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16 08: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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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醫學與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1．1西醫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西醫學的發展與現代西方科技的發展同步，西方現代科技的快速發展有賴于17世紀興起的機械唯物主義世界觀，法國醫生拉美特里（Lamettrie）著作《人是機器》就是把人體醫學研究納入機械唯物主義的主要代表。還原論是機械唯物主義的主要方法論，主張將物質的高級運動形式（如生命運動）歸結于低級運動形式（如機械運動），用低級運動形式的規律代替高級運動形式的規律的形而上學方法。還原論認為，各種現象都可還原成一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獨立，通過對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可推知整體現象的本質。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通過不斷的醫學實踐逐步建立了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微生物等學科，為現代醫學奠定了理論基礎，促使醫學研究日益向微細方向深入，從大體水平、組織水平、細胞水平、分子水平，甚至到達基因水平［2］。迄今為止，以還原論為哲學指導的醫學研究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重組DNA理論和技術更是引起了生物學、醫學的革命性變化，分子生物學將各個學科的研究內容引入到分子水平，使人們對生物學原理和規律的認識越來越接近生命的本質［3］。可見西醫理論的世界觀源自于西方機械唯物主義世界觀，西醫學研究的方法論傾向于還原論。
1．2中醫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中醫學理論是以中國古代自然辯證法為指導的，陰陽五行學說是其理論基礎，注重整體觀、聯系觀、平衡觀是其主要的特點。系統論作為一門學科是美籍奧地利生物學家L?V?貝塔朗菲提出的，其核心思想是系統的整體觀。任何系統都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不是各個部分的機械組合或簡單相加。系統的整體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狀態下所沒有的性質。同時，系統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著，每個要素在系統中都處于一定的位置上，起著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間相互關聯，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4］。中醫理論誕生于中華文化的母體中，其指導觀是以中國古代自然辯證法為指導的，陰陽五行學說是中醫理論的核心理念，以陰陽平衡觀和五行相關學說貫穿于中醫理論的全過程。陰陽學說代表著人體與環境，機體內部、臟腑間、氣血津液間的動態平衡觀，五行學說代表著機體內部的多系統、多層次相互間的聯系觀，因此整體觀、平衡觀、系統觀、聯系觀是中醫理論的主線。經過近千年的臨床實踐，形成了一套融辨證論治、理法方藥于一體的較系統的臨床醫學理論，對疾病診治有著較強的整體性、系統性性、聯系性，其研究方法完全符合系統論思想。可見中醫學理論的世界觀源自于以中國古代的自然辯證法，中醫學研究的方法論符合系統論。
2中醫學理論與西醫學各自的理論特點及不足
醫學是以人體為研究主體，以保護和促進人類健康、預防疾病為研究內容的科學［5］。由研究的主體、內容可以知道西醫學和中醫學是可以相通的。由于兩個醫學理論有著完全不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其理論也各具特點和不足。從兩者特點可見，他們的世界觀是可以互通的，方法論是可以互補的。
2．1西醫學基礎理論特點與不足
2．1．1西醫學基礎理論特點西醫理論是以還原論哲學觀為指導，他的發展與現代西方科技發展同步，從醫學的形式看西醫學遵循著現代科學以還原論哲學觀為指導，它以客觀、具體、形象的實物證據為基礎，重視人體細微結構的分析研究，用微觀的變化解釋宏觀現象的本質就成了西醫學縱向思維方式的基礎［6］。西醫學把單元結構作為其理論基礎，把單元結構局部微觀的生理、病理變化作為研究依據，善于抓住疾病的根本原因和起始因素，主張對疾病的一元化的解釋，根據西醫學的基本特點我們可以把以還原論為指導的以單元結構為基礎的西醫學簡單理解為“元”醫學。西醫這種純技術的還原論的研究方式促進了人類醫學健康事業的快速發展，多數傳染病被有效控制、多數疾病找到了診斷治療的方法，人類平均壽命得到了很大提高。
2．1．2西醫學理論的不足隨著時代的發展，西醫學這種過于依賴于實驗科學，過于強調對人體微觀結構的研究，把生命視為一個線性的系統，以簡單的因果關系來推導生命活動、推導生理病理、推導治療手段的還原論方法日見其局限性。有時單純的還原分析難以導出由一些隨機、綜合因素所引發的變化和產生結果的機制［7］。例如，生物體活性的理解，按線性關系從無活性不能得出活性；沒有組成要素的非線性關系、復雜系統的概念，則難以理解活性［8］。由于還原論過于強調新發現、新技術，新的技術常常以市場為導向而忘記了醫學研究的人本主義精神，存在著技術性有余、思想性不足的現象。其片面性、局限性是難以避免的，例如隨著社會發展現代醫學雖然對一些慢性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的病因、病理、防治方法的認識均達到了空前的高度，診斷治療方法不斷增多，但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其發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并有不斷升高的趨勢，給患者、患者家庭和社會帶來了極大負擔。創新技術產生的成果被快速產業化運用于臨床，為過度檢查、過度治療提供了理論庇護。其產生的后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已經引起了社會各方關注。這種非人性化的局限性是以單純的技術至上的還原論的哲學觀指導下的西醫自身無法解決的。
2．2中醫學基礎理論特點與不足
2．2．1中醫學基礎理論特點中醫學以陰陽平衡觀為指導，以五行相關學說為聯系，用辨證論治的方法進行疾病的診治，具有較強的整體性和系統性，中醫理論誕生于中華文化的母體中，以陰陽平衡觀和五行相關學說貫穿于中醫理論的過程，臟腑、氣血津液學說代表某一臟器的結構單元的動態平衡觀，五行生克代表著多個臟器間的多層次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協調的層次平衡關系，天地人的平衡觀代表人與環境的整體平衡狀態，因此動態平衡觀是中醫理論的主線。經過近千年的臨床實踐，形成了一套以陰陽平衡為指導的，融理法方藥于一體的較系統的臨床醫學理論，對疾病診治有著較強的系統性和完整性，對人體健康和對疾病總的看法是以平衡觀、聯系觀為基礎的。因此中醫的思維方式是以動態平衡為基本線索的整體性、系統性思維模式。我們可以簡單理解為“衡”醫學。
2．2．2中醫學理論的不足中醫理論系統觀思維是其最大的特點，但我們必須看到系統論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核心內涵是需要以還原論為基礎的，在中醫理論的構建中，由于中醫理論對還原論思想有著先天不足，過于依賴系統思維，對一些客觀存在的結構不夠重視，不重視對微觀結構的研究，常常在診斷疾病過程中存在病變部位不清，治療方法籠統的缺陷，面對蓬勃發展的西醫科技，常常顯示出思想性有余而技術性不足。我們只有在充分了解各個組織、器官、系統的結構和功能的基礎上才可能進行系統性、整體性的研究。否則這種系統論的研究只能是一種“暗箱”。
2．3中西醫結合醫學的特點與不足
從當代中西醫結合的形式看，我們不難知道，中西醫結合取得的成果主要體現在技術層面，如用西醫的方法來發展、研究、解釋中醫理論，用西醫的方法來評價中醫診斷和療效，用西醫的方法來研究中藥（藥理分析、組方成分分析），以中醫的療法補充西醫治療或用西醫的療法補充中醫治療，用西醫的技術方法進行檢查診斷，用中醫的方法進行治療，或同一病種使用中西醫兩種方法進行診治，這些中西醫結合方式雖然在臨床上取得了不少令人滿意的成果，但基本停留在技術層面的互補，對中醫科學性論證及對中醫理論的局部觀點的證實，以及對中藥組分分析，存在著點多、線長、面廣，較龐雜不夠系統，且多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其主體指導思想仍然是把中醫藥處于被動從屬和被檢驗和驗證的地位用還原論方法指導中醫藥現代化。由于缺乏有效的醫學思想和創新醫學理論的指導，中醫與西醫在醫學指導思想和醫學基本理論層面上的結合非常有限，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隨機性。中西醫結合雖然走過了50余年，至今未能形成系統的中西醫結合醫學基本理論。所以中西醫結合目前只是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遠不能滿足于社會對中西醫結合醫學學科發展的需要，急需在取得前述的大量成果、經驗、素材的基礎上結合中西醫兩個學科各自的世界觀、方法論、基礎理論特點進行更高層面的結合研究。
3．1中西醫結合醫學創新理論的世界觀
由中西醫學理論特點進行綜合分析可知，中醫理論具有整體觀、平衡觀、系統觀的“衡”醫學特點，其研究方法傾向于以中國古代的自然辯證法，具有與系統論相符合的醫學哲學觀。西醫理論具有以單元結構觀的“元”醫學的特點，其發展受西方機械唯物主義的影響較大，具有與還原論思想相符的醫學哲學觀。從當代的哲學觀看，無論是自然辯證法還是機械唯物主義都有著歷史的局限性。辯證唯物主義（辯證唯物論）是的哲學理論，是把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有機地統一起來的科學世界觀。在醫學理論的世界觀中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同樣可以把自然辯證法和機械唯物論有機結合起來，作為中西醫結合醫學理論的世界觀。
3．2中西醫結合醫學創新理論的方法論
由前述分析可知，無論是還原論還是系統論都有著其方法論的局限性，都不具備引領中西醫結合醫學基本理論發展的重任。我們把西醫理論以解剖結構單元為基礎的“元”醫學特點與中醫理論平衡觀為基礎的“衡”醫學特點進行融合，形成還原論與系統論相統一的“元衡論”觀點。“元”是西醫理論的精髓，是結構單元的簡稱有形態的、結構的內涵，是以靜態的、孤立角度研究人體；“衡”有陰陽平衡觀的基本內涵，是中醫理論的精髓，有平衡的、聯系的、動態的內涵，是以聯系的角度研究人體。我們可以把“元衡論”簡單地理解為以結構單元為研究基礎的人體平衡觀。包括整體單元結構、層次單元結構、單元結構三個層面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動態平衡狀態。用它進行醫學研究就可以形成兼顧點（單元結構）、線和面（層次單元結構）、立體的（整體單元結構）多維研究思路，可以豐富陰陽平衡理論的內容，完善中醫的科學內涵，彌補西醫學重技術輕思想，重局部輕整體的不足。使對疾病的分析更具整體性、系統性。用它來指導中西醫結合醫學的基本理論構建可以有效地兼顧局部與整體、宏觀與微觀、結構與功能等。可以作為一種中西醫結合醫學的方法論。用于指導疾病預防、控制、病因病機、診斷、治療等研究。
3．3中醫理論、西醫理論、中西醫結合元衡論觀點的醫學哲學特點
中醫理論、西醫理論、中西醫結合元衡論觀點的醫學哲學特點見表1。
3．4試用“元衡論”指導臨床醫學研究
痤瘡有著復雜的病因病機，我們曾經以“元衡論”對痤瘡的病因及治療進行分析研究，可以看到痤瘡的發病是由于三個層次的內在平衡失調共同作用產生的，性腺雄激素循環為第一層次，皮脂腺皮脂循環為第二層次，微生態循環為第三級，當他們的循環保持平衡時，人體不會發病，當第一個循環被打破，會引起連鎖反應，導致第二層次循環的平衡被打破，皮脂分泌增加，進而導致第三級循環的微生態的平衡被打破進而引發痤瘡。這三個循環由第一層次到第二層次到第三層次分別由雄激素、皮脂參與介導，構成一個由低級向高級依次發展的病理過程［9］。我們根據病因病機特點，有針對性地分解為三個層次分別針對皮膚微生態、皮脂腺分泌和雄激素分泌等進行治療，明顯提高了療效，減少了復發。同樣的道理，遇有復雜難愈的疾病，我們也可以用類似的“元衡論”思維進行臨床研究，例如慢性下肢靜脈性潰瘍，是一種慢性的、頑固的、反復不愈的疾病，不僅給患者帶來很多痛苦，醫學上沒有有效的治療手段，醫學上一般認為靜脈性潰瘍的病因是靜脈曲張后靜脈機能不全，靜脈長期淤血，毛細血管損傷，通透性增加，組織水腫，最后因輕微外傷或感染形成潰瘍［10］。但通過我們的一組研究可知，以上情況只反映了病因的一個方面，靜脈性潰瘍除與下肢靜脈曲張有關外，有多種因素共同參與，與下肢淤積性皮炎、足癬、甲癬、反復發作的丹毒、甲溝炎、心衰、糖尿病等均有一定關系［11］。從“元衡論”觀點看包括三個層次的失調：①下肢靜脈曲張—靜脈循環障礙—淤積性皮炎；②慢性足部真菌感染—反復引起丹毒—淋巴循環障礙—淤積性皮炎；③淤積性皮炎—外傷感染—微生態失調—皮膚潰瘍。可見靜脈性潰瘍的發生是有多層次病因導致的，其反復不愈、頑固難治是由該病病因的多樣性和病情的復雜性決定的。通過給以相應的針對各層次的綜合治療和相關的健康教育，可以大幅提高療效，并且可以有針對性防治復發［12］。
哲學是人類對世界的思考和認識，因此分為主觀和客觀兩種；而科學是可重復的客觀規律，因此哲學包括科學。在主觀哲學中，一種是站在特定角度，可驗證的主觀真理（如果論述所處角度，就成為科學）；另一種是從未驗證，卻認為是對的，包括宗教和迷信。中醫是一種哲學，是建立在中國古代哲學思維模式基礎之上具有其獨特的中醫藥理論思維方式的醫學體系。中醫學作為一種以中國古代哲學為基礎的建構醫學體系，其形式必然表現出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原理，即以陰陽、五行、精氣學說為主旨，其核心是陰陽和五行，其中尤以陰陽為所有理論體系構建的基礎。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是中醫學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1精氣學說
精氣學說是一種古代哲學關于宇宙生成及發展變化的認知體系，其自身認為：宇宙的本源是精氣，以精氣為介導的宇宙是一個萬物相通的有機整體；作為宇宙萬物之一的人類，其構成亦離不開精氣；精氣是存在于宇宙之中而又運動不息的精微物質，其自身的運動形式是推動宇宙萬物發生發展與變化的原動力。《周易·系辭上》說:“精氣為物。”認為精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本源。精，又稱精氣，在中國古代哲學認知體系中，一般泛指氣，是一種充塞宇宙之中的無形而運動不息的精微物質，在某些情況下專指氣中的精髓部分，是構成人類的本源。現代唯物主義哲學中物質是世界的根本觀點與精氣學說的物質觀頗為相似。中國古代哲學范疇中一個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疇是氣，其普遍的范疇是中華民族所獨有的。兩漢時期興起的“元氣一元論（又稱“元氣論”)對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極其深刻的影響，成為中國古人認識世界的認識論。
古代哲學精氣學說奠基于先秦、兩漢時期，這一時期正值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時期，因此古代哲學精氣學說對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尤其是中醫學精氣生命論和整體觀的雛形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中醫學的精氣學說是闡釋人體內精與氣的本質、來源、分布、功能、相互關系，以及與臟腑經絡關系的系統理論。古代哲學精氣學說關于精或氣是宇宙萬物本源的認識，影響到中醫學中便形成精是構成人體生命的本原，氣是人體生命的動力，人體的臟腑形體官竅皆由精化成形，人體的各種機能皆由氣機推動和調控產生運動變化的理論。中醫學的精氣學說融入了古代哲學精氣學說的精髓，將其作為一種思維范式構建其中，與其固有的理論和實踐相融洽，興起了中醫學獨特的精氣生命認知理論。但是古代哲學精氣學說認為，精氣的概念涵蓋了自然、社會、人類的各個層面，自然、社會、人類及其道德精神獲得統一的物質基礎是精氣；宇宙萬物的本原是精氣，精氣充塞宇宙中各個萬物形體之間，具有信息交融的媒介作用，使天、地、人之間產生感應。這些深邃的哲學思想滲透到中醫學理論體系中，拔升了中醫學的同源性思維和相互聯系的認知觀，形成了闡述人體自身完整及人與自然、社會環境天人相應的整體觀念。
2陰陽學說
陰陽學說是闡釋陰陽的定義及其運動變化規律，并以此闡述宇宙形體物理的發生、發展和變化的一種古代哲學體系，是中國古代樸素的對立統一理論，亦是古人探索宇宙本源和闡釋宇宙變化的一種辨證觀念，屬于中國土生土長的唯物論和辨證法的范疇。陰陽，是對自然界相互關聯的某些事物或現象對立雙方屬性的概括。“陰陽者，一分為二也”。陰陽學說認為世界的整體是物質性的，陰陽二氣的對立統一、相互作用的結果推動了世界本身形體的產生，發展和變化。通過中醫學的中國古代哲學基礎的發展研宄及思維模式和方法論的初探，以此來解釋宇宙自然和生命本體事物的發展和變化。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陰陽學說對中醫理論的指導，促使中醫學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思維范式，普遍用來解釋人體正常的生命活動及病態生命的原因和變化過程，從而更好地診斷和防治疾病，使之成為了中醫學理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陰陽學說在疾病防治的認識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指導作用。“法于陰陽”，根據四時陰陽的變化情況養生防病；根據病癥的陰陽偏盛、偏衰情況確定治療原則：陰陽偏盛者，損其有余；陰陽偏衰者，補其不足。然后再根據藥物的四氣五味和升降浮沉的陰陽屬性，立法方藥，調整疾病過程中的陰陽失調，使之陰平陽秘，從而達到驅除病邪、恢復正氣的目的。
3五行學說
五行學說是中國古代的系統論，和陰陽學說一樣，注重于事物的矛盾作用和事物的運動和變化形式，從事物的結構元素關系及其運動變化形式，探索和闡釋宇宙物質形體間的運動及動態平衡。五行一詞，首見于《尚書》。《尚書·周書·洪范》曰：“穌埂洪水。淚陳其五行。”文辭對五行的特質從哲學角度作了高度的抽象概括,指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愛稼墻。”其中的五行，不單單只是金、木、水、火、土五種具體物質元素，而是從中抽象上升為哲學的理性范疇。五行學說是探究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定義、特質、生克制化乘侮規律，以此來闡釋宇宙界萬物形體間的發生、發展、變化及相互作用關系的一種古代哲學思想，是屬于中國古代所特有的唯物論和辨證法范疇。五行學說認為，金、木、水、火、土五種基本物質構成了宇宙間的一切事物，五種物質不斷運動和相互作用的結果推動了自然界萬物形體現象的發展變化。
五行學說以五行的特性來闡釋人體臟腑、經絡、形體、官竅和精神情志等諸多功能活動，形成以五臟為中心的生理病理系統，達成與自然環境相聯系，營造天人一體的五臟系統，憑借五行的生克制化規律來分析五臟之間的生理聯系，運用五行的乘侮和母子相及來闡釋五臟病變的相互影響，最終達到診斷和防治疾病的指導作用。因此，五行學說作為中醫學主要的思維范式在中醫學理論體系的構建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對中醫臨床實踐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在中國古代哲學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的基礎上，中醫學繼承和創新的運用醫學理論來闡明人類生命活動和外界環境的關系，解釋了疾病發生、發展及其防治規律，從多方面措施增進健康、延年益壽和提高生產勞動能力等，形成了中醫學獨樹一幟的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中醫學的中國古代哲學基礎思想精氣、陰陽、五行學說等，都具有注重宏觀觀察、整體研究、擅長思維哲學、強調功能聯系等四個方面的基本特點。
總之，中醫學是興起于中國古代的一門比較系統的醫學學科，在探索人體生命運動規律時，把中國古代較為先進的哲學理論和醫學理論有機地熔鑄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并拔升至哲學形態。中醫學以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作為自己的哲學基礎，運用綜合思維方式分析和解決醫學理論和醫療實踐，體現出了中國傳統文化和中醫學密切交融的特點。
4中醫學古代哲學基礎的幾點反思
中醫哲學基礎以陰陽、五行、精氣學說為核心，從《內經》時代以來沒有大的變化。古代較為深邃的哲學思想指導使中醫理論大放異彩，也使中醫滯澀不前。如何在新時代里與時俱進，勤奮、嚴謹地繼承和創新，進一步完善中醫理論是一個刻不容緩的醫學時代命題。
4.1中醫五行學說要實事求是，不應吹毛求疵 為了反擊廢除五行論，近代學者對五行哲學思想進行了新的研究，如從數理思想、非線性動力學、控制論、系統論、耗散結構理論等方面論證五行思想的合理性。但是必須看到，五行學說在中醫理論中更多的是起到方法論的意義，它在構建五臟關系的研究上功不可沒，對指導臨床用藥亦有積極作用，但其畢竟只是一種研究五臟關系的方法模式，實際上五臟關系遠比五行生克論復雜得多。按數學規律，五臟可發生的兩兩關系有10種，二臟相關關系有10種，四臟相關關系有5種，因此拘泥于五行生克理論不利于拓展臟腑病機學的理論發展。近人有提出“五臟系統相關”說者，值得參考。
4.2系統論之下亟待完善中醫五行學說 系統論是當代最時髦的哲學話題，五行學說有系統論的雛形，但還不是完整的系統論，只能說是整體論。中醫具有系統整體性思維特點，這一點對比西方還原論有很大的優勢，但也有局限。中醫有徹底的整體論,但在局部和細節問題上常陷入僵局，這是“司外揣內”思維的結果，也是過于偏重整體論的結果。系統論的創始人貝塔郎非認為:為了理解一個整體或系統，不僅需要了解其各個部分，而且同樣要了解他們之間的關系，生命是穩態的開放系統。不了解局部，就無法構建完整意義上的系統聯系，因此中醫理論還需在人體內部細節上多作完善,發現新的聯系方式。
4.3中醫學理論要在古代哲學基礎上進行繼承為前提、創新為契機的思想突破 首先，說到中醫理論的突破，必須正視中醫理論體系的傳承誤區。中醫具有注重整體聯系、模糊思維的特點，摒棄煩瑣的求證過程，直接抓住主要矛盾，但是習醫者感悟具體病機、治療原理的解釋造成了本真化的缺失。中醫重功能不重實體,在認識人體內部細節上要借鑒解剖學的成果。在認識人體方面中醫有必要進一步格物致知，完善中醫理論體系。其次，中醫取象比類的思維模式是一種亟待完善的象數思維體系。因此應適當借鑒實證研宄、實驗研究，以陰陽、五行、精氣學說為核心，建立以藏象為基礎的象數醫學模式，充分運用中醫的意象思維來構建數理之上的直覺品質，使中醫學在古代哲學高屋建瓴的指導下與時俱進,開拓進取，日日為新。再次，拓寬五行思想的延展性，拓展更廣泛的認識論、方法論,加以系統論為借鑒指導，適當借鑒西方還原論的某些方法。但是中醫在以分析思維為模式的五臟整體論方向走的道路與西醫以結構思維模式的還原論是南轅北轍，完全等價勢必水火難容，最終也會殆盡中醫的特色和優勢。
總之，中醫理論的產生、發展是與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變化息息相關的，其中儒、釋、道三教的哲學理論對于中醫理論的影響深遠，并伴隨著三家哲學思想內涵的不斷發展而齊頭并進。中醫思維哲學和為醫之道的知識中存在著大量的隱性知識,這些隱性知識如浩瀚星河，可能與人類認知的絕大部分不可割裂，它們具有重要的意義，值得研究挖掘。運用現有的理論和技術在一定程度上實現顯性化，從多學科交叉的角度初步嘗試表現醫家問題解決過程中的思維軌跡，相信隨著后續研究的不斷深入和技術的更新成熟,在中醫學古代哲學基礎的研宄領域會得到更豐碩的成果。
【關鍵詞】語言輸入 語言輸出 學習者個體差異 中學英語教學
一、引言
“語言習得”理論最初由美國語言學家克拉申（S. D. Krashen）提出。他指出：成年人發展外語能力主要通過兩種途徑：習得（acquisition）與學習（learning）。“習得”指的是學習者通過與外界的交際實踐，無意識地吸收到該種語言，并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流利、正確地使用該語言。而“學習”是指有意識地研究且以理智的方式來理解某種語言（一般指母語之外的第二語言）的過程。克拉申試圖通過習得與學習理論來解釋第二語言習得中的一些現象。第二語言習得的研究領域主要包括了語言輸入、語言輸出、學習過程、學習者差異等方面。本文擬從語言輸入、輸出及學習者個體差異三方面入手探討第二語言習得與中學英語教學的關系。
二、語言輸入與中學英語教學
明白易懂的語言輸入是獲得新的語言知識的重要途徑。Krashen認為，學習者獲得與自己的語言水平大致相等的輸入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有助于提高語言能力，有助于學習者內部語言加工機制的運行，即，學習者接收的語言應該是他們能夠理解的，才能把輸入的語言轉變為吸收的語言。這就要求語言輸入必須符合一些必要的條件，即要輸入經常性的、豐富的、可理解的語言材料。
因此，在中學英語教學中，應為中學生提供地道的英語材料，標準的語音語調以及相對真實的語言環境，為學習者創建真實的語言交際環境，使真實交際成為可能，同時也使語言學習更富有連續性，以避免受母語的干擾而影響語言習得的效果。
三、語言輸出與高中英語教學
Swain在上世紀80年代針對Krashen的語言輸入提出了語言輸出理論。該研究發現：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接受了多年的法語為目標語的教學后，其法語水平有了極大地提高，但口頭語和書面語的表達仍停留在中介語的水平。基于該研究，Swain得出結論：可理解性輸入在習得過程中很重要，但還不足以使學習者二語水平得到全面發展。要使學習者二語流利又準確，不僅需要可理解性輸入，更需要可理解性輸出。Swain（1985）指出“單純的語言輸入對語言習得是不夠的，學習者應該有機會使用語言，語言的輸出對語言習得也有積極意義。”
語言輸入能夠激活語言習得機制，但語言輸出對第二語言習得的作用也不容忽視。輸出對第二語言習得能產生多項積極的影響。顯而易見的一項功效就是輸出能夠提高學習者使用目標語的流利程度和準確程度。在中學英語教學中，應強調學生對語言的輸出機制，讓學生更多地參與聽、說、讀、寫等多種語言技能的輸出，以更好地提升學生的語言綜合運用。
四、學習者個體差異與高中英語教學
個體差異著重指出了學習者在認知方式、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差異，從而強調了學習主體在第二語言習得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對認知方式研究中，美國心理學家Witkin于1962年最早提出場獨立性和場依存性的概念。場獨立和場依存代表了人們在處理信息方面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場獨立者往往依靠自己內部具有的知識框架，傾向于自己獨立分析問題。場依存者則往往依靠外部提供的有關信息，傾向于從整體上認識事物。但是，場獨立和場依存對學習者個體來說并不是不變的，在不同的情況下，學習者可以改變自己的風格。因此不能把教學按照單一、孤立模式進行。高中英語教學要能為學生提供大量適合場獨立者的學習材料，同時又能提供適合場依存的學習者的學習材料，從而解決第二語言學習方面的困難，為他們學習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隨著教育者逐漸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學習者的個體差異越來越受重視。不同的學習者，在學習中的行為表現和參與意識各不相同。一般來說，性格開朗、自信、責任心強的學習者比性格內向、缺乏信心的學習者的學習效果要好。內向型學習者經常會因為承受能力較差而刻意避免參加教學活動，以免因為犯錯而遭到別人嘲笑，進而喪失自信心，長久以來，就會對學習失去興趣。高中英語教學過程中，要讓學生積極地參與各種教學活動，這樣做能促進師生之間、同學之間的交流，改變他們的學習態度，培養學習興趣。
五、結語
本文主要介紹了美國語言學家克拉申（S. D. Krashen）的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及其相關的“語言輸入”、“語言輸出”、“學習者差異”等理論及其對高中英語教學的指導作用。在高中英語教學過程中，學校和教師要盡量為學生提供豐富的信息資源，以符合第二語言習得語言輸入的基本條件，有效地利用身邊的教學資源，可以有效的優化二語習得。與此同時，深刻理解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并把已有的研究成果應用到高中英語教學的實踐中去，指導高中英語教學的開展，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Rod Ellis.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999.
三、解答題（共52分）17、（每小題5分，共10分）解下列方程組：（1） （2）
18、（5分）尺規作圖：（不寫作法，保留作圖痕跡） 已知： 、 ，求作：∠ABC，使∠ABC= + 。
19、（6分）如圖，經過平移，小船上的點A移到了點B，作出平移后的小船。 A
一、選擇題（本大題共有6小題，每小題 3分，共18分）1. 下列每組數據表示3根小木棒的長度，其中能組成一個三角形的是（） A．3cm，4cm，7cm B．3cm，4cm，6cm C．5cm，4cm，10cm D．5cm，3cm，8cm2．下列計算正確的是（） A．(a3)4＝a7 B．a8÷a4＝a2 C．（2a2)3•a3＝8a9 D．4a5－2a5＝23．下列式子能應用平方差公式計算的是（ ） A．（x-1）（y+1） B．（x-y）（x-y） C．（-y-x）（-y-x） D．（x2+1）（1- x2）4.下列從左到右的變形屬于因式分解的是（） A．x2 –2xy+y2=x（x-2y）+y2 B．x2-16y2=（x+8y）（x-8y） C．x2+xy+y2=（x+y）2 D． x4y4-1=（x2y2+1）（xy+1）（xy-1）5. 在ABC中，已知∠A:∠B:∠C=2:3:4，則這個三角形是（ ） A．鈍角三角形 B．直角三角形 C．銳角三角形 D．等腰三角形 6．某校七（2）班42名同學為“希望工程”捐款，共捐款320元，捐款情況如下表：捐款（元） 4 68 10人 數 6 7表格中捐款6元和8元的人數不小心被墨水污染已看不清楚．若設捐款6元的有 名同學，捐款8元的有 名同學，根據題意，可得方程組() A． B． C． D． 二、填空題 （本大題共有10小題，每小題3分，共30分）7．( ）3＝8m6． 8．已知方程5x-y＝7，用含x的代數式表示y，y= ．9. 用小數表示2.014×10－3是 .10．若（x+P）與（x+2）的乘積中，不含x的一次項，則常數P的值是 .11．若 x2+mx＋9是完全平方式，則m的值是 .12. 若 ，則 的值是 .13.若一個多邊形內角和等于1260°，則該多邊形邊數是 ．14.已知三角形的兩邊長分別為10和2，第三邊的數值是偶數，則第三邊長為 .15.如圖，將一副三角板和一張對邊平行的紙條按下列 方式擺放，兩個三角板的一直角邊重合 ，含30°角 的直角三角板的斜邊與紙條一邊重合，含45°角的三 角板的一個頂點在紙條的另一邊上，則∠1的度數 是 . 16.某次地震期間，為了緊急安置60名地震災民，需要搭建可容納6人或4人的帳 篷，若所搭建的帳篷恰好 （即不多不少）能容納這60名災民，則不同的搭建方 案有 種． 三、解答題（本大題共有10小題，共102分．解答時應寫出必要的步驟） 17.(本題滿分12分) (1)計算： ； （2）先化簡，再求值： ，其中y= .18．（本題滿分8分） （1）如圖，已知ABC，試畫出AB邊上的中線和AC邊上的高； （2）有沒有這樣的多邊形，它的內角和是它的外角 和的3倍？如果有，請求出它的邊數，并寫出 過這個多邊形的一個頂點的對角線的條數． （第18（1）題圖）19.（本題滿分8分）因式分解： （1） ； （2） ．20.（本題滿分8分）如圖，已知AD是ABC的角平分線，CE是ABC的高，AD與CE相交于點P，∠BAC＝66°，∠BCE＝40°，求∠ADC和∠APC的度數．21.（本題滿分10分）解方程組： （1） （2）22.（本題滿分10分）化簡： （1）（－2x2 y）2•（- xy）－（－x3）3÷x4•y3； （2）（a2＋3）（a－2）－a（a2－2a－2）．新課 標第 一 網23.（本題滿分10分） （1）設a－b＝4，a2＋b2＝10，求（a＋b）2的值； （2）觀察下列式子：1×3+1=4，2×4+1=9，3×5+1=16，4×6+1=25，…， 探索以上式子的規律，試寫出第n個等式，并說明第n個等式成立．24.（本題滿分10分）某鐵路橋長1000m，現有一列火車從橋上通過，測得該火車從開始上橋到完全過橋共用了1min，整列火車完全在橋上的時間共40s．求火車的速度和長度．（1）寫出題目中的兩個等量關系；（2）給出上述問題的完整解答過程． 25.（本題滿分12分）“種糧補貼”惠農政策的出臺，大大激發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某糧食生產專業戶去年計劃生產小麥和玉米共18噸，實際生產了20噸，其中小麥超產12％，玉米超產10％．該專業戶去年實際生產小麥、玉米各多少噸？ （1）根據題意，甲和乙兩同學分別列出了如下不完整的方程組： 甲： 乙： 根據甲、乙兩位同學所列的方程組，請你分別指出未知數x，y表示的意義，然后在上面的橫線上分別補全甲、乙兩位同學所列的方程組： 甲：x表示 ，y表示 ； 乙：x表示 ，y表示 ；（2）求該專業戶去年實際生產小麥、玉米各多少噸？（寫出完整的解 答過程， 就甲或乙的思路寫出一種即可） 26.（本題滿分14分）如圖①，ABC的角平分線BD、CE相交于點P. （1）如果∠A=70°，求∠BPC的度數； （2）如圖②，過P點作直線MN∥BC，分別交AB和AC于點M和N，試求 ∠MPB+∠NPC的度數（用含∠A的代數式表示）；
（3）在（2）的條件下，將直線MN繞點P旋轉. （i）當直線MN與AB、AC的交點仍分別在線段AB和AC上時，如圖③，試 探索∠MPB、∠NPC、∠A三者之間的數量關系，并說明你的理由； （ii）當直線MN與AB的交點仍在線段AB上，而與AC的交點在AC的 延長線上時，如圖④，試問（i）中∠MPB、∠NPC、∠A三者之間 的數量關系是否仍然成立？若成立，請說明你的理由；若不成立，請 給出∠MPB、∠NPC、∠A三者之間的數量關系，并說明你的理由.
一、選擇題（本大題共有6小題，每小題3分，共18分）二、填空題（本大題共有10小題，每小題3分，共30分）7.2m2；8.5x-7；9.0.002014；10.-2；11.±6；12.9；13.9；14.10；15.15°；16. 6.三、解答題（共10題，102分.下列答案僅 供參考，有其它答案或解法，參照標準給分．） -4a（4a2-4ab+b2）（2分）=-4a（2a-b）2（2分）．20.(本題滿分8分)AD是ABC的角平分線，∠BAC＝66°，∠BAD＝∠CAD＝ ∠BAC＝33°（1分）；CE是ABC的高，∠BEC＝90°（1分）；∠BCE＝40°，∠B=50°（1分），∠BCA＝64°（1分），∠ADC=83°（2分），∠APC＝12 3°（2分）．（可以用外角和定理求解）21.（本題滿分10分）（1）①代入②有，2（1-y）+4y=5（1分），y=1.5 （2分），把 y=1.5代入①，得x=-0.5（1分）， （1分）；（2）②×3-①×5得： 11x＝-55（2分），x＝-5（1分）.將x＝-5代入①，得y＝-6（1分）， （1分）22．(本題滿分10分)（1）原式＝4x4 y2•（- xy）-（-x9）÷x4•y3（2分）＝- x5y3＋x5y3（2分）＝- x5y3（1分）；（2）原式＝a3-2a2＋3a-6-a3＋2a2＋2a（4分）＝5a-6（ 1分）. 25.（本題滿分12分）（1)甲： 乙： （4分，各1分）；甲：x表示該專業戶去年實際生產小麥噸數，y表示該專業戶去年實際生產玉米噸數；乙：x表示原計劃生產小麥噸數，y表示原計劃生產玉米噸數；（4分，各1分）（2）略．（4分，其中求出方程組的解3分，答1分，不寫出設未知數的扣1分）．26. (本題滿分14分)（1）125°（3分）；（2）利用平行線的性質求解或先說明∠BPC=90°+ ∠A，∠MPB+∠NPC=180°-∠BPC=180°-（90°+ ∠A）=90°- ∠A（3分）；（3）（每小題4分）（i）∠MPB+∠NPC= 90°- ∠A（2分）.理由：先說明∠BPC=90°+ ∠A，則∠MPB+∠NPC=180°-∠BPC=180°-(90°+ ∠A)= 90°- ∠A（2分）；（ii）不成立（1分），∠MPB-∠NPC=90°- ∠A（1分）.理由：由圖可知∠MPB+∠BPC-∠NPC=180°，由（i）知：∠BPC=90°+ ∠A，∠MPB-∠NPC=180°-∠BPC=180°-(90°+ ∠A)= 90°- ∠A（2分）.
【摘要】
在《算術基礎》中，弗雷格追溯了數學表達式之不變的邏輯基礎的同時，清理了帶有主觀性和相對性的心理主義。但心理主義并沒有因此銷聲匿跡，反而在蒯因那里得到復興，而且蒯因還基于自然主義的心理主義，否定了弗雷格對數學基礎的探尋。本文試圖借由解讀弗雷格和蒯因的文本，展示數學哲學中的基礎主義與心理主義之爭，并借由弗雷格的文本對蒯因的心理主義做出回應。
關鍵詞
基礎主義；心理主義；分析性；整體論
中圖分類號：B08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660（2015）03-0063-07
作者簡介：劉鈺森，廣東潮州人，哲學博士，（廣州510006）華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哲學研究所講師。
蒯因（W·V·Quine）在《從刺激到科學》開頭“追憶往昔”一章中提到弗雷格（Gottlob Frege）時，將弗雷格的理想概括為探尋數學知識的本質以及數學真理的基礎。他認為弗雷格和羅素、懷特海在這一方面是同路人，他們的結論是認為數學可翻譯為純邏輯，由此可以進一步推導出數學真理是邏輯真理，并且它的全部都能還原為自明的邏輯真理。蒯因認為弗雷格等人的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而且哥德爾1931年的論文以及羅素1902年的發現使得弗雷格等人的理想煙消云散
。
弗雷格當年在《算術基礎》等著作中所提出的如蒯因以上所說的基礎主義
理想，否定了密爾等人關于數學的心理主義所帶有的主觀性和相對性。然而，蒯因否定弗雷格等人對數學基礎的探尋的背后，恰好是他在《真之追求》等著作中所概括的自然主義的心理主義立場。本文試圖通過從《算術基礎》到《真之追求》的解讀，展示數學哲學中基礎主義與心理主義之爭的某種面貌，也試圖基于弗雷格的文本，回應蒯因新興的心理主義。
一、弗雷格的“基礎主義”
“如果在萬物長河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變的，永恒的，那么世界就不再是可認識的，一切就會陷于混亂。”
弗雷格要探求的就是這種永恒不變的東西。作為一名數學家，他的這種探索是從數字入手的。比如數字1，慣常的說法是它指示一個事物；將1這個數說成屬于事物，卻沒有說明事物是哪個；這將使得每個人都可以任意理解這個名稱，關于1的同一個句子對于不同的人意味著不同的東西。心理主義會導致的這種相對主義是弗雷格所反對的。
弗雷格認為，思維本質上在哪里都是一樣的：絕不能根據對象而考慮不同種類的思維規律。不同于心理主義從具有相對性的心理表象來解釋意義，弗雷格要找的是一個客觀的外在基礎：“人們從本書將能看出，甚至像從n到n＋1這樣一條表面上專屬于數學的推理，也基于普遍的邏輯規律，而且不需要特殊的聚合思維的規律。” 弗雷格要的是在語言、數字后面的那個永恒不變的東西，他要的是一種在哪里都是一樣的“思維”、一種普遍的邏輯規律。
弗雷格力圖說明，感覺與內在圖像具備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而數學概念和對象則具備確定性和明確性；因此算術與感覺根本沒有關系，內在圖像對于數學是無關緊要和偶然的。如果從心靈本質對概念進行心理學解釋，并以為由此可以得到概念的本質，那么這只會使一切成為主觀，走到底甚至會取消真。要認識到概念的純粹性質，需要大量的理性工作以追溯定義普遍的邏輯基礎：
如果定義僅僅在后來由于沒有遇到矛盾而被證明是有理由的，那么進行證明的嚴格性依然是一種假象，盡管推理串可能沒有缺陷。歸根到底，人們以這種方式總是只得到一種經驗的可靠性，實際上人們必須準備最終還是會遇到矛盾，而這個矛盾將使整個大廈倒塌。為此，我認為必須追溯到普遍的邏輯基礎……
普遍的邏輯基礎的追溯需要堅持三條基本原則：“要把心理學的東西和邏輯的東西，主觀的東西和客觀的東西明確區別開來；必須在句子聯系中研究語詞的意謂，而不是個別地研究語詞的意謂；要時刻看到概念和對象的區別。”同上，第8—9頁。 換言之，堅持客觀性原則，要求只在心理學意義上使用“表象”，把表象與概念和對象區別開來，前者代表心理的和主觀的，后者代表客觀的和邏輯的；堅持語境原則，要求避免將個別的心靈的內在圖像或活動當作語詞的意謂；函項原則要求的是，未充實的概念不可成為不變的客觀對象。
客觀性原則預示著弗雷格所追溯的基礎將是與具有相對性的心理表象無關的客觀邏輯基礎，它是普遍性的；而函項原則與語境原則將在獲得作為算術基礎的數定義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提出這三個原則之后，弗雷格指出他那個時代的數學回到一種甚至要努力超越歐幾里得的嚴格性，那就是人們對各種概念進行嚴格的證明；而且他相信沿著嚴格證明之路，必然能獲得構成整個算術基礎的數概念以及適合于正整數的最簡單的句子。
于是在弗雷格眼中，數學本質上只要能用證明就不用歸納來獲得確證。證明的目的在于使句子的真擺脫各種懷疑，并且提供關于句子的真之間的相互依賴性的認識。句子間的真的依賴性在哲學上需要對先驗和后驗、分析和綜合做出區分。在弗雷格看來，與此區分有關的是判斷的根據（justification），而非其內容。因此，通過證明達到的根據如果是普遍的邏輯真理和一些定義，獲得的是分析的真；而根據非普遍邏輯性質的特殊知識領域的真得到證明的句子，則是綜合的。類似地，是否完全從本身不能夠也不需要證明的普遍定律得到證明，則是區分一個句子的真是否先驗的標準。
從根據而不是從內容區分真的先驗和后驗、分析和綜合，這也是弗雷格追溯基礎理想的一種體現，更直接的是，它與追溯算術基礎時所必需的嚴格證明之路密切相關：在數學領域，要盡可能嚴格地證明算術定理，避免推理串中的每個缺陷，找到證明所依據的原初真命題。比如：
2加2等于4，這不是直接的真；假定4表示3加1。人們可以如下證明這一點：
定義：1）、2是1加1；2）、3是2加1；3）、4是3加1
公理：如果代入相等的數，等式依然保持不變。
證明：2＋2＝2＋1＋1＝3＋1＝4（定義1，定義2，定義3）
所以；根據公理：2＋2＝4
弗雷格認為萊布尼茨的上述證明有缺陷，應該更精確地書寫為：
2＋2＝2＋（1＋1）
（2＋1）＋1＝3＋1＝4 同上，第16—17頁。
萊布尼茨的證明缺少2＋（1＋1）＝（2＋1）＋1，它是a＋（b＋c）=（a＋b）＋c的一種特殊情況；以這條定理為前提，其它公式都能以這種方式被證明，并且每個數就能夠由前面的數定義。“我們甚至沒有關于這個數的表象，可確實就這樣把它據為己有。通過這樣的定義，數的無窮集合化歸為一和加一，并且無窮多數公式均能夠由幾個普遍的句子證明。”基于這種證明方式，弗雷格試圖從a＋（b＋c）=（a＋b）＋c的形式來說明，借助幾條普遍規律，僅從個別數的定義可以得出數公式，但這些定義既不斷定觀察到的事實，也不假設其合法性（不需要justification）。他在批評前面提到的密爾等人的聚合性思維的同時，認為數的規律不可能是歸納的真命題：歸納如果是習慣的話，“習慣（作為一種主觀狀態）完全沒有保真的能力”，“歸納必須依據概率學說，因為它至多可以使一個句子成為概率的。但是如何能夠在不假設算術規律的前提下發展概率學說，卻是無法預料的”。
弗雷格認同萊布尼茨的觀點，數學中發現的必然真的命題必須有一些原則，其證明不依賴于例子及感覺證據。他認為幾何學定理之間可以互相獨立，它們不依賴邏輯的初始規律，因而是綜合的；但經驗綜合的性質并非算術規律的性質。就數而言，每個數都有自己的獨特性，它要求關于數的科學原理是分析的，數相互之間是緊密相連的。關于數的普遍句子不必只適用于眼前存在的事實，數學的真命題“會有一系列未來使用的推理串，其用途將在于：人們不必再進行個別的推理，而是能夠立即說出這整個系列的結果。”
如果真的可以達到上面提到的作為根據的普遍句子，以便由之推導出數公式，那么這樣的句子應該是從更基本的數定義得出的。因此，接下來需要進一步考慮數的定義。
以往由于定義嘗試的失敗，數總被認為是不可定義的。把數看作事物性質，數是主觀的東西，把數解釋為集合、多或眾多，通過對不同的實物集合加以不同的命名來解釋數，這些說法都被弗雷格一一駁斥了。而對歐幾里德的“數是一種單位集合”的解釋，在指出后人的很多說法中的問題及困難之后，弗雷格提出解決困難的方法是：把一和單位做出區別。具有客觀性的“一”作為數學研究的一個對象的專名，不能是復數；相應地，單位應該是一個概念。概念不同于專名，只有當概念帶上定冠詞或指示代詞時才能被看做一事物的專名，但因此它就不是概念了。因此，“數是單位”的解釋把概念詞混淆為專名了。
弗雷格認為，“數的給出包含著對一個概念的表達”，“數的給出表達了一種獨立于我們理解的真實的東西”。上述觀點提醒我們：每一個個別的數詞是專名，它不等同于概念詞，當一個概念詞被它“充實”而飽和了之后，我們就得到了專名。在貫徹語境原則的前提下，弗雷格認為，為了獲得數這個概念作為對象的數，必須確定數相等的意義。他借助的是萊布尼茨“用一個事物替代另一個事物而不改變真，這樣的事物就是相同的”的解釋，把數相等界定為外延相等（數值的相等）。這與他在《含義與指稱》中提到的等值置換原則相一致：在邏輯中，真值相同的詞項和命題可以互相置換。我們可以由兩個等數的概念得到其下的數相等，加上“n在自然數序列中緊跟m”這個表達式，就能定義0和1，并且進一步確定數序列是無窮的。
基于客觀性原則，弗雷格反對心理主義的相對主義和主觀主義，他把算術奠基于一種不變的邏輯基礎之上。遵循語境原則和函項原則，他在《算術基礎》中主要展示了一種追溯算術基礎的方法。根據這種嚴格證明的方法，弗雷格認為從一些自明的公理（即他所謂的普遍的邏輯基礎、普遍句子）出發，加上數的定義，可以演繹出所有關于數的真命題。雖然這有循環論證嫌疑，但是弗雷格明確地認為按照他的嚴格證明的方法，可以追溯作為算術基礎的數的定義以及自明的公理。他在《算術基礎》中談及其基礎主義的哲學動機，在于澄清算術真是屬于先驗還是后驗、是屬于分析還是綜合。如前所述，從判斷的根據而非內容解釋真，由算術真所根據的是不可證明的普遍句子來看，算術真（truth）當然是先驗分析的。換言之，從算術真的基礎可以得出算術真是先驗分析的。這種哲學動機促使弗雷格進行基礎的追溯，而分析性也因此成了算術命題的特性，并且將其與綜合性的心理命題區分開來。
二、蒯因的《真之追求》及弗雷格應對的可能性
弗雷格以澄清算術真的分析性為其哲學動機，蒯因則由對分析性概念的批判而提出一種整體論的徹底經驗主義，他的經驗主義就是所謂的自然主義的心理主義。基于對分析命題的態度，這種經驗主義并不承認數學中存在如弗雷格所追求的那種分析性的基礎。
蒯因在他著名的《經驗論的兩個教條》中所批判的第一個非經驗論教條，就是分析與綜合之分：奠基于非事實的意義的真（truth）是分析的，而奠基于事實的真是綜合的。而且，對分析與綜合之分根源同一的還原論的清理之后，他的結論是：由真一般地依賴于語言和語言之外的事實得出，每個陳述的真可分解為語言部分和事實部分，這是很多胡說的源頭。根據這種劃分，如果某陳述的真只與語言部分有關，那么該陳述就是分析的。這種分析和綜合之分，在蒯因看來是頑固地抗拒任何明確的劃分。科學看起來總體上依賴于語言與事實，但逐個地審視科學陳述，卻能發現并非如此。 沒有教條的經驗論應該主張：“我們所謂的知識或者信念的總體，從最具因果性的地理和歷史的事實到相當復雜的原子物理或者甚至純數學和邏輯，是一個人造的構架，其僅僅是沿著邊緣侵入經驗。”Ibid.， p.39.
把架構在經驗基礎之上的人類知識體系比喻成一個倒扣的碗的話，純數學和邏輯即便處于碗頂，也最終要與經驗相關。這種思想在蒯因后期的《真之追求》得到了進一步的闡述，與弗雷格固守理性、固守不變的基礎不同的是，蒯因固守的是他心中的經驗論規范：“nihil in menter quod non prius in sensus（心靈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以前感覺中沒有的）”。他的出發點是：感覺的刺激-感受才是我們關于外在世界的知識客觀性的保證：
有關我們外在世界的知識的客觀性保持在我們與外在世界的接觸中、從而在我們的神經攝取和與之相應的觀察句中得以確立。我們從整個句子而非從詞項出發。函項的一個教益是，我們的本體論，像語法一樣，是我們自己對關于世界的理論做出的概念的貢獻的一部分。人類提出建議，世界付諸實施，但這僅僅是經由對具體表達人的預見的觀察句做出整句的“是”或“否”的判斷來達到的。
在蒯因看來，我們經由感官刺激（stimulation），在歷代累積的創造性之下構造關于外部世界的系統理論。在刺激和感受的關系或者刺激和我們的外在世界的科學理論的關系的分析中，神經科學、心理學、心理語言學、遺傳學或者歷史學都可以提供資源，而其中有一個部分可以僅借助邏輯分析來加以考察，那就是理論被預言檢驗的部分，或者屬于證據支持關系的部分。這就進入到了“求真”的領域，并且看來他也將采取邏輯分析和語言分析的方式，從目標和方法上看似乎與弗雷格對算術基礎的追求是一致的。
但事實并非如此，究其一生，蒯因直到最后的著作《從刺激到科學》都立足于前面提到的那個經驗論規范。雖然蒯因有時候認為有些數學命題是沒有經驗內容的，但是不同于弗雷格所認為的對每個對象都必然有意義的命題都是重認命題（recognition?judgment），比如數學中的等式，他認為有意義的命題恰好是有經驗內容的命題，也就是能被檢驗、值得檢驗的命題。
蒯因更直接要解決的是所謂“科學游戲的目的”的問題。他認為，科學游戲的壓倒性目的是技術和理解。從技術和理解的角度來看，“所指和本體論如此后退到單純的輔助者的地位。真句子，觀察的和理論的，是科學事業的始終。它們由結構聯系起來，而對象扮演了結構的純節點的角色”。這種結構就是邏輯的聯系，在函項的理論下，px原來意味x是p的地方，可以重新詮釋為x是p的f；即在重新解釋后的句子逐詞保持不變的情況下，觀察句依然和以前一樣與相同的感覺刺激結合在一起，而且邏輯聯系完好無損，理論的對象卻被隨意大幅度地移換了。
這說明對象“對于觀察句的真是無關緊要的，對于觀察句對理論句提供的支持是無關緊要的，對于這個理論預言中的成功也是無關緊要的”。只要能保證與感覺刺激結合，那么作為“人造架構”的觀察句、理論句的對象就可以隨意移換。語詞、句子不過是人類使用的符號，人類可以“任意”地解釋，當然，前提是與感覺刺激結合：“人類提出建議，世界付諸實施。”對象在蒯因這里并不重要，對真句子來說更重要的是與感覺刺激相合。但這種相合并非是孤立的，而是整體的。在他看來，直接面臨經驗檢驗的是所謂的觀察范疇，而蘊含觀察范疇的是一個理論的整體，其中，算術和其他數學的分支是理論背景的一部分。在《真之追求》第6節中，蒯因試圖通過在整體論所要求的最低限度肢解整體的準則之下，保護任何純數學的真，但這種保護不是因為數學的基礎性，而是因為數學滲透到人類關于世界的知識系統的各個分支，對數學的破壞將令人無法容忍。蒯因認為，這可以解釋數學必然性，并且基于一個所謂的未闡明的原理：人類在自由地拒斥其它信念的同時卻要捍衛數學。由于整體論，加上數學對我們關于世界的知識系統的滲透，在數學得到應用之處，經驗內容也被數學所分享。
蒯因的老師卡爾納普在他的數學哲學中，使用分析性來解釋缺乏經驗內容的數學如何有意義以及為何數學是必然真。之所以使用分析性，在蒯因看來，是因為類似于形而上學的必然性反映出事物的本質，分析性反映了語詞的意義。不過，如前所述，蒯因認為通過整體論就可以解決卡爾納普通過分析性所解決的那兩個問題。蒯因對于數學必然性的說明，并不是給出像弗雷格那樣的基礎主義證明，而更主要是從數學應用的效果來說明；與其說他想說明數學的基礎性的必然性，倒不如說他想通過整體論來說明數學如何跟經驗關聯。
在《真之追求》第40節，蒯因專門討論“數學中的真”。在他看來，數學有一部分因為不應用于自然科學而不享有經驗意義，集合論的高級部分也是這樣，而它們的意義在于它們是與應用數學一樣用相同的語法和詞匯來進行表述的。或許因為這種數學的高級部分的非應用性，蒯因認為要是將之排除在二值邏輯之外，就需要不自然地劃分語法。因而，由于簡單、經濟和自然的考慮，這些高級部分或者是不必要的想象，或者可以在謂詞邏輯和集合論這類基礎上給出來；并且這樣處理缺乏經驗內容的純數學，跟自然科學內部進步的簡化和經濟達到一致，“它是關乎使我們關于世界的整體系統緊湊（tightening）和簡化（streamlining）的問題”。
從以上對蒯因在《真之追求》中的觀點的述評可見，蒯因自然主義的心理主義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人們使用的數學（包括邏輯、集合論作為其組成部分）只是人們的工具。蒯因不像弗雷格那樣試圖分析出一種外在的數學的基礎，他只是從數學的應用來說明數學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最終與經驗相關的應用關聯起來：數學作為理論背景的一部分，蘊含觀察范疇，并且當觀察范疇遇到反例時，唯有數學不能被破壞。在《從刺激到科學》中蒯因用一章的篇幅專門討論了邏輯和數學，其中的觀點與《真之追求》是一脈相承的，并且可以增進對他關于邏輯和數學的心理主義觀點的理解。
作為自然一部分的人對于邏輯的習得有一種“進化”的過程：人類從孩提時代習得“并非”、“并且”、“或者”這些邏輯聯結詞以及“有的”、“每個”這些量詞的時候，就逐步把蒯因界定的狹義的邏輯的基本律內化了；而當人類數學理論成熟時，就能夠在一種形式化中把這種邏輯壓縮為：證明一個給定的前提集對預期結論的蘊含，就是證明該前提集與結論的否定的不一致。這種觀點把數學當成比邏輯更加高級的知識體系，蒯因接下來的一句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這一點：“我樂意于如此狹義地限制詞項‘邏輯’，而把集合論處理為數學另一更高級的分支。”他在后面甚至把集合論當成數學的代名詞，即邏輯是數學的分支、集合論則是更高級的分支。并且，這種“狹義”的邏輯和集合論及數學的其它分支，有著三個重要的區別：一、邏輯沒有能稱為屬于它自己的對象，其變量允許所有離散的值；二、除去同一性，邏輯沒有自己的謂語；三、邏輯允許有完全的證明程序，而數學其它分支則由于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而不允許有完全的證明程序。
從以上對比可見，就沒有對象與謂語而言，邏輯如前面所引述的《真之追求》的觀點所表明的那樣，更主要的是具有一種聯系的功能；就證明的完全性來說，邏輯看來比之數學的其它分支更有優勢。如前所述，在蘊含觀察范疇方面，蒯因把數學律與自然律的作用等同起來，因為集合論和數學其余部分的規律排列在進行蘊含的前提之中，等同于自然科學的規律和假說。不過，這并不與公認的數學缺乏經驗內容的看法相沖突，蒯因認為數學的這種參與并不賦予經驗內容，因為經驗內容是屬于進行蘊含的集合并且不被其成員所分享的。
在《真之追求》里能夠享有經驗內容的是應用中的數學，而這里作為進行蘊含的集合一部分的數學，是所謂的非詮釋數學（uninterpreted mathematics），它們不僅缺乏經驗內容，且缺乏真假。蒯因在比擬這一類數學真理為經驗真理時，主要出于其對觀察范疇的蘊含有幫助的考量，而將其對經驗的背離忽略不計。蒯因認為許多這樣的語句可以用應用數學中所堅持的規律來處理，另外一些解證地獨立于先前理論的情形則還是用經濟原則來處理。加上哥德爾的不完全性定理，令蒯因為難的還有：有許多屬于數學的閉合句在一致的證明程序中，不可證明也不可證偽。最后，蒯因只能與這種超出他認為的值得并且能夠檢驗的才是真陳述的要求的句子做出妥協。但是，他還是強調，即使這涉及到康德的物自體問題，關鍵卻還在于人類的用法，而并非宇宙之秘。
與密爾等心理主義的前輩相比，蒯因并不否認數學尤其是純數學對于經驗的背離；而對于邏輯，他則更主要從一種工具的角度來對待。在寫作《經驗論的兩個教條》時，蒯因認為人類的知識最終都與經驗相關；而到了《從刺激到科學》，他卻承認非詮釋的數學對于經驗的背離。即使借用應用數學的規律處理部分這樣的數學陳述的真假問題，同時用奧康的剃刀處理另外一些數學命題，還是存在著真假不定的數學命題，蒯因提到非詮釋數學即抽象代數時說它們沒有經驗內容、也沒有真假。而這與前面提到的他所貫徹的經驗論的規范是沖突的。
蒯因的這種困境在弗雷格看來或許并不成為困境。弗雷格其實并不否認經驗的作用，他承認感覺印象是認知數和其他一些東西的條件，但他強調在數學基礎方面中經驗是無關的。在《概念文字》的序言中，他把科學真理分成兩類：一類是其證明純粹由邏輯完成，另一類是必須被經驗支撐的。不過，即使是第一類，也是與這樣的事實相一致的：“沒有任何感覺活動的話它是絕不會在人心中稱為意識”；只是它并非源起于心理學，而是基于分類之上的最好的證明方法。感覺活動是意識形成的必要條件，包括其證明純粹由邏輯完成的科學真理也是如此，不過感覺活動卻并非基礎。泰勒·伯奇（Tyler Burge）考究了奠基（grounding）一詞的德語，認為基礎和奠基是與理性相關的。哲學家所談論的理性，一般意指源自亞里士多德的范疇理性，即弗雷格在《算術基礎》第31節提到的，使我們與動物區別開來的更高精神力量。 作為算術基礎的命題恰好是不需要檢驗的、自明的，其作為真命題的意義因此不在于蒯因所要求的值得檢驗和能被檢驗，而在于它們所含有的內容是理性所必須確認的。
與《算術基礎》開篇建立的那三個原則相適應，弗雷格把科學真理分成兩類，其中，客觀性的算術真理純粹由邏輯得到證明。算術領域的真在弗雷格那里如同赤道與北海的存在一樣，具有超乎經驗的客觀性。算術真理在弗雷格那里具備的獨立于經驗的地位，恰好就標出了蒯因極不情愿地作出妥協后逐步接近的那種立場。另一方面，即使蒯因的經驗論看起來似乎更符合人類的實際（人們通過微弱的紐帶與包括數學對象這一類抽象對象的外在世界相連，更多的時候，人們談論知識就是在談論人們經驗中的知識，在此意義上，人類提出建議，世界付諸實踐），但是他卻無法將經驗主義的規范貫徹到非詮釋數學的領域。
最后回到本文開頭轉述的蒯因對于弗雷格理想的否定。自明的邏輯真理作為算術基礎的探尋在蒯因看來之所以是失敗的，與蒯因對分析性概念的態度密切相關。如前所述，弗雷格基礎主義探究的哲學動機是進一步澄清分析與綜合之分，把通過證明由非事實的普遍邏輯真理或定義得到辯護的數學真視為分析性的，并且在《算術基礎》結尾部分還認為他在這一點上推進了康德的研究。 蒯因在《經驗論的兩個教條》中雖然直接針對的是卡爾納普的分析與綜合之分，但就以奠基于非事實與事實來區分分析與綜合而言，他的這種批判也可以針對弗雷格的分析與綜合之分。蒯因否定奠基于非事實的分析的真的存在，最終目的是得出他的整體論的經驗主義。克里斯托弗·皮卡克（Christopher Peacocke）指出，蒯因拒斥分析性與他的整體論、可錯論相關聯，而他的整體論是刺激意義（stimuli?meaning）的整體論。如前所引的《真之追求》中的觀點所顯示的，在蒯因那里，可以說感官刺激才是所有知識的基礎。皮卡克指出，刺激意義并不必然具有一般的意義同一性。比如，對一個嚴重散光的人來說，“那條線是直的”的刺激意義將與他視力更好的朋友不同，但是這個句子在兩種情況下都有同樣的意義。
[關鍵詞] 重癥高血壓； 腦出血； 手術時機； 方式
[中圖分類號] R743.3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5-0515（2011）-12-021-01
[Abstract] Objective Analysis of operation time selection, and selection of surgical methods in treatment of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treatment effects.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our January 2005 -2010 years in December for treatment of 54 cases of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in patients with clinical data. According to the interval time between onset occurred until the opera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2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ultra-early operation groups, time interval ≤7h, 19 cases of early surgical group, interval of 8h-24h, 15 cases of delayed surgery group, time interval ≥24h, On the patient's brain hemorrhage, bleeding and haematoma parts are broken into a computer room, choose surgery patients with surgical methods, there are open-skull hematomas cleared and boneless flap decompression surgery, small bone window open intracranial hematoma removal, single side or double side outdoor drips brain surgery. Recovery and daily living in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follow-up. Results I and Ⅱ group patients unit patients, p0.05, differences of significance stating early surgery better than early operation, Ⅱ and Ⅲ group patients unit patients compared to p0.05, differences are significant, description of early surgery better than delayed surgery. Conclusion Choose appropriate methods, as well as early as possible in the primary hospital for surgical treatment is the key to treatment of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Key words]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Timing; Modes
重癥高血壓腦出血是指經過檢查腦出血量大于50ml[1]或者對患者進行格拉斯哥評分小于8分[2]，其死亡率很高，可以高達90%[3]以上。我院2005年1月-2010年12月曾應用不同的手術時機以及不同的手術方式治療過54例重癥高血壓腦出血患者，現將其治療情況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取我院2005年1月-2010年12月收治的54例重癥高血壓腦出血患者，均通過手術治療；其中男34例，女20例，年齡為35歲-84歲，平均年齡55.3歲，高血壓病史4年-30年。經檢查出血部位有：基底節區出血19例，丘腦出血11例，腦葉出血10例，小腦出血9例，單純腦室出血并鑄型5例。根據發病起至手術之間間隔的時間分為三組，超早期手術組患者20例，間隔時間≤7h，早期手術組患者19例，間隔時間為8h-24h，延遲手術組患者15例，間隔時間≥24h，分別為I、Ⅱ、Ⅲ組。組間患者的性別、年齡、出血程度等比較，P≥0.05，無顯著性差異，具有可比性。
1.2 手術方法 對于幕上血腫大于70ml且瞳孔散大的患者，全身麻醉后進行開顱血腫清除術，并視情況取單側或雙側大骨瓣減壓手術，完全清除血腫或是盡量將大部分血腫清除，在直視下進行徹底止血，最后于血腫壁貼上止血紗布或明膠海綿并放置至少兩根引流管(其中一根需置于血腫腔內)；血腫在50ml至70ml之間，瞳孔變化不明顯以及小腦出血的患者，采取小骨窗開顱血腫清除手術，小腦手術盡量咬除后顱骨蓋，并咬開枕骨大孔約1-2cm;自距離血腫最近腦功能啞區分開腦組織至血腫腔的部位，完全或盡量徹底的清除血腫，并把止血紗布貼在創面，然后在血腫腔內及硬膜下各放置一根引流管；對于腦室鑄型患者或腦室出血為主的患者，使用雙側腦室穿刺或單側腦室穿刺，在置管后可進行輕度負壓抽吸，并適當沖洗；術后，若出現再發血腫或血腫引流不暢，可通過引流管注入適量稀釋的尿激酶[4]，并將引流管夾閉2-4小時[5]后打開。
1.3 療效判定 本組按日常生活能力分級法：I級：肌力正常，不影響正常生活，可以獨立生活；Ⅱ級：輕度偏癱，可以部分獨立生活；Ⅲ級：中-重度偏癱，在別人的幫助下可以行走；Ⅳ級：只能臥床生活，但意識清除；Ⅴ級：植物狀態生存。
1.4 統計學處理 將本次試驗所得數據錄入SPSS17.0軟件包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即(x ±s)，組間對比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組間對比采用X2檢驗。取95%可信區間，當p＜0.05時，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對所有患者術后進行隨訪，結果：I組患者：I級患者4例(20.0%)，Ⅱ級患者6例(30.0%)，Ⅲ級患者3例(15.0%)，Ⅳ級患者1例(5.0%)，Ⅴ級患者2例(10.0%)，死亡4例(20.0%)；Ⅱ組患者：I級患者3例(15.79%)，Ⅱ級患者3例(15.79%)，Ⅲ級患者5例(26.32%)，Ⅳ級患者1例(5.26%)，Ⅴ級患者4例(21.05%)，死亡3例(15.79%)；Ⅲ組患者：I級患者1(6.67%)，Ⅱ級患者2例(13.33%)，Ⅲ級患者2例(13.33%)，Ⅳ級患者2例(13.33%)，Ⅴ級患者3例(20.00%)，死亡5(33.33%)，I組患者和Ⅱ組患者比，P0.05，差異有顯著性，說明超早期手術優于早期手術，Ⅱ組患者和Ⅲ組患者相比，P0.05，差異有顯著性，說明早期手術優于延遲手術。
表1 三組不同手術時機腦出血患者術后情況的比較
3 討論
3.1 高血壓腦出血手術治療時機對預后的影響 由以上資料得之，超早期手術治療的預后效果優于早期手術治療，早期手術治療優于延遲手術治療。提示對于重癥腦出血患者及早進行外科手術可以降低死亡率。Brott等[6]研究顯示，在發病24h內，至少38%的患者血腫增加33%以上，且多數見于發病后3-4h內。國內王忠誠院士結合大量病例研究認為：對條件適合的病例應早期或超早期手術治療(出血后7h內)。研究證明，腦出血一般在發病后20-30min內形成血腫，多數自行停止，經過6h后周圍發生水腫并逐漸加劇[7]。通過研究腦出血早期的病理變化得出：腦組織在受到血腫的壓迫后，由最初的海綿樣變性到出現壞死、直至形成不可逆性的腦損傷，大約需6h左右。所以出血后7h行血腫清除效果最好。另外，重癥高血壓患者病死率及致殘率與血腫壓迫時間呈正相關。血腫壓迫時間越長，缺血、缺氧、水腫及炎癥介質釋放造成的繼發性腦損傷越重，導致不可逆性損傷，且中樞性抑制并發多臟器功能衰竭風險越高。因此，對于高血壓腦出血，早期甚至超早期手術，迅速解除血腫對腦組織的壓迫，使腦組織復位，從而改善局部血循環，減輕腦組織缺血、缺氧、水腫，減少炎癥介質釋放，從而減輕繼發性腦損傷，對改善此類患者預后至關重要[8-9]。
3.2 腦出血手術方式的選擇 高血壓腦出血手術方式多樣，可視情況采取不同術式。對于血腫較小，一般情況較好的患者，可行血腫碎吸術或鉆孔置管血腫引流加尿激酶溶解術，缺點是減壓不充分，不能在直視下止血，而且，使用尿激酶后，再出血的可能性增大，對于血腫較大和腦疝形成的患者不適宜。對于出血位置表淺、血腫量少或年紀較大的患者，可行小骨窗血腫清除術。如果術后顱壓高增高，水腫加重，還可擴大骨窗進一步減壓。對于位置較深、血腫較大、已有腦疝形成但時間較短(6h)以及小腦出血患者，主張行開顱去骨瓣減壓血腫清除術。如果血腫已破入腦室并形成鑄型，建議行開顱血腫清除術，若血腫局限于一側腦室，可行側腦室引流術。值得注意的是，基層醫院因條件及技術有限，切不可盲目追求血腫清除率。特別是位置深在的血腫，基層醫院若盲目追求血腫完全清除，往往因光源、器械、技術等問題，造成止血困難或再出血，反而提高了死亡率。所以，就基層醫院而言，本人提倡：重癥高血壓腦出血患者盡量早期手術；并采用適當的手術方式、術中盡量清除血腫；若血腫太深、則清除至腦組織塌陷即可,不宜追求血腫完全清除。這樣才能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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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寶華,于國平.不同微創手術治療重癥高血壓腦出血的療效比較[J].中國全科醫學,2008,11(24):251-252.
論文簡介：本文系作者于2007年8月發表的“英語中主謂一致問題研究述評”（四川教育學院學報）的后繼研究。
摘要：本研究旨在教學語法視角下分析初中高三組水平學生語法測試結果，來探討中國英語學習者主謂一致習得狀況。結果發現：1.中國英語學習者并未完全習得主謂一致，水平越高不意味著習得越好；2.中國英語學習者在習得過程中出現形式和意義分離現象。
關鍵詞：教學語法；主謂一致；形態；意念；話題突出
中圖分類號：H31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3）07—0111—03
一、研究背景
主謂一致，即主語和謂語動詞在“數”的觀念上協調一致的語法形態關系。主語所體現的“數”有形式、意義兩層次，其源于主語缺乏表示“數”的語法標記和NP短語體現“數”的觀念多樣性。教學語法中主謂一致實質是協調性一致，只有協調才能解決“形式”和“意義”的矛盾。雖能提供解決矛盾的理論框架，卻不足以解釋主謂在“數”的匹配中所呈現的特殊性，只有將普遍原則和特殊規則結合才可能較好地促進習得。
Bock & Miller和Bock發現了局部名詞誘使受試對謂動“數”的匹配發生誤判的“吸引效應”，一些學者在此效應下發現受試理解、產出受句法和短語線性次序影響，局部名詞能造成語義和句法操作沖突，復數形式標記更易激活并影響一致的產出。國內學者對三原則進行了理論探討，有研究發現漢語處理經驗能夠影響英語處理過程。國內研究多偏重理論，雖有學者采用了實證方法考查主謂一致，但仍未從教學實踐中通過測試手段探究主謂一致習得總體狀況，而這恰是本研究聚焦點。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問題
（1）中國學生主謂一致習得狀況上有什么特征？
（2）造成這些特征的原因是什么？
2.受試
受試分初級（初二）、中級（高二）和高級（大二）。三組以自然班形式參加調查，每組均為50人。
3.工具
工具是語法測試卷。第一部分考語法一致、意義一致、就近和不干涉原則，每題1分，滿分42分。第二部分考特殊規則，每題2分（1’-判斷+1’-改錯），滿分24分。調查在2005年上旬進行，回收120份有效試卷。測試項目內在一致性較好（α系數為0.7785）。
三、數據分析結果
1.普遍原則上總趨勢
表1（略）顯示三組在語法一致和不干涉原則上差距不大；在意義一致上有顯著差異，初、高中和大學組有隨水平增長而提高的趨勢；在就近原則上，最低、最高分持平，大學組平均分最高，高中組其次，初中組最低。
2.普遍原則上組間差異
從表2看出，在意義一致和不干涉原則上組間差異明顯，顯著性水平都達到了0.000。對照表3發現，初中與高中、大學平均值差異十分明顯，概率均達到了0.000。但是，高中和大學組相比，置信區間含零，概率分別為0.238、0.961，差異不顯著。三組在就近原則上顯著性水平為0.175>0.05，差異不明顯，通過表3發現三組間概率均大于0.05，任意兩組置信區間含零，組間差別不大。在語法一致上，組間差異顯著性水平為.051≈0.05，較為明顯。高中組最高，大學組其次，初中組最低。
3.特殊規則上的差異
一、二題考主語為none of +n.（pl），初中生多做對第一題，高中和大學生多做對第二題；三、四題考only one of 和the only one of 在定語從句中搭配，初、高中生多做對第四題，而大學生多做對第三題；五、六題考存現句，三組中多做對第五題；七、八題考算術表達式，初中生半數以上、高中、大學生絕大多數兩題全對；九、十題考主語為a/the majority of +n.（pl），大多數初中生、超半數高中生做對第十題，大學生兩題全錯較多；十一題考主語為分數表達式+of+n.，十二題考it is強調句，初中生大多數兩題全錯，高中生大多數兩題全對，大學生在十一題上錯誤率高，在十二題上對錯剛半。
四、討論
在教學語法中，形式、意義和用法是三個主要層面。三者各自獨立但又相互聯系，形式與意義層面發生互動，形式和意義層面又分別與用法層面產生互動關系，三層次間緊密聯系使得任何一個層次變化也會引起整體變化。但不管變化如何產生或發展，形式層次著眼于準確性，意義層面在于意義化，用法層面在于得體性，三者統一于語言交際中。從三者所形成的連續體來看，教學目的是運用語法完成語言交際任務，互動是推動三層面發生關系的助推力。因此，任何兩個層面的關系都會影響到三者形成的循環機制。如果某兩層面未形成接口，互動關系就不能產生，從而影響到體系運行。就主謂一致而言，雖然規則追求形式和意念統一，實踐中卻是形式和意念的主次問題。形式占據支配下，意念就退居次要；意念掌握支配時，形式就退居次要。因此，主謂一致實質是形式和意念妥協性一致，兩者接口呈弱性。這使形式和意義只發生有限互動，影響到形式、意義和用法整體互動，進而對循環產生不利影響，學習者很難將規則運用到交際中。
這種影響集中體現在錯誤上，它與中介語發展緊密關聯，具備系統性、可滲透性和動態性的特點。系統性是指中介語系統整體結構是有秩序的，中介語出現的錯誤也有規律可循，體現在大部分學生在規則或不規則動詞第三人稱單數變化上出現了系統性錯誤，并因水平不同而呈現不同特征。可滲透性是指隨著輸入在“量”和“質”上增加和提升，學習者不斷地修正原有規則，增添新規則，或是重建整個系統；動態性則指全過程是隨認知能力提高而不斷向前發展的。三組學生在習得上更靈活地運用新規則修正并更新頭腦中的舊規則，使其不斷接近目標語規則體系；但對比后發現大學生雖然在知識掌握上不如高中生，但從總體上認知過程仍然在發展。
中國學生在主謂一致習得上仍保持了中介語發展的普遍特征，但也存在滯后現象，這是內外因綜合作用的結果。認知因素和心理機制是內因，而外因的母語因素通過認知因素和心理機制產生干擾。認知因素主要是頭腦的知識系統，頭腦中存在隱性和顯性知識系統，隱性知識是學習者在無意識習得中構建的體系，顯性知識是學習者在有意識學習中構建的體系，顯性知識可以部分、有條件地轉化為隱性知識。只有當學生處于能夠吸收的發展準備階段時，顯性知識才可能經現存知識系統過濾后融入中介語轉化為隱性知識。這一過程也易引起過度泛化，高階學習者常通過擴大目標語規則使用范圍建構起對中介語的認知模型。其本質是相似類比，利用使用對象相似處，依照目標語規則展開混合形成新結構，學習者可能構建出部分甚至全體相似性的錯誤認知結構，將導致經歷“平臺期”，伴隨通過心理機制產生暫時性梗阻的“穩定化”現象。它在大本二年級容易產生，也被稱作“二年級現象”，但這并不意味著語言能力出現全面退步，局部停滯不能否認整體進步。
“穩定化”如果不能被克服就會導致僵化，原因在于語言習得機制和普遍語法中參數設定。語言習得機制可以將輸入規則通過普遍語法內化為語言能力，進入關鍵期后所構建的中介語在未達到目標語設定前發生僵化，但成年人的“潛在語言結構”可被激活并使普遍語法轉化為目標語語法結構。但激活也可能無法完成，這是因為參量設定中規則標記性的作用。學習者較容易認知非標記性語言材料，如果在習得時呈現出有標記性特征，學生錯誤就會出現，此外母語干擾不容忽視。因為漢語的“話題突出”結構中的話題和謂語很少存在一致關系，話語決定著句子成分間語法聯系，不需動詞與主語在性數上配合。英語是主語優先式語言，要求動詞與主語在性數上保持一致。雖然漢語“話題”和英語“主語”常位于句首，但漢語“話題”相當于英語“簡單話題主位”，更強調客觀信息。中國學生使用英語有限且缺乏語境，大腦就會使用母語配套知識幫助形成目標語結構信息，遷移就發生了，對習得產生了干擾，其集中體現在對輸入信息處理上。漢語注重“意合”，由于缺乏標志一致形態句法提示，學生會忽略與其相關提示的低突顯性信息，這種經驗很容易遷移至英語中。而外顯信息程序化在工作記憶中進行，學生一次只能聚焦結構里不同提示（如主謂一致）中高突顯性提示作為解讀信息，低突顯性提示（如單數第三人稱）被忽視，這樣導致顯性記憶模塊中陳述性知識未被“程序化”，外顯記憶中陳述性信息就不能轉換成程序性信息存于內隱記憶，學生難察覺到單數第三人稱信息，失誤就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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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醫學哲學;醫學哲學思想史;醫學人文精神
中醫學理論體系形成于戰國至秦漢時期。在“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時代，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得到長足的發展，當時盛行的精氣學說、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對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產生深刻的影響。中醫學將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作為一種思維方法引入中醫學，與中醫學自身固有的理論和經驗相融合，以說明人體的形態結構、生命過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機、診斷和治療。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學思想和方法與中醫學固有理論和知識相融合的獨特醫學理論體系。挖掘和研究傳統醫學哲學思想，對于我國現代醫學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積極的現實意義。
一、《易經》、《黃帝內經》為中醫學的形成奠定哲學基礎
中醫學的形成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是有理論準備和積淀的。學術界普遍認為，春秋時期的扁鵲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醫”為“六不治”之一，標志巫醫相混的時代結束，不科學的巫術開始從醫學剝離出去。古人還認為疾病產生于人類“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時昧甘辛之節;六氣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飲食伺釁，成腸胃之眚，風濕候隙，遘手足之災”。還認為“暨炎暉紀物，識藥石之功;云瑞名官，窮診候之術”，才有了中醫中藥。“釋縛脫艱，全真導氣，拯黎元于仁壽，濟羸劣以獲安者，非三圣道，則不能致之矣”，即只有伏羲、神農、黃帝的書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許多醫學史書籍也都普遍認為“醫之始，本岐黃。靈樞作，素問詳。難經出，更洋洋”。而《黃帝內經》問世前，醫學理論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當醫生，許多文獻所談都過于粗疏。筆者認為在這個時期奠定中國醫學的哲學基礎主要是來自于“六經”之一的《易經》，其充當醫生的人也多來自于早期“儒”的社會職業之中。
“六經”之一的《易經》不僅奠定了中醫學的哲學內容，如陰陽學說、天人合一的理論等，而且在思維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醫學的基礎。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這一醫學的行為上則更為重要。例如：在思維模式上，《易經》提出了"形而上為之道，形而下為之器"的道器論，在由“器”(物)升華為“道”(意)的過程中，《易經》主張要經過“觀物取像”、“立像盡意”、“以像喻意”的過程，這里的“像”應該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一個特色之處，作為哲學體系，在取譬中，它也成為醫學的思維模式。在方法上，取像類比是典型的《易經》，也是中醫學被廣泛應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國先民的重要思維方式，并被《易經》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醫學形成的過程中，吸納了這一重大命題，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天有寒暑，人有虛實”的對應關系。古人把物質世界的陰陽五行學說運用到醫學的領域，借以說明人體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并指導著臨床的診斷和治療，成為中醫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是中醫學理論體系形成最有影響的哲學思想和方法
精氣學說，是古代先哲們探求宇宙本原和闡釋宇宙變化的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精氣學說認為，精氣(氣)是宇宙萬物的共同本原，精氣自身的運動變化，推動和調控著宇宙萬物的發生、發展和變化。此學說作為一種思維方法滲透到中醫學中，促使中醫學建立了精為人體生命的產生本原，氣為推動和調控生命活動的動力的精氣理論，并對中醫學的整體觀念、藏象經絡理論、病因病機理論、養生防治理論的構建具有方法學方面的重要意義。
陰陽學說，是建立在唯物論基石之上的樸素的辨證法思想，是古人認識宇宙本原和闡釋宇宙變化的一種宇宙觀和方法論。陰陽學說以“一分為二”的觀點，來說明相對事物或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存在著相互對立、制約、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長、轉化、自和等運動規律和形式，宇宙萬物之間存在著普遍的聯系，世界本身就是陰陽對立統一的結果。中醫學將陰陽學說用于解釋人體，認為人體是由各種既對立制約又協調統一的組織結構、生理機能所構成的有機整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學說幫助中醫學構筑了獨特的醫學理論體系，并貫穿于其中的各個方面，指導著歷代醫家的理論思維和臨床實踐。
五行學說，既是古代樸素的唯物辨證的宇宙觀和方法論，又是一種原始而質樸的系統論。五行學說認為，宇宙萬物可在不同層次上分為木、火、土、金、水5類，整個宇宙是由此5類不同層次的事物和現象之間的生克制化運動所構成的整體。中醫學以五行學說解釋人體，將人體的五臟、六腑、五體、五官、五志等分歸于五行之中，構筑以五臟為中心的5個生理病理系統，并以五行的生克規律闡釋此5個生理病理系統的相互關系。五行學說幫助中醫學建立了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和人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關的整體思想，構筑了人體臟腑經絡的系統模型，并用于解釋疾病的病理傳變和指導對疾病的診斷和防治。
精氣、陰陽、五行諸學說，雖是我國古代富含唯物辨證法的哲學思想，對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確實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歷史的限制，仍存在著較多的局限性。人體的生命活動是非常復雜的，尚有許多深層次的規律和機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學的精氣、陰陽、五行諸學說尚不能全面和從深層次來闡釋人體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規律和機制。因此，我們對精氣、陰陽和五行諸哲學思想的研究，不能僅停留在原始樸素的階段，應該結合現代自然辨證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個層次;對人體復雜的生命過程的研究，也不能僅用古代哲學思想和方法來闡釋，而應該在中醫學整體思想的指導下，一方面吸收中國古代人文學科的精華，一方面運用現代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進行細微層次的研究，以逐漸揭示人體生命活動的本質和規律。
三、天人相應、心身統一、臨床診治整體觀與氣血變化恒動觀是哲學思想的具體應用
3.1天人相應整體觀人與自然界有著相類相通的關系;人與天地相參，與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陰陽與天之陰陽的相通相應：“生之本，本于陰陽”(《素問》)。自然界陰陽五形之氣的運動，貫通于人的生命活動之中：“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于天氣”(《素問》)。
3.2心身統一整體觀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體性，人體的各種臟器，并不是雜亂無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協調、相互聯系地維持著生命活動;生理與心理是一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統一體，生理狀態決定著心理狀態：“黃帝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脈亦為之變乎?歧伯對曰: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皆為變也”(《素問》)。心理狀態影響著人的生理狀態和病理狀態：“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素問》)。
3.3臨床診治整體觀《內經》在對病因、病機、局部病變和整體狀況的關系、各種治療方法的關系等方面的論述，鮮明地表達了整體思維的特
征。如認為局部病變是臟腑病變的整體反映，因此在診治局部病癥時，要：“謹守病機，各司其屬”(《素問》);強調將各種治病方法綜合起來，根據具體情況，隨機應變，靈活運用，使病人得到適宜治療：“古圣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問》)。:
3.4疾病轉化恒動觀《內經》借用哲學“恒動觀”的概念﹑原理，認識人體生命過程的永恒運動及其伴隨發生的物質、能量和信息轉換過程。它認為世界是運動的，生命在于運動。事物與現象運動的化與變，以及事物和現象量與質的狀態為基本內容。正如《素問·六微旨大論篇》曰：“夫物之生從于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搏，成敗之所由也……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素問·靈蘭秘典論篇》在論述臟腑功能之后總結謂：“恍惚之數，生之毫厘，毫厘之數，起于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問·上古天真論篇》、《靈樞·天年》篇關于人體生長發育的論述，《素問·熱論篇》關于熱病傳變過程的記載，都是以恒動觀為思想基礎的。
四、傳統醫學哲學思想的現實人文意義
醫學人文精神是醫學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易經》、《黃帝內經》闡述了醫學人文觀念、醫生思維素質和醫學職業品格等方面寶貴思想。為醫學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體要求。
4.1醫學人文觀念第一，以生命為本的醫學本質觀。《內經》指出：“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素問》)，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醫家當以病人的生命為本。因此，在為病人診治的時候，如同面臨萬丈深淵，極其謹慎;同時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堅定有力，全神貫注，決無分心：“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于眾物”(《素問》)。第二，以人文關懷為本的醫學目的觀。《內經》認為，醫學的目的不僅是療病救傷，更重要的是對人的關愛：“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于后世，無有終時”(《內經·靈樞》)。《內經》認為，醫者應關愛病人的生命，對病人滿懷同情和仁愛之心，以尊重和珍愛病人的生命為出發點考慮問題：“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靈樞》)
4.2醫者思維素質第一，完善的知識結構。《內經》從整體論的觀點和醫學的復雜性出發，對醫者的知識結構有著獨特的見解:醫者不僅要具有醫學知識，而且應該“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內經·素問》)，這樣的醫者，《內經》稱之為“上工”。第二，主觀與客觀相一致。醫者的診斷屬于主觀認識，病人病情屬于客觀事實。《內經》認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為本”，醫者的診斷是第二性的，“工為標”。醫者的主觀與客觀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確的診斷;而主觀背離客觀，治療就將失敗。第三，理論聯系實際。《內經》認為，理論聯系實際的醫者才能掌握醫學的規律而不迷惑;對事物的要領了解極其透徹，才是所謂明事達理的人。
4.3醫生的職業品格第一，接診療病有方。《內經》認為，醫生是一個特殊的職業，需要從業者具有特殊的職業品格。在接診的時候，醫生應該注意起坐有常，舉止得體，思維敏捷，頭腦清醒：“是以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必清必凈”。《內經》要求醫者診病時要具有高度負責的精神，全面觀察，全面分析：“故診之，或視息視意，故不失條理，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失經絕理，亡言妄期，此謂失道”(《素問》)，《內經》對“粗工嘻嘻，以為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素問》)的不良職業作風予以了嚴肅的批評。第二，醫患交往有禮。《內經》對醫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禮節作了首創性的闡述，首先提出“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的醫患交往的一般禮節，突出強調了“臨病人問所便”的重要性(《靈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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