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30 00: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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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核內容與教學內容脫節
教學效果欠佳“基礎”課的考核內容，是指考核主要覆蓋的知識面和基本理論。考核內容不僅僅應當以教材的七個章節（2013年修訂版）、三個部分（思想部分、道德部分和法律部分）為中心，還應當對教材所涉及的相關理論知識進行拓展。理論的掌握，離不開對社會現實和社會發展的深入思考，也離不開對中外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法學、倫理學等學科的探索。以往“基礎”課考核的內容主要圍繞教材展開，學生甚至能在書上找到標準的答案。這樣容易使教師能夠針對自己的興趣點對教學內容做出“多變”的處理，或增添無用的信息，或刪減重要的理論，產生考核內容與教學內容脫節的現象。考核內容與教學內容不能有機結合起來，“考”的和“教”的相互脫離，直接導致教師既沒有完善、補充自身知識結構的動力，學生也喪失了學習的興趣，有的學生甚至不用聽課最后也能考核合格，這樣就難以獲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2．考核主體單一
考核過程的主觀性較強考核主體是在考核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個人和單位，考核主體決定著考核的內容、指標、結果等全過程。目前，大多數高校的“基礎”課考核都以任課教師為考核主體，以學生為考核對象。通常情況下，學生的學習考核沒有其他考核主體的介入，既無其他教師和單位的參評，更不允許學生互評。任課教師“大權獨攬”，決定著學生最終的考核結果。由于考核主體單一，考核過程中的主觀性就在所難免。有的教師會根據與學生的親疏關系決定著對學生評價的高低，特別是在“平時成績”部分，教師可能對學生隨意做出加分或減分的決定。考核主體不受監督，考核結果就會有失公允，這樣的考核結果學生難以認同，反而會增加學生的對立情緒，失去對學習的信心。
3．考核方式以終結性書面考試為主
忽視了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長期以來，我國高校對學生的“基礎”課考核通常是以書面考試為主，書面考核成績的權重往往占總成績的60%以上，有的院校高達70%。教師偏向于測試學生理論知識的掌握程度，但是都僅僅局限于“紙上談兵”，學生對諸多問題的論證缺乏現實的體驗和相關數據的論證，發表的觀點沒有說服力，考核結果并不反映學生的真實思想道德水平，思想道德品質欠佳的學生也可能在書面考試中分數遙遙領先。“基礎”課教學效果的體現，不但需要學生從理論認知上給予確認，還需要考察學生在具體社會實踐中的行為能力。盡管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側重于理論知識的講授和掌握，但是學生道德水平是否得到提升，法律意識是否有所增強，這都離不開社會實踐的檢驗，只有在具體的社會場境和動態的活動過程中，他人才能對學生運用道德觀、法治理念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進行客觀評價，忽視學生社會實踐能力的“基礎”課考核不能完全實現教學目的。
4．期終筆試中的主觀題不能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
在“05方案”實施以前，許多高校對“基礎”課的考核側重于考查學生對書本知識點的掌握程度，判斷題、選擇題等客觀性題型占據大量分值。“05方案”實施以后，大多數高校對考核方式進行改革，偏向于對學生進行理論與現實相結合的能力測試，主觀性題型增多，有的甚至不再使用客觀題。但是，主觀性題型的增多并非意味著學生對知識運用能力的增強。由于許多主觀題龐大而籠統，學生在思考時不知從何入手，不知從哪個角度作答，最后回答的內容要么僵化、呆板，沒有邏輯性和創造性，要么沒有理論深度、十分膚淺，導致學生的理論素養與思維能力都無法得以提升。
二、構建“基礎”課教學的“立體動態式”考核模式
教學考核是推進教學過程，實現教學目的的重要環節，必須借鑒國內外的教育理論，結合我國“基礎”課的具體教學實際，構建一套既便于操作，又科學合理的“立體動態式”考核模式，以促進教師“教”和學生“學”的有效性和能動性。
1．橫向：以政治、思想、道德、法律、心理等問題為考核
內容教師要明確“基礎”課的教學目的是幫助培養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質和法律素養。教學考核的內容必須圍繞政治、思想、道德、法律、心理等方面展開。其一，在政治問題中，突出考查學生對黨、國家、民族、社會、集體、個人等關系的認識及相互之間矛盾沖突的解決。其二，在思想問題中，要涉及人生目的、理想、價值、態度等內容的澄清與梳理。其三，在道德問題中，要弄清楚有關社會領域、職業領域、家庭領域中各種規范的內涵和意義，對自律、他律、利益、犧牲等要有深刻理解。其四，在法律問題中，要涉及如法治、權威、權利、義務、責任等內容的剖析。其五，在心理問題中，要關注大學生在人際、情緒、意志、社會適應等方面遇到的難題。需要指出的是，考核要著重于“問題”導向，以“問題”帶“理論”，理論為問題服務，理論的學習最終是要解決現實問題。教師不應局限于教材，只要能解決現實困難和社會難題的理論和內容，就可以納入考核的涵蓋范圍。這樣，在全方位的“基礎”課教學考核內容的指引下，教師和學生都會激發起積極性和緊迫感，主動閱讀大量文獻，對教材中與課堂外涵蓋的知識進行廣泛的了解和研究，努力針對五個方面涉及的現實問題做出合理、科學、完整的闡釋。
2．縱向：以思維能力與行動能力的動態轉化為考核
標準無論采用何種方式，“基礎”課的考核都應當以思維能力與行動能力的動態轉化為標準。對所有學生的評價，既要看他是否有應用理論思考、解決現實問題的思維能力，還要看他是否具有在生活實踐中采取正確行為的行動能力。如果高水平的思維能力與極強的行動能力能相互轉化、相互促進，那么學生“基礎”課程的學習就達到了教育所期待的目標，應獲得較高的評價。其一，思維能力的提高：靜態的評價標準。思維能力，是指學生對各種社會現象和社會關系進行認知、判斷、價值取舍和選擇的思維活動能力。思維能力直接指導行為的踐行，體現學生思想道德水平的發展，它是體現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素養的重要標準。“基礎”課對學生思維能力的考核應當集中體現在教學中對課堂提問的分析上，體現在對課程論文的論證上，還應體現在對期終筆試關于主觀性問題的闡述中。教師對問題的設計要做到符合科學規律和形式邏輯，慎用單一、籠統的提問方式。如：針對摔倒的老人無人攙扶的社會現象，不能簡單地問“同學們的看法是什么？”，應當就現象產生的諸多原因、解決問題的對策和個人的價值取向等分別進行提問，讓學生剖析社會規范、明晰善惡判斷并果斷進行價值取舍。問題的設計一定要詳細、具有指導性，要啟發學生做“抽絲剝繭”式的論證和環環相扣的推演，利用綜合性學科知識作為解題的“工具”和“鑰匙”，使學生對問題的論證具有說服力和創造力。經過對問題的深入思考和回答，學生的思維能力得以體現，理論水平的高低一目了然。學生通過這樣的考核過程所得到的評價公平合理，教師削減了主觀性判斷，使學生更能信服。其二，行動能力的增強：動態的評價標準。行動能力主要是指學生在生活中踐行理論認知的能力，它是學生思想道德品質的最終體現，道德思維能力的提高也需要通過行動能力的增強來具體證明。思維水平高、論證問題能力強，并不代表在學習生活中可以果斷踐行。個體在真實的社會生活中踐行高尚的道德行為難度巨大，需要克服利益的誘惑、自身不強的意志力，還需要承受外部環境帶來的各種壓力，要在深刻的認知下，飽滿的情感中，在堅定信念的支撐下才能表現為“利他”。因此，對學生在行動能力方面的考核必須成為“基礎”課的重要考核部分，對學生行動能力是否增強的評價也必然成為考核的重要標準。教師除了設計課堂考核、論文考核和期終卷面考核等形式外，必須設計學生在社會調研、社區服務、公益活動等實踐考核方式，以學生在實踐行為中的記錄、照片、影像資料為依據，發現學生在實踐中的積極性如何？是否是真情實感？行動的有效性和持續性怎樣？在動態的行為中對學生進行評定。
3．空間上：以“走向社會”與“回到課堂”為考核方式
為了避免考核的單一性和主觀性，增強考核的全面性和客觀性，考核的場地、主體都要有選擇地增加。其一，走向社會：接受他人的評價。由于學生在社會生活中的知行轉化能力必須作為考核的關鍵標準，那么對學生思想道德整體狀況的評價就無法僅僅以課堂表現和書面成績作為依據，還要參照課堂之外的真實行動狀態，才能得到全面客觀的結論。教師可以用以下方式鼓勵學生參與社會生活和道德實踐，接受社會和他人的評價。參與社區服務。讓學生以小組為單位進入社區進行服務，包括：提供法律咨詢、專業技術服務、調節家庭糾紛、優化環境衛生、提供空巢家庭的家政服務等。讓學生在無私奉獻中體會人生的價值和道德的深刻內涵。可以參與社會公益活動。讓學生深入到社會更為廣泛的機構和組織中，對社會弱勢群體進行關懷。可以讓接受服務的個人和單位對學生的行動表現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就學生服務的次數、態度、質量等進行評分，切實考查認知與行為的一致性和道德行為的長期性，讓社會和他人的評價成為學生整體思想道德考核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二，回到學校：接受同學和老師的評價。在增加社會考核主體，讓學生接受社會評價的基礎上，還要讓學生回到學校，接受同學和其他學科任課教師的評價。首先，接受同學的評價。同學們之間在學習和生活中相互了解，對對方的思想道德品質有客觀公正的評價。既可以對對方的平時表現進行評價，也可以選出代表，對學生在社會實踐中的行為進行評價。其次，其他任課教師的評價。在日常的學習和生活中，學生不但接觸到“基礎”課教師和同學，其他任課教師，特別是輔導員對他們思想道德狀況也有認識，他們的評價也將作為“基礎”課考核結論的重要依據。考核主體增多，考核方式發生變化，學生的思想和行為都會表現得更全面、具體，對不同學生不同層次的思想品德狀態了解更為全面，這不但使考核結果可信度更高，還讓學生對考評結果的認同度增強，并對認識自我品德方面的不足進行反省和改善。
4．時間上：以學期分段滾動測評為考核過程
摘 要：專有技術是一種特殊的無形資產，由于其固有的秘密性和高風險性，在其作為資本出資入股從而成為成立生產經營組織的物質基礎時，它的擔保、價值確定、風險承擔以及后續開發成果的歸屬，以及不同企業組織形態對其的選擇有其特殊性。《公司法》和其他相關企業立法應當對專有技術作為資本出資時所產生的法律問題進行特別規定。
關鍵詞：專有技術；秘密性；高風險性；后續開發成果；有限合伙
我國現行《公司法》和相關企業立法均允許出資人以專有技術作價出資。由于專有技術相對于其他資本的特有性質，從而不可避免地決定了其作為資本被運用于生產經營組織時將產生一系列特殊的法律問題。
一、專有技術的界定
專有技術一詞來源于英文“know-how”，直譯為中文的意思是“知道怎么干”。對于“know-how”的定義，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界定。在美國，“know-how”與“trade-secret”是同義語，在英國這兩個詞有一定的區別；德國學者認為“know-how”是未受法律保護的發明成果、制造方法、設計及其技術成果。由于對“know-how”的含義理解不同，我國對其翻譯也不相同，有“技術秘密”、“技術訣竅”、“商業秘密”、“工商秘密”、“專有技術”、“非專利技術”等表述，還有的學者認為，以上各種譯法都不能準確地表述“know-how”的確切含義，也不能與“know-how”的原有含義吻合，應該直接用“know-now”來表述這個概念，但大多數學者認為使用“專有技術”這一概念是較為合理的。
在我國理論界，長期以來對于專有技術的界定是較為模糊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沒有準確界定專有技術與非專利技術之間的界限。其實，二者之間是存在細微差異的。專有技術又稱技術秘密，是指不為公眾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并經權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是商業秘密的組成部分。根據我國《技術引進合同管理條例》及其《實施細則》的規定，專有技術是指未予以公開的、未取得工業產權法律保護的制造某種產品或者應用某項工藝以及產品設計、工藝流程、配方、質量控制和管理等方面的技術知識。非專利技術，簡而言之，即為專利技術之外的一切技術，特指未申請專利或未被授予專利權或專利法不予保護的（違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的除外）所有技術成果。從以上定義可見，非專利技術之外延是大于專有技術的。非專利技術包含已公開的非專利技術和未公開的非專利技術兩部分。未公開的非專利技術一般即指專有技術。而已公開的非專利技術即普通技術，是指已為公眾所知悉或不必作過多花費即可獲得和掌握的技術成果。這類技術成果本身是具有使用價值的，但由于其在一定意義上已成為公共知識而喪失了稀缺性，從而在出資這一特定事項上也就喪失了其作為資本的資格。因此，在其作為一種資本出資入股從而成為成立生產經營組織的物質基礎時，專有技術只能是非專利技術中未公開的、處于秘密狀態的、能投于產業應用且能產生積極價值的技術信息。
二、專有技術的法律特性
關于專有技術的特征，學者的看法是極不統一的。有學者認為專有技術具有秘密性、財產性、專有性三種特性(王玉杰，1996)，也有學者認為專有技術具有秘密性、新穎性、實用性和價值性四種特性（張玉瑞，1999），還有學者認為專有技術應具有秘密性、保密性、價值性、合法性、風險性、無期限性和可復制性等七種特性（呂鶴云 等，2000）。我們認為，以上學者所總結的專有技術的特征有些是其他無形資產也具有的，因而缺乏相應的代表性。
專有技術作為一種特殊的無形資產其特殊性應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秘密性。專有技術的秘密性包括客觀秘密性和主觀秘密性兩方面。客觀秘密性是指某種專有技術在實際上具備不被公眾所知悉的狀態或者公眾具有認為如果不采取非法手段而以合法手段獲取該專有技術是困難或昂貴的這樣一種心理（張玉瑞，1999）。主觀秘密性是指專有技術的權利人應在主觀上有保密之意識并對專有技術在行動上采取了合理適當的保密措施。
（2）高風險性。相對于其他無形資產來說，專有技術具有較高的風險性，在實踐中其所遭受的風險主要有兩類：一類是非法性風險。非法性風險主要是由于專有技術權利人以外的其他人以非法手段通過各種渠道獲取專有技術而產生的風險。另一類是合法性風險。合法性風險是由專有技術權的自然權利屬性決定的。專有技術權在本質上屬于自然權利的范疇，其取得與存在皆依自然事實之產生、變化為前提，不受法律的特殊保護。因此，專有技術權利人對專有技術所擁有的專有權不具有絕對的排他性，對于他人通過獨立開發、委托或合作開發，或通過合同的形式從其他合法權利人處受讓，或通過反向工程和情報分析等合法手段獲取同樣的專有技術的情形，該專有技術權利人無權予以禁止。同時，以上通過合法手段獲取相同專有技術之人也可以其所獲得的專有技術向專利技術主管機關申請專利權，如果其獲得專利權，按《專利法》的規定，原專有技術權利人或者只能在其原使用范圍內使用該專有技術，或者根本就沒有再使用權（國家知識產權局法條司，2001）。以上所述情況都構成了專有技術的合法性風險。專有技術的合法性風險是其區別于其他無形資產的重要特征。因為相對于其他無形資產來說，合法性風險由于其合法性，一般情況下其權利人對由其所產生的損害是無法通過其他救濟手段挽回損失的。因此，專有技術在被作為一種資本使用時相對于其他無形資產而言具有較大的價值不確定性，所以具有高風險性。
三、專有技術出資的擔保
專有技術出資的擔保是指專有技術出資人對其投資入股的專有技術所作的特殊保證，它包括技術擔保和權利擔保。
專有技術的技術擔保又包括狀態擔保和功效擔保兩部分。其中，狀態擔保是指出資人應當保證所出資的專有技術在出資前一直處于不為公眾所知悉的絕對秘密或僅在一定范圍內被人知悉的相對秘密狀態。這一擔保是待成立的公司或企業的其他出資人接受該專有技術出資的前提。功效擔保是指出資人應當保證所出資的專有技術具有應有的使用價值，能夠產生投資各方所期待的價值效果。專有技術的權利擔保是指專有技術出資人應當擔保第三人不能就作為出資的專有技術基于共有權、獨占或排他性的使用權或者法定的專有權（例如專利權）向待成立的公司或企業主張任何權利。
由于專有技術的高風險性和秘密性，與其他無形資產，尤其是專利技術相比，專有技術出資的擔保在制度設計上也有其特殊性。從技術擔保來看，專有技術的高風險性，尤其是其合法性風險往往使專有技術的價值處于極不穩定的狀態，出資人對專有技術的狀態擔保就其實質來說是一種程度不高的可能性擔保，這種秘密狀態不確定性的直接后果將導致專有技術作為公司或企業憑借其獲得超額壟斷利潤所應具備的功效有所減弱，其功效擔保也受到了影響。從權利擔保來說，專有技術的權利歸屬狀態不可能像其他無形資產，尤其是專利技術、商標專有權那樣可以在特定的公共機構進行查詢，出資人對于專有技術的權利擔保是一種可信度不確定的信用擔保，一旦因此出現糾紛，則待成立的公司或企業以及其他出資人將遭受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因此，基于以上原因，我們認為出資人對專有技術的出資不能僅停留在程度不高的可能性和信用擔保上，應當由本人或第三人根據專有技術出資作價的價值額的一定比例以貨幣或實物的形式進行擔保，以此彌補專有技術秘密狀態和權利歸屬的不確定性。
四、專有技術出資的價值確定
確定待出資的專有技術的價值是專有技術出資的必經程序，是認定出資人或股東權利的依據。專有技術由于屬于無形資產的范疇，因而對其價值的確定必須進行評估以對其價值予以量化。目前，我國法律所規定的有關無形資產的評估方法主要有現行市價法、重置成本法和收益現值法。然而無論采取何種方法，我們認為，對于專有技術價值的確定而言，其最終的評估值主要是建立在以下三種基礎價值之上的：（1）開發價值，是指專有技術權利人研究開發該技術成果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的總和；（2）維護價值，也稱為維護成本，特指專有技術權利人為維護專有技術的秘密狀態而采取保密措施所支出的費用；（3）預期收益價值，是指專有技術在未來投入使用時所能夠產生的收益價值。
同時，基于專有技術的特殊性，在對專有技術進行評估時，有必要考慮可能影響專有技術評估價值的以下幾個因素：（1）專有技術的相對秘密性。由專有技術的合法風險性可知，專有技術的秘密性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不是任何人都不知道。這決定了其自身價值的壟斷程度。專有技術知悉和使用的人越多，其可預期的超額壟斷價值就越少，甚至有出現較大貶值的風險。因此，專有技術的相對秘密性是評估其價值時應特別考慮的一個因素（李玉香，2002）。（2）專有技術的先進性程度。專有技術的先進性程度是與該專有技術的壟斷年限緊密相連的。一項專有技術的先進性程度越高，則其在秘密狀態下被新的技術發展所替代的期限就越長，其權利人對該技術的壟斷期限相應地也就越長，其價值也就越高。因此，在對專有技術進行價值評估時也應當考慮其先進性程度。
五、專有技術出資的風險承擔
專有技術由于其特殊屬性，在其作為一種資本使用時存在著較多的風險，具體包括技術突然貶值風險、被公開風險、高作價風險等（李春林，1999），有時甚至包括專利侵權風險。因此，在實踐中，這些風險應由誰來承擔以及如何承擔等問題則成了專有技術出資過程中必須予以解決的法律問題。
依傳統合同法理論，標的物的風險承擔是指買賣合同依法成立后，尚未履行前，標的物因不可歸責于當事人雙方的原因而發生毀損、滅失時，應由誰來承擔該風險的問題（徐杰、趙景文，2000）。對于買賣合同的風險負擔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和立法體例：一是認為標的物風險隨所有權的轉移而轉移，即誰是所有權人就由誰承擔標的物的毀損滅失風險，《法國民法典》采用此立法原則；二是認為標的物風險隨標的物的交付而轉移，即交付前風險由賣方負擔，交付后風險由買方負擔，《德國民法典》采用此原則。我國合同法立法采用的是標的物交付風險轉移原則。
然而，無論采取何種風險負擔原則，專有技術出資畢竟是一種特殊的現物出資方式，而且投資關系并不完全等同于合同關系，因此，傳統風險負擔理論并不能完全適用于專有技術出資。
首先，按照傳統風險負擔理論，由于不可歸責于債務人的事由而使標的物毀損、減值，以至無法給付時，即可免除債務人的給付義務，債權人亦無須對待給付。相對于專有技術出資來說，即出資人不必再承擔交付專有技術的義務，待成立的公司或企業亦無對待給付股份之義務。這一理論對于一般合同關系而言有其合理性，對于專有技術出資而言，則有其不妥當之處。因為，專有技術出資人出資義務的免除，一方面會構成對信賴公司或企業章程的股份認購人或債權人信賴的出賣（志村治美，2001）；另一方面，也客觀上導致了公司或企業資本的減少，從而違反了公司或法人型企業的資本充實原則。同時，由于在一般情況下專有技術出資對公司或企業之成立和存續具有至關重要性，一項專有技術的出資不能很有可能導致公司或企業的設立失敗，對社會公共利益將產生重大影響。因此，針對以上情況，我們認為在專有技術交付前的風險承擔上可作如下制度設計：（1）遭受價值損失的專有技術如仍具有一定價值且能夠出資時，專有技術權利人應當繼續履行出資，且承擔相應的資本填充義務；（2）專有技術如因風險損失而無必要再出資且對公司或企業設立影響不大時，原技術出資人應當承擔提供相對等價的資金以保障公司或企業章程所約定的資本額不變的責任，或者按照現行《公司法》第二十八條第二款的規定，直接向已按期足額繳納出資的股東承擔違約責任；（3）專有技術如因遭受風險喪失價值而無出資之必要且由此導致公司或企業設立無必要即設立失敗時，專有技術權利人應當與其他出資人按責任大小共同承擔公司或企業設立失敗的相應責任。
其次，按照傳統風險負擔理論，當專有技術權利人將該技術交付于待成立之公司或企業后，交付后的所有風險都應當由該公司或企業來承擔。在此，這一理論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再一次凸顯。因為相對于其他資本，諸如貨幣、實物、商標、專利技術來說，專有技術作為資本具有比它們更高的風險，特別是其合法性風險是無法進行補救的。因此，接受專有技術投資入股的公司或企業其資本經常處于不穩定狀態，公司或企業的資本充實性經常受到威脅。有鑒于此，從公司或法人型企業資本充實和維護其他出資人利益的角度出發，專有技術出資人應當對技術交付后因該專有技術所產生的風險承擔相應的責任，但這種責任不是無期限的。對此，有些國家的立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他們將專有技術出資人在標的物交付后的風險承擔責任限定在一個合理的期限內。我國《深圳經濟特區技術成果入股管理辦法》對此也進行了有益嘗試，該《管理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專有技術成果入股一年后，其使用價值減少或喪失的，相應股份不受影響。言外之意即為：出資人對出資后一年之內專有技術使用價值減少或者喪失的情況是要承擔責任的。
六、專有技術出資后相關技術后續開發成果的歸屬及使用
專有技術的后續開發（Followupimprovement）是指在某專有技術基礎上對原有技術作了具有實質性特點和進步的改進。關于后續開發技術成果的歸屬問題，我國《合同法》第三百五十四條規定：當事人可以按照互利的原則，在技術轉讓合同中約定實施專利、使用技術秘密后續改進的技術成果的分享辦法。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時，一方后續改進的技術成果，其他各方無權分享。這一規定在理論與實踐中已被作為處理后續開發技術成果歸屬與使用問題的一項原則性。應當肯定的是，該規定中優先尊重當事人在技術轉讓合同中對后續開發改進技術成果歸屬與使用的約定在專有技術后續開發改進成果的歸屬與使用問題上是同樣可以適用的，但在各出資人對專有技術后續開發改進成果的歸屬與使用未作約定或約定不明時籠統地將后續開發改進成果歸屬于開發改進方是值得探討的。
我們認為，專有技術后續開發改進技術成果的歸屬與使用應當按照技術出資方與受讓方在出資關系中的不同角色或身份來進行確定。
首先，當專有技術的后續開發改進方是受讓該技術的公司或企業時，則應根據該公司或企業對專有技術所享有的權利屬性來分析后續開發改進技術成果的歸屬與使用。（1）如果出資合同約定以專有技術的所有權出資，則該公司或企業不但對該專有技術享有完全的所有權，同時也對該技術之后續開發改進成果享有完整的所有權，原出資人不享有任何權利。（2）如果出資合同約定以專有技術的使用權出資時，則受讓該技術的公司或企業對該專有技術只享有使用權，但依傳統法理，由于其為專有技術的后續開發改進方，因此對后續開發改進技術成果享有所有權。既然享有所有權，就應該可以使用。但此處的所有權又不是一般的完整的所有權，是有一定限制的，因為此處的后續開發改進技術成果是在原專有技術成果的基礎上取得的，而后續開發成果所有人對原專有技術又不享有所有權。因此，在許可使用出資協議所約定的期限內該公司或企業使用后續改進技術并不侵犯原專有技術出資人的任何權利，但在該協議所約定的期限之后再繼續使用該后續開發改進技術成果，則必然會侵犯原專有技術出資人的相關權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原專有技術出資人同意該公司或企業繼續使用原專有技術則一般不會出現糾紛，而在其不同意的情況下，由于專有技術的后續改進技術成果與原專有技術具有一定的技術承接性，因此，后續開發改進之公司或企業可以比照《專利法》第五十條有關從屬專利的規定向有關部門申請實施前一專有技術的強制許可（劉洪，2000）。
其次，當專有技術后續開發改進成果人為原非專利出資人時，也應根據該出資人在該公司或企業中的具體身份來分析后續開發改進技術成果的歸屬和使用。（1）如果原專有技術出資人在作為出資人時同時是該公司或企業之雇員，且專有技術的后續開發改進技術成果屬于其職務性開發和改進時，按照傳統法理，該后續開發改進技術成果的權利人為受讓該技術的公司或企業。此時，該后續開發改進技術成果的歸屬和使用應以該公司或企業對原專有技術擁有權利的屬性的不同依照前述方法來確定。（2）如果專有技術出資人為該公司或企業之雇員，但該專有技術的開發改進不屬于其職務性成果時，或者該出資人不是公司或企業的雇員，而僅為該公司或企業的股東或出資人時，該出資人對后續開發改進技術成果享有所有權。此時，考慮到專有技術的秘密性，受讓原專有技術的公司或企業應當且有必要獲得該后續改進開發技術成果的所有權或使用權。對此，該公司或企業可以通過與原出資人達成新的有關后續開發改進技術成果的所有權或使用權的出資協議，通過增加原出資人的出資資本額來解決此問題。
七、專有技術出資與企業組織形態的法律選擇
由于專有技術的秘密性和高風險性而使得出資人之間的信用關系及其程度成為維持企業存在和保障專有技術順利轉化為生產力的重要因素，因而具有專有技術資本的企業特別是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的企業不可避免地帶有濃重的人合性，這種人合性主要是由以下幾個原因決定的：（1）企業為了維護專有技術的秘密性首要地就是要保證專有技術出資人與其他出資人之間的良好信用關系，保證各出資人不得隨意轉讓出資，不得隨意退出出資關系。如若不能，則公司或企業必須與出資人特別是專有技術出資人達成保守技術秘密的協議，但這會加重企業的談判成本，特別是秘密狀態的維護成本。（2）專有技術在其投產、使用、創利過程中必然涉及到諸如人員培訓、技術指導和技術改進等問題，且這些問題在專有技術使用過程中具有一定的持續性，在這種情況下，專有技術出資人作為該技術的研發人對于企業的存續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實踐中，專有技術出資人通常兼有企業的出資人和雇員兩種身份。
在各種企業法律形態中，獨資企業雖然不能談及人合性問題，但由于獨資企業之業主對企業之事務具有絕對的控制與支配權，其他企業形態的人合性在這種企業形態中變成了人的信用的集中性，這種絕對的控制與支配權有利于業主有效地維護專有技術的秘密狀態，并能最大程度地減少專有技術的非法風險。因此，單從維護專有技術的秘密性和防范風險角度來看，獨資企業是專有技術出資所能采取的最好的企業組織形式。
與獨資企業相比，合伙企業在利用專有技術資本上更具優勢。合伙企業是典型的人合型企業，一般分為普通合伙企業和有限合伙企業兩種形式。普通合伙企業在眾多方面具有與獨資企業相同的法律特性，但由于普通合伙企業的出資人為兩人或兩人以上，因而這種企業組織形式有利于彌補獨資企業資本籌集困難和風險承擔過于集中的缺點。一般地，有限合伙企業更有利于專有技術的投資。由于這種企業組織形態在使用技術資本中貫穿著“非技術出資人出資不管事承擔有限責任，技術出資人出資又管事承擔無限責任”的原則，專有技術作為一種資本與有限合伙企業作為一種企業組織形態的結合將產生以下兩方面的獨有價值：一方面，由于其他出資人出資不“管事”，技術出資人出資又“管事”，專有技術出資人對于專有技術實質上享有完全或相對完全的支配和控制權，這種支配權和控制權一點也不亞于專有技術運用于獨資企業所產生的功效；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出資人對企業之債務承擔有限責任，技術出資人承擔無限責任，這種責任體系的架構有利于彌補專有技術資本的高風險性所帶來的價值不確定性，從而起到了平衡專有技術出資人與其他出資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作用。因而，我們可以說有限合伙企業在企業事權上的“管事”與“不管事”的明確劃分和在出資人責任形態上的“有限責任”與“無限責任”的區別對待，恰如其分地適合和彌補了專有技術資本的秘密性和高風險性，專有技術作為特殊資本與有限合伙企業的靈活組織形式的結合使得有限合伙企業在實踐中成為了專有技術投資的最重要的企業組織形式之一。
對于有限責任公司，由于股東對其股份的轉讓受到嚴格限制，且其股份的籌集具有較大的封閉性，因而可以說其是具有一定程度的人合性的。依傳統公司法理論，專有技術出資利用有限責任公司形式相對于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有限責任公司是一個獨立的法人組織且其出資人包括專有技術出資人對公司之債務僅以其所出資之額度為限承擔有限責任，而這種有限責任相對于專有技術的高風險性來說是與技術出資人的責任形式不相匹配的。因而在實踐中，專有技術出資人在出資時除以技術出資外，還須交納一定的擔保金，以對專有技術的各種風險承擔有限擔保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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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規則主義的視角觀察公權的合法性，常常走入“規則的陷井”。這是指立法，這種建構公權合法性的基礎，時常遭到破壞，尤其是憲法規范被破壞。破壞的方式存在兩種通常情形。一是在憲法的規范性建構中，出現了非當性；二是憲法的規范性，被次生法律強迫性替代。因此，為還原立法的正當性，出現了兩種必要的立法技術整合要求。一是對憲法規范性的反思重構，另一方面是法制的建設。立法問題，成為權力合法性法律建構的起點。而立法問題，不僅僅是法律問題，而是牽涉到政治權力的分配。立法機制，作為建構公權力合法性的社會性機制，成為公權力合法性觀察的焦點。一個欠缺妥當性的立法機制，導致國家立法出現偏差，即公權合法性的法律標準破壞。這就將法律的基本問題，呈現在我們的眼前：法律的標準應當是什么？我們應當如何向社會負責地聲明法律自身的屬性？
法律屬性的探索，已經存在悠久的歷史。從人類理性、者命令、社會公意、神啟各個角度，人們對它作了人類智力的可能性回答。毫無疑問的是，這些回答，閃耀著人類智識的光芒，同時又標明了人類的局限。這種局限主要是認識和表達，總是存在非完整性的先天缺陷，人們總是不能詳述事物尤其是變化事物的各種具體特征，人們可能建構的是一種模糊性認識，而且會帶上模糊認識自身視角的影響。由于對認識和表達自身缺陷的體認，超越性建構的人類認識方法，往往導致事物的模糊程度進一步增加，加大了事物的非確定性。這就產生出關于法律的認識大話和廢話無窮。言簡意賅實難求。回避概括性對法律的統合性表述，進入法律的顯微觀察，即從規則的內含元素，對法律進行體認，通過這些顯微認識通道，一不留神，就到了極權者的后花園，發現熱火朝天的“狗的晚餐”，正處于進食和干杯的狀態。
但是，“讓每一個人說出對法律的看法吧！”這個邀請一發出，往往引來另一種盛大場面，開始熱烈的話語大戰。人們拿著語詞打仗，進攻者持“權利”的長矛，與防守者的“權力”盾牌之間，形成功防格局。在基本語詞工具企望的勝利遇阻的面貌下，人們難免開始懷疑這樣的戰斗。甚至有人請來維特根斯坦、波譜、迦達默爾這些工具大師，來分析兵器窩火的問題。站在這種場面的絕對，有人用古老思想來分析這種戰斗的執著，剖析其具有的無意義。但是，社會的運動，本身充滿著語詞的戰斗、生活的戰斗，無意義是世界的意義的部分。因此，出世觀察的態度，并不能解決觀念認識的紛爭，誰讓人類有了語言的能力呢。法律必然會被千般解讀，從而進入與另一個語詞“正確”的分合之中。
合意法學帶著法律，從“國法”的概念設定氛圍中，從“中華法系”逃跑出來，將其換上了一件新的衣裳。“合意法”思想制作，使用“自由意志”、“信息”、“代價”這些語詞原料，用“合意”替其穿針引線。經過這樣的剪裁設計，法律成為了這樣一種東西：法律是自由意志之間，通過合意程序，在事關利益取舍的信息處理基礎上，進行行為代價設定，并因其被社會性承認，而具有自身效力，從而形成對人類生活秩序規范性調節的社會和平合意規則。本人不得不聲明的是，這僅僅是對法律的一種個人性理解，它不企望為他人替代性的完成對法律的解讀過程，如果有人反對或認同這種對法律的理解，這完全是其他自由意志的自身權利。如果合意法的觀點被承認和接受，毫無疑問就是“合意”的勝利。
國家公權的法律基礎，同社會權利的法律基礎一樣，被設定為“合意法”。這與中華法系向來固定的懲罰規則的王法意義，大異其趣。合意法思維，著力于法律規范性的建構方式和程序，因此在思維的角度，它不是單純的道德性聲明，與盧騷這樣進行社會公意觀察的思想巨人，也同樣保持了敬畏的距離。與道德學說、政治學說包括與民主主義保持距離，主要是合意主義在“話語格式”上，與他們是不同的。這種不同體現在，政治或道德民主主義，著力于自由意志的社會表達，而合意主義著力于自由意志的法律規范性表達。因此，合意法遵循的是一種“法律主義”，它企圖避免政治道德主義和法律主義兩者之間出現表達混淆。
從法律主義的角度，進行溯源性考察，合意法學的觀點，找到的是希臘羅馬的源頭。在魯伊吉。拉布魯納（LuigiLabruna）《單純合意即形成債》一文中，作者指出：“合意（consenso）不僅是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的傳統，而且是現代契約法的基礎。人們可以在古老的地中海人民――羅馬人的法律中，尋覓到合意主義的諸淵源。”民事合意主義，作為建構契約法律的思想原料，存在了悠久的時光。同時，現代合意法思想，也是經濟主義的一個產物，它不是單純政治性建構學說的自撰，乃是站在市場交易的社會場域，來反思性地觀察法律。因此對于合意增益理論，這類從經濟學家那里飄來的甘露，或者甚至可以說法律經濟分析旁敲側擊的賦與，合意法學是毫不猶豫地進行接納。
債的產生，基本途徑是合意。這是民事利益得以合法主張的法理所在。在國家公權方面，行政義務的產生，這種“行政債”的形成，是什么？如果沒有某種基礎性社會同意，或者法理基礎，國家公權要求公民履行行政義務，是合適的嗎？國家公權的行使，在現代是需要法律合法性的，法律的合法性，即法律的屬性確定，它究竟是一種社會合意規則，還是基于先驗主義的政治權力邏輯，罔顧社會意志的單純國家意志建構？從本人有限的社會常識，以及面對自然確認的人際倫理，我不得不將國家公權的法律基礎，界定為合意主義法律。這就和民事合意主義產生了某種相似性。但是，民事合意主義，本身不能直接成為公法的合法性起源。經過界定加工，我講公法合意主義，視為一些社會元素的組合，如果失去這些元素，法律可能不再是合意法：
1、立法程序的合意性建構；
2、立法對社會合意的規范性維護；
3、立法對暴力命令的必要性排除；
4、適法行為的和平。
首先，基于法律主義的觀點我們認為，立法是調整社會生活的規范性建構。社會的發展方向和面貌，直接影響社會的整體利益和個體利益。在大生產和大交換的社會，成功的社會組織，影響生產和交易者的利益。為了形成人際的公平關系，因此必須探索公平的實現方式。法律主義的公平，本身只能在法律權利的建構過程中得以體現。因此，在法律意義上，公平不是生活性的公平，或曰事實性公平，乃是在生活與事實的基礎上，對公平的規范性建構。“公平”，在社會博弈環境，不是對自然秉賦的干預，而是規則的合意，以及合意規則下，自我選擇行為方式。法律權利平等，成為建構社會公平的基本要求。公平在社會博弈中的可靠共項，就是“同意”。立法程序的合意性建構，就是建立社會主體“同意”的社會博弈規則。顯然，單邊主義法律、秘密立法活動，在立法機制方面，出現了對公平的背反。著力于立法機制，是合意法學避免“法律理想主義”的指責，在現實中發現的合意釀造平臺。
在市場化社會，在新型交易盛行的社會平臺，為增進交易頻度和規模，提高交易效率，保持交易總量遞增，社會合意的方式，需要得到法律的規范性維護。因此國家公權，對于無損社會安全的交易行為模式，應當在規范的層面，給予維護。比如，對于民間借貸，法律不應過多地干涉。由于我們相信社會資源的自組織，是一個利益優化模式，在社會的自組織生成過程，社會的合意頻繁產生，如不能被有效維護，社會的充分交易模式，必然受到影響。這不僅是在國內交易的方面如此，在國際化背景下的交易，同樣也需要對合意進行維護。拋開對國際化放任生態、文化影響控制的負面因素，確立國際化的正當含義，顯然是在促進交易和合意方面。為何自由化在經濟方面取得成功，主要是合意被有效維護。但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總是以向“自由化”、“中國自由主義”，以及為增進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的主張潑污水為樂，故合意法學幾乎要回避“自由”的言辭表達。合意法學主張社會合意，這既是對惡人攻擊的回避，也是因為“自由化”、“中國自由主義”，和法律主義的格式不一。“從經濟的路徑”，走向法律合意主義，那些愚蠢的“反自由化分子”，還能對合意主義叫囂什么。國家公權的法律基礎是社會同意的法律，即合意法。這個論點，等待、反國家分子，來進行攻擊。
美國曾于1992年、1996年、2000年三次對全美400家一流的建筑公司的中上層管理人員進行調查，分析土木工程專業的畢業生在建筑施工工作中除了原先掌握的專業知識以外，還需要哪些管理知識。調查結果表明:1992年建筑管理方向27門課程中排名前三的課程分別是“財務管理”“建設規程及法規”“合同管理”;1996年的結果是“建設項目管理的法律問題”“合同管理”“建設規程和法規”;而2000年的結果是“建設項目管理的法律問題”“合同管理”“工程項目計劃、進度安排與控制”。這表明工程法律一類的課題處于絕對重要地位，通過法律手段對工程項目各參與方的行為進行約束是工程建設宏觀調控的體現，而利用合同規定各參與方的權責和平衡他們之間的利益則屬于工程微觀管理范疇［2］。因此，工程法律和合同管理問題勢必越來越重要，而合同管理須以法律知識為基礎，高等學校應加強對學生法律意識的培養。
2強化法律意識的培養
2．1課程設置方式高等院校工程管理專業的培養方案和教學計劃都將工程合同管理列為核心主干課程，要有效地傳授合同管理知識，必須正確處理好該課程與其他課程的聯系。以鹽城工學院為例，工程合同管理相關課程主要包括“建設法規”“工程合同法律基礎”“合同管理與索賠”。首先，通過“建設法規”課程，使學生熟悉與工程建設相關的法律，如建筑法、合同法、招標投標法、各質量管理法規等;其次，通過“工程合同法律基礎”課程進行合同法原理以及各種專業合同示范文本的講解與分析，使學生建立工程合同的整體課程結構體系，掌握合同法基本理論和方法，具備分析合同的能力;最后，培養學生合同策劃、合同履行、合同變更及索賠管理等合同管理的能力，為工程實踐作好準備。這樣的課程設置方式將法律知識的儲備及法律意識的培養放在至關重要的地位。
2．2課程內容及教材選擇鹽城工學院的“工程合同法律基礎”課程選取的教材為東南大學李啟明教授主編的《土木工程合同管理》第二版［3］，該書以工程合同類別為主線，在講述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后，分別介紹了各類專業合同示范文本的主要內容，包括監理合同、勘察設計合同、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物資采購合同等，并分析了各自的管理特點，“合同管理與索賠”選取的教材為東南大學成虎教授主編的《工程合同管理》，以工程合同管理流程為主線，符合上述課程設置的要求。同時，合同管理法律基礎應加強國際咨詢工程師聯合會頒布的工程合同范本FIDIC合同的講授，FIDIC合同被公認為是一部“施工法”［5］，其中包含了眾多的英文法律用語，其用詞十分準確、嚴謹，我國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等現行規定都借鑒了FIDIC的相關條款，通過這些法律條款的學習不僅使學生奠定扎實的法律基礎，與國際工程合同管理接軌，而且有助于從較深的層次把握工程合同管理的涵義。注重實務是工程合同管理的教學目標，案例教學與專題討論應在教學內容中得到強化。教師在平時生活中要關注工程建設中的一些官司或糾紛，積累教學資源，與時俱進。通過典型案例分析，增加感性認識，引導學生找出案例所涉及的法律條款，分析產生的原因，討論解決的方法，加深學生對教學內容的理解和應用。此外，在案例教學中，教師應當查閱并分析當年全國建造師、監理工程師、造價工程師等執業資格考試的考查內容，從中選取適當的案例進行講解，在幫助學生理解課堂知識的同時，也對學生以后的職業規劃進行相應的指導［6］。
2．3加強教師能力的培養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新時代的教師不僅承擔發展科學文化的任務，更為重要的是培養社會所需要的人才。工程建設是通過實踐才得以實現，作為一名教師，要理論聯系實際，把自己的知識能力武裝起來。要加強學生法律意識的培養，首先應提高教師自身的知識水平，教師應當努力掌握法律、經濟與技術等復合知識結構，使自己成為能夠連續施教“建設法律”“合同管理”等課程的人才，這樣有利于法律意識培養的連續性;其次，應強化教師的教學能力，應根據學生的學習情況，適時地調整自己的教學方法，使其明白法律基礎在工程合同管理課程中的重要性，引導其通過所學內容對實際問題進行分析，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從而達到教學目標。
3結語
并非所有問題都能夠在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課程教學中進行探究，尤其是在有限課時里選擇何種問題供學生探究尚需要教師認真思考，并在教學實踐中不斷總結。教師首先應確保精心選擇探究主題。以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課程為例，可供探究的主題涉及愛國主義、職業規劃、道德建設、法治建設、理想信念以及戀愛問題等等。教師應參考當前社會熱點，或以學生關注度為依據，同時根據課時限制來選擇探究主題。其次還應以此類主題為中心，進一步選擇可供學生探究的那些具體問題。在設計這些問題時應注意遵循與學生、實際、生活相互貼近的原則，確保所選問題能夠調動學生積極性和興趣。例如教師可在實際教學過程中以課時限制、大一新生特點為依據來選擇大學生職業規劃、道德建設以及戀愛問題這三大主題作為本學期探究主題，以便于引導學生在未來大學生活中所將要面臨的種種現實問題予以有效解決，并促使學生主動關注社會并且了解社會，能夠以理性的思考觀念來對待周圍社會事物與問題。而在確定所選主題后，教師可以戀愛問題這一主題作為討論中心，組織學生開展戀愛觀調查、戀愛中的個人道德、傳統家庭美德以及戀愛利弊分析等不同問題的探討，可讓學生根據個人喜好來選擇相應的問題展開探究。由于所選問題均屬于個人偏好，因此學生表現出較高的積極性和參與度。而在道德建設主題討論中也同樣如此，教師可以從道德建設重點、道德現狀評價以及道德建設過程中出現的主要問題等不同角度出發，引導學生通過理性思考，進而能夠正確分析社會熱點問題。此外，應就職業規劃問題逐步引導學生對自身專業各類信息進行搜集整理，并對專業就業情況有所了解，激發學生對專業未來發展方向有所關注，從而有利于學生主動思考自己在大學階段所應實現的目標。總而言之，通過上述問題的設計來引導學生對其面臨的各類現實問題予以良好解決。
2選擇相應的探究方法
應以探究式教學不同的內容為依據來選擇相應的探究方法，其中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是問題探討法。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是一門針對廣泛存在于青年學生群體中的各類思想問題所開設的重要課程，其問題色彩鮮明，且問題源較為豐富。而問題探討法則有利于提高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課程實效性以及針對性，在應用問題探究法的同時還可參考選材主題差異來開展包括展示性探究、搜集性探究、設計性探究以及調查性探究等多種方式在內的主題探究法。問題探究法在教學過程中是其中最為常用的一種方法。教師應著眼于道德發展現狀以及道德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組織學生以分組的方式搜集資料，并在組間展開討論與總結，還可在班級內部進行交流以及相互學習。在此情況下，教師可給出問題，并基于社會中出現的道德滑坡問題組織學生展開深入研究與談論，引導學生積極思考并合理應對。學生通過此類小組活動逐步了解到如何在團隊中開展相互合作以及如何有效交流彼此的觀點與看法，了解到應善于聽取別人迥異的觀點和見解，從而能夠著眼于不同角度來思考和探討問題，并最終解決問題。利用此類方式，學生不僅能夠正確認識現實問題，同時其問題分析能力也得到提高。
3課堂中教師應發揮主導作用而學生則居于主體地位
教師在探究式教學中關鍵應發揮主導作用，應在適宜的時間內適度介入學生探究活動，同時注意給予有效引導，并采用正確的點撥方法，防止學生在探究過程中偏離或者迷失方向。在學生學習過程中，教師應適度予以引導，同時評估小組學生的總結，鼓勵學生自主思考，并在尊重學生的前提下展開師生交流與對話，引導學生在個人真實想法面前能夠做到坦誠相待，并幫助學生解決面臨的實際問題。此外，教師應善于引導學生積極發表個人見解，并基于各類問題進行辯論、反思、歸納以及總結。例如在引導學生分組討論大學生戀愛問題的過程中，教師首先應對持有不同觀點的學生予以尊重，并對這些學生所發表的觀點予以客觀評價，讓學生認識到這些觀點的利弊，從而能夠客觀認識到大學生戀愛這一問題的利弊，而教師還可從自身體會出發來引導學生認識道德在愛情中的重要作用。在受到教師充分尊重的前提下，學生能夠打開心扉、積極發表個人言論，教師由此也實現了引導學生討論和思考的目的。與此同時看，教師還應掌握必備的學科基礎知識以及相關資料，從而為學生開展探究活動提供信息支撐。在探究式教學過程中，學生處于課堂主體地位是一個基本理念。要想確保教學理念富有主體性，教師自身首先應具備主體性意識，并對學生課堂主體地位予以尊重，與學生保持平等地位，以平等態度對待學生，并在教育活動中始終堅持以學生個人成長與發展作為根本目的和出發點。應構建和諧、民主和平等的師生關系，并以此為前提從學生群體的內心需求以及身心發展特點與水平出發，積極啟發、點撥以及引導學生，從而高效實現正確選擇教學內容并將其內化和外化的目的。
關鍵字：應急打撈；應急原則；打撈費用
一、 沉船沉物應急打撈清除的概述
根據沉船沉物對航行安全和海洋環境構成的危害的程度不同，沉船沉物的強制打撈包括行政相對人必須在主管機關規定期限內打撈清除和主管機關在緊急情況下直接采取的打撈清除措施。前者為主管機關通過行政命令對船舶所有人設定沉船沉物的打撈清除義務，要求行政相對人在主管機關規定的期限內履行打撈清除義務，如果行政相對拒絕履行或在規定的時間內沒履行這樣的義務，主管機關將采取行政強制執行；后著，則是在緊急的情況下，海事行政主管機關直接由其自身或者委托有關的打撈機構對沉船沉物的打撈清除措施。①
《海上交通安全法》40條規定："對影響安全航行、航道整治以及有潛在爆炸危險的沉沒物、漂流物，其所有人、經營人應當在主管機關限定的時間內打撈清除。否則，主管機關有權采取措施強制打撈清除，其全部費用由沉物、漂流物之所有人、經營人承擔。"《內河交通安全管理條例》36條也作出了類似《海上交通安全法》的規定。從以上兩個的規定可以看出，我國的國內立法中對沉船沉物的打撈有兩種，即限期打撈和強制打撈。限期打撈是主管機關規定責任人在限定的時間內打撈清除影響安全航行、航道整治以及其他危險的沉船沉物。強制打撈是責任人未能在限定的期限內進行打撈清除，主管機關采取措施進行作業。一般而言，主管機關即海事局委托打撈公司進行打撈，在行政法上視為代履，產生的費用一般有責任人承擔。強制打撈是以限期打撈為前提的。但是，如果沉船沉物嚴重影響海上公共安全，需要立即進行打撈，限期打撈勢必不能立即清除，此時強制打撈也無法進行。
二、沉船沉物打撈清除的依據
行政法具有三個原則，即行政合法性原則、行政合理性原則和行政應急性原則。以下來探討下沉船沉物應急打撈的理論基礎和實踐需求。
（一）沉船沉物應急打撈的理論基礎
行政應急性原則在上世紀80年代末被一些學者明確提出，但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行政應急性原則一直處于被遺忘的角落，2003年的"非典"危機又讓人們重新討論起這個話題。關于行政應急性原則，就筆者的閱讀范圍看，最早論及此原則的是龔祥瑞先生《行政應變性原則》一文，至少應變性包含了應急性。②
行政應急性原則是現代行政法治原則的重要內容，指在某些特殊的緊急情況下，出于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機關可以采取沒有法律依據的或與法律相抵觸的措施。應急性原則是合法性原則的例外，但是應急性原則并非排斥任何的法律控制。從廣義上講，行政應急性原則是合法性原則、合理性原則中的非常原則。如果沉船沉物現實的危險狀態不允許海事行政機構作出強制打來清除決定后實施，可以采取應急（及時）的沉船沉物強制打撈清除措施。
（二）沉船沉物應急打撈的實踐價值
上海打撈局黃浦江搶撈"銀鋤"輪事件，是我國應急打撈的成功例子。在諸多水域的沉船沉物在嚴重影響航道安全、人命、環境等，行政主管機關就應當采取應急打撈清除措施，解除障礙和危險。
三、應急打撈清除的義務主體
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應急打撈實則是一種緊急的強制打撈，即體現時間的緊迫性。筆者認為沉船沉物應急打撈清除的責任主體與其強制打撈相比，還包括海事行政主管機關。在各國立法中，對沉船沉物打撈清除責任主體普遍確定為船舶所有人或經營人；《殘骸清除公約》確定船舶所有人是殘骸清除的責任主體，其引入了"登記所有人"和"船舶經營人"的概念。
（一）船舶所有人
由于各國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差異和不同的國際公約對船舶所有人的定義不完全相同，對船舶所有人的概念作出不同解釋的情況時有發生。③本文采用1992CLC的定義："船舶所有人"是指登記為船舶所有人的人，如果沒有這種登記，則是指擁有該船的人；但如船舶為國家所有，而由在該國登記為船舶經營人的公司所經營，船舶所有人是指這種公司。
（二）船舶經營人
船舶經營人是一個非常不清晰的概念，國際上沒有統一的定論。本文采用我國一位學者的觀點：船舶經營人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上，船舶經營人是指本身不擁有船舶，但接受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出租人的委托，為他人經營船舶的人；廣義上的船舶經營人是之任何經營船舶的人，從而包括三種人，即，經營自有船舶的船舶所有人，光船租賃并加以經營的人，以及接受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出租人的委托而為他人經營船舶的人；廣義上的船舶經營人是國內外航運法規制的主要主體。④
（三）海事行政主管部門
沉船沉物應急打撈清除的海事行政主管部門包括海事局、打撈機關等，在海事行政主管機關與打撈清除義務主體之間，首先體現一種行政法律關系，海事行政主管部門是為了公共安全履行職責而采取的措施，最終是由責任人承擔，其行為可以看成是代沉船沉物應急打撈的義務主體履行，也符合《行政法》上的代為履行。
四、應急打撈清除的費用
《殘骸清除公約》采用的是嚴格責任原則，即不論船舶所有人對海上事故是否有過失，除法定的免責事由外，均應承擔打撈清除費用。針對即時性強制打撈清除的情況，如前所述，在強制執行中產生的打撈清除費用在性質上屬于代履行費用。鑒于我國對應急打撈沒有明確的制度，對于應急打撈清除的費用也不能明確歸屬，給實踐中帶來了一定的混亂，影響了沉船沉物的應急打撈工作進行。
1、從拍賣打撈清除所得價款中優先受償
雖然沉船為原船舶所有人的財產，但在海事行政主管部門采取應急打撈后不及時履行支付義務時，海事行政主管部門自然有權依法拍賣所打撈起來的沉船，并從拍賣價款中受償打撈清除的費用。沉物在貨物所有人不主張貨物所有權時不承擔打撈清除費用，但在其主張沉物所有權時，應當基于無因管理之債分攤打撈清除的費用。
2、強制保險制度
借鑒1969年CLC中有關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強制保險制度的規定其優點有：其直訴制度能夠及時保證應急費用能夠得到補償，可以促使船舶所有人防損。但其存在許多局限性：這種制度需要國際上的普遍接受，其必然會遭到航運公會的反對，未能得到大多數國家的認同；只解決事后補償問題，無法解決資金事前墊付將加重主管機關的負擔。
3、應急打撈清除基金制度
通過一定的途徑，募集一定數額的基金款項，建立支付相應海事應急行動費用的基金，在通過必要的法律手段仍然不能從責任人處追償到海事應急行動費用時，由基金支付。一個國家可以實施，基本不受國際立法的影響；可以通過有關主管機關在征收船舶港務費的同時征收，或者加在港務費中征收，不會加重有關主管機關的負擔；主管機關在當事船舶未繳清全部費用時可以依法留置該船舶。其也存在重要的問題，如無法解決過境船舶的應急打撈費用，基金補償或賠償存在最高額可能使其費用無法的到全額補償。
五、總結
沉船沉物應急打撈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雖然在我國海事航運中沒有確立這個制度，從上面的介紹可得出：沉船沉物應急打撈制度一旦確立，則會對打撈工作產生深遠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勢必會促進航運業的發展。
本文探討應急打撈費用建立基金制度和保險制度，是分別參照油污責任事故制度和相關保險制度得出的結論，僅在理論上考慮，實踐中有待考證。
注釋：
①司玉琢，李志文：《中國海商法基本理論專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版第515頁。
②龔祥瑞《行政應變性原則》，《法學雜志》1987年第6期，第36 頁。
關鍵詞：旅游文化研究；熱點；發展趨勢
相對于英語世界對旅游文化的研究，我國國內的旅游文化研究起步要晚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英語世界對旅游文化的研究起始于20世紀30年代，我國國內的旅游文化研究起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1984年，旅游文化作為一個專業概念出現。此后，有關旅游文化的零星論述，頻頻出現于報刊雜志之中，部分文化學的論著也涉及到了旅游文化問題。但總體上。這些研究還是很零散的。未引起旅游理論界和旅游實業界的足夠重視。
一、旅游文化研究的熱點問題
(一)關于旅游文化基本理論研究
1、旅游文化的定義之爭。界定旅游文化是進行實質性旅游文化研究的第一步。竇石認為，旅游文化是一個金字塔結構的文化體系。其“主體應當是鮮明地反映了旅游經濟和旅游活動的特殊需要部分。”除主體外，旅游文化還有廣泛的部分，它表現在一般社會文化素養的普遍提高及其與旅游活動和旅游服務體系相交錯的瞬間。楊時進在其由中國旅游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專著《旅游述略》中對這一見解進行了進一步完善。魏小安則認為，旅游文化是通過旅游這一特殊的生活方式。滿足旅游者求新、求知、求樂、求美的欲望，由此形成的綜合性現代文化現象。晏亞仙指出：“旅游文化，是根據發展旅游事業的規劃和旅游基地的建設，以自然景觀和文化設施為依托，以包括歷史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為內容，以文學、藝術、游樂、展覽和科研等多種活動形式為手段，為國內外廣大旅游者服務的一種特定的綜合性事業。”陳遼主張“旅游文化是人類過去和現在所創造的與旅游有關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喻學才在《中國旅游文化傳統》第一章中寫道：“所謂旅游文化，是指旅游主體和旅游客體之間各種關系的總和”。20世紀90年代后期，賈祥春提出：旅游文化是一種全新的文化形態，是環繞旅游活動有機形成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盡管旅游文化研究在我國已經發展近30年時間，對于旅游文化的具體指向，到目前為止，學術界仍然沒有一個基本共識，旅游文化的基本內涵與外延一直都是旅游文化研究的重中之重，在未來的研究中將仍是爭論的焦點問題。
2、旅游文化的學科地位之爭。隨著旅游文化研究熱的出現，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還出現了專門討論“旅游文化學”的學科地位的論文。唐友波、徐吉、郭青生、高蒙河的《旅游文化學發凡》已經意識到旅游文化是一種“從本質的高度對旅游進行綜合研究，進行宏觀的規律性的研究”的學科。據北京劉垣生《文化――旅游的靈魂――第二屆旅游文化學術研討會側記》披露，1994年8月在南戴河會上代表們也曾對旅游文化學科的建立問題進行了討論。毛桃青的《旅游文化應有自己的學科地位》認為無論是對旅游業健康發展，還是從學科分類的角度上都應設立旅游文化學科。它標志著高等旅游教育已經敏銳地感覺到了旅游業對旅游文化的呼聲，也從學科建設角度顯示了旅游文化在旅游學中的重要地位。與上述學者急于賦予旅游文化研究以學科地位不同的是：郭栩東、傅吉新兩位學者在其《基于旅游文化是一種概念的理解》一文中并不認為旅游文化研究能夠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旅游文化應該被看成是一種概念――“對旅游文化含義進行了闡述。認為旅游文化其實是一種概念而不是一種現實。它是過去發展起來的一種思想，并且與旅游目的地的政治文化密切結合的一種表現形式；作為一個概念，旅游文化不斷地體現一種矛盾：一方面，它吸納了一種均質化的政治議程，它暗示生活在一個特定旅游地場的人以相同的總體方式活動，并為一個群體劃出界限來確定該群體的身份；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人仔細觀察被描述的行為模式，將會發現這些模式并非真的可以劃出界限。因此，對旅游文化是一種概念的理解應側重于：作為一種繼承。旅游文化可視為從過去保留下來的文化遺產；作為一種選擇，旅游文化可以被視為一種接受和妥善處理變化的創造性力量。”在論文主體部分，他們對于這個提法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盡管事實上人們說旅游文化是‘真實的’，確實‘在那里’存在的，但實際上它卻是一種知識觀念，用以表達一系列復雜的人類行為、思想、感情和人工制品。學者們提出這一點已經幾十年了。人類學家洛伊(Lowie)在1937年寫道‘文化不變的是一種為方便之目的而分離出來的人造單元’。克羅伯(Kroeber)在1945年進行了類似的斷言。人類學家格爾茨認為：‘描述一種文化……尤其在描述旅游過程中，并非陳列某種古怪的事物……而是盡力引誘某處的某人來看某些事物，如我被旅行親眼所見和對話所引誘而看它們那樣’，與其陷入對什么是、什么不是旅游文化的爭論和尋找一種(或多種)本質含義，也許不如聰明地采取實際的觀點來問一問：當提及旅游文化時，傾向于表達什么具體問題?”
3、關于旅游文化在旅游業中的作用的研究。1985年，上海旅游學會率先開展了旅游文化的研討活動。代表們指出：從旅游業的特殊性來看，旅游經濟結構的綜合性、時間和空間的延伸性、形體景觀的趣味性和活動內容的啟示性，及其滿足五洲四海游客文化需求多樣化的客觀規律性，迫使旅游業必須有適合自身發展需要的文化形態。1987年9月，由湖北省青年旅游研究會組織召開的首屆中國旅游學學術討論會也進行了這方面的研討活動。代表們普遍認為：發展旅游事業不接受旅游文化的指導是不可思議的。由于旅游從業人員缺乏對旅游文化特性的了解，因此在旅游服務中出現了許多完全可以避免的失誤。加強旅游文化研究，無疑是對現有旅游資源進行深層開發的前提。20世紀90年代以來，很多學者都指出了旅游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旅游文化是旅游業的靈魂和支柱。謝春山指出：文化是旅游的本質特征，是國際旅游名城的主要標志之一，其蘊藏著巨大的經濟潛能，而且是提高人的素質、提高管理水平的關鍵，旅游業提高競爭力的法寶。費振家認為旅游者和旅游資源都是一定社會文化背景的產物。旅游設施和旅游服務也是一定社會文化環境的反映，并強調重視旅游文化營銷。罕華興也提出旅游文化是旅游業發展的內在動力。于邦成、陳曉輝也指出旅游活動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活動，發展旅游業必須加強旅游文化建設。晏性枝也指出“文化是旅游的內質(特質)，是旅游的高級形式和精神享受”；“發展旅游業要樹立大文化觀”。(2)旅游文化是旅游可持續發
展的源泉。黃佛君、金海龍、許豫東提出“在旅游活動中旅游文化是首先要考慮的因素，旅游活動的過程是從經濟中進去，從文化中出來的過程，旅游開發的價值最終是體現文化的經濟價值”；“可持續旅游業要求生態文化作為發展支撐”；“旅游文化的可持續成為可持續旅游業的基礎”。趙文紅也提出“旅游文化是旅游活動的內涵，旅游文化的載體是旅游資源，而旅游資源又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因此，旅游文化是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源泉。”
(二)關于旅游文化建設及應用的研究
1、關于旅游宗教文化建設及應用的研究。宗教是一種普遍的社會歷史現象。據估計，全世界宗教徒占總人口的3／5以上。我國從來沒有陷入到宗教極端主義的狂熱中，而是以博大的胸懷兼容了許多外來文化，始終沒有被宗教化。楊文棋認為，宗教旅游文化業的關系是相輔相成、共同發展的。秦永紅提出，宗教與旅游通過文化相聯，兩者既相互獨立又相互融合；宗教文化的交流與傳播途徑之一是通過旅游得以實現的，同時宗教文化又伴隨著市場經濟的進程日益成為旅游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形成了專項旅游宗教文化之旅。朱桂鳳提出，在新的環境下，作為特殊的旅游文化資源之一的佛教旅游已不僅僅是佛教信徒以朝覲為目的進行佛教文化傳播的方式，而更多的是人們在旅游中將其作為一種人文景觀加以追求和欣賞。王亞欣提出，藏傳佛教文化是藏區的文化特色和優勢資源。是以旅游業促進藏區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我們可以看出，旅游與宗教有著密切的關系，宗教文化已經成為我國人文旅游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
2、關于旅游飲食文化建設及應用的研究。人類的飲食生活是一定歷史階段文明基準與文化風貌的綜合反映。如馬曉京提出，我國清真飲食文化的旅游價值主要表現在它的食用性價值和通過清真飲食文化的核心“善”而表現出來的美學價值兩方面。唐留雄提出，我們要繼承與發揚中華飲食的精華，滿足旅游者對“吃”的需要，推進旅游業的發展；營造、提升中華飲食文化氛圍，增強飲食文化作為旅游吸引物的吸引力：把飲食、飲食文化溶入到旅游節目中去，使其真正成為旅游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劉瑞新提出，只有深層次挖掘飲食文化資源、開發多種特色飲食旅游文化，才能更好地弘揚中華飲食文化，提高旅游地的綜合吸引力，促進餐飲業和資源旅游業的進一步發展。中華民族的祖先在自己的飲食生活中傾注的心血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所無法比擬的，因此中華民族的文化有著更為鮮明獨特的“飲食色彩”。這便是中華民族長期積淀形成的博大精深的飲食文化。
3、關于旅游民俗文化建設及應用的研究。民俗文化是旅游文化的基礎部分，同時也是旅游者最感興趣的部分之一。如錦英提出，民俗文化與社會生活是水融、混為一體的，民俗從一個角度看。是一種文化意識形態，從另一個角度看，又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張文祥提出，民俗文化作為人類社會文化的一部分，以其豐富的內涵和多彩的外在形式成為旅游審美的重要內容。劉雷提出，旅游市場的消費需求是民族特色文化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或者說民俗文化轉變為旅游資源的基本動因。張軍提出，民俗文化的原真性是相對穩定的，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民俗傳統也要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發生變化，而民俗文化也正是在這種繼承和發展的綜合作用下才得到延續。人人都有獵奇的心理，人人都想從旅游中獲得新奇的體驗和感受，作為具有異國他鄉的民俗文化，正好滿足廣大旅游者獵奇的心理需要。
二、我國旅游文化研究的未來發展趨勢
(一)回歸文化成為旅游的核心內容和發展方向的趨勢
旅游在經歷了單純的觀光游到如今的深層次的旅游文化，這種回歸文化的趨勢取決于文化對旅游的作用。旅游業的競爭本質上是文化的競爭，文化因素成為旅游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在旅游活動中，旅游者物質方面的需求是較低級的需求，易于滿足；但是其最終目標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屬于高級而復雜的需求，較難于滿足。由于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差異性往往為一個地域、一個民族所獨有，很難模仿和復制，可比性較低，易于創出自己的特色和品牌，形成發展旅游強有力的競爭能力，文化中所帶有的民族和地域的獨特信息，往往是不可再生也是不可替代的，突出旅游文化特色形成區域間文化特質，是培植旅游經濟核心競爭力的關鍵。隨著旅游開發逐漸向深度發展，文化像一只無形的手支配著旅游經濟活動，只有通過文化創新才能保持旅游經濟基業長青。
關鍵詞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 三觀 價值取向
文章編號 1008-5807（2011）03-149-01
一、探討的緣由
就一般而言，“價值”表達的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種相關性，是客體所具有的屬性及其對主體而言的意義.教育的價值是建立在教育的本質特性基礎之上的，是教育對于主體的存在和發展而言所具有的意義。追求價值是教育教學活動重要的驅動力，而且教育教學還是一種創造價值的實踐活動，這不僅意味著教育教學的內容本身是具有價值的，還意味著我們對教育教學活動存在一種價值期待，希望能藉此實現我們在某一方面的需要、利益和追求。
因此，如果沒有動態的價值追求和價值實現，沒有存在于這一過程中的價值取向，整個價值系統就會成為沒有生命的東西，課程的真正價值也就無法實現。而很多老師沒有重視這一點.
二、教學實踐中形成“基礎”價值取向的依據
思政課的根本任務是要把理論教育和人才培養結合起來，通過科學的理論武裝來促進大學生的全面發展和健康成長。青年大學生是社會發展的新生力量，他們的理論認識、思想觀念和行為選擇并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有著十分豐富的理論和實踐根源。因此，培養怎樣的人才，培養這些人才具有怎樣的素質品質，是我國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新課程教學中價值取向的形成必須充分體現這一基本目標，并由此出發形成一條貫穿教學過程始終的線索。新課程在展示其全新的結構體系和內容安排的同時，也對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基礎”課程教學中價值取向的基本內容
（一）政治性與科學性相統一的價值取向
教學的至高宗旨是以此為方向引領學生的思想、觀念，并進而引導其行為。這一方向既要落實在思想修養和道德修養的教學中，也要體現在法律修養的教學中，要在教學中避免具體地、逐個地講解法律條文。可以說，政治性與科學性共同構成了“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的“課程生態”，政治性是其根本方向，科學性則是其生命之源，新課程在教學中必須形成政治性與科學性相統一的價值取向。
（二）社會性與個體性相統一的價值取向
要做到社會性與個體性的統一，必須把思想、道德、法律領域社會性的要求轉化為青年學生的內在需要，事實上，在這些領域的社會性要求中包含著許多對于人的主體地位、人的全面發展、人的社會性生存等方面內容的關注。因此，我們的理論教育一定要緊扣學生的現實生活，要了解學生的需要和追求，分析學生的需要和追求，只有深入學生的生活實踐和思想實際才能使學生在思想上產生共鳴，從而喚起并引導學生的需要和追求，只有把規范領域社會性的要求放到社會實踐的情境中去體驗，才能形成學生在實踐中遵循規范的心理基礎，并成為個體行為的重要動力。
（三）思想、道德與法律教育“一體化”的價值取向
“新教材從社會秩序結構的角度，把這個法哲學、社會哲學中的問題以全新的面目展示在我們面前，把思想、道德、法律放到社會規范的層面上讓我們重新認識：思想、道德與法律都以社會為其發生的基礎，它們在內容上相互影響、相互吸收，在實施中相互作用、相互支撐，在功能上相互補充、相輔相成，共同立足于社會、歷史經驗和現實的基礎之上，共同構成影響社會秩序的要素；它們所要達到的最終目標是一致的，即通過綜合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和法律素質，來形成我國社會發展所需要的特定的社會秩序。可以說，教育“一體化”的價值取向，是取得教學實效的重要途徑。
四、以改進教學方法、增強教學實效來促進課程可持續發展的價值取向
筆者以為，在教學實踐上嘗試以下方法，將有益于促進新課程的可持續發展。
（一）課程設置安排不合理。
經濟法是門專業基礎課，其課程安排應該在專業課程講授之前進行。但是，學生在學習經濟法的同時還需要掌握一定的法律基礎知識。目前高校中已經開設有《思想品德修養和法律基礎》課程，但是在法律基礎、經濟法、專業知識的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在銜接上存在一些問題。課程設置方面，按照知識學習邏輯，學生應該首先掌握法律的基礎知識，例如：法律規范、法律關系等概念的學習，法律基礎的學習應該在經濟法學習之前進行。但是，在實際的高校教學中，《思想品德修養和法律基礎》和經濟法的開設時間是在同一個學期，一般是大一下學期。
（二）教學內容缺乏針對性。
不同專業的學生所學內容的側重點原本應該是不同的，但是，實際教學中，不同的專業仍然使用同一本教材—《經濟法概論》，使用同樣的教案，完全忽視了不同專業學生的知識結構差異性，導致教學目標無法實現。另一方面，由于各個課程在制定教學計劃并沒有綜合考慮相互的關聯性，因此法律基礎、經濟學和專業課程的教學內容的協調性存在問題。法律基礎教授的法律知識很有限，導致講授法律基本知識的重擔壓在了經濟法教學上，結果經濟法教學內容所需講的內容偏多，嚴重影響教學質量，無法實現素質教育。
（三）教學評價不全面。
作為教學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教學評價不僅能夠檢驗學生掌握理論知識的程度，也是評價教師教學水平的重要手段。然而，受傳統教學方法的影響，經濟法課程的教學評價和考試方法過于簡單，僅僅依賴考試來評價學生和教師顯然是不全面的。另外，在考核內容的選擇上重理論輕技能，這種忽視學生綜合技能培養的考核對于學生的實際能力的培養是極不利的。
（四）理論與教學實踐嚴重脫節。
在目前的經濟法課程教學中，教學內容包括：經濟法基礎理論、市場主體法、市場運行法、市場調控法及經濟仲裁與經濟司法法等五大部分，課時方面設置大部分在50到30多個學時之間。傳統的經濟法教學往往以講授式為主，受應試教育影響，教學偏重說理。其優點是可是幫助學生快速的建立完整的經濟法學知識體系框架。但是這種教學模式也有其弊端，即忽視了教學的實踐性。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與現實脫節，很難法律本身的價值及法律的合理性。在實踐過程中，學生具體的司法糾紛時很難應用所學知識解決問題，導致理論與實踐產生嚴重脫節。很多人都知道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但是在最后在做到的時候卻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在日后經濟法的教學中，教師應該對教學進行創新，增強理論的實踐性應用，真正實現理論聯系實際。
二、對經濟法課程教學改革的認識與思考
（一）創新教學計劃，使經濟法與基礎課銜接。
法律基礎課程的開設可以為日后經濟法的學習打下良好的基礎，兩者具有前后的繼承性。因此可以將經濟法課程的開設放在法律基礎課程之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間時間不能間隔太久。經濟法與統計原理、會計原理等課程同步開課，后續開設經濟類的專業課程，這樣學生在學習時不會感到吃力或者是無所適從。
（二）教學內容因專業不同而異。
經濟法的教學內容中涉及眾多的法律條文和法規，教師在有限的課時內不可能面面俱到，一一介紹清楚每一個條文，這就要求在講授的過程中，教師要針對不同專業有選擇、有側重的進行教學。例如：工商管理類的專業教學中要重點介紹市場主體和管理等方面的法律；財會專業應將重點放在介紹財會、稅收等法律上；農林經濟管理類的專業應重點介紹自然資源管理法規。教師只有充分把握好學生的專業特點，在教學實踐中探索，精心設計每一章節的內容，才能有的放矢的教好每一節課。
（三）改革教學和考核方法。
以往傳統的以考試為主的考核方法不能滿足現代社會對學生能力的要求標準。因此，教師在實際教學中應該注意改革教學和考核方法。教師可以在教學過程中組織學生針對目前社會中熱點問題展開討論，并且撰寫專題論文，章節內容學習之后布置思考問題或者是作業題，通過對論文和作業的完成情況來評定學生的平時成績。通過過程性的評價不僅可以實時的讓學生反饋學習結果，還有助于督促學生積極參與學習。另外，最后的考試教師可以采用多種考核方式，閉卷的方式以加強學生對于理論知識的記憶；論文可以拓展學生的知識面；口試考察學生的應變能力和思維敏捷性。
（四）加大實踐教學的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