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5-14 03: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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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學概論》的學習困難
(一)學生受應試思維影響,學習中缺乏學科意識學生往往把《政治學概論》看作是中學思想政治課的延續,在學習思維上也沿用了以往的應試思維。最明顯的表現是學生習慣在學習中追求一字不差的唯一標準答案,對教材介紹的同一名詞的不同定義,同一問題的不同觀點往往缺乏獨立思考,無所適從。甚至要求教師提供練習冊,通過題海戰術來應對考試復習。這種應試思維嚴重影響了學生以學科意識來整體把握《政治學概論》課程的內容體系,奠定政治學理論基礎和認知框架,造成學習的困難。
(二)學生學習政治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存在困難。
《政治學概論》往往安排在大學一年級開設,同時,使用的教材大多理論性、系統性較強,對于大學新生來說,學習理解抽象概念和理論會有一些困難和挑戰。往往是名詞聽起來熟悉,但卻不能準確表述與理解,如“政治、國家、權力”等。對政治學中的基礎理論,特別是某一理論的不同觀點,如“民主理論、國家理論”等往往是似是而非,不知其所以然,更談不上用其概念與理論分析現實政治問題。[1]
(三)學生課外閱讀政治學經典著作存在困難 閱讀經典著作是人文社會學科入門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教學中我們往往會提倡學生不要囿于教材,要閱讀經典著作。但政治學經典著作多數來源于西方學者,無論是內容體系還是理論分析邏輯,抑或行文表述都令學生覺得艱澀難懂,難以堅持。例如《政府論》、《學術與政治》,還有馬列經典原著等都不是大一新生能夠輕松讀懂的著作,單純強調學生閱讀經典著作,不僅無助于學生對課程的學習,反而加深了學生認為政治學是一門枯燥、難懂的課程的刻板印象。[1]
(四)學生自主運用理論分析現實政治現象存在困難
《政治學概論》教材由于內容的相對穩定性,并囿于篇幅,往往限于簡單介紹理論的主要觀點或是簡單得出結論。表現為作者在論證觀點時僅僅限于從理論到理論的思辨與價值判斷等傳統的規范手段,缺乏以令人信服的事例、數據等事實資料作為觀點的支撐,懈于進行田野調查等實證研究方法,未能及時反映政治生活中的變化。雖然教師常常運用“討論法”、“案例法”等去彌補教材的不足,但學生往往還是難以信服結論,更難以自主運用理論分析、解決問題。
二、《政治學概論》的教學建議
上述學生在學習政治學中存在的困難,既涉及到中國政治學研究發展的問題,也涉及到政治學的教材建設的問題,但筆者主要就教學中的應對學習困難提出了一些建議。主要是課程講授中應凸顯學科意識與學科研究方法,注重培養學生的“述議”能力,引導、推動學生的課外學習。
(一)教學體系安排應凸顯學科體系的完整、獨立,幫助學生建立學科意識
政治學的知識體系龐大豐富,《政治學概論》課程到底應該涵蓋哪些基礎性政治學知識呢?為使學生從總體上把握《政治學概論》的基本框架及其獨立的學科地位,需要對其內容進行分類,進而明確部分與部分、部分與整體之間的聯系。[2]而且這不僅僅是在導論課給學生做一次性的介紹,教師應在每一章節的課程講授中起到“串珠成寶”的作用。以政治內容可分為實體、觀念、活動三個方面為線,根據所選教材的分析框架,幫助學生建立起學科體系的基本框架,系統把握政治學概論的課程內容,而不是通過“背多分”的應試方式來獲得概念或理論觀點。
(二) 理論教學過程注重學科研究方法的介紹與分析
關于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導論中的一節內容,但這遠遠不能讓學生掌握政治學的研究方法,更不足以讓學生自主運用這些學科方法去學習、研究。學者們的理論成果是通過一定的學科研究方法得出來的,教師進行理論分析也運用了一定的學科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我們疏于介紹與分析方法的使用,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往往以接受知識性內容為重,以方法的學習與運用為輕。就如大廚端出美味佳肴,食客能品嘗到食材,卻不懂炮制方法一樣。師生之間的教學,不僅要授之以魚,亦要授之以漁,因此強調理論教學過程注重學科研究方法的介紹與分析。如:在講授歷史上“非政治觀”的內容時,需要對每一思想家的歷史背景、經濟地位、階級地位以及歷史地位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還需要對不同政治觀的合理性、局限性進行辯證分析,作到有理有據、全面客觀,可以向學生介紹綜合運用到的文獻研究法、歷史分析法、經濟分析法。
(三)構建互動課堂,培養學生的“述議”能力
構建互動課堂的方式,已經有很多學者作了有益嘗試,提出了“引導討論”式、啟發式、辯論式、師生角色互換式等,這都值得我們在課堂中學習應用。值得重視的是,構建互動課堂不能僅僅是為了活躍課堂氣氛,增加學習的生動性、有趣性,更要立足于培養學生的“述議”能力,提高學生的明辨、批判和創新等思維水平。例如,在介紹了非政治觀與政治觀之后,可以讓學生用自己的語言表述政治的概念,可以鼓勵學生對不同的界定進行發言,講出自己贊同或者反對的理由。在涉及到觀點評價的講述時,還可以讓多
個同學針對彼此的看法進行發言,以更深入明了觀點的邏輯。“述議”能力的鍛煉,能夠培養學生在表達思想觀點時擁有清晰的概念、嚴密的邏輯、有力的論據和明確的觀點,這十分重要。“憑借這種思維,在了解必要的預備知識后,對于關乎國計民生的社會熱點話題,就能夠獨立思考并得出正確結論;對于社會上的種種爭論,也能夠給予恰當評價。”[3,4] (四)教師引導、推動學生的課外學習
課堂教學效果的取得與鞏固,少不了課外學習的配合。教師應該通過多種方式引導、推動學生的課外學習。
12月13日上午3—4節課，我們預備黨員和發展對象在教4進行了12月份的政治學習，學習主題是關于“黨代會精神的學習”，在前幾天，我們學校的各個學院也就黨代會進行了多次的座談會。07級分兩組、08級一組先分別進行小組討論，最后又集中起來交流意見。
在小組討論中，大家踴躍發言，有的傳達了學校黨代會的精神，有的就此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各抒己見。不過我更多的感覺是這像是以前的我為經院建言獻策。
在湖北經濟學院黨代會上，周元武書記的報告客觀對過去五年的工作作了總結，對未來五年也做了科學規劃，他認為要實現這個目標，就要堅持以教學為中心，提高大學生素質與能力。作為本科院校下的高職高專，針對黨代會要求，管院學生要根據學生自身的特點和實際情況，既要跟緊本科，又要有自己的特色。管院學生也是經院一份子，也要主動去思考做到為地方發展服務的方法，強化“兩有三實”人才培養目標，應該出謀劃策，盡到自己的義務。報告中要求勤儉辦學，學生們也應從日常點滴做起，支持學校的發展和建設。而作為學生黨員的我們，黨代會也對黨員提出了具體要求，學生黨員也要在學生當中營造良好的黨風，帶動學風。黨代會報告中對管院的要求有38個字：管理技術學院要堅持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并舉，著力培養學生職業能力，辦出特色，做精做強。
有的同學也結合實際談到了我們學校的食堂問題，還有黨費的繳納要及時，同時黨費的使用要實行公開制，不僅要在黨內公開，還要對外公開。同時也提到了學校的資源要共享，比如實驗室的英語自主學習中心，這個地方只對本科生開放，而我們專科生進去了根本做不了題目。還有的同學也提到了要加強監查力度。我們作為畢業生，要對自己有危機意識，多與身邊的同學溝通，黨員的考核不實。學生在學校所學和社會所需有差距，學校目前的社會實踐考核較為僵化。通過社會實踐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定位，通過科研實踐和專業實習創造優勢。希望學校能夠提供平臺，建立和企業的聯系，提升在外影響，“不是一個人優秀，而是一批人優秀”。
我們小組討論后，最后三組又進行了交流，綜合三組的討論意見，我覺得我們這次的小組討論還是挺成功的，我們更深入的學習了黨代會精神，并且要更好的把它們應用到實際中去。
在商業社會，當江湖義氣遭遇游戲規則，一般要敗得一塌糊涂，但是，江湖義氣也為雷士照明創始人吳長江贏得了籌碼。
吳長江已經回到雷士照明，雖然名分上還不是董事長，而是9月4日公告的臨時運營委員會負責人一職。外界據此紛紛猜測，吳長江已經“奪回”大權，但何時將正式任職，這個未知數仍在吸引著公眾眼球。
吳長江告訴《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記者，何時回去擔任董事長一職他“現在我不著急，著急的是閻焱。”說完這句話，吳長江一副穩坐釣魚臺模樣，后來又說，“通過這件事，我能有一個判斷，其實，我跟閻焱都是性情中人，都蠻重情重義的。”
一位熟悉吳長江的人士也告訴本刊記者，經歷過雷士照明今年上半年的風波之后，“吳長江成熟了很多，可以向國際大企業的領導者行列靠攏了”。
吳長江對此事也確實在總結經驗教訓，并認為他與賽富投資基金始創管理合伙人，雷士照明現任非執行董事、董事長閻焱的關系更加和氣。
神秘中間人
吳長江和閻焱重歸于好，有賴于一位神秘中間人。這位中間人到底是誰，吳長江三緘其口，只是解釋稱，中間人是他和閻焱都熟悉并在他們心目中都有分量的人。除了這點，吳長江認為還有兩個前提，“一方面是大家都精疲力盡，另一方面是都在懷念對方的好。”所以，大家都想坐下來談和。吳長江承認：“經過這幾個月的折騰，都受傷了，都輸了。”
四個月前的情況卻不是這樣。從5月25日之前的一團和氣到瞬間凝結冰點，吳長江和閻焱的關系在此后兩個多月時間里，大有“你死我活”的架勢。吳長江現在回過頭去看也承認“剛開始是因為大家觀點、觀念上有一些分歧，做的一些決策都很草率，甚至帶了一些個人感情，這些其實對企業來說都是不明智的。”
8月上半月的一天，吳長江說的這位神秘中間人分別給吳長江和閻焱打了電話，神秘中間人的話是：“你們這樣對誰有好處？你們誰是贏家啊？誰都不是贏家。”接著問，“你是否和對方和談？”吳長江和閻焱都表示愿意。
8月21日，吳長江來到閻焱北京的辦公室。此時，吳長江已經不是5月25日時那個心情復雜的吳長江，而是從心底里在試圖列舉出閻焱都有哪些“好”。用前述熟悉吳長江的那位人士的話來說，吳長江已經變得更加理性和成熟，不再是想放棄，不再是講個人感情，而是冷靜下來談事。
此次談話，神秘中間人并未在場，只是吳長江和閻焱倆人。這次對話不再像之前的對話充滿火藥味。
“我們要斗，要爭，目的是什么？要么是我贏，要么是你贏，現在我們都是輸家，還爭什么爭？”
吳長江現在回想起來，見面時閻焱有些沉默，便又說：“我們還鬧什么鬧呢？沒必要，我們沒必要去證明誰多能干，誰是高手。幾個月下來，沒有證明出來。”
吳長江接著向本刊記者回憶：“就像打仗一樣，總得有一個結果吧，對不對？誰都不投降，誰都不認輸。”
閻焱的有些堅持在最后得到了吳長江的認可。
“我們是一對很好的搭檔”，這是吳長江和閻焱最后的總結詞。冷靜下來坐在談判桌上，吳長江和閻焱握手言和，雙方達成共識：讓吳長江重回雷士照明管理經營。
此消息不脛而走，多家媒體在8月25日和27日分別爆料了吳長江和閻焱此次達成共識的信息。
然而，波折再次出現。8月27日22時06分，中國香港聯合交易所雷士照明《澄清新聞報道》公告。公告指出，當天有關媒體報道吳長江與閻焱在商討前者重回公司一事，純粹是兩人之間的事，董事會對于吳長江將來在公司擔任任何角色一事尚未達成協議。
但是，最終的結果是：雷士照明成立臨時運營管理委員會，任命吳長江為委員會負責人。前提條件是吳長江遵守上市規則以及相關所有法律法規和董事會做出的所有決議和決定。
雷士照明一位中層表示，從閻焱的角度說，如果吳長江做出讓步，“說白了是吳長江不能把雷士當作自己的私人企業”，閻焱樂見吳長江回歸。而考慮到雷士照明自事件發生后的經營業績壓力，也讓閻焱想盡快平息這場“內戰”。
吳長江后來認為，從投資角度來講，閻焱在投資行業里邊也是有很大影響力的，掌握著這么多的資金，應該說是個很好的股東，很好的投資者。
臨時委員會
雷士照明持續數月的恩怨情仇告一段落。9月4日晚間，雷士照明《自愿性公告》稱，雷士照明董事會聯合決定成立一個臨時運營委員會以管理本公司的日常運營。運營委員會由吳長江擔任負責人。
該運營委員會雖然是臨時的，但權力卻相當于雷士照明公司管理層。公告稱，運營委員會成立后將接替現行管理委員會的職能和責任。運營委員會將向董事會匯報工作。
這一切其實已有安排。就在前一天，吳長江9點多在個人微博發了條信息，稱“晚上跟公司兄弟們吃飯，所有的人都向我保證最后四個月一定完成公司任務，本不喝酒的我不知不覺就喝多了。”吳長江告訴本刊記者，自8月21日后，他主要在公司做“安撫員工、經銷商、供應商的工作。另外，組織生產，布置工作。”
9月5日上午，吳長江即在重慶召開了“雷士照明2012年秋季營銷會議”，這是其擔任雷士照明臨時運營委員會負責人后召開的第一次會議。
在來自全國的運營商面前，吳長江指出，雷士照明已恢復正常運轉，市場銷售已沒有了后顧之憂；當務之急是，加速開展市場運作，加強客戶資源開發，加大團隊打造力度，保持擴張的態勢。除了著手于年底的業績沖刺，還要著眼于明年和未來，提前做好規劃。吳長江強調，只要雷士照明上下團結一致就一定能實現目標。
此前雷士照明面臨分裂危險。7月12日，經銷商、供貨商和員工三方“逼宮”雷士照明董事會：從第二天起員工將舉行全國范圍的罷工，經銷商停止下訂單，供應商也停止向雷士照明供貨。以上三方表示，如果吳長江不回歸雷士照明，員工、經銷商和供應商將自立品牌，并請吳長江出山。供應商將全力支持，免費供貨半年支持新品牌。
吳長江也動搖過。前述熟悉吳長江的人士告知本刊記者，吳長江在此前有過一段時間想放棄，想“另立山頭”，甚至大聲哭過。
雙方達成共識之后，吳長江也重拾了自己在雷士照明的方向。吳長江現在把自己跟雷士照明的關系比作是柳傳志與聯想的關系，“現在大家想到雷士就會想到我吳長江。我是創始人，我是這個公司的。用別人的話說，是魂也好，精神也好，這是事實。”
從雷士照明的股價來看，吳長江并沒有夸大其詞。從5月25日吳長江宣布辭任董事長一職當天的每股2.23港元，此后一直下降到8月15日的最低點0.71港元。而自8月21日至今天雷士照明的股價呈現了上漲態勢。9月上旬、中旬經過一段的平緩期后，上漲態勢就更為明顯。由于事件影響，截至目前，雷士照明的股價仍然離事件發生之前的每股3港元相差近1港元。
雷士照明的管理隨著吳長江和閻焱的關系好轉在逐漸走向穩定。吳長江和閻焱也決定坦然面對媒體記者的尖銳提問。9月29日，北京中關村某酒店三樓小會議室，吳長江、閻焱以及施耐德電氣（中國）有限公司總裁朱海—“雷士照明事件”發生后三個人第一次坐在一起接受媒體訪問。
學案導學教學模式中，學案是教師進行教學的主要依據教學，同時也是課本知識的重要載體。教師必須認真備課，設計切實可行的教學學案，保證學案的設計的合理性，保證學案對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在高中政治教研組集體備課的背景下，教師要發揚團隊合作精神，采取集體備課的優勢和集體智慧，各負其責編寫學案導學，保證學案設計的質量和水平。學案設計的基本要求是：首先，學習目標明確。讓學生明確本節課的學習內容及主攻方向，讓學生明確本節課的知識結構。其次，重點和難點突出。
教師要明確教學內容重點，突出知識疑難點，使學生領會重點，化解難點。還有，知識體系合理。教師根據教材的特點、學習的重點和難點，編排出合理的教學知識體系。最后，教學方法靈活。教學過程要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采取靈活地教學方法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使學生學習效果最大化。人教版經濟生活中《神奇的貨幣》的學案導學設計應符合學案設計的基本要求，突出對商品的含義及基本屬性、了解貨幣的產生、本質及基本職能、掌握紙幣的含義、通貨膨脹及通貨緊縮等概念，同時要設計靈活地教學方法，引發學生學習興趣，例如：小組討論、ppt制作等形式。只有設計合理的學案導學才能使課堂教學更合理，調動學生積極性，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二、有效組織學案實施
學案導學的實施是高中政治學科學案教學的關鍵環節，也是教師考驗教師教學智慧的挑戰。學案導學的實施是一個復雜的教學過程，其中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步驟：首先，教師展示教學學案。教師采用現代化教學設備，將本節課需要掌握知識點呈現給學生，使學生明白本課的難點和重點。同時教師給學生充足的時間通過查閱教材，獨立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其次，教師組織班級討論。教師在課堂上留出時間給學生自由討論，教師也要參與到討論的規程中。班級討論時，學生可以各抒己見、互評互議，在互相交流的過程中，加深對問題的思考，同時也能了解別人的思維方法。
通過討論，學生也鍛煉自己語言表達能力和領導能力。通過討論，能激發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發表獨立見解的勇氣，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還有，教師要正確解答學生的疑惑。班級討論后，教師要重新掌握班級主動權、發揮主導作用，對學生仍存在的疑惑進行點撥與啟發，使學生的疑惑能在課堂上得到解決。使學生達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學習效果。
通過敬愛偶是的啟發與點撥，促使學生的思維活動向積極有效的方面發展。人教版高中政治必修一《多變的價格》的學案實施過程，教師要將價格與價值的關系、商品的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供求對價格的影響等知識點向學生展示，要求學生通過查閱課本的方式解決問題。教師還要有效進行組織討論，例如：供求關系與價格的關系。最后，教師要對學生的疑惑進行解決，使學生的學習過程更加合理、效果更好。
三、重視學案知識的課后鞏固
教師要重視學生課后對學案知識的鞏固與提高。采取有效措施使學案學習完整而圓滿。高中政治學案要重視知識體系建設，為學生呈現完整而富有邏輯的學案知識體系，深化學生對政治知識的認知、理解、記憶，能夠對知識準確判斷、靈活運用。教師在學案教學中要引進社會重點、熱點問題等材料，運用選擇、辨析、分析說明等題型，使學生調動思維解決問題。
命名的政治:從文學本質論到文學體制論
反本質主義是后現代文藝理論的核心主張。伊格爾頓和卡勒都指出，文學并沒有先驗的、客觀存在的、非歷史的、永恒不變的本質，而只是后天建構的、受制于特定視角的、歷史化、地方化和語境化的、流動的概念。丹托和迪基也認為，不存在形而上的藝術概念，藝術與非藝術的區別僅僅取決于某種授予它們身份的社會體制，這種體制就是由藝術家、批評家、館長、贊助人、商、經銷商和收藏家組成的“藝術界”。［11］(P17)文藝理論的研究范式也隨之發生轉換，即從文學藝術的內在美學特質研究轉向了外在的社會慣例、社會機制和社會權力關系的研究。正如伊格爾頓所說，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文學或文學理論的內部特性，而是建構它們的歷史、社會、文化語境，即話語—權力領域，“它的視野其實就是整體社會之中的那個話語實踐領域，它的特殊興趣則在于將這些實踐作為種種形式的權力和行事加以把握。”［12］(P207)顯然，弗婁和本尼特確立的從文學本質論到文學體制論的反本質主義文學觀是離不開這個大背景的。本尼特的反本質主義主要包括反對“美學形而上學”和“文本形而上學”兩個內容。眾所周知，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文學批評的最高標準是“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兩者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但在本尼特看來，兩者卻是矛盾的，“既重視藝術的超驗性，又努力根據其特定的社會歷史狀況來解釋它，這是傳統的主要矛盾”。［6］(P25)特別是西方，如阿道諾、馬爾庫塞的美學自律理論，與的社會的、歷史的和唯物主義的原則存在著根本的沖突，“把審美當做一種精神與現實之間關系的不變模式來建構，這很難與作為一種旨在對所有的社會和文化現象進行徹底的‘歷史化’的歷史科學的概念相協調”，這樣只能導致一種“失敗的唯物主義”。［6］(P14)他進而指出，分析遠不是要證實在后康德哲學中被歸屬于美學的普遍性，應該集中精力探討在產生一系列不同的文學和審美效果的過程中發揮調節作用的各種社會和歷史條件。同樣的道理，像俄國形式主義那樣求索文學文本內部所獨具的“文學性”也是一種妄想。他指出，文學性并不存在于文本中，而存在于文本內部及文本間的互文關系中，最終依賴于文本在主流意識形態母體中所占據的地位。因此，我們要以歷史而具體的方式看待“文學”，拒斥將文學作為超越歷史的抽象概念來理解的“文本形而上學”。［7］(P50)總之，本尼特認為，文學更適合看成特定歷史時期、特定體制建構下的文本的使用及其效果。我們應當使用一套新的概念、方法和程序，以一種非美學的方式來重新思考批評的政治學，以一種更加具體和特殊的方式來探討文學的政治學。［5］(P10)弗婁也指出，“本質主義‘文學’的概念應該被它在特殊的歷史情境中的概念，即文學的話語構型概念所取代”［4］(P83)，應該建構一門“一般詩學”，研究文學話語與法律、科學、歷史、哲學、道德、宗教乃至日常語言等非美學話語之間的深層關聯。
文本的政治:從文本分析
到話語分析霍爾指出，“社會和文化科學中的‘話語轉向’，是近年發生在我們社會的知識中的最重要的方向轉換之一”［13］(P6)。在20世紀前半葉，索緒爾強調語言內部的系統和規則，將外部語言學所關注的文化、政治、社會制度、環境等因素排除不顧，給俄國形式主義、捷克布拉格學派、英美新批評和法國結構主義帶來的是注重內部研究的“文本分析”法;20世紀60年代之后，福柯等人用“話語”概念恢復了語言的歷史性、社會性、政治性、實踐性乃至物質性，給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文化唯物主義、后殖民主義、后帶來了側重于外部研究的“話語分析”法。弗婁和本尼特都反對文本形而上學和文本分析法，只不過弗婁更加自覺地引入了“話語轉向”的理論成果。弗婁明確承認，他的話語理論主要受啟發于巴赫金、韓禮德、米歇爾•佩奇尤克斯和福柯等人。［4］(P67)這些話語理論家的一個共同旨趣就是，將結構主義語言學模式轉變為語用學語言模式，重建語言與歷史語境、意識形態、社會實踐、言說主體之間的聯系。巴赫金說:“話語是一種獨特的意識形態的現象”［14］((P354)。韓禮德指出，“話語類型”乃是掌控著特定社會語境中的特定意義的生產、傳播和接收的規則系統。［4］(viii)佩奇尤克斯采用“話語”一詞來強調語言使用的意識形態性質。［15］(P3)在福柯那里，“話語”是賦予現實世界以秩序和規則的意義系統。“對福柯來說，一個‘話語’就是我們可稱之為‘一個為知識確定可能性的系統’或‘一個用來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個知識領域’的東西”，一套話語作為一系列的“規則”而存在，這些規則決定了陳述的類型，決定了真理的標準，決定了談論的范圍和話題。［16］(P32)因此，話語不但與外部權力相關，其本身也具有一種意義建構的權力。總之，話語的社會功能、話語與意識形態的關系都應該成為“話語分析”的重點。弗婁直接將文學稱為“文學話語”，就是要解除形式主義文論賦予文學的絕緣性，恢復文學文本的社會建構功能及其意識形態性。文學是一種復雜的、歷史性的、高度體制化的話語，一方面是特定社會歷史語境認可的結果，另一方面，還與道德、法律、宗教、科學等其他話語相互影響，互為話語，因此，文學話語并沒有固定的界限和本質。［4］(P84)在弗婁看來，文學具有社會構型作用，統治階級往往利用文學藝術去維持其社會和政治霸權，并使之合法化。像其他話語類別一樣，文學話語在階級利益的爭奪過程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同樣，弗婁也是從話語的角度去理解文學的意識形態性問題的。他認為，意識形態就是“與階級斗爭相關的符號系統或話語的一種狀況”［4］(P61)，就是不同話語之間產生的權力關系。所以，文學文本不是固定的給定物，而在話語沖突的過程中不斷被定義，在此期間，文本的意識形態性或得到鞏固，或受到挑戰，文本的歷史性也正由此而生成。通過重塑文學話語、意識形態、權力等概念，弗婁希望將文學文本置于更加廣闊的話語范圍之中。他按照文本的特殊歷史地位和隨著歷史變化的意識形態價值來定義文本，發展出一種新的分析模式，這種話語分析的模式不是將文本囿于“文學特殊性”的范圍之內，而是能夠辨析文學文本各種變化形式之中的權力運動。［4］(P102)#p#分頁標題#e#
閱讀的政治:“閱讀型構”理論
艾布拉姆斯指出，“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作為文學研究強調文化與政治這一普遍傾向的一部分，讀者反映批評學家越來越多地嘗試將對文本的特定閱讀‘置于’其歷史背景之中，試圖說明讀者的意識形態及固有的種族、階級或性別偏見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構成文學解釋及文學評價的反應”［17］(P521)。后結構主義以來的閱讀理論認為，“讀者被歷史地或社會地建構，不存在抽象或永恒的本質，這必然促使人們從事閱讀的政治學和歷史學研究”［18］(P248)。弗婁和本尼特都是閱讀政治學的倡導者，主張解構“文本”和“讀者”的本質設定，將其置入與社會、政治、歷史和文化的永久互動之中。弗婁明確地指出，我們可以達到“元闡釋”的水平，“我們不再關注特定閱讀的正確或錯誤，而應該注意闡釋的形式的、社會的條件及其前期狀況，即關注閱讀的政治學和閱讀的歷史學(共時性和歷時性兩個層面的闡釋的異質性)”［4］(P186)。根據他的分析，閱讀理論的這種轉向是積極有效的，這是因為:第一，它激發了差異閱讀，認識到不同閱讀的政治的和歷史的相對有效性;第二，它打開了一條通道，可以將我們自身的政治的、方法論的、歷史的情狀印刻在閱讀對象之上，進而成為其組成部分。本尼特也認為，批評的目的不是制造一個審美對象，不是揭示已經先驗地構成的文學，而是介入閱讀和創作的社會過程。站在文本面前，闡述它的真理，這已經遠遠不夠了。批評家必須開始從策略角度思考什么樣的批評實踐形式才能將閱讀過程政治化。這可能意味著對不同的讀者群應該有不同的批評形式和創作形式。［19］(P222)為此，本尼特創建了閱讀型構理論，所謂“閱讀型構”，是指一整套為文本生產出讀者、也為讀者生產出文本的話語和制度條件。［6］(P22)在筆者看來，閱讀型構理論的主要貢獻在于，它打破了本質主義的“文本”和“讀者”概念，將閱讀研究的重點轉向了決定著閱讀過程的社會條件、社會體制和意識形態斗爭。他說:“閱讀過程不是讀者與文本作為抽象而相遇的過程，而是文本網絡構成的讀者與文本網絡構成的文本相遇的過程。這種交往從來不是兩個未受浸染的實體之間的一種純交往，而總是一種被文化碎片攪混的過程，這種文化碎片將文本與讀者糾纏在構成二者相遇領域的相關文本區域。”［6］(P109)可見，正是閱讀型構具體地、歷史地構建了文本與讀者之間的相互作用，這樣的相互作用應該被看成文化激活的文本與文化激活的讀者之間的存在，這樣的相互作用被物質的、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制度的聯系構建而成，文本與讀者都不可逃脫地銘記于此種聯系之中。弗婁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文學話語生產的知識形式是文本與讀者之間關系的一種功能，但是，文本和讀者都不是獨立體。他們的地位和功能由他們在文學系統中所處的位置決定的。……我們在文本中關注的東西是由我們在意識形態斗爭場域中的位置所引導和限制的”［20］(P30)。總之，社會、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不但建構了不同的讀者，通過他們建構出不同的文本，還建構了文本———讀者之間的復雜關聯，這些具有構型作用的社會、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才應該成為閱讀研究的落腳點。
問題與反思
中小學教師政治學習計劃一一、指導思想
通過學習使教師進一步端正教育思想，提高政治思想覺悟，明確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強師德、立師表、樹師風、升師能，更好地教書育人，全力推進素質教育，推進新課程教育。
二、具體學習內容
1、校長作新學期工作
計劃報告，提出本學期各項工作思路與要求，解讀教師職業道德，進行教師師德教育;
2、組織召開班主任、年級組長、科組長和行政成員工作會議，明確工作目標，提出學習任務;
3、傳達區教育工作會議精神;
4、分組學習《新義務教育法》交流討論學習心得;
5、組織教師集中學習《"四五"普法干部教師手冊》的有關法律法規，學習了《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促進未成年人在品德全面發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對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及時進行預防和矯治。
6、分組學習“全國十杰中小學中青年教師”先進事跡材料。
7、大會集中，各年級推薦一名教師交流學習心得體會，舉行《如何關心學生》為主題的師德演講比賽。
注：政治學習時間每隔二周一次，如有變化，另行告知。各年級組組長務必根據學習計劃，認真組織教師學習與交流，并做好有關學習記錄
中小學教師政治學習計劃二一、指導思想：
以黨的精神為指導思想，深入學習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以“創人民滿意的教育、辦人民滿意的學校、做人民滿意的教師”為宗旨，打造“幸福教育、平安教育”，以新課程的改革探索;各種法律法規及時事政治為主要內容。在深入上下功夫，在開拓上下功夫，在力求務實上下功夫，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學校提出的奮斗目標和要求上來，為我校教育事業再上一個新臺階提供有力的思想保障。
二、學習內容和要求：
1、認真學習黨的精神。特別是結合學校實際，樹立質量興校、人才強國意識，立足本片，面向全鎮，輻射全區，為社會培養更多更好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合格初中畢業生。
2、根據學生身心特點，把思想道德建設落實到實處，在學習中提升教師的道德標準，深入貫徹上級文件精神，引導教師模范履行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不斷提高教師的全面道德修養。
3 、繼續學習報刊上有關的評論員文章及英雄人物先進人物的事跡，以加深教師對人生觀的進一步理解。
4、學習報刊上有關國內外形勢教育的文章。通過學習，幫助教師及時了解和關注當前國內外形勢及我國各項改革的進展情況。明確任務、增強信心、鼓舞斗志、同心同德、努力奮斗、扎扎實實做好本職工作。
5、繼續認真學習有關的教育法律法規，著重學習《教育法》《教師法》《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等法律法規，通過學習統一思想，使全體教師進一步明確自己的義務和法律責任，不斷提高對自己肩負特殊使命的認識。
三、學習方法：
1、認真組織好教師隔周一次的政治學習，做到內容時間有保證。學習時及時做好筆記。
2、形式上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結合。
3、聯系實際，適時組織討論，寫好心得體會。
四、考核：
關鍵詞 “氣” 維穩的政治學 維穩新思維
分析當前社會穩定問題的新思路
當前的社會穩定問題表現多樣，集體上訪和是其中一大焦點。學界通常認為，集體上訪的起源在于民眾群體的物質利益的被侵害。但事實上，民眾對于物質利益的被侵害盡管非常敏感，但這種敏感一般不會直接反映為集體上訪的出現。在相當多的情形中，民眾持續地卷入集體上訪常常與被強加的高壓、被壓抑的情緒、被傷害的情感、被侮辱的人格有關。但值得注意的，集體上訪又并不是完全由情緒來主導的。上訪者一般在目標上是相對有限的，在手段上是比較理性的。只有在中，我們才看到情緒完全失控的情況。
社會沖突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現實性沖突，即那些目的在于追求沒有得到或正在失去的目標的沖突；另一種是非現實性沖突，即釋放緊張情緒的沖突。①我國當前的集體上訪兼有現實性沖突與非現實性沖突的特點，人格的沖突、情緒的對抗是集體上訪得以發生和持續的關鍵動力，但其上訪目標卻往往限定在物質利益上。
我們可以借用中國文化中一個常見的概念——“氣”——來把握我國當前集體上訪和的發生過程。②這個過程大體可分為四到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氣”的凝聚。我們在這個階段可以看到民眾集體上訪起源的累積性特點。由于在市場轉型中某些結構性因素的影響，部分民眾的權利有時會遭到不同程度的侵害。這些侵害雖然不會都直接引起民眾的政治行動，但卻不斷加大當地的政治氣壓。
第二階段：“氣”的初始釋放。我們在這個階段可以看到民眾集體上訪爆發的機緣性特點。不斷積累的高氣壓以集體上訪的形式爆發，是需要一些特定的條件的，包括激起民眾不顧一切代價去冒險的情形，以及開展集體上訪所需的最基礎的資源、傳統和人力條件。
第三階段：“氣”的再次加壓。這個階段是集體上訪整個持續過程中的關鍵環節。當氣在前一階段初始釋放出來時，還基本上是在圍繞利益展開，事情遠沒有到不可收拾的局面。只是到了現在這個階段，某些基層政府對集體上訪的積極分子所采取的嚴厲的、有時甚至是非法的打擊，嚴重侵害了這些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嚴，由此，民眾和基層政府在物質利益沖突的基礎上平添了人格的沖突和情緒的對抗，并由這種人格的沖突和情緒的對抗統領了物質利益的沖突，從而使集體上訪獲得了持續的、堅決的動力。這就是一味采取高壓手法帶來的反面效果。
第四階段：“氣”的導引。盡管集體上訪此時因涉及到了人格的沖突和情緒的對抗而具有了頑強性的特點，但這種行動卻并不具有激進性的特點，相反地，這種處于高壓狀態的“氣”在被釋放時得到了精心的導引，集體上訪無論是在具體目標上、還是在手段上都受到了相當的限定。但這種導引并非都能持續下去。因此，民眾的這種行動有時還很可能進入第五階段。
第五階段：“氣”的失控。在集體上訪的積極分子被徹底打壓下去、而上訪者的物質利益問題又未得到真正解決的情況下，群龍無首的民眾在行動上可能變得更加激進，有節制的“氣”可能演化為失控的氣場，這就是迭出的緣故。
我們從“氣”演化的這五個階段可以看到，基層政府的反應在維穩上的確居于關鍵環節。但是，這絕不是說，基層政府的反應越強硬、越敏感，維穩就越能實現。恰恰相反，目前維穩面臨的一個基本困境正來自基層政府的過敏反應。
當群眾的“氣”因為某些因素進行初始釋放時，基層政府的本能反應常常是把集體上訪的組織者視為“刁民”或“別有用心者”，常常對他們采取種種嚴厲的整治措施。然而這種“槍打出頭鳥”的做法往往只會激化已有的矛盾。如果是原來的矛盾還只是利益矛盾，而利益矛盾在某種意義上總是可以談判、妥協的話，那么，當“氣”被再次加壓時，上訪者的行動重心已經轉向了反抗基層政府對他們的整治，這時他們的行動常常被逼入了絕地，堅定了與基層政府抗爭到底的決心，哪怕是魚死網破，也要將整治他們的官員拉下馬。因此，基層政府對上訪組織者濫施高壓，橫加打擊，本來是為了遏制集體上訪的勢頭，沒想到正是這種打擊成為集體上訪新的動員因素，使這種行動不斷再生產出來。
如果基層政府始終堅持對上訪組織者實行持續的高壓，集體上訪的行動的確可能一時被強壓下去，但事情可能會出現更壞的結果。因為，在集體上訪進行過程中，盡管上訪者與基層政府的對抗是持續的，但上訪組織者為了規避法律風險，一般并不主張激烈的、非法的行動。也就是說，上訪組織者的存在恰恰使上訪行動得到了某些限制，他們往往尋求的是“踩線不越線”的行動效果。但是，當上訪組織者被徹底打壓下去后，有組織、有節制的集體上訪很可能向無組織、無節制的轉化。
可以說，集體上訪與之間存在著某種消長關系。如果集體上訪的渠道是較為暢通的，基層政府的反應是比較積極而寬和的，那么，即使實質問題一時得不到解決，群眾的“氣”有一個正當的宣泄口，爆發的可能性也會大大降低。而1990年代以來，的猛增，特別是無利益相關者的的大量出現，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對集體上訪處置失當，導致“氣”的持續高壓和失控。
關鍵詞： 信息技術 社會知識化 制度安排
一、信息技術必然催生社會知識化
從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來看，信息技術的應用改變了傳統產業結構，推動了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使社會對知識和知識型勞動者的需求越來越旺盛，進而使勞動力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變遷出現新的態勢。
1.產業結構變遷。首先，信息技術的革命性應用造就了一大批新興產業并使之成為主導產業。早在1967年僅信息產業所創造的價值在美國國民生產總值中就已經占到46%的份額。其次，信息技術的革命性應用給傳統產業帶來一次史無前例的改造。從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來看，信息技術進入傳統產業部門后，使制造技術相應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實現了信息化的制造業。
2.勞動力結構變遷。信息技術的應用，使產業結構發生變遷，而產業結構的變遷必將促使勞動力結構發生變遷。信息技術的應用對產業結構的提升性變遷，使生產中的智力因素空前強化，勞動性質因而改變。勞動已經不僅是體力勞動，更主要是腦力勞動。在這種情勢下，基于產業結構之上的企業必然要提高對勞動者的技能和文化素質的要求。這樣，傳統產業勞動者就會被新產業結構大量淘汰出局，而知識型勞動者的需求將越來越旺盛。于是，勞動力結構將發生變遷。
3.社會階層結構變遷。上述勞動力結構變遷主要表現為職業結構發生變遷：管理和技術等知識型崗位成為主要的勞動崗位。在現代社會里，職業是社會分層的主要依據，故職業結構變遷必然影響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當一個社會絕大多數成員都屬于知識階層，而知識階層又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說這個社會是知識化社會了。
二、知識化社會的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
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緊密相關。社會分層是對社會流動某一個階段作出的靜止性刻畫。社會流動在某一階段的凝結性狀態就表現為社會分層。
1.知識化社會的社會分層。排定社會成員的階層歸屬或社會地位通常要考慮財富、收入、教育、權力、名譽、聲望、職業、消費等多種因素。由于綜合這么多因素在技術上存在著相當大的難度，因此研究者往往找出一個與上述各因素相關性較強且易于作量化操作分析的因素。在社會學界的社會階層分析中，這個通常被選用的因素就是職業。在現代社會里，職業往往涵括了排定社會成員的階層歸屬所應考慮的多種因素。實際上，社會階層差度在相當程度上是由職業差度引起的。加之，在知識化社會里，知識更新速度比較快，產業結構和勞動力結構變遷周期相對縮短，因而社會成員一生中可能要多次更換工作。這樣，因為社會成員的職業更換的頻率比較高，所以用職業來作為社會分層的依據已經比較困難。在這樣的形勢下，知識化社會比較合適的社會分層依據可以是社會成員掌握知識的情況（掌握知識的數量、類別和運用知識創新的能力的認定）。具體操作時可以根據社會成員知識測驗的結果（文憑等各種證書）來進行社會分層操作。
2.知識化社會的社會流動。社會成員要改變自己所處的階層位序，實現自己向往的社會流動，必須獲取資源，因為社會成員的階層位序歸屬取決于自己所擁有的資源數量——獲取的資源的數量越多，其所處的階層位序就可能越高，反之可能越低。而獲取資源必須獲得權力，因為權力本質上是控制和支配資源流動的手段。一提到權力，人們往往容易把權力等同于政治權力，但廣義地說，權力范疇涵蓋了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資源的控制和支配權。那么，知識化社會里，社會成員怎樣才能獲得權力獲取資源，從而實現比較自由的社會流動呢？美國經濟學家加布爾雷斯從經濟學角度論證了現代社會（他所指的現代社會是以美國為樣本的知識化社會）中權力從資本向專門知識轉移。他認為權力必然歸于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的占有者。他分析，隨著經濟的發展，專門知識已經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所以他得出結論，既然現在專門知識已經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那么，權力也就轉移到專門知識那里。
三、知識化社會需要強化制度安排
通過研究知識化社會的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知識化社會里知識已經成為社會分層的標準，而獲取知識已經成為社會流動的關鍵。這就要求政治系統須根據知識在知識化社會的特征和功能來考慮制度安排。西方知識化社會的經驗證明，與以往的社會相比，知識化社會特別需要強化以下幾項制度安排。
1.強化社會保障網絡。知識化社會里，隨著信息技術的廣泛而深入的應用，科學技術發展的速度更快。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它的發展必將反映到產業結構調整上。所以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產業結構必然相應地不斷調整。知識化社會的勞動者尤其是直接從事技術工作的勞動者由于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可能不會像在傳統工業社會那樣擁有相對穩定的職業。因為有的專業可能由于科技的發展被淘汰，他們可能終生都處于一種即時就業的狀態。因此，為了維護有效的社會流動，沿著歷史的軌跡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安全網絡就顯得很重要。
【關鍵詞】政治學科 學習興趣 教學成績
政治教學是一門系統性較強的工作，需要社會、家庭、學校密切配合。政治教師在教學中，首先要塑造政治學科的形象，讓社會、家庭重視政治學科，使學生明白政治學科的重要性，知道"應該"學習政治學科；其次要組織好課堂教學，激發學生學習政治學科的興趣，讓學生愛好政治學科。下面我就結合教學實踐，談談政治教師尤其是高中政治教師應如何搞好教學。
1.塑造政治學科形象
實際上從我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體制看，教師尤其是政治教師的一個重要任務引導家長、學生妥善解決政治學科認識上存在的問題，高度重視政治學科。
1.1充分認識政治學科在中學階段的的重要性，提高家長、學生對政治學科的認識。政治學科只要肯下功夫鞏固基礎知識，在學習中多注意老師點撥的答題技巧，提高政治成績是不太難的。我想，只要家長、學生弄清楚政治學科在中高考中的重要性和政治學科考試"容易"得分就不至于漠視政治學科了。
1.2準確認識政治學科在高中畢業后的地位，提高家長、學生對政治學科的認識。目前，政府機關等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是通過招考錄用，有的地方報名條件逐漸放寬，原來一般是大中專畢業生才可以報考，現在高中畢業就可以報考，這無疑為高中畢業生開辟了一條新的就業門路。參加過事業單位、公務員考試的人都知道，事業單位招考試題"政治性"比較明顯，文科生報考中占有較大的優勢。
1.3正確把握政治學科在大學畢業后的地位，提高家長、學生對政治學科的認識。從長遠看，許多家長、學生不重視政治學科，實際上是對政治學科缺乏長遠認識。在就業競爭激烈的大環境下，多一些知識、多一項技能，而政治是必考科目之一。
2.激發調動學習興趣
興趣是行動動力，特別是政治學科，說教的成分較濃，如果教師只會照本宣科，教學方法單一、生硬，那么學生厭學甚至喊你下課是最正常的事情了。所以，作為政治教師闡明政治學科的重要性，教師最關鍵的是激發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從筆者的教學實踐看，激發調動學生學習政治學科的學習興趣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
2.1設計好課堂教學導語。俗語說，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課堂上要把學生的學習興趣激發出來調動起來，開場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課堂教學的導語設計的好，會給學生先聲奪人的好感，被你的導語吸引，就會很自然地跟著你的教學設計學下去，做到老師講了該講的，學生學習掌握了該學的。課堂教學的導語有懸念誘思式、情境切入式、提問吸引式、溫故啟新式。
"懸念誘思式"指即教師通過先講述故事或者列舉實例，然后從中巧妙地設置一、二個懸念，來激發和誘導學生的學習欲望。懸念誘思式教學導語，可以使學生集中精力，全神貫注，內心世界里產生躍躍欲試的強烈意識，設法破釋教師設置的懸念。例如，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關系"教學時，可以簡述17世紀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在皇宮里宣講哲學的故事，然后設置懸念："萊布尼茨提出‘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可是他又說‘世界上也沒有兩片完全不同的樹葉’。這兩種說法不自相矛盾嗎？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情境切入式"指教師從課前班級的某個學生的言談舉止、教室的布置或變化等具體情境入手，教師有意識地對某種情境稍作加工處理，然后切入教學主題。
"提問吸引式"指教師通過提出問題，要求學生回答，把學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該節課堂教學中來。這種導語一方面能夠通過提問鞏固舊知，強化對舊知記憶和理解，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另一方面通過提問，調整學生注意力，把學生注意力吸引課堂教學中。
"溫故啟新式"指教師通過對以前復習過渡到對即將學習新知的教學上來。由于政治課基本理論知識之間，特別是同一冊教材內部的章、節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邏輯聯系。因此，安排這種溫故啟新的導語，能使學生在學習新知時，始終保持著與舊知的聯系，是比較常見的一種導入語。
2.2設計好課堂教學過程。課堂教學是教學過程的核心環節，是教學的主要部分。如果說設計好課堂教學導入語是把學生"領進門"，那么，設計好課堂教學過程是讓學生"跟著做"。如果教學過程設計不好，學生聽了一會兒就會產生老師講課的精彩部分只不過是過眼煙云，要想讓他跟著你去做就難了。成功的教學過程設計要抓好以下環節。
（1）把握確定重難點。教學過程是讓學生掌握所教的知識，會運用所學知識分析解決問題，特別是重難點知識是考試經常檢測的內容，因此，重難點知識是教學過程應該重點把握解決的知識。重難點知識是隨著學生和考試檢測的趨勢變化的，在確定重難點時不能用一成不變的觀點，把字體大小、字體筆畫粗細作為依據，不能認為教材上的小字都不是重難點，同樣應該作為重點知識講授。
（2）突出重點，突破難點。突出重點，突破重難點是教師的起碼要求，也是較高要求。重難點知識是重要的常考的知識，教學最終要面對考試，目前高考試題一般都是立足于教材而又不拘泥于教材。在突破解決重難點上不同的教師采用的方法不同，我認為結合生活恰當地舉例點撥是一種好方法，通過事例生動形象的闡明教材知識點，學生的學習興趣就會調動起來。
（3）有條理板書，增強教學內容的邏輯性。教師在教學中要有針對性地板書，把教材上分散凌亂的知識點按邏輯順序整理出來，讓學生記下來。通過教師總結歸納，引導學生把常見的知識系統化規范化，這樣學生學起來就會比較輕松，在做題時不至于抓不住要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