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20 14:4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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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一樣普遍，并為中國的自主創新經濟帶來新的資本推力。
在以加工制造業為主導的經濟模式下，中國的人口眾多無疑是一個劣勢，盡管提供了廉價勞動力吸引外資，但創造的財富一旦被巨量人口平均，就顯得微不足道了‘但是，在創造文化或智力產品的過程中，人腦是惟一的消耗資源，如果安排得當，人口的數量就會成為優勢。
當前，政府提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主張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正避免了中國物質資源短缺的短板，要少消費原子(物質單位)，多消費比特(信息單位)，文化創意產業不需大量進口能源和原材料，能讓中國擺脫可能的國際脅迫，并可以提供大量就業崗位，產品創造過程也沒有污染，堪稱綠色GDP。目前，發達國家已紛紛開始重視知識產權戰略。日本2002年7月即公布了《知識產權戰略大綱》，明確宣布今后的任務是實現知識產權立國的戰略目標。
問題是，政府目標從來不能自動變成生產力，如果要發展某個產業，必然涉及投資和市場、投入和產出等經濟邏輯，否則，文化產業部門就會變成政府投資的文化事業單位。近年來應用范圍越來越廣泛的知識產權證券化，正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從資本上提供了有益的助力。
重視知識產權成就世界上最“聰明”的公司
在傳統的工業經濟為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中，有形的動產和不動產一直占據主導地位，而知識產權，包括發明專利權、實用新型專利權、外觀設計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以及品牌和技術訣竅在內的廣義的無形資產，通常很少作為企業的戰略性資產。但是，在知識經濟時代，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企業資產價值中無形資產的比重近20年快速增長，大約從20％上升到90％左右，有形資產的地位已經完全被無形資產所取代，企業大量的經營成果也往往不再是物質形態的東西，而是體現為包含知識產權的服務和軟件。
埃森哲公司的調查表明，絕大多數的首席執行官已經將系統地管理無形資產作為自己前三大任務之一。紐約大學商學院的研究也表明，美國經濟正在從物理資本為主的行業轉向無形資產為主的行業，比如制藥和軟件等，美國公司的主要價值創造將來自無形資產。在無形資產方面，美國每年的投資高達1萬億美元，已經超過了對工廠和設備的投資。從全世界范圍看，可以說，90％的企業凈值多多少少都跟無形資本和知識產權有關系。此外，企業管理技術的進步，也使得研發部門和業務部門能夠更加協調各自的工作，而不是各說各話，套一個新名詞，就是“創新管理”(1nnovmionManagement)。也就是說，企業開始強調任何的研發投資都能形成相應的、可轉化為貨幣的知識產權。
事實上，那些大型工業公司早已意識到知識產權資本的重要性。比如，IBM公司從1990年開始將專利收入作為一項主要的收入來源，現在其專利收入已從1990年的3000萬美元增長到超過20億美元，相當于公司1／9的營業收入；荷蘭菲利浦電子公司擁有知識產權的成果數量每年增長35％，從中獲取的收入每年增長45％；英國電信這樣的國有電信公司每年挖掘知識產權和數據庫帶來的額外收入近2000萬美元。在《財富》雜志2002年關于知識產權資本的“世界上最‘聰明’的公司”排行榜中，上榜者也都是赫赫有名的跨國工業公司，它們擁有的智力產權相當龐大(表1)。與中國企業的研發投入不足相比，許多美國企業還存在著“過度研發”，即大量知識資產沒有被充分利用的問題。
知識經濟推動金融創新
不同的時代潮流，推動了西方發達國家相應的金融創新活動，如1960年，信用卡的使用開啟了信用卡應收賬款的證券化；1981年，按揭貸款催生了房屋貸款證券化；1992年，陶氏化學公司以知識產權為支撐獲得貸款，開創了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先河；文化產品的證券化，則始于1997年1月，美國搖滾歌星大衛?鮑伊(DavidBowie)通過在美國金融市場出售其音樂作品的版權債券，獲得了5500萬美元。這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起典型的知識產權證券化案例。此前，針對知識產權的交易類型主要包括出售、頒發許可證、合資、戰略聯盟、拆分、捐贈(免稅)等。
目前在美國，知識產權證券化在資產證券化市場中所占的比重雖然還不是很大，但增長速度相當快，基于版權的證券化業務數額已從1992年的4．17億美元增長到2000年的25億美元，提升了6倍(圖1)。應該說，資本市場對智力資本的價值相對低估，主要是因為缺乏相關的信息。而今，越來越多的證券化專家感到，正在發展的評估手段能夠提供關于知識文化產品的更可靠的價值信息，因此，文化產品的證券化，將和基于房屋貸款、信用卡應收賬款等其他資產證券化業務一樣越來越普遍。
不同行業知識產權的證券化
在成熟市場，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對象資產已經非常廣泛，從電子游戲、音樂、電影、休閑娛樂、演藝、主題公園等與文化產業關聯的知識產權，到時裝的品牌、最新醫藥產品的專利、半導體芯片，甚至專利訴訟的勝訴金，幾乎都已成為證券化的對象(表2)。由于擁有知識產權的類型不同，各行業的知識產權證券化也有不同的特點。音樂資產
音樂產權的證券化對象比較多樣，但多數以版權為支持資產，也有一些以錄音母版為支持資產。音樂資產的證券化一般以已經存在的資產為基礎，也就是在唱片制作出來之后進行證券化。音樂版權所有者包括歌曲創作者、表演者、唱片公司或唱片發行商，資產種類包括出版權、版權、聲音唱片權、制作者版權、藝術家版權、所有者和其他支付的版權。以過去的經驗而言，多數音樂資產證券化業務是針對獨立的歌曲作者和藝術家的，如美國靈歌教父馬文?蓋伊、有“靈魂音樂之父”稱謂的詹姆斯?布朗、20世紀70年代最成功的R&B／Funk樂團艾斯禮兄弟合唱團等作品產權的證券化，但也有把整個唱片公司的全部現存歌曲目錄都證券化的，如美國最大的獨立唱片制造商之一TVT唱片的案例(表3)。
1997年，大衛?鮑伊的音樂產權證券化案例，充分展示了知識產權能為其所有者提供融資的潛力。首先，像大衛?鮑伊這樣的歌星一般不具備信用評級，因此，他通過資本市場籌資的渠道十分有限，證券化則創造了一個能取得信用評級的結構，從而讓投資者提供資金。其次，大衛?鮑伊及其家人能保有知識產權的最終所有權，這也許是重要的。由于債券年期為15年，并將于到期日自動清算，因此，大衛?鮑伊在其有生之年重新取回作品所有權而不附帶任何責任的可能性很高。
專利和商標
全球范圍內的特許權和商標價值巨大，但相對來說，與專利和商標相關的證券化業務比較少。原因首先在于，這類知識產權的證券化類似音樂業務，必須以存在資產為基礎，但是，它們的價值判定和音樂不同，音樂資產形成現金流的過程相對簡單透明，而專利和商標形成現金流則需要轉化成復雜的產品，并與其他知識產權“合成”才能發揮作用，因此很難進行定量分析。從法律上說，專利和商標法定的保護期限為14―20年，盡管可能延長，但到期時專利技術可能已不具領先性，而契約性的商標保護則經常會根據政府的資產價值期限的條款而改變。
從專利持有者來說，最適合進行證券化的是藥品公司、大學和學院、高新技術公司。從商標持有者來說，最適合進行證券化的是主要的體育俱樂部和大學、服裝設計者和消費品生產商、主流的娛樂公司。其中典型的案例如1993年美國時尚服裝公司CalvinKlein用其香水品牌發行5800萬美元的債券；2003年，洛杉磯的服裝生產商Guess也把其14個產品(包括手表、鞋、手袋、服飾和眼鏡等)的品牌特許使用權證券化，獲得7500萬美元，大大減輕了債務負擔。在Guess的案例中，由于14個品牌被證券化的使用年限為3-10年不等，現金流相當不規則。這些品牌的使用者需要支付不等比例的銷售收入進入資金池。這樣復雜的交易安排為現金流的穩定性帶來了疑問。但是，負責證券化的投資銀行摩根大通采取了多種方法保證債券的發行――它們強調Guess公司21年的歷史，指出該公司尚有其他的品牌可以支持本身的生存，并進行了超額抵押，建立了利息儲備機制，即意外多收到的現金流被存儲在一個儲備現金池中，在收入比預期低的時間再釋放出來。摩根大通還指定了一個后備的品牌管理公司，如果Guess品牌的特許權使用者放棄此品牌，品牌管理公司負責去找新的品牌特許權使用或租用者等。
電影發行收入
電影行業是知識產權證券化最大的市場。1996-2000年，這一行業完成了近79億美元的證券化業務(圖2)，相關業務主要來自電影制作領域，尤其是幾家主要的片廠，如福克斯、派拉蒙、索尼、夢工廠、華納兄弟、環球等(表4)。這一領域之所以交易多、金額大，是因為可以進行多種混合資產支持的交易，并且有大公司的信用支持。而且，與音樂資產證券化不同，電影行業的證券化常常以未來資產為基礎，即以尚未拍好的片子的未來發行收入為基礎發行債券，如福克斯兩次以《千禧年》的收入為基礎進行證券化。當然，也有一些以已經存在的“影片庫”為基礎的證券化項目，如派拉蒙、意大利影視集團CecchiGofi、夢工廠的證券化案例。
服裝業
不少知名的服裝廠商都使用了知識產權證券化進行融資。2002年8月，UCC資本公司為美國著名女性服飾公司Candie’s發行了2000萬美元的債券，期限為7年，固定利率為7．93％，Candie's用這些資金來償還債務和擴展。2003年8月，UCC資本公司又為運動鞋連鎖商場TheAthlete’sFoot完成了一筆特許權收入的證券化項目。用于證券化的收入來自第三方――那些使用特許經營權的商店，它們支付一次性費用和銷售額的百分比以取得特許權，其中美國國內的連鎖經營者一次性支付35000美元和5％的銷售額。債券出售額大約為3000-5000萬美元，60％的收入來自美國市場，40％來自美國以外。
知識產權證券化的估值與風險
在整體框架上，知識產權證券化與傳統的資產證券化基本類似，就是先設定一個“收入池”，即一組能夠產生未來現金流的資產組合，再以這些現金流為支持發行證券。資產所有者獲得折現現金流并轉移資產，投資者獲得了這些資產在未來的一系列現金流(圖3)。證券化也意味著，資產擁有者必須將特定資產轉移到為特殊目的而設立的投資實體SPV中。
證券化融資是以特定資產為支撐的，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對象資產則是各種知識產權。因此，對知識產權進行估值，是決定知識產權能否證券化的重要一步。
以知識產權為背景的債券出售價格就是打折的未來收入，這些背景被精確地計算和考慮，因為每一個費用數字都可能影響到知識產權的收入來源。在各種知識產權轉化為現金的業務過程中，有各種估值方法，它們大體可以歸結為三類：
1、市場法，估值根據市場上類似業務的價格確定。有很多地方可以尋找此類數據，包括關于收購的訴訟文件和出版物。但這種方法的局限在于，現在沒有一個關于知識產權估值的動態市場，因此沒有足夠的業務可以參照。
2、成本法，估值由替代物的成本或者知識產權的保護所決定。但正如GaryHoffman，Dickstein法律公司的合伙人所指出的，除非專利范圍十分狹窄，否則專利將肯定會被復制，從而令估值產生不確定性。
3、收入法，根據一些影響收入的風險因素對預期收入進行打折后決定。這種方法提供了凈現值。
在知識產權的估值中，一些特別的風險因素還包括：時尚和大眾選擇的轉變，這在音樂和電影產權方面表現更為明顯；不可預見的技術發展，如在藥物產權方面，一些新產品的進入可能使老產品的產權作廢；通過訴訟，一些產權會被告知無效的可能；資產擁有人行為不確定性的風險，如藝術家或作者的某些行為將減少版權的來源。
知識產權估值法一直在發展，也令知識產權證券化存在相當的不確定性，一些關于方法論可以降低優良、潛在知識產權證券化項目信用的爭論一直存在。例如，某些知識產權的價值可能被一些如訣竅或者保密信息之類的非注冊因素影響，再如，普遍存在的違反版權行為(主要是音樂盜版)可能嚴重地損害某項知識產權的收入來源。
盡管受到價值評估難等因素的挑戰，知識產權證券化為智力資產擁有者帶來的眾多好處，仍令其吸引力日增：一家公司把它的知識產權證券化，可以在當期從未來的收入中提前獲得一大筆收入，證券化可以提供資產與價值比率為75％的折現值，并為期望回報在22-30％的夾層融資提供者提供一個很好的投資選擇；知識產權擁有者可以通過證券化立刻獲得資金，而且，因為債券化而帶來的價值的增長是免稅的；證券化為項目的投資期限內建立了固定的利率基準，也就是說，在一段很長時間內鎖定了借款成本；證券化是對發明人無追索權的，同時債券的出售為未來版權價值的實現提供了保險：知識產權所有者仍然保留所有權，知識產權證券化可以被看成是資產的出售者持有未來版權來源的股權因素，購買者分享債券部分；因為資產的質量、信用的增加和使資產遠離破產可能性，證券化的信用度可能高于創作者的信用度。
對于投資者，知識產權證券化不僅提供了一種新的資產投資類型，同時，由于可以僅僅投資在知識產權這一小部分，而不是整個公司(例如用合資方法)，也減小了投資的風險。此外，由此產生的債權也擁有優惠的利率。
隨著貴州旅游業的深入開展，貴州屯堡文化旅游地產的投融資博弈與金融風險管理勢在必行。
（一）貴州省開發屯堡文化旅游地產投融資博弈進行金融創新的必要性
貴州省對屯堡文化旅游區的開發，涉及到貴州省西南安順地區一個方圓200多里的大明王朝古代漢族群體，被譽為“明代軍屯文化活體博物館”的――貴州省屯堡文化旅游區。貴州省在明朝建省前后，朱元璋把當時京城南京和安徽省鳳陽地區一帶軍民調往現在的貴州安順地區開辟了200里的軍屯、民屯和商屯，至今保存尚好的屯堡村寨有天龍屯堡、九溪和云峰八寨等十幾個，從金融角度分析具有旅游資源形態。對貴州省開發屯堡文化旅游地產投融資博弈進行金融創新，有助于我省的新農村建設和我國大西南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有助于我省農村金融風險管理及農村金融風險控制，意義非常重大。
（二）貴州省開發屯堡文化旅游地產投融資博弈創新的可能性
貴州屯堡文化旅游服務業是國內頂級、國內唯一性和國際一流的旅游資源。貴州屯堡文化游目前暫時是短線旅游商品，可以采用黃果樹瀑布游加長到達屯堡文化旅游帶的營銷模式，迅速形成短線快速啟動，貴州屯堡文化旅游區未來可以進行短線旅游產品和黃果樹瀑布游等長線產品旅游運作相互結合的旅游支撐結構，這對貴州省的產業轉型和旅游事業的大發展，意義重大，實在是可喜可賀。因為貴州西線旅游市場發展較早，貴州屯堡旅游的游客量有一定保障，僅2010年第一季度黃果樹的游客量就有15萬多人次，黃果樹瀑布2010年將有約0.6億元到1億元人民幣的門票收入。考慮到產品的互補性，貴州屯堡旅游區的市場具有非常有利的條件。但是，貴州屯堡文化資源，特別是高品位一流屯堡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具有很高的難度，需要進行文化內涵的深度挖掘，升華提煉項目開發理念，通過產品策劃、游憩方式設計來打造市場核心吸引力。只有開展金融服務業創新，將游憩方式、游線結構、收入模式、營銷方案、政府政策與管理、企業運作商業模式等相互銜接配合，落實到實際的屯堡文化旅游地產建設融資博弈與經營信貸博弈之中，才能達到順利開發的目標。這是一個系統工程，前期工作，要求高水準的專家團隊、旅游運營經驗及建筑景觀藝術設計高手的通力協助。貴州屯堡文化旅游資源是極具吸引力的高品質旅游吸引物，因此，具備成為國際一流的旅游目的地的可能性和條件，貴州屯堡文化旅游大有可為，值得金融機構大力扶植和大力開發。
二、貴州屯堡文化旅游地產的投融資博弈與金融風險管理的政策選擇
為了促進中國西部大開發在西南民族地區的腹地貴州省屯堡文化旅游地產建設中加強投融資博弈的因子，促進貴州省金融效率的提升，建議試行如下的金融服務政策和金融風險管理措施。
（一）建議設立貴州省屯堡文化旅游地產風險基金（Venture Capital）
貴州省屯堡文化旅游產業風險基金的資金來源，可以申請文物保護單位資助的資金，例如，申請鄉村旅游的資金，申請旅游小城鎮的建設資金，申請旅游國債等等。貴州省和安順市應運用好貴州省屯堡文化旅游地產風險基金的示范帶動功能，加強對旅游地產投資的宏觀調控，遵循科學規劃，合理發展，循序漸進的原則，吸引多種民間資金投入，建設好貴州屯堡文化旅游區。
（二）貴州省旅游業金融服務業集中投入貴州三大旅游品牌的建設
貴州省近年來旅游地產主要突出了三大品牌：第一品牌是夏季貴陽避暑，廣告用語是爽爽的貴陽。第二品牌是冬季貴州的溫泉旅游。第三大品牌更加突出了貴州獨一性的特色：貴州是中國唯一保存完好的明代屯堡之都。貴州省要加大對三大旅游品牌的地產開發，利用金融制度的完善及管理，嚴格控制貴州三大旅游品牌外的大項目的旅游地產投資。
（三）銀行對貴州屯堡文化旅游投融資要與綠色碳基金掛鉤
貴州屯堡文化旅游業是綠色產業，銀行對屯堡文化旅游地產的信貸符合低碳金融的要求。銀行等金融主體對旅游地產投資和融資應循序漸進，合理投放，貸前審慎，貸后監控，強化綠化面積和造林固碳的要求，確保旅游貸款的安全和質量，銀行對貴州屯堡文化旅游投融資要與綠色碳基金掛鉤，增加碳信用，利用國際國內碳交易市場套利避險。
（四）加強銀行等金融機構與貴州各鄉鎮基層政府的金融等信息溝通
貴州屯堡文化旅游地產金融博弈的風險管理需要加強與地方鄉鎮政府的聯系與溝通，保證銀行信貸資金的安全。加強貴州屯堡文化旅游市場分析，指導投資決策。為了保證投資安全，保證貸款資金的如期收回，金融機構應注重加強市場分析，用以指導投資人的決策，防范金融風險。一是各級銀行要切實落實貸款抵押擔保手續，并密切關注借款人和擔保人的經營狀況，貸款一旦出現風險，應及時采取相應措施保證資金回收。二是嚴格執行項目資本金制度，對在建旅游工程不得隨意追加投資。最后，對已經形成的不良貸款項目，銀行要認真分析貴州旅游業不良貸款的形成原因，加強與政府有關職能部門的溝通，取得政府部門積極協助銀行等金融主體對屯堡文化旅游貸款項目的管理。在內控上，要制訂具體的回收、盤活或處置方案，適時跟蹤，注意監控，逐步壓縮不良貸款存量。
（五） 開展貴州屯堡文化旅游地產的資產證券化
加快貴州屯堡文化旅游地產的資產證券化的進程，提高銀行與其他投融資主體的資產的流動性，這是貴州省屯堡文化旅游地產投融資博弈與金融風險管理的題中應有之義。若能在近期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旅游房地產資產證券化業務，將使銀行等投融資的金融主體多年來沉淀在貴州旅游業的龐大資金得以盤活，從而緩解投資風險和融資風險，并促進貴州旅游資產的良性發展。打造高品位一流的“貴州屯堡文化旅游區”，需要金融業制度創新，確保銀行等金融主體的金融利潤和金融增值的實現。成功地把貴州屯堡文化旅游地產的金融博弈和金融風險管理打造成貴州金融服務博弈的典型案例和金融博弈的經典傳奇。
一、我國新時期的林業發展現狀概述
1、近幾年我國林業發展的總體態勢
近幾年我國針對林業發展的各個有關方面和組成部分，進行了探討，并最終以法規的形式頒布了林業產業的具體行業發展規則和辦法。這對于我國目前的林業發展具有里程碑一樣的意義，在這個文件的指導下，我國的很多地區的林業發展都開始進行調整和改革，在這個改革熱潮中，福建、江西、遼寧、浙江、云南5省的改革成果最為顯著，其荒山荒地造林面積僅僅一年時間就較去年同期達到了近三分之一的增長，超額完成計劃，扣除了物價增長等其他客觀因素，其漲幅也是進二十年中最高的，所以，改革的成果是非常顯著的。
2、新時期林業發展與生態、經濟的關系林業產業的發展和其他產業的發展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它與森林資源和生態環境密切相關，產業發展的每一個動作和動向都會對森林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影響。在新時期，隨著經濟發展給環境帶來的破壞問題越來越嚴峻，人們日益密切的關注林業發展與生態、經濟三者的關系，也越來越渴望在林業發展過程中，可以探求到可以使生態、經濟平衡發展的方式。而如何有效的解決三者之間的問題，也是我們一直在發展中尋求的平衡和和諧。我們既不能僅僅著眼于經濟利益，就大肆的破壞生態環境，這樣只使給林業產業的發展陷入困境，進而影響經濟的發展;也不能只對于生態環境的保護，而放棄林業產業的發展，進而放棄經濟的發展。無論哪種做法，都是不科學的。我們應該尋求三者之間的最佳平衡，在相互制約中尋求三者的共同發展，這就要求我們的相關企業管理人員有足夠的經濟學知識和環境保護方面的責任心，才能做好統籌兼顧，不使三者的發展發生傾斜。
3、我國新時期林業發展與金融行業的發展關系
金融業隨著世界經濟的大融合，越來越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當然，林業產業的發展也無法脫離于金融產業的關系。現階段，我國林業市場還處于一個初級發展階段，很多方面還有待完善，這就要求金融業要把握好在林業產業上的投資方向和力度，適當的促進林業經濟的發展，從而從中獲得雙贏。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吉林伊春在國內率先實現了林業資產證券化，成功實現了林業資產證券化，這也是其他林業產業可以借鑒和學習的方式。作為林業企業，我們要適當的對于金融資源進行合理的利用，達到輔助自身發展的目的;對于金融業，則要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大膽解放思想，催生林業資產證券化這個前無古人的金融新產品，實現林業資產資本化。總之，這是兩個產業的合作，是一個雙贏的項目，是一個具有遠大前途和生命力的新型合作方式，是新時代背景下，林業產業自身發展和其他行業的發展相結合的一個典型的成功模式。
二、新時期發展我國林業經濟的幾點建議
1、林農結合，實現林業經濟發展的規模化和多樣化式
任何產業的發展都要建立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因為我國目前為止還是一個農業產業大國。林業產業基于其得天獨厚的優勢，更有利于借助農業的發展來達到自身的發展目的。我們可以從農產品和林業產品相結合的角度，根據市場的需求，人們當今飲食的需求，探索新的綠色食品，將農產品和林產品有機地結合起來，走出一條新型發展道路。也可以，大力推廣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兼備的生態經濟兼作。如實行林草間作、林藥間作、喬灌混交等種植模式，最終使退耕還林成為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增加收入的良機，同時實現了生態和經濟效益的綜合效果。從提高生態效應、景觀效果、經濟效益出發，成片造林力度明顯加大。片林建設以苗木基地發展苗術基地、經濟果林、速生豐產林等經濟型林種為主。采用多樣化的以林養林方式，有的以發展苗術養林，有的以發展林木加工養林，有的以發展經濟果林養林。農民還采取林苗結合，林禽結合、林菜結合、林果結合等方式，提高林地產出和經濟收益。
2、加大科技投入對林業的扶持
任何產業的發展都離不開科技的發展，高科技的生產技術和儀器會給企業帶來無盡的收益，可以大大縮短企業的生產必要勞動時間，走在快速發展的前列。首先，建立林業科技創新體制。科學技術的應用不僅僅局限于生產車間和設備上，也要體現在科學的管理制度上，一個現代化的林業企業與其相適應的就應該是現代化的管理手段，而不是傳統的管理制度。有了科學的管理制度后，從研發人員到管理人員再到技術人員的日常生產活動才能有序的進行，才能保證企業的生產效率。相反，一個落后的管理機制將從多個方面給企業的發展造成阻礙，最后從整體上使企業的發展陷入僵局。其次，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研究。一是加強當地的森利資源和生態系統的管理，隨著檢測各項動態指標，注意生態環境的變化;二是要對幼林的培育做好選種工作，選種合適該區域土壤和氣候環境的幼苗，同時要兼顧各個樹種的綜合搭配，保持和諧的生態總體環境，不能只側重經濟利益高的樹種的種植。
能夠成功的只是極少數，比如華夏幸福的產城模式在北京對郊區的擴展中贏得先機，萊蒙國際的健康產業目前已經贏利，星河集團的高端城市綜合體是成功的，金融街的智能綠色家居是成功的，卓越進入寫字樓為企業的全增長周期對接是成功的。
但是很明顯，房產商轉型成功的屈指可數，為何八成不成功呢？個人認為原因如下：
1、房產商玩社區O2O的參與理財，回報率設在9%-12%左右，這是沒有吸引力的。
2、房產商參與社區商業布局，由于每個社區總戶數大多在200-300戶左右，而非2000-3000戶，這決定了人口的稀少，導致消費總量有限。但是，社區店鋪租金、人員的費用是比較高的。
3、房產商物業資產證券化，萬科、萬達已經率先啟動，但是由于回報率不足6%，這是沒有多大的吸引力的，那么如何公募更多的資金是一個問號。
4、房產商進入養老院，但是并沒有出現贏利的模式。
5、房產商布局家裝行業，雖然涉及的金額比較大，但是大多數是在使用別人的商品，如建材、家電，等于是為他人做搬運工。
6、房產商進入企業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等全面發展周期，但是由于并沒有給入駐企業進行綜合創新的能力，所以難以成功。
7、房產商互聯網化，沒有一家是成功的，相反，倒是售房中介互聯網公司，倒是有成功案例。
8、房產商進入酒店，雖然大多數不成功，世茂雖然是成功的，但是度假房將來大量出租后，將會擠壓世茂酒店。從度假房的未來來看，會擠壓3200億元以上的住所市場蛋糕，這說明房產商進入酒店業是兇多吉少，難言成功。
9、房產商進入度假領域的，由于大多數度假房沒有入駐，而且隨著度假房的度假興趣只有3年的持續時間，通過3年連續看度假房周邊景點，已經膩了，沒有胃口了。
10、房產商進入商業的，由于購物中心、百貨受到電商沖擊以及同行飽和，基本上是失敗的。
11、房產商玩互聯網金融，由于眾籌、網貸基本上均是設計投資項目，對投資者來講，最大的就是看回報率，這恰恰是房產商的短板，因為他們并沒有邀請綜合創新專家來改造項目提升利潤率。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房產商轉型成功的不足兩成，大多數都是缺乏全系列人才，缺乏綜合創新方面的人才，比如住宅到社區、商業、理財、品牌、創新，比如眾籌、保險、網貸、理財、信托、銀行如何整合？
比如商業、商廈、管理、自有知名品牌、產品、種類布局、檔次布局、混合種類布局、APP、O2O、WiFi、消費眾籌、產品保險等等如何進行？
如何把管理從商廈進一步延伸進工廠、設計、物流、投資等一條龍？
從早期的TOG業務，到后來的TOB業務，10多年來，張云松每一個決策都圍繞著差旅管控及服務的目標不變。而本土化、自動化、定制化、靈活應變的服務模式，讓張云松的差旅天下走出了自己的特色。A輪50倍PE融資背后，張云松究竟是怎么樣走過來的？未來，又將走向何方呢？
感知 發現差旅萬億級市場
1999年，當時經濟改革大潮已經席卷大江南北，宏觀調控和市場化改革開啟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篇章。“下海經商”、“停薪留職”等成為了流行詞。新三板掛牌企業差旅天下創始人、董事長張云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為什么是選擇呢？因為當時擺在他面前有兩條路：一是回到政府機關，成為一名公務員。另一條路是放棄已有的一切，選擇創業。而立之年、已經是正處級國家干部的張云松，選擇了后者。他說：“如果單純的做一個公務員，我想我可以很稱職，但是我總想找一個可以施展自己才能和抱負的舞臺，所以毅然決然選擇下海創業。”
在創業之初，張云松就已經非常確定自己要做差旅業務。這個決定主要來自他10多年來的出差旅行經歷。
剛剛大學畢業的張云松，被分配到了吉林省三大外貿公司之一的中國吉林國際合作（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世紀80年代，能去全球各地到處飛，對于尚處在改革開放初的國人來說，是非常令人羨慕的工作，但張云松卻說，現實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美好，出差是一個非常痛苦和麻煩的過程。
“整個旅行是一個大交通，包括長段航班、短段航班、短途巴士、火車等，在所有的交通工具的中轉銜接中，任何一個點發生問題，都可能導致整個行程癱瘓。”他說，“航班延誤，天氣問題、中轉超時等問題，會隨時打亂你的行程，對于孤身在外的中國人來說，再遇到語言溝通障礙，那真是欲哭無淚。”
在采訪過程中，張云松回憶起當初的經歷不禁搖頭：“每次出差都會遇到各種不同的問題，一切順利的時候不多。”那時，張云松就想，中國會不會出現一個能為企業出差提供全套外包服務，甚至是VIP服務的公司呢？那這個市場到底能有多大？
隨著身份的改變，他對于差旅業務的理解也發生了變化。“作為中層領導，最重要的是管理差旅成本，一方面要在符合公司差旅政策的情況下，多申請預算，激勵員工更好地工作;另一方面要進行透明化、系統化的成本管理。而作為高層管理者，則要站在公司角度考慮最有效的成本控制和財務預算方式。”張云松說。
此時，張云松已經意識到差旅市場的核心問題。“對于公司來說，出差是為達成商務目標，圍繞目標展開的差旅活動才是有效差旅。管控服務的關鍵是提高差旅效率。”
起點 我要做差旅管控服務
創業的方向定了，業務將如何展開？那時，國外的差旅業發展迅猛，美國運通等國際知名差旅公司也隨著引進外資的政策進入國內，出差和旅行市場的蛋糕正在被瓜分。
2002年之初，面對中國差旅市場的現狀，張云松更加堅定了要做差旅業務的決心，創辦一家符合中國特色的TMC（即差旅管理公司Travel Management Companies的英文簡稱）。而當時面向最終用戶的TOC業務是市場最炙手可熱的創業選擇，那r的中國企業還不知道TMC是什么。張云松的這個決定很是特立獨行。就這樣，差旅天下的前身吉林省遠達國際商務旅行社成立。
“公司成立后，我們推動了當時吉林省政府公務出國機票定點采購的招標，我們成功中標。”張云松說，“這是企業差旅一個很重要的起點，也是做TMC業務的起點，對于我來說至關重要。”
對于張云松來說，另一個標志性事件是2005年中標全球一汽大眾公司的差旅業務。張云松當時與全球TMC排名第一的歐洲公司達成戰略合作，并參與一汽大眾全球差旅業務競標。競標的過程非常困難，競爭者包括美國運通這樣的頂級公司和國內品牌知名度較高的企業。因為與歐洲公司合作形成的戰略優勢，最終成為中標的關鍵因素，這讓張云松對于TMC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對我來說，這次中標是一個標志，證明自己所做的是真正的TMC，是企業級差旅而不是的簡單商旅。”張云松說，“這是公司發展戰略的轉折點。從2002年決定專注于TMC細分市場，到2005年真正讓全世界認可‘吉林遠達’在做TMC，可以說標志著中國本土差旅企業和勢力的崛起。”
2005年之后，張云松的公司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圍繞一汽大眾在吉林省做產業鏈延展，其上下游產業鏈的合資企業基本都是張云松的客戶，再加上后續中標的政府采購，張云松在吉林省形成了區域優勢。公司也從之前TOG模式，擴展到TOB模式。
此時，他的公司已經開始從吉林走向北京，進軍全中國的TMC市場的種子已經開始發芽，那個萬億的市場正在到來。
服務 變通是關鍵
服務是一個比較泛泛的概念，張云松一直強調自己與國際TMC最大的區別就是本土化服務，他舉了一個危機處理的案例。
天氣原因對出差的影響非常大。曾經有一位大客戶邀請到非常重要的外資企業總裁訪問交流，在活動結束之后趕上了大雪天氣，大部分航班已經取消，僅有的航班也已經無艙位，而這位總裁還要參加當日在北京的一個重要外事活動。
這可急壞了大客戶的領導，沒有頭等艙、沒有商務艙，連經濟艙也沒有，派車送也來不及，所有人都束手無策。這位領導直接找到張云松尋求幫助，張云松迅速做應對措施，開啟緊急通道，很快就提供了兩個頭等艙，解決了燃眉之急。后來，那位外企總裁當面對張云松表示了感謝，還專門寫了一封感謝信，并且他的公司也成為了張云松的客戶。
他們是如何“變出”頭等艙的呢？張云松解釋說：“我們有危機處理的緊急綠色通道，這就是我講的差異化、本土化服務，這與國際TMC標準化的服務不同。”他說，“任何事情我們都預留一個緊急通路，以備不時之需。”
由于影響交通的因素很多，這種情況也時常發生。就在記者采訪同時，張云松的一位客戶因受霧霾影響，乘坐的飛機無法在石家莊降落，他們就安排這位客戶先飛到北京，再派車送到石家莊。
“變通”是服務的關鍵，也是差旅天下服務的特色。張云松還給記者出了一道題，領導與員工一起出差，按規定，領導住五星級酒店，員工住三星級酒店，但是所有工作要在領導住的五星級酒店完成，主要工作又是這名員工承擔，作為TMC服務商，你該如何安排呢？這就需要變通。
升華 系統化的幫企業省錢
本土化、差異化的服務雖好，但差旅本身還包含更多的內容，服務如何量化？如何規模化？制度化？比如，前后相差幾個小時的行程、不同折扣的機票，你的員工會做出何種選擇？早已確定的行程，訂票時間越早，價格相對越便宜，但你的員工會何時訂票？
2010年，現在的新三板掛牌主體差旅天下成立了。之后，張云松和他的研發團隊用了很短的時間就開發了企業級差旅管控系統――智慧差旅平臺，這套系統就可以解決一系列的差旅管控問題。該系統被國家科技部評為優秀軟件，獲得過多項科技大獎。談到智慧差旅平臺，張云松的語速明顯加快了，這套管理系統徹底實現了企業級差旅智能化、透明化、流程化的管控。
智慧差旅平臺能為企業級客戶節約15%-26%的差旅成本。對于大型的企業，改變現行的制度是件非常復雜的事情。“建個項目組，做一年都不夠，”張云松說，“我們會幫助企業梳理差旅管控體系。差旅管控服務，突出在管，重心在控，最終是達成企業級差旅管控的效果。這個效果是指效率的提升，流程的優化，成本的節約，人工的減少。這幾個體系通過一個管理縱深來實現。”
張云松對于自主研發的智慧差旅平臺很自豪，他說：“這是這個行業獨創的，我們是用管理的角度，管理咨詢的思維和角色做服務。我們先給客戶做方案，在梳理過程中，發現企業在差旅管控的過程的問題，用這個系統解決問題。比如，員工預訂飛機票，系統會提示前后2小時內有更便宜的機票，建議其更換。差旅審批可以通過智能手機等方式直接處理。還有員工訂票習慣的記錄，方便員工快速預訂。不僅如此，該系統還能進行數據統計和分析，讓企業管控更透明、更便捷。”
新三板 實現資本夢想的第一步
與新三板結緣是在2014年。張云松回憶，實際上自己的目標是創業板，當時對新三板是沒有什么概念的，后來經過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領導和東北證券的專家分析和講解，才下定決心走新三板之路。
“相對第一批申報的其他企業，我們啟動得最晚，是在2013年的7月份才開始。東北證券的項目組入駐公司，大家一起沒白天、沒黑夜的加班，最終在2014年1月24日成功掛牌新三板，當時是吉林省第一家并且是唯一一家新三板公司，也是與全國兩百多家首批擴容新三板企業一起走紅地毯的公司之一。”
掛牌新三板，是實現張云松資本夢想的第一步。但上新三板的第一年，張云松并沒有什么“大動作”。可行情不等人，2015年3月份，新三板兩大指數開始暴漲，之后又一路下跌，新三板進入低谷期，但是錯過行情的張云松一點也不后悔。
張云松說：“我們掛牌早，卻沒趕上那波行情，直到當年的7月份，也是市場最低谷的時候，我們開始啟動A輪增發。按當時的行情來看，以15倍的市盈率能增發出去就很不錯了，但事實并非如此，我們一共做了兩輪路演，以高達50倍的市盈率在兩周內完成定增，還得了一個TMC行業獨角獸的稱號。”
一旦決定便義無反顧的張云松，在資本市場上也是同樣的風格。50倍的融資市盈率成為當時新三板市場熱議的話題，在張云松的PPT第一頁赫然寫著：第一，不對賭;第二，要限售。
登陸新三板，成為張云松企業發展的第三個標志性事件，“新三板是我們走上資本舞臺重要轉折點，沒有舞臺就做不大、做不強。”他說。如今，他已經把家和公司總部都搬到北京，準備借助資本市場實現產融結合。
探索 哪有永不枯竭的資金池？
產融怎樣結合？這是張云松一直在思考的問題。TMC行業有三大特點，業內人稱為“三高”：第一是高技術，第二是高金融，第三是高標準。如今，可實現“高技術”的智慧差旅平臺已經越來越完善，可以實現自動化的管控效果。“高標準”本身就是張云松所說的企業級服務。那么如何借助資本市場實現“高金融”呢？
張云松說：“結算周期是TMC行業的特點，企業要先墊資，用金融專有名詞來形容就是非常典型的保理業務。”
他告訴記者，上了新三板之后，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將實業與資本和金融對接。“如果繼續依靠自有資金發展，必然會遇到天花板。稀釋自己股權去得到更多的資金，是遠水解不了近渴，不是持久之道。我們需要了解更多的金融產品和金融體系的知識。”
張云松一直在了解什么是資產證券化、什么樣的金融產品能加快資金周轉效率。就像之前研究美國運通一樣，他也在研究國內、國際知名大型企業資產證券化產品，頻繁的與金融機構溝通交流。
關鍵詞：資源產業經濟學資源型企業資源資本化內蒙古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內蒙古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礦業集團）是2013年3月由政府批準，通過注資并整合內蒙古地質礦產（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內蒙古有色地質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和內蒙古煤炭地質勘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基礎上組建而成，自治區人民政府授權國土資源廳履行出資人職責，按現代企業制度運作的獨立核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自治區直屬大型國有企業。礦業集團為自治區專業化和現代化的大型資源企業，以礦產資源勘查與開發為主導產業，集“探、采、選、冶、加”五位于一體，實施產業化、集群化、資本化運營，多極發展，成為自治區礦業資源產業的龍頭企業和礦業權整合主體及礦業資本運營平臺；開展境內外資源勘查（包括地質科研等各類地質工作）、資源開發、資源加工貿易及資源資產資本運營等業務。
礦業集團在企業經營和發展中，主要堅持了資源資本化操作和制定了科學的發展模式。
一、堅持資源資本化操作
資源型企業同時也是資金密集型企業，“探、采、選、冶、加”每個環節都需要資金作為支撐，礦業集團在經營發展中，利用資源優勢，堅持資源資本化操作，使得在成立發展初期、投資大、回報慢的不利情況下，保證了資金流的充足和穩定，有利的保障了各項生產工作的開展和推進。資源資本化指通過系統的政策、制度和措施等將市場機制作用于資源，使資源從一般意義的無差別（或差別不大）的有用物（包括自然物和社會物），轉化為具有商品性性能、帶來價值和剩余價值的特殊意義上的有差別的有用物。礦業集團在資源資本化運作上主要做了以下幾方面：
（一）是打開股票市場融資通道
利用有色板塊香港上市工作，盡快確定新的審計、評估基準日，籌建股份公司，協同好審計、評估、境內外法律顧問、財務顧問，加強與有關部門溝通，2015年計劃全部完成各項準備工作，擇機掛牌上市，實現境外股票市場融資的突破。利用國家將把A股上市管理，由核準制改為注冊制的有利條件，整合礦業集團名下的資產，選擇有利的上市路徑，力爭在滬市主板或深市中小企業版發行上市，實現股權直接融資，為集團發展提供資本支持，同時推動礦業集團資本運作的社會化、公眾化。
（二）是積極推進證券融資
選擇成長性好、吸引力強的項目，通過明股實債的方式，引進戰略投資者，解決項目資金短缺問題，改善資產負債結構，彌補暫時無法在證券市場上直接融資的不足。剝離不良資產和流動性差的資產，預估財務風險后，先重組成資產池，通過投資銀行和資產管理公司進行并購重組發售，盤活資產，增加流動性。整理礦業集團專屬礦山收益權（探礦權、采礦權、土地權等），通過投資銀行，嘗試發行收益憑證實現融資，推進資產證券化。
（三）拓寬現有融資通道
提高中票、企業債的發行額度，突破授信限制，擴大融資規模，解決當期資金難題。充分發揮所屬資產管理公司和金控公司的融資功能，在防控風險的前提下，適當加大資金杠桿，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借助國內外貿易平臺，以鋅、鋁、鉛、銀、金及其他礦產資源作為交易介質，通過在上海金屬交易所、倫敦金屬交易所進行交易，以貿易信用證或其他形式進行海內外貿易融資，同時做大產值，獲取交易盈利。
二、制定了科學的發展模式
資源型企業的發展模式要根據我國礦產資源產業的地質環境和成礦規律乙級礦產資源特點，集合地質礦產勘查、開發產業發展的實踐和政府宏觀調控的政策走向，結合企業實際情況進行制定。今后我國礦產資源產業的總體發展趨勢是：科學找礦、整裝勘查，整合開發、產業集群，循環經濟、綠色礦山。礦業集團據此提出了“135”發展戰略，“135”發展戰略指：“一個目標、三個定位、五個板塊”的發展戰略，即“一個目標”是用5年時間實現產值1000億元發展目標；“三個定位”是把礦業集團建設成自治區資源產業龍頭企業，自治區資源資本的運作平臺，自治區政府礦業權整合主體；“五個板塊”是重點發展地質勘查、有色金屬發展及深加工、新能源、現代煤化工和資本運營五個核心產業。主要做法是：
（一）是加快項目建設，為做大總量奠定基礎
按照“建設一批、儲備一批、規劃一批”的思路，蹄疾步穩，環環相扣，爭分奪秒，全力抓好項目建設。
在建項目加快進度，盡快形成生產能力。礦業集團在建的項目量大，投資大，政府重視、社會關注，在確保安全和質量的前提下，嚴格執行工期計劃，強化調度指揮，科學組織施工，努力降低建設成本。
結合“十三五”規劃，謀劃一批新項目。圍繞地質勘查、煤制油（氣）、粉煤灰提取氧化鋁、電力特高壓通道、非常規能源領域，緊盯國家、自治區和國土廳政策動向，提前謀劃一批產業項目，加強與自治區有關部門工作對接，使礦業集團規劃項目更多進入國家和自治區規劃，實現礦業集團規劃與國家、自治區規劃同步實施。
完善建設項目的保障和支持條件。一是加大協調力度，盡快完備項目手續。二是廣開融資渠道，保障資金供應。三是實行建設項目責任制，把任務落實到具體人員。
（二）加強資源勘查儲備，為延伸產業鏈條，增強發展后勁創造條件
注重發揮地質勘查在礦業產業中的龍頭作用，強化地質勘查產業對探采選冶加一體化的基礎性支持。
充分利用自治區地質勘查基金投入，積極爭取國家和自治區項目，在整裝勘查和集中勘查上力爭取得新突破。一是利用好礦業集團在有色及稀貴金屬勘查方面安排的資金投入，確保16個項目取得應有成果。二是加大礦權辦理力度，特別是自治區配置的“5+1”礦權，以及配套礦業集團有色及稀貴金屬規劃的礦權的辦理進度。三是對礦業集團現有的礦權全面梳理，搞清楚這些礦權的來龍去脈，搞清楚占有、合作、抵押情況，摸清資產情況。
充分發揮礦產資源整合主體的作用，抓住礦產資源價格低迷的時機，與相關盟市和企業合作，通過并購、重組等方式，增加礦權儲備。一是拓展地質勘查新的增長點，積極開展非常規油氣資源、非傳統礦產資
源以及地熱資源的研究勘查。二是抓住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實施和擴大對俄蒙合作的有利時機，積極爭取政府主導的境外資源勘查資金和項目，當好對俄蒙礦產資源開發合作的“先行官”，在“走出去”上提前謀劃，制定具體計劃和措施。
（三）推進技術、管理創新，開創轉型升級新局面
現有礦山企業實施精細化、集約化經營，提高“三率”水平和資源綜合利用能力。要加大深部、外部找礦，不斷延長礦山服務年限。新建礦山堅持高起點，積極采用新工藝、新設備，運用綜合環保措施，努力建設一流礦山。兩個冶煉廠在如期完成技改工作，達到預期設計目標后，力爭盡快扭虧為盈。新建的呼和浩特稀貴金屬冶煉項目，堅持科學論證，博采眾長，建成國際高端、國內一流的銀化工產品及靶材研發生產基地。煤化工項目充分吸收國內同業示范項目的經驗教訓，完善各項技術方案，以成熟、先進的技術，確保建成后安全穩定運行。
企業管理體現法治精神和科學思維。一是加強制度建設，不斷健全不同層級、不同領域的管理制度，做到機制再造，靠制度管人管事。二是加強財務管理，強化預算控制，規范大額資金使用。礦業集團剛剛組建，百業待興，正處于產業培育期和投資高峰期，領導班子一開始就要求集團上下樹立過“緊日子”思想，不能大手大腳、鋪張浪費。三是加強對項目成本的財務監督，使監督貫穿項目投資使用的全過程。四是加強內部審計，嚴肅財經紀律。五是完善比價招標管理，進一步降低項目建設和運行成本。六是注重安全和質量管理，嚴格把關、防微杜漸，使礦業集團所有項目都體現以人為本原則，滿足百年大計要求。七是全面推行發展和經營目標責任制，落實年度目標責任狀，強化經營發展目標對全資和控股子公司班子及成員的硬約束，提高國有資本運營效益。
雖然礦業集團成立時間較短，但由于在經營和發展中較好的運用了產業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礦業集團經營管理理念和發展戰略深入人心，得到了內外部廣泛認同，戰略指導作用不斷提升；重點項目多點開花，產業建設快速推進，新能源開發取得突破；頂層設計和功能定位清晰明確，運營管理體系建設得到加強，制度化、標準化、流程化、信息化初見成效。
三、結束語
資源資本化是資源型企業經營和發展的一個支撐點和著力點，資源、資產、資本“三位一體”管理是資源型企業今后發展的一個方向和模式，通過采礦權購入、探礦權占有和礦產資源所有權收益資本化的手段，可以進一步保障資源型企業發展所需的資金流和現金流，而確定科學的發展模式，則可以加速企業的發展進程，抓穩企業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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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文彥.煤礦城市的工業發展與城市規劃問題[J].地理學報，2011
此前，《長三角》專訪中國銀行無錫分行行長楊林。楊行長到無錫履職只有一年多時間，給人留下敏銳精干、堅定果敢、神采奕奕的印象。采訪時，能夠感覺到楊行長身上非凡的氣魄，他說：“我們的員工要像越野車那樣具有野性和激情。”作為無錫分行的掌門人，他提出要在2008年至2010年的三年時間里“將無錫分行打造成系統領先的強勢主流銀行”。
中國銀行成立于1912年，是世界500強企業，曾被美國《環球金融》雜志評為“中國最佳貿易融資銀行”、“中國最佳外匯銀行”，并獲200多個國際榮譽和重要獎項。在與國際、國內同業的激烈競爭中，中國銀行憑借雄厚的實力和優良的服務，成為北京奧運會唯一的銀行合作伙伴。多年來，中國銀行無錫分行一直致力于為客戶提供個性化、創新的金融服務，為客戶創造財富和價值。目前，無錫分行已成為中國銀行全國42家重點發展行之一，綜合實力在全國系統排名中名列前茅，在無錫銀行業界奠定了“領頭羊”的地位。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中國銀行無錫分行見證并親歷了“蘇南模式”的發展推進過程，自身也得到了迅速發展。
《長三角》：改革開放三十年，“蘇南模式”成為中國重要的經濟現象，那么以無錫為例，作為背后的“助推器”，中國銀行無錫分行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楊林：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江蘇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到2000年，江蘇鄉鎮企業已占全省農村經濟的五分之四、工業經濟的三分之二和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鄉鎮企業以及在此基礎上創立的“蘇南模式”，對于江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貢獻功不可沒。
中國銀行無錫分行，見證了這一模式的發展推進過程，同時也發揮自身的優勢，積極參與其中，促進鄉鎮企業發展壯大。作為外匯外貿專業銀行，無錫分行除了對有發展前景的鄉鎮企業提供外匯貸款外，還提供配套人民幣貸款，不僅支持固定資產貸款，還支持流動資金貸款，在國際貿易融資業務上更是獨領。
1992年后，無錫鄉鎮企業開始股份合作制改革。無錫分行積極配合企業改制要求，及時落實債權，堅決打擊逃廢債行為。至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鄉鎮企業經過十幾年發展，日漸顯露出其弊病，尤其是產權不清晰阻礙了更快更好的發展。1997年后，無錫鄉鎮企業開始第二次改制，以集體經濟為主的鄉鎮企業在體制改革中向民營、外資、股份制企業等多元經濟轉型，我行與企業開展更全面更緊密的銀企合作，除了傳統的授信業務外，還幫助企業上市、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境外辦廠等，實現了銀企雙贏。
可以說，在無錫鄉鎮企業轉制中，中國銀行始終秉持相當開明的態度，對于改制中所形成的不良資產，采取務實的步驟，積極促成鄉鎮企業轉制成功，也為銀行未來發展拓展空間。轉制后，銀行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支持民營企業迅速做強做大，促進有條件的企業爭取上市，一大批轉制后的民營企業成為行業龍頭，走向世界，從而有力地推進了“蘇南模式”的創新發展。通過這些年來的相互合作，截止10月末，我行公司貸款余額321億元，其中民營企業客戶占比達到72%。
《長三角》：中國銀行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之一。無錫分行如何實施差異化、個性化的服務舉措，從而實現銀企共贏？
楊林：銀行業同質化競爭比較嚴重，對于我們來說，就要發揮自身優勢，明確市場定位，以差異化服務創造價值來贏得客戶的忠誠。無錫分行的理念是為客戶提供個性化、創新的金融服務，為客戶創造財富和價值。也就是說，借助基金、外匯、貨幣等金融理財工具，為客戶提供解決方案，實現價值增值。我們強調以客戶為中心，最主要體現為以目標客戶為中心，并據此進行資源配置和績效導向。
首先，確立銀行是服務行業的理念，提供價值創造。我們著力打造強勢的理財經理、客戶經理、產品經理團隊，尤其是產品經理團隊。其主要職能是市場分析判斷、產品研發、產品組合，基于各類客戶的個性化特點，綜合運用多樣化的金融產品，包括資金市場、資本市場、投資銀行等產品，協助客戶進行投資理財、資本資金運作和管理，充分體現為客戶創造價值的能力。
其次，建立核心客戶群。我們明確兩個定位：公司客戶定位，以大中型企業客戶為主，兼顧小企業客戶；個人客戶定位，以小康富裕人群為主，兼顧大眾客戶。如今，個人客戶不再是無產者，如何讓財富在經營中實現價值增值，我們的“財富管理中心”就是為高端客戶設立的個性化服務機構，為他們提供資產管理方案。
公司高端客戶對于銀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們著眼于通過總行、分行聯動，為重要客戶提供理財和業務解決方案。針對企業的需求，銀行要成為公司財務管理、投融資的好助手。比如一些集團公司新成立了財務公司，與其建立密切的合作關系，借助我行的金融服務專業能力給予其專業建議，協助財務公司實施科學高效的資金集中管理等綜合化金融服務，支持集團內各企業發展壯大。
在成熟的市場競爭中，企業家不僅要依靠膽量和智慧，還需要通過與銀行合作，獲得銀行提供的資訊、信用的支持，采用資本運作等手段，來做強做大主業實現更大的效益。企業銷售規模達到5000萬元至5億元時，是發展的分水嶺階段。有的企業停滯不前甚至走下坡路，而有的企業快速前進，從5億元邁向50億元。這就像長跑中的“極點”，有的企業過不了“極點”，無法突破和發展；有的企業過了“極點”，跑得更快更遠。銀行就要作出準確判斷，協助有發展潛力的企業走過這個坎。在企業做大做強過程中，銀行也獲得了應有的收益和回報，這是一個銀行、企業、社會和諧共贏的過程。
《長三角》：我國商業銀行迅速發展，銀行業競爭加劇，長三角地區更是各大銀行率先占領的“目的地”。無錫分行如何應對激烈的競爭？
楊林：不同銀行之間，其業務增長方式和運作體系也有較大的差別。我們遵循可持續發展戰略，不謀求一時的高速增長。
我行在業務管理上重視過程考核，綜合評價，注重細節，強調團隊精神和系統維護。我行的市場拓展，著眼于維護持久的客戶關系。我們不僅是“錦上添花”，也要“雪中送炭”。特別是對于發展前景良好，而暫時資金不足的企業，我們要準確判斷，與客戶溝通協調，為其發展作出長期的資金安排。
我們的管理效能和競爭力來自于系統專業能力，即通過前臺、后臺相互配合聯動，來支持持續的業績增長。我們為核心層客戶制定一攬子解決方案，從而實現有基礎的發展。我們是“金字塔”式的發展模式，而不是“搭積木”式的發展模式。“搭積木”會快速獲得短期增長高度，但基礎不牢固，難以突破發展瓶頸。
目前無錫外資銀行并不多，只有2家，其他股份制銀行陸續進駐。外資銀行很多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如精細化管理、風險量化、系統支持管理理念等。但是，我們也應充分肯定自身優勢。其一是本土經營優勢，其二是人文優勢，其三是強大的網絡優勢。具體表現為，無錫中行在無錫地區有126個網點，深入到鄉鎮，遍地開花，外資銀行不可能周密布點；本土銀行更加熟知客戶，更容易與客戶溝通、取得客戶理解，外資銀行則往往只能做到基于財務報表的客戶了解。還要看到外資銀行的局限性，其趨利性更強，對國內企業不輕易授信，即使授信也是快進快出，短期獲利為主。
外資企業在選擇銀行時，往往更注重中資銀行。因為無錫是一個包容的、大氣的城市，大環境有利于無錫外企的外籍高管適應國內銀行本土化的服務；其次國內銀行正在努力學習外資銀行，服務上差距正在縮小；另外，國內銀行十分重視與外資企業客戶的關系維護，消融國別差異。如我們的新區支行在自己組織的客戶答謝會上，三位女行長經過事先的認真學習，用標準的日語演唱日文歌曲，得到日資企業高管的心理認同，將語言和文化的差異變成溝通的橋梁。
《長三角》：銀行以運行安全、內控嚴密、質量和效益良好為目標, 如何處理好“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和規避風險”的問題？
楊林：這是我國政府和人民非常關注的問題。銀行不是財政，是依靠盈利生存發展的企業，因此，在識別客戶、規避風險的前提下更好地破解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是銀行的不二選擇。
我們不妨分析一下小企業融資難的主要原因：一是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產品附加值低技術含量不高。二是經營管理不規范，有些企業存在較多的賬外資產和業務，部分企業報表具有隨意性，使銀行在辦理授信時難以真實判斷企業經營狀況。三是擔保難以解決，對中小企業融資目前一般盡量要求能提供有效的資產抵押，但部分中小企業無法提供可抵押資產或有效擔保。
針對以上現狀，我行從四個方面創新中小企業授信業務：準入創新，不唯企業財務報表；評級創新，專設了小企業評級模板和專門業務標識；審批創新，設立專項審批綠色通道；產品創新，在提供普通的公司貸款、銀票、貼現產品基礎上，通過開展商票貼現、出口保理和保函、貨幣掉期等多項產品來滿足企業需求。我行針對出口企業推出了“融信達”、“融易達”兩個融資產品，幫助企業提前回籠資金，規避匯率風險。
基于小企業有效資產少、擔保難的實際情況，我行推行了四項擔保創新舉措：接受集體土地使用權抵押，執行擔保公司準入制度，辦理應收賬款質押擔保，對存貨質押實施第三方監管。目前已完成9個擔保公司準入，近期還與實力強、經驗足的外資擔保公司富登擔保公司開展了合作。自人民銀行應收賬款質押登記系統開通以來，我行率先在無錫地區辦理應收款質押登記。例如，無錫某電容器有限公司因業務擴張需要，于2008年7月向我行申請增加500萬貸款（當時已在他行有近500萬貸款），考慮到該公司的廠房土地均為租賃使用無法提供有效不動產抵押，而其下游客戶質量較好，應收款有一定保證，我行采用應收款質押的方式解決本次授信的擔保問題，為企業“雪中送炭”，使該筆融資得以圓滿解決。
《長三角》：面對當前的金融海嘯，無錫分行如何積極應對？
楊林：金融海嘯對銀行的影響來說，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對銀行自身經營管理的影響，世界知名銀行的倒閉，也會影響到銀行之間的信任度問題，以及客戶對銀行的信任。二是金融危機對客戶的影響也會間接地影響到銀行。
對此，銀行要加強自身經營管理，特別是“頭寸”管理，提高備付率，保證充裕的現金流，應對提款的可能性；針對未來資產或有損失，銀行要進行準確評判，對不同類型的資產，足額計提撥備（撥備是指銀行貸款損失準備和銀行資產損失準備）。
當前，銀行與企業更要攜手共渡難關，銀行要處理好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關系。比如，一季度我們通過轉讓優質信貸、資產證券化、海外代付等途徑騰出13億元貸款規模，來支持企業發展。我行采用的資產證券化，即把銀行貸款打包轉化為資產，出售給個人客戶，既騰出信貸規模又為個人客戶增加了投資工具，可謂一舉兩得。我們還積極協助企業發行短期融資債券，幫助企業進行上市準備，為企業進入貨幣、資本市場提供智力和技術支持。對資金寬裕的企業，我們根據各家企業具體情況為其量身定制保值增值計劃，使其在物價指數增長的情況下，綜合應用配套金融市場衍生工具，有效規避風險，實現資產保值增值。
采訪手記
楊林行長是我采訪的首位商業銀行行長。楊林行長強調要通過“誠信、創新、責任、和諧、績效”五個方面強化“追求卓越”的企業文化，以有效的過程控制、系統管理、服務領先，來實現創新發展、和諧發展、可持續發展。
在兩個多小時的采訪中，楊林行長有問必答，風險管理部袁仕輝總經理還就無錫中行支持“蘇南模式”經濟的具體案例等作了補充。記者根據楊林行長在2008年度會議上的主題講話稿，記錄了以下一段文字：
關鍵詞：場外衍生品；信用違約互換 ；監管機制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7）03-0059-08
2009年11月成立的中國銀行間市場清算所，是我國建立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中央清算機制的有益嘗試。2010年10月29日，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以下簡稱交易商協會）的《銀行間市場信用風險緩釋工具試點業務指引》，標志著我國信用風險緩釋工具（Credit Risk Mitigation，CRM） 試點業務的正式啟動。CRM實現了國內信用風險對沖工具從無到有的突破，但是和國外主流的信用違約掉期（下稱CDS）、指數CDS和擔保債務憑證（CDO）等產品相比，該指引僅推出了盯住單一標的債券的信用風險緩釋合約（CRMA）及信用風險緩釋憑證（CRMW）兩個產品，其緩釋、對沖信用風險的功能并沒有得到發揮，監管制度缺失、參與主體單一等因素導致CRM未能大范圍推進。隨著我國供給側改革和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措施的深入落實推進，債券市場的信用風險事件逐漸增多，市場參與者對信用風險緩釋工具等信用風險管理工具的需求不斷增加。在此背景下，2016年9月23日，交易商協會修訂后的《銀行間市場信用風險緩釋工具試點業務規則》（下稱《業務規則》）以及信用風險緩釋合約、信用風險緩釋憑證、信用違約互換、信用聯結票據等四份產品指引，意味著市場關注已久的CDS正式面世，形成了“兩類、四種”的新格局（見表1）。
雖然CDS已經推出，但是當前我國場外衍生品基本法缺位，中央清算交易、信息披露等配套制度不完善，金融統一監管體制未確立等因素使得CDS在國內的推出飽受爭議。本文將在對信用違約互換運行機制、風險進行分析的前提下，對國內外信用違約互換監管制度進行比較，并結合我國的現實情況，從監管依據、監管主體和內容、監管對象等宏觀層面以及參考主體、市場準入、交易監管、中央清算和信息披露等微觀方面對其監管制度進行構建，使CDS回歸其風險緩釋工具的本質，并為監管機構的監管或未來《場外衍生品法》的制定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議。
一、國內對于信用違約互換監管研究的現狀
CDS究竟是空頭利器還是一種有效的緩釋信用風險的工具，需要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次進行剖析。截至目前，國內尚未有CDS具體應用的案例。理論界專門針對CDS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階段：美國次貸危機前后以及我國CRMA和CRMW推出前后；研究問題大致分為兩個方面：CDS推出與否及其利弊分析和CDS監管機制的完善。
一方面，CDS推出利大于弊，但是應緩步慢行。范敏娟（2006）認為從產品形態看，應先發展較簡單的遠期交易，其次是金融期貨，互換和期權因需更加嚴格的交易條件、更完備的市場環境和復雜的技術要求，其推出尚需更長時間。馮謙和楊朝軍（2006）分析指出，CDS具有非融資性、結構簡單等特點，是構造“合成CDO”等其他信用衍生產品的基礎工具，可以促進我國信用衍生產品市場的建立，推動我國金融結構良性變遷。趙姿昂（2015）認為，發展CDS，一方面可以提供信用增級，降低信用債券的發行難度，促進企業融資；另一方面，信用違約互換的價格發現功能有助于完善金融市場的資產定價，并為監管機構、投研機構提供重要的信用信息。微觀角度看，尉克頓和周小夏（2008）認為，CDS有利于我國銀行業信貸風險的分散和防止不良貸款的反彈，有助于銀行業信用風險的控制。龔斌恩（2009）指出，CDS 早已不再是金融資產持有方為違約風險購買保護的對沖范疇，它實際上已經異化為了信用保護合約買賣雙方的對賭行為。當信用違約互換被當作一種投機性的套利工具進行交易時，它反而增加并擴散了風險。
另一方面，國內CDS監管機制不健全，配套制度欠缺，亟須完善。國內學者主要是從整個場外金融衍生品的角度出發，專門針對CDS的文獻研究不是很多。吳建剛（2010）提出，場外衍生品未來走向具有監管場內化的特征，要對復雜的、高杠桿的場外衍生品提高警惕，加強對中介機構和大型機構高管道德風險的監管。巴曙松和孫興亮（2011）提出，在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場發展趨勢從繁復向簡單回歸的背景下，金融衍生品市場也將呈現結構性分化，包括基礎性衍生品將成為未來一段時期衍生品發展的主流；結構簡單、標準化程度高的單一賣方CDS 將受歡迎；中央交易機制的建立和合約標準化的加強都將成為金融衍生品監管的趨勢。還有學者從微觀層面ξ夜當前立法現狀與信用衍生品運行發展沖突的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議，鄭暉（2011）認為，《中國銀行間市場金融衍生產品交易主協議》（以下稱“主協議”）中確立的“單一協議”原則、“終止凈額”結算方式以及“轉讓式履約保障方式”與我國現行《企業破產法》、《物權法》及《擔保法》有關規定相悖。再者，劉玄（2012）以摩根大通巨虧具體事件為例，對中央對手方機制的歷史、功能進行了研究，對借助中央對手方機制進行場外衍生品監管進行了分析。王晟（2010）以雷曼兄弟宣布申請破產保護案件為例，提出利用現有托管清算機構加強場外衍生品的交易清算、擔保品管理、估值和風險評估。楊光和張志勇（2010）對場外衍生品場內清算化的趨勢進行了分析，提出我國應當在戰略上重視場外衍生品市場的發展趨勢，對國內外衍生品市場的交易和清算制度進行深入的研究，投入資源開發適合我國國情的清算平臺，為我國場外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做積極準備。在衍生品監管理念與模式選擇方面，深圳證券交易所衍生品創新研究小組（2016）認為，我國當前衍生品市場仍處于發展初期，衍生品監管制度的完善應重視衍生品市場發展與實體經濟的聯動效應，在宏觀審慎監管思路下，確立功能監管理念，建立統籌協調的監管機制，并堅持以適度監管為原則，以避免過度抑制創新。
綜上可以看出，目前國內學術界主流觀點贊成CDS的推出，但是也對其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表示擔憂；對CDS監管的大部分研究成果是針對整個場外衍生品，缺乏針對性；對CDS運作機制及風險來源缺乏系統的研究，多數研究停留在CDS概念及一般原理層面，同質化嚴重，未形成體系化的研究成果。CDS具有緩釋銀行信貸風險、促進中小企業融資以及改善社會征信環境的優勢，當前國內經濟承壓、債券違約率逐步上升的情況下推出CDS有其必然性；但是不可否認，在當前社會信用環境較差、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以及房地產市場泡沫加劇等多重背景下推出CDS，其監管理念、制度和機制等必然對我國經濟發展、金融改革產生巨大影響，這是新背景下CDS監管機制需要研究的新課題。
二、信用違約互換運作機制和風險分析
信用違約互換又稱信用違約掉期，其在美國次貸危機中被人們熟知。CDS是一種能夠將參照資產的信用風險從信用保護的買方轉移給信用保護賣方的金融合約，《信用違約互換業務指引》（下稱《業務指引》）將其界定為一種合約類信用風險緩釋工具。在信用違約互換交易中，CDS購買者定期向CDS出售者支付一定費用（信用違約互換息差），當參照實體出現信用事件（違約、破產等），CDS購買者將有權將債券以面值遞送給CDS出售者，從而有效規避信用風險。違約互換的出售者向購買者所遭受的損失進行的這種賠付是一種或有償付，即當合約到期時，如果參照實體在約定期限內沒有發生任何信用事件，則CDS的出售者無需向購買者進行任何資金支付。CDS中的違約事件是交易雙方事先約定的事件，包括債務人破產清償、債務人無法按期支付、債務加速到期、債務潛在加速到期、債務重組等。CDS的交割有兩種方式：實物交割和現金交割。實物交割是指CDS的購買者將違約資產以面值賣給CDS的賣方；現金交割是指資產不需要轉移，CDS的出售者需要向購買者支付基礎資產面值與違約后資產的市場價值之間的差價。
CDS類似于給債權上一個保險，而且還可以進行交易，其極具復雜性，涉及信用評級、資產定價和資產證券化等多個領域。如圖1所示：銀行B為了轉移房貸違約風險找到機構C，和C簽訂CDS合約，為B對A的房貸做違約保險，每年費用5000萬，連續10年，總共5億。C統計分析數據顯示違約率不到1%，100單CDS總計可以拿到500億的費用；即使是1%的違約率其仍然可以賺450億，雙方簽訂合約。此時D希望C把100個CDS單子賣給自己，每個合同訂單支付C總計2億，總共200億。原先C的450億要經過10年才能到手，現在轉手就可獲得200億。如此，原來的信用違約風險被做成了金融a品，CDS在市場上不斷被炒作、轉手，這樣風險就會層層傳遞下去，最終受讓方為X（受讓價格為每單3億）。此時A無力支付房貸的高額利息，違約發生。100個單子中有20個違約，每個違約要支付50億的保險金，總共支出達1000億。X減去收到的500億保險金，加上300億CDS受讓成本，虧損總計達800億，瀕臨倒閉。美國次貸危機中，CDS的標的是對次級貸款進行證券化后的CDO，而后將CDO進行拆分打包，分割為一個個CDS合約投入金融市場。
需要注意的是，CDS與保險并不相同，保險合同中需要B與A之間存在保險利益，即B與A之間存在經濟上的特殊聯系。但是在CDS運作中，B*和A之間不存在經濟上的聯系（不擁有標的資產，不是債權人）時，其也可以購買以A 房貸違約風險為標的的CDS，即CDS“裸賣空”，是一種投機行為。王倩和吳承禮（2016）指出，無論是債務危機中歐盟嚴禁信用違約互換裸賣空，還是我國股災中對股指期貨裸交易的全面禁止，都是“亡羊補牢”式的必要措施。要消除危機中的負反饋效應，應抑制投機，阻斷危機自強化機制。實踐中CDS的賣方可以將基于CDS合約而從B收取的穩定的現金流進行證券化。將這部分收益權轉給SPV進行破產隔離，而后進行證券化，發行債券，G購買債券成為債權人，此時G可以這筆債券創設CDO（CBO）或者再以該筆債券的違約風險為標的向E購買相應的CDS進行風險對沖，而E可能為了盡早變現會將CDS出讓，與C類似，如此循環往復。此外，CDS對參考標的也沒有限制，任何債權均可作為信用保護的標的，衍生出合成擔保債務憑證（CDO）等各種結構復雜的產品，一定程度上與基礎資產脫離。
由于實踐的需要以及制度的放開，CDS合約的持有雙方均可自由轉讓這種合約，打破合同相對性。結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CDS具有的最重要功能是風險對沖。作為一種信用風險緩釋工具，CDS可以對沖信用風險，將金融資產的信用風險轉移出去，但是實踐運行中出現了套利和投機。可以這么說，CDS通過合約把信用風險分離出售給CDS的賣方，但也同時形成對CDS賣方的信用風險敞口，即CDS賣方也可能違約，這種風險也隨著對合同相對性的打破而更具有不確定性。如同劉燕和樓建波（2012）所說，衍生工具作為一種新的合同類型，與傳統合同的顯著區別在于“當前訂約、未來履行”，從中派生出特殊的履約風險、締約風險等一系列新問題。CDS合同轉讓需要遵守合同法的相關規定，在未經債權人同意的前提下，債務人不得將其承擔的債務轉讓給第三人，否則合同不對債權人產生效力。基于自身權益的保護，債權人必然會選擇同意那些實力雄厚、有履行能力的第三人作為受讓方，這就會增加資信調查的經濟和時間成本。一般而言，CDS買方主要是持有大量金融資產的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而CDS賣方則是保險公司、對沖基金，也包括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實踐中眾多主體將CDS視為投資工具，為提高CDS轉讓的效率、增加對手方的確定性，國際互換和衍生品協會（ISDA）了合約更新議定書，要求CDS轉讓方必須在轉讓日18時前獲得原合同對手方的同意；而且相關金融機構也承諾其會在收到通知的兩個小時內進行回復。但是這種對合同相對性原則突破的處理方式并未解決CDS下的履約風險，短時間內根本沒有時間對受讓方的資信狀況進行調查，一定程度上助長了CDS的投機。
綜上可以看出，CDS作為一種信用風險緩釋工具，其本身對沖信用風險的功能是值得肯定的；監管層推出CDS也必然是出于服務經濟發展、促進社會資本高效配置的動機和目的。問題在于實踐中CDS運作極易失控，偏離預設的軌道。CDS合約不斷被標準化、拆分、自由轉讓，具有了權益性、收益性、風險性與流通性等“證券”特征，但是缺乏信息披露制度的約束；作為一種金融衍生品，CDS堅持合同自由原則，卻打破合同相對性；具有保險的功能，卻不受“保險利益”原則的限制；實踐中關注CDS發行主體，對具體債務償付能力關注不足；信用評級結果與基礎資產的真實價值有較大偏離；對參考主體和參考資產不加限制等種種因素促使CDS交易目的異化為投機，交易主體不斷泛化，投資者傾向于訂立更加個性化、復雜化的CDS合約，并樂于向第三人轉讓而不是到期履約，CDS將信用風險向整個金融市場轉移擴散，這也最終使其成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對CDS監管機制的構建要以問題為導向，通過制度引導，解決上述問題。
三、信用違約互換監管機制的比較法分析
隨著金融、資本市場的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全球主要金融大國關于CDS監管制度的立法日趨完善，且呈現出趨同的特征。
（一）美國信用違約互換的監管制度
美國對CDS的監管機制主要是由《場外衍生品市場法案》以及《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個人消費者保護法案》（以下稱《多德―弗蘭克法》）等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確立，具體的監管制度包括以下方面：
1. 明確監管主體和監管模式。通過立法對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與商品期貨委員會（CFTC）在場外衍生品監管方面的權限做出了明確劃分，解決監管重疊與缺位問題，形成了CFTC監管掉期市場，SEC監管個股掉期市場，二者共同監管混合掉期的兩元監管模式；同時提出設立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主要職責是防范和識別系統性金融風險，認定可能對金融系統構成威脅的大型綜合性金融機構，并向美聯儲建議對該類金融機構執行更嚴格的資本、杠桿及其他規定。
2. 明確監管對象和監管范圍。嚴格定義參與CDS的合格投資者，《多德―弗蘭克法》將掉期機構劃分為掉期交易商和主要參與人，對外國金融機構實施限制措施；實施強制性的注冊要求、業務操守準則、保守的資本金要求、交易報告制度以及與對手方信用風險相關的初始保證金要求。
3. 建立中央清算制度。要求主要衍生品交易必須通過第三方清算的方式在交易所內開展，所有“標準化”的CDS都必須進行中央對手方清算，但是對小型金融機構予以豁免，如合作社、農村信用社等資產在 100 億美元以下的。
4. 建立CDS市場報告制度。所有的互換交易都必在交易結束后由單方、雙方或者第三方在第一時間向交易信息庫（Trade Repository，TR）匯報。匯報內容涵蓋交易的全部細節、條款的任何變動與執行，交易信息庫的數據必須保存至合約中止五年之后方可清除。對于中央清算的衍生產品合約信息可以由中央對手方（CCP） 統一提供，而非中央清算的合約則直接向 TR 報備信息。
5. 限制銀行從事高風險的衍生產品交易。《華爾街透明度和責任法》通過“沃爾克規則”限制大型金融機構的自營交易業務，不允許銀行將自有實體資金投資于私募股權基金，但是第619條仍設定了一個“最小數額例外”；同時，通過“林肯規則”將銀行的商品掉期、股權相關掉期以及非投資級別信用掉期交易轉移到單獨結算的、非銀行的、資本充足的下屬公司。
6. 建立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掉期機構須向其交易對手披露重大交易風險、重大利益沖突和每日價格波動等信息。此外，《華爾街透明度和責任法》和財務會計準則（公告）161號《衍生工具和套期活動的披露》，從定性披露、定量報表披露和信用風險披露等方面對金融衍生品出臺了更為嚴格的披露標準。
7. 非中央清算保證金監管。對于不能參加集中清算的互換交易商和主要互換參與者，要求他們繳納初始保證金和變動保證金。
（二）歐盟、英國等CDS監管制度
歐盟以及其他國家對CDS的監管大致包括以下幾點：
1. 明確監管依據和監管主體。歐盟委員會2010年了關于場外金融衍生品監管的提案，由歐洲證券與市場監管局（ESMA）負責場外金融衍生品的監管。
2. 確立中央清算機制。2009年3月歐洲清算所（ ICE）成立CDS中央清算機構。ESMA 要求所有的金融機構必須進行中央清算；而對于非金融機構，若持有的場外金融衍生產品頭寸沒有超過規定的“清算門檻”，則不必進行中央清算，用于套期保值的“與商業活動直接關聯”的衍生品合約同樣被排除在外。另外，豁免歐洲央行和國際清算銀行進行中央清算的義務。2009 年 3 月 18 日，英國金融服務局（ FSA）也報告支持“信用違約掉期市場的大部分交易進行集中清算”的信貸衍生品行業計劃，降低交易對手信用風險的不確定性（巴曙松、尹煜，2011）。英國不僅將“具有統一清算可能”的標準化場外衍生品合約交易通過中央對手方（CCP）納入集中清算機制，還對CCP進行監管，要求 CCP 必須在監管機構注冊，必須有充足的保證金覆蓋、實施穩健的準備金要求以及其他必要的風險控制手段。
3. 建立市場報告制度。金融機構必須在交易達成后一個交易日之內向TR 報告交易合約的全部細節（簽約方、合約種類、到期日、合約名義價值）；還對TR的設立進行監管，TR必須滿足相關資質經 ESMA 同意才可以設立。
4. 設置市場準入標準。英國通過《金融服務與市場法》 （FSMA），該法規定，只有獲得 FSA 的授權或者屬于豁免主體才可以從事場外衍生品市場交易。這些主體需要向 FSA 提出申請且證明自身具有一定的資金實力、有符合條件的管理層、良好的財務狀況和內控機制。此外，《批發現金市場和場外衍生品市場規則》對參與交易互換的主體資格做出了明確要求，主要包括： （1）名義本金在50萬英鎊以上；（2）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健全的財務結構、良好的商業信譽、一定的風險承受能力；（3）在 FSA 進行注冊登記等。
5. 實施分類監管模式。英國FSA根據客戶在資金實力、投資經驗、專業知識、需要保護程度方面的不同將其分為零售客戶、專業客戶和合格投資者，并針對不同類別客戶采用不同的監管模式與交易規則。FSA 對專業客戶尤其是合格投資者之間交易的監管很少，僅提供輕觸式監管。這些客戶一般僅受市場自律組織頒布的自律規則的約束（翟浩、雷曉冰，2012）。
（三）中國信用違約互換監管制度的解讀
雖然CDS已經在國內推出，但是相應的監管規則卻不匹配。目前國內對CDS的監管體系主要是由《業務規則》和《業務指引》等文件構建，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明確CDS市場參與主體。包括金融機構、合格信用增進機構、非法人產品、其他非金融機構，對參與主體實施備案制，將其劃分為核心交易商與一般交易商，并對其交易權限與范圍進行分類監管。
2. 劃定參考實體與標的債務的范圍。《業務指引》規定，參考實體包括但不限于企業、公司、合伙、國家或國際多邊機構，并應根據債務種類和債務特征等債務確定方法確定受保護的債務范圍；對非金融企業參考實體債務種類進行限制，目前限定于其在交易商協會注冊發行的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
3. 對信用事件的范圍進行界定。信用事件范圍至少應包括支付違約、破產，不過，根據參考實體實際信用情況的不同，還可納入債務加速到期、債務潛在加速到期以及債務重組等其他信用事件。
4. 對CDS的交易結算方式進行規定。信用風險緩釋工具可通過人民銀行認可機構的交易系統達成，也可通過電話、傳真以及經紀撮合等其他方式達成，而根據清算情況的不同，交易雙方的結算方式也分為由人民銀行認可機構的清算系統進行集中清算和由交易雙方自行進行的清算和結算。此外業務規則規定，信用風險緩釋工具交易至少包括實物結算、現金結算和拍賣結算三種結算方式。
5. 明確關聯交易和資產標準的紅線。參與者不得開展以其自身債務為標的債務或以自身為參考實體的信用風險緩釋工具業務，開展以關聯方債務為標的債務或關聯方為參考實體的信用風險緩釋工具業務應予以披露，并在信用風險緩釋工具存續期按季度向交易商協會報告。任何一家核心交易商的信用風險緩釋工具凈賣出總余額不得超過其凈資產的500%。任何一家一般交易商的信用風險緩釋工具凈賣出總余額不得超過其相關產品規模或凈資產的100%。
綜上可以看出，經濟危機之后，域外CDS發展較為成熟的國家普遍加強對CDS的監管，其監管措施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1）加強立法，構建成熟、完善的監管體系；（2）明確監管主體，合理劃分監管權限；（3）嚴格市場準入，進行分類監管；（4）加強CDS交易、清算、結算和相應的信息披露與報告的監管；（5）加強中介機構監管。與之相比，我國當前對于CDS的監管機制尚未完全構建，僅僅原則性的規定了交易結算方式、市場準入主體等，過于模糊、籠統，缺乏現實操作性。
四、我國信用違約互換監管機制的構建
CDS能夠有效對沖信用風險，同時也可能會導致套利和投機。CDS已經落地，構建完善的CDS監管機制迫在眉睫。CDS監管機制的構建需要較為完善的金融監管、交易結算、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其他與CDS業務發展相適應的配套制度。借鑒歐美國家對CDS監管的成功經驗，結合當前國內金融監管體制改革、資本市場去杠桿以及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現狀，本文認為，我國CDS監管機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構建：
（一）確立監管依據
隨著CDS、CLN的推出，衍生品種類日趨完善，遠期合約、期貨、期權和互換等衍生品的相繼出現，使得傳統上“一個產品、一份規定”的監管模式不能適應市場快速發展的需要。對CDS的監管立法可以與我國衍生品立法相結合，途徑有二：一是制定單獨的《場外衍生品法》，對場外衍生品市場的交易、結算、風控等進行統一規范，將CDS納入統一的監管框架中；二是制定一部全面{整衍生品市場的法律，將場內與場外衍生品都納入其調整范圍，實現衍生品的綜合監管。考慮到目前《期貨法》立法正在進行中，制定單獨的《場外衍生品法》，對CDS運行基本原則、市場參與主體、主體行為以及監管做出基本安排的方案更具現實操作性。
（二）確立宏觀審慎監管原則
金融穩定委員會將宏觀審慎政策界定為用審慎工具減少系統性風險。CDS可能導致的系統性風險主要體現在結構性維度，即因為金融機構、市場之間的互聯性會使得CDS的信貸風險在金融機構、市場之間傳導。目前我國能夠采用的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有信息披露、杠桿率、資本留存緩沖、前瞻性撥備等十幾種。CDS監管制度可以采納這些政策工具，例如提高那些不能或暫時不能通過中央對手方集中清算的CDS交易者的資本金要求、降低CDS的杠桿率等，從而更好控制市場風險，這也與當前去杠桿的政策相匹配。
（三）明確監管主體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
CDS中涉及的標的債務涵蓋銀行信貸、企業債、公司債等信貸資產，《業務指引》明確規定參考實體包括但不限于企業、公司、合伙、國家或國際多邊機構。參考主體以及CDS業務參與者涵蓋證券、銀行、保險以及信托等多個領域，考慮到當前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推進，我國未來金融監管模式必然會采取綜合性、統一性的監管模式，屆時可以設立中國金融監管委員會，構建以其為主導、三會以及交易商協會等機構為補充的多頭監管體制。主導性監管機構負責政策制定、宏觀審慎監管；其他監管機構負責具體政策實施、信息披露監督等。
（四）明確監管對象和內容
CDS監管機制中的監管對象和內容是參與CDS的各種主體（包括但不限于CDS買賣方、信用評級機構、中央清算方和中介服務機構）及其買賣、評級、清算和服務等行為。從CDS運行過程看，主要包括參考主體、參考資產、CDS買賣、清算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
1. 限制參考主體和參考資產的范圍。首先，明確參考主體范圍。CDS作為風險緩釋工具，其應傾向于那些具有發展前景的優質企業，不應該是大型產能落后的企業。其次，對參考資產范圍進行嚴格把關。控制銀行對可疑類和損失類貸款進行風險對沖的額度；提高綠色債等參考資產的風險保護力度；根據債務種類和債務特征等債務確定方法確定受保護的債務范圍，對綠色、環保和資源高效的產業以及債務范圍輔以政策支持，對那些經過多重證券化的債券要持謹慎態度。再次，以結構化程度簡單的單一賣方CDS為主。單一賣方CDS因市場競爭充分、報價估值更加透明、流動性比較好，是將來的發展趨勢。
2. 禁止投機性買賣，嚴格市場準入。首先，當前階段應禁止CDS“裸賣空”，將CDS名義價值與實際債務之間的差額控制在合理范圍之內，堅決控制投機易。其次，嚴格市場準入，減少交易對手方風險，具體包括限定交易者資格、依據金融機構實力的不同劃分可從事的CDS業務范圍、對《業務規則》規定的核心交易商和一般交易商的資質進行限制。例如，商業銀行是信用違約互換最主要的參與者，可參照美國“沃爾克規則”和 “林肯規則”對銀行從事衍生品進行一定程度限制；對于受讓CDS的非法人產品（信托、基金等）實施穿透監管，防止信貸風險變現轉移到普通投資者身上。再者，禁止參考資產債務人與信用風險承擔主體具有重合性以及相關聯性。例如，債務人違約，觸發CDS合約清算事件，而承受信貸風險的又是債務人的控股企業（金融控股集團），會導致多個風險聚集在一個主體或相關聯企業之上。
3. 健全中央清算制度。國內實踐中，一直由上海清算所擔任中央對手方。CDS的集中清算制度首先要解決CDS清算適格性問題，具體可以參考2010 年FSB建議各國在確定場外衍生品適格清算標準時提出的以下幾點要求：（1）產品合約條款及交易流程的標準化程度；（2）該產品市場的性質、深度及流動性水平；（3）是否存在公平、可靠且可接受的報價來源。其次，在CDS集中清算認定程序方面，可以由金融監管委員會和上清所分別進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程序認定，并確定集中清算豁免對象的審查標準；中央集中清算方式要從制度、人員、系統等多方面入手，包括集中清算業務參與者信用風險監測和評估體系、保證金等風險管理制度以及集中清算業務參與者違約處理機制等。另外，在對《破產法》、《擔保法》等相關法律法規進行修改或做出例外性規定、解釋的前提下對終止凈額結算制度進行立法上的確認，解決其與選擇性履行權、破產抵銷權等破產法律制度之間的沖突，掃清制度障礙。
4. 強化雙方自行清算的信用風險控制。《業務規則》規定，根據清算情況的不同，結算方式分為集中清算和由交易雙方自行進行的清算和結算，該規定存在制度套利空間。因為作為場外衍生品，總是存在一些難以標準化、無法通過CCP 進行集中統一清算的CDS產品，實踐中可能會有市場參與主體主動選擇“非標準化”的CDS從而避免中央清算的要求。對于“非標準化”的CDS，通過雙邊擔保機制加強這類交易者的風險管理，要求對方提供初始保證金和變動保證金，隨著參考債務價值下跌或者信用級別降低而不斷增加擔保品；同時輔以及時的評估、監測機制，對其價值進行逐日評估，實現對每筆衍生品合約交易的追蹤，避免頻繁轉手交易導致信用鏈條過長。
5. 完善CDS信息披露與報告制度。CDS作為一種場外金融衍生工具，具有契約性和定制性，在這種契約關系中普遍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問題，CDS的拆分、打包、自由轉讓進一步加劇了交易雙方、產品、市場與監管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完善CDS信息披露機制，對信息披露主體、對象、程序、監管以及責任認定進行系統規制，待條件成熟，可以考慮制定《場外衍生品信息披露法》，要求場外衍生品市場的參與者及時、真實、準確、完整地向監管者和投資者公開披露相關信息。例如CDS運用的目的和策略及其對公司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的影響等。強化相關主體向監管者提供更加詳盡的衍生產品報告意識及責任追究機制。加強信息披露的聯合監管及相關機構之間信息的互聯互通，防范和化解市場風險。
6. 規范和完善信用評級市場。CDS作為信用衍生品，與信用環境高度相關。一方面，為解決信用衍生交易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要加快企業和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建設；另一方面，監測判斷CDS交易風險需要加快信用u級的專業化進程，完善國內的信用評估體系，提高信用評級機構的專業化水平。加強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要明確其金融市場“看門人”的角色；增強信用評級機構的法律責任歸屬，加強責任追究；鼓勵評級機構對中小企業集合信用貸款合理評級，確定CDS價值，促進中小企業融資。
（五）革新監管理念，加強監管國際化
實施功能型監管與機構型監管相結合的監管理念，且以功能型監管為主；同時加快建立與國際監管機構、組織的協調與合作機制，將我國的CDS市場發展實際與國際性的指導性文件相結合。例如，在拍賣清算制度的設計方面，采納國際互換和衍生品協會（ISDA）的《2009年ISDA信用衍生產品決定委員會、拍賣結算與重組事件補充文件》；在中央對手方制度構建方面，可以借鑒國際支付結算體系委員會和國際證監會的《關于實施2004年場外衍生品中央交易對手建議的指引》，逐步實現監管的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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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是低碳研究和新能源產業發達的地區。歐盟高度重視新能源產業的發展，提出2020年比1990年減少溫室氣體20％，到2020年，實現可再生能源占總能源消耗的20％、能源利用率提高20％、生物能源占運輸能源的20％的整體目標。2009年歐盟出臺《歐盟能源與氣候變化一攬子方案》，鼓勵更好地利用能源，提高能效，避免污染，控制與減少化石燃料排放，推行碳捕捉技術，開發新的低碳能源，積極引導企業發展低碳經濟。許多發展中國家也將綠色產業作為支持重點。例如巴西積極支持低碳產業，推動生物燃料業的發展。巴西政府專門成立了一個跨部門的委員會，由總統府牽頭，14個政府部門參加，負責研究和制定有關生物柴油生產與推廣的政策與措施。為此，巴西政府還推出了一系列金融支持政策。比如，巴西的國家經濟社會開發銀行推出了各種信貸優惠政策，為生物柴油企業提供融資。從2005年《京都議定書》生效后，碳市場發展迅猛。2008年，全球碳交易量增長至48．1億噸，是2005年的近7倍。2009年雖然遭遇金融危機的沖擊，全球碳市場仍然達到1440億美元的交易金額。近年來，全球碳交易市場規模每年以超過100％的速度遞增。2011年碳交易的規模已達到1760億美元，較2005年碳排放交易額108億美元增長了15倍以上。在未來，圍繞碳排放權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資、低碳項目開發的投融資及其他相關的金融中介活動將變得更加活躍，并成為綠色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金融助推傳統產業升級換代
從國際范圍來看，制造業繼續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梯度轉移，新一輪的產業分工和產業轉移為發展中國家加快工業化進程、升級產業結構提供了機遇。國內一直存在的產業結構失衡也迫使我們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發展到這個階段，產業的換代升級成為必然，“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要“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節能減排，防治污染，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國際上，金融助推產業調整升級的成功例子有許多，韓國在這方面有好的經驗。20世紀70年代，韓國確立了鋼鐵、汽車等十大戰略產業，政府通過直接控制金融業進行籌資。80年代以后，韓國確立了“科技立國”的戰略，重點發展電子和電器工業，政府通過利率和稅收優惠等方式，引導銀行和民間資本加大對高技術產業的支持。進入21世紀，盧武鉉總統提出“第二次科技立國”，包括利用銀行業在內的多渠道資金，組織成立了科技種子基金、風險投資基金等，為實現自主創新構建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平臺。縱觀韓國產業升級換代的整個歷程，在這么短的時間能成功實現三次轉型升級，產業結構由高能耗高污染到高科技低排放，金融服務和創新的及時跟進至關重要。一般來說，傳統產業是相對于信息產業、新材料產業等新興工業而言的，主要包括鋼鐵、煤炭、電力、建筑、汽車、紡織、輕工、造船等工業。“十二五”時期，中國傳統產業的綠色改造還非常艱巨，其關鍵是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理念指導下，依靠技術進步，在提高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水平和產品質量的同時，節約資源和能源，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產業的升級換代主要包括：鋼鐵、有色金屬、建材、化工等傳統流程工業中的節能減排、清潔生產、鏈接技術；機械制造、裝備制造、交通工具制造、電子產品制造中的產品生態設計、節約制造以及廢舊機電產品的再制造。還包括建筑的節能改造、新型建筑的生態設計和建筑垃圾的回收利用，等等。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金融業需要順應傳統產業換代升級的需求，提升金融服務的層次和功能，實現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的良性互動，從以下幾個方面起到支持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作用。一是對傳統產業中的企業進行技術升級改造提供資金支持。使信貸資金向結構調整、自主創新、節能環保、循環經濟等領域傾斜。同時對“兩高一剩”產業建立行業準入門檻，設立環保評判標準和細則，以便提高綠色信貸的操作性。對不符合綠色貸款標準的企業予以“一票否決”。針對傳統產業升級改造過程中對技術依賴較高、資金需求大、可用抵押物少的特點，金融機構應積極創新貸款抵押方式，以技術專利、升級設備、存貨、應收賬款等作為傳統產業升級改造貸款抵押物，開拓試行多家企業聯保貸款模式。二是針對傳統產業升級改造過程中需要采購大量設備的特點提供金融租賃服務。金融租賃是國外節能服務公司經常采用的融資模式和商務模式，既能有效地降低節能服務公司的資金負債率，又利于界定項目資產的歸屬。“十一五”期間一批金融租賃公司積極探索和嘗試與節能服務公司合作節能項目的租賃業務，在建筑和工業領域都形成了成功案例，初步顯現了金融租賃對節能服務市場的特殊功能。金融租賃在“十二五”期間有望成為節能服務行業的主要融資方法之一。三是針對傳統產業升級換代初期風險大、不確定性強的特點拓寬企業股權融資渠道。隨著節能服務公司治理結構的不斷完善、核心競爭能力日益展現，獲得風險投資和進入資本市場融資將成為新的熱點。因此，資本市場需要建立和完善制止高能耗、高污染企業上市融資和再融資的體制與機制。通過立法明確證券發行和上市保薦機構的相關責任，并設立問責機制。四是針對農業產業化加大三農的融資規模。發展現代農業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也是綠色經濟的重要內容。中國農村經濟經歷了否定之否定和螺旋式上升的多個發展階段。為了盡快改變國家的二元經濟結構并向兩型社會過渡，農業生產走集約式、產業化和園區化的道路勢在必行。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機制條件下，農業生產將逐步改變分散的、個體的生產方式，在更高的層次上向集體生產方式復歸。通過農民專業合作社、私人農場和“公司＋農戶”等農業產業化模式，實現農業產業的轉型升級，帶動農民創業增收；其中的關鍵要義是節能環保、生產高效和產品符合健康的要求。為此，金融機構應當想方設法，借助土地流轉等制度平臺創新農村金融產品，將信貸、保險、信托、擔保、租賃和新型中間業務等金融工具以不同的方式組合在一起，服務于農業產業的轉型升級，對安全、綠色和低碳的農產品生產及其深度開發提供再融資傾斜。
三、綠色產業發展的金融支持
除了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綠色產業的發展也是關系到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的核心內容。“十二五”時期，中國政府已經將節能減排和低碳經濟作為國家發展戰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強調“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從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加強資源節約和管理、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大環境保護力度、促進生態保護和修復以及加強水利和防災減災體系建設六個方面謀劃“十二五”時期中國的綠色發展。“十一五”期間，中國綠色產業取得了很大發展；在針對國際金融危機推出的4萬億投資計劃中，有2100億投向節能減排和生態建設工程，帶動全社會2萬億的投資。據預測，到2015年，綠色產業增加值將達5萬億元，相當于同期GDP的10％左右［3］。因此，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市場層面，中國綠色產業的發展都孕育著巨大的潛力。中國綠色產業的起步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1984年，中國環境保護工業協會成立，當時全國有近1000家生產環保設備的工廠。1988年，國務委員宋健提出了發展環保產業的問題，環保產業替代了環保工業，也成為了綠色產業的前身。90年代以來，環保產業的發展重點從以環保機械裝備為核心向環境產品、環境服務和環境建設多領域、全方位方向發展。2009年，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達4525億元，比2005年增長89．5％；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1．30％提高到2009年的1．33％。“十二五”期間，中國綠色產業的發展主要集中在污水處理領域、大氣污染治理領域、固體廢物處理領域以及噪聲與振動控制行業、環境監測儀器行業等其他相關產業。綠色產業的發展，包含大量新技術的開發和運用，具有高投入、高風險、高回報的特征。比如，環保節能產業投入大，投資回收期較長，傳統的信貸審核方式難以滿足環保節能產業的信貸需求。因此，金融支持綠色產業的發展，必須以金融創新作為驅動力。首先，加大對綠色產業的投資力度。發展綠色創業投資和私募股權投資，鼓勵保險公司、社保基金、企業年金等機構投資者加大對綠色產業的投資力度。加快綠色產業風險投資的發展，引導風險投資與發展綠色產業所需要的科技資源相對接，將是否推動綠色產業發展納入國有風險投資基金的考核，出臺政策鼓勵社保、保險等長期資金利用風險投資渠道進入綠色產業。其次，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以支持綠色產業。根據綠色產業的特點不斷修訂創業板的新股發行條件，推動綠色資源類企業和項目發行債券、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等直接融資產品。銀行可通過發行綠色金融債券吸收大量中長期穩定資金，再以貸款或其他金融工具投資于一些周期長、規模大的以循環經濟模式運營的環保型產業或生態工程項目；既可以解決環保型企業資金的不足，也可以優化其資產結構。再次，金融機構積極參與市政公用綠色產業市場化改革。積極為BOT、BT、TOT等多種建設經營模式的綠色公用項目提供融資。該類建設經營模式大多牽涉到企業與政府間對項目的建設、運營和移交等方面，具有政府補貼或政府擔保等特點，能夠將企業的經營實力與政府的社會管理經驗、政府的聲譽有機地結合起來。金融機構對該類綠色項目發放貸款風險低，收益穩定。最后，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綠色金融服務功能。鼓勵大型商業銀行加強對綠色產業的服務力度，建立能專門為綠色產業服務的專業性中小金融服務機構，激勵擔保機構為綠色產業的信貸進行擔保，加快保險創新力度，推出針對綠色產業的專項保險產品等。我們應該看到，綠色產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以各種方式與傳統產業伴生成長。有可能是傳統行業作為新興產業供應鏈的一部分，嵌入新興產業內部，如傳統的玻璃制造業為光伏行業提供太陽能電池的玻璃基板。也有可能是傳統產業為新興產業提供依托，如傳統的物流業對電子商務的支持。還有可能是傳統產業憑借資金、銷售網絡的優勢，搭建運營平臺，使新興產業與消費者實現對接，主導新興產業的發展，如國家電網籌建的全國汽車充電站網絡，就是對電動汽車行業的極大支撐。因此，走“新舊結合”的發展路徑，也需要金融創新的支持。可以嘗試研發嵌入期權等資本市場工具的信貸產品；可以與風險投資等直接投資機構合作開展業務；還可以與保險業合作，通過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專項保險，創新風險分擔和損失賠償機制。可以說，技術創新和金融創新是支撐戰略新興產業發展的兩個輪子，兩者缺一不可。
四、構建適合中國特色的碳金融交易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