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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稅收征管；財政收入；誤差修正模型
[DOI]10.13939/ki.zgsc.2015.23.023
1 我國財政收入與稅收的關系
1.1 我國財政收入現狀
2014年以來，我國多數省份的財政收入增長速度低于前一年，近十年以來，我國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從2007年開始回調。構成這種形勢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由于我國宏觀經濟的下行使得與之密切相關的財政收入也會下行；其二，與我國宏觀經濟下行相對應的作為宏觀調控中的財政政策方面的調整是適度降低稅率以支持我國經濟增長。預計2015年上半年經濟增長速度將大幅放緩，地方及國家性的財政收入將出現同比負增長。
1.2 我國稅收征管現狀
在2015年的稅收征收管理法的修訂草案中將給自然人終身不變的“納稅識別號”，這將為稅收改革鋪路。該修訂使買房買車繳社保都要登記納稅人識別號、“灰色收入”無法逃稅、依據消費監管收入將成為可能、個人網店收稅將不再有障礙。
1.3 我國財政決算收入與稅收的理論關系
在《中國統計年鑒》中得到1978年到2013年國家財政決算收入和與之對應的各項稅收這兩組時間序列。國家財政收入和各項稅收總額隨著年份的變化折線圖見圖1。
為使這兩組時間序列更平穩且消除異方差，故先對其取自然對數。對處理后的這兩組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發現兩組數據都非平穩，對其進行一階差分，數據平穩，故這兩組數據都是一階單整。接下來進行協整性分析，首先作兩變量之間的回歸，然后檢驗回歸殘差的平穩性，結果表明該序列平穩，這說明兩者具有協整性關系，即兩者之間有長期的均衡關系。但從短期來看，可能會出現失衡，為了增強模型的精度，現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將我國財政收入的短期變化與長期變化聯系起來。最終得到的長期均衡模型――誤差修正模型為：
InY1=-0.035773+0.9244191nYt-1+0.3310341nXt-0.2401191nXt-1
其中：x-國家財政決算收入中各項稅收
Y-國家財政決算收入
其修正的可決系數達到0.999295，說明模型對樣本的擬合非常好，模型的F檢驗以及各系數的t檢驗均通過，DW檢驗表明該模型不存在自相關性。
該模型說明，不僅稅收的當期波動對我國財政收入有顯著性影響，前一期稅收收入與前一期財政收入對我國財政收入的影響同樣顯著。
根據這個模型我們可以通過前一期的稅收收入、財政收入以及當期的稅收收入來預測當期我國財政收入。
2 稅收征管對我國財政收入的影響
稅收是我國財政收入的一個主要來源，可以說稅收是財政收入的主力軍，我國只有認真落實稅收征收管理法才能使財政收入達到甚至超過預期的目標。稅收征管制度是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一個稅制設置合理、稅種構造科學、稅負適度的稅收征管機制是實現我國財政收入目標的必要條件。沒有好的稅收征管制度支撐，再好的財政政策也難以有效地實施。西方經濟學認為，實施機制是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國家的制度是否有效，除了具有完善的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外，更主要的是這個國家的實施機制是否健全。離開了有效的實施機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規則就形同虛設。因此，稅收征管是實現我國財政收入目標的前提和保證。在上述的誤差修正模型中，我國當期的財政收入取決于當期的稅收收入、上一期的財政收入以及上一期的稅收，并且上一期的稅收收入與我國當期財政收入呈現負相關。這說明我國當期的稅收收入并不能完全決定我國當期的財政收入，上一期我國的財政收入和稅收收入對其也有顯著影響，并且從系數上看，上一期我國的財政收入對當期我國的財政收入影響最大。綜上所述，認真落實稅收征管制度是實現我國財政收入目標的前提。
3 當前我國稅收征管中存在的問題
3.1 納稅人不了解繳稅的意義
征收制度在當代這個市場經濟不斷變化的大背景下不斷修改和完善，是為了更好地調節促進生產要素流動，引導資源優化配置，推動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促進充分就業和社會穩定，調節國民收入再分配。合理的稅制，統一的稅法，公平的稅負，對于理順和規范國家與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促進企業公平競爭，對于理順和規范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國民收入分配關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然而，我國的稅收征收管理制度在制定和完善的過程中所召開的聽證會波及范圍小，并沒有廣泛地征求納稅人的意見，這樣一來，自覺繳稅沒能在人民群眾的思想觀念中落下烙印，人民群眾對于為什么要繳稅，繳稅對國家及自己有什么重要意義等一系列問題都不太了解，因此人民群眾對繳稅的積極性普遍偏低，這嚴重地影響了稅款征收的效率。
【關鍵詞】消費型增值稅 固定資產 財政收入
2004年9月增值稅轉型改革以東北地區部分行業試點為開端拉開了序幕。本文試圖通過增值稅轉型在全國范圍內對政府財政收入影響的預測和估算，提出轉型改革對中央政府財政的可行性及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
一、增值稅轉型的稅收政策假設
我國目前采用的是生產型增值稅，根據《增值稅暫行條例》的規定，購進固定資產的進項稅額不得從銷項稅額中抵扣。轉型的稅收政策假設如下。
本文直接運用財稅[2004]156號關于《東北地區擴大增值稅抵扣范圍若干問題的規定》中的表述進行分析：納稅人發生下列項目的進項稅額準予按規定抵扣：購進（包含捐贈和實物投資）的固定資產；用于自制（含改擴建、安裝）固定資產的購進貨物或應稅勞務；通過融資租賃方式取得的固定資產，凡出租方按照有關規定繳納增值稅；為固定資產所支付的運輸費用。
由此可見，試點的增值稅轉型改革與現行的增值稅條例相比，允許新增的機器設備類固定資產進行抵扣，一次扣除固定資產所含的增值稅金。
二、增值稅轉型對政府財政收入影響的計算和預測
1、新增機器設備類固定資產抵扣的稅基預測
國家統計局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按構成分為建筑、安裝工程、設備工具器具購置和其他費用。增值稅轉型選擇設備工具器具作為抵扣范圍最具有可能性，也最符合東北三省轉型試點對可抵扣范圍的描述。本文也將設備工器具看作新增機器設備類固定資產作為抵扣稅基進行計算。
（1）機器設備類固定資產抵扣稅基的預測資料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有關資料，查得全國2000-2005年新增固定資產機器設備類固定資產的抵扣稅基如下（單位：億元）：2000年7785.62，2001年8833.79，2002年9884.47，2003年12681.90，2004年度16527.00，2005年21567.73。
（2）外商投資企業采購國產設備退稅和免征機器設備進口環節增值稅對財政收入的影響
稅法規定，外商投資企業符合相關規定，可以享受采購國產設備全額返還增值稅的稅收優惠，此外外商投資企業作為投資進口的設備符合規定免征進口環節增值稅，這些稅收優惠政策對轉型后的增值稅不構成減收因素，在測算數據中應當扣除這些因素。根據海關有關統計資料，外商投資企業進口的設備大約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50%左右。我們在預測固定資產抵扣稅基時將其直接扣除。
（3）對2006-2008年新增機器設備類固定資產抵扣稅基的預測
根據統計學中累計法預測2006-2008年新增機器設備類固定資產抵扣稅基，由于=8.9261>n=5，現象發展為遞增型。在《累計法查對表》中遞增部分的n=5欄內，找到最接近892.61%的數字是893%，與此數同行的第一欄內百分比為20%，即為平均每年增長速度。
所以，扣除外商投資企業采購國產設備退稅和免征機器設備進口環節增值稅，對2006-2008年新增機器設備類固定資產預計抵扣稅基的預測結果為：2006年是21567.73×（1+20%）×50%=12940.64（億元）；2007年是25881.28×（1+20%）×50%=15528.77（億元）；2008年是31057.53×（1+20%）×50%=18634.52（億元）。
2、增值稅轉型對財政收入影響的調整因素計算和預測
增值稅轉型將造成增值稅稅收收入減收。增值稅的減收會使企業所得稅稅基擴大，增加企業所得稅收入。當然，增值稅減收也會影響以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為稅基計算的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
（1）由于增值稅抵扣造成企業所得稅稅基的擴大，形成的所得稅增收因素
增值稅的減收會隨著企業所得稅稅基的擴大，增加企業所得稅收入。依據現行稅法的規定，機器、機械和其他生產設備的固定資產折舊最低年限為10年，將預測的新增機器設備類固定資產作為折舊計提的基數。假設機器設備固定資產折舊的年限N=10，不考慮固定資產凈殘值因素，新增固定資產計提折舊基數為X，第一年增值稅抵扣影響的企業所得稅稅基等于1/N×X。
目前我國企業所得稅稅率有內、外資企業之分，稅率有33%、24%、18%、12%、10%、7%等多個檔次，如果簡單地用33%作為企業所得稅實際稅收負擔率將高估增值稅轉型對企業所得稅的財政增收因素。根據有關權威機構統計的資料，內資企業所得稅實際稅負率平均為23％，外資企業所得稅實際稅負率平均為13%。2005年全國財政收入中企業所得稅收入為5510.8261億元。其中：內資企業所得稅收入4363.1329億元，占79.17%，外資企業所得稅收入1147.6932億元，占20.83%，據此得出估計的企業所得稅實際稅負率為20.92%（23%×79.17%+13%×20.83%）。
根據上述計算結果，由于第一年增值稅抵扣影響的企業所得稅稅基=1/N×X，企業所得稅實際稅負率為20.92%，可以得出第一年企業所得稅增收額=1/N×X×20.92%。根據表1預測結果假設2006年為增值稅轉型第一年，得到企業所得稅的增收稅額為=12940.64/1.17×17%/10×20.92%=39.33（億元）。按靜態計算2007年企業所得稅增收稅額=15528.77/1.17×17%/10×20.92%+39.33=86.53（億元）。2008年企業所得稅增收稅額=18634.52/1.17×17%/10×20.92%+39.33+86.53=182.50（億元）。
（2）由于增值稅抵扣造成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稅基減少形成的稅費減收因素
根據稅法規定，城建稅的稅率有1%、3%和7%三種，將全國城市維護建設稅收入與增值稅、消費稅的營業稅收入之和相除，可以估算出城建稅的綜合稅率（見表1）。
依據以上計算結果，2001-2005年度我國城建稅的綜合稅率五年平均是4.77%。
同樣地，教育費附加的稅率有3%、4%，將全國教育費附加收入與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收入之和相除，可以估算出教育費附加的綜合費率。依據上述計算結果2001-2004年度我國教育費附加的綜合費率四年平均為2.06%。
結合2006-2008年新增機器設備類固定資產預計抵扣稅基的預測和上述綜合稅費率的計算，2006-2008年由于增值稅抵扣造成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稅費減少形成的稅費減收因素為：
2006年的調減額=12940.64/1.17×17%×（4.77%+2.06%）=128.42（億元）
2007年的調減額=15528.77/1.17×17%×（4.77%+2.06%）=154.11（億元）
2008年的調減額=18634.52/1.17×17%×（4.77%+2.06%）=184.93（億元）
3、由于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減少形成對所得稅的增收因素
機器設備類固定資產抵扣增值稅形成的增值稅減收將造成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減少使稅金及附加的稅前扣除項目金額減少，增加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從而形成企業所得稅的增收。
根據上述預測的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減少額和估計的企業所得稅實際稅負率，得到預計的2006-2008年由于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減少形成的所得稅增收額為：
2006年所得稅增收額=128.42×20.92%=26.87（億元）
2007年所得稅增收額=154.11×20.92%=32.24（億元）
2008年所得稅增收額=184.93×20.92%=38.69（億元）
4、增值稅轉型預計將減收的稅額計算
根據上述2006-2008年新增機器設備類固定資產預計抵扣稅基的預測結果和由于增值稅抵扣造成增值稅減收和城建稅、教育費附加減收及其對所得稅的影響，預計：
2006-2008年政府財政收入減少額=預計抵扣稅基/1.17×17%+調減因素-調增因素
2006年預計政府財政收入減少額=12940.64/1.17×17%+128.42-（39.33+128.42×20.92%）=1942.48（億元）
2007年預計政府財政收入減少額=15528.77/1.17×17%+154.11-（86.53+154.11×20.92%）=2291.66（億元）
2008年預計政府財政收入減少額=18634.52/1.17×17%+184.93-（182.50+184.93×20.92%）=2671.32（億元）
三、結論
第一，增值稅轉型改革會造成稅收收入的減少，有可能引起政府財政赤字的增加。根據計算，增值稅轉型每年將減少政府財政收入1000-2000億元不等，但就2005年比2004年稅收增長5200億來說，財政完全有能力承擔增值稅轉型改革的成本。2006年上半年稅收收入仍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勢頭，工商稅收同比增長20%以上。由此可見，財政赤字是完全可以控制的，不必過分夸大由于增值稅轉型對財政收入帶來的影響。從長期看，增值稅轉型有利于實現稅收收入的長期增長，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
1994年，我國全面推行了以“分稅制”為核心的財政體制改革，進一步增加中央財政收入，加大宏觀財政政策調控力度；與此同時，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分配矛盾漸漸浮出水面，地方財政為籌措預算外資金，積極“創收”，非稅收入再次成為政府除稅收之外的重要的財政收入，非稅收入使用和管理已成為財政監督管理不可逾越的溝坎，亟待研究加以解決。
一、當前我國非稅收入的現實問題
（一）非稅收入膨脹式增長，超越gdp和稅收增長速度，地方財政收入稅費結構變化明顯。長期以來，我國財政領域一個突出矛盾是，一方面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另一方面一些規費等形式的預算外資金還本文由收集整理在大量地收取，也就是說，政府不僅在收取以稅收為重要形式的規范性財政收入，而且預算外“收費”。
從另一角度看，近年來，在全國經濟增長放緩和房地產調控政策背景下，全國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gdp的增長速度。究其根源，一個重要因素是地方財政非稅收入地位轉變，由原來的“拾遺補缺”轉變為“半壁江山”，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二財政。近幾年，由于一些地方“土地財政”突飛猛進，這些地方政府財政中非稅收入占比已高達50-60%。
（二）非稅資金管理難度增大，財政監管職能被肢解，部分非稅收入游離于監管之外。非稅收入的執行主體是行政事業單位或者是相關的主管部門，由于票據使用缺乏統一標準，一些涉及非稅收入部門一直是使用上級主管部門的印制票據收取非稅收入，財政部門盡管在程序上進行了審核，但仍沒有能力對它的后續工作和使用情況實施監督；一些地區和部門由于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收入執行機制，無法做到令行禁止，導致一些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現象時有發生；此外，非稅收入大部分款項即使被納入到預算管理的范疇內，對于非稅收入審核、使用和管理也僅僅只是走馬觀花，流于形式，致使財政部門缺乏有效的監督控制，最終導致對非稅收入的管理缺乏剛性的約束監督力。
（三）二次分配缺乏科學規范的統一標準，分配體制不合理將使政府財力資源的配置能力和效率降低，削弱了國家宏觀調控能力。
由于收費形成的經濟來源基本上歸地方政府、部門、和單位支配，缺乏統一規范的分配標準，導致二次分配的不合理。一些盲目投資，重復建設，鋪張浪費甚至社會腐敗現象滋長泛濫，社會資源不僅得不到有效控制和調整，造成地方資源的無序浪費，非稅資金長期游離于國庫之外，將嚴重削弱國家宏觀調控能力，與中央財政和稅制改革思路背道而馳，干擾了正常的經濟運行秩序，對政府實施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帶來了消極作用，直接影響我國財政收入的根基。
（四）政出多門，收費主體多元化，來源渠道復雜，執收環節多，收入來源不穩定。與國家稅收強制性、固定性和無償性等相比，非稅收入呈現于稅收收入的不同之處，首先非稅收入由于征收項目的選擇性，明顯具有零散性的特點；二是非稅收入由各職能部門分別征收，征收標準和征收環節各不相同，帶有明顯的行業性特點；三是征管方式存在不同的執行主體，其復雜性、多元性的特點較為突出；四是征收的方式渠道復雜，有主管部門（單位）代收自繳，有的是由銀行代收，還有由財政機關征收；五是來源渠道不穩定，具有不確定性。特別是某些臨時性和罰款項目, 突擊性和集中性特點明顯，導致這些非稅收入時高時低。
（五）法制不健全，監督缺乏約束力，未形成規范、完整和系統的法律法規。從法制化進程上看，非稅收入增長過快，管理艱難與執行混亂，一個深層次原因就是經濟轉型過程中法律、法規和改革制度沒有最終形成。非稅收入征管的一系列內容，包括立項、定標、征收、監管、票據管理和資金使用環節仍尋找不到能夠覆蓋全國范圍的統一、規范、系統和具可操作的法律法規，使非稅收入征管做到無章可循；同時，非稅收入征管和使用隨意性較大，缺乏健全的法制監督，使得非稅收入管理難以規范，對違規行為難以有效約束。
二、非稅收入現實問題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全國財政收入結構比重中，稅收收入增幅回落，但是非稅收入占比增長，必然導致費大于稅的現象出現，稅收與非稅收收入此種此消彼長現象，極有可能導致企業負擔變相增加，影響結構性減稅政策總體效果；同時，非稅收入征繳具有不穩定和不確定性，持續在高位運行極有可能引發財政風險。
實踐證明，地方財政非稅收入諸多問題，勢必導致一系列消極因素，進而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一）侵犯稅基。稅收與非稅收入比例失衡呆滯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體系中所占的地位下降。非稅收入大部分成為地方財政（或部門）的利益，必然會分散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二）降低了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導致各種社會腐敗現象，增加了機構改革的難度。由于非稅收入基本上歸地方政府、部門和單位支配，不僅助長了重復投資、重復建設和盲目基建，而且權利過于集中，為腐敗現象提供了溫床，損壞了政府形象，敗壞了社會風氣。（三）制約了經濟主體的發展速度，加重了企業負擔，影響了正常的生產經濟秩序。稅費高低直接影響經濟增長速度，過多過濫的收費使企業不堪重負，加重了企業做大做強的成本。（四）削弱了納稅人的納稅意識。從廣義上講，稅與費都是政府通過行使行政強制權無償征收。收費的隨意性和廣泛性，破壞稅法的嚴肅性，降低了納稅人對稅法的遵從度。（五）大部分收入在支出上游離于財政監督，無疑是肢解了財政管理職能，造成新的社會分配不公。
三、加強地方財政非稅收入征管的對策選擇
改革非稅收入，應當從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深化非稅收入改革，規范非稅征管要素，推進征管體系建設，依托信息化手段支撐以及加快法制化管理進程等方向入手，遵循標本兼治的綜合對策。
（一）完善和推進徹底的分稅制財政體制，從理順分配關系入手，從源頭起正本清源，還原稅收和規費之本來面目；按照權利與義務相當的原則，確立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中央和地方的稅收和非稅收入體系，賦予地方政府適當的稅政管理權，逐步建立和完善地方稅體系，消除地方財政過度依賴非稅收入理念；同時，改革和深化投融資體制，適度開放政府融資和舉債，推行資產證券化等，為政府培養后備財源支撐，阻斷政府利用新增收費項目籌資的思路。
（二）尋求非稅收入改革突破口，積極推動“費改稅”，這將涉及到部門、單位利益的重新調整。首先，對一些征繳相對穩定兼具稅收性質的政府性基金和收費項目，推進“費改稅”改革試點，包括試點開征“社會保障稅”、“燃油稅”、“資源稅”和“遺產稅”等新稅種，拓寬地方政府財源渠道；其次，對于那些“費改稅”條件不成熟的，允許繼續保留收費項目，但必須納入預算資金統一管理。
（三）劃分經濟利益主體管理權限、明確收費范圍，理順分配渠道和分配關系。非稅收入實質仍然屬于財政性資金，非稅收入與稅收相比，有其自身特征，如征繳依據、服務范圍和對象，收入使用方向、形成過程、分配方式都與稅收有所不同等。因此，應當科學統一確定范圍，內容，標準、費率，尤其是要細化征收標準，減少彈性空間，公開征收信息，禁止擅自提高收取標準、任意擴大收取范圍，使征收各環節運行在陽光下，駛入規范化的公共財政運行軌道。
（四） 建立統一、規范和完善的非稅收入征收管理體系。
健全完善的非稅收入征收管理體系，包括一系列綜合管理內容，例如，實行“收支兩條線”，建全完整有效的征收管理辦法，統一審批管理權限，加強集中管理；建立目錄管理制度，推行收費目錄管理和收費公告制度，樹立民主預算理念，接受社會各界監督；統一票據管理制度，強化源頭管理，充分發揮收費票據的源頭控管作用；設置財政專戶，嚴防“小金庫”和“賬外賬”等現象滋生；推廣和實施非稅收入第三方監管，實行銀行代收制度，實現收繳單位與現金徹底脫離；統一預算編審制度，量入為出，合理安排使用費款，保證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發展的資金需要等等。
各國對于中等收入標準的爭議很大，對中等收入的界定差異很大，中等收入標準的界定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選定全球的國家當年收入的中位數66.6%作為衡量標準，這個標準能比較合理地反映中國過去10―20年中等收入比重的增長，且跟國際競爭有可比性。同時，結合不同的情景、不同的收入分配狀態、不同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和不同的收入分配結構，到2020年這個標準應為40%左右。同英國、德國、美國，包括跟我國類似的轉型國家俄羅斯、巴西及新興國家南非等比較，中國的中等收入比重還有上升的空間。
研究中等收入者的流動性后發現，低收入者近4年里約80%是維持其收入等級，向中等收入組流動的只有20%。歷年中，中等收入者中有39%有向下流動的歷史，往上流動的穩定的只有1%。總的來看，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居民，向下遷移概率偏高，向上遷移概率低，低收入者出現一定程度的固化現象。
從宏觀經濟增長還是測算來看，2016年我國大概有35%的中等收入群體，2020年預測可以到45%左右。很多專家提出，能否到2020年提高到50%，我們認為，雖然有5%的差距，但是如果這幾年有重要的財政、稅收、社會保障各方面的政策出臺，達到50%的標準是有可能的。
二、財稅制度改革的方向與路徑
（一）瞄準重點群體
按我們的標準來看，2016年低收入者的比重超過了55%，中收入者約為35%，高收入者僅為10%。未來如果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政策目標的核心是“提低”，讓這部分人進入中等收入群體，而不是把高收入者的收入拉下來。重點瞄準以下群體：
1.農民工群體。2016年我國農民工數量達到2.82億，約占全國總人口的20%，占勞動力31%左右。從收入結構來看，過去10年，農民的收入整體在增加，部分高收入農民工已經達到了或超過中等收入門檻。2016年我國農民人均月收入3275元，如果按照統計局的五等劃分，最高20%的收入組已經達到了8823元，已經超過了標準定義的中等收入者門檻。所以，我們認為，無論是從數量來講，還是從收入的水平可增長的潛力來看，農民工都應該是未來擴大中等收入比重的重要來源。
2.農民群體。無論是哪個國家，中等收入群體的財產性收入往往是收入組成的重要來源。美國的中等收入者財產性收入占比達到20%，日本占24%，瑞典則能達到40%，而中國只有8%，其中農民不到4%。所以，農民群體收入存在很大的增長潛力。
3.各類經營者。根據我們的研究，大部分小微經營者、小商小販，包括一些小型經營者都是中等收入者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根據中國宏觀數字，無論是以哪種標準算，他們的占比都超過了20%，有人認為超過了30%。從重大的收入水平來看，各類經營者都是未來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一個很重要的來源。
（二）著眼重點領域的改革
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局部上存在明顯的累退效果，且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在整個稅收的占比大約3%―4%，僅依靠其調整再分配效果十分有限，如果再進一步提高起征點，稅收在整個稅收的占比會下降，再分配效果不可能有明顯的效果。所以真正應該做的是：
1.加強征管。尤其是對高收入群體加強征管，提高有效的征管稅率，而不是提高其累進程度，更不是盲目提高免征點。當前的個人所得稅更多的是工薪稅，很多是勞動稅，稅收制度改革很有必要做出調整。
2.財產稅改革。中國是以間接稅為主的國家，缺乏有效的直接稅。尤其是直接稅中的財產稅，對代際的傳遞，包括收入固化、代際的傳承還缺乏比較有效的干預措施。比如遺產稅，雖然只是一個小稅種，難以靠其明顯地改善收入分配效果，但在很大程度上能起到代際傳遞的效果，對促進社會公平有益。而從我國的遺產稅的歷史來看，是退化的。另外，應落實稅收優惠、資金補貼等財稅政策，促進中小企業和個體經營者的創業。
3.利用財政政策調控收入差距。中國的市場化收入差距，跟很多國家包括挪威沒有太大的差別，但是經過再分配之后，OACD的國家基尼系數下降了30%，北歐國家、芬蘭這樣的國家下降了50%，中國只下降了8%。在所有收入差距降低的因素中，財政政策能夠起到70%一90%的作用，而個稅只有10%左右，有一些口徑的研究甚至更低。教育、養老等生活成本都會侵蝕中等收入者的收入，使得這部分群體向下流動，退回到低收入者行列。未來應要著眼于利用財政政策調控，降低這方面的生活成本。
（三）解決關鍵問題
1.防止資產價格過度波動。過去10年中，房產的增長速度普遍高于財產的增長速度，房產在整體財產差距擴大中占了將近50%。每次股市樓市的大起大落，幾乎都是對中等收入者的一次洗劫，房價過快增長則幾乎把整個年青一代從中等收入者拉入到低收入階層。因此，財稅政策必須要穩定宏觀政策，抑制資產價格泡沫，從而防止資產價格的過度上漲給中等收入者帶來損害。
現將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國有企業職工因解除勞動合同取得一次性補償收入征免個人所得稅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0〕77號）轉發給你們，并補充通知如下，請一并遵照執行。
一、其他企業和單位的職工因解除勞動合同取得的一次性補償收入，暫比照國有企業職工取得補償收入的個人所得稅政策執行。
二、1999年我市職工年平均工資為14000元。以后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數額，參照統計部門的數據，另行下文明確。
【關鍵詞】 財政收入能力；財政自給能力；財政收入結構；分稅制
河南分稅制自1994年建立后，歷經三次比較大的調整。1996年和2004年的分稅制調整是為了緩解因分稅制實施致使財力上移、事權不變給基層財政帶來的收支壓力，實現財力下移。2009年的分稅制調整是為了建立體現科學發展觀的財政體制，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本文分析了分稅制調整對河南財政收入總量和縱向財政關系的影響，設計了實現財政自給能力均等化的分稅制改革路徑。
一、河南各級財政收入能力的總體性衡量
由于財政支出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成本，財政收入是財政能力形成的基礎，因而，河南地方財政收入在政府間如何劃分就決定了各級財政能力的高低。
（一）河南各級財政的收入規模
財政收入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基礎，各級財政收入的多少和增長速度直接關系著各級政府轄區內公共服務的規模和質量。盡管上級的轉移支付也可作為公共服務的資金來源，但一級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資金主要由本級政府的財政收入來解決。衡量財政收入規模的絕對量指標為一級政府財政收入的絕對數量，相對量指標為一級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于GDP是地區概念，而這里論述的是不同級次政府的財政收入規模，因而就不能使用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來度量不同級次政府的財政收入多少，只能采用衡量財政收入規模的絕對指標。
1995年，省級財政收入為16.4162億元，比1994年增長了39.36%，比全省財政收入增長率高5.85個百分點。市級為46.4307億元，縣級為32.8480億元，鄉級為28.9346億元。
2003年，河南財政收入為338.0535億元，比1996年增長108.6%。省級收入為55.7122億元，增長了177.21%；市級收入為108.9385億元，增長了89.69%；縣級收入為74.1262億元，增長82.59%；鄉級收入74.1262億元，增長了82.59%。就財政收入增長率而言，1996年分稅制調整未能實現政府財力的下移。
2008年，河南地方財政收入為1 008.9009億元，比2004年增長135.3%。省級財政收入為79.5497億元，增長了87.07%；市級財政收入為363.9637億元，增長了118.5%；縣級財政收入為397.9414億元，增長了178.55%；鄉級財政收入為167.4461億元，增長了117.98%。市、縣、鄉三級財政收入增長率均高于省級，2004年分稅制調整增加基層財力的效果明顯。
2010年，河南財政收入為1 381.32億元，比2009年增長22.67%。省級財政收入為107.26億元，增長了24.14%；市級財政收入為514.74億元，增長了26.81%。縣級財政收入為529.68億元，增長了20.03%；鄉級財政收入為229.65億元，增長了19.34%。由于2009年省級財政對增值稅、資源稅和非稅收入分成收入的增加，2010年省級財政收入增長率比2004年有所提高。
1995—2010年，河南地方財政收入增長了11.08倍，省級增長了6.53倍，市級增長了11.09倍，縣級增長了18.31倍，鄉級增長了7.94倍。財政收入的增長促進了公共服務規模的擴大和質量的提高，但市、縣級財政收入增長得快，省級、鄉級財政收入增長得慢，省級增長得最慢。各級財政依靠本級收入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并不均等，省級、鄉級財政需要上級的轉移支付來履行政府職能。
（二）河南各級財政收入結構
財政收入結構是財政收入中稅收與非稅收入的比重。一般來說，經濟越發達的國家，稅收比重越大；相反，稅收比重越小。財政收入中稅收比重的高低就成為衡量財政收入質量的重要指標。
1995年，河南稅收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為82.99%，省、市、鄉級稅收比重分別為94.52%、89.36%、86.59%。縣級稅收比重為62.59%，居四級財政之末。
隨著1996年分稅制調整，地市以上企業增值25%部分的增量省級不再分成，各地市也不再集中縣市增值稅25%部分的增量。1996—2003年，省、市級稅收比重由94.51%和83.99%分別下降到74.41%和76.94%，財政收入質量下降；縣鄉級稅收比重由57.65%和83.67%上升到69.44%和94.7%，財政收入質量提高。
2004年河南省財政對地市下放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土地增值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和耕地占用稅，當年省級稅收比重下降為39.8%，2008年也僅為40.57%。市縣鄉級稅收比重由2004年的76.63%、64.88%、90.95%分別上升為2008年的77.17%、69.05%、92.19%，財政收入質量提高。
2009年河南省級財政提高了增值稅和資源稅類稅收的分成比例，稅收比重提高到49.29%，市縣鄉級稅收比重下降到76.93%、66.53%、89.94%。2010年省市級稅收比重下降為38.69%、76.68%，縣鄉級上升為69.77%、91.79%。
1995—2010年，省市級稅收比重下降，縣鄉級稅收比重上升。省市政府需要提高稅收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保障其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
（三）河南地方財政收入中各級財政收入的比重
地方財政收入中各級財政收入的比重是反映各級財政從分稅制中直接獲得的財力水平，影響各級財政的自主程度，受制于分稅制的集權和分權設計。
1996年、2004年和2009年的分稅制調整都沒有改變省級、鄉級財政收入比重比較低，市級、縣級財政收入比重比較高的狀況。省級財政收入比重最低，2003年之前略高于10%，2004年起低于10%，并從2004年的9.92%下降到2008年的7.89%，2009年再下降到7.67%，2010年回升為7.77%。鄉級財政收入比重2004年前略高于20%，2004年后明顯下降，從2004年的17.91%下降到2008—2010年的16.59%、17.09%、16.62%。2008年前，市級財政收入比重最高，均在30%～40%之間徘徊；自2008年起，市級財政收入比重低于縣級財政收入比重，市級略高于36%，縣級略高于38%。
1995—2010年，省級、鄉級財政收入比重下降，市級、縣級財政收入比重上升。省級、鄉級財政需要上級的轉移支付提供公共服務。
二、河南政府間財政收入能力的縱向均衡性判斷
判斷政府間縱向財政關系需借助于財政自給能力的概念，而財政自給能力是各級政府獨立籌措收入的能力，通常以財政自給能力系數來表示。
財政自給能力系數=本級負責征收的收入÷本級公共支出
如果系數等于1，該級政府剛好具有財政自給能力，沒有能力向其他級別政府提供轉移支付，也不需要接受其他政府的轉移支付和舉債。如果系數大于1，該級政府具有充分的財政自給能力，除了滿足本級政府支出外，還可向其他級別的政府提供轉移支付。如果系數小于1，該級政府需要其他級別政府的轉移支付，或舉債滿足財政支出的需要。由于2011年之前我國地方政府無權舉債，財政自給能力系數小于1，意味著需要接受其他政府的轉移支付來提供公共服務。
1995年，省級財政自給能力為0.38，居于河南四級財政之末；鄉級財政自給能力為0.84，居于河南財政之首；市級財政自給能力為0.69，高于縣級財政的0.53。各級財政自給能力均顯不足。
1996—1997年，各級財政自給能力均有所提高。2002—2003年，縣級財政自給能力低于省級，鄉級依然最強，市級位居第二。2004年之后，各級財政自給能力的對比關系又恢復了1995年的狀況，表明2004年和2008年的分稅制調整對各級財政自給能力的影響相同。特別是2008年后，四級財政自給能力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趨勢更加明顯。例如，2010年，省級財政自給能力系數為0.17，縣級為0.3，市級為0.66，鄉級為1.04。
1995—2010年，除鄉級財政自給能力是上升的并在2010年超過1外，省、市、縣級財政自給能力均是下降的并小于1。
三、政府間稅收劃分的國際經驗及河南稅收配置的缺陷
（一）河南稅收在政府間的錯位分配
一般而言，政府層次越高，稅收占政府總稅收的比例越大；反之，稅收比例越小。2007年聯邦制國家中，澳大利亞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稅收比例為81.93%、15.3%、2.94%，加拿大為48.04%、42.19%、9.78%，德國為49.44%、37.3%、13.26%。2007年單一制國家中，匈牙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稅收比例為82.98%、17.02%，挪威為84.27%、15.73%，法國為81.59%、18.41%①。
2010年，稅收占河南財政收入的73.6%，其在各級政府之間的劃分并不均勻。市級稅收占全省稅收的比重超過38.83%，稅收比重位居各級政府之首；省級稅收比重為4.08%，稅收比重最低；縣級稅收比重為36.36%；鄉級稅收比重為20.73%。與上述國家相比，河南省市縣鄉政府的稅收比例與其政府層次高低不相適應，省級政府②的稅收比重太低。
（二）稅種在政府間的錯位配置
一般來說，高層次政府的商品稅、所得稅和其他稅種的比重較大，較低層次政府的財產稅比重較大。2007年聯邦制國家中，澳大利亞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商品稅比例為81.98%、18.06%、0%，財產稅的比例為0.05%、67.87%、32.12%，中央政府占有所得稅的100%。加拿大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商品稅比例為39.15%、60.14%、0.71%，所得稅的比例為62.8%、37.2%、0%，財產稅比例為0%、19.17%、80.83%，地方政府擁有其他稅種的100%。德國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商品稅比例為63.56%、34.73%、1.72%，財產稅的比例為0%、54.17%、45.83%，所得稅的比例為40.87%、38.33%、20.8%。2007年單一制國家中，匈牙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商品稅比例為86.84%、13.16%，財產稅比例為37.72%、62.23%，所得稅比例為80.44%、19.56%。挪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商品稅比例為99.21%、0.79%，財產稅比例為52.26%、47.74%，所得稅比例為77.1%、22.9%，其他稅比例為100%、0%。法國中央政府擁有所得稅、商品稅的100%，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產稅比例為20.5%、79.51%。
2010年，河南省、市、縣、鄉政府分別擁有商品稅③的2.77%、39.56%、34.83%、22.84%，所得稅的14.64%、39.85%、29.16%、16.35%，財產稅的0%、39.44%、42.8%、17.76%，其他稅種的0%、26.04%、48.97%、24.99%。與上述國家相比，河南省級政府的商品稅、所得稅與其他稅種的比例較小。
四、增強河南各級財政收入能力的財稅制度
河南省級財政收入增長率、稅收占財政收入比重、省級財政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比重和省級財政自給能力均是最低的，河南地方財力嚴重向縣級市傾斜。而2012年全面實行的省管縣體制也包含著省級財政對縣級的支持。為此，必須扭轉河南省級財政的收入能力，以更多的財力增加對縣級的支持。由于河南“鄉財縣管”體制的推進，鄉級政府將虛化，政府層次將由四級變為三級。本文以2009年的分稅制為依據，構建增強省市縣財政收入能力和均等化水平的財稅制度。
一是營業稅。河南范圍內的中央企業、省級企業營業稅為省級固定收入，取消除省投資的跨市經營企業營業稅歸屬省級財政外其他企業營業稅下劃市縣的規定，逐步使營業稅成為省級政府的主體稅種，而縣市企業營業稅仍歸縣市所有。
二是企業所得稅。河南范圍內的中央企業和省級企業所得稅（40%部分）為省級固定收入，市縣企業所得稅地方留成的增量部分繼續執行省與市縣15∶85的分成比例，促進縣市更加注重發展質量和企業效益。
三是個人所得稅。下劃縣市的個人所得稅（40%部分）仍以2003年為基數，增量部分省與市縣分成比例由2∶8改為6∶4。這一比例與省級分成個人所得稅按當年增量的60%獎勵市縣的轉移支付相一致。
四是增值稅。改河南范圍的中央企業和省級企業增值稅（25%部分）為省級固定收入，繼續執行市縣增值稅收入（25%部分）以2008年為基數，增量部分省級分成20%的規定，實現經濟增長由第二產業帶動向第二、三產業協調帶動轉變。
五是保留資源類稅收、城市維護建設稅、印花稅和非稅收入的省市縣分配辦法、稅收返還比例、市縣基本財力保障機制、分類激勵性財政政策和轉移支付制度。除資源稅類、城市維護建設稅、印花稅以外的其他稅種收入全部下放市縣。
上述方案提高了省級商品稅、所得稅的分成比例和省級稅收比例，形成了省級政府以營業稅為主體稅種和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為重要稅種的收入體系，實現了省級政府的稅收收入、商品稅和所得稅收入與省級政府作為中間層次政府的一致。縣市政府的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和營業稅分成比例雖比以前下降了，但除資源稅類、城市維護建設稅、印花稅以外的其他稅種收入均屬縣市所有后，縣市稅收收入不減反增。
【參考文獻】
關鍵詞：地方財政收入 非正常增長 財政穩定增長機制
現行財政體制下，我國地方財政收入來源主要包括：稅收收入、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中央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政府性基金等。近年，我國財政收入增幅遠遠高于GDP的增速。2006年至2010年，中國GDP年均增長11.2%，同期全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1.3%；2011年我國GDP增長9.2%，財政收入增長24.8%；今年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增長7.5%，增幅同比回落4.7個百分點。隨著近兩年來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一些稅收收 入降幅較大、財政困難的地區，通過征收“過頭稅”、“亂收費”等方式虛增財政收入，大大加重了企業和群眾的負擔。這些現象暴露了我國地方財政收入機制還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科學、不規范、不穩定問題。進一步突顯了優化地方財政收入結構、提高財政收入質量、建立地方財政收入穩定增長機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1、地方財政收入非正常增長
經濟不可能永遠高速增長，財政收入亦是如此。在經濟增速放緩時期，政府不應過分追求財政收入的增長，否則會損害生產力的發展。但經濟增速較緩的2012年，“過頭稅”、“突擊征稅”、“非稅收入暴增”等詞匯卻時刻刺激著人們本已敏感的神經，加大了社會對經濟的擔憂。
1.1、稅收“涸澤而漁”
受近期經濟低速增長態勢和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影響，2012年以來，我國稅收收入增幅較上年同期有著明顯回落。財政部數據顯示，2012年1-11月全國累計稅收收入93552億元，同比增長9.8%，增幅同比回落14.9個百分點。一些地方財政收入壓力加大，為了完成稅收任務，地方稅務部門紛紛挖潛增收。在清欠增收的空間減小的情況下，一些基層稅務部門不惜違法，寅吃卯糧，通過征收“過頭稅”的方式虛增財政收入，讓原本就已艱難度日的中小企業苦不堪言。
1.2、非稅收入大舉提速
非稅收入作為財政收入來源的一部分，一直以來都是財政體制改革的一個重點和難點。近年來，非稅收入數額大，增長迅速，且種類繁多。財政部的財政數據顯示，2012年前三季度，一些地方非稅收入高歌猛進，與稅收收入增長乏力形成鮮明的對比：天津非稅收入增幅（54.75%）高出稅收收入增幅（10.86%）40多個百分點；安徽非稅收入增幅（52.1%）高出稅收收入增幅（15.3%）30多個百分點；在一些省份，非稅收入成為拉動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的主要途徑，而罰沒收入成了非稅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些中小企業主抱怨：亂收、亂罰、重收等現象大有抬頭之勢，各種名目的稅費不減反增。這無疑會消弱中央結構性減稅的效力，不利于中小企業走出困境，加大了地方經濟衰退和財政收入下降惡性循環的風險。
2、尋根探源之地方財政收入機制
目前我國地方財政收入機制還不盡完善，還不能科學地為地方政府籌集充足的財力。多地“預先征稅”和非稅收入的暴長，將這一缺陷暴露無遺。
2.1、地方稅收計劃管理體制不盡科學
實行科學的稅收計劃管理，有利于提高各級稅務人員征管積極性，確保財政收入的實現。根植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稅收征管制度雖然多年來為財政收入的成功組織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并不能適應當今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依法治稅工作的總體要求。眾所周知，我國稅收征收計劃長期以來均是采取由上級稅務機關以上期稅收為出發點，按照一定的增長率來制定當期稅收計劃，年初一次性分配，自上而下按基數法層層分解，年內一般不作調整，這就導致各級稅收計劃的固化，難以契合各地稅源的實際變化情況，導致部分縣、市稅收計劃和稅源規模產生背離，加之“稅收收入”這一硬性政績考核指揮棒的壓力，地方稅務部門為完成即定稅收任務，寅吃卯糧，增加企業負擔，在很大程度上阻礙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2.2、地方財政收入結構不夠合理
在世界許多國家，稅收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非稅收入在財政收入中只占很小的比重。如美國政府收入中非稅收入僅為 6.1%，歐洲國家為 10%左右。
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通過收支兩條線、費改稅、加強非稅收入征管等一系列改革，不斷完善政府收入機制。但其成效主要是提高了非稅收入征收率和資金使用的規范度，清費立稅效果不明顯，反而使一些不合理的收費有合法化的趨勢。由于地方政府缺乏征稅權、地方債發行權，固利用收費緩解地方財政壓力成為普遍現象。非稅收入規模在地方政府的推崇下不斷增長。據審計署公布的 2011年54 個縣財政性資金的審計結果顯示，非稅收入已占縣級財政性收入的60.45%，超過稅收收入 20.9 個百分點。現實表明異軍突起的非稅收入正接過稅收收入遞來的接力棒，成為構成地方補財政收入的新“源泉”。與稅收相比，其征收的隨意性強，且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像稅收那樣存在相對直接的關系，極易形成“亂收費”，成為企業穩步發展的絆腳石，傷害地方經濟發展的活力。因此，地方政府仍應努力構建“以稅為主體、非稅收入為補充”的科學的財政收入結構。
2.3、地方財政收入保障能力不強
1994年我國的分稅制改革，使得稅收管理權高度集中于中央，根據對現行分稅財政體制的具體分析和總體把握，我們看到了利弊共存，在提高我國中央財政收入能力的同時，也讓地方財政患上了中央依賴癥。1994年至2011年18年間，來自中央的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占地方公共財政總收入的比重，除1997年略低于40%以外，其它年份都在40%以上。目前，這些來自中央的公共收入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方面，為了保護各省市，特別是富裕省市的既得利益，越是發達地區稅收返還越多；專項轉移支付因需要配套資金，越是困難地區越難得到；而一般轉移性支付也并非財力越弱的地區得到的越多。另一方面，其大部分（專項轉移支付 + 部分一般性轉移支付）被指定用途，地方政府不能根據輕重緩急自由調配。因此，現行分稅制下，中央地方間縱向財政收入分配機制不能實現全國各地的公共服務水平的均等化。一些地區在財政困難時對地方小稅種及非稅收入的超管便成為常用手段。
3、完善地方財政收入機制，科學提高地方財政保障能力
我國地方財政收入的非正常增長，直接的誘因是地方經濟增長趨緩，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地方財政收入機制的不完善。因此，進一步優化地方財政收入結構、提高財政收入質量、建立地方財政收入穩定增長機制，成為當前地方財政建設的重要任務。
3.1、健全地方財政收入來源體系
分稅制下，各級地方政府都應掌握較為穩定的財政收入包括：稅收收入、上級轉移支付、合理收費、地方債務收入等，以履行其支出職責。針對我國地方財政收入渠道狹窄，結構扭曲的局面，在應該盡快讓財產稅成為地方公共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讓地方債務收入承擔起地方公共建設的主要任務。
3.1.1、加快財產稅體系建設。財產稅是以房屋、汽車等不動產和動產為征稅對象，包括遺產與贈予稅、契稅、資源稅、房產稅等稅種在內的一個稅收體系。財產稅的稅源豐富，稅基穩定，并對地方有較強的依附性。因此提高財產稅收入在地方財政收入中的比重，既有利于我國地方政府轉變職能，又有利于地方公共收入的穩定。因此中央政府要下定決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盡快研究開征遺產與贈予稅，整合房產稅、土地出讓金等房地產有關稅費，研究開征物業稅。從而形成以物業稅、車船稅、資源稅等靜態財產稅和契稅、遺產與贈予稅等動態財產稅為主要組成部分的較為完整的財產稅體系。
3.1.2、完善地方債發行機制。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地方公債早已成為國家公債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籌集地方建設資金和彌補地方財政收支短期失衡的重要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地方經濟的建設與發展，稅收無法取代。出于防止財力分散、避免重復建設、維護金融秩序等目的的考慮，我國長期禁止地方政府自行發債，但隨著地方巨大的隱性債務規模的暴露，中央政府開始轉變觀念，進行地方自行發債試點。只要我們堅持推進地方預算公開，并加強地方債發行、使用的有效監控，地方總體債務風險就不會進一步擴大。其結果，不僅能緩解現行地方稅收和非稅收入增長的壓力，而且可使地方財政結構更趨于完善。
3.2、確立稅收計劃管理的新思路
實現稅收的“應收盡收”，提高稅收計劃的科學性，建立一種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長效稅收機制，是我國稅收計劃管理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一是改變稅收計劃自上而下層層分解的做法。各級稅收任務以本級政府預算為準，而各級稅收預算要在政府協調下，由財政和稅務部門共同研究決定；二是強化各級稅收預測和稅收計劃分析工作。加強對重點稅源和重點行業的監控管理，隨時掌握企業的生產經營變化情況。根據實際經濟形勢和稅源的變化情況，每半年或一個季度對稅收計劃進行適當的調整。
3.3、力促地方非稅收入規范化
“強化稅收、規范收費”是優化地方財政收入結構、提高財政收入質量應堅持的重要原則。為此，我國應全力啟動新一輪清費立稅工作。
3.3.1、進一步清理整頓收費項目。上世紀90年代“費改稅”以來，我國就大力治理亂收費問題，但由于受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影響，迄今為止成效并不顯著。要打破既得利益的堅冰，還應由中央統一部署，強制開展新一輪地方行政性收費的清查、梳理，壓縮非稅收入項目，徹底取消那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費項目，并建立一套完備的非稅收入管理法律法規體系，并及時向社會公示合理合法項目及收費標準。
3.3.2、逐步取消政府性基金。我國政府性基金的開征主要是源自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財政性建設資金的不足。與稅收相比，政府性基金的管理、計劃性、透明度都存在明顯差距。在財政收入日趨壯大的今天，對那些收入規模較小的、難以覆蓋其成本的應盡快取消，由預算內財政收入解決其資金需求。以基礎設施建設為目的而建立的政府性基金也應逐步取消，資金缺口由政府債務收入彌補。能轉化為稅收的基金項目則轉化為稅收形式，不能轉化，又確有存在必要的納入一般預算管理。
4、改進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制度
建立規范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最終目標是實現全國各地的公共服務水平均等化，轉移支付資金的分配與地區財政困難程度呈現正相關性，是減少地方財政收入行為扭曲的重要保證。因此，應該調整結構，壓縮規模，逐步形成以均衡性轉移支付為主、專項轉移支付為輔的科學轉移支付格局。但這是一項漸進式的改革，不能一蹴而就。當務之急：一是減少專項轉移支付規模，增大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獎補資金。激勵各省提高縣鄉公用經費支出標準，加大縣級轉移支付，進一步提高縣鄉各項基本公共服務質量和水平。二是提高均衡性轉移支付測算辦法的科學性。公開測算過程和分配結果，接受各方的意見和各相關部門監督。
總之，在宏觀經濟下行的情況下，絕不能靠增加人們的宏觀稅負來解決地方財政困難問題。慢下來，調整一下，我們會擁有一個科學的、現代文明精神的財稅體系。
參考文獻：
[1]高培勇：中國財稅體制改革30年研究[M].北京- 經濟管理出版社，2008
[關鍵詞]地方財政;收入;評價;宏觀經濟
[中圖分類號]F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10)06-0045-03
財政收入優化包括財政收入規模與結構優化,以及稅制選擇問題,總體上表現為財政收入質量的改善。在地方政府財政不允許存在赤字的情況下,選擇合理的財政收入規模對于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實現宏觀調控政策目標顯得十分重要。同時,不同的財政收入結構對于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影響是不同的。公共財政體制要求的是以稅收為主體的財政收入結構,政府非稅收入的不斷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地方財政支出的需要,但也加重了企業負擔,產生扭曲效應,不利于經濟的增長與發展,如果地方政府利用非稅收入來滿足人員支出的需要,則更不利于經濟增長與發展。
為科學地評價地方財政收入運行質量,本文以遼寧省13個城市為評價對象,采用因子評價方法,對財政收入運行質量進行了系統的評價與分析。
一、財政收入運行質量評價實證分析
(一)綜合績效評價指標選擇
財政收入運行績效評價指標包括財政收入規模指標、財政收入結構指標、財政收入增長潛力等指標,總體上表現為財政收入質量的變化。在我國由于財政體制因素的影響,財政收入具有不同的統計口徑,總體上講可以分為八類指標,具體如下:
1.地區或地方財政收入規模。指按當年價格計算的財政收入絕對金額,反映財政收入實力的指標。財政收入規模越大,說明財政支出越有可靠的來源,有利于財政支出結構優化,有利于財政運行的可持續性。
2.地方(地區)稅收收入占地方(地區)財政收入的比值。指全部財政收入中稅收收入除以財政收入,該項指標反映財政收入結構的合理性。一般地講,根據公共財政運行模式的公共特征,該項指標越大,越能顯現公共財政特征,說明財政來源收入結構越合理,財政收入質量越高,屬財政收入結構指標。
3.一般預算收入(地方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指單位一般預算收入(地區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是由于財政體制的約束造成的財政收入來源結構變化情況,該項指標是財政收入質量與結構量①指標,是由于財政體制約束形成的比向結構變化情況,該項比重越大,說明地方財政越有可靠的收入來源,屬體制約束指標。
4.人均財政收入(稅收收入)指標。指一定時期內地區全部財政收入(稅收收入)與年末平均總人口(或供養人口)的比值,反映一定時期內人均擁有的財政收入規模,是財政收入質量高低的反映,屬財政實力指標。
5.財政收入規模增長率。指報告期各地區財政收入與基期財政收入之比值,反映財政收入規模的增長速度。從財政收入來源的角度反映財政收入的增長后勁。
6.人均財政收入增長率。指報告期各地區人均財政收入與基期人均財政收入之比值,反映人均財政收入增長速度,是財政收入質量的衡量指標。從財政收入來源的角度反映財政收入的增長后勁。
7.財政收入與GDP之間的彈性。指財政收入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比,說明財政收入與GDP之間的關系,該項指標數值越大,說明財政支出越有可靠的收入來源,是財政收入增長后勁指標,屬于正向指標。
8.稅收與GDP之間的彈性。指稅收入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比,說明了稅收與GDP之間的關系,是財政收入結構與質量的衡量指標,屬于正向指標。
(二)因子分析步驟
1.因子分析模型
設評價指標體系中包含P個指標:Χ1、Χ2…Χp。假定可以從這P個指標中分解出Q個公共因子:… ,并且假定公共因子對各個指標的影響是線性的,因而指標體系中的P個指標可以分解為如圖1形式:
簡化記為:
其中:X為這個指標構成的P×1維隨機向量, 為由Q個公共因子構成的 維隨機向量,ε為由P個特殊因子構成的P×1維隨機向量,A為P×q維常數矩陣。
2.因子載荷矩陣A的計算方法
因子載荷矩陣的計算步驟主要包括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計算樣本相關系數矩陣、求樣本相關系數矩陣R的特征值及相應的正交化特征向量、對載荷矩陣進行旋轉變換等。
根據以上步驟,在求出相關系數矩陣的特征值及相應的正交化特征向量之后,需要對因子載矩陣A進行確定,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可直接取前q個特征值及正交化特征向量,使前q個特征值之和占全部特征值之和的85%以上即可。為了更清楚地對因子變量進行命名解釋,我們需要對載荷矩陣進行旋轉,旋轉的方法主要有正交旋轉方法及斜交旋轉方法,比較常見的是方差最大旋轉方法。
3.計算因子得分值
最后需要計算因子得分值。因子得分是因子變量構造的最終體現,通過因子得分函數可以計算出各個樣本的因子得分值。其基本思想是將因子變量表示為原變量的線性組合,即通過以下的因子得分函數計算因子得分:
Fq=βq1x1+βq2x2+∧∧βqpxp
(q=1 2 3 ∧ q)
本文以各個因子的方差貢獻率為權重,計算得分值,并進行綜合排名。
(三)財政收入運行質量評價結果
在分析之前,需對樣本是否適合做因子分析進行檢驗。這里選擇巴利特球度檢驗(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零假設是相關系數是一個單位陣,如果該統計量值比較大,且其對應的概率值低于用戶心中的顯著性水平,則應拒絕原假設,認為相關系數矩陣不可能是單位陣,適合作因子分析。用SPSS10.0版本進行檢驗,對應的概率值為0.00,認為在1%水平上適合作因子分析。根據特征值大于1為標準,利用主成分方法提取公共因子。
從提取的公共因子情況來看,可以提取5個公共因子,公共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為94.98%,它們可以描述原變量總方差的94.98%,大于80%,這5個因子基本反映了原變量的絕大部分信息。各個因子對應原始變量的重要程度可以由因子載荷矩陣求出,5個因子的貢獻率分別為:42.86%、28.04%、11.85%、9.05%和3.19%。
為了便于對因子進行解釋,采取方差最大方法進行旋轉。從旋轉結果來看,F1因子主要與地區財政收入、人均地區財政收入、地區稅收收入、人均地區稅收收入、地方財政收入、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地方稅收收入、人均地方稅收收入、一般預算收入、人均一般預算收入有關,可以解釋為財政收入規模或財政收入實力指標;F2因子主要與地方財政收入增幅、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增幅、地方稅收收入增幅、人均地方稅收收入增幅、一般預算收入增幅、人均一般預算收入增幅有關,是從財政收入變化速度上反映了財政收入的增長后勁;F3因子主要與地區財政收入增長率、人均地區財政收入增長率、地區財政收入彈性以及地區稅收收入彈性有關,是從財政收入變化速度上以及收入與GDP的彈性關系上反映了財政收入增長后勁指標;F4因子主要與一般預算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比重、地區稅收收入占地區財政收入比重有關,是由于體制約束形成的財政收入結構變化和財政收入結構變化指標;F5因子與地方稅收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比重有關,同樣是財政收入結構變化指標。
根據各個因子的解釋貢獻權重,計算各市綜合得分值,并進行綜合排名,可以計算出各市財政收入運行質量得分值,結果如表1。
采用快速聚類方法,對得分值進行分類,可以分為三類,結果如表2。
二、結論與建議
從各市綜合排名來看,得分值為正值的有沈陽市、大連市、鞍山市、營口市、朝陽市,其余各市均為負值。排在前三名的是沈陽市、大連市、鞍山市,排在后三名的是阜新市、葫蘆島市、丹東市。根據聚類分析結果,沈陽市、大連市、鞍山市屬于財政收入運行質量較高城市,營口市、朝陽市、本溪市、撫順市屬于財政收入運行績效一般城市,錦州市、遼陽市、丹東市、鐵嶺市、葫蘆島市、阜新市屬于較差城市。
以大連市為例,大連市F1因子、F2因子與F5因子均為正值,而且,F1因子得分值較大,說明大連市在財政收入規模、財政收入增長與地方稅收入方面的實力較強②。遼陽市除F4因子為正值以外,其余均為負值,說明一般預算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較高,財政收入結構較為合理,地區稅收入占地區財政收入比重較高,但形成地方可用財力較少。朝陽市雖然財政收入增幅和財政收入彈性指標均為負值,但形成地區可用財力等體制約束指標均為正值,說明現行財政體制對朝陽市具有更大的傾斜性。
針對遼寧省各地區的財政收入運行績效評價結果,為改善財政收入運行質量,至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一是政府應該協調稅務等有關部門,不斷挖掘財源,以及通過加強稅收征管等手段,做到應收盡收,做大財政收入規模;二是增加財政以及稅收收入彈性。政府應該通過產業政策、稅收政策以及財政支出政策等政策手段,合理調節市場,引導企業發展,使稅收與GDP之間形成良性循環;三是通過增加轉移支付等手段,合理利用現行財政管理體制,增加地方可用財政收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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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的指標權重測算方法中，AHP因其對數據資料要求不嚴格，只需要某一時點的樣本數據，同時又可避免大量指標同時賦權而引起的混亂，所以在風險研究領域得到普遍運用。因此，本文也采用這一方法對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預警指標權重進行確定。首先，構造一個地方財政收入風險的層次結構模型，包括目標層、中間層和指標層(見圖1)。其次，指標權重的整個計算過程是運用AHP軟件yaahp的群決策功能完成的。設定標度類型為e^(0/5)～e^(8/5)，專家數據集結方法為各專家排序向量加權幾何平均，并將國內五位財政學者對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預警指標重要性判斷問卷調查的結果輸入軟件，并自動生成群決策計算結果。再次，計算隨機一致性比率CR進行指標權重合理性檢驗。當CR＜0．1時，判斷矩陣通過一致性檢驗，否則需要重新構造判斷矩陣，直到通過一致性檢驗為止。經過上述三步，最終得到地方財政收入各風險預警指標的權重。由表3可知，從單個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預警指標來看，稅收收入增長彈性系數所占權重最大，達到16．08%，財政收入增長率所占權重最小，僅為7．88%。除財政自給率所占權重為9．19%外，其他預警指標所占權重都在10%以上。從地方財政收入風險因子角度進行分析，結構風險因子、質量風險因子指標所占的權重大，對地方財政收入風險評價的結果影響很大。
二、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預警系統構建
根據前述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預警指標風險分數值的映射原則，將每一個預警指標實際值按照其所處風險區間的不同映射為相應的分數，再根據各預警指標對地方財政收入風險的貢獻權重(即運用AHP得到的指標權重)，計算出各年度的綜合評價分數，據以建立地方財政收入風險綜合評價函數。其中，R代表地方財政收入風險綜合評價分數，Xij代表第i類風險因子第j個指標的風險映射分數值。與此同時，由于各風險預警指標借助0分、1分、2分、3分的指標分值表示其風險運行狀態，因此，地方財政收入風險最終加權得分仍可采用0分、1分、2分、3分反映其不同的風險區間。本文設定1．5分為輕警和中警之間的界限，兩兩分數之間的區間就是每一運行狀態的風險綜合評價分數區間。為了更直觀地反映地方財政收入的風險狀況，分別用不同的燈號表示不同的風險區間，如表4所示。
三、2006～2013年遼寧省地方財政收入風險的實證分析
在選取《遼寧省統計年鑒2013》及《2013年遼寧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預警指標數據的基礎上，將各預警指標值經過指數化處理后得到的風險分數值代入公式(1)中，運用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預警系統對遼寧省2006～2013年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進行分析，得出遼寧省地方財政收入風險的綜合評價結果，如表5所示。綜合評價結果顯示，遼寧省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除個別年份外基本處于輕警區間且屬于輕警偏下的狀態，總體可控。從地方財政收入風險因子的角度分析，規模因子的風險值偏高，這主要基于兩點原因:一是財政收入增長率的變動較大，此與經濟形勢的變化密切相關;二是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變動較大，從2006年的8．79%上升到2013年的12．34%，且呈現逐漸上升趨勢。但就全國范圍而言，遼寧省財政收入占GDP比重還是處于偏低水平的。從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預警指標的角度分析，不難發現有三個預警指標值的變化趨勢比較明顯(如圖2所示):一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這一點前面已經提到。二是增值稅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從2006年的15．21%下降到2013年的6．85%，呈現逐漸下降趨勢。這主要源于我國增值稅轉型改革試點以及2009年轉型的正式實施引起增值稅收入的不斷減少，進而引發遼寧省地方財政收入風險的不斷增加。三是營業稅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從2006年的25．12%下降到2013年的19．63%。盡管遼寧省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較快，但由于產業結構的不合理，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總體仍呈現下降趨勢，這必然導致以此為稅源的營業稅收入的減少。
四、不同進度下增值稅擴圍改革后遼寧省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預測
