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3 09:57:23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財政金融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財政金融論文3900字(一)：數字創意產業財政金融體制創新研究論文
摘要：數字創意產業屬于一種高風險和高回報并存的新興產業，是一種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在資本上對于政府的財政支持很是依賴，并需要在投融資市場的幫助下加快自身的發展進程。文章在分析了歷年來數字創意產業的數據基礎上，發現了我國財政對于數字創意產業的扶持力度不大，在參考之前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探索提出相關的改善措施，以幫助我國數字創意產業的進一步發展。
關鍵詞：數字創意；財政金融體制；創新研究
引言
從2019年查詢到的數據可以看出，中國的網民數量已經達到了8.54億人。互聯網的普及率已經達到了61.2%。其中，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高達8.47億，手機已經成為人們上網的常用工具。人群的基數造就了一個數字產業巨大的市場，為數字游戲、數字電影等數字產品帶來了大規模的潛在消費者。從近年來數字創意產品的增長趨勢中也可以看出，數字創意產業在大環境各個產業都放緩增長的同時，以每年增速20%的速度，爆發式逆勢增長，成為了我國經濟發展又一個重要的驅動產業。
一、數字創意產業的含義和類別
1、數字創意產業的含義
201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出現了“數字創意產業”這個概念，但是實際上這個概念在2007年就已經在學術界出現了。陳剛、宋玉玉認為數字創意產業是以創意為基礎，在數字技術的支持下，創造價值，幫助人們生活和生產領域的結合，以推動數字產業的發展。臧志彭和陳洪認為，數字創意產業是一種技術和生活互相結合的新型產業，是一種圍繞著創意和依靠數字技術才可以實現的新形文化形態。王博等認為數字創意產業是一種建立在創意的基礎上，通過現代化的互聯網傳媒科技，來進行文化傳播的新形產業。本文認為，數字創意產業是建立在互聯網科技、數字技術和傳媒技術的基礎之上，把創意當作產業核心思想，以電影和游戲等作品形式當為載體，提供娛樂產品的新型文化產業。
2、數字創意產業的類別
根據數字創業產業的含義，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類別：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傳統產業包括了影視產業、音樂產業等，這些產業的共同點是，在互聯網技術存在之前就產生了。在科技發展后，這些產業借助新的技術手段，向數字化轉型，之后就出現了數字電影和數字音樂等新形式的出現。新興產業包括了文學小說產業、游戲產業、虛擬現實產業等，這些主要是在互聯網技術的幫助下，發展起來的新型文化產業形態。新興產業在產品的體驗上，更加吸引消費者，可以說，新興產業代表了數字創意產業的最新技術和未來發展的方向。[1]
二、財政金融體制創新的原因
1、數字創意產業處于發展初期
通過大量的數據可以看出，中國的文化創意產業還在一個發展的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的產業，對于國家的財政政策很是依賴，需要在稅收及融資方面給予優惠政策，來幫助企業增加自身的抗風險能力。處于這個階段的產業，企業的抗擊風險的能力較差，產品的技術不完善，產品的推廣已經花費了企業大量的宣傳費用，而國內的消費者群體，主要來源于支持國產技術的消費者。這對于高投入、高風險的數字創意產業的企業來講，急需政府的財政支持，幫助企業的初期發展。[2]
2、數字創意產業的資本要求
數字創意產業有以下幾個特征：高投資、高風險、高科技、重知識產權、高回報等特征，是文化產業中最具風險的行業之一。數字創意產業的這個特征，造成了它發展需要的初期資本投入較大，風險也大，如果政府沒有相應的政策對其進行擔保和支撐，就會造成民間資本不敢投入到這個行業。除此之外，數字創意企業生產的核心在于創新，但是創新有時候并不能帶來預期的經濟效益，這就讓文化創意的企業面臨著高投入、高風險的境地。所以，數字文化產業的資本風險率過高，預期回報率不明確，這就使得金融機構不愿意對文化創意行業的企業投資。[3]
三、我國數字創意產業財政金融體制的現存問題
現在中國在財政方面，對于文化產業的扶持政策資金，主要有兩個類型，分別是國有資本的經營預算資金和專項資金。文化產業的專項資金是指，從2009年出臺了《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的相關文件以來，國家成立了幫助文化產業快速發展的專項資金，會對影視制作、文化創意和出版發行這些領域的發展，進行更加針對性的幫助。同時設立項目補助、績效獎勵、貸款貼息等相關項目，促進幫助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改善產業的資源分配情況。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資金的意思是，財政部會通過出資的方式來代表國家向文化企業購買其股份，主要是通過費用性支出和資本性支出兩種方式，來促進文化、科技和數字的創新。另外，在財政扶持的方面，在2010年，中國人民銀行和其他九個部門，一起了一個《關于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的文件，提出了針對文化市場的信貸、保險、融資、評估、檢測等方面的有關政策。在2014年，財政部、文化部和中國人民銀行一起頒布了《關于深入推進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見》的文件，提出了要開始重視創新文化相關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鼓勵自身條件過關的文化企業，通過股票和債券的融資形式，去吸引社會上閑余資金的投資。雖然隨著國家有關政策的相繼出臺，財政和金融市場對于數字創意產業的重視不斷的提升，但是還是存在著以下幾個問題。
1、出臺的有關政策對于數字創意產業的促進不足
我國的數字創意產業還處在一個發展的初級階段，企業需要的資金量往往比較大，但是因為現在我國對于數字創意產業投入的財政資金較少，投入的資金數量完全不能滿足數字創意產業對于資金的發展需要。而且當下有關的金融政策對于文化產業的融資限制比較多，文化投資的資金數量沒有辦法滿足企業的發展需求，資本市場沒有在這里完全發揮自身的作用。現在我國的金融創業板市場，中小企業的融資活動比較頻繁，但是數字創意企業在其中的占比卻很小。在銀行貸款的總體資金里，因為數字創意企業的資產是一種無形化的，這就沒辦法給銀行提供大額貸款所需要的有關擔保，這讓大量的數字創意企業沒辦法獲得銀行的貸款。而在銀行的風險投資中，因為數字創意的投資項目，具有高風險、高投入的特點，銀行通常會對這種投資項目采取一種保守的投資態度。這就造成了大部分的數字創意企業保持著一個低資本經營的生存狀態，很難實現規模經濟，從而開發不出來高技術含量的新產品。
2、對于數字創意產業支持的失衡
現在的有關政策對于數字創意產業的扶持有著明顯的失衡問題存在。一方面是財政政策對于創意人才的培養，知識產權的保護，公共信息的平臺建設，對于文化產業跨國之間的交流等方面，都有著明顯的問題。第二個方面是財政政策的偏向不平衡，比如在不同的地區，投入的結構失衡，財政政策的自身內容不合理，對于投入太過看重，而忽視了考核的重要性。在數字創意產業的內部，金融資金的支持上也存在著不平衡。政策主要偏向一些已經成長起來的有一定市場競爭力的大企業，而對于一些規模較小的企業比較排斥。在企業的所有制上，對于民營企業的扶持力度明顯不足。而在制度上，對于兼并重組的數字創意企業重視不足。
3、有關政策對于數字創意產業的幫助機制不完善
現在我國財政對于數字創意產業的技術平臺、信息平臺等基礎建設的政策支持明顯不足，這就造成了產業發展的相關機制不夠完善，這樣不利于產業資產的增值，也不利于文化資源的培養發展。除此之外，沒有幫助數字創意企業籌集資金和上市的服務的平臺和咨詢機構，但是數字創意創作團隊大多是以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為主的創業組織，因為現在缺少了解金融和數字創意的復合技術人才，造成了企業在爭取投資和運營上市等方面處于一個非常被動的處境，難以通過資本市場中的投資來解決企業需要資金的問題。
四、對于財政方面相關的策略建議
1、發揮稅收的積極作用
讓市場在資源的分配里起到一個基礎的作用。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充分發揮稅收政策的積極作用，促進數字創意產業的資本進入，調整資本的結構，把政策完善成相關體制和法律。例如英國，對于電影和動漫，這類數字創意產品就是實行的零增值稅，來減輕企業的資金負擔；而法國在產品的流通過程中，對數字創意類的產品實行財政的補助，但是同時限制了外來的數字創意產品。
2、改善相關投資體系
資本是一個國家發展本國經濟的重要動力之一。所以要不斷的完善我國的金融資本市場，引導資本市場的資金向數字創意的相關企業流動，來促進數字創意行業的發展進程。第一個方面要通過政府或者行業協會的推動，來創建數字創意產業資金的擔保體制，為數字創意的相關企業提供信用的擔保，來減少對產業的相關資金風險，讓企業可以順利的獲取貸款和投資。第二個方面是加強相關的指導咨詢服務，增加數字創意企業的資本運作水平。促進企業把上市作為自身努力的方向，改善企業自身的資產結構和經營機制，規范企業的組織架構，促進企業引入投資來幫助企業的快速發展。第三個方面是，增加無形資本在數字創意產業里的融資能力。數字創意產業屬于一種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企業的人才和技術這些無形的資產在企業的資本中比例中很高，應該用合理的方式去核算企業的無形資產，增加企業的總價值，來達到提高企業的融資能力的目的。
結語
總而言之，完善我國的財政金融體制，對于促進我國的數字創意產業的發展至關重要，要引導資本市場偏向數字創意產業，完善資本市場秩序和相關法律法規，完善擔保制度，加強平臺建設，不斷探索改善相關政策的方法內容，全面推動數字創意產業在我國的發展進程，讓數字創意產業在我國盡早的成熟起來。
財政金融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關于財政金融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探析論文
摘要：我國是世界農業大國，在農業生產中一直以政府財政撥款作為資金支撐，但是在工業化發展進程下，對農業建設的投入的資金較少，對農業現代化發展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約和影響。本文主要針對財政金融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分析和探究，希望給予我國相關部門以些許參考和借鑒。
關鍵詞：財政金融；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措施；分析
我國是世界農業大國，農業生產也是推動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的支柱型產業，但是當前，在我國產業結構角度分析，農產業與工業發展存在較大差距，對農業生產者的經濟效益和生產熱情帶來負面影響，甚至對社會穩定發展帶來一定制約。在此背景下，想要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序進行，需要以財政金融作為支撐，通過提升資金扶持力度，推動農業的穩定以及可持續發展。
一、財政金融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積極意義
（一）緩解環境壓力
我國農業在長期發展進程中，受到粗放式經濟模式的影響，對生態環境保護沒有給予重視，農業生產大量使用殺蟲劑、除草劑、農藥以及化肥，對附近生態環境造成巨大影響。推動結構性改革可以促使農業趨于綠化型和生態型方向發展，緩解農業生產和生態環境的矛盾，對促進二者的協同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二）優化產品質量
當前，我國居民的生活質量獲得顯著改善，對農產品質量也提出更為嚴格的要求，不僅要吃的好，還要吃的健康。推動結構性改革可以轉變農戶固化的生產理念，更加重視農產品質量和當前市場的需求，進而為我國社會提供更加健康的農產品。
（三）降低生產成本
當前，隨著我國農業的不斷發展轉型，在種養大戶、家庭農場、專業合作者以及農業企業等新型生產主體中，其普遍存在生產成本高的問題，不利于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深化結構性改革是降低農業生產成本的重要舉措。
二、財政金融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優化途徑分析
（一）整合金融機構職能
在開展結構性改革中，農村金融機構承擔著重要職能和關鍵任務，想要發揮其職能，需要對金融機構進行整合和優化，改變以往的職能缺位問題。首先，對農村地區的金融機構給予政策扶持，規范金融機構組織體系，發揮各大銀行的核心力量；其次，鼓勵國有大型銀行的經營重心從城市轉移到農村，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更為便捷、更為廣泛的金融服務；最后，建立農村區域金融組織，與國有銀行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鼓勵更加資金從城市流向農村。
（二）改善農村金融環境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金融環境改善與優化屬于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其對促進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和重要價值，尤其對于結構性改革而言，更是起到了基礎性作用，因此，當地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金融環境。首先，優化征信管理，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技術，全面建立征信體系，完善相關業務、建立農戶信用數據庫，為征信管理提供數據支撐；其次，政府、企業以及銀行要構建合作關系，以信息技術為支撐構建信息化平臺，政府要起到牽頭以及引導作用，與企業和銀行機構進行有效對話，根據當地農村的經濟發展實際情況，有針對性的提供金融服務；最后，利用重大節日、農村趕集等途徑，普及以及宣傳金融知識，尤其對于金融犯罪要重點宣傳，通過典型案例的方式突出金融犯罪的危害性以及嚴重性，為了幫助農村居民更好的接受知識，還可以利用土話歌謠或者趣味手冊的方式進行宣傳，促使其加深理解和記憶。
（三）建立完善保險機制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保險行業獲得快速發展，但是在眾多保險企業中，尚未有一家專業為農業發展提供保險服務的機構，對農村經濟發展帶來一定的制約和阻礙，因此，國家要鼓勵保險企業推出各種農業保險服務，并且從國家層面建立保險企業，落實和貫徹國家出臺的各項保護政策。首先，通過各種形式的農業保險服務，可以幫助農戶分攤經營風險，例轉移農業生產所承擔的市場風險和災害風險，并且通過自愿自主的形式參保；其次，保險企業要積極落實和相應國家相關政策，并且結合當地農村實際情況，推出各種形式的保險產品，加大在農民群體的宣傳教育力度，讓更多的農戶認識到農業保險的作用和價值；最后，鼓勵各種證券公司、信托租賃以及保險企業向農村轉移，與農村企業開展深度合作，構建多元化的保險組織體系，為農村經濟發展注入資金與活力。
（四）財政支持創新模式
財政支持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抓手和重要驅動力，但是以往的財政支持模式較為固化陳舊，當地政府要結合市場經濟體制的特點，引入財政支持創新模式。首先，制定普惠金融政策，發揮財政資金的作用和價值，政策要向農業主體傾斜，提升財政資金的應用效率，強化信貸產出和投入效率；其次，對于部分貸款以適當給予政策貼息，并且鼓勵大型金融機構積極參與到住房財產權和土地經營權抵押朱紅，擴大農村貸款抵押物范圍；最后，對于偏遠山區要極大貸款服務力度，并且開展各種保險工作，為當地農戶提供保費補貼，轉變農戶對保險的錯誤認識。
我們必須承認，我國財政金融行業已經取得了較好的成果，并且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認同。然而，隨著經濟的不斷深入發展，財政金融領域仍然存在一些風險，影響其發展水平和效果，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
(一)財政金融運行規劃不完善，尚存較大的完善余地
財政金融領域的順利運行需要較為切實的運行規劃進行及時有效的指導。然而，很多地方的財政金融運行規劃仍然存在許多不利之處，影響了財政金融的發展步伐，無法與社會經濟發展潮流接軌。比如，不同領域的財政金融規劃在內容上雷同之處較多，沒有體現出特色優勢，顯得軟弱無力。這樣，財政金融部門的職能沒有徹底全面的發揮出來，使自身的運營規劃缺乏可操作性，影響規劃目標的實現。
(二)財政支付轉移制度存在紕漏，調整力度仍然不大
在當前形勢下，社會經濟的發展都需要借助全面科學的財政支付轉移機制才能提供應有的保障。然而，很多財政支付轉移過程中容易出現不切實際的名目，而財政部門不愿也沒有過多的時間去徹查這些不當名目。最終，金融部門都會按照相應的名目進行資金移轉，往往會引出很多違法犯罪行為，使社會經濟發展步伐嚴重受阻。
(三)財政金融與公共服務失衡，不利于自身發展效果
財政金融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占據關鍵性地位，但是，其發展也不能與社會其他領域互相孤立，否則各個領域或行業發展會處于失衡狀態。當今，我國公共服務及社會保障領域的資金投放力度仍然不是很大，重視程度有所提高，需要的資金到位率也不是很明顯。因此，政府的對外形象受損，公共服務能力也備受質疑。
(四)地方保護主義仍然盛行，地域之間缺乏互惠
財政金融對于當地經濟的發展發揮著不言自明的作用。然而，財政金融行業在發展過程中呈現出非常明顯的地方保護主義。這樣，很多地域間的財政金融協調發展互惠行為少之又少。最終，不僅耽誤了新氣息進入地域財政金融領域，而且使當地的財政金融的發展眼光越來越狹隘，發展空間越來越狹窄，對我國整體財政金融發展水平造成較大的沖擊。
二、化解財政金融潛在風險的原則及理念
良好的財政金融環境是財政金融行業實現長遠健康發展的潛在競爭力。因此，風險化解工作需要及時展開，否則會貽誤財政金融的發展時機。當然，我們在化解潛在風險之前，不能懷揣盲目心理，而是要結合財政金融發展現狀，捋順一些科學先進的原則或理念，更好的指導風險化解工作。
(一)科學確立指導思想
財政金融的發展是社會普遍關注分問題，因此，其在化解潛在風險的過程中，要時刻牢記運用科學的指導思想提供智力支撐。這就要求，財政金融發展要與我國的改革開放理論、“三個代表”思想及科學發展觀等先進思想理論緊密聯系起來，用這些科學理論指導財政金融的運轉實踐，使財政金融具備科學的指導，打造屬于自己的競爭力。
(二)客觀制定預期目標
財政金融的發展不能埋頭苦干，而是要設定一個預期目標，并在完成這一個目標后，完成下一項目標，確保目標方面的“各個擊破”。因此，化解財政金融的潛在風險，不應過多的喊口號，而是更多的看實際，否則，財政金融的運行環境會遭到嚴重破壞。當然，這些目標的制定要科學客觀，不能與財政金融發展現狀嚴重脫軌，而是要在綜合考慮社會發展背景、經濟形勢、自身成果等因素的基礎上來實現科學制定。
(三)與時俱進的創新意識
化解各種潛在風險是一項長期的重要任務。因此，財政金融工作必須打破陳規，重新審視地域發展實際，在對客觀狀況全面了解和掌握的狀態下，把握住時展的脈搏，積極推行與時俱進的精神，在風險化解過程中樹立創新意識，增強創新能力，踏踏實實做好創新工作，以便在財政金融建設中做好文章。最終，在財政金融領域實現有效疏導、順暢管理、穩步運營，為促進自身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
三、化解財政金融行業潛在風險的有效策略
面對財政金融行業存在的潛在風險，我們必須及時進行理性分析，并落實好應當遵循的嚴重或理念，使風險化解工作更加順利的開展，并確保化解效果，使財政金融行業實現穩定長遠的發展。
(一)完善財政金融運行規劃，確保規劃目標順利實現
財政金融的大力發展，需要財政金融部門在日常工作中就要注意潛在風險的存在及存在形式。這樣，很多不利之處在日常工作中就會得到非常明顯的體現。比如，很多領域的財政金融規劃未能在內容上彰顯屬于自己的特色，反而處于普普通通的狀態，這就要求財政金融部門做好宣傳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從而保障財政金融的各種風險被及時察覺發現，并保證被瓦解在最為基本的環節，使規劃內容更加科學根據可行而又步伐特色。
(二)構建科學的財政支付轉移機制，增幅調整力度
財政金融為社會各個領域都提供著非常有力的保障。因此，財政金融領域要及時建立起一系列科學可行的財政支付轉移機制，并在財政與金融領域實現協同操作，使操作流程更加方便快捷。當然，針對一些不切實際的支付名目，財政部門要及時進行調查，使支付信息更加客觀真實，確保資金不被人為的浪費或貪占；同時，金融系統如果針對不當名目發現一些問題，也要及時與財政部門進行溝通，與財政部門共同杜絕不法行為的出現。
(三)財政金融與公共服務互相借力，確保自身發展效果
財政金融部門也要在社會責任承擔方面發揮出應有的作用。這樣，其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位才能日益牢固。因此，財政金融領域要與政府實現意見觀念的交換，通過政府行為使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所需資金的能夠及時到位。這樣，財政金融行業的地位得到有效鞏固，其社會責任也實現及時承擔，當地政府的公共形象也會得到認同和鞏固，從而有效消除公眾對政府公共服務社會保障能力的質疑。
(四)摒棄地方保護主義，增強地域之間的互惠意識
首先，地域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優質的財政金融工作。因此，財政金融行業的發展要摒棄地方保護主義，增強與周邊地域財政金融領域的協作意識。這樣，很多嶄新的工作信息、科學的工作觀念、合理的工作模式都會得到借鑒和發揚。這樣，在互惠意識上得到提升，就為互惠行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其次，在地域經濟發展過程中，財政金融部門要切實拿出互惠行為，要以協作意識為指導，積極的放寬眼光，打破狹隘的思想意識，與周邊地域實現財政金融領域的協作與互惠，從而將互惠口號真正落實在實際行動中。最終，地域經濟中的財政金融行業會實現飛躍發展。
四、結束語
城鎮化是新時期“四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報告中多次提及城鎮化，并將城鎮化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核心內容，作為破解經濟結構性矛盾、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這主要是由于城鎮化不僅本身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具有顯著的聯動性，而且城鎮化帶來的結構調整和內需釋放對處于經濟轉型期的中國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地理面積也在不斷擴張。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存在諸多矛盾和不足，一個突出表現是人口城鎮化速度明顯滯后于空間城鎮化速度，即伴隨著城鎮建成區大規模擴展，大量農村土地被占用，城鎮空間外延迅速擴張，而城鎮人口增長速度卻沒有隨之同步提高。許多學者指出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而是一種扭曲的城鎮化。實際上城鎮化進程中出現的扭曲現象是由中國的宏觀現實造成的，特別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轉型經濟體而言，空間城鎮化凌駕于人口城鎮化的現象，本質上與財政金融政策偏向空間城鎮化而輕視人口城鎮化有關。本文從測度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入手，分析其中不足和問題根源，并提出優化財政金融政策推進城鎮化健康有序發展的政策建議。
二、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分析
在中國的城鎮化推進過程中，財政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方法，采用中國的省際面板數據，測度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分析其中不足和問題根源。
(一)測度方法
采用基于數據包絡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數法對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進行測度。DEA方法由Charnes等(1978)提出［1］，該方法利用數學規劃和統計數據確定最優的生產前沿，并通過比較決策單元(DMU，DecisionMakingU-nits)偏離生產前沿的程度來評價它們的相對有效性。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可作為效率指數(Caves等，1982)［2］，用來表示從t期到t+1期的整體生產效率變動情況。若Malmquist指數大于1，則說明生產效率呈現上升的趨勢，若Malmquist指數小于1，則說明生產效率呈現下降的趨勢，Malmquist指數等于1，則說明生產效率沒有變化。作為非參數方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法測度效率具有以下幾個優點:(1)不需要假設具體的生產函數形式，避免由于錯誤的模型假設而導致實證結論出現偏差;(2)可以用來評價多投入和多產出的綜合效率問題，避免了指標的單一性;(3)不需要對投入和產出的指標變量進行單位變換處理，決策單元的最優效率指標與投入指標值及產出指標值的量綱選取無關;(4)無須任何權重假設，而以決策單元輸入輸出的實際數據求得最優權重，具有較強的客觀性。DEA方法有多種形式，但總的來說，根據對規模報酬是否可變的假設，可以分為CCR模型和BCC模型兩大類:前者假設規模報酬不變，而后者假設規模報酬可變。另外，DEA分為投入導向模型和產出導向模型。投入導向模型要求在不增加產出的情況下，使得投入最小化;而產出導向模型則是計算在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如何使產出最大化。在規模報酬不變的情況下，二者計算出來的技術效率值是相同的，而在規模報酬可變的情況下，二者計算出的效率值一般不相同。考慮到本文研究的是財政金融政策在推進城鎮化方面的效率，其目標是在財政金融政策資金總量一定的情況下，盡可能協調資金分配并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來推進城鎮化，因此本文使用產出導向型的DEA模型。同時考慮到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十分苛刻，本文使用產出導向的BCC模型作為基本的DEA模型。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數法，不僅能夠對同一時期的效率進行分析，而且能夠分析不同時期之間，決策單元的效率變化情況。
(二)投入、產出變量和數據
首先來考察投入變量———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按照通常的做法，財政政策用政府一般預算支出占GDP的比重來度量;對于金融政策的度量，我們借鑒Arestis等(2001)的做法，采用金融機構貸款總額占GDP的比重來測度。我們再來看產出變量———城鎮化水平。城鎮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城市空間擴展的復合過程。城鎮人口的數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個地區的人口城鎮化程度，城市建成區面積可以衡量該地區的空間城鎮化程度，因此采用城鎮人口與城市建成區面積之比即城市人口密度來綜合反映地區的城鎮化水平，也可反映出該地區城鎮化發展的健康程度。根據該指標含義，當一個地區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時，說明該地區的人口城鎮化滯后于空間城鎮化，這并不是健康有序的城鎮化。圖2直觀地描繪了2004—2012年城市人口密度的變化趨勢。自2004年以來，城市人口密度出現了明顯的下滑趨勢，這反映了城市化進程中存在人口城鎮化滯后于空間城鎮化的現象，暴露出城鎮化進程存在的現實問題。本文的實證研究采用中國的省際面板數據，橫截面共包括中國大陸的31個省、直轄市或自治區(以下簡稱省)。21世紀后，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城鎮化提速跡象，基于數據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原則，筆者最終選擇了2004—2011年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各變量的定義和描述性統計具體如表1所示。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方法，圖2報告了利用DEAP程序，得到的2005－2011年中國31個省份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效率指數。測算結果表明，從整體發展趨勢來看，大部分年份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小于1，說明支持效率呈下滑態勢，這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財政金融政策并沒有很好地支持城鎮化建設，這極有可能與財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間城鎮化而忽視人口城鎮化有關。而且，從演化趨勢來看，這種財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下降的跡象在近期比樣本初期表現得更為明顯。表2給出了2005—2011年中國各省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Malmquist指數測算數據。從Malmquist指數來看，沒有任何省份在7年內效率連續上升(Malmquist指數大于1)，大部分年份各省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效率都出現了下降。特別在2009年最為嚴重，在該年只有3個省份(天津、上海和山東)的Malmquist指數大于1，其他28個省份的Malmquist指數都小于1，說明這一年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效率下降最為明顯。實證結果表明，大多數省份在利用財政金融政策推進城鎮化效率方面沒有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筆者認為這與目前地方政府“唯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緊密相關，在中國地方官員“錦標賽模式”的晉升體制下，地方官員往往以GDP指標代替居民的偏好，上級領導也樂意用GDP這個簡單可測的指標來評判下級官員的晉升資格。因此，GDP增長成了地方官員的首要目標，也是政府財政金融政策的導向，從而導致財政金融政策偏向GDP，忽視民生和社會福利。特別是中國當前的土地財政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相當高的比重，使中國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產生很強的依賴性。土地財政收入的形成直接帶動了空間城鎮化，而受現行地方官員考核機制制約的土地財政支出結構又造成地方政府積極推動空間城鎮化，消極應對人口城鎮化。在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空間城鎮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鎮化，產生了城鎮化過程中的諸多矛。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過去十幾年來，為了推動經濟的發展，我國采用赤字財政政策。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我國中央與地方財政赤字增幅巨大。2014年國外專業機構統計顯示，我國總體債務已經占GDP的251％，已經開始接近歐美等發達國家債務水平。其中，國債占比雖然相對較少，但是增加很快。地方債務更是一顆不容忽視的定時炸彈。2014年官方數據顯示，2014年是我國地方債務集中還款期，總額將會達到2.4萬億元。實際上據業內專家人士分析，地方債務還債總額可能會遠高于這個數字。因此，2014年，財政金融風險已經成為我國市場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雖然我國債務大多是內債，總體上處于可控的范圍之內。但是，如果不重視這一問題，爆發債務危機的風險也會存在。由于我國財政赤字大多借助于金融行業來實現，這就造成商業銀行等金融結構壞賬、呆賬、爛賬的增加，不利于金融業長期穩定的發展。我國財政金融行業存在的風險已經開始暴露，這些風險因素的累積，在今天的市場經濟發展中已經開始帶來明顯不利的影響。國內學術界這幾年已經開始認識到這一風險的嚴重性，并積極呼吁相關部門正視這一問題。但是短期內解決這一問題是不可能的事情，需要政府出臺相關政策，逐漸化解這一財政金融潛在的風險。
2市場經濟下我國財政金融行業的潛在風險
2.1過去片面追求經濟發展累積的財政赤字和商業銀行業不良貸款率
我國過去十年來，為了推動經濟發展，社會進步，采用政府投資為主的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戰略。實行的赤字財政政策在今天的弊端已經開始出現。正如上面數據分析，目前我國財政赤字累積的債務總額已經成為一顆潛在的炸彈。如果不采用正確的應對策略，這顆炸彈也有引爆的可能。雖然在今天看來有點夸張，甚至聳人聽聞。但是，歐美等發達國家過去的財政懸崖等債務危機證明，即使再強大、再發達的經濟體，如果無視財政金融風險問題，也會帶來重大災難。從商業銀行角度看，隨著過去經濟的快速發展，伴隨著商業銀行業務不斷拓展，利潤不斷增加的同時，各種違約產生的呆賬、壞賬、爛賬問題已經開始出現。我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總額已經上升到36％，達到7670億元，比十年前增加了三倍以上。不良貸款率已經超過政府制定的15％的紅線。據業內人士分析，2015年，我國金融行業的不良貸款率還會出現上升態勢。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是伴行的兩個主體，前者如果出現問題會深刻影響后者的發展，而后者如果出現問題，也會深刻影響前者。
2.2財政債務支出的壓力增大，商業銀行收回貸款的難度增加
增加的財政赤字需要在每一年度的國家財政預算中，安排專門的財政支出。但是隨著財政赤字累積總額的增加，國家財政還債的壓力也在逐年加大。地方政府債務支出的壓力更加明顯，個別地方債臺高筑，政府債務已經超過地方GDP的100％,甚至已經開始出現地方債務違約的現象。商業銀行的貸款回收難度也在逐漸加大。由于我國近兩年經濟下行的壓力增加，企業開工不足，總體經濟發展放緩。這些造成部分企業的貸款還本付息的壓力加大。防范不良貸款，加大貸款資金回籠，已經成為目前商業銀行最重要的工作。不少不良貸款的產生，與財政行業緊密相連。部分地方政府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讓很多參與企業為了工程的開展，紛紛加大了通過商業銀行進行融資的力度。因此，政府債務支出壓力加大與商業銀行貸款回收難度增加之間本質上存在密切的關系。在一些地方，這兩個潛在的風險問題已經開始浮出水面，并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甚至形成了惡性循環。這些風險因素還具有一定的蔓延性，如果不采取及時有力的解決措施，很可能會逐漸波及其他地方。
2.3房地產泡沫、影子銀行等具體風險隱患對金融財政的影響越來越大
市場經濟下，由于市場經濟本身的自發盲目滯后等弊端還是存在。雖然我國政府采取了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措施，防范這些潛在的問題。但是部分行業的風險因素在累積，并開始深刻影響我國金融財政行業的健康發展。現在影響我國金融財政行業最具體的現實市場問題就是房地產泡沫、影子銀行等問題。房地產泡沫是首推的最大隱患問題。我國房地產商業化以來，房地產價格漲幅驚人，以北京為例，十年前三環以內的房價不過一平米幾千元，但是現在大多在三萬元以上。很多地方政府過去十幾年靠征地，開發房地產項目作為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可以說中國房地產價格和政府的一些房地產開發政策有著密切的關系。房地產價格的上漲目前已經成為明顯的泡沫，很難想象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房價竟然比很多發達國家都高。一旦這一泡沫破滅，不但給購房者帶來災難，也給政府財政的運營及金融行業的發展帶來災難。影子銀行問題更是近幾年在金融領域出現的不容小視的重要問題。影子銀行游離于金融監管系統之外，會給整個金融行業的有序發展帶來很多系統性的風險，同時也會波及財政行業領域。影子銀行擾亂財政金融秩序的危害，在近幾年已經開始逐漸顯現。雖然目前影子銀行的總體規模不大，還沒有大規模影響實體經濟的發展。但是，如果不正視這一潛在的風險，時間久了會給我國財政金融行業帶來很大的麻煩。
3應對財政金融行業潛在風險的有效措施
3.1削減財政赤字，降低不良貸款率
面對日益高企的政府債務，唯一正確的做法是逐漸削減財政赤字。雖然削減赤字，在短期內會影響我國經濟的發展，但是從經濟社會長遠發展角度看，這是非常有必要的。當然，赤字財政的做法不是一無是處，適度的財政赤字可以實現經濟增長與財政有序運行的雙贏。但是，過度的財政赤字卻會深刻影響國民經濟長遠發展的未來。削減財政赤字，不能夠以犧牲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為代價。因此，應當制訂正確的赤字削減計劃，逐步穩健地減少財政赤字，把政府債務水平降到完全可控的范圍之內。本文認為我國財政債務規模降低到2008年金融危機以前的水平最好。從金融領域看，雖然不良貸款率總體上較少，但增加幅度明顯。因此，也要引起重視，盡量采取措施把不良貸款率降低到1以下。
3.2政府應當適當地多安排債務支出的份額，并幫助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及時回籠貸款
我國過去幾十年，財政支出中經濟發展支出一直占據大頭。在保障一定的經濟發展支出的前提下，要適當增加債務支出的份額，盡快減少目前高企的債務。尤其是在地方債務的管理中，中央政府應當制定嚴格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條例，把地方政府目前雜亂的債務理順，并收回地方政府的部分舉債權。地方政府的舉債行為應當經過中央政府相關部門的審核才能夠實行。各地政府還要幫助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及時回籠貸款，制定更加嚴厲的貸款回收制度。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也要從內部出發，完善改革現有的行業規范。總之，減少政府財政債務規模，幫助金融行業的貸款能夠及時回籠，是未來財政金融行業的重要工作。
3.3降低房地產泡沫風險，規范影子銀行的金融行為
解決了歷時已久的誤會和誤解
長期以來，國際上存有在兩大國民核算體系，一個是物質生產的MPS，一個是包括服務生產的SNA.我國長期推行物質生產的MPS體系，這是與經濟理論相適應的。在我國經濟理論界，包括所有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都認定物質生產才是馬克思的生產觀點，對于服務生產持否定態度，并多方面給以責難和批判。以此為依據，又進一步認定國民核算制度MPS，建立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而SNA則是以資產階級三要素理論作指導，建立在庸俗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上。顯然，這對于我國國民核算制度的改革，由MPS轉向SNA，增加了很大的困難和阻力。幾經寒暑，由于領導者的膽略和勇氣，進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并報請國務院，正式批準了改革方案，但依然受到理論界一些專家學者的責難和批評。
十年過去，經過各方研究和探討，理論問題逐步獲得了解決，釋除了歷時已久的誤會和誤解，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一）服務生產得到比較廣泛的認可，克服了過去唯物質生產才是生產的偏頗。認識到社會服務也是生產活動，都要投入勞動，產出成果，只是產出成果的表現形態不同而已。一為物質形態，一為服務形態，以滿足人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供人們生產生活直接間接所享用。為此，以服務為主要內容的第三產業，得到比較廣泛的認可，當然在認識的深度上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差異。
（二）逐步認識對兩大核算體系理論基礎存在的誤解。過去認定MPS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為指導，而SNA則建立在資產階級三要素理論的基礎上，顯然是不符實際。眾所周知，資產階級三要素理論的核心在于掩蓋剝削，與生產勞動的范圍毫不相關，或完全兩碼事。不能講物質生產沒有剝削，而包括服務在內的生產就形成剝削，并且認定MPS以馬克思勞動價值為指導，而SNA建立在資產階級三要素理論基礎上。兩種生產與剝削不剝削毫不相關，文不對題。如果MPS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基礎，那包括服務在內的SNA，同樣是勞動投入、成果產出，僅僅是產出成果形態的不同而已。SNA生產范圍拓寬了，其理論基礎應該講是拓展了的勞動價值論。是發展的科學，要與時俱進，那我國的新國民核算體系，可以講它仍建立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如果認為這樣不妥，馬克思的物質生產觀點不容改變，那就要講它建立在拓展了的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或者講它建立在三次產業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第一二三產業的勞動，合稱社會勞動，那就直截了當地講明：我國新國民核算體系建立在社會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當然，對整個SNA的理論基礎認識，也要作相應的改變和調整。
問題在過去，長期否定服務勞動的生產性，而現在依然還有一些學者，對服務的生產性存在保留看法，有的甚至原封不動地持否定意見。根據筆者了解，主要原因在于：習慣于從微觀著眼，從企業看問題。而真的要確認服務為主要內容的第三產業的生產性，貴在從宏觀著眼，作宏觀思考。
確認第三產業，貴在從宏觀著眼，作宏觀思考
國民經濟是一個有機整體，各部門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結成網絡般的經濟聯系。從微觀，從宏觀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會得到顯著不同的結論。例如，我國有些后進地區的農業生產，牛耕人作，從微觀、從農民看，并不消耗電力，但從宏觀、從社會看問題，農業要化肥、要農藥、要農具、簡單農具也需要鋼鐵。化肥、農藥和鋼鐵生產，都需要電力，而且有無數層次的耗電，直接耗電、間接耗電，而間接之中還有間接，實際上與所有的產業部門都會發生聯系。列昂節夫提出的投入產出法，通過矩陣代數求逆，根據所有部門的直接間接消耗，算出了完全消耗系數，極具理論與實用價值。這種宏觀思想由來已久，早就寓于經濟學的諸理論之中。
就產業而論，最難使人理解，或最遭人們懷疑其生產性的要算公檢法和黨政軍了。筆者一度也持否定意見。如果從宏觀著眼，作宏觀思考，問題就迎刃而解。現在我國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又稱法制經濟，只有法制健全、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才能保證市場的公平運行。僅僅從微觀、企業看問題，講不清楚道理，從社會、宏觀看問題，就很容易理解。公檢法是社會化大生產的一個環節，缺了它，市場經濟、社會大生產就不能很好地運行。黨政軍特別是軍隊，軍事活動常常和戰爭聯系在一起，戰爭意味著消耗，戰爭規模愈大，人力物力消耗愈多。怎么可以把軍事活動也列入生產呢！筆者過去也不理解，如果從宏觀著眼，作宏觀思考，各種生產都需要有一定的安定環境，國防治安對安全生產是不能缺少的，它為人們的生產生活提供了安定環境，為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創造必要的基礎條件。缺乏安全保證就好像從企業看，缺材料、缺設備就不能正常地進行生產，所有人們生活和社會再生產就不能正常地運行。
當然，有的學者提出，重要性并不等于生產性。對于眾多的服務承認它重要，特別是黨政軍服務，它不可缺少，但重要性不等于一定要作為生產活動并計算產值，對此，下面將作進一步的說明。
從宏觀著眼，作宏觀思考，可以對各種服務活動的生產性取得理解。但其中有一種服務，盡管從宏觀著眼，作宏觀思考，仍無法獲得生產性的結論，那就是科學技術了。因為所有服務，包括公檢法、黨政軍在內，都為人們生產、生活提供這樣那樣的服務，人們可以直接享用這種服務。惟獨科學技術不然。科技勞動成果——各種創造發明，可以寫成論文報告，深奧難解，枯燥無味，人家看它不懂；也可以畫成公式圖表，但它不比藝術品，人們又無法欣賞得到滿足；如果僅僅作為知識技藝，存在科技人員的腦子里，更無法供人們作生產和生活享用，結果只能是紙上談兵、想入非非。無法體現科技生產力的功能和作用。但科技又非常重要，科技生產力是第一生產力。所以，科技的很特殊，加上傳統的理論扭曲，從邏輯上阻礙人們正確理解科技是生產力、第一生產力的巨大功能和作用。這一點需要專文加以討論。
物質生產MPS存在邏輯上的矛盾和缺陷
前面提到，很多學者都講服務活動很重要，不可缺少，但重要性不等于生產性，這似乎有理，但實際不是這回事。因為從社會看來，既重要而又不可缺少，就必須作為生產并計算產值，否則不僅在理論邏輯上講不通，而且在國民經濟核算中，還會導致種種矛盾和錯誤。物質生產的MPS體系，長期就存在這樣的矛盾和缺陷。幾十年來，在推行MPS核算制度的國家，包括中國和前蘇聯等國在內，一方面批判服務生產，另方面又模模糊糊地把大量服務部門的活動成果，作為產值計算到物質生產部門的成果中。
先看看經濟理論，政治經濟學教材中，一方面講物質生產是生產，對把服務作生產的觀點持強烈的批判。但它在國民生產成果的使用中，又把消費性支出，包括服務性支出，都作為消費計算；把積累性支出，包括服務性支出，作為積累計算。這實際上是生產按MPS，使用按SNA，產生了混淆。
至于在統計實踐上，理論上接受政治經濟學的物質生產觀點，堅持物質生產，認為服務不是生產，不計算產值，實際上都把服務活動作為生產活動并計算產值，加到生產總量中來了。仍以公檢法為例。很多企業為了維護企業利益雇請律師，支付不等數量的律師費。此外，還有廣告費、旅差費、醫療費、培訓費、養路費等，都是一些服務性支出，照理這些服務性支出，屬于非生產部門的活動，對它們不計算產值。根據國民經濟核算的平衡原則，就沒有資格列作使用單位的中間消耗，即物化勞動消耗C，只能列作國民收入（Vm）的再分配。但在企業成本核算時，將這些服務支出，列作生產成本（CV），并算進企業總產值之中。這樣就發生兩個矛盾和缺陷。
（1）以工業生產為例，將工業生產的服務支出列入工業生產成本（CV），這就使各種服務部門——廣告部門，旅游部門、醫療部門、教育部門、養路部門的服務活動成果，計算到工業總產值（CVm）中來了。
（2）以工業生產為例，工業總產值（CVm）—物耗C=工業凈產值（Vm），由于工業總產值包括各種服務產值，而扣除工業物耗C，按照統計制度規定，只是工業生產耗用原材料、輔助材料和折舊，對于服務支出，規定不能減去。這樣所有服務支出，包括廣告服務、旅游服務、醫療服務、教育服務的活動成果，未加扣除，都保留在工業凈產值中。也就是對各種服務活動作為工業生產的成果，計算在工業凈產值中。
同樣，農業部門和建筑部門生產中所耗用的旅差費、醫療費、培訓費、廣告費等等，列入生產成本，并計算在農業總產值和建筑總產值中。但又不作為物耗扣除，從而使這些服務支出包括在農業凈產值和建筑凈產值中。把各色各樣的服務產值算作工農業產值、建筑業產值，變成張冠李戴，這好嗎？當然不好！遠不如實事求是，把服務作為生產，直接計算各類服務產值會更好。
可見，對服務活動并且發生經濟收支的，就必須作為生產活動計算產值，重要性意味生產性這不容分辯，不容懷疑。否則就會誤人自誤，犯邏輯錯誤。
一、財政和金融對國家財政安全的交互影響
1.財政、資金對國家財政安全的交互作用
財政和金融共同主導著社會資金的流動和資源的配置，極大影響著社會經濟結構和產業發展方向，二者在國民經濟發展中既相互協調又相互沖突[1]。財政與金融都以資金作為載體，均擔負著合理、有效調控經濟以穩定物價、發展經濟、促進就業的職責，有效調控的實現需要以財政和金融的健康運行為前提，也需要財政和金融從不同角度相互補充、相互配合，因此二者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一定的協調性，正是二者的協調為國家經濟安全提供了保障。然而，財政資金的籌集具有強制性，資金的使用具有無償性，而調控重點在改善經濟利益分配上，與金融非強制籌集資金、有償使用資金、著重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等特點格格不入，因此，二者也存在著強烈的矛盾沖突[2]。這些矛盾沖突處理得當則有利于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進而有助于維護國家財政安全，處理不當則會影響國民經濟的良性發展，最終也會危機國家財政安全。
2.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對國家財政安全的交互影響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風險是無處不在。金融風險是金融活動的內在屬性，產生于多元的經濟活動主體和不確定的經濟活動，存在于一切金融活動[3]。由于金融與財政息息相關，一旦國家出現金融風險，國家財政為穩物價、保增長，勢必擴大支出化解或減輕金融風險，扶持金融機構。這就打破了財政原有平衡，增加了財政負擔，使得財政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危機。
由于經濟運行因素、政治因素、自然因素、技術因素等因素的影響，國家財政也面臨著一定風險。財政具有分配資金的功能，因此當面臨風險時，國家財政會動用一定金融手段來解決消弭風險，這就將財政風險轉嫁給金融，增加了金融風險，進一步削弱了對國家經濟的調控能力，對維護國家財政安全是極其不利的。
綜上所述，財政和金融各自存在著一定風險，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通過財政與金融的交互作用影響著國家財政安全。要規避或減輕兩種風險對國家財政安全的影響，需采取有效手段對財政與金融的交互作用進行監控、預警，即建立國家財政安全預警系統。
二、建立國家財政安全預警系統
目前，財政領域中極少有從財政金融交互影響的角度出發，建立國家財政風險預警系統的案例，但有學者通過研究國內外大量財政和金融案例，發現了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在形式與危害上的相關性[4]。因此，本文認為，要維護國家財政安全乃至國家經濟安全，亟需著眼于財政和金融的交互影響，建立一套能夠有效預警風險的體系，防止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相互轉嫁，引起國家財政和經濟的進一步惡化、失控。
1.系統的建立原則
財政金融交互影響下的國家財政安全預警系統的構建應堅持國情性、國際性、宏觀性、可行性等原則。
國情性原則是指系統建立過程中所涉及的指標、警戒線、風險權重等需從本國的實際情況出發進行選取、設定，需符合本國的經濟、政治制度和政策，符合本國經濟發展特點和內容，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風險預警的真實性和有效性。
系統建立的國際性是指系統需基于國際認準的金融風險管理指標和先進的財政風險管理理念，如《巴塞爾協議》、財政風險矩陣等[5]。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今天，要想獲得長足發展，就必須與國際接軌，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這樣，國家財政就面臨著國際國內的雙重風險。因此，建立的國家財政安全預警系統需在指標概念及相關理念上與國際權威保持一致，這樣才能同時預警國際、國內的風險，有效維護國家財政安全。
國家財政安全預警是國家財政風險的宏觀管理，這就要求預警系統能夠從宏觀角度出發，整體性地反映財政風險。宏觀性原則要求預警系統的指標具備高度概括性，且相互補充，能夠客觀、全面地反映財政風險的總體狀體和變化，能夠實現對宏觀財政風險的完整描述。
可行性是指預警系統中的各項指標是切合國家財政宏觀管理工作需要的，是適應國家財政發展和改革需要的，且在數據獲取方面具有方便、及時、準確、權威的特點。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預警系統得到切實落實，才能真正發揮風險預警作用。
2.國家財政安全預警系統指標
財政風險根據表現形式的不同，可分為顯性風險和隱性風險，其中顯性風險包括直接顯性風險和或有顯性風險，隱性風險包括直接隱性風險和或有隱性風險。有學者結合漢娜財政風險矩陣和我國實際情況，指出國家安全財政預警系統應包含4個子系統、23個風險預警指標。4個子系統即直接顯性風險系統、或有顯性風險系統、直接隱性風險系統、或有隱性風險系統。
直接顯性風險系統中包括財政集中率、稅收彈性、財政赤字率、外債負債率、國債負擔率、國債償債率、國家財政債務依存度、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比重、投資性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等10個指標，或有顯性風險系統包括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資本充足率、失業率、國有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經產項目差額/GDP、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率等7個指標，直接隱性風險系統包括預算外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預算外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財政支出對財政收入的彈性3個指標，或有隱性風險系統包括M2增長率、股票市值/GDP、股票市盈率3個指標[6]。其中，直接顯性風險系統中的指標透明度和確定性最高，風險可控性最大；有顯性風險系統和直接隱性風險系統中的指標不確定性較大，可控性較小；或有隱性風險系統中的指標的不確定性最大，可控性最小。
這些指標涉及了對國家財政安全有重要影響的不同層次、不同類別的財政活動和金融活動，較全面地反映了國家財政管理面臨的風險因素，確可作為國家財政安全預警系統的預警指標。
三、結束語
【關鍵詞】財政政策；政府投資；稅收政策
美國金融危機影響下，國際市場疲軟、外需不振，中國的經濟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作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之一的出口承受巨大壓力，加上投資萎縮，企業盈利能力下降，中國經濟在經過7年加速上漲后，增長勢頭在2008年發生逆轉。為此中國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目前這些政策措施效果已開始顯現，部分地區和行業經濟出現企穩回升跡象。
一、宏觀經濟走勢
1．消費增長速度趨弱化
以2008年1至10月為例，雖然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2%，但是CPI漲幅就達到6.7%，扣除價格因素，消費實際增長并不快。以重慶市為例，1至10月居民食品類消費價格上漲46.1%，需求彈性小的糧油類和肉禽蛋類上漲高達57.3%、60.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4.5%，表面上看消費形式喜人，扣除價格因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16%。物價上漲較高直接影響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體即期消費和生活質量。作為居民生活首選必需品，食品支出日益增加，多數家庭無奈之下只能縮壓其他消費品開支。即便如此，部分地區居民的實際消費能力仍趨弱化。
2．投資增長存在不確定因素
2008年期間，總體而言既有刺激投資增長的因素，這與地方新一屆政府開始工作以及災后重建等相聯系，也有抑制投資增長的因素，主要與房市股市變化和城市建設規模、速度等相聯系。此外，資源環境工作以及對新開工項目的管理，對投資也會形成一定的約束。
3．出口增量明顯回落
2008年前三個季度，我國出口10741億美元，增長22.3%，比07年同期回落4.8%。對美國的出口比07年同期回落4.6%。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裝和玩具前三季度出口分別比07年同期回落21.2%和6.3%。08年前8個月，我國家電業累計出口250億美元，增幅比07年同期回落10.7%，其他行業的情形也不容樂觀。
二、應對危機的財政政策
面對經濟下滑，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更為有效，它可以起到直接拉動經濟的作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增加支出，擴大消費；二是通過減稅刺激消費，擴大生產。
（一）財政支出與投資政策
1．“三農”支出
中央財政加大對農民的補貼，支持農業生產，加快推進農村公共事業建設，推動農村改革與發展，著力保障和改善農村人民的生活。用于“三農”支出和民生支出安排分別達到7161.4億元和7284.63億元。
2．保障性住房和災后恢復重建投資
在國務院擴大內需的十項措施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位列之首。在2008年末增加安排保障性住房、災后恢復重建等中央政府公共投資1040億元的基礎上，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資安排9080億元，增加4875億元。2008年和2009年兩年，中央財政共投入375億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設，相當于過去10年總投資的5倍。理論上，以定金式或基金式啟動的、由中央財政投資帶動的項目，能夠撬動6至10倍的資金，那么未來三年，中央財政、地方財政和社會資本在該領域的投資總額將可能達到9000億元。如果再考慮其對上下游相關產業的帶動，平均每年3000億元的投資額還可能會翻一番，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
3．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
國務院擴大內需十項措施中提出了“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交通運輸部和鐵道部表示將在未來三到五年內實現投資總額8.5萬億。比照“十五”期間，交通基建平均每年對GDP的貢獻達到了2%。這一輪的交通基建投資的貢獻率也應該會與上一輪相當。鐵道部估計，僅2009年計劃的6000億元鐵路投資，可創造600萬個就業崗位，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將達1.5%。
4．地方和民間投資
在中央投資項目的帶動下，1到2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出現上升勢頭。但地方和民間投資還沒出現大規模復蘇跡象。1到2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同比增長26.5%，相對去年末上升0.4個百分點。考慮投資品價格的大幅下降，實際增速大幅上升至30.3%。
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4486億元，增長35.6%，增速較去年全年加快12.8%，是自2004年5月份以來的最快增長速度；除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之外的內資企業，在1到2月份的投資總額為4577億元，累計同比增長26.2%，增速較去年全年增速放慢6個百分點，該類投資增速已經連續五個月放緩，創出歷史新低。民間投資尚未被積極拉動，依然處于低迷狀態。但在中央項目投資的帶動下，后期地方項目的投資會逐漸跟上，使得后期總的投資增長形勢比較可觀。
（二）稅收和減費政策
1．增值稅轉型
推進稅費改革，實行結構性減稅，減輕企業和居民稅收負擔，擴大企業投資，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我國從2009年1月1日起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據測算這項措施將減少當年增值稅收入約1200億元，減輕企業稅負約1233億元，共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約5000億元。增值稅轉型有利于釋放生產力，促進鼓勵投資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提高經濟效率，但其實施效果往往有滯后性。作為制度性改革，其實施效果的顯現將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2．出口退稅政策
調整完善出口退稅政策，能鼓勵外貿發展，促進外貿出口保持穩定增長。在2008年下半年兩次調高出口退稅率的基礎上，我國自2008年12月1日起，進一步提高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機電產品和其他受影響較大產品的出口退稅率。此次出口退稅率調整有利于緩解外貿企業資金鏈緊張，并有望進一步減輕勞動力密集型出口企業的壓力。此次部分產品出口關稅稅率的調低有利于降低原材料企業的出口成本，提高相關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減輕庫存積壓。
3．自主創新和中小企業稅收優惠政策
下一步將實施促進企業自主創新的財稅優惠政策，落實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支持完善擔保體系建設，幫助中小企業融資，促進中小企業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同時支持重點節能減排工程建設，支持服務業發展。中國還將大力支持科技創新和節能減排，推動經濟結構性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加大科技投入，促進企業加快技術改造和技術進步。
4．減費政策
財政部、國家發改委決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國統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此舉將為企業和社會減輕負擔約190億元，連同自2008年9月1日起停征的集貿市場管理費和個體工商戶管理費約170億元，合計2008年以來國家采取的減費措施可直接減輕企業和社會負擔約360億元。此次強有力的減費措施，可進一步減輕企業和社會負擔，發揮與減稅政策相同的擴張效應，促進企業增加投資和居民消費。
三、財政政策的實踐效應
雖然財政政策的運用不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由于其更多的是瞄準經濟結構中深層次的問題，偏重于結構的調整，因此在宏觀經濟的調控中其對經濟結構的影響是深遠的。
1．有效拉動消費
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所占的比重是比較低的，不僅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國國民收入不均造成的，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整體消費更是呈現不足。財政通過轉移支付可以使國民收入向普通勞動者傾斜，同時配合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社會保障的覆蓋，從而啟動農村消費市場，有效促進消費水平的提高。
2．有助于中小企業走出困境
08年上半年，全國有近7萬家中小企業倒閉。倒閉的中小企業大多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以外向型經濟為主。隨著出口退稅率的降低及信貸控制的放寬，中小企業的資金短缺問題可以得到有效緩解。
3．帶動地方經濟積極響應
中央財政投入基礎建設和民生工程帶動了地方經濟的積極響應，如北京市政府今后兩年將投資1200億至1500億，用于加強城市軌道交通建設、城市路網、保障性住房等城鄉基礎設施建設，預計可帶動社會投資1萬億元；廣東省政府以重大項目帶動社會投資，5年內計劃投資2.3萬億元；江蘇省政府加快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企業的支持力度，實施總額2200億元的政府主導性項目。
4．有利于社會公平
政府財政支出對分配可以起到很大的調節作用，一方面通過對政府支出的公共保障功能的強化；另一方面通過完善補助政策，關注低收入者群體。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經濟的均衡發展和國民經濟快速增長。
5．有助于產業結構調整
在深度調節產業結構方面，財政政策有著其他政策所不可比擬的優勢。其能對產業結構的薄弱環節有針對性的調節，如利用稅收政策來鼓勵中小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發展；拿出相當一部分資金扶持“三農”調整農業種植業結構，支持新農村建設等。
6．降低對外依存度
受國際經濟環境制約，我國政府通過降低關稅和降低出口退稅稅率，并且進一步完善企業稅負負擔，通過稅收政策來引導企業把更多的資源配置到符合國內消費需求的產行業中，從而減輕了國際收支對國內經濟增長、流動性膨脹等的壓力。
四、結束語
全球金融背景下，我國政府對未來進行了積極的預期，重拳出擊實施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雖然這些政策的實施效應還未完全顯現。但是，無疑這些舉措對我國經濟頹勢的扭轉，遠期增長方式的轉變都具有積極的意義。此外，我國的財政處于轉軌階段，由原來的投資性財政向公共財政、服務財政轉移。所以，財政刺激方案取向也是財政改革的實踐取向。相信這種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可以有效地減少世界經濟下滑帶給我國的沖擊，保證經濟的持續發展，而且也是我國政府運用政策應對危機能力的一次有益體驗。
參考文獻
[1]馬洪范.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財政政策選擇[J].經濟研究參考.2009（7）
雖然我國政府為了促進經濟的發展已經采取了很多的政策措施，例如為了鼓勵中小型企業發展，給予了很多的財政補貼等，但是這些措施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企業依然沒有足夠的實力去應對金融危機，為了能夠讓企業在金融風暴下獲得更好的發展，政府可以利用一些組合拳的方法來促使企業走向繁榮，但在所有的方法中，最重要的應該是政府要對財政稅收進行改革來促進經濟的發展，這種方法不僅具有宏觀性，便于國家對整體經濟脈絡的把握，而且是效果最顯著的方法。財政稅收的政策要時刻與經濟發展結合起來，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稅收的原則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將財政收入充分地用到人民的身上，才能切實保證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當國家的經濟出現隱性危機時，相關部門就應該通過對稅收的改革來調控整個經濟，促進企業經濟的發展，將我國的經濟損失降到最低。
2、金融危機背景下財政稅收改革的思考
上文中，筆者介紹了金融危機對財政稅收政策產生的影響，我們了解到如果國家能充分地利用財政稅收政策，那么即使在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國大部分企業都能應付自如。那么在金融危機背景下，筆者對財政稅收改革到底有哪些思考呢？接下來，筆者就做具體的闡釋，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思考。
2．1處理好財政稅收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目前情況下，我國的財政稅收主要依靠企業經濟效益，簡單來說，如果企業的經濟效益高，那么我國的財政收入自然也高。因此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相關部門只有加大稅收改革的力度，盡可能地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才能保證我國的財政收入的增長。綜上所言，相關部門只有處理好財政稅收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讓二者相互促進相互補充，才能使得我國的財政收入與經濟都得到可持續的發展。如何才能處理好這種關系呢？這就需要相關部門更多的進入到競爭的領域，將資源得到最佳配置，使財政稅收轉變為公共性的投入，如果政府財政稅收投入到公共性的領域一定會給周圍經濟帶來發展，從而促進企業經濟的發展。如果不這樣做而是直接將財政收入資金投入到企業中，不利于企業在競爭的環境中生存，如果運用不當也會造成浪費，不利于我國整體經濟的發展。
2．2國稅與地稅要有合理的協調機制
所謂國稅就是指國家稅務系統，地稅就是指地方稅務系統。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稅收擁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擁有調控經濟、組織財政收入等職能。我國每年的財政收入超過90％是來自稅收，其地位可見一斑。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國面臨著更多的機遇與挑戰，所以傳統的國稅與地稅征管機構分設，就顯得不適應我國社會當前的發展。雖然目前我國已經擁有整合國稅與地稅機構的條件，但是由于地方稅制改革相對滯后等諸多原因，使得將這兩種征管機構整合的難度加大很多。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政府應該盡快建立國稅與地稅的協調機制，可以在條件成熟的地區進行實踐，然后再推廣，使得國家和企業都能達到雙贏。
2．3建立稅負水平適中的稅收制度
所謂宏觀稅負就是指國家稅負總體水平，它是稅收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夠表現出納稅主體的經濟負擔。但是無論什么時候，稅收制度的制定都是依據當時經濟發展的水平。如果政府能夠建立一個合理的稅負結構，就有利于我國稅收制度的完善。那么如何能夠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稅負結構呢？主要有以下幾種方法：首先，適當降低納稅主體稅外的負擔，要建立健全宏觀稅負標準，在降低納稅主體的稅外負擔的同時，還應該增加宏觀稅負的水平；其次，要加快增值稅的轉型步伐，及時開征物業稅。要加快個人所得稅改革，實行綜合申報與分類扣除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適當降低工薪收入的稅收負擔，及時開征物業稅，推進資源、環境稅收體系改革；最后，要圍繞創新型國家建設、統籌區域發展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推進稅收優惠制度及相關改革。
2．4、建立資金來源可靠的科學支付體系
一是要合理搭配一般性轉移支付與有條件的專項轉移支付的比例，適當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比例；二是要改革稅收返還和增值稅分享制度，穩定轉移支付資金來源；三是要改革轉移支付的分配方法，建立公開、合理、科學的資金分配制度，綜合考慮地區人口、人均占地面積、人均收入狀況和社會發展水平等因素，確定科學的測算方法；四是完善監督支付系統的運行，并制定公共政策，指導中央銀行以外的支付系統的運行。在政策方面，還包括規劃并運行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CNAPS）的總體結構、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規和技術標準，特別是跟支付系統風險管理和保障系統安全相關的政策。
2．5運用現代管理理念，優化稅收征管組織形式
2．5．1理順管理職能
政府稅收征管的職能是要平衡市場經濟環境，越是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政府稅收征管部門越要堅持專業化管事方向，吸收管戶制的合理內核，實行“管事”與“管戶”雙管齊下、互為補充，切實提高管理效能，增強對稅戶、稅源的監控能力，防止漏征漏管。采取雙管的制度形式，就必須要減少管理層次，以業務流程為導向把管理職能理順，發揮其管理實效，為市場經濟發展帶來公平的競爭環境。
2．5．2建立扁平式的組織管理結構
扁平式的組織管理結構主要是指要開展平行的稅收征管體制，按照信息流相對集中和職責明確的原則，對基層征管機構進行全面整合，減少執法主體的數量和審批環節，歸并一些職責交叉、業務單一的部門，將有限的人力資源用于專業化管理和基層征管一線。這樣的稅收征管可以減少納稅人的繳稅麻煩，適當地為納稅部門提供快捷支付方式，減少了大面積接觸稅務機關的麻煩。
3、結論
麥金農（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實踐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論及其政策問題，而是一個排序問題，尤其是在未能夠實現宏觀經濟穩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對稱普遍存在于信貸市場之中，而資金稀缺又是發展中國家最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貸配給在發展中國家是最為常見的現象。如果在宏觀經濟不穩定之際實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貨膨脹率將會使得事后方可以實現的存貸款實際利率變得愈發難以確定。在事后實際利率不確定的情況下，銀行為了吸收存款，必將提高名義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將會誘發銀行從事較高風險的投資，從而加劇了銀行自身的道德風險，銀行道德風險的加劇反過來則會誘發存款人的逆向選擇行為，兩者相互作用，最終將導致銀行的名義存款利率的嚴重偏高、存款供給減少和銀行信用危機。從銀行自身來說，由于高的通貨膨脹率導致貸款事后實際利率的不確定性以及嚴重偏高的名義存款利率，為使其貸款事后方可實現的實際收益不至于下降，銀行必將提高名義貸款利率。而名義貸款利率的提高不僅會導致申請貸款者平均質量的下降和逆向選擇行為的加劇；同時也會誘發和加劇借款人的道德風險以及借款人拖欠與破產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見，在一個存在信息不對稱和成本的信貸市場中，伴隨通貨膨脹和貸款利率的提高，銀行的成本將上升，實際收益將可能下降，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將加劇，最終將會導致銀企債務危機、銀行恐慌與金融危機。
正是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與違約風險之間存在正相關，故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內部價格水平的穩定是獲得金融實際利率高增長而又不至于引起嚴重金融恐慌和崩潰等過度風險的一個必要條件（麥金農，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將會加劇發展中國家金融同業之間的價格競爭和非價格競爭，使得金融部門的贏利空間縮小和競爭成本上升，由此會引發銀行部門的不良資產的比例和信貸市場上的道德風險加劇，再加之金融監管改革滯后或放松和政府隱性存款保險的存在，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出現嚴重的銀行過度放貸和企業過度借款的現象，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脆弱性，誘發了銀行危機（McKinnon &Pill ，1996、1998）。
（二）財政穩定與資本項目的開放
麥金農（1997）指出，在宏觀經濟不定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必須實行有效的匯率管理和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以確保政府增加稅收、維持經濟穩定。如果政府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形下放開資本項目控制，必然將會產生嚴重的資本外逃現象和貨幣替代問題，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縮減和通貨膨脹率的相應提高，從而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故而主張資本項目開放是經濟市場化的最后一步。
貨幣危機理論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當一國宏觀經濟不穩定時，資本項目的開放將會使其貨幣受到國際游資的攻擊，引發貨幣危機。貨幣危機理論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 ，1979）認為，由于發生危機國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寬松貨幣政策使得信貸規模以一定的速度擴張，故而導致經常項目的赤字，由此而引發政府國際儲備的流失，當國際儲備減少到某一個最低水平時，投機者必將對其貨幣發生攻擊，從而造成其匯率體系的崩潰。因此，貨幣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匯率政策和赤字融資政策之間內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動性困難、集體行動、羊群行為以及道德風險等諸多問題在金融市場中的存在，則會進一步加劇和惡化貨幣危機。
貨幣危機理論是從國際資本流動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貨幣危機的成因，而貨幣替論則從資產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資本項目的開放則會引發嚴重的貨幣替代現象，同樣也會引發貨幣危機。貨幣替代是指在開放經濟和貨幣可兌換條件下，由于本幣貶值使本國居民對本幣失去信心，從而產生本幣的貨幣職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國貨幣所替代的現象。拉丁美洲、前蘇聯以及東歐等在其金融自由化歷程都發生過不同程度的貨幣替代現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國家的" 美元化"現象最為典型。貨幣替代不僅使得這些國家的匯率出現頻繁的波動和通貨膨脹現象的加劇，同時也嚴重地削弱了這些國家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首先，由于貨幣實際收益率等于名義利率減通貨膨脹率，故而匯率水平高低則取決于兩國的貨幣供給、名義利率差異和通貨膨脹率差異。若兩國貨幣的名義利率不變，那么兩國通貨膨脹率的差異將決定匯率水平的變化，故而可以將兩國通貨膨脹率差異視為匯率的預期變化，因此，財政不穩定和高的通貨膨脹率所引發的嚴重的貨幣替代則會加劇匯率不穩定。其次，貨幣替代將使一國貨幣量變得難以估計，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銀行試圖通過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國內的投資與消費需求，經濟主體的預期通脹率將會上升，故而會立即將部分增加的貨幣余額轉換為幣值穩定的外幣，貨幣替代必將削弱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貨膨脹期間，由于外幣資產的存在提供了一種高效廉價的逃稅方法，貨幣替代的存在將會降低國內居民本幣的需求量，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減少。若要彌補因貨幣替代所導致通脹稅收入的損失，唯一的辦法就是提高通貨膨脹率。由此可知，兩者博弈的最終結果是貨幣替代進一步加劇了一國通貨膨脹率水平及其發生的頻率。
二、中國財政現狀及其穩定性狀況分析
（一）中國的財政現狀
資料來源：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資料出處的皆來自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
（二）中國財政穩定性分析
注：債務依存度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負債率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百分比；償債率是財政債務的還本付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況下，依賴度是指在一國的中央財政預算中，國債收入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償債率是指在財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國債利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國財政債務收入不僅來自國債收入，同時還包括向金融機構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債務收入不僅僅包括國債收入，還包括其他形式的債務收入。）。
三、中國現行財政條件下的金融穩定性分析
（一）中國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相關性分析
前文已經指出，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在中國是否也存在財政赤字貨幣化？是否會引發通貨膨脹？為此，我們在此以貨幣供給量（）作為因變量，以財政赤字（DF）作為自變量，對1978～1999年期" 間的財政赤字（DF）與貨幣供給量（）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線性回歸檢驗，結果如方程1和圖3所示：
由此可見，在財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逐年遞減而財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際，實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必將會使得潛在的通貨膨脹危機顯現化，其產生的不利影響我們從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家金融自由化實踐就可略知一二。中國若在如此財政背景之下進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高通脹率、高利率、日益擴大的財政赤字、日趨沉重的政府債務利息負擔以及政府向銀行體系強制融資等問題也就難免。因此，當前必須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實現財政收支均衡，否則，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只會讓我們付出更為慘重的代價。
（二）中國資本外逃與貨幣替代狀況
伴隨著中國經濟和中國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居民和企業的外幣需求以及外幣資產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盡管中國目前對資本項目仍然實施嚴格的管制，隔絕了中國與國際資本之間的自由流動，使得中國可以成功避免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直接沖擊。但是不可否認，中國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
綜上所述，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可能導致通貨膨脹、本幣的頻繁貶值以及對本幣的需求下降都將引起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發生，因此，防止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產生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貨膨脹、維系宏觀經濟穩定和提高本國貨幣的實際收益率，使得公眾對持有本國貨幣的信心增強。由此可見，中國應當采取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使通貨膨脹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幣的實際收益率和較為穩定的真實匯率，將有助于改善公眾對人民幣幣值的預期，以此削弱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動力，這對于防止可能產生的嚴重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將起到積極的防治作用。
四、實現中國財政穩定的對策與建議
由前文已經指出，實現財政穩定是中國今后經濟進一步開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為重要的前提條件。雖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在理順中央與地方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當時的改革重點是通過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之間事權和財權的范圍以達到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的目標，未能深入而及時地界定省（市）級政府與其以下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權與事權，因而導致現行省（市）級以下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嚴重不對稱，地方財政出現嚴重困難。正是由于財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國財政出現了嚴重的不穩定因素，因此，必須進行制度創新，消除這種集權政體與分權經濟體制的矛盾，方可實現財政穩定。
（一）實行制度創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財權與事權，實現財權與事權相統一
中央政府集中財權是實現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最為常用的辦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轉移支付宏觀調控職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國，這種自下而上的集中財權模式卻被地方各級政府廣泛地采用，使得財政資金層層向上級政府集中，而與此不對稱的是，基本事權卻反向移動，層層向下轉移，從而造成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高度不對稱，尤其" 是縣鄉（鎮）兩級政府這種矛盾表現得尤為突出。因為按照事權劃分的原則，地方性公共產品理應由相應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時現行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還需要承當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 義務"，使得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在事權上呈現出高度的剛性，沒有任何與上級政府討價還價的余地。但是在財權方面，由于財權集中的層層集中，而地方各級政府又不具有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和地方立法征稅的權力，現行的分稅制又沒有確定省（市）級以下地方各級政府獨享的稅基，使得其財政收入失去穩定而可靠的收入來源，從而出現了無相應財權支撐的剛性事權，地方政府財政出現嚴重困難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見，要解決目前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這種處境，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首先必須按照事權與財權相對稱的原則，重新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權，賦予地方各級政府相應而必要的稅種選擇、稅率調整、立法收稅以及發行地方債券的財權，使得各級政府的事權必須有相應的穩定而可靠的財權作支撐；其次，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減少政府分級層次。目前中國政府的5級層次已經造成政府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適當地縮減政府層次，精簡政府機構，不僅又有利于分稅分級財政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實施，使得財政分級層次與政府分級層次相對應，同時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運作效率和財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稅制改革，嚴肅稅收紀律，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
造成稅收收入所占比重減少的原因較多：一是近年來，中央在保持稅制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先后出臺了減征、停征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降低關稅稅率、減免農業稅、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等政策，并且繼續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費和基金項目；二是由于經濟緊縮，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稅收執法人員的執法不嚴，"尋租"行為及其自身素質低下等原因所導致企業與個人的偷稅、逃稅、避稅等現象嚴重，這一點從中國實施的"金稅工程"和"金關工程"所取得的階段性成績中可見一斑；四是中國現行的支付體系不發達、公眾偏愛現金支付以及現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導致稅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稅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見，要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稅收執法人員素質，依法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堅決打擊偷稅、漏稅、逃稅和非法避稅等各種違法犯罪行為，擴大稅基，同時加快稅制改革，對某些已經不合時宜的稅種和收率進行重新調整與修改，擴大稅基，重新界定各級政府所應享受的稅種，充分調動各級政府在稅收征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稅收征管效率與征管力度，在稅負的公平與公正的前提下確保稅收收入穩定增長。
圖4中國稅收入與財政債務收入對總的財政收入的貢獻度（注：這里"總的財政收入"等于現行統計上的財政收入與財政債務兩者之和。）
（三）轉變觀念，理性認識積極財政的擴張效應
貨幣化將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中國目前理論界和實踐界都十分推崇的積極財政政策，這種對積極財政政策"情有獨鐘"的過度偏好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立不住腳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參考文獻
（2）Krugman，P.，1979，"A Model of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es"，Journal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1）。
（3）McKinnon R.and Pill，H.，1996，"Credit Liberal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Capital Flows ：The Over Borrowing Syndrome"，T.ito and A.Krueger ，Ed.FinancialRegui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McKinnon R.and Pill.H ，1998，"The Over Borrowing Syndrome ：AreEast Asian Economies Different？"R.Glick ed.Ed.，Managing Capital Flows andExchange Rates，Per spectives from the Pacific Basi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5）Obstfeld ，M.，1994，"The Logic of Currency Crises？"NBER WotkingPaper ，No.4640.
（6）Sachs，J.and Radelets 1998，"The On set of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Crisis"，NBER Working Paper，NO.6680.
（7）愛德華·S.肖：《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聯出版社，1988年。
（8）賈康：《縣鄉財政解困與財政制度創新》，《經濟研究》，2002年第2期。
（10）羅納德。l.麥金農：《經濟市場化次序——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的金融控制》（第二版），上海三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11）宋文兵：《中國資本外逃研究》，《經濟研究》，199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