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2 17: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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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文化建設迅速發展的同時，該領域仍然存在思想觀念滯后、居民文化消費結構單一、文化建設經費投入不足、文化資源挖掘利用不夠等問題。較為突出的有：文化建設缺乏原創意識，文化領域經費投入不足，資金缺口較大，傳統文化資源轉化率低，文化建設結構不合理，文化創新能力不足。制約遼寧省文化建設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表現在文化建設核心關鍵技術自主研發能力不強、文化創新投入體制不完善、文化建設創新平臺建設的缺失、文化創新人才支撐不足、文化建設制度創新需要加強以及體制機制、思想認識方面的障礙。而以上這些制約因素的形成，都與該領域的財政政策不足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一）財政支持文化建設發展的總量不足盡管遼寧省財政對文化的經費投入逐年增加，文化建設有了較快發展，但就總體而言，遼寧省公共文化服務經費投入仍顯不足，作為衡量文化建設投入的兩項重要指標，即文化事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文化事業支出占科教文衛事業支出的比重都偏低。
（二）財政支出結構不盡合理首先，在財政投入的用途上，工資等維持性開支所占比例較高，而用于發展文化建設的經費嚴重不足，因此資金使用效率不高；其次，財政支出項目結構不盡合理，導致有限的財政支出未能全部用于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基本的文化需求。
（三）財政投入的城鄉、區域結構失衡遼寧省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公共文化建設，無論是經費的基數，還是經費的增長速度，都存在明顯差距。從城鄉結構來看，省會沈陽及其它中心城市文化建設的財政投入較多，增長較快；而中小城市，尤其是農村地區則長期缺乏必要的財政投資，文化建設的資金缺口比較明顯。
（四）公共財政在促進文化建設發展中的定位模糊地區文化建設主要由公共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兩部分組成。公共財政對這兩方面發揮的作用應當有所區別，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策略。對于公益性文化事業，必須堅持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依托，按照公益性、均等性、便利性等要求，加強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讓人民群眾廣泛享有免費或優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而對于經營性文化產業，應當以市場調節為基本手段，以經濟效益為第一目標，通過各種財政政策手段為文化市場主體建立健全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競爭環境，努力促進文化產品產業化。
遼寧省文化產業的公共財政政策體系存在的不完善之處包括：對于文化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并沒有發揮長效激勵作用，針對文化企業的稅收減免政策適用范圍、時效有限，難以形成持續有效的驅動力；稅收優惠力度偏小，難以成為社會資本投資文化產業的增長點；公共財政的扶持在社會實踐中主要偏于實力比較強大、擁有雄厚政治資源的國有文化企業或國家控股文化企業，而對于比較弱小、相對更需要資金支持的中小文化企業扶持力度較小。在無形資產難以有形質押的情況下，相對安全的投資對象必然獲得有限公共財政資源和社會金融資本的青睞，愈是資金困難的民營中小文化企業獲得融資愈是困難。“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難”。
二、優化遼寧省文化建設財政政策的建議
（一）增加財政投入基于前文分析，遼寧省文化建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文化建設支出占科教文衛事業支出比重都偏低，因此，應當逐年加大文化建設財政投入的絕對量，提高文化建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例。同時應當進一步拓寬文化建設投入來源渠道，重視文化事業費等專項用于文化改革發展資金的征收、管理和使用。
（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對省內具有傳統文化資源優勢的文化項目，對省內未來文化產業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文化項目，對知名文化品牌和具有領軍、先導作用的文化項目，對文化與科技相融合、代表文化產業發展潮流和方向的新興創新型文化產業，對保障廣大人民群眾基本文化需求的文化事業應當予以重點扶持。
（三）加強文化領域人才培養文化建設的發展需要大批掌握最新科學知識和精湛專業技能的文化人才。文化建設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增強文化建設“軟實力”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文化人才的培養。因此，財政加大對文化建設的投入，應當協調文化、教育、人事等相關部門，大力開展“文化人才工程”，鼓勵各類優秀的文化藝術人才脫穎而出。要制定優惠資助政策，拓寬引進人才渠道，吸引海內外高層次文化人才來省內發展；扶助省內高等院校人文學科和文化藝術類專業，提高其教育質量和辦學水平，加快文化后備人才的培養；設立專項財政資金鼓勵基層文化骨干人員進修培訓。
（四）促進科技與文化的結合文化建設的發展和文化產品的不斷豐富，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支持，高端技術作為文化建設的動力和傳播文化的載體，決定了文化產品的質量和文化傳播的效果，提升文化建設領域的科技研發能力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環。遼寧省應當運用財政手段，著力增強文化科技自主創新，促進遼寧省文化建設發展的社會支撐平臺建設，加強文化領域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共性技術攻關，加速文化科技創新成果轉化和應用，提高各文化領域的技術裝備水平。
鑒于上述情況，對教材可作如下調整，將氧化還原反應方程式的配平教學移至氧化還原反應基礎知識之后、第三章氧族元素之前進行。調整后優點是重點突出，難點逐步突破。當然，調整后起點高、難點集中，一部分學生“吃不消”。為此，我同時又對教學做了三個階段進行的改革試驗。
第一階段：知識準備
1．在進行高一化學教學之前，先對初三化學進行復習。使學生對原子、分子、原子結構示意圖；化合價的實質；化合價與電子得失的關系有較深層次的理解和認識。
2．在進行氯氣化學性質教學時，根據原子結構，分析反應中得失電子、化合價的升降等，使學生既掌握了氯氣的性質，又能判斷化合價變化、電子轉移數目。
第二階段：氧化還原反應基礎知識及方程式的配平教學
1．基礎教學：起點和要求稍高一些，使學生理解和明確以下兩點：（1）氧化還原反應的實質、氧化劑、還原劑在反應中的作用；（2）在反應過程中，電子轉移或偏移的總數目應相等。
2．練習教學：（1）訓練氧化還原反應的兩種表示方法：雙線橋法和單線橋法；（2）根據化合價的變化確定電子得失及數目。
3．過渡教學：（1）進行確定氧化還原反應過程中電子得失總數目的練習教學；（2）趁熱打鐵，引導學生分析探索既然氧化還原反應中電子得失的數目必須相等，而每摩還原劑或氧化劑所提供或接受的電子的物質的量不一定相等。那么要使得失電子的數目相等，就必須使氧化劑和還原劑的物質的量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而這個比例關系便是化合價升降數目的公倍數。學生理解了這一點，實質上就明確了配平所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
4．配平教學：以練習為主，使學生熟練掌握用雙線橋表示法分析配平簡單的氧化還原反應方程式。
第三階段：鞏固、強化練習教學
1．強化訓練：（1）在后面各章節的教學中，凡是遇到氧化還原反應，都引導學生分析并配平。（2）增大練習量。
2．跟蹤檢查：定期或不定期普查或抽查，發現問題及時糾正。
3．堅持輔導：根據學生存在的問題個別輔導和課堂輔導相結合。
論文摘要：本文總結回顧了中國實踐并探討今年和今后一段時期財政政策的目標與相關重點問題。一般預計，2010年中國經濟將有望實現較高速的增長，并將在優化結構方面有所進展。
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財政政策，政策目標，重點問題
兩年前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向各國宏觀調控當局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財政政策的運用成為重要的應對措施。中國在2008年11月明確宣布宏觀政策轉型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即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之后，已經取得明顯成效，經濟運行態勢在2009年比較順利地從“前低”轉入“后高”，年度GDP增速為8.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速達10.7%。一般預計，2010年中國經濟將有望實現較高速的增長，并將在優化結構方面有所進展。總結回顧中國實踐并探討今年和今后一段時期財政政策的目標與相關重點問題，是很有必要的。
一、中國財政政策實踐的基本經驗
本輪積極財政政策注重處理好擴張總量與調整結構、應對當前困難和實現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關系。政策措施更加注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水平。簡要總結其經驗要點，一是把應對金融危機沖擊放在“反周期”的操作框架內，充分認識其近乎“百年一遇”的嚴重性，及時、堅決、有力度地實施總量擴張。二是結合中國的國情與發展階段，特別注重“供給管理”角度的區別對待、優化結構，著力增加有效供給、促進升級換代和方式轉變。三是在“積極”的同時也注重防范風險、加強制度建設。總體上看政策的實施，無論是增支規模還是減稅規模，無論是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推動還是對經濟增長質量的關注，都體現了貫徹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科學發展觀、為經濟社會發展大局服務的理念，也體現了財政宏觀調控日趨成熟的思路和技巧，這將為應對金融危機后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提供更為堅實的保障。
二、中國財政政策實踐的幾點反思與優化要領
任何政策設計與實踐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從對還需在2010年繼續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有必要力求優化的視角來看，可提出三個方面的反思與優化的取向性要領：
（一）在實施總量擴張、安排政府投資時，更加注重抓好結構調整和項目質量
政府實施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中，擴大內需的首要事項，是以政府投資實施總量擴張，“四萬億元”投資陸續具體化到各個建設項目上，其中以1.18萬億元中央財政資金拉動銀行、地方、企業等的配套資金。在這種總量擴張的同時，極為需要精心把握結構優化調整的導向，把基礎設施、災后重建、農村建設、安居工程、生態保護、自主創新和教文衛七大方向上的各個項目選擇好，其中突出的要點，在保民生、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如新能源）和努力拉動社會、民間投資之外，還應把調結構、促轉變放在更突出位置并貫穿于各個項目，直到落實于對施工質量的保證。這方面相關的應抓住不放的制度保證因素，一是要實行十分嚴格、盡可能充分的可行性論證（而非“可批性論證”），切實體現結構優化原則；二是要實行從頭到尾的嚴密的全程監督和內部、外部的多重審計，防止資金挪用等不良現象；三是要實行規范、到位的工程監理，保證項目質量，防止出現“豆腐渣”工程。根據中國上一輪積極財政政策實施中的經驗和教訓，應通過檢查巡視工作等方式對各地已開工和擬開工的政府投資，和拉動社會資金的“拼盤”投資項目，作審計檢查和必要指導，及時發現可能的偏差，防患于未然。
（二）在加大財政公共支出和補助力度時，更加注重抓好機制轉換
政策擴張期，對于三農、社會保障、社會事業、研發創新等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和補助，是重要的政策工具，加大其力度是客觀要求。但加大力度并非是相關工作中的惟一要領，另一個相伴隨的、不可忽視的要領，就是努力實行支出、補貼中的機制轉換，以力求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和提升政策的績效。實踐證明，機制不同，政策的效應與績效會大相徑庭。比如，中國政府有關“三農”的各種支持項目和支持資金，名目已甚多，但使用中還帶有“撒胡椒面”的特征，所以應當鼓勵地方積極探索統籌協調、適當整合使用這些資金的新機制----在一些地方的實踐中，這已表現出較好的效果，值得進一步總結經驗；又如，在不同的地方政府轄區，亟需根據安居住房和房地產市場的實際情況，制定在本地現發展階段，落實“住有所居”的政策目標，是應以“補磚頭”還是“補人頭”為側重點使用用政府資金，或兩者如何結合，如何運用有限財力首先托好“廉租房”這個基本住房保障的“底”，如何注重引導和支持“適租房”供給的增加以適應收入“夾心層”和年輕就職者的現實需要，等等，都需要形成可操作的合理化的具體方案，以提高政府實現“安居工程”的資金績效（這方面已有一些較成功的經驗）；再如，財政針對豬肉市場價格波動的調控措施，十分有必要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探討不再補貼生產環節而是直補城鄉低保人群的新機制、以及實行逆市場周期的庫存吞吐“平準”方案；在基礎研發環節的財政支持方面，也應加大促進實驗室、大型實驗設備實行資源共享、整合運用的機制建設。這些是推進公共財政建設、優化宏觀調控的內在的要求，也是中國經濟社會轉軌中不可回避的制度、機制建設問題。
（三）在提升債務規模、用好債務資金時，更加注重抓好改革創新和風險防范
政策擴張期帶來了國債和地方債規模的明顯上升，除較規范的長期建設國債和2000億元地方債之外，近期還出現了媒體所稱的“地方政府融資的狂歡節”，各種融資平臺“遍地開花”、不少新的融資工具（規范程度往往并不高）也被創造出來。地方舉債融資的規模正在迅速擴大，并引起了各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也引起了不同意見的爭議。
中國地方政府融資的發展，在市場經濟和分稅分級財政體制模式下，有其必然性，2009年又加上了“四萬億元”項目配套資金的強大需求，對其做出簡單禁止是行不通的，所以大思路上應回歸大禹治水“堵不如疏”的古老智慧，疏堵結合，重堵更重疏，關鍵是因勢利導，尋求以制度建設實現規范發展。
在這個方面需要“治存量，開前門、關后門、修圍墻”，打造一套可控風險和可持續的地方“陽光融資”的制度和法紀。政策擴張期，對此既是挑戰，又提供了機遇。按照公共財政建設和“依法理財、民主理財、科學理財”的要求，地方政府融資應當是有透明度的、受法紀約束的、依托于制度規范和受公眾監督的。相關制度、法紀的打造，當然在中國需要漸進，而當務之急，一是應強化國家綜合部門自上而下對各地融資規模的監督、指導、協調；二是應強化地方各級人大、政協對政府融資的審批與制約；三是應強化金融市場監管部門、審計部門對于政府融資活動的監控、審計；四是應提倡、鼓勵地方政府融資主體內部的自律和加強管理，總結經驗教訓，在開拓創新中防患于未然。相關的制度內容，可先形成一些粗線條的文本，再于動態中不斷完善、細化。地方政府融資無如制度、紀律的有效約束，必然會在分散狀態和不透明狀態下積累公共風險，一旦積累到被觸發的局面，就會是危機的局面，“救火”的代價損失將是巨大的。惟一的正確方向，應是走向透明化、法紀化的“陽光融資”。這方面我們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還需堅持不懈地推進相關的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
三、關于財政刺激政策的退出問題
得力于一攬子經濟刺激方案的實施，國內經濟已呈現“雙升一穩”（投資大幅回升、工業強勁反彈回升、消費穩定增長）的良好勢頭。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自去年11月份同比漲幅由負轉正之后，12月上漲1.9%，較11月0.6%的漲幅明顯加快，今年2月已上升到2.7%。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去年12月在各方預期之內如期轉正，上漲1.7%。這一方面意味著經濟觸底之后已經過反彈走向全面回升，另一方面需要我們要高度關注通脹預期。從外部環境看，2010年全球經濟復蘇力度似比一般預期更為強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世界經濟2010年和2011年增幅將分別達到3.9%和4.3%，中國增幅為10%和9.7%。經濟復蘇和通脹預期的加強，使得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問題開始成為關注的焦點。退出策略不僅涉及到退出時機、節奏的把握，而且涉及到退出機制、工具的選擇，更涉及到我國與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之間政策的協調與博弈，在全球經濟復蘇還存在不確定性，經濟內生增長乏力之時，財政刺激政策退出面臨諸多復雜問題，需要審慎處理、全面把握。
（一）退出機制的選擇
選擇適當的“退出機制”，不僅事關本輪經濟刺激政策“功成身退”的必要歸宿，也密切聯系著解決國內結構性問題和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所謂的退出機制，一般是指對由政府主導的、專門旨在抵御金融危機和緩解其不良結果的特殊經濟刺激政策的放棄。一般來說，各國政府宏觀調控的“三大法寶”，無非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道義勸說（政府首腦、央行行長等或勸說或威脅或暗示以求引導）。特殊的刺激政策則主要表現為三種形式：大規模財政投資、支出；減稅；向銀行注資。就中國而言，與此框架無大異。特殊的經濟刺激政策勢必要具體化為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配合使用中，在未來作合理的動態調整、適時退出。
當前，中國貨幣政策在2010年內的優化調整，可認為是大框架不變前提下向“適當從緊”單一方向的適當回調，而財政政策在本年度內至少不會在總量上簡單比照貨幣政策，可看作是擴張框架不變前提下突出重點、優化結構、追求績效等方面的努力。而再往后的“退出”調整，很可能是與1998年后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成功之后相仿的“淡出”方式，即低調處理，擴張力度漸降，使社會各方在“不經意”間經歷政府政策“退出”的過程。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機制可著重考慮三個方面：相對于GDP的增長速度控制國債規模和逐步縮小財政赤字；引導和鼓勵民間投資，促進經濟恢復自主增長；合理掌握對不同產業、產能和不同政策工具區別對待的取向。
1.比照GDP規模與增速，控制國債發行相對規模和赤字率，優化國債發行結構和資金使用結構。
2010年在繼續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國債發行規模不可能按急速剎車方式處理，比照GDP規模與增速，國債發行規模要配合赤字率繼續控制在3%以下的要求，并注重國債結構優化。從相對數看，2010年相仿的水平，絕對數則將超過1萬億元，預計中央的地方債券也仍和2009年一樣，約在2000億元左右。從結構看，對于長期建設國債可按實際需要適當減發，而對于流動性較強的中短期國債要重點發展，并要按市場的要求，適時調整利率、期限、結構以及付息方式，完善國債對財政政策的支撐功能。國債所籌資金的投資方向和重點，2010年是首先支持已開工項目的續建，嚴格控制新項目建設，并做好監理工作。
2．積極引導和鼓勵民間投資與居民消費，促進經濟恢復內生性、自主性增長。
目前看，中國經濟還主要是表現為政策推動的經濟回升。要使經濟進一步順利、穩定發展，只有政府擴大公共投資是遠遠不夠的，還應出臺多種措施力求“四兩撥千斤”地擴大社會投資，拉動民間資本跟進，引導和鼓勵企業投資，以及居民消費。如果民間投資遲遲不能跟進，公眾消費疲弱不振，那么就會嚴重影響未來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財政政策的退出操作，應當是在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可支撐經濟運行基本態勢曲線形成穩定的“拐點”之后。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增強非公有制經濟和小企業的活力和競爭力，放寬市場準入，保護民間投資合法權益。財政政策應在以下幾方面做出努力：一是進一步拓寬社會投資的領域和渠道，充分利用應對金融危機的時機對社會資本投資給予國民待遇，除法律特別規定的之外，應允許社會資本以參股等方式進入金融、鐵路、公路、航空、電信、電力以及城市供水等多個行業。二是通過稅收、財政貼息、政府采購、信用擔保等政策扶持中小企業。對規模較小的企業，做好所得稅征收按優惠方案處理的貫徹落實。清理行政事業性收費，切實減輕企業負擔。加大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規模和支持范圍，向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比較大的輕紡等行業的出口企業、科技企業和地震災區的中小企業傾斜。政府采購也應適當向中小企業傾斜。三是支持發展專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提供便利快捷的政策性金融服務。此外，應考慮通過發展規范的地方融資平臺，以市場化方式融資，吸引銀行放貸和民間資本跟進，把短期政策調控與利用社會資金與民間資本的長期機制構建兩方面的要求較好結合。
在消費方面，提高居民收入、扶助低收入階層、發展社會保障體系和以消除居民“后顧之憂”減少“預防性儲蓄”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都應切實貫徹，細化優化相關方案和加強相關管理。
3．合理掌握對不同產業、產能和不同政策工具區別對待的取向。一般理解的“退出”，在政府刺激力度上是單向調減的，但考慮到中國經濟運行中顯著存在的結構問題，在退出中有必要適當加入針對不同產業、不同性質產能的區別對待的處理，比如對一般傳統產業的刺激力度，可以順向調減，乃至多減，而對有優化結構作用的新興產業、事關全局增長后勁有必要加強的支柱產業，以及那些具有強烈技術改造、升級換代需要與空間的門類和領域，則可以實施不減的處理，甚至適當給予更多資金與優惠政策以幫助其擴張的處理。這有益于加快結構調整與發展方式轉變。再者，與中國正處于體制轉軌、深化改革過程之中有關，不同政策工具的制度相關性和區別對待，也值得注意。比較直接、行政色彩較重的政府干預政策工具，可隨總體刺激力度的調低而順向調減、乃至多減一些，比如，那些一般性擴大政府支出的投資安排，應比較堅決地調減；而那些有條件、有必要更多運用、助其走向健全的經濟杠桿手段，卻可考慮讓其發揮更多刺激作用，比如結構性減稅的安排。這樣有助于推進制度安排與調控方式的合理化。
（二）退出時機的選擇
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時機把握，既要考慮到全球主要經濟體國家退出政策的操作對我們的聯動效應，更要考慮國內經濟企穩回升后，何時出現、是否穩定形成經濟周期中階段轉換的拐點。從中國過去的經驗，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驗看，經濟由高漲階段進入低迷階段再重回高漲階段的轉換，一般都要間隔數年，是一個由經濟下跌和宏觀擴張政策啟動開始，經歷觸底－－企穩回升－－鞏固回升態勢－－企業預期再次普遍向好和自主投資強有力回升而完成的過程，關鍵是何時市場的內生動力已可以不再依靠擴張性政策而把經濟運行穩定在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區間。從中國的相關宏觀、微觀數據看，至少2010年，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還未到退出的時機。
世界銀行預測局局長漢斯·蒂莫指出，假如刺激措施退出過快，經濟復蘇就可能陷于停滯，雖然出現二次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有些國家可能出現一個季度以上的負增長；假如刺激措施撤出得不夠快，在財政政策方面將對私營部門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并導致通脹，全球失衡的重現將會迫使各國央行突然收緊政策，從而導致二次衰退。可以說目前全球經濟正處于敏感而脆弱的關鍵時期，如何既能維護當前來之不易的復蘇基礎，又不至于因政策滯后延誤退出時機使通脹局面難以挽回，這將是各國決策者面臨的考驗。從目前情況看，發達國家的經濟自主性增長仍然乏力，主要經濟體國家的企業生產和個人消費支出短時間內很難有效恢復，特別是美國、歐盟、日本失業率連創十幾年來的新高，這將使得私人需求的復蘇持續低迷，因此發達經濟體很可能在2010年僅僅回歸低增長，這意味著不排除“雙底衰退”的風險。這也是各國對寬松政策不能輕易退出的顧慮所在。甚至有前量子基金合伙人、著名投資人吉姆·羅杰斯于今年2月間預測，緣于各國政府此前的刺激政策，全球經濟的惡化狀況在“表象反彈”短暫停歇之后，將出現更為嚴重的“二次衰退”，其時間可能在2010年晚些時候或2011年，屆時情況將比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時更為嚴重。最近一段時間，歐元區的債務危機有愈演愈烈之勢，引起廣泛關注，在其暴露了歐元區各國之間利益取向協調機制的脆弱和歐元、歐盟發展前景方面的潛在風險的同時，也對中國未來一段時間宏觀經濟政策的走向帶來了更多的審慎要求。中國經濟雖目前已進入全面回升，但結構性問題依然嚴重；通貨膨脹雖總體仍只是預期，尚未成為現實，但CPI的年度上漲大局已定，如本年還屬柔和，更具“殺傷力”的上漲壓力則不排除可能出現于2011年；但萬一歐元區出現較大的下滑型動蕩并嚴重影響世界經濟，中國也不可能獨善其身，通脹壓力也不是不可能像2008年下半年那樣陡然轉為通縮壓力的。因此，綜合權衡各種預測和各主要相關要素，動態跟蹤和及時判斷經濟上升曲線何時將進入一個新的高漲階段，以全球視野把握中國經濟達到經濟內生穩步向上狀態的拐點，便是政策退出時機選擇的關鍵所在。
（三）財政刺激政策退出的國際協調
一、郵政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在競爭日益加劇的環境中,表面似乎是經濟實力的競爭,但本質上卻是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如何發展現代化的郵政,滿足社會需求,實現郵政新世紀的宏偉藍圖,人才是根本的決定因素。當前郵政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存在以下幾個主要問題,如果不能加以正確認識,將不利于我國郵政企業的發展。
(一)部分管理者的人力資源觀念存在誤區
在郵政企業中,有些人特別是部分企業管理干部,對人力資源管理觀念還存在誤區,主要表現在:強調職工的職前學歷,忽視人力資源開發的終身教育;強調職工的團隊價值,忽視人力資源開發的個體需求;強調職工的存量穩定,忽視人力資源開發的合理流動;強調職工的一般使用,忽視人力資源開發的系統管理等。目前,以人為本的理念雖然被企業普遍強調,但一些管理者以人為本的思維仍停留在形式、口號層面上,突出表現多在強調理念,而少有具體措施,尤其是沒有將此在實踐中發展化為企業特質。這些不正確的認識,嚴重阻礙了郵政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開發工作。
(二)崗位用工不合理,缺乏有效的薪酬激勵因素
企業編制內在崗職工、聘用工、勞務工、混崗作業人員并存,同工不同酬的現象突出,績效考核不到位,未能有效滿足關于組織對個人績效認可、綜合素質提升和工作內容優化等方面的需求,致使部分員工在缺乏有效激勵的環境下工作。雖然郵政企業已經注意到人力資源績效考核的重要性,但是在實施過程中仍然流于形式。對員工的績效評價并沒有按崗位目標體系和完成執行情況逐項評價,領導的主觀看法受職工個人身份、資歷、地位、人際關系影響較大,容易脫離工作實際,對員工的崗位職責和職位設計等帶來沖擊,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員工的工作質量和服務質量。
二、關于郵政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改革的策略
中國加入WTO以后,屬于服務貿易范疇的郵政,也將面臨著國內郵政市場的對外開放,外國郵政特別是發達國家的郵政和跨國速遞公司將進入中國郵政市場,中國也可以進入其它國家的郵政市場。這對中國郵政來說,既是難得的機遇,也是嚴峻的挑戰。要想在新的機遇和挑戰面前贏得機會,必須要革除郵政企業現行人力資源管理的弊端,為企業實現良性發展做好支撐,解放思想,大膽探索,采用科學的人力資源管理方法,實現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
(一)完善規章制度,規范管理行為
當前的郵政企業,要通過規章制度的建立,進一步優化結構、增強功能,規范員工和管理人員的行為,努力營造公平公正的用工氛圍,提高廣大員工的工作積極性。統一的行為規范,對內有利于強化管理,對外有助于提升形象,從而促進郵政企業的健康發展。
(二)創造更多發揮機會,充分挖掘員工潛能
每一個人身上都蘊藏著巨大的潛能,人力資源管理者必須努力營造好的環境從而使員工發揮出較大水平,如教育培訓、工資、晉升的公正性、受尊重、團隊精神、福利等,“把平凡的人造就成非凡的人”。因此,郵政企業在設置機構定崗定位時,要科學合理,使企業的每一個員工都有較飽滿的工作量,使不同類型的員工在合適的崗位上發揮其自我價值,并為企業創造財富。①
(三)完善內部競爭機制,提高員工工作效益
現階段郵政企業要從內部管理體制入手,完善企業內部的競爭機制、激勵機制;通過錄用適量的聘用工,改變企業員工的“一體化”結構,形成效率優先,競爭上崗,優勝劣汰,合理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建立科學的工作分析和合理的職位評價制度,使更多的人才脫穎而出。②
(四)建立有效的培訓體系,提高人員綜合素質
郵政企業各種經營活動都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如果技術人員和業務人員不進行技術、知識更新,不接受新技術培訓,就很難保證郵政服務的質量,就會在競爭中失掉市場占有率。高度的重視和完善的制度,才能有效地促進了企業的發展。
(五)健全管理信息平臺,創新管理模式
人力資源部門為了適應管理變革的要求,必須自覺增加管理的科技含量,著手構建人力資源管理信息平臺,促進人力資源管理向信息化轉變。調動各方面力量,采取積極措施,促進郵政信息化的發展。一是繼續采取資金傾斜政策按照“統籌規劃,突出重點,注重效益,適度超前”的原則,優先安排信息技術建設項目投資;二是采取收入分配傾斜政策,對信息技術部門的工資總額,按高于企業平均工資水平撥付工資計劃,主要用于對技術骨干的工資傾斜和自主開發項目人員的獎勵;對有突出貢獻的人員建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醫療補充保險等保障制度;三是采取人才引進傾斜政策,對信息技術部門急需的工程技術人員,可不受系統、地區和編制限制,優先解決。
不僅降低人力資源成本而且有助于職工把人力資源部門看成是一個積極的部門,也為職工在個人職業發展方面承擔起更大責任提供了方便。
總之,在科學技術迅速發展及市場競爭的強大壓力下,郵政的企業化轉型,是步入良性發展的關鍵時刻,加強人力資源管理是郵政企業轉型后的首要任務。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郵政企業應堅持“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理念,把人力資源管理與郵政公司改革配套推進、緊密銜接成為一項緊迫任務。不斷對組織結構進行優化,走出傳統的人才管理誤區,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合理配置人力資源與制定激勵機制,采用科學的、適應企業發展的、行之有效的人才管理模式來適應已發生變化的外部環境,才能使郵政企業在未來的國際國內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得到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呂昆,淺談如何評價和提高郵政人力資源整體素質山東省郵政局山東濟南250011
[2]陳慶生,論郵政企業深化改革與創新經營模式吳忠市郵政局寧夏吳忠751100
（一）財政穩定與利率自由化
麥金農（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實踐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論及其政策問題，而是一個排序問題，尤其是在未能夠實現宏觀經濟穩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對稱普遍存在于信貸市場之中，而資金稀缺又是發展中國家最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貸配給在發展中國家是最為常見的現象。如果在宏觀經濟不穩定之際實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貨膨脹率將會使得事后方可以實現的存貸款實際利率變得愈發難以確定。在事后實際利率不確定的情況下，銀行為了吸收存款，必將提高名義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將會誘發銀行從事較高風險的投資，從而加劇了銀行自身的道德風險，銀行道德風險的加劇反過來則會誘發存款人的逆向選擇行為，兩者相互作用，最終將導致銀行的名義存款利率的嚴重偏高、存款供給減少和銀行信用危機。從銀行自身來說，由于高的通貨膨脹率導致貸款事后實際利率的不確定性以及嚴重偏高的名義存款利率，為使其貸款事后方可實現的實際收益不至于下降，銀行必將提高名義貸款利率。而名義貸款利率的提高不僅會導致申請貸款者平均質量的下降和逆向選擇行為的加劇；同時也會誘發和加劇借款人的道德風險以及借款人拖欠與破產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見，在一個存在信息不對稱和成本的信貸市場中，伴隨通貨膨脹和貸款利率的提高，銀行的成本將上升，實際收益將可能下降，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將加劇，最終將會導致銀企債務危機、銀行恐慌與金融危機。
正是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與違約風險之間存在正相關，故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內部價格水平的穩定是獲得金融實際利率高增長而又不至于引起嚴重金融恐慌和崩潰等過度風險的一個必要條件（麥金農，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將會加劇發展中國家金融同業之間的價格競爭和非價格競爭，使得金融部門的贏利空間縮小和競爭成本上升，由此會引發銀行部門的不良資產的比例和信貸市場上的道德風險加劇，再加之金融監管改革滯后或放松和政府隱性存款保險的存在，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出現嚴重的銀行過度放貸和企業過度借款的現象，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脆弱性，誘發了銀行危機（McKinnon&Pill，1996、1998）。
（二）財政穩定與資本項目的開放
麥金農（1997）指出，在宏觀經濟不定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必須實行有效的匯率管理和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以確保政府增加稅收、維持經濟穩定。如果政府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形下放開資本項目控制，必然將會產生嚴重的資本外逃現象和貨幣替代問題，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縮減和通貨膨脹率的相應提高，從而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故而主張資本項目開放是經濟市場化的最后一步。
貨幣危機理論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當一國宏觀經濟不穩定時，資本項目的開放將會使其貨幣受到國際游資的攻擊，引發貨幣危機。貨幣危機理論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1979）認為，由于發生危機國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寬松貨幣政策使得信貸規模以一定的速度擴張，故而導致經常項目的赤字，由此而引發政府國際儲備的流失，當國際儲備減少到某一個最低水平時，投機者必將對其貨幣發生攻擊，從而造成其匯率體系的崩潰。因此，貨幣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匯率政策和赤字融資政策之間內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動性困難、集體行動、羊群行為以及道德風險等諸多問題在金融市場中的存在，則會進一步加劇和惡化貨幣危機。
貨幣危機理論是從國際資本流動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貨幣危機的成因，而貨幣替論則從資產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資本項目的開放則會引發嚴重的貨幣替代現象，同樣也會引發貨幣危機。貨幣替代是指在開放經濟和貨幣可兌換條件下，由于本幣貶值使本國居民對本幣失去信心，從而產生本幣的貨幣職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國貨幣所替代的現象。拉丁美洲、前蘇聯以及東歐等在其金融自由化歷程都發生過不同程度的貨幣替代現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國家的"美元化"現象最為典型。貨幣替代不僅使得這些國家的匯率出現頻繁的波動和通貨膨脹現象的加劇，同時也嚴重地削弱了這些國家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首先，由于貨幣實際收益率等于名義利率減通貨膨脹率，故而匯率水平高低則取決于兩國的貨幣供給、名義利率差異和通貨膨脹率差異。若兩國貨幣的名義利率不變，那么兩國通貨膨脹率的差異將決定匯率水平的變化，故而可以將兩國通貨膨脹率差異視為匯率的預期變化，因此，財政不穩定和高的通貨膨脹率所引發的嚴重的貨幣替代則會加劇匯率不穩定。其次，貨幣替代將使一國貨幣量變得難以估計，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銀行試圖通過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國內的投資與消費需求，經濟主體的預期通脹率將會上升，故而會立即將部分增加的貨幣余額轉換為幣值穩定的外幣，貨幣替代必將削弱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貨膨脹期間，由于外幣資產的存在提供了一種高效廉價的逃稅方法，貨幣替代的存在將會降低國內居民本幣的需求量，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減少。若要彌補因貨幣替代所導致通脹稅收入的損失，唯一的辦法就是提高通貨膨脹率。由此可知，兩者博弈的最終結果是貨幣替代進一步加劇了一國通貨膨脹率水平及其發生的頻率。
二、中國財政現狀及其穩定性狀況分析
（一）中國的財政現狀
中國的稅收制度歷經了多次重要變革，總的來看，自1994年之后，中國財政狀況有所好轉，徹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實現了"兩個比重"同時提高的1994年稅制改革目標，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見表1和表2）。但自1994以來，中國財政支出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速度，故而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同樣保持上升的態勢（見表1），結果導致了財政赤字逐年擴大，尤其是近幾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來從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間，財政赤字的年均增速為299.22億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間，財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億元／年，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2.75倍。為了考察中國財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頭以及中國財政增長的原因，筆者在此將財政赤字在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之間進行了分解，同時考察了財政債務收入分別占財政收入和GDP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止跌回升。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1994分稅制改革的結果，但在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卻是財政債務收入和國內債務收入的急劇攀高（見圖1）。可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撐是財政的債務收入增加和非稅收收入的增加。據統計，在1978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和國內債務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別為11.16%、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別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國當前的財政收入統計中不包括財政的債務收入，因此中國的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國內債務占財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國際同類比重高。）。
資料來源：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資料出處的皆來自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
第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現了明顯的好轉，始終在50%左右，徹底改變了1994年以前那種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嚴重偏低、中央財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職能得以加強。但中央財力狀況好轉主要由財政債務收入的增加支撐，而不是稅收收入增加的結果（注：雖然中國當前財政收入統計中不包括財政的債務收入，但財政的債務收入使得中央財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來源，故而使其收支狀況得以改善。）。因為中國地方政府至今尚沒有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權，故而國債收入自然而然就構成中央財政收入，并成為其財政支出的重要來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國金融機構為什么會出現日漸擴大的、正的存貸差以及中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國債實際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銀行存款的實際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和低風險性，在當前國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銀行貸款責任約束機制加強的前情形下，銀行部門理所當然地成為國債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銀行存貸差加大的背后，則是銀行部門的有價證券資產的增加。據統計，1995年，金融機構購買債券余額為3064.2億元，到了1999年，金融機構有價證券和投資的余額為12505.8億元，為1995年的4.08倍。可見，中國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應該如何協調的問題應該引起有關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筆者一直認為，赤字財政政策就如同運動員所服用的"興奮劑"，拉動經濟增長的成效固然顯著，但只能是一種權宜之計，否則，財政赤字貨幣化和"滯漲"現象的發生必將是難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財政不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順差逐年擴大，由1994年1152.07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億元。但是地方財政卻在1994年之后赤字驟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億元，中國財政赤字也在最近幾年快速增長。可見，中國財政赤字的主要源頭是地方財政而非中央財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擁有債券發行權而地方沒有，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存在嚴重的不對稱性。中央財政收入1994年以來所占的比重始終在50%左右，而中央財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來卻逐年下降，1994年以來一直徘徊在30%左右；與此同時，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來已經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卻是逐年上升，1994以來一直徘徊在70%左右，這種顯著的不對稱已經使得許多地方政府財政尤其是鄉級財政處境極度困難，出現嚴重赤字也就在所難免。
（二）中國財政穩定性分析
財政穩定這一概念包含3重含義：（1）政府如果能夠長期保持財政收支平衡，則政府財政處于穩定狀態；（2）盡管在相當長時期內不能實現財政收支平衡，但政府卻能通過發行國債為赤字財政融資，則政府財政依然可以說處于穩定狀態；（3）如果在經濟中存在一種機制，當財政脫離穩定狀態之后，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是財政狀況恢復或趨于穩定狀態，則政府的財政狀況也可以說是穩定的（余永定，2000）。可見，財政穩定的核心內涵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政府不需要通過貨幣的財政發行而能夠保持財政收支平衡。
首先，中國財政總體狀況不容樂觀，盡管1994年之后中國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國的財政赤字狀況明顯惡化。財政赤字增長過快的原因主要是地方財政收支狀況惡化所致，這說明中國當前的分稅制的財政制度與現行的5級政府的行政制度之間存在內在的不協調，突出地表現為各級政府的事權與其財權存在顯著的不對稱性。其次，中國政府的行政支出費用一直占有較大的比重，尤其是近幾年在精簡機構、節儉開支的改革力度加大的情形下，政府的行政支出費用卻一直在12.50%徘徊，始終處于中國改革以來的最高水平，這表明中國政府近年來的精簡機構改革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功。第三，從債務依存度來看，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前，中國財政的債務依存度一直都比較低，從沒有超過20%，并且大部分年度的債務依存度都在15%以下。而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債務依存度不僅沒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近兩年已經達到30%左右，這一方面表明中國的分稅制改革并沒有提高稅收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分稅制改革是否成功現在還不能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赤字財政政策已經成為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主導。如果債務依存度過高，最不利的影響則是可能誘發利息率的提高，從而抑制經濟增長。如果政府不想提高債務依存度，同時還寄希望利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那么，政府只能降低國債的發行利率和提高平均稅率，而平均稅率的提高則會抑制企業與居民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從而抵消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見，債務依存度的提高，則會迫使政府為增加自主性支出而過度舉債。第四，再從償債率來看，中國的償債率自1994年以來，同樣也是居高不下，近兩年已經超過了30%.償債率升高則意味著在既定財政支出條件下國家的自主性支出減少，如果政府要增加自主性支出，在既定的稅制條件下，舉債可能是其最佳的選擇。這也就是說，償債率越高，政府增加發行國債的壓力也就越大，財政赤字狀況也將會更加惡化，最終可能將導致財政赤字貨幣發行。據中國財政部長項懷誠的2002年的財政預算報告，2002年中國預算赤字將高達3098億元，相比2001年的2598億元將增長19.24%，超過GDP的3%，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后第一次逾越國際公認的赤字警戒線。
注：債務依存度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負債率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百分比；償債率是財政債務的還本付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況下，依賴度是指在一國的中央財政預算中，國債收入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償債率是指在財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國債利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國財政債務收入不僅來自國債收入，同時還包括向金融機構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債務收入不僅僅包括國債收入，還包括其他形式的債務收入。）。
盡管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有所上升（注：據統計，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1998年為14.2%，1999年為15.9%，2000年為17%，2001年增加到22.2%.），但是目前中國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16%，低于發展中國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低于發達國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時，中國財政尚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不穩定，尤其在當前經濟緊縮的形勢下，中國政府面臨著巨大的增加舉債的壓力，中國財政赤字存在著進一步惡化的態勢。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01年期間，中國財政支出增長率平均為20%左右，但是在這一期間中國GDP的增長一直是一位數。以20%左右的財政支出增長率和超過高速增長的財政赤字來支持7%左右的總需求增長率，這是否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方式？值得人們深思！如果再考慮到政府需承擔的銀行國有不良資產、社保資金等隱性負債，中國的財政狀況不容樂觀。可見，實現財政穩定是金融市場化改革首先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
三、中國現行財政條件下的金融穩定性分析
（一）中國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相關性分析
自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盡管中國的GNP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但是國家財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卻呈現出逐年下降的態勢，并且除個別年份之外，絕大多數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財政赤字，財政赤字呈逐年擴大之態勢（見圖2）。據統計，國家財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4%降至1999年的13.97%；而財政赤字卻由1978年的-356.35億元快速增至1999年的-1743.59億元。
前文已經指出，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在中國是否也存在財政赤字貨幣化？是否會引發通貨膨脹？為此，我們在此以貨幣供給量（）作為因變量，以財政赤字（DF）作為自變量，對1978～1999年期間的財政赤字（DF）與貨幣供給量（）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線性回歸檢驗，結果如方程1和圖3所示：
由方程1和圖3可知，中國貨幣供給量（）與財政赤字存在顯著的線性相關，這意味著財政赤字每增加1億元，中國貨幣供給量就會相應地增加30.95億元，可見，中國存在較為嚴重的財政赤字貨幣化問題。但是，中國在財政赤字和貨幣供給量"雙增"的情況下，中國的零售物價指數并沒有隨之出現上漲的趨勢，反而呈現出下滑的態勢（見圖2），中國的物價水平與財政赤字、貨幣供給量（）之間并沒有出現理論上那種相關性，麥金農（1997）將中國在財政下降的同時保持價格水平穩定的現象稱為"中國之謎".麥金農（1997）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到在財政下降的同時保持價格水平穩定，最重要的是擁有可以控制的國家銀行體系，中國政府通過國家銀行體系向非銀行公眾借入公開的或隱蔽的債務彌補財政赤字，實現了非通脹融資。但是"中國政府不可能無限期地依賴于如此嚴重的借款，因為居民已經不再是''''低貨幣化的''''了，并且中國的/GNP也不可能會升到無限高"."當居民流動資產與收入的比例過了高峰，甚至在這之前，如果國有部門繼續借入，就可能發生金融危機"."解決的辦法在經濟上是很明顯的，……，中央政府必須很快建立一個能夠直接對所有工業——中央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以及農業部門征稅的內部稅收機構"（麥金農，1997）。
由此可見，在財政收入占GNP的比重逐年遞減而財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際，實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必將會使得潛在的通貨膨脹危機顯現化，其產生的不利影響我們從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家金融自由化實踐就可略知一二。中國若在如此財政背景之下進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高通脹率、高利率、日益擴大的財政赤字、日趨沉重的政府債務利息負擔以及政府向銀行體系強制融資等問題也就難免。因此，當前必須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實現財政收支均衡，否則，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只會讓我們付出更為慘重的代價。
（二）中國資本外逃與貨幣替代狀況
伴隨著中國經濟和中國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居民和企業的外幣需求以及外幣資產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盡管中國目前對資本項目仍然實施嚴格的管制，隔絕了中國與國際資本之間的自由流動，使得中國可以成功避免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直接沖擊。但是不可否認，中國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
自1992年，中國資本國際化的進程明顯加快，流入中國的國外資本平均每年以28.9%的速度增長，至1997年底，中國累計利用外資3479.4億美元，其中，國際直接投資2201.8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資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1999）。大量的資本流入，不僅可以彌補中國國內資本的不足，同時也帶來了國外的先進的技術、知識、管理和制度，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在流入中國的國際資本不斷增加的同時，中國資本外逃現象也比較嚴重，據估計，在1992～1996年期間，中國資本外逃規模為875.3億美元，平均每年為175億美元（李揚，1998）；在1994～1998年期間，中國資本外逃規模為1966億美元，平均每年為393億美元（俞喬，1999）。在中國的"外資內流"和"內資外流"這一似乎矛盾的現象之背后，則是中國現行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的內在缺陷的外在表現。"內資外流"的一部分原因是有貶值預期和投資信心動搖所致。自1995年之后，中國經濟開始處于周期性下滑階段，1997年之后，通貨緊縮趨勢加劇，財政赤字擴大，宏觀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強，從而動搖了投資者的信心，影響了其預期；另一方面，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受沖擊的國家的匯率開始大幅度貶值，而中國政府對外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人民幣名義匯率基本保持不變，這反而加重投資者的顧慮，貶值預期也隨之加重與擴散。兩種因素相互作用，最終導致和加速了國內資本通過各種渠道大量流出。據宋文兵（1999）測算，在1997年，中國資本外逃總額達到474.41億美元，超過同期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的國際資本（當年為453億美元）。此外，中國還存在大量的"過渡性"的資本外逃（宋文兵，1999），這種資本外逃原因是由于內外資所享受的政策優惠不同所致，通過"迂回投資"方式以獲得外資投資的各種優惠政策。當然，也不可否認，非法收入的資本外逃也是造成中國"內資外流"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中國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貨幣替代現象。據統計，截至2001年末，中國境內中資金融機構外匯各項存款余額為1348.8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5.2%，全年各項存款累計比上年增加61.2億美元。企業外匯存款余額為452.9億美元；其中，企業活期外匯存款為157.9億美元，比上年增加18.3億美元，同比多增15.4億美元。居民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為815.6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11.8%，全年累計新增82.4億美元；其中，定期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為739.1億美元，占全部居民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的比重為90.6%，比上年末增加52.6億美元。盡管F/D指標和F/指標均顯示中國的貨幣替代程度整體水平較低（F/D≤14%，F/≤7%）（王國松、張鵬，2001），但由此可以看出，人們對人民幣的幣值穩定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顧慮，中國的貨幣替代不是以狹義貨幣間替代為主，而是以準貨幣間替代為主，即存款貨幣之間替代。由此可推知，外幣替代本幣的職能，在中國境內主要是貯藏職能的替代而非交易媒介職能替代，這說明形成中國貨幣替代的主要原因還是規避匯率風險，也就是說，匯率風險是中國外幣資產需求的主要原因。
綜上所述，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可能導致通貨膨脹、本幣的頻繁貶值以及對本幣的需求下降都將引起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發生，因此，防止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產生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貨膨脹、維系宏觀經濟穩定和提高本國貨幣的實際收益率，使得公眾對持有本國貨幣的信心增強。由此可見，中國應當采取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使通貨膨脹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幣的實際收益率和較為穩定的真實匯率，將有助于改善公眾對人民幣幣值的預期，以此削弱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動力，這對于防止可能產生的嚴重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將起到積極的防治作用。
四、實現中國財政穩定的對策與建議
由前文已經指出，實現財政穩定是中國今后經濟進一步開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為重要的前提條件。雖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在理順中央與地方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當時的改革重點是通過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之間事權和財權的范圍以達到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的目標，未能深入而及時地界定省（市）級政府與其以下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權與事權，因而導致現行省（市）級以下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嚴重不對稱，地方財政出現嚴重困難。正是由于財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國財政出現了嚴重的不穩定因素，因此，必須進行制度創新，消除這種集權政體與分權經濟體制的矛盾，方可實現財政穩定。
（一）實行制度創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財權與事權，實現財權與事權相統一
中央政府集中財權是實現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最為常用的辦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轉移支付宏觀調控職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國，這種自下而上的集中財權模式卻被地方各級政府廣泛地采用，使得財政資金層層向上級政府集中，而與此不對稱的是，基本事權卻反向移動，層層向下轉移，從而造成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高度不對稱，尤其是縣鄉（鎮）兩級政府這種矛盾表現得尤為突出。因為按照事權劃分的原則，地方性公共產品理應由相應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時現行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還需要承當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義務"，使得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在事權上呈現出高度的剛性，沒有任何與上級政府討價還價的余地。但是在財權方面，由于財權集中的層層集中，而地方各級政府又不具有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和地方立法征稅的權力，現行的分稅制又沒有確定省（市）級以下地方各級政府獨享的稅基，使得其財政收入失去穩定而可靠的收入來源，從而出現了無相應財權支撐的剛性事權，地方政府財政出現嚴重困難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見，要解決目前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這種處境，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首先必須按照事權與財權相對稱的原則，重新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權，賦予地方各級政府相應而必要的稅種選擇、稅率調整、立法收稅以及發行地方債券的財權，使得各級政府的事權必須有相應的穩定而可靠的財權作支撐；其次，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減少政府分級層次。目前中國政府的5級層次已經造成政府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適當地縮減政府層次，精簡政府機構，不僅又有利于分稅分級財政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實施，使得財政分級層次與政府分級層次相對應，同時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運作效率和財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稅制改革，嚴肅稅收紀律，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
自1985年之后，中國稅收收入占總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1985年稅收收入所占的比重為97.43%，1994年降到80.16%，1999年已經降到70.47%；而與此同時，財政的債務收入占總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卻呈現逐年攀升的態勢，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4年的18.38%，再上升到1999年的24.51%（見圖4）。
造成稅收收入所占比重減少的原因較多：一是近年來，中央在保持稅制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先后出臺了減征、停征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降低關稅稅率、減免農業稅、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等政策，并且繼續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費和基金項目；二是由于經濟緊縮，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稅收執法人員的執法不嚴，"尋租"行為及其自身素質低下等原因所導致企業與個人的偷稅、逃稅、避稅等現象嚴重，這一點從中國實施的"金稅工程"和"金關工程"所取得的階段性成績中可見一斑；四是中國現行的支付體系不發達、公眾偏愛現金支付以及現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導致稅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稅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見，要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稅收執法人員素質，依法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堅決打擊偷稅、漏稅、逃稅和非法避稅等各種違法犯罪行為，擴大稅基，同時加快稅制改革，對某些已經不合時宜的稅種和收率進行重新調整與修改，擴大稅基，重新界定各級政府所應享受的稅種，充分調動各級政府在稅收征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稅收征管效率與征管力度，在稅負的公平與公正的前提下確保稅收收入穩定增長。
圖4中國稅收入與財政債務收入對總的財政收入的貢獻度（注：這里"總的財政收入"等于現行統計上的財政收入與財政債務兩者之和。）
（三）轉變觀念，理性認識積極財政的擴張效應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尚在安全線以內，截止到2001年底，中央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為2.7%，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為16.3%.從上述指標來看，中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尚有一定空間。但是，中國目前的經濟緊縮并非簡單的需求不足所導致的，而是一種經濟結構不協調和各種有關居民的收入、就業、養老、醫療、住房和教育等改革政策在短期內同時出臺共同作用的結果，故而那種寄希望于依靠積極的財政政策解決當前的經濟緊縮問題是不可行。首先，在既定的社會積累資金不變的條件下，政府舉債的增加則意味著社會公眾可支配的積累資金減少，財政的"擠出效應"是必然的。其次，從資金使用效率來看，由于道德風險的存在，政府的資金使用效率遠遠低于社會公眾的資金使用效率，這已為學術界的共識。第三，中國已經加入WTO，降低關稅已經成為必然，這意味著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將有所減緩。目前中國的債務依存度和財政赤字率都已經達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將增加政府的還本付息的債務負擔，同時也意味著政府自主性支出的減少。如果政府希望能夠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支出水平，其最終的結果正如前分析所指出的那樣，舉債規模日趨擴大、財政赤字也日趨惡化，財政赤字貨幣化將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中國目前理論界和實踐界都十分推崇的積極財政政策，這種對積極財政政策"情有獨鐘"的過度偏好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立不住腳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貨幣化將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中國目前理論界和實踐界都十分推崇的積極財政政策，這種對積極財政政策"情有獨鐘"的過度偏好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立不住腳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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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無紙化橫向聯網由人行TIPS國庫前置平臺、財政接入平臺、商業銀行（集中支付行）接入平臺三大部分組成。平臺之間通過網絡連接實現報文交換，通過部署安全控件來保障報文信息的安全。
1.人行國庫前置平臺
國庫前置平臺由國庫前置系統、電子憑證庫、電子印章系統、數字簽名服務器組成，為了滿足財政特色業務需求、實現不同規范的轉換，需要在人行國庫前置平臺部署TIPS國庫前置系統。國庫前置系統以TIPS節點的身份接入，國庫前置同TIPS之間文件傳輸采用人行CA數字證書、數字簽名安全機制。國庫前置系統將完全遵循TIPS接口規范收發各類信息。為了確保財政信息安全傳遞和憑證還原處理，需要在人行國庫前置平臺部署電子憑證庫服務器、電子簽名服務器、電子印章服務器等多種安全設備。
2.財政無紙化接入平臺
省、市財政分別通過石家莊金融城域網接入人行網絡，縣級財政通過市級財政接入石家莊金融城域網。財政部門通過石家莊金融城域網接入人行網絡，使用消息中間件與人行電子憑證庫服務器進行直聯方式的報文通訊。為了滿足TIPS中機構與節點對應關系的管理規則，對于先期已經實現收入信息共享而聯網的財政系統，需要將財政系統的MQ隊列指向由網間互聯平臺改為人行國庫前置，從人行國庫前置獲得入庫流水、報表、電子稅票等收入共享信息，財政系統節點為對應國庫前置節點。
3.商業銀行無紙化接入平臺
各商業銀行通過石家莊金融城域網接入人行網絡。商業銀行需部署電子憑證庫服務器，安裝消息中間件與人行電子憑證服務器進行直聯方式的報文通訊。各類財政業務經由前置平臺、TIPS最終在TCBS中進行處理，回執按原路返回。4.平臺間數據傳輸及實現方式通過在人行、財政和商業銀行實施部署電子憑證庫，代替現有紙質憑證的傳遞，大大提高支付和清算的工作效率，利用國庫前置系統解決財政分散聯網交換信息的問題。
二、系統建設的意義
摘要: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和實踐中存在的財政問題,本質上就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問題。借鑒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方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基本框架,可以從國際區域財政導論、國際區域財政支出、國際區域財政收入和國際區域財政政策等四個方面去構建。
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財政
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二戰以來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中一個十分突出的現象和趨勢,對世界經濟產生著極其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也成為一個倍受關注的熱門話題。而伴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財政問題也不斷地凸顯出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同時,由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擴展,傳統的國家財政理論分析框架已經無法對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作出合理的詮釋,這需要我們從一個新的視野和分析框架———國際財政的角度去展開研究。因此,探討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國際財政問題,不僅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財政理論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經濟體,為了達到最佳配置生產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義通過談判協商實現成員之間互利互惠及經濟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不斷興起,其背后隱含著多種因素,有著眾多的目標,既有促進貿易、收入和投資的需要,又有實現增長和發展的要求;既有獲取市場準入適應區域與全球化的意圖,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慮。這種以政府為主體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同時也是我們所討論的財政問題。可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是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相伴而生并由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體———政府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決定的。
遺憾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模型中卻很少直接關注財政問題。以被視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核心的關稅同盟理論及其發展為例,維納(Viner1Jacob)及其后繼者們從貿易創造效應、貿易轉移效應、規模經濟效應、競爭效應、技術創新效應和投資效應等不同層面和角度,分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對成員體、非成員體乃至整個世界的生產、消費、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國際貿易、經濟增長等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的利益或損害。雖然該理論是從關稅及其效應分析這一財政問題出發,而且后來約翰遜、庫珀和馬塞爾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將“公共產品”引入關稅同盟的福利效應分析,并得出了關稅同盟更能滿足成員體政府對各種保護主義傾向的商業政策以及對工業化目標的偏好的結論(田青,2005),但總體看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模型基本上是在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下的闡述,很少直接關注到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及其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也沒有對區域經濟一體化這一政府主導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機制作出全面的闡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制約。
總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是由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導性和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性這一特征決定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生和發展過程中的客觀存在,但卻不被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所關注的重要現實問題。它不僅涉及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效應這一基本問題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的系統闡述,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國財稅制度協調及發展的研究。也就是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的提出和解決,不僅直接影響著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國政府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本身,而且還關系著區域經濟體各成員國之間乃至非成員國之間的財政利益和財政關系的協調;同時,將財政問題作為重要的變量引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和實踐,還可以更好地從政府經濟活動的角度闡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政府主導性及其機制,不僅有助于豐富和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而且將直接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持續協調發展。
二、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國際財政是伴隨著國際經濟活動的擴展和國家間經濟依賴的日益加強而在財政關系領域形成的一種國際經濟現象,是財政和國際經濟相結合的產物。關于國際財政的定義(董勤發,1997),理論界至少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是從世界或全球角度來看的財政,即世界財政或全球財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權力機構或世界政府為后盾的;另一種觀點是把國際財政看成是國際經濟中的財政,是國家財政在國際經濟中的延伸或變種,是國際經濟中的國家財政活動,是不同國家的財政通過國際經濟交往而相互聯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國與國之間的財政關系。與國家財政相比,國際財政具有一般財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國際性、整體性、復雜性和協調性等特點(林品章,1995)。雖然在歐盟的財源籌集方式、國際稅收合作組織研究以及聯合國發展計劃署于1999年提出的對電子郵件開征“比特稅”等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財政或全球財政的影子,但在現代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個超國家的全球權力機構或世界政府,國際財政就只能是國際環境下財政的作用問題。它主要表現為對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國家財稅制度協調和財政利益分配,是國家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其本質是國家間的財政關系。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財政存在的客觀前提在于國民經濟中的市場失靈。同樣,國際財政的產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論和現實基礎。首先,國際財政作為國際經濟活動中財政問題的國際化,其基礎是市場經濟;而由市場經濟的市場性和開放性決定的國際市場失靈,就直接成為了國際財政存在的理論基礎(董勤發,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經濟社會條件和利益目標追求,各國政府財稅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并直接構成為各國政府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嚴重阻礙,因此,尋求和實現各國政府間的財政協調和合作,是國際財政存在的現實基礎。
從國際財政產生和存在的理論和現實基礎的角度出發,國際財政存在的意義就是矯正國際市場的失靈和實現各國財政的協調和合作。同時,又由于當前并沒有一個真正有效的世界權力機構,也就不可能有一個制定、頒布和執行國際課稅和支出方案的“國際財政當局”,更不可能形成一個有效的世界范圍內的全球財政制度。因此,國際財政只能采取多國財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據合作的程度,國際上多國財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為財政協調(FiscalCoordina2tion)、財政同盟(FiscalUnion)和財政一體化(FiscalIntegration)。這三種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中,財政協調是以既有國家為基礎的國際財政合作形式,是國際財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強調財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協商性,如現有的各種國際稅收協定等;財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國家的讓渡為前提,它強調財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強制性,往往是區域經濟共同體中較高級的合作形式,如歐盟內部廢除關稅、統一增值稅等;財政一體化則以國家財政的完全讓渡或消失為條件,實行超國家財政干預,它是最高級的財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現實性,所以更多地成為了一種理想化的財政合作形式。而根據不同的國際經濟發展水平和程度,國際財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著不同的側重點。一般而言,國際財政協調是當前國際財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內容,國際財政研究的理論體系也主要是圍繞著國際財政協調來展開。①
三、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而產生的財政問題,是國際經濟活動中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研究的范疇。而通過對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和框架的分析,我們找到了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的理論基礎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實質上就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問題。因此,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和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相結合的角度,我們可以構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框架。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框架,本質上就是要詮釋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主導性和政府經濟活動性的運行機制及意義,通過推進和實現區域內外各經濟體的財政協調和財政合作,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著從國家財政到國際財政的思路,借鑒馬斯格雷夫等人對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的闡述,通過在傳統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中引入政府及其經濟活動———財政這一變量,一種解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的新視角和分析方法———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國際區域財政導論、國際區域財政支出、國際區域財政收入和國際區域財政政策等四部分構成。
國際區域財政導論主要闡述國際區域財政的含義、產生、研究范圍及方法等內容。借鑒國際財政的定義,我們可以給國際區域財政做出這樣的界定:它是指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財政問題,是國家財政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延伸和發展。換言之,國際區域財政就是國際財政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具體存在和表現形式,是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國家和國家間的財政關系,是我們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體———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層面的一種視角和分析框架。國際區域財政的存在,也有著其深刻的理論和現實基礎。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質上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場經濟的市場性和開放性導致的市場失靈即國際區域市場失靈,就成為了國際區域財政產生的理論基礎。由于各國政府財稅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異而形成的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經濟體不斷尋求財政協調與合作的努力,現實地演繹了國際區域財政的存在。總體看來,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性質依然是財政學和國際經濟學的有機結合,研究范圍也包含著財政協調、財政同盟和財政一體化三種形式,且它們不同程度地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國際區域財政也應遵循國際財政學的研究方法(董勤發,1997),即國家主義分析方法與世界主義分析方法的有機結合。
國際區域財政支出主要探討國際區域財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應。具體而言,國際投資和國際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現,前者類似于國家財政中的政府投資,后者則更多地具有政府轉移支出的性質或類似于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的意義。國際投資的基本理論和效應分析,是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綜合國際經濟學領域的國際投資和國家財政中的政府投資,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基本的分析區域財政支出中國際投資的框架。從現實來看,國際投資制度主要由各國家的投資制度、雙邊層次投資制度、區域層次的和多邊層次的投資制度構成,且它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缺陷并成為國際投資的阻礙,因此,要從制定更權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資制度和高標準的國際投資保護制度及公正高效的爭端解決制度等幾個方面來進行創新(柳劍平等,2005)。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一種重要方式,國際援助在傳統的國家財政和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基本作用(鄖文聚,2000),主要是緩和國際政治經濟矛盾和促進國際經濟關系的協調,更多地是作為一種短期性、政治性和經濟戰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歐盟法中的國家援助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國際援助特有的規律和運行規則總體上與作為國際區域財政支出形式的內容和要求是不相適應的。因此,要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各經濟體之間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進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必須著力構建一個能有效協調區域財政關系的經常化、制度化的國際援助制度。轉貼于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國際區域財政收入主要研究國際稅收、國際債務和區域國際組織的會費籌集等問題及其經濟影響。國際稅收是國際財政大廈相對獨立的體系和重要支撐,同樣也是國際區域財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內容。國際稅收的研究,不僅表現在早期對國際稅收學科理論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當前對國際稅收競爭、國際稅收協調、國際稅收合作與國際稅收組織、貿易與稅收摩擦、反吸收調查等領域的深入研究和擴展。由于受區域經濟一體化不同發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約,國際區域財政中的國際稅收除國際稅收協調這個核心以外,還涉及到國際稅收同盟和一體化等表現形式,這在歐盟的統一關稅、統一增值稅和“自有財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證。也就是說,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國際稅收,必須密切關注和分析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下國際稅收的各種具體形式和效應。關于國際債務的理論研究,我們可以在國際金融研究和國家財政的債務分析中找到較為完整的內容和體系。如何從現有的理論體系和框架出發,立足于促進區域經濟穩定與發展,探討區域國際債務的規模及效應和債務監控體系,構建一個與之相適應的高效的國際債務運行機制和風險防范體系,就成為了國際區域財政框架中的國際債務研究的主要內容。此外,為了避免如聯合國財政危機中的會費問題的尷尬,還應該積極研究關于區域國際組織的會費籌集方式,使區域國際組織能夠高效正常運轉,確保其對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組織作用的發揮。
國際區域財政政策主要研究區域內外財政政策協調機制及其實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國獨立分散決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減低各國政策之間的相互沖突,共同應對突發事件的不良影響,穩定各國和區域經濟的穩定運行,獲得經濟開放帶來的多方面利益,只是這種協調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國政策的自主性。區域財政協調的理論分析指出,協調政策會減小針對繁榮或蕭條的財政擴張或收縮的溢出效應;在協調計劃中,任何國家的財政擴張或收縮都應該考慮伙伴國的財政政策所導致的溢出效應,它要求伙伴國的財政政策取向相同。國際區域財政政策的協調,又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指的是既包括區域內財政政策的協調,又包括區域內外財稅政策之間的協調;而狹義主要是指區域內財政政策的協調,即各國在制定國內政策的過程中,通過各國間的磋商等機制和方式來實現財政政策的協調。從政策協調的程度來看,又可以分為信息交換、危機管理、政策目標和行動的一致性協調、全面協調及聯合行動等層次;從協調方式的角度,可以分為相機性協調和規則性協調兩種。還需指出的是,國際區域財政政策協調還涉及到區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匯率政策等的協調,它們共同構成區域宏觀政策協調的主要內容。
總之,國際區域財政作為一種重要的區域性制度安排,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有著直接而深遠的影響。而國際區域財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構建,不僅是這種區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內容和表現,而且還為區域經濟一體化中政府經濟行為及其效應分析提供了較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釋:
①馬斯格雷夫教授從財政的國際協調和發展財政兩個方面概括和總結了國際財政的基本內容;而董勤發則是結合財政的經濟職能從國際財政合作形式的角度來構建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
②區域有不同的層次劃分,區域財政也多以行政區劃確立的社會、政治、經濟區域為研究對象,但本文所論之區域指的是國際區域,國際區域財政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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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營造率先發展的政策環境。實施差別政策，發揮對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導向作用，突出整體合理布局、注重地域功能差異，為各類企業進入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二是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重視并制定物流、信息、會展、中介等服務貿易集聚政策，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提升縣域發展級別。三是促進先進制造業發展。制定推進支柱產業基地和重大項目建設政策，激勵科技、人才等各類要素資源向重點優勢產業集聚，增強競爭實力。四是聚焦科技創新。財政支出與稅收優惠政策形成合力，加快科技公共平臺建設，引導社會資金加大科技投入，進一步放大財政資金的規模效益。五是聚焦節能減排。研究稅收和非稅收入政策，加大對節能減排、環境保護的獎懲力度，推進建立生態補償機制，落實好國家資源能源節約利用政策。
二、完善預算編審制度
一是深化政府收支分類改革。進一步細化和完善政府支出按功能分類和按經濟性質分類核算，更加清晰地反映錢從哪來、到哪去、用在何處。二是改進預算編審辦法。繼續完善分類核算的預算支出管理，不斷改進和完善部門預算編制辦法，促進財政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三是夯實預算管理基礎。開展結余資金清理和非稅收入調查，推進預算管理基礎性工作。四是進一步完善定額標準體系，科學編制部門預算指標。堅持推行預算公告制度，通過社會輿論媒體的監督，增強部門預算的透明度。五是建立科學、規范、量化的績效預算評價指標體系，強化“成本一效益”評估分析，提高財政資金配置效益。
三、深化預算執行制度改革
一是繼續加快政府采購制度改革。穩步拓展政府采購規模；進一步明確縣鄉管理體制，構建“條塊結合”的全縣政府采購格局；加快建設全縣一體化的信息管理平臺，使政府采購更加體現公開、公平、公正，管理效率得到提升。二是繼續深化國庫管理制度改革，推進國庫單一賬戶體系管理，將改革范圍進一步拓展至縣域所有實行全額預算管理的事業單位，同時推進縣鄉改革；在人員經費、政府采購項目、部分專項資金已經實施的基礎上，建立財政性資金國庫直撥體系，為全面實施國庫直撥改革打下基礎。三是推進區域公務卡制度改革。選擇部分財務管理基礎較好，具有代表性的部門進行試點，切實增強公務消費的透明度，從源頭上加強廉政建設。
四、探索預算績效評價
一是推進績效考評試點。協同紀檢、檢察等相關主管部門，選擇社會關注的項目開展項目績效考評試點，并逐步擴大考評范圍和領域。二是增強社會參與程度。引入中介機構和社會專家對績效考評試點項目進行評價，預算主管部門組織開展自我考評，建立社會考評和自我考評相結合的績效考評方式。三是加強考評結果運用。探索績效考評結果公開的方式和范圍，對績效差劣或未按要求完成績效跟蹤的項目要追究相關單位和人員的責任，根據考評結果，安排、調整以后年度預算安排，建立績效對預算編制的正向激勵機制。
五、大力加強財政監督
城鎮化是新時期“四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報告中多次提及城鎮化，并將城鎮化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核心內容，作為破解經濟結構性矛盾、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這主要是由于城鎮化不僅本身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具有顯著的聯動性，而且城鎮化帶來的結構調整和內需釋放對處于經濟轉型期的中國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地理面積也在不斷擴張。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存在諸多矛盾和不足，一個突出表現是人口城鎮化速度明顯滯后于空間城鎮化速度，即伴隨著城鎮建成區大規模擴展，大量農村土地被占用，城鎮空間外延迅速擴張，而城鎮人口增長速度卻沒有隨之同步提高。許多學者指出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而是一種扭曲的城鎮化。實際上城鎮化進程中出現的扭曲現象是由中國的宏觀現實造成的，特別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轉型經濟體而言，空間城鎮化凌駕于人口城鎮化的現象，本質上與財政金融政策偏向空間城鎮化而輕視人口城鎮化有關。本文從測度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入手，分析其中不足和問題根源，并提出優化財政金融政策推進城鎮化健康有序發展的政策建議。
二、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分析
在中國的城鎮化推進過程中，財政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方法，采用中國的省際面板數據，測度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分析其中不足和問題根源。
(一)測度方法
采用基于數據包絡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數法對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進行測度。DEA方法由Charnes等(1978)提出［1］，該方法利用數學規劃和統計數據確定最優的生產前沿，并通過比較決策單元(DMU，DecisionMakingU-nits)偏離生產前沿的程度來評價它們的相對有效性。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可作為效率指數(Caves等，1982)［2］，用來表示從t期到t+1期的整體生產效率變動情況。若Malmquist指數大于1，則說明生產效率呈現上升的趨勢，若Malmquist指數小于1，則說明生產效率呈現下降的趨勢，Malmquist指數等于1，則說明生產效率沒有變化。作為非參數方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法測度效率具有以下幾個優點:(1)不需要假設具體的生產函數形式，避免由于錯誤的模型假設而導致實證結論出現偏差;(2)可以用來評價多投入和多產出的綜合效率問題，避免了指標的單一性;(3)不需要對投入和產出的指標變量進行單位變換處理，決策單元的最優效率指標與投入指標值及產出指標值的量綱選取無關;(4)無須任何權重假設，而以決策單元輸入輸出的實際數據求得最優權重，具有較強的客觀性。DEA方法有多種形式，但總的來說，根據對規模報酬是否可變的假設，可以分為CCR模型和BCC模型兩大類:前者假設規模報酬不變，而后者假設規模報酬可變。另外，DEA分為投入導向模型和產出導向模型。投入導向模型要求在不增加產出的情況下，使得投入最小化;而產出導向模型則是計算在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如何使產出最大化。在規模報酬不變的情況下，二者計算出來的技術效率值是相同的，而在規模報酬可變的情況下，二者計算出的效率值一般不相同。考慮到本文研究的是財政金融政策在推進城鎮化方面的效率，其目標是在財政金融政策資金總量一定的情況下，盡可能協調資金分配并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來推進城鎮化，因此本文使用產出導向型的DEA模型。同時考慮到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十分苛刻，本文使用產出導向的BCC模型作為基本的DEA模型。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數法，不僅能夠對同一時期的效率進行分析，而且能夠分析不同時期之間，決策單元的效率變化情況。
(二)投入、產出變量和數據
首先來考察投入變量———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按照通常的做法，財政政策用政府一般預算支出占GDP的比重來度量;對于金融政策的度量，我們借鑒Arestis等(2001)的做法，采用金融機構貸款總額占GDP的比重來測度。我們再來看產出變量———城鎮化水平。城鎮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城市空間擴展的復合過程。城鎮人口的數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個地區的人口城鎮化程度，城市建成區面積可以衡量該地區的空間城鎮化程度，因此采用城鎮人口與城市建成區面積之比即城市人口密度來綜合反映地區的城鎮化水平，也可反映出該地區城鎮化發展的健康程度。根據該指標含義，當一個地區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時，說明該地區的人口城鎮化滯后于空間城鎮化，這并不是健康有序的城鎮化。圖2直觀地描繪了2004—2012年城市人口密度的變化趨勢。自2004年以來，城市人口密度出現了明顯的下滑趨勢，這反映了城市化進程中存在人口城鎮化滯后于空間城鎮化的現象，暴露出城鎮化進程存在的現實問題。本文的實證研究采用中國的省際面板數據，橫截面共包括中國大陸的31個省、直轄市或自治區(以下簡稱省)。21世紀后，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城鎮化提速跡象，基于數據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原則，筆者最終選擇了2004—2011年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各變量的定義和描述性統計具體如表1所示。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方法，圖2報告了利用DEAP程序，得到的2005－2011年中國31個省份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效率指數。測算結果表明，從整體發展趨勢來看，大部分年份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小于1，說明支持效率呈下滑態勢，這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財政金融政策并沒有很好地支持城鎮化建設，這極有可能與財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間城鎮化而忽視人口城鎮化有關。而且，從演化趨勢來看，這種財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下降的跡象在近期比樣本初期表現得更為明顯。表2給出了2005—2011年中國各省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Malmquist指數測算數據。從Malmquist指數來看，沒有任何省份在7年內效率連續上升(Malmquist指數大于1)，大部分年份各省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效率都出現了下降。特別在2009年最為嚴重，在該年只有3個省份(天津、上海和山東)的Malmquist指數大于1，其他28個省份的Malmquist指數都小于1，說明這一年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效率下降最為明顯。實證結果表明，大多數省份在利用財政金融政策推進城鎮化效率方面沒有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筆者認為這與目前地方政府“唯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緊密相關，在中國地方官員“錦標賽模式”的晉升體制下，地方官員往往以GDP指標代替居民的偏好，上級領導也樂意用GDP這個簡單可測的指標來評判下級官員的晉升資格。因此，GDP增長成了地方官員的首要目標，也是政府財政金融政策的導向，從而導致財政金融政策偏向GDP，忽視民生和社會福利。特別是中國當前的土地財政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相當高的比重，使中國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產生很強的依賴性。土地財政收入的形成直接帶動了空間城鎮化，而受現行地方官員考核機制制約的土地財政支出結構又造成地方政府積極推動空間城鎮化，消極應對人口城鎮化。在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空間城鎮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鎮化，產生了城鎮化過程中的諸多矛。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