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2 17: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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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解構主義；漢語言文字學；結構主義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1
20世紀初期的結構主義曾經以其完整的系統和功能為西方提供了思想資源，為語言、文學、哲學等領域提供了一套封閉的研究方法。自20世紀中葉開始，隨著人們對社會和政治問題認識的深入，邏輯中心主義和結構主義等在人們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發揮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漸陷入迷惘、失望和憂憤之中。西方語境也出現了反形而上學傳統的后現代思想。作為后現代思想之一的“解構主義”思潮，對政治、哲學、文學、語言以及人的思維方式等產生了重要影響。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思潮開啟了西方政治和哲學思潮新的發展方向。
解構主義產生的思想淵源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學。19世紀末，尼采宣稱“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評價一切價值，這種質疑理性、顛覆傳統的叛逆思想對解構主義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次，是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思想。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中探討了西方哲學史上的存在與邏各斯問題。他要研究古代的邏各斯（Logos）是怎樣變成近代的邏輯(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義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統治地位？海德格爾通過對古希臘哲人巴門尼德殘篇的研究發現，邏各斯與存在的原始意義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圖后，西方人開始與存在發生對峙，越來越自信自己擁有支配存在的主體性與知識能力。海德格爾對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主義加以批評，德里達則直接繼承了海氏的理論。再次，解構主義的出現與歐洲的左派批評理論密切相關。1968年，一場激進的學生運動席卷整個歐美資本主義世界，法國的運動被稱為“五月風暴”。但革命后隨之而來的是激進學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轉向學術思想深層的拆解工作。他們明明知道資本主義根深蒂固，難以撼動，卻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種基礎，包括語言、信仰、機構、制度和規范等。
解構主義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達以《文字學》、《聲音與現象》、《書寫與差異》三部書的出版宣告解構主義的確立，形成以德里達、羅蘭•巴爾特、福柯、保爾•德•曼等理論家為核心并互相呼應的解構主義思潮。德里達為了達到反形而上學、反邏各斯中心的目的，選擇從語言學和符號學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構主義內容冗雜，缺乏統一的理論和解釋。解構主義者也拒絕為自己的理論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它們主要的批判理論與策略包括：反邏各斯中心主義(anti-logocentrism)、延異(différance)、替補(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反邏各斯中心主義是解構主義的核心思想。海德格爾認為，西方形而上學的思想傳統發端于柏拉圖對古希臘邏各斯的強行曲解，認為言語與意義（即真理，上帝的話）之間有內在、直接的關系。因此，邏各斯中心論也被稱為“語音中心論”，強調言語優于文字，書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達對此說法進行了解構。他說，書寫文字并不見得天生就低劣于語言發音，為了打破傳統的“語音中心”偏見，他力圖建立一種“文字學”，以便突出并確認書寫文字的優越性。這種文字優越性，首先表現在它在符號學意義上的“可重復性”。其次是符號應該在不考慮講話人意圖的情況下，依然能被人們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號上述的兩個必備特征，即“可重復性”和“不考慮講話人之意圖性”，驗證了德里達所說的文字優越。在更大的范圍說，文字包括了整個語言學的符號系統，因而它也是狹義上的言語和文字賴以存在的基本條件。這便是德里達所謂的“元書寫”(arch-writing)。元書寫概念一經確立，必然打破邏各斯主義的語音中心說。
德里達從言語與文字的關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傳統的二元對立的價值觀。整個西方形而上學的思想傳統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識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對立中的等級秩序觀念。如在言語/?文字、男人/?女人、靈魂/?肉體、意識/?無意識、開明/?蒙昧、西方/?東方等的區別對立中，邏各斯中心論認為前者優于后者，具有鮮明的等級觀念。德里達獨辟蹊徑，從語言學角度入手，通過對言語和文字的解構，瓦解了二元對立的觀念，提出二元之間只有差異，而沒有等級秩序區分。不僅如此，“對立”的兩項之間還存在大量的相互滲透和包容等。
德里達還發明了“延異”概念，即延遲與差異。他直接利用索緒爾的符號任意性觀念，打破語言是外在“真理”體現的神話。他說“延異(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個單詞，本身是一個杜撰的詞。在法語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兩者的發音相同。若要區分它們，我們必得借助文字拼寫上的差異，這本身就是對言語優于文字邏各斯主義論點的一個極好諷刺。解構主義關于“替補”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為文學批評理論所借鑒，這里不再介紹。
通過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體策略，尤其是從言語與文字關系入手，德里達批判了邏各斯中心論，打破了等級森嚴的二元對立觀，提出了概念之間沒有等級和中心而只有差異的思想。解構主義從語言學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構西方的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論，對現存的等級秩序提出挑戰。強調通過對舊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價值體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價值。這種批判與重建的雙重姿態，德里達稱為“雙重約束”（doublebind）。他說：“事實上，我一直被兩種必要性拉扯著，或者說我一直嘗試公平對待兩種可能看起來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構哲學，即思考哲學的某種關閉范圍，但不放棄哲學。我承認這么做很困難，但無論在寫作還是授課中，我重視始終嘗試盡可能地同時采取兩種姿態。”［1］
這一思想產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產生重大影響，其影響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論領域。它在政治學上就是對西方中心論的瓦解，重視多元文化價值。而這恰恰是任何一個處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民族和國家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解構主義思想對民族價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對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確立起到積極作用。當然，解構主義思潮自產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評。因為其理論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運用的邏輯、方法與理論，大多從形而上學傳統中借用而來，這樣說來有點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構主義發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種歷史困境，即真理虛妄、意義不確定以及漫無邊際的任意解釋等。因此我們對這樣一種影響巨大的理論思潮也應該抱一種批評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利用解構主義審視我們傳統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認語言多元性，承認每種語言與文字都有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與作用，而不可輕易否認自己的語言文字。現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深受西方語言理論體系的影響。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沒有語言學，中國古代談不上語言研究，進而否定漢語和漢字研究的傳統和成就。從漢語言文字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到對漢語和漢字的認識與評價都帶上了西方學術思潮的烙印。如漢語的語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語法理論后面的，如漢語的語義學研究一直沒能好好繼承自己的傳統，沒能發展出自己的理論體系，如對漢字的誤解導致的漢字落后、漢字要改革等錯誤觀念，如漢語目前的理論體系對很多漢語現象缺乏解釋力等等。這都是西方邏輯中心主義的深層觀念所導致的結果。
興起于西方的解構主義思潮，是對西方中心主義傳統思潮的反思。現在“解構”一詞不再屬于哪一個領域或地域，而是屬于人類自身。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今天研究“解構主義”，吸取其精華，也就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國。
2解構主義思潮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在中國的影響也日益顯示出來。在此視角下，我們反思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既要承認我們的成就，同時也要發現我們的問題。我們應在繼承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從漢語言文字的客觀事實出發，破除歐洲中心主義的思想，總結出漢語言文字的規律，開拓新世紀漢語言文字學的研究道路。
中國的傳統語言學形成了很多優良傳統。在今天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我們首先應該繼承自己的優良傳統，并將其發揚光大。中國傳統語言學最值得我們發揚的傳統有以下三點。
(1)重視實證和歸納。
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實證法來自西洋。但是，作為學術研究的一般方法，實證法在中國本土有厚實的基礎、悠久的歷史和持續的傳統。中國傳統語言學研究從許慎開始就特別重視實證和歸納。許慎在《〈說文解字〉敘》里說，他考據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證”，“其于所不知，蓋闕如也”。“敘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僅僅這幾個數字就無可爭辯地說明了許慎重視實證的態度和做法。許慎之子許沖在《進〈說文解字〉表》里，稱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據”的問學傳統。許慎以實事求是、信而有證的學術精神和態度成就的《說文解字》奠定了漢字學基礎。著眼于漢代的這種實證態度，學術史上漢代古文學家的學術成就稱為“漢學”。這種實證方法一直延續下來，到清代還有很多追隨者。正是由于堅持了這種求實的態度和精神，清代的語言學研究達到了傳統語言學的高峰。清代的實證表現為考據法的盛行，梁啟超曾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給予考據法以高度評價。
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過實證和歸納而成就的。如在《說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學派通過實證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后，乾嘉和傳統實證方法一直處于被否定的地位，這是不尊重傳統的表現。對此，王力先生曾強調：“能不能因為乾嘉學派太古老了我們就不要繼承了呢？決不能。我們不能割斷歷史，乾嘉學派必須繼承。特別是對古代漢語的研究，乾嘉學派的著作是寶貴的文化遺產。段王之學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永放光輝。他們發明的科學方法，直到今天還是適用的。”［3］魯國堯先生也認為，研究漢語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注:參閱魯國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兼論漢語研究中的“犬馬-鬼魅法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
可見重視實證是中國語言學的重要特色。
(2)重視書面語言及其意義研究。
中國傳統語言學重視書面文獻的研究，重視意義的獨立研究價值。中國從先秦時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漢語的書面語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國記錄文獻的語言，也是知識分子進階應試所用的語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僅在中國文化的傳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歷史作用，而且還是形成現代漢語的源頭之一。當然，由于書面語和口語的脫節，從隋唐時期開始文言文和口語分離日漸嚴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為影響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間接因素。白話取代文言，成為漢語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認文言文在漢語發展歷史上的積極作用。
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地評價文言文及其在歷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漢語的一個傳統，一個與漢字的表意性質有關的傳統。漢字作為表意體系的文字與西方拼音文字性質差異巨大。中國學者把意義作為獨立的對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漢字的形、音、義為研究對象的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說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離開語言環境后，還可以見到它的本義，看到其本義如何引申出新的意義。古代學者一直把意義當作可以獨立研究的對象看待，而不認為它從屬于語法。在訓詁學中，意義是可以分析的，它運用“義界”的訓釋方法，就是在意義內部進行結構分析。傳統語言學還特別重視語音在詞匯語義系統、詞源系統、詩詞韻律中的表現，古人很少做純形式的運作，而是在務實的基礎上以音證義，以義證音。這是傳統語言學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視語言和文化的關系。
在中國古代的語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濃厚、很自覺的人文傳統，“離經辨志”、“隨文釋義”、“微言大義”等說法，都表明人們自覺不自覺地追尋語言背后的東西。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亂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經傳道。這種傳統一直延續下來，并且形成了中國古代“小學”與經學融合的現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里，語言文字學著作即在經部。因此，傳統的文字學、訓詁學研究歷來與文化有著密切關系，如文字構成的理據、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訓釋，都直接牽涉到文化，或是直接為文化服務。這就是語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結合的學術傳統。
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如張世祿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會觀》中寫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會，史策既無征考，則惟有求諸古來之余形遺跡，俾可想見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遞嬗，察地層而識地殼之胎成，皆其類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國，則此文字者，誠有史以來，先民遺跡之所留，曷借之以窺其政俗之梗概，以補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棄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謂何，吾又烏睹其可哉？”［4］他在這篇論文中從漢字的構造入手來看古代社會的風土人情、物質生產和精神建構，體現了語言文字與文化相互參照研究的特點。20世紀50年代初，羅常培先生出版《語言與文化》一書，是自覺研究語言與文化關系的劃時代專著。
中國現代語言學由于受到西方語言學影響很大，在解釋漢語現象時并不能完全適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語言本身較重形式，而漢語和漢字則具有較濃厚的人文色彩。為了促進漢語研究，找到一種較為切合漢語實際的解釋框架，從20世紀80年代起，在中國興起了文化語言學。[注:新時期文化語言學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義主編《文化語言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銘《文化語言學導論》，語文出版社2003年版；張公瑾、丁石慶《文化語言學教程》，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等。]漢語中的很多語言現象都可以通過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結合文化來研究語言一直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一個傳統。
中國語言學的這三個傳統都值得我們繼續發揚。尤其是后兩個傳統恰恰是解構主義所重視和強調的。解構主義著力打破西方中心論的觀念，客觀而實際地認識其他語言文字的地位。解構主義非常重視書面語，這從德里達的《論文字學》、《書寫與差異》等著作名稱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達正是看到了邏輯中心主義、結構主義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語言的差異，強調書面語言和文字的重要意義。
漢語和漢字重意義的特點和現代語言學的從形式到意義的轉向是非常吻合的，這本來是我們的優良傳統，但卻被以西方為中心的語言學者認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現。西方邏輯中心主義認為，語音和思想的本質、存在的意義之間有最直接、最接近的關系。從“語音中心主義”出發，言說和口語受到推崇，文字被貶低。而且他們責難對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針對非語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學家都表達了類似的見解，黑格爾批評漢字說：“他們的文字對于科學的發展，便是一個大障礙。或者，相反地，因為中國人沒有一種真正的科學興趣，所以他們得不到一種較好的工具來表達和灌輸思想。大家知道，中國除了一種‘口說的文字’以外，還有一種‘筆寫的文字’，后者和我們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個別的聲音——并不把口說的字眼記錄下來，卻用符號來表示那些觀念的本身。”“中國因為語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爾的這種見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漢字的普遍觀念。西方人對漢字的偏見，還進而擴展到對漢語的認識。對漢語和漢字的偏見甚至一度成為西方人不自覺的思維習慣。
結構主義語言學奠基人索緒爾力圖創立一個具有普遍理性的語言學理論，將語言學變為一門科學。盡管索緒爾在心理上不愿意舍棄語言材料和語言現象的豐富多樣性，但是為了建立一個具有整體性、普遍性以及獨立性的全新理論體系，事實上他將理性的語言觀和人文現象對立起來，舍棄了語言符號的人文性。他對人文現象的舍棄，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學中根深蒂固的邏輯中心主義，他的語音中心論實則是邏輯中心主義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邏輯中心主義和理性主義以及二元對抗的思維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礎上的，長期以來被西方學者認為是代表人類思維發展的最高階段，這種觀念與拼音文字血肉相連，互為因果。這嚴重影響到對人類語言文字的公正認識，導致弱勢民族語言被邊緣化以致面臨失語的困境。
解構主義實際上是西方學者對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反思，它檢討和總結了西方世界因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質豐富而產生的西方中心主義的錯誤思維，以及將文化系統建立在邏輯中心主義之上的缺點。解構主義承認東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樣，具有各自的價值。德里達從融合表音與表意的漢字中發現了在邏輯中心主義外發展出強有力文明的證據。德里達的理論闡釋有一定的歷史背景。歷史上部分西方學者的漢語言文字觀念曾對西方邏輯中心主義造成過威脅，“一次是與科學思想的結合，漢字通過一般語言，通過萊布尼茲使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歷史產生了偏離。再一次發生在20世紀初的東方學家費諾洛薩（ErnestFenollosa）和現代派詩人龐德(EzraPound)那里，這次是與詩學的結盟”［6］。德里達認為，從文學和詩學方面，漢語言文字展現的魅力能打破邏輯中心主義。
當然，我們也要清醒看到，無論萊布尼茲，還是費諾洛薩、龐德，乃至德里達本人對漢語言文字的揄揚都是建立在“誤讀”的基礎上，他們都沒有徹底了解漢語言文字。無論是相當多的西方學者對漢語和漢字的貶低，還是少數學者的褒揚，他們的觀點和認識都沒有建立在對漢語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礎上。因此，還必須依靠我們自己，從漢語現象出發，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傳統，并將其發揚光大。
3
從解構主義的立場看，漢語言文字學的發展，應當從漢語現象出發，走自主創新的道路。
中國語言學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些優良傳統，但是這個傳統在中國近代向現代的轉折時期遭到質疑，受到冷落。與之同時，西方語法理論卻極大地影響了漢語言文字學研究。那么現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應當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確，只能走自主創新之路。
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都必須走自主創新之路。文化的發展更要從自身實際出發，尋找適合自己民族的發展道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也不例外。在這方面，前人和現代的語言學者已經導夫先路，提供給我們可資借鑒的探索。
馬建忠最早借鑒西方的語法理論寫出了《馬氏文通》。該書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語法寫成，而是馬建忠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的結果。對此許國璋先生的評價頗中肯綮：“（《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學習《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國《普世唯理語法》為范式。此書之成，我以為只是馬建忠根據普世語法字別種、句司字的通理，憑個人的哲學自信（conviction），經過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寫成這部中國向所未有，在體系上又超過當時西方語法書的力作。”［7］馬建忠利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現象是有道理的，因為作為人類交際工具的各種具體語言，必然會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馬氏文通》對漢語語法分析貢獻很大，但總體上看，其中更多的是總結出漢語語法和西方語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漢語本身的特點還值得我們繼續研究。王力先生說：“各種具體語言，作為人類的交際工具，當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種語言的語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種具體語言的語法來說，世界語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點是主要的，沒有這種特點，就會喪失其為獨立語言的資格，和另一語言同化了”［8］。可見，對一種具體的語言來說，人類語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點是更值得關注。
王力先生說的世界各種語言的共同性，應更多體現在日常語言中。而對于某種語言來說，日常語言只是這種語言的表層部分，其深層部分應當是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更容易展現一種語言的民族特點。科學語言的民族特點很不明顯。自然科學的那些諸多概念、公式、定理與邏輯推理，很難說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個民族語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學語言。在結構主義思潮影響下，語言學十分重視口語，重視語音中心主義，重視共時描寫，其最大的貢獻就是促成語言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獨立。但如果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語言科學主義，則會導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對書面語不重視，就容易使語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們以往的漢語研究由于過分借用西方語法理論來構建自己的體系，想利用這種體系來解決漢語的所有現象與問題，但結果并不遂人意。
合理的做法是從漢語的實際現象出發，擴大漢語的研究領域。我們過去的語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詩詞駢文，只能分析形義相應的詞語，不能分析形式壓縮、內容積蘊的典故之類，這顯示了漢語語言學的貧血現象。試問，如果漢語中去掉了“葛郎瑪”（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點，那我們的漢語還是漢語嗎？這些現象包括：第一，漢語中的對偶、平仄和駢文等；第二，漢語句法構造比較特殊，主語、謂語、賓語常有省略；第三，漢語的詞難以確定詞性等。
在這方面，啟功先生的《漢語現象論叢》為我們開辟了道路，為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自主創新做出了貢獻。啟功先生擺脫了從語言理論出發到漢語中尋找漢語規律的模式，堅持從漢語語言現象的實際出發去研究總結漢語自身的結構規律。從對一些具體漢語現象的觀察中，分析歸納出若干條漢語規律。如古代詩歌駢文的語法問題，修辭與語法的關系問題，語言環境對語法結構的影響問題，語氣、語調跟語義、語法的關系問題等。啟先生對“葛郎瑪”不能包括的漢語特點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釋。［9］
關于漢語詞性靈活的問題，19世紀英國漢學家威妥瑪曾提出：“漢語詞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即漢語中對于這么多的詞語（尤其是我們傾向于稱之為名詞和動詞的詞）有共通性，在有廣泛差別的語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達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語言權威性地劃分到像我們語言中詞性的范疇里去的努力，都將枉費心機。而且，我們語言中的此類分析當然得有它們相對應的漢語語法，且不管能否對它們做詞類分析；在所有的別的語言中用屈折變化生效而產生的大部分結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漢語自身也擁有，否則漢語就不成其為一種語言。”［10］對此，王寧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語、俄語這些種語言，一個詞象一根小鐵鉤，一邊有環，一邊帶鉤，這個鉤鉤進那個環，連成一條就是一句話。鉤和環得對合適了，大鉤穿不進小環，大環掛不牢小鉤，詞的自由結合度很小，錯了一點就被判為語法錯誤。可漢語的詞象一個多面體，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膠，面面都能接，而且用點心都可以接得嚴絲合縫。比如回文詩，干脆結成一個圈兒，從哪兒都能念。這雖是文字游戲，可難道不啟發人去想漢語的特點嗎？”［11］39-40
以上認識使我們看到，要想真正認識一種語言，就必須不帶偏見，承認其獨特的價值。在此基礎上，無論是西方學者還是中國學者對于漢語現象的認識都會有更多的一致，都會發現更多的漢語特點，并總結出相應的規則和理論，這也才是漢語言文字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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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從漢語現象出發，借鑒解構主義思潮建立適合漢語特點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解決好下面問題。
(1)如何看待繼承傳統與借鑒西方的關系問題。
中國傳統語言學已經有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在其發展中積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優良傳統，這些是我們繼續發展的最重要基礎。但我們的傳統研究也有自己的弱點和不足。如傳統的語言學有注重實證和歸納的優點，也有不善于演繹和推理的不足。單獨的歸納法，難以產生現代意義的語言學。訓詁學中字、詞不分的問題，還有語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節的模糊性和籠統性限制，而沒有細致精確的聲音分析的習慣等。這些都是我們的弱點，反映出我們傳統語言學理論的不足。
西方語言學在中國語言學走向科學的過程中，曾經起到很大的作用。現在我們使用的結構分析和描寫方法等，都來自西方。西方語言學具有的科學精神和哲學的思辨精神以及邏輯的推理與表述，造就了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基本方法。西方語言學的不少流派都對中國語言學研究給予了很多的啟示和幫助，我們應當繼續學習和關注。此外，西方學者關于漢語傳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們重視。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們看到漢語的特點。[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張衛東《威妥瑪氏〈語言自邇集〉所記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試論近代南方官話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時成為漢語官話標準音》，《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論十九世紀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漢語教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等。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計翔翔《十七世紀中期漢學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當然有些西方學者對漢語言文字的偏見，我們必須加以拋棄。我們不反對學習西方，但反對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后面，甚至重復別人遺棄的東西。西方語言學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們盲目追從，把那些本身片面的東西用在漢語上，結果只能是削足適履。
(2)如何看待書面語言和口語的關系問題。
現代結構主義語言學曾對中國語言學的發展產生了極大影響，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結構主義以來以語音為中心的重口語和共時的方法對當代語言學的獨立具有重要貢獻。但這種過分重視口語和語音、輕視書面語的情況也產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漢語現象不是單純的形式結構所能解釋的。如啟功先生所說，一個五言詩可以變換十種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為什么漢語中那么多四節拍，多于四拍的壓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雖然現代語言學重言輕文，是苦苦掙脫了因文廢言的傳統語文學發展起來的。但是如果把結構主義強調到極點，就會導致另一個極端，即限制了語言學研究的范圍，影響了語言學研究的豐富性，導致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出現貧血現象。
而解構主義則給我們一種更廣闊的視野。我們對于口語和書面語都不能偏廢。(3)如何看待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的關系問題。
在目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對文學語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漢語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實用語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漢語、現代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與實用語言不同，實用語言以明白清楚為目標，因此邏輯、語法重于形象；文學語言則以有意味有情趣為目標，因此形象重于邏輯。“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個整體。如果我們把母語比做一顆大樹，樹干、樹枝、樹葉、花朵，都屬于表層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層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對漢語的研究，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是不可偏廢的。(4)如何處理好漢語本體與應用研究的關系問題。
當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還有重本體、輕應用的傾向，似乎只有本體研究才是真正的語言學。實際上任何本體研究如果脫離了應用就很難取得真正的成果。啟功先生緊密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發現了很多實際問題，然后考慮理論上如何解決。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應用，注意古今漢語、文言白話的等值翻譯，注意中文信息處理的“電腦傳譯”，注意辭書編纂的義項歸納與排列等等。這都給我們樹立了極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沒有很好處理本體和應用的關系，目前語言文字學許多應用領域，如語言的規劃和規范問題、漢語的國際傳播和對外漢語教學問題、漢字規范和國際通用標準問題、辭書編纂問題等，都存在由于本體研究的滯后或游離而產生的諸多難題，影響了我國社會語言生活的健康發展，阻礙我國向高科技信息時代前進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漢語研究必須重視本體與應用的結合。
為了解決好上面的幾個問題，我們必須堅持語言學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多樣化。“語言學的方法必須多樣化，用一種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種方法是不妥當的。這是因為，人類認識自然、認識社會都比認識自身容易，認識自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不是某個單一的研究路線能夠解決的。”［13］只有我們的漢語言文字學有了自主創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語言學界進行平等對話，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才會越走越寬廣，這就是解構主義給予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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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言文學作為高校重要的課程之一，已經成為大學素質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審美教育又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主干性理論課程，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培養學生美學理論素養和審美能力。我們甚至可以說，美學教育對于大學生提高對于漢語言文學作品的分析評價能力具有重要的基礎性作用。因而，漢語言文學教學必須把審美教育很好的融入其中，加強人文精神的教育，把培養審美能力作為漢語言文學教學的重要目標之一，這也是大學生能夠適應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的社會需要。但是，目前我國高校的審美教育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論層面，而非可操作的實際實施階段。事實上，審美教育具有非常豐富的內涵，而漢語言文學本身就具有審美教育功能，因而，我們利用漢語言文學作品來實施審美教育是完全行得通的。那么，到底該如何在漢語言文學教學中具體實施審美教育呢？
二、漢語言文學教學現狀
作為一個具有悠久歷史而又跟隨時代步伐的專業來說，漢語言文學專業培養的人才應該具有較強的審美能力，既能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來服務社會，創造一定的社會價值，也能通過塑造自身的優秀人格，不斷提升自己的審美品位來傳承和發揚光大我們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但是，理想是美好的，實際的漢語言文學教學過程中卻存在著不少問題。首先是漢語言文學的課程設置有一定的問題，其課時顯然不夠，授課形式也不夠先進，從而導致了漢語言文學課程在教學的過程中難以深度挖掘，并且由于其實踐課時間不充足而使得對于學生的專業技能培養不足；當前很多學生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知識功底并不深厚，但是卻能順利畢業，這充分說明了當前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的課程考核制度和形式存在較為嚴重的缺陷和紕漏，教學過程過于重視結果，忽視過程，重視理論，忽視實踐；還有很多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雖然選擇了該專業，但是，他們并不真正從內心里喜愛這門課程，導致了他們缺乏強烈的課程認同感，影響了學習興趣，也使得他們缺乏對傳承偉大文化遺產使命的光榮感，從而他們的專業文化素質并不高。
三、漢語言文學教學中審美教育實施的具體措施
漢語言文學教學中必然會涉及到文學作品，而我們知道，閱讀文學作品本身就是一種美的享受，因為漢語言文學教材中收錄的文學作品基本上都是中外的名家名作，可以說是他們思想人品等“最完美的濃縮”，對于培養學生藝術審美能力，提高他們的整體素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作用。那么，我們到底該如何在漢語言文學教學中實施審美教育呢？具體來說，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嘗試和實踐：
1．漢語言文學教學中要充分挖掘出文學作品中展示的藝術境界，挖掘各種審美因素。我們要努力引導學生對課文所描繪的美進行鑒賞的同時，還要引導他們注意其外部結構的表現形式和內部結構的情感滲透，從而培養學生的審美感知能力，體會作品意境美。一般來說，文學作品本身具有審美功能，我們要充分利用文學作品的這種特質來引導學生發現作品本身美的魅力，產生深切的情感體驗，進而逐漸形成審美感受、審美意向與審美品位。
2．我們知道，興趣是學習最大的動力，因而，漢語言文學教學過程中也要注重對于學生學習興趣的培養和激發，從而通過引導學生增強學習漢語言文學的興趣來達到審美的目的。應該來說，作為年輕一代的大學生來說，他們是有強烈的求知欲望的，因而，漢語言文學教學就要充分利用這一特點，通過文學作品的本身魅力來激發學生們對于知識的強烈渴望，積極引導他們發現并研究文學作品的內在美，從而達到審美的目的。具體來說，漢語言文學教師可以利用作品的文情并茂來調動學生的感情，把作品寄寓的情思化為學生的真實感受，從而使得文學作品能夠發揮打動人，感染人的作用，繼而使得學生產生美感。
1．1自《馬氏文通》問世以來，有關漢語語法的論著對短語的分類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內部結構這
兩個標準來進行的，其中以內部結構為標準的分類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實，漢語短語分類中的“功能說”和
“結構說”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葉斯丕森和布龍菲爾德理論的影響。在結構分類方面，布氏的句法結構觀念似
乎特別適合于漢語，因為漢語詞的構成方式、短語的構成方式和句子的構成方式是那樣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
結構類型的分析可以直接應用于漢語每一層面上的語法單位的結構分析。短語在漢語語法單位中處于一種樞紐
地位，因此，短語的結構類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詞。這是漢語語法單位進行結構分析的一條捷徑，發展到頂峰
就是“詞組本位說”。如范曉先生在《說句子成分》、《關于結構和短語》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漢語的句子結
構和短語結構的構造原則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獨詞句外，句子只不過是獨立的短語而已。根據這種觀點，應當
是有多少種結構的短語，相應地便會有多少種結構的句子。
1．2“詞組本位說”把句法結構類型和短語類型完全對應起來，即以分析短語的結構類型為基礎，擴
展到句子結構。作為一種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處；從實際的作業上看，它也具有相當的成效。它操作起來十
分簡便，似乎可以一以貫之地分析漢語的一切“結構”，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恰恰是這種簡便掩蓋了漢語短
語類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實質性問題，如（一）是不是每個短語都可以在結構類型中找出它的歸屬？有
的虛詞和實詞組合，其內部結構關系如何看待？（二）結構類型相同的短語，為什么其語法功能和轉換關系不
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學者討論”在結構分類中都是主謂關系，但前者能作“進行”類動詞的賓語，后者
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語限定之后作主語或賓語，后者不能。（三）許多結構類型不同的短語卻有同樣的語法功
能，這是為什么？
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的、備用的語法單位，對它內部進行分析以及據此而進行的分類，其標準與動態的、
使用的語法單位—一句子的分析不應該是一樣的，事實上，構成短語的成分和構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
的同一性。呂叔湘先生認為“從語素到句子”有一個“中間站”，即短語。②這里我們借用下“中間站”這個
說法。我們認為，如果說漢語語法單位由靜態轉化為動態有一個中間站的話，那末這個中間站不是短語，而是
句子成分。語和短語都需要這個中間站的過渡，才能由靜態的備用單位轉化為動態的使用單位。③“詞組本位
說”所做的單純的結構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單位，因而沒能解決上述問題，也就不能使短語
研究向更深的方向發展。
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學者對“詞組本位說”提出質疑，試圖把短語的結構和句子的結構區別開來，進而建
立詞法、短語法（有的學者叫“下句法結構”）、句法三足鼎立的語法分析體系，④這一步邁得很勇敢，也頗
有見地。如果把短語法單列出來，那末短語分類就和句法結構分類有了質的區別。但他們的分類如仍按短語內
部的結構關系來確定，上面提出的問題就仍無法解決。
二短語分類的原則
2．1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們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給短語分類。有一個原則問題必須加以強調，那
就是同劃分任何語法單位類別一樣，給短語分類也應該遵守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則：劃分出來的類別能夠有效地
服務于分析。反過來說，就是：不管用什么標準來劃分，只要劃分出來的類別可以用來有效地說明語法規律，
這個分類就應該是有效的語法分類。
基于上述原則，就我們已經掌握的語言材料進行試驗的結果來看，依據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進行的分類能
夠較好地服務于語法分析的目的，能夠較好地解決至今尚未很好解決的一些句法分析問題，如句法分析中的主
賓類問題。用這個新的分類能夠較好地說明短語作為與詞一樣的靜態單位，其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對包括它在內的更大一級的句法結構有什么影響，而這些問題是依據結構關系分類所無法說明的。事
實上，類似這種分類的觀點已經有人在實際的語法分析中運用過，只不過是非自覺的罷了。比如許多學者分過
“受事主語句”的特點，從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們的意識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動作”格式和“受事—
一動作”格式加以對比，而這兩種格式正是從分析語義關系的角度確定的。我們不過是試圖把這種零散的、不
自覺地運用語義關系進行語法分析的做法當作一種理論依據加以系統化而已。
2．2我們給短語分類的標準是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當然，語義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因此這里
就需要給語義標準界定一個范圍。如前所述，從分類的目的和結果來看，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也應該是語
法分類，因為它最終是為解釋語法現象或語法規律服務的。這種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不是指個別的詞與詞之
間的具體關系，而是指某類性質的詞與另一類性質的詞之間的概括關系。
任何一種語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兩個任務：一是切分層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來的直接成分（immedi
ateconstituent）之間的關系。切分層次是對結構的處理（實際上也與語義有關），而說明直接成分之間的
關系卻與語義直接相聯系，要想完全脫離開語義關系是不可能的。由于這種事實，再加上沒有分清作為靜態的
備用單位的短語和作為動態的使用單位的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目前許多語法論著中對短語結構關
系類型的說明實際上是把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如并列關系、補充關系）和句子成分之間的結構關系（如主謂
關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語法地位（如偏正關系）糾結在一起了。
2．3有的語法學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語和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語
法單位，“其內部的詞與詞之間就只有單純的語義關系，而不存在其他關系”。并據此提出了十類語義關系，
見下：
Ⅰ并列：機關學校閱讀欣賞
Ⅱ限定：秀麗景色大膽設想
Ⅲ補充：解釋清楚熱得淌汗
Ⅳ施動：風吹人住
動施：吹風住人
Ⅴ動受：展覽書畫維修房屋
受動：書畫展覽房屋維修
Ⅵ評議：應該參加能夠勝任
Ⅶ同Ⅶ判斷：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長小李
Ⅸ描寫：衣著樸素成就輝煌Ⅹ雙受：問他問題給我知識［⑤］
就我們目前收集到的資料看，這種分類大概是第一次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短分類，比較全面地體現了短語
與句子的本質不同。我們將在這種分類的基礎上探求一下語義關系的不同是如何影響短語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響包括短語在內的更大一級句法結構的。
需要說明的是“歧義結構”，因為從語義關系的角度無法確定“咬死了獵人的狗”是限定關系還是動受關
系。“歧義結構”是短語脫離語境而產生的現象，在具體語境中，短語的內部關系只有一種，因此“歧義結構
”對我們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沒有影響。
三、驗證語義標準短語分類實用性的方法
3．1如前所述，我們所做的語義標準分類是為了揭示短語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句法結構和句法分析產
生的影響。就我們觀察的結果來看，它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一是充當句子成分時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結構的變換關系；三是如果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即成為句子時，這些句子所具
有的特點。語義標準短語分類的實用性即在于此。這里需要說明一點，在下面具體驗證的時候，并不一定在三
個方面同時進行驗證，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并不能在三個方面同時產生影響。這里只就其中的一個或兩個
方面進行驗證。
驗證的方法是比較，比如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不同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相同的，屬于這種
情況的如施動短語不同于受動短語，但兩者的結構關系；卻是相同的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不同的，與此相反，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相同屬于這種情況的如施動短語廣義上相同于施動短語（主席團坐著／坐
著主席團），但就結構關系看卻是主謂短語和動賓短語。
3．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選擇比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義的施動動語和受動短語來比較。倘若把這兩
種短語區分開來能夠更好地分析和說明一些語法現象和規律，那就證明語義標準分類是有實用價值的，因為，
如果用結構關系標準來分，它們就沒有什么區別，都是主謂短語。我們希望這種比較能起到“管中窺豹，可見
一斑”的作用。
比較兩種事物必須以一個在外的條件為參照點，被比較的事物在這個參照點上呈現出相同或相異之處，這
樣的比較才有意義。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進行比較，也需要參照點。我們找到兩個參照點：一是兩類短語由
靜態的語言單位轉為動態的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二是兩類短語充當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下面我們分節
討論。
四兩類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在結構類型中都是主謂短語，按照一般語法著作的說法，一個主謂短語具備了一定的
語調或加上一定的虛詞就可以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轉成一個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個有趣的事實是：許多語法著述都講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
事主語句，因此給人的印象是施動短語似乎更容易直接轉為自足的句子。其實不然，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
言語單位進有各自的自足條件，而各自的自足條件又呈現出明顯的對立，這種對立又主要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
。
4．1丁聲樹先生在談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時說：“……從謂語方面看，謂語往往不是一個單獨的動詞，
動詞的前后多半有別的成分”。［⑥］這個概括當然是正確的，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受動短語轉成的言語單位
就是受事主語句，因此，我們談受事主語句謂語方面的限制，實際上就是分析受動短語轉為受事主語句（言語
單位）時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的自足條件。
施事主語句對謂語是否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這一要求不是強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動詞作謂語，前后
可以沒有別的成分，如：
（1）明天下午的會李校長發言。（2）我休息，他勞動。以上兩例的謂語都是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
，而且這幾個動詞本身又不能帶賓語，這和動詞本身是不及物動詞有關。
但是，漢語中的動詞絕大多數是及物動詞，多數施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也是由及物動詞充當的。另一方面
，受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則必須由及物動詞充當。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句子的自足條
件完全不同。
由施動（及物）短語轉化而來的施事主語句，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否則盡管從結構上看主語和謂
語俱備，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較下面兩個例子：
（3）醫生們治好了他的病。
（4）＊醫生們治好了。
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因主語是它后面的及物動詞的受事，因此，
動詞一般不帶受事賓語仍是自足的，如：
（5）他的病治好了。
（6）這首詩背下來了。
4．2事實上，人們在理解句子時，必然會受到兩種短語的不同自足條件的影響。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下
面兩個例句來證明這一點：
（7）敵人打退了。
（8）我們打退了。
例（8）無論怎樣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們”不會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盡管“敵人”也可以
是“打退”的施事，但這個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語句時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們一定會把這個句子
的主語理解成受事。
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其主語擔負著語法和語義兩個層面的任務：從語法上看，一個句子必須
有一個話題，即主語。假如這個話題在表層結構中沒有出現，它一定被語境承擔了。話題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語句的受事就是話題。從語義上看，一個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不管這個受事在什么位
置，也就是說，受事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后面，也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前面。及物動詞的受事若不出現，它在語義
上就沒有著落，以施事、受事與同它們相聯系的及物動詞的關系而論，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這一點還可以通
過“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較中看出來。
“把”字引進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
（9）我把信寫完了（不說“我把寫完了”）而“被”字引進施事，在許多情況下施事可以省略，如：
（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說“小王被打了”）我們認為受事主語句可能就是為了滿足語法和語義兩個
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為滿足了這兩個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
不成立。又如：
（11）罪犯槍斃了。（12）行刑人槍斃了。例（11）是自足的，因為它是由受動短語轉成的句子；
例．（12）不自足，因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如果它原本是個受動短語，那末當它
轉化為句子時，動詞的前邊必須加上表示被動意義的虛詞，如“被、給”等才合乎自足的條件。當然它也可以
是施動短語，那就必須在及物動詞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總之，按結構關系標準分類，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屬同一類型，那末這種分類對揭示兩類短語因語義關系
不同而導致的不同的語法特點就沒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語義關系標準把它們加以區分，就能很好地說明它們
各自不同的語法特點所產生的根源。
五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
按結構類型來說，主謂短語（包括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可以充當六大句子成分（這里仍沿用傳統的稱謂
）中的任何一種，但是，充當某一相同的成分時，由于二者的語義關系不同對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對短語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別討論。
5．1作謂語
受動短語作謂語要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語必須是受動短語中動詞所表示的動作的發出者
（施事），另一方面短語內部的受事的范圍也比較窄，或者由泛指代詞“什么、誰”等充當，或者由遍指性名
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并且動詞前有副詞“也、都”等與之呼應。如果不是這樣，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現，
如：
（1）他什么都不說。（2）他樣樣事都會做。（3）大水……，頭也不抬，話也不說。在意念上，以上
各句的主語都是受動短語中動作的施事。從變換式上來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語可以和短語里的受事互換而
不改變句意。如：
（4）什么他都不說。（5）樣樣事他都會做。它們可以自由變換的原因大概是這類句子的格式比較固定
，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這樣的格式作標志，不會把動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
當然，除了上述兩個條件外，還有一種情況，即受動短語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如：
（6）我這輛車買貴了。（7）王師傅那套西裝做大了。（8）小劉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
語都是施事，受動短語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的，而非周遍性詞語充當的。這三句有兩個
共同的特點：一是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之間具有領屬和被領屬關系；二是充當謂語的受動短語中的動詞后
面都有形容詞補充成分。我們知道，描寫短語作謂語時，主語和描寫短語里的被描寫成分之間一般情況下是領
屬和被領屬關系，如“他性格堅強”、“李明眼圈紅了”。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測：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對短
語內部動詞的要求是，必須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形容詞補充成分的語義指向是短語里的受事，如例（8）
的深層語義關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簡說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結構關系和語義關系與“李明眼圈紅了”完全相同。因此我們可以說，動詞后面帶形容詞補充成分是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的一個必要
條件，如果沒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劉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詞補充成分換成時
態或趨向補充成分，句子就覺得不夠自然，如“＊小劉帽子戴過了”，“＊小劉帽子戴出去了”。
如果把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調換過來就成了施動短語作謂語。施動短語作謂語時對上述要求不是強制
性的，而是可有可無的，如：
（9）這輛車我買貴了。—一這輛車我買了。
（10）那套西裝王師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裝王師傅做了。
施動短語作謂語，一般不受這么嚴格的限制，其主語一般是非生命體，在語義上是作謂語的施動短語中動
詞的受事（這是最常見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體。如：
（11）桌子我搬走。（12）這個人我認識。
例（12）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都是生命體，可見施動短語作謂語對句子的主語和短語本身結構的
要求都不嚴格，只要是生命體作施動短語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
（13）誰的孩子媽都愛。
當然，這方面沒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補償”。從變換式上來看，許多施動短語作謂語，其主語又是
非生命體時，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換，下面例子中右側的句子都不成立：
（14）漢語我輔導，（英語你輔導。）—一＊我漢語輔導，（你英語輔導。）
（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
有的施動短語作謂語，雖然主語是非生命體，但二者仍然互換，如例（9）（10）句可變換成例（6）
（7）那樣，這可能和二者之間具有領屬關系密切相關，例（14）（15）句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之
間沒有領屬關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換。
還有一種受動短語作謂語的情況，如：
（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
這種受動短語作謂語和上文講過的情況不同，其主語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動短語中的動作的施事，而是受事
，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種事物，如“針、木刺”或“沙子、風”等等，在表層結構中它們都沒有出現。主語和
受動短語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關系，而是領屬關系。正因為二者都是受事，它們之間盡管具有領屬關
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樣互換，而且這種“O［，1］（受事）—一O［，2
］（受事）—一V”句式的謂語只能是受動短語，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
（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5．2作賓語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都可以作賓語，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們作賓語時，整個句子的謂語動詞要受
到一定的限制（這一點和它們作主語時對謂語的要求是一樣的），即很少以動作性很強的動詞作句子的謂語，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動、感覺現象或表示判斷的動詞來充當。因此，從總體上說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賓語時沒
有什么太大的區別。但是有些意義類型比較特殊的動詞作謂語，對兩類短語有不同的選擇；反過來說，正因兩
類短語的內部語義關系不同，才使其一可與此類動詞搭配，另一個不可以與之搭配。如“進行”這個動詞在意
義上表示持續性活動，在語法上它是一個形式動詞，本身不表示動作，真正表示動作的是它后面的動詞，“進
行”則在動作動詞前承擔表達時態的任務，并把后面的動詞由謂語改變為賓語。“進行”的賓語一般是動詞，
而且用作賓語的動詞本身下能再帶賓語。有時，“進行”的賓語可以由受動短語充當，但不能由施動短語充當
。如果我們按結構類型來分析，只能說有時“進行”的賓語可由主謂短語充當，這種說法掩蓋了兩類短語的不
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同的語法現象。下面的兩個句子都是不成立的：
（1）＊進行干部學習（材料）。（2）＊進行我們交流（思想）。而我們可以這樣說：3）進行社會主義建設。（4）進行思想改造。
許多語法學者在研究句型時，運用設計框架的辦法來驗證句型的不同，這里“進行－－非名詞性賓語”也
構成一個框架，它是區別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各自不同的語法功能的一個標志。
5．3作被限定成分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如果前面沒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語和賓語，并對謂語動詞有大體一致的要求。如果
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動短語仍然可以作主語和賓語，施動短語一般不能。下面兩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動短
語充當的：
（1）1984年，我國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
（2）我們必須做好機構變動中的人員調整。為什么不能換成施動短語呢？原來，施動短語既不是名詞性
的，也不是動詞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動短語，其動詞意義比較抽象，有兼類詞（兼動詞名詞）的傾向，
如（1）（2）句中的“改革”“調整”，又如“這個村的田間管理”，“家庭領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設”等。
因此，受動短語可以以其整體功能的名詞性充當普通名詞經常充當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動短語的這種名
詞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詞序比較固定，因而又表現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兩句的受動短語一般不能
變換成相應的動受短語：
（3）＊……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經濟體制逐步展開。
（4）＊……機構變動中的調整人員。受動短語的凝固性還表現在它可以做許多學科的術語，如“苗木定
植”，“地質勘探”等等，許多刊物的名稱也是這類學動短語，如“語文建設”、“漢語學習”、“哲學”研
究等等⑧，這些學科術語和刊物名稱一般不用施動短語或相應的動受短語來稱謂。
通過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兩類短語的不同語義關系對其語法功能的影響。我們上
面分析的語法現象，恐怕是結構分類所不能解釋的，反過來卻證明了語義標準分類的實用價值。可供比較的短
語還很多，如動施短語和動受短語，評議短語和動作性限定短語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暫付闕如了。
附注：
①范曉《說句子成分》，載《阜陽師院學報》（社科）1983．1。《關于結構和短語》，載《中國語
文》1980．3。
②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商務印書館。
③參見申小龍《中國語法學方法論研究》，載《語文導報》1986．5。
④參見陸仁昌《關系·平面·成分－－漢語詞組法試論》，載《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1984
．1－2。
⑤呂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學》，載《中國語文》1982．1。
⑥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商務印書館。
⑦此三例轉引自徐樞《從語文、語法和語用角度談“名（受）＋名（施）＋動”句式》，載《語法研究和
探索》
摘 要：文化與語言關系密切，文化的形成和表達離不開語言，語言是文化的凝聚體，是文化總體的一個組成部分。本文擬從漢字、語序和流水句三個方面討論漢語言和漢民族文化的對應關系。漢語言與漢民族文化的研究對拓寬對外漢語教學領域、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
關鍵詞：漢語；漢民族；文化；語言
一、語言、文化的定義及關系
文化是指人類活動的模式以及給予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號化結構。現代意義上的“文化”一詞最早來自于德語kultur。文化在漢語中實際是“人文教化”的簡稱，《辭海》中解釋“文化”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不同的語言觀會導致不同的語言理論，產生不同的語言研究力法，追求不同的語言研究目標和結果。潘文國(2001：106/2002：83)先生提出“語言是人類認知世界及進行表述的方式和過程”，“語言是民族的世界觀”是更為妥當的提法。
文化與語言二者既密切聯系，又互相區別。語言是文化的凝聚體，是文化總體的一個組成部分。語言不是文化之外游離存在的客體，而是文化整體中有其自身結構，而且自成體系的特殊部分。一切文化活動和文化創造都離不開語言的作用，所以文化的積累也都保存在語言的信息系統之中。語言不僅是文化總體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總體中最核心的部分(張公瑾，陳建民、譚志明主編，1993：344-346)。語言和文化互相滲透，互為因果，互相制約，互相推動。
二、漢語與漢民族文化
漢語是世界上最豐富、最發達的語言之一。漢民族文化也是世界上最豐富、最燦爛的文化之一。文化具有明顯的民族性，文化形態上的差異，不可避免地會表現在語言大系統的不同層次上。漢民族文化的鮮明特點在漢語言中呈現以下一些表征：
1.漢字
漢字是漢族創造的獨特的產物，可以說其本身就是一種中國文化。漢字平面型的方塊形體能夠比線型的拼音文字存儲更多的信息量；漢字的表意特征使其具有超方言的功能，將數十億漢語使用者維系在一個完整的漢文化系統內，使這一文化中的各個民族都能產生強烈的文化認同感：漢字多采用形聲字方式字乳新字，為漢語的發展演變提供了便利的條件。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脊粱，是漢人觀念中的中心主題。漢字同西方表音文字的不同特質，造成了中國語言學傳統與西方語言學傳統的差異。
2.語序
語序是各級語言單位在上一級語言單位內的排列次序。漢語是語義型語言，在語言的組織中，語義的搭配是決定語序的最重要和第一位的手段。張世祿(1939)提出“憑語序而建立范疇，集范疇而構成體系”，把語序在語法研究中的作用提到了極高的地位。中國傳統哲學認為世界是一個整體，注重整體和諧，注重綜合概括，因此其思維模式和言語觀傾向于尋求整體和籠統，具有整體思維的特點。漢民族習慣于概括綜合，往往從整體入手，認識和處理個體間的關系。漢語邏輯關系常常按先因后果，先假設后論證，先敘事后表態，由遠及近，由大到小，由強到弱，由一般到具體的次序排列。
3.流水句
中國哲學、藝術和語言注重心理時空觀，反映在句法層次上，表現為漢語“流水句”式的時間型構造。這也是漢語語法成為意合語法背后的文化因素。意合(parataxis)指通過意思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將句子合在一起。漢語的“流水句”是靠“意合法”組織起來的。在敘述事實過程和動作先后的句子里，可以包含兩三個、甚至十個八個小句，小旬與小句之間沒有連詞，完全依靠意合，一切以達意為主，“辭達而已矣”。這正是漢語口語里流水句出現頻率高的原因，也是漢人獨特的思維方式在漢語語句結構上的反映。漢語的這種特征是和漢族人的整體觀念、直覺妙悟的文化心理分不開的。
轉貼于
三、結語
語言與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文化具有明顯的民族性，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不同語言，文化差異表現在語言系統的不同層面。一種語言是一個民族所觀察到的客觀世界的縮影，民族的傳統文化、思維方式、意識形態、社會生活、風土民情等，都會充分反映在語言上。語言與文化的關系研究可以為哲學、歷史學、社會學、民俗學和民族學等人文學科提供真實可靠的事實依據。同時，漢語言與漢民族文化的研究對拓寬對外漢語教學領域、促進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應用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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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羅常培1989/1996語言與文化[M].北京：語文出版社。
[3]潘文國.1997.漢英語對比綱要[M].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第一，能夠更好的適應社會發展需求。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對高素質綜合型人才的需求也越來越多，而良好的語言能力是考驗學生基本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同時也是當今企業進行人才選拔的一項重要內容，因此，提升漢語言文學專業應用性，塑造學生高水平的語言能力，能夠為社會提供更多適應時代及行業企業發展的人才。第二，能夠為素質教育的發展奠定基礎。素質教育的最終目標就是培養高素質的人才，使學生成為全面發展的21世紀需要的人才，提升學生綜合素質與能力，而漢語言文學專業應用性，要求該專業教育理論與實踐的有效結合，并通過這種方式實現專業教育與社會需要的對接，恰好滿足當今素質教育要求，并通過其人文素養的培養為未來的素質奠定良好基礎。
2提升漢語言文學應用性的策略
2.1提高學生專業知識水平
若想將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當中，首先要掌握扎實的專業知識，提升漢語言文學專業水平。在理論知識的學習過程中，要注重傳統中文基礎（包括文藝理論、中外文學史、古代和現代漢語三大課程體系）與現代實用中文基礎（包括應用文體寫作、新聞學基礎等）的統一，將二者進行有機結合充分發揮本專業教育的應用性；其次，在提升學生專業知識水平的過程中，要注重學生能力結構的構建與完善。從本專業的獨特性出發，筆者認為本專業學生能力結構主要由四部分構成，一是培養學生一般學習能力，主要包含學習的記憶力、觀察力、探究思考力等內容；二是培養學生具備較強的專業性，具體包括專業技能與職業技能兩方面；三是培養學生普通話的聽說能力，從發音、變調、輕聲、兒化等方面掌握普通話與方言的發展規律，從而保障自己能夠改變某些方言習慣，自由熟練的運用普通話與周圍人進行交流；四是培養學生應用文寫作能力，包括座談會紀要、自薦書、調查報告等，并保證文字滿足主題鮮明、條理清晰、格式標準、語句通順等要求。2.2根據社會發展需要優化課程結構漢語言文學是一門具有較強人文特征的學科，因此根據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對多門課程進行優化，對于提升該專業的應用性是非常重要的。在具體的課程優化過程中應當在社會發展需要的基礎上，結合學科發展現狀，合理設置課程內容，并不斷完善必修課與選修課的開設與課時調整，從而最終達到優化學生知識結構，提升其運用語言的實踐能力，最終提升該專業的實際應用性。
2.3加強學生創新能力培養
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客觀上要求漢語言文學教育擺脫傳統的、陳舊的教育思想與教學模式，結合當今高速發展的信息技術，實現現代化教學，培養學生的發散思維與創新能力。該專業的創新要求教師在改變傳統教學模式的基礎上，使學生擺脫專業束縛，深度挖掘自身對某方面專業的理解與認識，比如新聞、文秘等專業作為本專業的分支，通過教師的引導，若發現學生對這些有興趣就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在這方面的學習上。因此，也可以說教師教學方法的創新也是學生進行創新的先決條件，正如同“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的道理，幫助學生樹立創新思維，在未來的實際應用中做到舉一反三。
2.4注重實踐性教學
在傳統的漢語言文學教學中，教師一般都是面對一張黑板、一本教科書與一盒粉筆與學生進行交流，幫助學生進行讀、寫、練，這種方式過于機械化，僅僅是簡單的將課本知識傳授給學生，忽略了對學生技能的培養，最終難免會導致學生無法適應社會需求，難以在社會上立足。因此，漢語言文學教學不應該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應注重理論與實踐能力的結合進行明確定位，制定科學、合理的人才培養策略，不斷提升該專業的應用性。簡單來講，應用性教學就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將課本上的專業知識與具體的實踐相結合，獲得學生文化知識與實踐能力的雙重提升的碩果。具體來講，大力加強實踐性教學環節主要要做到兩點：一是課內外的結合，學生的學習不能僅僅局限于校園內部，應當拓展的新校園外，積極參加各種社會實踐活動，學校也應組織各種形式的、適合本專業學生就業的實踐活動，深入挖掘學生自身潛力，并以此為基礎，為學生走向職場奠定基礎，實現漢語言文學教育的實際應用性；二是培育實習合作企業，應用性人才培養主要體現為工作能力，讓學生能夠提前感受未來的工作環境，有利于學生盡快找到未來職業方向，適應職業生活，讓學生通過具體的實踐做到學以致用。
3結論
（一）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需求
社會的發展腳步在迅速的加快，學校也應該加快腳步，不斷地進行改革與創新，將專業化的知識注重與現實的結合，從而來培養更加高效的復合型人才。漢語文學是一門專業性十分強的專業，該專業主要是研究我國博大精深的文學，盡管可以陶冶人的內心情操，但是與社會的接軌不是很強，所以學校需要在該方面進行大力的改革與創新，學校不應該死板的教育學生們知識，而是更好地去應用知識。改變傳統的授課模式，讓學生們進行自由化的學習與發展，重點培養學生們的創新能力，樹立應用性人才培養目標。將漢語言文學與信息化充分的結合起來，學校教師不斷地進行研究與總結，創新教學理念與教學方法，激發學生們學習漢語言文學的興趣，逐步的提升學生們的專業素質與專業修養。
（二）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漢語言文學在未來的發展還是很具備一定的市場前景，漢語言文學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專業，所涉獵的科目與信息十分的廣泛，并且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比一般的學生更加的具有文筆能力，在創作、文化管理、編輯、文學評論等方面是十分的需要該專業的人才。面對現在這樣一個信息化高速發展的時代，學生們除了具有專業的知識以外，還應該掌握信息化的技能，將兩者有機的結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提升自身的職業技能，在未來的就業環境中也能增加自身的競爭力。這是時展的必然，不努力學習就會被時代所淘汰。
二、漢語言文學信息化結合應用的具體舉措
（一）加強漢語言文學的信息化管理
素質教育的發展要求學校要不斷地進行改革，實現人性化管理。信息化的時代需要的是高素質全面發展的人才，學校也強調以生為本。所以學校在漢語言文學的教育與管理上，應該實行自主化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們充分展現自身的才能。讓漢語言文學進行信息化，需要加強該專業的實踐管理環節，讓學生們所學的專業能夠應用到實處。學校可以與有關單位或者企業進行合作，每年組織學生們去相應的單位進行實習，不斷地鍛煉學生們的學習技能，從而更好的幫助學生們提前適應社會，同時也加強學生們的專業素質與修養。最主要的是加強專業的實踐環節，學生們學習專業知識更加的認真，并且容易理解，有助于提升教學效果與實用性。
（二）打造漢語言文學與信息化的一體化教育體系
隨著信息化的高速發展，市場經濟的高效運轉，當前社會對人才的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學校應該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注重培養知識、技能與素質等全面發展的人才，加強漢語言文學與信息化的有效結合，以社會對人人才的需求為著手點，不僅要讓學生們掌握漢語言文學的專業化知識，也要提升學生們的信息技術能力，將這兩者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努力去構建漢語言文學信息一體化的教學模式，提升學生們學習漢語言文學信息的專業技能，努力促進課程改革，不斷的去拓寬獲取信息的渠道，豐富學校的教學資源，不斷地提高學校學生們的綜合信息能力。
（三）優化師資力量
漢語言文學信息化在我國的發展還不是十分的迅速，并且在高效的師資隊伍建設還不完善，存在很多的問題，上面已經提到過。如何建設一支高效的師資力量需要學校的不斷努力與創新，學校首先應該加大師資隊伍的建設，老師首先應該接受高效化的培育與管理，這樣老師才能真正的為學生們言傳身教。學校也可以從社會上聘請專業的漢語言信息化教師來學校進行專業化的知識講解，讓學生們能夠將專業性的理論知識與實際操作真正的結合起來，更好的幫助學生們獲取技能與知識的真正理解。學校在組織老師進行專業化的培訓之中，也可以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經驗，結合我國的發展腳步與實際國情，真正的實現技術與專業的融會貫通。同時，學校要想不斷地改進自身的教育理念與教育技能，就應該盡量的去爭取政府相關部門的扶持，結合本校的實際情況，采用相應的實際措施，學校的漢語言文學信息化的結合應用籌措相應的資金，從而更好的去實現兩者的實際結合與具體應用。從而還能更好的提升學校的教育理念與教育聲望，吸引更多的學子前來本專業進行就讀。
三、結束語
“多元品文學”的漢語言校園文化活動旨在通過“初荷亭亭立，多元品文學”的校園文化活動，提高開放大學學生對文學作品和事件的鑒賞能力，提升學生的文學素養和整體素養。其次，“多元品文學”的豐富形式，培養學生的藝術素養，激發學生的創意思維。第三，展示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實踐環節的改革創新實踐。第四，結合國家開放大學西安分部的校園文化建設，寓教于樂，豐富教職工和學生的業余文化生活。漢語言文學校園文化活動的主題為“初荷亭亭立，多元品文學”，意為展示漢語言文學的專業特色，用多元、多彩的藝術形式解讀文學。所有活動作品均應為文學作品、事件、案例的演繹和解讀，活動作品包括西安廣播電視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以情景劇演繹、繪畫、舞蹈、戲曲、文章、茶藝、朗誦等多種藝術形式的作品，鼓勵各種新興演繹和解讀的藝術形式。選題范圍為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和外國文學等具體文學作品、文學現象、事件和案例的解讀和演繹。多元化解讀文學的藝術作品要求探索創新，意蘊深遠，形式多樣，提倡真善美，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力，表現形式與時俱進，思想內容健康積極，彰顯文學藝術的永恒魅力。
二.活動效果的調查與分析
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校園文化活動在開展過程中，學生們能夠解放思想，大膽創新，結合自身的興趣愛好和特長，以全新的視角和思維解讀和詮釋文學，涌現出了一批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活動作品。在活動過程中，我們以參與活動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為調查對象，設計了《開放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校園文化活動調查》的問卷，以校園文化的視角，問卷主要涉及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的基本情況、活動作品的內容、活動作品的形式、參與形式以及活動效果等方面的內容。調查問卷在征求業內幾位開放教育和漢語言文學專家意見并做出修改后，發放52份，有效回收問卷50份，回收率為96.1%。用專業統計軟件對調查結果進行了統計分析。
（一）基本情況分析
1、參與對象
筆者對參與此次活動學生的性別、年齡、分校等情況進行了統計分析，根據數據分析，可以基本反映出國家開放大學西安分部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整體的結構與層次分布，參與校園文化活動的分校直屬一分校占比12%，直屬四分校占比12%，長安分校占比8%，高陵分校占比68%。調查數據顯示，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男生占比28%，女生占比72%。主要年齡集中在25歲以下的占比54%，25歲———35歲的占比28%，大多為青年學生。根據調查，西安分部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大部分集中在高陵分校。
2、作品內容
根據調查數據，西安分部的學生參與校園文化活動的作品中，選取中國古代文學為內容的占比72%，中國現當代文學內容的占比28%，外國文學的選題為零。大部分學生喜好中國古代文學題材，對古典文學情有獨鐘，由此可以反映出古代文學和傳統文化的深入人心，中國現當代文學題材也有涉及，對于外國文學題材較為陌生，無人選題。
3、作品形式
根據調查問卷，各分校參與學生采用的作品形式數據統計中，直屬一分校采用的形式主要有情景劇演繹、朗誦和茶藝闡釋等形式；直屬四分校有情景劇演繹、舞蹈詮釋、書法繪畫、攝影詮釋和朗誦作品等形式；長安分校主要以朗誦作品為主；高陵分校主要有書法繪畫、朗誦作品和版畫等形式。統計顯示，漢語言文學校園文化活動的作品形式呈現出多元化、豐富性的特點，學生能夠發揮自身特長和愛好，探索創新，凸顯個性化設計，以豐富多彩的藝術形式彰顯漢語言文學的風采。
4、參與形式
根據活動方案設計，參與活動的形式可以為獨立完成，也可以小組協作，西安分部各分校參與形式的調查數據顯示，參與活動的學生采用了獨立完成和小組協作兩種參與形式。其中直屬一分校獨立完成的學生占比8%，小組協作的學生占比92%；直屬四分校獨立完成的學生占比46%，小組協作的學生占比54%；長安分校和高陵分校的學生均采用了獨立完成的形式。根據整體數據統計，參與活動的學生能夠根據自身的情況和選題內容的需求，不拘泥于形式，能夠靈活選取合適的參與形式。
（二）活動效果的調查分析
1、活動效果調查
在調查問卷中，我們對漢語言文學專業校園文化活動的實施效果，學生在活動中的收獲，以及學生對漢語言文學校園文化活動的態度等方面進行了調查。其中對于活動效果的調查分析結果顯示，認為漢語言文學校園文化活動有助于增進同學之間的交流與溝通的學生為36人，占所選人次的76%，問卷中人數的72%；認為活動能夠發揮個人特長的學生人次為45人，占所選人次的95%，問卷中人數的90%；認為活動有助于豐富個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學生人次為47人，占所選人次的100%，問卷中人數的94%。該項調查顯示，小組協作的學生普遍認為該活動能夠增進同學之間的交流和溝通，獨立完成作品的部分同學缺乏與同學之間的交流；大部分學生認為活動能夠發揮個人的特長愛好，有助于豐富個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2、學生在活動中的收獲
我們對學生在活動中關于知識直觀化、提升專業素養、增進文化藝術素養和提高專業學習興趣等方面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數據顯示，95%的學生認為漢語言文學校園文化活動有助于專業知識的直觀化、具體化；91%的學生認為該活動有助于提升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專業素養；94%的學生認為有助于增進個體的文化藝術素養；100%的學生認為該活動能夠提高學生對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習興趣。根據數據分析，漢語言文學專業多元品文學的校園文化活動有助于提高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的專業素養，寓學于樂，豐富學生業余文化生活的同時，也有助于提升學生的文學素養和藝術素養，從而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
3、學生對漢語言文學校園文化活動的態度
在調查問卷中，對于此次活動是否適合開放大學的教育教學特點以及是否希望該活動繼續開展等問題進行了調查，學生對此次活動的態度調查數據顯示，96%的學生認為漢語言文學校園文化活動能夠體現開放、自主、和諧的學習理念，更加適合開放大學教育教學的特點；對于是否希望繼續開展漢語言文學校園文化活動的態度，其中60%的學生希望能夠繼續開展活動，26%的學生希望能夠推廣開去，讓更多專業的學生參與其中，8%的學生希望能夠改進完善。根據分析，學生對漢語言文學校園文化活動給予了充分的認可和肯定，認為該活動更加適合開放大學的教育特色，并且希望繼續開展甚至推廣到其他專業。
三.反思和探索
漢語言文學“初荷亭亭立，多元品文學”的校園文化活動從學生自身的愛好和興趣出發，結合自身的特長，以多元化的藝術形式詮釋文學，能夠激發學生的創意思維，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有助于專業知識直觀化，能夠提升學生的專業素養和藝術素養，活動效果顯著，涌現了一批優秀的活動作品，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根據調查分析，此次活動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有待反思和改進。
（一）存在的問題
1、作品內容的選題不均勻
根據調查分析，活動作品的內容選題大多集中在中國古代文學，其中外國文學的選題占比為零。究其原因，學生對中國文學的內容相對熟悉，對于外國文學的內容掌握不夠。此外，從藝術表現來講，中國古代文學的藝術效果更為明顯，也導致了學生選題的側重。
2、作品形式整體多元化、個別分校單一化
活動作品的形式整體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多元化態勢，但是根據調查數據，個別分校的活動作品形式僅限于一種或者兩種藝術形式，仍呈現出單一化的傾向。
3、個別分校學生參與形式簡單化
活動中學生的參與形式整體呈現出自由、多樣化的特點，但是個別分校的學生參與形式均為獨立完成，沒有小組合作的形式。
4、作品質量良莠不齊
雖然活動中呈現出了一批優秀的活動作品，例如《海棠詩社》情景劇演繹，《李清照詩詞解讀》情境演繹，《王維山水詩解讀》攝影作品等質量較高的作品。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作品形式單一，作品設計粗略，內容表達不夠充分，質量欠佳的情況。
（二）改進和探索
針對活動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對此次活動的總結和反思，對于“初荷亭亭立，多元品文學”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校園文化活動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進和探索。
1、創建作品內容選題參考
對于學生選題不均勻的情況，可以創建校園文化活動作品內容選題參考，選題內容可以涵蓋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和外國文學領域的作家、作品、文學思潮、文學現象等內容，給學生提供詳盡、豐富的選題參考和輔助，提供支持服務，讓學生的校園文化活動的選題視野更加寬闊、廣泛。更大程度地豐富學生的文學視野和藝術視野。
2、加強對基層分校的支持服務
根據統計分析，部分基層分校的學生活動作品存在作品形式單一，參與形式單一化的情況。根據調查反饋，個別分校存在師資力量薄弱，指導教師和責任教師對活動內容領會不清楚，有趨于簡單化管理的思維，導致此次活動學生的參與形式和作品形式單一化。針對以上問題，需加強對基層分校的支持服務，完善培訓機制，讓分校的主管教師和學生能夠充分領會活動的精神，打破束縛和窠臼，以創新的思維、多元的形式解讀文學，豐富個人精神文化生活，構建生動、個性化的開放大學校園文化精神。
3、完善審核、監督機制
針對作品良莠不齊的情況，活動小組需完善審核、監督機制，加強頂層設計，逐級管理、質量把控。加強對活動作品指導教師指導過程的審核和監督，保障學生活動作品的整體水平和質量。
4、轉變觀念、打造個性化校園文化
漢語言本科畢業論文范文示例
漢語言本科畢業論文范文:漢語短語的分類問題
一漢語短語結構類型的分析
1．1自《馬氏文通》問世以來，有關漢語語法的論著對短語的分類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內部結構這兩個標準來進行的，其中以內部結構為標準的分類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實，漢語短語分類中的“功能說”和
“結構說”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葉斯丕森和布龍菲爾德理論的影響。在結構分類方面，布氏的句法結構觀念似乎特別適合于漢語，因為漢語詞的構成方式、短語的構成方式和句子的構成方式是那樣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結構類型的分析可以直接應用于漢語每一層面上的語法單位的結構分析。短語在漢語語法單位中處于一種樞紐地位，因此，短語的結構類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詞。這是漢語語法單位進行結構分析的一條捷徑，發展到頂峰就是“詞組本位說”。如范曉先生在《說句子成分》、《關于結構和短語》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漢語的句子結構和短語結構的構造原則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獨詞句外，句子只不過是獨立的短語而已。根據這種觀點，應當
是有多少種結構的短語，相應地便會有多少種結構的句子。
1．2“詞組本位說”把句法結構類型和短語類型完全對應起來，即以分析短語的結構類型為基礎，擴展到句子結構。作為一種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處；從實際的作業上看，它也具有相當的成效。它操作起來十
分簡便，似乎可以一以貫之地分析漢語的一切“結構”，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恰恰是這種簡便掩蓋了漢語短語類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實質性問題，如（一）是不是每個短語都可以在結構類型中找出它的歸屬？有的虛詞和實詞組合，其內部結構關系如何看待？（二）結構類型相同的短語，為什么其語法功能和轉換關系不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學者討論”在結構分類中都是主謂關系，但前者能作“進行”類動詞的賓語，后者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語限定之后作主語或賓語，后者不能。（三）許多結構類型不同的短語卻有同樣的語法功能，這是為什么？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的、備用的語法單位，對它內部進行分析以及據此而進行的分類，其標準與動態的、使用的語法單位—一句子的分析不應該是一樣的，事實上，構成短語的成分和構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呂叔湘先生認為“從語素到句子”有一個“中間站”，即短語。②這里我們借用下“中間站”這個說法。我們認為，如果說漢語語法單位由靜態轉化為動態有一個中間站的話，那末這個中間站不是短語，而是句子成分。語和短語都需要這個中間站的過渡，才能由靜態的備用單位轉化為動態的使用單位。③“詞組本位說”所做的單純的結構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單位，因而沒能解決上述問題，也就不能使短語研究向更深的方向發展。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學者對“詞組本位說”提出質疑，試圖把短語的結構和句子的結構區別開來，進而建立詞法、短語法（有的學者叫“下句法結構”）、句法三足鼎立的語法分析體系，④這一步邁得很勇敢，也頗有見地。如果把短語法單列出來，那末短語分類就和句法結構分類有了質的區別。但他們的分類如仍按短語內部的結構關系來確定，上面提出的問題就仍無法解決。
二短語分類的原則
2．1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們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給短語分類。有一個原則問題必須加以強調，那就是同劃分任何語法單位類別一樣，給短語分類也應該遵守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則：劃分出來的類別能夠有效地
服務于分析。反過來說，就是：不管用什么標準來劃分，只要劃分出來的類別可以用來有效地說明語法規律，這個分類就應該是有效的語法分類。基于上述原則，就我們已經掌握的語言材料進行試驗的結果來看，依據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進行的分類能夠較好地服務于語法分析的目的，能夠較好地解決至今尚未很好解決的一些句法分析問題，如句法分析中的主賓類問題。用這個新的分類能夠較好地說明短語作為與詞一樣的靜態單位，其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對包括它在內的更大一級的句法結構有什么影響，而這些問題是依據結構關系分類所無法說明的。事實上，類似這種分類的觀點已經有人在實際的語法分析中運用過，只不過是非自覺的罷了。比如許多學者分過“受事主語句”的特點，從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們的意識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動作”格式和“受事—一動作”格式加以對比，而這兩種格式正是從分析語義關系的角度確定的。我們不過是試圖把這種零散的、不自覺地運用語義關系進行語法分析的做法當作一種理論依據加以系統化而已。
2．2我們給短語分類的標準是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當然，語義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因此這里就需要給語義標準界定一個范圍。如前所述，從分類的目的和結果來看，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也應該是語
法分類，因為它最終是為解釋語法現象或語法規律服務的。這種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不是指個別的詞與詞之間的具體關系，而是指某類性質的詞與另一類性質的詞之間的概括關系。
任何一種語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兩個任務：一是切分層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來的直接成分（immediateconstituent）之間的關系。切分層次是對結構的處理（實際上也與語義有關），而說明直接成分之間的
關系卻與語義直接相聯系，要想完全脫離開語義關系是不可能的。由于這種事實，再加上沒有分清作為靜態的備用單位的短語和作為動態的使用單位的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目前許多語法論著中對短語結構關系類型的說明實際上是把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如并列關系、補充關系）和句子成分之間的結構關系（如主謂關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語法地位（如偏正關系）糾結在一起了。
2．3有的語法學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語和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語法單位，“其內部的詞與詞之間就只有單純的語義關系，而不存在其他關系”。并據此提出了十類語義關系，
見下：
Ⅰ并列：機關學校閱讀欣賞
Ⅱ限定：秀麗景色大膽設想
Ⅲ補充：解釋清楚熱得淌汗
Ⅳ施動：風吹人住
動施：吹風住人
Ⅴ動受：展覽書畫維修房屋
受動：書畫展覽房屋維修
Ⅵ評議：應該參加能夠勝任
Ⅶ同Ⅶ判斷：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長小李
Ⅸ描寫：衣著樸素成就輝煌Ⅹ雙受：問他問題給我知識［⑤］
就我們目前收集到的資料看，這種分類大概是第一次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短分類，比較全面地體現了短語與句子的本質不同。我們將在這種分類的基礎上探求一下語義關系的不同是如何影響短語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響包括短語在內的更大一級句法結構的。需要說明的是“歧義結構”，因為從語義關系的角度無法確定“咬死了獵人的狗”是限定關系還是動受關系。“歧義結構”是短語脫離語境而產生的現象，在具體語境中，短語的內部關系只有一種，因此“歧義結構”對我們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沒有影響。
三、驗證語義標準短語分類實用性的方法
1如前所述，我們所做的語義標準分類是為了揭示短語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句法結構和句法分析產生的影響。就我們觀察的結果來看，它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一是充當句子成分時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結構的變換關系；三是如果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即成為句子時，這些句子所具有的特點。語義標準短語分類的實用性即在于此。這里需要說明一點，在下面具體驗證的時候，并不一定在三個方面同時進行驗證，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并不能在三個方面同時產生影響。這里只就其中的一個或兩個方面進行驗證。驗證的方法是比較，比如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不同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相同的，屬于這種情況的如施動短語不同于受動短語，但兩者的結構關系；卻是相同的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不同的，與此相反，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相同屬于這種情況的如施動短語廣義上相同于施動短語（主席團坐著／坐著主席團），但就結構關系看卻是主謂短語和動賓短語。
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選擇比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義的施動動語和受動短語來比較。倘若把這兩種短語區分開來能夠更好地分析和說明一些語法現象和規律，那就證明語義標準分類是有實用價值的，因為，
如果用結構關系標準來分，它們就沒有什么區別，都是主謂短語。我們希望這種比較能起到“管中窺豹，可見一斑”的作用。比較兩種事物必須以一個在外的條件為參照點，被比較的事物在這個參照點上呈現出相同或相異之處，這樣的比較才有意義。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進行比較，也需要參照點。我們找到兩個參照點：一是兩類短語由靜態的語言單位轉為動態的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二是兩類短語充當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下面我們分節討論。
四兩類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在結構類型中都是主謂短語，按照一般語法著作的說法，一個主謂短語具備了一定的語調或加上一定的虛詞就可以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轉成一個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個有趣的事實是：許多語法著述都講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事主語句，因此給人的印象是施動短語似乎更容易直接轉為自足的句子。其實不然，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言語單位進有各自的自足條件，而各自的自足條件又呈現出明顯的對立，這種對立又主要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
1丁聲樹先生在談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時說：“……從謂語方面看，謂語往往不是一個單獨的動詞，動詞的前后多半有別的成分”。［⑥］這個概括當然是正確的，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受動短語轉成的言語單位
就是受事主語句，因此，我們談受事主語句謂語方面的限制，實際上就是分析受動短語轉為受事主語句（言語單位）時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的自足條件。施事主語句對謂語是否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這一要求不是強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動詞作謂語，前后可以沒有別的成分，如：（1）明天下午的會李校長發言。（2）我休息，他勞動。以上兩例的謂語都是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而且這幾個動詞本身又不能帶賓語，這和動詞本身是不及物動詞有關。
但是，漢語中的動詞絕大多數是及物動詞，多數施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也是由及物動詞充當的。另一方面，受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則必須由及物動詞充當。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句子的自足條
件完全不同。由施動（及物）短語轉化而來的施事主語句，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否則盡管從結構上看主語和謂語俱備，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較下面兩個例子：（3）醫生們治好了他的病。
（4）＊醫生們治好了。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因主語是它后面的及物動詞的受事，因此，動詞一般不帶受事賓語仍是自足的，如：（5）他的病治好了。（6）這首詩背下來了。
2事實上，人們在理解句子時，必然會受到兩種短語的不同自足條件的影響。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下面兩個例句來證明這一點：（7）敵人打退了。（8）我們打退了。例（8）無論怎樣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們”不會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盡管“敵人”也可以是“打退”的施事，但這個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語句時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們一定會把這個句子的主語理解成受事。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其主語擔負著語法和語義兩個層面的任務：從語法上看，一個句子必須有一個話題，即主語。假如這個話題在表層結構中沒有出現，它一定被語境承擔了。話題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語句的受事就是話題。從語義上看，一個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不管這個受事在什么位置，也就是說，受事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后面，也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前面。及物動詞的受事若不出現，它在語義上就沒有著落，以施事、受事與同它們相聯系的及物動詞的關系而論，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這一點還可以通過“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較中看出來。“把”字引進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9）我把信寫完了（不說“我把寫完了”）而“被”字引進施事，在許多情況下施事可以省略，如：（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說“小王被打了”）我們認為受事主語句可能就是為了滿足語法和語義兩個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為滿足了這兩個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不成立。又如：（11）罪犯槍斃了。（12）行刑人槍斃了。例（11）是自足的，因為它是由受動短語轉成的句子；例．（12）不自足，因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如果它原本是個受動短語，那末當它
轉化為句子時，動詞的前邊必須加上表示被動意義的虛詞，如“被、給”等才合乎自足的條件。當然它也可以是施動短語，那就必須在及物動詞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總之，按結構關系標準分類，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屬同一類型，那末這種分類對揭示兩類短語因語義關系不同而導致的不同的語法特點就沒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語義關系標準把它們加以區分，就能很好地說明它們
各自不同的語法特點所產生的根源。
五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
按結構類型來說，主謂短語（包括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可以充當六大句子成分（這里仍沿用傳統的稱謂）中的任何一種，但是，充當某一相同的成分時，由于二者的語義關系不同對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對短語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別討論。
1作謂語
受動短語作謂語要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語必須是受動短語中動詞所表示的動作的發出者（施事），另一方面短語內部的受事的范圍也比較窄，或者由泛指代詞“什么、誰”等充當，或者由遍指性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并且動詞前有副詞“也、都”等與之呼應。如果不是這樣，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現，如：（1）他什么都不說。（2）他樣樣事都會做。（3）大水……，頭也不抬，話也不說。在意念上，以上各句的主語都是受動短語中動作的施事。從變換式上來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語可以和短語里的受事互換而不改變句意。如：（4）什么他都不說。（5）樣樣事他都會做。它們可以自由變換的原因大概是這類句子的格式比較固定，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這樣的格式作標志，不會把動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當然，除了上述兩個條件外，還有一種情況，即受動短語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如：（6）我這輛車買貴了。（7）王師傅那套西裝做大了。（8）小劉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語都是施事，受動短語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的，而非周遍性詞語充當的。這三句有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之間具有領屬和被領屬關系；二是充當謂語的受動短語中的動詞后面都有形容詞補充成分。我們知道，描寫短語作謂語時，主語和描寫短語里的被描寫成分之間一般情況下是領屬和被領屬關系，如“他性格堅強”、“李明眼圈紅了”。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測：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對短語內部動詞的要求是，必須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形容詞補充成分的語義指向是短語里的受事，如例（8）的深層語義關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簡說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結構關系和語義關系與“李明眼圈紅了”完全相同。因此我們可以說，動詞后面帶形容詞補充成分是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的一個必要條件，如果沒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劉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詞補充成分換成時態或趨向補充成分，句子就覺得不夠自然，如“＊小劉帽子戴過了”，“＊小劉帽子戴出去了”。如果把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調換過來就成了施動短語作謂語。施動短語作謂語時對上述要求不是強制性的，而是可有可無的，如：（9）這輛車我買貴了。—一這輛車我買了。（10）那套西裝王師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裝王師傅做了。施動短語作謂語，一般不受這么嚴格的限制，其主語一般是非生命體，在語義上是作謂語的施動短語中動詞的受事（這是最常見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體。如：
（11）桌子我搬走。（12）這個人我認識。例（12）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都是生命體，可見施動短語作謂語對句子的主語和短語本身結構的要求都不嚴格，只要是生命體作施動短語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13）誰的孩子媽都愛。當然，這方面沒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補償”。從變換式上來看，許多施動短語作謂語，其主語又是非生命體時，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換，下面例子中右側的句子都不成立：（14）漢語我輔導，（英語你輔導。）—一＊我漢語輔導，（你英語輔導。）（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有的施動短語作謂語，雖然主語是非生命體，但二者仍然互換，如例（9）（10）句可變換成例（6）（7）那樣，這可能和二者之間具有領屬關系密切相關，例（14）（15）句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之間沒有領屬關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換。還有一種受動短語作謂語的情況，如：（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這種受動短語作謂語和上文講過的情況不同，其主語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動短語中的動作的施事，而是受事，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種事物，如“針、木刺”或“沙子、風”等等，在表層結構中它們都沒有出現。主語和受動短語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關系，而是領屬關系。正因為二者都是受事，它們之間盡管具有領屬關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樣互換，而且這種“O［，1］（受事）—一O［，2］（受事）—一V”句式的謂語只能是受動短語，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2作賓語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都可以作賓語，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們作賓語時，整個句子的謂語動詞要受到一定的限制（這一點和它們作主語時對謂語的要求是一樣的），即很少以動作性很強的動詞作句子的謂語，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動、感覺現象或表示判斷的動詞來充當。因此，從總體上說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賓語時沒有什么太大的區別。但是有些意義類型比較特殊的動詞作謂語，對兩類短語有不同的選擇；反過來說，正因兩類短語的內部語義關系不同，才使其一可與此類動詞搭配，另一個不可以與之搭配。如“進行”這個動詞在意義上表示持續性活動，在語法上它是一個形式動詞，本身不表示動作，真正表示動作的是它后面的動詞，“進行”則在動作動詞前承擔表達時態的任務，并把后面的動詞由謂語改變為賓語。“進行”的賓語一般是動詞，而且用作賓語的動詞本身下能再帶賓語。有時，“進行”的賓語可以由受動短語充當，但不能由施動短語充當。如果我們按結構類型來分析，只能說有時“進行”的賓語可由主謂短語充當，這種說法掩蓋了兩類短語的不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同的語法現象。下面的兩個句子都是不成立的：（1）＊進行干部學習（材料）。（2）＊進行我們交流（思想）。而我們可以這樣說：（3）進行社會主義建設。（4）進行思想改造。許多語法學者在研究句型時，運用設計框架的辦法來驗證句型的不同，這里“進行－－非名詞性賓語”也構成一個框架，它是區別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各自不同的語法功能的一個標志。
．3作被限定成分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如果前面沒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語和賓語，并對謂語動詞有大體一致的要求。如果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動短語仍然可以作主語和賓語，施動短語一般不能。下面兩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動短
語充當的：
（1）1984年，我國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2）我們必須做好機構變動中的人員調整。為什么不能換成施動短語呢？原來，施動短語既不是名詞性
的，也不是動詞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動短語，其動詞意義比較抽象，有兼類詞（兼動詞名詞）的傾向，如（1）（2）句中的“改革”“調整”，又如“這個村的田間管理”，“家庭領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設”等。因此，受動短語可以以其整體功能的名詞性充當普通名詞經常充當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動短語的這種名詞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詞序比較固定，因而又表現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兩句的受動短語一般不能變換成相應的動受短語：（3）＊……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經濟體制逐步展開。（4）＊……機構變動中的調整人員。受動短語的凝固性還表現在它可以做許多學科的術語，如“苗木定植”，“地質勘探”等等，許多刊物的名稱也是這類學動短語，如“語文建設”、“漢語學習”、“哲學”研究等等⑧，這些學科術語和刊物名稱一般不用施動短語或相應的動受短語來稱謂。通過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兩類短語的不同語義關系對其語法功能的影響。我們上面分析的語法現象，恐怕是結構分類所不能解釋的，反過來卻證明了語義標準分類的實用價值。可供比較的短語還很多，如動施短語和動受短語，評議短語和動作性限定短語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暫付闕如了。
附注：
①范曉《說句子成分》，載《阜陽師院學報》（社科）1983．1。《關于結構和短語》，載《中國語文》1980．3。
②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商務印書館。
③參見申小龍《中國語法學方法論研究》，載《語文導報》1986．5。
④參見陸仁昌《關系·平面·成分－－漢語詞組法試論》，載《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1984．1－2。
⑤呂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學》，載《中國語文》1982．1。
⑥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商務印書館。
⑦此三例轉引自徐樞《從語文、語法和語用角度談“名（受）＋名（施）＋動”句式》，載《語法研究和探索》
專業教學的目標，不僅僅是使學生活動知識，更重要的是使學生獲得知識以外的附加值，如文學素養等。由此看來，目前中職漢語言文學教學目標確定并不合理。學生對漢語言文學知識的把握和應用，以及文學素養的建立應該都是漢語言文學教學所追求的目標。然而，人文素養這個本應成為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目標的重要素養，卻并沒有滲透到知識的傳授過程中，也未成為專業學生培養目標的組成部分。
2中職漢語言文學教學的改進和優化策略
2.1合理選擇教學手段，提高課堂的有效性
漢語言文學的學習形式多種多樣，如文學作品、文章和文字等，所以在實際教學中，應該根據教學目的的不同而選用不同的學習形式，比如是選擇現代化的多媒體進行欣賞還是選擇傳統式的誦讀等。對傳統教學手段我們不應一味地批判，而是應該有所取舍，一些教學形式還是很有存在的必要性的。在具體教學中應該進一步培養學生的語言技能，考試不能僅以分數論成敗，而是要讓學生將這種技能應用到實際生活中。根據漢語言教學的特征來確定教學方法以及教學手段就成為教師的首要職責。
2.2創新專業教學內容，構建學生創新思維
隨著社會的發展，現實需要有所改變，基于此應改變和重組教材，不斷注入新鮮血液，不應該只注重知識的記憶，而應該加強對專業技能的培訓。教師在備課及授課時應加強對最新知識的把握，在講解過程中，無論是現代文學、古代文學還是作文都應該加強課程結構的優化，課程體系應用發展的科學理念加以優化。此外，教學中，教師應關注學生創新思維的培育。一方面，教師本身一個具有一定的創新意識，要有開拓進取的創新精神，能夠提出一些較為獨特和有效的教學方式，同時行為上應善于探索，不斷實驗、不斷總結。另一方面，要做到勤于思考，勤于行動，進一步發展創新思維。教師擁有豐富的知識，以此為背景，教師在教學中應不斷提出新的觀點，激勵學生去思索、去探討。
2.3用實用性理念指導專業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