
2001年正式演出有35首，按民歌標準來說有10首，不及三分之一，包括內蒙古民歌《暖吉婭》、俄羅斯民歌《雪球花》、廣西民歌《什么結子高又高》及《山歌年年唱春光》、朝鮮民歌《阿里郎》、澳大利亞民歌《羊毛剪刀喀嚓響》、加拿大民歌《紅河谷》、新疆民歌《掀起你的蓋頭來》、青海民歌《在那遙遠的地方》以及福建民歌《采茶捕蝶》。其余有兩類：一是專業創造的民族歌曲，共15首，其中包括《廣西好》《夢壯鄉》《走進》《幸福萬年長》《雕花的馬鞍》《婚事》《太湖美》《孤獨的牧羊人》《采茶少女》《請茶歌》《壯族大歌》《大地飛歌》《花心》(改自日本民歌)《漓江情》及《山歌年年唱春光》。這一類歌曲雖然吸收了民間音樂的元素，但是不能歸納到民歌范疇。另一類即流行歌曲，共10首，包括《龍的傳人》和《愛的就是你》《今夜你會不會來》和《非我莫屬》《看》《去》《沒有愛在身邊》《鎖不住的旋律》《有沒有那么一首歌讓你想起我》及《滿江紅》等。這一類歌曲則是與民歌毫無瓜葛的。2004年28首，其中為民歌者8首，所占比例不到三分之一。除了一首印尼民歌《寶貝》之外，其中4首(《拋繡球》
《世上哪有樹纏藤》《紅水河》及《山歌情》)根據廣西民歌改編，另外3首(《太陽出來喜洋洋》《森吉德瑪》及《永遠在一起》)分別根據四川、內蒙和新疆民歌改編而成，剩下三分之二的歌曲中有近一半都是流行歌曲。2007年35首，為民歌者5首，即《在那遙遠的地方》《難忘的黑馬》《諾吉婭》《重歸蘇蓮托》和 《桑塔露琪婭》等，其余為專業創作的民族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諾吉婭》《今夜無人入睡》《神鷹傳說》《高原之歌》《夢駝鈴》等)，或流行歌曲(如《情非得已》《星光游樂園》《八十塊環游世界》《因為愛所以愛》等)。可見，其嚴格意義上的中國民歌僅占1首(即《在那遙遠的地方》)，而更甚者在長達3小時的演出中，竟然沒有一首廣西原生態民歌。同時，即使純粹意義上的民歌也是在充滿現代氣氛中演繹的，舞臺豪華，布景絢麗，歌手在眩目多彩的燈光和振聾發聵的音響中狂歌勁舞。這些都顯示出了與壯族傳統民歌文化的背離，并越走越遠。
但與此同時，也有許多贊成者，認為面對這些新的民歌，不應“胸懷狹窄”，而應具有“開放”的思想。“不僅將民歌視為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立體構成的復雜性范疇，從而看到其外延和內涵的開放性和兼容性；而且應將民歌視為一個不斷發展的時間運動范疇，從而看到其靈活性和流變性。從這個角度看，民歌可分為狹義民歌和廣義民歌，或者分為純民歌和雜民歌，可將那些土生土養、原汁原味的民歌視為狹義民歌或純民歌，并將那些經過人文化、都市化、現代化、表演化的民歌，無論創作還是演唱，無論其作者、演唱者的文化身份轉移還是受體的文化身份的變遷，可視之為廣義民歌或雜民歌。”將民歌的內涵進行擴充，外延進行擴大，其出發點無疑是好的，如此也許能應付民歌當前的嚴峻現狀，但肯定這將使民歌脫離本身性質，并使內涵出現紊亂，對民歌的評判將失去標準，無益于民歌文化的傳承與長遠發展，絕非民歌的自救，也絕非民歌未來的走向。假如內容與形式毫無合理的脫離，自然而然將失去民歌中體現民族特色與民族精神的內涵，如此也就會失去其最具魅力、吸引人的精華部分，而余下華麗外表，雖然也許能獲得一時的喧嘩掌聲，但依然只能代表毫無意義的虛榮或貧乏。所以這是應當批判的。例如，把《劉三姐》這一傳統題材伴以瘋狂的搖滾，無論如何都是失敗的。因此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南寧民歌節并非民歌盛典，并假如一味以“時尚”為標準，以追求經濟為歸依，這是與民歌傳統文化的背離。自舉辦以來，南寧民歌節在此方面的負面作用愈為嚴重。盡管舞臺氣勢恢宏，盡顯現代時尚，明星陣容浩大，然而卻沒有廣西原生態壯族民歌的一席之地，充滿“都市文化”、“時尚文化”，而“民歌”缺席“民歌節”的結果，也許是那些被誤導者縱容或指引所導致，但是應該絕非他們所想得到的結果。
二、傳統歌圩、城鎮歌圩與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
當前，壯族歌圩呈現出傳統歌圩、城鎮歌圩、都市歌圩的發展趨勢。武鳴“三月三”歌圩、田陽敢壯山歌圩、宜州壯族歌圩等即為城鎮歌圩。其中武鳴“三月三”可謂典型。武鳴縣是壯民族聚居最集中的地區之一，素有“三月三”歌圩習俗。從1985年起，武鳴縣在縣城開始舉辦壯族“三月三”歌節。至2003年，本以“弘揚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打造壯民族文化品牌，促進經貿交流與合作”的宗旨，將“歌節”改名為“歌圩”，并于2007年11月入選第一批南寧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歌圩是壯族文化的重要特征，然而“如果失去了共同的文化，將不成其為原來的民族。……而只要還保留著共同的文化特點，就有維系民族自我意識的紐帶。共同的文化特點是構成民族的最根本特征。”因此無論發展的途徑如何，堅守文化層面的民族本質，是最基本的原則；可見作為“都市歌圩”的南寧民歌節，必須堅守正確的文化定位，這是實現民族文化傳承的關鍵，也是其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的保證。
(一)三種形式的總體比較
這里將其發展軌跡中的形態作一比較(表1)，以明確南寧民歌在實踐中文化定位的偏離，其中城鎮歌圩以武鳴“三月三”歌圩為例。
可看出，作為發展中間階段的城鎮歌圩武鳴“三月三”歌圩，與傳統壯族歌圩比較，在許多方面呈現不同。首先，從活動組織方式來看，傳統歌圩由民眾自發組織而成，而武鳴“三月三”歌圩的形成，雖然存在民眾自發的因素，但其形成主要還是建立在政府參與、組織的基礎之上的；其次，從歌曲類型來看，傳統歌圩中歌曲類型一般都為原生態壯族民歌，而武鳴“三月三”歌圩的歌曲，盡管傳統的壯族民歌仍然是重要部分，但自行創造的帶有民族風格的歌曲也占有不小比例。再次，從參與主體看，相對傳統歌圩而言，武鳴“三月三”歌圩參與的主體雖然仍然是本區域及相鄰地區的民眾，但是由于許多旅游休閑者參與其中，使其顯得更加泛化，一定程度上，它已成為了一種旅游資源在進行開發、利用；最后，從兩者的功能來看，由于武鳴“三月三”歌圩中經濟的內容增加，使發展經濟成為主要目的，從而削弱了傳統歌圩的交流、社會教化等方面的功能，并使其擇偶的功能幾乎不再存在。
相對傳統歌圩，武鳴“三月三”歌圩雖然在活動的組織形式、內容、功能都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但是其基本性質并沒改變，無論從參與的主體、舉行時期、還是歌曲性質等民俗基本要素和傳統慣例方面，都體現出了民族特質的性質。壯族民歌在此依然具有“激活族群記憶、傳播知識、活躍社流、加強文化認同的特質。”然而南寧民歌節，不僅是活動的組織運作方式、內容、功能改變了，其性質也處于轉變狀態，作為節日基本要素和表征的時間和地點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早已超出了民歌藝術的現代表演和文藝搭臺、經貿唱戲的簡單化內容，而更清楚地表現出全球化背景下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文化傳統的展示、地方文化身份的塑造、族群和社區認同的維系、本土與外來觀念的沖撞等多種因素存在著復雜微妙的共生互動關系。”那么如何在這種“關系”中保持“民族最根本的特征”?可以看出，貫徹“繼承和弘揚壯族人民的文化藝術，加強與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發展”這一體現文化定位的宗旨是關鍵。“面對當今強烈的‘全球化’、‘一體化’的沖擊，對這種文化的保護，實際上就是對一個民族精神之根的呼喚、認同與養護，也是一個民族沿襲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否則“會使一個民族迷失最基本的認同依據，在文化的根部動搖歸屬方向，找不到精神的國籍――這將是滅頂之危。”
(二)武鳴“三月三”歌圩節與南寧民歌節
再就武鳴“三月三”歌圩節與南寧民歌節做一較為具體的分析。
從文化層面來看，武鳴“三月三”歌圩節較南寧民歌節更能體現傳統民歌的特點。舉辦時間定為農歷三月初三，大約4―5天時間，這更符合民眾對傳統節日習俗的心理，這也是民眾能自發參與的一個積極因素。在舉辦形式及場所上，較南寧民歌節更顯大眾化。在歌圩城鎮化的同時，也存在更為傳統的歌圩形式，各鄉鎮、自然村的民眾自發形成歌圩。根據筆者的調查，目前，武鳴大致有28個壯族歌圩點，多數于農歷三月舉行，其中三月初三的有縣城、甘圩、那羊等14處，三月初九有陸斡、覃李等4處，清明之日有覃內，三月十三有羅波等。
在舉辦內容上，根據表1也可看出其中傳統、大眾文化的內容較多于南寧民歌節。以2007年及 2008年武鳴“三月三”歌圩節的主要文化活動內容為例，2007年其主要有：千人竹杠陣、山歌擂臺賽、建設新農村“663”工程文藝比賽、板鞋競速、武術散打、拋繡球、搶花炮、搬運糧食、斗鳥、斗雞、斗狗等項目。2008年其主要活動內容有：歌圩開幕式、干人竹杠陣表演及競賽、山歌擂臺賽、民族體育競技展演(搶花炮比賽、30人板鞋竟速、拋繡球比賽、“搬運糧食”接力賽、“趕豬”接力賽、花樣跳繩、武術散打擂臺賽)、廣場文藝演出(《壯鄉歡歌》文藝晚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663”工程壯話小品比賽、特邀藝術團專場演出)、旅游美食節、民間傳統斗狗、斗雞、斗鳥、斗牛比賽、書畫、攝影作品展等。可以看出，其中存在傳統歌圩形態的影響，并同時體現了現代歌圩形態的因子。而南寧民歌節更趨于都市化，除在形式上外，幾乎難以看到其中存在原生態歌圩對它的影響。
武鳴“三月三”歌圩節和南寧民歌節，都是建立在傳統壯族歌圩的基礎上的，也都是在政府的積極支持、參與的條件下生長與發展起來的。兩者利用區域文化特色優勢，在發展民族文化的同時，謀求經濟的發展，這無可厚非，因為這既是對傳統歌圩習俗的繼承，同時也是現實的需要。但是民族文化資源畢竟與一般的經濟資源不同，它存在自身的特點，不可再生，同時也是一個民族或區域人們的重要精神風貌的體現，而作為民歌文化而言，正是壯族精神的體現，是壯族的特質，因此不能為追求經濟利益而不顧傳統民歌文化的完善與發展。
三、南寧民歌節與曲阜國際孔子文化節
無獨有偶，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決定每年農歷三月初三為壯族歌節的第二年，即1984年，曲阜縣人民政府創辦“孔子誕辰故里游”，本來這只是一個純經濟性目的的旅游項目，但是在利用名人文化資源的基礎上，于1989年進行了重新定位，更名為“曲阜國際孔子文化節”(下文簡稱曲阜孔子文化節)。于每年孔子誕辰(農歷八月二十七日)期間，即公歷9月26日至10月10日舉行。并確定以“紀念孔子，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為鮮明的文化定位，當然也毋庸置疑，曲阜政府這一舉措的內在目的中包含有經濟性目的；如廣西欲借“民歌”以“文化搭臺”達到“經濟唱戲”的目的一樣。但是從其發展的歷程來看，它始終堅持、貫徹了原有的文化定位。至今已成為一個由山東省人民政府、文化部、教育部、國家旅游局、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主辦，由省縣各級部門或政府或相關企業承辦的，一項融紀念孔子、交流文化、旅游觀光、學術研討、經科貿旅合作于一體的大型綜合性國際旅游節慶活動，無論在文化還是經濟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南寧民歌節與曲阜孔子文化節的比較
本質上，南寧民歌節與曲阜孔子文化節，兩者都是一個融文化、旅游、經貿為一體的綜合性大型節慶活動。只是各自憑借的文化資源類型、形式不同而已，一是借助區域傳統壯族民歌文化資源的優勢以及中國傳統民歌文化的深厚，一是依靠中國先哲名人故里以及儒家思想的深遠影響，但這無法改變兩者本質上都是為一個節慶的性質。因此可將曲阜孔子文化節作為研究南民歌節研究的橫向比較對象。
從舉辦組織來看，兩者都由政府機構舉辦，并都由國家部級單位掛帥，但是相對而言，曲阜孔子文化節的舉辦單位更為廣泛，它是由文化部、教育部、國家旅游局三個部級組織以及山東省政府參與，同時還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支持；而南寧民歌節是為國家文化部社會文化圖書館司、國家民委文化宣傳司和南寧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比較之下，曲阜孔子文化節得到了政府更高的重視。
從運作方式看，曲阜孔子文化節采取各級政府與相關企業聯手承辦，共同運作的方式，而南寧民歌節則是采用政府指導，完全由企業(南寧大地飛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承辦，進行市場運作的方式。兩者的運作方式比較，各有利弊，難分優劣。在政府正確的指導和強有力的調控下，以及在市場較為完善的基礎上，采用市場運作的方式更能適應節慶市場的發展。但是，當政府意識中商業成分過度，或承辦公司難以把握節慶的文化定位，或難以順應市場時，市場運作的方式則是弊大于利的，當前南寧民歌節就存在這樣的情況。
從地緣條件來看，曲阜孔子文化節的舉辦地點在孔子故里――山東省曲阜市；南寧民歌節的舉辦地點在廣西省會南寧市。比較而言，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在地緣條件上更具優勢，因為南寧位于廣西西南部，與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毗鄰，在環北部灣范圍之內，屬亞熱帶氣候，四季常青。隨著中國與東南亞國家聯系的加強，中國一東盟博覽會、中國一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落戶南寧，南寧民歌節更加顯出地緣優勢。
從參與群體來看，兩者都采取了國內全面宣傳以及國際化的策略，都利用各種媒介，如中央電視臺、各類報業、新華網、人民網等強勢媒體，以吸引全民關注、參與。在國際化策略上，雖各有側重點，曲阜孔子文化節側重于日本、韓國等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的國家或地區。同時，比較強調發展香港、臺灣等地的市場。而南寧民歌節側重于東南亞諸國，以及比較重視美國、英國等發達歐美國家的客源市場。兩相比較，難分高下，但是就群體參與的程度而言，實際表明，南寧民歌節較為落后于曲阜孔子文化節。
從舉辦內容看，兩者都是利用“文化交流”、“旅游觀光”、“學術研討”、“經科貿旅合作”等形式來安排節慶活動，涉及“文化”與“經濟”等多方面內容，且兩者都獲得了一定的經濟效益與文化效益。因此在內容方面的比較，兩者應無差別，但實際表明，南寧民歌節在文化內涵的挖掘方面未及曲阜孔子文化節充分。
(二)南寧民歌節與曲阜孔子文化節兩者文化定位的比較
由上比較可知，曲阜孔子文化節，作為與南寧民歌節同樣性質的節慶，其影響、規模等卻都超過了南寧民歌節，究其原因，絕不在于所利用文化資源對象的不同。傳統文化資源無大小之分，正所謂“境界無大小”，應在于其資源的優劣，兩相比較，傳統民歌文化甚至傳統壯族民歌文化資源，絕對有著與作為名人資源的“孔子文化”同等的地位。可見其原因應當在于如何進行文化的定位，并怎么去真正的貫徹它。如何實現一個文化節慶的文化定位，必須依靠節慶的舉辦宗旨、舉辦單位、參與對象、宣傳手段等多方面多層次來反映的，若對這兩者的文化定位進行比較，也必然進行多方位比較，但是最能反映文化定位的是活動的內容，因為它是前述這些方面的基礎，是其文化定位的真實體現。同樣根據曲阜孔子文化節的活動分類，可分為“孔子文化”展示、一般文化活動、文化研討、縣域文化展示、經貿行為等五類。“孔子文化”展示，包括孔子誕辰紀念暨祭孔活動、“孔子教育獎”頒獎活動、孔子學術會堂、《論語》及古詩文朗誦等；一般文化活動，包括大型文藝演出、主題焰火晚會、街頭戲曲定點演出活動、景點文藝演出、古琴音樂會、攝影展、民間文藝展演、名人書畫展等；文化研討，包括孔子及儒家思想學術報告會、儒家文化與企業信 用高層論壇、世界儒學大會、尼山文化論壇等；縣域文化展示，包括嘉祥石雕藝術節、魚臺孝賢文化節、梁山水滸文化節等；經貿行為，包括旅游熱線推介會暨旅游商品博覽會、專利高新技術產品博覽會、經貿合作交流、孔子商品展覽交易會、人才交流會等。在此基礎上，將各項內容進行比較(圖2)，可發現其中文化因素始終占據主要地位，以堅持“紀念孔子，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為主線，連貫各項活動，文化行為在歷屆中占據主要地位。
曲阜孔子文化節其本身自然還存在一些不足，但這里不作評論，只將其與南寧民歌節進行比較，以體現南寧民歌節在其文化定位實現過程中所出現的不足。且不論，最能體現南寧民歌節文化定位的“大地飛歌”中所含有“民歌”成分較少的事實，兩相比較，明顯可知，就其所附活動而言，經濟因素遠遠地超過所含文化的成分，即使從活動的名稱來看，似乎也過于商業化。毫無必要所謂的“冠名”(如“南寧化工?綠城歌臺”、“聯通之夜?大型壯族舞劇《媽勒訪天邊等》”等)，給人以裸的金錢氣息，而顯得與“民歌節”毫無瓜葛(其實吸引商家、籌集資金的方式有許多種，如曲阜孔子文化節中所謂“儒商”即為例子，并且在一定程度應該倡導商家從公益的角度進行贊助)。相對而言，南寧民歌節在其文化定位過程所出現的偏差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 未能多角度展示民歌文化
這也就意味南寧民歌節所設計活動并不能充分挖掘民歌文化的內涵，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而曲阜孔子文化節，將孔子文化放置于一個“大場景”來審視，從孔子到祭孔大典、古典禮儀；從儒學到古典習俗、齊魯文化等；從教育到古典詩歌朗誦、書畫競賽等。從而做到多角度展示、多方面利用。民歌是為一個民族文化的“鏡子”。壯族民歌文化是貫穿于其他文化現象之中的，生產生活方式、居住及建筑藝術、飲食、禮儀等等都離不開壯族民歌的影子。反之，則能在壯族各種文化中體現出壯族民歌文化。因此完全可以多角度來審視民歌，并設置相關項目，如可將壯族傳統的喜慶婚俗、迎客歌俗，甚至壯族古時祭祀、巫術等等為內容設立項目，進行藝術的展示等。其實這也正是南寧民歌節總是只有單調的“大地飛歌”與“綠城歌臺”作為展示民歌的舞臺的原因之一。
2 嚴重缺乏學術研究性內容
這也就意味社會文人學者階層參與的程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將減少社會的支持，或缺乏理論上的指導。南寧民歌節自舉辦以來，只有1999年、2005及2006年三屆活動中設置有相關內容，而曲阜孔子文化節則不僅每屆安排固定的項目，如儒商文化論壇、儒學學術報告會等，且不時增加一些新的研究性項目，如2006年設置有“梁山文化民俗研討會”等。其實民歌文化尚待研究的問題實在太多，南寧民歌節完全可以增加此類內容，如可長期設立相關“傳統民歌文化”研究的項目，也可以“專題研討”、“作品研討”等形式進行設置。
3 區域內地方性文化展示機會少
因此，南寧民歌節自然也就無法真正起到“繼承和弘揚壯族人民的文化藝術”的功效，體現“濃郁民族風情”的特點。除了其在文藝晚會上地方民歌有所展示自己風采，就是每屆的“美食節”頗能展示飲食文化了。可是八桂大地，文化何其豐富，本就有著豐富多彩的地方文化資源，有著典型的嶺南文化，并且區域內文化又各呈其彩；壯、瑤、苗、侗等民族隨選其中之一，都會有讓人產生驚艷之感的文化。但是這些卻沒有展示的機會，其實即使廣西區內各異的壯族民歌也未有充分展示的舞臺。而曲阜孔子文化節卻能在區域內各地找到各具有特色的文化作為對象，在節會上進行展示。如曲阜孔子文化節每屆都是固定或特設的地方項目，如嘉祥石雕藝術、梁山水滸文化等，充分展示了辦節目的之一的“突出地方特色”。
4 文化與經濟之間缺乏融合
這以致南寧民歌節顯得文化內容的貧乏，商業化過度。本來經濟目的，是為主要目的之一，但實現經濟目的是必須依賴于壯族民歌文化這一土壤的。當然這并不是一定排斥其他經濟因素，適當條件下(經濟與文化因素聯系視角不同，融合性顯示也就不同)依然是可以存在各類經濟因素的，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沒有必要將某些毫無關系的經濟成分放置其中。因為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可能只寄托在一個節慶之上；同時與此相聯系的經濟成分，已是涉及甚廣，例如旅游業、音樂產業、傳媒業等等。而曲阜孔子文化節在此方面則是顯得十分成功的，例如從孔子到孔子故里游、孔子商品展覽交易會、孔孟顏曾圣裔懇親聯誼、海外孟氏后裔懇親聯誼、曾氏后裔懇親聯誼等，從儒學到儒商大會、儒家文化與企業信用高層論壇等；從教育到孔子修學游、教育用品展覽會、人才交流會、海外留學人員孔孟之鄉創業行等，可謂是層出不窮，讓南寧民歌節相形見絀。
同時，從其他方面來進行比較，也可發現南寧民歌節中文化定位的不足。將兩者的專門互聯網站進行比較，其中形式設計或技術水平且不說，就兩者的欄目內容來進行比較，差異也較大。南寧民歌節的官方網站主要欄目為“快訊、直播、視頻、圖片、大地飛歌、風情東南亞、經貿洽談、綠城歌臺、明星”等；而曲阜孔子文化節的官方網站則為“新聞動態、文化節資訊、儒家文化(諸子百家、儒學典籍、儒學研究、當代儒商)、天下文廟、文化圣地、孔子學院、文化產業、圖像中心、視頻中心、過客留言、博客、百度孔子吧”等，并有英文網站。不言而喻，南寧民歌節不僅缺乏研究所利用文化資源的欄目，也缺少能體現傳統壯族民歌文化的甚至傳統民歌的平臺，體現的更像一個純粹娛樂、而非推廣壯族傳統民歌文化的網站。另外，兩者的運作方式雖然實質上是難分優劣，但至少可以知道，單一專業公司承辦運作的方式，應該更容易跌入過度商業化的惡性處境，而造成對其文化定位的偏離。再如兩者的開幕式大型文藝晚會門票來比較，2008年南寧民歌節的總門票共分為1080元、880元、780元、680元、580元、380元、280元、180元八個檔次，分別設為VIP區、嘉賓區、歌迷區、臺階區等四大區域；而曲阜孔子文化節的門票僅分350元、450元兩個檔次。南寧民歌節明顯的體現了其謀求經濟利益的目的(其中皆帶以數字8的做法且不作妄評)，并如此高價及高低之差距如此懸殊，不僅讓百姓望而止步，而且讓人難免有“人分等級”的想法，而非所謂區域劃分；更為嚴重的是這將使其遠離本來的文化定位，喪失文化關懷的初衷，失去大眾基礎，成為“貨真價實”的謀求經濟利益的工具。
四、南寧民歌節必要的改觀策略
民歌有著自身不可變更的本質內涵，也有著自身發展的規律、內在機制，這集中體現在唱山歌、對山歌、賽山歌、聽山歌等經千百年錘煉而形成的風俗，及其內含的隱形的制度化的規則與規范。所以一切作為保護、保存、承傳壯族民歌的所有舉措，不僅應該堅持民歌的本質不可更改，而且也應該遵循其內在的發展規律，這是一個基本的前提。因為那正是其很強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響力的原因所在， 而不可人為的破壞，而這也正是處于主流地位的文化意識等應該予以準確的文化定位的內容。南寧民歌節所奉行的宗旨“繼承和弘揚壯族人民的文化藝術，加強與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發展”是其文化定位的體現。于是觀之，真正貫徹正確的文化定位，是南寧民歌節實現初衷，得以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在此前提下，至少應該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
(一)深層挖掘、多方位展示傳統民歌文化
南寧民歌節應該系統而深入的研究民歌文化的內涵，對其進行多角度審視，以求充分展示民歌風采；如在與曲阜孔子文化節的比較中所言。在充分利用文化資源，發展經濟的同時，注意保護優勢的文化資源，否則現在的絢麗也許只是曇花一現。而當前它必須要做出的決策，則是充分利用傳統民歌文化成分，將所謂的“新民歌”，以及“假民歌”、“非民歌”等請出舞臺。也只有這樣，它才能真正實現其初衷，做到“名正言順”。其實不管從經濟還是文化的角度來說，獨具特色且資源豐富的中國傳統民歌文化也完全可以用來實現文化與經濟的共同發展，有能力支撐南寧民歌節良性的運行。優秀的傳統民歌并非沒有市場，如納西族東巴古樂曾在倫敦伊麗莎白女王演奏中心首場演出成功后，又在中國駐英大使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曼徹斯特音樂節、赫爾大學音樂廳和伯明翰藝術中心分別舉行了七場音樂會，取得了巨大成功和高度評價。這充分表明了中國傳統民歌文化完全有能力獨立支撐起南寧民歌節，并達到文化傳承與發展、區域經濟建設兩個目的。當然這不是說必須將民歌定位于“傳統”或“經典”而不變，適當的順應時代需要而變化，是民歌本身發展的必然，并且在現實中也能獲得受眾的認同。例如《康定情歌》、《小河淌水》等民歌配上輕搖滾，把時代氣息與民族風格融合在一起，也博得了年輕人的喜愛以及中老年人的認同。而將“假”民歌等充斥其中，或干脆以流行、通俗代之，不僅只是鼠目寸光地謀求短期利益的做法，更甚是破壞傳統文化的犯罪。“在技術力量的強力作用下，民歌原有的古樸、純真之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強烈的刺激感，只在偶爾的尾音殘留著原初的遺韻。”這樣的結果無疑不僅是遺憾，更甚應是悲哀。壯族優秀傳統民歌的弘揚與發展，應該是把時代氣息與民族風格更好的結合起來，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
(二)拒絕迎合世俗，堅持正確的演繹方式
不僅應該把所謂的“新民歌”，以及“假民歌”、“非民歌”等請出舞臺，同時真正民歌的演繹方式也應該是采取正確的形式。而完全一味追求“時尚”，迎合世俗，這無疑是對壯族傳統民歌文化的摧殘。如此以往，文化資源的優勢很可能丟失，自然也就無法保證良性的持續發展。因此必須處理好傳統與時尚的關系。“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這樣的話，在非哲學的層面來說，顯然是毫無實際意義的。假如當南寧民歌節因為非時尚或流行，而失去追星一族，無足為怪，也不足可惜，因為在世俗的影響下，他們只是一群盲目的崇拜者而已。真正意義上的民歌藝術節同樣會吸引更多的喜愛民歌的觀眾。同時假如當南寧民歌節成為世俗追星族的中心，害處不僅體現在對當下的年輕人對民歌產生誤解，認為那些非民歌的歌曲就是民歌，民歌的演繹就是應該伴以搖滾與瘋狂，以致傳統民歌難以實現健康發展，而且也造成對傳統民歌文化的直接損害。把民歌演繹成搖滾與瘋狂的做法的確吸引廣大的年輕人，當問及他們來參加開幕式的原因時，多數表示是因為自己喜歡某某明星。年輕人喜歡時尚或異文化，天性使然，對民歌文化的不喜歡，是因為他們不了解傳統的美，就如“五四”時期知識分子一代年輕時喜歡西裝而不穿長袍馬褂一樣，可是年歲既長時不是都穿回了長袍馬褂?并且其中也有認識到民歌價值的年輕人，他們希望歌手就是普通演員，是從大山里面走出來的，想聽到歌手們真正的用他們自己的方式，以來自大山里的歌聲演繹他們內心所想表達的東西。也許這種觀點才能真正代表民歌的未來市場，實質性的反映民歌未來的發展前途。
(三)正確、積極引導，擴大民眾參與
在當下南寧民歌節的運作中，政府無疑居于主導性的地位，其正確的指引，是有利于形成良好的輿論氛圍，以及民歌在新的層面上展開的。從現實來看，民眾參與的程度并不高，如從高價位的門票來看就可知道。而民歌的聽眾必定永遠是民眾。一些民眾只對每年有哪幾位明星來參加等等感興趣，其他的活動鮮有參與，甚至知曉。所有活動中只有美食節比較貼近廣大百姓，其他活動與民眾還存在一定距離，并且大部分“民歌”都引起不了他們的興趣，甚至引來不滿的批評，認為其所演繹的歌曲并非本質上的他們喜歡的民歌。其中原因主要應該是與政府的引導或者與南寧民歌節舉辦的內容與形式分不開的。因此應不僅正確引導民眾，同時還應該采取一定的措施來改變當前民歌節所存在的問題，提高傳統民歌文化因素。有許多民眾還對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議，如建議在壯族地區的基礎教育中，增加傳統民歌的知識內容，以期年輕的壯族人更好的理解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等。這樣的建議不論其可行性如何，但是其出發點無疑是正確的，同時也反映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關鍵詞：贛州歷史城區，保護，文化旅游產業
贛州簡稱虔，是中國江西省下轄的面積最大的地級市，也是江西三座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之一，迄今已有2200多年的歷史。贛州老城區面積大、傳統建筑多、文化積淀深厚，集中了眾多宋代、明清和民國時期的歷史古跡，保留下來的一大批傳統民居建筑，至今保存著原本的建筑結構、裝飾特征和傳統的街巷風貌，并且仍被居住和使用。這些傳統民居建筑和其所在的贛州歷史城區具有鮮明的資源特色、緊湊的資源組合和良好的區位條件，其開發利用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條件，但同時，也面臨著建筑結構老化、生活條件落后等現實而緊迫的問題。如何保護和延續這些珍貴的歷史資源，使其不但不再是現代化進程中的負擔，反而成為城市持續發展的動力，值得深入思索。
筆者認為，可以在整體保護和有機更新的基礎上，通過整合資源并與現代旅游產業充分結合，將贛州傳統民居建筑較為集中的核心區域進行一體化規劃，打造特色鮮明、具有文化地標意義的贛州歷史文化旅游綜合體，營造一座"城中之城"， 從而為傳統文化遺產保護注入新的不竭活力，使之可以成為贛州傳承歷史、立足現代、擁抱未來的文化窗口和經濟引擎。
一、區域范圍
依據2010年8月25日公布實施的《贛州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所述，贛州歷史城區范圍為北至章江和貢江，南至紅旗大道，西至環城路，東至東河大橋，面積約3.22平方公里，包含"一城、一帶、四區、六街、三十二點"。贛州歷史城區具有相對完整的贛南傳統古城風貌特征，并集中體現了贛州宋至明清商業和居住的歷史風貌1。
在整個規劃中的贛州歷史城區中，又以姚前里和灶兒巷兩個歷史文化街區在區域聚合度、古民居建筑和古街巷景觀方面最適合進行一體化規劃。首先，不同于單個的文化古跡景點，該區域具有較大的地理范圍，是一大批民居古建、歷史遺跡的集合體，民俗文化和客家文化特色鮮明；其次，該區域與現當代城市結構互相滲透，并沒有明確的邊界界定，與國內知名的麗江、大理和鳳凰等古城在區域類型上具有差異性，因此，筆者將這種位于城市內部、邊界模糊、但歷史文化內容又高度集中的區域，在與現代旅游產業結合的方式上，界定為"歷史文化旅游綜合體"，并根據區域特點提出了"城中城"的概念。
二、指導原則
將贛州歷史城區的保護與文化旅游產業相結合，其根本原則是以保護為基礎、以發展為方向，保護與發展并重。
1、"保護"是前提、是根本出發點
一個城市的歷史城區是完整的生命體系，她有文化內涵，她懂人情世故，既是傳統文化的"根"，又是民族情感的魂2。同樣的，贛州的歷史城區也承載了贛州世代居住于此的人們無比厚重的家鄉情節，贛州人對家鄉的認知與認同，是與這些縱橫交錯的街巷和斑駁厚重的宅院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2、"發展"是方向、是不竭生命力
既然一個城市的歷史城區值得保護，那么該以什么方式、采取什么樣的保護方法呢？首先要注意的是，必須要避免兩個極端。一是要避免單純強調保護的極端，二是要避免過度開發的極端。針對全國普遍存在的情況，原建設部仇寶興副部長就曾撰文指出："不幸的是......城市發展之源、文脈之根的舊城區或歷史文化街區紛紛被推到、拆平，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毫無特色的現代樓宇，徹底破壞了上千年歷史形成的獨特風貌，成為失去記憶的城市。3"
對于像贛州這樣有重要文化價值的歷史城區而言，唯有將保護與發展有機結合起來，才能真正為贛州歷史城區注入可持續的內在活力，才能真正在時代的洪流中獲得不竭的生命力。保護重在傳承，而傳承的根本在于能否為其注入可持續的不竭活力。贛州老街區的古建筑、文化景觀不應該成為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負擔，或是變成毫無生氣的標本，而應該充分研究保護對象，制定有針對性的整體設計，進行分階段、分步驟的合理規劃，才能真正實現贛州歷史城區的"科學保護"和"有機更新"。
三、規劃思考
作為一種行為和體驗，歷史文化旅游活動古已有之，歷史文化旅游產業也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在我國，隨著近年來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意識的不斷加強，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與現代旅游產業結合的實踐蓬勃開展，人民大眾也熱情參與其中。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考慮將贛州歷史城區保護與現代文化旅游產業相結合，不失為贛州歷史城區保護與發展的有益探索。具體來說，是從宏觀的角度，將贛州解放路社區及周邊區域這樣的古建筑集中的歷史文化街區進行一體化規劃，從古建筑保護，到歷史街區景觀重塑，到功能規劃（如民俗街、小吃街、酒吧街、創意街等），再到與周邊景觀的融合（如郁孤臺景區、八境路古玩街區、古城墻景區等），逐漸形成集古建保護、特色文化展示、現代時尚旅游于一身的贛州文化旅游綜合體，即"城中城"，特點是特色鮮明、功能完善、內涵深厚，可以成為贛州傳承歷史、立足現代、擁抱未來的文化窗口和經濟引擎。
四、前景展望
贛州歷史城區中的古建筑和古街巷景觀不應該成為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負擔，或是變成毫無生氣的標本，而是可以在對各方面因素進行整體規劃的基礎上，與旅游產業充分結合，從而從根本上把保護和發展相統一。這樣可以改善歷史文化街區保護與更新的資金投入，實現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促進區域生活條件改善、展示地方特色文化的多重目的，從而延續城市文脈的基礎上不斷提升城市文化影響力，促進城市經濟和綜合實力的持續發展，真正為歷史城區注入不竭的生命活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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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燕芳，歷史文化名城贛州舊城保護和可持續再生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學，2009.
基金：本論文為江西省藝術科學規劃項目"保護城區古建筑群的新思路--營造文化旅游城中城"（YG2014281）研究成果
作者信息
關鍵詞：歷史文化街區；游客滿意度；老門東
一、城市歷史文化街區概述
城市歷史文化街區是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座城市獨特歷史文化的現實體現，也是許多城市進行旅游開發的重點區域。將歷史文化街區作為一項文化遺產進行保護和再開發，已經成為國內外常見的推動城市再生的重要手段。
我國于1986年初次提出了歷史文化街區的概念，即歷史文化街區是文物古跡比較集中，能完整地或能較完整的體現某一歷史時期的民族特色和傳統風貌的街區，建筑群，小鎮，村寨等，均應予以保護。并根據它們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劃分為地方各級歷史文化街區，可以是一條街或幾條街組成。
因此，城市歷史文化街區是具有一定規模的，并且保存相對完整的歷史建筑和歷史遺存，具有歷史價值，能夠反映該城市在相對的歷史時期的社會歷史、地域文化特色以及民俗風情。對游客來說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同時，適度的旅游開發也有利于歷史文化街區狀態的持續更新，能夠為街區及其周邊地區帶來新的發展活力。
二、老門東歷史文化街區概況
老城南是南京文化的發源地，它的南部以夫子廟為中心，南至中華門，北至白下路，東西兩端至城墻，是南京的居民的集中地，所以被稱為“老城南”，它包括南浦廳、牛市、老門東等等。老門東地處南京城南門（中華門）以東，故稱“門東”，歷史上是非常繁榮的商業地和居住地。早在三國時期便有民居聚落出現，自古就是商賈云集、世族大家居住之地。清末以后，門東、門西等老城南地區逐漸成為以居住功能為主的區域，集中體現了南京老城南傳統民居的風貌。
老門東歷史文化街區是南京夫子廟秦淮風光帶的組成部分，位于夫子廟箍桶巷南面一帶，自北面長樂路起，南至明城墻，東至江寧路，西臨內秦淮河，總占地約70萬平方米。現今按照傳統樣式開始復建，比如馬頭墻、中式木質建筑等等，來集中展示南京的古老歷史文化。
目前明清建筑示范街區已經正式對外免費開放，同期開放的還有具有南京特色的老字號文化館，如金陵美術館、老城南記憶館等。箍桶巷是老門東的集中示范區，在此設立了展示金陵刻經、南京白局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場所，以及德云社、剪紙、手制風箏、提線木偶等民俗工藝展示區。在三條營巷子口，打造了名為“南京味道”的美食聚集地，匯聚了小鄭酥燒餅、藍老大糖藕等12家最具南京特色的美味小吃。此外，深受年輕人喜愛的白鷺洲啤酒吧、星巴克等餐飲店也在老門東落戶。2016年春節，作為秦淮燈會的主要展區之一，向來自各地的游客展示了南京老城南民居街巷和市井傳統風貌。
三、老門東街區游客滿意度分析
1.游客滿意度及其影響因素
游客滿意度是游客對旅游產品或者服務的滿意程度的一種評價，是游客心理狀態的一種反映。游客滿意度來源于游客在景區消費某種產品或者享受某種服務所產生的感受與自己的期望所進行的對比。國外學者對于游客滿意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游客滿意度的定義、滿意度的影響因素和滿意度測度這三個方面。我國學者對于游客滿意度的研究層面主要集中在游客滿意模型和測評體系兩大方面，而且獲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比如：董觀志的模糊綜合評價模型、王群的TSI模型。
游客滿意度受到影響的因素眾多，不少國內外學者對此展開了研究。在1978年美國麻省的科德角海濱旅游地游客滿意度研究案例中，美國學者Pizam等首次提出海灘、游憩機會、成本等8個游客滿意因子。1979年Dorfman在進行野外活動的時候發現，游客滿意度不僅會受到旅游目的地眾多要素的影響，還會受到其它一些要素等影響，比如游客的個人出游目的、天氣溫度、環境條件等等。1988年Whipple等發現游客滿意度中存在一種暈輪效應，即如果游客對旅游目的地的某一要素感到不滿意，則會使其對整個旅游目的地的不滿意。
本文認為由于游客滿意度是通過游客的期望與感知相互比較得到的，所以影響游客滿意度的因素應貫穿于游客的食住行游購娛的各個環節，還應考慮到景區的服務與管理方面因素影響。由此，本文構建了老門東游客滿意度的指標體系，包括七項一級指標和二十項二級指標。
2.調查方法與數據來源
本文于2014年的3月份到老門東進行了實地問卷調查，共發放100份調查問卷，回收了100份，有效問卷數為99份。問卷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游客的基本信息采集，包括性別、年齡、職業等。第二部分是游客滿意度調查，包括總體滿意度以及各影響因素。第三部分是游客的游覽之后的行為預測，主要包括是否愿意再次重游等等。采用SPSSv19.0統計軟件對問卷調查結果進行計算分析，以李克特的5級量表法，建立評價集V=[很不滿意，不滿意，一般，滿意，非常滿意]，對應的測量標度向量H=[1，2，3，4，5]，作為相對應的分值，對有效問卷進行整理分析。
3.游客滿意度分析
（1）總體滿意度分析
調查結果顯示，在99份有效問卷中，對老門東歷史文化街區很不滿意的游客數為9人，占9.1%，不滿意的游客數為24人，占24.2%，感覺一般的游客數20人，占20.2%，滿意的游客數36人，占36.4%，非常滿意的游客數為10人，占10.1%，游客滿意度指標體系的總目標是3.142，這說明游客對于老門東街區整體印象比較一般，景區還有很大改善的空間。
（2）一級指標滿意度分析
通過對調查問卷結果進行分析，將一級指標滿意度數值與李克特量表中5級滿意度賦值相比可以看，除了旅游交通指標達到滿意外，其它六項指標旅游景點、旅游餐飲、旅游住宿等都未達到滿意水平，見圖。
（3）二級指標滿意度分析
通過滿意度計算結果顯示，在20個二級指標中，只有3個達到滿意程度，即旅游住宿中的服務人員的態度、旅游交通便利程度和旅游交通安全性，其它大部分指標都是感覺一般。其中最不滿意的是旅游購物的特色與種類和娛樂節目的種類。這樣的計算結果顯示老門東街區還不少有待提高與改善的方面。第一，在與“游”密切相關的旅游景點方面，對于景點的設施、建筑、特色與形象大部分游客都不是很滿意，感覺一般。第二，在旅游餐飲方面，3個二級指標中，就餐環境相對滿意度較高，而價格相對滿意度較低。第三，在旅游住宿方面，這一項中游客對于住宿價格和住宿的環境衛生感覺一般，但對酒店的服務人員感覺還是滿意的。第四，在旅游交通方面，游客滿意度最高，大部分游客認為交通比較便利，安全性較高。第五，在旅游購物方面，滿意度較低，大部分游客認為在價格和質量以及種類方面都存在一定問題。第六，在旅游娛樂方面，游客滿意度也較低，其中對于娛樂節目種類，很多游客表示不滿意，認為景區內的很多展現南京特色文化的娛樂項目還是較少，商業氣氛過濃。第七，在景區服務與管理方面，景區內的服務人員態度以及游客的旅游行程都感覺一般。總體來說，通過表2的計算結果可以了解到，游客對于老門東的滿意度并不高，街區未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4）游客總體滿意度與推薦率與重游率之間的關系
通過問卷調查，筆者發現游客總體滿意度與推薦景點之間存在正相關。在總體滿意度中，滿意和非常滿意的人數為46人，這46人都表示愿意將老門東推薦給他人，剩下的53人中，只有17人選擇愿意，36人選擇不愿意。結果顯示，游客的總體滿意度越高，將景點推薦給他人的愿意就越高。
而總體滿意度與重游景點之間并不存在正相關的關系，總體滿意度中選擇滿意和非常滿意的46人中，有30人選擇不愿意再次重游，選擇很不愿意、不愿意和一般的53人游客中，48人表示不愿意再次重游，這表明總體滿意度和重游景點之間并沒有正相關的聯系，由此表明，老門東街區游客的重游率較低，僅為21.2%。
四、老門東街區旅游開發的提升建議
1.注重游客感知，充分體現南京老城南歷史文化特色
有人說過：“最金陵是城南，最城南是門東”。老門東有著較為完整的明清古老街區，應將其打造成為展示南京本土文化的重要場所。老門東的復建吸引了來自南京以及其他各地的游客，城南舊景感染了很多人，但是也有不少人發現對老城南文化的表達并不準確。除了房子外，有很多場景也和老一輩南京人的記憶相差甚遠，其中在街邊有一幅展現以前老城南的舊照片，上面就有很多瑕疵。另外有一尊展示箍桶匠勞作的雕塑，也被市民指出有很多不符合歷史的地方。由本文的調研可以看出，游客對傳統文化和南京地域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但目前街區內提供的相關項目數量上還不能滿足游客所需，因此可以更多地提供向游客展示傳統文化技藝的場所，控制過度的商業化。在項目選擇上，應適當提高游客參與度，以增加游客回訪率，增強景區的吸引力，打響南京老門東傳統文化品牌。
2.秉承古意，盡量保持傳統建筑格局與尺度
老門東在修復開發過程中已經保留了一些老房子和街巷，并依附原有建筑樣式進行建設。但在本文調研中，游客對老門東景區建筑景觀的滿意度并不高。一方面可能與街區周邊新開發的木匠營小區、江寧路花園、長樂渡等地產項目有關，這些項目取代了舊式民居，破壞了景觀的一致性，影響了游客的感受；另一方面，在修復過程中，一些老街變成了寬敞的大馬路，仿古建筑形式做工粗糙，翻新過多。此外，過多星巴克、哈根達斯等洋品牌入駐，對景區的古意傳承也有所影響。
3.增加景區內服務人員的培訓，提高從業素質和服務水平
作為歷史文化街區，老門東需要進一步提高服務人員的素質。應加強街區從業人員加深對老門東文化的了解，同時可以選擇一些有良好表達能力的導游，引導游客了解南京的本土文化，誠信待客，加強行業規范，提升老門東的品牌。
4.以政府為主導，加強監督與引導
政府要有前瞻性，加強監督力度，完善相關的政策法規，在保護和開發的同時，對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筑或者歷史遺存予以保留。遵循循序漸進審慎更新的原則，根據老門東的現狀和居民的需求，對居民的環境加以改善。既要盡量保留老門東原先的街巷布局，同時也要考慮現代化城市進程以及交通便利程度。完善供電、排水、電力等公共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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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本文以端午節為例，從文化象征的視角，通過列舉端午節多彩的民俗事項，挖掘其豐富的傳統文化內涵、，最終對端午節日旅游的發展提出探索性建議，以期能給中國傳統節El旅游的發展提供借鑒。
2008年，國家對法定節假日做出調整，將端午節、清明節、中秋節三大傳統節日增定為具有三天假期的小長假日。旅游業是為“窗口行業”和公認的“朝陽產業”，從文化象征角度探討中國傳統節日旅游的發展，不僅具有深刻的文化踐行意義，還可以使旅游業由于傳統文化的注入取得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的提高，最終實現經濟和文化的相互交融。
一、端午節文化象征意蘊挖掘
何星亮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象征系統進行論述時提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形式多樣，隱藏在社會和文化的各個方面，可以從多角度進行分析。他從文化習俗和信仰的角度分析了二元、三元、五元、八元思維結構。根據端午節獨具特色的傳統文化表達方式，本文采取三元思維結構，并基于“三才“即“天”、“地”、“人”的視角對端午節的傳統文化象征進行解讀。
(一)天：崇尚自然，提倡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中國的傳統節日無論是在節日設立的時間、節日的諸多風俗還是在節日的演變上，都體現了要順應自然節律、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針對端午節來講，關于端午節起源的說法很多，其中有一個便是“源于夏至說”。在中國古代，夏至和冬至由于處于季節變化性較大的時間節點而備受重視，是中國古代兩個最重要的節氣，也被當做重要的節日來過。古語有云：“冬至如大年。”冬至節日一直保留至今。夏至也曾經作為節來過，后來是端午節的盛行，夏至作為節日的活動內容才被挪到端午節了。從這個角度講，端午節的出現是和季節交替密切相關的。它可以看作是自然對人的生活的制約，人對自然的一種認識、順應與把握。它是中華民族文明、智慧的結晶，是長期積累下來的智慧對變化自然的一種適應。
(二)地：鮮明的農業文明特色
端午的產生主要是源于農耕生產中產生的應時而作，張弛有度的自然生活習慣。端午節萬物孳生，它的選定正是夏伏這一特色的最好體現。入夏，農事漸忙。收獲的季節尚未到來，青黃不接，而且此時天氣春意已消，逐漸燥熱，天災地孽開始出現。端午節期間的多種民俗事項都表達了人們對農業豐收的渴盼。拿吃粽子的習俗來講，粽子古稱角黍。黍是中國古代五谷(稻、黍、稷、麥、菽)之一。古人認為黍具陽火之性，又稱“火谷”。角黍之所以要用菰葉包裹，是因為菰葉生于水中而屬陰。菰葉包于黍外，象征“陰外陽內”、“陰陽相合”之狀。表達古代中國人祈求端午之后陰陽調和，風調雨順的愿望。
(三)人：對個體生命的關愛，對家庭親情的重視和對愛國主義的弘揚
中國的傳統節日處處顯示出人的主體地位，對個人、家庭、國家三者的關注幾乎是中國每一個傳統節日的核心內容。端午節中，采用多種厭勝之物如艾蒿、符圖、雄黃酒等進行驅邪避瘟，體現了人們對健康的追求，對生命的熱愛；姻親交往、朋友相聚、師生互禮則表達了對社會人際關系的重視；尤以家庭關系為重，寄托了人們以過節的形式維持家庭和睦、其樂融融的美好愿望；通過吃粽子、劃龍舟等來紀念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體現了端午節對愛國主義這一國家、民族永恒主題的弘揚。
二、文化象征視角下端午節日旅游發展對策探析
從“天”、“地”、“人”的視角對端午節進行傳統文化象征解讀可知，端午節以其獨特的節日象征符號凝聚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品質。在運用端午節豐富的文化象征意義進行旅游載體化運作時，要在宏觀上把握好端午節日旅游這個基本特征。具體來說可以從“處理好三對關系”和“發展好一個產業”兩個方面進行有益的探索。
(一)處理好三對關系
1．西方外來文化與東方本土文化之間的關系。象征具有群體性的特征。絕大部分象征符號反映群體的價值取向和心理狀態。傳統節日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群體文化心理寫照。中國的傳統節日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取向，是中華悠久歷史文化積淀的折射。在全球化發展日益加快的今天，西方傳統節日在中國大行其道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洋節日文化個性化強，沒有固定模式，對好奇心強、愛趕時髦、愛模仿的年輕人有吸引力，結果使得傳統節日備受冷落。對此，一方面順應世界文化交流的大趨勢，認清并承認西方傳統節日在中國盛行的事實；另一方面，不能對此狀況“聽之任之”，而應審時度勢，加大本土節日文化宣傳和建設：保護中國古老文化的根。同時，積極吸收西方傳統節日中有益的、能喚起人類共同美好情感的成份，為己所用。
2．社會政治文化與大眾娛樂文化之間的關系。象征具有多重性的特征。其表現之一為同一種象征符號因其本身表現形式的多樣性而被人們賦予多種不同的象征意義。端午節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征符號之一，其多彩的民俗事項使其蘊含極為豐富的傳統文化內涵。目前，對于端午節文化的宣傳大都停留在其作為“紀念愛國詩人屈原的節日”的狹隘范圍內，過分強調其紀念性的內容，夸大其政治性的色彩。這導致了端午節日的嚴肅性有余，活潑性不足，使得普通民眾融入傳統節日的文化活動匱乏，形式單一。因此，在發展端午節旅游時要充分展示其傳統文化的魅力。除了注意發揮其社會政治功能外，還要積極地融人大眾娛樂文化，創新各種節日文化活動形式，讓人們在較輕松、愉快的氛圍中去感知并尋找傳統文化的靈魂。
3．現代流行文化與傳統古典文化之間的關系。象征具有傳承性的特征。傳承性強調象征符號在社會演變中基本的表現形式和所具有的深層文化內涵的穩定性。節日符號的傳承性決定了其在文脈相傳中的重要作用，但并不意味著節日具體表達方式和內容的固步自封。傳統節日產生和發展都是在不斷變換的社會時空中進行的，其演變與與時俱進是一種歷史衍義的潮流。符合民眾心理的節日文化形式的“以舊換新”是十分必要的。在發展端午節日文化旅游的過程中，要破除目前端午節就是吃粽子、劃龍舟的單調節日模式，積極利用現代流行文化載體和手段，通過探索流行文化的創意、生產、傳播與青少年的審美、志趣、利益情感訴求以及休閑娛樂之間的內在聯系，努力吸收其中極具活力的、能喚起強大的市場感召力和情感共鳴度的流行文化元素，來充實傳統節日的現代感，實現現代流行文化和傳統古典文化的有機融合。
(二)發展好一個產業
文化產業被認為是21世紀最有潛能的產業。旅游產業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在文化產業的范疇之內，旅游產業的綜合性特點和文化魅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在開展端午旅游時，要堅持文化大產業的發展觀念，積極利用旅游產業關聯性強、帶動性大的優勢，將端午節諸多傳統文化象征符號訴諸于能夠看得見、摸得著、體會得到的感性載體之上，打造端午旅游文化大餐。具體來講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第一，多行業聯合運轉。將和端午旅游相關的餐飲、住宿、交通、旅游紀念品的生產和銷售、新聞媒體、出版等各行業聯合起來，形成一個端午旅游文化大產業鏈，積極開展產業鏈條上各個節點的呼應合作，促進端午節象征資本的擴張。
[關鍵詞]社會網絡分析；世界文化遺產地；旅游發展；利益協調；元陽哈尼梯田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2-5006（2016）00-0000-00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6.00.000
引言
世界文化遺產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遺產委員會確認的全人類公認的具有突出意義和普遍價值的文物古跡及文化遺產，是文化保護與傳承的最高級別。中國是世界上擁有世界遺產類別最齊全的國家之一，截止2015年，我國已擁有世界遺產48項，其中文化遺產34項，在數量上居世界第二位。這些世界文化遺產往往能夠吸引眾多旅游者，滿足游客的旅游體驗需求。2013年6月，世界遺產大會通過中國云南紅河哈尼梯田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我國第一個農業文化類型的世界文化遺產地，也成為我國第一個以民族名稱命名的世界文化遺產。同時，哈尼梯田也在2010年被聯合國糧農組織列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GIAHS）。元陽哈尼梯田位于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陽縣內，是整個紅河哈尼梯田遺產保護的核心區域。元陽哈尼梯田以壯麗多變的景色、復雜的耕作、水管理體系等農業文化吸引了眾多旅游者，成為著名的農業文化觀光與生態旅游目的地。然而，在哈尼梯田旅游發展過程中，政府、旅游企業、社區、旅游者等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矛盾與糾紛問題層出不窮，使決策者在制定遺產保護和旅游發展政策時遇到很多困難，同時也成為阻礙旅游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從研究文獻看，對遺產地利益相關者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遺產地旅游規劃管理過程中利益主體間的利益合作及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1-9]，這些文獻主要運用利益相關者視角，側重于遺產旅游管理機構、企業、社區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兩兩關系的研究，但卻忽略了利益相關者之間關系的錯綜復雜，往往表現為立體多維結構中的某種動態關系，這些復雜網絡關系的結構分析對于傳統利益相關者關系來說顯得力不從心，而運用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可以彌補上述分析的不足，具體表現在：從內容看，社會網絡分析側重于關系和位置角色研究，主要分析社會關系網絡中的關系強度，關注關系流動中的資源，并側重于分析網絡中的位置與角色分析。從方法看，社會網絡分析提供了一整套分析方法，如凝聚性分析、關聯性分析、互惠與傳遞分析、等級性分析、性分析方法，重點分析利益關系網絡中的關系強弱、派系、互惠傳遞性、權力和經紀人等現象。從范式看，傳統利益相關者分析僅能研究兩兩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二元關系，無法將二元個體分析擴展到多元復雜關系整體網絡分析，而社會網絡分析則可以從復雜網絡分析入手，解決微觀個體與宏觀網絡分析的對立統一問題。
目前，從社會網絡分析的視角研究遺產地利益相關者關系的研究成果還是空白，但可借鑒與之相關的旅游目的地利益相關者方面的文獻。目前，國內外相關研究側重于從社會網絡分析視角研究旅游目的地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合作治理網絡[10-13]、旅游目的地政策網絡[14-15]、旅游目的地和企業創新與知識轉移網絡等方面[16-18]，雖有少數研究關注旅游村落利益相關者構成的利益關系網絡及利益協調等問題[19-20]，但卻沒有關注到遺產旅游目的地中的利益網絡問題。因此，本文擬從社會網絡分析視角出發，以云南紅河州元陽哈尼梯田為例，構建世界遺產地旅游發展中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關系網絡，通過對遺產旅游發展中利益網絡的凝聚性、關聯性、互惠傳遞性、等級性和性網絡指標的分析，提出疏解利益糾紛與沖突的建議。
1 云南元陽哈尼梯田的主要利益相關者及分類
利益相關者理論（stakeholder theory ）最早起源于企業管理學中，并于1963年由斯坦福研究人員正式提出了“利益相關者”的概念，而其中Freeman的利益相關者定義比較經典， 即指“任何能影響組織目標實現或被該目標影響的群體或個人” [21]，這一定義在旅游領域中也同樣適用。在旅游研究領域中，1999年10月的世界旅游組織大會十三屆會議中通過了《全球旅游倫理規范》中明確使用了“利益相關者”一詞，標志著“利益相關者”的概念正式引入旅游領域中。在旅游領域中，利益相關者的界定與分類是研究的重點。Weaver等[23]將鄉村旅游利益相關者基本上劃分為當地社區、政府機構、旅游企業、旅游者、志愿部門（NGO/NPO）、專家和媒體等，國內多數學者也基本上沿用了這一劃分方法[24-25]。根據上述對鄉村旅游利益相關者的劃分方法，本文根據云南元陽哈尼梯田的實際情況，并依據10位相關專家的建議，確定了元陽哈尼梯田遺產旅游發展過程中16個利益相關者，并進一步將利益相關者劃分為4類（表1）。
2 研究方法
2.1數據的收集方法
社會網絡分析方法要求的數據類型與傳統的統計數據類型不同，統計數據要求的是屬性數據，而社會網絡分析數據則是行動者之間的關系數據。從關系數據收集的方法看，可以有兩種數據收集方法，一是自我中心社會網絡數據的收集方法，主要運用問卷的方法來收集數據[26]，二是整體網絡的數據收集方法，數據的收集方法則是多樣的，可以運用訪談法、問卷法、檔案法、二手文獻法、線人法、觀察法、實驗法等[27]。而本文的利益關系網絡屬于整體網絡分析，收集數據方法選擇了專家問卷調查法，訪談法和媒體新聞報道。之所以選擇專家問卷調查方法，是因為專家有豐富的相關田野工作經驗，與當地各利益相關者都有過接觸，對當地利益關系比較了解，能夠從客觀角度進行當地利益關系的評價。為此，根據是否進行過元陽哈尼梯田野調查、對元陽哈尼梯田遺產保護與旅游發展中利益相關者的了解程度、是否有過相關研究或相關項目規劃經驗、在哈尼梯田遺產保護和旅游規劃開發過程中是否向政府相關部門提出過建議與意見這4條標準選擇了10位哈尼梯田規劃與研究專家，并依據上述4條標準符合程度對每位專家進行賦權，確定每位專家的權重，要求專家對16個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關系進行打分評價，并對10個專家的評價分數進行加權平均。此外，為了進一步修正10位專家評價數據的準確性，還對當地利益相關者代表（包括旅游核心村和遺產保護核心村居民、世博元陽旅游公司、元陽縣旅游局、州縣哈尼梯田管理局、研究機構、旅游者）進行了訪談，同時還搜集了相關媒體新聞報道資料。將3種方法獲取的關系數據以專家問卷調查方法獲取數據為主，同時通過訪談數據和新聞資料進行補正，通過對專家數據加權平均后，得出最終的利益關系網絡數據矩陣（表2）。表2中利益關系網絡的調查數據取值分別為0，1，2，其中，0表示各利益相關者之間沒有利益關系，1表示各利益相關者之間利益關系一般，指弱利益關系，包括提供好的利益信息途徑，就業與投資機會，利益溝通渠道，技術與知識、短期利益合作與支持，2表示各利益相關者之間利益關系密切，指強利益關系，包括旅游發展中利益影響力、長期利益支持、長期的利益合作。表2中的數據矩陣可以轉化為網絡圖形（圖1）。
1 0 1 0
注：表中的行與列所對應的數據表示兩兩利益相關者之間利益關系數據，每“列”數據具體表示的是“行”中的利益相關者認為與“列”中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關系強度。表中的利益相關者用字母代替，字母所替代的利益相關者名稱詳見表1。對角線數據均為0。
2.2 數據的分析方法
采用社會網絡專業分析軟件UCINET6，運用凝聚性分析、關聯性、互惠性、傳遞性、中心性分析和性分析方法分析利益網絡數據，每種方法的指標公式與含義如下：
2.2.1 凝聚性分析的密度與E-I指數
凝聚性分析是網絡內部小團體的凝聚性和團結性方面的分析，該分析認為網絡內部的小團體凝聚性很高，組內的凝聚程度往往高于組間凝聚程度，并容易形成派系。衡量指標為密度指標和E-1指數。密度指標是衡量網絡關系凝聚性的指標，對于多值有向網絡來說，該值越接近2，表明網絡關系越緊密。公式為：S/g（g-1），其中：S=網絡中所有關系之和，g= 網絡中節點數。 而E-1指數是衡量網絡中派系林立程度的指標，指標取值介于-1～1之間，該指標值越接近1，表明關系趨向于發生在群體之外，派系林立程度小，反之，則表示關系集中于群體內部，派系林立嚴重，公式為：E-1指數= ，其中：EL=組間關系數，IL=組內關系數。
2.2.2 關聯性分析的點關聯度指標
關聯性分析指測量利益網絡成員之間聯結狀態方面的分析，該分析要求網絡各點之間必須具有可達性，即任何兩點之間都至少存在一條途徑，兩點之間途徑越多，關聯度越大。主要測量指標為點關聯度矩陣指標，點關聯度矩陣指對網絡中某個點來說，去掉多少點才能使該點不能達到其他點，該矩陣是一個交叉頻數表，單元格數值越高，說明兩點之間關聯性越高。高關聯度網絡特征表現為權力與信息分散、行動者平等且不易受個別行動者影響，結構均勻，而低關聯度網絡的特征則相反。
2.2.3 互惠性和傳遞性分析指標
互惠性主要分析網絡中兩個行動者之間的互利互惠的關系，本文重點研究4個利益集團內部與之間的互利互惠關系，具體衡量指標為互惠指數，即組內或組間互惠關系數/組內或組間關系數，互惠指數介于0～1之間，該值越大，表明組內或組間互惠性越強。
傳遞性指網絡中三個行動者之間關系傳遞的情況，傳遞性高則有利于利益的溝通，信息、機會、合作資源的獲取與使用。傳遞性可以通過聚類系數（clustering coefficient）來表達，聚類系數=網絡中節點i為中心的三角形數量/節點i為中心的連通三元組的數目，該值介于0～1之間，該值越大，表明該點傳遞性越強。
2.2.4等級性分析的中心性指標
中心性分析側重于網絡內部的支配性權力分析，重點考察關系網絡內部的權力集中程度，控制別人的程度，以及被別人控制的程度。主要衡量指標分為程度中心度指標，中介中心度指標和接近中心度指標。
程度中心度是行動者關系的數量總和。如果網絡具有方向性，可分為外向程度中心度和內向程度中心度，外向程度中心度指一個節點承認對外關系數量的總和，即你認為別人重要的程度，內向程度中心度為其他節點承認對某一節點有關系的數量總和，即別人認為你重要的程度。
中介中心度是衡量一個節點對控制別人的程度的指標。其計算公式： ，其中， 是節點j達到節點k的捷徑數， 是節點j 達到節點k的快捷方式上有節點i的快捷方式數。
接近中心度是衡量一個節點在多大程度上不被別人控制的指標。一個節點的接近中心度是該點網絡中所有其他點的捷徑距離之和。其計算公式： ，其中， 是點i和j之間的捷徑距離（即兩點之間最短的線段數量）。
2.2.5 性分析
性分析指網絡中的經紀人（或中間人）分析，而經紀人的角色在網絡中相當于一個“橋”，連接了兩點，甚至兩個子網絡。在網絡分析中，如果經紀人拒絕做媒介人，則其所連接的節點，或子網絡之間就無法溝通。因此，若要彼此信息進行交流、意見溝通與協調的話，經紀人就非常重要。經紀人一般占有網絡的重要位置，并利用其優勢位置獲取資源與利益。經紀人可以分為五類：分別是協調人、顧問（Consultant）、人（Representative）、守門人（Gatekeeper）和聯絡人（Liaison），協調人指組內關系的調解人，顧問是對組內關系進行調節的局外人，人是與組外聯絡的經紀人，守門人是接受組外聯系的經紀人，聯絡人是聯絡網絡中另外兩個團體的經紀人。五類經紀人在網絡中的角色具體如下所示，給出 1-->2-->3中， 2 代表的是經紀人，1代表發起者，3代表接收者：
協調人： A-->A-->A （所有節點均屬于同一集團）
守門人： B-->A-->A （發起者B屬于不同的集團）
人： A-->A-->B （接收者B屬于不同的集團）
顧 問： B-->A-->B （經紀人A屬于不同的集團）
聯絡人： B-->A-->C （所有節點均屬于不同的集團）
從協調利益糾紛與矛盾的角度看，這五類經紀人可分成兩類，一類是利益集團內部的利益糾紛與沖突的協調人，具體角色為協調人和顧問，協調人是利益集團內的調解人，具有協調成本低，協調效果好，及時性強等特征，因此協調人是集團內部利益糾紛解決的最佳人選，而顧問雖然也是利益集團內的調解人，并相較于協調人，更能保持利益協調上的客觀中立性，但利益協調效果卻不太高，且具有協調成本較高、不及時性等特點；另一類為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糾紛與沖突的協調人，具體角色為人、守門人和聯絡人。其中，人和守門人是利益集團內部人，是協調其所屬利益集團與外部利益集團利益關系的經紀人，這兩個角色對于協調集團間的利益關系很重要，而聯絡人是協調其所屬利益集團以外的兩個利益集團利益關系的經紀人，這一角色雖然對其所屬利益集團來說并不重要，但對于另外兩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協調卻很重要。
3 數據分析
3.1 利益關系網絡的凝聚性分析
從網絡整體看，元陽哈尼梯田利益關系網絡密度值為1.183，接近于1，標準差為0.5161，表明網絡成員之間整體利益關系一般，成員利益關系并不緊密，且網絡內部成員利益緊疏關系的差異較大。從分組層次E-1指數來看（表3），4個利益集團的E-1指數均介于0～1之間，表明利益關系整體上發生在群體之外，網絡中不存在明顯派系林立的情況。從表3可知，當地政府機構的密度為1.7，表明該集團內部利益關系比較緊密，其次是當地社區的密度為1.333，該集團內部利益關系的緊密性較當地政府機構低，最后是當地企業和壓力集團，密度分別為1和0.9，成員內部利益關系一般。從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關系凝聚性看，當地社區和當地企業之間（density=1.625），以及當地政府機構和當地企業之間（density=1.5）均有較強的利益關系，說明當地企業在網絡利益集團中處于重要地位。為了進一步檢驗上述結論，運用UCINET中的核心邊緣回歸模型（Core/Periphery 1 model）考察4個利益集團之間的核心邊緣關系發現，模型的核心密度為1.651（回歸模型中自變量系數值0.51+模型中的截距值1.141），邊緣密度為1.141（回歸模型中截距值），邊緣密度較核心密度小0.51，核心利益關系主要指當地政府機構的強利益關系，當地政府機構和當地企業的強利益關系。當地社區和當地企業所形成的強利益關系，邊緣關系是指除了核心利益關系之外的弱利益關系。從核心邊緣回歸分析可知，需要平衡與加強邊緣群體和核心群體之間的利益溝通與合作，從而實現利益集團核心與邊緣關系的利益協調。
3.2 利益關系網絡的關聯性分析
通過計算，利益網絡中任何一點需要至少去掉其他10個點或以上，才可能使該點不與其他點連接，網絡整體上平均每個點去掉13.51 （標準差1.53個）個其他點，才能使所有點之間均不連接，這表明哈尼梯田利益網絡整體上各點之間連接密集，關聯性度很高。表4列出了利益網絡分組平均點關聯度矩陣，可知當地企業內部平均點關聯度最高（15個），而當地政府機構內部平均點關聯度則相對最低（13個），對比表3可知，當地政府機構的密度最高（1.7），但平均點關聯度最低，而當地企業的密度最低（1），但平均點關聯度最高，說明當地政府機構內部利益關系較高且密切，但存在權力集中，容易受行動者影響等問題，而當地企業內部則利益關系一般，但權力分散，行動者之間平等。另外，表4中可知，當地企業和當地政府機構互為關聯（各為14個），表明當地企業和當地政府之間存在高度的利益互惠性，對比表3可知，這種互惠關聯的密度較高（1.5）。此外，當地政府機構到當地社區平均關聯度（13個），和當地社區到當地政府的平均關聯度（13.2個）相對網絡整體關聯度來說較低，結合表3可知，當地政府機構和當地社區之間的密度一般（1.25），表明當地政府機構與當地社區之間的關聯度相對較低，且利益關聯的密度一般。另外，當地企業和當地社區和壓力集團之間也具有較高關聯度，說明當地企業在其他3個利益集團中均處于關聯的核心地位。
注：單元格中數據為各利益集團點關聯度矩陣均值，括號中數據為標準差
3.3 利益關系網絡的互惠性與傳遞性分析
表5給出了互惠指數的計算結果，整體上看，哈尼梯田利益網絡的互惠性整體上非常高，除了當地社區與壓力集團之間（0.95），壓力集團內部（0.89）互惠指數相對低一些外，組內和組間的互惠指數均為1，表明哈尼梯田利益網絡無論組內或組間均具有非常高的互惠性。
通過計算，哈尼梯田利益網絡的整體聚類系數為0.952，表明整體利益網絡傳遞性非常高。4個利益集團利益關系的點聚類系數和組平均聚類系數如表6所示，當地社區的平均聚類系數要高于其他3組平均聚類系數，運用UCINET中的點屬性方差分析，發現四個利益集團的聚類系數存在顯著差異（p
此外，從哈尼梯田利益網絡的整體三元組結構看，300這種互惠傳遞三角結構占三元組比重最高（82.5%）。在300傳遞結構中，利益集團內部共有19個（政府結構有10個，壓力集團部有5個，社區有4個，企業為0個），利益集團之間共有443個。結合上述分析可知，哈尼梯田利益網絡是具有高傳遞性的互惠網絡，且這種互惠傳遞網絡主要分布于利益集團之間。
3.4 利益關系網絡的等級性分析
在利益關系網絡中，內向程度中心度指標和接近中心度指標上顯示4個利益集團在統計上無顯著差異（p>0.05），說明4個利益團體整體上的權力集中程度以及不受別人控制方面沒有顯著差異（表7）。但從各利益集團內部看，在政府機構中，臨近縣（鄉鎮）政府部門的內向程度中心度值為11，低于平均內向程度中心度（均值=17.75），且接近中心度為20，高于平均接近中心度（15.875），表明臨近縣（鄉鎮）政府部門在元陽哈尼梯田利益關系網絡中處于弱勢少權地位，容易受他人控制。在壓力集團中，除聯合國世界遺產委員會高于平均內向程度中心度（均值=17.75）外，旅游者、媒體、專家及研究機構、NGO組織及行業協會的內向程度中心度則低于其均值17.75，表明壓力集團內部除聯合國世界遺產委員會重要性比較高外，其他幾個利益相關者重要性比較低，在網絡中擁有的權力較小。社區利益集團中，普通村落和社區生態民俗宗教文化傳承者內向程度中心度較低，網絡中權力較小。此外，各利益集團在中介中心度方面存在顯著差異（p
3.5 利益關系網絡的性分析
性分析可以通過經紀人（Broker）分析來實現。從協調利益集團內部利益糾紛與矛盾的角度看，通過表8可知，在協調人方面，當地政府機構、當地社區和當地企業三個利益集團內部，協調人角色均是缺失的（三個利益集團的協調人角色出現次數均為0次），這一角色主要出現在壓力集團中（聯合國世界遺產委員會、NGO組織及行業協會、旅游者都承擔了這一角色），由于協調人是利益集團內關系的調解人，具有協調成本低，協調及時等特征，因此集團內部一旦出現利益糾紛和矛盾，要想解決這些矛盾，就需要協調人這一角色，而這一角色的缺失將不利于當地政府、當地社區和企業內部的利益矛盾解決。另外一種協調集團內部利益關系的角色是顧問，當地政府、社區和企業利益集團中的每個利益相關者都承擔了2～3次的顧問角色，這些顧問角色都是協調壓力集團內部利益關系的，綜上關于協調人和顧問角色的分析，意味著壓力集團內部如果出現利益矛盾與糾紛，既有內部協調人角色，又有外部顧問角色幫助解決這些問題，因此壓力集團內部之間的利益關系由于內外部協調者的存在，比較通暢與和諧。而當地政府、企業和社區內部如果出現利益矛盾與糾紛，由于顧問和協調人角色的缺失，這可能導致利益糾紛在集團內部無法得到疏解，并可能導致嚴重的利益沖突。
從協調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矛盾與糾紛角度看，守門人、人和聯絡人均可承擔這一角色。整體上看，守門人、人和聯絡人均為政府與社區之間，政府與壓力集團之間，以及社區與壓力集團之間的利益糾紛協調者，但缺少協調當地企業和政府、社區、壓力集團之間的溝通協調者，這將不利于企業同政府、社區、壓力集團之間利益矛盾的解決。從各利益集團所承擔的守門人、人和聯絡人合計次數看，壓力集團承擔了40次（聯絡人30次，守門人4次，人6次），在所有利益集團中承擔三個角色的合計次數最多，表明壓力集團在協調本集團與外部集團之間利益關系時（人和守門人），尤其是協調除本集團以外的另外兩個利益集團的利益關系時（聯絡人角色），占據了優勢中間人的位置，這可以為壓力集團帶來控制其他利益集團成員的機會，進而獲取經紀人收益。其次是政府機構，承擔了17次（聯絡人2次，守門人8次，人7次），這表明當地政府也在協調利益集團間利益關系時占據了不錯的優勢位置，進而依靠中間人位置而獲益。再次是當地企業，承擔了9次（僅為聯絡人角色），雖然企業在協調除本集團以外的另外兩個利益集團的利益關系時，依靠占有優勢中間人的位置而獲益，但由于其內部守門人和人角色的缺失，導致企業集團與外部集團之間缺少協調者。最后，當地社區僅僅承擔了2次守門人角色，為壓力集團與社區之間的利益協調者，但社區內部缺少與政府和企業之間協調利益關系的守門人或者人，更缺少充當可使自身獲取收益的聯絡人角色，這將使當地社區利益集團處于整體利益關系網絡的邊緣位置。
4 研究結論
上述對元陽哈尼梯田遺產地旅游發展中的利益關系網絡進行了凝聚性、關聯性、互惠性與傳遞性、等級性和性分析，整體來看，利益關系網絡的密度一般，且不存在派系，整體上各點之間連接密集，關聯性度很高，且利益網絡之間具有非常高的互惠性與傳遞性，網絡整體權力分散，中介性比較低，其他行動者不太容易受到個別行動者影響。利益網絡的具體結論如下：
一從凝聚性角度看，哈尼梯田利益關系網絡整體上以弱利益關系為主。從E-1指數可知，利益集團間存在著核心―邊緣關系，易形成強勢與弱勢兩大對立利益陣營，這不利于集團之間的利益溝通協調與合作。
二從關聯性角度看，哈尼梯田利益網絡整體上各點之間連接密集，關聯性度很高。從各利益集團情況看：（1）當地企業內部利益關系為弱利益關系，但平均點關聯度是所有利益集團中最高的，說明當地企業內部雖然為弱利益關系，但權力分散，利益信息與機會能夠在集團內部分享，短期內有合作與支持行為，行動者關系平等。當地企業分別與政府和社區具有高度的強利益關系關聯，而與壓力集團有很高的弱利益關聯，并在這四個利益集團中均處于關聯的核心地位。這表明哈尼梯田旅游企業利益集團處于有利的關鍵中間人位置，可以從政府和社區獲取旅游發展中的影響力、長期利益支持、長期的利益合作方面資源，可以從壓力集團處獲取利益信息獲取途徑，投資機會，技術與知識、短期利益支持與合作方面的資源。（2）政府機構內部利益關系為強利益關系，但平均點關聯度則相對最低，說明政府機構內部利益關系密切，但存在權力集中，利益合作與支持不夠，行動者地位不平等問題。政府機構除了與當地企業之間具有高度的強利益互惠關聯外，與當地社區及壓力集團之間則為弱利益弱關聯，表明政府機構僅與旅游企業展開了密切利益合作與相互支持行為，而與當地社區和壓力集團之間聯系相對較少，且可能存在利益信息、知識技術、各種利益獲取機會分享不夠等問題。（3）當地社區內部利益關系為弱利益關系，但平均點關聯度相對網絡整體關聯度來說較高，說明當地社區內部雖然為弱利益關系，但權力相對分散，利益信息與機會能夠分享，短期內有合作與支持行為等。社區與當地企業之間具有相對較高的強利益互惠關聯并可獲取強關系資源。社區與壓力集團之間則為較高的弱利益關聯，而與政府機構之間的利益關聯則表現為弱利益關聯。（4）壓力集團內部利益關聯特征與當地社區基本一致，為弱利益強關聯特征。壓力集團與當地企業之間具有相對較高的弱利益互惠關聯特征，而與社區和政府機構則之間則呈現為弱利益弱關聯特征。
三從互惠性與傳遞性角度看，高互惠性與高傳遞性有利于利益機會的分享和利益信息資源的傳遞，整體上看哈尼梯田利益關系網絡具有高互惠性與高傳遞性的特點。結合表6的密度分析可知，哈尼梯田利益關系網絡整體上以弱利益關系、高互惠性、高傳遞性為主。從利益集團的互惠性角度看，政府機構內部，以及政府與企業之間，企業與社區之間為高互惠、強利益關系，處于核心位置，這有利于旅游發展過程中的長期利益支持與合作。而除高互惠、強利益關系以外的關系則為高互惠，弱利益關系，這些互惠關系的存在可以保證相互之間分享利益信息，投資機會，技術與知識、短期利益支持與合作方面的資源，但從長期看，這些弱互惠關系仍需轉變為強互惠關系，才能保證社區、企業和壓力集團的應有利益，促進梯田生態文化遺產保護與旅游發展。另外，從利益集團的傳遞性角度看，利益網絡是具有高傳遞性的互惠關系網絡，且這種互惠傳遞網絡主要分布于利益集團之間，且以社區利益集團為頂點的傳遞性相對于當地企業和當地政府機構來說傳遞性更高，更有利于利益資源的傳遞。
四從等級性角度看，雖然在內向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方面，四個利益集團在統計上無顯著差異，但從各利益集團內部看，普通村落和社區生態民俗宗教文化傳承者內向程度中心度較低，網絡中處于弱勢少權地位，臨近縣（鄉鎮）政府部門在元陽哈尼梯田利益關系網絡中權力較小，容易受他人控制，而旅游者、媒體、專家及研究機構、NGO組織及行業協會的重要性比較低，在網絡中擁有的權力較小。此外，當地社區在利益關系網絡中控制別人的能力方面（中介中心度）要明顯弱于其他三個團體，導致社區在決策權、話語權和利益分配中處于弱勢地位。
五從性分析看，第一，從協調集團內部利益關系的角度看：壓力集團內部如果出現利益矛盾與糾紛，既有內部協調人角色，又有外部顧問角色幫助解決這些問題，因此壓力集團內部之間的利益關系由于內外部協調者的存在，比較通暢與和諧。而當地政府、企業和社區內部如果出現利益矛盾與糾紛，由于顧問和協調人角色的缺失，這可能導致利益糾紛在集團內部無法得到解決，將導致集團內部利益糾紛與矛盾不斷，由于利益糾紛和矛盾得不到及時有效的疏解，可能導致嚴重的利益沖突；第二，從協調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關系的角度看：（1）企業集團方面：守門人、人和聯絡人均為政府與社區之間，政府與壓力集團之間，以及社區與壓力集團之間的利益關系協調者，但缺少協調企業和政府、社區、壓力集團之間的溝通協調者，這將不利于企業同政府、社區、壓力集團之間利益矛盾的解決；（2）社區集團方面：社區內部缺少與政府和企業之間協調利益關系的守門人或者人，更缺少充當另外兩個利益集團的聯絡人角色，這將使社區利益集團處于整體利益關系網絡的邊緣位置；（3）政府集團方面：政府在協調利益集團間利益關系時占據了不錯的優勢位置；（4）壓力集團方面：該集團是所有利益集團中承擔三個角色（人、守門人、聯絡人）的合計次數最多的一個，壓力集團在協調本集團與外部集團之間利益關系時，尤其是協調除本集團以外的另外兩個利益集團的利益關系時，占據了優勢中間人的位置，這可以為壓力集團帶來控制其他利益集團成員的機會，進而獲取經紀人收益。
5 建議與未來研究
依據上述結論及相關問題，提出哈尼梯田遺產地旅游發展中的利益協調建議：
（1）凝聚性的角度。要提升哈尼梯田利益關系由弱利益關系轉變為強利益關系，并改變利益集團間存在著核心邊緣利益關系格局，實現哈尼梯田的旅游可持續發展，需要從三個方面著手：一要分清政府利益集團在旅游發展中的角色，在旅游經營管理和利益分配方面，政府要放權給企業和社區，不參與企業和社區的經營管理與利益分配，而在生態環境和文化保護及旅游規劃中政府要發揮主導與協調作用，并與其他三個利益集團展開有效溝通與合作。二要提升利益網絡中邊緣關系的網絡凝聚力（即網絡密度），短期內通過旅游利益信息交流，投資與就業機會以及技術知識的分享等方面聯系加強利益關系，長期通過全面項目合作，利益互惠支持，哈尼梯田生態文化與宗教保護來增強利益關系。三要建立核心集團與邊緣集團之間的利益溝通與合作機制，一方面加強政府與社區和壓力集團的利益溝通與合作，另一方面利用企業集團是政府和社區的關鍵中間人地位，創造利益合作機會，進一步增進政府和社區的利益關聯。
（2）關聯性的角度。從企業方面看，雖然企業處于利益集團的核心關聯地位，但長期看，企業還應該與壓力集團建立長期的利益支持與合作關系，進而擴大企業在旅游發展中的正面影響力；從政府方面看，由于政府內部的關聯度相對較低，因此需要增加政府集團內部各行動者之間的有效關系，具體增加云南省（紅河州）政府、元陽縣（鄉鎮）相關政府部門、州（縣）元陽哈尼梯田管理局、州（縣）元陽哈尼旅游局、臨近縣政府部門（金平、紅河、綠春） 之間的有效聯系數量。同時還要提高政府與當地社區及壓力集團之間的有效關聯程度，重點提升政府各行動者與普通村落和專家及研究機構之間的有效利益關聯；從社區方面看，首先還是加強社區內部利益關聯，提升普通村落與旅游村、遺產保護村、民族文化傳承者之間的利益關聯，其次要提升普通村落與政府之間的有效利益關聯；從壓力集團看，首先加強集團內部旅游者與內部其他行動者之間的有效利益關聯，其次加強壓力集團同普通村落和臨近縣政府部門之間的有效利益關聯。
（3）互惠性與傳遞性角度。哈尼梯田利益網絡的弱關系、高互惠性、高傳遞性有利于利益機會的分享和利益信息資源的傳遞，因此要充分利用哈尼梯田利益網絡這一特征，進一步促進哈尼梯田利益集團之間分享利益信息，投資機會，技術與知識、短期利益支持與合作方面的資源，并在此基礎上逐步將哈尼梯田利益網絡的弱關系、高互惠性、高傳遞性特征，變為強關系、高互惠性、高傳遞性特征，加強以企業和政府機構為頂點的組間利益傳遞，讓利益流動逐步打破哈尼梯田利益集團之間的核心邊緣關系結構，并建立起長期的旅游與遺產保護項目合作模式。
（4）等級性角度。重點加強社區在利益關系網絡中的參與機會與權力，對社區進行增權。一是增強普通村落和社區生態民俗宗教文化傳承者在社區利益參與和分配中的重要性，政府部門和旅游企業要向普通村落和文化傳承者提供好的利益信息途徑，充分利用哈尼族的“四素同構”生態文化、宗教祭祀與節日文化、農業歌舞文化資源開發文化旅游產品，創造就業與投資機會，使普通村落能夠參與到旅游利益分配中來。二是加強社區與利益集團合作中的決策力與話語權，重點培育社區內部、社區與政府、旅游企業和壓力集團之間的中間人角色（如協調人、顧問、守門人、人角色，具體分析詳見性分析），清除冗余的無效利益關聯，建立有效的且能為社區帶來收益的強利益關系（如與當地政府和旅游企業建立長期利益支持、合作關系），并盡量縮減社區內部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捷徑距離。
（5）性的角度。在協調元陽哈尼梯田利益集團內部利益關系角方面，要培育協調人和顧問角色。重點要在當地政府、企業和社區內部培育協調人角色，由于協調人是利益集團的內部人，該角色的存在降低了集團內部成員之間的利益協調成本，并具有協調效果好和及時性強等特點，因此在協調利益集團內部利益關系時對于元陽當地政府、企業和社區而言非常重要。同時，還要有意識培育顧問角色，雖然顧問角色存在協調成本高、協調有效性低、不及時等特點，但在調節利益糾紛時由于顧問是局外人，可能要比協調人客觀公正，在協調利益糾紛時不會偏袒任何一方，因此顧問角色可以作為協調人角色的補充。此外，從協調元陽哈尼梯田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關系角度看，一是培育當地企業和當地政府、社區、壓力集團之間的溝通協調者，從上述分析可知，元陽哈尼梯田利益網絡的守門人、人和聯絡人均為政府與社區之間，政府與壓力集團之間，以及社區與壓力集團之間的利益關系協調者，但缺少協調企業和政府、社區、壓力集團之間的溝通協調者，這將不利于企業同政府、社區、壓力集團之間利益矛盾的解決，因此要培育企業與政府、社區、壓力集團之間的守門人、人和聯絡人，搭建起通暢的利益溝通與合作平臺。二是培育社區與政府和企業之間利益關系的守門人、人角色，由于社區是元陽哈尼梯田的創造者，農業文化的擁有者和傳承者，因此社區與政府和企業之間利益關系的協調非常重要，社區與政府和企業之間利益關系的守門人、人角色的培育與建立將構建起疏解社區與政府、企業之間利益糾紛與矛盾的平臺，有利于農業文化遺產旅游地的可持續發展。
上述考察僅僅為一個初步的探索，雖然揭示了世界遺產旅游地利益關系結構的一些特征并提出一些建議，但還沒有觸及利益相關者是如何運用網絡關系獲取利益的，以及揭示這一獲取利益資源的規則與過程對世界文化遺產地旅游發展的影響，這將是下一步研究的重點。同時對于哈尼梯田這樣的世界文化遺產地來說，其利益關系網絡往往是復雜的，由于關系網絡往往處于復雜變動之中，與之相應的結構特征也會發生變化[12]，因此，還需要從動態的角度來考察利益網絡的演化過程及優化策略，這將是未來研究的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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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旅游文化競爭力；評價模型；指標體系；數理統計
一、引言
旅游文化競爭力是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國或地區綜合實力的重要方面，其對經濟發展有著不可忽略的促進作用。文化競爭力是一地區提升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地區增強綜合實力的影響因素，旅游文化競爭力的增強對提升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對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文化競爭力進行深入研究。
基于AHM-GRAP模型研究泰山旅游文化競爭力，首先必須明確旅游文化的內涵，及其影響因素。基于動態和靜態的結合，確定泰山旅游文化競爭力研究的理論和實踐的范圍。近年來國內外關于旅游文化的理論研究是相當關注，但各執一方面缺乏統一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對于泰山旅游文化競爭力的研究更是鮮于報端。因此探究旅游文化的內涵，運用統計方法定量研究泰山旅游文化競爭力應用于對泰山旅游實力的重新認識和定位，深度挖掘其文化內涵，為把泰安市建成旅游強市提供參考。
二、旅游文化競爭力概念的理解
（一）文化競爭力
文化競爭力就是各種文化因素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中所產生的凝聚力、導向力、鼓舞力和推動力。主要表現為：
1、文化創新能力，即是否能夠既充分地發掘本土傳統文化資源的現代價值，又能夠有效地吸收外來文化的優秀成果，在創造性的兩相融合中形成先進的文化價值體系和強勁的人文魅力機制。
2、文化產業的科技含量，是經濟參與文化的規模和高科技支持文化的力度。文化產業的興起，把科技、市場和文化結合在一起，賦予文化以新的發展形態。
3、文化生產、管理、運營的體制和策略，通過完善的、高效的體制和策略，把文化創新、經濟參與和高科技的支持，組合和協同成為一種整然有序、運轉靈便、功能強勁的系統工程。
（二）旅游文化
縱觀對旅游文化含義的研究可謂眾說紛紜，在此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情況：
1、基于一種文化現象的理解。把旅游文化作為一種文化的特殊現象去理解旅游文化的含義。這是很多學者傾向的觀點。馮乃康在《首屆中國旅游文化學術研討會紀要》上歸納出旅游文化的含義“旅游文化是以一般文化的內在價值因素為依據，以旅游諸要素為依托，作用于旅游生活過程中的一種特殊文化形態”。
2、基于旅游三要素的理解。旅游三要素是指旅游主體，旅游客體，旅游介體。馮乃康指出旅游文化可以概括為：“旅游文化是旅游主體、旅游客體和旅游媒體相互作用所產生的物質和精神成果”。在他們認為旅游的主體大都指旅游者，旅游客體大都指旅游資源，旅游介體大都指旅游商品文化、中介文化等。
3、基于旅游文化是一種動態化的過程的理解。馬波在《現代旅游文化學》一書中給旅游文化下的定義是“旅游文化是旅游者和旅游經營者在旅游消費或旅游經營服務過程中所反映、創造出來的觀念形態及其外在表現的總和，是旅游客源地社會文化和旅游接待地社會文化通過旅游者這個特殊媒介相互碰撞作用的過程和結果”。這種理解體現了旅游文化的大眾性和動態擴散的過程。”
以上關于旅游文化含義的理解，總地來說是從幾個不同的方面去理解的。都體現了旅游與文化緊密相連的關系，但是卻存在很多問題：首先，沒有形成統一的關于旅游文化的概念，沒有形成普遍意義上的認同。其次，把旅游文化分開成幾個文化的構架，卻缺少了各個文化之間的碰撞和相互影響的關系。再次，把旅游有文化僅僅理解成一種文化現象，筆者認為這是不全面的。最后，整體上缺乏對旅游文化深入的探討，還處于探索階段。我們必須分清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的區別，不能混淆。“旅游文化”是以“旅游”為限定詞，“文化”為核心詞，側重點在“文化”，是文化范疇的一部分。而“文化旅游”是以“旅游”為核心詞，“文化”為限定詞，側重點在“旅游”上。兩者不能混用。然而很多學者在搞研究時并沒有分清二者，造成一定程度上理解的混亂。
綜上認為旅游文化的內涵：旅游文化是包括旅游者和旅游經營者在內的主體，在消費和經營中產生和反映出來的與旅游資源等物質相襯托的觀念和行為的總和，是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和旅游者自身的文化通過旅游介質相互碰撞整合的結果。
三、旅游文化競爭力的評價指標體系及評價模型
（一）評價模型多樣化
旅游文化競爭力的多種定義，帶來了其評價模型的“百花齊放”。大多數評價模型都是基于以下三種方式建立的，即第一種借鑒波特的“鉆石體系”和“價值鏈”理論；第二種是將旅游文化競爭力資本和其他要素結合，來進行旅游文化競爭力的評價，第三種是借鑒產業競爭力和企業競爭力的評價方法，關注城市競爭環境與旅游文化競爭力的關系。
（二）國內外研究進展
國外學者一般選取國家或地區作為旅游競爭力量化評價的對象。Kozak（1999）選取旅游動機、季節競爭、滿意度等旅游數據，構建了旅游目的地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并采用方差分析法，對土耳其、法國等國的旅游競爭力進行比較研究。Sahli（2003）選取市場份額、價格競爭力、人均收入、真實匯率、國家客運比較優勢、旅館運營率、游客相對密度等指標，運用線性回歸分析方法，對19個OECD國家的旅游競爭力進行評價研究。Enright（2005）選取旅游吸引物的15個屬性與產業關聯的37項因素，采用T檢驗、方差分析和F檢驗法，對香港、新加坡、曼谷的旅游競爭力進行了評價。
國內學者對城市旅游競爭力的量化評價研究主要通過構建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進行。郭魯芳（1999）最早提出采用多相測度法研究旅游業國際競爭力，并從旅游競爭實力旅游競爭潛力和旅游競爭發展力三個角度選取測度指標評價國際旅游競爭力。萬緒才（2001）從旅游資源條件、社會經濟條件、其他條件三個角度構建了區域旅游業國際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對江蘇省各地市旅游業國際競爭力進行評價和分析。張爭勝（2005）從旅游發展規模、外出旅游能力、旅游組織能力和旅游接待能力四個角度，構建了包含15項指標的城市旅游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對廣東省21個地級市的旅游競爭力進行實證分析。丁蕾（2006）從環境競爭力、人力競爭力、經濟競爭力、設施競爭力、制度競爭力和開放競爭力七個方面，構建了包含28項指標的城市旅游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對南京市的城市旅游競爭力進行了實證研究。
四、旅游文化競爭力的數理統計方法
（一）結構方程分析法
結構方程分析法是李永強提出的城市競爭力評價的新一代統計分析方法。與其他評價方法相比，結構方程分析法有很多優點即：一是可同時考慮和處理多個因變量。二是容許自變量和因變量含有測量誤差。三是與因子分析方法相似，結構方程分析法容許潛變量由多個觀測指標構成并可以同時估計各指標的新都和效度。四是結構方程分析法可采用比傳統方法更有彈性的測量方式，如某個指標在結構方程內可以屬于兩個潛變量。五是研究者可設計出潛變量間的關系，并估計整個模式與數據的擬合程度。
（二）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是當前城市競爭力評價的主要方法，用較少的變量去解釋原來資料中的大部分變異，將許多相關性很高的變量轉化成彼此相互獨立或不相關的變量。通常是選出比原始變量個數少，能解釋大部分資料中的變異的幾個新變量，即所謂主成分，并用以解釋資料的綜合性指標。主成分分析法評價城市競爭力的優點在于它可以用幾個主成分來替代若干雜亂的反映城市競爭力的原指標，從而大大減少工作量。
（三）層次分析法
美國運籌學家A.L.saaty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層次分析法（AnalyticHierarchyProcess，簡稱AHP），是對方案的多指標系統進行分析的一種層次化、結構化決策方法，它將決策者對復雜系統的決策思維過程模型化、數量化。如高雅、徐麗杰對河南省18個城市的競爭力進行了評價研究，決策者通過將復雜問題分解為若干層次和若干因素，在各因素之間進行簡單的比較和計算，就可以得出不同方案的權重，為最佳方案的選擇提供依據。
（四）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是主成分分析法的推廣，它也是城市競爭力評價的一個常用方法。瞿仁祥趙靜等運用因子分析方法分別對淮海經濟區，安徽沿江地區的城市競爭力進行了比較分析。與主成分分析方法相比，藥引子分析法的因子載荷不是唯一的，這有利于明確各個公因子的實際含義。另外，因子分析法還可以檢驗表兩組的設定是否合理。但是因子分析法無法驚醒因子間的因果關系研究，而且當構成因子的指標之間不相關或相關度很低的情況下，該法將失效。
五、旅游文化競爭力評價研究的評述與展望
第一，從上述國內外研究的評價方法上看主要采用了方差分析、層次分析、回歸分析、主成分分析等統計方法，評價對象多為國內某個省（區）。本課題是立足泰山，面向五岳及黃山，力求構建一套科學有效的“旅游文化競爭力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進而應用因子分析法、層次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價、灰色預測等模型方法，對旅游目的地旅游產業的硬實力、軟實力進行定量分析，得到主要影響因子，從而得出旅游目的地競爭力提升策略。
第二，本課題旨在基于構建AHM-GRAP模型的基礎上，通過采用因子分析、模糊評價、灰色預測法等主流統計分析方法，使得文化軟實力定量分析更加科學，提高可操作性、可比性。使泰山旅游文化競爭力在量化的基礎上，找出影響泰山旅游文化競爭力的因素，提出可行性建議，促進泰山旅游文化產業進一步發展，拉動泰安經濟增長，引導大學生合理就業。
參考文獻：
1、馮乃康.首屆中國旅游文化學術研討會紀要[J].旅游學刊,1991(1).
2、馬波.現代旅游文化學[M].青島出版社,2010.
3、Sahli M., Hazari B., Sgro P. Tourism Specialization: A comparison of 19 OECD Destination Countries[EB/OL]. erc.ucy.ac.cy/english;conference2003.
4、Enright M.J.,Newton J.Tourism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a Quantitative Approach[J].Tourism Management,2004(6).
5、郭魯芳.旅行社經營與管理[M].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
6、萬緒才,李剛,張安.區域旅游業國際競爭力定量評價理論與實踐研究[J].經濟地理,2005(3).
7、張爭勝.提升成都城市旅游競爭力研究[Z].
8、李永強.城市競爭力評價的結構方程模型研究[M].江西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
9、高雅,徐麗杰.基于目標層次分析法的城市競爭力研究[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管理科學版),2004(4).
10、翟仁祥,沈正平,馬曉冬.淮海經濟區域城市競爭力定量評價[J].地域研究與開發,2004(6).
11、趙靜,焦華富,宣國富.安徽沿江城市競爭力評價研究――兼論與江蘇沿江城市的比較[J].世界地理研究,2005(12).
關鍵詞：旅游文化 旅游景觀文化系統 都江堰
旅游文化的挖掘在旅游景區的開發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都江堰風景區,如何在開發中把握分布、蘊含于其各處景觀的文化,對于旅游者把握這一處舉世矚目的世界級景觀,對于開發者合理規劃景區以留住旅游者駐足欣賞,并產生良好的經濟效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都江堰風景區占地面積雖然并不大,但是其各處景觀所包含的文化、意義卻復雜而深刻。因此構建一個邏輯清晰、布局合理的景觀文化系統就顯得十分必要了。
1 旅游景觀文化設想
1.1 旅游文化
美國學者羅伯特·麥金托什和夏希肯特·格波特最早關注旅游文化這個命題,他們認為“旅游文化實際上概括了旅游的各個方面,人們可以借助它來了解彼此之間的生活和思想”,它是“在吸引和接待來訪者的過程中,游客、旅游設施、東道國政府和接待團體的相互影響所產生的現象和關系的總和。”[1]可見,概念提出者非常關注其完整性。旅游文化是文化的一個亞類,但絕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簡單疊加,它不是一個組合品,具有自身獨立的完整性。但它又不是無所不包的,它只是文化與旅游活動的深度結合,在旅游活動產生的過程中,旅游文化應運而生了。其它文化因為旅游者的欣賞可以轉化為旅游文化,但是不是所有其它文化就直接成為旅游文化,旅游文化的泛文化現象目前十分嚴重,以至于一提到旅游文化,大家就自然的將其等同于關于旅游景觀的文化。導致其核心部分的關于旅游者的文化,如旅游者的消費行為等反倒被漠視了。本文不擬對旅游文化的概念進行批判,之所以提出此問題,主要是為了明確界定旅游文化中的子類別才能在關于旅游文化的研究中正本清源。
1.2 旅游文化分類
要對旅游文化概念進行深入認知,就必須對其進行分類。由于旅游文化的關鍵修飾詞是“旅游”,因此從“旅游”一詞來認識旅游文化就非常關鍵了。目前國內旅游文化的分類大多從旅游活動的三大要素開展,也容易操作。就是將旅游文化分為:旅游主體文化、旅游客體文化和旅游介體文化等。但具體操作有所不同,如李瓊英、方志遠在其《旅游文化概論》中將旅游文化分為:旅游主體文化、旅游目的地文化、旅游消費文化和旅游企業文化。[2]如劉敦榮在其《旅游文化學》中將旅游文化分為:旅游主體文化、旅游客體文化、旅游介體文化、旅游審美文化、自然旅游資源文化、社會人文旅游資源文化。[3]筆者認為,為了學術研究的方便,應將分類簡單化,以便于操作,因此本文認為旅游文化應分為:旅游主體文化-旅游者行為文化、旅游客體文化-旅游景觀文化、旅游介體文化-旅游業經營文化。其它一切類別的旅游文化均可歸入其中一類,這樣方便學術交流、構建深入研究平臺。而本文關于旅游景觀文化系統的構建也是建立在這一分類上的。
1.3 旅游景觀文化與旅游景觀文化系統
旅游景觀文化是旅游文化的一部分,陳宗海認為它“探討旅游景觀生成、發展的歷史文化背景,旅游景觀的結構、特點與文化內涵,以及旅游景觀觀賞者和旅游景觀之間的審美與被審美的關系。作為旅游文化的組成部分,景觀文化有其完整的結構和內容,有其自己的特點。”[4]旅游景觀文化構成了解讀和理解旅游景觀的核心,是發展旅游業的關鍵所在,這對于文化景觀尤其如此。旅游景觀文化是旅游景觀的內心世界、精神領域,旅游者要是無法把握旅游景觀文化就無法真正理解旅游景觀的壯美、悠遠、深邃等美學特征。而深刻的把握旅游景觀文化則是我們旅游景區開發的重要前提,只有這樣我們的開發才能完美的展示旅游景觀的魅力。
旅游景觀文化系統是對于旅游景觀文化的整合,它將旅游景區的文化看成是有生命的獨立整體,分別由各個功能不同的部分組成。旅游景觀文化系統運用系統論的觀點解讀旅游景觀,它通過對旅游景區的深度文化解讀,從文化上解構整個旅游景區,然后通過功能配合,以空間布局為表象、以文字表述為內容,建構景區文化系統,為旅游景區開發提供文化支持,為旅游者欣賞旅游景觀建構更方便的平臺。
2 旅游景觀文化系統構建的必要性
當今旅游景區的開發和規劃多從旅游功能入手,多從為旅游者提供流動空間的建筑布局入手,較少考慮景區文脈的關聯性,即使有所考慮,也多零散,不注重景區文化的整體性特征。導致很多游客對于景區的把握缺乏整體性和深刻認識,往往停留在娛樂休閑放松的層面,難以上升到增智益神和精神升華的層面,以至游客對于很多風景名勝無法理解其文化內涵,造成客源的流失,也無法形成回頭客源。因此,現在總體看來,自然景觀被接受程度較高,而人文景觀則較低。這一方面與從業人員素質和游客素質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旅游開發本身有關。旅游景觀文化系統高屋建瓴,整體、深度的把握景區文化,將整個景區文化統合成一個完整的生命體。它關注旅游景區文化的哲學命題,關注旅游景觀的意境和內涵。以這種系統統領的旅游規劃和開發必然更加切合景區的文脈,容易展現景區景觀的意境和神韻,此類旅游開發是“寫意”的。與我國的傳統文化切合,具有可持續的科學意義。在當今工具化規劃文本和開發方案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它的構建無疑讓我們的規劃重新關注文本的價值命題,把握旅游景觀的神韻,更加科學和高效的開發我們寶貴的旅游資源,避免出現“焚琴煮鶴”的悲劇。
3 都江堰景區旅游景觀文化系統的構想
3.1 都江堰景區文化解讀
都江堰風景區分為離堆公園、渠首三大主題工程、二王廟和玉壘山公園四大部分,其景觀各有側重,包含不同的文化意涵。綜合看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