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1-05 17: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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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lecting 309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in China as research sample， adopting the matching and moderation analytical metho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interaction relation of service oriented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n th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t shows that organizational clarity and distinctiveness play positive moderation affection between service oriented strategy and servic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e higher the consistency of service orientation level and service differenti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distinctiveness， the higher th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e consistency of service orientation level and service differenti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larity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Key words：service orientation； service differentiation； organizational clarity； organizational distinctiveness； fit
CLC number： F452 Document code： A Paper number：
隨著服務經濟的興起與發展，全球制造業正在從“生產型制造”向“服務型制造”轉變。在服務主導理念的驅動下，IBM、GE、阿爾斯通等全球著名制造企業均開始由制造領域向服務領域擴展，并取得成功。其成功轉型背后的支持要素源于組織資源配置的變革與供應鏈結構的調整與重組。但同時，制造企業服務轉型過程中失敗的例子也不乏罕見，諸如計算機芯片制造商Intel公司，其實施服務化戰略后績效不升反降，此種現象被學者們稱為制造企業的“服務化悖論” [1]。這一悖論背后隱藏著企業“組織結構調整與服務化戰略不一致”、“生產與服務人員職責關系混亂”等制約企業績效的不利因素。
目前，該領域研究學者一致認為企業的服務化戰略對服務型制造企業的組織結構和績效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服務化背景下產品服務的融合趨勢導致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變化。傳統的建立在產品生產與交付的企業組織理論由于不能將企業資源在產品流和服務流之間進行合理配置，已經不能滿足制造企業服務化轉型的實際需要。因此，企業在服務轉型過程中，對外為了更有效的響應顧客需求，抓住市場機遇，對內為了集中現有資源，整合關鍵業務和流程，現有的組織結構形式必然會發生變革，會更強調組織的柔性和動態協作性。
然而，當前對于制造企業服務化戰略與組織結構一致性關系的深層次機理研究還鮮有報道。因此，本文以我國309家上市制造企業為樣本，采用匹配和調節一致性的分析理論[2]，實證分析服務化戰略與服務導向組織結構的一致性關系及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1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1.1服務化戰略與企業績效
縱觀制造業服務化的相關文獻，梳理發現其含義很寬泛。其中，從戰略視角看，服務化是制造企業拓展服務范圍的活動，是改變產品功能向市場傳遞的戰略。一方面，企業服務化戰略實施效果是與其服務導向水平密不可分的，Homburg（2002）[3]等從組織戰略的視角研究發現戰略的服務導向水平對財務和非財務績效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Yuan-qiong He等（2012）[4]通過對中國裝備制造企業的實證研究發現，基于產品的服務和基于客戶感知的服務對企業績效的提升都具有積極作用。田也壯等（2013）[5]通過采用國際制造戰略調查數據庫驗證了服務增強和服務導向對企業績效的正向影響關系。另一方面，與傳統制造企業戰略的競爭優勢定位不同，服務型制造企業的差異化優勢依賴于服務和商譽，尤其是服務作為增強產品差異化和創造價值的有效手段已經成為制造企業服務化戰略的競爭優勢[6]。因此，制造企業從傳統的依賴于低成本資源投入的低成本戰略向服務差異化轉型，是有利于其績效的提高。這一結論也獲得國內外學者的支持，藺雷和吳貴生的研究發現，服務通過延伸了產品差異化、增強產品競爭力，從而提升了企業的收入和利潤。Brax（2005）[7]也認為相對于產品生產，服務業務能夠帶來數額更大、可持續性更強、利潤更高的收入；同時會降低現金流的脆弱性和波動性，從而改善企業財務績效。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制造企業服務化戰略對企業績效有正向影響關系。
1.2服務導向的組織結構與企業績效
制造業服務化背景下產品服務的融合趨勢導致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變化。這是由于在服務化戰略實踐中，一方面，制造企業進入服務領域后會面臨來自于同一組織內部制造業務和服務業務在資金、人員等資源配置以及協調管理等方面的沖突與困難。管理者需要專注于產品業務和服務業務間的平衡發展。獨立的服務組織有助于企業開發潛在服務市場[8]，增加服務利潤和收益；反之，集成的服務組織會促進產品的銷售和客戶滿意度。由于服務的增長需要分離的并且獨立的服務組織。因此，創建一個獨立的服務部門完全控制服務業務目標市場的客戶、開發、定價和服務交付[9]，會改善服務業務的財務績效。另一方面，服務導向的組織結構應該具有服務員工職責清晰和適當授權的特征。這意味著制造企業作為專用的服務所有者不僅應強調服務的價值，而且也應該能夠以服務導向的方式表現。如果員工被高度授權，他們將更有可能在服務接觸時提供滿足客戶需求的服務，而且客戶更愿意與高度授權和有積極性的員工互動，這會提高客戶的滿意度和忠誠度，進而提高企業績效。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服務導向的組織結構對企業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1.3服務導向組織結構的調節效應假設
戰略與組織結構相匹配是企業取得良好績效的保障。制造企業在服務轉型過程中，當企業定位于增加產品差異化，在傳統市場上擴大產品市場占有率時，其開展的服務業務附屬于產品業務，則企業內部會強調服務業務的成本，嚴格控制服務成本在產品成本中所占的比重，此時將服務業務整合在產品業務組織之中，有利于產品的銷售（Cova et al.， 2000）；當企業希望通過服務業務獲得長期穩定收益，并將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業務作為企業未來的發展方向，則企業內部會發展分權的并獨立核算成本收益的服務業務事業部。特別是當企業定位于為有限的客戶提供廣泛的產品/服務或是客戶企業全生命周期的整體解決方案時，企業會設置以客戶為中心的事業部。此外邁克波特也指出，追求一致性要考慮整體戰略與組織內部管理活動間的協同，管理行為之間的互相促進和扶持，由戰略一致性可以帶來持久的成本削減和差異化經營，從而增強公司的競爭優勢。
基于上述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3：服務導向的組織結構在服務化戰略影響企業績效的關系中起調節作用。
H3-1：組織區別性越高，越會促進服務導向水平（Fit 1a）對企業績效的正向影響。
H3-2：組織清晰度越高，越會促進服務差異化（Fit 2a）對企業績效的正向影響。
H3-3：組織清晰度越高，越會促進服務導向水平（Fit 3a）對企業績效的正向影響。
H3-4：組織區別性越高，越會促進服務差異化（Fit 4a）對企業績效的正向影響。
1.4服務化戰略與組織結構多維匹配關系假設
傳統戰略管理領域中，戰略一致性提升企業績效已經被大多數學者的研究所證實，績效好的企業，其環境、組織和戰略的一致性變動的相關性表現的更為明顯[10]。服務型制造背景下，這一結論同樣適用。Keats等通過對制造企業環境和組織要素的實證研究發現，環境、戰略差異化、組織結構（部門化）等因素的相互匹配與企業績效的變動有關系。可見，好的企業績效是兩個或者多個組織要素間相互協調一致的結果。因此，制造企業績效的變動，并不只是戰略實施的結果，而是取決于企業戰略與其內部組織結構之間的匹配性。根據上述理論分析，圖1給出了制造企業服務化戰略與組織結構構面預期的匹配一致性。
基于上述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4：服務化戰略與組織結構的匹配一致性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提升企業績效。
H4-1：服務導向水平與組織區別性一致性程度越高（Fit 1b），企業績效越高。
H4-2：服務差異化與組織清晰度一致性程度越高（Fit 2b），企業績效越高。
H4-3：服務導向水平與組織清晰度一致性程度越高（Fit 3b），企業績效越高。
H4-4：服務差異化與組織區別性一致性程度越高（Fit 4b），企業績效越高。
本文提出的假設模型如圖2所示。
2 研究設計
2.1變量測量
服務導向水平是指制造企業所提供的服務數量、服務提供給客戶的數量以及對企業服務的重視程度[11]。服務差異化作為制造企業服務化戰略的一種表現形式和業務邏輯[12]，是指企業服務轉型過程中提供的產品服務系統（PSS）相比較于其他競爭者具有的獨特性。組織區別性是指服務業務從產品業務中的分離程度[6]；組織清晰度是指企業內相關業務部門及個人對自身服務職責的認識，以及服務員工的授權程度。企業績效在本文中作為一個單維概念，綜合國外學者已有文獻進行設計。上述所有變量的測量均采用Likert五點量表衡量，量表的具體問項及信效度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2.2數據收集和樣本特征
由于大型企業提供服務的動機更強，并擁有足夠的能力整合上下游資源向客戶提供一攬子解決方案。因此本文以我國制造企業上市公司為樣本池，選取上市制造業中的設備制造商，包括普通機械制造、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和儀器儀表機械制造業等四個板塊共381家制造企業。然后，剔除各板塊中運行狀況不穩定的ST、*ST企業，剩余309家企業作為本研究的樣本企業。數據的提取主要是通過對二手資料中定量數據的直接提取以及定性描述的對比分析提取309家樣本企業數據，形成樣本企業數據提取報告。專家組依據樣本企業數據提取報告，對309家上市企業的服務化戰略、服務導向的組織結構和企業績效三個方面的表現進行打分，進而獲取量表題項得分。
3 數據分析
3.1樣本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a系數檢驗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所有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超過了0.7。說明各量表的測度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采用因子分析測量量表的結構效度。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所有量表的KMO值>0.7，Bart1ett球體檢驗統計值通過顯著性檢驗（p
3.2模型檢驗
（1）交互作用的假設檢驗
本研究中的預測變量是企業績效、調節變量是服務導向的組織結構，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對研究中提出的假設H3進行檢驗。
研究共估計了5個模型，表2給出了模型檢驗的結果。從表2中可以看出，所有5個模型的F統計量都顯著（P
（2）多維匹配一致性的假設檢驗
研究中的被解釋變量是企業績效，解釋變量依次是Fit 1b、Fit 2b、Fit 3b、Fit 4b等四組匹配關系變量。其中，匹配關系變量是通過服務化戰略和服務導向組織結構各維度間差值的絕對值表示。差值越大表示服務化戰略和組織結構的一致性程度越小。因此在一致性變量數值處理時，通過反向編碼，使得匹配關系一致性程度的變化方向與數值大小的變化方向一致。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表3可以看出，服務導向水平與組織區別性的匹配一致性對企業績效有一定的影響，回歸系數為0.161（ ），可見假設H4-1成立。服務差異化與組織區別性的一致性對企業績效有一定的影響，回歸系數為0.152（ ），可見假設H4-4成立。服務差異化與組織清晰度的一致性對企業績效影響的回歸系數為0.095（ ）。因此假設H4-2沒有通過。服務導向水平與組織清晰度的一致性對企業績效影響的回歸系數為-0.004（ ）。因此假設H4-3沒有通過。
4結論與啟示
4.1研究結論
針對制造企業服務化戰略實施與組織結構調整對企業績效影響的研究，本文選取了規模較大的上市制造企業為研究樣本，基于匹配和調節的一致性分析理論，探查了制造企業服務化戰略與服務導向組織結構間的一致性關系。研究結果表明：服務化戰略的實施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受到組織結構的調節作用；服務化戰略與組織區別性的匹配一致性關系會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服務化戰略與組織清晰度間的匹配一致性關系對企業績效的促進作用不顯著。從而揭示了制造企業服務化戰略轉型與組織結構調整對促進服務型制造企業績效提升的重要性。
4.2研究啟示
論文為我國制造企業服務轉型過程中，服務化戰略的實施及組織結構的調整和變革提供了一定的管理啟示。即如何轉變企業領導者的服務意識和傳統生產理念和業務職責的服務導向，以及如何加強企業內部戰略一致性的管理將是制造企業服務化戰略成功實施的管理關鍵。
（1）揭示了我國制造企業開展服務業務轉型對企業績效影響的重要性。在現今服務經濟環境中，制造企業想要在激烈的產品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需要改變傳統的僅僅依靠賣產品的業務模式，圍繞客戶需求不斷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通過向客戶提供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務或是與客戶共同參與產品服務系統的開發，來創造企業自身在產品市場和新興服務市場中的競爭優勢。
（2）揭示了我國制造企業由傳統的為產品生產銷售服務的組織結構向服務導向的組織結構轉變對企業績效影響的重要性。一方面，企業可以通過服務要素的整合設立專門的服務業務部門例如服務事業部等。但同時還應該保證服務部門在資源配置和調用過程中的專用性，防止“生產為上”的傳統觀念對服務業務的影響，保證服務的及時響應性。另一方面，制造企業應該對服務人員進行適當授權、明晰服務部門及服務人員的職責、增加服務網點并配備服務人員，通過多種服務渠道來增加滿足客戶服務需求響應的及時性。
（3）揭示了我國制造企業通過服務導向組織建設為服務化戰略提供支持，保障制造企業服務化戰略的實施，使企業獲得競爭優勢和可持續發展動力的重要性。這啟示管理者：隨著制造企業服務模式的深入，企業不僅要將分散在組織內部已有的服務要素進行集成，對不滿足服務化戰略要求的服務資源進行補充和增加。此外，盡可能的實現組織結構的“扁平化”。可以通過減少服務組織的層級設置、建立對一線服務員工的授權機制、加強服務信息共享和溝通等方式來提高服務業務的效率和保持企業的競爭優勢。
一、服務業與制造業的關系:價值鏈的新視角
在國民核算中，第一產業( 主要指農業和采掘業) 、第二產業 ( 制造業) 和第三產業 ( 服務業) 基本是以人類生產活動發展史中勞動對象進化的特點和由此而引起的產業發生時序為標志而劃分的 ( 邱東，《當代國民經濟統計學主流》，2004) 。隨著經濟發展，為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服務的生產逐漸從原屬產業中分離出來，形成新的服務類別; 隨著社會進步，人類自身發展需要又催生出許多新的服務類別。總的趨勢是: 在國民經濟中，第一產業份額相對于第二產業趨于下降，第二產業份額相對于第三產業趨于下降。在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占 GDP 比重近八成，而第一產業遠低于一成。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充分發展，服務業相對于第一、第二產業有更快的發展，占比已超過四成。在解釋上述總趨勢時，必須講清楚，并非是服務業占比無限增大為好。作為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第一，需要農業有適度發展，能夠滿足國民基本的食品需求; 第二，制造業也需要有相當程度的發展，特別是支撐國民生產和國家防衛的制造業、體現高新技術的制造業，必須保持適度發展; 第三，服務業中各類別的發展也需要有適度合理比例。三次產業的劃分是從經濟統計和國民核算角度做出的。從現代企業的微觀角度看，服務業與物質產品生產 ( 制造業或農業) 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在 20 世紀 80 年代之前，制造業企業和服務業企業的區別較為清晰，他們之間的聯系相對較弱。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加強和價值鏈增長，制造和服務越來越多地伴生在一家企業的增值鏈條上。對于一家提供物質產品的企業，其產品的制造只是整個生產鏈條的一個環節，在 “制造”之前，有 “產品開發”和 “市場調研”等鏈條，在 “制造”之后，有 “銷售”和 “售后服務”等鏈條。且 “制造前”和 “制造后”的業務環節都比 “制造”本身能給企業帶來更多的收益，這就是微笑曲線所展示的圖景。上述生產過程的變化也促使企業結構發生變化，企業越來越集中于搞好關鍵環節的生產和管理，而把輔助環節外包給其他企業。所外包的，不僅有零配件的生產，還有許多服務。基于以上情況，服務在制造業中不可或缺，且提供的產品增加值越來越重，乃至國外有人提出了一個新詞匯———servicification ( Mag-nus Rentzhog，2012 年 5 月 31 日在京交會研討會上的講演) 。該詞由service 和 specification 合成，可譯為 “服務專門化”，用來指制造業中服務的作用程度。
二、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
實體經濟是指物質的、精神的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流通等經濟活動。作為實體經濟，對稱的是虛擬經濟，是以票券方式持有權益并交易權益的經濟活動。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這兩大經濟形態共同構成現代經濟系統。
( 一) 虛擬經濟是 “以錢生錢”的經濟
國外最早在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有 fictitious economy 的提法。中國經濟學界從馬克思 《資本論》中 “虛擬資本” ( fictitious capital)一詞得到啟發，對脫離物質和精神產品生產的 “以錢生錢”當代經濟運 行 深 入 研 究，獨 立 地 提 出“虛擬經濟”概念。虛擬資本循環與實物資本循環的基本區別在于，它是與實際生產相脫離的資本增值活動，它購進和出售的不是商品，而是一種權益。《資本論》關于實物資本 ( 產業資本) 的運動的公式是 GW…P…W' G'。式中: G 代表貨幣，W 代表商品，字母右上角打上一撇表示更多的價值。正中間關鍵在于購進的商品———生產要素要投入生產，以 P 表示。在馬克思理論中，虛擬資本是指在資本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基礎 上，資 本 的 所 有 者 以 股 權( 或股票) 形式所持有的資本。比照上述公式，筆者將虛擬資本的運動公式表述為 GR…R'G'。式中: R 代表權益。使得資本增值的過程沒有生產，只是權益的交換。實體經濟中，商品 ( 貨物和服務) 的物質定價系統由成本和技 術 支 撐。 虛 擬 經 濟 中 “商品”———購進或售出的權益，是以資本化定價方式為基礎的一套特定的價格體系。交易者交換的是對權益的獲利預期。購進者未來若實現其預期獲利，就賺了; 否則就賠了。售出者以帶有獲利預期的權益換取貨幣。虛擬經濟的本質特征在于: 首先，人們通過虛擬資產交易賺取價差受益，并不涉及實體經濟的具體投入產出過程，也不會創造出新的實物財富，而是對交易各方的貨幣再分配; 其次，它以人們心理預期差異為主要交易定價方式。虛擬經濟具有高度流動性、不穩定性、高風險性。
( 二) 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
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積極作用在于: 為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支持; 促進社會資源優化配置; 有助于分散經營風險; 有利于產權重組深化企業改革。由于資本化定價，人們的心理因素會對虛擬經濟產生重要的影響; 這也就是說，虛擬經濟在運行上具有內在的波動性。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在于: 虛擬經濟過度膨脹加大實體經濟動蕩的可能性; 虛擬經濟過度膨脹會掩蓋經濟過熱; 虛擬經濟過度膨脹導致泡沫經濟的形成。德國經濟學家喬納森•特南鮑姆使用一個倒金字塔來表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規模，如圖 1 所示。圖中，倒立三角形中，物質產品、商品交易和服務交易、股票、債券和期貨商品交易，金融衍生品和純空頭資本交易中經濟活動的交易規模 ( 以貨幣量表示) 依次遞增。正立三角形中，經濟活動的地位，越靠下部越實，對人們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性越直接。
三、厘清兩組不同性質的 “實”與 “虛”
( 一) 概念上的兩組 “實”與 “虛”
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 “實”與 “虛”，在于他們的運行方式是否有生產要素的投入。這與制造業與服務業的 “實”與 “虛”不是一回事，制造業的產出是有形物質產品，服務業的產出是無形的效用。
1. 虛擬經濟≠金融
虛擬經濟由金融產生，但是它不等于金融業的全部。金融中為商品市場和流通直接服務的業務，是實體經濟的組成部分。如購銷雙方的銀行結算，銀行對生產者的貸款、賣方信貸、買方信貸，保險公司對生產、庫存、運輸等環節的保險，等等，其資本參與到商品的生產流通過程中，作為生產要素而取得經營獲利。除此之外的金融才屬于虛擬經濟。
2. 虛擬經濟≠服務業
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根本區別在于: ①在形式上是否遵循投入—加工—產出的實際生產過程;②購買的是旨在滿足效用需求的產品，還是滿足增值預期的資本權益。綜上所述，實體經濟不限于生產、買賣實物的活動，不能簡單以其商品實物形態定義實體經濟。服務業中絕大部分類別提供服務價值，也是實體經濟一部分。金融業務范疇寬于虛擬經濟。
( 二) 虛擬經濟的行業范疇
金融中領域一部分屬于虛擬經濟范疇。此外，由于近幾年房市的過火發展、房價快速大幅上漲已經到了瘋狂的地步，導致大量過剩資本投入房地產，炒買炒賣，獲取巨額利潤，反過來再拉高房市投資預期，推高房價，于是，一、二手房市場之間，彼此互相促進，循環演繹，加大房市投機性等風險。因此，房地產業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業務屬于虛擬經濟范疇。中國行業分類標準適用于工商管理、稅務管理和統計核算等所有政府管理部門，共有 20 個大類，其中 J 大類金融業又劃分為若干中類和小類，如表 1 所示。K 大類房地產業只有一個中類“房地產業”，下分 4 個小類，分別是: 房地產開發經營，物業管理，房地產中介服務，其他房地產活動。我們并不能從以上行業分類表中摘出哪一中類或小類屬于虛擬經濟范疇。再看國民核算體系 ( SNA) 和貨幣金融統計 ( MFS) 的構成：( 1) 貨幣黃金和特別提款權;( 2) 通貨和存款;( 3) 股票以外的證券 ( 含企業債券、國債、外債) ;( 4) 貸款;( 5) 股票和其他權益 ( 含各種基金和金融衍生產品、期貨等) ;( 6) 保險專門準備金;( 7) 其他應收應付款。這里基本上可以將虛擬經濟活動從金融業務統計摘出來，它包括“股票以外的證券”和 “股票和其他權益”。此外還應包括不屬于金融的 “房地產次級交易”。
( 三) 虛擬經濟在統計核算上的新挑戰
國民核算體系 ( SNA) 的統計原則是增加值原則，即排除貨物和服務生產中間投入的重復計算。其金融統計部分也按增加值核算，即只統計金融服務的增加值。而虛擬經濟中交易標的———權益的每一次買賣，都按交易額統計。原初的權益價值被不斷放大、不斷累積。由上可知，即便能夠在金融交易類別上區分出哪些屬于虛擬經濟，哪些屬于實體經濟，也不能從現有的統計表中得到虛擬經濟的數據。因此，必須另外建立虛擬經濟的數據采集和核算體系。在對虛擬經濟量化的基礎上，測度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比例關系，以便把握好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
關鍵詞：生產者服務業；制造業；投入產出表
中圖分類號：F12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2）01-0044-05
綜觀各個發達國家的產業發展階段，大多數制造業需要產業鏈條上生產者服務業的推動。如美國的生產者服務業增加值占到其GDP比重的48%，韓國的占到服務業總增加值的61.57%。在十二五規劃的制定中，我國繼續強調進行產業結構升級需要大力發展生產者服務業。甘肅省是一個典型的以能源原材料工業為主的欠發達省份，長期以來，工業的支柱產業主要是石化、有色、冶金等行業。2010年，甘肅省三次產業比例為14.5∶48.2∶37.3，石化、有色、電力、鋼鐵、機械和食品等6個行業完成工業增加值1 268.01億元，占規模以上工業的92.13%。由此可見，甘肅省產業結構比較單一，重化工業比重大，是典型的“兩高一資”工業結構，經濟發展對資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的依賴性極強。這種發展方式不轉變，最終將影響發展的可持續性。因此，甘肅省在制定十二五規劃時，緊緊圍繞“國扶47條”，提出“到2020年我省要基本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接近西部地區平均水平”，為此需要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增加產品附加值，盡快擺脫甘肅落后的困局。制造業與生產者服務業都是甘肅省產業政策扶持的對象，本文試圖運用1997、2002、2007年甘肅省投入產出表，具體分析生產者服務業與制造業的互動融合關系，以期對甘肅省產業結構調整的具體步驟有所建議。
一、文獻回顧
總體上看，國內外學者對生產者服務業的界定主要從要素密集程度和投入產出關系兩方面入手，對其是一種中間需求業（而非最終需求），并且具有專業性和知識性的特點方面達成了共識。本文結合各文獻以及行業分類標準(GB／T4754―2002)，認為生產者服務業應具體包括：交通運輸及倉儲業、郵電通信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保險業、租賃商業服務業、房地產業、科學研究事業、綜合技術服務業。
就生產者服務業與制造業的關系而言，目前大多數學者都認同顧乃華(2006)［1］的四種歸納,即“需求遵從論”，“供給主導論”，“互動論”與“融合論”。近期國內學者通過各種實證方法與不同區域的數據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江靜、劉志彪、于明超（2007）［2］運用中國各地區1998―2004年及細分行業1993―2003年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出生產者服務業發展提升制造業效率的內在機理；代中強（2008）［3］利用長三角16城市時間序列數據，運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發現大部分城市制造業和生產者服務業存在單向因果關系，互動融合說不成立；楊玲（2009）［4］運用投入產出法分析美國1997、2002、2007年生產者服務業發展狀況，并與同期制造業、消費者服務業與政府服務業相互作用進行分析，發現美國生產者服務業在產業比重不斷增加的同時，表現出與制造業分離的趨勢。這對美國過度重視虛擬經濟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有一定解釋力，對我國也有一定警示作用；陳偉達（2009,2010）［5］［6］運用我國投入產出表，從橫向與縱向角度細致分析了生產者服務業發展提升制造業競爭力的內在機理；唐國興（2009）［7］，鄒德玲（2010）［8］等也分別選取特定地區數據進行實證分析。
這些研究大都采用投入產出法與利用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兩種方法，大多數分析局限于宏觀層面，研究生產者服務業與制造業整體的互動關系，或是進行跨地區的橫向比較，研究到細分行業的很少，并且數據限于至2002年的投入產出表。本文擬利用最新的投入產出表，對甘肅省1997、2002、2007年三個時間階段生產者服務業與制造業進行縱向比較，同時試圖從細分行業層面來探究二者互動演化的發展規律。
二、研究方法、數據與指標
（一）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本文利用美國經濟學家瓦西里•列昂惕夫(W•Leontief)創立的投入產出法進行研究。這種方法能夠反映國民經濟中各部門、各產業之間在生產過程中的直接與間接聯系，以及生產與消耗之間的均衡關系。根據《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2002），本文選取1997年40部門，2002年與2007年42部門甘肅省投入產出數據，并對行業名稱的細微區別進行調整。因為這三張投入產出表跨越了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三個“五年計劃”，生產者服務業在此期間不斷發展壯大。鑒于此，本文對甘肅省生產者服務業范疇內細分行業采用動態分析。因甘肅省制造業門類相對固定，為了表述方便，本文用Mi標示15個制造業細分行業①。
（二）主要指標與計算方法
1.直接消耗系數
直接消耗系數也稱投入系數，記為aij（i，j=1，2，……，n），它是指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第j產品（或產業）部門的單位總產出直接消耗的第i產品部門貨物或服務的價值量。
2.完全消耗系數
完全消耗系數通常記為bij，是指第j產品部門每提供一個單位最終使用時，對第i產品部門貨物或服務的直接消耗和間接消耗之和。利用直接消耗系數矩陣A計算完全消耗系數矩陣B的公式為：
B=（I-A）-1-I（2）
3.影響力系數
影響力系數是反映國民經濟某部門增加一個單位最終使用時，對國民經濟各部門所產生的生產需求波及程度。影響力系數Fj的計算公式為：
Fj=∑ni=1b-ij1n∑nj=1∑ni=1b-ij（j=1，2，……，n）（3）
Fj大于或小于1，表示第j部門的生產對其他部門所產生的波及影響程度超過或低于社會平均影響水平，如等于1，則表示其相等。顯然，影響力系數Fj越大，表示第j部門對其他部門的拉動作用越大。由于影響力系數是從消耗部門出發追溯最終需求變動對各部門產生的波及影響,反映其與各后續生產部門的關聯程度，所以也稱為后向關聯系數。通過計算生產業的影響力系數,可以判斷這些行業能否作為發展第三產業的主導行業，進而增強其對制造業發展的促進作用,從而決定是否應該對其重點扶持,促進該行業的快速發展。
4.感應度系數
感應度系數是反映國民經濟各部門均增加一個單位最終使用時，某一部門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應程度。感應度系數Ei的計算公式為：
Ei大于或小于1，表明第i部門受到的感應程度高于或低于社會平均感應度水平；如等于1，則表明其相等。由于感應度系數是從生產部門出發反映提供中間產品部門受各部門供給變動影響的狀況,所以也稱為前向關聯系數。通過計算生產者服務業的感應度和感應度系數,可以判斷這些行業是否可以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或瓶頸產業,從而決定是否應該得到優先發展。
三、生產者服務業與制造業的互動效應分析
（一） 三次產業增加值總量與比重比較
按現價計算（見表1），三個階段三次產業的增加值總量分別比上期增長1.25（1.82倍）、1.13倍（2.53倍）和1.44倍（2.19倍）。從增加值比重看, 1997―2007年，隨著經濟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的深入，第一產業的增加值比重穩定下降，共降低3.6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的增加值比重呈現出波動趨勢；第三產業的增加值比重呈現平穩上升的趨勢，共上升5.1個百分點，這說明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不斷增強。但是從服務業內部結構來看, 1997―2007年，生產者服務業的增加值總量雖增加了2.1倍，但占服務業的比重不升反降，降低6.5%；而消費者服務業總量增加5.4倍，增加值比重提高了10.2個百分點，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逐步上升。
（二）制造業使用生產者服務業的完全消耗系數分析
1997年，甘肅省制造業細分行業使用生產者服務業細分行業的完全消耗系數如圖1所示：
M5、M6、M7三個行業對生產者服務業七個部門的完全消耗系數最高。除此之外，M9、M10、M13的系數較高,除商業和房地產業外，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對其他生產者服務業的完全消耗系數都較高、金屬制品業和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對科學研究事業的系數較高，其他都較低。相比較而言，郵電業、金融保險業和綜合技術服務業對15個制造業的貢獻率最大，均值分別達到0.043348、0.037172、0.035868。
2002年處在“十五計劃”期間，我國順利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推進，我國開始著力推動增長方式的轉變。如圖2所示：
圖2 2002年制造業細分行業使用生產者服務業細分行業的完全消耗系數
2002年貨物運輸及倉儲業、郵電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對制造業各行業的貢獻率最大，均值分別達到0.160431、0.067545、0.06149。除M14（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對貨物運輸及倉儲業的完全消耗系數高達1.759115，形成峰值外，這條曲線在其他行業都很平坦; M14對綜合技術服務業和郵電業的完全消耗系數也較高，為0.416701和0.34074。可以看出，2002年甘肅省在繼續支持重化工業的發展優勢同時，開始注重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發展。制造業各行業使用科學研究事業的完全消耗系數增幅最小，且行業間差異與1997年相比不大。
2007年除房地產業外，甘肅省制造業對生產者服務業各行業的完全消耗系數全面下降。如圖3所示：
2007年租賃和商務服務業、貨物運輸及倉儲業和綜合技術服務業對制造業各行業的貢獻率最大，均值達到0.045532、0.034152和0.033893，但遠遠低于2002年的水平。制造業中對這三個生產業部門的完全消耗系數最高的仍然是M5、M6、M7、M10這幾個重化工業部門，最低的是紡織業。與2002年不同的是，信息傳輸、計算機和軟件服務業的最高值出現在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為0.062482。重化工業明顯高于輕工業。
(三)生產者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影響力系數與感應度系數分析
根據甘肅省3個時點的不變價投入產出表,可以計算出生產者服務業與制造業細分行業的影響力系數與感應度系數,將之進行排序,我們可得到如表2結果:
注：原始數據來源《甘肅省1997年投入產出表》、《甘肅省2002年投入產出表》、《甘肅省2007年投入產出表》。其中，1997年投入產出表未統計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產業一欄中個別產業兩個年份的名稱不一致時，總體采用2002年投入產出表的產業名稱；括號內為制造業與生產者服務業細分行業的感應度系數及其排序。
1影響力系數分析
表2的三期影響力系數欄中，1997年制造業中大于1的產業為M15、M12、M10、M13、M3；2002年為M15、M3；2007年為M12、M14、M10，其中尤以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8.1043、11.6387、0.4172）、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3.9921、0.8127、13.3615）、金屬制品業（3.1099、0.8286、1.0210）三個行業最為顯著，這三個行業都屬于裝備制造業，它們的發展對社會生產具有較大的輻射作用，將帶動其他產業部門的迅速發展。但較為反常的是2007年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的影響力系數降幅太大，與2002相比極差達到11.2215, 而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與其呈反向變動態勢，升幅極差為12.5488。1997年生產者服務業中系數大于1的產業有6個，2002年減少至4個，2007年降至2個。其中下降幅度較大的是租賃和商務服務業（6.0886、3.2439、0.0038）、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4.5317、0.0801）。同時郵電業（5.3800、10.4404、0.0482）與科學研究事業呈波動趨勢（3.8730、0.5833、4.44），而只有綜合技術服務業穩步上升（2.3477、3.2847、12.5）。具體特征為：(1)影響力系數大并且一直保持在高位的支柱性產業主要集中在裝備制造業上，這些行業的發展對社會總需求的刺激作用十分顯著，這源于甘肅省的“十一五”規劃中強調重點發展一批裝備制造業。三個時段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的影響力系數波動如此之大說明產業政策的引導使供給過于膨脹而導致供需矛盾加劇，結合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的發展態勢，我們可以預測下一期投入產出表中必有大幅度下降。（2）三期的生產者服務業影響力系數下降很快，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逐漸減弱，不符合產業結構優化的要求，尤其是在從資源型省份向以發展知識經濟為主體培育主導產業的過渡過程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的系數下降98%值得引起我們警惕。甘肅省科研院所和高校集中，科研力量較強，目前以工業園區和高新技術開發區為載體，培育了中科院白銀高科技產業園、金川科技園等新材料產業集群，這是后兩期科學研究事業與綜合技術服務業呈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
2.感應度系數分析
表2的三期感應度系數欄中，1997年制造業中大于1的產業為M15、M14、M12、M13、M4、M2、M3；2002年為M15與M3；2007年為M15、M10、M3、M12。其中較為顯著的是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17.4532、12.547、14.913）、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4.0440、0.7616、1.1191）、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5.0205、0.3411、0.4120）下降幅度較大，極差為4.6085。1997年生產業中系數大于1的產業從高往低的排序為PS5、PS6、PS2、PS3；2002年為PS6、PS2；2007年為PS6、PS2、PS7、PS3、PS4.其中尤以科學研究事業（2.1413、6.3020、3.1208）、郵電業（1.4191、1，6657、2.9553）兩個部門的感應系數為最大。這說明這兩個部門對甘肅國民經濟有較大的推動作用，在經濟快速增長時，他們受到社會需求的壓力最大，往往成為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部門。具體特征為：（1）制造業中除上述三個產業外，其他產業感應度系數并沒有明顯上升趨勢；生產者服務業中只有郵電業、金融保險業、綜合技術服務業呈明顯上升趨勢。這說明兩類產業對甘肅省經濟的拉動作用并沒有明顯增長，甘肅省并未出現明顯的產業結構調整態勢。（2）制造業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系數明顯下降，與生產者服務業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的系數較低相對應。借鑒發達國家國家創新體系的建立過程，這些產業的競爭優勢顯而易見，甘肅省要想盡快實現產業結構升級，需大力發展以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為主的一批高技術含量的產業，從而使產業結構盡快轉型為資本密集型與知識密集型。（3）從生產者服務業的系數來看，科學研究事業、金融保險業、綜合技術服務業這些新興服務產業對甘肅經濟的拉動作用在增強。感應度系數較大的產業部門對經濟發展起著較大的制約作用，尤其是經濟增長過快時，這些產業部門將先受到社會需求的巨大壓力，造成供不應求的局面。要保持經濟協調穩定發展，首先必須合理發展這些產業，從而有效地緩解供需矛盾。
四、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甘肅省制造業與生產者服務業的互動發展仍處于初級階段且并未出現改善的趨勢。從三期的投入產出表各項系數來看，2007年甚至低于前兩期水平，遠遠低于東南沿海的發展水平。除了受到工業化進程的階段性，三次產業結構體系等一些共有因素的影響外，甘肅經濟發展定因素的制約較為明顯。首先，較低的制造產業結構層次抑制了對生產的需求。其次，甘肅經濟外向度較低。而且，甘肅工業布局較為分散，影響到生產者服務業的集聚發展，使之難以形成規模經濟。城市化進程相對滯后和工業布局相對分散弱化了對生產的中間需求，導致服務業面臨資源分布相對分散、業態種類較少、集聚程度偏低等問題。制造業鏈條上的技術研發、人員培訓、經營管理、會計服務、法律咨詢、信息服務等關鍵環節，得不到相關支撐服務體系的協作與配合，大量本應通過外包方式完成的服務活動不得不在工業企業內部消化完成，降低了市場上對生產者服務的需求。
針對這些問題，有以下政策建議。（1）甘肅省應該把推動生產者服務業和制造業互動發展提到戰略高度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強化專業化服務企業的分工優勢，對重點行業實施稅收優惠。設立生產業發展引導資金，主要用于對影響大、帶動作用強、具有示范效應的服務業重點項目的貼息或補助，重點扶持生產業集聚區、現代物流、金融業、商務服務業、信息服務業等領域的項目建設。（2）依據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實施集聚發展、強化輻射功能。按照甘肅在裝備制造、有色冶金、石油化工、服裝紡織等主導工業方面的產業布局，積極引導制造企業向功能區域內集中，依托制造業聚集，擴大生產者服務業的有效需求。在制造業企業集中的功能區域，建設各種公共服務平臺、研發平臺以及包括法律、融資、信息、咨詢、物流等在內的支撐體系，實現園區化管理、專業化服務和社會化、市場化運作新機制，推動甘肅生產者服務業和制造業的互動發展。（3）針對甘肅省科研院所云集與科學研究事業的良好發展，加快自主創新步伐和科技成果轉化，促進生產者服務業與制造業的互動發展。建立技術創新聯盟。對從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工業企業轉制出來的獨立研發機構，要區別于一般的企業和事業單位，制定包括土地、基礎設施建設、進口器材、稅收優惠等方面的鼓勵政策，減少它們進人市場的障礙。要抓緊制定相關政策鼓勵國內外資本，國有和民間資本建立各種類型的研發機構，壯大研發產業規模。加強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創新源頭建設，支持企業創辦各種技術開發機構，鼓勵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建立產學研合作機制，建立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合作的技術創新體系。（4）培育中介服務體系。大力發展科技服務中心、創業孵化器、信息服務機構、科技融資機構、科技評估咨詢中心、知識產權事務中心、技術產權交易中心、公共科技信息平臺等中介服務機構。
注 釋：
①M1食品制造業、M2紡織業、M3服裝皮革及其羽絨制品業、M4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業、M5造紙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業、M6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M7化學工業、M8非金屬礦物制品業、M9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M10金屬制品業、M11通用、專用設備制造業、M12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M13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M14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M15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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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國務院領導同志非常重視現代服務業。今年的國發七號文件了關于加快服務業發展若干意見，文件特別強調了重點要發展現代服務業。現在，電信業面臨轉型的問題，我們不妨把電信業放在現代服務業的視角來看它的轉型。為什么這樣來看？因為這樣可以從另一個視角對電信業的轉型和電信業本身信息化進行分析。這樣，研究電信業轉型時，它的目標就會更清晰、更有深度和聚焦點，也會有新的觀點、理念產生。
剛剛提到國務院今年發了文件，其實早在2003年，國務院組織中長期科技戰略發展研究的時候，就專門列了一個題目，叫現代服務業的科技戰略發展的研究。這個課題當時我本人也參與了。從2003年開始，我們就從另外一個角度――不完全從信息技術或信息化的角度，而是從現代服務業的角度看信息化，我們由此得到了一些不同的體會。
1．服務業一般特性和現代服務業的界定
服務的定義有幾十種，甚至上百種。可以這樣說，服務的實施是消費者受益的過程，或者是消費者本身發生變化的過程。比如醫療可以使消費者本身心理或身體情況發生變化，教育會使消費者或用戶的知識或智能得到提升。信息服務業包括電信業應該屬于這一類。醫療服務是作用于人的，應該屬于有形的變化，教育和通信業可以使人產生無形的變化，而且，服務還可以使物產發生變化，比如物流，跟物品發生聯系。從某種意義上講，電信服務業也與物流有間接的關系。
服務性的業務并不一定完全形成產業，只有服務性的活動能夠形成一種交易，變成可交易的服務性業務才構成服務產業。為什么我們國家服務業的比重統計里面有相當大的一部分統計不出來？關鍵問題它沒有形成交流，沒有剝離出來，而是在企業內部或單位內部完成的，所以這種不能形成產業行為。
服務和有形產品有什么區別？目前國際上對服務的研究開始形成熱點。現在服務業的發展代表經濟轉型的發展，由工業經濟轉向服務經濟，但是在研究領域、學科領域里，即便是一些先進國家，如美國也承認，自己的服務科學不如制造業研究得那么完整。美國對有形產品有完整的學科和理論和方法論，但是對服務業，盡管在國民經濟中起的作用越來越大，但研究不夠，所以美國經常研究服務和有形產品有什么區別。
經過研究，美國有些學者認為，服務和有形產品的區別主要在：
第一，不可分離性。往往服務和生產消費在同一時間進行。比如打個電話，打手機或上網，消費和供給是同一時間進行的。不可分離性導致的結果是，服務質量無法在消費之前完全被預知。比如選擇一個教育培訓學校，去報名學習外語，學了之后才知道教育質量是否是貨真價實。等你學完之后發現質量不行，你投訴也沒什么用處，因為時間已經過去了。所以說，服務質量在服務跟消費統一進行的時候是很難預測的。
第二，差異性。同樣的有形產品不同消費者和用戶看起來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對服務來講是不一致的。同樣一個服務商，可能不同的用戶看的是不同的層面，這里既有客戶體驗的問題，也有服務個性化的問題。目前在信息網絡支持下，特別在電信和互聯網、移動網支持下，服務的個性化進一步加劇了差異化。不同的消費者對服務質量的認知度不同。服務提供者可能認為一樣，但消費者卻不這樣認為。所以，服務作為一種學科、一種系統工程，如何做到控制質量、規模和過程，怎么能夠促使消費者滿意，提高顧客的忠誠度，也是研究中的一個難點問題。
第三，無形性。服務不是有形的，整個服務的價值在過程中主要是知識、思路、方案、技術。但是我國的服務業卻往往忽略了無形性。比如電信業，是基于電信很多設備，很多基礎的網絡、終端來完成服務的。不過這些都是硬件設施，雖然這些硬件是非常先進的，我們在跨越式發展中，電信產業也確實實現了技術規模和技術水平跟國際上沒有很大的差距這個目標，但這并不等于我們的服務一定能夠達到非常好的水平，因為硬件水平不等于服務水平。再舉個例子，國內航空公司使用的飛機都是國際上最先進的，飛機跟國外航空公司的飛機差不多，甚至我們飛機上的一些信息系統也是接近國際水平的，但眾所周知的是，我們的航空公司的服務和國外相比卻有差距，這就是服務不等于硬件設備先進的典型例子。
盡管服務要依托物理的基礎設施，但優質的基礎不等于優質服務，有形支撐先進不等于無形服務一定達到先進水平，所以無形性概念非常重要。由于無形性和不可分離性，因此在服務的控制當中，信譽、質量等問題事先很難預知，所以，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對服務的市場監管比對有形產品市場監管更為重要。從保護用戶和消費者意義來講，市場的監管，相對有形產品來講服務更為重要。
第四，易損性。服務本身不會損失，但如果沒有消費，服務很快就變成資源的浪費，這就是一種損失。因此怎么樣來設計一個服務系統的規模和它的能力，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學問。運輸行業已經遇到了這個問題。雖然客運能力不小，但是遇到黃金周、高峰期就出現問題。現在，電信業也有了類似的情況，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2．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是一個重大戰略問題
什么叫現代服務業？在現代服務業專題組研究之后，給現代服務業作了一個界定：現代服務業是在工業化比較發達的階段產生的。在工業化沒有完成，或者工業化之前制造業不發達的時候，服務業也有可能在一個國家的經濟中占的比重相當高，所以服務業比重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高就是現代化經濟的標志，這句話是不完全準確的，只有在工業化后期時才是對的。
現代服務業還有一個特征，就是依托信息技術和現代管理理念發展起來的知識和技術相對密集的服務業。這種現代服務業有兩個途徑，一個是傳統的服務業通過技術改造升級，核心是信息化和經營模式的更新而形成的現代服務業；還有一種服務業隨著信息網絡技術的高速發展而產生過去沒有的、完全嶄新的新興服務業。比如移動通信就是屬于這種，傳統語音通信屬于前種。在國外沒有現代服務業這個詞，國外叫知識密集服務業，或者叫基于知識的服務業，或者叫戰略業，國外很多研究文章是這樣叫的，意思是一樣的。
發展現代服務業是一個重大戰略問題，一個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非常必然的選擇；第二個是可以擴大就業，是實現大量勞動力轉移的必由之路；第三，目前我們是制造大國，但是制造業進一步升級向制造業服務化轉型，這是國際上公認的，只有制造業服務化之后制造業本身的附加值才可以提高。
3．信息服務業是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基礎性產業
在我國，發展現代服務業已經成為國策，今年了7號文件，可見中央、國務院非常重視。地方上，比如北京、廣東、上海、浙江都制訂了發展服務業的計劃，提出了發展現代服務業的規劃和目標，大家普遍認為發展現代服務業里面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信息服務業。
針對如何發展信息服務業的問題，最近國務院領導同志作了批示，信息產業部還有國信辦等有關單位也進行了專門研究，具體研究了怎么鼓勵信息服務業的發展等政策問題，我本人參與了一部分工作。信息服務業分為三個組成部分，一個部分叫信息傳輸服務業；第二個部分叫信息技術服務業，包括系統集成、軟件和信息內容服務業；第三個是數字內容服務業。這三塊都是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基礎，是基礎性的產業。
信產部、國信辦等單位在研究過程中，對現代服務業的分類參考了國際上的經驗，也參考了目前統計局采用的分類方法，但是我們提出了面向未來的概念，就是在現代服務業中應該列入基礎業。基礎業就是信息服務業，這里面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信息傳輸服務，一部分是信息技術和信息內容服務。
發展現代服務業，我們國家有很多比較優勢：第一有發展的基礎。我們已經有相當大的制造業規模，而且傳統服務業的規模也相當大；第二，由于最近十幾年以信息業為主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使我們有了相當好的網絡基礎，這都是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基礎性條件。從全球范圍來講，全球的經濟從制造業轉移變成了服務業轉移。有一些國家，比如印度、東歐國家正在努力抓住機遇，我們國家也在研究這個問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也是一個機遇。
信息服務業的服務模式也是我們研究的項目之一，因為信息服務業、包括現代服務業在內，消費模式跟有形產品不一樣，跟文化傳統和區域特點有密切的關系。例如，在電信業中的一些模式，在東方或亞洲地區很流行，但是到歐洲、美國可能就不一定行。還有就是服務市場非常廣泛，技術支撐有一定的基礎。
隨著服務業在各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不斷上升， 與服務業就業結構、生產率等相關的問題一直是理論界關注的焦點。其中， 最重要的研究結論被學術界概括為Baumol假說。Baumol[1]預測，在發達國家，服務業就業份額趨向增加，并且隨著就業份額向服務業轉移，人均實際GDP增長率將下降。他設想在經濟中有兩個部門：進步部門（制造部門）和停滯部門（服務部門）。他認為服務業生產率增加低于制造業，并假設制造業產出與服務業輸出的比率是不變的，盡管服務的價格相對于制造業持續上升，但是服務業需求持續增加，導致了服務就業份額的提高。生產率增加的差別和持續的需求比將帶來服務經濟的蓬勃發展。這一結論與發達國家就業持續轉向服務業這一經濟現象吻合。他指出，由于人均實際GDP增長是由制造業生產率的增長和服務業生產率的增長的加權平均，權重是相應的就業份額，那么低生產率增長的服務業的就業份額增加將帶來人均GDP實際增長率持續下降，并且最終收斂于服務業的生產增長率。因此，如果就業份額向服務業的轉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人均GDP實際增長率的下降也是不可避免的。
Baumol的研究激起學術界的廣泛探討。Pugno[2]認為按Lucas[3]的說法，服務的消費增加了人力資本。比如保健消費和教育服務將會導致人力資本的積累。相應的，服務消費提高了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從而導致了制造業和服務業生產率的增加。這意味著生產率增長是外部效應的內生化。他將這種人力資本積累效應歸入Baumol的模型，結果表明如果這個效果較強，就業轉向服務業會增加人均GDP實際增長率，而不是減少。De Vincenti[4]得出與Pugno類似的結論。Oulton[5]顯示，如果服務作為制造業的中間投入，不作為最終的需求，就業轉向服務業會提高人均實際GDP增長。相反， Sasaki[6]認為，如果服務既作為中間投入又作為最終需求，從長遠來看，就業轉向服務業會減少人均實際GDP增長。
上述理論研究注重來自于消費和服務產品所產生的外部效應以及生產率增長的向內發展。如果生產率增長是外生變量并且服務業的生產率增長低于制造業，那么就業轉向服務業一定降低了人均實際GDP增長。然而，如果生產率增長是內生決定的，那么就業轉向服務業就不一定減少人均實際GDP增長。比如，Kaldor[7]斷言， 從長遠來看，在發達國家，人均GDP實際增長率幾乎是不變的， 沒有下降趨勢。Kongsamut等 [8]建立了三個部門（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新古典增長模型，表明在廣義平衡增長路徑下， 即使每個部門的就業份額是持續改變的，但是人均GDP實際增長率是恒定的。當他們推導結果時，使用了一個不同的偏好，這個偏好產生了一個內生結構變化。
綜上所述， 對于就業轉向服務業與人均實際GDP增長之間的關系，有三種不同的看法，即增加、減少和不變。Hartwig[9]實證分析了1970—2005年期間18個經合組織（OECD）國家，對于醫療保健和教育支出轉向服務是如何影響人均實際GDP增長率的，得出了支出的轉變降低人均實際GDP增長率，這與Baumol的陳述相一致。Nordhaus[10]對美國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類似結論。而Maroto-Sanchez和Cuadrado-Roura[11]對1980—2005年期間的37個OECD國家進行了實證調查，得出了勞動力轉向服務業對人均實際GDP增長率有積極作用。顧乃華和夏杰長[12]實證分析了中國生產業的崛起對鮑莫爾—富克斯假說形成的挑戰， 并得出隨著人均GDP的提高， 服務業比重與整體經濟增長速度之間的負相關關系會弱化的結論。
不同的實證研究結果截然不同，原因比較復雜。例如，服務業統計中存在的缺口和缺陷相對較多，我國目前就存在資料來源缺口和口徑不同、房地產業數據低估、保姆等服務未被計入以及服務價格指數缺失等問題。在各國經濟統計中，服務經濟遺漏都較多。從最近兩次經濟普查的結果看，我國常規統計的主要問題是低估了服務業的規模和比重。
檢驗Baumol假說存在的合理性， 往往直接關系著未來不同的服務業發展的政策取向， 因而在做出結論時必須慎之又慎。另外， 從服務業內部結構演變角度看， 重新檢驗Baumol假說尤為必要。當今經濟環境與Baumol假說提出的年代相比， 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 突出表現在生產業的比重大大提高。在篩選影響服務業內部結構變動的因素時，必須充分考慮到不同因素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由此引申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本文提出Baumol服務悖論的擴展模型，同時吸取模型中有關技術進步的兩個想法：（1） 服務消費促進人力資本積累；（2） 制造業生產的“Learning-By-Doing”帶來技術進步，提出就業轉向服務和人均實際GDP增長之間有一種非線性關系，生產率增長在兩個領域都是外部效應的內生化，得出服務就業份額和人均實際GDP增長是一個u形關系。
二、模型
命題2：假設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低于制造業，假設制造業消費和服務消費之間的替代彈性小于1，如果γ= 0，從長遠來看，輸出比Qs /Qm將會下降。即使γ> 0，但在適度的利率下，從長遠來看，輸出比率會下降。替代彈性越小， 輸出比率的下降速度將會越適中。
命題2表述了輸出比率的長期趨勢。如前所述， Baumol假設產出比率不變，即Qm/Qs =常數。另一方面，我們指定效用函數，并假定σ< 1 和γ> 0 。這些假定與Baumol的假定大致相符。注意，我們的模型忽視了公共財政轉移的作用，這是 Baumol所強調的。
2.人力資本積累和“Learning-By-Doing”
之前假定各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是外生變量。而這里，我們將兩部門的生產率增長內化。假設，每個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如下：
Am=Tm.h（17）
As=h（18）
Tm表示制造業的特定生產率的大小，h表示人力資本的水平。因為人力資本積累到可以在兩個部門之間自由移動，人力資本h對兩個領域的生產率都有影響。從方程（17）和（18），我們得出了生產函數Qm= Tm（hLm）和Qs=hLs。基于Pugno[2]的觀點，我們認為人力資本是通過服務業的消費積累的：
h·=δcs=δhLsL，δ>0（19）
δ表示控制人力資本積累效率的參數。人力資本積累是積累的人力資本的線性函數，帶來可持續人均實際GDP增長。Pugno認為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下：第一種是服 務消費無意中導致人力資本的積累，而另一種是有意消費服務來積累人力資本。在本文中，為了便于分析，我們采用了無意的人力資本積累。
需要注意的是， 生產經驗Km是由Lm/ L測量的。即使當勞動力增長時，我們用制造業就業份額，而不是制造業就業水平，來判定動態模型有效。此外，我們用制造業就業，而不是制造業的產量，有以下兩個原因：首先，在我們的模型中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然后，產量的增加與就業的增加有一對一的關系。因此，為了簡單起見，我們用制造業的就業而不是產出來衡量生產經驗。其次，依據我們的規定，每個部門的生產率增長形成了一個只取決于就業份額的函數。由此，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將模型與Pugno和De Vincent的模型相比，在我們的模型中，生產率增長是只取決于就業份額的一個函數。
從方程（20）和（21）得出流量Tm導致：
在Pugno所顯示的實證數據相一致，他們計算了美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他們指出， 兩個行業的生產率增長之間的差距隨著時間遞減。
3.人均實際GDP增長
命題3表述了服務就業份額與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之間存在一個u形關系。假設服務就業份額的初值充分小。那么，隨著服務就業份額的增加，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下降。然而，當服務就業份額超過了由（Ls / L）*給定的界限值，人均實際GDP增長率增加，最終收斂于g =δ。Ls/L和g之間的關系是否是一個u形曲線，取決于由于服務消費引起的人力資本積累效果的相對大小。如果這個效果相對較強，服務就業份額的轉變將持續使人均實際GDP增長率單調增加。另一方面，如果效果相對較弱，我們得到一個u型關系。圖3—圖5顯示了這兩種情況下服務業就業份額與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之間的關系。
在本文模型中，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總是大于服務業，這與 Baumol的理論相一致。然而，存在一個就業份額向服務業的轉移提高人均實際GDP增長的階段。
正如前面解釋的那樣， Φ>δ或者Φ<δ決定了gAm是否為Ls/L的增函數或減函數。如果Φ>δ，制造業生產率的增長是服務就業份額的減函數。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求2Φ>δ，因此我們可以得到命題3中Ls/L與g的一個u形關系（如圖5所示）。如果Φ<δ，制造業生產率的增長是服務就業份額的增函數。即便如此，我們有2Φ>δ，它產生了Ls/L和 g的u形關系（如圖4所示），如果δ→0，g將成為Ls/L的減函數，這與Baumol的就業份額轉向服務的轉變降低了人均實際GDP增長的結果都是相同的。
其他條件不變時，只要gAm > gAs，Ls/L的增長對人均實際GDP增長具有反作用 （見方程（28））。換句話說，Lm /L的下降對人均實際GDP增長具有反作用，因為由方程（22）可得，制造業就業份額的下降會減少Tm的增長率。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們的模型中， 生產率增長微分gAm-gAs是服務就業份額的減函數。因此，隨著就業份額向服務業轉變， Ls / L的增加對人均實際GDP增長率的反作用不斷減小。如前所述，右邊第一項gAm可以是服務就業份額的增函數或減函數。然而，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總能得到gAm>0。因此，當服務就業份額很小時，右邊第二項的反作用相對較大，因此就業份額向服務業的轉變減少了人均實際GDP的增長。另一方面，當服務就業份額較大時， 右邊第一項的正作用相對較大，因此，就業份額向服務業的轉變增加了人均實際GDP的增長。使用相同的推理，我們可以解釋為什么從一個向下階段到一個向上階段的轉變速度在Φ<δ時比Φ>δ時快（如圖4和圖5所示）。
三、充分的動態和數值例子
從上述分析，我們得到3個命題。然而，分析是不完整的。當推導命題1和2時，我們假設兩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是外生變量。當推導命題3時，我們假設服務就業份額隨時間增大。在我們的模型中，生產率的增長和就業份額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我們必須同時分析就業份額和生產率增長的動態。其動態概括如下：
在情形1和2下，服務就業份額隨時間增大，人均實際GDP增長率先減小后增加。然而， 圖7和圖9之間有明顯的區別。圖9中從一個向下階段到上升階段的轉變時間比圖7中短。這是由于界限值（Ls/L）*在情形1和2下是不同的，在情形1中（Ls/L）*=0.70，在情形2中（Ls/L）* =0.38，這用圖6和圖8中的水平實線表示。從圖6和圖8可以看出， 服務就業份額的時間路徑并無很大差別。然而，因為 （Ls /L）*在情形2中比在情形1中小，所以人均實際GDP增長率從一個向下階段到向上階段的轉變速度在情形2中比在情形1中快。
替代彈性的大小嚴重影響了輸出比率Qs/Qm的時間路徑。正如命題2提出的那樣，從長遠來看，輸出比率下降。然而， 下降的速度關鍵取決于替代彈性的大小。正如圖10和圖11所示，在1和2這兩種情況下，替代彈性越小，輸出比率的下降速度越適中。
四、結論
本文為制造業和服務業建立了一個模型，在這個模型中生產率內在化增長，并且研究了就業份額向服務的轉變和人均實際GDP增長之間的關系。最初，分析表明，就業份額向服務業的轉移減少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但在某一時點后，它逐漸提高人均實際GDP增長率。這個結論既與Baumol[1]的就業轉向服務業降低了人均實際GDP增長的觀點相一致，又與Pugno[2]的就業轉向服務業提高人均實際GDP增長率的觀點相一致。因此，我們的模型可以同時解釋這兩個觀點。隨著服務就業份額的增加，制造業的“Learning-By-Doing”效果在下降。由于服務消費，人力資本積累效應在增加。這兩個對立的影響相互作用使服務就業份額和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之間產生u形關系。因此，服務業和制造業兩個部門的生產率增長是內在決定的。就業份額向服務業的轉移起初降低了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但在某一時間點，這種轉變開始提高人均實際GDP增長率。因此，從就業轉向服務業使經濟蕭條階段到促進經濟增長階段的轉變是一個內生的階段。
上述結論表明，為了判定就業轉向服務和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之間的關系，當進行多國分析時，必須區別對待不同的情況，特別要關注一個國家的經濟是處于向下的階段還是向上的階段。
最后，如果服務就業份額不斷增長，那么從長遠來看，人均實際GDP增長收斂于服務生產率的增長。因此，為了促進經濟增長，我們必須提高服務生產率，這是出現在Baumol極富成效的貢獻之后所有模型共同傳達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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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穩增長；調整結構；增長方式；壟斷部門；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結構；節能環保
中圖分類號：f1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4）01-0006-03
一、關于穩增長
這次穩增長與2008年保增長有重大區別，主要有五個區別：第一，中央目前提出的穩增長的目標是7.5%，這次穩增長的底線是經濟增長率7%。這個目標是理性和符合實際的，這個目標同過去的確保8%的目標有很大不同，這個目標必然引起我國出口、投資、消費以及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出現新的變化和問題，需要我們認真探討。第二，中央提出穩增長要有新的思路和政策，例如不再使用一般的短期的刺激政策，而是要把穩增長與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更加關注調整結構與深化改革在穩增長中的作用，強調去“杠桿化”與去“行政化”，要充分利用改革與結構的“紅利”。第三，就是這次在投資上不再像2008年那樣全面開花，而是有重點，比如說在基礎投資上選擇了四個重點，即：棚戶區改造、城市地下管網改造、中西部鐵路建設以及城際間的高鐵。這四個重點是短期與中長期的結合，它不僅對穩增長以及以后的長期投資都有重要意義，即在投資上不再搞全面啟動的大一統方式而是強調重點，尤其是在基礎設施投資中注重這四個重點等關乎長遠利益并有利于化解短缺的投資。第四，這次的投資不是簡單地強調政府投資，而是強調啟動社會資本投資，所以強調放開壟斷性部門，要社會資本進入，在這樣的領域要形成混合性經濟形式，更加強調在金融、鐵路、石油、電力等壟斷性部門更大程度上向社會資本開放，充分利用好社會資本的作用。第五，將穩健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有效結合，強調在政府負債過高和貨幣供應量太大的條件下，更加關注盤活存量，一般不擴大赤字和松動貨幣投放，確保經濟高效益地增長，而不至于為了增長而引發通脹和政府高負債。我們不再簡單地講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上的存在，或貨幣的多投放，而強調在不增加政策負債或不增加太多的貨幣投放的基礎上實現穩增長，所以要去杠桿化去行政化，就是強調我們不應該過多地像2008年那樣高負債或貨幣大量的投放。穩增長已經開始起作用，2013年第三季度我們經濟實際已經止跌反彈了，即第一季度7.7%，第二季度7.5%，到第三季度7.8%，估計第四季度應該還在7.7%左右，這就是增長政策已經開始見效了。但是這次穩增長還有個不太牢固的地方，主要是從這次的穩增長分析發現，增長抓手主要還是靠投資，消費、出口在這方面的貢獻，仍然處在不太穩定的狀態。未來怎樣促進出口、消費，仍是很大的問題，尤其是結構調整、深化改革、持續穩增長的路徑還需做考慮。
二、關于調整經濟結構
大家知道，經濟結構調整分為同期性結構調整和升級性結構調整，我國此次是升級性結構調整。升級性結構調整涉及到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投資結構調整，出口、消費、投資之間的結構調整，尤其是涉及到產業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主要涉及到房地產產業、制造業（包括傳統制造業與現代制造業）、服務業（包括消費服務、商務服務和生產服務等）、戰略新興產業（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生命生物工程、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制造業）、資源類產業等（包括能源與原材料）等五大產業。第一，房地產產業。房地產產業的調整，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短期的政策，而要重點分析市場和政策各自的功能哪些屬于市場來管，哪些屬于政府來管，應該理清楚它們各個關系、定位，同時應該根據現在的情況逐步由“一刀切”的管理，轉向分類指導系統管理。第二，制造業需要升級調整。因為中國號稱制造業大國，制造業分為傳統制造業，現代制造業，那么對傳統制造業未來調整方向主要有二個：一個是產品升級換代，一個是產業轉移，對現代制造業的提法叫大力發展現代制造業。因為中國現在還不是一個現代制造大國，但是我國是一個現代制造業需求大國，既然我們是
現代制造業需求大國，當然我們要大力發展現代制造業了，提高現代制造業在整個制造業的比重。第三，服務業。之所以談到服務業就是因為服務業在一個國家產業結構比重大小，決定了一個國家產業比重的檔次，我國現在服務業比重偏低，再加上服務業是最大解決就業的行業，最少消費資源的產業，應大力發展服務業，發展服務業分為四個組成部分：第一是消費服務主要包括餐飲和商貿、養老消費、兒童消費、信息消費；第二個是商務服務，主要包括金融、投資、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師事務所、各類投資咨詢公司等；第三個是生產服務，如設計類等；第四個是精神服務類，比如娛樂、影視、旅游、文化服務類。所以這次提出發展服務業是全面性的發展，不再是簡單注重所謂消費服務，而是全方位提高服務業在我國經濟結構中的比例。第四，戰略性新興產業。它有七個要點，它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工程，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制造業等。經過一年多實踐，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關鍵在于技術問題，任何技術創新都可使這七個要點發生重大調整，例如：美國頁巖氣技術的發展，導致對中國光伏產業、煤炭產業的巨大沖擊，因為每一次世界性技術的發現將會影響到這七個要點，也預示著未來這個產業的調整。而中國也會把更多力量放在技術創新上。第五，資源類產業。它涉及到能源與原材料。資源類產業在中國的發展顯然是不夠的。按照現在7%增長率算下來，中國很快成為世界消耗能源最大的國家，在資源不夠的條件下，還要完成我國經濟的增長，必然導致中國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那就是整合世界資源，中國雖然強調在資源整合中實行雙贏原則，但這也會不可避免地引發中國與世界利益結構的博殺，因此這類產業變動，它不僅涉及國內問題，也將涉及國際問題，它是更為廣泛的一種調整。但整體來看，我們這次的調整很快就會到來，調整的代價主要表現在二個方面，一是結構調整與銀行壞賬的關系，截至2013年7月，壞賬最多的是江蘇省、浙江省，結構調整導致大量壞賬上升，這是需要警惕的，結構調整與呆壞賬之間應該有一個平衡點。二是產能過剩與結構調整的關系，因為我們會深切地感到產能過剩的壓力，總能釋放出一些負面的東西，所以怎樣解決結構調整與產能平衡的關系將是大問題。三、轉變增長方式
此次轉變增長方式，主要涉及到五個重點：一是如何從以成本優勢為特征的增長方式轉變成為以技術優勢為特征的增長方式，關鍵是推動技術創新，我們叫創新趨動戰略；二是如何從盲目強調擴大出口和吸引外資的增長方式轉變成為內需支撐性增長方式，關鍵是如何實現國際收支平衡與調整，關注貿易平衡和資本項目平衡；三是如何從單純強調政府投資拉動的增長方式轉向同時重視社會資本和消費的增長方式，關鍵是提高居民收入與反壟斷；四是如何從高消耗能源與高污染的增長方式轉向節約與環境友好型增長方式，關鍵是如何推進節能與環保；五是如何從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和社會矛盾突顯的增長方式轉向公平公正與和諧性的增長方式，關鍵是如何解決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問題。所以這次經濟方式轉變，涉及到我們經濟學幾乎所有領域，對未來研究發展將有重要意義。
四、關于深化改革
對于深化改革，目前逐漸形成五條共識：
1. 政府體制改革，重點是簡政放權。一是向社會放權，就是形成一大批次把政府過去的權力交給民間組織，民間組織主要有慈善類、科技類、商會類、社區類，這四大類組織要在2014年6月前大量啟動，政府要把大部分權力交給民間組織完成，這就是向社會放權。二是向市場放權，就是市場能夠解決的問題，政府就不參與了。比如：資格評審、品牌、評論，這些都應該交給市場，甚至包括企業的上市過程也交給市場去做，這就是向市場放權。三是向企業放權，就是凡是不涉及納稅人前提的投資項目，政府不再審批了，要逐漸從審批制轉向備案制，企業應有權力必須交還企業，明確資本金后就不應實行實繳制而逐漸轉向認繳制。這種實繳制給企業帶來了兩宗罪，一宗是偷逃資金罪，一宗是虛報資金罪。所以政府要向企業放權，目的是消除腐敗機制，倡導社會公平、公正，從根本上解決權力尋租的問題，消除腐敗的體制基礎。
2. 金融體制改革，包括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外匯在資本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放開民營銀行等，徹底改革金融壟斷問題，將金融轉向服務業，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大
看到：央行已提出利率市場化，貨款利率已經市場化了，存款可能將從大額存單開始，然后逐步放開存款利率。
3. 財稅體制改革，包括稅制改革和預算體制改革。稅制改革，重點是增加直接稅務，減少間接稅務。預算改革主要界定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關系，從根本上解決土地財政及地方的過高負債問題。現在中央政府財權太大事權過小，地方政府事權過大，財權過小，這樣就導致了土地財政，從而從根本解決土地財政及地方過高的債務負擔的問題，即重新界定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財權與事權的關系。
4. 城鄉一體化改革。其重點是人的城鎮化，消除市民與農民的差別，首先解決2.6億民的市民化問題，包括實現民生享受的公平化原則等。
發展KIBS是世界各國的趨勢，然而許多企業對于知識密集服務業的創價模式仍處于摸索探索階段，且目前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論模型。一般而言，要評判服務業是否具備知識密集的特性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幾乎所有的服務業都會運用特定的專業知識來提供服務，只是不同的產業所運用知識的比例，以及知識的質量會有所不同而已。相較于傳統的服務業觀念，與知識及創新相關的服務乃是近來最重要的服務業觀念，同時也是先進國家經濟成長重要驅動因素之一。“知識密集”可以從服務提供商與服務購買者兩方對服務的知識密集要求來解釋：在服務的提供者方面，企業傾向因行業本身的特性以及服務需求者持續對行業知識程度的提升，使服務提供商傾向提供高知識密集型服務的趨勢，以不同客制化程度滿足市場需求，同時也提升企業本身的價值；在服務購買者方面，需求者則在此供需關系下，具有獲取高知識密集的服務之需求的傾向。Miles（1995）則提出了兩種形式的知識密集服務業：①傳統的專業服務：以管理系統的知識或社會事件為主；②以新技術為基礎的新服務：關于技術知識的轉移和產品。HertogandBilderbeek（2000）則認為知識密集服務業的特性表現在：①私人企業或組織；②其營運幾乎完全依賴專業知識；③經由提供以知識為基礎的中間產品或服務而生存。MullerandZenke（r2001）提出KIBS的三大特征：①提供知識密集的服務給客戶（以區別其他形態的服務業）；②咨詢的功能（表示有解決問題的功能）；③提供的服務與客戶有強烈的交互作用。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知識密集服務業的創新特征表現為：知識的高密集度，創新過程的高互動性和高技術性。
2發展KIBS促進制造企業戰略升級的作用機制———基于“微笑曲線”視角
微笑曲線為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先生于1992年所提出的觀點，如圖1所示，橫軸為跨越上中下游的供應鏈，縱軸則為產業的附加價值。在拋物線的左側，即產業價值鏈的上游，產品附加值逐漸上升，因此其利潤空間大；在拋物線的右側，即產業價值鏈的下游，隨著品牌運作銷售渠道的建立，產品附加值也逐漸上升，利潤空間也較大；而處于拋物線低端，即產業價值鏈的中游，產品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也最低，其利潤空間也最小。可以看出“，微笑曲線”理論揭示了“技術、品牌、服務”等創新對于提升產品附加值及利潤空間的重要意義。在“微笑曲線”的不同環節所對應的增值潛力的不同，主要因素是因為各個環節投入的要素有很大不同。在價值曲線中，兩端的業務環節分別需要更多的專業知識投入，從而促進制造業實現戰略升級。在制造業戰略升級的趨勢下，制造業與服務業之間的界限逐漸消弭。有研究發現制造業的最終需求每增加10%，在保持服務業的最終需求不變下，將會增加平均約1%的服務業產出；相反的，服務業的最終需求每增加10%，在保持制造業的最終需求不變下，將會增加平均約2%的制造業產出。這代表制造業生產主要中間投入仍以制造業為主，而服務業生產將大量使用制造業的中間投入和技術。因此，由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驗給我們的啟示，雖然在后工業化社會生產結構服務業占最大比重，但是逐漸增加的服務業與制造業的互補關系以及制造業生產中直接或間接從事服務業的活動比例也愈來愈高，由制造業帶動服務業的發展模式將是后工業化社會經濟成長的重要動力。
3支持加快發展生產業，促進制造業升級的對策
展望未來，我國制造業將面臨新一波全球化的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制造業服務化（ManufacturingServitization）的戰略升級，為此本文提出以下對策供業界參考。
3.1政府引導增加知識密集服務業總量規模
我國制造業應積極改善傳統OEM的代工生產模式，加強設計研發、品牌建立和銷售通路的能力，以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政府應積極協助企業在全球價值鏈內進行垂直分工，并擴大開放原物料與半成品進口，以提升國內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3.2改善融資渠道，帶動我國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快速發展
應采取積極的財稅、金融、投資和價格政策、加快服務業的發展，采取措施積極引導社會和金融機構加大對重點行業的投入力度。應設立專項資金支持服務業支撐平臺建設，如信息、軟件、金融、物流等產業。金融產業為健全經濟體系中必要的一環，在成熟的經濟中，不論是生產者或是消費者都需要有一個完善的金融體系；另一方面，金融體系的生產力也相對高于其他服務業。為進一步健全金融體系與提升經營效率，應開放國內的金融市場，以增加市場競爭和資金的更有效率分配，并可強化國內產業的結構調整。
3.3加快技術創新和人才培養，提升知識密集型服務
業整體水平采取靈活的教育與訓練政策以培育新技能的推陳出新。因為服務業的直接服務的對象是顧客，故人力資本攸關服務業的質量與績效表現，因此教育和訓練出來的人才必須適合產業與市場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提供終生學習環境，且政府政策必須和業者與勞工的需求相結合，以提供適當的誘因和學習機會，協助制造業者擴大經營技術服務的內涵，尤其是以高科技產業為主的企業。
3.4鼓勵服務業的創新與研發活動
關鍵詞：跨國公司 垂直分離 生產業 投入產出表
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推動了全球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國際分工的加速。當前的國際分工與歷史中的國際分工不同在于，就某個產品的生產過程包含的不同工序被分配到不同國家的不同企業進行生產，可能是空間上的分離也可能是產權上的分離。這在制造業中尤其明顯。導致跨國公司開始專注于某一工序的生產，而外包其他工序，即跨國公司的垂直專業化生產。Hummels（2001）對于垂直專業化給出了明確的概念和界定，根據其觀點并結合本文要分析的跨國公司垂直分離，本文說明跨國公司采用垂直非一體化的生產方式在產品生產工序上需要具備以下三個條件：第一，一種產品的生產必須經過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生產階段生產。第二，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企業在產品生產過程中為其提供價值增值。第三，至少有一個企業在產品生產過程中使用其他企業的產品作為中間投入品。
在全球化分工越來越細致的今天，對于制造業與服務業跨國公司垂直分離這一現象準確的把握，需要在多方面多領域進行細致的研究和分析。首先要了解制造業與服務業跨國公司垂直分離的現狀如何，尤其我國的情況。其次，制造業與服務業跨國公司垂直分離與全球進入產品內分工甚至工序階段分工是否存在必然聯系。再次，什么因素影響了制造業與服務業跨國公司的垂直分離。最后，制造業與服務業跨國公司在垂直分離過程中是否存在相互的影響。本文將對此進行分析。
文獻綜述
關于制造業垂直非一體化的研究，國外學者多是從企業垂直非一體化的動因、因素及社會福利等方面進行的論述。Balassa（1967）首先使用“垂直專業化”（Vertical Speicalization）這一名詞來描述產品的生產工序被分拆，在不同國家或地區完成生產的經濟現象。Feenstra（1998）最早深入論述了全球化背景下垂直非一體化的發生機制，他認為，全球化經濟中貿易一體化與生產非一體化之間是一種共生關系，并提出了著名的Feenstra假說：隨著中間投入品貿易比例的上升，生產的非一體化程度也在上升；國家之間的相似程度越高，中間品貿易的比例也越高。
在國內，目前對服務業跨國公司垂直非一體化的理論研究文獻很少，劉東（2001）指出這是企業強化核心優勢和實現超分工組合的途徑，并解決了大組織的管理問題，討論了我國企業未來垂直非一體化的經營戰略設想。劉志彪，申俊喜（2002）論證了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制造業組織和分工形式的演化過程。程新章（2004、2006），從企業理論和企業演進理論出發，提供了三個演進解釋的基本觀點：一是假設限制理性的行為者，二是集中在解決上，三是強調對相關嵌入和組織業務的依靠路徑的敏感度，研究了企業垂直非一體化的模式、原因和效應等問題。江小娟（2008）指出服務全球化的重要載體是服務貿易和服務業跨國投資，討論了服務外包是人力資本市場合約和勞務活動企業合約的統一。以上的研究僅僅是從制造業或者是服務業跨國公司垂直非一體化的一個方面進行的研究，缺乏對于兩者之間的關系的聯系。
總之，上述國內外的研究沒有區分服務業跨國公司和制造業跨國公司兩類垂直非一體化的區別；研究主要從產業組織學和國際貿易學的視角進行的理論探索，缺乏從經濟學的視角闡述服務業跨國公司和服務外包等理論。本文從理論推導說明服務業如何從制造業中分離，并且發現上游企業的競爭程度影響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垂直非一體化。
理論推導
假設東道國存在n家上游企業愿意接受跨國公司的外包訂單，所有企業提供同質產品，且其生產該中間投入品的成本為c1。跨國公司如果垂直一體化生產則其成本為c2，且c2>c1。每單位中間投入品對應每單位的最終產品，這一假設保證了跨國公司不進行任何制造生產活動，而外包給東道國制造業企業。以P（x）表示中間投入品的市場交易價格。而跨國公司面臨的最終產品市場需求反函數為P（Q）=a-Q，其中a表示市場對于最終產品愿意支付的最高價格，因此a >c2。跨國公司自制中間產品的產量為qi，外包給東道國的產量為qvd，因此Q=qi+qvd。在其余成本不予考慮的條件下，跨國公司利潤最大化的策略為：
（1）
（2）
（3）
由公式（2）和（3）得到：
（4）
（5）
當跨國公司外包中間投入品生產時，即P（x）
（6）
（7）
其中某一東道國企業承接外包訂單，所得利潤為：
（8）
其中πD1表示東道國生產性承接外包企業中的一個企業的利潤，同理q1表示該一個企業的產量。由于之前假設上游為古諾競爭，因此有：
（9）
（10）
（11）
（12）
（13）
將公式（12）和（13）代入（6）中求得母國跨國公司的利潤為：
（14）
單個承接外包訂單的東道國企業利潤為：
（15）
（16）
分別對公式（14）和（16）進行求導：
（17）
（18）
從結果可以看出，當上游市場處于壟斷市場時，即只有一個供應商的時候，該供應商接到跨國公司的外包訂單獲得最大利潤，其最大利潤為（a-c1）2/8。隨著上游東道國制造業企業數量的增加，可能會有個別企業的利潤增加，但其總體的利潤開始減少，總利潤隨市場競爭程度的增加而減少。
實證檢驗
（一）數據說明
由于投入產出表的年份不連續，因此在計算直接消耗系數矩陣時，采用聯合國UNCOMTRADE數據庫和歐盟OECD數據庫中關于我國進出口貿易數據，計算我國1997-2010年的分行業進出口貿易數據。從而計算出總進口/（總產出-凈出口）這一比例。直接消耗系數矩陣以最近年份的代替。
（二）模型構建
根據之前理論推導發現，服務業在制造業垂直分離過程中逐漸分離出來，因此雙方必有相互影響，同時上游行業的競爭程度也對于制造業與服務業跨國公司的垂直分離產生影響。lnVSit表示分離程度、lnLIit表示上游行業競爭程度。
（三）實證結果分析
根據上述的模型和數據，對影響制造業和生產業的垂直分離程度的因素進行數據的實證檢驗。本文運用Eviews6.0軟件對數據進行最小二乘回歸，檢驗影響因素的具體數值。表1給出了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表中數字1代表制造業，2代表生產業，這里以服務業代替。例如，VS1表示制造業的垂直分離程度數據。
從總體上觀察結果基本通過顯著性檢驗。具體而言，對于被解釋變量lnVS1，當引入解釋變量lnVS2時，lnVS2在1%的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該回歸結果中，lnVS2的系數項為正，即生產業的垂直分離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制造業的垂直分離發生。將制造業競爭程度lnLI1引入模型可以發現，lnLI1的系數在10%的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上游行業競爭程度每增加1個百分點，會帶動制造業垂直分離程度增加0.330個百分點。
對于解釋變量lnVS2，當引入解釋變量lnVS1時，lnVS1在1%的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制造業垂直分離程度對于生產業能夠起到促進作用。回歸分析中這里引入制造業市場競爭程度變量lnLI1，其系數項通過10%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說明制造業行業競爭程度的增加能夠促進生產業的垂直分離程度的增加，這也與之前理論推導部分結論相符。說明上游行業競爭程度每增加1個百分點，會帶動服務業垂直分離程度增加0.284個百分點。
結論及建議
本文以理論為基礎，推導出生產業是如何隨著制造業專業化而分離的，并且說明了上游行業的競爭程度對于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垂直分離產生影響，實證檢驗證明了理論推導中說明的影響因素，并且定量說明不同影響因素對于制造業和生產業垂直分離影響的作用程度。
本文從現實的數據和實證角度都發現，我國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業的垂直分離程度較低。這與我國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業領域處于劣勢地位相關，從產業結構看，我國經濟目前還處在工業化的早期階段，服務業與服務貿易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仍然較少。而我國多數制造業一直處在國內生產價值鏈較低端的環節，造成為制造業、服務業的生產業亦無法走出國門參與全球化分工。我國服務業應當打破僅僅依賴國內制造業這一路徑，積極探尋與國外服務企業的合作，積極參與全球化的國際服務業分工。由于核心生產業含有大量的各種隱性知識和信息，因此我國在鼓勵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業走出去時，更應該加強對于這些服務業企業的知識產權、專利等方面的保護，使我國服務業企業能夠占據價值量的更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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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服務創新 綜述 技術方法 服務導向方法 整合方法
對于服務創新的系統研究,西方學術界始于20世紀80年代。在此之前,以制造業為對象的技術創新研究已有了相當長的歷史,并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備的理論體系與研究方法。因此在服務創新研究初期,西方學者大量借鑒了制造業中技術創新的研究方法,即“技術方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隨著研究過程的深入,研究者發現,由于服務業自身區別于制造業的特殊性,使技術創新研究方法不能完全揭示服務創新的本質,由此,對服務創新的研究轉向從服務本身的特性入手,對服務業的創新活動及相關問題進行分析,形成所謂“服務導向方法”。近些年制造業與服務業間的模糊以及兩者相互融合的趨勢又使學者們開始尋求一種能將產品和服務統一起來進行研究的方法,這種方法被稱為“整合方法”。以下,本文就以對服務創新的三種研究方法為主線,對西方服務創新理論進行系統總結與回顧。
一、技術方法(technologist approach)
技術方法是服務創新研究中最早采用的分析方法,形成于對制造業技術創新的分析。這種方法關注技術應用于服務業中所引發的創新,認為服務業的發展日益技術化和資本密集化。例如以往普遍認為技術含量很低的傳統服務部門如清潔、運輸、旅館業等,信息技術在其中也逐漸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Djellal,2000)。具體來講,西方學者運用技術方法對服務創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藺雷,吳貴生,2003)一是分析技術的采用對于服務業各經濟變量所產生的影響;二是研究技術在服務業中所引發的創新活動的性質、過程及演變規律;三是考察技術在服務業中傳播與擴散的速度與程度。
1.技術對服務業各經濟變量的影響
這方面的研究涉及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比較典型的兩個模型均涉及信息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或IT)對服務業各經濟變量的影響:模型一是集中式的大型計算機主機系統(centralized or mainframe computer systems)的應用模型。采用該技術系統實質是后臺(back-office)功能的計算機化,主要目的是通過將任務標準化,利用規模經濟節約服務交付成本(the cost of service delivery)。模型二是分布式的計算機與網絡系統(decentralized computer systems and networks)的應用模型。該種技術系統的應用帶來前臺(front-office)功能的根本性變化,導致范圍經濟,壓縮銷售與咨詢活動中繁復的日常工作環節,產生服務的價值增值。就技術對于服務業各經濟變量的影響,如下表所示:
注:C:集中的計算機系統;D:分散化的計算機系統和網絡;+:正向影響;-:負向影響;0:無影響
以上技術對于服務業各變量的影響具有不一致性,單純考察技術對于服務的影響因此略顯單薄和缺乏說服力,更進一步是對“技術-服務”雙向關系的細致分析。這方面,西方學者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大體總結出了技術與服務之間的相互關系(Bessant and Rush,1995;Antonelli,1997;Hales,1997;Den Hertog,2000),如下表:
注:上表引自Innovation in the Service Economy-The New Wealth of NationsGallouj 2002 P5
2.部門技術軌道分類
演化理論認為創新是漸進的、特定過程,并在此基礎上建立部門技術軌道的分類研究范式。
其中最突出的成果是Pavitt(1984)的服務業單一技術軌道研究。
Pavitt考察了英國1945年～1979年間近2000項重大技術革新項目,以技術來源、技術使用者類型與需要類型、創新應用領域、公司規模、技術多樣化程度等為標準,將全部企業劃分為四類:一是規模生產企業(Scale-intensive firms);二是專業化供應商(Specialized suppliers);三是科學導向型企業(Science-based firms);四是供給者支配型企業(Supplier-dominated firms)。其中每類企業(或行業部門)都各有技術演進軌道。在分類上,Pavitt將服務部門整體歸入第四類供給者支配型,因此得出與同樣劃分為該類的傳統制造業(如紡織、服裝、皮革、出版、印刷等)具有同樣技術軌道的結論。
但是Pavitt將服務部門特別是現代服務部門與傳統制造業部門劃歸一類,這種劃分值得商榷。因為現代服務部門中并不存在傳統制造業規模小、缺乏R&D功能且沒有專門技術創新資金積累等特點,得出現代服務部門與傳統制造業遵循同樣技術軌道的結論是沒有說服力的。此外,服務部門內部千差萬別,如果從傳統服務業到現代服務業,從個體服務部門到公共服務部門都沿著同樣的技術軌道發展,這顯然也是不符合實際的。
后來的學者如Soette and Miozzo(1990)拋棄了服務部門技術行為同質性假定,開始深入研究服務部門創新形式的多樣性。他們沿用Pavitt的分類標準,將企業(或行業)重新劃分為三類,即由技術裝備系統的供應商主導的企業(Firms ‘dominated by suppliers’ of equipment and technical systems)、網絡型企業(Network firms)以及專業化供應商與科學服務型企業(Specialized suppliers and science-based services)。
Lakshmanan(1987)也在演化理論分析框架下,對服務業技術軌道進行了考察,不同的是他的分類建立在不同部門的不同技術行為基礎上。其劃分主要考慮與顧客交互作用的程度、服務關系中信息不對稱程度等。與前幾位學者相比,他的研究沒有局限于技術創新,Lakshmanan認為組織創新同樣存在,并同技術創新相互協調作用,共同推動服務企業發展。遺憾的是,他沒有對組織創新的形式、特點及規律進行更為深入地研究。
3.技術在服務業中傳播與擴散的速度與程度
這一領域的研究中最有影響的是Barras提出的逆向產品周期(reverse product cycle or RPC)理論(Barras 1986、1990)。Barras在某些服務業(銀行、保險、會計服務、公共管理服務等)中,觀察到由于計算機系統的引入而出現的與傳統工業產品周期相反的“逆向產品周期”。其理論中所描述的創新分為三階段,如表3:
Barras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服務業與制造業不同的創新路徑,但也存在某些局限性。首先,Barras的模型考慮了技術維度,其創新概念沒有超出技術可能性邊界。其次,模型所考察的技術僅局限于信息與通訊技術(ICT)而對其他創新沒有關注。再有,Barras的模型研究的是特定部門(如銀行、保險、會計、公共服務等),這些部門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包含有編碼信息處理過程,也就是說,對信息技術高度敏感。若考慮對ICT不太敏感的服務領域,模型可能會喪失部分解釋力。
總之,以上分析都是從技術維度出發考察服務業的創新活動。但是Djellal and Gallouj(1998,2002)對1992年～1997年法國324家企業的900項創新進行了實證考察,表明所考察的樣本中,35%的創新與技術無關,37%的創新是非技術創新,但沒有技術無法實現,只有28%為技術創新。由此可見,無論從廣義還是狹義上看,至少有72%的創新屬于非技術性的。因此,研究者們不得不擺脫技術束縛,深入具體服務行業內部,考察存在于服務部門內部的其他創新形式。
二、服務導向方法(service-oriented approach)
服務導向方法認為是服務本身的特性引發了諸多技術方法難以發現的創新形式。這些創新比技術引發的創新更為頻繁,成為服務創新的主體。 一方面其新范疇遵循熊彼特的廣義創新的定義,即除新技術引入導致的創新外,還包括組織創新及其他其技術形式的創新,如傳遞創新、結構創新、專門創新等。另一方面,服務方法以服務業本身的特性尤其是“無形性”與“合作性生產”為基礎,深入特定行業,研究獨特的創新活動的特點與規律。
Gallouj(1995)在對咨詢業進行實證研究基礎上,發現了三類獨特的創新形式,即專門化創新(ad hoc innovation)、預期創新(anticipatory innovation)、和形式化創新(formalization innovation)。
專門化創新是針對顧客特定問題研究提出新的解決方案的過程。這一過程是交互式的,顧客導向性明顯,要求顧客的參與,表現為需求推動的創新活動。這類創新具有專門化、非程式化的特點,難以界定所有權,也難以復制和再生產。預期創新被界定為新知識、專門技術、專業化領域的創新,即新知識的積累、擴散、傳播以及技術、經濟、社會制度的變化催生新的專業化領域。形式化創新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在服務交付過程中引入新的可感知的創新機制,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過程創新;另一類是將新的理念、方法引入服務交付過程而產生的創新機制。
對于金融服務領域的創新研究,金融理論家主要集中在根據顧客個性化要求定制創新金融產品上。Desai and Low(1987)將金融產品定義為具有一系列特性的集合,因此一種金融產品可以寫成:Pi=(Ci1,…Cij…,Cin)
其中,Ci1為產品i的j個特性所占權重。當某一給定特性權重增加或過去不存在的特性被發掘,都會主生金融創新。
Niehans(1983)認為任何金融產品都可以看成是以下三種功能、特性的集合,即(1)以當前貨幣兌換未來貨幣(儲蓄功能)。(2)聯結借貸雙方(借貸功能)。(3)以顧客名義執行支付結算(結算功能)。三種功能的不同組合衍生出不同的金融創新。
三、整合方法(integrative approach)
無論商品還是服務,都是以其所具有的某種使用價值來滿足消費者一定的需要。從這一意義上來講,可以不對商品與服務作嚴格區分,整合方法就是在這一理念基礎上產生的。在當今工業化社會,制造業的創新活動表現出服務創新活動的特征,包括較高程度的顧客化和市場導向、較少的標準化和更加靈活的生產組織以及漸進性創新占主導地位等。與此同時,服務創新在某些方面也正在向制造業系統的方向發展,如服務業不斷的技術積累,創新活動更多通過R&D推動等。采用整合方法對服務和產品進行經濟學分析正是以產品和服務邊界的日益模糊與兩者的相互融合、相互作用和相互增強為背景,揭示了兩者之間的內在一致性,為創新研究提供了一種從更廣闊角度考慮問題的方法。在利用整合方法進行研究時,Belleflamme、Houard and Michaux (1986)引入了向量的概念 ,將創新活動以下述形式表示:V= bP+cS+I
其中,P代表產品生產過程(Production Process),包括產品生產所需的所有物質資源(如工業生產所需的生產線;服務業所需的后臺計算機設備等);S代表服務生產過程(Servuction Process),包括一系列與差別化和產品定制(Consumerization)有關的資源與條件的集合;b、c為系數,代表產品生產過程與服務生產過程分別所占的權重;I為在一般的企業組織中的全部要素的集合。
當b>c時,給定產品為物質產品;當b
另外,一些學者還采用功能方法打破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區分總結了經濟當中的三類創新活動:(1)功能性創新,主要是無差別的新的抽象的功能出現。(2)規范化創新,在功能性創新的基礎上加入了差別化、個性化因素。(3)生產創新就是通常所說的過程創新,這種創新活動基于后臺技術系統,創新目的在于節約提供服務及產品的成本。
本文以服務創新的研究方法為主線,對近二十年來西方服務研究進行了較為系統的闡述與分析。事實上,對服務創新研究的深入就是對服務本質的不斷探尋過程。只有從多角度和側面進行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服務本質與服務業發展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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