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30 11: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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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盡管法學界對經濟法的調整對象仍未達成統一，但較為一致的認識是，民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與財產關系并以自治為基本理念，但民法的自治難以解決市場的失靈、外部性及公共產品投資問題，因而需要國家權力的監管、調控以及并從新的角度來思考公共產品投資的法律規范形式。由此經濟法至少應包括市場監管法、宏觀調控法、環境資源法、社會保障法等內容。其所調整的不是私人主體之間的經濟行為，而是政府對市場經濟活動的干預與調控。基于此認識，市場主體法如公司法、市場行為法如合同法，以及物權法、侵權法、婚姻家庭法等均屬于民法的內容，而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產品質量法、稅法、環境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等則常被劃歸于經濟法的體系范疇。根據上述關于民法與經濟法調整對象的基本劃分，可以說，民法和經濟法均調整市場行為，均與經濟關系與經濟活動有不可分割的聯系。但民法側重于市場主體及其自主決定的經濟活動，而經濟法則側重于對市場主體自主決定行為的局限進行政府干預。在很大程度上，民法構成了經濟法的基礎，因為不了解民法所調整的私主體行為，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公權力干預的正當性。而且，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勞動法與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等被劃入經濟法體系范疇的單行法，其所涉及的侵權關系、合同關系均以民法上的相關理論為基礎。因此，對于經濟法專業的法學本科生而言，民法是必修的基礎課程。由于經濟法與市場監管與調控緊密相關，常常被列為經管類專業的必修法律課程，但受專業課程計劃的限制，不可能為法律課程留下充分的空間。對非法學專業的學生而言，由于缺乏基礎的法律知識背景，他們很難真正理解經濟法的真正內涵。即使學到一些“法律知識”，也很難能在實踐中準確地運用，實際上不能達到教學目的。因此，對非法學類專業而言，單純一門經濟法課程是遠遠不夠的，但是開設更多的法律課程從專業課程規劃的角度又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不應受學科意義上經濟法調整對象的限制，而應針對非法學專業的學生，從“經濟法律制度”的視角來進行課程設計。相對于“經濟法”，“經濟法律制度”不僅能夠涵攝民法范疇內與市場經濟活動相關的內容，從而有助于解決經濟法課程前提性法律基礎之不足，而且也便于將相關法律制度根據具體的需要進行系統性的整合。
二、非法學專業法律教學課程設計的三個層次
即使通過經濟法律制度整合民法中有關市場經濟行為的法律，單單這一門法律課程仍嫌不足。因為在學習經濟法律制度之前，學生需要對法律的一般理論，經濟法律制度在我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經濟法律責任所涉及的刑法、行政法以及訴訟法等問題均需有基礎性的把握。一般而言，經管類專業的法律課程設置應當有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基礎課程。基礎課程主要介紹法的一般理論、我國法律體系的基本構造、憲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社會法及訴訟法所調整的基本社會關系及其基本內容。課程教學目標在于讓學生對我國法律的基本體系與內容有個概括性的了解，并在此基礎培養基本的法律思維與法治理念。《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強調，為全民法治觀念，要將法治教育納入整個國民教育體系，從中小學即設立法治知識課程。據此可以肯定的是，基礎法律課程將成為高校所有專業的必修課程。目前，各高校經管類大多僅開設《經濟法》一門法律課，很少未開設專門的法律基礎課程。盡管思政類課程中涉及法律基礎的內容，但其教學內容的側重點并不在于基礎法律知識的介紹和法律理念的培養，而是將法律作為加強思想道德教育的手段來對待的，其側重點在于尊法守法意識的樹立，與作為專業類法律課程的基礎以及十四中全會《決定》的要求相差較遠。在這種情況下，專業基礎類課程中的《經濟法學》課程的講授缺乏必要的基礎法律知識背景，仍需先行介紹法律的基礎知識，從而嚴重影響了《經濟法學》教學目標的實現。第二層次即經濟法律制度。該課程屬于學科基礎類課程，其內容主要介紹與市場經濟活動相關的法律知識。如果說基礎課程的教學目標主要在于認知和理解，經濟法律制度的教學目標則應適當增加法律的具體應用能力。第三層次為專業類課程。這類課程是根據具體專業方向的需要而有針對性地開設的課程。經濟法律制度由于涉及到的法律領域十分龐雜，只能側重于基礎，而難以具體和深入。更為深入的內容只能就不同的專業方向有針對性地另行開設。比如人力資源方向，需要專門開設勞動法，工程管理專業需要開設建筑工程法，物流專業方向需開設物流法規，而對外貿易專業方向則需要進一步了解海商法的專業法律知識。這一層次的法律課程由于是針對具體的專業方向需要而特別開設的，故在教學目標上應更加注重法律知識的具體運用。上述三個不同層次的法律課程，經濟法律制度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相對于法律基礎課程，它已經較為偏向專業需要，是對有關市場經濟活動的法律的進一步深入。但相對不同專業方向的特殊需要，它又屬于經管類的基礎類課程。
三、非法學專業法律課程設計與創業教育之協調
當前，已出版的各類《經濟法》教材近百種，但大多數是針對法學專業學生而編寫的，雖然部分教材考慮了非法學專業的需要，但并未針對特定專業的自身特點，而是力爭“包羅萬象”，由各專業根據不同需要自行選擇需講授的內容。由于缺乏明確的針對性，這樣的編排內容全面有余，但系統性不足，幾乎毫無例外地均是依照單行法律來設章分節。對于非法學專業的學生而言，這樣的教學內容安排只能使他們掌握一些零散的經濟法律知識，而難以形成體系化的認識，更無需談法律的具體應用。為提高大學生創新創業能力，教育部提出把創新創業教育納入高校專業教育和文化素質教育教學計劃和學分體系，建立多層次、立體化的創新創業教育課程體系，并要求將創新創業類課程的設置要與專業課程體系有機融合，編寫適用和有特色的高質量教材。盡管法律教育并非創新創業教育之重點，但法律課程建設無疑是創新創業——尤其是創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迄今為止，法律專業課程設計還未能充分考慮創業教育之需要。創業法律教育的關鍵是讓學生了解創業過程中所需要的法律知識并能將之運用到創業工作中去，而相關的法律知識——企業的設立、公司治理、投資者內部關系、合同的訂立與履行、市場經營與競爭等等——幾乎均與經濟法律制度密切相關，故此完全可以與經濟法律制度的課程內容設計統一起來。在此基礎上，《經濟法律制度》課程的內容設計可考慮以創業過程為線索，將相關的經濟法律知識貫穿起來。這樣不僅可滿足非法學專業尤其是經管類各專業法律課程教學要求，而且有助于法律知識的體系化理解和在實踐中的具體運用。
四、結語
目前，我國尚無專門用于調整創業的法律法規，現有大學生創業的優惠政策也都集中體現在國家和各級政府出臺的相關文件中。例如，2009年國務院下發的《關于加強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通知》、2010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關于實施大學生創業引領計劃的通知》及教育部于2010年公布的《關于大力推進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和大學生自主創業工作的意見》、2013年公布的《國家鼓勵普通高校畢業生自主創業政策公告》等。這些政策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鼓勵和促進了大學生的自主創業，但從政策實施的長效性看，相關政策還缺乏執行效力。各級政府針對中央文件出臺的地方政策不夠細致，許多措施流于表面化，操作性不強，并不能解決大學生在創業過程中的實際困難。這需要國家制定專門的法律法規對現有各類相關政策進行系統而全面的整合，為大學生的創業活動提供政策導向，增強政策的權威性和法律體系效力。
二、完善財政扶持政策，切實解決創業資金困難
1.健全融資政策，解決創業資金需求目前針對大學生創業資金不足的優惠政策主要體現為向大學生提供小額擔保貸款、政府貼息扶持及創業資金等方面。但由于貸款申請審批手續復雜，政府貼息扶持也僅面向微利項目，因此，實際獲得貸款的人數并不多，資金規模也不大。至于申請創業資金，我國大多數各地政府都根據中央文件的要求設立了專門針對大學生創業的創業基金，但由于各地財政支持力度并不高，與資金的實際需求相比差距較大。以吉林省為例，2009年吉林省啟動了大學生科技創業引導資金項目，當年共有38個大學生創業團隊提出申請，但通過審核的只有19個。盡管自2009年以來，吉林省已累計為高校畢業生發放小額擔保貸款13174萬元，省政府于2011年專門設立了創業專項資金8000萬元，2010年用于支持大學生創業園區的創業資金3800萬元，但這對于大學生創業所需要的資金而言仍是杯水車薪。為解決此問題，除了進一步加大對大學生創業的資金扶持力度，同時降低大學畢業生申報項目的門檻，力爭將更多的畢業生全部納入扶持范圍。此外，還應積極拓寬融資渠道，探求更多的資金支持方式。可以考慮通過制定相關優惠政策，吸引民間風險資本參與大學生創業。如2009年，徐州市成立了針對大學生創業的“徐州市風險投資公司”首期，資金額度為5000萬元其中市財政局投入2000萬元、，對符合條件的大學生創業企業投入風險資金。
2.完善稅收優惠政策，加大稅費減免力度在現有稅收優惠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對大學生自主創業企業所得稅的減免額度，延長稅收減免年限的同時拓寬稅收減免惠及的行業范圍。稅收的優惠可以從企業所得稅延伸至營業稅、個人所得稅等。此外，也可以借鑒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促進創業的稅收優惠政策。這些國家在鼓勵創業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的稅收優惠主要以所得稅為主，具體優惠形式往往不局限于一種或兩種，而是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通常以間接優惠為主，同時輔之以直接優惠。直接優惠方式表現為定期減免所得稅、采用低稅率等；間接優惠方式通常包括加速折舊、投資抵免、費用扣除、虧損結轉、提取科研開發準備金等。
3.強化政策的連續性，將各類優惠貫穿于創業的始終創業活動是一個長期、持續的系統性過程，而針對創業的各類優惠政策，都僅服務于創業初期，這使得各類政策在執行中嚴重缺乏長效性。企業在設立之初會面對很多困難，但是隨著經營活動的開展，企業在成熟和壯大期間也將迎來更多的挑戰和風險。對于缺乏管理經營經驗的大學生而言，更需要能夠貫穿創業活動始終的扶持政策。這類政策應當包括新企業經營風險保障、新企業發展再投入優惠等。
三、建立大學生創業監督評估體系，防止政策漏洞
創業投資法律體系的基本構成
從創業投資運作的內在要求和國際經驗看，完善的創業投資法律體系應當包括五個方面的法律制度安排。
一、與創業投資基金組織形式相關的法律制度
創業投資的主體按其組織化的程度不同，可以分為“非組織化的創業投資”和“組織化的創業投資”兩大類。前者系由分散的個人或非專業機構以其名義直接或通過委托方式間接從事創業投資；后者系由兩個以上的多數投資者通過“集合投資”形成新的財產主體，再以新的財產主體的名義進行投資，由于它具備了國內所俗稱的“投資基金”的本質內涵，故本質上即是創業投資基金。在以上兩大形態的創業投資中，通過創業投資基金間接從事“組織化的創業投資”既有利于實現投資運作的專家管理，又有利于形成專業的創業投資市場。根據創業投資的特點，創業投資基金通常必須以公司或有限合伙的形式設立，因此，完善的《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等法律是發展創業投資的首要前提。由于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和創業投資（基金）有限合伙等企業具有區別于一般加工貿易類企業的特點，所以，往往需要根據創業投資（基金）企業的特點，對《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等法律進行適當修訂；有時甚至需要在《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等法律的基本框架下，制定有關創業投資（基金）企業的特別法。
例如，我國臺灣地區的創業投資業之所以在上個世紀80年代即得以快速起步，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臺灣的公司法比較適用于創業投資基金，并于1983年根據創業投資（基金）公司的特點，制定了《創業投資事業管理規則》這部專門調整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特殊法令。美國作為最早探索發展創業投資的國家，其創業投資之所以在上個世紀70年代受阻，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投資公司法》這部調整包括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和證券投資（基金）公司在內的特別公司法，主要僅適用于證券投資（基金）公司，卻并不適用于創業投資基金（公司）。按照《投資公司法》及其配套的《投資顧問法》的規定，投資者超過14人的投資公司，不得實行業績報酬。這一限制雖然有利于抑制證券投資基金經理人的冒險投機動機（在證券市場上冒高風險通常能獲得高收益，基金經理也隨之將獲得高業績報酬；而一旦冒險失敗，投資虧損卻完全由投資者承擔），保護中小投資者權益，但對創業投資基金而言，卻是不夠公平的。因為，證券投資基金的單位凈值可以通過市場得到體現，借助于市場本身即可較好地激勵基金經理人（基金業績好時，基金經理可以受托更多的資產；否則，基金經理將很難再管理更多的資產）；然而，對創業投資基金而言，由于它所從事的是長期投資，往往要5～7年后才能體現業績，只好更多地借助于業績激勵來盡可能地解決基金經理與投資者的收益一致性問題。正是這種人為的業績報酬限制及其他法律限制導致美國的公司型創業投資基金的發展受阻。幸虧以有限合伙形式設立創業投資基金可以逃避“投資者超過14人即不得實行業績報酬”的人為法律限制并被視作免稅主體，加之通過數次修訂《統一有限合伙法》使得有限合伙引進了不少公司制度的運作機制；所以，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有限合伙型創業投資基金得以發展起來。
二、與創業投資基金募集方式相關的法律制度
創業投資是一種高風險的且不具有公開信息的長期投資活動，所以，創業投資基金更適合于以私募方式募集資本。因此，完善關于創業投資基金私募方式的法律制度同樣十分重要。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創業投資基金的私募與證券投資基金以及其他類型證券的私募（包括加工貿易類公司通過私下發行股票募集股本）相比，在募集對象、募集方式、募集程序和對募集對象的保護等方面都具有相同點，所以，世界各國均不是通過制定單行的《創業投資基金法》或《投資基金法》來解決創業投資基金的私募問題，而是通過《證券法》來對“私募條款”進行統一規定。
從國際經驗看，為了切實避免并不具有風險鑒別能力和承受能力的公眾投資者被卷入各類私募活動中，有關私募活動的法律通常從以下兩個方面加以規定：一是規定私募只能針對“合格投資者”（qualifiedinvestor）；二是投資者不超過一定人數（100人）。其中，關于“合格投資者”的規定通常又是依據不同的國情而采用不同的標準。在財產制度比較健全的國家，通常以個人或機構的已有資產和目前每年可獲得的收入來界定；在財產制度不不夠健全的國家，則通常以投資者一次性以其名義購買相當規模的私募證券（比如100萬美元）來界定。
三、與創業投資的資金來源相關的法律制度
與創業投資和創業投資基金的自身特點相適應，創業投資的資本來源只宜定位于具有以下特征的投資者群：一是勇敢而富有耐性，具有長期投資理念，最好是對創業活動也具有一定的興趣；二是具有較高風險鑒別能力；三是具有較強風險承受能力。按照這些要求，創業投資基金的資本來源主要宜定位于：（1）富有個人，尤其是那些曾經創業成功的富有個人；（2）大型企業；（3）人壽基金等各類保險基金；（4）銀行等金融機構。
在以上四大主要資金來源中，人壽基金等各類保險基金作為一種典型的風險資產，隨時處于“理賠”風險中，對“安全保值”的要求高，但由于它們的資金規模大，故以較小比例（如不超過5％）的資金從事創業投資并不會造成整體性風險。銀行資金對“安全性、流動性”的要求較高，所以，一般意義上的銀行資金不適合從事創業投資。但由于銀行具有“資金規模大、資本實力雄厚”的優勢，因此，將少比例的核心資本用作創業投資，并不會對銀行總體資產的“安全性、流動性”構成威脅。但是，由于保險基金和銀行資金的使用往往要適用于特定的行業性法律，因而使得這些行業性法律制度直接影響著創業投資基金的資本來源。所以，在考察創業投資法律體系時，還必須將《保險法》、《銀行法》等行業性法律制度也包括進去。例如，在對金融業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國家，都傾向于禁止商業保險基金（包括人壽基金）、銀行資金直接從事投資業務。而隨著金融業內部系統管理技術、風險控制藝術的提高和金融監管體系的完善，不少國家也正在逐步放開商業保險和銀行運用部分資金從事投資業務的限制，從而拓寬了創業投資基金的資本來源。美國的創業投資基金之所以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后步入新一輪快速發展的，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即是通過兩次修訂《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使得人壽基金能夠進入創業投資領域，并且在受托人是否需要登記為“投資顧問”方面獲得特別豁免。在英國，商業銀行由于可以通過另行成立附屬性創業投資公司或參股社會性創業投資公司的方式從事創業投資，故已經成為僅次于人壽基金的第二大創業資本來源。
四、與創業投資的投資運作方式相關的法律制度
為了分散創業投資過程中的高風險，一家創業投資基金通常必須對多個項目進行組合投資，因此，只有規定創業投資基金具有一定的資本規模，才可能保證創業投資基金具有起碼的組合投資能力和抗風險能力。但創業投資作為一種謹慎而有耐性的投資，通常需要在對擬投資項目進行謹慎調查之后才會決定實際投資，因此，在法律上允許創業投資（基金）公司的資本分期到位，對于避免資本閑置具有重要意義。
創業投資的一項重要使命是發揮創業投資家的資本經營優勢，為創業企業提供包括制定長期發展戰略與市場營銷策略、物色戰略合作伙伴和關鍵人才、部署融資安排和重構財務結構等多方面的創業管理服務，以培育和輔導創業企業快速成長和發展。美國和英國的創業投資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它們特別注重在為創業企業提供股權性資本支持的同時，還提供重要的創業管理服務。美國的《投資公司法》修正案之所以將創業投資基金定名為“企業發展公司”（BusinessDevelopmentCompany），并將其界定為“投資于……非公開交易的證券，并且向這種證券的發行人提供重要而有效的管理幫助……”（見“InvestmentCompanyActofl940”修正案第二節第48款），即是為了引導“企業發展公司”能夠為所投資企業提供創業管理服務。為了使“企業發展公司”切實履行提供創業管理服務的職能，《投資公司法》修正案甚至就“企業發展公司”所必須提供的“經營管理上的重要幫助”的具體內容作出了詳細規定，即：“（A）企業發展公司通過其董事、高級職員、雇員或一般合伙人，向發行非公開交易證券的公司提供，并且經后者同意確實提供了有關管理、運作、經營目標與策略等方面的重要指導與建議；（B）獨自或與其他企業發展公司一起共同控制一家發行非公開交易證券的公司，并對其經營管理與經營策略之制定具有決定性影響；（C）若企業發展公司是一家經小企業管理局批準并依據《1958年小企業投資法》運作的小企業投資公司，則可以向發行非公開交易證券的公司提供貸款”（見“InvestmentCompanyActof1940”修正案第二節第47款）……此外，為了避免企業發展公司所提供的“經營管理上的重要幫助”流于一般性的咨詢服務，有關條款還就滿足“經營管理上的重要幫助”的條件作出具體界定。若僅僅只是提供了一般咨詢服務，則仍只能被視為“沒有達到提供經營管理上的重要幫助”的要求。
創業投資公司應當參與所投資企業的經營管理，但為了避免其蛻化為控股公司，有關法律又通常規定其必須按照組合投資方式進行運作。例如，規定創業投資公司對單個企業的投資不得超過其創司總資產的一定比例。這樣，也便于創業投資公司適度地分散風險。
五、與創業投資的投資退出相關的法律制度
創業投資區別于產業投資的顯著特點是，產業投資以投資經營產品（或服務）為手段，以獲取產品（或服務）銷售收益為目的；而創業投資則以投資經營企業為手段，以獲取轉讓企業股權后的資本增值收益為目的。因此，在所投資企業發育相對成熟后，創業投資就一定要適時退出。雖然創業投資退出的方式有推動所投資企業上市、私下轉讓所持股權，整體并購、創業者回購和清算等五種，但通過推動所投資企業上市的方式實現投資退出是最利于投資收益實現的方式，由于傳統的股票交易所主要是為成熟企業提供上市融資的場所，上市門檻較高，通常必須有持續盈利業績，因此，如果僅僅寄希望予主板市場，不僅不利于快速成長的創業企業上市融資，也不利于創業投資比較快地實現投資退出。所以，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在設立有主板市場的條件下，還紛紛設立創業板市場。與創業板市場的上市門檻較低相對應，創業板市場的運行風險也相對較高，故對創業板市場往往需要另行制定專門的運行與監管規則。所以，在構建創業投資法律體系時，還必然地涉及與創業板運行與監管規則相關的各種法律法規。
我國創業投資法律體系存在的問題
與創業投資業發達國家與地區都建立有完善的創業投資法律體系不同，盡管我國已制定有與創業投資相關的《公司法》，《合伙企業法》、《證券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等法律，但由于在制定這些法律時沒有考慮到創業投資的特點，導致現行法律體系并不適應創業投資業發展的要求，不僅較難為創業投資提供特別法律保護，反而在若干方面構成法律障礙，具體表現為：
一、現行《公司法》在創業投資基金組織構架、資金募集以及創業投資運作與退出等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1.現行《公司法》在創業投資基金組織構架、資金募集及創業投資運作與退出等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1）不利于創業投資（基金）公司采用多樣化的委托管理方式。創業投資公司所體現的法律關系是一種委托—關系，這種委托—關系既可以體現在董事會與其經理班子之間，也可以體現在公司董事會與另一個專業的投資顧問公司之間。尤其是隨著創業投資家隊伍的發育成熟，一些規模較小的創業投資公司完全可以委托別的創業投資公司或創業投資顧問公司代為其管理資產。這樣，既可以避免因為自身資本規模小、難以請到一流的創業投資管理團隊的問題，又可以提高創業投資管理的規模效應。但現行《公司法》卻僅僅為董事會與經理班子之間的委托—關系提供了法律依據。
（2）多重公司行政機關可能導致創業投資（基金）公司過高的制度成本。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世界各國的公司法律都已實現權力結構中心從傳統“股東大會中心主義”向現代“董事會中心主義”的轉變。為了更好發揮經理人員的專家管理的積極性，在完善法人治理機制的前提下，正在賦予經理人員更多的經營自。為了提高運轉效率、降低運作成本，可以授權股東大會自行決定精簡不必要的公司行政機關。例如，當公司委托其他機構管理資產時，公司董事會在很大程度上就同時起著監事會的作用，因此，自然可以不再設監事會。但是，按照現行《公司法》，創業投資（基金）公司一律必須同時設立董事會和監事會，這不僅增加了運營成本，也不利于提高投資決策的高效率。
（3）缺乏對經理人員或其投資顧問公司的激勵機制安排。激勵機制是解決創業投資基金管理過程中信息高度不對稱性問題的必要制度安排，而現行《公司法》并未為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可以實行業績報酬提供法律依據，從而使得許多國有控股創業投資公司很難實行國際通行的業績報酬機制。
（4）缺乏促進創業投資公司建立責任約束機制與成本約束機制的條款。創業投資公司除了建立起激勵約束機制外，還通常必須建立起嚴格的約束機制。例如，通過設立有限的存續期（通常為10—15年），存續期一到便予以清盤，使得經理人員的經營業績很快就水落石出，從而強化出資人對經理人的責任約束。通過規定固定的“管理運營費用”，約束經理人員將開支控制在一定幅度，從而建立起成本約束機制。但現行《公司法》卻缺乏針對創業投資公司特點的類似條款，從而使得一些創業投資公司有可能通過做假賬的方式將虧損無限期地掩蓋。一些創業投資公司剛剛成立，首先想到的就是購買豪華寫字樓和汽車，肆意揮霍投資人的錢。
2.現行《公司法》在創業投資基金的資金募集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如前所述，創業投資（基金）公司通常只能以私募方式設立，但按照現行《公司法》，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卻無法以私募方式設立。盡管《公司法》規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按“募集方式”設立，但這里所謂“募集方式”特指“公開募集”；除“公開募集”外，股份有限公司就只能按“發起方式”設立。對有限責任公司，則只能采取“出資方式”設立。就加工貿易類企業而言，只能以“發起方式”、“出資方式”設立倒也并不構成大的法律障礙。因為，加工貿易類企業通常可以先由少數幾個創業者以共同出資方式或共同發起方式設立后，再逐步增資擴股。然而。對創業投資（基金）公司而言，在設立伊始通常就需要一定的資本規模，而僅僅靠少數幾個投資者以共同出資方式或以共同發起方式設立則較難形成規模，所以，往往還需要由更多的并不參與具體設立事宜的投資者的投資。但由于這兩類不同投資者在公司設立過程中所實際擁有的權利并不完全相同（具體參與設立事宜的投資者擁有更多支配權，不參與設立事宜的投資者的權利則較易受到侵害），因此，如果不通過相應的制度安排（如參與設立事宜的投資者應受到必要的監督并履行更多義務）來均衡這種權利上的不平等，就很難吸引更多投資者的參與。現行《公司法》正是由于對出資方式和發起方式的規定過于籠統，才導致難以吸引民間資本加盟。目前已經設立的各類創業投資（基金）公司主要僅限于少數幾家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共同出資或共同發起，其原因即緣于此。
3.現行《公司法》在創業投資的投資運作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1）沒有為創業投資（基金）公司的資本最低限額提供法律依據。為了保證公司擁有一定的責任能力并達到一定的經營規模，現行《公司法》按照公司的不同性質，對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資本限額做了規定。特定行業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最低限額需要高于所定限額的，由法律、行政法規另行規定。創業投資公司作為一種專門從事資本經營的特殊類型的公司，顯然屬于需要對其最低資本限額另行做出特別規定之例。但由于目前沒有相應的法規來對其最低資本限額做出特別規定，導致目前一些地方性創業投資公司的資本規模過小。有些創業投資公司只有幾百萬的資本，由于抗風險能力極低，很難進行有效的組合投資，只能做一些短平快的項目。
（2）實收資本制度造成創業投資公司的資本閑置。按照《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為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股東實繳的出資額”。按照第七十八條第一款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資本為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實收股本總額”。應該說，在中國現行社會信用狀況與法律制度環境下，這種實收資本制度還是有一定合理性的。盡管它有可能導致資金閑置，但對于一般加工貿易類公司而言，這個問題并不是很突出。因為加工貿易類公司完全可以以較小資本金注冊，然后再慢慢增資。然而，對于創業投資公司而言，一方面需要一定的資本規模才具有抗風險能力；另一方面如果按照現行的實收資本制將所有資本在注冊時一次性注入，就必然導致資金閑置問題。
（3）對外投資限制與創業投資（基金）公司的設立宗旨相違背。現行《公司法》第十二條所規定：“公司向其他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的，除國務院規定的投資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凈資產的百分之五十。”這一規定不僅不適合于大型公司開展“公司附屬創業”活動，更不適合于創業投資公司充分發揮其應有的投資能力。因為，創業投資公司通常是以自有資本對外投資，即使對外少量借款也能控制在適當范圍；而且創業投資公司的唯一目的就是通過對外投資來獲取資本增值，而不是如加工貿易類公司那樣對外投資只是副業，主業仍是從事產品經營。所以，要求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對外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其凈資產的百分之五十不僅沒有必要，也有違其設立的初衷。
（4）沒有為以特別股票方式投資創業企業提供法律依據。與創業投資能夠以可轉換優先股等特別股權方式進行投資相適應，創業企業應當可以向創業投資機構發行特別股票。但我國現行《公司法》目前還只是為公司發行普通股提供依據。盡管按照《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公司發行除普通股以外的股票可以由國務院另行規定，但迄今為止，國務院并沒有就公司發行特別股票作出過規定。在這種法律環境下，如果創業投資公司以可轉換優先股等形式進行投資，就必然面臨缺乏法律保護的問題。
（5）沒有為創業投資公司的組合投資方式提供法律規范。由于《公司法》未能針對創業投資公司制定組合投資規范，導致了不少創業投資公司在實際運行中演變成了投資控股公司。
4.現行《公司法》在創業投資的投資退出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按照1999年《公司法》修改前的有關條款，公司只有具備了3年持續盈利業績后方可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這種高門檻顯然既不利于高速成長中的創業企業通過公開上市的方式融資，也不利創業投資快速實現退出。盡管1999年底在修改《公司法》時規定“高新技術企業可另行規定”，但由于無法對“高新技術”進行準確的法律界定，也不宜以科技含量作為公司能否上市的標準，所以，這種修改并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有關部門不得不決定分兩步建成創業板，即第一步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規的框架內推出“中小企業板”，待《公司法》修改后再降低門檻建成真正意義上的創業板。
二、《合伙企業法》在創業投資基金組織結構和資金來源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1.在創業投資基金組織結構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目前國際上的合伙企業立法紛紛借鑒公司的三大機制來實現合伙企業的自我完善：一是賦予合伙企業以法律實體的地位，便于合伙企業更好地行使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二是允許合伙人會議在一定程度上發揮類似公司股東大會的作用，從而使所有合伙人都能在一定條件下參與合伙事務的重大決策；三是允許合伙人對合伙進行派生訴訟，從而更好地保護各類合伙人的權益。但我國現行的《合伙企業法》還僅僅停留于為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和小作坊式的加工貿易類企業提供法律規范的地步，無法滿足創業投資基金對企業組織結構的要求。
2.在創業投資基金的資金來源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按照現行的《合伙企業法》，創業投資基金如果按合伙形式設立的話，就只能按普通合伙企業形式，而無法按有限合伙企業形式設立。由于合伙人僅僅限于自然人，從而使得最適合創業投資基金特點的機構投資者無法參與創業投資合伙基金。由于《合伙企業法》要求所有合伙人必須對合伙企業承擔無限責任，使得并不具體參與合伙事務的合伙人由于懼怕承擔無限連帶責任而不敢投資于合伙企業。
三、《證券法》在創業投資基金的資金募集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私募作為一種與公募相對應的直接融資方式，在西方資本市場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半壁江山。由于私募市場上的投資者通常具有較強風險承受能力和較高風險鑒別能力，所以，只需規定投資者的資格，以確定誰是“合格投資者”，投資風險就完全可以由投資者自行承擔。對發行主體，則通常是豁免審查。由于通過私募發行的證券仍然屬于證券范疇，因而在國外普遍通過《證券法》等法律一方面規定“合格投資者”的條件，另一方面設立“發行主體豁免審查”條款。這樣，既充分發揮成熟投資者的風險自擔作用，又能回避政府的行政干預，而且還能確保正常的市場秩序。但在我國，由于出臺較早的《公司法》沒有為公司私下發行股票等票券提供法律依據，導致后來出臺的《證券法》也僅限于對公開發行證券進行相應的規定，對包括創業投資（基金）公司股票在內的各類證券的私募則未能設置任何規范性條款。因此，創業投資（基金）公司的私募得不到《證券法》的法律支撐。
四、《保險法》、《銀行法》等法律法規在創業投資的資金來源環節上的不適應性
根據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二款規定，“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限于在銀行存款、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資金運用形式”。盡管根據“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資金運用形式”這一活口，經國務院批準，目前保險資金可以部分地通過證券投資基金間接投資于證券市場，但要使之能夠通過創業投資（基金）企業間接從事創業投資，則又受第三款“保險公司的資金不得用于設立證券經營機構和向企業投資”的限制。盡管2002年我國對保險法作了一些修訂，但修訂后的保險法依然禁止保險資金用于設立證券經營機構和保險業以外的企業。
依據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商業銀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得從事信托投資和股票業務，不得投資于非自用不動產……不得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資”。2003年，該條雖然被修訂為“商業銀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得從事信托投資和證券經紀業務，不得向非自用不動產投資或者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資，但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然而，由于目前并沒有為商業銀行可以向創業投資（基金）企業投資制定特別規定，使得商業銀行還無法成為創業投資資本的現實來源。
尤其是在利用外資來我國設立中外合資創業投資公司方面，更是存在許多的障礙。本來，國外資金通過創業投資公司來我國從事創業投資，在性質上已經不同于外商直接來我國投資辦廠或是設立以投資辦廠為目的的產業投資控股公司。后者是一種直接投資行為，可能直接控制國內企業，涉及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前者卻只是一種財務性投資，即投資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從財務上獲得資本增值，一旦所投資企業發育成熟不再具有高成長性時就會立即撤出，因而不會造成對所投資企業的控制，不涉及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就此而言，以創業投資方式吸引外資可以說是引進外資的一種最佳方式，但是，由于我們對外資以創業投資方式來中國投資的意義缺乏足夠認識，導致不僅沒有任何鼓勵性政策，反而對其存在著種種歧視。例如，在我國設立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可以享受各種稅收優惠政策，但根據2003年出臺的《關于外商投資創業投資公司繳納企業所得稅有關稅收問題的通知》，外商投資創業投資企業卻“不得享受稅法規定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的有關稅收優惠待遇”。］
建立健全我國創業投資法律體系的對策
借鑒國際經驗，結合我國實際，當前應當從以下五個方面加快建立健全創業投資法律體系。
1.盡快出臺《創業投資企業暫行辦法》，部分解決創投基金的設立與投資運作問題。
從根本上講，必須對《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進行全面修訂，才能徹底解決以公司和有限合伙形式設立與運作創業投資基金的法律問題。但是，由于全面修訂《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非一日之功，比較現實的選擇便是根據《公司法》中的“國務院另行規定”條款，另行制定《創業投資企業暫行辦法》，以部分解決創業投資基金按公司形式設立與運作的法律依據問題。
為適應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對組織結構的要求，一是可以在現行《公司法》框架下，制定允許創司可以聘請投資顧問機構等法人擔任“經理”的條款，以實現創司的委托管理。二是在《公司法》的基本原則下，分清董事會和經理班子（或受托管理的投資顧問機構）的權利義務，通過賦予后者更多的經營權來提高投資決策效率。三是規定創業投資公司實行業績報酬的條件與方式，幫助創業投資企業建立激勵機制。四是規定創業投資公司可以事先設定固定的存續期限和管理運營費用比例，從而為創業投資公司建立有效的風險約束機制和成本約束機制提供法律依據，由于《公司法》并沒有禁止可以設定如上規定，所以，通過制定《創業投資企業暫行辦法》來設置如上條款，并不違背《公司法》。
同上道理，為適應創業投資（基金）公司募集資本的要求，可考慮創業投資公司在發起設立和出資設立過程中，由“主要發起人”和“主要出資人”對創業投資公司的設立承擔主要責任，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抵補“主要發起人”和“一般發起人”、“主要出資人”與“一般出資人”存在權利義務不對稱性的問題。
為了適應創業投資（基金）公司的投資運作要求，一是可以依據“國務院另行規定”條款，設定創業投資公司在設立之初即要求一定規模的資本額，從而確保創業投資公司具有起碼的抗風險能力。二是實行與實收資本制并不必然沖突的認可資本制，即允許創司在設立之初必須注冊一定規模資本的前提下，可以在運作過程中隨時增資擴股，每一次增資擴股之后只需報管理部門認可，而無需經管理部門審查批準。這樣，既減少了審批環節，又不至于導致資本閑置。三是可以依據現行《公司法》所設置的“國務院規定的投資公司和控股公司”可以不受對外投資比例限制的條款，明確“創業投資公司可以以全額資本對外投資”，從而更充分地發揮創業投資公司的投資功能。四是根據《公司法》的“國務院可以對公司發行本法規定的股票以外的其他種類股票，另行作出規定”條款，明確創業投資企業所投資的企業可以對創業投資企業發行“可轉換優先股”，“特別投票權普通股”等特殊類型的股票，以促進創司以股權形式進行投資，并為所投資企業提供增值服務。五是在組合投資規范方面，以創業投資公司對單個企業的投資不得超過創司總資產的15％較為合適。這樣，既避免其蛻化為產業投資性質的控股公司，又使創業投資公司能夠相對集中地投資。
2.積極穩妥地推進《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相關條款的修訂工作。
如果《創業投資企業暫行辦法》能夠盡快出臺，則可以比較從容地在《創業投資企業暫行辦法》實施過程中，結合創業投資的特點，研究如何修訂《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在修訂《公司法》時，應積極研究借鑒國際公司立法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立”原則，適當下放董事會的權力，以便更充分地發揮基金管理人的作用。對于另行委托專業性管理顧問公司管理的創業投資公司，創業投資公司可以不再設立監事會，而是由董事會代行監事會之職，從而降低創業投資公司的制度成本。在修改《合伙企業法》時，應當借鑒國際社會有限合伙立法的經驗，允許新創設的有限合伙制度從起步伊始即可借鑒公司的制度優勢來實現自我改造，從而較好地克服傳統有限合伙制度的弊端。一是明確有限合伙的法律實體地位，以便有限合伙企業能夠獨立行使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和責任。二是強化合伙人會議制度，使之有條件地發揮類似公司股東會議和董事會的作用，以便有限合伙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合伙事務，三是借鑒美國的“有限責任有限合伙”經驗，在特定條件下允許普通合伙人也只需承擔有限責任。四是借鑒引進美國公司的“派生訴訟”制度，允許有限合伙人對合伙企業進行訴訟，從而更好地保護有限合伙的權益。
3.修訂《證券法》，從根本上解決創業投資基金的私募問題。
在適當時機修訂《公司法》，允許公司可以私募股本的同時，借鑒國外制定《證券法》的經驗，在我國的《證券法》中規定各類證券的私募方式和募集對象，以切實保護投資者權益。在國內尚未建立起個人財產登記制度的情況下，可以考慮通過設立最低投資額度（比如500萬元人民幣），來確保只有相對富有的個人或機構成為私募對象，為了避免私募范圍過大，還可設定投資者人數不超過100人。
4.進一步修訂保險法、銀行法，拓寬創業投資的資金來源。
隨著國內保險資金運用越來越成為突出問題，以及保險機構風險管理水平的提高，應不失時機地進一步修訂《保險法》，允許保險公司可以以不超過5％的比例，將資金投資入股到創業投資公司或通過委托創業投資公司、創業投資顧問公司運作。在國內銀行體系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后，還應進一步修改《商業銀行法》，允許商業銀行可以將它的資本金投資入股到創業投資公司或通過委托創業投資公司、創業投資顧問公司運作。在《商業銀行法》未進一步修訂前，可考慮通過《創業投資企業暫行辦法》這種特別行政法規，允許銀行以不超過5％的資本投資于創業投資企業。此外，應盡快修訂有關外商投資的規定，鼓勵外商以創業投資方式來我國投資。
5.結合“分步推進創業板市場建設”的進程，修訂《公司法》中的公司首次公開招股條件款項，為建成真正意義上的創業板掃除法律障礙。
在“中小企業板”試運行一段時間后，應及時總結經驗，研究制定一個比較適宜的創業板上市資格標準，并基于該標準修改《公司法》，以便更多具有成長性的創業企業能夠通過創業板融資，并更充分地發揮創業板市場對于創業投資退出的作用。
我們相信，通過以上五個方面的工作，我國的創業投資法律體系一定能夠扎扎實實地構建起來。至于國內不少人士正在呼吁制定《風險投資法》，則既不具有可行性，也沒有必要性。一方面，由于任何一部法律的調整范圍都只能限于可以準確界定的對象，所以將包括“非組織化的創業投資”在內的各種形態創業投資都囊括進《風險投資法》就勢必無法操作。另一方面，除了對創業投資基金這種組織化的創業投資需要通過制定《創業投資企業暫行辦法》之類的法律法規來調整它的組織結構外，對各種“非組織化的創業投資”則只需修訂相關法律法規就足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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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資金和融資渠道單一是各國中小企業發展普遍遭遇的“瓶頸”，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無法置身事外。各國財稅政策大致相同:財政補貼、降低稅率、稅收減免、提高固定折舊率、政府采購等。只是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財稅扶持力度較小，范圍較窄，需要加強扶持力度。此外，融資向來是最關鍵也是令中小企業最頭疼的問題，因此筆者選取了金融政策實施較為成功的國家—韓國進行分析。
韓國政府建立的中小企業政策性金融體系頗具特色，政策性銀行、信用擔保、二板市場三位一體，為韓國中小企業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一方面韓國政府成立了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中小企業銀行;另一方面設立了中小企業創業基金和技術信用擔保基金，為初創型和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資金保障。韓國政府還參照美國納斯達克市場，建立了自己的二板市場—NASDAQ市場，專門為知識密集型、創造高附加值的中小企業融資。目前，以政策性銀行、信用擔保基金和二板市場為主的韓國中小企業政策性金融體系，正為保證中小企業穩定經營、風險投資、技術開發以及中小企業國際化提供著廣泛的金融支持業務。
我國沒有專門的中小企業政策性銀行，主要通過各商業銀行間接提供貸款，但商業銀行的逐利性決定了其對中小企業融資支持的有限性。在信用擔保基金方面，擔保機構普遍規模小、實力弱、抗風險能力差，且受行政干預影響較大。針對這一系列不足，結合韓國的政策性金融體系，筆者認為，政府應致力于完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立政策性擔保、商業擔保、互助擔保和再擔保一體的多元化擔保路徑，并設立專項款用于擔保機構壞賬的代償，減小擔保風險。同時，政府應加強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中小企業信息在全社會的公開、查詢與共享，使中小企業接受公眾的監督，誠信經營，從而增加公司的信用值。若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能夠改善，中小企業在融資問題上就搬走了一塊“攔路巨石”。
四、中小企業技術創新扶持體系的優勢與特點
如果說融資難是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瓶頸”，那么技術創新能力則直接決定著中小企業的命運。如何促進企業提高科技創新能力，是各國都在思考的問題，荷蘭就曾針對中小企業推出了“創新券”制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印度也實施了一系列舉措推動中小企業創新，較為典型的是其產學研政策，有許多經驗可供借鑒。
眾所周知，印度的計算機軟件行業十分發達，這離不開印度政府對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大力鼓勵與扶持。印度中小企業創新能力超群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原因是政府非常重視研發投入，科技研發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超過2%，還建立了多種風險基金，包括國家風險基金、邦風險基金和私營風險基金，以推動企業的技術創新。另一重要原因是“產學研”合作的開展。為促進科研機構、學術機構、大學與產業界的聯合，促進中小企業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印度科技部、邦政府、金融機構和依托單位共同建立了科技企業園，推動“產學研”合作。顯然，印度政府的這些舉措取得了顯著成效，印度的軟件業即為一個強有力的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