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14 16:50:10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金融交易的主體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關鍵詞：金融學；市場需求；實踐教學；創新體系
引言
我國金融業改革已進入關鍵時期，為進一步推進中國金融改革進程，必須實施金融人才戰略，充分滿足中國金融經濟建設的需要。從我國經濟金融改革與發展對人才和人力資源的需求結構來看，社會既需要高素質的創新型研究人才、高端經營管理人才，更需要大量既受過系統化金融理論熏陶又精通金融實務運作的復合型應用人才。
本文立足于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及其對金融人才的需求趨勢，探討改革實踐教學體系，以培養一大批既有扎實的理論基礎，又能夠在金融業務實踐中嫻熟地運用金融分析技術，具有較強的處理各種金融業務能力的高素質的應用型金融專門人才的方略。
一、金融人才市場的供求關系現狀
我國金融人才市場需求量巨大，雖然每年我國相關經濟專業的畢業學生人數眾多，但是由于符合金融機構人才需求標準——實踐動手能力強的復合型專業人才較少，因此，出現了金融人才市場的供求失衡情況。
從我國目前金融教育的供求關系看，一方面，國內許多金融類企業面臨專業人才缺乏現象，金融專業人才成為緊缺人才；另一方面，從國內各大財經院校和其他綜合類大學經濟類專業畢業的大學生數近兩年大幅上升（如圖1所示），其中有相當一批大學生畢業即面臨就業壓力，就業形勢嚴峻。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國金融學專業人才培養的質量和專業結構還遠遠不能滿足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求。可以說，目前金融專業人才質量和教育結構的矛盾已成為我國各大高校金融專業建設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以上海為例，上海銀監局一項關于“銀行業業務創新與競爭力情況”調查顯示，在16家中資商業銀行中，有9家銀行認為專業人才缺乏是阻礙本行創新業務發展的第一或第二重要因素。各大國際金融中心城市中，倫敦和紐約金融從業人員占就業人員的比例均為11.5%以上，而上海目前的比例只有2.2%。
金融專業課程是培養金融學專業學生實踐能力的知識基礎，因此，向學生傳授關于本專業學科體系的重要知識和基本概念、原理，培養學生把握概念的復雜性，并能在具體情境中靈活運用，尤其為今后的金融一線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和培養良好的學習能力、創新能力以及國際化技能，是金融學專業課程教學的重要目標。
在學生能力培養方面，我們必須解決好兩個問題：一是如何適當引入多樣化教學形式，增強課堂師生互動，增強理論學習的趣味性，激發學生接受新知識、新方法的積極性和參與性；二是如何在課堂教學中引入實踐教學環節，培養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
二、建立金融學專業實踐教學創新體系
（一）《金融學》課程實踐教學模式設計的原則
1.因材施教原則。教學設計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學生的學習，教學目標能否實現，要在學生通過自己認識和發展的學習活動中加以體現。要對學生進行分析，包括分析學生對特定的學科內容的學習、已經具備的有關知識與技能的基礎，以及對相應的學習內容的認識與態度。在實踐教學模式的設計上應充分遵循“因材施教”原則，為每位學生建立特征檔案，通過學生和指導老師的雙向選擇機制，共同制定對不同個體的學習方案，并在實踐教學環節有針對性地給予相應訓練，發揮每位學生的特長。
2.供求平衡原則。按照金融人才市場需求，有針對性地培養合適人才。可以通過建立目標人才評估模型的方式來實現這一目標。運用翔實的計量檢驗方法，在大量采集和分析社會金融行業人才需求特征指標數據的基礎上，建立科學合理的應用型金融人才特征指標體系，并根據這些詳細指標特征，構造應用型金融人才培養目標。同時，結合學生自身素質特征模型數據，構造既符合學生應用能力發展，又滿足市場需求的創新培養模式。 轉貼于
3.創新原則。包括教學生態創新和教學內容創新兩個部分。從教師—學生兩元單向信息傳遞的教學模式，轉變為教師—人才需求方—學生多元多向信息傳遞的教學創新方式，構建更加和諧的大學教育生態，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到業界中去，讓業界人士參與到教學活動中來。教學內容創新，意指課堂授課應不拘泥于某本教材，而應該打開視野，改變現有由教師設計教學框架、主宰教學過程、評價教學結果的模式，轉由學生主宰相關模式，引導學生面向社會重要問題，開展主動實踐和研究型學習。
（二）建立基于市場需求的金融學專業實踐教學創新體系
1.學生素質分析
以“因材施教”原則為指導，從微觀角度設計對教學對象的學習能力和素質的問卷，輔以實地調研以及外部評價的基礎，通過大量數據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構建學生的綜合素質模型，并運用多因素分析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法，勾勒出每個學生的特征因素表，分析參與課程學習學生的共同特征和各自獨特特征。之后，通過第二步的人才市場需求特征表對應分析，找出差距和優勢，并通過課程實踐教學體系來彌補差距、發揚優勢。
2.人才市場需求特征分析
以金融機構人才需求問卷調查數據為實證基礎，通過多因素分析法構建培養方案實施效果指標體系（外部環境因素分析），制定各環節、各流程的質量標準，配套系統規范了執行方案的途徑、方法與手段，建立質量監控系統、保障系統和支持系統，分析培養方案實施過程中的薄弱環節和亟待加強因子，結合學生素質（內部環境因素分析），科學分析，因材施教，以培養一大批既有扎實的理論基礎，且具有較強處理各種金融業務能力的應用型金融人才。
3.基于市場需求的立體教學模式
創新教學管理方式。課堂多媒體教學和課堂討論、課后作業要有機結合。課堂討論可以有效地鍛煉學生的表達能力與歸納能力，提高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這種互動式教學能有效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積極性，同時可以及時檢驗教學效果和學生學習情況。課后創新實驗的練習則強調靈活運用能力，以分析當前金融事件為主。課程小論文的寫作則有利于提升學生收集資料、獨立研究的能力。同時，將學生積極參與課堂和課后創新實驗計劃的表現作為其學習成績的重要參考，以鼓勵同學們積極參與討論、主動學習的能動性。
建立立體教學模式。從教師隊伍的建設來看，采用教師專任制和業界人士聘任制相結合的方式，形成教師—實踐專家—學生的三主體多向信息傳導模式；從學生學習方案設計來看，綜合分析學生個體特征和人才需求目標特征，為每個學生設計個性化學習方案，并在階段性教學方案中增強創新實驗計劃的實施，培養學生領導能力、主動實踐能力、人際溝通能力、團隊合作能力、獲取信息能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情景模擬的設計，參照人才市場通用的晉升和淘汰模式，同樣建立榮譽學生制度和末位淘汰機制。
參考文獻
[1] 錢穎一.美國大學的經濟學教育[J].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03，（2）：54-61.
[2] 趙何敏.貨幣銀行學的創新與互動[J].中國大學教育，2007，（7）：34-40.
［關鍵詞］金融市場；稅收立法；金融交易課稅；稅收功能選擇；量能課稅
［中圖分類號］F810.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9339(2012)02-0069-11
由于金融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其發展受到各國政府的高度關注，各國均采取各種措施推動、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次貸危機爆發后，各國紛紛采取多種措施恢復受損害的金融市場。在這些措施中，尤以名目繁多的稅收優惠措施最為典型。然而以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為目標而實施稅負減免是否符合憲法上的平等原則，違反量能課稅原則的差別待遇是否具有正當合理性，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尤有重新反思和考量的必要。
一、各國及地區金融市場稅收立法的基本趨勢從現代金融市場逐步形成至今，各國對金融市場的稅收負擔進行了多次調整，但基本上遵循了稅負從輕且不斷調低的基本趨勢，賦予金融主體的稅收優惠措施名目繁多、形式各異。盡管曾有個別國家力圖適當提高金融交易的稅收負擔，如重新開征證券交易稅或取消優惠稅率，卻仍因隨之而來的金融市場效率的喪失而放棄。
（一）各國及地區金融稅法的基本趨勢：金融交易的稅負從輕
證券交易稅作為證券市場的主要稅種之一，在多數國家經歷了“先征后廢”的調整趨勢，如美國于1966年、德國和瑞典于1991年、意大利于1998年、日本和丹麥于1999年、新加坡于2001年均相繼廢除了
［收稿日期］2011-11-10
［基金項目］本文系作者在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稅法與公共財政研究所承擔的博士后研究項目“Income Tax Issues on Structured Financial Transactions”的部分研究成果；本文同時獲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教師科研專項項目（項目編號：182040308）資助。
［作者簡介］湯潔茵（1980-），女，福建漳州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講師,法學博士,德國馬普稅法與公共財政研究所研究人員。
證券交易稅。Tax Note International and World Tax Daily(省略)。根據美國國庫伯斯•里伯蘭德國際稅收網提供的95個國家和地區的稅收情況來看，對證券交易行為征稅的國家和地區只有27個。即便在開征證券交易稅的國家，其稅收負擔也較輕且呈現下降的趨勢。各國或地區無論是單方或雙方征收，其總稅負一般在0.1%～0.3%左右。除澳大利亞、中國香港外，各國僅對買方或賣方實行單邊征收。在中國大陸，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自2008年4月28日起由3‰下調至1‰，并于2008年9月19日實現單邊征收。
各國對金融資產收益的稅收課征通常不單獨設立稅種，而是并入公司或個人普通所得征稅，但多規定各種優惠的稅收待遇。在資本利得稅方面，希臘、奧地利、比利時僅在將本國股權出售給外國公司的情況下，才按16.5%課征稅收。對資本利得給予免稅的待遇。在中國，對股票轉讓所得則免除個人所得稅。大多數國家對資本利得給予特殊的免稅待遇。如法國對短期資本利得并入企業所得按1/3征稅，長期利得可抵減以前損失后按普通所得征稅。西班牙、愛爾蘭等國則按不同資產項目和持有期長短規定了減稅幅度遞增的方法。此外，各國大多允許資本損失在資本利得范圍內充抵和結轉。美國、英國等為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也采取諸多措施加大資本市場的稅收優惠力度。在利息所得稅方面，雖然大多數國家對利息所得征稅，但各國一般均對利息所得實行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或實行低稅率，或規定一定的扣除項目。在中國，從1999年開始恢復對利息征收個人所得稅，但為應對金融危機，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稅稅率先由20%降至5%，并自2008年10月9日起對儲蓄存款利息及證券交易結算資金利息所得完全免稅《關于儲蓄存款利息所得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08〕132號）、《關于證券市場個人投資者證券交易結算資金利息所得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08〕140號）。。
為應對此次破壞力巨大的金融危機，各國紛紛制定了名目繁多的經濟對策，其中，減稅作為重要的財政政策之一而倍受推崇。從各國為救市而實施的減稅政策來看，針對金融市場的稅收減免依然為不少國家所采用，如日本、韓國、中國、羅馬尼亞、巴西等。在日本，個人從股票中獲得的資本利得和股息所得享受10%的優惠稅率的政策延長至2011年。羅馬尼亞2009年度對證券交易的資本利得免稅，個人的資本損失可以用同類型的資本利得沖銷，從2010年1月1日起，未沖銷的資本損失余額可以向后結轉1年。在匈牙利，35%的股息稅稅率被取消。在巴西，個人消費金融操作稅的稅率由3%降至1.5%。在韓國，資本利得稅的起征點從6億韓元提高到9億韓元。
（二）各國及地區金融稅法的立法意圖
稅收的課征對各國政府的機構運作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隨著金融自由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金融市場已經成為了一股指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1］，促進本國金融市場的發展也成為各國、地區政府放棄或削減金融市場稅源的最重要的立法考量。如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個人轉讓股票所得繼續暫免征收個人所得稅的通知》（財稅［1998］61號）中強調，對個人轉讓上市公司股票取得的所得繼續暫免征收個人所得稅，其目的在于“配合企業改制，促進股票市場的穩健發展”。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股息紅利個人所得稅有關政策的通知》（財稅［2005］102號）則稱對個人投資者從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暫減按50％計入個人應納稅所得額，目的在于“促進資本市場發展”。我國臺灣地區停征證券交易所得稅，是“為增進公共利益，權衡經濟發展階段性需要與資本市場實際情況，而采取的合理的差別規定”。在本次金融危機中對金融市場采取減免稅措施的國家，其目的則主要在于以減輕稅負使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和交易量得以恢復。
從各國的情況來看，與其他產業不同的是，適用于金融市場的稅收規則被賦予了更多的宏觀調控職能，而其固有的收入職能卻被大大弱化了。在制定金融稅法規則時，對金融市場征稅能夠為國家獲取多大規模的財政收入并非最主要的考量因素；相反，如何以稅收利益為誘導，推動和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增強本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力，已成為最根本的制度考量。也正是基于宏觀調控的目標，金融市場成為稅收規則變動最為頻仍的領域，金融交易稅的開征、停征、減征或免征均視金融市場的發展情勢而定。而由于金融市場本身對稅收的潛在排斥性，對金融稅法的修正也主要集中于金融交易稅收的減免或停征。
金融資產發行和交易的成本主要由費用和稅收構成。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稅負高低將會增加或降低金融資產的交易成本。隨著交易成本的提高，投資收益將有所降低，由此影響參與金融交易的投資者數量以及投資者購入金融資產的數量和品種，甚至影響金融資產的資本總量，減少金融資產的交易總量，縮小金融市場的規模。有學者利用美國的經驗數據證明，如果資本利得稅的稅率從28%下降到0，那么，股票的資本成本可以從15.1%下降到12.7%。不僅如此，作為“無對價給付”的稅收，一旦對金融交易征收，也將造成部分資金流出金融市場，并不會直接流回金融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市場的存量資金。據估算，如在中國將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提高2個千分點，以目前每天約3 000億元的交易金額計算，每天上繳的交易印花稅將高達9億元，凈增加6億元。但每個月因此從證券市場上多流出的資金超過120億元，相當于每個月發行一個大盤股。因此，對金融市場征稅對其運行效率有著重要的影響，將直接影響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減少金融市場的交易規模。在“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本身創造流動性”的悖論下，各國對金融市場開征任何稅種或采用增稅的措施都極為慎重；相反，停征金融交易的相關稅收或賦予一定的稅收減免，以稅收成本的降低而減少金融交易成本，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卻成為各國金融稅法制定的基本選擇。
基于扶持和培育本國金融市場發展的考量，稅收也成為各國、地區增強自身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國、各地區的金融交易逐漸產生同質化，其交易條件、交易規則和交易的金融產品并不存在實質的差別，加上各國、地區紛紛放松對外匯的管制，資金的無國界流動使各國金融市場之間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在此情況下，交易費用的差異，包括對同一金融產品課征的稅收，將對資本的進出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可以說，隨著金融市場開放程度的逐漸提高，稅收將成為影響金融交易產品和市場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為維護并增強本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力，金融市場也成為各國稅收競爭的重要領域之一。如果一國金融交易的稅收負擔過重，將會迫使本國金融市場上的資金轉向稅負較低的相似或類似的金融市場。“除非在全球針對廣泛的金融工具征稅，否則后果只會是異地轉移和所使用工具的變化”［2］，即使對本國金融市場的征稅確實能夠“擠出”一部分窖藏于金融市場的過剩資本，但由于全球金融市場之間的可替代性，從本國金融市場流出的資本并不會進入本國的實體經濟中，相反卻為相同或類似的其他金融市場所吸納，由此，對金融市場征稅，不但改善本國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發展的初衷無法滿足，反而會大大降低本國固有的資金量，對本國金融市場發展乃至國民經濟的發展并無任何實質性的益處。稅收課征對本國金融市場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的減損，最為突出的案例為瑞典和我國臺灣地區。為增加稅收收入，并懲罰被視為“非生產性和”的金融服務部門，瑞典從1984年開始征收股權交易稅，交易稅收入占到往返交易本金的2％。隨后，瑞典本土的股票交易量下滑，同時，投資者將交易轉向倫敦和紐約的交易場所。瑞典市場上11家最活躍的上市公司60%的交易量及所有上市公司30%的交易量被轉移到倫敦。為減少“社會不良行為”，1987年瑞典對貨幣市場工具開征了交易稅。結果同樣導致了債券和票據的期貨交易量下降了98％。在現金市場，交易也轉向相似的不征稅的債券工具市場。于是，瑞典于1991年12月1日取消了所有正在征收的證券交易稅。詳細可參見中國金融稅制改革研究小組編撰的《中國金融稅制改革研究》，中國稅務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頁。新加坡SIMEX1997年1月推出臺灣股價指數期貨，而臺灣期貨交易緊隨其后在1998年7月推出臺灣加權股價期貨。同樣是臺灣股價指數期貨，由于SIMEX不征收交易稅，臺灣則征收0.05%的交易稅，眾多投資者紛紛投向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導致新加坡的臺灣指數期貨擴大一倍左右。為增加吸引力，臺灣交易所不得不在2000年5月、2006年分別調低期貨交易稅。詳細可參見李瑞林、薛立言撰寫的《交易稅政策對臺灣期貨市場效率績效之影響》。也正因為如此，盡可能降低本國金融市場的稅收負擔成為各國的必然選擇，各國在金融領域的稅收競爭也因之愈演愈烈。在此競爭壓力下，各國、地區立法中的稅收優惠方式也日益繁多，優惠程度和范圍也日漸擴大。有些國家甚至放棄對創新金融產品制定相應的課稅規則，形成立法的空白，實際上也使其處于無稅的狀態。如1993、2002和2006年，美國政府多次向國會提交征收期貨及衍生品交易稅的計劃，但都引起了各大交易所的強烈反對，導致立法計劃未能獲得通過。
從經濟效率的角度而言，向金融市場提供程度不同的稅收優惠，對推動金融市場的整體運行無疑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但單純在金融產業中強化稅收的政策調控功能而弱化其本應固有的財政功能，并由此形成金融主體與其它市場主體的差別稅收待遇，這是否能以金融市場發展作為其合理正當化的理由仍有待進一步的探討。而在稅收立法中，經濟效率的追求是否應作為最根本的合法性判斷，同樣有待研究。
二、金融市場稅負從輕的正當性分析稅負減免成為金融稅收立法的主要趨勢，但以“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為立法意圖，仍不足以成為其合法化的基礎。以金融市場的宏觀調控為核心的金融稅法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仍需在考察對金融市場稅收優惠的必要性、是否合乎比例原則及由此所形成的差別稅收待遇對納稅人權利的影響等之后才能予以確認。
（一）金融市場稅負從輕的比例原則審查
根據傳統稅法理論，以經濟調節為目的的稅收的正當合理性在于立法者對于納稅人的經濟行為基于公共利益有誘導促進或管制的必要，因此，有必要采用稅收減免或加重征收作為工具。［3］稅收政策形成對不同主體的差別性稅收待遇時，應當具有“合乎理性的、從事物本質所導出的理由或其他明白的理由”［4］，否則即構成對稅收平等原則的違反。所以有必要對該稅收優惠的目的與手段之間、政策采行與實施效果之間是否合乎比例予以斟酌。
1．金融市場稅收減免措施的必要性審查。金融立法規定，判斷金融交易的諸多稅收減免是否具有正當合理性，首先應考察此稅收優惠是否為金融市場的發展所必需。由于稅收減免所形成的差別待遇將構成“稅收公平”這一稅法上具有重大特殊意義的法益的犧牲，因此，只有在除稅收優惠政策外，別無其他可達成政策目標的手段或根據經濟形勢所確定稅收政策能夠以最小成本、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的方式達成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目的時，才可選擇使用。
如前所述，各國在立法中規定，實行金融交易的諸多稅收減免措施其基本的前提在于，通過稅負的降低，能夠使金融交易維持低成本和高收益，從而吸引資金進入金融市場，促進金融市場的高效發展。但金融市場的發展是否有必要以低稅負提高金融交易的收益水平，進而增強金融市場的吸引力是值得懷疑的。隨著各國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放松對金融市場的管制，金融交易的收益率一直居高不下，金融市場也實現了膨脹式的發展。以我國為例，據估算，我國工業企業年平均利潤率為1.96%左右，2001年以后，中國的證券市場收益率大約維持在37%左右，證券市場的收益率一般是工業企業年利潤率的8～20倍。［5］在畸高的收益率的刺激下，中國證券市場的總市值達23．57萬億元，市值全球排名第三位。證監會：《截至7月底滬深股市總市值23.57萬億元》，資料來源：省略/jrzg/2009-08/26/content_1401371.htm，最后訪問時間：2009年9月21日。從全球來看，1990年全球金融資產總量為328 818億美元，GDP總量為208 139億美元，金融資產總量相當于GDP的1.6倍。2003年全球金融資產總量達到3 169 741億美元，增長了9．6倍，全球GDP總量達到361 698億美元，僅增長了1.7倍，金融資產的總量與GDP的比值達到8.8的高水平。到2009年，全球的虛擬金融資產超過270萬億美元，實體經濟的總資產不到它的2.5%。可以說，稅收的減免并非維持金融市場高收益的根本原因。排除稅收的原因，基于眾多因素的影響，包括政府所采取的除稅收外的經濟政策，金融市場的稅前收益已經遠遠高于實體經濟，這是導致貨幣結構扭曲、金融市場吸納過度資金而造成急劇的膨脹式發展的根本原因。從這個意義上看，稅收減免并非金融市場發展所必需的政策手段。
2．金融市場稅收減免措施的政策效果審查。對金融市場所采行的稅收減免措施為實現“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這一目的所達成的政策效果如何，同樣是衡量其立法正當合理性的重要方面。
就這一目的而言，并不單純意味著金融市場的高速發展，更意味著金融市場發展的安全與秩序，及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稅收優惠通過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市場運行效率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如美國1977年資本利得稅稅率為49%時募集的創業資本僅為0.68億美元，而1983年資本利得稅稅率降低至20%時募集的創業資本高達50.98億美元。優惠的資本利得稅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資金流入資本市場。［6］在實物與金融資產差距如此巨大的稅收負擔下，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的收益率差異更加明顯。隨著各國逐漸降低本國金融交易的稅收成本，隨之降低的交易成本和增加的收益水平促使過剩的資金轉向追逐全球范圍內的各種金融資產，最終促成了金融資產的過度膨脹與流動性過剩。據測算，從1996年起全球的流動性快于全球名義GDP的增長。此次金融危機的發展，并非導源于金融市場流動性的不足，而在于全球金融市場的過度無序發展而導致投資者投資信心的喪失進而所引發的市場流動性黑洞當利率降到很低水平，市場參與者寧可持有貨幣也不愿貸款或購買金融資產，市場參與者只愿意賣出債券，持有現金，經濟學上稱這種現象為“流動性黑洞”。。在此背景下，單純交易成本的降低也難以刺激投資者的投資需求。在采取金融市場減稅政策的國家中，其金融市場并未如期恢復，其政策效果由此可知。
如果說稅收優惠推動金融市場的高速運行乃至形成全球流動性過剩的話，那么，在金融市場發展的安全與秩序方面，稅收優惠的作用卻極為有限。金融市場的安全與有序發展從總體上看應包括金融資產的安全，金融體系的穩定、正常運行和發展等核心要素。因此，所采用的稅收措施應當能夠對金融交易的價格波動和交易總量予以適度的調節與控制，維持虛擬資本與實體資本之間的相應比例，并通過稅收的安排，降低頻繁進出市場的國際投機資本的流動頻率，從而抑制金融系統中不協調的因素與力量，保障金融制度的穩定、金融體系的健康與可持續發展的協調狀態，控制和防范金融風險，防止金融動蕩、金融危機的消極狀態［7］，最終有利于金融安全。為實現這一目的，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托賓提出，資本的過度泛濫是金融市場風險的重要根源，為此，必須增加短期交易成本，降低資本流動速度，獲得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8-10］對金融交易提供稅收減免恰恰與此背道而馳。隨著金融交易稅收優惠的增加，金融交易成本降低反而為短期投機行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更進一步加劇了金融市場所蘊藏的無序與風險。
稅收優惠制度不僅在實現金融市場的安全與秩序方面差強人意，在促進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方面同樣備受質疑。只有實體經濟部門與金融市場的投資收益率大體相當時，資本在兩大部門之間的配置才會大體均衡。投資者在選擇投資項目時，其目標在于實現投資收益的最大化。與其發展規模并不相適應的稅收負擔則進一步加大了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之間的投資收益率的差異。當金融市場的投資收益率遠遠高于實體經濟部門，那么，就將產生資本對金融市場的過度偏好，導致大量的貨幣流向金融市場。資本在金融市場的大量積聚，使金融資產的交易規模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資本總額既定的情況下，金融市場貨幣規模的極大膨脹必然擠壓實體經濟的發展。當各國立法為金融資產提供更為豐厚的稅后收益時，大量資金將從實體經濟領域中不斷流出，實體經濟部門的投資供給則相對減弱，造成經濟的虛假繁榮和經濟泡沫的不斷累積，形成對生產性投資的擠出效應，造成了金融市場極度繁榮而生產部門相對萎縮兩者失衡的局面。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聯系斷裂的情況下，由于商品和勞務依據價格信號做出反應的速度遠遠低于金融資本流動的速度，由此將形成產品市場的價格扭曲，造成社會福利損失，由低稅負所形成的金融市場“效率”將導致實際的無效率。
因此，在稅法中肯認金融交易的稅收優惠，并非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必要措施；事實上，它只能推動金融市場量的發展，即只能實現金融市場整體市值、交易速度和交易總量的增長，卻無法真正改善金融市場的運行效果，減少金融市場的風險，實現金融市場的安全、有序乃至健康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稅法中肯認金融交易的稅收優惠與促進金融市場發展這一立法意圖兩者之間欠缺必要的適用性和有效性，因此是無效率的，不具有正當合理性。
（二）金融市場稅收優惠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影響評估
任何稅法規則的適用，均不應侵及或限制公民的基本權利，因此，對當前金融稅法的評價，除在促進金融市場發展方面的政策效果外，其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影響程度同樣值得關注。
1．金融市場稅收優惠對納稅人自由權的影響。根據傳統的稅法理論，作為資本投資所得，其性質為“非勤勞所得”，與工資等勤勞所得在性質上有所不同，具有更強的支付能力，因此認為對資本性收益并不適宜給予優惠的低稅率待遇。在金融稅法中確立金融交易的諸項稅收優惠，由此形成金融業與其他產業的稅收差別待遇，對平等權的損害自不待言，但其對公民工作權、自由權的限制卻往往被忽視。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現代人力資本理論的奠基人舒爾茨對資本的劃分，資本分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兩種形式。兩種不同形式的資本投入，其稅收負擔卻可能存在巨大的差異。在當前的金融市場的立法選擇下，投資于金融資產的物質資本所取得收益的稅收負擔遠遠低于作為人力資本投入的價值體現即工資或薪酬。以中國個人所得稅為例，個人投資者買賣股票、證券投資基金取得的差價收入無需承擔任何稅收，從上市公司所取得的股息也可以享受減半征收的優惠待遇。由于國家以財政資金的注入拯救金融市場，金融市場上的過度投機風險同樣也將轉由政府承擔。在國家將金融市場發展奉為至上目標的情況下，金融主體有強烈的動機投資于高收入、高風險的金融產品中，從而獲取高額的利潤。而在其遭受投資虧損時，由于政府為其提供財政資助，其過度投機的風險成本也將借助財政轉移由全體納稅人承擔。某一特定主體的投資風險由全體納稅人承擔，而收益卻僅由該特定主體取得。相反，個人投入人力資本所形成的勤勞所得則需繳納個人所得稅，而在當前的稅制體系下，個人投入人力資本的費用，包括生活費用、教育費用與學習者自己的學習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實際上并無法獲得完全的扣除。個人工薪所得實際上面臨并非針對凈所得課稅的境地。這都使得資金資本與人力資本的稅后收益差異尤為明顯。從薪酬水平上看，金融從業人員的薪酬水平遠遠高于其他行業。以北京市朝陽區為例，2006年朝陽區工資水平最高的行業仍屬金融業，職工平均工資為213 391元，是工資水平最低的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的10倍。
由于人力資本在當前的稅制結構下必須承擔更多的稅收負擔，對同一納稅人而言，人力資本的投入將面臨更高的邊際稅負，這將扭曲納稅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就業、投資人力資本和做出職業選擇的決定，大大降低實體經濟生產或勞動的積極性，促使納稅人放棄工作轉而專門從事金融資產交易。從社會整體來看，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的中低收入階層承擔社會財富的生產的同時，必須承擔遠遠重于資本投資的稅收負擔，也將產生“懲罰勞動、獎勵投機”的社會效果，此“示范效應”一旦在社會廣泛傳播，以人力資本形成為目標的資源投入同樣可能大大削減，導致人力資本產出的不足，卻誘使更多的資金被投放于金融市場，形成投機的羊群效應，導致國民經濟的發展彌漫在投機的氛圍里。因此，金融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的稅負差異必然對納稅人選擇工作或投機形成一定的強制，從而干預納稅人選擇經濟行為的自由。
2．金融市場稅收優惠削弱納稅人基本權利的物質基礎。稅收是文明的對價，公民要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必須向政府讓渡一定的財產。作為現代國民經濟的核心產業之一，金融主體同樣分享了國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金融業本身所固有的系統性風險更要求國家以各種監管手段來保證金融安全，對國家的公共服務有著更高的要求。事實上，金融市場發展所必需的公共基礎設施，如市場機制在全社會確立、完備的商業法律體系、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講究誠信的文化成為商業文化的主流、現代金融企業制度的建立和私人財產權利的憲法保護等［11］，都依賴于國家擁有足夠的資金以履行自身的公共服務職能，從而“為整個社會提供最低社會安全網絡”［12］。因此，金融主體與其它市場主體一樣，應當分擔國家為提供公共服務而付出的成本，從而讓渡其部分財產與國家。然而，與此相背離的是，由于在金融稅法中明確規定金融交易的諸多稅收優惠，金融交易主體所承擔的稅收負擔遠遠低于其從政府獲得的公共服務所應支出的成本。在政府所需財政規模既定的情況下，稅收負擔在納稅人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對于一部分人的稅收優惠，其實就是對于其他納稅人的稅收負擔的加重。［13］為支應金融市場的公共成本所需，政府不得不將取自各產業部門的稅收用于金融市場的公共產品的提供。金融交易主體本應承擔的稅收負擔轉而由其他產業主體提供，必然大大加重實體經濟中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形成稅負的不公平。
除日常的財政投入以提供金融市場運作所必需的公共產品外，為防范金融風險、挽救危機破壞的金融市場，各國更是投入數額巨大的財政資金。在次貸危機發生后，美國以各種途徑向金融機構注資，尤其在2008年10月3日提出以授權政府購買銀行以及其他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為核心內容的7 000億美元的金融救援計劃。在歐洲，各國直接向金融市場的注資也達到2萬億歐元。在中國，政府向金融業所提供的財政支持更是數額驚人，政府或向其提供大規模的財政注資，或向被關閉的金融機構提供再貸款，或為國有銀行提供減免稅優惠。可以預見的是，在危機過后，金融創新所蘊含的風險將對政府的監管提出更高的要求，為此，也將產生大量的財政投入。這些巨額的財政注資最終均必須由其他產業的納稅人來承受。從資金來源上看，各國救市資金一部分來源于稅收，一部分則來源于政府所發行的國債。由于國債是稅收的預先支付，因此，可以說救市資金最終均必須由納稅人以稅收的形式來承擔。各金融市場主體承擔了較其他產業主體偏輕的稅收負擔，卻占用了巨額的財政資金，享有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對其他產業的納稅人極不公平。在國家財政規模既定的情況下，金融市場所吸納的財政資金多，對其他公共產品的財政投入就少，從而影響其他產業納稅人所能夠享有的公共服務水平，影響其相關權利的實現。
因此，各國于金融稅法中賦予金融交易主體諸多的稅收優惠，不僅與“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目標相去甚遠，對公民職業自由權也形成一定的限制，更在形成稅負轉嫁的同時削弱公民基本權利所賴以實現的公共財政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稅法中的優惠措施欠缺合理正當性的基礎。
三、走下神壇的金融市場：金融稅法立法意圖的再反思如前所述，在實現“促進金融市場發展”這一立法目標政策效果的有限性及造成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侵害與限制方面，尤有必要重新反思在金融稅法中以稅收調節功能為主導的必要性。不僅如此，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日漸背離的趨勢下，以“促進金融市場發展”作為金融稅法的主要立法意圖同樣值得懷疑。
（一）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間的關系背離：金融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重新定位
各國對金融市場發展的高度重視，假定的基本前提是，金融市場的發展對實體經濟的增長有著極為關鍵和重要的意義。長期以來，金融市場被視作儲蓄與投資之間高效的轉化途徑，為社會閑散資金向各實體經濟部門的自由移動提供了充足的媒介工具，擴大了企業的融資渠道，加速了資本的轉移運動，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來源。同時，金融市場的發展也為資源的重新配置提供了可能，有利于促進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進，從而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觀經營環境。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發展存在正相關關系的前提下，國家通過在金融稅法中確立的稅收優惠措施能夠積極傳導宏觀經濟發展的意圖，并借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而進一步調節實體經濟的發展。
然而，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這一前提卻倍受質疑。隨著金融創新的深入，金融市場作為現代經濟核心的地位正在被削弱，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相關性也在逐漸減弱，兩者之間的聯系正在被割裂，金融市場逐漸脫離實體經濟的制約，呈現獨立發展的態勢。從本質上看，金融交易是一種價值權利的轉移，作為其交易標的的金融資產或者獨立于所代表的實物資產，或者根本不存在相應的實物資產代表，而僅僅代表虛擬化的符號，如債務、股票或期貨指數、天氣，如氣候衍生性產品所聯結的標的資產為全球氣候或溫度指數。如美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即推出日高溫指數與日低溫指數。金融資產的價格基本上與生產成本無關，而與人們對其未來收入的預期有關，且具有自我維持和自我實現的特質。因此，它能夠脫離實體經濟的具體生產過程，利用人們心理預期的變化所造成的短期市場波動來賺取價差收益。由此可見，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其與實體經濟活動的正相關關系正在斷裂，兩者不存在相關性甚至出現負相關。金融市場對實體經濟發展的資金融通功能和資源配置功能已經大大弱化，金融市場已經不是實體經濟活動的晴雨表。
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日益背離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形成了封閉的運行鏈條，大量資金在金融市場中囤積和沉淀，而不流入實體經濟中，形成所謂的“金融窖藏”金融窖藏是指那些用于金融資產投資而沒有對實物經濟活動起融資作用的資金。金融窖藏對實物經濟的影響是沒有定論的，這取決于特定的經濟環境。當金融資產提供的回報率比實物資本投資的回報率更高的時候，金融窖藏的增長可能會抑制實物資本的投資，從而造成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背離。［14］。在金融市場上沉淀的資金，僅在金融體系內完成自我循環，促使金融市場呈現爆炸式的發展。在金融市場的資本化定價機制下，參與金融交易的投資行為逐漸演化為以資本大小和價格博弈情緒為基礎的投機活動。這種投機活動已經完全脫離實體經濟的范疇，獨立于生產循環過程，其收益的取得也具有博弈性。有人甚至認為，非實質交易證券以該證券市場價格決定給付因素，由于證券市場價格受各種不確定因素尤其是投資人心理預期的影響，其價格變動實際上已成為隨機事件，以金融衍生品為內容的交易實際上與“以未來不確定、偶然的事件確定財物分配”的賭博并無差別。［15］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指出：“金融衍生工具不是一種生意，它和預測賽馬中哪匹馬會贏的賭博行為沒什么兩樣”。［16］正如凱恩斯所言，當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發展變得跟賭場相似，則這種發展是有害的。［17］在這種情況下，金融市場的投機活動對資源流向“穩健性企業”將有不良的影響。金融發展可能造成金融脆弱性加劇進而可能導致金融危機，出現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背道而馳的局面，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綜合效應和影響方向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里變得更加不確定。
隨著金融市場由現代經濟的核心逐漸演化為投機盛行的場所，金融市場的發展能否最終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是否會導致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沉積進而誘發金融風險，尚有賴于特定的經濟環境。在這種情況下，以“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作為基本的立法目標，并以此構建金融市場稅收法律規則體系是極不明智的。
（二）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背離對稅收調節機制的阻斷
以稅收作為政策工具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其前提在于稅負的減輕能夠降低金融交易成本，進而提高其收益。但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日益背離的情況下，金融產品的回報率與工業生產增長率之間存在明顯的“剪刀差”，并呈逐漸擴大的趨勢。由于金融產品的收益并不取決于實物經濟活動，而受眾多經濟變量的影響，單純降低金融交易的稅收成本，并不能夠必然提高其收益。因此，降低金融交易的稅收負擔能夠實現所預期的“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目標，同樣是值得懷疑的。
金融市場的發展使得稅收政策的傳導受到更多國際、國內因素的制約，而各種因素的影響力度和方向又不盡相同，因而稅收政策調控宏觀經濟的效果也受到一定的限制。金融市場投資結構和規模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金融市場的投資需求、信息透明程度、本身的流動性以及投資者非理等多種因素都將影響稅收政策所預期的傳導途徑。隨著金融自由化與金融市場全球化趨勢的加強，各國金融市場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增強，各個市場間諸要素的變化都將擴散并傳導至其他的市場。［18］各市場間的緊密聯系使得針對本國市場實施的稅收政策也同樣必須將國際市場的影響因素納入其考量范圍。從根本上說，在金融創新趨勢下，任何可能影響金融市場主體預期收益的因素都將影響其遵循稅收政策誘導的程度，因此，國內外金融市場的發展變化、短期資本的流動、對本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的信息與預期、金融資產價格水平的變化以及任何足以改變投資預期的突發性事件都將影響其政策效果的實現。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在傳統金融工具的基礎上，不斷衍生、組合新的金融工具。金融創新程度越高，金融產品的交易鏈條也越多，這將使得稅收政策在金融市場的傳導環節隨之增加。在傳導環節中各種經濟變量的互動關系更加復雜，稅收政策的調整對投資者信心及未來收益的預期效應將隨著傳導環節的增加而不斷改變。各市場參與主體對稅收政策在強度和方向上的反應也更加難以預測，各種經濟變量間的互動關系和過程更加復雜。稅收調節的政策效應實現的不確定性也由此產生。
稅收對金融市場發展調節效果的不確定性在投機行為盛行的背景下將進一步加劇。在現代虛擬經濟背景下，純粹以投機為目的的金融交易急劇增加。投機行為主要為非理性的短線金融交易，并不足以對實體經濟產生實質性影響，只會影響金融資產價格的短期波動。在稅收政策實施過程中，投機易將對稅收政策引起的金融資產價格的波動起推波助瀾的作用，加劇金融資產價格波動的幅度，并縮短資金供求產生影響的實際過程，加快資金流動與調整的幅度。投機交易的加劇將使得稅收政策的實施導致資金短期的過度調整，甚至改變稅收政策預期的資金流向。可以說，投機行為的加劇使得稅收政策僅僅成為金融資產價格的變量之一，無法真正通過稅收利益的讓渡誘導資金的長期投資方向，進而影響實體經濟的發展。投機行為阻斷了金融市場本應具有的資源配置的傳導作用，使得稅收政策的實施效果更加無法預期。
在金融市場與實物經濟日益背離的情況下，金融產品可以不依賴于實物資產，而僅以任何虛擬性的符號為基礎而無限量地被憑空創造，甚至根本僅僅是頭腦中的想象。金融交易以不具有任何實際價值的數字符號或虛擬資產作為交易標的，這就使得金融產品的提供者甚至可以根據風險和收益的變化，精確地調整金融工具的風險特性，以適應交易者對風險的偏好和容忍程度。［19］一旦稅收政策的調整造成不同金融資產的收益乃至風險的相對狀況變化，投資者將改變其持有的金融資產的組合。［20］當稅收政策調整其規制的方向和重點時，新的金融工具便可能被創造出來，以適應新的政策規則所產生的市場風險和收益水平。金融產品之間的替代效應越明顯，稅收政策越難以對某一特定的金融工具的交易給予特定的激勵，其調整預期甚至可能因金融產品之間的替代效應而落空。
如果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增長存在正相關關系，那么，對金融市場實施低稅負而減少的稅收收入有可能通過金融發展所帶動的經濟增長得以彌補。但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背離的情況下，稅收激勵可能僅僅引發金融市場本身的膨脹，無法透過金融市場的資金融通和資源配置功能推動實體經濟的增長。更重要的是，脫離實體經濟控制的金融市場，猶如一匹脫韁的野馬，對其實施的稅收政策無法通過預期的成本―收益調節機制，對金融市場的發展產生預定的引導效果。因此，在金融稅法中是否肯認稅收規則對金融市場的調節功能，應有必要對金融市場在當前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重新予以評估。
四、回歸正途的金融稅法：量能課稅原則的重新確立無論從該制度對金融市場發展所產生的政策效果、對公民基本權利實現的影響，還是從金融市場的功能及其在金融市場上的定位，于金融稅法中明確金融交易的特殊稅收優惠，實現“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立法意圖，都是值得商榷的。因此，稅收在金融市場上應當如何予以定位，而這一定位在金融稅法規則中應當如何予以體現，尤其值得關注。
（一）金融市場上的稅收功能選擇
稅收作為公民享受國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而承擔的強制性公法上的金錢給付義務，原則上，應以“支應國家任務的財政需求為目的”［3］。隨著市場經濟矛盾的加深，國家職能日益擴張，成為社會秩序的重要維護者和促成者。稅收作為經濟調節工具也日漸受到重視，并被廣泛用于調節收入分配和引導社會、經濟資源的重新配置，進而對市場經濟的發展予以干預和調節。自此，稅收不僅具有財政收入功能，更形成了市場調節的經濟功能，在稅法中也形成了一部分非財政目的的“經濟調節規則”。在現代市場經濟下，稅收的調節功能日益受到重視，“經濟調節規則”和“財政目的規則”成為稅法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以稅收優惠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顯然是稅收的市場調節經濟功能的重要體現之一。但如前所述，稅收措施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效果極為有限，卻在很大程度上干預了經濟自由權的行使，并在一定程度上侵蝕了公民基本權實現的財政基礎。就性質而言，對金融交易提供稅收優惠，本質上是對金融交易主體所提供的補助金、補貼或社會給付。［21］在金融交易足以維持遠遠高于實物交易的收益水平的情況下，對金融交易主體給予補貼顯然并無實際的必要。對政府而言，放棄來自金融市場的部分稅收收入，在金融資產規模日益膨脹、金融交易日漸頻繁的今天，卻可能導致稅源的流失，加劇財政資金的短缺。以金融衍生工具為例，1986年末到1994年末，交易所交易的衍生合同的名義總值平均每年增長40%，從6 000億美元增加到89 000億美元，年交易量從3.5億份合同增加到11.42億份合同。［22］如此頻繁的金融交易和如此龐大的金融資產，可見，其間必然蘊藏巨大的經濟收益，成為政府重要的稅收來源。在稅收成為各國政府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的情況下在西方發達國家，稅收占財政收入的比例平均為91.1%，美國為93.7%。從2003年以來，我國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都在98%以上。，對金融交易提供稅收優惠，便可能導致國家機關運作、政府職能履行所必需的財政資金無法得到滿足。因此，對金融市場征稅，應當受到重視的并非其經濟調節功能，而是其財政收入功能，對金融交易征稅的稅法規范也應同樣以“財政收入目的的規范”為主。
（二）金融稅法的正當合法性基礎：量能課稅
稅收的功能不同，其相應的稅法規范的設計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有所不同。在以經濟調節為目的的稅法規范中，基于經濟利益的誘導而達到調節經濟活動的目的，一般應當遵循“獎賞原則”。而在以財政收入為目的的稅法規范中，強調的是由全體公民負擔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開支，應當依循平等原則在全體國民間進行分攤。
金融稅法的構建既然應以保證國家財政收入的取得為主要目的，則應當使稅收在金融市場上盡可能維持中立，盡量使市場機制在金融業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為此，金融交易課稅給金融業帶來的損失只能限于納稅額，不能給金融主體帶來除稅收以外的損失或負擔，避免因為課稅而導致不同主體的交易成本差異，避免稅收對資本投資選擇的扭曲效果。因此，有必要維持各金融主體之間、各金融交易之間平等的稅收負擔，依納稅人個人的經濟負擔能力平等課征稅收，對金融交易的完成所改變的納稅人的“經濟負擔能力”應當予以準確的衡量。
反對向金融市場征稅的學者認為，金融市場的稅基具有整體的零和性，由于證券市場的交易不會產生收益，而只是投資者之間的收益轉移，因此，證券市場的稅基具有明顯的虛擬性，對虛擬的稅基無需予以征稅。更有學者認為，金融市場作為“資金融通場所”而存在，金融交易過程中，價值權利所代表的實物資本的物量和用途并未發生變化，金融交易本身并不被認為能夠創造新增的價值，只是實現交易各方的收入再分配。有學者強調，金融市場的利潤不過是一種分配性的轉移行為，是對實體經濟領域中收入和利潤的掠奪和轉移。［23］根據稅法理論，稅收應僅對財產增值額征收，在經濟總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新的價值產出，對金融市場則無課稅問題。
且不論金融市場本身能否創造價值，金融交易的發生首先改變了交易雙方的收入分配。金融市場虛擬化的加深，不僅造成金融市場凈產值的虛增，更造成收入分配的扭曲。由于金融市場虛擬化的加深，使得資本化定價的資產越來越多。虛擬資本的運動雖然不創造物質財富，卻創造“國民財富”中的虛擬部分。因此,通過金融工具的投機行為往往可以獲得更多的貨幣收入，而真正創造財富的主體所獲得的收入遠遠不如從事金融投機活動的主體所獲得的收入高，從而造成了收入在不同主體之間的配置。就這些虛擬的國民財富而言，其增減與勞動無關，甚至與自然資源的利用及其技術無關，而僅僅與宏觀經濟政策、貨幣資產的膨脹或收縮有關。就資本利得而言，可以視為對金融市場主體所承擔的風險的補償，是投資者愿意承擔風險而取得的收入。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不能預期的所得，或是意外利得，或是不勞增益。正因為金融市場投機所得的虛擬性及由此產生的對收入分配的扭曲，在對其進行課稅時應當對其與普通所得，如勤勞所得有所區分。在設定相應的稅收負擔時，不應當對此虛擬所得課以低于普通所得的稅收負擔，否則即可能刺激金融投機行為，進一步加深金融市場的虛擬化程度。為矯正因為投機行為所造成的收入分配的扭曲，對投機行為所得可以適當提高其稅負水平，以強制矯正收入在投機者和其他主體之間的分配，并以此稅收負擔提高金融交易的交易成本，抑制金融投機行為。
金融市場本身不能創造新價值的論調實際上仍是值得商榷的。金融市場的增長本身不僅促進實體經濟的增長，其本身也構成現代經濟的財富內容，其自身的增長和擴張也構成現代經濟增長的內涵。［24］越來越多的實證和理論研究認為，金融市場已經形成獨立于實體經濟的價值增值機制。［25］有學者強調，金融市場同樣具有“生產性”，通過及時將各種相關的信息反映在有關金融工具的變動中，讓市場上的各行為主體（金融交易的當事人）在交易過程中加以消化，從而使實際資源的配置更少發生浪費，減少“沉沒成本”，使資源的配置更有效率。這便意味著，隨著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場上同一資源所生產的東西增加了，此即經濟的“增加值”或“增量”，構成了所有從事期權或期貨交易的收入來源。［26］不僅如此，金融市場通過帶動一系列服務行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通過資本的優化配置使資本的使用效率進一步提高，從而創造出新的財富。實際上，金融資產占私人財富的比例越來越大，占居民總財富的比例甚至將遠遠超過有形資產的比例。［27］如果放棄對這部分私人財富的征稅，將造成國家稅基的巨大限縮，也將大量削減國家財政收入的取得。
“租稅法所重視者，應為足以表征納稅能力之實質的經濟事實”，［28］金融交易無論是改變了財產在交易雙方的配置狀態，還是通過資金的重新配置使用創造新增的價值，都改變了金融交易參與者的稅收負擔能力，因此，應有必要重新評估金融交易參與者因其參與金融交易而發生的經濟力量的變化，從而確定其應當承擔的納稅義務。就所得稅而言，金融市場的投資所得，包括資本利得，應當與其他類型的收入如勤勞所得適用相同的稅率，而不應當給與過多的優惠。就流轉稅而言，對金融交易仍應課以一定的增值稅或交易稅，考慮到金融交易本身的特殊性，為保證金融市場的適度流動性，其稅率可以適當低于對實體經濟課征的增值稅的稅率。
（三）金融領域的國際稅收競爭的消除
對各國政府而言，放棄對金融交易的稅收優惠規則，依照金融交易所引起的經濟負擔能力的改變對交易主體進行課稅，實現從事不同金融交易的主體之間、從事金融交易與實物交易的主體之間的公平課稅，其最大的隱憂在于由此可能導致的本國金融市場國際競爭力的降低。如果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內，金融交易與實物交易實現公平課稅，稅收利益不再增強金融市場對逐利性的資本的吸引力，資本則可以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之間維持大體的均衡。 但當前的金融市場已經置身于開放的、全球化的經濟體之下，一國如果貿然放棄對金融交易的稅收優惠，從而提高交易主體的稅收負擔，則從一國金融市場流出的資金并不必然流入該國的實體經濟中，而是撤出該國，進入具有同質性的他國金融市場中，反而可能降低本國金融市場的運作效率。因此，要推動各國在金融市場稅法規則的制定中真正遵循量能課稅原則，必須在全球范圍內消除各國在金融領域的稅收競爭，在全球范圍內對金融市場的稅收課征進行協調，消除各國在金融領域的惡性稅收競爭，確定并保持對金融市場的合理宏觀稅負水平，各國對本國境內發生的金融交易課以相同或大體相當的稅收，并盡量消除資本跨國流動中的雙重征稅，進行廣泛的稅收合作，從而減少從金融市場擠出的資金向其他金融市場流動的機會，迫使其進入實體經濟領域中。
五、結語金融業的發展在各國都受到了普遍的關注，甚至被視為關系本國經濟發展狀況的重要標志。正是在這一理念之下，一味以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為目標的金融交易的稅收優惠措施將在降低金融交易主體稅收負擔的同時,誘發金融市場的過度膨脹。此次金融危機的發生固然促使各國反思其金融監管體制，所奉行的金融稅法實際上也值得各國予以重新審度。稅收在金融市場的發展過程中應當扮演何等角色值得關注。在減稅浪潮中，實現對金融交易的量能課稅，以恢復被扭曲的收益率差異，盡管是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之所必需，但仍可以預見，這必然面臨諸多的經濟或是政治的壓力，加之這一原則在金融稅收立法中的確立和遵循更需各國政府攜手與共，其實現過程的艱辛與漫長并不難預見。
［參考文獻］［1］Avinash D.Persaud流動性黑洞：理解、量化與管理金融流動性風險［M］.姜建清，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7：207
［2］張亦春，王先慶國際投機資本與金融動蕩［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8：85
［3］葛克昌行政程序與納稅人基本權：增訂版［M］臺北：翰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2
［4］陳清秀稅法總論［M］臺北：翰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1：47
［5］張智峰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非協調發展研究［D］天津財經大學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79-80
［6］路瑤資本利得稅制度與創業資本的發展［J］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3，（6）
［7］張忠軍論金融法的安全觀［J］中國法學，2003，（4）
［8］Tobin, J.A Proposal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J］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1978,(7)：153-159
［9］Tobin, J. International Currency Regimes, Capital Mobility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R］Crowels Foundation Discussion papers, No. 993, London:Yale University：420-43
［10］Tobin, J.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J］Lloyds Bank Review, Vol 15 3(7)：1-15
［11］向文華金融自由化與金融風險相關性研究［M］北京：中央編譯局，2005：250
［12］王曙光金融自由化與經濟發展：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178
［13］黃茂榮稅法總論：第三冊［M］臺北：植根法學叢書編輯室，2008：356-357
［14］M•賓斯維杰股票市場、投機泡沫與經濟增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3
［15］Frank Partnoy，The Shifting Contour of Global Derivatives Regulation［J］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01,(22)：444-445.
［16］Mary Zachariah.Derivatives Almost Like Gambling：PM［J］Business Time（Malaysia）,1995,(3).
［17］凱恩斯貨幣論：上卷［M］蔡謙，范定久，王祖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8］阿爾弗雷德•施泰因赫爾金融衍生品的發展與監管［M］陳晗，張曉剛，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3：248
［19］馬宇金融體系風險分擔機制研究――基于經濟全球化的視角［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6：68
［20］王國華金融課稅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06：68
［21］葛克昌證券交易所得免稅與違憲審查［J］月旦法學雜志，2005，（1）
［2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資本市場――發展、前景及關鍵性政策問題［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7：67
［23］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M］齊建華，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5
［24］王愛儉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研究［J］現代財經，2003，（1）
［25］孟穎虛擬經濟運行的獨立性特征研究［J］開放導報，2009，（3）
［26］張曉晶.符號經濟與實體經濟――金融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分析［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7］王國忠，王群勇經濟虛擬化與虛擬經濟的獨立性特征研究――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動態化過程［J］當代財經，2005，（3）
［28］林進富租稅法新論［M］臺北：臺灣三民書局，1999：70
Legislative Choice on Tax
for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
――with the Focus on Function of Tax to Regulate
Tang Jieyin
(Department of Law,China Youth University for Political Sciences,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had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on financial innovation risk in the world. Tax policy as one of important fiscal instruments was adopted to deal with this crisis in many states. However, the reasonability of the tax rules which decide the tax burde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has seldom been reflected. The decrease of the tax burde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its native financial market i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enlarge the diversity of the profitability ratio between the financial market and industrial sector. The exorbitant profitability from financial transaction has resulted into the expansion of the monetary aggregates in financial marke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legislative intention of the lower tax burden for financial transactions in tax law of most states and believes there is not legitimacy to provide tax incentive or even exempt to financial transactions when the financial markets are becoming speculative places.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collect the similar tax on the financial transaction with industrial sector, so that the diversity of profitability ratio between financial market and industrial sector can be decreas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sections in modern economics should develop in harmony with each other. Besides that, this article also suggests that the tax competition in financial markets should be avoided since the financial marke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can be substituted for one another.
關鍵詞：農村金融；農村金融發展；交易視角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7)02-0008-06
一、引言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認為“概念在其展開的過程中就表現為理論，對術語的不斷加細的定義過程就是概念的展開過程”[1](P57)。Martin Heidegger則指出學科“基本問題”根本就是不可能解決，研究者只是不斷地理解這些問題，不斷地重新提出這些問題，從而不斷深化對整個理論的領悟[2](P3)。黃達在界定“金融”概念時指出：“一門學科，其最高理論成就往往就凝結在對于本學科的核心范疇如何界定、定義之中”[3](P113)。“農村金融”與“農村金融發展”是農村金融學科兩個最基本的概念和核心范疇。正確分析和準確定義“農村金融”與“農村金融發展”，不僅是農村金融理論研究首要的基礎性工作，而且也是當前深化農村金融改革，加快農村金融發展必須首先解決的基本問題。
下面，依據“概念是反映客觀現實本質屬性的思維形式”和“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哲學觀點，試圖在分析當前農村金融理論和實踐中，既有“農村金融”與“農村金融發展”定義的缺陷及其成因與影響的基礎上，運用新制度經濟學方法，從交易視角重構功能意義的“農村金融”與“農村金融發展”概念內涵，深化對“農村金融”與“農村金融發展”的認識，為農村金融可持續發展建立概念基礎。
二、既有“農村金融”定義的缺陷
準確定義“農村金融”是研究和解決農村金融發展問題的首要前提。文獻分析發現，雖然農村金融在我國歷史悠久，但“‘農村金融’作為一個概念被廣泛運用，是以后的事”[4]。長期以來，在“金融，即貨幣資金的融通”的主流金融觀①基礎上，“農村金融”的內涵似乎只要給“金融”冠以“農村”就能自然地被定義出來。事實上，我國既有“農村金融”概念就是這樣生成的②，即“農村金融就是農村的金融”[4]。這種看似簡單明了，實際卻是望文生義、同意反復的定義，不僅掩蓋了農村金融的自身特性，使之失去了作為獨立范疇存在的邏輯基礎，而且存在兩個明顯問題。一是“農村的”指向不明。是為農村經濟發展服務的，還是存在于農村地理空間的，從屬于農村經濟主體的，冠以“農”字招牌的，在農村從事業務活動以及其他兼而有之，等等，其內涵含糊不清。二是對“金融”的理解流于形式。不僅忽視了“對金融的定義，傳統金融理論和現代金融理論是有區別的”[5]，“存在從不同視角對‘金融'所進行的規范性的論證”[3]，其表述林林種種，各不相同，“直到今天……尚無普遍被接受的統一的理論界定”[3]的事實。而且沿襲了主流金融觀“金融，即貨幣資金的融通”，只是概括了金融活動的外表，卻將其本質隱藏起來的形式化定義，“有‘望文生義’之嫌”[6]，沒有深刻地認識到：“金融的實質其實并不是資金的借貸”，而是“財產（Property）的借貸或財產的跨時（Intertemporal）交易活動”[7]，“‘金融’就是信用轉讓”[8]的金融本質屬性。顯然，僅依此形式化的定義，難以把握“農村金融”的內涵，更難以進一步透視出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本質和農村金融可持續發展的要義。概念是反映客觀現實本質屬性的思維形式。“農村金融”的本質蘊藏于農村金融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之中，其定義實際上是不同歷史背景下的農村金融現實在人們觀念上的反映。依據這一認識，聯系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實際，深入分析可以發現，導致上述缺陷的原因在于：1978年開始的中國農村改革，是在沒有觸動整體經濟和金融體制背景下自發進行的，農村改革取得成功后，改革的重心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便在政府主導下轉向了城市和工業。雖然伴隨經濟、金融體制改革，我國農村金融改革也從未停止，但由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偏好的強烈驅使，農村金融改革始終沒有擺脫計劃經濟時期工業和城市傾斜發展戰略下的農村金融外生于農村經濟的被動局面,改革的目標只是暫緩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村經濟矛盾。研究和認識“農村金融”的范式始終沒有跳出計劃經濟和城鄉“二元”金財經理論與實踐(雙月刊)2007年第2期2007年第2期(總第146期)熊德平：農村金融與農村金融發展：基于交易視角的概念重構融背景下基于傳統貨幣銀行理論形成的以“農業”為對象、以信貸為特征、以人為認定身份、依靠行政手段賦予職能為標準、以地理意義上的農村金融機構為載體的機構范式(Institutional paradigm)，從而直接導致了“既有文獻，對于農村金融問題的關注，特別是對農村金融服務供給不足問題的分析，大多著眼于農村金融機構視角"，認為“農村金融服務供給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村金融機構的不足”[9]，農村金融功能的發揮必須在現有機構框架下賦予其功能，進而通過其行為績效判斷其功能實現的效應，即遵循“機構―功能―行為績效”的分析范式。然而，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和教訓以及建國以來我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重構的不懈努力，并沒有解決農村金融供給不足問題，反而導致了金融機構大量退出，這些都表明機構范式的“農村金融”難以成為求解中國農村金融問題的邏輯支點。而且這種分析范式的偏差、似是而非的定義，導致了將農村金融等同于農業金融，農村經濟中的其它金融需求被忽視，農村金融理論和政策變成了單一的農業金融理論和政策。導致了將農村金融等同于農村金融機構，農村金融功能和農村金融機構相互混淆，把農村金融發展等同于單純的農村金融機構增加，“并從構建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角度試圖對農村金融服務供給不足問題進行具體求解”[9]。同時，導致了將農村金融機構的界定等同于農村身份的人為認定，致使那些只有“農村”之名而無“農村”之實、甚至有悖于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金融機構，也被認定為農村金融，致使農村金融政策缺乏有效的實施和傳導載體，農村金融功能無法具體落實。此外，還人為地加劇了城鄉金融分割的“二元”結構，農村金融職能被人為地限制在只有“農村”身份，而不一定具有相應意愿和能力的金融機構范圍內，致使農村金融資源配置畫地為牢，金融機構間的市場競爭有失公平。結果是農村金融機構和政府之間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機會主義”，農村金融市場出現“逆向選擇”，農村金融機構非農化傾向和農村金融資源外流嚴重，農村金融功能被弱化。可以說當前我國農村金融理論和實際工作的一系列問題，都與“農村金融”缺乏科學界定有關。因此，選擇恰當的視角和范式，科學界定其內涵十分必要和迫切。
三、交易視角的農村金融內涵
概念作為客觀現實在人們觀念上的反映，是不同視角下的思維寫照。選擇交易③視角定義“農村金融”，是基于我國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關系現實與經典理論相悖的事實④。在交易視角下，依據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遵循下列邏輯層次定義“農村金融”：（1）農村金融是一種交易，是分工和交換的產物。不同產權主體是其存在的前提，所有權的分散性與生產集中性的矛盾，風險能力和經營能力分布的不對稱性，以及資源的所有和所需，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不對稱分布是其存在的基礎。（2）農村金融交易規模是農村經濟活動規模的函數，農村金融交易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效應。而決定金融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交易規模，而是交易次數以及交易雙方的信息對稱性程度。農村經濟“規模收益”的存在和產權主體對“規模收益”的追求是農村金融存在和展開的內在動力。（3）在制度約束下，以信息為前提，建立在心理上的信任和安全感基礎上的信用交易是農村金融的本質特征。農村金融交易實質上是交易主體通過對交易對象“合理性”的判斷，即可能獲得的收益與風險損失和交易成本的權衡，進行選擇從而實現收益最大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不僅重復交易和反復博弈形成的信譽，對信息披露和心理上的信任與安全感建立具有促進和放大作用，進而可以極大地減少風險損失和節約交易成本，推動農村金融這種信用交易的擴張。而且，交易雙方的信息能力、風險能力、談判能力等資源稟賦狀況、最優化目標以及所受約束的有效性和外部不確定因素的沖擊，直接決定了農村金融交易的締約過程和結果，進而決定農村金融發展。（4）全靠信用維系的農村金融交易，在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斷使農村經濟貨幣化金融化信用化，使信用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關鍵，農村金融成為現代農村經濟的核心。（5）農村金融交易的表現形式和組織方式只是農村金融的外在特征。農村金融機構是專業化的農村金融供給主體，其出現和發展是社會分工合乎邏輯的結果，而社會分工的演進又以市場范圍的擴展為依據，農村金融機構作為依靠專門化知識、能力和信譽，提供“專家”型的中介服務組織，只有在農村經濟發展對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隨市場擴大達到一定水平時才會變為現實。換句話說，只要真正具備農村金融交易的條件，并且這些條件能確保農村金融交易達到一定的規模，市場自然會誘導出相應的農村金融機構。相反，如果忽視農村金融交易的條件，人為地向農村經濟系統強行輸入某種新的農村金融機構，不僅不會帶來農村金融交易規模的擴大，反而可能使這種農村金融機構陷入運轉困境。由此可見，農村金融組織規模是農村經濟活動規模的函數，農村金融機構作為農村金融交易的專業化供給主體，其本身數量的多少、規模的大小，現代化程度的高低并不必然與農村金融發展相對應，也就是說，農村金融機構存在的價值在于其農村金融功能的發揮，而不在于其數量的多少、規模的大小、現代化程度的高低，以及表現形式和組織方式的先進與落后。因此，“農村資金融通”只是農村金融外在形式的概括，而非農村金融本質屬性。“農村金融”不論其數量、規模、現代化程度以及表現形式和組織方式如何，其本質都是信用關系制度化的產物，是不同產權主體基于信息、信任、信譽和制度約束基礎上的信用交易活動，它通過信用工具將分散資金集中有償使用，以實現“規模經濟”，并通過組織這些活動的制度安排構成經濟系統及其運動形式。農村金融系統是由資金的流出和流入方，連接二者的農村金融中介機構和農村金融市場，以及對其進行管理的中央銀行和其它農村金融監管機構及其運行制度和機制共同構成的。它可以通過融通資金、傳遞信息、提供流動性支持等提高農村資源配置效率；還可以通過提供專業化服務和套期保值來有效地分散和降低風險。
可見，當前我國農村金融供給不足的問題，實質是農村金融交易不足的問題[9](P314)，更進一步講，是農村金融交易條件不足的問題。因此，農村金融發展的關鍵問題不僅“并不在于機構的簡單增設，當著眼于交易水平的提高”[9]。因為“機構作為一種特殊的交易主體，其本身數目的多少并不必然與交易的規模相對應”[10]，而且針對農村金融交易特點的農村金融交易條件創造，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所在。基于交易視角，農村金融形態的變遷應該“內生”于農村經濟發展，只是其功能的實現形式。因此，農村金融的概念內涵在功能意義上表現為:（1）農村金融是具有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功能的金融。農村金融作為“農村的”“金融”，在功能范式的認知框架下，是指與“農村經濟發展”的金融需求相對應、具有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功能的“金融”，而不是被人為認定“農村”身份，或只為農業生產提供信貸服務的農業金融，或僅在農業和農村領域為自身需要而開展業務活動的地理意義上的農村金融機構及其組織體系。只有那些為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金融交易需求，在分工和交換體系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組織體系才屬于農村金融的范疇，即農村金融的交易功能決定了農村金融機構和組織體系的形態，而不是相反。農村金融的有效性不在于其機構的多少、規模的大小和現代化程度的高低，而在于其功能的發揮程度。換句話說，“只要能承擔相應的金融功能，具體的金融機構形式則是無關緊要的”，“只有通過某種形式提供農村居民所需的金融服務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9]。（2）農村金融是農村經濟與整體金融的交叉系統。農村金融從屬于農村經濟系統，研究農村經濟問題應包括農村金融，研究農村金融問題，要考慮農村經濟的影響；同時，農村金融又屬于金融范疇，是整體金融系統中的一個單元，研究金融問題不能回避農村金融。同樣，研究農村金融問題，不能不考慮整體金融的影響，農村金融系統運動既是金融系統運動的一部分，又是農村經濟系統的一部分；既具有金融的一般特征，又具有與農村經濟需求相一致的獨特形態，是宏觀經濟環境下農村經濟與整體金融雙重作用的結果。（3）農村金融是內部功能和結構復雜多樣的系統，農村金融的內涵既要從理論層面上根據整體金融狀況和農村經濟發展目標來理解，又要從現實層面上根據農村金融的現實狀態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來理解。在理論上，農村金融應當包含一系列內涵豐富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如儲蓄、信貸、結算、保險、投資、理財、信托等，以及與之相對應的金融組織體系，或者說和整體金融應該是保持一致的組織體系。在現實上，農村金融則是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金融需求，具有自身特點的不斷演化的動態結構。
四、農村金融發展的制度解釋
“農村金融發展”在邏輯上既是“金融發展”在“農村金融”領域的延伸，也是“經濟發展”⑤在“農村金融”上的體現。但簡單地將“農村金融發展”定義為“農村的金融發展”或“農村金融的發展”無助于深入領會其本質含義。研究發現，和“農村金融”定義一樣，我國既有"農村金融發展"也是在Raymond.W.Goldsmith“金融發展”⑥上冠以“農村”的簡單定義。無疑，Raymond.W.Goldsmith范式的方法論意義是極為深刻的，這一定義側重反映的是金融發展的數量方面，是基于傳統發展經濟學理論對“金融發展”外在表現的反映⑦，沒有真正揭示金融發展背后的制度因素，與Von Mises和Hayck“發展就是分工和交換的擴張”以及Douglass.C.North“發展就是制度變遷”的新制度經濟學觀點并不一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還只是“增長”意義上的“農村金融發展”。
把握“農村金融發展”內涵，不僅要借助Raymond.W.Goldsmith范式，把握其“量”的方面，而且“金融發展應力求解說金融機制、金融制度總體如何發生變化，金融結構應包含金融制度、金融交易模式或交易機制”[12]。因此，還必須從交易視角深入到制度層面把握其“質”的方面。這樣，可以在定義“農村金融”概念內涵基礎上進一步定義，“農村金融發展”是農村金融交易的擴張，農村金融交易擴張不僅表現為交易量和交易活動范圍或空間領域的擴大，以及交易手段農村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而且表現為農村金融交易主體對交易的“規模收益”與風險損失權衡后的選擇。在農村金融交易通過“規模經濟”獲得的收益大于交易的風險損失和用于減少不確定性、降低交易風險的交易成本之和，即農村金融交易的規模凈收益為正時，農村金融交易就擴張。換句話說，農村金融發展是以規模凈收益的存在為前提的，當農村金融交易的規模凈收益為零時，農村金融發展停滯。因此，“規模經濟”是農村金融發展的原動力，風險損失和交易成本是對農村金融發展的根本限制。促進農村金融發展的關鍵在于提高“規模經濟”的收益和降低風險損失與交易成本。
農村金融交易的每一次擴張，都使得交易雙方信息的不對稱程度、交易的不確定性或風險隨之加大，進而使交易的“信任程度”難以得到確認和保證，判斷農村金融風險和收益的難度增加，農村金融交易成本增加。為降低交易成本，農村金融交易中的信任關系從交易雙方發展到對交易對象農村金融工具的信任，從而推動了農村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而對不斷出現的農村金融工具的“合理性”及其風險的判斷，需要依靠具有專門化知識和能力的“專家”――農村金融中介機構來提供服務。這樣，對農村金融工具的信任轉化為對農村金融中介――“專家”的聲譽和其專業化知識和能力的信任，農村金融交易中的委托―關系產生。信任程度越高，委托―效率越高，交易成本越低，農村金融的“規模效益”越好，農村金融規模凈收益又進一步促進農村金融交易發展和擴張。為了持續維持這種發展和擴張，就必須監督和強化委托―中的信任關系，這種監督無非是“自我監督”、“雙向監督”、“第三方監督”。這樣，農村金融監管以及相應的規則――農村金融制度以及實施制度的專業化農村金融監管機構便產生了。農村金融便從原始意義上的農村金融活動，發展成為現代意義上的農村金融體系――依靠制度增進信任，促進農村金融交易活動不斷擴張，追求規模凈收益最大化的資金集中、流動、分配和再分配系統。
分析農村金融發展過程可以發現，農村金融發展是由“特殊主義信用”⑧向“普遍主義信用”⑨的發展，實體經濟中規模經濟的存在和經濟主體對規模收益的追求是農村金融發展的前提；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礎上的信任、由信任產生的信用、持續信用形成的信譽是農村金融發展的根本；減少農村金融交易的不確定性，降低農村金融交易風險和農村金融交易成本的制度，是農村金融發展的保證。農村金融發展歸根到底是農村金融制度的完善。
同樣，在把握“農村金融發展”制度屬性的基礎上，還必須結合農村金融的功能、特征和所處的外部環境，從功能范式意義上理解“農村金融發展”。（1）農村金融發展的目標在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金融作為促進資本形成的重要方式，農村金融發展是農村經濟發展的關鍵。農村金融發展就是要通過減少農業生產者的借貸成本，提供足夠資金，改善其生產和生活條件；通過為其使用現代化技術提供資金支持，以刺激農業生產的發展；通過為其分散存在于生產和經營等過程中的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以增進其農村經濟活動的可預見性，促進農村經濟發展。（2）農村金融發展必須和農村經濟發展保持適應。發展中國家的農村金融發展，尤其是我國農村金融發展主要面對的是大量的分散小農和農村中、小企業，不僅交易規模小、次數頻繁、缺少擔保或抵押，難以獲得建立信用所必須的信息，而且農民的文化素質和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等特點，還要求金融服務簡便、靈活、及時，加上農村經濟尤其是農業投資周期長、收益低、不穩定、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并存、比較利益低下等特征，使農村金融的交易成本、資金使用成本和交易風險高，而收益又比較低。現代化的、有組織的正規商業性金融，不僅不愿意涉足農村金融市場，而且在追求規模經濟過程中，形成的一整套有效規避風險的制度和方法，還阻礙甚至禁止農村金融交易。因此，農村金融發展并不表現為金融機構、工具和制度的現代化，而是表現為與農村經濟的適應性。（3）農村金融發展必須以政府行為的有效性為前提。農村金融需求往往因正規金融供給短缺和非正規金融成本過高而難以滿足，農村金融交易的自我擴張動力不足，農村金融發展的市場機制失靈。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條件下，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金融發展將處于低水平的均衡，進而進入相互抑制的惡性循環。因此，政府必須介入農村金融發展，使之超出“金融交易的擴張”的一般內涵。無疑，政府干預對早期的農村金融發展，尤其是重建并迅速發展農村金融組織十分有效。但金融展開其自身的內在邏輯，以及政府的“有限理性”和“看不見的腳”，必然使政府對金融發展的要求不斷提高，出現對金融發展的過度干預，進而越來越阻礙著農村金融發展，使農村金融發展因缺少有效的市場制度而停滯。因此，農村金融發展必須以政府行為的有效性為前提。（4）農村金融發展受到宏觀制度環境的影響和沖擊。“農村金融發展”盡管有其自身邏輯，但無法超越經濟發展戰略和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而經濟發展戰略及其制度安排，取決于經濟發展目標、資源稟賦和外部環境。在工業化的初期，工業化所需資金只能來自以農業和農民為主體的農村經濟，農村金融發展必須服從工業化戰略。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區別，只是手段不同而已，前者是國家對金融實施控制的強制過程，后者是以金融自由化為特征的市場自發過程。從這一意義上講，工業化過程中農村金融發展外生于農村經濟發展。但經濟發展對農村經濟發展，尤其是農業發展具有基礎性的依賴，農村金融發展的上述過程并不能持續，農村金融發展必須保證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這樣，內生于農村經濟的農村金融也必然客觀地存在，“二元金融結構”就變得十分自然。內生于工業化戰略的農村正規金融發展，因其和農村經濟發展目標不一致，就會不斷要求政府壓制農村經濟內生出來的非正規金融，進而在城鄉金融呈現“二元”結構的同時，農村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也表現出“二元”特征。除此以外，政府對金融發展的審慎態度和外部金融發展后果的影響，也通過政府的金融制度安排影響著農村金融發展。我國建國后的重工業和城市傾斜發展戰略，以及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步伐，尤其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后，政府在農村金融發展上的現實表現，都是理解“農村金融發展”內涵的最好的例證。
注釋：
①王紹儀（2002，P114）：“金融就是貨幣資金的融通，指通過貨幣流通和信用渠道以融通資金的經濟活動”；《辭源》（1915版）：“今謂金錢之融通曰金融，舊稱銀根”；《辭海》（1936版）：“monetary circulation謂資金融通之形態也，舊稱銀根。”《辭海》（1979版）：“貨幣資金的融通，一般指與貨幣流通與銀行信用有關的一切活動”；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1986）也把相當于我國金融的“FINANCE”定義為：“The system that includes the circulation of money，the granting of credit，the making of investments，and the provision of banking facilities”。
②農村金融“就是農村的貨幣資金融通”（鞏澤昌，1984：P4-20；張琳，1984：P1-10）;“是一切與農村貨幣流通和信用活動有關的各種經濟活動”（丁文詳等，1988：P47）;“是貨幣、信用、金融與農村經濟組成的‘融合體’”（舒子塘，1989：P10）;“是農村貨幣資金運動中的信用關系”（王世英，1992：P1）;“是以信用手段籌集、分配和管理農村貨幣資金的活動”（李樹生，1999：P29）;“是指農村貨幣資金的融通”（王紹儀，2002：P115）等等。
③本研究中的“交易”是新制度經濟學意義的“交易”，是指人與人之間的交互行為，是制度分析的基本單位，本研究中交易可以理解為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主體之間的交互行為。
④根據經典經濟學理論，市場需求可以誘導出相應的市場供給。而長期以來中國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關系的基本事實，一直是農村金融供給不足，“一直沒能由農村經濟系統成功地內生出相應的金融服務機構和相關制度安排”，“決策層可以允許個體經濟和民營經濟的發展，而不能容忍個體金融和民營金融的發展”，內生的農村金融不僅一直沒有很好成長起來，而且“其發展的不規范與過度失序為其后的嚴厲管制與取締提供了口實”（張杰，2003：P311）。
⑤發展經濟學認為經濟發展是指伴隨著經濟、社會結構和政治體制等全方位變革的經濟增長，不僅意味著產出的增加，而且意味著隨產出增加而出現的產出與收入結構以及政治、文化等制度因素的變化。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以往對經濟發展原因的研究都集中在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及專業化與勞動分工等方面，而這些因素與其說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倒不如說是經濟增長本身。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變遷，一種能提供適當的個人刺激的有效產權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Douglass C.North,1990）。奧地利學派的Von Mises和Hayck等自由主義者認為經濟發展就是分工和交換的擴張，即哈耶克稱之為“合作秩序”的市場制度擴展或演進過程。在當代，“經濟發展”又賦予了“追求生活質量、可持續性、公平分配和民主參與”的內涵，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人文發展”的概念。
⑥Raymond.W.Goldsmith（1969）在《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中將金融現象歸結為金融工具、金融機構和金融結構。認為金融結構是一國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的形式、性質及其相對規模的綜合，金融發展就是金融結構的變化，研究金融發展必須研究金融結構，并盡可能從數量關系上描述，而不是滿足于對金融與經濟關系的描述性說明。
⑦R?I?Mckinnon和Edward.S.Shaw（1973）則將Raymond.W.Goldsmith的“金融發展”稱之為“金融增長”。彭興韻（2003：P181）把金融發展界定為“金融的功能不斷得以完善、擴充并進而促進金融效率提高和經濟增長的一個動態過程”。
⑧指建立在對特定交易者或交易物人格化信任基礎上的信用，由于建立信任的前提信息，一般是通過血緣、親緣、情緣、地緣、業緣等特定關系獲得的，所以，這種信用基礎上的農村金融通常只發生在某一特定的狹小范圍，可以主要依靠倫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來保障。
⑨指獨立于交易者或交易物身份特殊關系的，建立在對非特定交易者或交易物信任基礎上的信用，由于建立信任的前提信息，一般是在外在力量有效的監督、強制與激勵約束下獲得的。所以，這種信用通常可以在一個較廣泛的范圍發生，其范圍大小受制于外在力量監督、強制和激勵約束的有效性，必須主要依靠法律規章和政策等正式制度來保障。
參考文獻：
[1]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第1卷.中譯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2]駱玉鼎.信用經濟中的金融控制[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
[3]黃達.金融詞義、學科、形勢、方法及其他[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
[4]劉達.略論“農村金融”與“農業金融”[J].農業經濟問題,1994,(4).
[5]冉光和.金融產業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6]曾康霖.金融經濟學[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
[7]江春.論金融的實質及制度前提.經濟研究[J].1999,(7).
[8]汪丁丁.回顧“金融革命”[J].經濟研究,1997,(12).
[9]張杰.中國農村金融制度：結構、變遷與政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10]馮皮克斯J.D.等著．湯世生,許均華,錢緒紅等譯.發展中經濟的農村金融[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0.
[11]道格拉斯?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文版)[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
[12]鈴木淑夫.日本的金融制度(中文版)[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87.
[13]王紹儀.農村財政與金融[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
[14]鞏澤昌.農村財政與金融[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84.
[15]張琳.農村金融學[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84.
[16]丁文詳等.農村金融學[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88.
[17]舒子塘.農村財政與金融[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89.
[18]王世英.農村金融[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2.
[19]李樹生.農村經濟發展與金融市場化研究[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9.
[20]鄭風田、姜克芬.農村經濟與管理[M].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98.
[21]羅納德.麥金農.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中譯本)[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
[22]R.W.戈德史密斯.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中譯本)[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
[23]約翰.G.格利.愛德華.S.肖.金融理論中貨幣(中譯本)[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4]彭興韻.金融學原理[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3.
Rural Finance and Its Development: Definitions Reconstruction
at the Angle of Trade XIONG Deping
【關鍵詞】內部融資 金融交易范式
一、“金融交易范式”解析
（一）“金融交易范式”交易結構
（二）“金融交易范式”簡要說明
以上三張圖展示了“金融交易范式”的三種情形。其共性是都充分利用了企業工會這一社會團體法人，企業員工通過信托或委托方式將資金交付給工會，由工會作為投資主體認購信托計劃、入伙合伙企業作為有限合伙人或購買資管計劃。
二、內部融資原因
“金融交易范式”連接企業和企業員工兩頭。企業是融資方，員工是投資方。先說企業。與其向金融機構融資，付出一定的成本，不如向企業內部職工融資，既融到所需資金，又能為員工謀福利，亦能增強企業凝聚力。內部融資需要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開展，這也是“金融交易范式”存在的前提。
再說員工。目前投資渠道本來就不多，加上投資風險比較大（比如股市、基金），而投向自身賴以生存、休戚相關的企業是相當不錯的選擇。
三、內部融資是否非法
（一）是否構成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明確規定非法集資必須同時具備非法性、公開性、利誘性、社會性四個特征要件，而在“金融交易范式”下，集資是向企業內部職工這一特定的對象進行，不向社會公開宣傳，因此，其行為不具有社會性和公開性。這樣企業內部融資就不構成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
（二）是否構成“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
我們將“金融范式”與“非法集資刑事解釋”第六條中關于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等的規定對比可以看出，企業內部融資并不涉及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等，因此不構成“擅自發行股票、公司、企業債券”。
四、為什么選擇工會
根據《合伙企業法》中對人數以及投資上限的規定，我們可以看到工會組織可以將企業員工個人無法開展的投資業務開展起來，其集中的人數以及集中的資金額可以遠超最低要求。工會代企業員工開展投資，其投資主體為1個，符合人數上的規定。
五、員工與工會的之間的法律關系
（一）信托關系
根據《信托法》相關規定，員工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將其財產（一般是貨幣）委托給工會，由工會以其名義開展投資活動，此行為并不違反信托法。
（二）委托關系
按照《民法通則》第63條規定，員工可以委托其所屬工會這一社會團體法人開展投資行為，也即企業工會企業員工開展投資并不違反“民法通則”規定。當然，工會作為人需要在權限內開展活動，這需要相關協議中約定明確。
六、工會信托、受托投資行為是否合法
從國務院《關于清理有償集資活動堅決制止亂集資問題的通知》（國發[1993]62號）的規定，只要工會在集資活動中，本身并沒有收取報酬或以營利為目的來舉辦有償集資活動，就沒有被禁止。
國資委《關于規范國有企業職工持股、投資的意見》中提到，國有企業不得以企業名義組織各類職工的投資活動。這里有幾個方面可以探究，一是主體國有企業；一是企業名義。
主體國有企業。根據《公司登記管理條例》和《關于劃分企業注冊類型的有關規定》規定國有企業僅僅是注冊類型之一，并不能完全涵蓋所有企業。而我們打交道的企業通常都是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交易方式”下的企業往往都是有限責任公司，如此，其并不違反“意見”。
企業名義事宜。“金融交易范式”并沒有利用企業名義而是利用工會名義。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以及《中國工會章程》的規定，均允許工會投資興辦企業，即賦予工會投資能力，對其投資行為亦也予以認可，這樣工會的投資行為沒有受到限制。
七、工會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宗旨如何維護
根據《工會法》，工會是職工自愿結合的群眾組織，其基本職責是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不以營利為目的。工會受托開展投資活動，而投資活動一般是盈利性的，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矛盾。
（一）員工與工會委托關系分析
若通過委托建立員工與工會的法律關系，根據“合同法”的規定，要進一步明確當事人的無償委托事項，簽訂無償委托合同，合同中明確工會的具體職責，以便明確在受托過程中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而給工會自身帶來損失。
（二）員工與工會信托關系分析
若通過信托建立員工與工會的關系，根據“信托法”規定，“信托法”可以通過書面文件約定受托人的報酬，據此，員工與工會之間的信托事項，也可以約定為無報酬之信托。至此，工會在“金融交易范式”下沒有盈利也不以營利為目的，并不違背其宗旨。
[關鍵詞]稅收征管金融隱私權；課稅資料；金融交易信息；金融機構；協助義務
《稅收征管法》第17條明確規定，稅務機關依法查詢從事生產經營的納稅人開立賬戶的情況時，有關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應當予以協助。第54條則規定，經縣以上稅務局(分局)局長批準，憑全國統一格式的檢查存款賬戶許可證明，可以查詢從事生產、經營的納稅人、扣繳義務人在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賬戶。這一規定往往被認為是金融機構提供課稅信息義務的法律基礎。然而，根據該條規定，稅務機關查詢的信息僅限于納稅人“開立賬戶”的情況或是存款賬戶信息，而非納稅人的全部交易信息，稅務機關能否基于獲取課稅信息的需要，要求包括金融交易所、結算機構等金融主體以及金融中介機構提供與金融交易相關的信息則不無疑問。而銀行等金融機構在提供相關信息時，是否違背其保密義務，從而侵犯金融交易參與者的金融隱私權，更是值得考量。
一、金融隱私權：金融機構履行稅法協助義務的法律屏障
在現代信息社會中，與個人的信用或交易相關的信息并不絕對處于其所有人的控制與管理之下。在金融體系不斷健全發展的情況下，經濟交易活動的款項收支往往通過銀行賬戶進行，因此，銀行必然保留納稅人與其經濟交易有關的信息。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實際上控制了個人的經濟與財產市場交易方式狀況方面的完整信息。因此，從傳統的隱私權延伸出新的實體內容，于是產生“金融隱私權”。金融隱私權是指金融機構客戶和消費者對其金融信息所享有的不受他人非法侵擾、知悉、利用和公開的一種權利。它是一種兼具人格性和財產性且財產性日益突出的新型民事權利，包括金融機構客戶自主支配上述信息的權利、自主決定允許或不允許第三人知悉和利用該信息的權利以及當上述信息被不當泄露和侵害時，尋求司法救濟的權利。
根據稅收法定主義，稅務機關有義務依照稅法的規定核定及征收已成立的稅收債務。只有存在確實的證據可以證明納稅人經濟收益的取得已經符合課稅要件的情況下，稅務機關才能根據該事實核定應稅所得的范圍并確定納稅人的納稅義務。證明經濟事實及其收益存在的事實證據在稅收征收過程中具有重要的意義。由于金融機構所掌握的個人資料和資金流向等交易信息，包括金融資料檔案、與金融機構的交易記錄或信用記錄等，全方位反映了個人的金融狀況，體現著個人收入與支出、資產與負債以及消費習慣等，對于判定個人納稅義務的承擔具有關鍵的作用，這便決定了稅務機關獲取金融機構的經營信息、金融主體的交易信息和賬戶信息是其行使征管權的前提條件。也正因為如此，《稅收征管法》明確了銀行等金融機構在提供金融交易信息方面的協助義務。但金融機構所知悉或掌握的個人交易信息資料，為金融隱私權所保護的范圍，應當受到同樣的法律保護。稅務機關在向金融機構主張獲取金融信息時，無可避免地與金融隱私權發生沖突，即稅務機關對金融信息，尤其是金融交易信息的需求和金融機構對金融信息的保有、金融交易主體的金融信息的排他性之間的沖突。
稅務機關通過金融機構獲取金融信息，不僅直接與金融隱私權發生直接的沖突，更將限制、干預金融機構履行對金融隱私予以保密的義務。隨著現代金融市場的發展，尤其是在金融創新的背景之下，金融信息成為金融機構從事經營活動的重要商業資源。投資者的信心是維系金融市場生存、發展和利潤空間的重要基礎。而投資者的信心除來源于對金融市場發展的良好預期外，更來源于金融機構對金融消費者和客戶的金融信息等金融隱私的嚴格保護。金融機構的信用以及公眾對金融機構的信心對金融機構的生存和發展以及擴大利潤空間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保護金融機構的消費者和客戶的金融隱私權是維持其信用的關鍵所在。也正因為如此，金融機構往往被賦予嚴格的客戶金融信息的保密義務。對于金融機構而言，金融信息更構成其商業秘密的重要內容，具有巨大的商業價值和社會利用價值。稅務機關要求金融機構提供金融信息，必然對其履行相應的保密義務、保有金融信息的權利造成或多或少的限制，甚至增加其額外的費用支出，進而影響其日常生產經營活動的進行。正因為如此，作為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金融機構，缺乏必要的激勵以滿足稅務機關對金融信息的需要。
然而，也正是因為金融隱私權的存在，對稅務機關獲取必要的金融交易的信息造成一定限制。無法獲取銀行情報將影響稅務機關向納稅人確定和征收稅款的能力，因為獲得并分析金融交易的紀錄，在很多情況下是確定納稅人應稅所得的前提。如果金融主體濫用其金融隱私權而使得稅務機關無法獲得有關金融交易紀錄，將直接影響稅務機關確定納稅人的應稅所得及其應納稅額，由此即可能導致金融主體間稅收負擔的扭曲。相關金融主體甚至可能濫用金融隱私權以隱匿所得或是交易的真實性，為納稅人逃避其納稅義務提供各種便利。不僅如此，由于金融隱私權的過度保護而使得稅務機關無法從相關金融機構獲得金融交易信息，則將使稅務機關不得不尋求其他途徑以獲取必要的課稅資料。這便意味著相應的稅收征管成本的增加，以及相應的稅收征管效率的弱化。對于納稅人而言，稅務機關越難獲取受金融隱私權保護的信息，其守法成本越高，其稅法公平的信任與期待也必然由此喪失，其結果必然是“劣幣驅逐良幣”，導致稅收法治秩序的破壞。正如oecd在其“為稅收目的改善銀行情報的取得”的研究報告中強調，“過去50多年的經驗表明，不充分開放的銀行情報已成為稅收征管和法律實施的障礙”。
各國對金融隱私權的保護不僅限制了本國境內的稅收征管，更成為國際稅收情報交換有效實施的法律障礙。嚴格的銀行保密義務將阻止一國稅務機關依照稅收協定或其它司法途徑向他國稅務機關提供情報，國際稅收合作必然受阻。從國際層面來看，金融全球化和各國金融管制的放松，為資金的國際流動提供了可能，但也為資本的趨利性提供了大量的可乘之機。在基于本國利益而拒絕提供有關金融交易相關信息的國家，金融交易主體能夠得以隱匿收入而提高其稅后所得，則更容易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進入；相反，相關國家則因為該國拒絕提供金融交易的課稅信息而無法完全行使其征稅權。可以說，在國際層面上，一國對其金融交易信息的一國禁止或限制為稅收目的獲取金融交易信息，在全球化背景下比以前更有可能給其他國家稅務機關帶來負面的影響。
無論金融隱私權或金融機構的經營自由權，都是維系金融市場正常運行的基礎性權利。然而，在實現機制方面，稅收征管權本身所固有的權力屬性，必然對金融隱私權的實現造成一定干預與限制。因此，如何在維護國家征稅權實現的同時，對金融隱私權予以尊重和保護，便成為構建金融機構第三方協助義務實現機制所必須考量的又一難題。
二、金融隱私權的限制：金融機構第三方協助義務的邏輯起點
(一)稅收征管權與金融隱私權的終極價值的彌合
1.國家所提供的金融穩定等公共物品是金融隱私權存在的前提。盡管稅收征管權與隱私權的表現形式各異、價值取向有別，但從根源上考察，兩者實際上只是從不同的維度上體現了在市民社會中，人之為人的基本人格尊嚴和經濟自由的維護。基于隱私權這一憲法性的基本權利，個人固然有權利自主決定是否將其金融信息資料提供給稅務機關使用。但不容否認的是，金融交易的完成及其信息在金融體系中的留存與保護必須建立于穩定且運作良好的金融市場的基礎之上。在一個高風險、缺乏必要交易秩序的金融市場中，其基本的經濟自由權利尚且不足以得到保障，更無須談及金融隱私權的保護。由于金融市場本身的風險性、投機性和內在的脆弱性，金融市場的穩健發展對國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存在天然的依賴性，對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有著更高的要求。金融市場的穩健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有效金融監管，離不開國家所制定的金融市場的法律法規體系，離不開政府所扶持的公平的競爭和發展環境以及完善的信用體系，尤其在金融市場產生系統性風險時，更需要政府的“救市措施”。這些金融市場所特需的“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來提供。因此，就“稅收乃是公共物品的對價”而言，個人參與金融交易而享受國家所提供的金融市場的特殊公共物品和其他一般性公共物品，均應當為此而支付相應的對價。因此，可以說，征稅權的存在才足以使個人所從事交易的金融市場的自由、穩定、安全和秩序成為可能，而這不僅成為個人自由從事金融交易的基礎，也成為個人支配和控制其金融交易信息的前提之所在。
2.稅收構成金融隱私權保護的成本。由于任何一項權利都是“由政府權力用公共經費認可并維護的壟斷”，權利的實現依賴于立法者所創立的權利規則，更依賴于政府及司法體系為確立、保護和實現權利所實施的行為。而顯然只有獲得足夠的財政支持，金融隱私權才能通過政府執法和司法救濟最終得以實現。在現代社會中，金融隱私權已非消極實現的權利，即并非單純排除、禁止他人包括國家干預的消極權利，而具有更多的積極權利的內涵。金融隱私權所保障的個人對其金融信息的自主、自決權利，必須有國家的協力或做出一定的預防措施，金融隱私權的保護與發展有賴于國家的積極作為創造經濟、文化等各種必要條件，不斷建立、健全金融隱私權保障機制，為金融隱私權提供必要的救濟和保障。因此，金融隱私權的行使同樣依賴于以稅收為主導的公共成本。國家征稅權也正是在保障包括金融隱私權在內的基本人權中獲得其正當合理性。
3.公共利益優先與金融隱私權的限制。私人利益滯后于公共利益的保護成為大多數支持對金融隱私權的絕對性予以限制的理論基礎。金融隱私權的保護固然對于金融交易主體利益的實現至為重要，但無可否認的是，金融隱私權的保障同樣是基于公共利益的保護，無論對金融業的整體發展、市場經濟秩序的構建還是國際經濟和金融運行安全均有著重要的意義。然而，與金融隱私權相比，征稅權的有效行使所能夠實現的公共利益顯然遠比金融私權的保護具有更高的價值。這不僅根源于稅收作為一切公民權利實現的成本，更在于稅務機關有效行使其征管權利，不僅關系到國家財政收入的取得，更關系到金融業與其他行業的公平稅負，甚至關系到金融市場內部各個金融機構之間、各種不同的金融交易類型之間的公平稅負，對避免因稅收負擔引發的金融市場結構的扭曲有著重要的意義。也正是基于這種對公共利益實現價值上的差異，雖然法律給予保密保護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但其必須服從于另外一些支持披露信息的公共利益要求。而稅收程序設置的目的，不僅在于保障人民的權益不受稅務機關征管行為的侵害，更在于達成有效的稅收征管，避免浪費不必要的征稅成本。通過賦予金融機構提供個人金融信息的義務，如能夠有效減少稅務機關進行課稅資料調查的成本，則盡管會形成對納稅人的金融隱私權的限制，但此限制仍具有一定的正當合理性。因此，金融隱私權對稅收征管權并不具有天然的對抗效力，稅務機關可以對金融機構主張一定的信息知悉權，而金融機構必須予以協助和配合。如在美國1970年通過的《銀行保密法》中即肯定美國財政部主管官員可隨時向銀行和金融公司索取與客戶相關的金融交易資料，以協助稅務訴訟的進行。
從根源上探究，國家征稅權的確立實際上已然隱喻了對包括隱私權在內的私權利的一定程度的剝奪與限制。正如洛克所強調的，自由、生命與財產權是公眾依據自然法則所享有的基本人權。然而，公眾為了維持基本人權的需要，經社會契約而自由建立政府這一共同體。為建立并維持這一共同體。必須讓渡包括財產權在內的部分基本人權。如果說稅收是公眾為維持其基本人權而讓渡的經濟利益的話，那么，對其個人空間和自主事項的一定限制，同樣是為此而做出的部分犧牲。而無論是財產的讓渡還是基本人權的限制，其終極目的仍在于保證其“所剩余的自由與權利的安全并能夠快樂地享受自由與權利”。
單純表現在形式上的差異并無法阻斷稅收征管權與隱私權對人作為社會存在的基本人格與尊嚴的保護與實現的終極價值的一致，這也成為稅收征管權與隱私權的內在沖突得以最終調和的根源之所在。
(二)稅收征管權與金融隱私權內在沖突的調和
如上所述，盡管稅收征管權與金融隱私權的沖突是不爭的事實，但基于對人格尊嚴和經濟自由的保護的最終價值追尋，稅收征管權與金融隱私權之間仍存在協調的可能性。正如凱爾森所強調的，“從全部法律創造活動中的功能來看，私權利與政治權力之間并無實質上的差別”，由于稅收的普遍性，稅收征管更是廣泛及于個人生活，絕對處于稅收征管范圍之外的私人生活領域實際上并不存在。因此，稅收征管權與金融隱私權之間的沖突并無法自動消除，而只能通過一定制度予以調節，此種調節并非簡單的基于二元或多元的價值沖突而單方面地予以否定，而是在二者之間尋找一種合理界限以進行雙向的調節。
如前所述，金融隱私權在稅收征管活動中所受到的限制，實際上是公民為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而必須承擔的犧牲之一。根據憲法的“一般公益條款”，隱私權必須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在符合一般的或特殊的公益條款的前提下，隱私權應當受到必要的限制，但這種限制應當依法進行。稅款的征收，不僅直接關涉政府等國家機關的整體運行，關系到社會與個人發展所必需的公共物品的提供，更關系到個人基本人權的實現程度，具有重要的公益性價值。這顯然成為稅收征管侵入個人隱私空間的正當性的基本價 值，個人的隱私在抗衡稅收征管權時并不具有絕對的意義。
但應當強調的是，金融隱私權一方面受到稅收征管權的限制，但反過來也要求限制國家權力以防止其過度擴大。隱私權產生于國家與個人關系之中，是國家通過法律確認的政府留給個人的自由空間的一部分，究其實質，乃是為了平衡國家與個人的關系而生的一種法定的權利，其存在的目的在于防止國家對個人日常生活的過度介入。因此，當稅收征管權介入私人領域時，應當尤其注意對于人的自由與人格尊嚴的尊重。這種尊重不僅包括人的外在能力的生命、身體、自由、財產和住宅，也包括人的內在能力的精神、自治和隱私。在個人的私人領域中，尤其是隱私事務，只受到稅收征管權最小限度的侵擾，并只限于合理和合法的限度范圍內。稅務機關在行使稅收征管權時，應當給予個人選擇的自由，使其能夠保持“作為自由公民的隱私”。
三、稅收征管中金融信息的取得與金融隱私權的保護
(一)基于課稅目的的金融信息的取得途徑
根據我國《稅收征管法》及其實施細則的規定，我國稅務機關獲取金融信息的途徑僅限于查詢特定納稅人的銀行存款信息。但由于我國各個商業銀行甚至同一商業銀行的不同分支機構之間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納稅人往往可以在不同的商業銀行或同一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開立多個賬戶。盡管我國從2000年4月開始推行儲蓄實名制，但稅務機關仍難以查明納稅人全部的個人賬戶存款信息。加上雖然《稅收征管法》明確規定了金融機構的協助義務，但卻并未對其未履行該協助義務設定任何消極的法律后果；即在賦予金融機構提供個人金融信息以保證征稅權實現的義務的同時，對該主體未履行該義務時所應當承擔的消極法律后果卻并未有任何的規定。在缺乏責任性規范的情況下，金融機構未履行其協助義務時，便不可能通過追究其法律責任而產生強制其履行義務的效果。正因為《稅收征管法》所規定的獲取金融信息的途徑過于單一，而金融機構卻缺乏予以協助的積極性和法律強制，這使得稅務機關從金融機構所獲得的金融信息極為有限。如何改善稅務機關獲取金融信息的途徑，也成為完善《稅收征管法》的重要內容之一。
1.各國獲取金融信息的經驗借鑒。從當前各國基于課稅目的而獲取金融信息的途徑來看，查詢銀行賬戶、檢查金融機構的營業場所、建立金融交易數據庫和金融機構主動報告金融交易信息是各國較為通行的方式。在大多數情況下，稅務機關能夠直接或間接通過司法、行政程序向銀行查詢，獲得某特定納稅人的銀行信息。在一定條件下進入銀行營業場所直接獲取所需的銀行賬戶信息。在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較為發達的國家，稅收征管系統與金融交易系統實現鏈接，從而為稅務機關獲取金融交易信息提供信息化的基礎，也有力地強化了稅務機關所取得的信息的真實性和時效性。如法國、匈牙利、韓國、挪威和西班牙等一些國家有儲存特定銀行賬戶信息的集中數據庫。法國要求經營股票、債券和現金業務的銀行按月提供開設、修改和撤銷各類賬戶的信息，這些信息儲存于計算機管理的數據庫中，法國的稅務機關能夠利用這個數據庫進行稅收研究、控制和征管。韓國在稅務機關的總數據庫之中擁有一個單獨的數據庫，這個數據庫存儲了銀行自動報告的有關銀行所支付利息的信息，包括支付的利息數額、支付利息時的代扣稅額、添加到賬戶上的利息數額、賬戶持有人的身份和身份證號碼或者業務登記代碼。此外，金融機構主動提供特定種類的信息，如自動報告支付給納稅人的利息以及支付利息時代扣的稅額等方面的信息、納稅人賬戶的開設、撤銷信息、賬戶年終余額信息和貸款利息信息，也是稅務機關獲取金融交易信息的重要渠道。此外，各國也逐漸采取措施發展納稅人自愿服從策略，使那些不遵從稅法的納稅人主動報告或同意金融機構提供其過去利用嚴格金融隱私權保護制度隱瞞的收入和資產。
然而，只有當金融機構所掌握的有關客戶身份和金融交易性質、金額的信息有用且可靠，稅務機關擁有的獲取銀行信息的途徑才是有價值的。因此，在2000年oecd針對銀行信息獲取所公布的報告中，強調各成員為促進基于課稅目的獲取銀行信息，應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金融機構保留匿名賬戶，要求金融機構對其經常或臨時性的客戶都要進行身份驗證，同時對那些賬戶真正受益人和交易真正受益人的身份進行確認。
2.改善我國稅務機關獲取金融信息途徑的具體方案。各國對稅務機關獲取金融信息途徑的諸多經驗，對于我國改善稅務機關的金融信息取得并加強金融機構的協助義務多有助益。隨著我國金融交易網絡的建立，除應當進一步完善稅務機關的銀行存款信息的查詢權外，借鑒國外金融信息數據庫的建設也成為可能。
(1)金融機構建立和實施客戶身份識別制度。為保證單位和個人開戶信息的真實性，我國有必要在當前儲蓄實名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建立和實施客戶身份識別制度。金融機構應當對要求建立業務關系或者辦理規定金額以上的一次性金融業務的客戶身份進行識別，要求客戶出示真實有效的身份證件或者其他身份證明文件進行核對并登記；客戶身份信息發生變化時，應當及時予以更新。金融機構應當按照規定了解客戶的交易目的和交易性質，有效識別交易的受益人，在辦理業務中發現異常跡象或者對先前獲得的客戶身份資料的真實性、有效性、完整性有疑問的，應當重新識別客戶身份，保證與其有關系或者類似業務關系的境外金融機構進行有效的客戶身份識別，并可從該境外金融機構獲得所需的客戶身份信息。
(2)建立基本金融信息數據庫。就我國而言，當前，稅務機關獲取金融信息所存在的障礙主要是金融機構的配合不足及納稅人的金融信息過于分散。因此，應當由特定的權威機構負責完成全國金融信息數據庫的建立，并由其負責向稅務機關提供相應的金融信息。基于當前
在這一機制之下，稅務機關能夠自動獲得其管轄范圍內的單位和個人的基本金融信息，但不能自動查詢有關納稅人涉稅交易、資金交易、銀行信貸信用等級和資金流向等具體信息。稅務機關必須出具相關的法律文件，證明獲取特定單位和個人的金融賬戶的具體交易和資金流向等信息為必要且合法，則可以由該數據庫的主管機構要求其各個賬戶開立行提供該主體的所有賬戶運行信息。此外，稅務機關也可以通過該數據庫的主管機構提請各個賬戶開立行重點監測信用評級低于某一特定等級以下的納稅人的金融賬戶，一旦發生大額交易或可疑交易，要求該賬戶開立行自行向該數據庫予以報告。
如其賬戶開立行拒絕提供相關金融信息，稅務機關或數據庫的主管機構可以向相關的金融監管機構 請求強制該賬戶開立行提供該信息，否則即可由金融監管機構對其予以處罰。
(三)兩國金融稅收情報交換機制的完善與金融隱私權的國際保護
為避免因金融信息的國內法保護而引發有害稅收競爭，盡管存在保護金融隱私權和本國金融利益的合理根據.金融隱私權的國內保護和本國金融安全的考量仍不應當對他國稅務機關實施有效稅收征管的能力造成過多的妨礙。
稅務機關對跨國交易的有效征管，必須建立于對跨國交易所有信息進行甄別、檢測和評估的基礎上，因此，在國際層面上確保交易的信息流和寬敞的信息面，將決定金融交易稅收征管的實際效果。基于上述考量，有關國際組織為促進各國基于課稅目的而交換金融交易信息做出了積極的努力。其中oecd在2000年所公布的《改進各國基于課稅目的獲取銀行信息的途徑》中，提出“所有成員國都應當允許稅務機 關直接或間接為了所有課稅目的獲取銀行信息，以便稅務機關能夠充分履行稅收征管職責，并和締約國進行有效的情報交換”。在該報告中，oecd建議各國重新審核國內稅收利益要求，要求各國不得以本國利益的考量而阻止其國內稅務機關在締約國提出特別請求的情況下收集并提供信息。在必要的情況下，應當對本國的法律法規和慣例做出修改，保證為國內稅收目的可獲得的金融交易信息能夠被用于與締約國進行情報交換。基于課稅目的的金融信息的情報交換，最理想的雙邊合作安排是采取諒解備忘錄或相互法律協助協定的形式，建立信息交流的雙向機制，實現互惠，明確規定各方為實施有效稅收征管而獲取信息的權利，并具體說明各方期望獲得信息的種類、范圍以及信息的提供方式，從而使得這種信息交流與共享成為制度化和長期性的，而非隨機的、臨時性的。在締結雙邊合作安排時，可以結合來源國和母國具體的金融體系特征、金融監管的微觀操作方法以及金融隱私權的保護傳統，相互協商一致，在平衡雙邊利益的基礎上達成信息交流的備忘錄，以形成信息交流和信息披露的制度化、原則化和規范化，在提高母國征管效率和維護金融體系穩健的同時，加強對銀行消費者和客戶金融隱私權的保護。
但簽于金融信息對一國金融市場穩健發展的重要性，國際上有關加強信息交換機制的設計，不應問及金融機構保護其與正當客戶的信任關系的能力。因此，從國際金融交易征管所需的信息種類及特征人手，可在締約國之間建立一種信息交換的國際制衡機制，以解決國際稅收征管和銀行保密法之間的沖突。實踐中，這種沖突的制衡是通過“信息安全條款”來實現的，即如果一國稅收征管者有充分的理由懷疑他國征管者不能對所獲機密信息保密，并僅限于征管目的，則可保留不提供這些信息的權力，且該國稅務機關可依其自由裁量允許母國監管者獲取有關銀行存款人或投資人的信息。稅務機關獲取交換的金融信息應當有嚴格的范圍限制，應僅限于與稅收征管有關的情報。對于訂有稅收協定的當事方而言，稅務機關應當交換可預見的與實施本協定規定相關的情報，或是可預見的實施或執行涉及到由締約國或其他地方稅務機關所征收的稅收的國內稅法相關的情報。
關鍵詞:云計算 金融 分布式 數據中心
云計算的英文全稱是Cloud Computing，是并行處理、分布式計算以及網格計算等基礎的商業實現，其實現的基本原理是將計算進行功能劃分，使其分布在不同的計算機上，可以完全脫離本地的計算機或者服務器，這樣，便使得云計算的的運行與互聯網網絡極為相似，這樣，便可以使得企業能夠根據需求自動的調整應用，從而訪問需求中所需要的分布式存儲系統或者計算機。云計算是分布式計算的一種，分布式計算的核心便是將龐大的計算能力需求進行劃分，變成非常小的模塊，各個模塊均被劃分到不同的計算機中運行。最終將這些結果進行綜合，得出的結果便是所需要的結果。
一、分布式云計算特點
具有超大的規模。“云”具有一定的規模，在企業中，私有的云一般都擁有數百上千臺服務器，“云”能夠賦予用戶很強的計算能力，可以達到用戶前所未有的計算能力。
虛擬化。在任何地方，不管用戶采用何種終端獲取服務云計算均支持。這些資源來自“云”，而不是某種有形的固定實體。在應用中，用戶不需要擔心應用運行的位置，通過網絡服務云計算就可以滿足我們的需求，甚至是超計算這樣的任務。
可靠性極高。多個副本容錯數據，計算節點同構可互相交換等使云計算比本地計算機更安全可靠。
可通用。多種應用均可以在“云”的支撐下構造，其不針對某種特定的應用，不同的應用可以在同一個“云”的支撐下運行。
可擴展性高。“云”根據應用和用戶規模的增長可以進行動態伸縮滿足其需求。
按需服務。“云”的資源相當豐富，可以按你的需求進行購買。
二、分布式云計算在金融業中的應用
云計算的出現，使得各個行業都投入到了云計算技術的應用方面，金融行業自然也不例外，目前，很大一部分的金融交易平臺都選擇云計算技術，主要是因為，采用云計算技術能夠使得金融交易平臺節省開支，不需要花大價錢去購買昂貴的數據中心，云計算方案的實施還能夠使得金融交易平臺脫離存儲設備、網絡設備以及服務器等硬件設備，所有的技術問題都交給專業的、功能強大的云計算服務器提供商去實現。此外，云計算還解決了硬件以及軟件兼容的問題，金融交易平臺僅僅需要關心自身的業務。
金融交易平臺之所以選擇云計算進行一些方案的解決只要是因為云計算具有易用、可管、部署迅速等特性。傳統都是自己去購買軟硬件的模式，但云計算的模式相對比較靈活，同時也大大縮短了使用的成本，在很多方便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金融交易平臺運用云計算解決方案，在很大的程度上簡化了IT基礎設施的維護和使用。
我國與外國相比較，雖然起步的時間相同，在我國仍然處在起步階段的時候，國外云計算的應用早已經進入了初步階段，為什么會存在應用進程的差異呢?在國外傳統意義上的外包可以自然的向基于更加靈活方便的云計算外包過度，而在國內，大多數的企業不敢嘗試，對云計算的應用產生懷疑的態度，擔心自己的業務放到云端是否安全，會比放在自己的機房可靠嗎？會有很大的風險嗎？等等原因主要是由于缺少IT外包造成的。但隨著業務的擴大，管理上與國際化的接軌，金融交易平臺光靠傳統的方式有了很大的壓力和挑戰。面對科技的發展，科學的進步，國際化的統一，信息化建設和應用水平一直領先于其他產業的金融交易平臺面對迅速膨脹的市場需求，已經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金融交易平臺的IT系統已經跟不上國際化的發展。面對這樣的挑戰，國內金融交易平臺開始采取措施積極應對。首先，許多金融交易平臺采取并購、吸納一些海外的投資進行資本的運作，擴大自身的規模，大大增強自身的競爭能力；其次，國內的金融交易平臺也大大提升產品的創新力度，從服務水平到業務的網絡向國際先進金融交易平臺靠近。專家向金融交易平臺提議，在金融交易平臺系統中要合理的運用云計算，必須要全方面的考慮一些問題：首先要分析云計算可以給金融交易平臺節約多少成本，以數據的形式進行分析，多提出一些有難度的問題。
云計算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可以大大的降低國內金融交易平臺的IT基礎設施成本。在很多領域中，云計算很大程度上擴大了金融交易平臺服務市場，給金融交易平臺提供了很好的機會，可以改善金融交易平臺吸引、留住和服務客戶的方式。雖然云計算在金融交易平臺系統中有很大的應用，但有人則認為，如果金融交易平臺在沒有充分的了解相關風險并不知如何成功避開風險的情況下，還是不要輕易的飛入云端。
三、總結
分布式計算的思想是未來計算的主流技術，是解決復雜計算問題的關鍵技術，基于分布式核心技術的云計算技術，其發展過程是一個相對比較長的過程，但是卻已經確定了未來IT發展的主體方向。此外，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云計算，作為引領未來信息技術產業創新的關鍵戰略性技術和手段，將使人們的工作方式和商業模式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必將在金融領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金融行業發展注入新鮮的活力。
參考文獻：
[1]Michael Miller.云計算[M].機械工業出版社,2009
[2]張建文,汪鑫.云計算技術在銀行中的應用探討[J].華南金融電腦，2009
關鍵詞：反洗錢；數據挖掘；聚類分析；范例推理
反洗錢的主要工作是要從可疑金融交易信息中識別可能隱藏著洗錢犯罪交易的線索，從而在資金交易領域筑起洗錢犯罪的屏障。利用科學的信息技術手段已經成為各國金融機構打擊洗錢犯罪的重要手段。如何從海量的金融交易數據中有效識別可疑金融交易成為反洗錢工作能否順利開展的關鍵問題。數據挖掘作為一門新興的數據處理技術，能夠從海量數據中提取出有用知識，已經越來越受到人們廣泛的關注。本文分析了數據挖掘技術在可疑金融交易識別中的應用現狀，并探討了范例推理技術和聚類分析在反洗錢中的應用，為數據挖掘技術在可疑金融交易識別中的應用提供新的途徑。
一、數據挖掘在可疑金融交易識別中的應用現狀
所謂數據挖掘(Data Mining)，是指從大量的數據中發現并抽取隱含的、未知的、有潛在應用價值的知識過程。數據挖掘的目的是為決策者提供有效的決策支持。面對成千上萬的金融交易報告數據。如何利用數據挖掘技術識別可疑金融交易是反洗錢工作中的關鍵問題。目前，已經應用在可疑金融交易識別中的數據挖掘技術主要包括孤立點分析(Outlieranmysis)、序列模式挖掘(Sequential pattern mining)、鏈接分析技術(Link Analysis)、決策樹技術(Classifi-cation)等。
結合洗錢行為的異常特點，運用數據挖掘技術可以使用孤立點分析來檢測異常資金量的轉移；序列模式挖掘也是反洗錢技術中的一種選擇，它可以用于分析具體一段時間內具體個人的行為，并可能得出異常訪問模式的特征；鏈接分析可以從大量不同類型的目標中找出其關聯關系，其目標包括自然人、銀行賬號、企業、電匯和現金存款，找出它們的聯系并顯示出合法活動和非法活動的關系圖：決策樹技術也是一種比較好的選擇方案，它可根據先前規定的可疑交易數據的分類規則對各種報告數據進行分類，以樹狀的決策結構顯示出來。該技術得出的結果可為分析者提供一系列彼此相互分離的獨立路徑，從而為分析者提供一個推理框架，幫助其摸清整個洗錢活動的過程，并了解某一具體的洗錢操作在整個洗錢鏈條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總之，這些數據挖掘技術可以識別出一些重要的活動關系和模式，有助于調查人員進一步關注可疑金融交易并進行深入調查。
一些發達國家在利用數據挖掘進行反洗錢系統建設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成績，他們不僅建立了專門分析和收集情報的金融情報中心，同時還建立了功能強大的反洗錢系統。例如，美國金融犯罪執法網絡(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FinCEN)的-FAIS(FinC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系統利用數據挖掘的一些算法如聚類分析等技術，實現對可疑交易報告進行分析和評估。澳大利亞交易分析與報告中心(Australian Transaction Reports and Analysis Centre，AUSTRAC)開發的ScreenlT系統，通過運用數據挖掘中的多種技術實現可疑交易報告自動篩選。其他地區如歐盟、加拿大應用數據挖掘技術進行可疑金融交易識別也比較成熟。在我國，中國人民銀行于2004年4月成立了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建立支付交易監測系統，國家外匯管理局也于2005年開發了反洗錢信息輔助核查平臺。但總體而言，我國反洗錢系統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利用信息技術進行可疑金融交易識別的水平仍然較低，未能充分運用數據挖掘技術識別可疑金融交易信息。
二、數據挖掘前沿技術的可疑金融交易識別研究
洗錢犯罪日新月異，識別可疑金融交易信息的技術也必須不斷改進以適應變化。目前，反洗錢應用中的數據挖掘技術從孤立點分析、序列模式挖掘、鏈接分析、決策樹等傳統技術，逐步轉向數據挖掘中的一些新技術如聚類分析、基于范例推理等，在此分別探討聚類分析和基于范例推理在可疑金融交易識別中的應用情況。
1、聚類分析技術的可疑金融交易識別研究。
聚類分析(Clustering)通過將數據對象分成多個類或簇，實現在同一個類中的對象之間具有較高的相似度，而不同類中的對象之間差別較大。聚類分析在聚類過程中可以選取不同屬性和不同聚類方法，實現將具有相似交易行為的個人或者企業的賬戶聚為一類。針對個人和企業的金融交易數據，選取不同的數據屬性進行多角度分析，并從中識別出可疑交易數據，有助于調查人員作深入調查。此外，聚類分析可作為反洗錢系統中數據預處理的一種方法，用于發現表面上毫無關聯但實質上有關聯的若干主體。例如，通常通過聚類分析可以將屬于同一生產制造業且資金流量相似的企業聚為一類，但若其中一家公司被聚類到其他行業如服務行業中，則有可能認定該公司是一個“空殼公司”，為調查人員提供重要線索。一些發達國家已經應用聚類分析協助反洗錢的調查分析，如美國FinCEN的FAIS系統。
針對可疑金融交易識別問題，在選定聚類方法的同時，需要考慮金融交易數據的特點并選定聚類的屬性。在分析金融數據的特點時，可知對于洗錢者的銀行賬戶，洗錢資金必定要經過流入與流出兩個階段。因此，可從資金流入和流出兩個角度分別考慮，一定時期內同時具有大額、高頻率資金流入和流出賬戶的洗錢嫌疑較大，應作為重點懷疑對象。所以，對資金流入和流出的兩種情況下分別進行聚類分析，將資金流入或流出情況相似的聚集在一起，通過比較高頻率、高流入量的可疑賬戶與高頻率、高流出量的可疑賬戶作進一步分析，同時對可疑賬戶按照洗錢嫌疑的程度進行等級排序。
為了進一步說明聚類分析方法如何應用于可疑金融交易信息識別領域，可以分別從交易金額和交易頻率兩個角度對金融交易數據進行分析。例如，可以將個人賬戶看作為同等類型、同等規模的個體，對其進行數據分析時直接考慮一定時間內的交易金額和交易頻率即可。同時，考慮到一天之內每筆個人交易金額都相對較小，為了體現不同個人交易行為的差異性，可選取一定的時間段(例如一年)作為時間周期。
在應用該識別流程時，首先選取源數據分析其是否適合聚類分析。例如，選取身份證號作為聚類分析中每條交易數據的身份標識號碼(identification，ID)，年交易金額和年交易次數則作為聚類分析的屬性。在聚類分析時根據每條交易的屬性的相似程度進行聚類，當聚類結果顯示，在聚類過程中所選取的所有屬
性都能發揮較大的作用則說明聚類結果顯著；若聚類過程中某一屬性如年交易金額并沒有使用，則僅使用年交易次數作為實際聚類過程中的聚類屬性，或者聚類過程中沒有太多使用任一個屬性，在此情況下說明所選取的屬性都不合適，從而認為聚類效果不顯著。同時，聚類分析是一個循環反復的過程。若聚類結果不夠顯著，需要將異常數據從源數據中剔除，并將異常數據列入需要深入調查的可疑名單專門保存。然后對處理過的源數據進行再次聚類。此外，為了避免與上次聚類的結果重合，需要改變聚類方法，依次類推，直到聚類結果顯著為止。最后，將在聚類過程中的所有異常類數據進行匯總保存，所得數據即為可疑數據，從而以賬戶為主題確定出可疑名單。按照此應用流程分別對資金流入和流出兩種情況進行分析，所獲得的兩份可疑名單的交集作為重點可疑對象進行深入調查，而將其并集作為一般可疑對象。
2、范例推理技術的可疑金融交易識別研究。
范例推理是一種基于歷史經驗的推理方式，具有很強的自學習能力。范例推理可以設計成為反洗錢系統中用于識別可疑金融交易的關鍵部分，利用金融交易數據信息，識別出具有可疑特征的交易活動。典型的范例推理系統包括四個連續的過程：檢索(Retrieval)最相似的范例；重用(Reuse)能夠解決當前問題的舊范例；修改(Revise)所建議的解決方案；保存(Retain)有價值的新范例。在實際操作中，確定為可疑交易活動的新范例會被加入到范例庫中，而范例庫中冗余的范例會被刪除，或修改其解決方案作為新范例保存。針對一個交易活動的原始交易數據，用戶根據要求提取能夠準確表達問題特征的指標，并將其表示成范例，同時通過一定的索引規則從范例庫中檢索范例。若檢索到一個或者多個相似范例，則從中確定一個最相似的范例，對其進行范例調整。根據實際情況對具有可疑特征的交易確認其解決方案是否滿意，如果滿意就確定其為可疑交易，同時將其保存在范例庫中。否則，就需要對解決方案不斷調整直到滿意為止：若沒有檢索到相似范例，則重新分析該交易數據，結合反洗錢領域知識和經驗確定是否為可疑交易。如果是可疑交易的范例，就將其作為新范例保存在范例庫中，否則直接退出。因此，基于范例推理在反洗錢中的應用涉及的關鍵技術涉及到范例庫建立、范例檢索、范例調整和保存等問題。
在此對范例庫建立和范例調整、保存作重點說明。范例庫中存儲具有可疑特征的洗錢范例，包括可疑交易活動的具體問題描述，主要是提取能夠準確反映交易活動的特征，還有針對可疑金融交易活動的處理方案，如根據可疑交易的嚴重程度是否能表明其涉嫌洗錢犯罪等信息。如何準確表示可疑交易活動的范例，如何組織這些具有可疑特征的范例，如何建立范例庫的索引，是建立范例庫的關鍵問題。范例庫中，范例間的組織可以采取線性、層次和網狀的方式。若系統能夠檢索到最相似的范例，決策用戶就需要對其做調整，使解決的方案能夠符合當前可疑金融交易活動的情形。由于洗錢手段日新月異，最終提交用戶的交易數據一般與范例庫中的范例情形不一樣，如交易金額和交易類型不一樣，那么相應的解決方案也不一樣。在確定最相似的范例后，對其解決方案需要不斷的調整直至決定滿意為止，并保存在范例庫中。這里涉及對范例調整的機制問題，雖然通過計算機可以實現自動調整，但系統仍需要采用人機交互過程來完成，即結合相關專業人員的經驗完成調整過程。同時，所有確定為可疑金融交易的信息都需要保存，以備將來出現類似情況時加以應用。
三、結論
一、各國及地區金融市場稅收立法的基本趨勢
從現代金融市場逐步形成至今,各國對金融市場的稅收負擔進行了多次調整,但基本上遵循了稅負從輕且不斷調低的基本趨勢,賦予金融主體的稅收優惠措施名目繁多、形式各異。盡管曾有個別國家力圖適當提高金融交易的稅收負擔,如重新開征證券交易稅或取消優惠稅率,卻仍因隨之而來的金融市場效率的喪失而放棄。
(一)各國及地區金融稅法的基本趨勢:金融交易的稅負從輕
證券交易稅作為證券市場的主要稅種之一,在多數國家經歷了“先征后廢”的調整趨勢,如美國于1966年、德國和瑞典于1991年、意大利于1998年、日本和丹麥于1999年、新加坡于2001年均相繼廢除了證券交易稅。①根據美國國庫伯斯·里伯蘭德國際稅收網提供的95個國家和地區的稅收情況來看,對證券交易行為征稅的國家和地區只有27個。即便在開征證券交易稅的國家,其稅收負擔也較輕且呈現下降的趨勢。各國或地區無論是單方或雙方征收,其總稅負一般在0.1%~0.3%左右。除澳大利亞、中國香港外,各國僅對買方或賣方實行單邊征收。在中國大陸,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自2008年4月28日起由3‰下調至1‰,并于2008年9月19日實現單邊征收。
各國對金融資產收益的稅收課征通常不單獨設立稅種,而是并入公司或個人普通所得征稅,但多規定各種優惠的稅收待遇。在資本利得稅方面,希臘、奧地利、比利時②對資本利得給予免稅的待遇。在中國,對股票轉讓所得則免除個人所得稅。大多數國家對資本利得給予特殊的免稅待遇。如法國對短期資本利得并入企業所得按1/3征稅,長期利得可抵減以前損失后按普通所得征稅。西班牙、愛爾蘭等國則按不同資產項目和持有期長短規定了減稅幅度遞增的方法。此外,各國大多允許資本損失在資本利得范圍內充抵和結轉。美國、英國等為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也采取諸多措施加大資本市場的稅收優惠力度。在利息所得稅方面,雖然大多數國家對利息所得征稅,但各國一般均對利息所得實行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或實行低稅率,或規定一定的扣除項目。在中國,從1999年開始恢復對利息征收個人所得稅,但為應對金融危機,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稅稅率先由20%降至5%,并自2008年10月9日起對儲蓄存款利息及證券交易結算資金利息所得完全免稅③。
為應對此次破壞力巨大的金融危機,各國紛紛制定了名目繁多的經濟對策,其中,減稅作為重要的財政政策之一而備受推崇。從各國為救市而實施的減稅政策來看,針對金融市場的稅收減免依然為不少國家所采用,如日本、韓國、中國、羅馬尼亞、巴西等。在日本,個人從股票中獲得的資本利得和股息所得享受10%的優惠稅率的政策延長至2011年。羅馬尼亞2009年度對證券交易的資本利得免稅,個人的資本損失可以用同類型的資本利得沖銷,從2010年1月1日起,未沖銷的資本損失余額可以向后結轉1年。在匈牙利,35%的股息稅稅率被取消。在巴西,個人消費金融操作稅的稅率由3%降至1.5%。在韓國,資本利得稅的起征點從6億韓元提高到9億韓元。
(二)各國及地區金融稅法的立法意圖
稅收的課征對各國政府的機構運作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隨著金融自由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金融市場已經成為了一股指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1],促進本國金融市場的發展也成為各國、地區政府放棄或削減金融市場稅源的最重要的立法考量。如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個人轉讓股票所得繼續暫免征收個人所得稅的通知》(財稅[1998]61號)中強調,對個人轉讓上市公司股票取得的所得繼續暫免征收個人所得稅,其目的在于“配合企業改制,促進股票市場的穩健發展”。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股息紅利個人所得稅有關政策的通知》(財稅[2005]102號)則稱對個人投資者從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暫減按50%計入個人應納稅所得額,目的在于“促進資本市場發展”。我國臺灣地區停征證券交易所得稅,是“為增進公共利益,權衡經濟發展階段性需要與資本市場實際情況,而采取的合理的差別規定”。在本次金融危機中對金融市場采取減免稅措施的國家,其目的則主要在于以減輕稅負使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和交易量得以恢復。
從各國的情況來看,與其他產業不同的是,適用于金融市場的稅收規則被賦予了更多的宏觀調控職能,而其固有的收入職能卻被大大弱化了。在制定金融稅法規則時,對金融市場征稅能夠為國家獲取多大規模的財政收入并非最主要的考量因素;相反,如何以稅收利益為誘導,推動和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增強本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力,已成為最根本的制度考量。也正是基于宏觀調控的目標,金融市場成為稅收規則變動最為頻仍的領域,金融交易稅的開征、停征、減征或免征均視金融市場的發展情勢而定。而由于金融市場本身對稅收的潛在排斥性,對金融稅法的修正也主要集中于金融交易稅收的減免或停征。
金融資產發行和交易的成本主要由費用和稅收構成。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稅負高低將會增加或降低金融資產的交易成本。隨著交易成本的提高,投資收益將有所降低,由此影響參與金融交易的投資者數量以及投資者購入金融資產的數量和品種,甚至影響金融資產的資本總量,減少金融資產的交易總量,縮小金融市場的規模。有學者利用美國的經驗數據證明,如果資本利得稅的稅率從28%下降到0,那么,股票的資本成本可以從15.1%下降到12.7%。不僅如此,作為“無對價給付”的稅收,一旦對金融交易征收,也將造成部分資金流出金融市場,并不會直接流回金融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市場的存量資金。據估算,如在中國將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提高2個千分點,以目前每天約3 000億元的交易金額計算,每天上繳的交易印花稅將高達9億元,凈增加6億元。但每個月因此從證券市場上多流出的資金超過120億元,相當于每個月發行一個大盤股。因此,對金融市場征稅對其運行效率有著重要的影響,將直接影響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減少金融市場的交易規模。在“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本身創造流動性”的悖論下,各國對金融市場開征任何稅種或采用增稅的措施都極為慎重;相反,停征金融交易的相關稅收或賦予一定的稅收減免,以稅收成本的降低而減少金融交易成本,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卻成為各國金融稅法制定的基本選擇。
基于扶持和培育本國金融市場發展的考量,稅收也成為各國、地區增強自身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國、各地區的金融交易逐漸產生同質化,其交易條件、交易規則和交易的金融產品并不存在實質的差別,加上各國、地區紛紛放松對外匯的管制,資金的無國界流動使各國金融市場之間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在此情況下,交易費用的差異,包括對同一金融產品課征的稅收,將對資本的進出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可以說,隨著金融市場開放程度的逐漸提高,稅收將成為影響金融交易產品和市場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為維護并增強本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力,金融市場也成為各國稅收競爭的重要領域之一。如果一國金融交易的稅收負擔過重,將會迫使本國金融市場上的資金轉向稅負較低的相似或類似的金融市場。“除非在全球針對廣泛的金融工具征稅,否則后果只會是異地轉移和所使用工具的變化”[2],即使對本國金融市場的征稅確實能夠“擠出”一部分窖藏于金融市場的過剩資本,但由于全球金融市場之間的可替代性,從本國金融市場流出的資本并不會進入本國的實體經濟中,相反卻為相同或類似的其他金融市場所吸納,由此,對金融市場征稅,不但改善本國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發展的初衷無法滿足,反而會大大降低本國固有的資金量,對本國金融市場發展乃至國民經濟的發展并無任何實質性的益處。④也正因為如此,盡可能降低本國金融市場的稅收負擔成為各國的必然選擇,各國在金融領域的稅收競爭也因之愈演愈烈。在此競爭壓力下,各國、地區立法中的稅收優惠方式也日益繁多,優惠程度和范圍也日漸擴大。有些國家甚至放棄對創新金融產品制定相應的課稅規則,形成立法的空白,實際上也使其處于無稅的狀態。如1993年、2002年和2006年,美國政府多次向國會提交征收期貨及衍生品交易稅的計劃,但都引起了各大交易所的強烈反對,導致立法計劃未能獲得通過。
從經濟效率的角度而言,向金融市場提供程度不同的稅收優惠,對推動金融市場的整體運行無疑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但單純在金融產業中強化稅收的政策調控功能而弱化其本應固有的財政功能,并由此形成金融主體與其它市場主體的差別稅收待遇,這是否能以金融市場發展作為其合理正當化的理由仍有待進一步的探討。而在稅收立法中,經濟效率的追求是否應作為最根本的合法性判斷,同樣有待研究。
二、金融市場稅負從輕的正當性分析
稅負減免成為金融稅收立法的主要趨勢,但以“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為立法意圖,仍不足以成為其合法化的基礎。以金融市場的宏觀調控為核心的金融稅法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仍需在考察對金融市場稅收優惠的必要性、是否合乎比例原則及由此所形成的差別稅收待遇對納稅人權利的影響等之后才能予以確認。
(一)金融市場稅負從輕的比例原則審查
根據傳統稅法理論,以經濟調節為目的的稅收的正當合理性在于立法者對于納稅人的經濟行為基于公共利益有誘導促進或管制的必要,因此,有必要采用稅收減免或加重征收作為工具。[3]稅收政策形成對不同主體的差別性稅收待遇時,應當具有“合乎理性的、從事物本質所導出的理由或其他明白的理由”[4],否則即構成對稅收平等原則的違反。所以有必要對該稅收優惠的目的與手段之間、政策實行與實施效果之間是否合乎比例予以斟酌。
關鍵詞：金融生態；金融安全；強制性制度；木筒效應
文章編號：1003－4625（2006）06－0029－03中圖分類號：F832．1 文獻標識碼：A
WTO協議規定，2006年底中國金融領域將實現全面開放，屆時外資大量涌入將對我國金融安全形成強大的沖擊。現階段如何應對外部沖擊，確保金融安全，已成為各界普遍關注焦點。
一、金融生態：金融安全的屏障
（一）金融生態內涵
目前，理論界與實務界對金融生態的研究存在著三大誤區。誤區之一：將金融生態誤認為是金融生態環境。不論對金融生態如何定義，但既是金融生態，總是離不開金融交易主體這一主角生存與發展過程中的行為選擇問題，而金融生態環境指的是金融交易主體活動所依賴的內外部條件。誤區之二：將金融交易主體誤認為是金融機構。金融交易主體應該是指金融交易活動參與者。也就是金融產品交易的買賣雙方，絕非僅限金融機構。以最能體現金融原義的借貸活動為例，有“借”，才有“貸”。金融交易主體既有債權人的貸方，也須有債務人的借方。因此，金融交易主體既包括貸方――金融機構，也包括借方――企業與居民。誤區之三：將金融生態環境誤認為外部環境。論述金融生態環境之時，只是注重政治、經濟、文化等金融生態外部環境，特別是法律、中介服務、信用等問題，但卻往往忽略了金融生態的內部制度環境。而法律法規、中介服務、信用體系等基本上又都是針對貸款行為，充其量只考慮了間接金融生態外部環境或者說銀行生態外部環境問題，把直接金融生態外部環境和金融內部制度環境拋到一邊，而這些恰是我國金融生態環境面臨的突出問題。
綜上所述，筆者將金融生態界定為：金融交易主體與其生存和發展的內外環境（即金融生態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相互依賴以及相互影響而形成的一種動態平衡系統。根據金融生態的定義，其內涵概括起來可以提煉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像其他生態系統一樣，金融生態的發展也經歷了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和演進過程。從古老的鑄兌業、錢莊、民間借貸演變出銀行業，再發展到證券、信托、保險業等龐大的金融生態系統。二是像其他生態系統一樣，金融生態平衡也是通過自我調節機制來實現的。當生態系統的某個要素出現功能異常時，其產生的影響就會被系統發出的調節物所抵消。例如，某一時期正規金融弱化，金融生態為了滿足自身需要就會發展非正規金融來彌補市場缺陷，從而使金融生態重新回歸動態平衡體系。三是像其他生態系統一樣，金融生態的自調節能力也是有限度的。外部的影響超出生態系統所承受的極限就會破壞金融生態的平衡。比如金融過度放開以及超極限發展等都會導致金融生態失衡，嚴重的金融生態失衡則會危機到金融安全，最終有可能引發經濟危機。
（二）金融安全背景
金融安全是指一國能夠抵御國內外沖擊，確保本國金融體系、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的正常運行。在經濟全球化日益加劇的背景下，世界各國的資金流動越來越頻繁，所以在開放條件下的金融安全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我國已進入后WTO期，標志著金融業全面融入世界經濟同時，也加大了金融安全的風險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加大了對我國金融轉軌體制的沖擊和運行風險。中國的金融體制正處于轉軌時期，轉軌體制的非均衡性特征決定了我國金融資產規模與結構的非對稱性，金融市場發展與市場監管機制建設的非對稱性，我國金融對外開放與內部體制轉變的非均衡性。這些無疑會導致我國金融體制非對稱性的內部風險外部化，而且這種風險的不可控制性具有“羊群效應”。
二是加大了我國金融生態的脆弱性。第一，加大了銀行體系的風險。金融全面開放后，國際資本特別是短期國際資本大量流入我國銀行、證券與保險等行業，在目前金融監管機制不健全的前提下，銀行業突然面對大量“熱錢”流入會出現過度貸款傾向，從而將加劇國內金融資產泡沫，一旦游資發生大幅回流，就會出現價格暴跌，最終加大了銀行體系的風險。第二，削弱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金融全面開放后，外資銀行將可以吸收中資企業和居民的存款，其人民幣資金來源大大增加。同時，外資銀行還可從境外向境內輸入大量外幣，這一方面會給國際貨幣市場的參與者提供了更多的逃避我國貨幣政策控制的機會和渠道，增加了貨幣和資本的國際流動，使監管當局難以判斷貨幣供應量的實際大小。另一方面也會對我國的貨幣市場、匯市和股市造成巨大壓力，從而會削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實施效果。第三，加劇了金融市場的波動性。由于目前我國的金融市場規模狹小、流動性比較低，在國際資本大量流入和外國投資者廣泛參與的情況下，金融市場的波動性會明顯增加，進而增加了金融風險的隱患。
三是加大了金融安全問題跨國傳遞的可能性。金融是一國經濟的核心，金融危機的發生輕者會使一國的貨幣和金融體系遭受重大打擊，重者使貨幣金融體系崩潰。在金融全球化條件下，一旦一國金融全面對外開放，則金融危機更容易出現、深化、發展和傳遞。金融全面對外開放不但增加了我國金融安全的脆弱性，而且還有可能危及到其他國家的經濟安全。
（三）金融生態與金融安全之間的良性互動
金融生態失衡直接破壞金融安全的穩健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輕度金融生態失衡尚不足以威脅金融業的整體發展，嚴重生態失衡則會危及到整個金融的安全，也極有可能引發經濟危機。正確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對金融和經濟的健康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金融生態失衡：金融安全的隱患
金融生態失衡是指金融交易主體及其內外部環境共同組成的動態系統失去平衡。由于中國是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發展中國家，目前還存在制度缺陷、體制和體系的脆弱性，這使得我國金融生態基礎不穩，金融生態失衡現象已經成為危及金融安全的風險隱患，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金融市場結構失衡。從我國金融市場結構來看，目前還存在“三主導型”非均衡特征，即銀行主導型、政府信用主導型和長期主導型。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含義：1．我國金融市場的融資結構是以銀行信貸為主導的間接融資，間接融資比重高達85％以上且在逐年上升。2．我國的債券市場明顯存在政府信用主導特征。政府債券以及準政府債券發展較快、比重過高，政府支配了過多的資源，而企業債券市場發展明顯滯后。3．從融資期限結構來看，我國金融市場融資結構呈現“長期主導型”非均衡現象。2000－2005年數據顯示：我國金融市場融資期限結構逐年呈現長期化趨勢，長期融資所占比重在不斷快速上升，而發達國家金融市場主要以短期融資為主導。
（二）金融交易主體結構失衡。一是銀行業結構失衡，主要表現在銀行業集中度過高。評價銀行業集中度可以通過銀行業資產占金融資產的比重和M2/GDP的比值兩個指標加以考慮。一方面，近十年的統計數據表明：目前我國銀行資產是金融資產的主體，占全社會金融資產總量的80％以上，而中國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支配的金融資產達到金融資產總量的60％左右。由此可見，一旦國有商業銀行出現問題，將會觸動整個國家金融安全的神經。另一方面，衡量銀行集中度的另外一個常用指標是M2/GDP。2005年底我國的M2/GDP比率為1．64（注：GDP調整后該比值大幅下降），已經位居世界第一。這一指標的持續上升表明我國的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信貸推動特征，而且信貸資產的運用效率趨于下降。二是證券業結構非均衡。我國證券市場自誕生以來就負有為國有企業解困的使命，這種狀況不僅造成證券市場發展目標的多元化和發展方向不清，而且也產生了市場結構畸形。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非流通股比重過高。我國上市公司的國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該部分占到總股本的70％左右，少量且分散的個人流通股在二級市場的交易不能對上市公司的經營管理產生壓力，無法發揮投資者的監管機制。二是同股不同價。代表相同權利的股票實行不同的認購價格，社會公眾股東的利益被嚴重侵犯。三是缺乏機構投資者。我國股市投資者以散戶為主，并以做短線居多，市場投機成分濃厚。股價起伏較大，風險也相對較大。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國的證券市場會聯結為一個統一體，任何一國證券市場的波動，都會迅速地波及其他國家，而對于發展中國家的證券市場，特別是像我國這種具有先天性缺陷的股市而言，這些波動會產生巨大的“蝴蝶效應”，引發股市危機。三是保險業結構非均衡。目前我國保險業仍處于起步階段，還依然存在許多結構失衡問題，主要有：第一，保險交易主體偏少，市場集中度偏高。第二，險種結構單一，業務結構發展不平衡。第三，保險業資產負債失配現象嚴重，存在較大的再投資風險。四是企業及居民結構非均衡。一方面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雖然取得一定進展，但一些國有企業改制不夠規范，既損害了投資人和職工的利益，又給國企改革造成負面影響。同時，我國的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不合理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目前國有資本仍然分布在眾多的行業和領域，戰略性調整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另一方面，我國的居民收入差距逐步加大，導致社會矛盾加劇。收入差距加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城鄉居民收入加大。城鎮居民：年增速8％－9％；鄉村居民：年增速4％－5％。二是職業收入差距加大：企業的經營職位和一般職位間的收入差距普遍在20倍以上。三是財富分布加大：財富多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財富的45％；財富少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財富的1．4％。
（三）金融生態內部制度環境失衡。一是產權結構單一。目前我國的金融交易主體如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獨資企業的資本金大都是由國家財政全額撥付，國家擁有全部產權。但是，國家是一個抽象的非人格化的概念，需要由政府部門代為行使所有者職能，出現了產權虛置的狀態。從公司治理的角度看產權虛置直接導致了金融交易主體治理結構的有效性低下，過度的行政干預導致內部人控制盛行等弊病。二是內部治理機構缺失。在單一的產權結構下，金融交易主體股份制改造的結果是國有股“一股獨大”，使得按照所有權、經營權和監督權三權分立的原則建立起來的股東會、董事會和監事會形同虛設，造成了外部人內部化，加劇了“內部人控制”的問題。三是內部制衡機制缺失。由于目前我國的金融交易主體缺乏人格化的產權主體，對于經理層的選擇基本上采用行政化的干部考核制度，真正的委托－機制難以建立，在缺乏有效監督的情況下，經理層很容易產生道德風險。四是激勵機制和約束措施缺失。目前，我國的金融交易主體特別是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的收入由國家財政部門決定，與經營業績嚴重脫鉤，責任和激勵不對稱，擁有剩余控制權的經理層基本上沒有剩余索取權，經理層掌握的剩余控制權就成為“廉價投票權”，在層層委托分級的現狀下，難以形成對各級管理者的有效約束。
（四）金融生態外部環境失衡。金融生態的外部環境主要包括法律環境、信用環境和體制環境等方面。首先，從法律環境來看，關鍵問題是缺乏有關金融交易主體的破產法規。如金融企業和居民一樣，在經營失敗時，面臨破產、清算、兼并、重組等問題。由于缺乏這方面的法規，實踐中對經營失敗的金融交易主體遲遲不能有效地處置，造成金融風險不斷增加，金融生態日趨惡化。其次，信用環境建設嚴重滯后，是造成我國金融供給不足，金融交易主體尤其是中小企業貸款難，銀行業不良資產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再次，體制環境問題。由于我國是一個行政主導型的國家，體制環境是直接影響我國金融生態的重要外部因素。因為我國的司法與行政不是分離的，司法還要受行政領導。
三、優化金融生態：維護金融安全另一個視角
當前，我國怎樣才能加快金融生態優化、提高金融業抵御內外環境的沖擊能力、確保金融安全呢？經濟學中的“木桶效應”告訴我們：要想提高木桶的整體效應必須下工夫依次補齊木桶上最短的那塊木板。筆者認為，必須通過“削長邊補短邊”方式，不斷優化金融生態來確保我國的金融安全。為此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是加快金融市場的結構優化。要解決金融市場的結構失衡問題，必須推動以銀行為主導的融資體系逐步向以市場為主導的融資體系轉變。（1）加快直接融資的發展，適當分流銀行儲蓄，避免銀行過度承擔社會資金配置任務而加劇系統性風險。（2）改變單一的儲蓄結構，大力發展貨幣市場基金、債券基金、保險基金等儲蓄替代性產品。（3）改變單一的資產結構，大力推進信貸資產證券化。（4）改變單一的融資結構，大力發展企業債市場和場外資本市場，為廣大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拓展直接融資渠道。（5）打破市場封鎖，促進金融資源在各市場之間的合理有序流動。
二是加快金融交易主體完善步伐。要解決金融交易主體失衡問題必須從對金融交易參與主體的培養與改造入手。一是要加強市場開放程度，豐富市場參與主體的數量與類型，促進參與主體行為的市場化與需求的多元化，防止行為趨同導致市場缺乏活力或波動太大。二是要大力培育金融市場的參與者與主力軍――機構投資者群體，培養其風險意識和信用意識，增強其風險分析與管理能力。三是要擴大金融交易主體的外延，采取措施使個人投資者進入金融市場的渠道更為通暢，為企業年金、社保基金、住房公積金等集合性資金的投資運作創造條件。四是要大力支持和發展中小金融機構，穩步推進民營金融機構的發展，規范和完善民間信用。
三是加快金融生態內部制度環境的安排。一要加快金融交易主體的股份制改造。積極引進外部戰略投資者，將國有單一產權的金融交易主體轉變成自主承擔風險的具有生機和活力的市場參與主體。二要進一步規范金融交易主體的公司治理結構，建立起有效的績效激勵、風險控制和資本約束機制，推動符合條件的國有金融交易主體在境內外資本市場上市，強化出資人對國有金融交易主體管理層的約束，促進國有金融交易主體健全經營機制。三要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體制，加強金融監管協調，提高金融監管效率。
四是加快金融生態外部環境的培育。首先要抓緊修訂和完善以《破產法》、《擔保法》、《公司法》、《證券法》等為代表的一系列基本法律法規，以保護投資人、貸款人等金融市場參與主體的合法權益。其次要建立完善統一的金融市場規章制度，包括會計、審計、稅收以及信息披露制度等，保證市場公正性，提高市場透明度。再次要建立和完善信用評級機制，引導與培育信用評級機構，加強市場參與主體信用記錄和數據的積累和管理等。此外還應該加強信用宣傳，增強市場參與主體的信用意識，培養市場信用文化。最后，要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把政府職能轉變的重點放在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建設上，使依法治國方略真正落到實處。
參考文獻：
[1]曹湊貴．生態學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曾建中．從金融生態失衡角度透視民間借貸的再度活躍[J]．海南金融，2005，（2）．
[3]曾建中．論中國金融市場結構變遷中的路徑選擇[J]．財經科學，2005，（6）．
[4]徐諾金．論我國的金融生態問題[J]．金融研究，2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