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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領導者要有“恩威并施”的領導藝術

孫子提出：“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1]文即政治道義武即軍紀軍法，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要用“文”的手段即用政治道義教育士卒，用“武”的方法即用軍紀來統一步調，這樣的軍隊打起仗來就必定勝利。

首先兵家主張領導應當與下屬建立情同父子、親如兄弟的至真、至純的感情，講：“吾輩帶兵，如父兄帶子弟一般”，[2-3]并通過感情的交融達到增強己方戰斗力的目的。人是群居動物，具有社會屬性，沒有一個人是沒有感情的，也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拒絕情感的巨大大感召力。作戰取勝的先決條件之一就是上下同欲，而這種仁愛的力量不僅能夠把下屬的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領導者所希望的軌道上來，而且能夠極大地調動下屬參與實踐的熱情。有部分領導者不關心、不愛護下屬。他們認為，強制性手段更直接、更容易產生直接效果，其實這種認識實際上是非常錯誤的。根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感情的需要高于生理需要與安全的需要，是人類的高層次需要。為了滿足高層次的需要人們寧愿放棄低層次的需要。這就是為什么下屬“可與之赴深?G”、“可與之俱死”的原因。尤其是人處于危難境地，或是組織力量難以發揮作用的時候，感情力量所發揮的作用會遠遠超過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壓迫所產生的作用。所有的領導都要正視這樣的一個命題：感情可以轉化為一種力量。所以，領導者必須學會掌握駕御、控制、運用這種力量的本領。

其次兵家還特別強調治軍必嚴。因為僅僅對下屬進行感情投資還是遠遠不能完全達到領導目的的。兵家認為如果只有仁愛，可能會出現“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的局面，[3]所以，傳統文化中一直有“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的說法，[4]治軍過程中，兵家認為還要用“武”的一手。或許有人覺得既然如此，何不直接使用“武”的手段呢？孫子指出：如果上下級之間沒有建立必要的信任和感情就直接運用懲罰的手段打開局面，樹立威信是非常不妥的，“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5]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先“文”后“武”，文武并舉不可偏廢。這樣就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整體素質，下屬才能“凡與敵戰”“寧進死，而不肯退生”。

二、領導者要有“貴信貴當”的領導藝術

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古今中外的軍事史中也有大量犒賞三軍的記載。這里涉及三個問題：獎什么、獎哪些人、獎懲的原則。在《作戰》篇中孫子指出：“取敵之利者，貨也”。也就是說，奪得對方的物質財富，必須犒賞下屬，這樣才能達到目的。《三略》中也講到軍中沒有資財，士卒就不能招徠；軍中沒有獎賞，士卒就不會向往；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至于為什么要采取這種方式，在兵家思想體系里，其目的當然不外乎鼓舞士氣，激發斗志等等。

對于獎懲的原則，兵家認為：首先要誠信，也就是答應的獎懲一定要落實，“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6]也就是說凡獎賞貴在守信，懲罰貴在堅決執行。信賞必罰，才能收到賞罰的效果。如果信賞必罰能在大家看得到聽得到的地方執行，則未看到未聽到的人，自然也會暗中漸漸感化而行善懲惡了。其次賞貴小貴常罰貴大貴當。《尉繚子》中講到凡誅殺，都是為施行軍威。殺一個人，能使三軍震動的，就殺掉他；賞一個人能使萬人都高興的，就獎賞他。誅殺貴在以大人物為典型，獎賞貴在以小人物做榜樣。應當殺的，雖然權勢顯赫也必須殺，這是刑罰能夠制裁上層人物。獎賞分到放牛養馬的人，這是獎賞地位卑下的人物。能做到對有罪的大人物以法制裁，對有功的小人物給予獎賞，這是將軍的威嚴。《六韜》中講到將軍能夠誅殺地位高貴的人，則足以立下威嚴；獎賞地位卑微的人，則足以示其清明，賞罰審慎得當，則令行禁止。

三、領導者要有“先身后人”的領導藝術

古代兵家認為，只有將帥時時身先士卒，處處為人師表，才能帶出一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好軍隊，強調打鐵還需自身硬。諸葛亮說：“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7]歷代名將為了將自己的部屬培養成好人、好將，大多強調“身正”，他們把“正己”看作是衡量將帥人格力量的重要內容和治軍的根本大計，把能否做到“正己”提高到治人、治國的根本戰略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