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5 17: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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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公共生活教育原型建構
一切學校教育活動都要按照一定規范和原則有序地開展。“育紅人”經過理論與實踐上的深入思考，提出了建構學校公共生活教育原型，這有利于公民教育的有效實施。
（一）學校公共生活內涵與特性
當代哲學為公共生活的研究提出了明確的理論指導。著名思想家漢娜?阿倫特指出：公共生活是一種自由的、平等的、理性的、非暴力的生活。而在另一位著名哲學家于爾根?哈貝馬斯看來，公共生活具有“公共性+契約性+商談性”等基本特性。從中可以看出，公共生活是一種以普遍性的公共倫理為基礎，以“自由”“平等”“理性”等規范為前提開展的溝通、交往等實踐活動。具體來說，公共生活作為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它包含三方面的基本特性：
（1）公共生活是以帶有共性的，可推廣的、普遍化的公共倫理為基礎的生活實踐。而個體的私己生活“不能產生可以推廣的公共性的交往關系”。因此，在公共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不能遵循私己性的人際倫理，而要遵循具有普遍性的公共倫理，即平等對待公共生活中的交往對象。
（2）公共生活是以公民的公共交往為基本特征的生活實踐。公民的公共交往并不是簡單的人與人之間的交互活動，更主要的是公民與公民之間就公共事務和公共問題而展開的“協商對話”，而這些交流與溝通追求的主要是公共利益以及公共問題的解決。公共生活是受法理規范所保障的生活。
（3）公共生活應以法理規范為準繩，同時受到法理規范的保護，公共生活的交往雙方都不得逾越公共法律和規范的制約，在法理規范的認可范圍之內展開交往實踐活動。因此，公共生活不僅體現著公民之間的民主平等性、主體性和協商性等特征，同時也深刻地體現著法理性、規范性和契約性。
在學校公共生活中，學生也應該在遵循一定“法理”“公約”的基礎上充分展示自己的內心世界，與其他同學進行自由、平等的對話、協商，并可以就公共問題或公共事務無障礙地發表自己的觀點和見解，以尋求其他同學的協商共識，促進公共問題或公共事務的解決，即學校公共生活具有制度性、參與性、平等性、協商性等特性。
（二）學校公共生活教育原型的建構
學校公共生活不僅為學校公民教育提供了生活實踐的基礎，同時還為學校公民教育提供了理論基礎。因此，學校公共生活教育原型建構要遵循學校公共生活的內涵與特性，才能有效培育公民素養。
“育紅人”在總結本校開展公民教育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對學校公共生活與公民素養養成的關系等問題進行理性梳理，在此基礎上，架構基本理論假說，建構了學校公共生活教育原型（如右圖）。
從圖中可見，學校作為一個公共生活實踐的場域，以“小公民實踐活動”為依托，以公共事物為中介，以“對話”“協商”等公共交往為手段，以學校制度即公共倫理為調節，以公共性的形成―公民素養的養成為核心目的。其中，小公民實踐活動是我校建構學校公共生活的基礎；主動參與公共事務、嚴格遵守制度公約、積極進行平等對話、輕松學會溝通協商都是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來的，為實現公民素養養成目標建立了具體實施方向。該理論原型的建立，集中展現了學校公共生活與公民素養養成的核心要義，它的確立為學校校內外各項公共生活實踐活動提供了堅實的依據。
二、學校公共生活教育實踐探索
學校公共生活教育的建構，需要切實地引導學生參與公共生活的實踐。學校公民教育在培育學生公民品質的過程中，可以以公共生活作為一種重要的教育途徑和實踐策略，在公共生活中實現學生的公民品質的培育。
（一）校內公共生活實踐
1.校內民主生活
（1）“規定”變“公約”。我校為讓學生養成規則意識，更好地發揮規則的價值，根據公共生活價值理念要求，我們變“規定”為“公約”，讓學生自己來討論制訂班級各項生活規則，如學習公約、衛生公約、互助公約等。高年級班主任教師還在班級公共生活中進行“說理”教育實踐活動，引導學生提出班級問題議案，交由班級成立的學生代表團審議，審議通過后提請全班同學進行評議表決與說理，從而逐步提升學生公民素養。
（2）“被動”變“主動”。學校發出“讓學生自己行動起來”的口號，并凝練成了班級自治管理策略之“八字訣”：信任、溝通、點撥、欣賞。公共價值理念使班主任從顯性的管理者轉變為“隱形的思想圓心”，讓學生由被動的服從者發展為“協作的同心圓”。
（3）“個體”變“團體”。學校鼓勵班主任教師在班級公共生活中開展“三人行”自治與互助協作組活動，旨在創設自治的機會和互助的氛圍，增強學生民主參與公共生活的能力。有些班級還建立了班級學習自治組織，如“方法策略組”“幫扶協作組”“群力攻關組”……“學生教學生，學生幫學生”成為一種常態，學生們在團隊合作中體驗合作共享、共同進步的樂趣。
（4）“管理”變“評理”。當前很多學校的課堂評價都是管理者自上而下的單向評價，而我校不僅對課堂評價表進行了重構，更關鍵的是實現了評價主體多元，讓學生擁有發言權，讓學生成為課堂教學的評議方之一。
2.校內社團活動
（1）“我來”。“育紅人”鼓勵學生積極投身于每一個公共生活時空，成為活動的主角，真正做到“我的地盤我做主”。例如，“我來學做小編輯”―育紅有一份創辦自上世紀的校報―《心之橋》，學生編輯成為生力軍，他們廣泛征集各方意見與建議，分工校對校報小樣，讓更多的學生參與到校報創辦工作，不斷積累實踐經驗。
（2）“我們來”。“我們來”是學生積極參與公共生活的象征與標志性口號。例如，“我們來學做管理員”―紫藤書社曾被陶行知先生贊為“看到的最好的圖書館”，在紫藤書社，學生們自由參與社長、社員的競選，自主設計環境布置方案，積極進行圖書的借閱、宣傳與推薦。
此外，還有“紅領巾廣播臺”里學校播音員、大型活動節目主持人實行的公開招聘；校園各處提供公共服務的“小紅帽”志愿者；每周“走班社團”時的自主管理、自主學習……“我的地盤我做主”已經成為育紅一張充滿無限活力的學校文化名片。對于學生，“育紅人”盡可能地放手，為學生提供公共生活中鍛煉自我的舞臺。
（二）校外公共生活實踐
（1）優化公共生活資源開發渠道。“育紅人”走進基地，開辟江南大學、太湖科教產業園等多個課外實踐基地；“育紅人”走進歷史，利用創校先賢榮氏家族這一特色資源，開發“榮氏人文伴成長”校本課程；“育紅人”還走向世界，加入“國際學校聯盟”，為育紅學子參與更加廣泛的公共生活提供了機會。
（2）規范公民教育實踐活動路徑。學校將進一步規范校外公共生活實踐活動六大步驟，具體如下：廣泛調查，確認問題投票表決，選擇問題分工協作，研究問題制定方案，解決問題模擬聽證，聚焦問題總結反思，提升能力。在此過程中，逐步提高學生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3）引導學生自主建構資源平臺。學生是學校公共生活的主體，提高學生的公民素養，必須敢于“放手”。我們欣喜地看到，育紅的學子們經常在家委會成員的陪同下，自主選擇活動主題，獨立設計活動方案，約小伙伴們一起“玩趣”！育紅學子公民素養在學生公共生活資源平臺的自主建構中、在他們別出心裁的公民實踐活動的自主設計與開展中潛滋暗長。
公共信任的凸顯及其界定
毫無疑問，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社會逐步組織化的過程與信任形態的變化相伴隨。如盧曼所言，“從歷史上看，而且從實質上看，信任采取了許多不同的形式。在古代社會系統所具有的特征不同于在文明社會系統它具有的特征。”［2］(p．125)這一觀點提醒我們這樣一個事實:即不能忽視信任類型轉化中的一個基本的趨勢，那就是，在社會發展及其信任形態變化的過程中，有一種信任類型，即公共信任，總是與人類社會的共同生活或者公共生活相伴隨。從共同生活或者公共生活的層面而言，不管是在農業社會還是在工業社會，被統治者對統治者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的期待、公民對執政黨社會責任的期待、社會公眾對社會組織基本功能的期待都是存在的，這種以期待為基礎的信任類型是一種客觀的力量，是維持統治秩序和社會生活秩序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王朝或者現代國家合法性的基礎，也是促進社會有效整合與和諧運行的基礎。毫無疑問，缺乏公共信任的任何統治者或者管理者都缺乏社會基礎，即使在服務型政府的建設中，這種信任也起著關鍵作用。在農業社會的統治行政體系及統治關系中，臣民對統治體系和統治者地位的合法性認可是“公共信任”起作用的最原始的基礎，這種認可來源于臣民對擬神化的統治者發展農業生產、優良教化社會、穩定社會秩序和統治秩序等社會責任的期待。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統治身份的認可以及實現這些社會責任的盡心期待是這種信任形成和產生的社會基礎。盡管，在統治者看來，統治的邏輯不一定如此，而是“君權神授”的應該如此。但是，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理解，前者才是其合法統治的基礎。唐太宗李世民的治理名言:“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中的“水”，一般意義上都理解為被統治者，即老百姓，但從信任的角度來看，更合適的理解是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統治功能和責任的一種信任，無論是“載”或者是“覆”，都與這種信任有關。進一步分析，從農業社會統治行政體系中信任建構的角度來理解，統治者一般通過祭祀神的方式去自然地獲得一種基于神的人格的“共同信任”，并因此獲得統治的合法性。這是農業社會的統治者獲得“共同信任”或者“公共信任”最為快捷的最基本的途徑，也是農業社會的統治技巧和方法。因此，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無論是在戰爭或和平時期，王朝總是要祭祀神和統治者的先祖，這既可以理解為對“君權神授”的一種社會闡釋和呈現，更是統治者因此獲得被統治者信任的基本途徑。這種信任是鏈接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合法性關系的紐帶。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信任還不完全是統治行政體系形成的基礎。因為，農業社會的統治行政體系主要是通過血緣關系和擬血緣關系來建立信任的，從而，在體系內部，維護其行政體系基礎的信任形態主要是人際信任而不是我們所說的“公共信任”或者“共同信任”。但是，從構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基礎來看，其統治的合法性和“公共信任”密切相關，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合法性的不認可乃至暴力的反抗，主要還是因為他們沒有履行好發展農業生產、優良教化社會和穩定秩序等社會責任，這些責任的喪失所導致的“公共信任”的喪失，是統治者失去統治合法性的根本原因。到了工業社會，啟蒙思想家使人們逐漸脫離了對神的精神依賴以及對倫理生活的依賴;特別是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隨著個體生活的社會化和社會生活的組織化，建立在個體知識能力基礎上的職業專業化與個體對組織的依賴密不可分，失業問題就是個體對組織依賴的典型說明。在工業社會，社會組織不僅成為了社會運行和社會管理的載體，而且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共同構成了個體生活無可脫離的環境，并形成了一股主導公共生活的力量。特別是在專業分工細密的城市中，人們的生活深陷于無法回避的社會組織的包圍和牽制之中，因此，很多社會學學者把組織類型作為社會結構劃分的基礎。從行政學的視角來看，在工業社會的公共生活中，公民和社會組織中存在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關系是公民對政府的依賴關系。特別是在民族國家成長為行政國家后，盡管個體的生活空間日益擴大到了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但在公共服務層面，公民“從搖籃到墳墓”都處于政府的管制之中，社會生活對組織的依賴完全體現為公民對政府的依賴，政府在國家行政化的過程中成為了公共生活的中心，公共領域或者公共生活中的責任就是政府的責任。從公共信任關系來看，相應地，政府信任也就處于信任體系的核心。政府在公共領域中的中心地位成為政府信任凸現的重要原因之一。與此同時，公民對政府的集中依賴淡化了其他組織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從公共信任形成的角度來看，很明顯，在工業社會的信任體系中，政府在公共領域中的中心化及其在公共生活中的主導地位是一種治理現實。當前，人類社會正處于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過渡的過程中。在此過程中，公共信任作為一種新的信任類型將逐漸凸顯出來。在《道德的市場》中，鮑曼指出，“影響行為人的因素主要在于他人的行為。而此類社會依存的情形下存在著參與人的一種‘社會行為’，其以他人過去的、現在的或預計未來采取的行為為取向。”［3］(p．46)根據這一社會依存理論來理解，我們認為，公共信任的凸顯與后工業化過程中各種社會類型的公共責任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第一，公共信任的凸顯與群體間的依存度增加有關。如果說工業化過程是個體對政府組織依賴的過程，那么，后工業化過程則是不同社會組織之間互依性增加的過程。在后工業化的過程中，由于個體進一步群體化，群體進一步組織化，在社會互依性增加的過程中，社會構成的群體性和社會生活方式的組織性，一方面使群體的生活形式演變為群體間組織的依賴;另一方面，在公共生活中，除了政府對社會責任的承擔以外，組織規模日益擴大而且社會管理技能日益增加的其他社會組織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也相應地得以增加。無論我們把后工業社會稱為風險社會、開放社會、多元社會、流動社會還是虛擬社會，其實這個社會還是群體組織的社會。群體的形成、群體對組織的依賴和群體間的互依是這個社會的普遍特征。這種組織間的互依性關系是當今社會合作潮流形成的原因，也是公共信任凸顯的重要原因。第二，公共信任的凸顯與各類社會組織公共性的重疊相關。有研究者指出，“在今日的社會條件下，公共性是一個‘重疊式’結構:經濟形態—資本(商品與貨幣是資本的兩個重要環節);政治形態—行政權力與制度;文化—精神形態:公共理性與公共精神。”［4］(p．115)在后工業化過程的公共生活中，公共性的重疊或日趨整體化表明了這樣一種趨勢，那就是，公共責任不只是政府等擁有公共權力的組織的“特權”，而是參與和形成公共生活的所有社會組織的基本責任。公共組織、私人組織和非營利性組織對公共生活中的公共責任的共同擔負，成為公共信任凸顯的重要原因。相應地，公共信任也成為了公共生活有序運行的基礎，是各種社會組織是否能夠得到社會認可并承認其參與公共生活的合法性基礎。第三，公共信任的凸顯與多元社會治理主體間合作性互動關系的形成有關。在各種類型的社會組織被賦予或者主動承擔了增加社會福利、維護社會安全和促進社會公平等社會責任的功能與使命后，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的主體結構不再是以政府為中心的一種管制性結構，而轉變為治理過程中的一種合作性互動結構。盡管這種合作性互動結構目前還比較薄弱，而且，很多社會組織對社會責任的承擔是在政府的引導下進行的。比如，企業的社會責任的承擔就是政府對其促進的結果，但不可否認，這種促進及其有效互動的基礎是信任而不只是支配性的權力。由于互動基礎的改變，這種因為合作性關系而形成的信任不是人際信任，也不是組織信任，而是公共生活中一種以社會責任為基礎的信任，即公共信任。它是社會公共生活中的支撐力量。這樣一來，工業社會以政府信任為中心的信任體系結構不可避免地轉化為一種以多元合作治理主體共同建構的公共信任體系結構。對于理論研究而言，無可回避的問題是，當公共信任作為一種成熟的信任類型凸顯并逐漸成為影響公共生活和社會秩序最為關鍵的因素之一后，我們必須對這一概念進行界定，并指出其內在特征。有研究者指出，公共信任是相對于私人信任而言的，是與公共生活及公共交往相聯系的信任，是現代社會尤其是民主制度下的新型信任。作為一個寬泛的概念，主要包括四個層次的內容:對社會成員的一般信任、對社會角色的信任、對社會制度及運行機制的信任、對民主社會的一般價值觀的信任。［5］(p．56)我們認為，如果把信任一分為二地類型化為公共信任和私人信任過于簡單，但不可否認的是，公共信任確實與公共生活有關，與社會組織的公共性重疊和公共責任在社會組織結構中的逐漸分散有關。思考公共信任不但要思考它產生的基礎，而且只有結合公共性來思考，只有立足于公共生活和公共性來思考，才能歸納、揭示公共信任這一概念。在綜合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我們認為，公共信任是社會公眾對于公共組織、私人組織和非營利性組織共同維護公共生活有序運行的社會責任的系統化的有限期待，是維持公共生活良性運行的一種客觀整合力量。在公共信任度高的社會，社會公眾與各種社會組織之間存在一種和諧的社會交往關系，社會組織的社會責任與社會公眾的合理期待協調發展。反之，存在公共信任問題的社會則意味著失去了一種最有力的社會整合力量，這一社會整合力量的消失是致使社會整體失信的重要原因，也是導致社會整體誠信危機的重要原因。作為公共生活中的一種信任形式，公共信任有如下特點:第一，公共信任的系統性。公共信任的系統性表現為非營利性組織中的公益信任、私人領域中的企業信任和公共領域中的政府信任之間是相關的，因此體現了公共信任系統化的特征，公共信任體系中的各要素是互動的。因此，有時候政府不被信任，不是因為政府本身信任度不高，而是政府沒有管理好其他組織的公共信任。現階段，由于政府在公共生活中的主導性地位，政府對其他類型組織的公共信任有管理的權力和義務。因此，在規劃中國公共誠信體系建構的過程中，從學者到民眾都認為首先要從政府誠信抓起。這是符合公共信任及其管理的特點的。由于公共信任的體系性，社會管理過程中如果只重視政府信任，而忽視對其他承擔公共責任的組織的信任度的管理，照樣會產生公共信任危機。第二，公共信任體系的層次性。盡管不同社會組織公共責任的性質是相同的，但它們公共責任的大小是有層次性的。在一般意義上，社會組織的公共信任度與它們對公共生活的影響程度及其所承擔的社會責任的大小密切相關。例如，盡管社會責任的性質一樣，但一個跨國公司所承擔的社會責任與一個個體企業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同樣，一個大公司的社會責任缺失所引發的信任問題及其導致的社會影響也是巨大的。在社會組織的合作性治理結構的形成和成熟過程中，不同組織社會責任的大小與政府的責任相比依然相差很大。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政府信任還是公共信任體系結構中的主要要素。當然，我們不能因為公共信任體系中這一主要要素的存在，就去否認其他組織對公共生活所負有的責任，去否認它們在公共信任凸顯過程中的作用。第三，公共信任關系的模糊性。在公共信任體系所呈現的信任主體關系中，一方是與社會責任相聯系的社會組織，另一方是社會公眾，這就形成了公共信任關系中一對多的關系，盡管這種一對多的關系不是嚴格數學意義上的，但正是這種關系導致了公共信任關系的模糊性。例如日益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表面看起來是食品生產企業的問題，但實質上，因為食品安全對公共生活的重大影響，這一問題本質上是社會的公共信任問題。也正是由于公共信任的體系性和政府在社會中的主體性角色，社會公眾很容易把系統化的公共信任等同于碎片化的政府信任，也很容易忽視其他社會組織在公共信任中的作用。不可否認，公共信任的這一特征也是很多學者視之若有若無，不給予足夠重視的關鍵原因。第四，公共信任關系的壓力性。公共信任關系是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眾之間所形成的一種關系，由于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和社會公眾對公共生活的依賴，從而，在公共信任度低的環境中，公共信任主體和社會公眾之間形成了一種壓力性關系。這種壓力性關系的存在意味著信任者與被信任者之間的空間關系是狹小的。如同一個孩子無法選擇其父母一樣，一個國家的公民也無法隨意選擇其所在的國家;社會公眾在公共生活過程中不得不接受不同社會組織的產品、服務和管理。這恰恰是公共信任起作用的基礎，但在公共信任度不高的社會，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眾之間便形成了一種不可回避的壓力性關系。例如我們要購買食品、藥品等生活用品，盡管它們可能存在安全風險，但是誰也無法完全知道更無法完全回避這些風險，因為我們要依賴它們生活;同樣，公民要接受行政、司法和立法機構根據權力和規則的管理或服務。在一個政府的階段性統治時期內，社會公眾必須給予這些組織以信任支持，這是難以回避的客觀事實。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公共信任是個人無從選擇的。其表現為選擇空間的狹小和高成本的退出機制。”“表現為信息、影響力與承受力的非均衡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信任的非相互性，從而使作為信任方的公民處于不利的地位”。［6］(p．8)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公共信任卻因此成為了一種客觀事實和客觀力量。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公共信任的破裂則對公共機構和公民的影響是破壞性的，甚至是災難性的”。［6］(p．8)第五，公共信任關系的脆弱性。“正如我們看到的，信任和不信任是符號傳播的泛化的態度，它們并不隨明確的具體客觀原因而變化，而是主觀過程控制的，經驗借此過程得到處理并且簡單化。”［2］(p．99)因此，與真理或法律相比，“信任機制的相對下級的，相對低的‘技術水平’，除了別的以外，在于比較難于轉化為對立面:信任轉化為不信任比不信任轉化為信任容易”。［2］(pp．118～119)這表明了公共信任的脆弱性。盡管公共信任關系是一種壓力性關系，但這種關系是脆弱的。如果一個社會不對公共信任進行有效的管理，這種信任關系會變得更加脆弱。在一個公共信任度不高的社會，一個負面的謠言就可以將整個政府或者社會的誠信系統框架擊垮。如果我們正確認識了公共信任在當代社會的凸顯，我們就能夠對公共信任進行有效的管理，其客觀事實的一面就會呈現出來，并可以發展成為一種維護社會穩定、有序的客觀力量，從而減少社會交往成本，穩定社會心態。
公共信任問題及公共信任的管理思路
在界定了公共信任的形成階段、概念和特征后，公共信任管理成為必須關注的重要問題。要提出公共信任的管理思路，首先要考察公共信任問題產生的邏輯及其社會影響。第一，公共信任問題起因于“公共質疑”。“公共質疑”是社會公眾對負有公共責任的某一類社會組織的負面性事實的失望與反對，是對這一類組織的社會功能及其社會責任的不認同。例如，如果社會公眾共同質疑企業產品的安全性、共同質疑食品和藥品的安全性;或者公民共同質疑行政、司法等公共權力機構行為的公平和正義……對某一類型的組織的公共質疑就形成了。公共質疑會導致對某一類型的社會組織的“公共不信任”，“公共不信任”的發展可以逐步累積成公共信任問題。當“公共不信任”累積到一定程度后，社會的公共信任問題就產生了，我們所說的社會誠信危機就產生了，因為社會公眾對多種類型的社會組織的社會功能都給予了“公共不信任”。如果一個社會產生了誠信危機，這就意味著“公共不信任”在公共生活中起了質的變化。第二，公共信任問題導致公眾對負有公共責任的社會組織的公共生活功能整體性的負期待。在目前的社會，公共組織、私人組織和非營利性組織對社會的有效運行都有一份責任，公眾對這些組織的功能和責任也有一種期待。比如，任何人都期待企業的產品是安全的，它們的服務是公平、公正的;任何人都期待社會公益組織是增加社會福利的，是幫助弱勢群體的;任何人都期待政府是促進社會發展的，是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如果說公共質疑起因于某一事件的結果與公眾對這一類型組織功能的原有期待整體不符(比如，三鹿集團的三聚氰胺事件引起了公眾對三鹿奶粉甚至整個奶粉行業產品安全的質疑)，那么，這種公共質疑若任其發展，某一類型的組織的公共信任問題就產生了。如果這種公共信任問題不再局限于某類型組織，而是社會整體層面的各個組織，就會動搖整個社會公共信任體系的基礎。第三，公共信任問題可以導致公共生活的混亂和社會的誠信危機。“沒有信任，只有非常簡單的當場互動的人類合作形式是可能的;沒有信任，超過當下確保的環節，即便個人行動也對破裂極為敏感以致無法做出計劃。”［2］(p．117)由于公共信任是社會良性運行的基石，一旦私人組織或者非營利性組織的公共質疑沒有被政府或者引起這一問題的組織有效化解;社會公眾對這一類型的組織就會產生整體性失望，形成對某一類型組織的“公共不信任”。再任其發展，由于公共信任是體系性的，具有“上訴性”，最終將連帶質疑政府的合法性。公共信任問題不可避免地要對有序的社會交往、運行及其秩序產生巨大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以下四點:其一，社會尊重缺乏，社會依附性產生。由于社會公眾失去了對社會組織的信任，公共生活就碎片化了，社會公眾對社會組織的尊重也逐漸淡化，并有可能會發展成為仇視;這樣一來，私人信任慢慢成為支持社會運行的主因，這樣運行的社會也就成為了一個“關系型”的社會。由于缺乏公共信任，公共權力組織的許多功能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喪失，社會公眾不得不依附于非公共權力或者非公共性權力的庇護，形成社會的依附性。其二，社會合作缺失，社會惡性競爭產生。由于社會公眾公共信任的缺乏，特別是公民對公共權力組織的信任缺乏，公眾和社會組織之間應有的合作便慢慢消失。如果任其發展，公眾、政府及其它社會組織之間就會慢慢形成一種惡性的競爭和對抗關系，并最終造成社會關系的不可調和。其三，社會資本流失，與信任有關的經濟資本流失。顯然，公共信任是一種有效的社會資本，公共信任缺乏意味著最容易整合社會秩序的公共信任資本的流失;與此同時，基于信任而形成的經濟資本，比如民眾基于對公司信任而購買的股票，會因為公司的一個失信事件而大量拋棄，公司的經濟資本會因此而承受巨大的損失。其四，社會整體失信，社會整體的道德危機產生。由于公共信任是體系性的，因此，公共信任的缺失將導致社會的整體失信，從而導致社會整體的道德危機。由于公共信任問題是引起社會信任危機的關鍵因素，對公共信任進行有效管理便成為社會管理的基本內容。其實，學者們對信任管理的思考由來已久。傳統的觀點認為，在一個簡單封閉的社會，對信任的管理是可行的，但在一個開放分化的社會，信任管理是很困難的。盧曼就指出，“信任和法律只是在非常簡單的社會系統中彼此相等，那些社會系統幾乎沒有任何結構問題，小到足以使所有系統成員彼此熟識。在這種系統中，信任受到期待，不信任成為公開侮辱，成為一種對集體生活的規則從而對該系統法律的冒犯……”［2］(p．44)“相反，在所有比較分化了的，比較復雜的社會體系中，法律和信任不可避免的以此方式相分離。”由于“信任又是太普遍、太分散的一種社會要求”，“法律和信任在他們的動機形態的基礎上也彼此分離。”［2］(p．45)也就是說，在傳統的觀點看來，在復雜社會體系中，由于信任的普遍化、情景性、分散化與法律的剛性不一致，信任管理是很難的事情。很顯然，公共信任的管理也是很困難的，但在目前的社會階段，公共信任的凸顯以及它對當前社會秩序和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對其進行有效的管理已成為社會管理不可回避的問題。針對中國社會轉型期舊道德觀念的維持和新道德的生長面臨前所未有的復雜的社會生態，很多學者提出信任管理問題。一些社會學學者建議“執政者可以引入社會‘誠信工程’來推進社會道德建設”［8］。我們認為，無論是西方社會還是東方社會整體性的社會危機，最終都體現為公共信任的危機。很多學者認為后工業社會是一個風險社會，其實后工業化過程中最大的風險是公共信任問題所產生的風險，因此，更需要對公共信任進行有效的管理。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不但每一個社會個體和組織要對自身的信任進行管理，而且，如果我們要提高社會的整體信任度，就必須明確公共信任的特征，充分理解公共信任問題產生的原因，并制定有效管理公共信任的措施。這既是一個可操作的方法又是一個解決社會整體失信的關鍵環節。對于社會管理而言，公共信任管理是一個復雜的充滿挑戰性的新問題，本文只對這一問題與社會管理的關系提出一個宏觀的思路。首先，創新社會管理的理念，對隱性的公共信任進行顯性管理。有效的社會管理不只是要對社會行為和社會關系等顯性要素進行管理，更為關鍵的是，還要對公共信任等隱性要素進行管理。由于“公共不信任”導致的公共信任問題是社會整體失信的關鍵，因此，在社會管理過程中，要解決社會整體的信任危機，就不能只使公共信任成為一種期待、信賴關系或是一種社會信心，而要通過社會管理使其演變為體系化的、治理社會的系統性力量;特別是要通過公開社會組織的公共信任度，即將公共信任作為社會組織的一個顯性指標，以此來督促社會組織，同時提示社會公眾對這些組織的公共信任度進行監督。這樣一來，公共信任就可能成為一種有效的社會管理力量。其次，創新社會管理的內容，將公共信任作為社會管理的重要任務。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任務:一方面，公共信任本身應該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管理要素，把公共信任管理作為一個重要的管理任務。要對一般意義上的、負有公共責任的各種組織的公共信任進行管理，特別重要的是，要及時評測政府體系中各個部門和機構的公共信任度，及時提醒各級機構根據公共信任度來糾正自己的行為，這也是提高地方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在后工業化及其后工業社會，在社會管理主體多元化以后，合作治理將成為社會治理的主流，以公共信任度來衡量合作主體的合法性將是政府引導合作治理良性運行的重要基礎。因此，社會管理還需要對合作治理主體間的公共信任度進行管理。也就是說，要促進政府、企業和其他組織之間的合作，要使合作治理有效的運行，社會公眾和政府就有必要以公共信任度作為一個指標來衡量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的合法性。在合作治理的過程中，對于公共信任度不高的組織，不能給予它們參與管理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權，而對于公共信任度高的社會組織，要給予他們更多的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機會，以此作為一種社會激勵措施。再次，創新社會管理的方式，對公共信任管理進行硬法和軟法方面的設計。羅豪才指出，“公共領域的現實、我們所追求的治理目標和軟硬法各自的特點，決定了公共領域應當采取一種軟硬結合的混合法治理模式”。［9］(p．5)對于公共信任的管理而言，與法律作為一種造就強制性秩序的規范不同，公共信任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造就非強制性秩序的管理方式。因此，公共信任管理不可能是一種完全的強制性硬法式的管理，而必須用一種硬法強制與軟法治理相結合的混合模式。對于政府而言，在社會管理過程中，要把加強對自身和社會組織的公共信任管理作為一項主要內容，并采取對公共信任管理進行立法的方式，使公共信任管理制度化，有法可依，實現對公共信任的“硬法”管理。此外，由于社會組織的公共信任需要通過兌現其公共承諾來實現，因此，公共承諾是公共信任管理的一個重要環節。如果有了有效的公共承諾，社會公眾就可以通過觀察社會組織公共承諾的實現程度來考察社會組織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從而觀測、了解和評價社會組織的公共信任度。因此，在社會管理層面，需要以公共承諾為核心環節，對公共信任管理進行全面和系統的設計，實現在“軟法”方面的管理。
本文作者：謝新水工作單位：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關鍵詞：城市公共空間，鞏固生活，城市商業廣場，關注要素
中圖分類號： TU98文獻標識碼： A
1.1研究的緣起于背景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對城市公共環境的追求也提升到新的層次。從而，在城市建設的快速推進過程中，城市公共空間的建設速度得到了空前加強，從不斷出現的“廣場舞”、“步行街熱”等城市公共空間建設的熱潮可窺見一斑，城市中公共空間的質量和數量都有所提高。我們對于城市公共空間規劃設計的各種研究成果越來越豐富，我們的理念也日趨成熟，設計技巧和手段也日漸提高，但是我們規劃的空間效果卻往往達不到我們設計的期望值，我們可以設計出一處看上去很美的公共場所，卻往往無法使其充滿活力；我們在規劃設計中一直強調科技對人的作用，但現在建起來的很多城市公共空間似乎并沒有成為市民公共生活“活力發動元素”，讓人們大失所望；對于一些商業廣場，我們自認為將它的功能交通組織的順順暢暢，也自認為能達到我們最初的設計目標，但在實際建成使用后，卻終是聽到市民的某些抱怨和不滿，也被市民所拋棄……。因此，如何評價城市公共空間以及如何規劃設計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間成為社會及學術界討論的熱點問題。
從城市公共空間的利用頻率來看，城市商業廣場是城市公共空間諸多類型中被市民使用頻率最高的幾種之一。在現在人們購物方式趨向于多元化、休閑化的背景下，城市商業廣場成為市民經常使用的公共空間，市民們利用商業廣場進行公告活動的頻率也越來越高，公共活動的類型也越來越多，不少商業廣場已經呈現出功能多元化的趨勢，除承擔商業街區人流集散、休閑等活動的功能外，還往往成為商業街區居民的游憩、休閑場所。城市商業廣場成為市民公共生活中重要的公共空間載體。
從體驗的角度，在城市商業廣場中，人們以方面籠罩在購物的需求之下，另一方面享受著“逛”的樂趣，他們并不指望能買到什么，卻在“逛”的過程中放松心情。逛街不等同于購物，隨心所欲地逛街，是一種休閑，也是和外界溝通交流信息的一種方式。在商業廣場中，那些可以駐足的櫥窗，可以坐憩的花壇，可以表演的舞臺；兒童在噴泉旁嬉戲叫嚷，促銷員端著甜酒免費品嘗，匆忙的人打著電話，或穿行或徘徊；這些真正能讓人體驗和使用著的公共空間對市民公共生活而言顯得尤為重要，也正是這些充滿公共生活的真正公告空間才散發這無限的魅力……緣此，設計充滿活力的商業廣場應注重哪些要素便成為我們的研究重點所在。
在人們印象中，商業廣場是毋庸置疑的公共空間，而越來越強調商業活動的商業廣場，越來越多大型購物綜合體的建立，在商業廣場的行為與商業行為愈發等同，人們受到商家逐利的目的導向機制作用，不知不覺中受到規劃，從本質上來說，其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性已逐漸瓦解。商業街區在提高效率和節約成本的同時，也讓商業廣場上失去了本應豐富多彩的公共活動；一些更具意義的交往活動，那些與交易目的的不直接相關、自發想成、自我強化的活動。研究同樣指向那些能夠容納人的公共活動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
1.2研究目的及意義
城市公共空間應該服務于公眾使用，服務于公眾公共生活的開展，因此公共空間中市民對科技的使用狀況，市民在公共空間中進行的公共生活便成為考察公共空間的關鍵性因素。公共空間究竟是如何被市民使用的、科技的使用狀況如何、富有活力的公共空間應該具備什么樣的要素是本研究的關注重點。本次研究期望通過對市民在公共空間中所進行的活動進行調查和研究，分析城市公共空間的使用狀態，并通過問卷訪談、行為系統測量評估等調查方法，并對調查結果進行定性分析，以揭示出究竟是什么因素是有的公共空間富有活力，而有的公共空間則被較少使用，為公共空間的研究及具體公告空間的設計提供基礎型的材料。
公告空間的活力來源于空間中所進行的公共生活。本研究通過對城市公共空間中的市民所進行的活動進行調查分析并借鑒國外先進研究成果，確定城市公共空間對公共生活影響因素，檢驗現狀城市公共空間，從空間使用的角度反觀公共空間的營造手段，以期引起相關研究人員和規劃人員的重視，建立符合我國實際狀況的城市公共空間的認識框架。希望通過本次研究，促進對城市公共空間重新審視，完善原有盡力在設計基礎上的研究框架，為城市公共空間的設計提出富有建設性的指導意見，提高我國城市公共空間的質量。
2論文研究的理論基礎
2.1環境與行為研究理論
環境行為研究領域有多中名稱：建筑心里學、環境心里學、環境設計研究、環境與行為等等。環境行為研究作為通用術語泛指這一領域的研究與實踐。
環境行為研究的是環境與人的外顯行為之間的相互關系和想和影響，人在具體環境中的各種行為特征，可以較為準確地反映其對所處環境的各種特質的要求，環境行為研究已逐漸成為當今解決公共空間問題的基礎之一，因此本文將環境行為研究作為主要的理論基礎。
2.2 城市公共空間中人與環境的互動
按照不同的區分角度，人在戶外公共空間中的行為有很多種分類。我們已經談到時按照人和空間的關聯方式來劃分，分為直接使用和遠距離使用兩類。直接使用是我們通過理解的空間行為方式，內涵非常豐富；而遠距離使用是一種信息使用，分為主動和被動兩種。被動式遠距離空間使用，即人以視聽等行為單方面地接納對方信息，這信息可以來源于對象空間，也可以來源于空間中的其他人。主動式遠距離空間使用的主體人，可以看作是信息的收發裝置，相應的，對象空間中必須存在信息接收裝置———人，以和主體形成信息來往，兩處空間中人的對話是其典型事例。只有這兩種方式，對象空間才能對主體行為產生意義，并被看作是“被使用”。
3 商業廣場公共空間現存問題及成因分析
3.1商業廣場公共空間整體性缺乏
城市商業廣場在設計、運行管理過程中往往注重商業建筑的布局設計，對于有這些建筑所維和的空間較少關注，而且在實施的過程中往往薦椎設計和廣場布置（比如座椅、花壇地面鋪砌等）等有不同的機構進行，缺少相互之間的配合甚至造成一些矛盾。尤其是將公共活動空間作為周邊商業建筑的附屬空間加以考慮，而不是根據人的活動使用需求將整個商業廣場作為整日進行統一考慮；而在實際的使用中又會增加出一些活動設施以獲得更多的商業活動空間，從而導致公共空間缺乏整體性，公共空間被人為的分隔，造成與人的使用步行流線或行為傾向相向的現象。
3.2 商業廣場空間設計忽視空間的適應性
“適應性”對個人來說就是“好用”，指適合客觀條件或需要，即一種用起來得心應手、適當或充分的能力。在1960年伊特爾森的研究中，人與物質環境的相互作用被區分為七個領域，分別為感知型領域、有表現力的領域、美感領域、工具性領域、生態性領域、適應性領域和綜合性領域。而對人的行為活動與物質環境間關系的研究屬于其中的適應性領域，前提條件是認為人的活動模式與其相應的空間模式之間有一定的適應性，研究重點即考慮物質環境是阻礙還是促成人們活動的程度。
人的行為都有一定的目的性，他顯然要考慮到這個物質環境適不適合于他的行為，若不適合，若非改造這個環境，就是轉換到他認為合適的環境中去。人具有選擇權，因此，一定的行為模式重復的發生在一定的地點，則這一地點的物質環境必然有適合于這一行為的因素和原因，即在各種各樣、千差萬別、撲朔迷離的行為現象和復雜的物質條件之間，有著相對穩定和鞏固的聯系。
4商業廣場看見設計忽略人與環境的互動
特定的城市空間形式、地點和特征會吸引特有的功能、用途和活動。行為也趨向于發生在最能滿足其要求的場所，看見和行為的相互依存、相互適應性，即對“行為支持”滿足的要求是場所活力的源泉和生存的關鍵。
［關鍵詞］公共政策 公共利益 和諧社會 倫理維度
［作者簡介］聶超群（1983―），男，南昌大學哲學系2005級倫理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及改革過程中各種問題的暴露，加強公共政策倫理研究已經成為公共政策研究中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善政理念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的廣泛認可與接受，執政能力作為黨的建設的一個核心內容的確立，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理念作為新一屆政府的執政理念的倡揚，貧富差距問題再次成為兩會的熱點話題，這些都為重新審視公共政策的倫理基礎提供了新的契機，也為公共政策倫理研究創造了現實性的條件。
一、對公共政策進行倫理研究的原因
（一）當代中國社會失衡問題的解決需要重新定位公共政策的價值基礎。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肯定是一種缺乏動力的社會，但是一個社會如果貧富差距過大，過于不公平的社會肯定也無法維持社會秩序的和諧穩定，同時也會挫傷處于不利困境中成員的積極性，因而消解社會發展動力。公共政策是政府對社會資源配置的最重要的手段，它的合理性直接影響到社會秩序安定與公民生活計劃的實現，也創造或消解社會發展動力。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公共政策的公平與公正是制約我們現階段改革與發展的瓶頸。誠然，公共政策是國家了為實現某種經濟、社會、文化的目標而作出的策略性選擇，每一項政策都是為了某個或某些具體目標而作出的，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手段的科學選擇是極有必要的。但是，任何目標的指向都只能從價值的意義上來加以把握。而且，目標本身就是一定的價值體現。所以，“任何決策都是以突出價值因素為特征的，無論怎樣強調決策的科學化，都無可否認決策的價值考量和決策的價值旨歸。對于公共政策的制定來說，價值考量和價值旨歸無論何時都是首要的。”[1]（P59）公正政策應當具有倫理的關懷，倫理目標是任何一項公共政策所不可回避的。而公共政策本質是國家對政治價值的分配，因而如何分配這些政治價值，公民們在這一分配中獲得了什么，是如何獲得的，這關系到公民尊嚴與公民自我生活目標的實現，這是公共政策所必需考慮的問題。亞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動物”的論斷，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人性的完滿、人的自由的實現都離不開政治生活，政治生活是人類生活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部分，政治的目標就是至善。公共政策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核心絕不可偏離這一至善的目標。一旦政策結果帶來的是社會不公，必定會引發出大多數公民的被剝奪的感覺，政策合法性也就急劇下降，難以得到民眾的支持，也難以達到預期的政策目標。政策的根本問題是人的全面發展問題，明確“人是什么，人的活動應當為了什么”是公共政策活動的前提，在現代多元社會條件下，只有體現公平與公正的政策才能真正調動一切成員的的積極性，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條件。所以，通過公共政策調整社會價值分配模式，重建公平的社會秩序，是解決實踐中的不公平現象最有效的方法。
（二）建設和諧社會迫切需要加強公共政策的倫理基礎研究。和諧社會是指“社會生活諸要素或方面已然達到融洽互動與協調發展的社會或社會狀態。”[2]（P4）公共政策是國家與政府建構社會秩序的基本手段之一，政策所涵含的倫理精神一方面可以為社會秩序和諧穩定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撐，另一方面又對公民的道德品質與精神氣質的塑造起著決定作用，因而合乎公平與公正要求的公共政策為現代社會的和諧奠定了基礎。從政治社會角度而言，社會是一個合作體系，是一個由不同要素構成的多樣性社會，它包括了不同地域之間、不同群體及階層之間不同的生活要求，因而多樣性是政治社會存在的本真性特征。多樣性為政治社會提供了發展的動力，也為和諧有序的發展設定了前提。在多元社會的條件下，社會的和諧實質是人類社會的不同生活領域之間、不同的生活層面之間、不同的生活區域之間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組織之間的相互融洽互動與和諧發展。因而，如何使得不同的利益要求，使得不同利益關系主體之間長期穩定的合作成為可能，這最根本的一點就是作為合作體系的社會的基本結構建立在一種可以為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共同認可的正義觀念之上。“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一種共同認可的的正義觀念事實上就是平等公民在公共論壇上理性商談與對話的結果，也是公民們就如何分配合作體系成果與負擔的理性共識，它為現代化多元社會的穩定有序運行提供了倫理保障。正是基于這種理解，我們認為研究公共政策的倫理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然性要求，倫理的目標要優先于公共政策的具體目標，否則政策的公共性將會被異化。
（三）研究公共政策的倫理基礎是公共政策內容不可或缺的部分。公共政策是政府對公共價值的權威性分配，是政府對公共生活的一種安排，所以公共政策應當是一門關于人的生活的學問。如果我們這樣理解公共政策，那就可以明白，公共政策研究面臨著雙重的任務：一是確定我們公共生活的目標，二是確定在政治安排與日常行政實踐中如何實現這些目標。公共政策涉及的是人類公共生活，必須遵循公共生活的倫理秩序。任何一個政治決策者首先面對的不是選擇何種手段達到目標，而是首先面對著道德選擇，也就是何種目標才是合理的，才是可以為公共生活所接受的問題。公共政策倫理研究就是要對公共政策的目標進行合法性的追問，以確證每一項政策所要達到目標的正當性。只有經過這一種價值的探討，公共政策才真正體現出其公共性，為公共利益服務而不是為某個人、某些利益團體服務，否則公共政策就有異化的危險。所以公共政策研究在這兩個方面都是應當同等地重視。
二、研究公共政策的現實倫理意義
加強公共政策倫理基礎研究是提高執政能力的必然性要求。
首先，公共政策倫理研究有助于提高政府與執政黨的政策能力，因而有助于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在這里，我們將政策能力定義為一個政府或執政黨通過公共政策的制定、維護與執行，為社會公共政治生活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建構社會公共秩序，整合代表不同利益需要的社會力量，進行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能力。一項政策只有真正表達了公眾的利益需要與追求，才可以為公眾認可，并對公眾形成感召力；一項政策只有從公共利益出發，才真正算是回應了公眾的政策要求；一項政策也只有具備了公共性，真正體現了公眾要求，實現了公開、公平，才可以與不同利益要求達成理性的協調，才具備了整合公眾力量，建構公共生活秩序的能力。所以，政策能力與政策的公共性、公益性是分不開的。公共政策倫理研究就是要論證公共政策的正當性、合法性以及政策中所應有的倫理內涵，以防止公共政策異化成為社會中部分成員或團體謀利益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公共政策倫理的研究也是提高政府與執政黨的執政能力研究的一個部分。
其次，公共政策倫理研究有利于提高民主意識與民主行政理念，也有助于提高政府與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民主制度建設是政府與執政黨執政能力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只有加強民主制度建設，允許并接納公眾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保障公民的民利，才可以將不同的社會力量整合到現代化建設之中，形成良好的社會治理秩序，提升執政能力。民主的本質是“一種社會管理制度，在該體制中社會成員大體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或可以參與影響全體成員的決策。”[3]（P10）民主就是要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但是人民當家作主并不意味著人民直接參與到國家與政府的日常管理，其主要形式是通過對公共政策的參與實現的。因而，如何理解公民政策參與權利的價值，創建制度保障公民參與政策的權利與意愿是民主制度建設的核心內容。現代公共行政初創之時，韋伯的理性主義官僚制度，“專家治國”在這一時期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力。當然，理性主義公共行政對于如何達到具體行政目標是有意義的，但是，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遮蔽可能危及到民主政治的發展。一旦理性只是單向度的工具理性，就會造成兩方面的惡果：一方面，在工具理性主義的指引下，政策決策者與執行者只對手段負責，只要手段可以達到目的就可以證明其合法性，至于這一目的是否合理，當價值判斷被無情地排斥時，無疑易導致“專家沒有靈魂、官僚沒有心肝”的惡果；另一方面，在“專家治國”的理念致使技術專家與技術官僚包打天下，“一般公民即使透過最‘民主’的程序，頂多只能在不同技術專家與官僚的決策方案中作出別無選擇的選擇。”[4]（P409）
公共政策倫理研究從價值理性之維度，張揚公共政策的價值理念與公共倫理精神，強調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的倫理考量，強調對政策目標的倫理追問，就是要強調公共政策的公眾認可性與接受性，強調公共政策的公益性，這也就要求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過程中，尊重民意，吸納民眾的政策要求。更為重要的是，公共政策的程序正義要求政策活動堅持公開、公平與參與，保障公民的人格尊嚴，這些理念是現代民主政治建設不可缺少的理念。所以，公共政策倫理研究的一些理念對于民主政治建設極有裨益，因而也對如何在新時期提高執政能力具有重大意義。
公共政策是政府的命脈，公共政策必須體現廣大人民的利益。只有從公共性出發，堅持以公共利益為導向，按照公平與公正的要求，進行政策革新，使政策真正順乎民意，合乎民情，才可以真正維護民眾利益，才可以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
注釋：
［1］張康之．公共政策過程中科學與價值統合［J］．江蘇社會科學．
［2］萬俊人．和諧社會的政治倫理條件［J］．與現實，2005（3）．
朱小蔓：這與我對一個德育基本問題的思考與關注有關。從我開始關注道德教育尤其是著重研究情感教育開始，這個邏輯起點就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道德教育、道德學習何以可能？人的情感尤其是原初性情感的發生機理是什么？
我想，人的情感之所以可能與道德教育以及個體道德品質的發展相關，首先在于情感作為人在與自我、外部他者互動過程中的“關系”反應上的“標識器”，與人的價值觀念（其中就包括他所形成的道德品質）相關聯。也就是說，人需要在生活中形成、處理各種關系并形成一定的道德品質，而對于各種“關系”的處理和回應在道德層面上的較快、較為根本的反應便是情感，它會通過人的情感表達出來。情感在道德教育以及包括個體道德意識、道德能力在內的道德品質提升中作用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早有體現，中國傳統文化講求人際間的“情意感通”，包括人與人之間的“推己及人”“親愛泛眾”“以友輔仁”“以德報怨”等，講的都是一種愛護、關懷、感恩、回報、體諒等為基本的情感互動，它們在人的倫理道德發展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只可惜在受到西方近代以來理性主義、以知識教育為主的德育影響中，這些文化傳統中的優秀成分和思想逐漸地被丟失、遮蔽了。這的確是我們在今天研究德育、開展德育實踐需要重新引起重視的地方。
其次，在數十年的研究中，通過吸收借鑒腦科學、神經科學、心理學以及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相關的研究成果，通過對教育實踐的觀察與實驗，我越來越清晰地、明確地認為，人作為類來講，經過了數億年的演化與選擇，具備了道德潛能，這使得人類進行道德學習和道德教育成為可能。而“基礎性道德品質”也是我近些年重點思考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隨著猛烈的全球化、劇烈的社會變革以及由此給學校德育帶來的挑戰而變得越來越重要。這一問題與道德潛能又是有著緊密聯系的。
就目前的研究看，道德潛能與人的自然情感以及后天的社會性情感都密切相關。人類個體自出生便帶來了“同情共感”，同情共感是人的天性。同情共感就是一個人對他人的喜怒哀樂有著即時的身心反應能力。以至于能夠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上考慮和評判自己的行為，就何為合適的行為作出判斷。同情共感實際上就是人類形成社會秩序的基本的天然稟賦。我在《情感教育論綱》中用的“情感”概念是取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各個學科的一個綜合性概念。道德潛能具有普遍性，是人人具有的；道德潛能是一種可能性，其命運和環境、教育緊密相關。
人有道德學習的潛能，但是這種潛能很脆弱，需要在不同的生命成長時期為其提供一種支持性的環境和引導。以德性品格為核心和基礎的道德學習與德育，是一個復雜的人腦與社會環境、文化生態之間的多因素、多方式交互作用的復雜的過程。[1]76我們要致力于研究怎么樣通過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激發道德潛能，成為基礎性道德品質。談到怎么樣來激發、培養，我想，首先要樹立一些基本的德育觀念：要讓人們尤其是我們的家長、教師了解道德潛能的存在，樹立正確的道德教育觀。要讓人們了解，人天生具有道德學習的能力和傾向，這對人發展具有深層次性的、動力性的作用。要樹立德育的主體是孩子、是學生，他們不僅是德育的對象，更是目的，家長和教師都要和專橫的德育、一廂情愿的德育告別。要樹立道德教育的一些基本原則，給予孩子積極的應答。按照一定的時序，培養重要的基礎性社會情感。“歸屬感、依戀感、自我認同感、自尊感”，是人的德性生長的重要基礎和豐富來源，甚至可以說是最重要的起始性因素。[1]63通過教育使之豐厚、堅實。如孩子的安全感，不僅僅是在一個環境里感到安全，調整到另外一個環境里，同樣有安全感的問題，這是同構異質：唯有刺激源、保持教育的連續性，才能夠穩固道德發生的萌芽。要理解人道德潛能的基礎性里也含著豐富性發展的可能，而且這種可能在動態中是面臨復雜性的。不能就德目來論德目，而是要立足于個體性的社會文化意義上，使之個性化、個體化、豐滿了。如對“勇敢”的判斷，就要把對復雜性的討論放進去。成人要如何看待道德潛能呢？是以成人社會的標準看呢？還是以孩子的標準看呢？道德潛能體現出來的，可能是不符合成人的標準要求的。比如說誠實，我們都知道孩子會說實話，孩子的話最真，但很多時候這些實話又可能是成人不喜歡的。當我們以成人化的標準來看孩子時，可能忽視、壓制了道德潛能。因此，家長、教師要理解這兩種不同的標準，合理地引導孩子。也要理解有時序性的發展和偶發性：有些基礎性品質可能是偶發出來的，不是一定按時序發展的。
幾年前我就有這么一種思想，今天覺得應該重申：在當下培訓化（區別于教育化）的社會里，作為專門的培養人的社會活動，教育更要注重人的道德潛能的呵護、滋養。世界各國也有這樣的思想和實踐，如美國的基礎學校。美國普利策資金獲得者戴維?麥卡洛寫道，我們常教導我們的學生：“人生來都是平等的，他們生來就享有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這其中包括生存、自由、追求幸福。但是，如果不讓他們與藝術、建筑、音樂、舞蹈、歌劇、文學接觸，如果他們很少有自我表現的機會，或根本就沒有這種機會的話，他們怎么能理解托馬斯?杰斐遜所說的那種“幸福”的含義呢？”[2]71-72劉易斯?托馬斯說起，“童年時學習語言的美好時光”，語言又不僅僅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語文的聽說讀寫，語言還包括外語、數學、藝術等。通常把數學、藝術看作是世界通用的語言，是人類思維和情感的表達。[2]72如果我們從小學甚至于幼兒園就把孩子釘在語數外上，他們的情感如何豐富、道德如何建基呢？
王平：是的，我很贊成您的這個觀點。正如您在《情感教育論綱》中所提到的那個問題一樣，“個體品德形成雖然需要社會環境、輿論、規則、法律等外部力量的支持，但究竟是什么東西在人的內心持續、內發、內控地生長、壯大著品性，從而使一個人成為善人、好人、有德之人呢？”[3]我認為，這實際上是要回到人本身，從人的生命源頭上來尋找人類倫理和道德大廈的基礎。您的這種看法也在近年來的德育理論和實踐中逐漸引起越來越多的共識和廣泛的重視。希望通過回到人本身去尋找一些能夠與人的道德品質生長相關的那些理論和實踐的新的“生長點”，而這些“生長點”又通過一些具體的教育理念和形態從不同的角度成為對德育思想和實踐的拓展、補充和深化。您剛才談到，情緒情感在人的道德品質和價值觀養成方面發揮著基礎性、全息性的影響。而情緒情感恰恰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部分。我們注意到，回到人的生命、關注生命完整發展的生命教育思想和實踐近年來發展很快，它可以看作為對德育理論和實踐的一個拓展。關于生命教育的來龍去脈，能不能請您簡要地介紹一下？您認為生命教育的核心價值是什么呢？
朱小蔓：是這樣，20世紀80年代中期，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內地哲學界、教育學界的討論重提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將培養完整的人，視為教育的本體價值，其話語涉及教育與人的情感、心靈與精神成長，教育關乎人的生命活力、創造與整全。這是結束“”后的思想解放運動在中國內地教育學術界的重要成果。當時的大學教育學者紛紛走進中小學，與中小學教師一起合作開展教育科研，反對“經濟建設為中心”時代初露端倪的“分數掛帥”“升學競爭”。我本人參與了原國家教委支持的小學“愉快教育”實驗，親身深度介入南京、丹陽、無錫、江陰等地小學的教育實驗并將其命名為“情感性素質教育模式”。這些探索與其他教育學者參與的諸多中小學教育改革一樣，都反對以分數和升學壓抑學生內在的生命活力，扭曲人的情感、人格，希望學校教育為人的生命健康成長奠基，相關的理論與實踐工作主要有：魯潔的教育人學思想、葉瀾的“生命?實踐”教育思想、郭思樂的生本教育、朱永新的新教育實驗、裴娣娜的主體性教育研究、朱小蔓的情感教育理論等。我以為，這些研究與香港、臺灣推展的生命教育、全人教育在教育哲學意涵上是一致的，也可以說與美國加州阿南達村的創立者華特士的生命教育理念有相近的思想旨趣。它們可以算作當代中國內地生命教育的序曲，我稱之為寬泛意義上的生命教育。
本世紀初以來，指向自然生命為基礎的討論生死現象，普及生命知識，尊重生命，關懷生命安全與健康，求問生命意義與人生幸福等等，含有明確的生命元素、我把它稱作專指意義上的生命教育開始興起并漸成潮流。它體現中國不斷改革開放，社會經濟發展，尊重人、關懷人的意識不斷覺醒，是社會進步在教育領域的反映。
可以說，伴隨我國社會轉型進一步深入，城鎮化進程持續加速、人口流動迅猛，經濟體制改革、產業結構變動等，收入及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導致社會矛盾加劇、突發事件頻發，青少年自殺與殺人事件上升；生態環境持續惡化、自然災害、食品安全、交通事故、校園歧視與暴力，學校應試模式的教育屢抑不衰等。正是這些不尊重生命權利、壓抑生命活力與潛能、傷害和阻礙生命成長的現象不斷地從負面激起和喚起國人的警覺與良知。對關懷生命狀況、認識生命現象、喚醒生命意識的緊迫感與自覺性正是上述兩種情勢和力量的交集與反映。
生命教育的實質是對人本身的關注，它包括尊重人、理解人、鼓勵人、促進人、成就人。從中國內地的生命教育發生發展看，無論是寬義還是專指意義上的生命教育，它們都是在思想上針對現代化進程中工具理性主義、功利主義盛行，現實教育中人文主義精神缺失的嚴肅質疑和深切憂慮，都對進一步認清教育的本質構成抗衡性、警醒性的思想沖擊，而且，也是對教育自身專業性質的再概念化與重構。
王平：那么，就您的理解，生命教育的具體內涵是什么呢？它與德育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在當前的學校教育中是如何體現這一關系的？
朱小蔓：上面講到，生命教育是關于生命本身的協調。十多年來，內地生命教育的理論和實踐探索有不盡相同的理路與操作側重，關注與從事者著力于不同側面。而且，寬義與專義的生命教育一直并存和交互影響，推動本質意義上的生命教育持續深入。由于生命本身是多側度的，每個側度都有存在的價值，都需要關懷與開啟。我以為，所有的教育變革和策略，只有當它們指向“人”的生命動態平衡、優質發展的時候，才是較為完整意義上的生命教育。生命教育有不同的側度，我們可以把它大致分為自然生命、社會生命和精神生命三個方面。
自然生命也就是肉身生命，它是人存在的基本依托和載體，遺傳因素不僅賦予了人天生的生命特征，而且遺傳的未確定性和后天發展的無限可能性也讓人的自然生命充滿了無限可能。在自然軀體層面，生命對于每個人只有一次，失而不得，當然無比珍貴。中國內地學校教育，以多種形式途徑進行安全教育，幫助學生學習自救自護，珍惜自己和他人生命。不僅如此，承認每個個體由于遺傳而與生俱來的生命獨特性、個體差異性和性別差異性。重視個體生命在后天發展中的學習潛能，包括在智力性向和情感反應特征方面的潛能，在教育活動中鼓勵個體從自己的生命特征和優勢出發，發揮自己的生命潛能，做更好的自己。
社會生命則是指，作為社會成員，每一個個體都在社會生活中承擔一定的角色，擁有一定的權利并承擔相應的責任和義務。生命的社會意義不僅在于每個生命對自己的社會角色有自覺意識和承擔相應責任的能力，而且懂得他人的社會角色承擔及其實現與自己的關聯所在。在新一輪課程改革中，要求學生懂得“生命相互依存”，包含與自然界生命，與社會成員生命，以及自我生命的相互依存。通過課程標準已投射出：對生命的關懷圈在擴展；而且，生命的依存關系、關懷關系需要每個個體主動地去建構。中小學思想品德教育將社會生活中的關懷、合作、責任等倫理道德范疇納入到生命教育中來，使其與公民教育、價值觀教育在思想和操作層面上得以相通。[4]
除此之外，作為人科動物，人還有情緒和高級情感表征自己的精神性生命。但在一個傾力追求物質財富的時代，一個醉心高科技力量的時代，一個過分相信物質條件、客觀標準、嚴格管控的技術至上的時代，一方面是物質財富越來越豐富；另一方面人們的幸福感、意義感并沒有隨之增加，人的情感文明遭遇許多新的問題，折射出人對精神生命的訴求。情緒情感的存在、狀況及流變是人重要的生命表征，也是生命活動的重要機制。生命教育通過人與人，生命與生命間的心靈相互敞開、交互作用的過程來滿足人的情感需要，引導人的情感升華。
由于生命是一個結構性存在，人的生命是多側度、多面向的綜合體，其自然軀體、感官，心理、倫理，審美、精神等各個側度及其面向都需要得到呵護。自然軀體生命是根本的載體和保障；社會生命集中承載和體現生命的社會倫理價值，引導人思考自我生命與他者生命之間的關系；精神生命則是人的自由、審美、超越之情懷，是人的生命個性存在之明證和展現。生命教育不能不顧及生命的各個側度。由于每個不同個體具體的、特定的境遇不同，其生命不同側度的需求強度會不同。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看來，生命教育在價值回應的重點上理應有所不同、有所側重。但兼顧并統合自然生命、社會生命與精神生命三者之間的關系，多角度、包容地引導和支持一個生命體，使其在動態中有機協調地得到整全地關照、呵護和引導，則是教育學堅持的立場和理想追求。
同時，人又是個有價值層級的意義系統。當生命的某一需求得不到及時回應，個人感受因身體、氣質、偏好及當下情境與心境的不同，價值序階（preference-hierarchy）容易出現錯亂，導致人的情感矛盾、跌宕起伏，不同側度的生命間會發生不平衡，其中因認知與情感的失調、身心的失調而構成的傷害在人的生命系統中是至為關鍵的，又是中介性的。因此，一方面，我們希望人在生命幼年、少年時期的正當情感需求能得到及時和適切的回應，以此形成對他人以及共同體的順暢聯結及其信任感，從而可以在正常的體力、智力、交往活動中獲得自我價值感以及親社會的心理傾向和能力，同時，也通過促進人的理性判斷力和意志的增長，使人有條件在價值序階發生錯亂時經由情感澄清而重組生命情感經驗，恢復自我同一感，重新達至精神安寧。
當然，現實生活中的生命個體決不會僅僅只有正面情感體驗，進入青春期以后的人生，尤其是職場等社會生活中的人生，生命矛盾必不可免；依教育的思維方式而言，當生命各側度間的平衡被打破時，其間的張力往往即是生命成長的動力機制；盡心著力推動人的生命內部不斷地重組情感經驗、不斷走向新的平衡，才可能使生命現實的、有個性特點的獲得發展。
以上我們所講的這些方面與德育的本質精神內涵都是相通的。在品德課程改革及其對學校德育工作的帶動中也看到，生命教育成為內地現行德育的重要內容和新的生長點。其中較為明顯的主要有幾個方面：
生命教育意識從淡薄到被喚醒，從較為隱性到更為顯性。在品德課程理念上希望將生命教育作為底色投射至課程整體。就初中階段看，抓住青春生命的特征，特別是思維獨立性與反叛性的矛盾、情感向內性與向外性的矛盾、自我同一性的沖突與統合，推動反思和理性認知的形成，促進學習者生命經驗得以展開和分享，生命反思及其理性認知得以形成。
體現生命教育的內容從少量、局部設計增加至專門學習單元。比之于內地以往的德育框架，2011年版初中思想品德課程標準凸現了對自然軀體生命的珍視和保護，對生命獨特性與差異性的認識，對生命潛能與表達的強調和支持，特別是對生命意義的強調。這些都對學校傳統德育課程有明顯新的拓展。新修編改善的教材不僅在寬泛意義上關注生命狀態與品質，而且在專指意義上，比如：對身體、性別、性的意識，生命的社會倫理意義與審美精神價值，生與死，以及活出自己的生命價值等都有專門的教學安排及其處理。
現在，關注生命與精神成長、為學生生命成長服務，漸漸被接受為品德課程的基本理念。不僅提出德育回到生活，而且關注個體生命狀態、關注生命經驗、情感體驗等成為品德課程教學的基本理念與方法。品德課教學面貌也有不小的改變，自主學習、自傳性作品，敘事性活動，讓“我”，在“我們”中學會過集體生活、共同生活，獲得個性的豐富和精神的豐滿。讓認識自我、不斷健全自我，并且從“小我”走向“大我”成為品德課程的主線。
王平：剛才談到品德課程的改革，我們注意到，在新的品德課程標準中，除了突出生命教育之外，還特別提到要加強對公共精神、公民意識教育的關注。為什么要這樣做？除了現實社會發展的吁求之外，我的理解是，在道德面前，個體自由是有限度的。談道德不能離開社會和社會影響，它必須在個體和社會之間尋求一種張力和平衡。道德離不開社會的影響，同時道德也影響社會，尤其是通過道德價值觀教育培育即將參與現代公共生活的現代公民，是構建現代公民社會的一個重要途徑。那么您認為，公共精神、公民意識教育與德育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中國文化背景中談公共精神、公民意識教育有沒有什么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朱小蔓：是的，過公共生活、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為什么能夠成為德育的一個拓展方向呢？這還要回到道德本身來看。我和香港教育學者李榮安討論認為，每個公民個體如何在集體、社會中生活，這涉及一個個人操守的問題，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相處時的道德態度與道德行為問題。當然，它背后是道德價值觀的問題。談到這個問題，就要回答什么是道德，道德主要的目的是什么。關于這個問題，其實有兩派觀點。一派認為道德就是個人道德，關起門來做什么這是個人的事情，跟其他人沒有多大關系，這是西方道德教育的起點，基本上是個人本位的道德價值觀。西方道德教育中強調的道德推理、價值澄清都是從個體出發的。但是他們忘記了，如果一個人有很好的操守，但這個操守不能夠發展出群體生活，就完全沒有意義。所以，擁有積極的價值觀以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人與人相處。如果個人的價值觀、道德觀與別人不相同時怎么處理？這就需要一定的價值妥協。社會道德觀就是通過一定的價值妥協從個人道德觀延伸、發展出來的，公民道德觀也是在這個情況下出現的。在西方文化里，道德主要是以個體的文化價值認同為取向的。在這種取向下，人們推崇的是價值無涉的立場，在方法上講求的是通過道德判斷去選擇一個個人所信奉的道德。這種觀念指導下的道德教育，在美國曾持續了一段時間。我們也曾一度認為，既然現在是多元社會而不是傳統社會，就應當培養學生的選擇能力，把培養學生的選擇能力作為主導取向。我不反對培養學生的選擇能力，但把選擇能力當作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教育目標，這一定是有偏頗的。在實際人際關系處理中，還需要妥協、自持、忍讓、奉獻。這就有一個關系性問題凸顯出來了。20世紀80年代美國推出了一些公民道德標準。英國1987年推出《公民教育報告書》，提到共享價值（shared values）的理念，就是說，無論個人價值觀有多么重要，也要談社會共同的價值觀。李榮安教授指出，公民教育就是公民身份的教育，公民身份的教育就是公民關系的教育，公民關系的教育要先從人際關系開始。這樣一來，公民教育和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教育就連接起來了，使得公民教育有一個個體生命的根基，有一個個人處理人際關系的基礎。
當然，教育需要理論、實踐、也需要文化的積淀和人生經驗等。創造出中國的公民教育模式，可以從傳統文化中生發出現代價值。尤其是在教育中，對傳統文化中具有活力的要素必須加以開發和利用，對其進行現代化轉換。當年我和馮秀軍博士討論認為：現代中國公民教育既不是要培養傳統等級關系中的“臣民”，也不是培養只有自我、不知他人的“萊布尼茲單子”，而是培養置身于新型的社會主義民主平等關系之中，既具有個體獨立的自主意識又對他人存在具有高度覺察能力與關懷能力的現代公民。中國傳統道德教育中敬畏生命、重視生活經驗、追求天人和諧的價值取向，將其進行現代性的轉換，就可以形成生命、生活、生態漸次拓展的公民存在界域，為中國現代公民教育提供理念引導與支撐。[5]這一點，也正是我之前和李榮安教授探討的 “公民教育就是公民身份的教育，公民身份的教育就是公民關系的教育，公民關系的教育要先從人際關系開始”，因為“人首先從家庭這種最親近、最直接的關系出發，才能理解逐步擴展到鄰里、社群、國家、國際等較遠、較間接的社會關系”。[6]
王平：參與公共生活的確很重要，在理想的狀態下，每個公民都能夠參與公共生活。然而現在學生多在謙讓、分享、溝通、與他人共處、關懷等品質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由于大多獨生子女的緣故，特別是由于學業競爭的壓力，學生的生活中除了學習就很少有不同角色承擔的機會，這是很糟糕的事情。目前的教育培養出很多過于自我、偏執、精神世界封閉，只關注就業謀生或出人頭地，遇到不正義、不合理的事情不敢表達，年紀輕輕就精于算計、城府很深。這樣的人不可愛、更可怕，這樣的人構成的社會更難友善和諧。學校教育必須培養學生學習過公共生活的意識和能力，需要自覺建構學校公共生活來培養良好素質的公民。可是，從學校教育的傳統來看，其主要的任務好像不在于此。至少目前來看應該還是個新的教育任務與挑戰。尤其是在今天的社會狀況下，學校教育已經并正在承擔越來越多的任務，通過學校教育幫助學生學會過公共生活并培養他們的公民意識，很多人會擔心這會不會給學校教育增加額外的負擔。您認為我們應該怎樣正確看待這一問題？學校和教師們又該如何對此做出回應并在德育工作實踐中培育學生的公民素養呢？
朱小蔓：就像你剛才提到的，社會的問題需要教育來診治，然而現在的教育匱乏主體性，跟著政治、經濟、市場走，跟著大眾文化走，甚至有些媚俗。我們不是反對教育中應包含這些生活要素，而是反對教育跟著這些時代風尚走，反對教育失去教育性立場，迷失在功利性、市場化、流行低俗的潮流中。學校教育就應該發揮主動性，為學生提供公共生活和公民教育。“學校應該提供的是深思熟慮的、仔細設計的、內容廣泛的公民教育，還應該注意勇敢行動之路的可能障礙”。[7]學校應該積極主動的回應社會變革，發揮主體性，構建學校公共生活。如果學校不能夠構建學生過公共生活的時空，學生得不到公共生活的鍛煉，那么學校教育就不能為未來更加健全的民主社會、法治國家做出自己的貢獻。
學校德育工作中如何培養學生的公民素養，這個問題需要與具體的德育工作結合起來看。首先，建構學校公共生活，是現代民主社會、法治社會的要求。但必須考慮到，我們是生活在文化中，甚至是鑲嵌在文化傳統之中的，我們無法脫離傳統文化的影響。因此，我們需要從傳統文化精神中發掘優秀資源，比如“和而不同”、比如“見賢思齊”等就特別可以生發出現代價值。就此，我和李榮安、馮秀軍等有過較深入的探討。我國傳統文化可以認為是一種關系文化，人們處在倫理的差序格局中，每個人在整體的格局中以自己的站位點與他人聯系、結成關系。學校公共生活主要目標是培養具有公共關切心的公民，其重點在于，通過公共生活的要素判斷一種生活是否具有公共精神。如果沒有，那么就可以基本判斷，學校教育培養不出公民，因為沒有經過公共生活的鍛煉，學生就不知道該怎么過公共生活。比如，什么叫共同生活、差異共處？什么叫協商？什么叫自我管理與自治？什么是政治參與、民主監督？什么是志愿者精神、公益精神等？如果學生沒有經過這些有公共生活要素的學校生活的鍛煉，這些相關的意識、精神和能力是很難建立和維持的。我的預設是，意識需要在行動中培植，凡是不經過行動的鍛煉，意識是很微弱的。有什么樣的生活，就有什么樣的鍛煉，有什么樣的鍛煉就有什么樣的意識。通過公共生活，培養人的獨立人格、自立意識、批判性思維，建筑起反對社會強制和操縱的必要屏障。通過公共生活培養人的社會關切心、關愛心、愛的情懷和能力。通過公共生活培養人的責任意識擔當意識和能力。學校為未來更好的社會造就新型公民，學校不是讓學生學習如何保護“小我”利益，學會適應消極社會生存的練習所。其實，學校生活本身就具有大量公共生活的要素，學生已經或多或少的參與了一些公共生活。例如，新課程改革倡導的小組合作學習、自主學習、對話式學習、服務性學習就是通過教學活動對學生公共品質的鍛煉，完全應當理解和發掘其中的深意。還有，學生的集體生活如何體現既有民主自治，又有整體發展的愿景和使命、有個人在其中的承諾與責任擔當？學校中各種集體生活如何讓學生參加到必要規則和紀律的共同制定和自愿服從中來？還有，在社團活動中如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而不僅是強調開發和培養才華與競技；在重視安全因素的情況下依然需要組織走出校門參與社區服務以及豐富多彩的社會實踐活動；例如一些學校與貧困地區學校聯誼，幫助貧困地區的學校或學生，培養學生關注弱勢群體的情懷，還有，參與公民聽證會，模擬法庭、模擬“兩會”參政、議政等，這些本身都包含著大量公共關懷、公共精神的要素。我們希望利用學校生活中已經具有的公共生活的要素，并且補充其匱乏的要素，將它們更為系統、更有組織、更有自覺意識的教育行為。以往的學校教育中，公共生活的要素在很多情況下只是被遮蔽、被忽視了，它們往往以零散的、不顯著的、未被開發的形式鑲嵌在學校生活中。
其次，理解學校公共生活一個重要的觀念是彌散性。學校公共生活的教育與既往學校的德育同樣具有彌散性。蘇聯倫理學家德羅布尼斯基在《道德的概念》一書中指出：不要把道德從人的活動中分離出來，道德不是區分于社會現象中其他現象的特殊現象，不能限定道德的空間范圍，道德滲透在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無時不在、無處不在。道德實際上有著極其復雜的結構，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僅僅是一種現象。道德教育不能從活生生的完整的生活中抽離，不能從其他諸育中抽離。而且，當將道德教育獨立出來以后，就可能有陷阱。專門化就有可能背離事物的整體性，專門化與整體性具有一定的矛盾，有可能走向異化。學校的公共生活不可能離開其他的生活，不可能單獨構建一個新的生活，叫作公共生活。需要考慮公共生活所積聚起來的、具有特征性的要素，但不是說要把公共生活和其他生活隔離開，單獨存在一種形式的生活叫作公共生活。我們也不是要求拿出單獨的時間空間進行公共生活的教育，而是發掘、運用、創造公共生活的要素，建構更為完整明晰的公共生活時空；也是發動教師和學生有意識自己去創生公共生活的經歷。長期存在的分離性的思維、割裂性的思維、線性疊加的思維不僅不可能獲得應得的教育效果，相反常常造成德育工作的形式主義，帶來脫離教育本性的外部負擔。倡導在學校學會過公共生活是為學生提供一種“準公民”的生活。正如陶行知所說，生活即教育，過什么樣的生活就受什么樣的教育，也如杜威所說，“如果目的是培養一種社會合作和社會生活的精神，那么訓練方法必須從這個目的出發并和這個目的相聯系”。[8]公共生活是學生在學校里要過的一種生活，他們要學會與他人共同生活、參與公共生活，懂得其中的規則及其背后的價值基礎，明白公共生活的意義。（待續）
參考文獻：
[1]朱小蔓.關注心靈成長的教育――道德與情感教育的哲思[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76.
[2]厄內斯特?波伊爾.基礎學校――一個學習化的社區大家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3]朱小蔓.情感教育論綱（第二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自序1.
[4]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義務教育思想品德課程標準》（2011年版）.
[5]朱小蔓，馮秀軍.中國公民教育觀發展脈絡探析[J].教育研究，2006：（12）.
[6]朱小蔓，李榮安.關于公民道德教育的對話[J].中國德育，2006：（5）.
[7]帕特麗夏?懷特.公民品德與公共教育[M].朱紅文，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8：4.
摘要：公共良心是公民的公共理性的體現，它通過人的工作、學習、生活表現出來，其主體既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集體和國家。筆者嘗試在對公共良心界定的基礎上進一步從個人、國家和社會三個層面上闡述了培育公共良心的重要性及其實現途徑。
關鍵詞：公共良心；培育；重要性；途徑
在現階段，公共生活已成為現代生活的基本點，公共性是現代人的一個很重要的特性。因此，公共領域也應該有一定的道德規范――公共良心。
一、公共良心的界定
談到公共良心，筆者認為，對良心的界定是理解公共良心的前提。因為只有很好地理解良心的含義、層次等，才有可能會對公共良心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一）良心的界定
1、良心的涵義
在生活中，人們經常會用“白天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證明自己坐得直，行得正。所謂的“心”指的就是人的良心。對于良心的理解，倫理學界眾說紛紜：康德認為：“良心是作為理性存在的人本來就有的，是天賦的，絕對的。” 洛克認為：“所謂良心并不是別的，只是對于自己行為的德性或墮落所抱的一種意見或判斷。” 羅國杰等則認為，良心是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而形成的一種意識，它是對社會道德關系的自覺反映。 筆者更傾向于第三種觀點，并以此為依據最終將良心歸納為理智之心、同情之心、感恩之心和公德之心四個方面。
（1）理智之心。指人擁有的經過道德認知和道德情感的沖突，做出深思熟慮的理性的判斷和抉擇的情感，而不僅僅是憑直覺、頓悟、預感。
（2）同情之心。筆者將同情之心理解為孟子的“惻隱之心”，即對別人的困苦給予關切、幫助的一種情感。
（3）感恩之心。它表達的就是每個人要知恩、報恩。尤其是對社會，人要領社會的情、知社會的恩，多為社會做貢獻。
（4）公德之心。若從整體上講，良心還飽含有公德之心的層面。所謂的公德之心，指的是人們在公共活動中對自己行為所負道德責任的自覺意識。
2、良心的層次
經過對良心內涵的剖析，不難看出，它是分層次的，并包含著兩個方面的內容：個人良心和公共良心。個人良心是人們發自內心的道德自覺。而公共良心則必然存在于人與人交往形成的公共領域中。
（二）公共良心的界定
1、公共領域的涵義
既然公共良心形成于公共領域，那么公共性便是它的一個重要特征。因此，了解公共領域就成為界定公共良心的前提。
然而，對于公共領域的理解，不同學者的觀點不盡一樣。公共領域最早是由阿倫特提出的，認為公共領域就是共同的空間，它首先指公共場合的東西能夠為每個人所看見和聽見；其次是指與私人領域相區別的、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卻阻止他們爭勝的世界。阿倫特所講的公共領域實際上是共同體成員不是私人領域的成員，而是作為公共空間的成員參加政治討論。 哈貝馬斯則認為，對公共領域概念進行界定是非常困難的。他至少在這三種意義上使用“公共領域”，即“公共權威的領域、市民社會和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相互結合。
綜上，筆者將公共領域定義為公共交往和公共輿論的空間，即公共生活空間。它獨立于政治建構以外的。其中，公共性原則是現代公共領域存在的基礎。
2、公共良心的涵義
公共領域概念的確定，為筆者界定公共良心劃出了范圍。然而，在當今的倫理學界，仍然存在至少有兩種關于公共良心的界定的觀點（一種是公共良心即公德心；一種是公共良心不等于公德心，它是指公民在思考自身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基礎上，產生一種關注他人、幫助他人、推動社會進步的強烈愿望，并隨之產生一種履行公共義務的強烈責任感和高漲的熱情的有機結合。 ）。在文章中，筆者采用第二種觀點。即公共良心包含公德心，它是公民的公共理性的體現。此外，本人還進一步將公共良心的主體更加明朗化，即個人、集體和國家。
3、公共良心的特點
公共良心產生于公共生活空間，公共生活空間的特性決定了公共良心具有以下幾個特性 ：
（1）公益性。公共良心所追求的指向是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
（2）多樣性。主體的多樣性決定了主體進行評價活動時的標準、形式和實現公共利益的方式是多樣的。
（3）平等性和開放性。公共良心只有以一種平等而開放的結構而存在，才能保證社會資源為參與公共生活的成員所共同擁有。
（4）參與性。當前公共生活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公眾參與。
4、個人良心和公共良心的關系
公共良心發揮作用的范圍是公共生活領域，方式是人與人的交往（社會公共事務的權利的行使和義務的履行）。而個人良心的范圍則是私人領域。在現實生活中，無數個私人領域按照一定的規范形成了公共領域。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公共良心是個人良心的基礎。
二、培育公共良心的重要性
當前中國實施的是德治和法治并舉的治國方略。但由于法治具有強制性，它在很多范圍內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這時，就需要發揮道德的力量，尤其是通過發揮公共良心的作用來引導和激勵公民就顯得十分必要。因為無論是從個人、國家層面還是社會層面，作為反映公民在參與公共生活時的態度、評價和判斷的公共良心都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一）個人層面：有助于人們生活上的提高
公共良心是個人良心的基礎，通過對公共良心的培育，有助于發揮公共良心的引導、激勵作用，促使個人良心的進一步挖掘，迸發出強烈的責任感和高漲的熱情，進而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兩個層面上有所提高。
1、有助于提高個體的生存質量
由于公共良心在社會公共生活中強調機會平等，不允許任何壟斷社會公共資源為私人謀利的行為存在。因此，每一位公民都會占有一定的物質資源，享有一定的機會，加上自身的能力，其生存質量一定可以得到保證。
2、有助于提高個體的精神境界
公共良心的培育可以促進個人良心的挖掘。這是因為公共良心同樣是一種情感，起著譴責和激勵的作用。因此，個體的行為只有正當， 內心才會恬靜；反之，就會感到深深的內疚和痛苦。只有這樣，個體的精神境界才會向更高的層次飛躍。
（二）國家層面：有助于樹立民族的新形象
當今世界是一個開放的天地。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的發展。因此，中華民族的形象的樹立問題就顯得很重要。因為當前的一些西方主流媒體總是拿“中國”、“人權”抨擊中國。而公共良心的重要性在此處就凸顯了出來。一個民族形象的重新塑造，需要每一位公民的共同努力，而努力的源泉在于公民意識的覺醒與提高，即要發揮公共良心的作用。
（三）社會層面：有助于公共領域的有序化
公益性是公共良心的特性之一。它要求公民站在整體的立場上對社會現象進行分析和評價，并及時調整自己的行為，以保證公益的充分、有效實現。換句話說，公共良心有助于公共領域的有序化，具體表現為以下三方面：
1、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
公共良心為道德主體提供進行道德評價的標準和進行價值判斷的依據，同時，公共良心也是道德主體的一種分析和自我調節能力，是道德主體進行道德實踐活動的執行能力。公共良心的存在，會為良好的社會風尚的形成提供內在精神動力。
2、有助于制定科學的公共決策
在公共良心的驅動下，公眾越是會認真、積極地參與公共決策，眾人智慧的結晶定會讓錯誤的公共決策的出現頻率降得很低。
3、有助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公共良心的培育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和制定科學的公共決策，而這兩方面又恰恰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不可缺少的兩個環節。因此，培育公共良心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
三、培育公共良心的途徑
上面已經闡述了公共良心的重要性：有助于人們生活上的提高，有助于樹立民族的新形象，有助于公共領域的有序化。那么如何培育公共良心呢？筆者仍從個人、國家和社會三個角度來加以闡述：
（一）個人層面：在實踐中加強自身修養
社會是由人組成的，公共良心的培育要靠每一個公民的自覺，或者說每個公民只有意識到公共良心培育的重要性，這樣，他才會努力。而個人努力的關鍵在于個人的自覺的內在責任的養成。所以，個體必須在實踐中加強自身修養。
1、開心。公共良心的培育的一個前提在于發現。只有發現公共良心的存在，才會理解其內涵，才會對自己進行教育、開發和誘導。
2、明心。在現實生活中，每個人都會有遇到干擾的時候，要學會明辨是非，使良心處于一種理智的狀態。
3、省心。人們的內心要不停地思考、比較、總結，這樣才可以做到省心。
4、養心。養心的關鍵在于寡欲，以此來保持心境的寧靜。而寧靜的取得卻在于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做符合社會道德要求和法律規范的事情。
5、正心。個體要時刻保持內心的正義、正道，不要被邪惡侵占。
（二）國家層面：正義、公正的政策的保證
公共良心的培育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國家在政策上對公民的權利給予保證。只有國家的方針、政策是公正的、正義的，是維護公民權利的，公民才會自覺履行自己的義務，承擔自己的責任，為公共良心的培育盡心盡力，并努力使自己成為有道德的善良的公民， 擁有一顆負責任、講道義的公共良心。
（三）社會層面：廣泛開展公民教育和建立社會機制
1、廣泛開展公民教育――培養公民的民主意識、責任意識、權利意識、義務意識等
（1）學校要開設公民教育課程，灌輸公民意識。公共良心的培育需要公民的民主意識、責任意識、權利意識、義務意識的覺醒。只有每一位公民意識到自己在公共生活、民族進步和國家發展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才會產生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而社會責任感又是公共良心的一個表現。因此，學校要開設一定的公民教育課程，培養學生的責任感，進而強化其各種意識。
（2）網絡媒體要廣泛地傳播有關公共良心的信息。隨著時代的發展，網絡媒體也漸漸成為了公共領域的一部分，因而，公共良心的培育離不開網絡媒體這一平臺，而體現公共良心的信息的就顯得至關重要，因為宣傳陣地的占領是永遠不能忽視的大事。
2、建立社會機制，倡導、鼓勵人們培育公共良心
（1）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強化社會公德意識。培養公民公共良心的重要方面，是社會公德行為得以發揚光大，并成為社會的主導行為。 社會應建立長效的激勵機制，采取各種措施并在潛移默化中陶冶公民的道德情感，最終形成良好的社會道德氛圍，使每個公民從中體會到德的威力與尊嚴，從而在生活中自覺樹立公民意識，從而培育公共良心。
（2）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督促公共良心的培育。公共良心的培育還需要網絡、電視、報紙等的監督。公共良心的培育，必須善于運用這些平臺，喚起每個公民負責任、講道義的公共良心。
參考文獻:
[1]秦樹理.公民道德導論[M].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8.
[2]羅國杰，馬博宣，余進.倫理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
[3]何懷宏.良心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6.
[4]洛克.人類理解論[M].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4，31.
[5]楊仁忠.公共領域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5.
[6]漢娜 阿倫特《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劉鋒譯，載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1988,81-86.
[7]陳紹斌.論公民道德教育中的良心培育[J].西華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05）：89-91.
[8]余仕麟.倫理學概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9]李學明.良心培育：高校德育之根本[J].高教論壇，2010，（03）：17-20.
關鍵詞：公共空間；公共精神；公共生活；村民自治；民間組織
一、 村莊公共空間與村民公共精神的概念
“公共空間”一詞在不同的語境下其涵義也有所不同。本文所指的公共空間（也可以稱為公共領域）是相對于私人領域和國家權力領域而言的。它描述的是一個介于私人領域與國家權力領域之間的中間地帶，是“一個向所有公民開放、由對話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輿論、體現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眾傳媒為主要運作工具的批判空間”①。村莊公共空間是指在一個村莊的范圍內，村民獲取各種公共信息，進行批判式評論，合作處理公共事務，培育公共精神等行為和觀念的空間。村莊公共空間的存在從眼前看是推動了村民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從長遠來看則是培育了這種交流與合作的根基——村民的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是指公民個人超越自身利益，追求一種整體的公共利益，由這種公共意識生發出對于公共事務的關懷，以及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行為。村民的公共精神是村民基于對村莊公共利益的自覺認識而關注、參與公共事務的精神，它要求村民必須具有主體意識和公共意識。即一方面應具有一種公共主體的意識和個體的獨立精神；另一方面應具有一種超越精神，善于超越個體的局限，把自己與村莊整體的利益與價值聯系起來。具有公共精神的村民體現出既獨立又合作，既有批判精神又有守法意識，積極主動地關注、參與村莊的公共事務，促進其成員利益最大化的行為特征。例如參與投票與選舉，參與討論提出建議，對侵犯公共利益和共同價值目標的行為進行理性地批判，與其他成員合作以促進共同利益等等。村民的公共精神形成一種社會資本，有力地促進村民自治的運行。
村莊公共空間是村民公共精神產生的土壤。如果沒有這樣的平臺，人們不能對包括自己事務在內的公共事務發言，久而久之他們就會失去關心公共利益的興趣，而退縮至“小我”的狹小天地之中，則村民的公共精神與公民意識也就無從談起。村民的公共精神是村莊公共空間的靈魂，沒有了公共精神的公共空間至多是信息的匯集地，它無法將村民凝聚在一起，從而無法合作來提升村莊的公共福利。村莊的公共空間和村民的公共精神共同構成了農村的公共生活。
農村的公共生活在改革開放以后發生了翻天覆地地變化，國家政權開始從農村社區逐漸后撤，村莊民主自治體制正在形成。在這個過程中，村莊的公共空間不斷拓展，村民的公共精神也得到了進一步地發展。通過對張高村村的走訪調查我們也切實感受到了農村社區治理狀態發生的變遷。
二、張高村公共生活的現狀
村莊公共空間并不是物質性的實體，但它卻需要借助一些現實的載體得以存在。村莊公共空間的載體是多種多樣的，它可以是一些相對固定的特定空間，道口、集市、小商店、廣場都使人們聚會交流的場所。進入張高村，經常可以在村內的道口看到一些老人三三兩兩的聚在一起，聊各種各樣的話題，比如對老年人協會的意見，村內路燈安裝存在的問題等等。在集市上一些買菜賣菜的村民也會熱情地與我們交談，從家中孩子的教育問題延伸到對國家的教育政策的看法，家庭瑣事，國家大事，無所不包。這便構成了一種最初級的公共空間形式，也是人們進行交流的最為簡單的形式。
村莊公共空間還可以借助于某種人際交往來形成，如以村落內部的紅白喜事為載體的人情往來。當今村莊的紅白喜事的規模越來越大，“事主不需要發出邀請，凡知道消息的人家大都會自覺地派代表參加”②。在張高村，遇到紅白喜事，除了到事主家幫忙張羅，人們還通過隨份子來表達自己的心意，少的五十元，多的幾百元不等。一方面增進了感情，另一方面也為事主籌措了必要的經費。在這樣的一種場合，大家除了單純的慶祝和哀悼還獲得了一個溝通交流的極佳的機會。而這種公共空間由于人數眾多，談論話題也比較廣泛深入。
此外，各類民間組織的自主活動構成了張高村公共生活的重要載體，給村民參與提供了公共活動空間。近幾年，張高村先后成立了水杏合作社、香椿合作社、老年人協會等民間組織。盡管在組織上和程序上還不是那么規范，但這些組織的建立無疑拓展了村莊的公共空間，并且對村民有了一個公共精神的啟蒙教育。這些民間組織是較高層次的公共空間的形式。通過它們，村民可以獲得最直接的參與管理的實踐經驗，培養團結與合作的精神。拿老年人協會來說，自去年成立以來它開展了豐富多彩的公共活動，成為村民討論的中心話題之一。這些活動包括：
1、參與村內公共事務的管理。就修建路燈一事，老年人協會做了大量的工作。協會的理事就路燈在村子的設置地點，電費的收繳，路燈安裝后的維護等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磋商。此外，協會還對飲用水源問題，沼氣建設問題等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
2、開展文娛活動。文藝演出、創辦村報等精神文化生活也形成了張高村的一種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間。這種喜聞樂見的方式給村民創造了一個很好的交流方式。可以說，老年人協會的建立大大的改善了村里老人的精神面貌，激發了村民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管理的熱情，同時也對村干部的行為起了一定的制約作用。
對于張高村來講，村內公共空間的存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一是滿足人們與他人交往的需要，增強了村民的幸福感。人既愛孤獨又愛群聚，除了家庭生活，人們還渴望與別人進行溝通和交流。村莊公共空間的存在為村民的交流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幸福的生活不僅僅與物質財富有關，還取決于是否有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在當前增收途徑有限的的情況下，豐富的文化生活，健全的公共生活顯然可以增強農民的幸福感。
二是形成公共輿論。村民可以聚在一起，就所關心的問題進行討論，有時就某些問題可以達成共識，形成一種公共意見。“.在公共領域中，整個社會透過公共媒體交換意見，從而對問題產生質疑或形成共識”。③這樣的公共意見不僅會成為村民行動的評判標準，還可以對公共權力有一定的制約作用。
最為重要的是村莊公共空間培育了村民的公共精神，鍛煉了村民的公共管理能力。它使村民村民從孤立的狹隘的個人范圍中跳出來，把自己與其他成員聯系起來，在與其他村民交往、協商的過程中發現共同利益，由此產生了一種合作的意識和信任的基礎。并且通過實踐，提高了管理公共事務的能力，增強了村民的主體意識和公共意識。在張高村，大部分村民對于涉及到村民共同利益的事情能夠給予一定的方式進行合作，村內公路的修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張高村內部的公路，采取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共同修建的方式。很多村民認為這是一件利己利人的好事，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捐了幾十到幾百元不等。如果沒有村民的自愿捐款，村內的公路是修建不起來的。
可以說，一個經濟發達的村莊，其成功的因素除了優越的自然條件外，更因為它們有較強的公共精神。而一個積貧積弱的村莊，與物質層面的匱乏比起來，村民公共精神的缺乏是一種更深刻的發展因素。 三、張高村公共生活的不足之處
通過進一步調查，我們發現，盡管張高村村民對村中的公共事務體現出一定的熱情并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參與，但是，從該村村民公共參與的行為和意識的特點來看，仍缺乏足夠的公共精神。
從該村村委會主任的選舉來看，當被問及選舉某人的具體原因時，要么“誰給的錢多就選誰”，要么“他是本家的親戚”還有的是“選誰都無所謂，都一樣”。
對于村莊出現的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公共問題，如村莊公共衛生問題，路燈的維護問題，村莊的安全問題，雖然這些也都被大家認為是必須解決的問題，但如果沒有村兩委挑頭，人們就束手無策了。
——“村內盜竊事件好幾起了，我家就被盜了，村里也不管不問”。
“那您有沒有想到向村支部或村委會提提建議？”
“提了也沒用，都忙著個人賺錢，誰管這事”。
——關于村內衛生“也都覺得不好看，垃圾到處都是，村里也就過年時照人打掃打掃，平時沒人過問”。
“那您沒有想過帶個頭，招呼大家輪流打掃？”
“村里都不管，我們怎么管，管了人家還說閑話，再說村干部也不高興，這才是出力不討好呢 。有時間就打掃打掃自己家門的垃圾。如果村干部張羅，我肯定會拿錢”。
從談話中反映出來，村民雖然意識到村內存在的需要解決的公共問題，也愿意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存在以下問題：一是部分村民由于主客觀的原因，對于政治參與表現出一定的冷漠，他們不愿意參與政治，不愿意過問公共事務。二是存在著對正式權威的過度依賴。認為一些事情只要村兩委不出面就無法開展，村民自己是無法合作來解決的，村民之間缺乏足夠的信任。
四、拓展村莊公共空間，弘揚村民公共精神
造成村民公共精神缺乏的原因有很多，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經濟和政治原因。但是，只要存在這種潛力，就應當進一步挖掘和培育村民的公共精神。
1、進一步拓展村莊公共空間，培養村民的自治能力和合作精神。村莊公共空間是村民參與公共管理的實踐空間。通過提出建議，發表評論，做出決策等實踐活動村民獲得了一種自信，同時也產生了一種責任感。拓展村莊公共空間最重要的是進一步發展民間組織。民間組織能擴大村民參與村莊公共生活的范圍和深度，促進政府與村（下轉第69頁）（上接第65頁）民之間的相互溝通、協調和融合，從而增強社會的穩定性。張高村老年人協會的成立給村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與村內公共事務管理的機會，村民對于村莊公共事務的熱情被調動了起來，參與能力也在不斷地提高。這對整個村莊公共問題的解決，村民生活質量的提升是一個非常有利的促動因素。當然，老年人協會要想更好地發展下去，必須有相對獨立的財政，也就是說是否有穩定的經費來源會影響它的下一步發展。這一點可以參照東部地區民間組織經費籌措的方法，如可以向村里申請一定的活動經費，通過文娛演出在社區中募集資金，出租紅白喜事所用的器具給村民等等。
2、充分發揮精英人物的作用。有頭腦、有經濟實力、有廣泛的人際關系，在難以處理的村落事務中說得上話，辦事妥帖這是一般村民所公認的能人形象，我們可以稱他們為社區精英。精英人物具有一定的社會權威性和社會動員能力，能把分散的個體凝聚在一起，從事各種集體活動。他們對于公益事業的熱愛激發了村民的公共精神。張高村也存在不少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但他們在村莊公共事務方面的作用還未充分發揮出來。可以利用他們的社會關系、資金、技術發展自質的協會。培育與助長村莊中新興的公共服務積極分子及公共人物，從而為村莊自治人才的優化、年輕化提供內生基礎。
3、通過各種途徑加強村民公共意識的教育。具有公共意識意味著村民并沒有把自己作為一個孤立的個人，而是把自己同整個村莊甚至國家聯系在一起。加強村民公共意識的教育就是使村民成為關心公共事業，參與公共管理，成為具有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的公民。可以運用街頭劇、唱歌、快板和戲曲等傳統形式達到教育目的，把法律政策、道德風尚、表揚批評，溶于這些具體的表達形式中，農民會高高興興的接受。運用傳統的美德教育，通過趨善的教化凈化人心，提高村民之間的信任度，這樣村民才能有合作的意愿和可能性。
改革開放后，一方面是國家權力逐步從農村社區撤退，另一方面是農村自組織還沒有完全發揮出應有的作用，這導致了農村公共物品提供的匱乏和公共生活的缺乏。農民不應再消極等待下去，而是必須積極行動組織起來，這需要內生發展與外生培育相結合。在社會的共同關注下，包括官員、學者、教師以及大學生志愿者的參與，依靠和挖掘村民的公共精神和自治能力，增強村莊的公共福祉，提升村民的生活質量。韓國新村運動之所以能夠成功，除了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過渡所必須遵循的社會發展規律外，更重要的是傳承和凝聚了超越制度、國家、民族、文化、傳統而人類共有的人文思想、和諧理念、自主正義、合作態度、公民社會、奉獻精神等文明因素。進一步發展以民間組織為主體的村莊公共空間，弘揚村民的公共精神，這對于新農村建設來講是至關重要的。
參考文獻：
[1] 【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譯本），曹衛東等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
[2]肖濱：《理解公共領域：文本與導讀》，http：//gdmoa.org。
[3]吳毅：《公共空間》三農中國網，2005年2月1日。
[4]于建嶸：《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商務印書館，2001年。
[5]俞可平主編：《治理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6]俞可平主編：《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的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關鍵詞:思想政治理論課 友情助講 公共生活 公共秩序
文章以《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的第五章“公共生活與公共秩序”部分內容為例,呈現一種思想政治理論課教改新模式即“友情助講”教學模式。“友情助講”教學模式以案例分析為切入點,學生代表上講臺,采用對話的方式協助主講老師共同完成教學任務的一種教學模式。本次課堂設計分為課堂導入、新課分析和課堂總結三個部分,整個課堂融入情景再現、案例分析、課堂討論等教學方法,輔之以藝術滲透和交談對話式講授相結合,適量運用多媒體課件、圖片、視頻資料和詩歌朗誦等方法,希望此教學模式的探索與實踐能夠給同行帶來些許啟發。
第一部分:情景再現——案例導入
主講老師:同學們好!歡迎大家走進我的思政課堂。希望通過本節課的學習,我們師生之間能產生心靈的碰撞、智慧的火花和友情的升華。同時,也請大家用熱烈的掌聲歡迎今天的友情助講同學上場。
友情助講:大家好!很榮幸擔任本堂課的友情助講,謝謝!
主講老師:2009年7月9日晚,蘭州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為守護斑馬線,在不到4小時的時間里用磚頭連砸14輛違章車,當時因闖紅燈被老人攔下的車多達30輛左右。這一事件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熱議。下面我們情景再現,請大家欣賞學生小品《瘋狂的磚頭》。
主講老師:表演真的很不錯,七十多歲的老人為什么要砸車?
友情助講:是呀,老人持磚砸車給我們怎樣的反思?
主講老師:這真的很值得我們思考。老人持磚砸車,也不知道同學們是怎樣想的。要不,我們現場來個調查,支持老人砸車的請舉手。
很多學生舉手。
友情助講:看來老人的這種行為還是得到很多同學支持的。可是,老師,您怎么看待老人的行為?
主講老師:老人持磚砸車,他是用一種極端的手段給我們一個提醒。因此,老人這種憤怒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不提倡這種過激行為,但我們提倡這種維護群眾利益的精神。在當今社會,由于交通無秩序,造成的交通事故已成為人們意外傷害的第一大殺手。甚至,有些生命的喪失都被漠視。
友情助講:我就聽有些人這樣說過:“不就是賠錢嘛”。我也在思考,老人砸的到底是什么呀?
主講老師:同學們,老人砸的到底是什么呀?
同學們:老人砸的是汽車、司機、道德。
主講老師:我想磚頭砸的不是汽車,也不是司機,具體說應該是人們不遵守交通秩序這個意識。
友情助講:是呀,我們的公共生活、公共秩序到底怎么啦?
主講老師:問得好,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要學習的新課,第五章第一節,公共生活與公共秩序。
第二部分:新課分析
友情助講:經過剛才的討論,那到底什么是公共生活呢?
主講老師:作為社會的人,要在社會中生存和發展,就需要與他人相聯系,產生共同的活動,這就是公共生活,公共生活對應的領域是社會公共場所。不知道大家對公共生活有什么體會?
友情助講:那我就談談昨天去書店坐公交車的感受吧,我一上車,就聞到一股韭菜和鹵雞蛋的味道,原來是有個年輕小伙子在吃早餐,本來我就不太喜歡這種味道,感覺很不舒服。
主講老師:你剛才說到的公交車這個公共場所,影響到了你的心情。因此,公共生活具有開放性、透明性,以及與他人和社會的關聯性。然而,私人生活的領域是家庭和個人活動,具有一定的封閉性和隱秘性。
友情助講:我想問老師,隨著經濟的發展,公共生活也越來越發達,那公共生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主講老師:公共生活是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但從根本上說,是現代社會生產力的推動,是人類實踐的推動。林燊,你能列舉一些促進公共生活發展的要素嗎?
友情助講:促進公共生活發展的要素,我想有手機、飛機、廣播、電視、互聯網等。
主講老師:不錯,你剛才列舉的這些促進要素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飛機、汽車還有輪船,屬于交通工具。第二,廣播、電視及新聞載體都屬于現代傳媒手段,這些傳媒手段的普及和推廣,使人們可以真正做到“秀才不出門,盡知天下事”。第三,電話、手機、互聯網這些屬于現代通訊工具,隨著信息技術、互聯網的迅猛發展,我們的地球變成一個“村落”,人類公共生活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友情助講:老師,人類公共生活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那在這個新階段新時期,社會公共生活究竟呈現出怎樣的特征呢?
主講老師:當代社會的公共生活那就是相對“過去”或“傳統”的公共生活而言的。比如說當代社會公共生活活動范圍就很廣泛,除了傳統的公交車、影劇院、圖書館等這些范圍外,還有新型的人才市場、證劵交易所、網絡虛擬世界。
友情助講:老師,剛才您說到的網絡,與我們大學生很接近,其實我們也經常在QQ群里聊天進行信息交流,但有些人喜歡在群里面發一些不健康的圖片,惡言惡語,甚至還喜歡公布一些別人的隱私。老師,您怎么看待這些現象?
主講老師:QQ群本來就是一個公共場所,它涉及的內容是公開的,沒有秘密,那么,我們應該對自己的公共生活行為負責。這就是當代社會公共生活活動內容的公開性……
第三部分:課堂總結
主講老師:做一個有道德的大學生,首先就應該是一個能自覺遵守公共秩序的大學生,就像大雁飛翔一樣,如果沒有一個和諧的秩序,大雁團隊就不可能實現自己的遷徙理想。我期待你們每個人都能在道德的引領下自覺遵守公共秩序,去實現自我和社會的理想。這就是本節課的課堂靈魂。希望同學們始終謹記做一個有道德的大學生,請你首先從做一個能自覺遵守公共秩序的大學生開始,感謝我們友情助講同學的積極參與,謝謝大家。
參考文獻:
[1] 顧曉英.叩開心靈之門——思想政治理論課“項鏈模式”教與學實錄[M].上海三聯書店,2009(2).
[2] 周國燭,王文博,韓志偉.高等職業教育課程教學設計與案例[M].中國輕工業出版,2009.
[3] 徐倩.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立體輔學讀本(理論教學冊)[M].蘇州大學出版社, 2009.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1年度廣東省教育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課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青年教師教學能力研究”(課題批號2011ZZ001)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論文摘要]現時代的公共管理是政府與公民社會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公民社會具有管理主體與管理對象的雙重身份，并以其這種雙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過程中扮演著政治民主的捍衛者、經濟發展的促進者、公共服務的提升者、公共價值的維護者、社會穩定的支持者的多種重要角色。這種政府與公民社會合作模式下的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體組成的公共行動體系，多元化的管理主體之間存在著極力依賴和互動的伙伴關系，其責任邊界具有相當的模糊性。這種基于伙伴關系多元管理主體參與的公共管理是一種自主自治的網絡管理，在這種公共管理網絡中政府扮演著“元治理”的角色。
一、從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都是指對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活動，盡管這三種稱謂有著大致相同的指涉對象，但是它們之間卻有著彼此理念的不同。如果我們從對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模式的角度去看，隨著時代的發展，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它們依次鋪就了管理模式由統治、到治理的演進之路。在公私沒有區分、國家體系內部缺乏合理分工的專制社會時代，行政就是政治的落實，其功能是依靠暴力和強制負責國家政務的推行，以維護統治者的利益；公共行政出現在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相分離、行政與政治相分離的現代社會，其功能是按照代議制民主體制、非人格的法律體系、官僚制組織原則以及職業化的文官制度統攬社會公共事務，以實現統治者的統治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則出現在公民社會自治能力與要求不斷擴展、市場機制不斷成熟與市場力量不斷壯大、政府獨攬公共事務的“不可治理性”危機日益加重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公共事務管理主體的多元化和管理方法的多樣性，適應了當今時代公共事務日益復雜化及其管理民主化的客觀要求，體現了公共事務管理的“公共性”與“管理性”的有機統一，無論在合法性還是在社會資源方面，都為實現和增進公共利益開辟了新途徑。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公民社會的興起與壯大等原因，治理理論出現并發展起來。公共治理逐漸成為對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一種新模式，其的理念也逐漸成為了公共管理的新內涵，同時，它也使公共管理進入了區別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的新時代。
二、公民社會在公共管理中的雙重身份與多重角色
現時代的公共管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管理主體的多元性，它是政府與公民社會對公共生活的一種合作管理，是公共權力向社會的一種回歸。現時代的公共管理有賴于公民社會的自愿合作和其對權威的自覺認同。公民社會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管理主體和管理對象的雙重身份，而且這種雙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過程中又以其各自的特征優勢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作為公共管理的主體，公民社會與政府一道對社會公共生活進行合作管理。在這個過程中，公民社會以它那種來自基層、靈活多樣的特性正好彌補了政府的種種不足和有限性，從而可以大大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時，公民社會在與政府的合作過程中，能夠有更多的機會了解到政府的權力運行，從而可以起到對政府更有效的監督作用。此外，在公共管理的過程中，健康有益的社會組織可以得到政府和社會更好的認可，這些組織以共同目標和信念把人們聚集到一起，在這個過程中人與人之間增強了彼此的信任、提升了公益精神，從而有利于社會資本的積累。另一方面，作為公共管理的對象，公民社會在參與管理的同時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公共管理的效果，從而可以以公共管理接受者的身份對公共管理的效果做出判定以利于公共管理漸至最優。其次，通過公民社會組織，公民在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同時又以普通社會成員的身份為政府增強了合法性。公共管理的過程也是公民社會完善的過程，公民社會的完善又可以促進更好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最終是要推動社會的全面發展，作為當代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公民社會以其特有的雙重身份在這個過程中又扮演著多重的重要角色，以其特有的價值訴求與功能表達影響著公共管理的成效。
第一，公民社會是政治民主的捍衛者。公民社會的自主發展能有效的分割和制衡國家的權力，從而能有效的遏制公共權力的專斷傾向；公民社會可以為公民的利益表達提供多樣的表達形式和途徑，保障公民利益表達的通暢，從而提升民主政治的代表性與生命力；此外，公民社會對培育公民的民主參與意識具有積極的作用，能夠強化民主的社會基礎從而推動社會民主的發展。
第二，公民社會是經濟發展的促進者。公民社會是一個以契約、法制、自由、平等、競爭為價值準則的社會，這為市場經濟的運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場環境。此外，公民社會中的工會、行業協會等團體組織可以起到規范行業行為、穩定經濟秩序的作用。
第三，公民社會是公共服務的提升者。由于公共需要的多樣性和政府的有限性，政府并不能為社會做好所有的公共服務。而以第三部門為核心的公民社會因其具有來自基層、靈活多樣的特征和其“去私存公、取私為公”的“非營利”特性以及其服務社會、自助自主的公共精神，使之恰好成為公民參與公共服務的良好渠道，并能有效彌補政府在公共服務上的缺限和不足，公民社會組織可以通過委托承包、志愿服務、自助服務等方式和途徑，去做那些政府未做、不想做或不宜做但卻符合大眾需求的公共服務，從而使社會公共服務的水平大大提升。
第四，公民社會是公共價值的維護者。與其他領域一樣，公共生活領域同樣存在著對善的追求。公共生活領域的善就是公共價值，它包括公民對公共生活的態度、責任與義務，對他人的尊重與關愛，對社會正義的維護以及公民的公益思想與修養。公共管理的核心是為了增進人類的公共利益和福祉，這實際上就包含了對公共價值的追求：公民社會是公共管理的對象，它同時又是公共管理的主體構成之一，公民社會的精神與價值必然會影響到公共管理的目標和價值。公民社會所倡導的諸如參與、友愛、信任、互惠、寬容、合作、平等、公正、開放、多元等價值理念，對于維拼良好的公共價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公民社會是社會穩定的支持者。公民社會能夠在個人和社會之間提供一種有益的中介結構。通過這一中介結構，它可以為不同的群體和階層的利益訴求提供表達途徑，同時又可以對他們的利益訴求進行整合；通過這一結構，它還可以為社會成員提供寬松的活動空間，滿足他們多樣性的愿望要求，同時這一中介結構還起到了排解社會怨氣、釋放社會壓力的作用。可以說公民社會是一個社會和諧發展的“穩定器”、“緩沖器”和“調節器”。
三、公共管理；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合作管理
公共管理是政府與公民社會對公共社會生活的一種合作管理，在這種管理模式中，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應是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的合作關系，通過協商、伙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目標等方式對公共事務實施管理。具體來講，這種政府與公民社會合作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可以從以下幾點進行認識。
第一，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體組成的公共行動體系。政府并非公共管理的唯一主體，除此之外，私營部門、第三部門等公民社會組織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它們在介于市場經濟與公共部門之間的“社會經濟”領域內積極活動并依靠自身資源參與管理共同關切的社會事務，在某些領域，公民社會組織甚至比政府擁有更大的優勢。公共管理主體可以是公共部門，也可以是私營部門，可以是第三部門，還可以是三者多種形式的合作。這正如著名的治理理論研究者斯托克指出的那樣；“治理意味著一系列來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會公共機構和行為者。它對傳統的國家和政府權威提出挑戰，政府并不是國家惟一的權力中心。各種公共的和私人的機構只要其行使的權力得到公眾的認可，就都可能成為在各個不同層面上的權力中心。”
第二，公共管理的責任邊界具有相當的模糊性。公共管理責任邊界的模糊性表現為許多民營部門向傳統公共領域的進軍，公共領域和市場領域的區分已不像以前那樣明顯。在市場和公共部門之間被稱之為“社會經濟”的領域中，涌現了所謂非營利組織、志愿團體、社區企業、合作社、社區互助組織等大量公民社會組織，它們在社會中的作用和影響越來越大。伴隨著這些公民社會組織能夠滿足多方需要，解決社會問題而無需運用政府資源和權威的優勢日益顯現以及傳統上由政府執掌的部分公共管理權向這些非政府組織的轉移，傳統上法律和制度規定由政府承擔的公共管理責任便呈現出交由非政府組織和個人來承擔的趨勢。
第三，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體之間存在著權力依賴和互動的伙伴關系。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體之間存在著一種權力依賴關系，因為這些公共管理主體“不論是公共部門還是私人部門，沒有一個個體行動者能夠擁有解決綜合、動態、多樣性問題所需要的全部知識與信息，也沒有一個個體行動者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去應用所有有效的工具”，電們必須相互依賴，進行談判和交易，在實現共同目標的過程中實現各自的目的。正是由于公共管理主體之間存在著這種權力依賴的關系，所以公共管理的過程便呈現為一種互動的過程。在這種互動的過程中，各個公共管理主體之間建立了各種各樣的合作伙伴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